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五

译治平三年，参知政事欧阳脩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任用人才不止一种方式，所以选取士人也不能只有一条途径。至于熟悉钱谷事务、通晓刑狱、熟悉民政、精通吏治才干，能够早晚勤劳、以办理事务和取得成效为功的，称为才干谋略之士；明白仁义礼乐，通晓古今治乱，其文章和议论可以同他们谋划天下大事，能够决断疑难、制定谋略、论说道理、治理国家的，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人，必定使有才干的人竭尽力量，使有见识的人竭尽谋略。因此把才干谋略之士分布在朝廷内外，分别治理各种职务，使他们各自办好自己的事务；把儒学之臣安排在左右，日夜同他们谋议，讲求治国的要领并加以实行；又从儒学之士中选择最优秀的，安置在廊庙，交付重大政务，使他们总领治理众多人才和各种职务，负责升降赏罚，这就是用人的大致方法。由此说来，儒学之士可以说是尊贵的，难道还排在才干之臣之后吗？所以前代英主明君，没有不把尊崇儒学、向往学习放在首位的，而名臣贤辅出自儒学之士的，十之常有八九。臣私下看到如今选取士人的弊病，在于先重才干谋略，后重儒学，尊重吏事而轻视文章。” 近年以来，朝廷担心各种职务不能修治，致力于奖拔才干之臣，因此办理钱谷、刑狱的官吏，凡是稍有一点长处善行、受到人们称誉的，都已经得到提拔任用了。才干谋略之士固然应当提拔任用，但如果只把才干谋略看作当务之急，因而忽视儒学之士，认为他们不值得任用，就会使下面有遗弃贤才的叹息，上面有人才不足的忧患，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臣认为，如今有才干能力之士并不担心遗漏，实在不足以烦劳圣虑；惟独儒学之臣难以进用而且多被弃置停滞，这一点不可不思考。臣以平庸荒谬、超过才干的资格，蒙受任用，得以在宰辅之后充数；但平日议论不能参与，也不能提出异议，虽然天天承受天威，又不能从容地把自己的拙劣迟钝全部陈述出来。如今臣对馆阁选士有一些愚见，已经另作奏疏详细陈述，希望圣上慈爱，能在宴闲之余偶尔阅览一番，其中或许有可采纳之处，恳请陛下常加留意。” 欧阳脩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馆阁的职务，号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如今两府缺人，就一定从两制中选取；两制缺人，就一定从馆阁中选取。这样看来，馆阁正是培养宰相辅弼人才的地方。人才既难以得到，又难以识别，所以应当广泛采集、广泛寻求，多多储备；希望有时能从中得到一人，那么他就会卓然出众，成为名臣。其余才智在中等以上的人，也让他们从容地受到培养，以资鼓励成就，也不会失去成为佳士的机会。自祖宗以来，任用的两府大臣很多，其中名臣贤相出自馆阁的，十之常有八九。祖宗用人，起初似乎并不精细，但由于搜罗范围广，所以得到的人才也多。因此凡是有文章、有学问、有才干、有品行，或精通一门技艺，或长于一项事务的人，无不收置在馆阁加以奖掖培养。其中卓然出众的，都成为贤能的辅弼宰相；其中没有做到宰相而成为一时名臣的，也多得数不清。先朝沿用祖宗旧制，收罗并培养人才，得到的人尤其多。自陛下即位以来，任用两府大臣十三人，其中八人出自馆阁，这就是明证。只是近年以来，议论者担心馆阁选人过滥，于是实行整顿改革。” 然而改革开始时，矫正过失做得太过，所立法令既严厉，选取人才便十分困难，使下面多有遗弃贤才的叹息，国家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如今先朝所收罗培养的人，有的已经升迁提拔，有的已经因年老疾病去世，现今还在馆阁任职的没有几个，而新法又艰难阻滞，近年完全没有选拔进用的人。臣现在大略列举馆阁选人的旧制和新格，就可以看出选人的办法如何、所得人才多少了。” 一、旧制中馆阁选取人才有三条途径：进士高科是一条，大臣荐举是一条，按年资劳绩酬报是一条。进士考取名次在第三名以上及第的，以及制科及第的，不论等级，只要任满一任回京，便可以参加馆职考试；进士第四、第五名，经过两任后也可以参加考试，这是第一条途径。两府臣僚刚刚受命时，举荐两三人，立即召来考试，这是第二条途径。其余经历事务烦难、任职时间已久，或者代理任职于重要地方的人，特许他们带馆职，这是第三条途径。如今三条途径已经堵塞了两条。自从科场改为隔年举行以后，考取第一名的人，必须任满两任回京才可以考试；从第二名到第五名，则永远不能考试。制科考取第三等的人，也必须任满两任回京才可以考试，其余等级则永远不能考试。这样，进士高科这一条途径已经堵塞了。两府大臣所荐举的人，都只是登记在册，等到馆职有了空缺，再从名册中点名召来考试。可是馆阁本来没有固定员额，也没有出现空缺的时候，所以自从设置名册以来到现在九年，竟没有点名考试过一人，于是大臣荐举这一条途径也堵塞了。惟有按劳绩带馆职这一条途径还存在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一、新制中馆阁共设置编校八员。本来是因为馆中书籍长期不齐备整齐，而馆阁中又有许多另外的差遣，不能专心校正，所以另设这八个职位；因此选取新近进用、资历较浅的人，让他们长期任职，专心校读。于是先任编校二年，然后升为校勘；任校勘四年后，升为校理；任校理又一年，才罢去编校一职而另行差遣。然而自从设置编校以后，正好遇上馆阁选人的途径逐渐废止，近来议论者便只 把编校作为选士的新格。过去直馆、直院、直阁、校理等职，都没有固定员额，只要有才干就任用，不限制人数。如今编校限定为八员，以此来容纳天下众多士人，当然会使人才被遗弃在下位。八员之中，还要每隔七年才遇到一个空缺，再补用一人；由此可知，天下滞留未用的人才非常多。以上是臣的愚见。编校八员完全可以仍旧保留。每当有员额空缺，就命中书省选择人选上报拟定。陛下如果一定要网罗天下英才，那么就应当摆脱通常的规格，加以奖拔。如今负有文学才华、怀有器识、胸襟磊落而才华奇伟，闻名于世却尚未被当时任用的人，并不少见。惟愿陛下广泛访求、审慎考察，把他们全部召来，暂且安排馆职，培养三五年，慢慢考察实际才干，选择其中最优秀的加以提拔任用。识别人，自古圣王都认为困难，但不能因为困难就干脆废弃不做。即使提拔十人只得到一两人，也不能说没有益处；何况对才智中等以上的人加以培养奖成，所得也不止十人中的一两人。

译知制诰韩维封还苏宷的词头，论说朝廷同时斥逐六名谏臣，上奏说：“本月七日，中书省送来一道词头，任命刑部郎中苏宷守本官兼侍御史知杂，命臣撰写制词。臣私下认为，自从濮安懿王称亲、三名御史获罪以来，众议汹涌，人心没有一个感到满意。傅尧俞等又不肯就职，论事更加急切，士大夫私下替朝廷忧虑。加之天变突然发生，夷狄更加轻慢，忠义爱君之人往往恳切进言，希望陛下因此警惧，改正先前诏令的过失，大规模收回放逐之命，显明地有所作为，以更新德政。如今忽然任命苏宷为御史知杂，那么傅尧俞等哪里还会有留任的希望？同时斥逐六名谏臣，臣实在担心祖宗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对内会失去人望，对外会启发戎狄的敌意，白白错过灾异预先显示的警戒，开启不可预测的祸败端倪。臣骤然蒙受提拔，主管诰命，不敢阿谀隐讳，以辜负陛下的任用。这道词头臣不敢奉行，已经写具状文，封还中书省了。臣因为这件事两次违背诏命，料想罪过深重，必定不能再见天颜。然而臣微薄的愚忠，仍愿陛下深深畏惧上天的警戒，谨慎察看人情，以社稷为重。” 治平年间，韩维任知通进银台司，论说范镇请求出任州郡的札子：“臣私下听说，翰林学士范镇上章请求补任郡职，外间议论纷纷，都认为陛下因为范镇任宰相时批答不当，下诏责谕令他离职，却不知道事情的虚实。如果果真如此，臣私下认为陛下做得不对。范镇如果确实有罪，自然可以明正典刑；如果他的过失只在文字之间，只要不是严重违背义理，就应当宽容，以保全对待近臣的体制。陛下先前贬黜钱公辅，朝廷内外没有不认为处罚过重的，甚至有人相互传说钱公辅另有罪恶，皇上不愿公开，所以才处置到这个地步。陛下接连斥退两名近臣，而众人都不能明白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臣恐怕从此臣下各自怀疑畏惧，没有人敢为陛下竭尽心力。如今范镇既然已经依从自己的请求，按例只须改换职名、兼领州郡，这对范镇又有什么损害？可惜的只是陛下在朝廷中施行赏罚的举措。臣近来在延和殿应对时，曾论说君主的好恶应当通过明确的赏罚向天下显示，使人知道应当趋附什么、避开什么，这样才可以改变风俗。臣又认为，即使圣贤思虑也不能完全周密，毫无过失；假如陛下有所处分，能够改正它，就足以彰显采纳善言、听从劝谏的美德。这些话十分切近，陛下也应当记得。” 臣骤然蒙受提拔，不敢低头沉默，和众人一样。伏望圣上慈爱，察看臣先前所说的话，对这件事再精细地加以思考，趁还没有形成正式成命，迅速赐予改回，所希望的是不要使这件事进一步损害圣德。”韩维又封还举荐台官的敕书，第一份札子说：“昨日阁门送来一道敕书，命臣举荐两名官员充任御史。臣认为，识人的方法是古今最困难的事情，所以圣王选取士人的办法一定有所试用，见到他们的实际表现确实可以任用，然后才升进，这样才不会错失人才。臣看见吕诲等人刚强果断，坚守道义而不屈服，以至于冒犯死罪也不顾忌讳，竭尽所能发表议论，这样的人古今求之极少。臣又听说陛下先前亲自写出范纯仁、吕大防二人的姓名，任命为御史，众人看见纯仁等竭尽气节进言，都说陛下明智圣哲、选任得人，纯仁等也没有辜负陛下的知遇，得到了侍奉君主、报效国家的道路。如今一旦把他们斥逐到远方，士大夫无不私下叹息痛惜。陛下毁掉已经形成的美名，承受可耻的名声，失去当代众人的期望，给后代留下讥议。如今奉敕命令臣另行举荐御史，臣私下衡量自己的驽钝低下，哪里敢稍有希望面见圣颜？即使想谨慎举荐，又怎么比得上圣明君主亲自选择呢？” 况且一个人尚未经过试用，确实也很难了解；像吕诲等人却已经有经过试用的成效了。陛下如果一定要为官职寻求合适的人才，臣愿意恢复这两人的职任，以帮助陛下成就招贤纳谏的美名。关于举荐台官，敕书臣已经写具公文封还阁门，不敢接受。冒犯天威，臣惶恐战栗、惭惧至极，诚恳激切到了极点。” 第二份札子说：本月十三日，臣接到中书省札子，奉圣旨命臣依照敕令举荐官员上报。陛下圣量宽容，不责怪臣奉诏迟缓，特意颁下恩意和诏谕，臣本来应当恭敬接受。然而臣反复思考，侍奉君主的道义在于竭尽全力；如果内心怀有未尽之意，表面上却窃取曾经进言的名声，而对国家事务没有益处，臣不忍这样做。因此臣敢于不避斧钺之诛，申明自己的看法。臣私下认为，自古圣王优待进谏的臣子，即使他们十分狂直，也一定加以包容忍耐，并不是因为势力不足以斥退他们，而是认为斥退这一个人，就会伤害许多人的心；造成这一次过失，就会败坏天下的事情，所以不肯这样做。治平以来，四方倾耳听闻，天天盼望陛下开怀接纳群言，勉励统率众人同心协力，以光大祖宗的大业。如今反复做这样的事情，这正是臣为之痛心疾首、替陛下深深忧虑的原因。自吕诲等被斥退以来，甚至市井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并不美好；可是朝廷中的臣子没有听说有人竭尽力量、尽忠职守来替国家挽救这一过失，那么陛下斥逐近臣、贬黜台官的效果，已经可以看见了。陛下偶然在这件事上有失误，上下臣子又随声附和，事情便立即成为定局。假如以后再有其他事情，而人情仍然如此，臣恐怕这并不是陛下的福分。” 如今听说傅尧俞等人不久将要回到朝廷，万一又像吕诲等人一样强硬争辩、始终不停止，那么难道又要斥退这三个人吗？同时斥退六名谏臣，这是危险的道路。陛下想要走上这条路吗？臣之所以再次不奉诏，实在是希望凭自己微薄而恳切迫切的诚意，最终使圣意醒悟。希望陛下察看臣前后所说的话，知道这些话经过了深思熟虑，并非轻率发出；特意作出英明决断，改回这件事，以安慰天下人的心。这不是臣个人的利益，而是陛下和社稷的利益。举荐台官的敕书现在还在阁门，臣不敢奉行；札子已经封还中书省。臣没有立即奉诏的罪过，惟听朝廷处分。冒犯天威，臣惶恐战栗，诚恳至极。” 皇上患病，慈圣光献皇后与皇帝一同听政。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司马光上疏说：“从前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因而背负天下的诽谤。如今临时摄政之际，应当信任忠厚如王曾、清正纯洁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朴正直如薛奎这样的人；对于鄙陋猥琐如马季良、谄媚迎合如罗崇勋这样的人，则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才会信服。”

译司马光又论奏御药院刘保信等人授予外任、不得在内廷暗中迁转官资的状文说：“臣看见自祖宗以来，选择谨慎诚信的内臣主管御药院，因为这个职务尤其属于亲近之任，担心他们的名位逐渐尊崇，任职年月稍久便权势太重，难以控制，所以常常只用供奉官以下的人担任；升转到内殿崇班，便出任外官。这是祖宗深思远虑、防微杜渐的制度，远远超过前代，足以为万世留下谋划。近年以来，旧法颇被破坏，任此职的人往往暗中迁转官资，请求增加俸给，时间久了便不守法，实在违背祖宗的本意，十分不便。如今新君即位之初，正应革除积弊，遵循旧章。臣私下听说主管御药院的刘保信等四人，也曾自己陈述请求，因遇到普遍施恩而另授外官。伏望陛下各依照每个人的请求，以及凡是按照旧例曾在内廷暗中迁转官资的内臣，一并授予正式官职，改任外官；另行选择供奉官以下、平素知道其心腹忠信谨慎诚实的人，主管御药院。并且从今以后，凡是升官到内殿崇班以上的，都必须出任外官，完全遵循祖宗制度，不得暗中迁转官资，仍旧留在内廷任职。” 诏令把颍王府原来的直省官四人录用为阁门祗候。司马光任侍读学士后上奏说：“国家初创时，国运和形势还很艰难，所以皇帝即位之初，必定任用左右身边的旧人为心腹耳目，称为‘随龙’，这不是平日的制度。阁门祗候这一职务，对文臣来说相当于馆职，怎么可以让供人使役的杂役来担任呢？” 知常州陈襄请求留下陈经，直到任期届满，不要与他对调任职，奏状说：臣查考本州事务，近来据辖下太子中舍、知无锡县事陈经的状文称，他因为同本州推官邵奇是亲属，有妨碍之处，于是备录本官状文上奏。陈经近来承蒙降下敕令，调任婺州兰溪县知县，却又派知兰溪县屯田员外郎郑琰前来与他对调，此事必须上奏报告。臣如今访察得知，知常州无锡县事、太子中舍陈经自到任以来，公正勤勉、办事敏捷，熟悉民政，无论事情大小都亲自听断，无不充分体察人情。由于本县所管二十三乡，主户、客户的人口和狱讼事务繁多，多年积压不能判决，号称难以治理的县邑。陈经到任一年，诸事都得到整治；又为本州修治开挖运河，从无锡县界的望亭堰到武进县的奔牛堰一带，工程和物料总计一百三十多里，全部委派本官总管开河司事务，各项筹划经营直到工程完毕，都能够成功完成。这里原本只是开挖河道、除去望亭一处堰坝，疏导太湖水势，使水流进入运河；虽然已经获得便利，但靠近河流两岸的民田通向水沟水渠以及应当设置堰闸的地方，都还没有开修，全靠陈经亲自劝导率领百姓动工，大规模开挖了几处沟港，使之贯通运河，并新建堰闸。” 如果遇到干旱年份，就多引导太湖水灌溉田地；大水之后，就立即把河水泄放到江中。这样四县的民田便可不再遭受水旱灾害，才是长久的利益。自从陈经接到调任敕令以后，全县人惶惶不安，好像要失去父母一样，不停地到州府申诉，请求让陈经任满此职；由此可见，陈经治理这个县确实有恩惠利益，百姓不忍心让他离去。何况先前朝廷已有诏谕，允许职司考察辖区内守宰官员；如果有良吏，特别为他作出保明，准许再任县令，像陈经这样的人确实不容易得到。臣实在替百姓爱惜他，希望朝廷俯从民众愿望，请求留下本官直到任期终了，使上述河道事务从头到尾办完。况且推官邵奇考核成绩很多，到任已经一年半，希望朝廷允许他任满成资，或者在苏、润、湖、秀之间调换一名职官差遣；至于与他对调到无锡县的屯田员外郎郑琰尚未有人接替，就请仍旧前往兰溪县任事，并没有妨碍。如果允许臣所奏，伏乞早日下达指挥。谨具状上奏。” 殿中侍御史范纯仁上奏，请求在南郊大赦前恢复钱公辅的官职，状文说：知制诰钱公辅因为封还递进的词头，被责授为滁州团练副使。臣私下认为，封还递进词头也是中书舍人的旧例。他所说的话虽然有些过分，但其动机应当没有别的，不过是想补益陛下的明察，尽到自己的愚直罢了。不应当重重贬责他，竟使他同奸邪谄佞、贪赃污秽之人一样。朝廷内外的人心，难道不会因此疑惧吗？因而言路颇为堵塞，实在损害陛下革新政治的方针。如今听说陛下因为水灾之后，深切寻求直言，然而数十名近侍之臣中，也没有听说各自上封章指陈时政的过失。难道不是因为以钱公辅为戒，各自只求保全自身吗？这样一来，受了恩遇却不向陛下进言，还能依靠谁呢？伏望圣上慈爱，特意在南郊大赦前恢复钱公辅一官，以表明陛下容纳直言的心意，使大小臣子都能尽忠守正，向上补益圣明的谋略，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范纯仁再次请求恢复钱公辅官职，状文说：“臣近来曾入殿奏陈，请求在南郊大赦前恢复钱公辅一官，至今仍未蒙施行。大概自从钱公辅被贬官以后，朝廷的任命难道没有不恰当的吗？臣僚都把钱公辅当作警戒，不再敢进言，使那些滥进的人不畏惧公论，使苟且容忍的人足以偷安；损害圣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臣僚中能够不把自身打算放在心上，而以职事为忧患的，十人中没有一两人。陛下即使宽容接纳他们，尚且恐怕不能使人受到劝勉，如今又深加贬谪，那么谁不各自寻求自保？人人都这样，国家还依靠什么？臣微薄的请求，实在就在这里。伏望圣上慈爱，下达臣前次的奏议，交付中书门下施行，使言路重新开通，圣政不再壅塞；让尽忠勤职的人有所劝勉，让苟且容禄的人有所羞愧，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起居舍人傅尧俞再次论说徐绶，上奏说：“臣近来曾上状请求追还并撤销任命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徐绶为三司判官的诏命，未蒙施行。臣虽然十分愚昧，私下却对此深感疑惑。不知朝廷任用徐绶，是因为他的德行，还是因为他的文学和政事才能？如果凭德行，那么他的缺失如此严重；如果凭文学和政事才能，那么品行如果不修养，即使是子游、子夏、冉耕、季路这样的人，也会有不被采用之处，何况他的文学还没有超过众人，政事也没有什么声誉呢？倘若认为高科进士一定应当显贵任用，那就是朝廷待他不同于一般人的意思了。既然待他确实特殊，对他的责备就应当更加严格。哪里有做了众人都不忍做的事情，却自己说‘我是高科进士’，朝廷也说‘他是高科进士’，在授受之间都认为理所当然的道理？这正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况且陛下即位以来，天下人侧耳拭目观望已经很久了。政事初始之时，如此尊崇奖拔这类人，不仅不足以教化激励天下，实在恐怕四方之人会因此窥见朝廷而妄自议论朝廷政事的深浅。惟愿陛下留心省察。”

译神宗即位，判河阳富弼论说既然广泛采纳听取意见，就应当辨别君子和小人，上奏说：“臣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面见圣颜，承蒙陛下派内入供奉官李从政传达慰问，秘密而恳切地反复嘱咐，特别蒙受超乎寻常的眷顾，远远超出常流，臣仰望感戴恩德，天地也无法衡量。现在臣正被疾病缠绕，行走十分困难，不能入朝拜见陛下，略尽臣节，于是只把病中想到的一两件事托李从政传闻上奏，不逃避斧钺之诛。伏惟圣明，希望陛下赐览省察，臣将感到无比幸运。臣私下听说，陛下刚刚登临帝位，喜好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各方，努力扩大耳目，这是古代圣王所崇尚的，也是君主之道最美好的方面。四方都鼓舞歌颂，认为臣下的真情和虚伪、时政的得失，一定不能逃过圣上的察看，太平可以立即实现。然而其中事务有万种，人的品类有百般，自古君主采纳听取意见时，最难也最须谨慎。若得到合适的人，他们一定以正道忠诚地向君主进言，所说的确实对时政有益。若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他们就专门窥伺情势、顺从人情、阿谀权贵；有颠倒曲直的，有挟带爱憎的，甚至陷害忠良、援引邪僻，夸张张扬君主的威福，耸动视听；大则图谋取得官职，小则希望求取财物。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君主广泛采纳听取意见的至高美德，反而会变成损害政治的大弊病。” 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自古以来，君子常常少，小人常常多。君主采纳听取意见时，所以得到合适的人常常少，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常常多。得到合适的人少，所以有益的事情常常不足；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多，所以坏事常常有余。为什么这样说呢？君子努力实行仁义，尊奉君主、庇护百姓，这是在做有益的事情。君子只遵从道义，不计较自身的进退；被任用就进身而实行道义，不被任用就退处而不忧闷。小人却不是这样，只向着利益；如果被正道压制，不能使自身进身，就局促不安，不肯停止，千方百计、不顾名节地经营钻营，直到得到进身的机会才罢休。既然把进身作为急务，只知道富贵值得享乐，那么还有什么道义肯守，还有什么善事肯做呢？何况君子常常被小人压倒，所以自古以来太平之世少、动乱之世多，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君子可以导致国家得到治理，小人只能导致国家混乱。如果君子和小人同时立于朝廷，实在难以辨别。小人在外表上修饰言辞，所说的道理并不比君子差，但他们的内心和实际行为，却像水火一样完全不同。《尚书》说：‘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这件事只有帝尧也感到困难。’注文说：‘这里的帝，是指尧。’ 尧是伟大的圣人，孔子把他比作天，却还没有完全掌握识人的道理，何况处在尧之下的人呢？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诸侯丢失国家，天子失掉天下，子孙流散而沦为皂隶，宗庙社稷废弃而成为丘墟，都是因为任用小人造成的。由此看来，小人哪里应当亲近任用？又哪里应当信任委任呢？臣认为，帝王本来没有其他具体职事，辨别君子和小人，才是帝王的职责。然而千官百职，难道都要烦劳帝王亲自辨别吗？只要精心选择能够承担天下事务的人，也就是所谓大臣，不过十几人，不让一个小人参与其中，那么千官百职交给大臣，由他们分别选用，再逐渐推及天下，州县的官吏就没有不得其人的了。即使想作乱，也不可能。恭敬地想，陛下天赋睿智明察，神授英明谋略，守护祖宗的基业，实行尧舜的道德，广泛采纳众人的长处，想要穷尽万物的情状，作为君主的艰难，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愿陛下不要认为采纳的范围已经很广，便以为所得一定很多，其中必须防备奸诈小人惑乱圣听；奸诈的谋划像正直，欺诈的言辞像忠诚，在真伪相似、难以辨别之际，不能不及早辨明。大体说来，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人们不肯谄媚奉承、秘密依附他，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人们不肯竭尽忠诚，一有过失就进谏。谄媚奉承，便顺着君主的心意而使他高兴；君主高兴，就可以得到富贵。进谏则违逆君主的耳朵而使他发怒；君主发怒，就会招来灾祸。顺从君主心意而取得富贵的，是小人；说逆耳之言而遭受灾祸的，是君子。求取富贵的人，百人中有百人，千人中有千人；不躲避灾祸、想使君主处在无过之地的人，百千人中还没有一两个。这全在于陛下审察并谨慎选择。得到这样的人以后，就专心信任他，竭力实行他的意见，不容奸佞破坏，那么朝廷自然治理得好，各方都无事，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又听说从前贤者曾有英俊之才沉沦下僚的感叹，并写入讽咏之中。如果英俊之才果真长期困在低微官位，实在应当赶快选拔进用，以安抚士人的心。至于那些内在品行不能自守，平素操行不佳，政绩没有声誉，公众舆论也不认可，所以长久不能任用的人，恐怕他们的朋党会诉说其冤屈，妄自陈述困苦危难的情状，以打动陛下深沉的心；也愿陛下深入察考，追究他们以往的行迹，直到看到事实后再决定升降进退。又听说君王端坐垂衣而治理天下，但用来劝勉群臣、使他们勤于职守、自己奔走于职业的，没有别的，只是官位和赏赐这两种权柄罢了。舍弃这两种办法，还能有什么方法呢？所谓官，就是爵位；所谓赏，就是金帛。如果德行足以配得上官位，功劳足以相称于赏赐，那么即使官位很高、赏赐很厚，也不算过分。先王之所以重视、珍惜这些而不随意给人，并不是吝啬，而是担心德行与官位不相称、功劳与赏赐不相称，引起人们不平的议论，那就无法用来劝勉人了。近来臣僚上殿，有不少蒙受当面赐给绯、紫服色的恩典，臣不知道其中哪些该赐、哪些不该赐，只听说比以往多罢了。爵位和金帛固然不能越级随意授予；至于其他方面，章服华美显贵，人也看重，也可以作为劝勉奖赏的东西。如果赐给它不是因为劳绩，也不是因为资历，那么有劳绩、有资历而得到它的人，不会认为它珍贵，反而会以为受到的恩典不足，感到羞耻，不能起到劝勉作用。陛下凡是赏赐，本来是要使人知道感恩而受到鼓励，勤勉地履行职务。如果只是使侥幸得到的人高兴，却使有劳绩、有资历的人感到羞耻，不能起到劝勉作用，那就是把它抛弃了，还有什么激励作用呢？《尚书》说：‘车服用来表彰功劳。’《左传》说：‘名号和器物，不能假借给别人。’唐朝有中书令穿绯服、宰相穿绿服的规定，由此可知，这些服色不能不稍加尊贵、珍惜，用作劝勉奖赏的一种手段。臣年轻时还康健强壮，已经比不上别人；如今既老又病，志气衰败，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却冒昧以愚昧之见玷污天听，实在是仰仗陛下虚心待人、无所不容，所以才敢这样做。只愿圣上慈爱，特别赐予详阅，恐怕也会有所补益。

译富弼任河阳判官，后来授任左仆射。他论述任命大臣，应当秘密上奏。说：臣在河阳时，大约七八月间，东面有人从京师来，北面有人从河朔来，也有人从南面的蔡州、许州，西面的陕州、洛阳来，他们都说公因病请求解除使相之职，奏章屡次恳切上陈，皇上将要答应，却又因此对公产生了疑心。如今两府大臣又想任用公入朝为相，公既然还不能正常行走，拜见起身时，必定会召公担任宫观使，并且留在京城，以备询问时政得失。臣每次都问来人：这都是朝廷的重大机密和重要任命，按理应当极其秘密，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来人却说：这本来就不可能知道。臣虽然听到这些话，最终还是不相信，认为陛下必不会这样做。后来传闻韩琦、文彦博、陈升之、郭逵相继请求免职，而且都没有准备礼仪，并且都有一定要离去的意思。以至于侍从官和掌管军队的人，也各自有离职的意思。那些尚未请求离去的人，并不是想留下，只是请求离去的人已经很多，不敢再提出请求罢了。即使勉强暂且留下，谁还肯再尽心办事呢？如果后来有人获准离去，就一定会接连有人请求离去，使陛下更加烦扰。臣后来不断听到这些说法，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如此；那么臣先前的不信，也就变成怀疑了。如今臣又蒙受差遣，充任集禧观使，完全如同两个月前四方传来的消息，丝毫没有不同，怎能使臣不相信呢？捧接诏书那天，臣汗流浃背，惊骇不已：哪里有这样的国家重大机密，事先竟让四方的人都知道？四方尚且知道，两府大臣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陛下既然这样疑忌，执政大臣就不得不请求离去。臣早晚思量，恐怕陛下因为防范失当、谨慎失周，导致政事泄露，使人人不安，各自怀疑恐惧，全都想请求解除职务。这正是田文所说的‘君主年少，国家疑惧，大臣尚未归附，百姓不信任’，正像今天陛下的情形。不过魏王当时是自然如此；如今却恐怕是陛下圣虑偶有未周，才导致他们疑惑、未归附、不能信任。陛下如果一定要解除他们的疑惑，使他们归附并信任朝廷，不如罢免臣的新任命，推诚相待诸位大臣。如果其中确有难以长久留下的人，也应当慢慢筹划去留，这样才可使事情两全。何况韩琦以下七人，都是历经两朝、受顾命的大臣，各有忠义之心，哪里适宜轻率议论他们的出处去留，以招致天下人的种种议论呢？臣若贪图冒受恩宠，担任观使，悠闲地住在京城，医药又方便，对臣来说没有一郡事务的责任，这真是天下无比的幸运。然而其中有极大的不便，是什么呢？如果臣就此任观职，即使陛下完全不派中使传达慰问，京师和四方的人也会怀疑，每天都有使者到来。即使有时派使者来，只是问候臣的病情而完全不问其他事情，京师和四方的人也会怀疑，认为所有朝政都来向臣询问。即使有时派使者偶尔询问政事，臣一句话也不敢回答，京师和四方的人也会怀疑，认为臣对所有朝政都在私下议论其长短。陛下试想，这三种情形果真能使人不怀疑吗？臣知道绝不可能没有怀疑。如果人人都怀疑，那么如今两府的八位大臣，还有谁不会离心离德、失去体统呢？臣也知道没有一个不会离心离德。汉代宋昌说：‘公事就公开说；如果谈私事，王者不接受私下请求。’如今却让臣在闲置的宫观中静坐，暗中议论朝廷政事，导致现任大臣一个个离心离德，这究竟是公事还是私事？臣也知道，京师和四方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必定都会说这是私事。臣若顺从陛下私下的恩宠，便贸然接受它，那么臣成了什么样的人呢？不但会获当世之罪，即使到了千百年之后，也不能逃脱责难。臣受到今人和后人的罪责，本来不足惜；然而这对陛下作为君主的道理、治理国家的体制，难道没有损害吗？臣也知道，所造成的损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伏念，天下治乱安危的关键，完全系于天子任用人才是否恰当；即使任用恰当，还系于是否信任。齐国晏子说：‘任用贤人却不信任他，这是最大的不信任。’难道可以把这看作寻常事情而轻率处置吗？大凡处罚一个人，众人都害怕而不敢触犯禁令，才处罚他；奖赏一个人，众人都喜悦并受到勉励，才奖赏他。平常的赏罚尚且必须这样谨慎慎重，何况大臣的任免进退，怎么适宜仓促决定呢？如今陛下想任用臣一人，反而使众大臣都离心离德、不肯留下，陛下难道还应当完成这件事并一定实行吗？人情其实也不难挽回，只请陛下按照臣所请求的，赶快放臣回去，使臣早日回到原任；同时再临朝明确告诉大臣们：‘朕想见富弼一面，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他是先朝旧臣，并没有一定要留用他的意思。他既然坚决来辞免，就让他回河阳。天下的事情难道全在一个富弼身上吗？我自有贤能之臣可以依靠，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众人的心自然会安定，哪里还会再有人敢请求离去呢？’陛下如果果断采用臣的这个意见，先前的过失还可以挽救五六成；如果最终不采用臣的意见，那么大臣、侍从和掌管兵权的官员往往会离心离德，既无办法挽救，也无事情可以挽回；那时陛下还将和什么人共同谋划国家大事呢？只愿圣上千万仔细思量，幸勿一味坚持先前的意见而不改，因而继续错误行事。臣又听说，陛下询问访察得太多，听信得太杂，于是小人各自怀有希求之心，没有什么话不说。议论的人既多，是非便混杂；一种说法刚实行，另一种说法又来夺取其地位，辗转相互效仿，没有止境。陛下所听到的事情充塞于心，万般事务每天产生，哪里有空暇辨别？这样，所实行的必然有对有错，所任用的必然有偏差，政事没有一定的主张，人人没有自保之心，上下纷乱，暗藏祸患。臣以前附在李从政所奏札子中的意见，正是针对这一点。还望圣上慈爱，时常赐览这篇文字；这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社稷和百姓的幸运。元丰六年，富弼以司徒身份致仕，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使天下得到治理或陷入混乱的根本大纲，不出任用谄佞之人还是正直敢言之人这两端。谄佞之人得到进用，君主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只把厌恶的事当作正确，因此导致混乱；正直敢言之人得到进用，君主每天都有启发和增益，只听从善言，因此导致治理。这就是君主导致治乱的大要。’臣自从离开朝廷，退居林下，有时也仰仗听闻朝廷所作所为，大体上是谄佞之人争相进用，而正直敢言之人大多处在外任。

译即使有在朝中的正直之士，也恐怕触犯奸佞，个个闭口不言，不敢有所陈奏。又听说近日朝廷内外有些事情牵动圣心，忠义之士只是仰面对屋叹息，却没有见到有人把意见传达给陛下，导致陛下无法知道实情，反而又要另行更改政事，这实在不是朝廷的福分。只愿陛下为众多正直之士开辟进言的道路，堵塞群邪枉曲的门径，讲求善政，把祸患变成福祉，使天下受到恩惠，安坐而达到太平。这是老臣对陛下的期望。其中具体事项很多，臣也不敢妄自逐条列举，只举出大要，唯愿圣明之君留心选择。否则，恐怕坏事逐渐浸润加深，祸乱将要到来；到那时只会更加烦劳陛下日夜忧勤，也没有办法挽救了。老臣怀着犬马般微薄而恳切的心意，略陈其端，伏望圣上慈爱，不要稍有忽视，深思并努力实行；这才是天下的幸运、宗社的福分。神宗即位初年，翰林学士吕公著论述举荐台官不必考校资序，上奏说：臣近来蒙受恩典充任翰林学士，看到本院一向举荐台官，都必须是前行员外郎以下至太常博士、历任通判一任以上的人，并且还必须由众学士共同具状保举。臣认为，御史的职责，是上辅天子的聪明，下防范纠察百官；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上奏议论，因此必须资质端正，学识广博，然后才可以处在宪司，担任言责。按照这个条件寻找，众多士人中不容易选中。如今却限制资格，同时又总想得到合适的人才，恐怕很难。臣切见近年以来，前行员外郎以上、知谏院的人，都可以兼任起居舍人；朝廷的意思，是务求扩大进用人才的道路，而御史兼官的制度却还缺失，大概是有关部门从未认真研究。臣又见近来保举适合充任御史里行的人，有的因为资历浅而被报罢。臣听说唐太宗一向喜爱直言，马周以平民身份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这个名称从马周开始。后来官位低微、尚未取得正式御史身份的人，都授任里行。这样看来，设置里行本来就是为了接纳资历浅的人；如今却因为资历浅而认为不应入选，正是失去了前代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臣又看到天圣七年进言的人，说三院御史可以出任省府判官、转运使，其中很多是由知县充任、被举荐的，实在太过侥幸，于是诏令今后只有知州、通判才可以上奏举荐。近来的台官，称职的，即使有时依次补入谏官之列；不称职的，即使是真正的御史，也根据旧日资历出任外任。由此可见，资序高低不必拘泥考量。又听说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人，难道别人会舍弃吗？’人才难得，如果一定要等几个人都知道某人的才能，本来就不可能。假如只有一个人知道，众人并非出于真实信任，只是雷同地联名具状，那也不是为国家求取贤才的本意。臣所说的这些，明白易见；即使增补到旧制中，对制度体制也没有妨害。伏惟陛下以圣明文武之才刚刚登上尊位，左右近臣都在访求山林隐逸之士，尚且要从各方面寻访，难道唯独对御史这种掌管耳目、监察百官的官职不愿广开进用之路吗？伏望圣上慈爱裁定准许：从今以后，每有御史空缺，就轮流由学士、御史中丞各一员保举；正郎、前行员外郎都依照谏官的例子兼任御史；朝官以上不问资序，都授任里行；太常博士、任通判满一年的人，仍依旧制办理。这样，用人的法度就不会过于苛细严密，举荐善才的心意也都能充分发挥，实在是莫大的幸运。熙宁二年，吕公著又论述评定人物应当谨慎秘密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说：‘君主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自身。’事情如果不秘密，就会造成祸害。君主召见群臣，与他们讲论天下事务，并谈到人物的好坏，这是尤其应当谨慎保密的事。如果君主不谨慎保密，泄露有所不到，臣下担心日后祸害临身，想到失身的警戒，便不敢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不秘密就会失去臣下’。何况君主任用人才，既然使用他的长处，本来还想知道他的短处；如果知道短处便把它公开，那么臣下就没有人肯尽心尽力了。如今大家正要同舟渡河、共乘一车前进，如果不能使每个人都竭尽力量，事情的后果就难以预料。希望陛下对此留意，臣将十分感激。元丰十年，吕公著提举中太一宫，请求广泛收罗人才，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诏令举荐才德足以担任升迁官职的人。臣私下观察，陛下自即位以来，虚心屈己来对待天下士人，士人从平民或小官起步而达到显贵亲近职位的，多得数不清；然而陛下仍孜孜不倦，把求贤当作急务，实在是想广泛收罗人才，不遗漏任何人。臣思考，自古有作为的君主，并不是要向别的时代借贤才；然而尧舜之时也称人才难得，可见世间本来从未缺少贤才，只是人才也不容易大量得到。如今陛下降下求才的诏令，并不只是徒具形式；朝廷内外举荐的已有一百多人，虽然不一定全都合适，但如果确实考察名实、加以试用，应当有能够满足厚望、符合明诏的人。臣又私下详细思量今日诏书的意思，似乎是说人才不足；然而多年以来，天下士人中陛下平素知道其才能、曾经试以事务而后来处于闲散外任的仍然很多，恐怕其中也有才实兼备、忠厚而想为国家效力的人，未必全都是迂腐乖谬、难以任用之辈。汉武帝时，公孙弘最初被举荐入朝，因不符合策问要求而罢免；后来又以贤良身份被举荐，武帝亲自擢取为第一，不到几年便做到宰相。由此看来，人本来不容易了解，士人也不可轻视。为什么呢？过去对他的考察或许还没有弄清详情，几年之间，他的才能事业也各有进步。只愿陛下再交付事务来观察他的才能，或让他答对策来考察他的言论，兼收并蓄，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那么盛明之世就不会有埋没人才的叹息，臣将十分庆幸。

译吕公著任御史中丞时，论述推选人才过于精细，导致群才难以进用，上奏说：臣私下想到，陛下凭借圣明睿哲的资质，将要兴起致治之业，对于臣下能否任事，本来当然周全知晓；然而临朝时却常常感叹总是苦于缺少人才。臣私下认为，人难以了解，尧舜尚且以此为忧；但自古有作为的君主也不必向其他时代借取人才。何况如今的人才，有许多是众人共同知道的，也是陛下熟悉谈论过的；如果把他们都任用之后，才可以说人才不足；把他们试用而没有成效之后，才可以说难以知人。现在却不是这样，左右近臣的职位还有很多空缺，大小贤才很少能够汇聚进用。陛下即使推求选择极其精细，可以避免滥施赏赐的过失，然而群才难以进用，又同谁来成就非凡功业呢？从前唐德宗并非不爱惜名位器物，只是因为要求人才过于苛密，授任极其困难，以至于尚书省东省空置了好几个月，御史台南台只有一名御史，所以陆贽认为选得过于精细而失去了士人。臣私下观察，自古用人时之所以常常疑忌不决，问题在于君臣之间不能免于拘泥形迹；谋划事情时往往已经彼此违异，至于议论问题，就更难协调一致。臣伏愿陛下与执政大臣，在选拔任用人才时务必保持公正坦荡，忘掉彼此的形迹，那么俊杰贤能之士都能任事，天工就不会空缺了。元丰元年，吕公著任端明殿学士，上疏说：臣听说‘人才众多，周文王因此安宁’。周朝兴盛之时，即使像兔罝中人那样的士人，也有可以担任心腹和捍卫国家重任的人。如今三馆秘阁的职务，是朝廷中显要而光荣的职位；自前代以来，将相和著名大臣大多出自其中，人才兴盛的情况，难以立即数清。臣在皇祐、至和年间充任馆阁官员，当时的同辈后来也往往做到通显之位。近来虽然有所裁减，但数量并不多，其中有些因劳绩而升进的，又都调补到外任。朝廷平日里搜罗人才很困难，遇到缓急事务必然缺少可供差遣的人，以至于近来派使者出使高丽，还颇费圣上选择。古人说：‘士人平时没有得到培养，就无法使国家受到尊重；临事仓促才寻求人才，不是尊重朝廷的办法。’臣私下认为，天下从来不曾缺少人才，只是要寻求他们，他们才会到来；任用他们以后，才知道他们的才能。臣愚昧，希望陛下考察综合众人的言论，最后由圣明裁断，再得到俊伟之士、通达之才，略微增加馆阁的选用名额，使他们平日足以从容修养、磨炼激励，遇到缓急事务则任凭使用，以此提高朝廷的声望，臣将非常庆幸。熙宁元年，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文彦博上奏说：先帝急切地寻求治理天下，谨慎地任用人才，臣等因此进呈拟议任命官员的名单。神宗说：朕过去在藩邸时，每次听说朝廷任命官员，多数不能满足众人的议论，朕认为选拔任用没有恰当。等到朕即位以来，专心致志求取人才，不吝惜授予高贵爵位；如今从众人中选择，才知道得到合适的人很难。不过应当根据才能任用，使各人都称职即可。臣等上奏说：帝王任用人才，不向过去借取人才，也不等待未来出现贤人，而是随才任用，确实如同圣上所说。熙宁四年，文彦博又上奏说：臣多次承蒙陛下恩德教诲，等将来西部战事平息，还必须精心选择守边大臣，积聚粮食、训练军队，建立长久的制度。这正是陛下恭敬地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谨慎守成的根本法则，将要使百姓达到富裕长寿，使天下达到太平。臣退下后思量此事，不胜欣喜。又想到自己资质浅薄、软弱拙劣，不能上报答陛下孜孜求治的心意，更加恐惧惭愧。如今所选择的边臣，虽然未必才干全面，也未必已有经过验证的成效，但只要思虑精密审慎，不轻率妄动以求侥幸，想要谋求进身，那就已经很好了。如果又能训练军队、积聚粮食、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恩惠与威严都能彰显，就会使夷狄怀服归附，不只是使他们不敢侵扰而已。这就是所谓长城和巨大屏障，可以使朝廷高枕无忧。如果任用一个轻率、险诈、急躁、妄为的人，让他守边，为国家制造事端，以求谋取自身利益，那么边境将没有安宁的岁月，军队没有休息的时日，内外骚扰不安，百姓将无法生活。臣认为，唐朝天宝、建中年间的灾难，可以作为明鉴。开元初年，唐明皇振作精神求治，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逐渐达到太平；当时不奖赏边地战功，是为了防止将领制造事端。到了天宝年间，李林甫、杨国忠任宰相，任用不正派的人，使他们遍布朝廷官列。当时认为太平日子已经很久，财力富足，于是邀功的将领致力于扩大疆土，以迎合皇帝的心意，想要荡平契丹、剪除吐蕃。损失军队的人把一万人说成一人，战胜敌军的人把一人说成一万人。宠信赏赐到了极点，骄傲自满也随之增长。哥舒翰统领西方两个节度使，安禄山统领东方三个节度使；轮番服役的士卒，都授予官名，郡县积储的财物，全都耗尽用来支付俸禄。于是骄横的将领和精锐士卒集中在两人统辖之下，边疆势力强盛，朝廷力量衰弱。安禄山一声号令，中原便分崩离析。元和年间，宰相李绛也曾对宪宗说：‘开元末年，奸臣以兴利为说，武夫以开拓边疆为说，天下百姓疲于劳役，以至于大盗突然发动，两京都覆没。’宪宗又曾问侍臣：‘建中年间的灾难中，朱泚盗据宫阙，德宗流亡梁、汉，造成动乱的原因是什么？’宰相李吉甫回答说：‘德宗初年，亲自实行节俭，任用崔祐甫为宰相，举动都遵循至道。等崔祐甫去世，继任他的人有的不是合适人选，忠直的谏言听不到，小人趁机邀功，便苟且谄媚。当时有人认为河朔还没有归顺，应当用武力夺取；甜言蜜语先传入皇帝耳中，使君主听信而迷惑。当时国家财力不足，赵赞掌管国计，处理事情细碎苛刻，搜括京城的商人和富民。’ 又有谏官陈京献上按房屋间架征税的办法，立法严酷急迫，引起人情愁苦怨恨，终于导致泾原军叛乱，皇帝车驾流亡；实在是由于轻率用兵、信任小人、采纳剥削百姓的谋略，才导致危乱。这两位大臣，都是希望宪宗追念前朝的过失，把它作为最大的借鉴。臣如今恭敬地听到陛下的恩德教诲，说西部战事平息以后，要谨慎选择边帅，建立长久制度；这实在是安定边疆、使百姓休息的长远谋划，也是逐渐实现太平的长久策略，天下都感到幸运。然而臣还担心有邀功生事的将领，以及迎合时势、希望一时取悦皇帝的臣子，暗中用甜言蜜语迷惑圣听。伏望陛下鉴察前代治乱的原因，更加详细审察；有些事情也可以交给外廷公开议论可否。况且枢密院每次进呈拟议任用人选时，陛下屡次说：‘某人喜欢做事，可以任用；某人不肯做事，不可以任用。’臣愚昧地认为，事情可以做却不做，确实是过失；事情尚不可做却做了，是失当；事情不可以做却胡乱去做，不但会损害具体事务，也会损害治国之道。下面的人不遵从上面的命令，却会迎合上面的爱好；上面喜欢什么，下面就会有人更加迎合。况且一般人的常情，很少有人能够守持正道，往往趋附时势、希求进用，迎合上面的爱好，于是必定勉强作为，不计后来的利害，只图一时侥幸的人就会很多。

译伏望陛下考察他们的言论，观察他们的行为，推究事情的起因，考察最终结果；该实行的才实行，该做的才做，希望不要留下后患。近来臣曾以刘邵《人物志》进呈意见，不知道陛下认为怎样？臣认为刘邵这部书以详细考察人物为主，对于任官择材的方法有值得借鉴之处。所以书序说：‘明王应当玩味它，宰相应当阅览它。’又说：‘人的资质，以中和最为可贵。中和的资质一定平淡无味，所以能够调和成就五种才能，随着时节变化而适应。’因此观察人的资质，必须先考察其平淡中和，然后再寻求他的聪明才智。至于君主任用人才，也贵在平淡中和。如果治道不平淡中和，而只偏爱某一种才能，那么这种才能的人就会掌握权力，众多人才便失去任用。某一种才能的人掌握权力，奸邪之人就会歪曲正道、依附趋奉以求进用，结党附势的风气便盛行。众多人才失去任用，端正方正的士人就会安守本分、收敛心志而考虑退隐，忠正之路便被堵塞。这样看来，在任用人才、求得治理的道路上，必然会有所偏向；一有偏向，就必然有所危害。《左传》说：‘远离佞人，抛弃郑国的淫声。’所谓佞，是说有才智。因为奸邪谄佞之人，必定有一点小才智来装饰自己、谋求进用；他们侍奉君主，专门献上小忠、兴办小利来表现自己。小忠必定会成为大忠的贼害，小利必定会成为大利的祸害。如果君主不及早辨明，最终一定会导致祸乱。圣人对于去除佞人，告诫尤其深切。《尚书》说：‘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能够知人就是明哲，能够安民就是仁惠。既然能够明哲而又仁惠，还忧虑什么巧言善辩的大奸呢？’伏愿陛下重视平淡中和之道来任用人才，使群才都不失去适合自己的职位；推行明哲仁惠之心来排除佞人，使群邪不能侵害正道。尧舜之所以达到治理、使天下和顺，也正是由于这个道理。臣身居枢密近臣之位，内心反省自己尸位素餐，想竭尽微薄之力，上以辅助圣政，冒犯天子威严，恭候严厉治罪。元丰三年，文彦博授任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又任河南府判官。他经过宫阙入朝觐见，上奏说：臣读汉代史书，看到晁错的策略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下没有人能赶上，所以他们亲自处理政事。’臣认为晁错这句话很是乖谬，因此试着论述它。那《易经》的《乾》卦说：‘这是天道，也是君道。’《坤》卦说：‘这是地道，也是臣道。’天地各得其位，君臣的象征就显明了。君臣互相协助，国家的治理就兴盛了。晁错却说‘臣下不如君主，所以君主亲自处理政事’，那么古代的圣帝明王为什么还要使用辅相来达到治理呢？所谓五帝，其中尧、舜是圣人中最杰出的，所以孔子删定《诗经》《尚书》，便从唐尧、虞舜开始，把他们作为万世的法则。《尧典》《舜典》记载尧的事迹，说尧任命羲、和担任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员，使百官确实得到治理，各项功业都兴盛。舜则任命禹治理水土，任命弃担任稷官，契担任司徒，皋陶担任士，垂担任共工，益担任虞官，伯夷掌管礼秩宗庙，夔掌管音乐，龙掌管纳言；都是从众人中选出后才任用，各人都授予相应职务，并且说‘众人都说你合适，必须慎重选择’，这正是百官得到治理、使尧的事业兴盛的原因。这样看来，尧、舜果真是亲自处理政事吗？孔子说：‘舜做了什么呢？只是端正地面向南坐着而已。’晁错所谓‘亲自处理政事’，难道不是乖谬吗？如果后世君主认为晁错的话是对的，便凭一人之身、一人之心、两只耳朵、两只眼睛，独自任意处理天下万般事务，难道不危险吗？还会使后世君主自以为圣明，再也没有考察近臣言论、乐于询问的宽裕心胸。孔子说：‘一句话几乎可以使国家丧亡，是说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那么晁错的话也几乎达到这种程度了吗？所以臣特意写下这篇深切的论说来说明，希望有所补益。熙宁元年，唐介授任参知政事。此前，宰相在待漏舍审阅进呈的文书，同列大臣不能听闻。唐介对曾公亮说：‘身在政府，却不知道文书内容，皇上有时询问时政，拿什么话来回答？’于是与曾公亮一同查看文书，后来便成为常例。皇帝想任用王安石，曾公亮趁机推荐他。唐介说王安石难以担当大任。皇帝说：‘他的文学不能任用吗？经术不能任用吗？吏事不能任用吗？’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好学却拘泥古法，所以议论迂腐空疏。如果让他处理政事，一定会有很多变更。’退朝后，他对曾公亮说：‘王安石如果果真被任用，天下必定困扰不安，诸位公卿应当自己知道这一点。’ 中书省曾经进呈任命官员的名单，过了几天皇帝还没有决定。皇帝说：‘应当去问王安石。’唐介说：‘陛下认为王安石可以大用，就直接任用他，怎么可以让中书省的政事由翰林学士决定呢？臣近来常常听到宣谕某件事情，先问王安石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就实行，说不可以就不实行。这样一来，执政大臣有什么用处？恐怕不符合信任大臣的体制。’如果陛下认为臣没有才能，臣愿先行罢免。王安石执政以后，上奏说中书省处理政务的札子都称为圣旨，不合道理的有十之八九，应该只让中书省发布牒文。皇帝惊愕，唐介说：‘从前寇准用札子升迁冯拯的官职不当，冯拯上诉，太宗说，前代中书省使用堂牒，后来权臣借此作威作福；太祖时认为堂帖比诏敕还重要，于是削除这一制度。如今又使用札子，与堂帖有什么不同？’张洎于是说：‘废除札子，中书省办事就没有其他公文格式了。’太宗说：‘大事就下达诏敕；应当使用札子的，也必须奏请裁决，这就是称作圣旨的原因。像王安石所说的那样，就是政令不由天子发出；即使辅臣都是忠臣贤臣，仍然是擅自发号施令，假如不是合适的人，难道不危害国家吗？’皇帝认为这话正确。翰林学士司马光论述选择进言官应当把三件事放在首位，上奏说：‘臣今日当面奉承圣旨，命臣访察可以担任谏官的人，秘密列出姓名上奏。’ 臣辞谢却没有得到允许，退下后惶恐不安，默默思量：凡选择进言官，应当把三件事放在首位；第一是不爱恋富贵，第二是珍重爱惜名节，第三是通晓治国的体要。具备这三点，实在是难得的人才；臣愚昧，哪里足以识别贤能呢？臣私下认为，已经经过实际考验的人，比较可信。臣看到三司盐铁副使吕诲，多次任言官，不畏强权，又两次遭贬降，坚守节操不改变；侍御史吕景，外表温和敦厚，内心操守坚定正直，见到利益知道羞耻，面对大义毫不迟疑。在臣所知道的人中，这两人似乎适合入选；还请陛下广泛询问众臣，再由圣意裁决。

译熙宁二年，司马光再次举荐谏官，上奏说：臣昨日当面奉承圣旨，命臣访察可以担任谏官的人，秘密列出姓名上奏。臣私下看到，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过去在藩邸时侍奉过陛下；他的忠厚质朴正直，陛下必定一向知道。直史馆苏轼，制科考试进入优等，文学丰富，通晓时务，刚劲正直，敢于进言。职方员外郎王元规，自少年到成年，志向操守坚定正直，所任官职之处，都留下了好的声誉和事迹。集贤校理赵彦若，是师民的儿子，努力学习、品行美好，不比他的父亲差；平日里恭谨谦逊，仿佛衣带都承受不起，遇到事情却刚强坚决，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意志。这四个人，都是臣一向了解的；臣私下认为可以充任谏职，伏乞圣明再加裁择。熙宁三年，司马光又论述不应当把任命李定的札子再次下发舍人院，强令他们起草诏词，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任命秀州判官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等多次封还词头。几天来，外间都说朝廷已经将此事搁置罢止。今天又听说札子再次下达到舍人院，必须命令他们起草诏词。臣私下猜想，朝廷知道李大临等人已经多次封还词头，如今又让他们起草，他们就会陷入反复，必定难以奉诏。朝廷于是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惩罚他们，使今后凡是朝廷施行的政令，群臣都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百官中除了苟且迎合、勉强容身的人，都不能立于朝廷。政令有得有失，陛下又从哪里知道呢？晏婴所说的‘用水来调和水’，贾山引用秦朝末世来警戒汉文帝，正是担心出现这种情形。臣前面论述驱逐台谏官，如今又谈李大临等，并不是偏私地维护这几个人，正是替国家珍惜言路将要断绝。伏望陛下审慎思考并谨慎施行，不要使圣明最终受到壅塞蒙蔽，那么天下将非常幸运。附注：国家破格任用人才，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法则；但必须使众人的心都心悦诚服，然后才算美善。因此尧舜并非不聪明，他们任命官员时，都先与岳牧等大臣商议；众人意见一致后，又明确考察其功绩，然后才任用，所以举荐不会错失有才能的人，上下和乐兴盛。臣平素不认识李定，实在不知道他的品行才能究竟怎样。陛下如果果真知道他贤能，为什么不暂且逐步试用他，等他的功效显著、众人都知道以后，再破格提拔任用，那谁会说不可以呢？何必今天同臣下争较胜负，这恐怕不是人君胸襟广大、体制宽厚的做法。元丰七年，司马光又举荐范祖禹，上奏说：臣认为，报效国家的忠诚，没有比举荐士人更好的；辜负国家的罪过，没有比埋没贤才更大的。臣看到奉议郎、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见识明敏，而性情品行温和善良，像是不善言语；喜爱学习、能写文章，而谦逊自晦、不自夸，像是没有什么才能；操守坚定正直，而不露锋芒，像是衣带都承受不起。范祖禹是如今正议大夫致仕的范镇的兄孙。范祖禹不到二十岁做举人时，臣就已经认识他了。如今他四十多岁，行为道义完美坚定，一直如同当初一样。范祖禹所作所为的始末，没有谁比臣更熟悉。熙宁三年，臣曾上奏举荐范祖禹；他此前任资州龙水县知县，并参与修撰《资治通鉴》，到现在前后已经十五年。由于臣顽固地编纂此书，长久不能完成，以致范祖禹长期被困守、沉沦下位，不能早日被朝廷知晓任用。然而范祖禹安恬沉静、默默无闻，仿佛一生处在低位也可以，丝毫没有因久居下位而不满的念头。臣实在孤陋，所认识的人极少，在士大夫中很少遇到能与他相比的人，何况像臣这样的人更远远比不上他。臣所说的没有不是根据实情，不敢过分夸美。如今所修的书已经完成，范祖禹应当归还吏部，另行授予差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私下替朝廷惋惜这样一位贤良的人才，竟被弃置在荒草丛中。伏望皇帝陛下特别下令加以搜访：或让他供职于秘省，考察他的著述；或让他入侍经筵，考察他的学问和品行。至于臣以后是否进用，全由圣上的意旨决定。如果朝廷承蒙擢用此人，日后他若不如臣所举荐，臣甘愿与他一同获罪。熙宁元年，右正言、供谏职孙觉论说，君主不应有轻视群臣之心，上奏道：臣听说群臣私下议论，陛下具有睿智圣明的资质和举世罕见的才华，临御群臣，群臣没有谁能够仰望圣明、承接陛下的教化，所以陛下便有了轻视群臣之心。此话不知道是否属实，但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以为历代帝王兴起，也只是任用了当时的人才，终究不能向后世借用人才。如今人才虽然显得缺少，陛下想要兴起太平之治，就应当暂且根据才能试用他们。将来一定会有真正的贤人、大儒，可以与陛下一同成就功业。假如一定要等到皋陶、夔、后稷、契那样的人才可任宰相，姜太公、方叔、召虎那样的人才可任将领，臣恐怕就难以等待了。从前燕昭王以千金购买千里马的尸骨，最终得到了乐毅；齐威王不拒绝九九之术，因而成就了霸业。譬如建造高楼大厦，栋梁、椽子、桷木等材料没有一样可以丢弃；制造大车，车轮、车辕、车衡、车軏等用途没有一样可以遗漏。因为它们各有适用之处，各自都能发挥作用。从前魏武侯谋划事情总能正确，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他，退朝后面露喜色，吴起却为此忧虑。楚庄王谋划事情总能正确，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退朝后面露忧色，申公巫臣便与他相处。魏武侯因胜过群臣而骄傲，楚庄王却因自己的气量而忧虑，两者相差太远了。

译《尚书》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的可以称王，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必然灭亡。’称王与灭亡，所走的道路相差实在太远。然而他们之所以达到这两种结果，就在于骄傲对待士人和不断求取益处之间的区别。不断求取益处，那么天下的善才都会归于君主；兼收天下之善，怎么会不能称王呢？不断骄傲地对待士人，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每天同谄媚逢迎的人相处。这样一来，即使说他已经灭亡，也是可以的。所以古代天子听政时，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师献典籍，史官献书，太师进箴言，瞍人作赋，蒙人诵读，百工进谏，庶人传达意见，近臣尽力规劝，亲戚加以补充和察看，乐师、史官进行教诲，年长有德者加以修正，然后君王再斟酌采用。蒙人、乐师和庶人，并不比君王更贤明，尚且不被废弃，何况朝廷中的士人呢？《诗经》说：‘还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尚书》说：‘天下愚夫愚妇中，也有一个人胜过我。’连割草打柴的卑微之人、愚笨的男女，君王都从他们那里有所取用，那么广泛阅览、广泛听取意见，直到幽深隐微之处，涉及万事万物，正是历来奉行的道理。如今公卿、侍从等官员，都是天子朝夕与之谋议、在朝廷上衡量事情、规划政务的人；但现在他们被召见，近的不过几刻钟，远的则没有被召问、赐予对答的期限。有时他们请求到陛下身边，还必须等待命令数日才能进见。对于那些本来就疏远、难以被召见的人，偏偏又迫使他们在仓促之间应对，所以他们的话必然不能充分表达实情，他们的议论也不能彻底说明事情。陛下有时又轻视他们，心思不在他们的话上，那么在陛下看来，他们的才能就越显低下，他们的议论也越显卑浅。陛下如果能够改行这种做法，多次召见他们以充分施恩，认真询问以观察他们的心意，使他们心中所想能够得到伸张，不隐藏真实情况，那么臣下就没有谁敢不尽心尽言。即使那些疏远之人，也会欣然前来。陛下能够遍得天下士人，使大小人才各得其用，那么太平之治很快就会兴起。如果认为天下人才都不足以共成事业，因而一概轻忽他们，臣恐怕贤者会容忍沉默、苟且求简，以求离去；不肖者则会苟且迎合、谄媚逢迎，乘机迎合陛下的疏漏。这样一来，眼前失去的虽小，造成的祸患却会十分长远。《易经》说：‘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会加于百姓；行为从近处开始，却会显现在远方。怎么可以不谨慎呢！’陛下若能留意听取、明察一切，臣将感到万分庆幸。孙觉又论述君臣相互猜疑的弊病，上奏说：臣听说群臣私下议论，陛下的圣明资质非常美好，每次都比最初更加出色，但圣治却没有比往日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陛下以圣心对待群臣，还不能完全做到开诚布公、毫无疑虑；群臣侍奉陛下，也往往自己怀疑尚未得到信任。臣曾认为，天下最大的、也最迫切的祸患，没有比君臣相互猜疑、彼此以虚伪相待更严重的了。用真诚对待他人，他人受到感动的能有多少？如果用猜疑对待他们，又有谁敢竭尽心力？陛下想使群臣人人尽心尽力，又不让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的行为形成，不让诬陷、谗毁、诽谤的言论流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事情发生时用义理裁断，言论提出时用道理彻底辨明。臣下若想结党营私、诬陷谗毁，以蒙蔽迷惑君主的聪明，其大处是想擅自掌握君主的权力，其小处是想谋取君主所掌握的利益。陛下知道权力所在而谨慎掌握它，知道利益由何处产生而谨慎守护它，那么这两种祸患就会停止。所谓掌握权力，并不是认为群臣不可以任用。陛下遇到事情却不以义理裁断，听到言论却不以道理穷究，只是一切听从大臣，那么权力必然就在大臣手中。如果将要任用大臣，却反而向其他臣子询问，同样遇事不以义理裁断，听言不以道理穷究，只是一切听从其他臣子，那么权力又会落在其他臣子手中。这样琐琐屑屑地只是从这个人手中夺取权力再增加到那个人手中，不能算是善于掌握权力。臣认为，陛下想使群臣不结党营私、不互相诬谤，莫过于用明察来辨识他们，并谨守义理所在。想使群臣不擅自掌握权力、谋取利益，莫过于进用贤人、远离奸佞，赏罚都与功罪相当。臣观察陛下即位以来擢用群臣，开始时未尝不是给予崇高奖赏和特殊待遇，后来却有的厌弃疏远，只是不加以凌辱罢了。《礼记》说：‘进用一个人，好像要把他托在膝上；斥退一个人，好像要使他坠入深渊。’这是君主尤其应当警戒的事。臣私下认为，凡是这样开始信任、最终又猜疑的人，即使他的才能有时低下，不足以备咨询、应对和任使，也往往会被人离间；一旦裂痕产生，就不能再算是完整的人才。臣恐怕陛下坚持这种做法不变，数年以后能够担当任使的人就少了。伏愿陛下用睿智明察，依据理义考察他们，进退升黜只看义理所在，那么谁还敢背弃公义而徇私，结交下属、欺蒙上级，以使自己接近诛戮呢！孙觉又论述任用贤人和役使能人的区别，上奏说：臣前日在崇政殿议论政事，有些话还不够切直，反而承蒙陛下曲意嘉纳；有些事情看似极小，推究其危害却极大。臣虽反复陈说，仍未蒙陛下省察。臣性情愚钝木讷，在奏对时不能把事情全部说尽。退朝后回想陛下的话，其中有未尽合理之处，臣请求得以详细论说。臣遍览书籍传记，看到君主任用臣子不过两种方式。任用贤人与使用能人的区别既然不同，任使的方法也应不同。有道德、仁义、忠直之言和良好谋略，能够承担天下重任，衡量万事之理，掌握治乱安危的先机，在天下尚未显现征兆时，就能在朝廷中预见到。另有一些人诙谐诡异、奇特怪僻，似乎不适合当时使用，但若加以收罗、搜集，他们没有不能发挥的长处。这可以说是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役使，用人为我所用而不被人所用。君王得到这种人，任用他的人应与他同心同德，就像人的头和四肢一样。把天下托付给他，君主内心毫不怀疑；把四海托付给他，外界的议论也不能离间他们。至于那些见识有限、才能各有偏长的人，就像俎豆尊罍等器物，车轮、车辕和栋梁屋宇等木材，方圆大小、长短曲直，各自只适合某一种用途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这种人是供功用、供役使的能人，可以安置在外任，却不适合置于内廷；可以要求他们建立事功，却不能要求他们主持言论议论。称为贤人的人，则仁爱而有智慧，道德完备、才能全面，不因富贵贫贱而动摇心志，不因被任用或弃置、得失而改变操守。君主若不能与他同样度量、符合他的德行，就不能使他屈服；如果让他立于朝廷而大道不能实行，他就会离去。所以有道德的人总是选择君主之后才出仕，难道会因为君主的取舍和轻重而轻易改变心志吗？因此君主得到这种士人，大而言之应当以他为师，其次也应当以他为友，这样天下就能治理。所谓能人，不过是奔走供役使的人罢了，可以贵之，也可以贱之；可以使他荣耀，也可以使他受辱；给予或剥夺、进用或斥退，都听凭君主命令。他们总是战战兢兢，只怕君主厌弃自己。然而世上如果没有这种人，那么谁替君主奔走？谁替君主办事？所以明主谨慎观察臣子的贤能，然后分别按照各自的方式驾驭他们。善于驾驭臣子，就像善于驾驭马匹。若是鸾旗在前、属车在后，行走不到几十里便停下休息，那么不是德性高尚的骏马、耐力极强的马，就不能驾驭君主的车。等到用于战阵、用于奔驰追逐时，如果不是四蹄骏疾、飞驰绝尘的马，也不能取得众多战果、获得胜利。

译善于驾驭马匹的人，也只是谨慎观察马匹所适合的用途罢了。《周礼》说用八种权柄驾驭群臣，《汉书》也说：‘有不受驾驭的马，有放纵不羁的士人，也不过在于驾驭和使用他们罢了。’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臣又听说《诗经》说：‘文武兼备的吉甫，成为万国的法则。’又说：‘那位贤侯是谁？就是张仲，孝顺而友爱。’解说《诗经》的人说：‘周宣王让孝友之臣居于内廷，让文武之士出征讨伐；在君主身边而可以处于内廷的，非孝友之臣不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尚书》说：‘那些侍御、仆从之臣，都应当是端正的人，早晚辅佐他们的君主，在出入起居之间，没有一件事不恭敬谨慎。’ 既然如此，充任侍从官却不能得到正直之人，岂不是违背先王的本意吗？臣所说近侍之官不可轻易授予他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陛下想要兴起太平，彻底革除天下弊病，但即位以来所奖赏任用的几个人，大多有口才而没有实际行动，专门冒险求取侥幸，而不遵循常理。孔子说：‘远离佞人。’周公说：‘从今以后施行政事，只应任用循常守法之人。’因为佞人说话似乎忠信，行为似乎方正刚直，实际上是借规劝来谋求君主的宠信，放纵自己的意志；他们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表面极其相似，实质却完全不同。不是极其明察的人不能识别，不是极其刚强的人不能制服。所以即使像颜子那样的人，孔子尚且让他远离佞人。所谓常人，就是奉行法令、遵循道理，忠信笃实，始终不会把无当作有、把虚当作盈，按照所任用的事情，大小都能取得实际成效。至于反复无常的人，即使像巫医那样卑贱的职业，也不能让他们担任，因为他们会混淆善恶、颠倒是非，足以损害君主的政令。如今陛下想尊宠孔子所要远离的人，却轻弃周公所主张任用的人，岂不是有违美好的政治教化吗？陛下圣明资质高远，远远超过群臣，群臣没有谁能窥见其万分之一，所以陛下想得到卓越而不受拘束的士人，与他们共同成就事业。臣认为这类人只能借用他们的精力，收取他们的智慧，驾驭并役使他们，不能让他们担任侍从和亲近之臣。臣恐怕日积月累，如果这类人纷纷奔走钻营、充斥朝廷，那么贤人离去，正直之人被驱逐，其造成的祸患，哪里还能够一两句话说尽？伏愿陛下考察《诗经》《尚书》中任用和役使人的道理，参考周公、孔子取舍人才的原则，不要急于追求眼前的小功小利，那么王道就可以成就，礼乐就可以兴盛。伏惟陛下留心察看，臣将万分庆幸。孙觉又论述任用善人的果断以及铲除恶人的坚决，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论述否、泰二卦说：‘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阳气在内而阴气在外，君子在内而小人在外，这就是泰卦。泰就是通达而治理。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阴气在内而阳气在外，小人在内而君子在外，这就是否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易经》的意思是说，天道不能没有阴阳，人道不能没有小人与君子。如果阳气旺盛增长，万物通达，那么刚强之气掌权，阴气就潜伏在外。圣人在上，贤人的道路通达，那么君子就在内廷掌权，小人处在外部。君子和小人交替消长、交替胜负，就像圆与方不能相合、冰与炭不能同器。然而圣人在上，贤人便出现在世间，将要有所作为；这是同类之气相互感应、自然出现的结果。《易经》说：‘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属于天的亲近上，属于地的亲近下，各自都随从自己的同类。臣又听《左传》说：‘舜有二十项大功，其中包括举用十六位贤相、放逐四凶。’舜治理天下，功德很多，《左传》不说其他事情，只把八元、八恺被进用于朝廷，鲧、共工、驩兜之流被流放到外地，作为他的功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这就是说，舜能够辨别群臣的正邪，使君子和小人分别处于内外应有的位置，于是朝廷清明，天下大治。天下事务虽然众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臣又听《管子》说：齐桓公到郭国询问父老：‘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齐桓公说：‘照你这样说，他就是贤君了，怎么会灭亡？’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罢黜，所以灭亡。’既然如此，君主虽有爱善恶恶之心，但在任用和罢黜之间迟疑而不忍，时间一久，邪臣进用、正臣退避，小人得志、君子洁身离去，那么国家不灭亡的就很少了。臣又听《尚书》说：‘你不要亲近奸邪小人，让他们充任耳目之官，引导君主做出不合先王典法的事。’这就是说，君主任用来充当耳目的人，必须全是正直贤良之士；这样，他们的行为笃实，他们的话忠信，引导君主的都是先王的正确言论。君主的祸患，没有比亲近小人更大的了。小人的话，君主未必全部采用，但万一听信了，危害政事就大了。古代也有君主明知对方是小人，却暂且任用他来驱使，起初是爱惜他的才能、借用他的力量，认为可以驾驭使用；等到时间久了，彼此熟悉惯习，小人便迎合君主心意，揣测君主所喜欢和厌恶的事情。

译孙觉又论述谏官被贬降品秩后不应再担任原职，上奏说：臣近来奉准敕命，降授前面所说的官职、同知谏院，臣已经恭敬接受；二十一日在正衙谢恩，二十三日到宫门谢恩，也都已经完成。臣私下认为，敕命中告诫臣说‘荐引公卿，安排职任；如果这样轻率放纵，就应当加以惩罚’，臣自接受命令以来，早晚都在思考：如果是因为臣出身乡野、没有成就，学问荒疏，不足以在陛下左右拾遗补阙，那么只需说臣所论大臣能否胜任不当即可；如果是因为臣所议论不合于义理，那么臣从古人那里所学的正是这些道理，难道敢违背自己的学问而迎合世俗吗？然而敕命已经下达，臣不敢立即上奏争辩。臣既请求出任外官，又连续上了三道奏状，却没有得到允许。臣若勉强就任，便是正因言论触犯陛下而获罪、被夺官。《传》说：‘臣子不被君主察知，就不敢立于朝廷。’臣虽昏暗愚钝，哪里敢忘记这个道理？臣谨慎地上考圣人之言，旁征博引传记，反复说明一二，替陛下陈述，并不是为了逃避臣的罪责，而是为了阐明君臣之义。陛下若能宽赦臣的罪过，使臣得以把话说完。臣听说孔子所说的七位谏臣，就是三公、四辅。天子同这七人相处，让他们纠正过失、匡正错误、纠正君心的偏差；群臣的贤能与不肖，君主和臣下共同谋议而进退他们，表面上看不出争辩的痕迹，而治理教化已经形成于天下后世。七位谏臣如果不承担这一责任，即使以小官身份同君主论辩，天下万事也应当如此。所以谏官虽然官位低微，却参与谋划王政，参与讨论国事；宰相在朝廷上同君主进退贤能不肖，谏官则在君主面前辨明贤能不肖，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孔子说：‘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义。’又说：‘不要欺骗君主，但要冒犯君颜直言。’所以臣侍奉陛下，内心不敢隐瞒，常常冒犯圣颜；只要义理所在，就毫不犹豫地进言。臣又听孔子说：‘君子侍奉君主，应当顺成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君主的过失。’晏子说：‘君主认为可以而其中有不可以，臣便指出不可以之处，使可以之处得以成就；君主认为不可以而其中有可以，臣便指出可以之处，使不可以之处得以去除。’如果按照敕命中的说法，那么臣子的义务就只有匡正挽救，而没有顺成；只有指出不可以，而没有成就可以；这样才算侍奉君主的义务，却等于不许臣下表露真实心情。有人说，谏官只是小官，不应参与君主进退大臣之事；又有人说，谏官虽然可以议论大臣贤能不肖，却不应说让某人代替某人。臣认为都不是这样。卫国大夫史鰌认为蘧伯玉贤能却不被任用，弥子瑕不肖却掌管政事，多次进谏而卫灵公不听；他到死也不懈怠，甚至以尸体进谏。卫灵公死后，卫国终于罢黜弥子瑕而任用蘧伯玉。成帝时御史大夫空缺，谷永推荐薛宣，成帝便任用了他。鲍宣以谏大夫身份上言，请求罢黜汝昌侯傅商、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并召回任用原大司马傅喜、原大司空何武、师丹、原丞相孔光、原左将军彭宣。第二年，皇上果然召回孔光，免去孙宠、息夫躬，又召回何武、彭宣，重新任为三公。杜诗以南阳太守身份上疏称说：‘伏湛是国家柱石之臣，应当居于辅弼之位。’郎顗说：‘黄琼、李固可以任用。’当时有人把这些人比作伊尹、傅说，认为还不足以相比。这些人都官位低、言论分量轻，有的劝君主进退大臣，有的想让某人代替某人；当时有的建议被采用，有的没有被采用，从未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唐朝的盛世在于唐太宗的群臣，其中没有人比魏征更重要。当时有人说魏征偏袒亲戚，太宗便让温彦博查究，又让温彦博责备魏征，使他不得不顾忌外在的形迹。后来魏征入朝奏说：‘臣听说君臣同心，义理上同为一体，从未听说不顾公道，只顾外在形迹。假如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 太宗改变了脸色，说：‘我已经后悔这样做了。’像魏征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深深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假如太宗用外在形迹对待群臣，群臣也用外在形迹侍奉太宗，彼此猜疑、隔阂阻塞，上下的实情不能沟通，那同秦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又怎能成就贞观之治呢？如今如果让进言的人只议论群臣的过错而不说他们的长处，只议论群臣的恶行而不说他们的美德，称说某人却不许说他能够担任某职，叙述他的才能却不许说他能够担当某任，这种拘泥外在形迹，难道还不严重吗？臣虽然没有魏征那样贤明，实在是希望陛下恢复太宗的治理。所以臣侍奉陛下，知道应尽臣子的义务，绝不隐瞒实情；上不因三公尊贵而回避，下不因九品官卑微而轻视，凡是愚者、智者、忠臣、邪臣，只要臣知道详情，全部向陛下陈说。《传》说：‘做臣子的，不能自有其身；既然交付自身来侍奉君主，身体就不再属于自己，生杀、给予、剥夺，都听凭君主命令。’《传》又说：‘平民尚且不可夺其志，难道可以说身体可杀可生、财物可予可夺，连志向也可以夺取吗？’凭臣的卑贱身份，即使言论不合陛下心意，被放逐废弃，又有什么损害于国家治理？圣恩广大，如今只夺去臣两项官职；臣如果因此惊慌失措、丧失原本打算继续向陛下陈说的心意，那罪过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何况臣自任供谏职以来，才满两个月，得到召对达到五六次，所上奏章有十多篇；臣对事情的始末大概也已经说得很简略了，但圣心虽然认为臣说得有理，臣所说的却没有一件见到成效。臣议论枢密使邵允在位而无所作为，陛下却怀疑臣；臣议论御史中丞滕甫奸邪，陛下却不相信。这说明臣的行为仍然可疑，言论也不足以听取。陛下设置左右耳目之臣，却任用那些言行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不知这样将对治理有什么补益？臣之所以恳切请求离去，不只是因为自己的言论不能被采用，也是为了深切替陛下谋划。伏望圣慈特别查阅臣前后所上的三道奏状，罢免臣的言职，授予臣一个外任官职。臣现在在家等待治罪，所有实录院检讨、同知谏院、管干国子监等职，臣都不敢任职。熙宁二年，孙觉又论述不必每件事都派遣使者，写状上奏说：臣听说朝廷打算一概更改制度，事务将会很多，于是派遣官员到各路办理这些事情。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本朝承受百年来的弊病，有些事情偏废而不举，有些事情过度而无人救正，多得数不清。想要改变并更新它们，就应当整顿纲纪，端正法度，选择群才而交付给他们。如果每件事都派遣使者，凡事都出自朝廷，臣恐怕既不能充分了解实情，又会产生劳民扰众的弊病。臣私下认为，各路使者大多是朝廷一向选拔任用的人，长期经历任使；如果把既定的成法交给他们，他们一定能够办成事情。其中若有昏庸软弱、没有才能、不能胜任的人，自然可以换成有才能的官吏。如果仍然难以找到职任相当的人，那么可以像近年权发遣及副使、判官一类官员那样，或者召到京师，或者由朝廷临时派遣，使各地的法度出自统一的原则，议论详尽精确，事情自然就能办成。或者各路使者不能设置太多，不足以分担各种事务，那就应允许他们辟举属吏。比如近来发运使对于东南地区的事务，人人都知道朝廷交付给他的意图，因而尽力办事。如今不论才能高低，一概派遣使者替代原官办理职务，那么庸才便可以借此偷安，而有才能的人也不会受到勉励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月、二年、百年〕 熙宁三年，孙觉又论述罢免司马光枢密副使、范镇封驳司之职不当，上奏说：臣前日在延和殿当面接受圣旨，得知将议论改行青苗法、恢复常平旧制；又担心各路提举不是合适的人选，陛下有意更换他们。臣私下既欣喜又感叹，认为朝廷内外的议论正希望如此，而圣谕也提到了这些，实在是我们这些臣子的愿望，也是四方百姓的幸事。臣翘足抬首，等待陛下的德音。昨天又听说罢免司马光的枢密副使，罢免范镇的通进封驳司。如果是因为司马光争论青苗新法，抗拒违背诏令任命，范镇又附和他，驳正诏令而不肯下达，那么这说明关于青苗法的争议仍然坚持得很厉害，而延和殿的宣谕或许也有不能果断实行之处吗？臣多次上奏说，青苗新法本是极小的事情，只因为大臣研究不详尽、议论不审慎，却仓促苟且地推行，扰动天下，所以人心不安，论难纷纷而起。在这种时候，即使有好的谋略和良法，也难以推行。何况考察古制或许已有差误，施行于今日又不合适，如今安排错乱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怎么可以呢？为什么要因为难以推行的法令受到人们议论，就罢免一位枢密副使，贬黜一位封驳司官员？消息传到四方，损失不小；流传后世，又将让后人以什么作为法则？

译从前周成王剪下一片梧桐叶同叔虞开玩笑，史佚便顺势封叔虞为诸侯，说：‘天子没有戏言。’西府这一重要职位，哪里只是比封侯更重一些而已？司马光的正直诚信，难道仅仅相当于叔虞吗？诰敕的严肃性，本来更不能与一片梧桐叶相比。陛下如果犯了戏言的过失，那么号令所及，就会使天下人把它看成空虚无用的文书；诰命所加，也会向人显示为可以任意玩弄、随意更改的东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只应实行，不应反复收回。’ 《易经》说：‘涣汗其大。’意思是号令一经发布就应当实行，不能像汗水流出后又收回来。这样，怎么能使人信服，又惩罚那些懈怠的人呢？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本来就是希望人们守住自己的官职，使士人名实相副。范镇进行封驳，有见识的人没有不认为他正确的；既然不能听从采用他的意见，为什么还要罢免他的职任？《传》说：‘守住道义不如守住官职。’范镇能够守住自己的官职，说明封驳司任得其人；却突然罢免他，难道是因为他不顺从陛下吗？不顺从陛下的人往往得到容忍，不顺从执政大臣的人却常常被斥退。臣恐怕君主的权力或许已经转移到臣下手中了。失职的人固然是法令应当惩处的，守职的人却又被朝廷抛弃。臣不知道陛下将要任用那些只求保住俸禄、守住职位、苟且保全自身、充数任职的人吗？不然，为什么应当进用的人反而听任其罢免，应当任用的人反而跟着被贬黜呢？臣认为，陛下造成今日的纷乱，而在朝群臣往往请求离去，原因是什么呢？只是因为青苗新法使人心不安，所派遣的使者又大多不是合适的人。大臣提出建议却不被采纳，进言者竭力争辩却不被听取，以至于罢免掌握大权之臣的新任命，贬责禁近之臣守职，推究弹劾谏臣的传闻，朝廷内外沸腾，四方惊骇震动。臣私下担忧其他变故会因此相继产生，国家的治乱将从此分开。伏望圣上慈悲，采纳群臣议论中的长处，振奋刚健果断之气，稍稍恢复常平旧法，全部罢去提举等冗杂官员，自然会使人心重新安定，朝廷内外恢复往日的秩序。《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

译《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用人 宋神宗熙宁元年，翰林学士郑獬论说当今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人才，上奏说：臣前些日子因蒙赐对，谈到房乔、杜如晦。陛下问臣，当今是否有这样的人。臣回答说，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才，世间罕有。假如只是臣的见识还没有达到，又怎么知道当今没有像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人呢？臣退下后思考，陛下想求得房玄龄、杜如晦而任用他们，这正是唐太宗任用人才的用心；关键只在于陛下求访人才是否尽心、是否深入罢了。自古以来的帝王，什么时候曾经求取异代的人才来任用？隋朝大业年间，处在朝廷上享受富贵的人，天下只知道有宇文述、虞世基，又有谁知道有房玄龄、杜如晦呢？那么房玄龄、杜如晦就是隋朝所弃置的人才。等到唐太宗在太原起兵，如鱼跃龙门般兴起，这两个人便攀附而起，左右辅佐，终于平定天下。那时天下人才恍然大悟，才开始知道有房玄龄、杜如晦。如今那些处境幽闭、甘愿吃粗食的人，怎么知道其中没有才能赶得上房玄龄、杜如晦的人呢？只是陛下搜求人才的网还不够严密，访求还不够深入罢了。天下士人中，有才能而想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人，就像寒冷的人想要衣服、饥饿的人想要食物一样；他们求得任用的心愿，比当世君主求贤的心意还要迫切，只是他们没有途径来到朝廷。以前有多少人因此被埋没废弃而不能施展，哪里说得尽呢？只有有道德的士人能够用义理战胜自己，所以即使老死在山岩洞穴之间，也没有遗憾。至于雄杰之士却不是这样；如果他们遭遇挫折，就会潜心观察世事变化，一旦有风尘警报，便趁机出山干预。刘备长期不骑马，大腿上长出了赘肉，见到这种情形便流泪；他的志向难道会片刻忘记功业吗？而想使汉室不动摇，又怎么可能呢？所以当世君主一定要真诚恳切地想得到贤人、让他们为自己所用，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应当虚心屈己去访求他们，以高爵厚礼招致他们。君主所喜好的，臣下必然会有所响应。喜好贤才却没有访求到，不能就仓促断言当今没有房玄龄、杜如晦。唐高宗思慕贤人，精诚甚至感通于梦寐，于是得到傅说；这就是专心求贤的结果。臣愿陛下推行这种用心，并以不知疲倦的态度继续下去，那么一定会有像房玄龄、杜如晦一样的人带着策书前来。臣的言语浅陋、心意笨拙，惟愿陛下裁量宽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二人〕 郑獬又论述推荐士人以及求取直言，上奏说：臣听说，承担天下事务的人，不担心见识有所不及，却常常担心力量不足。力量不足，举起事情却承受不了它的势力，必然会屈服。所以即使知道事情的道理，也不能穷尽天下万事的规律，就必须任用群臣的力量来共同承担，这正是急切求贤的原因。自陛下即位以来，未听说陛下卓然表彰进用过一位贤人；天下事务仍像从前一样，却想要兴起太平之治，就困难了。然而陛下深居九重，本来不能全面知道群臣的能与不能。天子用来充当耳目的人，是公卿大夫。公卿大夫每天同众官接触，应当熟知他们的作为。其中自然有豪杰伟岸、非同寻常却尚未奋发的人。臣愿陛下降下明诏，让按察官以及两制、正刺史以上的官员，都可以特别推荐有才能的文武官员；如果所举不实，就令御史弹劾上奏，请按法律论罪。这样就应当能够得到真正有才能的人。陛下查考名册，看到被推荐的人很多，那么其中必有出类拔萃者；有好的官职空缺，便依次补授他们。功绩成效已经显明，就再显著擢升他们。这样不出朝廷之门，天下的贤能就会集中到这里。臣又听说，天下的事务没有穷尽；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明察，想要穷尽无穷的事务，臣知道也必然疲惫不堪。然而尧舜最终之所以能够成为尧舜，是因为他们能够兼听无穷无尽的言论。事情的机要从各处产生，各种意见在朝廷汇集；即使最深、最隐秘的事情，也都可以罗列出来陈述在君主面前。《传》说：‘舜喜欢询问，难道他不相信自己吗？’臣也愿陛下降下明诏，准许朝廷内外的臣僚以及民间士人，都可以上封事，尽情直言而不加避讳。陛下汇总众人的谋略加以处理，那么即使万里之外的事情，也能明察透彻。这样岂止是得到言论，也将因此得到人才。若言论符合道理，陛下还可以赐予召对，以温和的面色、愉悦的神情，探求他胸中所蕴藏的才学，那么天下的人才哪里能够逃脱陛下的搜求呢？这两件事都是陛下即位初年奠定国运的急务。如果可以施行，就请交给翰林院起草诏书，由中书省详细制定条约。诏书下达之日，必然会有怀藏才华、等待任用的人挺身而出。臣冒昧希望陛下留意。神宗时，郑獬又论述任用人才，写劄子说：臣认为当今的急务，没有比得到士人更急迫的了。士人有没有才能，必须经过试用才能看出来。臣观察陛下辛劳求贤，却在任用上疑虑不决；有广泛采纳的名声，却没有一定任用的实际。因此天下的治理功业不能兴起，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求取士人，必定要从贤者中求取。如果这个人确实贤能，他进言说‘某位士人可以任用’，陛下却认为还不够，又向其他人参访。其他人认为不可用，陛下便沉吟犹豫、反复不决，最终因疑虑而不任用。用猜疑之心想要发现天下士人，怎么能使豪杰之士奔走效力呢？从前魏文公对唐太宗说：‘贞观初年，贤人所推荐的，皇上立即信任并任用；近来却因众多贤人推荐而任用，又因一个人的诋毁而弃置，不察究根源，反而使谗佞之人得以施行。’陆贽也对德宗说：‘求取人才不如武后时期，不仅允许他人推荐士人，也允许士人自我推荐。而德宗只凭自己的鉴别欣赏，反而难以接受公正的推荐。武后因此容易得到人才，德宗因此精明过度而失去人才。这都是当世君主在任用人才上疑虑不决的弊病。’然而陛下不能立即任用他们，难道是担心用非其才，从而招致四方的指责议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所以一定要详细查访他们的真伪，直接根据才能而后加以试用。这样选择就会更加周详，过失也会更加少。为什么呢？人不是完美无缺的，怎么能让众人的议论全都满意？其中总会夹杂着亲爱、憎恶、嫉妒和忌恨。凭仲尼的才华，如果将要在齐国任用，按情势本来很容易得到进用；但晏子一番话就使他被驱逐。何况那些幽微昏暗、身份卑微的士人，想求得天下君主的知遇，处境极其困难；他们又不懂得察言观色，晏子等人皱眉非议，于是天下士人对陛下绝望，彼此争相奔走于大臣门下。他们的志向难道是甘心背弃陛下吗？只是依附陛下不如依附大臣：依附陛下就不能得到任用，依附大臣却能够得到任用。那些在要害位置上任职的人，必定比陛下亲自擢用的人还多。所谓某人是某位大臣门下的士人，这样的例子可以概括列举。正是陛下不能相信推荐而任用，反而加以弃置，给大臣结党提供了便利。‘然而陛下用人而不精，又何必担心天下人的指责议论呢？陛下掌握赏罚的权柄，又将用来做什么？从前舜和鲧都是四岳推荐的，一个成为圣人，一个成为凶人；尧仍然任用了他们，因为四岳是贤人。若不任用他们，又恐怕失去人才；等到试用后功绩不能成就，于是舜便起而诛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