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六

译叙述和赞语还没有完成。过去班固撰写《汉书》，文辞典雅；后来刘珍、刘毅等人撰写《汉记》，远远比不上班固，叙事、列传尤其低劣。如今《吴书》应当流传千载，编次诸史，后世有才之士还要据此评论善恶；若没有像韦曜这样的良才，实在不能使这部不朽之书缺失不成。像臣这样愚钝浅陋的人，确实不是合适的人选；韦曜年已七十多岁，命数恐怕也没有多少了，请求减免他一等罪刑，改为终身徒刑，使他完成修史事业，永远足以传示后世，流传百代。”奏书上呈后，皇帝没有准许。薛综因犯罪被迁谪到广州。华覈又上奏说：“臣听说，五帝、三王都设置史官，叙述记录功劳美德，使之流传无穷。汉代的司马迁、班固，都是闻名当世的大才，他们所撰写的史书精美，与六经一同流传。大吴承受天命，在南方建立国家，大皇帝晚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开始撰写《吴书》。丁孚、项峻都不是史才，他们所撰写的内容不足以作为记录。到了少帝时期，又选派韦曜、周昭、薛综、梁广和臣共五人，访求往事，共同撰立史书，事情的始末都具备。周昭、梁广先已去世，韦曜辜负恩德、触犯刑罪，薛综出任将领，后来又因过失被迁谪，于是这部史书便搁置停滞，直到今天还没有撰成上奏。臣愚昧浅薄、才力低劣，只适合为薛综等人作些记注罢了。若让臣主持撰写，一定会重蹈丁孚、项峻的旧路，臣担心会败坏大皇帝开创的大功，损害当世的盛美。薛综涉猎学问广博，文章尤其精妙，在同僚之中，薛综居于首位。如今在职官员虽然很多，兼有经学和记述才能的人，却很少有像薛综这样的。因此臣怀着诚挚之心为国家爱惜他，实在是想让他完成已经接近完成的功业，把书编入前代史书的末尾。奏书上呈以后，臣退下来即使填沟壑而死，也没有别的遗憾了。”于是召薛综回来，任为左国史。东晋元帝中兴之初，尚未设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奏说：“凡是帝王的事迹，没有不全部记录下来，写成法令典章，流传无穷。宣皇帝平定四海，武皇帝从魏接受禅让，至高的德行和巨大的功勋，可以与上古圣人相等，但记载他们的纪传却没有保存于王府，他们的德音也没有流传于管弦。陛下圣明，正当中兴盛世，应当建立国史，编撰帝王本纪，向上宣扬祖宗的功业，向下记载辅佐受命者的功勋，务必以实录作为后代的准则，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愉悦人神之心。这实在是太平和乐的最高美德，是王者宏大的根基。应当完备设置史官，命令佐著作郎干宝逐步进行编撰。”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魏孝文帝时，秘书令高祐与丞李彪等上奏说：“臣等听说，典谟兴起于诰诫之言，用来光显并载入典籍；撰成事迹，用来昭明扬显。这样说来，《尚书》是记录言语的体裁，《春秋》是记载事情的文辞。考察前代史志，这些全都是君主言行的实录。夏、殷以前，文献不完备；自周代以后，典章制度才完备具列。史官记史的体例，文采与质朴各不相同；立书的规范，也随着时代而有差异。至于左氏连缀文辞、比附事实，两方面都加以记载，可以说保存了史书的旨趣，却不是完整的史书体例。到了司马迁、班固，都是见闻广博、才力宏大的史家，论述叙写古今，曲折而有条理，虽然还不能周遍贯通、无所遗漏，但确实是前代史书中值得称道的。至于后汉、魏、晋，史书体例都仿效他们。只有我圣朝创制立法，从上古开创基业，长久发端于始初，一直到皇始年间以后光大居有中原；而追溯到成帝，期间年代久远，所以史书不能流传。臣等疏陋，承蒙担任史职，翻阅国史记载，私下有志于此。臣愚见认为，应当从王业开始奠基、众事草创之时写起，自皇始年间以后光宅中原，依照司马迁、班固史书的大体，使事情按类别相从，纪与传分别编写，表与志各自成篇。这样修缀，事情便可以完备记录。臣恭敬地想，陛下顺应天意、开创万物，广泛宣扬帝王的天命；太皇太后德性纯厚，光照天地，惠爱和顺而合于王道；声教所到之处逐渐融洽，风俗教化所及广泛施行，已经在道义上超过前代诸王了。

译加上太和以来，年数还不到一纪，但嘉祥符瑞已经全都达到前代的程度；宏大的功业和丰厚的德行，集中于往昔各代。会稽之地期待着记载功德的玉牒，岱宗也仿佛在等待刻有功业的石碑，而秘府中记载功勋、称述美德的史书还没有完成，将使皇帝的风教和宏大事业或许有所缺失而不能载入史册，功臣的美好功绩也可能散失而不能流传。请从著作郎以下的官员中选取有才干者，参与编修国史；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三年便可以完成。这样以后，皇帝光明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就能在帝王篇章中发扬光大，圣后建立的功勋事业就能在皇家策书中显明，辅佐天命而忠贞不贰的人，以及进言纳谏、主持正直的士人，也都可以完备地记载在典籍中。”皇帝听从了。宣武帝刚刚即位，李彪上表说：“臣听说，龙图出现，皇道便明；龟书出现，帝道便昌盛；这实在是图谶之中的文书。自从设置瑞官，尊卑便得以陈列；建立民师，贵贱便得以排列。这就是人世间可以遵循的规范。因此，唐代典籍中有篆刻钦明的册文，虞代《尚书》中有铭记慎徽的篇章，流传下来的《夏书》有箴言，《诗经》记录了商代的颂歌；这些全都是国史明辨得失事迹的例证。到了周代姬姓王朝，鉴戒夏、商二代，文王以两部经书开创，周公以六篇联辞申述，文采郁盛，大体上说明了典章制度。所以观看《雅》《颂》，便能认识文王、武王的伟大功业；考察歌乐的声调，便能辨识周公最为深厚的孝道。因此季札听《风》而知周王朝创业的根基，听《颂》而认识周王朝盛大的德行；至于孔子分别编定鲁国史籍，左丘明辨析孔子的志意，可以说文辞委婉而成章，记事详尽而不污秽。除此之外，像乘志一类的著述，也各有可取之处。到了司马迁、班固的记载，文章写到秦、汉而达到极致，事情记到哀帝、平帝而完备；惩恶劝善和记事两方面都写入，华美与真实兼备，文采和质朴相称，内容丰富而美好。如今大汉的风教，足以媲美三代；炎汉尊崇道义，冠绝后世。往下到华峤、司马彪，他们的著述陈列在各家史书中，大多有所仿效。四位史家铺陈赞述，距离前代并不遥远，不是用力便可达到的，难道是虚说吗？其余史书大多见到事情便记录，看到事迹便撰写，类似的作者很多。探究它们的始末，便可以相互参照。只有我皇魏统一占有中华以来，年数超过百年，年代将近十纪。太祖以不违背时势开创基业，武皇帝顺应时机拓展事业，虎啸于四域之内，龙飞于天下之外，时运由衰转盛，万物都获得亨通。自此以后，世代承继光辉，但史官的叙述记录还没有充分体现其盛大。加上东观毁坏，记载功勋的册籍有所缺失，美德随着日子流逝而消减，善行也因月月过去而稀少。所以谚语说：‘一天不记载，百事便荒废。’到了太和十二年，先帝、先后遥远地追念景业，绵延不断的美好功烈仍在延续。如果不扩大史书的规模、阐明并记录这些事迹，我担心先帝的事业和丰功从一开始就会有所缺失。于是朝廷召集博学通达的名儒，充任麟阁所选的人才。当时皇帝不计较臣的许多短处，采纳臣片面的见解，命臣掌管出纳文书，授予臣丞的职务，反而把这件事交给臣，臣没有什么可以推辞的。高祖当时下诏对臣说：‘平定你的高尚志趣，端正你的笔锋。

译如果著书而不遵守法度，后世将拿什么来观看和取法呢？’ 臣奉行这道诏命而始终不懈，不敢有所失误。臣与著作郎等人搜集遗留下来的文章，同时取用前代记载，撰成国史。即使有新近入仕的当代贤才，在此时有所撰作，也恐怕由于朝廷内外情况已经不同，出入之间会产生疑惑；如同弦柱已经更换，原本正确的地方也可能出现错误。自太和十五年以来，臣奉使出国，屡次发生向南行进的事故，因此搁置了执笔修史，简牍也没有展开。这样一来，对于记载功业、录述美德，不是有所缺失吗？臣恭敬地想，孝文皇帝承受天地的宝命，尊崇祖宗的基业，宏大的功业还没有完成，便突然崩逝。所有百姓都像失去了天地一样，幸而遇到陛下，陛下体察明睿的本性，顺应保合万物的器量，扩大光明来照耀万物，履行安静恭敬之道来安定国家。天清气和，地安于宁静，既不违失，也不忘记，一切遵循旧有典章。可以说是光明相继、圣德重叠，君主安康而天下太平。只是先皇创制开辟事业，所经营筹划的万物广博浩大，加上魏朝典章流传的制度、文采华美而垂示后世的篇章，穷究有形事物的道理，穷尽万物变化的本性，可以说太阳月亮已经升起，没有幽暗之处不被照亮。记载说：‘善于传播的人，希望有人接续他的行动；善于歌唱的人，希望有人接续他的声音。’所以传记说：‘文王奠定基础，周公完成事业。’又说：‘没有周公那样的才干，就不能实行周公那样的事业。’如今的亲王，可以说正当得起这样的责任了。然而，先皇宏大的谋略和圣明通达，以及如今亲王的美好德行，明察洞见，足以与前代相比较；亲王听取这些意见而不悔改，正是时候，正是时候，难道不可以使它们光明昭著吗！与天地二仪相合的，是先皇陶铸调和万物的功德；与日月同样光明的，是先皇洞察万物的明智；思虑周遍如四时运行的，是先皇宏大的功业；与鬼神相合相应的，是先皇深远的光明；迁都改邑，是先皇通达时势的表现；改变旧制而使天下协调和谐，是先皇明鉴的表现；希望天下文字、车轨相同，是先皇深远的谋虑；以四方夷狄为守卫，是先皇的谋略；海外各地都整齐服从，是先皇的威势；在岐阳举行田猎礼，是先皇的义；在岱山郊外奏乐，是先皇的仁；车驾统率幽州、漠北，是先皇的智慧；征伐南方荆地，是先皇的礼义；封禅告成，是先皇的严肃恭敬；亲自祭祀宗庙社稷，是先皇的敬慎；帝王礼服所象征的德行没有缺失，是先皇德行充实；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是先皇的正固；观察人伦文教，是先皇深厚的积蕴；革除弊端、创立新制，是先皇的志向；孝慈之道广泛施行，是先皇的内心。先皇有二十项大功，再加上谦逊而使尊位更加光耀，有所作为却不自居其功，可以说是兼具三皇之德而达到五帝之盛了！实在应当把这些功绩写在竹简、素帛上，使声名传播到钟鼎金石之中。我私下认为，史官中通达的人，大的成就可以与日月同样光明，小的成就也可以与四时一样繁茂。成就大的是孔子、左丘明，成就较小的是司马迁、班固。所以他们的声名能够流传无穷，他们的义理能够照耀后世。金属尚且会熔毁而风流不灭的，大概只有史籍吧！俗话说：“宰相门第有宰相，将帅门第有将帅。”这并不只是说他们天性如此，大概是说这种才干也由长期习染而来。我私下认为，掌管天文的官员、担任太岁之职的人，如果有合适的人才，应当让这种职务世代相传。所以《尚书》称羲和世代掌管天地之官，张衡《赋》中说：“向旧日的史官学习。”这大概就是世代相传的意思。譬如优秀冶工的儿子，善于知道怎样制作皮裘；优秀弓匠的儿子，善于知道怎样制作箕。事物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性质？不过是习惯贯通之后就懂得了。我之所以说到这些，是因为史职如果不加修治，许多事情就会沉沦废弃；天与人之间的关系，片刻也不能缺少记载。因此，谈迁记载世事而功业建立，班彪、班固记载世事而声名成就；这正是前人的轨迹，可以作为后人的蓍草和灵龟。可是前代也有史官不能完成事业的，都是衰乱时代不能容纳贤能之人。因此平子离开史官之职而写成辞赋，伯喈离开秘书阁而完成史志。近来僭越称帝的晋代，有佐郎王隐担任著作郎，被虞预毁谤，丢了官在家；白天砍柴烧火供给生活，夜里阅读文章、编缀史料，最终编成《晋书》，保存了一代的史事。司马绍▯掌管尚书事务，只供给纸笔而已。国家的大部典籍，竟由私人家中完成；末世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正是史官不得其时啊。如今大魏的史职，任职者自身地位尊贵、俸禄优厚，亲属也因而荣耀；这样安逸而又有保障，正可以成就你的美好功业了。然而典谟之业不能发扬光大，也是有原因的。过去的著作郎渔阳传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等人，都因文才被选拔，所从事的注释撰述也相同，却都寿命不长，不能完成宏伟功绩。前著作郎程灵虬当时也与他们一同应选，共同掌管这项事务，如今调任其他职务，官职已不属于他的职责。只有崔光一人虽然没有调任，但兼任侍官两职，所以记载撰述也有所缺漏。我听说，史籍的兴盛由于国家的大业，雅颂之诗能够流传后世，起源于君主的德美。虽然时代有文质之别，史书有详略之异，但历代相承，始终没有改变这一原则。从前子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代有美好的事情而不记载，是你的罪过。”所以时间久了，美德才得以显现。诸葛孔明在蜀地，却没有留意修史，所以长久以来受到讥议。从内心深处取法史谈的志向，贤于诸葛亮已经很远了。《尚书》说“不要使众官空缺”，《诗经》有“要想到自己的职责和忧患”。我并不是如今主管此事的人，但过去曾忝居此任，所以不敢以草野之身自我防范，冒昧谈及这些。俗话说：“忧虑做事的人未必懂得，懂得的人却未必能做。”我确实不懂，只是勉强想做罢了。我私下考察先朝赐给我的名字“彪”：远则取法汉史家班彪，近则取法晋史家司马绍统。推求这个名字的意义，想停止也不能。承受皇上的恩德和恩泽，至死方休。如今请求留在都城，乞求一处安静的地方，综合整理国家史籍，以完成从前的志愿。请官府供给役力，以满足所需。虽然不能使大部史籍光明显著，也希望不至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近则一个月可以完成，远则三年也能见到成果。正本藏在麟阁，副本藏在名山。

译西魏文帝时，柳蚪认为史官秘密记载善恶，尚不足以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于是上奏说：“古代君主设置史官，并不只是为了记事，大概是用来作为鉴戒的。君主有所行动，就由左史记录；君主有所言说，就由右史记录；表彰善行，厌恶恶行，以此树立社会风气。所以南史冒死上表，记载崔杼的罪行；董狐依据史法书写，彰明赵盾的过失。由此可知，在朝廷上秉笔直书，已经由来很久了。然而汉、魏以来，史官秘密撰写起居注，后世只能听闻其内容，对当时却没有益处，这不是所谓顺从君主的美德、匡正君主的过失。况且著述之人秘密记载事情，即使能够秉笔直书，别人也不知道；这岂止会使世人横加议论，也会使各种异端说法彼此兴起。所以班固留下受金钱的名声，陈寿有索取米粮的议论；撰写汉史、魏史的并非一家，编造晋史的甚至有数家，后代纷纷杂陈，没人知道应以哪一家为准。伏望陛下效法上天、考察古制，劳心处理各项政务，开放议论批评的道路，接纳忠诚正直的言论。各位史官所作的记注，请都在当朝公开说明事实，然后交付史阁；这样或许能使是非明白显著，得失没有隐蔽，使听到善行的人每天修养自己，有过错的人知道畏惧。我斗胆以管窥之见轻冒圣听，乞请把这番浅陋意见交给众人讨论，若可行便予以施行。” 唐高祖时，秘书丞令狐德棻上言说：“近代没有正规的正史，梁、陈、齐三代的文献还可以考察；到了周、隋，史事多有脱漏损失。如今还来得及耳闻目见，史书也有凭据；一旦改朝换代，事情就全都湮没昏暗，再也无从搜集整理。陛下从隋接受禅让，隋又承继周，隋的功业大多源自周。如今如果不分别编次，各自撰成一部正史，那么前人的功烈就不能世代彰明，后世也将无从传述。”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唐太宗时，褚遂良升任谏议大夫，兼任起居事务。皇帝对褚遂良说：“你记录起居，大概君主本人可以看到吗？”褚遂良回答：“如今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右史。善恶都一定记录，用来告诫君主不要做违法之事。我没有听说天子亲自查看史书。”太宗说：“我如果有不善之处，你一定记录吗？”褚遂良回答：“守道义不如守职责，臣的职责是执笔记录，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下。”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记录的。”太宗说：“我平日所行有三件事：第一，鉴察前代的成败，把它作为根本的借鉴；第二，任用善人，共同成就治国之道；第三，斥退疏远群小，不接受无才之人的言论。我若能坚持而不失去这些原则，也希望史官没有机会记载我的恶行。”太宗又对房玄龄说：“我近来阅读前、后汉史，看到其中记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这些文章文体浮华，对劝善戒恶没有益处，哪里值得写进史册？至于上书议论政事、言辞义理切实正直、能够有益于政务的，即使我采纳或不采纳，都必须记录下来。” 太宗又对房玄龄说：“我每次阅读前代史书，看到其中表彰善行、厌恶恶行，足以作为后世的规诫，却不明白自古以来凡是当代有国家，都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到国史？”房玄龄回答：“国史既然一定记录善恶，就是希望防止君主做违法之事；只是担心触犯君主，所以不应让君主看到。”太宗说：“你可以把国史编撰记录后送来。”谏议大夫朱子奢上奏说：“陛下单独查看起居注，事情本身也许没有损失；但如果把这个做法传给子孙，恐怕会有人掩饰过错、袒护短处，史官免不了遭受刑罚，谁还不顺从忌讳来保全自身？千年以后还凭什么相信史书呢？”皇上不接受房玄龄等人的意见，于是删略国史，改编为编年体，撰写《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上表进呈。太宗看到六月四日的事情，发现文字多有隐讳，于是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周室安定，季友用毒酒杀死叔牙而鲁国安宁。我所做的事，与这些相同，都是为了安定社稷、使万民获利。史官执笔记录，何必烦劳有所隐瞒？应立即删改浮泛隐讳的言辞，直截了当地记载事实。”魏征上奏说：“臣听说君主地位尊贵至极，无所忌惮，只有国史可以用来惩恶劝善。如果记载不合事实，后人还看什么？陛下如今派史官改正措辞，正合乎至公之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唐代宗时，吏部侍郎杨炎推荐沈既济具有优秀的史才，朝廷征召他，授任左拾遗、史馆修撰。起初，吴兢撰写国史，把武则天列在本纪中，次于高宗。沈既济上奏说：“武则天皇后是以强力进位的，并非出于德行和谦让而退位。史官追述此事，应当称为太后，不应称为‘上’。中宗虽然降居藩邸，但承受天命、继承帝位，本来就是我们的君主，应当称皇帝，不应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以前，天命尚未归集，暂时以相王身份居于帝位，在名义上没有依据，应当称相王，不能称帝。况且武则天改用周的正朔，建立七庙，天命已经改变；如今却把周朝夹杂在唐朝之中，列为帝纪，考察礼经，这是混乱名分。中宗在太后之前已经继位，而编年立纪时反而排在太后之下，这就像把鲁僖公提升到不合次序的位置一样，是不明智的。从前汉高后临朝称制，只有封王诸吕一事违背汉初约定，并没有迁移国鼎、改变天命之事；当时孝惠帝已经去世，继承人若不是刘氏便不予记载，吕后还能和谁共同执政？议论者尚且认为这样做不可，何况中宗在初年即位，末年又复位，虽然尊号一度被夺，但天命并未改变，完全可以以此开端记事、标明纪年，为什么要拘泥而列成两篇本纪？鲁昭公出奔，《春秋》逐年记载他的居处，称‘公在干侯’；君主即使失去帝位，只要仍是君主，也不敢废弃不记。” 请删省天后本纪，与中宗本纪合并；每年年初都必须记载孝和帝在位，以此统摄全局，称作“皇帝在房陵”。太后实行了某项事情、改定了某项制度，纪中称中宗，记事时则写太后的名号，这样既不失正礼，也不违背通常的体例。正名是为了尊崇王室，史书的书法是为了让后世子孙有所观法。况且太后留下的遗制，是她自己去掉帝号；到孝和帝为她上谥号、开元年间册命之后，太后的名号也没有改变。如今祔葬陵寝、配享宗庙，都采用皇后的礼制，却唯独在帝位继承上把她当作皇帝，是主管官员不明白正名原则、违背先例。至于太后的姓氏名讳、才艺智略以及去世和安葬的日期，应当收入《皇后传》，篇名题作《则天顺圣武皇后传》。这项建议没有实行。

译宪宗元和十五年，史馆修撰李翱上奏说：“臣等没有才能，却错误地得到执掌史笔的机会；史馆以记注为职责。劝善惩恶、正直记录，记载圣朝的功德，叙述忠臣贤士的事业，记录奸臣佞人的丑行，使之流传无穷，这就是史官的职责。臣以为陛下即位已经十五年了：元年平定夏州，二年平定蜀地、斩杀辟，三年平定江东、斩杀锜，张茂昭于是得以交出易定，五年擒获▯，史书应记载得到泽潞、邢洺；七年田宏正率魏博六州来接受常贡；十二年平定淮西、斩杀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出德、棣二州并缴纳租税，沧州、景州得以任命官吏；十四年平定淄青、斩杀李师道，得到十二州。陛下神明决断、武功卓著，自古中兴之君，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自元和以来，还没有编成记载盛德大功的实录；史官没有记载忠臣贤士中那些足以为法的名声和德行，也没有记载逆臣贼人中那些足以为戒的丑行，史臣都缺漏不写，臣实在对此感到忧惧。因此不自量力，冒昧想勉强修撰此书。凡人的事迹，如果不是大善大恶，众人便无从知道，所以旧例都是向人访求，又取行状、谥议作为依据之一。” 如今撰写行状的人，不是死者的门生，就是他的旧属，没有不虚加仁义礼智、妄称忠肃惠和，夸说盛德大业、远播光辉、直道正言、死而不朽的；却从不直截了当地叙述事实，所以善恶混杂，无法分明。至于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都是本朝的奸臣；如果让他们的门生旧吏撰写行状，既不指明事实，反而虚称他们忠信并加以美化，那么这些说法也可以移到房玄龄、魏征、裴炎、徐有功身上了。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用心不实、只想在受恩之处虚饰美名，也因为撰文的人并非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大家，只追求辞藻华美而忘记事实，沉溺文辞而抛弃义理。所以写文章就失去了六经的古朴风格，记事又不合司马迁实录的精神。如果不这样写，便会觉得辞句鄙陋，不能自成文章。由此导致事实失去根本，文辞损害义理，行状也不足以取信。如果指明事实、据实记录而不说虚话，就一定有人能辨明真伪；否则，即使由门生旧吏撰写，也不能错误地编造德善之事强加给死者。臣如今请求：撰写行状的人，不要虚说仁义礼智、忠肃惠和、盛德大业、正言直道；这种污秽简册的文字不可取信，只须指明事实、据实叙述，直录死者的言语，那么善恶和功绩都可由事实自然显现。比如传记写魏征，只记载他的谏诤言论，就足以表现他的正直；如写段秀实，只记载他倒拿司农寺的印追击叛军，又用象笏击打朱泚，就足以表现他的忠烈。如今撰写行状的人，完全不指明事实，一概用空泛言辞称颂。所以没有魏征的谏诤，却给他加上正直之名；没有段秀实的义勇，却给他加上忠烈之名，这些情况到处都是。这样的行状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如果考功司发现行状不依照这一原则，就不应接受；依照这一原则的，才交给太常寺，并移文史馆。太常寺确定谥号后，移送史馆，那么行状中的话即使不能逐条全信，也比起虚加妄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文字，仍如同山泽高下之别。史官记录必须得到事情的始末。如果只依凭旧例，所写全是空话，那么还要史馆做什么呢？伏乞把臣这份奏章下达有关部门，使考功司遵守记录善恶的原则，即使是旧吏、门生，也不能虚构事实加以美饰。臣等想要查明事实，冒昧陈述意见，轻慢触犯天威，内心十分战惧。文宗时，皇帝正在议政，恰好看见起居郎郑朗在螭头之下执笔。皇帝对他说：“刚才所议论的事情，也记录下来了吗？我要看看。”郑朗说：“臣执笔所记录的是史事，按照旧例，天子不能查看史书。”从前太宗想查看起居注，朱子奢说：“史书不隐瞒善行，也不避讳恶行；从中等君主以下，往往会掩饰过错，如果让君主看到，史官就无法保全自己，也不敢直笔记录。”褚遂良也说：“史书记录天子的言语行动，即使是不合法的事也一定记录，希望君主因此自我警戒。”文宗很高兴，对宰相说：“郑朗援引旧例，不让朕看起居注，可以说是善于恪守职责。不过君主的善恶一定会被记录，朕担心平日所说的话有不合治国原则之处，成为后世的羞耻，希望看一看，以便能够自我改正。”当时魏謩任起居舍人，文宗曾索取起居注，魏謩上奏说：“古代设置左史、右史，记录得失以保存鉴戒。陛下所做的善事，不必担心没有记录；所做的不善，天下人也自会有所记载。”皇帝说：“不是这样，我已经曾经看过了。”魏謩说：“先前取来给您观看，是史官失职；陛下一旦看过，今后史官所记必然有所避讳屈曲，善恶不能如实记录，便不能作为史书，后代又怎么相信呢？” 于是皇帝作罢。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上奏说：“长寿二年，宰臣姚璹认为帝王的谋略训诫，不可不载入纪述；史官地位疏远，没有机会得到并记录这些内容，于是请求从今以后，凡议论军国政要，都由宰臣一人撰写记录，称为《时政记》。后来因循旧例，缺漏了许多纪述。臣等商议，今后每逢坐朝之日，圣上的言语如果涉及忧虑民生、关系国家兴衰、可以昭示百代、遗谋给后代，以及宰臣进献意见、补救政事、提出有益风教的谋略，都请依照本朝旧例，由知印宰臣撰录，联署姓名、加盖印章，到年末送交史馆。” 李德裕又上奏说：“臣等看到，近来的实录中常常记载所谓禁中言语。臣以为，君主与宰臣、公卿议论政事，都必须是众人能够听见、看见的，才合乎载入史册的原则。禁中的话，外面怎么能够知道？即使得到传闻，也多半出于邪妄之说，竟载入史笔，实在会损害国家宏大的谋略。今后若实录中有这一类内容，请一并删去，不得再据此纪述。又如宰臣、公卿议论某事最终实行或不实行，也必须有明确根据：有的奏议得到认可，必定会受到褒奖；有的议论乖僻，当然会受到惩罚。在藩镇进献表章，必定会有答诏；担任要职的官员上启陈事，也自然应当有明文，这些都应明白地让众人知道。事情的取舍会保存在政事堂案卷中，或取或舍也会显示在诏敕里。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奏议，无不以这些为依据。近来看到实录多记载秘密批示，言语没有在朝廷公开，事情当时也不显明，而是从有关人家中取得，实在不足为信。今后所记群臣奏议，只有其可否得失为朝廷共同知晓的，才可以纪述。秘密批示也请一概不载。这样，所记之书才一定可以作为法则，人人都以公义为先，个人爱憎不能干扰，褒贬之言才会可信。”

译宋太祖开宝七年，知制诰、史馆修撰扈防请求，委派宰执抄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送交史馆。扈防上奏说：“臣曾读《唐书》，看到唐文宗每次在延英殿召见大臣讨论政事，总要命起居郎、起居舍人执笔，站在殿阶螭头附近，记录当时的政事。因此，文宗一朝的实录还算比较详备。到了后唐明宗，也曾命端明殿学士和枢密直学士轮流编修日历，随即送交史馆。近世以来，这件事全都废止了。每季虽然有内庭日历、枢密院抄录送交史馆，但所记的不过是皇帝召见臣下、臣下辞谢等事。帝王的言语和行动，无法记录，也因为宰相担心泄露机密，没有理由肯说；史官又因地位疏远、彼此隔绝，怎么能够听到呢？这白白损害史官撰述的心愿，使他们难以记载陛下忧劳勤政的德行。伏望今后凡是裁决定制的事情、优厚抚恤的恩典，只要出自圣上的内心而应当载入史册，都委托宰相和参知政事每月轮流抄录，送交史馆，作为编修日历的依据。这样可使陛下的睿德神功历经千年而不朽，使圣明的谋略和政绩流传万世，成为后世的光辉。” 太宗淳化五年，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张佖请求恢复左右史的职掌。张佖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史官的职责是掌管修撰国史，不虚饰美好，不隐瞒罪恶。凡天地日月的祥瑞、山川疆域的区分、昭穆继承的次序、礼乐和军旅的政务，都应以起居注为依据写成实录，然后编成编年史，以显示褒贬。我看到圣朝所编的编年史称为日历，只记录奏报文书，略略叙述诏敕，对于圣政、嘉言、皇帝的谋略和善政美事，以及群臣的忠奸善恶、各项政务的兴废弛张，都没有载入史册，国家的大法又怎能得到记载？谨按六曹旧例，起居郎掌修记事之史，凡记录事情，以事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一定要记明朔日和甲乙，以记录历数；记载典礼文物，以考察制度；记载升迁、授官、表彰和赏赐，以劝勉善行；记载诛罚、贬黜和免职，以惩戒恶行。每季结束时，便交给国史。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记录天子的制诏、德音以及施行政事的诏令。臣想请设置起居院，恢复左右史的职掌，把记录编成起居注，与时政记每月月底一同送交史馆，以备编修日历。这样，圣朝考察古代制度，必定能在典籍中焕发光彩；可信的史书写成之后，也一定远远超过周、汉。” 真宗时，诏令迁官校勘三史志；《晋书》《唐书》中有的篇章说两晋的事情多为鄙陋恶劣，不可以流传。真宗把这话告诉宰相，翰林学士毕士安奏道：“恶事用来警戒世人，善事用来劝勉后世；善恶之事，《春秋》都详细记载。”真宗认为他说得对。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学士、史馆修撰欧阳修论述修编日历的奏疏说：“臣伏以为，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度。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政务的兴废，都可以用来垂示劝戒、昭示后世，因此都应当记录而不隐瞒。所以自古以来，凡是建立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把史官的职任看得重要的。臣看到本朝修史，以宰相监修，学士负责修撰；又由两府大臣编修时政记，选取三馆中将要升迁的人，才命他们修撰起居注，这样看起来不能说不重视史职。然而近年以来，人员虽具备，职掌却废弛了，所编写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件中保存不到一件；至于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也全都湮没不记，这确实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但这种弊病在于修撰官只依据各司提供的文书，不敢记载自己所见所闻。如今时政记虽然由两府臣僚编修，但圣明君主的言语行动以及诏谕，臣下上奏议论、关系政事得失的内容，都不加记录，只记载授官名单、辞见之类的事情。” 至于起居注也是这样，与各司提供的文书没有区别，修撰官只根据这些材料编排次序，注明日月，称作日历罢了。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录，也没有材料可记。自古以来君主都不亲自查阅史书；如今史书编成后，必须抄录原本进呈，因而遇到有所避讳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不敢记。再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惯例都要承接以前积压的工作，彼此因循，所以编录者常常忙于追补多年以前的事情；可是年代久远，遗失的材料已无法保存，至于眼下正在发生、可以根据见闻详细记录的事情，又因为忙于追补积滞而无暇顾及。如果不革除这种弊病，前后相沿，史官将永远没有尽职的时候，使圣朝的典章法度最终彻底废弛。臣私下看到，赵元昊从最初僭越反叛直到重新称臣，始终是一件完整的事情，却从来没有记录过；又听说修撰官很想记述，只因编修已经迟误，后来追寻材料也找不到了。其他事情由此也可以知道。臣现在谨请求特别下诏，命修时政记、起居注的大臣，把皇帝的德音和对臣下的宣谕、臣下奏对的言语一并记录；修撰官不得像以前那样只根据各司提供的文书编排授官名单和辞见之类，还必须考核事实。例如授某官职的，要记明是因为某种功劳，如狄青等攻破侬智高、文彦博等攻破王则之类；贬某职的，要记明是因为犯了某种罪，如近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庞籍因白草平之事获罪、近日孙沔所获罪责之类。凡是有文书依据、事实情状明白的，都应完备记录，使圣朝赏罚的典章能够劝善惩恶，昭示后世。即使大臣徇私，使朝廷的赏罚不恰当，也应记录下来作为警戒，这就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本意。至于其他重大事情，也都允许史院根据所听闻和所见到的情况记录；如果见闻不详，就直接发文到各处询问；臣僚奏议的异同、朝廷的裁决处置，也都要记录。以上各项，都命修撰官随时把所得材料记录成草稿，标明月份，亲自放入史院柜中封存，等各司提供的文书齐备后，再编修成日历。还请求每年年终命监修宰相亲自到史院点检；如果修撰官在记录事迹中有不勤勉办事、毁坏官守、失职的情况，便奏请施行责罚。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日以前积压的部分仍须继续追修外，从今以后都命各司在次月提供材料；如果稍有迟延，允许修撰官到中书、枢密院催请。各司拖延提供材料，或者史院向各处询问而对方不按时答复，以致妨碍编修的，其主管手分也允许由史院发文给开封府拘捕追究，严加审断。” 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也请求今后不必再将成稿进呈本所，以便稍稍修整史官的职掌，并保存圣朝的典章法度。这是臣的职责所在，不敢不说。” 仁宗时，知成德军宋祁请求由宰相监修《唐书》，上奏说：“臣先前奉诏修订《唐书》，当时贾昌朝罢去执政之职，丁度以参知政事继任并总领其事。后来丁度也被罢免，但修书局并未解散。如今丁度不幸去世，臣又远在边郡任职，本局只有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名人员。直到现在，编纂工作拖延，纪、志都还没有形成草稿。实在担心修书没有统一主持，诸儒议论不一，年年月月拖延下去。希望朝廷允许依照以前的惯例，由宰相监修。臣私下认为，帝王的一代大典，是可以垂法千古的；如今功业将要完成，其中褒贬是非的裁定，却出自史臣等人，必须借助当国大臣共同商议、考订，才能体现此事对于文章典籍的重要性。这样或许能使书完成后流传久远，不愧于前代史家。唐朝特意修撰晋氏一朝的史书，也由宰相总领。晋虽是偏处一方的鄙陋小国，制度残缺，财用贫乏，尚且让辅弼大臣领修，何况如今的《唐书》内容宏大、体制光明，岂能同日而语？伏望陛下特别恩准，详细斟酌施行。”

译宋庠请求删订《唐书》和《五代史》的奏疏说：臣看到刘昫的《唐书》和范质的《五代史》，都是近代编修的，虽然勉强形成了篇卷，但实际上遗漏很多，体例没有次序，前后互相矛盾。考察唐朝自武宗以后，实录全都缺失；刘昫等人在辑录编缀时，因袭旧史的体统，续写后来的事情，不免杂乱琐碎。至于序、篇、赞、论中的褒贬，和前代相比，也始终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五代史》的帝纪，几乎完全抄写实录；列传则更像墓志铭。与《唐书》相比，缺点又更加严重。自宋朝建立以来已经八十多年，向上距离李唐历代已超过一百年，五姓相继更替，知情的老者相继亡故，口头传授、耳中听闻的材料也逐渐疏漏。如果不趁现在修订，那么这两部史书不仅会使后代感到惭愧，也必将成为当代的遗恨。此前，威武军节度使、知枢密院事盛度任学士时，也曾请求搜访唐代事迹，用来补充史书的缺漏；虽然文书已经下发各处，但州县的庸俗官吏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到了现在几年过去，仍没有能够按照诏令办成。臣实在不敢估量自己的才力，但自从还是平民时，便专心研读典籍，私下阅读这两部史书，未尝不因其中的缺漏而放下书本叹息，只是遗憾家中缺少书籍，世间又没有可以求教仰赖的老师，自己微小的志愿，又有谁来体恤呢？” 近来，臣有幸蒙受陛下教育臣下的仁恩，长久任职于史馆，担任校勘、修撰之职，每当校正文字，便看到秘府收藏的唐代纪传、诏令以及杂记小说之类，种类还很多；五代实录和诸国僭伪政权的史料，往往也保存完整。如果能够分类汇集并通读，仍足以整理年月，补辑散失的材料，编成新书，或许可以纠正前史的弊病。但臣想到自己才识浅薄，见闻平常而狭窄，必定要依靠同僚相互参校，辨明是非。我看到同馆修撰、翰林侍读学士、尚书吏部员外郎李淑，参与修撰三朝正史，博通前代典籍，文章雄健，学问深厚；如果能请他共同咨询考定，实在可以作为宗主法则。臣的弟弟尚书刑部员外郎、直史馆宋祁，稍微勤于文章，才学也颇在同辈之中；让他参与编删，也一定会尽力。臣希望圣上施以慈恩，派李淑和臣弟等三人，一同另外撰写《唐书》和《五代史》。但请求不要另立官局，只允许我们在馆阁中办理正式公文，互相借取有关材料；凡是涉及《唐书》《五代史》而需要核对的文字，各自在本家编录，不烦劳有关官司供应，或许可以逐渐寻求史书体例，宽限年限，仰赖陛下崇尚文章的明睿，尽情享受探求古制的乐趣，这也是千年难逢的机会。臣又查考，唐代张说退职后，允许在家修史；沈传师出任湖南观察使，也命令他在任所撰述。他们对于本朝的记注尚且允许私下保存，何况前代史书呢？” 臣又在神宗皇帝时奉诏修撰本朝百官公卿表。臣依照司马迁的体例，从建隆元年到治平四年，把重大事情记在表格上方；书成后进呈，诏令将它附入国史。臣如今再考论经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述重大纲要，用来补足这两部史书的缺漏，合计编成二十卷，取名《稽古录》。臣想抄写后进呈御览，但私家很难找到书吏，恐怕期限临近而不能完成。臣私下看到，先前已有圣旨，命秘书省正字范祖禹等人在本省校定臣所编修的《资治通鉴》。那里已有书吏和纸札等物，伏望圣上特别降下指示，允许臣把上述《稽古录》一并送给范祖禹等人，命他们在本局抄写、校对完毕后，先行进呈。等将来读完《祖宗宝训》之后，如果另外没有书可读，臣想请求暂且取臣这部书进读，并命读官依文解释；这样，前代君王治国的轨迹都可以大略看见，也差不多足以用来资助考察古代，辅助圣上的聪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等到书籍完成，难道还会劳烦官府禁止吗？如果臣等有人被补授外任，也请求按照沈传师的旧例办理。哲宗元祐元年，门下侍郎司马光请求命人校订他编写《资治通鉴》时所作的《稽古录》，上札子说：臣听说，史书是今天用来了解古代、后世用来了解前代的凭据，所以君主不能不看史书。善行可以作为法则，不善之事可以作为警戒。自从有人民以来，帝王中最盛明的没有超过尧、舜的，《尚书》称赞他们的德行，都说要考察古代。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人怎么可以不以古人为师呢？臣看到皇帝陛下刚刚开设经筵，先讲《论语》，又阅读祖宗《宝训》。《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宝训》叙述祖宗的圣明谋略，确实是学习的要领。但国家拥有天下以前历代帝王的事迹，臣愚见也不能不知道。只是年代久远，典籍浩繁，不是一两天能够全部阅读并周遍了解的。应该提挈纲目，撮取精华，然后才能看见治乱存亡的大概。臣先在英宗皇帝时曾采集经史材料，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概略列举每年的大事，编成图表，每年占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合成五卷，称为《历年图》，进呈给皇帝，以省去繁琐文字，便于阅读。”},{ 徽宗即位初年，右正言陈瓘上奏说：“臣听说王安石的《日录》有七十多卷，详细记载熙宁年间奏对、议论的言语。这是人臣私下记录的书，不是朝廷的典册。自绍圣年间重新修撰《神宗实录》以来，史官请求把这部书下发史院；凡是日历、时政记以及《神宗御集》中没有记载的事情，往往专门依据这部书重新讨论刑赏，把宗庙的美德功业夺来归于故去的臣子，并设立掌书之官来修撰私史。考察古代，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只有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引用郑亚等人，改修《宪宗实录》，增删修改，专门为他的文章增色。后来宣宗即位，追念宪宗，心中不能平衡。因此大中三年九月的制书说：‘把国史交给宠爱的女婿，把秘藏文书交给懦弱的儿子，擅自敢于改动，难道有所畏惧和顾忌吗？夺取别人的美好功绩，作为私门的美名。’于是李德裕、郑亚都被贬谪流放，大概是因为国家的史书和实录，都应当彰显宗庙的美德功业，不是人臣可以据为私有的。神宗信任王安石，即使成汤对于伊尹，也不过如此。王安石秘密辅佐进言的话、强烈劝谏的话，何必要全部宣扬到外面，然后才能显示君臣相得的盛况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四年、二十二年、二十卷〕

译从前周公训诫说：‘你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进宫在内向你的君主报告；君主如果采纳了，你就在外面顺着实行，并说这些谋略和主张只是我君主的德行。’王安石《日录》所载的嘉谋嘉猷，既然已经入内报告，并由此发布为命令，那么这些谋略和主张都应归于神宗的德行。怎么可以借口继承先志、述行先事，专门把人臣的美德据为己有呢？伏望陛下效法尧、舜，继承并发扬周武王的事业，抛弃那种不肯改正人臣过失的小孝，光大并使神宗日益更新的圣业发扬光明，难道忍心让裕陵的美德全被私史侵夺篡改吗？而纠正这一道理不能再拖延。所有绍圣年间所修的《神宗实录》，希望诏令史臣另行删削修订，以成就一代不可更改的典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九月〕 陈瓘又论述《哲宗实录》不应只派蔡京兼任修撰，上奏说：“臣听说，出于公心而不徇私，朝廷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徇私而不公正，天下就会有不服之心。臣看到近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兼任修撰《哲宗皇帝实录》，这是朝廷最大的错误举措，也是使人心不服的事情。国家自太宗以后，每一朝修撰实录，主持、提举和修撰都有正式官员；费用即使很多，也不敢吝惜；任命的官员即使很多，也不怕烦劳，因为要重视大典、敬重先朝。如今修撰《哲宗实录》，却只用兼任官员，难道不是因为蔡京想独占史局，而朝廷不愿严重违背他的意愿吗？蔡京得以兼领史局，而哲宗的史事却没有配备正式官员；轻视一朝大典，违背祖宗旧例，全都是为了一个蔡京，这样看来，朝廷厚待蔡京，显然超过了尊重哲宗。臣前一章所说朝廷的大政没有不曲意迁就、为蔡京一人谋求便利的，这也是其中一件。陛下笃厚天伦，曲意表达对兄长的深厚感情，每次对臣下谈到泰陵，圣颜便忧伤，感动左右，怎么肯为了天下而在先朝史事上节省费用呢？如今众议喧腾，都在谈论公私、厚薄的问题，没有不把过错归到陛下身上的。” 蔡京替陛下谋划了不忠的计策，陛下却替蔡京承担了不厚待先帝的名声；蔡京无所顾忌，别人不敢说话，陛下孤立无援，别人不敢帮助。使君主卑下而臣子尊贵，臣下凌驾压制君道，哪有朝廷的形势颠倒到这种地步，还能长久安定的吗？从前为了修撰王安石《日录》，专门设置一个机构；如今为了修撰《哲宗实录》，却只是让官员兼任而已。王氏在神宗面前尊贵，蔡氏在哲宗面前受到重视，三家僭越鲁国，六卿分裂晋国，其祸乱的起因，看来不过如此。前代已经陈明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引以为戒呢？臣自十八日起不能上殿，第二天又再次被隔绝在殿外，自己知道必然会受到重谴，按道理应当被诛杀流放。然而既然还没有受到贬谪命令，仍然担任言职，怎么敢因为自身将遭受危险和羞辱，就放弃本来应当说的话呢？希望陛下诏令三省检阅历朝派官修撰实录的旧例，如果臣所说并非虚妄，请求下令改正，以符合陛下厚待泰陵的心意。” 京替陛下谋划防范不忠之人的措施，陛下却替京承受了不厚道的名声。京肆无忌惮，别人不敢进言；陛下势单力孤，别人不敢相助。这是贬低君主、抬高臣下，凌驾压制君主之道，朝廷的形势怎么能颠倒到如此地步，却还能够长久安定呢？从前修撰王安石《日录》时，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如今修撰哲宗《实录》，却只不过兼任官职罢了。王氏在神考时受到尊崇，蔡氏在哲宗时受到重视；三家僭越鲁国，六卿瓜分晋国，追究它们的起因，也不过如此。前代已经陈明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引以为鉴戒呢？臣自十八日以来不能上殿，第二天又再次被隔绝在外，自知必定会受到重罚，按理应当被处死或流窜；然而既然还没有接到贬谪的命令，仍然任职于言职，怎么敢因为自身面临危难和受辱，便放弃自己应当进言的事情呢？希望陛下下诏，命三省查验历朝派官修撰《实录》的旧例；如果臣所说并非诬妄，乞请施行改正，以符合陛下厚待泰陵的心意。当时，诏令三史、《三国志》和《晋书》存在错讹，选派官员加以校正。瓘又上疏论防备说：“君主研究古代的学问，无非经书和史书。对于经书，应当遵守其中的道理来修养自身；对于史书，则应当考察其中的事例来应对变化。天下的事情变化无穷，所以古代可以作为借鉴的事迹，不可不详细了解。”仁宗曾对辅臣说：“朕在听政之余，对旧史无不阅读，思考历代治乱的事迹，把它们作为借鉴和警戒。”英宗命司马光编次历代君臣中可以作为借鉴和警戒的事迹。司马光进呈《通志》八卷后，英宗又命令设置机构继续修撰。书成后取其精要，赐名为《神考继志述事》，又赐名为《资治通鉴》。英宗还亲自撰写序文，文辞光明灿烂如银河，仿佛为上天作文，自然显出神妙的变化。序文大意说：“其中记载的明君良臣，切实研求治国之道；议论精微，论述德政与刑法的良好制度；说明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吉凶众多征兆的根源、威权福祉盛衰的根本、制度规模利弊的成效；记载良将的方略和良吏的条教；以邪正作判断，以治乱作归结；诏令辞语的源流体制，劝谏箴规的深切议论，可以说无不完备。把它陈列在门户窗牖之间，便能总览古今的纲要；内容广博却能抓住要领，文字简约却能周详说明事务。这也可以说是典章法度的总汇、文书档案的渊海了。” 臣曾反复诵读圣上的训示三遍，合上书卷叹息，认为各史所记载的数千年往事，文字繁多，无法全部阅览。贫寒的儒生，即使专门学习一部书，穷尽岁月直到头发斑白，有时仍然浅陋无知。仰读圣作，只用区区数语便将各类事务分判清楚，概括了史书的要旨；若能全部接受并用来蓄养德性，再施行于政事而日日更新，尧舜所谓的考察古道，又怎么能超过这样呢？何况圣上还不忘谦逊自抑，俯身把自己比作汉唐君主，自称与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相比也没有什么惭愧的地方。除此以外，凡是太平盛世的君主，能够体现圣贤一方面德行的，也都加以选取。至于荒废国政、颠覆危亡的君主，以及作乱、为盗、奸邪违法的臣子，那些可以观览、可以鉴戒的事，也无不详尽论述，以彰明圣上的志意。这部书既然已经刊印流行，就可以取来阅读。这样看来，仁宗校正史书时，《资治通鉴》其实已经有了端绪。历代圣君考察古道，心意相同，都是要借助典籍把道理垂示给后代。前人长期积累，经历艰难，并非一日之功；继承并发扬这一事业，正在今日。

译大观二年，起居郎石公弼上奏说：“臣私下考察唐代贞观年间的职官旧制，天子临御正衙时，起居郎在左，舍人在右。皇帝有命令时，他们到殿陛前俯身听取，退下后便记录下来。每当退朝后议论政事，也一定跟随辅臣进入殿中，在皇帝面前执笔记录，史官随后跟进。皇帝在紫宸内阁临朝时，起居郎、舍人夹着香案在殿下相对而立，上前记录皇帝的得失。由此，政事的机要、言语的隐微、人物的忠诚或奸邪，都能记录在册，昭示将来；明主贤臣的事迹没有遗漏，一代的典章文采灿然完备。况且唐朝统治天下将近三百年，号称治理最盛，没有比贞观更盛的；其谋略筹划、制度文采、功勋业绩和治理成效，都足以垂法后世。当时对史官记载如此崇尚，今天考察唐代遗留的事迹，还能保存十分之五六，这正说明史官不可不懂得旧制。永徽以后，高宗不能亲自处理全部政务，重臣许敬宗、李义府等长期把持政权，奸谋邪计被阻塞而无人听闻，并且畏惧躲避群臣。从此起居郎逐渐丧失旧制，只限于在皇帝临朝时接受诏令，退朝后的议论不再能够参与听闻。到长寿年间，宰相姚璹才开始建议，由执政大臣记录退朝后的议论；这些议论大多出自辅弼重臣之口，史官的职责只在记录而已，利害差别极其明显，比较起来就可以清楚知道。” 至于《时政记》，让宰相来编写，贤能的宰相会推让美誉、避免赞誉，奸邪的臣子则粉饰过错、隐瞒罪恶；事情涉及机密要害，有人担心谋略泄露而功业受挫；言语涉及臣僚，又有人担心因此产生嫌隙而招致怨恨。各种巧饰事实、相互依附，铨选编次不广泛，删削取舍又出于个人私意，这就是《时政记》在当时屡次倡议修撰却又屡次废止的原因。臣私下认为，国家受命以来，历代圣君相继，百官制度修明，超过前代，唯独史臣的职掌还没有恢复旧制；修撰《时政记》，也不免重蹈过去的弊端。起居注和史馆日历，意在敷衍塞责，官员只求勉强免罪；编排事务、按类除授免职、叙述年月以作纂述，圣主的言语举动、退朝后的议论以及便坐时的谈论，史官既未能听闻；群臣的奏疏、谏官的言事以及留中不发的奏章，也未曾宣示给史官；焚毁底稿的事往往没有流传。皇帝神妙的机谋、天纵的筹算、奇特的谋略和宏大的规划，内能安定社稷，外能安抚四夷，可以光耀史册、成为古今法式的，有的当时却没有编撰记录。到了后日逐渐访求，必然已经耳目不相接，真假相混，是非杂乱，失实地传给后世，这还能可信吗？至于出自群臣的事，家人和旧属会借此缘饰，朋党和仇怨得以满足私意；文字增饰，曲意迎合，虚夸美德、极力掩饰罪恶，听到的说法多得不可胜数，于是使高妙的文章和直笔记载中，是非仍然犹豫，褒贬也难以确定。忠臣义士看到过去的事迹晦暗不明，因而产生后悔当初不敢进言的心情。臣私下认为，邪正一经辨明，个人的好恶就会显露而形成是非；施用于政事，就是刑罚和赏赐；列入国史，就是褒扬和贬斥。必须把它们清楚地昭示万世，既要在生前有所旌别，又要在死后有所追录。这样，行善的人自然坚定，作恶的人自然瓦解。这两者都是人主掌握的权柄，也是教化的关键，不可不慎重。如今选择史官，必须是天下文学修养高洁的人。如果只把编排事务、按类除授免职、叙述年月当作职责，那么只要通晓文字，寻求两省中的令史就足够了，何必还要选择人才呢？况且唐代天宝以后，天下多事，起居郎的职务因循废弛，于是诸家传记的说法纷纷兴起，弥漫流传，数不胜数，大多只是耳闻口传，辗转相互记述，文辞奢靡，歪曲扰乱事实；甚至随意泄露宫闱私事，附会难以查知的事情，搜集奇异怪诞之事，夹杂诙谐笑谈。用于当时，尚且难免使人怀疑；流传后世，难道不会被当作真实而相信吗？古人礼制失传还要到民间寻求，孔丘也曾向郯子学习官制名称，都是因为事情年代久远、难以明白。只要能够考察到，后人一定会把它当作事实。唐代褚遂良掌管起居记录时，太宗问他说：‘朕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卿一定会记下来吗？’ 褚遂良回答说：‘臣的职责是执笔记录，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载。’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起居记录如果不详细，臣下私自记录的文字就会更多；机要在上面失守，权柄就会被下面的人掌握，这是自然的道理。近世作文著述的事情，已经有不少被传记议论。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不恢复史官职务的根本，私家传述的源头就不能马上禁止。臣冒死恳请陛下诏令大臣讲求旧制，逐渐恢复史馆的职掌，使史官能够专心尽意地记录，善恶都必须记载，细微详尽，无所遗漏。凡群臣的奏疏、谏官的言事，无论施行还是不施行，都请及时宣示史官，由史官删定、叙述、润色，写入缃帙史册，使后世知道陛下有采纳谏言的明智，知道直臣能够在不避讳的朝廷立足，知道议事时有群臣共同发表意见，知道陛下没有偏听的聪明。群臣被授官、免职时，必须叙明升迁、降黜的原因，使后世知道陛下没有个人好恶的私心。倘若史官因循废弃职守，著述编写不能及时完成，就必须明确加以贬黜责罚，这样或许能使君臣的行事、朝廷的谋划，连细微之处都必有所记载，让后世有所考察和效法。臣又认为，唐代制度是起居郎在禁卫仪仗内供奉，而史官一定跟随在后面。这样做的用意，是让记录群臣和修撰学士都能亲自看到事实，听到皇帝的谋略训示。” 这样以后，官员的编次就不会互相抵牾，这是史官制度最值得取法的地方。臣又曾考察汉代旧事：记注官没有固定员额，而太史却有固定职务。当时近臣都带着装文书的囊袋和簪笔入朝侍奉左右，大概是希望有所记录著述。天下的计书先上报太史，再把副本上报丞相，因此事情能够广泛记载，修史也可以责成完成。这就是两汉遗留下来的史法成为后世楷模的原因。如今近臣中不担任相关职务的人，亲自见到圣君的言语举动，本来就不敢有所记录；天下各地的记录，也从未上报。群臣列传中，事情不明显突出而特别著名的，只能取信于行状。行状是门人、旧属所撰写的，并不是最公正严明的言论，尤其难以作为依据。臣又认为，古代史官都长期任职，如司马迁、班固，都是父子相继纂修史事。唐代张说致仕后，也一定修史；吴兢被贬时，还带着史稿随行。如今史臣升迁任用没有定期，前后不能相承，文书堆积，旧史尚且修不完，哪里有时间议论新事？以至军国政务的重要事项往往延迟纂录，时间久了讹误很多，这类情况难以一一陈述。至于由宰相监修史书，刘子允认为这是‘十只羊九个牧人’，朱子奢认为这是给后世史官留下祸根。像这些事情都应当变更，伏望圣上俯察臣狂妄浅陋的意见，按照前面所陈述的办理。” 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意见，倘若符合圣意，也请下诏让公卿议定具体条例。

译四年，起居舍人宇文粹中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以忠诚和利民之道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安于他的政令；以诚信和顺的态度事奉神明，神明就会享受他的德行。神明与百姓不相互侵扰，天下万物就会有不是靠人力校验而自行到来的祥瑞。所以《礼记》说四灵成为畜牲，意思是至和之气普遍融洽，万物都能顺遂其本性。《周诗》说‘赐给我新麦’，意思是五谷顺利成熟，使人得到养育。万物顺遂其性，百姓得到养育，这是修德而获得祥瑞应验的最大表现。至于鳞、毛、羽、介之类的灾异，虹霓、光影、形色等变怪的征兆，花果不合时令，禽兽繁殖却不属于其类，那么《月令》把它们记作异常，《洪范五行传》把它们记作妖异。先儒董仲舒、刘向等人对此论述得很详细。臣恭敬地看到，近年起居注所记的祥瑞应验，琐碎杂乱而不合经典，繁杂而没有加以区别选择。比如桧树枝上开黄花，菜果上出现佛像，白气腾空，红光照天，桃李在冬天结果，白天看见仙人影像之类，前代都认为是妖异，如今却一概记录为瑞应。过去桑树和谷树一同生长在亳地朝廷，伊陟、巫咸便赞助太戊修德以消除灾异；野鸡飞上鼎耳，祖己便训诫高宗端正政事来应对。” 如今州郡迎合谄佞之风盛行，搜集境内的妖怪，绘图上奏陈报，意思是说：‘这是臣治理地方的成效。’三省汇集各路上奏的祥瑞，拜表称贺，意思是说：‘这都是臣等调和治理的功劳。’而且几个月之间，动辄就有数以千计。万物反常就是变异，上天反常就是灾害，本来是用来使人警惧、告诫的，如今不把它当作忧患，反而跟着举行庆贺的礼仪。史官所记载的本应是天子的言语、举动、政事和诏命，却夹杂谄媚奉承、没有事实依据的事情，难道不是典册的负累吗？恭敬地想，陛下内在的德性淳厚茂盛，昭然感通于三灵；恩惠广泛流布，覆盖四海；天地帮助顺成，祖宗积储福祉，何必借助这些虚妄、荒芜的说法来损害盛美？伏望陛下明白下诏给史官：凡礼部所关报的祥瑞，必须用经典加以验证，只记载其中重大的。至于正常的雨、正常的干燥、青色灾异、赤色祥异，以及前史所认为的灾异，一律直书其事，不必缀饰文辞、迁就附会。这样或许能够消弭灾害、报告上天赐予的福佑，仰合天地之心；没有虚假的美誉，没有过分的言辞，可以垂训于千百世之后。” 徽宗时，侍御史陈次升上奏说：“臣访闻，前右司谏陈瓘曾经论述史院修撰《神宗实录》时大量采用王安石家中的日录，很有失实之处，但没有听说朝廷施行此事。臣私下认为，神宗皇帝聪明英睿，远远超过古今；熙宁、元丰年间，他励精图治，更新百官制度，一切都出自圣断，而执政大臣只是奉行和辅助罢了。听说王安石的日录多称扬自己的功劳，说当时的各项制作都是自己提出的；又以矫饰的言辞假托圣训，上无视祖宗，下轻慢神考，严重诬蔑天下，事情不止一端，对于掩蔽神宗的圣德实在太多。陈瓘曾指出其中数事，朝野相传，都说符合事实，直到今天仍未改正。又听说史院先前因曾布请求采用王安石日录，便准许取得诏令，说修入实录必须先取诏令然后采用，不知这件事究竟有没有诏令？如果果真有，难道不是史院曾经取得诏令才采用的吗？陛下贵为天子，掌握万乘之权，而神宗一朝的大典，倘若容许史官任凭私意、扰乱事实，却不追究治罪，凭什么彰明圣上的孝道至极？伏望圣上慈悲，早日降下指挥施行。” 陈次升又就《神宗实录》上札子说：臣恭敬地想，神宗皇帝在位十九年，他道德的精妙无法用名称来概括；在政事上所能见到的，不过是其余绪罢了。史传所记，哪里能够描绘其万分之一呢？臣访闻，史院官员附会执政蔡卞，采用故宰相王安石的日录来篡改事实；熙宁、元丰年间圣上的政绩，全部归功于王安石，朝廷的时政记却略去不用。前谏官陈瓘曾经详尽论列此事。陛下仁孝深厚，亲自阅览，清楚看见事实，至今却没有听说施行改正。近来又看到礼部关报御史台公文说：史院设置已经十年，才修成帝纪五册，其余都没有修撰。臣私下认为，史官秉笔直书，取信于天下，昭示垂传万世，是非曲直实际关系着褒贬。如果把非说成是、把是说成非，后世将以什么为观察依据？而且史官贪图史院优厚的供给，拖延年月以谋取利禄，竟不把修史放在心上，因而使君父的盛美被掩蔽而不能彰显，使一朝大典长期搁置不能完成；附和下属、欺罔君上，尊重臣下、压抑君主，不忠不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的罪行如果不惩罚，凭什么向人示警？伏望圣上慈悲，明诏史院改正事实，重重贬黜史官，以端正典法，或许能彰显神宗的圣明功烈，昭明陛下的圣孝，慰藉朝廷内外的公议，臣不胜庆幸。” 陈次升又上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孝更重要；孝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使父亲的名声显扬于后世更大的。恭敬地想，神宗皇帝的功业显赫，前代无可相比；能够流传万世的，只有国史。如今史院官员先采用王安石的日录，把美德归给王安石，掩蔽神宗的盛德。陛下亲自阅览，清楚看见事实，已经实行删改，天下人无不仰慕陛下孝心的极致。然而史官的罪责还没有得到纠正，这是朝廷刑罚失当。如今朝廷既已看见史官不尽职守，忽略大典，十年才修成帝纪五册，却又把史官的罪置之不问，天下人都认为陛下唯独厚待史官，不忍加罪；而显扬父亲的道理还没有充分做到，反而有损圣德。伏望陛下明察，检阅臣前面的奏章，早日赐予施行。” 陈次升又上札子说：“臣在担任侍御史时，曾论奏史院官员修撰神宗皇帝国史，十年才修成帝纪五册，其余都没有修撰，请求加以贬黜责罚，却没有看到朝廷指挥。臣私下认为，国家驾驭官吏的法度，即使有司承办的事情非常细小，偶然拖延违误，也一定要纠正惩治。何况一朝大典，关系国家体统，意义重大，怎么可以置之不问？如今史官竟敢如此怠慢命令，轻视朝廷，贪图优厚俸禄，特意拖延滞留，竟使神宗皇帝前后相承十七年的盛德大业，不能修成史书。自古以来，修撰国史从没有像这样拖延长久的。现在如果不纠正他们的罪责，凭什么给后来者作警戒？这部史书究竟何时才能完成？伏望圣上慈悲，出自内心作出决断，不要牵制于大臣的私意，以免废弃天下的公议。”

译陈次升又论邓询武的奏状说：“臣听说，秘书少监邓询武被授予同修正史的职务，舆论并不赞同。臣私下认为，君王的话像丝线一样，发出后就像绶带；君王的话像绶带一样，发出后就像粗绳，意思是命令一经发布便不可反复。邓询武前些日子被史院留用，朝廷认为他不合适，于是已经停止任用。如今又有这样的任命，众议纷纷，都认为命令这样反复，凭什么辨明是非、区别贤愚而取信天下呢？何况邓询武的父亲邓绾，过去任御史中丞，专门从事奸邪谄佞，向大臣献媚；他曾替王安石请求赐第，又推荐王安石的儿子王滂和女婿蔡卞担任馆职。神宗皇帝看清了他的内情，亲自批下圣语说：‘存心很是邪僻，禀性奸诈反复，议论事情、推荐人物都不守本分。’如今邓询武修史，难道能够秉持公心直笔，彰显神宗的盛德，同时又不掩盖他父亲的罪恶吗？况且邓询武学问荒疏荒唐，这是众所周知的。前些日子蔡卞为了报答邓绾的私恩，又想褒饰岳父王安石的美名，所以把邓询武安置在史院以备充任检讨，士人无不指点嘲笑。如今让他同修正史，更加不合适。伏望圣上慈悲，出自圣心决断，特准停止这项任命，以符合公议。” 次升又上奏说：“臣近来弹劾并奏明，秘书少监邓询武不应参与编修神宗皇帝的正史；这件事没有得到阻止而施行，臣不得不再次冒渎圣听。臣私下认为，史官应当秉笔直书，以取信于万世；自祖宗以来，对此尤其慎重。咸平初年编修太宗皇帝《实录》时，由钱若水主持其事，荐举起居舍人李宗谔等数人充任史官。真宗皇帝指着李宗谔说：‘自太平兴国以后，都是我在中书任职时处理的事情。史书本来凭借直笔，如果儿子替父亲隐瞒，凭什么把事实传信给后代呢？’唯独李宗谔不许任史官，其余人都批准了。况且李宗谔当时文学才名显著，议论坚定正直，为朝廷所信任。真宗皇帝对此尚且不授予他史官之职，而邓询武的才干平庸低下，文辞笔力又浅陋，根本不能与李宗谔相比。李宗谔是一例，钱若水也是当时的名相，并不像邓绾那样奸邪谄佞。况且邓绾从任御史知杂，直到御史中丞，前后六七年，议论政事虽不少，却大多偏邪。邓询武难道不会替父亲隐瞒吗？这样怎能取信于天下后世？前些日子既然已经罢免了他，今天又授予这种差遣，除非出于公议，实在不能认为恰当。伏望圣上以国史为念，特赐追回并停止这项任命，不要让小臣得以实现自己的私意。” 谏议大夫袭夬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制命，任命秘书监邓询武兼任神宗皇帝《实录》编修。臣恭敬思量，神宗皇帝在位十九年，励精图治，各项制度都得到整顿完善，本应形成一代盛大典章，垂范万世，光耀无穷。因此应当选用博学的醇儒和端正之士担任此职。邓询武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入选？臣谨按察，邓询武内心险诈，品行污秽，防谄媚权贵，士大夫都以与他为伍为耻。他任东观长吏，已经是冒受荣宠，哪里能再滥列于史官之中，玷污先朝的大典？臣愚昧，伏望圣上收回已经颁行的任命，另选名流，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 左司谏江公望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神宗皇帝的史书，经过元祐、绍圣年间的修纂，史臣的议论各有偏私，大多有所偏系，不仅不足以取信后世，也使今天的史官实在难以下笔。如果拿绍圣年间的史书来裁断，那么元祐年间参与修纂的臣子按法本来就不能容许；而他们隐匿稿本，臣私下猜想，他们各家一定另有追记，因此关于这件事的文字，后世必然会另行刊行并加以议论。陛下一定会说：‘神考是陛下的父亲，哪里有儿子不替父亲编写好史书的道理？后世一定不会相信正史，而会相信另行刊行的书。’这样一来，神宗皇帝的盛德大业反而遭到掩盖而不能彰明；到那时，谁来为之分辨？这是今天应当深切思考的事情。有人主张加重恩赏，以便刊出那些出于私意的书，同时把两部书都焚毁，另行修纂。这样做，野史就会重新兴起，反而足以证明元祐另行刊行的书并非虚妄。史官把两部书汇集起来互相校勘，彼此矛盾，争持不下；不只是神考的德业难以下笔，当时参与政事的大臣子弟中有些人如今或许身居显职，难道不会有所顾忌回避吗？既然已经任职，便以编次纂集为名，苟且拖延岁月，借此作为进身阶梯，等到升至显贵亲近的职位，便脱身离去了。这就是这部史书迟迟没有完成期限的原因。况且神考的盛德大业，事实都还存在；陛下即使想增删，也尚且未必能够做到，何况人臣呢？” “何况天下后世呢？伏望陛下搜罗博古洽闻、平心笃论之士，选三数人，不拘泥于彼时与此时的分别，从圣心亲自擢用，把修史的职责交给他们，限期一二年，尽早完成史书。这样，清明的事实就不会受到污染，神宗皇帝的气象也不会被失实的文辞描写。倘若得到良史，他们笔下自然能够传达这一用意，史册也会格外增添光彩。伏望特地下诏书，明白张榜于朝堂，使天下人了解陛下的德意：因为先帝史册中的不同议论彼此牵制，长期不能完成，如今应当访求公论，选取博古洽闻、平心笃论之士，出自朕意补充史官，不以元祐、绍圣为界限，两部书并存；按照事实裁断，史书完成后便把原先有问题的文字焚毁。即使朕与士大夫都不参与增删，也一定要限期完成，不要因为人数太多而形成冗余。这样岂只是使神考的盛德大业因直笔而更加光大，因公正的议论而流传美名，也能使朕夙夜不遑、不能安宁的心稍稍安定；还可以使你们卿等父祖的美好功绩，不被阿谀之论和异议所掩盖，共同宣扬这份美德。朕与你们的责任就算尽到了。伏望圣上慈悲，如果认为所请可行，早日下诏施行。臣认为时机已经错过，时间已经太晚，即使早晚片刻也不能停下，唯愿陛下努力去做。” 翰林学士王觌辞免修史，上奏说：“臣本月七日接到閤门告报，奉诏差遣修撰神宗国史，兼任哲宗《实录》修撰。臣认为，史官之职，自古便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何况是两朝取信于后世的史书，用来向万世显示常道。恭敬思量，神宗皇帝的盛德大业高达天际、连接大地；哲宗皇帝能够安抚远方、亲近近臣，守成持盈，在三十年间继承光明的事业，使政治成就超过百王。应当选用深明义理、博通古今、富有典雅文辞的人，责成他们完成论定编次，哪里容得下才识浅陋的人轻率地玷污史册？伏望圣上怜悯臣这番微薄的诚意，察知臣并不适合此职，收回已经颁行的任命，改授给名儒，这样或许可以防止宏大盛美的文辞失传，也维护典谟的体制。所有这些诏命，臣不敢接受。”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六。《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七。明代杨士奇等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