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三

译秦二世时，丞相李斯上书陈述赵高的罪恶说：“我听说，臣下怀疑君主的，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妻妾怀疑丈夫的，没有不危害家庭的。如今有大臣在陛下身边，擅自决定利害，和陛下没有区别，这是非常不妥的。从前司城子罕做宋国的相，亲自行使刑罚，以威势推行政令，一年就劫持了他的君主。田常做齐简公的臣子，爵位和班列在国内无人能与之匹敌，私家的财富同公家相等。他广施恩惠、施行德政，对下得到百姓拥护，对上得到群臣支持，暗中夺取齐国，在朝廷杀死宰予，随即在朝堂杀死简公，终于占有齐国，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如今赵高怀有邪僻放纵的心志，行为危害反叛，如同子罕做宋相；他的私家财富，又像田氏在齐国一样。他兼有田常、子罕的叛逆道路，劫夺陛下的威信，其心志又像韩玘做韩安的相国一样。陛下若不谋划，我恐怕他会发动变乱。” 汉武帝时，田千秋上言说：“方士中谈论神仙的人很多，却没有显著功效，请把他们全都罢黜遣散。”皇帝说：“大鸿胪说得对。”于是把所有等待神人的方士都罢斥了。此后，皇帝每次面对群臣，常常感叹自己从前愚昧迷惑，被方士欺骗，天下哪里会有仙人？全都是妖妄之说罢了。节制饮食、服用药物，也只能稍微减少疾病而已。汉元帝时，京房以孝廉身份任郎官。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擅权力。京房曾在皇帝闲暇宴见时入朝进见，问皇帝：“幽王、厉王这样的君主，为什么会使国家危亡？他们任用的是什么人？”皇帝说：“君主不明智，而任用的是巧言谄媚之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巧佞还任用，还是把他们当作贤人呢？”皇帝说：“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那么后来又凭什么知道他们不贤呢？”皇帝说：“因为当时政局混乱、君主危亡，所以知道。”京房说：“这样看来，任用贤人国家必然安定，任用不肖之人国家必然混乱，这是必然的道理。幽王、厉王为什么不觉悟而另求贤人？为什么最终仍任用不肖之人，到了这种地步？”皇帝说：“处于将乱局面的君主，各自都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假如人人都能觉悟，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主呢？”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种说法，却没有以此警戒自己。那么他们任用竖刁、赵高，政治一天比一天混乱，盗贼遍布山野，为什么不以幽王、厉王的事来占验而觉悟呢？”皇帝说：“只有有道之人才能由过去知道未来。”京房于是脱下帽子叩头说：“《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灾异，是用来给万世的君主看的【‘视’读作‘示’，即显示给万世君主看】。如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去光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落，夏天下霜、冬天打雷，春天凋零、秋天繁荣，霜降却不能杀死草木，水灾、旱灾、螟虫灾害接连发生，百姓饥饿染病，盗贼无法禁止，受刑之人挤满市场。《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非常完备，陛下看如今的情形，认为这是太平之治吗？” 还是混乱呢？”皇帝说：“确实极其混乱，还能说什么呢？”京房说：“那么如今任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皇帝说：“是这样，只是庆幸他们比前代那些人稍好，又认为祸乱不在这个人身上。”京房说：“前代的君主也都是这样说的。我恐怕后世看待今天，就像今天看待前代一样。”皇帝过了很久才说：“如今造成混乱的是谁呢？”京房说：“明智的君主应当自己知道。”皇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为什么还要任用他？”京房说：“最受皇上信任、参与谋划政事，在帷幄之中决定天下士人进退的，就是那个人。”京房指的是石显，皇帝也明白了，对京房说：“我已经明白了。” 诸葛丰上书谢罪说：“臣诸葛丰愚钝怯弱，文才不足以劝善，武力不足以执法除邪。陛下不衡量臣的才干，授臣为司隶校尉，臣还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后来又提高臣的秩禄为光禄大夫，官位尊贵而责任重大，不是臣所应当处的位置。加上臣年岁已老，常常担心突然死于沟渠，无法报答陛下深厚的恩德，使议论之士讥笑臣没有补益长处，得到尸位素餐的名声。因此臣常希望献出一天的生命，不等待时机，斩下奸臣的首级，悬挂在都市，编写罪状公之于众，让四方都清楚知道作恶应受的惩罚，然后再接受斧钺诛戮，这确实是臣心甘情愿的。即使是平民之士，尚且还有刎颈之交；如今四海如此广大，竟然没有一个能够舍身守节、为义而死的臣子，几乎全都苟且迎合以求容身，结党互相包庇，只想到私门的利益，忘记国家的政事。邪恶污秽混浊的气息，上感于天，所以灾变屡屡出现，百姓困苦贫乏，这正是臣下不忠的结果。臣实在对此羞愧无比。人的性情没有不想安定生存、厌恶危险死亡的，然而忠臣直士不躲避祸患，是确实为了君主。如今陛下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无所不容，又让尚书令尧赐给臣诸葛丰书信说：‘司隶的职责，是检举不法，奖善惩恶；凡属所得之事，都可以专断处理。’ 希望你勉力处事保持中和，遵循经术的宗旨。恩德深厚。臣诸葛丰叩头，实在万分荣幸。臣私下无法抑制愤懑，希望陛下赐予清闲宴见的机会，唯愿陛下裁决。” 汉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御史上奏揭发石显过去的罪恶，免去他的官职，迁回原郡。五鹿充宗降职为玄菟太守。司隶校尉王尊弹劾上奏说：丞相衡、御史大夫谭明知石显等人专擅权势、大肆作威作福，成为天下的祸害，却不及时上报并执行惩罚，反而阿谀包庇、曲意顺从，依附下属而欺瞒皇上，怀抱邪心而误国，没有大臣辅佐政务的道义，全都属于大逆不道。在赦令颁布前后，衡、谭举奏石显，却不陈述自己不忠的罪过，反而宣扬先帝任用颠覆国家的人，妄称百官害怕他们甚于害怕皇上，这是贬低君主、尊崇臣下，不应当说的话，失去了大臣的体统。于是丞相衡惭愧恐惧，摘下帽子谢罪，献上丞相侯的印绶。

译汉成帝时，定陵侯淳于长获罪，皇帝派他回到封国。淳于长用金钱送给红阳侯王立，请王立替他求情留下。丞相翟方进弹劾王立怀有邪心、扰乱政事，请求把他交付狱官审讯。皇帝说：“红阳侯是我的舅舅，我不忍心依法治罪，遣送他回封国。”于是翟方进再次上奏：“王立的党羽说：王立平素行为不端，积累了许多恶行，这是众人都知道的。邪臣主动结交依附，结成朋党，希望王立参与政事，想从中获利。如今王立被斥退遣回封国，那些与他交结最深的人，不应再任命为大臣或郡守。查明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原光禄大夫陈咸都同王立交往密切，彼此结为心腹，有背弃公义、死结朋党的信约，想互相援引，至死方休。他们内心都有不仁的本性，外表却有超过常人的俊才，勇猛果敢，处事毫不犹豫；所到之处都崇尚残害酷虐、苛刻惨毒，以树立威势，没有丝毫仁爱和惜利之风，这些都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只是愚昧的人仍被迷惑。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还谈什么礼？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还谈什么乐？’这是说不仁之人没有什么可以施行任用的地方；不仁而又多才，是国家的祸患。这三个人内怀奸猾，是国家的祸患，却同贵戚奸臣深相结交、互相信任，这是国家的大忧患，是大臣应当终身力争的事情。” 从前季孙行父说过：“见到对君主有善行的人，要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爱护他；见到对君主不善的人，要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除他，即使翅膀受伤也不躲避。”贵戚和强党势力众多，确实难以触犯；一旦触犯，众多敌人便会同时怨恨，善恶混杂、相互蒙蔽。臣有幸充任宰相，不敢不竭尽死力，请求免去朱博、孙闳、陈咸的官职，让他们回到原郡，以消除奸雄的党羽，断绝群邪的希望。”奏章获准。东汉光武帝任大司马时，官舍中的一个小吏犯法，军市令祭遵依法将他处死。大司马震怒，下令逮捕祭遵。主簿陈副劝谏说：“明公平常总是希望全军整肃齐整，如今祭遵奉行法令而不回避，这正是教令得到施行。”于是光武帝任命祭遵为刺奸将军，并对各位将领说：“你们应当防备祭遵，我官舍中的人犯法他尚且杀掉，必定不会偏私于你们各位。” 汉和帝时，窦氏一族虽然已经被诛杀，但夏阳侯瓌仍然在朝。御史中丞周纡厌恶他，于是上书劝谏说：“臣听说臧文仲侍奉君主时，见到对君主有礼的人，便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侍奉；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便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除。查夏阳侯瓌本来出身轻薄，志向在邪僻方面，学习没有经术，却妄自构筑讲舍，表面上招纳儒生，实际上包藏奸邪，轻慢天威，侮辱王室。他又编造巡守、封禅的书籍，迷惑众人，行为不合道义，应当处以诛戮。然而主管者营求私利，不替国家谋划。堤防的漏洞虽小，逐渐就会成为江河；火星虽微小，最终也能烧遍原野。踏到初霜便知道寒冷将渐增，难道可以不惩治革除吗？应当以吕产专擅窃权的祸乱为戒，永远考虑王莽篡逆的祸患：对上是安定社稷的计策，对下是解除万民疑惑。”于是劝谏夏阳侯瓌返回封国，周纡升任司隶校尉。汉顺帝时，邵陵令任嘉在任期间贪污污秽，却因此升任武威太守。后来有关官署上奏任嘉贪赃数千万，征召到廷尉审讯，由此牵连的将相大臣有一百多人。侍中杨伦于是上书说：“臣听说《春秋》诛罚恶人要追究根本，根本被诛除，恶行就会消除；提衣服要抓住衣领，衣领端正，衣毛自然整齐。如今任嘉所犯的罪行狼藉不堪，还没有受到诛戮，却把这样污秽的人改任为大郡太守；如果不惩办举荐、任用他的人，就无法禁绝奸邪的萌芽。从前湖陆令张叠、萧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人，罪恶污秽已经显露，全都伏法；可是豺狼般的官吏至今不断，难道不是因为追究根本时，举荐他们的主管者没有一同治罪吗？从前齐威王称霸时，杀了五个奸臣，并且连同举荐他们的人一起处理，以平息诽谤怨言。应当决断时不决断，是黄石公所告诫的。圣王之所以听取童夫匹妇的意见，就像尘土加在嵩山泰山上、雾气聚集在淮河大海之间；即使没有益处，也不会造成损害。希望陛下留意审察。”皇帝把奏章交给有关官署，认为杨伦的话过于尖刻直率，言辞不够谦顺，交给尚书处理。尚书上奏说杨伦深知机密之事，是故意激烈言辞来求取直名，以不敬之罪论处，编入鬼薪。皇帝下诏说杨伦多次进献忠言，特予宽宥，免官归还乡里。”}], 当时，朝廷选派八位使者巡视各地、察行风俗，他们都是年高德劭、知名于世的儒者，大多历任显要官职。只有御史张纲年纪轻，官阶次序最低。其他人都接受诏命前往所辖地区，唯独张纲把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豺狼正挡在道路上，哪里还顾得上追问狐狸！”于是上奏说：“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凭借外戚的援助，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宠，以草野之才，居于阿衡这样的重任，却不能推行五教、辅佐日月，反而专门像封豕长蛇那样，放纵自己的贪婪，甘心嗜好财货，肆意妄为没有止境，还大量树立谄媚阿附之人，来残害忠良。这实在是上天威严所不能赦免、应当施加大辟之刑的人。谨慎地条列他们心怀无君之心的十五件事，这些全都是臣子们恨得咬牙切齿的事情。”奏书进呈皇帝后，京师震惊恐惧。当时梁冀的妹妹是皇后，宫中宠爱正盛，梁氏诸多姻亲族人遍布朝廷。皇帝虽然知道张纲的话正直，最终还是不忍采用。桓帝时，宦官势力正盛，任用他们的亲人和子弟做官，遍布天下，争相贪婪淫纵，朝廷内外都叹息怨恨。太尉杨秉与司空周景上言说：“朝廷内外的官职，大多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近来所征召的人，都特意直接授官而不加考试，以致盗窃之事肆意横行，怨诉和争讼纷乱交错。按照旧有典章，内臣的子弟不得占据职位、掌握权势；可是现在宦官的枝属、亲信和宾客，遍布各个官署，有的年少无能之人，竟掌管郡国长官和县令等职，造成上下怨愤忧患，四方百姓愁苦中毒。可以遵照采用旧章，罢退贪婪残暴之人，堵塞灾祸和毁谤的根源。请下令给司隶校尉、中二千石、城门校尉、五营校尉、北军中候，让他们分别如实核查所属部下，凡应当斥退罢免的，各自把情况报告三府；如果廉察之中有遗漏，就继续上报。”皇帝听从了他们。于是杨秉分条上奏牧守以下官员：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宣等五十多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免官，天下没有不肃然敬畏的。

译司空黄琼上疏说：“臣听说，上天致力于使自己的气势刚健，君主致力于使自己的政令强固。因此，君王居于高位而自我持守，不能不在安稳时想到履临危险；凭借力量行事，不能不有所依凭。自我持守却不稳固，就会颠覆；凭借力量行事却没有依托，就会陷入危境。所以圣人登临高处、据有上位，就把德义作为首要之务；涉入危险、踏在倾覆之处，就把贤能之人作为力量。唐尧以德化作为冠冕，以稷、契作为筋骨力量，地位越高就越加崇隆，行动越多就越稳固。这就是先代圣人能够长久守护万国、保全社稷的原因。从前高皇帝顺应天意、顺从民心，奋剑而成就王业，扫除秦朝和项羽，革除旧命、创立制度，降施德泽，流传福祚。到了哀帝、平帝时，帝王之道失去纲纪，败坏的政事日益混乱，于是使奸邪佞臣擅权于朝廷，外戚专横放纵。他们所戴的冠冕，不是以仁义为冠饰；他们所踏行的道路，也不是以贤能辅佐为力量，最终导致颠覆灭绝，汉朝的福祚如同上天的纲维一样陵夷松弛，百姓与鬼神都悲惨凄怆。幸赖皇天眷顾、天命护佑，汉家的炎德重新光辉。光武帝以圣明神武、天资挺拔，继承帝统，兴复功业，在冰层消融之上创建根基，在荆棘丛生之中立稳脚跟；他从众多愚庸之人中选拔贤才，在无形无迹的时代筹画功业，在相互争斗中崇尚礼义，在动乱离散中遵循道德教化。因此，他经历高处而不倾覆，凭借力量处于危境而不跌倒，兴复宏大的国祚，开创中兴事业，光辉遍及八方极远之地，名声流传无穷。” 到了中期，盛大的功业逐渐衰落。陛下最初从藩国入朝，登上帝位，天下人都擦亮眼睛等待，以为将看到太平。然而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一项胜过前代的政绩。梁氏诸人掌握权力，宦官充斥朝廷，反复加封、屡次升官，震动朝廷。卿、校、牧、守等官员的选任，都出自他们门下。羽毛、齿革、明珠、南方金玉等珍宝，充满他们的房屋，财富可与王府相比，势力足以扭转天地。批评他们的人必遭灭族，依附他们的人必然显贵。忠臣害怕死亡而闭口不言，万人畏惧祸患而如同舌头被砍断，使陛下耳目的明察被堵塞，反而成为聋盲的君主。因此太尉李固、杜乔以忠诚进直言，以德行辅佐政务，忧念国家而牺牲自身，死后还想以此报国，却因参与陈国之议而获罪，终于遭到残酷灭杀。贤愚之人都痛心，海内之人都悲伤恐惧。又此前白马令李云指斥宦官的罪恶，并且说诛杀宦官都是顺应众人心愿，是为了挽救积薪将焚的弊病。弘农人杜众知道李云的话应当施行，害怕李云因忠言获罪，所以也上书为他申辩，请求与他同日受死，希望由此使国家觉悟，或许能让李云获免。但李云本来无罪，杜众又一同获罪，天下人更加痛心，怨恨也更加积结。因此朝廷内外的人都把忠言视为忌讳。从前赵国杀死鸣犊，孔子来到黄河边便回去了。鸟巢倾覆、鸟卵破碎，凤凰就不会飞来；剖杀牲畜、伤害未出生的胎儿，麒麟就不会到来。这确实是万物同类相互感应，道理使它必然如此。尚书周永从前做沛县令，平素侍奉梁冀，倚仗他的威势；后来因事获罪应当受罚，却越级授予更高的官职。他见梁冀将要衰败，才表面上毁谤梁冀以显示忠诚，随后又借助奸邪计谋，取得封侯。又有黄门官与邪恶势力相合，众人互相结党；自梁冀兴盛以来，他们内外相亲，朝夕谋划，共同构陷制造奸轨。临到梁冀应当诛杀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施展的巧计，便又记录他的罪恶，借此求取爵位赏赐。陛下如果不加以澄清，审慎辨别真伪，反而让他们同忠臣在同一时期都获得显著封赏，就会使朱紫同色、忠奸混杂。这就叫把金玉丢在沙砾中，把圭璧摔碎在泥土里。四方听闻此事，没有不愤怒叹息的。从前曾子是大孝之人，慈母也曾因谗言而疑惧；伯奇极其贤良，最终仍被流放。谗谀之人所推举的，没有多高而不能把他抬上去的；所压制的人，也没有多深而不能把他沉下去的。难道能不察辨吗？臣至为顽钝无能，世代承受国家恩泽，身分卑微而职位责任重大，勤勉却不能弥补过失；然而又害怕周永最终死亡，使自己的罪衅更加深重。因此斗胆在将死之日陈述不避讳的言论，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使臣死后在九泉之下没有遗恨。当时皇帝下诏让三府属官推举能反映民情的谣言，太尉属官范滂上奏弹劾刺史、二千石以及权势豪强的党羽二十多人。尚书责备范滂弹劾的人太多，怀疑他另有私情。范滂回答说：“臣所举奏的，如果不是贪婪污秽、奸邪暴虐、深深危害百姓的人，难道会拿来污损简牍吗？只是因为会见日期迫近、时间仓促，所以先举奏最紧急的；其中尚未查清的，正要再行参验核实。臣听说农夫除去杂草，嘉谷一定茂盛；忠臣除去奸邪，王道就会清明。如果臣所言有不实，甘愿接受公开诛戮。”官吏无法再诘问他。汉灵帝中平元年，朱儁的护军司马傅燮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不是由外部开始，都是从内部兴起。因此虞舜先除掉四凶，然后才任用十六相。这说明恶人不除，善人就没有进用的途径。如今张角在赵、魏地区起兵，黄巾军扰乱六州，这都是祸患从宫墙内部发生，却蔓延到四海的情形。臣奉命讨伐罪人，作战没有不取胜的。黄巾军虽然强盛，不足以成为朝廷的忧患。臣所害怕的，是治理水患不从源头入手，到了下游，水流反而越来越广。假如张角被斩首消灭，黄巾军改换服色，臣的忧虑才会更加深重。为什么呢？邪恶与正直不应当共同治理国家，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一样。他们知道正直之人的功劳显著，自己的危亡征兆已经出现，就会一起巧言粉饰、编造说辞，共同助长虚伪。如果不详细察辨，忠臣将又有杜邮被杀的惨祸。陛下应当想到舜诛四凶的举措，迅速施行诛杀谗佞之人的刑罚，这样善人就会想要进用，奸邪凶恶自然平息。”中常侍赵忠厌恶这些话。汉献帝时，太尉公孙瓒上奏论列袁绍的罪状说：“臣听说，自皇羲以来，才有君臣上下的关系；用教化引导百姓，用刑罚禁止暴行。如今车骑将军袁绍，假托先人的轨范，窃取他人的爵位。他本性暴乱，行为淫秽。从前任司隶校尉时，正值国家遭遇祸患，太后临朝摄政，何氏辅佐政务，袁绍专门谄媚邪曲，不能举荐正直、进用贤能，致使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制造了祸乱的根源。这是袁绍的第一项罪。董卓进入洛阳后，君主被挟持，袁绍不能权宜谋划以救助君父，反而丢弃符节，逃窜奔亡，辱没爵位和使命，这是背弃君上、不忠。这是袁绍的第二项罪。袁绍任渤海太守时，暗中选练兵马，准备攻打董卓，却不告诉父兄，以至太傅袁隗一家、太仆袁基母子，在一天之内全部死亡，这是不仁不孝。这是袁绍的第三项罪。袁绍起兵以后，经历了两年，不顾国家危难，反而大肆为自己积蓄财产，还大量征集资粮，专门用于不急迫的事情，剥削富室，收捕拷问强行索钱，百姓哀叹，没有不痛恨怨愤的。这是袁绍的第四项罪。韩馥逃走后，袁绍窃取他的空缺职位，假传诏命和恩典，刻制金印玉玺；每次下发文书，都用黑色囊袋加封，文书上写着：‘诏书一封，邟乡侯印。’

译从前新朝王莽之乱，逐渐发展到最后篡位称帝；如今袁绍所做的事，正可以同它相比。这是袁绍的第五项罪。袁绍命崔巨业观测星象日辰，拿财物贿赂馈赠，与他共同饮食，约定日期合兵，攻打劫掠郡县，这难道是大臣所应当做的吗？这是袁绍的第六项罪。袁绍同原虎牙都尉刘勋首先共同起兵，刘勋后来又有功，并降服张杨；袁绍却因为一点怨恨，枉杀刘勋，听信谗邪，杀害有功之人。这是袁绍的第七项罪。袁绍又向原上谷太守高焉、原甘陵相姚贡横加索取钱财，钱没有交足，两人都被处死。这是袁绍的第八项罪。《春秋》的义理认为，儿子因母亲尊贵而尊贵；袁绍的母亲原本是婢女，袁绍实际上出身卑贱，不可以作为袁氏后嗣。按义理本来不应如此，他却凭借丰厚的重任，辱没王爵，损害羞辱袁氏宗族。这是袁绍的第九项罪。又有长沙太守孙坚，先前兼任豫州刺史，赶走董卓，清扫帝王陵庙，他的功劳最大；袁绍却命周昻窃居孙坚的职位，断绝孙坚的粮道，使他不能进入，导致董卓没有被诛杀。这是袁绍的第十项罪。臣又常常收到后将军袁术的书信，说：‘袁绍不是我的同类。’袁绍的罪恶，即使砍尽南山的竹子，也写载不完。从前周王室政权衰弱，王道衰微，天子迁都，诸侯背叛，于是齐桓公在柯地订立盟约，晋文公在践土举行会盟，征伐荆楚以取得菁茅，诛讨曹、卫以彰明无礼。” 臣虽然卑微无能，声名不能同先贤相比，却承受朝廷恩典，担任这样的重任。臣的职责在于执掌斧钺，奉诏讨伐罪人，已经同诸将及各州郡的军队一起讨伐袁绍等人。如果事情能够成功，罪人得以擒获，希望能够延续齐桓公、晋文公忠诚的功业。攻战的情形，前后将继续上报。于是发兵同袁绍交战，袁绍没有取胜。魏明帝即位时，中书监、令号称受到专任。关内侯蒋济上书劝谏说：“大臣权力过重，国家就危险；君主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君主就会受到蒙蔽，这是古代最重要的警戒。从前大臣掌握政事，内外煽动，陛下卓然临朝，每天阅览万机，众人无不恭敬严肃。大臣并不是不忠诚，然而威权落在臣下，众人的心就会轻慢君上，这是势势所然。陛下既然已经从大臣那里察觉到这一点，希望不要在身边近臣那里忘记它。身边近臣忠正而有长远谋虑，未必比大臣贤能；但在逢迎取舍方面，有些人或许更擅长。如今外面所传，常说中书即使奉使命也谨慎恭敬，不敢与外界交往；仅有这样的名声，尚且会惑乱世俗，何况实际上掌握政务要害呢？如果近来有人趁陛下疲倦时有所裁决，群臣看见他能够左右政事，也就会乘机趋附他。一旦有了这个端倪，他便会在宫内设置自我保全的势力，用各种私下议论招引交往者作为内援。这样一来，对人的褒贬毁誉必然会被操纵，功劳过失、赏赐惩罚必然会被更改；直道进身的人或许会被阻塞，曲意依附身边近臣的人反而能够通达。他们从细微处钻营，由形势而显露，君主意向中所亲近信任的人，就不再受到怀疑察觉。这是圣明智慧的君主应当及早听闻的事；对外按照经义考察，真相自然会显现。臣又担心朝臣害怕说出不合近臣心意的话而受到怨恨，没有人敢把实情报告给陛下。” 臣私下料想陛下潜心默思，公正听取意见、兼听并观；如果事情有不完全合乎道理之处，人才有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之处，陛下就会改变途径、调整政策，远则同黄帝、唐尧相比功业，近则彰明光武、孝武帝的事迹，难道只是追思而已吗？然而君主仍不能把天下所有政事都拿来适应自己的意愿，必须明确有所委托。三公之中任用一个臣子，如果不是周公旦那样忠诚，又不是管夷吾那样公正，就会有玩弄权术、败坏官府的弊病。当今柱石之臣虽然少，但那些德行足以在一州称誉、才智足以胜任一官、忠信而竭尽生命的人，都可以一同驱策任用，不要使圣明的朝廷落下专权之臣的名声。齐王嘉平年间，司马宣王懿上书弹劾曹爽说：“臣从辽东回来时，先帝曾诏令陛下、秦王和臣登上御床，握着臣的手臂，深深以身后之事为忧。臣说二祖也曾把身后之事托付给臣，这是陛下亲眼所见，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万一事情不能如意，臣应当以死奉行明诏。黄门令董箕等人以及侍奉先帝疾病的才人，都听见并知道这件事。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遗命，败坏扰乱国家典章，对内僭越仿效，对外专擅威权，破坏各营，全部占据禁军，群官要职都安置自己的亲信，殿中宿卫中历代留下的旧人也全都被排斥出去，想安插亲信以树立私党，盘根错节，势力交互，放纵恣意一天比一天严重。” 对外已经如此，他又任命黄门张当为都监，专门同曹爽交往勾连，窥察皇上，伺机等待，离间两宫，伤害骨肉亲情，天下人汹汹不安，人人心怀危惧。陛下如今只不过是被安排坐在皇位上，哪里能够长久安定？这不是先帝诏令陛下和臣登上御床的本意。臣虽然衰老，怎敢忘记先帝过去的话？从前赵高肆意妄为，秦氏因此灭亡；吕氏、霍氏的祸乱及早断绝，汉朝国运才得以长久。这就是陛下应当借鉴的大事，也是臣接受遗命的时刻。太尉臣蒋济、尚书令臣陈泰等都认为曹爽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兄弟不宜掌管兵权和宿卫，于是奏请永宁宫皇太后下令，命臣依奏施行。臣已经命主管官员和黄门令罢免曹爽的羲训吏兵之职，令他以侯爵身份回府，不得停留耽搁以延误车驾；胆敢阻留的，便按军法处置。臣已经强忍疾病，率兵驻扎在洛水浮桥，侦察非常情况。曹爽得到宣王奏报后，进退不得，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晋元帝时，祖约和陈留人阮孚齐名。后来祖约转任从事中郎，主管选举。祖约的妻子没有儿子，性情却嫉妒，祖约也不敢违逆她。祖约曾有一夜睡在外面，忽然被人所伤，怀疑是妻子所为。祖约请求辞去职务，皇帝不答应。祖约便从右司马营东门私自出走。司直刘隗弹劾说：“祖约有幸承受特殊宠爱，显贵地任职于选曹，铨量衡鉴人物，受到众人瞩目。应当用敬慎端正内心，用义理规范外在行为，杜绝渐生的祸患，防止祸害发生。可是如今祸变从宫墙内部兴起，忧患竟产生于婢妾之间；自身受到刑伤，损伤了皮肤头发。群小之人议论纷纷，喧嚣声远播，污损清明教化，玷污太平时代。皇帝天恩包容他的过失，还再三慰问告诫，他却违背命令，轻率出走。既没有明智来保全自身，又辜负恩德、违废诏命，应当加以贬黜，以平息众人的非议。”皇帝没有治他的罪。简文帝时，博平人、吴兴人闻人奭上书劝谏说：“骠骑谘议参军茹千秋，勾结依附宰相，出身微贱，却暗中玩弄威权，侵卖天官。其子寿龄任乐安令，贪赃营私，罪行狼藉，畏惧法律而逃亡，最终竟没有受到罪罚，傲然返回县中。又有尼姑及其同类扰动时局，粮价低而百姓饥饿，流亡者和饿死者不断，都是因为百姓贫困，而徭役赋税深重苛刻。又有振武将军庾恒因京城主簿戴良夫苦苦劝谏而将他囚禁，几乎使他丧命；庾恒却因醉酒而发怒，戴良夫反因坚持忠言而被废弃。又有权势受宠的臣子，各自设置小府，安置属吏僚佐，对官府没有益处，却损害国家制度。”奏章上达后，皇帝更加不平。

译孝武帝时，范宁出任豫章太守。范宁在郡中大力兴办学校，派人到交州采集磬石，供学校使用；改革旧制度，不拘泥于通常的法令。远近前来求学的有一千多人，各项资助费用全都出自他的私人俸禄；又把郡中四姓子弟全部征召来充当学生，督促他们诵读五经。还修建学台，工程规模更加扩大。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说：“豫章郡占本州面积的一半，太守范宁入朝参与机要政务，出任名郡太守，却肆意奢侈污浊，所作所为杂乱不堪。郡城原有六座城门，范宁全部改建为重楼，又重新开设两座城门，合计成为八座。私自设置下舍七所。臣恭敬地考察，宗庙的设置各有等级次序，而范宁擅自设置家庙，又命令所属十五县，都在左边设宗庙、右边设社稷，仿照太庙，全部征用民力，又夺取百姓住宅，所役使的工匠民夫以万计。范宁如果认为古制应当尊崇，自当分条上报，却敢擅自专断，只凭任意妄为。州府既已听闻，立即发符命令属官制止，不再听从他的命令。然而范宁以严威逼迫属县，只命令他们赶快建成。希望把臣的奏表发下去，交太常依据礼典议论。”于是范宁因这件事获罪。”}], 宋高祖初年，尚书仆射王弘上奏弹劾谢灵运说：“臣听说，闲治家室，是《大易》所垂示的训诫；擅自施威、专意杀戮，是《周书》所申明的警戒。这些典法如果有人违犯，就应依法惩处，不能赦免。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的力人桂兴，淫乱他的宠妾，便在江边杀死桂兴，把尸体弃入洪流。事情发生在京畿，远近都已听闻，应当加重弹劾，以肃正朝廷风气。查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过分承受恩宠奖赏，屡次蒙受荣誉授官；他懂得礼法、知道禁令，已经很久了，却不能防范闺门之内，导致发生这种纷乱污秽之事，完全不顾法纪，任意因愤怒杀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加治理，法典刑制将要废弛。请依照现今所见的事实，免去灵运现任官职，由上台削夺他的爵位和封地，收交大理寺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身居要职，是国家执掌法纪的人，朝廷内外的舆论已经沸腾，却始终不弹劾举发。如果他知道而不纠正，就是使情理和法律受到扭曲；如果他不知道，就是昏昧太甚。怎么还能让他列于清要之阶，来示范国法呢？请免去他现任官职，使他以侯爵身份退居散官之列。中丞台旧有规矩，不得根据传闻举发弹劾。但此事已经在朝野公开显著，执掌法纪者却没有听闻，各部门又沿袭旧规，国家法典已经衰坏，所造成的损害十分重大。臣王弘惭愧地承当人臣之责，职位又居朝廷前列，如果还谨守旧常规，那么最终没有人来纠正此事。因此不敢拱手沉默，自己同样犯下执守常规、违背旧制的过错，伏望陛下准许裁断。” 高祖下令说：“谢灵运只免去官职，其余依照奏议办理。端右之官整饬端正风纪，确实符合朕的期望，怎么能拘泥于通常仪制？从今以后将此作为永久制度。” 文帝时，尚书吏部郎庾炳之被主管官员上奏弹劾。皇帝平素厚待庾炳之，准备宽恕他，便召见尚书右仆射何尚之询问。何尚之详细陈述庾炳之的得失，秘密上奏说：“治理国家和家庭，何曾不谨慎采用前代典制？现在如果只是想袒护一个人，恐怕不是贤明君主治理天下的长久办法。庾炳之所做的事情，不只是暧昧不明而已。臣所听到的，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且往往亲眼看见，事情多得像山丘一样，明明白白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仍放纵他而不加纠察，不知还凭什么治理国家？晋武帝并不能算是明主，但他裁断鬲令的事情，仍能振作起来。华廙受到的待遇并不轻，却被废黜禁锢多年，后来起用，也只做到城门校尉。如果说庾炳之对国家有诚心，不知具体是哪件事？不过是说他与殷景仁没有失去旧交，与刘湛也并不疏远罢了。况且殷景仁当时所做的事情，难道就可以轻视吗？朝廷士人彼此互相推举，这种事情又何止一件？即使有一点诚心，又怎么足以掩盖他的罪恶？如今贾充是晋朝重臣，虽说功业并不超越众人，却没有听说他犯有大罪；诸臣一进言，晋武帝便把他远调出去。陛下圣明睿智，反而在这件事上迟迟不决。庾炳之自身的罪过，已经声名狼藉；他结交朋党，煽动是非，实在足以败坏风俗、损伤纲纪。” 他的各种恶行纷纭复杂，只比范晔少了一件杀贼之事罢了。伏愿陛下深思三次，试着把各方面流传的议论都加以验证，广泛访问可以顾问的人。群臣见陛下对他的顾遇已经很厚重，恐怕不敢严厉地侵凌伤害他。陛下顾问他们时，应当先公布不得因嫌怨而责难的防范。如果不这样做，也应当不能辨明事情的得失。臣愚昧，但既然有所启奏，只想尽情说出心中所想；如果没有可采纳之处，伏愿宽宥臣触犯忤逆之罪。”当时庾炳之自我申辩，说自己不了解台中的制度；令史都说这是应当停在外面的事情，并非有意偏袒太祖，也不是因为庾炳之轻信而造成失当，认为小事不足以伤害大臣。何尚之又陈述说：“庾炳之叫两名令史出去留宿，令史向都令史骆宰请示，骆宰说这不合吏部曹的规矩，众人也都知道不可行。令史把不能让他们停留的意思完整地告诉了庾炳之，庾炳之却完全不听不接受，并不是因为不理解，只是故意强留他们罢了。外面的人全都知道这件事，却反而诬说是令史轻信，群情怎么会不知道这是陛下姑且替他找的托辞呢？虽然只是令史出外留宿，却远远损害了朝廷典制，不能说是小事。”谢晦的声望和才实本来不是今天这些人的同类，只因一件事有错误，便免去侍中官职。王珣是当时的贤人，偶有小过；桓玄春搜时有过失，都以白衣身份领职。何况庾炳之公然触犯法制呢？不知是否可以仿照王珣、桓玄的白衣任职旧例，既不损害任用，又可以作为严肃警戒的办法。” 孔万祀身居右丞的职位，不顾事情是否相当，便对骆宰说：“庾炳之贵显重要，不同于其他尚书，即使他本人和政事方面有问题，也可以不说话。”又说：“不痴不聋，不能做姑公；竟敢说出这种话，也很奇怪。”太祖仍然宽容防护庾炳之，让何尚之再陈述自己的意见。何尚之于是详细说明：“庾炳之的罪过是：尚书旧例增加设置干二十人，以元凯丞郎的干员借口生病，庾炳之常常取用十人供自己私使，干员有空缺也不能及时补充。近来得到王师，仍不让他回去。臣派人告诉他，先前取人供使，心里常常不安；如今既然已有手力，不应再把人留下。他收到臣的信后，才又把人遣还。大体上，他为人轻率任性，常常擅自行事，外间有许多纷纷议论，不是每一件都能弄清。臣想到张辽的话：关羽虽然与刘备是兄弟，曹操却是曹丕的父亲，难道就不能进言吗？看今天的人，真正忧虑国事的实在很少。臣如果再闭口不言，日月般的圣明或许会有所遮蔽；可是不了解臣的人，难道不会说臣有争竞之嫌吗？臣追想此事，实在惆怅。臣与庾炳之彼此周旋，都受到陛下恩遇，不应再产生厚薄之分。太尉昨天对臣说，庾炳之有许多不可取之处，并不只一条。远近的人都互相推重他，担心震动四海。凡是短浅之人竟能做到这种地步，反而更值得警惕。”

译虞秀之的门生侍奉他，屡次进献珍贵美味，从未有缺少。他们在外面另外进贡的东西，哪里能一一说尽？庾炳之门下，不论大小，都向张幼绪索取，幼绪辗转已无法承受命令。庾炳之先前与刘德愿关系极坏，德愿因为自己弹琵琶非常精美，送给他后两人便又和好了。市令盛馥进献数百口木材帮助营建住宅，害怕别人知道，便制造虚假的买卖契券。刘道锡突然有所输送，倾尽南方俸禄的一半。刘雍自认为得到他的力量，像侍奉父亲一样帮助他办事。夏天送来甘蔗，好像刚从州中采来一样。国家的差役在道路上不停地运输柴薪荻草。凡是见到别人有财物，很少有不索取的。刘遵考有木材，便向他索要木材；见到精美的烛台，便又索取。选拔任用不公平的事情，无法一一列举。太尉又说：庾炳之完全没有与人共同办事的体统，凡是选拔任用，都是按照他的意思，太尉只是知道政令罢了。议论任命虞秀之为黄门，因为太过分且政事不和，所以得以暂缓。太尉近来曾与庾炳之争执，想任用刘德愿的儿子做州西曹，庾炳之却启奏任命他为主簿，随即告诉了德愿。德愿在太尉面前感谢庾炳之，认为他前后泄露消息、出卖恩情，哪里有止境？即使不加罪，也本来就应当把他调出京城。士人百姓都愤恨憎恶他，并不只是像项羽听到楚歌那样而已。自从裴、刘掌管刑罚以来，各位将领都更加竭力，效力达到原来的百倍。” 如今事实的是非和好恶都可以查问；如果陛下果断发愤，明白彰显法典，那么陛下就可以安闲地卧于紫闼之中，再没有什么事情了。”太祖想把庾炳之调出任丹阳，又拿这件事询问何尚之。何尚之回答说：“臣既没有贾生应对的才华，也没有汲黯犯颜直谏的正直。至于陪坐在陛下身边仰面回答，臣每每不能把话说尽。昨天退下以后，伏地又深思此事，只是觉得当今的事迹虽然愚昧迟钝的人也能看见，众口一词，正说明事实已经十分明显，只是还没有查清涉及的人数而已。若因此踩踏罪名、辜负恩德，臣没有什么可再顾惜的。况且任官失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严重的。陛下迟迟顾念旧日恩情，不忍依法穷究，对他的恩惠之大，没有再超过此事的了。如今又要授予他显赫的尹京之职，恐怕那些尽心奉国的人会因此止步，而贪婪狠毒、任意妄为的人则会一年比一年更加肆无忌惮。这不只是损害王化，更是国家治乱的根源。依臣所听闻，天下的议论常把庾炳之视为尘土，经过日月也没有见到他增添一丝光彩。如今曲阿在水南，恩宠待遇没有改变，又让他兼有首郡的荣耀，反而使他的势力更为壮大，这正是所谓老王雅的做法。古人说，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陛下难道可以坐视皇家威重受损，只为迷恋一个普通人吗？如果还要把事情搁在可与不可之间，臣也不敢再冒昧陈述浅陋之见。” 如今事情的曲直明白显著，而陛下圣明却反而仍不能醒悟。假使贾谊、刘向重新活过来，难道不会在圣明时代慷慨流泪吗？臣过去启奏范晔时，当时也害怕触犯陛下而获罪，只是如果确实是臣愚昧心中的一点见解，就不能不尽量说得明白。这就是所谓即使死上九次也不后悔。臣认为，可以先把庾炳之调出京城；如果他能改过，在任职期间有所称誉，后来再召回也不难，同时还可以稍微彰显国家典制，大致酬答四海的讥议。如今他的罪过像山一样，荣宠任用却不因他而减损；如果以后再有更大的罪行，谁还敢把情况报告给陛下？况且如果不是特别的功勋和卓异的业绩，又哪里足以弥补他今天的罪过？纵观古今，从没有人犯下众多过失、收受数百万财物，还能像现在这样得到高官厚禄的。臣每次想到圣明教化之中竟有这种事情，没有一次不痛心疾首。假如让我们几个人任意横行、狼藉不堪，也仍然这样处理，不知将来又应当怎样处置？臣近来启奏说可以把贾充调往远方镇守，如今把庾炳之调出京城又有什么不可以？恐怕这是较好的策略。臣知道陛下不能采纳臣的意见，所以臣只能把自己的愚见说到这里。如今防止恩宠荣誉泛滥的人并不少，臣为什么偏偏对这件事如此恳切？实在是出于尊重君主、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意。伏愿陛下再加察看。孝武帝大明年间，王僧达被杀，人们说这是刺史颜竣谗毁构陷所致。” 王僧达临死前陈述颜竣前后对他心怀怨愤，经常说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王僧达所说的情况与事实颇有相合之处。根据御史中丞庾徽之弹劾颜竣罪状的奏文说：“臣听说，人臣奉事君主，应当毁弃私家、光耀国家，竭尽忠诚而没有私心。至于无礼地凌辱他人，倚仗富贵而轻视上级，所以王叔受到警戒，子晳被杀。还没有见过背弃根本、堵塞源头，贪图利益而忘记道义，却能在盛世自我容身、扰乱清正官场的人。右将军、东扬州刺史、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趁着风云际会，错误地受到皇帝扶植和提拔，天地为之重新造就。他被破格提拔，圣朝亲自总揽万机，他却一旦得到机会便窥伺国柄，暗中图谋掌握权力；接受任用掌管选官事务后，驱使煽动更加厉害；出任京城尹官后，声势更加放纵；传达诏令时触犯法宪，旧例本须启奏闻报，颜竣却因为有通行之权，凡是违逆自己的人便动辄加以鞭打侮辱，完全不顾皇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严厉的诏令屡次下达，要求主管官员负责见效，颜竣却凭权势放纵不执行，怨愤更加增长。他怀藏奸诈计谋，包藏阴险邪恶；凡是预先听到的宫中防禁，没有不泄露出去的。受到惩罚便归功于皇帝恩典，受到恩遇便一定归功于自己；对蒙受恩遇的人立即加以诽谤侮辱，对受谴责的人却曲意安抚，颠倒朝廷纲纪，欺骗混淆视听，胁迫恐吓宰相，煽动乡里百姓。事情尚未上报，他内心已经猜疑恐惧，假意请求出任东部牧守，以此试探朝廷意图；既然得以出镇藩国，怨恨辱骂便更加肆意，反唇相讥、腹中诽谤，比起他此前的行为还算轻的。” 而且他每次有所启奏，必定夹杂奸私，向亲朋宣示，煽动群小。前一个冬天他的母亲去世，诏令赐他回家安葬；事情办完后他却不离开，逗留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挑拨离间功臣，贵在制造同异，又表面上表示害怕，暗中极力经营自身利益，访问大臣以探听是否能够保全自己；不久便以自己已被排斥、外国道路将要倾覆为由，把积蓄在心中的怨恨全部发泄出来，恶毒之情和言辞姿态一同显现。他早年在家中便背负世人议论，等到身居崇高宠位，俸禄兼得万金，以荣华向亲属夸耀，却说俸禄不足以供养；长期怨恨母亲和弟弟倚仗贵势，动辄杀害同胞，怨毒使亲戚交游震惊害怕。他所任职的地方，都缺失政令和刑法；动辄打开丹阳府库，把财物借给属吏，又多次借资财礼物收纳门生，充满朝廷、遍布各处，几乎将近千人。他骄纵放肆，轻视下属，妨碍公事、损害私家；取用监解所得的现钱供帐下宾客旅行，纵情饮酒歌唱与平日没有不同，街头巷尾的议论已经不再是良好的声誉。颜竣代替都文吏，特别承受皇帝私恩，抛弃他的过失而录用他，预先参与机要重任；劳苦没有达到汗马之功，赏赐却比照裂土封侯；出入都得到宠爱恩典，越过常伦和等级。他贪得无厌的本性日益增长，溪谷般的贪心越填越大，虎狼般的凶暴贪婪也不足以比拟。如今皇帝的光明普照，万物都蒙受亨通，而伤害风俗、损害教化的，实在只有这种人。应当加以公开诛戮，以彰显盛世教化。请依照现今事实免去颜竣现任官职，交太常寺削夺爵位和封地，等事情上报后收交廷尉法狱治罪。罪状上奏后，皇帝不愿立即施以大戮，只暂且免去他的官职。”

译南齐高帝建元四年，太祖去世，掌管吏部的江谧称病不入朝，众人颇为怀疑他因怨恨而没有参与顾命之事。等到世祖即位，江谧又没有升官，因此更加怨望。当时世祖身体不适，江谧到豫章王萧嶷那里，请求私下说：“至尊不是从东宫起病，也不是才任用公卿，如今想采取什么计策？”世祖知道后，把江谧调出任征虏将军、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尚未出发，皇帝便让御史中丞沈冲上奏江谧前后的罪状：“江谧年轻时就轻浮急躁，长大后习惯谄媚浅薄；交游不以义气相合，行事总被利益驱动。他只是因为几代更换政局而被宋朝破格提拔，却在朝廷内外阿谀奉承，公然行贿受贿，罪过充满法令文书，恶行在朝廷内外都很明显；他用车载金、用车载宝，以此讨好近臣。认为沈攸之地盘广大、兵力强盛，终究会得志，便把自己的心力和身体托付给他，到年末还互相结交。又认为刘景素是皇亲，声望很高，众人应当乐于推戴，便献上诚意、推荐儿子，窥伺非分的希望。当时局势艰难、法网有所疏漏，他才得以保全性命。太祖匡正整饬天地秩序，深知长远谋略，减轻他过去的艰难和污点，允许他以改过自新的功劳来报效，又加给他非分的宠爱，推举他享受破格荣誉，使他与功臣贤良并列，与朝廷德望之臣并肩。因为他过去防守勤劳，且有刀笔小才，便让他参与封赏和任用，出入机要；他轻浮险诈的本性在显贵之后更加明显，贪婪昏昧的欲望即使富足也没有满足。” 他再次任职湘州时，表面上显著地断狱捕盗；等到居于铨衡之职，便肆意收受财物。与他同席同车的，全是行为邪曲的旧交；秘密宴饮和闲暇交往，也必定收取常客的贿赂。按理应当升迁的人，他说成是自己的恩惠；按理应当贬退的人，他全都说成是宫中意旨。他以为贩卖威权便不会暴露奸情，可以欺骗君主、蒙蔽皇上，掩盖奸邪议论。先帝卧病垂危时，天地人神都忧惧震动，江谧却在私宅患病，始终没有改变脸色。国丧经过十多天，他才暂时入殿，参与询问遗诏，窥探揣测时局；他身列朝臣，本应兼领职务，先是顾虑自己不能恢复旧位，后来不但没有增加职务，反而以崇饰恶言、放肆丑陋悖逆的言行，讥讽诽谤朝政，毁谤皇帝谋略，遍骂忠贤，历数诋毁台省宰相。至于藩镇长官入朝授职，是历代一贯的规制；功臣外戚出任地方长官，也是前代君王的常法。江谧却妄自议论机要，凭空制造喧嚣言论，又敢贬损诽谤太子，不顾言辞边际；毁伤宗室诸王，每每说到言语末尾，都说诏令誓约违背礼法、尊立安排失当，仰头指天，低头画地，希望幸灾乐祸，借此发泄长期积蓄的愤怒。他犯上作乱的迹象已经明显，反咬吞噬的情状也已经显露。请免去官职，削夺爵位和封地，收送廷尉狱治罪。”诏令赐死。武帝病重，曾暂时断气。竟陵王萧子良在殿内，太孙还没有入殿。丹阳令、中书郎王融穿着军服、红色上衣，在中书省门口拦断东宫仪仗，不让太孙进入，想拥立萧子良。皇帝苏醒后，太孙进入殿内，朝廷政事交给高宗处理。王融知道萧子良不能被拥立，便脱下军服回到中书省，叹息说：“公误了我。”郁林王深深怨恨王融。即位十多天，便把王融收捕交廷尉狱。随后让中丞孔稚珪等人上奏说：“王融资质性情刚强险诈，立身浮薄争竞，动辄惊动众人，出言抗争而与众不同。近来边塞外有尘乱，如果要寻求将领，他便招纳不得志的人，煽动诱使荒远地区的人，狡猾地操弄声势，专门行使权力谋取利益；在唇齿之间反复逞辩，在言辞之中煽动动摇，威福都由自己施行，没有任何忌惮，诽谤朝政，历数毁谤王公。他自认为才华出众，认为没有人值得自己推让，事情已经在远近传开。”让王融依据事情原委供词答辩，诏令赐死。梁武帝天监四年，皇帝在华光殿，召见群臣说：“朕每天过了中午还在处理政务，希望听到政事的得失。诸位幸好可称为众多贤士，应当各自尽力进献可行之策、纠正错误。”尚书左丞范缜进言说：“司徒谢朏本来只有虚名，陛下却这样提拔他；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理的实际功绩，陛下却那样弃置他，这是愚臣所不能理解的。”高祖变了脸色说：“你可以换个话题。”范缜仍坚持不止，高祖很不高兴。御史中丞任昉于是上奏说：“臣听说，息夫躬历数诋毁汉朝，尚且有正刑；白褒上奏一事，晋朝也因此明定刑罚；何况依附下级、讥讽上级，任凭自己一张嘴毁誉人物的人呢？据传闻，尚书左丞范缜从晋安回来后，对人说：‘我不拜访其他人，只拜访王亮；我不给其他人送礼，只给王亮送礼。’于是收捕范缜，白从左右万休到御史台后，审辨盘问，发现与传闻相符。又在本月十日，皇帝为梁州刺史臣珍国举行饯行，私人宴饮已经尽兴，群臣都已拜见退下；当时皇帝下诏留下侍中臣萧昻等十人，询问治国之道，范缜不回答所问，却横加议论，言辞沸腾，于是贬抑司徒臣谢胐，褒扬举荐庶人王亮。臣当时也在承受恩典而被留下之列，与他们并肩站立，亲耳亲眼所接触的情况，大体并非传闻。” 臣私下考察，君王有游豫之时，亲自登临轩陛；其礼义深厚如推毂，恩情均如湛露。酒尽宴罢，皇帝背靠屏扆端正站立；记事之官在前，记言之官在后。陛下忧念早朝，深切探求民间疾苦，而范缜言辞不谦逊，竟妄自陈说褒贬，伤害了群臣济济的风气，也辜负了陛下侧席求贤的期望。若不严加裁处、依宪法准则办理，恐怕范缜就要败坏君臣之义。谨按：尚书左丞臣范缜，不过是衣冠世家的余绪，言行错杂乖舛；在乡里夸耀诙谐，在朝廷喧哗辱骂；所学偏曲、见闻浅陋，不知时代变迁；卖弄口舌，只足以掩饰过错。近来义军逼近，范缜正遭父母丧事，▯竟不曾叩门求见，却穿着墨色丧服仓促趋附，颇像先知先觉之人，实际上只是奉迎圣颜；如今他与党徒相互勾连，反而成为彼此攻击的矛盾之柄，做人没有恒常操守，遂形成这种奸邪诡诈。前些日子举行饮至庆功，功臣应当厚加赏赐；他出任名邦太守，入朝掌管要职，朝廷对他馈赠财帛无不周全，他却假称车轴折断，衣裙被牵扯损坏，听信谗言而失去本分，竟以过失诋毁废弃他人，使朝廷辱及民间宗族。自从他任枢密、宪台之职以来，纠举弹劾之事寂然无闻；遇事观望、纵容包庇，没有至公之议，厌恶正直、丑诋正人，反有私下攻讦之谈。应当把他置于刑具之下，严肃整饬国家法典。臣等共同商议，请就此事免去范缜现任官职，立即勒令交付外收，送交廷尉法狱治罪；凡应当牵连逮捕的人，交给狱官，依法办理。太清二年，东魏慕容绍宗攻打侯景，侯景的部众溃败逃散；侯景袭取并占据寿春，梁朝任命他为南豫州牧。光禄大夫萧介进谏说：“臣听说，凶恶之人的本性不会改变，天下所厌恶的事物也都一样。侯景凭凶狠狡诈的才智，承受高欢扶植庇护的恩遇；高欢的坟墓还未干，他就回来反噬。后来叛乱势力不够强，便又逃到关西求死；宇文氏不肯容纳他，所以他又投身于我国。陛下先前接纳他，正是想把他比作属国投降的胡人，希望取得一次作战的功效罢了。如今他既丧失军队又失去土地，只不过是边境上的一个匹夫。陛下爱惜一个匹夫，却失去与国，臣私下认为不可取。若还要等待他年终建立功效，那么他抛弃故乡和国家如同脱掉鞋子，背弃君主和亲人如同丢弃草芥，难道会知道远道仰慕圣德，成为江淮地区忠贞不二的臣子吗？梁主没有采纳。”

译后魏宣武帝时，侍中甄琛因朋党之事被召见。他到尚书司徒公、录尚书北海王元详等人那里上奏说：“臣听说，结党营私是自古以来都痛恨的祸患，也是政治上所忌讳的事情；即使受到宠爱，也一定要诛罚，这都是为了保存天下最公正的原则，使国家的根基长久稳固。恭惟陛下继承圣人的光辉，深明幽隐的奸恶，断绝对近臣的私恩，法令轨制焕然一新；大政因而更加光明，宏大的谋略也由此长久安泰。谨按：侍中、兼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执掌法纪的职位，纠察揭发本是他的职责；即使风闻邪恶、声名污浊，也应当加以弹劾纠举。何况赵▯奢侈暴虐，声名内外皆知，侵害公家、损害私家，朝廷内外都恨得咬牙，而甄琛从未上奏揭发，反而多次往来亲密结交，接纳赵▯以结为朋党；内外相互呼应，造成对他的谈论称誉，使一个平民的父亲超越升任正四品官，其七品官的弟弟越级升三阶俸禄，损害先皇选任官吏的制度，玷污圣明任用人才的政绩。又和武卫将军、黄门郎李慿互相表里，李慿的兄长承受非分封赏，甄琛明知却不说。等到赵▯的罪衅显著，才加以弹劾；活着时依附他的势力，死后却到坟地排斥他，窃取上天之功作为自己的力量，仰面欺骗朝廷，俯首蒙蔽百官，这种卑鄙奸诈，到这里尤其严重。不实不忠，实在应当贬黜。” 谨依法律判处徒刑，请按其官职削除他父亲的中散官职；这实在是非分越级，即使是皇族帝孙，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既然不能按伦常对待，就请下令收回并夺除其官爵。李慿结交依附赵▯，把他当作亲属和靠山，交游往来的方式不遵循常规；有时早晚都去跟随，有时逢吉庆或凶丧都相互往来，甚至亲自拜见赵▯的父母，妻子拜见赵▯的子女；每逢家中事务，必先行请托。这败坏皇上的风化，玷污正当的教化。若对此不加纠察，将用什么来整肃阿谀依附、勉励忠诚正直呢？请免去他现任官职，以整肃风俗法度。”奏议获准。孝明帝正光四年，萧衍的弟子西丰侯萧正德前来投降。尚书左仆射萧宝夤上表说：“臣伏见扬州的奏表，萧正德自称为逃避祸患而远来投奔宫禁；但他背弃父亲、叛逆君主，令众人惊骇非议，他内心的意图和真实情状难以揣测。臣听说，立身行道始于侍奉父亲，终于侍奉君主。因此，对君主和父亲都应始终恭敬，严厉的父亲也兼有广博的慈爱，这才是人伦首先应遵循的原则，是王教盛大的典章。三千条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毁坏亲属关系就是隐藏奸邪，依照常刑绝不赦免。所以晋恭王遭人诽谤，仍无处逃避死罪；卫国的汲黯受到诬陷，两个儿子相继丧命。亲属的命令尚且不能抛弃，哪个国家会没有父亲？何况如今封豕般的强敌仍在，长蛇般的叛乱尚未消灭；他在江南苟且偷生，自以为安稳，实际却饮下毒酒。正德承受叔父的亲情，窃取通侯的尊贵；父亲在国中享有荣耀，儿子在家中获得爵位。他如履霜而不知警惕，早早决定去留；隔绝山河淮水，永远不能问候父亲的寒暖，长久违背早晚省视父母之礼，何日才能报答父亲？由此可知他的内心了。皇朝基业绵延，恩泽遍及四海；从北方到南方，偏远荒服之地都仰承恩泽。凡是能够言语的，都已经改变风俗教化，没有不称善的。朝廷在丘园之间厚赠玉帛，表彰忠孝以接受赏赐；又在伊洛修筑藁街，使华夏和夷狄都归向朝廷。披发凿身的部落首领，屈膝请求设置官吏；交趾文身的首领，也叩关献上人质。至于正德，应当辨明义理而给予贬黜。过去越王退守会稽，依赖宰嚭才得以立国；汉高祖困于彭城、荥阳，实因丁公而得以免死。吴、项之乱平定后，这两位臣子立即依法处置，难道不是考虑到他们当时的情状吗？正是要明确责罚以警示后人。何况正德遗弃君主、忽视父亲，竟怀有狼子野心；既然连亲属都不亲爱，又怎么能亲爱他人？其中变诈之处，或许有万种不同。伏惟陛下圣明恭敬出于天性，敬承光大帝业，彰明德行、杜绝违逆，以临御群臣。假如让这个凶恶丑类获得包容，置于百官之列，百官都以他为榜样，那还要诛罚什么人呢？臣与他结下的嫌隙酿成深重祸患，痛苦深入肝髓；如今已是日暮途远，又何日才能报仇？难道只是为了区区一个小人吗？只是臣才智虽庸劣浅近，职掌进谏和匡正，心中这点愚诚，怎敢不陈述？伏愿圣上稍加垂察，询问槐棘之臣，议论其中是非，使秋霜春露般的刑赏施用各得其所；使相互防备、彼此刺举的人尽快死去并得到归宿，不要让申不害、汲黯因苟且偷生而受辱，也不要让曾参、闵子骞在太平盛世中蒙受名声沦丧。” 孝明帝时，灵太后重新掌政，任命元叉为尚书令。解其领军韩子熙以及清河王元怿的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宾客张子慎到宫阙前上书说：“臣私下认为，故主太傅清河王元怿，职掌枢要，位居论道之臣；他竭尽忠贞以奉公，耗尽心力以事国。自从先皇驾崩，陛下年幼，他背负屏扆主持朝政，义理上如同周公分陕辅政。宋维违背常理，性情像青蝇一样，颠倒黑白，以进谗献佞为务。元叉是皇帝姨母的女婿，权势归于他，于是宋维便依附托靠元叉，谋求荣华利益，共同策划阴谋，凭空制造罪状，诬告国王，枉加大逆之罪。幸赖圣明居上、威严临下，泥污自行消散，玉石般的清白又恢复了。谨按法律条文，各种告发之事如果不实，就以所告之罪反过来治告发者。宋维竟然没有获罪，出任大郡长官，刑罚和赏赐颠倒失当，朝廷内外都感到怪异。若不是宋维替元叉谋划，他哪里能够保全性命？清河王正安抚千里之地，却因为权力掌握在宠臣之家，诽谤纷纷而来；他恭敬谨慎之心越来越深、越来越严，于是离开原来的宅第，迁居殿西，闭门静守，亲友宾客都被阻隔。当时吏部请示，刘腾上奏任用他的弟弟为郡戍官并兼任补缺；及至内呈给清河王审阅，被王驳回，刘腾因此产生嫌隙，私下深怀怨怒。” 于是元叉擅自废黜太后，使两宫彼此隔绝，拷打胡定，诬陷清河王施行毒害；凡是有牙齿、戴头发的人，无不悲痛惋惜。等到元叉防备公卿议论清河王的罪行，众人无不低眉屏息，只听从他的咨询。仆射元肇直言抗争、言辞激烈，因发愤成疾，竟为清河王而死。清河王的忠诚恳切深厚，节操义行纯正贞固，不仅蕴藏于胸中，实际上还表现在文章书札中。他搜集史传，撰写《显忠录》，列出十篇，分为二十卷。既然想把忠心彰明于万代，怎么可以在一朝之间被当作叛逆作乱呢？请追念他的遗志，充分表明他的赤诚。元叉凭借宠姻亲戚的关系，倚仗掌握兵马；他怀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实在存有颠倒黑白之意，擅自废黜太后，枉杀清河王；生杀大权不由陛下掌握，赏罚诏令全都出自元叉。名藩重镇都安置他的亲党，京城官员和重要职位也必定由他的心腹担任。中山王元熙本来是兴义兵，并没有图谋帝位，却因讨伐元叉的大逆而遭灭门，使元略逃往南方，成为国家的大患。奚康生是国家的勇将，却因尽忠而被杀于市，其余无辜遭到屠戮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因此普天之下都怨恨愤怒，遍地都悲伤不平，以致朔方、陇右猖狂作乱，历年不止；荆州、徐州也蠢蠢欲动，这都是由此造成的。过去赵高掌握秦国大权，使关东沸腾；如今元叉执掌权力，使四海像云一样纷扰。”

译自古至今，竹帛所记载的贼子乱臣，没有比元叉更严重的。祸乱的开始起于宋维，祸患的结局实在由于刘腾，却让这些凶徒奸党彼此安插任用，互相提拔，凭心意取得高官厚禄。臣等不但终身痛恨，也替圣朝感到惭愧、负疚。依臣赤诚恳切的见解，应当在两观处斩首示众，污毁他们的住宅；刘腾应当斫开棺材，斩断尸骸，使他的五族沉没受祸，以向上谢罪于天地人神彼此阻隔的愤恨，向下报答忠臣遭受残酷冤屈的痛苦。如今却让元叉位居三公之次，委任他掌管枢要。正所谓给老虎再添翅膀，朝野上下都恨得咬牙，远近之人都握腕愤怒。蔓延的野草难以清除，铲除元叉应当彻底。臣遍览历代，远追上古，看到该决断时不决断，祸患就会再次发生。何况元叉猜忌残忍，又处在执掌朝廷的要职。臣半夜长叹九声，私下因此寒心，实在希望陛下早日明察并处置他。臣等隐伏民间，到如今已经六年；白天对着太阳号哭，晚上对着星辰流泪。叩地无人回应，呼天没有声响。卫国义士在荒野剖肝，申包胥在秦庭夜哭，千古的痛苦，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圣明，亲自处理万机；太后仁慈明断，又重新抚临四海。臣等敢到宫阙陈述，请求为我们报仇雪恨。奏书上呈后，灵太后认为他说得有义，于是引荐韩子熙为中书舍人。”},{ 后来果然剖开刘腾的棺材，赐元叉自尽。《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斥退邪佞 唐太宗贞观初年，皇帝对侍臣说：“朕观察前代那些进谗佞之言的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和贼害。有的花言巧语、巧于辞色，有的结党营私、相互勾结；昏暗的君主和平庸的帝王，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忠臣孝子因此泣血含冤。所以，丛生的兰花想要茂盛，秋风却会摧败它；君王想要英明，谗人却会蒙蔽他。这些事情史籍记载得很清楚，不能全部说尽。至于齐、隋之间进谗诬陷的事情，朕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姑且大略对你们说说。斛律明月是北齐的良将，威名震动敌国。北周每年凿开汾河的冰层，是担心齐军向西渡河。等到斛律明月遭祖孝征谗言构陷而被杀，周人才产生吞并北齐的念头。高颎有治理国家的大才，帮助隋文帝成就霸业，掌知国政二十多年，天下依赖他而安康宁静。隋文帝只听妇人的话，特意命令斥退高颎；等到他被隋炀帝杀害，刑法政令由此衰败。又如隋太子杨勇抚军监国，共二十年，国家本来早已有了稳定的安排。杨素欺骗君主、蔑视上司，残害贤良，使父子之间的天性一朝毁灭，叛逆祸乱的根源也由此开启。隋文帝既混淆嫡庶名分，最终祸及自身，国家社稷不久也覆亡了。古人说：‘世道乱时，谗言就会盛行。’这确实不是妄言。” “朕每每在祸患萌芽时加以防范，杜绝相互构陷的开端，仍担心心力有所不及，或许不能察觉醒悟。前史说：‘猛兽居于山林，连藜藿都因此无人采食；正直之臣立于朝廷，奸邪之徒就会停止谋划。’这正是朕对诸位公卿的期望。”魏征说：“《礼记》说：‘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要警戒谨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也要恐惧戒惧。’《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会使四国相互扰乱。’孔子又厌恶以利口颠覆国家，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事。臣曾观察自古以来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如果偏听谗毁，任意残害忠良，必定会使宗庙、坟墓和朝廷刑场都沾满霜露。愿陛下对此深加慎重。”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都因告发攻讦、谗毁他人而被召见；他们于是任性弹劾，肆意欺罔，使皇帝震怒，臣下无法安心。外朝都知道他们不对，却没人能够论辩争谏。给事中魏征神色严正地上奏说：“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小人，不识大体，把进谗毁谤当作正确，把告发攻讦当作正直。他们所弹劾的事情，没有一件真正属于有罪。陛下掩护他们的短处，接纳他们的一切，于是让他们施展奸计，依附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