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五

译章帝时，陈宠任尚书。当时沿袭永平年间的旧例，官吏处理政事崇尚严厉苛急，尚书裁决事情大多接近从重处罚。陈宠认为皇帝刚即位，应当改变前代苛刻的风俗，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先王的政事，赏赐不过度，刑罚不滥施。即使不得已，也宁可赏赐过当，不可滥施刑罚。因此唐尧制定典章，允许赦免因灾害而造成的过失；周公作诫，告诫不要错误审理众多案件。伯夷制定刑典，只要求慎重使用五刑，以成就三种德行。由此说来，圣贤的政治，以刑罚为首要之事。过去审断案件严明，是为了威慑惩罚奸邪；既然已经平定，就应当用宽缓来补救。陛下即位以来，遵循这个道理，多次诏令群臣，弘扬和乐平易的政风【晏晏，意为和乐平易】；但有关官员办理政事，还没有完全奉行，施用典刑和法律，仍然崇尚深文刻法。审断案件的人急于使用笞击等酷烈刑罚【篣就是榜，指笞打】，执掌法令的人忙于罗织诋毁、欺诈和放纵滥刑的文书。有的人借公事行私欲，任意施展威权和恩惠。治理政事，就像调弦琴瑟；大弦调得太紧，小弦就会断裂。所以子贡不赞成臧孙的严猛之法，却赞美郑侨的仁政【臧孙是鲁国大夫，实行严猛的政事。子贡非难他说：政事就像调弦琴瑟，大弦太紧，小弦就会断裂。所以说，刑罚恰当，奸邪就会停止；赏赐恰当，臣下就会欢喜，你的贼害之心已经显露了。】难道没有听说子产辅佐郑国的事吗？他推举贤能，压制邪恶，宣扬善行；对于有大才略的人，不追究他的短处；对于有厚重德行的人，不因小过失而非难他。于是家家富足，人人充裕，监狱空虚。子产去世后，国人都捶胸流泪，三个月听不到竽和琴的声音。他活着时受到爱戴，死后仍令人悲痛。所以说，德行没有比仁更大的，祸患没有比苛刻更大的。如今你生病，别人反而庆贺；你病愈了，别人却彼此恐惧，说：‘唉，为什么命运这样不好！你竟然还没有死。’于是子产的后代子游惭愧而辞去职位，终身不再出仕【此处原文夹有残缺、错乱文字】。《诗经》说：‘不刚硬，也不柔弱，施行政令宽和从容。’如今圣上的德行充满天下，上达天庭、下及百姓，应当隆重推行先王之道，荡除烦琐苛细的法律，减轻笞杖刑罚，以救济众生，保全并扩大最高的德行，从而奉承上天的心意。”皇帝恭敬地采纳了陈宠的意见，此后每件事都力求宽厚。后来，他于是下诏有关官员，彻底废除用铁钳等施行的各种惨酷刑罚【鉆是铁钳，反切为炎；鋷音同“陟叶”切；鑚是膑刑，指钻去膝盖骨，反切为作唤】，解除有关妖恶的禁令，废除以文辞罗织罪名而提出的审议案件五十多项，并正式写入法令【文致，是指原本无罪的人，被文饰罗织而纳入法网】。从此以后，民间风俗和平安定，屡次出现吉祥的征兆。安帝时的旧令规定，麦收时节可以审查验证轻罪案件；但州郡官员喜欢把苛刻审察当作治理手段，因此后来竟在盛夏审断案件。永初元年，鲁恭任司徒，上疏劝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敬畏并顺应天时【若，意为顺】，忧念万民；为了崇尚和气，罪不属于死刑的，暂且不要审查验证；提拔柔良之人，斥退贪婪残暴之吏，遵奉时令【意思是顺应每月的时令行事】，这些都是用来助长仁德、顺应昊天、使和气到来、使百姓获利的。旧制度规定到立秋才施行轻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却改在孟夏实行；刺史、太守没有深切思考忧民息事的根本，也没有实行进用良善、斥退残暴的教化，反而在盛夏征召农民，拘禁审问，连续拖延不止。司隶负责掌管京师，四方都以此为准则；近来却在春月分赴各部，借口慰劳接济贫民，实际上没有怜悯之心，反而烦扰郡县。案件审查并非急务，却逮捕一个人，罪名牵连十多人【逮，指涉及；辞所连及，就是因供词牵连而追捕的人】；对上违逆时气，对下伤害农业。考察《易经》，五月由姤卦主事【《东观汉记》说，五月为姤卦，巽在下、乾在上，初六一阴爻在五月产生；姤字本来多作“后”，古字相通】，经文说：‘后以施令诰四方’【诰，意为治理。《易经·姤卦》象辞说‘天下有风，姤；后以施令诰四方’。乾为天，是君主的象征；巽为风，是号令的象征；后就是君主，所以用来比喻君主发布命令】，意思是君主应在夏至这一天发布命令，使四方停止出行，用来帮助防止阴气【《易经·复卦》说：‘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所以夏至应当停止出行。五月阴气开始产生，所以说防止阴气】。出行的人尚且要停止，何况在这个时节拘捕、征召、审讯和拷掠他们呢？” 近年来水灾旱灾损伤庄稼，百姓饥饿流散【宂，意为离散】。如今刚进入夏季，百谷开始萌发，是阳气孕育滋养万物的时候【《尔雅》说，权舆就是开始，万物都在含孕、生长、受到滋养的时候】。自三月以来，阴冷而不温暖，万物正应当变化，却没有受到和气的滋养。《月令》说，孟夏应当审断轻刑，释放被轻罪拘押的人；如果在此时实行秋季的政令，苦雨就会多次降临，五谷不能成熟【郑玄注《礼记》说，这是申气乘临的结果；苦雨属于白露一类，会使当时的万物受伤】。又说，仲夏应当宽缓重囚，增加他们的食物【挺，同“宽”】；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草木就会凋零【这是酉气乘临的结果；八月昴宿值日，主管狱讼和杀伐】，人会受到疫病伤害【这是大陵星的气造成的灾害；大陵是星名，《春秋合诚图》说，大陵主管死亡】。所谓审断轻刑，是说轻罪已经审正，不愿让人长久拘系，所以应当按时审断。臣愚昧地认为，如今孟夏的制度可以依照这个时令实行；审决狱案、考验犯人，都以立秋为限，以顺应时节、养育万物，那么天地就会和顺，刑罚也会清明。起初，肃宗时审断案件都以冬至以前为限，此后议论此事的人互相提出许多不同意见。邓太后下诏让公卿以下共同议论，鲁恭议论并上奏说：‘阴阳之气相互扶助而运行，发动、发挥作用，各有自己的时节；如果不在适当的时节，就会使万物受到伤害。’ 君王虽然有质朴与文饰的不同，但这个道理不会改变；四时的政令，应当一贯施行。《月令》是周代编定的，但所依据的都是夏代的时令【指气候以及星辰昏旦的位置都依据夏代时令】。它所改变的，只有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和器械【夏代以建寅月为正月，服色、牺牲、徽号和器械都崇尚黑色；殷代以建丑月为正月，崇尚白色；周代以建子月为正月，崇尚赤色。周代以半夜为朔日，殷代以鸡鸣为朔日，夏代以天亮为朔日。祭祀天地和宗庙所用的牲畜叫“牺”，占卜得到吉兆的牲畜叫“牲”。徽号，是旌旗的名称；器械，是礼乐器具以及铠甲兵器】。所以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其中有所减损和增益，是可以知道的。’《易经》说：‘潜龙勿用’【龙用来比喻阳气】，意思是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尚未能够发挥作用；虽然温暖地呵护万物、滋养它们的根部【荄，指草根，音同“该”】，但阴气仍盛大地居于上方，土地冻结，水结成冰，阳气闭塞隔绝，闭藏而形成冬季，所以说：‘践踏着薄霜，坚冰就要到来，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种趋势发展，最终就会达到坚冰的程度【驯，意为顺。意思是阴气以卑下顺从为运行方式，逐渐发展而显著，就像从踩到薄霜逐渐发展到坚冰】。这就是说，五月阴气开始兴起，到十一月坚冰出现。

译君王制定制度，要依据时令来立法。孝章皇帝深切思考古人的道理，帮助三正的开端，制定法律、撰定法令【三正，就是三种正朔。《前书音义》说：阳气开始施行，万物正在孕育而尚未显现，所以称为“始”；一说是天统，指周代十一月建子为正月，是上天开始施行的开端；二说是地统，指殷代十二月建丑为正月，是大地开始化育的开端；三说是人统，指夏代十三月建寅为正月，是人类开始形成的开端】，希望承顺上天的心意，顺应万物的性命，使四时和谐。然而自从改变刑法以来，年成不丰，谷价常贵，百姓不得安宁；小吏中不能与国家同心的人，大多在十一月被判处死罪，不问事实曲直，便立即格杀；即使有疑罪，也不再复核审正。一个人的哀叹，尚且会使王道受损，何况人数众多呢？《易经》说，十一月，君子应当议论狱讼、宽缓死刑。可以命令对疑罪详加审理，等到冬月结束，才判决死刑；立春在十二月中旬的，不要按照旧例上报囚犯【报囚，指奏请皇帝批准处决】。后来终于施行了这一制度。顺帝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假传诏令，在尚书省拘捕捆绑腾贲。皇帝听说后震怒，命宦官李歙赶快召来腾贲并释放他，逮捕张逵等人，全部处死。供词所牵连的人还包括在位的大臣，梁商担心有许多人受到侵害和冤枉，于是上疏说：“《春秋》的义理是，功劳归于主帅，罪责只追究首恶；所以赏赐不过度，刑罚不滥施，这是五帝、三王用来达到安定太平的办法。我私下听说，审问中常侍张逵等人的供词，牵连了许多人；大狱一旦兴起，无辜的人就会很多，死囚长期拘系，小的牵连会酿成大的祸患，这不是用来顺应和气、平正政事、成就教化的办法。应当尽早结案，来停止频繁逮捕所造成的烦扰。”皇帝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只追究有罪者。献帝时，议论政事的人大多想恢复肉刑。少府孔融建议说：“古代民风敦厚，不分别善恶，官吏端正，刑罚清明，政事没有过失；百姓犯罪，都是自己招致的。后世逐渐衰败，风俗教化败坏，政事扰乱风俗，法律反而伤害百姓。所以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今却想用古代刑罚来约束他们，把他们投入残酷刑罚之中，这不是所谓顺应时代、随时损益的做法。纣王砍断早晨涉水过河之人的小腿，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如果每个诸侯都砍去一人的脚，那么天下就会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想求得风俗休养和谐，是不可能的。况且受过刑的人，心思往往不再顾念生存，志向只在求死，大多趋向邪恶，不再回归正道。夙沙氏使齐国混乱，伊戾给宋国带来祸患，赵高、英布成为当世的大患；肉刑并不能阻止人们作恶，只会断绝他们重新为善的道路。即使忠诚如鬻拳、诚信如卞和、智慧如孙膑、蒙冤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刘向，一旦遭受刀锯之刑，终身都会被世人鄙弃，不能列入士人之列。这样一来，太甲思念常道、秦穆公成就霸业、秦国南睢之地的遗骨、卫武公初筵自警、陈汤建立都赖之功、魏尚守卫边疆之才，都没有施展的机会。汉朝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明德的君主应当从长远考虑、深思熟虑，舍弃短处而取长处，不能轻率地改变现行的政事。” 朝廷认为他的意见很好，最终没有改变现行制度。魏武帝时，高柔任尚书郎，后来转任丞相理曹掾。魏武帝下令说：“治理安定的政治，以礼为首要；平定动乱的政治，以刑罚为先。所以舜流放四凶，皋陶任士官；汉高祖废除秦朝苛法，萧何制定法律。”丞掾处理政事清明、见识通达而且公正，应当明白法典，努力体恤审慎地办理啊！鼓吹宋金等人在合肥逃亡，旧法规定军队征发的士卒逃亡，要追究到他的妻子儿女。魏武帝担心逃亡仍不能止息，便进一步加重刑罚。宋金有母亲、妻子和两个弟弟，都被没入官府。主管官员上奏请求把他们全部杀掉。高柔启奏说：“士卒逃离军队，确实值得憎恨；但臣私下听说，其中有时也有人会后悔。臣愚昧地认为，应该赦免他们的妻子儿女：一方面可以使贼党内部互不信任，另一方面可以使逃亡者产生被引诱回来的心思。按照先前的罪科，本来已经断绝了他们回归的希望，如今又把刑罚加重。臣担心从今以后，军中的士卒看到一个人逃亡，诛罚将要牵连到自己，也会相继逃走，那就无法再全部诛杀了。这种加重刑罚的做法并不能制止逃亡，反而只会使逃亡更加增多。”魏武帝说：“好！”于是立即停止诛杀宋金的母亲和两个弟弟。魏国建立后，陈群升任御史中丞。当时武帝商议恢复肉刑，下令说：“哪里能得到通达事理、贯通古今的君子，让他来平议这件事呢？从前陈鸿胪认为，死刑中有可以加重而超过仁恩的，正是指此事。御史中丞能申述你父亲的主张吗？”陈群回答说：“臣父陈纪认为，汉朝废除肉刑而增加笞刑，原本是出于仁慈恻隐，结果死者反而更多，这就是所谓名义上减轻而实际上加重。名义轻了，人就容易触犯；实际重了，就会伤害百姓。《尚书》说：‘敬慎地使用五刑，以成就三种德行。’《易经》记载割鼻、断足、灭趾等刑法，是用来辅佐政事、帮助教化、惩治罪恶、减少杀戮的。况且杀人抵命，符合古代制度。至于伤人，有的使人肢体残毁，却只剪去毛发，这并不合理。若采用古代刑法，使淫乱者下蚕室受刑，使盗贼断足，那么淫荡放纵、穿窬盗窃的奸恶就会永远消失。三千种刑罚虽然不能全部恢复，但其中这几项正是当时的忧患，应当先施行。汉律中判处死刑的罪行，已不是仁德所能宽宥的；其余接近死刑的罪犯，可以用刑罚杀戮。这样，受刑者与被保全性命者的数量，足以相抵。如今用笞刑致死的办法，替代原本不杀人的刑罚，这是把人的肢体看得重，却把人的性命看得轻。” 和洽任侍中。后来有人告发毛玠诽谤武帝，武帝召见近臣，十分愤怒。和洽陈述毛玠一向的品行有根柢，请求查验此事属实与否，朝会便散了。武帝下令说：“如今上书言事的人告发毛玠，不只是诽谤我，还替崔琰抱不平，妄自为死友怨恨叹息，实在难以忍受。从前萧何、曹参与高祖一同起于微贱，建立功勋；高祖每当受到压制，两位丞相都恭敬顺从，臣下之道因此更加彰明，所以福泽流及后世。和侍中近来屡次请求查实，我之所以不听，是想加重惩罚他罢了。”和洽回答说：“如果如言事者所说，毛玠罪过深重，不容天地覆载，臣当然不敢曲意为毛玠辩护而损害大义。只是毛玠从众多官吏中被特别选拔，显贵地居于要职，多年蒙受恩宠；他刚正忠诚、公正无私，为众人所畏惧，不应有这种事。然而人情难以凭信，理应考核查验，以求两方面都证实事实。如今圣恩施加包容污垢的仁德，不忍把他交付法司，却又使是非界限不能分明，臣恐怕疑惑将从近臣开始产生。”武帝说：“我之所以不查，是想使毛玠和告发他的人都得到保全。”和洽回答说：“毛玠如果确有诽谤君主的话，应当在市朝处死；如果毛玠没有此事，言事者就是诬陷大臣、误导君主听闻。二者都不加以检验，臣私下实在不安。”

译武帝说：“正值有军事行动，怎么能一听到别人的话就立即查办呢？狐射姑在朝廷刺杀阳处父，这才是臣下对君主的忠诚啊。” 文帝任五官将时，召卢毓署理门下贼曹。崔琰举荐他担任冀州主簿。当时天下刚刚建立秩序，逃亡者很多，所以对逃亡士卒的法律处罚很重，罪责还牵连妻子儿女。逃亡士卒的妻子白氏等人，刚嫁到夫家几天，还没有和丈夫见面。大理寺上奏，判处她们弃市。卢毓驳议说：“女子的感情，是因相见而产生恩爱，成为妇人后义理才加重。所以《诗经》说：‘还没有见到君子，我心中悲伤。’一旦见到他，我心中就平和了。《礼记》又说，尚未在宗庙举行见礼的妇人死了，要归葬于娘家一族，因为她还没有正式成为妇人。如今白氏等人活着有未见丈夫的悲哀，死后又有尚未成妇的痛苦，而官吏却要按死刑处置她们，那么即使已经同牢合卺之后，又该加重什么罪呢？况且《礼记》说：‘附从者从轻处理’，就是依附他人犯罪时，以较轻的罪名作为比照。《尚书》也说：‘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恐怕这样处罚太重了。假如认为白氏等人都已经接受礼聘，进了夫家门庭，那么施刑还可以；但处死她们就太重了。”武帝说：“卢毓坚持的意见是对的。” 明帝初年，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因叔父公孙恭的任用而担任内侍。公孙渊尚未反叛时，公孙晃多次陈述他的变乱迹象。等到公孙渊谋反，明帝不忍在市中斩杀公孙晃，想交付狱官处死。廷尉高柔上疏说：“《尚书》说：‘用刑罚惩处他的死罪，用德行彰明他的善行。’这是王者制度中明确的典章。公孙晃及其妻子儿女属于叛逆一类，确实应当枭首示众，使罪人的后代不再繁衍。但臣私下听说，公孙晃先前多次主动归附，并且陈述公孙渊祸乱的萌芽；他虽然出自凶恶家族，推究其本心还是可以宽恕的。仲尼曾体谅司马牛的忧虑，祁奚曾彰明叔向的过错，这些都是古代美好的义理。臣认为，公孙晃如果确实有过告发之言，就应当免除死罪；如果根本没有，就应在市中斩杀。如今进不能赦免他的性命，退不能彰明他的罪过，只把他关在监狱中，让他自行等死，四方都会观察国家的处理，有人或许会对这一举动产生疑惑。”皇帝没有听从。太和年间，太子太傅钟繇上疏说：“大魏受天命而兴，继承虞、夏的事业。孝文帝改革刑法，却不合古代道路。先帝圣德，本来就是上天所放纵宽容的；古代典籍所载的事业，始终贯彻如一。因此历代相继颁发明确诏令，思考恢复古代刑法，作为一代的法制。只是接连发生军事行动，终于未能施行。陛下远远追述两位先祖的遗意，认为斩趾可以禁止罪恶，又痛惜因误入死刑而死去的无辜者。应当让熟悉律令的人与群臣共同商议，把本来应断右趾却被判入死刑的人，重新施用这种刑罚。” 《尚书》说：‘皇帝清明地询问下民，鳏夫寡妇都能向有苗陈述意见。’ 这句话是说，尧将要诛除蚩尤和有苗时，先向下民中能够陈述意见的人审慎询问。如今审理疑难案件时，也应询问三槐九棘所象征的公卿和群吏万民，使他们像孝景帝的诏令那样共同议论：对本应弃市的罪犯，如果有人认为应当斩右趾，就准许采用这种刑罚。至于黥刑、劓刑、斩左趾和宫刑，仍像孝文帝时一样改用髡刑和笞刑。能够犯罪作奸的人，大多年龄在二十岁到四五十岁之间，即使斩去他的足，也仍然能够生育。如今天下人口比孝文帝时代少，按最低估计，每年可以保全三千人的性命。张苍废除肉刑后，每年被杀的人以万计。臣希望恢复肉刑，每年便可以使三千人得以生存。子贡问：‘能够救济百姓，就可以称为仁吗？’孔子说：‘哪里只是仁，必定是圣人的作为！即使尧舜也还担心难以做到。’孔子又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实行仁，仁就到来了。’如果确实施行此法，百姓就能长久得到救济。”

译奏疏呈上后，诏令说：“太傅学问优长、才智高明，留心政事，对刑法治理也有深远见解。这是国家大事，应由公卿和群臣共同审察，妥善、公平地议论。” 司徒王朗议论说：“钟繇想减轻死刑条款，增加刖刑的数量，这就像把偃卧的人扶成竖立，把尸体化成人一样。然而臣愚见仍有不同意见。五刑所属的条文已经载在科律中，科律本来就有减死一等的办法；不判死刑就是减等，这一制度已经施行很久，不必再远取斧凿施用于肉刑，才有罪刑等级。前代仁德之人不忍肉刑的惨酷，所以废弃不用。废弃以来已有数百年，如今重新施行，恐怕减死的条文还没有彰明于万民眼前，而肉刑的传闻已经传到敌人的耳中，这不是招徕远方之人的办法。如今可以按照钟繇所主张的减轻死罪，对减死者施以髡刑、刖刑；如果嫌刑罚太轻，可以加倍其居作的年数。这样，内部有以生代死的深厚恩惠，外部又没有以刖刑代替死刑而使人惊骇的声名。”议论此事的人有一百多人，多数与王朗意见相同。皇帝因为吴、蜀尚未平定，暂且搁置了此事。吴大帝时，中书吕壹主管校核文书，经常检举揭发许多事情。步骘上疏说：“臣听说各位典校官专门挑剔细小过失，吹毛求疵，罗织重案、深加诬陷，急于陷害他人，以此形成自己的威势和恩惠。无罪无辜的人横遭重刑，因此百姓如同头顶着天、脚踩着地般战战兢兢，谁不恐惧？从前掌管狱讼的官员，只任用贤能之人，所以皋陶担任士官，吕侯主持赎刑，张释之任廷尉，百姓没有冤屈，安乐太平的福祚确实由此兴起。如今的小臣动辄与古人相反，案件靠贿赂办成，轻视人的性命，把过错归于君上，为国家招来怨恨。一个人的哀叹，就会使王道受损，实在应当憎恶。彰明德行、慎用刑罚，贤哲之人只把刑罚作为不得已的手段，这是《尚书》和传记所赞美的。从今以后审理案件，京城应当咨询顾雍，武昌应当咨询陆逊、潘濬，使他们平心静气、专心审理，以求得到实情。臣即使以神明为党援，受到罪罚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乌程侯建衡二年，陆抗加授都护之职，听说武昌左都督薛莹被征召下狱，便上疏说：“俊杰贤能之士，是国家的良宝、社稷的贵重资材，百政得以有条理，四方门户得以和穆清明。因此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都是当世秀异、一时显著的人才。他们刚受宠任、从容列位，旋即一同遭到诛杀；有的家族覆灭、祭祀断绝，有的被流弃到荒远边地。周礼有赦免贤者的刑法，春秋有宽宥善人的义理，《尚书》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而王蕃等人的罪名尚未确定，死刑已经加于其身，内心怀抱忠义，却遭受极刑，难道不令人痛惜吗？况且已经处死的刑罚，本来已经无从知觉，竟至于焚烧、漂流、弃置水边，恐怕不是先王的正典，也许正是甫侯所告诫的事情。因此百姓悲哀震惊，士民同样感慨。王蕃、李勗已经死去，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臣诚心希望陛下赦免召回楼玄，使他出狱；近来又听说薛莹突然被逮捕记录。薛莹的父亲薛综，曾任纳言辅佐先帝，又辅弼文皇；薛莹继承父业，在宫中砥砺名节品行。如今他所获之罪，属于可以宽宥的范围。臣担心有关官吏没有详察事实，如果又加诛戮，将更加失去民望。” 乞请陛下施降天恩，原谅赦免薛莹的罪过，怜悯审理各类案件，澄清刑法网络，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了。” 西晋愍帝建兴年间，丞相府斩杀督运令史淳于伯，鲜血却倒流而上。丞相司直刘隗上奏说：“古人审理案件，必定考察五听，并通过三槐九棘来寻求民情。即使政务清明，也不敢轻率断狱。死者不能复生，受刑的身体不能再接续。因此明王怜悯百姓，慎重用刑。曹参离开齐国时，把市场上的狱讼托付给别人。近来天下荒乱，杀戮没有节制，同样的罪行判决却有差异，刑罚失当。谨按：执行督运令史淳于伯的刑罚时，血迹沾在柱上，随后逆流而上，直到柱顶以下二丈三尺，旋即又向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哗，男女都前往观看，全都说他有冤。淳于伯的儿子淳于忠上诉，声称父亲受了冤枉。他说，淳于伯督运完毕，到了二月事情办结，交代返还时没有拖欠，也没有接受贿赂役使他人，罪不应至死。况且这是戍守军队，不是出征军队，却以贻误军兴论罪，按道理就是冤枉。四年之中，供应运输漕粮，所有征发租调和各种劳役，都有迟滞停顿，却没有按军兴论罪，为什么到了淳于伯这里，偏偏要严明处理？在鞭打拷掠之下，没有什么口供是求不出来的；囚犯害怕疼痛，只好编造言辞来迎合。法曹掌管国家的刑典，却使淳于忠称冤。请谨慎查究：从事中郎周筵、法曹参军刘胤属下的李匡，幸蒙特殊宠遇，一同升任法曹，应当思考敦厚奉行政道，详审法律、慎用劳役，使百姓不受冤枉、无人申诉，却让淳于伯含冤，如周青一样使冤魂在幽都哭泣、在黄泉诉说遗恨，哀叹超过杞梁，血的妖异超过崩毁长城。” 所以才会有陨霜杀人的异象、夜哭的鬼魂、伯有白日显形、彭生化为野猪等传说；刑罚杀戮失当，妖异灾变便一同出现。以古代的事情来比照今天，规律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周筵等人不能胜任职务，请把他们全部免官。”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人上疏引咎，请求解除职务。皇帝说：“政事和刑罚失当，都是由我的昏昧造成的。我正感到惭愧恐惧，希望听取忠直劝告，以弥补缺失；你们却引咎请求退职，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 宋孝武帝时，丞相南郡王刘义宣、车骑将军臧质反叛。刘义宣的司马竺超民、臧质的长史陆展兄弟，也都应当随同诛杀。尚书令何尚之上言说：“刑罚的得失，是国家治乱的根由，圣贤都留心于此，不可不慎。竺超民作为叛贼，既然已经逃走，即使只是一个人也可以擒获。如果他反复无常、贪图利益，就应当捉拿他；这不只是可以免除过错，也可以求取讨伐不义的赏赐。但竺超民从来没有这种意图，略微可以看出他的过错。他知道仁义，而且仍然担任官职，保全城府，谨慎守护库藏，端坐在那里等待捆缚。如今连他的兄弟也一并杀戮，与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参与的人相比，又有什么区别？陆展完全是臧质的亲属，便显然应当与他同罪。至于巨大的叛逆行为，作为重臣预先防备，所受待遇本来就应不同。凡是心中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不敢默然不言。因此，竺超民所承担的罪责，应当据此得到赦免。”

译齐高帝建元二年，王僧虔授任左光禄大夫，兼任丹阳尹。当时郡县审理案件相沿成习，常用灌沸汤的办法杀死囚犯，王僧虔上疏指出：“汤本来是用来救治疾病的，却实际成为残暴刑罚，有时还被用来发泄愤怒。如果罪行确实应当加重，自有正式刑罚；如果除恶贵在迅速，也应先行奏请。哪有关系死生的大事，却暗中由下级县邑擅自决定？臣认为，治理属下囚犯的疾病，必须先刺史郡守，请主管官员与医生共同诊察验证，远县还应让犯人家属前往探视，然后再处理。这样可以使死者没有遗恨，生者没有怨言。”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北魏文成帝时，断狱多有滥用。给事中源贺上书说：“按法律，谋反人家的子孙，即使被别族收养，也要追回来处死，这是为了断绝罪人的同类，彰明大逆的罪过。至于作为劫盗应当诛杀的人，其兄弟、子侄在远方、隔着关津的，都不连坐。臣私下思考先朝制定法律的本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谋反，不属于断绝同类的罪行，所以特意颁下不处死的诏令。如果罪犯年满十三岁以下，且家人是首恶，谋划时又没有涉及他们，臣认为可以宽免性命，没入县官。”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源贺任征南将军、冀州刺史时，又上书说：“臣听说人的珍宝，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保全德行最厚重的表现，没有什么比宽宥死罪更厚重。然而犯死罪的人不能全部赦免，权衡罪行轻重，其中有可以怜悯救助的。如今强敌在北方游荡，狡猾的贼寇凭借险要据守南方，边境仍然需要防守戍卫。臣愚见认为，除大逆、亲手杀人之罪外，因贪赃、盗窃以及过失而犯罪、应当判死的人，都可以赦免其性命，贬谪到边境戍守。这样，已经被判断为应受断体之刑的人，又得到保全生命的恩惠；承担徭役的家庭，也逐渐获得休息的恩惠。刑罚放置不用的教化，或许就可以由此实现。《虞书》说：‘流放以宽宥五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蒙受恩德深重，没有办法仰报，将要离开朝廷，预先更加恋慕，斗胆进献愚昧之言，只希望陛下裁察。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此后判入死刑的人都赦免死罪，迁徙到边境。过了很久，皇帝对群臣说：“源贺劝朕宽宥各种死刑，把他们迁去充任北方各处戍卒。从那时到现在，一年所救活的人数，实在不少。救济生命的道理已经得到很多实践，边防戍卒也有所补益。你们侍奉朕，究竟提出了什么有益的主意呢？假如人人都像源贺一样，朕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回想他的诚实进言，实际利益真是广大。” 群臣都说：“不是忠臣不能提出这个计策，不是圣明的君主不能采纳这番话。” 孝文帝太和初年，怀州百姓伊祁荀等三十多人谋反，将要杀死刺史。文明太后想把一城百姓全部诛杀。雍州刺史张白泽劝谏说：“臣听说上天爱惜万物的生命，明王看重百姓的性命，所以即使杀一人可以取得天下，仁者也不这样做。况且《周书》说父子兄弟的罪不相牵连。如今一群凶恶之徒肆意残虐，即使把他们车裂并全部诛尽，满城无辜百姓又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施加极刑？即使十户人家中也不能保证没有误杀，何况一州？其中或许有忠臣，或许有仁人。若滥用刑罚牵连他们，杀害忠良和仁人，这正是西伯因九侯而叹息、孔子在黄河岸边回车的原因。臣恭惟圣德昭明，可以以殷商覆亡为鉴、以水镜自照；从前礼法能够制止迅猛的怒气，抑制雷霆般的威势，那么苍天也会知道这是值得庆幸的。昔日周厉王阻塞民众言路，终于使周王室灭亡；周文王听取民间歌谣，最终摧毁强楚。愿陛下不要因为说话人的身份而废弃其言，留心审察。”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孝明帝时，灵太后临朝听政。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臣听说赏赐一定依据正道，用来防止奸邪之人的作恶；刑罚不可滥及无辜，用来警戒善良士人的困厄。刑，就是成形、定型；每次施刑都要考虑三种宽宥，掌握法律、执行请议，必须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因此无论大小案件，都应根据实情审察。一个人的哀叹，也可能使王道受损。刑罚得失，正是国家兴废的根由。臣私下听说，司州牧高阳王元雍拷打杀死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即使是因公事办理，实际情理也没有穷尽。为什么呢？太平之世，连草也不横加砍伐；行苇而不践踏的感念，正是隆盛周朝的事实验证。如果韩元昭等人的罪状明确，应当确定他们犯了死罪，在都市行刑，和众人一起弃置；如果罪情似是而非，不能分辨情理，尚未查清便不予公布，却把三清九流之官在杖打之下轻易杀死，这是轻视百姓生命、损害情理、败坏法令。往年司州曾在大市鞭打杀死五人，后来检验赃物罪状，竟然完全没有丝毫根据。如今又残酷杀害到这种地步，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感到惊骇。若生杀大权掌握在下级官员手中，暴虐专属于臣下，那么君主的权力还在哪里施用？自古以来的光明时代，从未听说有这样的事。周武王说：‘我不能用一个人的性命来交换天下。’这是因为他重视百姓的生命。” 请把这件事交付廷尉，推究查验他们被诬为劫盗的情状，审察拷打杀人的缘由，使是非分明，让幽冥中的魂魄得到昭雪。”诏令同意了。宣武帝永平元年秋七月，诏令尚书查究枷杖大小违背制度的原因，分别论定其罪过。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元继等上奏说：“臣等听说，王者承受天命，视万物为子民，像父母一样；用德化引导他们，用刑法整齐他们；无论罪大罪小，都必须依据实情，怜悯而不以治人罪为喜，致力于三讯五听，不凭木石等刑具来定案。恭惟陛下爱护百姓如子，恩德与天地相等，法网比从前疏阔，仁慈超过商朝的后王。陛下因为枷杖不合尺度，怜悯百姓性命可能受到伤害，于是降下慈恩，广泛施加明白的怜恤。即使虞舜慎重审狱的深厚仁心、汉文帝恻隐之情的极致，也不能与陛下相比。谨按《狱官令》：凡审察案件，先要完备五听之理，充分寻求实情；还要验证各种证据，事情多有疑似、仍不肯供认实情的，然后才可以施加拷掠。凡犯应处刑以上罪、应枷锁流徙以上罪的，增加杻械，交替使用，不得同时使用。不是大逆、外叛之罪，都不得使用大枷、高杻、重械，也没有使用石刑的条文。然而法官和州郡官吏因缘擅自增加刑具，渐渐竟成惯例，向前违背五听，向后违反令文，实在应当按法律弹劾并依制度论处。” 只是这些做法沿用已久，按理不应追究过去的责任；检验杖刑大小、鞭子长短，法令已有固定格式，唯独枷的轻重原先没有形成制度。臣等斟酌衡量，制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部以下长一丈，贯通两颊的木框各方五寸，用来对付大逆、外叛之罪。杻械用于掌管流刑以上的罪犯。各台、寺、州、郡的大枷，请全部焚毁。枷本来是用来拘囚犯的，不是用来拷讯的。从今以后审理案件，都依照法令充分实行听讯之理，根据人的强弱来施加拷掠，不许非法拷打囚犯，也不许同时使用拷具和石刑。自此，枷杖的制度就大致有了定准。”

译当时将要处刑元愉的妾李氏，群官没有人敢进言。宣武帝命中书令崔光起草诏书，崔光迟疑不肯起草，上奏说：“臣听说要处刑元愉的妾李氏，并且对她施行剖割之刑；她以妖异迷惑人心、煽动作乱，确实合于此罪。但外面私下传说李氏如今怀孕，按惯例应等到分娩。况且臣查考旧典，又推究近事，杀戮以至剖开孕妇腹部、伤及胎儿，被称为虐刑。夏桀、商纣那样的君主，才施行这种事。君主的举动必定要记载，义理上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刑罚残酷而违背法令，拿什么给后世示范？陛下年纪已经不小，却还没有储君；皇子尚在襁褓，也可能遭遇天命变故。臣愚昧，但知道的没有不说。乞请暂停审理李氏的案件，等待她生育。”宣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孝庄帝时，御史中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高道穆上疏说：“臣听说舜命令皋陶，把奸邪盗贼之事托付给他；禹因无辜受刑的人而哭泣，尧一定会放在心上。因此举用正直、弃置邪曲，事情切合古代贤人的做法；彰明德行、慎用刑罚，议论依据存在于先代典籍。高祖太和初年设置廷尉司直，评议刑罚是非，虽然制度不完全仿古，却开始有助于救济时弊，正所谓礼乐相互兴起而不相互排斥。臣才庸陋，忝居今日的职位，所想的是报效国家，从未忘记。但臣见识不及知今之士，又惭愧于不能通晓古事，未能进献一句有利于国家的话，提出一条兴邦的建议。寄食长安，难道不知惭愧吗？至于职司所在的忧患，臣仍希望勉力尽责。臣私下看见御史出使时，往往全凭传闻办案；虽然有时能捕获罪人，也不免有冤枉滥罚。为什么呢？即使得到尧那样的刑罚，受罚者也不能不怨恨；地方长官处理政务，可能夹杂爱憎；奸猾之徒总想着报复仇怨；许多人凭空捏造无名之事，互相诬陷。御史一经查究，便以没有办成案件为耻，在杖打之下把虚假说成事实，使无罪者无法自行昭雪，这种情形哪里说得尽呢？臣虽愚昧短浅，愿恪守职责、不使器物被滥用；御史穿绣衣出使所指向的，臣希望能够借此清肃。若仍沿袭以前的过失，或许会伤害善良之人，那么尸位素餐的罪责，臣便无处逃避了。” 臣因此早晚忧虑，思考有所悔改革新。依臣浅见，请依照太和年间的旧例，重新设置司直十人，名义上隶属廷尉，秩品定为五品，选任历官有声望、内心公平、性情正直的人担任。御史如果出使纠劾，就移文通知廷尉被查人数；廷尉派司直与御史一同出发，到达州郡后，分别住在不同馆舍。御史查验完毕，移交司直复核审问，事情办结后，与御史一同返回。中尉弹劾报告，廷尉科断按验，都依照旧制。这样或许能使案件定成、罪名确定，不再拖延宽纵；作恶者受到败亡，也不能再声称自己冤枉。如果御史、司直纠劾失实，就全都依所断案件的罪名治罪，并允许双方以各自查验的事实互相纠举。如果两位使者徇私曲断、没有穷尽情理，允许罪犯家属到门下省申诉，再另加按验。这样，肺石旁边的怨诉可以平息，丛棘之下也不会再有受罪而只能忍声吞气的人。”诏令同意了。唐太宗即位后，诏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新制定旧令。他们议定绞刑一类共五十种，都免除死刑而改为斩右趾。不久太宗又怜悯断毁肢体，说：“肉刑，前代废除已经很久了，如今又斩断人的脚趾，朕实在不忍心。”王珪、萧瑀、陈叔达回答说：“受刑的人本应处死却获得生存，难道只是失去一只脚趾吗？斩趾是为了让看见的人知道恐惧。如今用死刑改为斩趾，正是宽大处理。”皇帝说：“你们再想一想。”后来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驳议律令四十多件事，于是诏令房玄龄与裴弘献等重新删定。房玄龄等认为，古代五刑中刖刑占一项；肉刑废除后，如今以笞、杖、徒、流、死作为五刑，再加上刖足，就是六种刑罚了。于是废除斩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死者不能再生，使用法律必须力求宽简。古人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憎恨人，而是因为棺材容易卖而获利。’如今法司审核审理一件案件，必定要求深文周纳，想以此完成考课，应该制定什么办法才能使审判公平妥当？”谏议大夫王珪说：“只要选用公正、善良、正直的人，凡断狱公平恰当者，就增加秩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自然会停止。”诏令同意了。河内人李好德因散布妖言被捕入狱，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患有狂病，依法不应治罪。太宗答应将其宽宥，张蕴古秘密把皇帝的意旨告诉李好德，还带他一起下棋。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上奏。太宗大怒，命令在东市斩杀张蕴古。不久又后悔了，对房玄龄说：“你们享受君主的俸禄，就必须忧虑百姓的忧患，事情无论大小，都应留心。如今不询问便不进言，见到事情又全不劝谏争辩，怎样辅佐君主呢？张蕴古身为法官，却与囚犯下棋，泄露朕的话，这也是罪状严重。若依通常法律，还没有达到极刑。朕当时盛怒，立即命令处置，你们竟没有一句话，主管官员又不重新奏报，结果就立即执行了，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下诏说：“凡判处死刑，即使命令立即执行，也都必须五次复核、五次奏报。”这是从张蕴古开始的。过了很久，太宗又对群臣说：“死者不能复生。从前王世充杀死郑颋，还能够后悔；近来有府史收取不多的贿赂，朕却杀了他，这是思考不周。审决囚犯虽说要五次复核，但一天就办完，根本没有时间详审。五次奏报有什么益处？即使后来追悔，也来不及了。从今以后，在京城各司奏请处决死囚，应当在三天之内完成五次复核奏报。” 执行死刑的那天，尚食不得进献酒肉，教坊和太常停止教习。天下各州复核奏报三次，那天也应吃素，务必符合减膳撤乐的礼意。”太宗又亲手下诏说：“近来有关官司断狱，大多只依据律文；即使情理上值得怜悯，也不敢违背法文而定罪，因此有时恐怕造成冤屈。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遇到依法应判死刑而情理上值得怜悯的案件，应当记录案情上奏。”群臣都祝贺说：“陛下敬慎怜恤刑狱，前代君主也不能相比。” 太宗时，刘德威任大理卿。太宗问：“近来刑网逐渐严密，过错在哪里？”刘德威回答：“在君主，不在臣下刑罚宽严的程度，而在于君主的好恶。法律规定，误判有罪的减三等，误判无罪的减五等。如今把无罪者判为有罪，却把判错罪名的官吏定罪，所以官吏专门在法律文字上做文章，为自己谋利，并不是有人明令教导他们这样做。”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译太宗谈论隋朝囚禁犯人的事，魏征回答说：“臣过去在隋朝时，听说有盗窃案发生，隋炀帝命令士人澄捕捉盗贼；但凡有怀疑，就严加拷掠，枉屈承认是盗贼的人有二千多人，并且命令他们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对此感到奇怪，试着查访案情，发现其中有六七个人，在盗案发生那天先被关押在别处，刚被释放出来，也遭到追查审问，受不了痛苦，便虚假自诬。张元济因此进一步查究，二千多人中只有九人的情况尚不明白；再审验这九人，又有四人不是盗贼。有关官员不敢坚持上奏，便把他们一并杀了。”太宗说：“不只是隋炀帝是无道君主，臣下也没有完全尽忠；臣下应当互相匡正劝谏，不避杀戮，怎么能苟且行谄媚奸佞之事，求取君主的喜悦和声誉呢？君臣这样做，怎么能不败亡？幸亏有你们共同辅佐，才使监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永远像今天这样。” 戴州刺史贾崇因为属下有犯十恶罪的人，被御史弹劾上奏。太宗对侍臣说：“从前陶唐氏是大圣人，柳下惠是大贤人，但他们的儿子丹朱很不肖，他们的弟弟盗跖却成为大恶人。凭圣人的教训和父子兄弟的亲情，尚且不能使他们受到熏陶而改变、弃恶从善。如今刺史的教化遍及属下百姓，人人都归于善道，难道能够做到吗？如果因此让各州刺史都被贬责，恐怕他们会相互隐瞒，罪刑就会失当。从今以后，各州有犯十恶罪的人，刺史不必因此获罪；但应明确加以纠察访查、判定罪罚，这样或许能使刑罚适中，肃清奸恶。”又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制作铠甲的人希望它坚固，是怕敌人伤人；制作箭的人希望它锐利，是怕不能伤人。为什么呢？因为各有主管职责，利益在于称职。朕询问法官刑罚轻重时，他们常说法网比前代宽松；但朕仍担心掌管狱讼的官员以杀人为利，把危害人的性命当作自己显达、钓取声价的手段。如今朕所忧虑的正是这一点，尤其应当禁止，务求宽平。”孙伏伽回答：“这是陛下极其仁慈的表现，臣怎敢不遵从？” 太宗又曾说：“古代断狱，必定向三槐九棘所象征的官员询问；如今三公九卿就是承担这种职务的人。从今以后，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都命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共同议论，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冤滥。”群臣都称善。于是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了刑罚不用的境界。当时有人告发刑部尚书张亮谋反，皇帝命百官议论他的案件，众人都说张亮谋反应当诛杀，只有将作少监李道裕上言：“张亮的谋反形迹尚未完备，不应处死。”皇帝不听，杀了张亮。后来皇帝后悔，对李道裕说：“过去李道裕议论张亮案件时，朕没有听从而杀了他，至今仍悔恨。”于是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太宗凭借英武平定天下，但天性仁慈宽恕。刚即位时，有人劝他用威严刑罚整肃天下，魏征认为不可，于是向皇帝进言说，王者的政事以仁恩为根本，应当以此爱护百姓、厚重风俗。太宗欣然采纳，于是用宽厚仁慈治理天下，尤其慎重对待刑法。太宗有一匹骏马，特别喜爱它，常在宫中饲养。它没有生病却突然死了，皇帝大怒，将要杀掉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要杀人，晏子请求数说养马人的罪过，说：‘你养的马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使国君因为马死而杀人，百姓听说后一定会怨恨我们的君主，这是你的第二条罪；诸侯听说后一定会轻视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齐景公于是赦免了他的罪。陛下曾经读书，见过这件事，难道忘了吗？”太宗的怒意于是消解。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对各种事情都能启发、匡正我，实在大有益处。” 池阳县令崔文康因事获罪，栎阳县尉魏礼臣弹劾审理，案件已经定成。御史说魏礼臣判得冤枉，魏礼臣又控诉御史结党包庇，请求交给有关官司共同审讯；如果与所说不符，请判他死罪。审讯后报告魏礼臣所说不实，太宗下诏依照他的请求办理。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朱子奢劝谏说：“按照法律，上书不实有固定罪名；如今却抵罪至死，死者不能复生，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况且天下只知道上书就会获罪，那么想要自陈的人都会恐惧而不敢申诉。”诏令同意了。高宗时，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因误砍昭陵的柏树，罪当处死。高宗下诏诛杀他们，大理丞狄仁杰上奏说不应处死。皇帝大怒说：“这是要使我成为不孝之子，必须杀掉他们。”狄仁杰说：“汉朝有人盗取高祖庙中的玉环，汉文帝想判他灭族，张释之在朝廷争辩说：‘假如有人取走长陵一抔土，又该用什么法律加罪呢？’于是罪责只到弃市。陛下的法律公布在象魏，本来就有不同等级；罪不至死却把人置于死地，为什么呢？如今只是误砍一棵柏树，却杀死两位臣子，后世将说陛下是怎样的君主？”皇帝的怒意消解了，于是免除他们死罪。广州都督萧龄之接受贿赂，依法应当处死；皇帝诏令群臣议论，群臣请求依法论处。皇帝又下诏在朝堂处死他。御史大夫唐临进言说：“群臣不知道天子命令议论此事的用意。按照法律，有‘八议’制度，王族犯罪在隐蔽处处死，这是‘议亲’；‘刑不上大夫’，这是‘议贵’。如今萧龄之贪赃横暴，死有余辜。陛下把他与其他囚犯区别对待，所以命令议论此事。有关官员却又主张判处死刑，这不是尧舜用刑的方式，不能作为后世法则。”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萧龄之是齐高帝的五世孙，因此免除死罪。武后临朝称制时，担心天下不服，想用威势控制，于是修订后周的告密法，下诏官司接受告密，有人报告秘密事情，便用驿马迅速奏报。自从徐敬业、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等起兵讨伐作乱以后，武后更加恐惧，于是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主管大狱，与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敬仁、康暐、卫遂忠等聚集数百名告密者，共同罗织罪名、陷害无辜。唐朝宗室和朝廷士大夫每天遭到告发逮捕，数不胜数，天下人为此侧足而立。狄仁杰、魏元忠等人，也都几乎不能幸免。左台御史周矩上疏说：“近来奸邪之人获准告密，已经习以为常；审讯弹劾的官吏把深文严劾当作功劳，凭空造案争强斗能，彼此以残虐相夸耀。他们有时堵住耳朵、套住头颅，折断肋骨、签刺指甲，悬吊头发、熏烤耳朵，让人躺在邻近污秽尿液的地方，残害肢体，使身体在狱中糜烂，这叫作狱持；断绝饮食，昼夜不许睡眠，这叫作宿囚。残害威逼、施行暴虐，只为取得眼前快意；被诬陷的人如果只求一死，什么手段都会被逼出来。治理国家应以仁为根本，以刑为辅助。周朝实行仁政而昌盛，秦朝专用刑罚而灭亡。愿陛下缓和刑罚，天下就大为幸甚。”

译武后没有采纳。崔仁师请求不要改变反逆连坐刑名，上疏说：“自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唐尧、虞舜，有的只是设立告诫而百姓不敢触犯，有的绘制刑象而下民便知道禁令。夏、商、周三代盛时，君主为无辜者哭泣、解开法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都达到最合理的境界，成为后世称首。到了衰乱时代，冤狱越来越繁多；周朝末年弊病不胜其多，严酷刑法由子产开始，峻急的法律由安于兴起，韩国末期申不害、商鞅争相推行急迫苛刻，三族连坐、互相牵连也由此开始。秦朝采用这些法律，终于土崩瓦解。汉高祖致力于宽大，却还不够完善；汉文帝保存仁厚之政，仍有许多冷酷的德行，于是新垣平被灭族，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受到良史讥笑，被称为刑罚过度。晋、魏直到隋朝，虽有增减损益，法律仍然严密如凝脂，刑狱仍然繁苛如秋荼。皇上施行极大的仁德，思考刑法，斟酌先王的典章，采纳往昔的良谋，革除弊政、减省苛法，使制度可以长久；又降下诏书颁行九州，所以断狱简少，百姓手足有措，刑罚清明、教化融洽，从来没有不安定的。如今忽然以暴秦的酷法为崇高，违背周朝中正之典和恻隐之情，反而一味施行，法令的进退又含混不明，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父子是上天赋予的亲属，兄弟同出一气；诛杀父子，足以使人内心受累。连父子都不顾惜，又何必爱惜兄弟呢？” 既然想要改变法律，请再加以审慎衡量。” 守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上奏说：“臣听说，从前圣人治理天下，以实现太平为美；太平的美好，在于停止使用刑罚。臣私下看到，陛下致力于治理太平，却还没有成就太平的功业。臣卑微愚顽，身处下位，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先前承蒙天恩召见，陛下赐制书给臣说：‘既然遇到了非同寻常的君主，为什么不进献非同寻常的防备之策？’臣如草木般微贱，承受天恩降福，至今铭刻在肌骨之中，不敢忘记。如今陛下开创三皇的功业，致力于三皇的治理，大统已经会合，神圣教化光明普照。即使伏羲、神农过去拥有天下，确实也不足以相比。臣敢不竭尽节操来效忠，献上愚见吗？臣听说，自古被称为大圣的圣王，都崇尚德行、尊重礼义、看重仁爱、轻视刑罚。不使用刑罚，称为圣人的德行；并不是以严刑峻法、依靠刑狱来治理国家。因此周朝享有天下八百多年，却只歌颂成王、康王；汉朝享有天下四百多年，却唯独称道文帝、景帝，都是因为几乎达到了停止刑罚的境界。为什么呢？刑罚只是政治的末节，并非实现太平的根本。臣私下从天道考察，天看重万物生成；从人事验证，人爱护生养；再旁考圣人，圣人致力于战胜残暴。这些都没有说把刑罚当作德行。既然如此，圣王养育天下，本来就应当上顺天意，下顺人心。不顺天意、不顺人心，就不能说是合理治理。所以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又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之灵。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天子，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既然做百姓的父母，本来就应当以德行养育百姓，不能专门致力于刑杀。臣恭敬地思量，陛下的圣德极其广大：顺应天命而受命，有三皇的功劳；顺应人心而正位，有三皇的功业；拜受图谶、巡视洛阳，有三皇的符瑞；尊贵的名号显扬，有三皇的典册；明堂建构神妙，万物都敬畏；风雨顺应时令，百谷丰收。可以说足以成为万代的规范了。如今天下百姓抱着孙子、逗弄孩子，吃饱了肚子，盼望太平政治。陛下作为天地的父母，本来应当致力于以德行顺应并养育他们，使他们达到大和之境，以协调皇极。如今陛下的政治虽然近乎尽善尽美，然而太平的治理仍被狱官所阻滞。为什么这样说呢？太平的朝廷，应当致力于上下都乐于接受教化，不应让乱臣贼子天天触犯上天的诛罚。近来重大案件增多，叛逆之徒日益扩张。愚臣虽顽钝昏昧，切实认为都是事实。于是上月十五日，陛下特意审察并诏令释放李珎等人，认定魏真宰有功，又召见高正臣，重新审理元万顷。百官都庆幸喜悦，共同承受圣明的恩德。臣这才知道，也有无罪之人被稀疏的法网牵累。陛下致力于施行宽大的法典，狱官却致力于严急用刑，因而损伤陛下的仁德，也造成诬陷。对于太平的政治，臣私下对此深感遗憾。幸赖陛下独自作出圣断，宽免并荡涤各种刑罚。死囚张楚金、郭正一、王彭祖、王令基等，原以凶恶之罪论处，陛下特意使他们得以保全性命。枯骨重新长肉，死去万次又获得重生，天地神祇实在也一同庆贺。臣怎么知道呢？臣看到，去年八月以来，上天苦于连绵阴雨；自从陛下赦免李珎等人的罪过，天气便晴朗清明。又在九月十八日，明堂举行享祀，庆云环抱太阳，五彩缤纷浓郁，龙形祥瑞布满天空，万物都看见了，宇宙共同庆贺。又在那个月二十一日，恩敕免除张楚金等人的死罪，起初有风雨，后来变成了景云，司刑官属都共同看见了。臣听说，阴惨是刑罚的征象，阳和舒展是德行的征象，庆云是美好的祥气。臣考察《洪范》，验证六经，圣人效法天道，天也帮助圣人。吉凶祸福的感应，必定不会无缘无故而来。陛下效法天道施行仁政，天就帮助陛下实行仁化。狱吏严急执法，便阴惨而下阴雨；陛下赦免罪人，便舒畅而阳和；君臣欢娱，便欣喜而出现庆云。天意既然如此，陛下怎么可以不承受并顺应它呢？刑罚是愤怒的表现，不能用来承接祥瑞之气。如今又下阴雨，臣恐怕过错在狱官。何况陛下营建明堂、治理天下，本来是为了崇尚德行；配享上天的功业，也不在于专门施用刑罚。如今陛下在法宫垂拱而治，却还在议论杀戮；在衢室发布政令，却还没有停止刑罚。臣卑贱愚顽，尚且怀疑这样做不可，何况巍巍大圣、光明覆盖天下的陛下呢！如今系狱的囚徒，大多罪至极刑；道路上的议论，有的说有罪，有的说无罪。陛下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部召来亲自审见，责问他们的罪行呢？罪行确实的，明白地施以刑罚；罪行有滥捕滥判的，严惩狱吏，使天下都心悦诚服，让人人知道政令和刑罚已经清明，使太平的阶梯由此登上仁寿之境，这难道不是至高的德行得到彰明吗？从前邓太后因为上天降旱，亲自审决洛阳的囚徒，优秀的史官记载此事并以为德行。何况陛下是大圣，胜过邓太后亿万倍。狱吏不值得信任，他们常常玩弄国家权力；自古以来因此败坏国事，是圣王所告诫的。陛下万代的功业、千载的声名，绝不能让史册在这件事上留下缺憾。恭请陛下详加审察，以使太平的风气更加美好。臣愚昧而忠愤恳切，实在无法自持，冒昧投入谏匦，冒死上奏。

译子昂任守麟台正字，又上《谏刑书》说：“臣本是蜀地的平民，做官从未希望显达；陛下过分垂爱，将臣从草野之下提拔起来，升任麟台阁中的官职，光荣宠遇来自上天，卓然如日月。臣本来固陋，承受这样的恩遇，将用什么来报答呢？然而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有死而无二心；怀有谄佞之心却不进谏，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何况身处圣明的朝代，又逢不避讳进言的时代，如果反而闭口处于下位，低头抬头只求苟且享受荣华，这不是臣最初的愿望。臣不胜愚昧迷惑，冒昧奏陈狂妄昏昧的言论，恭请陛下稍加察看。臣听说古代治理天下，政治有三种：王者以教化治理，运用仁义；霸者以威势治理，依靠权术智谋；强国以威胁治理，专务刑罚。因此教化不足，才用威势；威势不能改变，才用刑罚。所以到了使用刑罚的地步，就不是王者所看重的了。何况想要光明覆盖天下、追比上古帝王的功业，却专门依靠刑杀来显示威断，可以说是用错了防备之策。臣恭敬地观察，陛下圣德聪明，心志遨游于上古，打算使宇宙安定，保全治理百姓；发布号令，出于真诚。天下苍生无不仰望圣明的风教，希望见到神妙的教化。以道德施政，正等待陛下来实现。况且臣听说，圣人出来治理天下，必定先有驱除奸邪之事，这是上天与人事相互感应、降下吉祥命运的征兆。近来东南地区有凶逆作乱，竟敢图谋扰乱常道，陛下顺应天意施行诛讨，罪恶之徒全都服罪，难道不是天意想要彰显陛下神武的功劳吗？可是办事的官员没有体察天心，反而把它当成人意，憎恨那些首先作乱、倡导祸乱的人，便用法令诛杀屠戮，想要断绝奸邪的根源，穷究他们的党羽，于是使陛下大规模开启诏狱，重新设置严刑，希望借此惩罚创伤、劝戒天下。叛党亲属及其交往之人，只要有迹象牵涉嫌疑，就相互逮捕、牵引供证，无不穷尽搜捕、拷问弹劾，枝蔓牵连。大的案件流血，小的案件则驱使鬼魅般的酷吏。甚至有奸人趁险煽惑，互相诬告、检举疑似之事，希望谋求爵禄赏赐，天天有人在宫阙之下叫喊告发。当时朝廷惶恐不安，没有人能够保全自己，天下都侧耳倾听，彼此惊恐。幸赖陛下仁慈，怜悯这种危惧，赐下恩诏，准许功劳达到大功以上者，一概不再追究。当时人们获得安宁，认为这是死而复生、重新造化；愚臣私下也欣然庆贺陛下圣明，已经掌握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想到议论者又持不同意见，再次坚持原来的图谋。近来刑狱纷纷重新兴起，陛下没有深思天意以顺应祥瑞之期，仍把督察作为治理之道，把威刑作为要务，使先前的诏令在人们心中失去信用。愚臣昏昧，私下恐怕这并非三皇五帝讨伐罪人、抚恤百姓的本意。臣私下观察，如今天下百姓渴望安定已经很久了。从前北方人侵扰边塞，西方戎族侵犯边境，战争接连不断，前后经历了十年，关河一带的战事从北方转移，运输直达幽燕、秦、蜀以西，奔驰于湟海之间。当时天下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又加上大规模战争之后屡遭灾年，百姓流离失所、饥饿交迫，死亡几乎过半。幸而陛下以至圣的德行安抚安定亿万百姓，边境获得安宁，中原没有战事，阴阳大为和顺，年年粮食丰收，天下百姓的父子才开始能够相互养活。因此扬州发生祸乱，近五十天，而全国安然无事，细微的尘乱都没有，这难道不是天下百姓已经厌恶动乱了吗？臣据此推断，知道百姓渴望安定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不致力于清静无为以救济疲敝的百姓，却专门任用威刑而失去他们的期望，想要以过分苛察来治理、整肃天下。愚臣昏暗，私下深感疑惑。况且臣听说，刑罚只是政治的末节，先王用它来禁止暴乱、整治混乱，是不得已才使用。如今天下有幸安定，万物都盼望安泰，陛下却用末节的刑法来审察治理平民。臣愚昧地认为，这不合乎顺应变化、适应时势的道理。近年来，臣看到各地告密案件，囚禁的人多达数百上千，大多以扬州之事为名告发，等到穷究到底，百件中没有一件真实。陛下仁慈宽恕，又屈法容纳这些案件；旁人再牵连告发其他事情，也一并推问查劾，于是使奸恶之党得意地互相报仇，有一点眼角的小怨恨，就说成有密谋。一个人被告发，百人充满狱中；使者出动追捕，车马冠盖多得像集市。有人说陛下爱护一个人，却伤害百人，天下百姓议论纷纷，不知道哪里才有安宁。臣听说，自古圣人不是有外患，便有内忧，这是事物的规律。臣不敢拿遥远的古代来说，请借隋朝的事说明。臣听老年人说，隋朝末年，天下仍然太平，炀帝却不恭敬谨慎，极尽威武之毒害，厌弃居于皇位，亲自总领军队，率百万大军在辽海展示武力，天下才开始骚动。于是使杨玄感凭借不臣的势力，怀有盗贼般的野心，想借助人心谋取皇位，于是在中原起兵，准备占据洛阳，咆哮张狂的势头震动天下。然而叛乱不到一个月，杨玄感就身首异处。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弊病还没有土崩瓦解，百姓的心仍然希望安居乐业。炀帝没有醒悟，昏昧地忽视人心的关键，自以为最大的罪魁已经诛杀，天下没有大奸猾之徒了，治理天下只用刑罚便可以做到。于是让兵部尚书樊子盖专门进行屠戮，穷尽追捕党羽，天下豪杰无不遭受祸殃，终于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这才普遍产生了想要作乱的念头。于是萧铣、朱粲在荆南起兵，李密、窦建德在河北作乱，四海动荡，最终各地一起起兵，隋朝宗族也灭亡了。难道不可悲吗？老人至今谈起这件事，详细曲折就是这样。臣私下据此向上考察三代夏、商、周的兴亡，向下考察秦、汉、魏、晋的治乱，没有不是因为滥用酷刑而导致败坏的。重大案件一旦兴起，就不可能没有滥捕滥判。为什么呢？舞文弄墨的狱吏，很少懂得大体；能够断狱的人，名声在于急切弹劾；文书苛密、法网严密，大家就共同称赞他最为公正。到了君主那里，也认为他奉行法令。这样一来，杀人对他们有利，很少有人能够公平宽恕。所以狱吏彼此告诫，把杀人当作办案准则。他们并非憎恨别人，而是因为杀人对自己有利。因此他们迎合君主的意旨，以谋求自身荣耀和利益。追逐利益的情况多了，就不能不发生滥用；滥及良善，滥刑就会肆虐。人的本性无不爱惜自身，陛下据此察看，怎么能没有滥刑呢？蒙冤者哀叹，就会伤害天地和气；和气逆乱，众生便遭受疫病，水灾旱灾也随之而来，于是形成灾年。百姓一旦失去生计，祸乱的念头就会惊惧而生。近来天气酷热，乌云聚集却不下雨，农夫放下农具，焦急地抬头盼望。难道不是因为陛下虽有圣德，却没有把恩泽降给天下百姓吗？假如旱情一直持续到春季过去，错过播种时节，今年的庄稼必定会受到损失。陛下为什么不敬慎地承受天意，以恩泽救济百姓呢？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慎重对待刑罚，大概就是害怕这种后果。

译《尚书》不是说过吗：‘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合常法。’ 陛下凭堂堂的圣德，为什么还要致力于强霸的威势呢？愚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况且愚昧的人处于安定时就乐于求生，处于危险时就想要变乱。所以，事情可能招来祸患，法律也可能引发奸乱。假如重大案件不能停止，牵连的党羽日益增多，天下疑惑恐惧，无辜百姓人心发生变化，就不能不察看。过去汉武帝时，巫蛊案件兴起，江充施行欺诈，迷惑扰乱京城，以致太子奔逃，军队在宫阙交战，无辜被害的人数以千万计。那时刘氏宗庙几乎倾覆。幸赖武帝得到壶关三老的上书，豁然醒悟，诛灭江充三族，其余案件不再追究，天下才得以安定。臣每次读《汉书》到这里，没有一次不为戾太子流泪。古人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后来的事情应当把它作为借鉴。’恭请陛下记取这件事。如今臣不躲避汤镬之罪，凭蝼蚁般的性命，轻率触犯皇上的威严。臣并不是不厌恶死亡而贪恋生存，实在是害怕辜负陛下的恩德。愚臣不敢让微薄的生命堵塞陛下的聪明，也不是敢要求陛下立即停止所有刑罚，只希望陛下怜恤刑狱。请陛下与三事大夫共同谋议是否可行。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改。请不要因为臣微贱而忽视这篇奏疏，天下将十分幸甚。” 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说：“臣私下曾听说，尧舜时代画衣冠以象征刑罚；文帝、景帝时期几乎达到了停止刑罚的境界。历经千年，人们把这些作为美谈。臣恭敬地思量，陛下睿智聪明，穷尽神妙、通晓教化，自轩辕、少昊以来，没有人能够与您相比。只是过去关于法令的议论，有些还没有尽善尽美，都是因为主管官员奸邪凶恶，扰乱视听。不久前陛下圣明地察知，已经全部详尽了解了。然而终究还没有查明事情的根源，考察过去的事实，使天下百姓知道陛下的本心，仍然让四海有许多含冤之人，九泉之下有抱痛之鬼。臣实在愚昧，不懂得大纲，请为陛下从头到尾说明这件事。杨豫之以后，刑狱逐渐兴起，执掌法律的人致力于穷究到底，连坐牵连，几年不断。于是巨奸大猾窥伺空隙，内怀豺狼之心，外露鹰鹯般的凶迹，暗中图谋、秘密结党，彼此呼应。罗织似是而非的言辞，构成不可赦免的罪名，全都深加巧妙诬陷，任意施行楚毒酷刑。人们无法忍受痛苦，便请求自诬其罪。公卿士人和百姓接连受戮，道路上议论纷纷。即使知道他们无罪，但刑讯锻炼已经完成，供词和证据都被炮制得相互符合；即使让皋陶来审理，让于公来定罪，也会被说成掘墓毁棺，仍不足以抵偿罪责。即使陛下仁慈，怜悯狱囚，缓办死刑并查看供状，案情已经被做得周密，也都说是审讯查问得到了实情，确实是罪犯。即使想要宽免，又能把法律怎么办呢？于是小的被本人诛杀，大的被灭族，因牵连而共同获罪的人不可胜数。这难道都是早先构成仇怨、想要施行报复吗？全都是企图苟且办成功劳，自求官职赏赐。当时人们传说，称这种做法为罗织。那些因触犯刑法而获罪的人，即使有敏锐见识、通达才能，一旦被人告发，也遭受冤屈压制。心中只痛恨冤酷，口中却无法为自己申辩；有的遭到诛灭，有的遭受杀戮、流放，即使如此也甘心承受命运，赴死如同归家。因此可知，玩弄法律、轻侮法令，伤害人实在太深。幸赖陛下特别回转圣明的察识，明白地详加究察。周兴、丘勣之类，来俊臣、弘义俊臣之徒，都相继伏诛，事情昭彰于远近。朝廷内外庆贺安泰，如同再次看见阳和之气。至于狄仁杰、元忠，都曾遭受冤屈陷害，在被审讯拷问时也都自诬其罪。假如不是陛下极其圣明，垂意省察，他们已经遭受剁成肉酱的刑戮，冤刑早已加身；想要为圣明时代竭尽忠诚，又怎能再实现呢？陛下后来提拔他们，使他们各自成为贤良的辅臣、国家的栋梁。说起这两个人，为什么先前是罪犯、后来又成了贤臣呢？实在是因为曾经被冤屈陷害，后来得到甄别昭明。臣只是担心过去获罪的人很多，如果全都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从前被杀戮的人，数目一定非常多。过去杀死一个孝妇，尚且可能招致灾害；而滥杀滥判的人大概很多，难道会没有怨气吗？怨气上达于天，就会兴起水灾旱灾；想要年年丰收，便不可能了。陛下如果弘扬天地般广大的德行，施行雷雨般深厚的仁恩，把罪责归给苛刻残酷之徒，把恩典降给遭受冤滥之人，请从垂拱以来，对于死刑及以下、常赦所不能宽免的罪行，无论轻重，一律赦免洗雪。对于那些已经伏法而后昭雪的人，追还其官爵；对于因牵连获罪的人，也普遍沾受恩典。这样，天下都知道近来被陷害定罪，原本并非陛下的本意，都是酷虐狱吏的罪过。阴间阳世都欢欣，就会感通和气；和气下降，风雨就按时而来；风雨按时而来，五谷就丰收。年成丰收了，百姓也安定了。太平的美好，又离我们多远呢？恭请陛下深加察考。万年县主簿徐坚上言说：“《尚书》有五听，法令规定有三次复核，都是为了防止遗漏实情。近来遇到犯大逆罪的案件，诏令派遣的使者审查认定事实成立，便立即决定人的性命；万一事实不实，想要申诉却没有门路，以至于遭到灭族，难道不可悲痛吗？这不足以检察下属的奸乱，反而只会助长他们借威作福。臣请求依照法令复核奏报，这样死者也不会含恨。又古代刑罚不牵连后代，所以郤芮扰乱国家，而郤缺仍被任用于朝廷；嵇康将被杀戮，而他的后代仍能承继其家业，对于其他亲属也不再因此怀疑。如今选部广泛追究逆贼的亲属，甚至没有服丧关系的亲属尚且列出数十条禁令。况且诏书规定，与逆贼同堂的亲属不得任职京畿，缌麻亲属不得担任侍卫。臣请求除诏书明确规定之外，一概不要禁止，以彰显宽广的恩典。” 当时有人告发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太后命殿中侍御史王弘义审查此事。王弘义一向残酷而没有操守，王安仁不肯服罪，王弘义便把他戴着枷锁斩首。朝廷士大夫人人自危，每次上朝总要同家人诀别，说：“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御史中丞李嗣真于是上疏说：“古代案件审理完毕，要由公卿共同参与听审，君王还必须三次宽宥，之后才执行刑罚。近来狱官单车奉命出使，临时专擅决断，不再上报奏闻；倘若其中有冤屈和滥刑，又凭什么能够知道？何况让九品官专门负责推问覆核，掌握杀生大权，这是窃取君主的威势。案件复核既不交由秋官省审查，又不经过门下省，国家的利器如此轻易地借给别人，恐怕会成为社稷的祸患。”太后没有采纳。姚崇被任命为侍郎，后来曾对身边人说：“从周兴、来俊臣等人屡次审理诏狱以来，朝臣互相牵连指引，人人都承认谋反。我料想其中有冤枉，便又让近臣亲自审问，结果都得到他们的亲笔供状而[原文“不▯”字疑误]，我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于是就批准了他们的奏报。自从来俊臣等人被诛杀以后，便再没有谋反的人了。既然如此，那么以前被判死罪的人，难道就没有冤枉的吗？”姚崇回答说：“自垂拱年间以后，被告发的人大多是自己诬陷自己。当时把告发别人当作功劳，所以天下称这种做法为‘罗织’，比汉代的钩党还要严重。”

译“即使陛下派近臣重新审讯，被审讯的人尚且不能自保，哪里敢稍微摇手表示反抗，以违背酷吏的心意呢？况且被审问时如果不招认，就会再次遭受酷刑，张防勗、李安静等人就是这样。如今依靠上天的神灵使陛下醒悟，凶恶的宦官已经被消灭，朝廷得以安定。臣愿以全家百口担保，朝廷内外的官员不会再有谋反者。陛下如果把告发文书搁置而不追究，将来若再有谋反的迹象，臣愿请求治臣明知而不告发之罪。”太后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一味顺从，几乎使我成为滥施刑罚的君主；听了您的话，才真正合乎我的心意。”于是赐给他白银一千两。唐玄宗时，夷州刺史杨濬因贪赃而被判死罪，诏令改为杖责六十，流放古州。尚书左丞相裴耀卿上言说：“刺史、县令不同于一般官吏，他们是百姓的父母官，是风俗教化所仰望的对象。如今让他们赤身受杖刑，事情过于逼辱；如果罪至死刑，天下人都会认为罪有应得。然而一旦交给下吏，遭受屈辱、挫折和牵制拖累，百姓反而会怜悯他，这就会使人忘记免死的恩德，只感到痛心，恐怕不符合尊重守长、劝导风俗的本意。况且杂犯死罪的人并不施以杖刑，必须经过三次复核之后才能决定。如今没有依照时令复核，或许是上天要终结他的性命，并不是为了宽宥他。凡是在盛暑时审决囚犯，多有死亡；到了秋冬，才有能够保全性命的。请如今暂免死刑而决定施杖，避开盛夏万物生长之时，同时停止执行，便有使他重新获得生机的实际效果。” 陈州刺史李邕一向轻视张说，二人彼此憎恶。张说担心仇人告发李邕贪赃枉法，便把他下狱，判处死罪。许昌人孔璋上书说：“明主举用有才能的人而舍弃他的过错，任用才干而不计较品行上的小失。刚烈之士守持节操，勇者不逃避死亡。所以晋国任用林父，不因他的过错而弃之；汉朝任用陈平，不因他的品行而弃之。禽息以身殉国，不求生还；北郭先生宁愿碎首，也不接受免死。假如当初林父被诛杀，陈平被处死，百里奚没有被任用，晏婴被驱逐，那么晋国就不会有赤狄的土地，汉朝就不会有天子的尊位，秦国不能强盛，齐国也不能称霸了。我恭敬地看见陈州刺史李邕刚毅忠烈，遇到危难也不肯苟且求免。从前他折断二张的锋角，挫败韦氏的锋芒，虽然自己受到贬谪和屈辱，但使奸谋受到阻止、瓦解，这就是李邕对国家的功劳。况且李邕所擅长的，是救济孤儿、抚恤穷人，救助困乏、周济施惠，家中没有私自积聚的财物。如今听说他因贪赃获罪，交付司法官审理，死亡就在早晚之间。臣听说，如果活着对国家没有益处，那么上书就不如牺牲自身来彰明贤臣。愿以臣六尺之躯涂抹在斧钺之上，代替李邕去死。臣与李邕平日并没有私交，臣知道有李邕，李邕却不知道有臣。臣的明达远远不及李邕。能够知道贤才而举荐，是仁；能够承担任用人才所带来的祸患，是义。臣能够因这两种善行而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伏愿陛下宽免李邕的死罪，使他遵循道德、改正行为，建立如林父、曲逆侯陈平那样的功劳；臣若能因此瞑目，追随禽息、北郭先生的遗迹，最大的愿望也就完成了。” “如果因为阳和之气刚刚开始，就再次施行极重的刑罚，那么臣请求伏剑自杀，不敢劳烦有关官署。皇天后土，确实听见臣所说的话。从前吴、楚反叛汉朝，汉朝得到剧孟，便没有忧虑；上天让一个贤人足以抵挡七国的军队。伏愿陛下施行包容污垢的道理，采用舍弃瑕疵的义理，远则思考剧孟的事，近则取法李邕；何况如今在岱宗告成，天地焕然更新，赦免之后又重新议罪，谁能没有罪过？只愿明主加以谋划。臣听说，士人为知己者死；臣并不是被死者所知，却甘愿为他而死。臣这样做，不只是爱惜李邕的贤能，也是为了成全陛下怜惜贤能的仁慈。”奏疏上奏后，李邕得以减免死罪。唐代宗时，东京平定，陈希烈等数百人等待治罪。议论的人准备把他们全部判处死刑，皇帝也想借此惩戒天下，所以崔器等人附会苛深的文法罗织罪名。李岘当时任三司使，独自上奏说：“法律有首犯和从犯，情节有重有轻；如果一概判处死刑，就不是陛下要与天下一同更新政治的本意。况且叛臣扰乱常法，谁没有受到凌辱和污损？士大夫逃亡奔散，各自顾全性命，难道可以全部责罚吗？陛下的亲戚、功臣旧臣，以及他们的子孙，有一天都被送上刀斧砧板，这还能算仁慈宽恕吗？《尚书》说‘消灭他们的首恶，胁从者不治罪’，何况河北还有残余的叛贼，曾经劫持并迫使官吏服从，他们当中这样的人还很多。如今如果不打开自新的道路，反而把他们全部诛杀，这就是把本来可以成为叛党的人逼成真正的贼寇，使陷入困境的野兽尚且拼死争斗，何况几万人呢？”当时崔器和吕諲都是拘谨浅陋的文吏，只拘泥于通常的议论，不能顾及大局；李岘仍然鼓起腮帮坚持争辩，过了几天皇帝才听从他的意见。士大夫因此得以重新获得生路，叛贼也不能使人把怨恨归咎于天子，这都是李岘的力量。唐德宗时，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上奏《商量处置窦参状》说：“右希颜奉传圣旨：‘今天早晨我和你们一起商量窦参的事情。你们所奏虽然从大体上说很好，但是这个人交结朝廷内外，意图不可测。我经过查根究底，已经清楚审知了他的情状，所以才有这番商量。又听说窦参在那里也同各处往来联络，从未断绝。社稷之事重大，你们只应当和我共同忧虑，应立即写成文书进呈。这件事不是小事，不可再拖延。’臣当面承受了[原文“深防”疑误]，又奉到密旨，都是以社稷为言；又知道陛下已经查根究底、审察清楚，岂敢不与陛下一同忧愤，消除内心的疑惑？哪里愿意迟疑回旋，再给陛下增添忧虑呢？只是窦参曾经担任过重要职务，称得上大臣，在进退之间仍应合乎礼法；诛戮之际不可没有明确罪名。刘晏长期掌管财赋，当时也曾招致怨言，等到加以罪责时，事情却没有说明白，叛乱者便得以拿此作为借口，众人也因此怜悯他；用刑含糊不明，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此事的先例并不遥远，更应当慎重。窦参近来掌管宰相职权，很是倚仗恩宠、徇私自恣，贪取财物，放纵亲党；这些事情是朝廷共同议论、天下共同传闻的。至于他暗中怀有异谋、将要发动大恶，事情的迹象既然还没有显露，众人都不知道。” “臣等亲自面对圣颜，商议加以刑罚，但只是听说他有凶险的意图，对于谋划构成这些事情的原因仍然不明，何况处在众多流言之中，又怎么能够查察清楚呢？如果突然施行严厉刑罚，必定会被认为是[原文“▯诬”字样疑误]，群情震惊，事情也就不小。如果不交付外廷推问审讯，恐怕难以确定罪名。请陛下保留圣明的判断，再稍加详细斟酌。窦参与臣一向情分疏远，陛下本来就清楚知道，臣有什么顾念，竟想营救他呢？实在是因为此事关系国家体统，臣已在道义上断绝私嫌；所希望的是，刑典不要在清明时代被滥用，君主之道不要因圣德而有所亏损。特此仰望上天鉴察，俯察臣的愚诚。”

译陆贽又上奏说：“右希颜奉传圣旨：‘窦参勾结我的左右近臣，又有阴谋，都有凭据，事情并不含糊。只是因为牵连的地方太多，无法逐一推问查办，你们应当再行商量。如果将他彻底诛除，恐怕事情处置不稳，那么就暂且把他流放贬谪到极远、险恶的地方。窦申、窦荣、李则从头到尾都与他同恶，什么坏事都做，而且他们的罪行都细小不及窦参，应当立即商量处置。窦参等人的所有朋党亲信，都不可容留在京城附近，应立即拟定条款，全部发遣到偏僻遥远、没有兵马驻守的地方。先前虽已流放贬谪，但还要再迁往更远险恶之处。’臣伏思，窦参所犯的罪确实应当诛杀，但圣德宽宏，务求顾全大局，特意放宽严厉的刑法，俯允宽免其余生。这始终不变的恩典，实在足以使众人感动；这种仁慈养育的恩惠，也不只是窦参一人有幸。关于所议贬官之事，谨另具别状进呈。窦荣、窦申、李则等既然都与窦参同恶，本来确实难以容留；但既是因同一罪事而相互牵连，法律有首犯、从犯之分，首犯应当处置较重，从犯应当稍轻。窦参既然承蒙恩典而得以保全，窦申等人也应当减轻降等。又在党羽之中，也有善恶不同，应稍加区别，足以彰明劝善惩恶。窦荣虽然与窦参是近亲，也十分亲近，但在亲密交往中并没有邪僻之事；又听说他曾因激愤而多次直言，因此逐渐形成猜忌，窦参晚年颇为疏远和忌惮他。” “如果议论如今所说的阴谋之事，那么事情的根由还没有查究清楚；如果依据他近来所做的事情判断，窦荣一定不至于凶险，应当有所区别，以显示审理的详明。臣等商量，窦荣再贬到远方任官，窦申、李则一并除名配流，谨另具别状进呈拟议，希望符合从轻处置的法典，以协调上天好生的恩德。趋附权势，是当时的社会常态；如果没有高尚节操而又出类拔萃，谁能特立独行、不与众同？窦参长期执掌宰相职权，特别承受宠幸恩遇，是君主所任用的人，谁敢不顺从？有的人在他的门庭游走，有的人通过他结交外面的势力，有的人受到他偏爱接纳，有的人突然得到他的荐举提拔；这样的人十个中常有七八个。如果听信流言议论，便把他们都说成结党营私，除非与窦参交往特别亲密，怎么可以全都按照贬谪牵连治罪？况且窦参被罢黜，算来将近一年，凡是他的私党近亲，当时都已经按牵连之罪处理，人心早已安定，不可再加以动摇。如今再次责罚窦参，特别是因为另有谋划构陷之事，陛下亲自查究，已经审知其中情状；与他一同谋划的人，当然知道是有确定人数的。现在如果普遍加以谴责斥退，恐怕会使各种人全都陷入其中，罪名没有明确指向，谁能不疑惧？朝廷内外人心汹汹，这绝不是良好的政令。臣等商量，除同谋阴邪之事、情状明确的人外，其余一概不再追问，这样处理应当稳妥，不知是否可以。” 陆贽又上奏说：“右希颜奉传圣旨：‘凡是官吏贪污浑浊、收受钱财物品的，尚且都要一并征没。窦参辜负我，罪过极深，广泛收受贿赂财物，又进一步交结党羽，图谋施行恶事。他的庄园、住宅、钱财、物品、奴婢之类，难道不应当收纳归入官府吗？窦参本人既已被贬谪到远方，也担心被人乘机破坏、私下隐没。现在想派人负责查收整理，你们商量是否可行。’臣谨按国家典法，没收归官的财产只有两种情形：一是奸赃，二是叛逆。都必须先审讯罪犯的情状，审查确定事实。宪司查验冤屈，法寺议定罪名，防府复核上奏，掖垣参与详审。像这样各方面都没有异议，然后才能称为案件审理完毕，再上报天子。至于判处重罪的人，制书批准之后交给有关部门执行，仍然要三次、五次复奏，希望其中或许能够得到宽宥。圣王爱护人民、怜恤刑罚，竟慎重细密到这样的程度。罪法既已确定，才适合征收财产。叛逆之罪就全部没收其家产，奸赃之罪则只征收其所犯部分，这正是为了表示惩戒，并不是贪图他的财货。哪有罪行尚未判定、法律尚未详审，就可以收取他的资产呢？伏愿圣德广大如天，在常法之中包含惩罚愤怒的原则，在通常人情之外顾念最终结果，已经保存了宽免之恩，不让他遭受严刑。如今如果登记没收他的家产，臣私下恐怕会因财物而损害道义。” 承蒙陛下屈尊垂问，臣实在感荷皇上的圣明；因此冒昧竭尽愚诚，恭请陛下明察。谨此上奏。唐宪宗曾问：“施政应当宽厚还是严猛，哪一种应当优先？”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权德舆回答说：“唐朝承接隋朝苛刻暴虐的政治，应当把仁厚放在首位。太宗皇帝看到明堂图，才开始禁止鞭打背部。历代圣主所遵循的，都崇尚德教。所以天宝年间大盗突然发生，很快就被消灭了。这大概是本朝教化深入感动人心的结果。”皇帝说：“确实如您所说。” 唐昭宗时，韩全诲诛杀宫人，许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皇帝想把剩余的同党全部清除，学士韩偓说：“按照礼制，臣下如果图谋弑君，就一定要诛杀；宫婢背负皇恩，也不可赦免。然而人不到三十年不能完全成长成人，如果全部诛杀，就会伤害仁德。愿陛下除去罪尤最重的人，从宫中先安定内部，再使外部安定，以此平息众人的心情。”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后晋出帝开运年间，各镇任意使用酷刑。左拾遗窦俨上疏说：“按《名例律》，死刑有两种，即绞刑和斩刑。绞刑是筋骨相连，斩刑是头颈分离。大辟这一死刑名目，不出这两种。近来听说滥施刑罚又出现了好几种，大概是因为地方上不遵守统一的法令：有的用长钉贯穿人的手脚，有的用短刀把人的肌肉一片片割下，拖延一两夜，不让犯人立即死去。[原文“▯声”字样疑误]传到上面，和气也因此受到损伤。希望加以禁止。”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慎重刑罚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下诏让群臣进言政事。知睦州桐庐县刁衎上谏说：“刑书所说的滥刑酷法，是法律条文没有记载的刑罚，希望下诏天下全部禁止。巡检使臣捕获盗贼和逃亡士卒，都要送交本部门的法官审讯，不得擅自施加酷刑虐待。古代把奸凶之人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如今远方的囚犯全都押送京城，发配到各处服劳役，这是最不合适的。况且京城是神圣的土地、天子居住的地方，怎么能让流俗之人在这里聚集服役？从今以后，外地罪人希望不要允许押解送往京城，也不要留在各处事务机构中充役。又《礼记》说：‘在市集处刑，是让众人共同弃绝他。’由此可知，皇帝宫殿之中不是施刑行法的地方。希望从今以后不在御前执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所用的钳、黥等刑具，也一并送到御史台和廷尉的狱中。敕令杖责，无论大小，都应押赴御史台、廷尉。京府有时派出中使，有时命法官依照礼制监临科决，以重申圣皇明察刑罚、慎重用法的旨意。有的人犯劫盗、亡命之罪，罪行严重，便砍足、钉身，并在国门公布。这些人大多是小民，昧于刑法，受衣食所迫，偶然作恶，本来没有牵连他人的意图，却遭受这种惨毒，实在伤害风俗教化。也希望减除这种刑法。这样，人心就不会惊骇，各自保全性命，和气不受损伤，必定能够达到上天降下祥瑞的境界。” 真宗咸平四年春季发生旱灾，判三司杨覃上言说：“古代施用刑罚，都避开三统所忌的月份。汉代旧有制度规定，重大案件的断决和上报，都在整个冬季进行。唐太宗凡是判决重刑的日子，都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如今春天万物正盛，时雨却还没有降临，京城之下关押的囚犯非常多。希望下诏有关部门，死罪尚未判决的，不得论决，等到降雨以后再恢复通常的法典。还希望从今以后凡是判决重刑的日子，依照唐朝旧例，以彰明最仁厚的德行。”咸平五年，通判蕲州钱易请求废除非法刑罚，上疏说：“臣私下听说，圣人治理政事，最上等的凭仁德，其次凭智慧。仁德和智慧不能实行，上下没有信用，所以设置刑罚，是国家不得已才使用它。约束礼制而从轻处罚，审察罪过而施行赦免，圣人实在怀有怜悯伤痛之心。因此使用刑罚，目的是达到没有刑罚，并不是想用它毒害百姓。凡是审查罪行的案件，都要经过五辞、五听，没有疑惑、没有屈枉，然后选择适当时日施行。古人痛感刑罚不能完全实行，于是设置允许赎罪的制度，由此君主省减刑罚、爱护百姓的心意，完全可以知道。尧在位时诛除四名罪人，只说把鲧流放到羽山、把三苗驱逐到远方、把驩兜放逐、把共工斩杀于其处。然而这四种罪行，都是杀戮灭绝的刑法。” 大概正因为尧仁慈圣明，即使这四人凶恶，他仍然厌恶直接说杀戮。因此，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刑罚更重要的。刑罚造成的伤害，最高不得达到杀人；于是修订法制，以节制刑罚的使用。刑罚不以法律为根本，刑罚就会被滥用；刑罚被滥用，法律就失去防范作用；法律失去防范作用，国政就会暴虐；国政暴虐，臣下就不敢进言；臣下不敢进言，就会变成君主一人专断善恶，以此控制天下。照察事理如果达不到，就会接近祸乱。秦国任用商鞅，仁德和智慧都不能实行，却过分重视法令。上天想要使秦国灭亡，秦始皇又对百姓施加酷刑，抛弃三代的法制，放纵一时的威势，实行肉刑、灭族等条例，做秦国百姓的人人都对此感到冤屈。残害父母给予的身体，使人承受苦痛；一人有过错，九族都遭诛杀。汉高祖进入关中后，萧何因为文书办事精明无害而任宰相，所以把秦朝法律约束为三条。汉文帝有德，下诏废除肉刑。这大概就是秦、汉是非，清楚地写在简册上的原因。古代的肉刑有割鼻、去势、刺面、断足之类，但这些刑罚不是死刑，因为要使犯人的性命仍然存在，同时承受刑罚。后代尚且认为它们残虐，于是彻底废除。死刑有两种：大辟中的斩刑和绞刑。绞刑使头颈仍然完整，所以分为两等；历代都奉行它们作为常法，有关官员承袭法式，不敢增加或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我私下看到，近代以来有一种不合乎法令的刑罚，不知始建于何时，也不知依据哪条法律，法文中没有记载，因而无从考证，历代执掌法律的官吏也不敢谈论。直到今天，才有人暗中施行这种刑罚。凡是劫杀人命、白天抢夺财物、背军逃亡、制造恶逆之事，以及犯有非常重罪的人，不按法司判决执行，而是统统支解脔割，斩断头足，施以坐钉、立钉、钩背、烙筋等各种杂刑；有的身体已经露出白骨，口眼等器官还在动，有的四肢已经分落，呻吟痛苦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却把他们陈列在街市上给众人观看。四方州郡的长吏若残暴，还会进一步增造刑法，甚至活取人心、剥皮，种种惨状实在不忍说。十五年前，杭州妖僧发动变乱；几年前，蜀地两次发生叛乱，事后大多使用了这种刑罚。我也担心，仁圣的朝廷若不能革除它，它就会成为后世相承的错误法制。如今对已经判处死刑的人，又加以脔截断割，这就是古代的五种酷刑，也没有比今天更残酷的了。凡是罪当处死，本来已经是重刑；刑罚止于杀死，那么绞刑、斩刑就可以实行，却先让犯人承受痛苦，脔截断割之后，才再执行死刑。这并不是想要滥用刑罚，而是重在警戒后人，使没有犯罪的人不敢犯法。臣在淳化年间寄居寿春县时，曾见巡检使把一个盗贼钉在活刑上；但在集市聚众之时，仍有盗窃财物的人，这难道是严刑能够警戒的吗？假如严刑真能起到警戒作用，那么秦朝统治天下时，就不该有一个百姓成为盗贼了。汉文帝废止肉刑，难道反而使国家混乱了吗？三代以来，刑罚本来就应当慎用、后置。若只用刑罚来整齐民众，也不能说百姓只是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臣愚昧地认为，一个人爱护百姓，百姓也会爱护这个人；既然上位者爱护他们，他们就会奉事上位者并心怀畏惧。如果只是想靠严刑来警戒，百姓的畏惧还没有形成，怨恨却已经很深了。伏望陛下以仁德治理天下，以德泽感化中外，侍奉天地如同父母，爱护百姓如同婴儿。僭伪之徒全被荡平，祥瑞接连出现。古代帝王不能做到的，陛下都做到了；近代没有恢复的古制，陛下也都恢复了。臣担心，近代这种不合乎法令的刑罚，若陛下不能革除，后世就会相承沿用，越来越成为常行之法。臣又私下见到，唐文皇曾因人的五脏系在背部，所以有罪之人也不施行鞭背，担心损伤他的性命，因此直到今天，谈到善于治理天下、能够保全社稷，都称他为文皇。他曾释放四百名死罪犯，令他们回家完成农事，然后再依法受刑；到了期限，没有一个人不到，这难道是靠严刑做到的吗？况且近来广州有人僭越称帝，治理广州时用酷刑将人处死，汤煎、锯解等刑罚无所不用，广州百姓怨恨他，甚至站在刀刃上反抗。如今史传贬斥他崇尚刑罚，太祖神德皇帝平定了那里并废绝了这种刑法，广州百姓至今歌颂欢舞，才得以保全生死，也没有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