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二

译现在假如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募设置土兵，在这些尚未完成之时，西戎不顺从，向北方敌人求助，同时出兵作寇；戍守军队日益增加，飞挽运输接济不上，贼兵乘胜进攻，军队受挫、国家困窘，兰州不能守，熙河危急，这就是防守的不幸。割弃兰州，专门守卫熙河，仓库平时已有储备，兵马已有准备，戎人感念恩惠，不再作乱，这是放弃的幸运。这两种情况，臣都不再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利害无需多言便可决定。至于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募土兵，且耕且战，而西戎心怀怨恨，不能忘记争夺，时常出兵劫掠，胜负各半，耕作者不得安宁，粮饷运输难以接续，消耗损害中原，使百姓不得休息，这是防守的幸运。割弃兰州，专门守卫熙河，西戎凭借兰州坚城，沿熙河平坦道路进攻，我军不利，又以秦、凤为边界，修复破败堡垒，重新设置烽火哨所，人力已经疲劳，费用也不小，这是放弃的不幸。防守即使有利，但一旦交战，仇怨不能解除，屯兵运粮没有休息日，熙河因此物价高涨；如今守而不战，每年费用已经三百多万贯了。战争如果不能停止，戍兵必定加倍，粮草、衣赐也会随之增加；民力不能支撑，土崩瓦解的灾祸或许无法预料。放弃即使有不幸，但所放弃的本来是边界之外没有用处的城池；秦、凤之间，军民熟悉地势，距离近而容易守卫，转运所到之处如同在枕席之上，比起熙州、兰州，难易相差十倍。有守边的劳苦，却没有腹心地区的忧患，同平日没有不同。以防守的幸运比较放弃的不幸，利害已经如此，何况防守未必幸运，放弃也未必不幸呢？况且朝廷以天地般的度量赦免他们的罪恶，归还他们侵占的土地，恢复每年的赏赐，恢复双方的和市。他们稍有人心，难道能不惭愧羞耻吗？即使首领豪强内心怀有不顺之意，而国家的恩德深厚，也没有办法激怒他们的百姓。臣料想一两年之间，他们的形势一定还不能发动行动；万一不是这样，而使中原士人知道朝廷放弃已经得到的土地，忍受羞辱以安抚百姓，西戎背弃恩德，是他们理亏而我方理直，那么人人怀有这种心思，勇气自然加倍；进攻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坚固。天地尚且顺应他，何况人呢？所以臣希望朝廷决定放弃这些地方，然后慎重选择名将来守卫熙河，优厚供养属国，在熙州、兰州往来的要道上多设置弓箭手，并筑一座大城，估计可以屯驻二三千人，以堵塞他们入侵的道路。从秦州、凤州以来，多设置轮番休息的军队，作为熙河紧急情况下的救援准备。明确敕令将佐修缮防守设施、整顿守备，敌寇到来时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到来，希望这样可以防止后患。臣自从听说西部使者又来，谨慎采纳众人的意见，以三件事反复比较利害，详细推究，按道理没有可疑之处，因此冒昧献上狂妄的意见，只希望陛下裁决取舍，臣就十分幸运了。贴黄：臣私下看见二位圣人临朝执政，除去烦琐苛细的政令，天下百姓都希望看到太平的气象。如今西戎已经有逐渐向往教化的趋势，若朝廷吝惜兰州等地，坚守而不归还，激怒他们使其背叛，导致边境战争不能解除，各项费用再次兴起，那么以前的苛政都将重新施行，太平的日子就再也不能指望，实在令人痛惜。伏请陛下同二三位大臣详细议论此事，以天下安危为念，不要争尺寸之利而失掉国家大计，那就是社稷的幸运。臣私下听说议论的人有的说：如果放弃兰州，熙河必定不能守卫，西蕃的马就没有途径再来，夏戎也必定成为蜀道的阻碍。臣认为这都是挟持朝廷、想要迫使朝廷一定守兰州的说法，并不是国家最好的计策。臣听说熙河属国中强大的部族很多，朝廷对他们供养极厚，他们一定不愿意让西戎占有熙河。若帅臣能够用恩德信义结交他们，用戍兵统领他们，用弓箭手协助他们，又在熙州、兰州的要道上用坚城控制局势，臣恐怕西戎不容易窥伺，那么西蕃的马为什么就会突然不能到来呢？至于蜀道的忧患，除非秦州、凤州以及阶州、成州等地全都没有城池和兵马的防备，否则西戎哪里敢轻易实行这种计划？臣认为这种说法也只是空话而已。臣又听说议论的人说：韩缜过去同北朝商量河东地界，把七百里土地全部送给他们；近来台谏官因此弹劾韩缜，韩缜也由此罢相。所以如今朝廷议论想把兰州等地重新交给西戎，却没有人敢主持这种意见。臣认为兰州等地同河东地界不能相提并论。河东地界是国家的要地，祖宗世代相传，谁敢丧失？把它全部交给别人，不是臣子的道义。至于兰州等地，本来是西戎的旧地，取得它有费用而没有益处；先帝讨伐他们的罪过而取得，陛下赦免他们的罪过而归还，按道理没有不可，不能拿河东地界来作比较。” 苏辙再次论述兰州等地，上奏说：“臣近来在六月二十八日上奏，认为西部使者进入边界，恐怕一定会提出讲和、请求土地的议论，请求趁这个时候把兰州以及安疆、米脂等五寨的土地放弃并交给他们，以安定边境、使百姓休息，作为社稷的谋划。如今西部使者已经到达，臣私下听说执政大臣关于放弃还是防守的议论还没有坚定。臣私下看见皇帝陛下登极以来，夏国虽然多次派使者，但对边疆之事从来不主动提起。推测他们狡诈的心思，大概是知道朝廷厌恶战争，所以故意坚决不请求，想让这个议论从朝廷发起，借此取得更大的利益。朝廷深深察觉他们的意图，忍住而不归还，使他们情势困窘，只好来请求命令。如今如果又不允许，让他们的来使空手而回，一旦失去这个机会，必定后悔。他们如果调集兵马，屯聚在边境之上，那么答应他们，他们就会因为害怕兵力而接受，不再认为是恩惠；不答应，边境战端一开，祸患就没有止境。安危只在一线，正是这个时候，不可错过。臣又听说，过去取得兰州及五寨的土地，本来不是先帝的本意。先帝起初议论攻取灵武，内臣李宪畏惧怯懦，不敢前往，于是改用兵力攻取兰州。先帝起初议论攻取横山，帅臣沈括、种谔等不能遵奉先帝的谋略，于是改用兵力攻取五寨。”

译这两件事都是由于将吏不称职，想要邀功免罪，而先帝的本意原本并不是这样。后来元丰六年，夏国派使者请罪，先帝嘉许他们恭敬顺服，便下敕命令边吏禁止侵掠。之后他们又派使者谢恩，请求恢复疆土，先帝仍然指挥保安军同宥州商议划定边界；因循拖延而未定，先帝便突然离世，事情于是拖到今天。由此说来，兰州、五寨取得它们并非先帝本意，放弃它们却是出自先帝遗意。如今议论的人不深入推究事情的始末，妄自提出坚守的主张，只是苟且避开丢弃土地的名声，不考虑民力，也不为国家谋划，其意图只是想为自己谋求便利，并非社稷的利益。臣又听说议论的人有的说：无论放弃还是防守都免不了用兵，放弃则用兵必定较迟，防守则用兵必定较快；迟速之间，利害相差不远，如果就这样把土地交给他们，恐怕不是好计策。臣听说圣人应对变故的关键，正在迟速之间；只要使事变稍稍缓和，我方得到的筹算就多了。从前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内心怀有不轨之意，称病不上朝，积聚钱财、豢养士卒，谋划扰乱天下。汉文帝专门致力于安抚宽养，放置不问，还加赐几杖，恩礼一天比一天优厚。刘濞虽然包藏祸心，但仁德恩泽不断浸润，最终不能发动叛乱。” 到了汉景帝采用鼂错的谋略，想趁吴王有罪削减他的郡县，认为削地他也会反叛，不削地他也会反叛；削地则反叛来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地则反叛来得迟而祸患大。削地的诏书一下，七国全都反叛，以至于景帝调发天下军队，派出三十六名将领，才勉强击破叛军。议论的人如果不推究利害的深浅，比较祸福的轻重，那么汉文帝的计策就是忍耐不决，近于柔弱仁慈；汉景帝刚强果断，坚决施行，近于强硬勇毅。然而按照汉文帝的计策，祸患爆发得迟，就可以从容准备防御；稍过一些年月，变故自然产生，便可逐渐形成制服它的形势，没有什么不能办到的，即使有一千个刘濞，又能做什么呢？按照汉景帝的计策，祸患爆发得太快，来不及转身就已经发生；一旦交兵接刃，胜负难以保证，社稷的命运决定于一天之内，即使把鼂错剁碎吃掉，又对事情有什么好处呢？如今想要放弃土地，谋略同汉文帝相近；想要防守土地，谋略同汉景帝相似。臣请求向执政大臣宣谕：想要放弃，道理正当而祸患缓慢；想要防守，道理理亏而祸患迅速。曲直和迟速，哪一种更有利、更有害？何况今日之事，君主年纪尚轻，太后听政，将帅、官吏、士卒还没有建立恩情；到了交战之日，谁来让他们效命？如果紧急军报纷纷到来，胜负形势错综复杂，临机决断由谁承担责任？” 只希望圣上慈悲，把这些情况反复深入考虑，早日赐下裁断，不要使西戎另行猖狂。无论放弃还是防守的议论，都不要让他们占到便利，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苏辙以御史中丞的身份论述熙河边境之事，上奏说：臣近来认为熙河帅臣范育以及他的将吏种谊、种朴等人妄自挑起边境事端，向东侵犯夏国，向西挑衅青唐，两方面的祸难同时发生，边衅的后果无法预测，请求施行责罚、降职处分，至今还没有看到实行。臣已经另行具奏，臣私下又思考，熙河的边境事端本来是种谊、种朴狂妄妄想侥幸获得功赏造成的。如今范育虽然已经离职，种谊、种朴仍在；新任帅臣叶康直又才能平庸，依臣推测，他一定免不了观望朝廷态度而受种谊、种朴驱使。如果不一并将他们调任降职，熙河的祸患短期内就不可预知。加上朝廷的议论本身也不一致，臣请求详细陈述事情始末，请陛下明察。从前先帝开始开拓熙河时，本来没有兰州，起初也没有成为祸患。等到李宪违抗命令，创筑这座城，便说如果没有兰州，熙河绝对不能守。自从取得兰州，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又想筑质孤、胜如，来侵犯夏国的良田，于是又说如果没有质孤、胜如，兰州也不能守。如此辗转不断制造事端，大多都是浮夸之言。大概边防没有战事，将吏安闲，如果不妄说事端，就没有办法邀求爵位赏赐；这就是边地人的常态，也是自古以来共同的祸患。如今如果试着进一步诘问他们，理由自然就会穷尽。为什么呢？两座寨子有多大、多宽，准备在哪里屯兵？铠甲有多少？夏人如果用重兵突然袭击，按其形势必定难以保全。既然攻克两城，乘胜攻打兰州，那么兰州的危险同过去有什么不同？如今朝廷不查究实际情况，却轻易采用他们的话，从而毁掉重大的信义。夏国如果因此不顺从，对外修治朝贡关系以取得赏赐和贸易的利益，对内实际上制造事端以获取俘虏财物的功劳，臣恐怕两寨所得的土地利益，远远不足以抵偿这些后果。臣所谓质孤、胜如绝不能筑城，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从前先帝安抚统御西蕃，栋戬年老而没有儿子，赵醇忠是他的族子。先帝曾经派苗履带着许多金帛去会见赵醇忠，当时圣意大概已经有所安排。事情没有成功，董氊又昏乱患病，于是被阿里骨杀死。阿里骨本来是董氊家的奴仆，先扰乱他的家族，接着夺取他的国家。董氊的臣属如鬼章、温溪心等，都有不服从的意图。这实际上是当时的机会和关隘。那时朝廷如果趁机利用空隙，派遣将领出兵，拥立并接纳赵醇忠，或许可以建立不世之功。然而当时的大臣不知道这样做，仓促地把旄钺等军权授予这个篡夺者以恩宠安抚，使他能够借助中原爵命的尊重，役使、统属蕃部。这样，君主与臣下的形势就由此稳固了。然而从那以后，他们也颇能在表面上修饰臣节，没有显露明显的背叛迹象。可是范育等人想在这个时候重新实行先前的策略，实在已经疏忽了。过去曹公攻克张鲁之后，刘晔对曹公说：“您既然夺取了汉中，蜀人听到风声就会溃散逃走。刘备取得蜀地不久，蜀人还没有对他形成依赖。如果确实趁着他们倾危之际压迫进攻，蜀地可以只发一纸檄文就平定。若稍微迟缓，蜀人一旦站稳脚跟、据险守要，就无法进犯了。”曹公没有听从。过了七天，听说蜀中已经震动，曹公询问刘晔，刘晔说：“现在蜀中已经稍稍安定，不能进攻了。机会一旦错失，七天之间形势就变得不可作为。”如今竟在数年之后追行先前的计策，也足以看出他们不明白事机、不通晓兵势。我听说种谔过去在先朝时，因轻率放纵、欺诈荒诞，失败多而成功少，常常受到先帝鄙薄。如今种谊为人朴实，却与种谔没有区别。种谊近年偶然凭借精锐部队进行掩袭而俘获敌人，便以此自负；而西蕃因没有防备而受到教训，长久以来设置防备，已经没有可以乘袭的形势了。范育自到任以来，多次陈说这个计策；边界近在咫尺，谁会不知道呢？我认为军队一旦出境，必定会有无法预料的忧患。又听说他们近日擅自招纳青唐蕃部，人数达到数千。接纳他们，本来就没有朝廷的防备，尚无安稳容身之处；

译拒绝他们，则在对方看来就是背叛，必定遭受屠杀之苦。根据这些事情，罪名并不轻。臣不明白朝廷为什么曲意加以保全，究竟是什么用意？如果不同时实行责罚和降职，我恐怕朝廷的忧患还没有尽头。假使阿里骨因此怨恨反叛，联合夏人，同病相怜、共同防御，又出兵侵犯边境，紧急军书往来飞驰，局势纷乱而崩溃。到了这个时候，大臣们彼此观望而不敢承担责任，却让明君圣母在帷幄之中忧劳，即使把主张此议的人杀而食其肉，又有什么用呢？臣所谓阿里骨决不可取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以上两件事，都关系到国家安危和边民性命；祸患一旦发生，往往顷刻便会来到。因此臣希望陛下及早作出英明决断，贬黜这三个人。对外可以让异域知道这种狂妄的谋划并非圣上的意思，便于招抚；对内可以让边臣知道赏罚制度仍然存在，不敢妄自作为。这是当今应当赶快实行的事。然而如今熙河遭到这样的破坏，彼此互相猜疑，却还想招纳他们使双方和解安定，如果没有良将，实在不容易做到。臣观察叶康直的为人，深恐不足以倚仗。为什么呢？叶康直近来由于权贵推荐，节制秦凤；秦凤边境狭窄，号称无事。可是康直在前年冬天无故扩修甘谷城，导致夏国大军压境，已经兴起战事。康直害怕，不敢继续施工，竟以土地冻结为由向朝廷请求停止；工程既未完成，敌军也就离去了。他既没有将帅镇定持重的谋略，而熙河正值动荡之时，臣恐怕陛下向西顾虑的忧患还不能消除。必须把他调往其他路，另行任命熟悉事务的老将统领熙河，并且特别赐给戒敕，使他知道朝廷怀柔远方之人、不谋求小利的意图。这样做，边患或许可以稍稍平息。贴黄叶：康直近年任秦州知州时，中书舍人曾肇、谏议大夫鲜于侁都说，康直此前因战争兴起而征调草料粮食，使一路骚动不安。等到他命令自己的儿子挖取窖藏的斛斗和货物出售，又上言想从泾原路进入边界，雇用车辆、车夫和民夫，被知永兴军吕大防上奏，认为他违背诏敕。先帝想把他依法严惩，康直平素侍奉李宪，李宪设法营救，才得以免罪。考察他的为人就是如此，如今熙河正反复不安，却把那里交给这个人，中外之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行的。种朴从前在永洛覆军之后、父亲种谔权领延安之时，与亲戚徐勋伪造种谔的奏章，妄自夸耀、证明功劳成效，又乘机索取诸将的贿赂，并把这些功劳一并奏报。先帝察觉他的奸诈，想加以最重刑典，后来释放了他，但特意降官、削职、停止任用。种谔因此忧愁发病，直到死亡；其狂妄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加以贬责，臣恐怕熙河终究不能安定。苏辙又论述熙河边境事务，奏道：臣近来上奏说范育处置边事不合适，召回任户部侍郎，这是赏罚颠倒，请求实行责罚降职；又请求罢免种谊、种朴在本路的差遣，另选熙河帅臣，使其怀柔异类，谨慎修治边备。朝廷虽然下诏罢免育的户部侍郎，却又让他回来统领熙河；对于边事，一切仍和原来一样，臣正为此忧虑。不久听说质孤、胜如二寨近日已经被夏人出兵荡平。臣本是儒生，不熟悉军旅，只是冒昧按照人情推测，认为熙河在本来不该守把的地方重新修筑城寨，道理上既不正当，必然会产生边患。臣的话还没有说完，夏国军队已经攻破城寨而回了。臣谨按：这两座寨子过去虽然曾经兴建设置，到元丰五年都已废弃，和娄约、罗等城没有不同。如今想重新修筑，制造事端招来寇患，道理上毫无疑问。而熙河诸将是想侵夺良田，收取耕种收获的利益，以此守卫兰州，却不顾夏国争夺土地所造成的危害。计算所得，不能抵偿所失；不用等臣来说，事实已经证明了。然而臣私下认为，夏国派遣的坤成使臣恰好到达京师，而夏国却敢出兵攻城，完全没有顾忌，是因为他们认为修城之事理亏的一方在熙河；即使朝廷势力强大，也必定不敢无缘无故严厉扣留他们的使臣。边境谋略一旦失误，就受到敌人的侮辱，实在可叹！依臣愚见，应当赶快选择良帅，前往安抚平定这一带。至于聚集粮食、增加屯驻兵力之类，也必须根据事情需要及时办理，以防意外。如今范育与种谊、种朴仍在本路；看他们轻视敌人、没有谋略、贪图功劳、希求赏赐，必定还会妄自挑起事端，以掩盖此前的过失，关陕的忧患将不可预知。何况范育等人想接纳赵醇忠的谋划已经公开，为阿里骨所怨恨；两种祸患交相而来，难道可以不忧虑吗？过去李德裕谋议讨伐刘稹，同列中有人提出异议，德裕请求说：“如果事情不利，臣愿以死来弥补责任。”如今朝廷内外都认为守信、巩固盟约是中国的利益。如果有大臣想专门任用范育等人而不顾边患，臣希望陛下用李德裕的话来要求他承担责任。如果能这样做，即使采用他的计策，事情平定之后，也要按实际情况施行赏罚，那么朝廷的纲纪或许还在。贴黄：臣私下看到朝廷长期不明辨是非，也不一定实行赏罚，所以群臣轻率地制造事端。去年议论回改黄河，所耗费的兵夫、物料数也数不清，最终工程没有成功，而提出此议的人仍然在职，朝廷完全没有责问。臣下习惯看到朝廷的刑政如此，所以敢于轻率地制造边境事端。臣请求陛下以黄河之事为戒，与大臣详细商议，必须要求负责的人不推辞责任，然后再举事。苏辙又论述熙河边境事务，奏道：臣论说范育、种谊等人不可留在熙河，奏章已经上了三次，但朝廷没有听从。臣也不停地进言，不知陛下是否曾察知其中缘故？臣最初论说范育处置边事失当，不应迁任户部侍郎；朝廷既然已经收回成命，臣也大概可以用来尽到言官的责任了。范育知熙州，种谊知兰州，都不是今天才有的任命。臣即使不说，对于臣的职事也没有妨害。但臣再三冒犯圣听，确实是有原因的。如今太皇太后陛下在帷幄之中听政，皇帝陛下在恭敬沉默中涵养德性；如果想用仁德覆盖天下，是有余力的；如果想用武力使四夷服从，则有所不足。利于安定，不利于妄有作为。然而大臣想听从范育等人的狂妄谋划，以此兴起边事，使夏人因此失和，战争灾难不能解除。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想相互率领、拿着羽檄在帘前决策，这是臣感到寒心的第一件事。元祐以来，朝廷怀柔夏人，唯恐做得不够；关于地界的议议将要成功，却屡次中断。近来朝廷命令允许以二十里作为界线，对方既然欣然听从，熙河也大为幸运。可是就在对方听从之际，却在四十里之外修筑已经废弃的旧寨，夺取他们必然争夺的肥沃土地；城墙还没有筑成，戎马就已经到来，而两座城也没有守住。

译如今如果不追究是非曲直所在，发动含愤而出的军队，采取一定要夺取的计策，那么关陕的兵祸将逐渐变得不可预知。如果自知理亏，虽然不再争夺，却仍留下范育等人守卫那里，那么一方面夏国会心怀疑虑，终究不再信任归附；另一方面范育等人性情狭隘而愤懑，以功业不能成功为耻，必定妄自制造事端来掩盖此前的过失，祸患终究不能消除。何况范育等人已经结下阿里库的怨恨，两方面的裂隙交相逼迫，形势尤其值得忧虑；这是臣感到寒心的第二件事。如果不是这两件事，忧患如此迫切，范育等人的事情又如此琐细，臣哪里会屡次拿来进言呢？然而臣所说的对范育等三人的处置，也不过是各自调任、降职，及范育改任待制，差遣暂缓数年罢了，对他们个人的打算并没有多少损害。臣愚昧地认为，如今议论国事，应当暂且先公后私，以保全大局；臣不胜区区孤忠忧国之心，再三冒犯天听，甘愿等待斧钺之诛。苏辙又论述前后处置夏国不合适之处，奏道：臣前后四次论说熙河处置边事不合适，请求调任范育、种谊，至今没有看到施行。然而臣先前所论，只说目前处置的错误，没有涉及过去根本性的失误。如果沉默不说，臣私下恐怕圣明之见仍有未能察看之处；臣再三烦扰冒犯，罪过应当万死。臣私下考察朝廷前后的指挥：正当夏人猖狂侵扰抢掠没有停止时，朝廷却务行姑息，唯恐失去他们的心；夏人恭顺朝贡按时进行时，朝廷又百般索求，只想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凡是给予或夺取，多数都失当。为什么呢？元祐三年，朝廷派使者前往赐予册命，夏人却公然桀骜不恭，不派遣谢恩使者。后来又派兵马践踏泾原，朝廷正致力于遵守和养息之策，不再讨伐。到元祐四年，夏人才重新派使者上奏请求，想用所赐的四座寨子交换塞门、兰州。朝廷虽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却立即改变先前诏令，不等划定地界，先把每年的赏赐给他们；又命穆衍按照三省、枢密院的意见，向来使详细开导说明。至于他们所交纳的永洛陷没人口，已经相隔了一年多，人数或许与原来的数目不同，也允许依据实际数目交割。等到所立的界线确定下来，即使自来有远近不同的惯例，或者因山势曲斜而不齐，也不许边臣固执地争夺土地。以上三件事，都是夏人奏请中没有涉及的，而朝廷却主动迎合他们，把这些让给了他们。后来鄜延路请求依照夏人的要求，采用绥州旧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以内酌量修筑堡寨、铺舍，十里以外全部作为荒闲地，靠近黄河的地方仍以河为界。朝廷一一听从了。臣私下看到先朝划定绥州界线时，界线远近都责令帅臣审度、保明，往返核查确实后，才采纳他们的意见。如今所划界线的起点在鄜延，经过环庆、泾原、熙河四路，朝廷却不再委派各路逐一审查复核，只凭鄜延一路所见的便利向夏人说明；命令一经发布，便没有办法再反悔。直到今天夏人还把它作为依据。这就是臣所说的，正当夏人猖狂侵扰抢掠未停止时，朝廷却务行姑息，唯恐失去他们的心。至于熙州、兰州方面的请求，他们想以兰州黄河以北二十里为界，臣私下认为，过河守把已经势所艰难，侵占蕃地在道理上更不可想象，朝廷一定不敢依从。只是他们所说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种的土地，远的有七八十里，近的有三四十里，不能以十里作为界线。边臣虽然这样说，但议论者有人说，兰州每次派弓箭手去耕种这些土地，往往被夏人杀害；如果说有耕种者，那么弓箭手必定有名册登记；所得租税，每年收入究竟有多少？这两种说法互相矛盾，道理上难以仅凭远方情况推测。必须先以此事与夏人商议，各自按照各路的便利处理，不能把二十里一概答应给他们。朝廷既然先前没有做好筹划，等到命令已经施行，才想要反悔，前后都失误，于是造成了严重的祸根。而熙河帅臣及其将佐，竟敢不等朝廷防范，在原来请求之外，修筑胜如、质孤二寨。这两寨既然在元丰五年已经废弃，《九域图志》中记载得很清楚。如今明明没有使臣和兵马驻守，却妄称夏人过去一直在这里守把。朝廷还顺势帮助他们，把《九域图志》说成记载有误，把吏部现今所差遣的管勾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检使臣说成守把人员。臣认为，如果只是用这些话欺骗中原士人，尚且可以；如果想用这些话堵住夏人的嘴、使他们心服，恐怕不行。这就是臣所说的，正当夏人恭顺、按时朝贡时，朝廷却百般索求，只想谋求自身利益。然而臣私下推测朝廷的意思，胜如、质孤二寨必定难以商议重新修筑；定西、通西、通渭三寨十里以外的界线，也不能拿来向夏国强求。只是朝廷每年的赏赐利益丰厚，既然在无事之时白白给了别人，到了形势紧急时便没有什么可以作为重要筹码了。这正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形。因此，地界之事一定会相持不决。遇到朝贡使者再次到来，在秋冬交替之际，敌马肥壮强健，时常出来侵扰抢掠，受到敌人侮辱的局面何时才能结束？依臣愚见，应当检视前面的奏章，调任并降职范育、种谊，把他们安置到其他路，另选名将，谨慎守住大信；同时修治边备。本路疆界的议定，实在不能把现在的守把人员推给夏人，以此来取信于先前的约定。其他事项，则应当推行公心，制定长久计划，逐条列明上奏，然后由朝廷选择施行，这样熙河还可以得到安定。如今臣看朝廷根本没有定议：熙河边境事端发生时，急忙召回帅臣，安置到户部；等臣说赏罚失当，又急忙重新派范育回来统领熙河。至于种朴，他本来和范育、种谊共同制造边境嫌隙，如今却调往泾原，只留下范育、种谊。如果认为召回范育是对的，那么现在派他回去就是错的；如果认为调走种朴是适当的，那么单独留下范育、种谊就是施政失误。政令如此，究竟应当听从哪一个？只是派孙路、穆衍之类的人前往当地察看，朝廷的大计难道可以由穆衍等人的一面之词决定吗？万一事情失败，即使杀了穆衍等人，对国家又有什么补益？臣以前上言说，唐代李德裕谋议讨伐刘稹，同列中有人有异议，德裕请求说：“如果事情不利，臣愿以死弥补责任。” 如今朝廷内外都认为守信、巩固盟约是中国的利益。如果有大臣想专门任用范育等人而不顾边患，臣希望陛下用李德裕的话要求他承担责任。如果能这样做，就采用他的计策；事情平定之后，再核查施行赏罚。如今臣的话已经说尽，形势也无法挽回了。不知陛下是否曾经用臣先前所说的话要求过他们？边境之事极其重大，安危如何还不可知。只希望陛下留心罢了。臣凭着孤忠，错误地得到提拔任用，不敢不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出。臣以孤身承担使命，却触犯了众人，死后仍有余责。

译苏辙以户部侍郎身份论西部事务状奏道：臣恭敬地看到，西夏自从发生秉常之祸以来，人心离散而互相猜疑；梁氏与人多分别占据东西两厢的兵马，双方势力相当，猜疑隔阂日益加深，入侵的谋划从此衰弱。朝廷稍加招纳，他们便随即服从，使者接连而来，臣下礼节也十分周到。只是从今年春末夏初以来，他们才开始生出桀骜之心，出动数万军队，突然袭击泾原，杀死并俘获数千名弓箭手，又退回巢穴。朝廷正忙于安抚众人，难以使用武力，便以君臣礼节接待他们，加以册命的恩典，特意派遣使者，厚赐金钱财物。戎羌却怀有禽兽般的心肠，竟敢侮慢朝廷，动辄以地界为借口，不再派使者入朝谢恩；至于坤成贺使，也终于不派遣。朝廷内外臣子听到这些，无不愤怒，恨不得吃他们的肉。臣忝列侍从，君主忧患便是臣子的耻辱，道义上不能推辞劳苦。何况臣从小官被提拔，位列禁近，议论政事本来就是臣的职责；感激圣恩而想报答，更应当不同于常人。因此冒昧献言，不避罪责，希望圣意能够因此醒悟；即使臣遭受谴责驱逐，也不会怨恨。臣私下认为，当今的要务，是必须先知道招致寇患的原因，审查施政的得失，然后推测敌情所在，制定制服敌人的长远策略。如果真能把这四点全部陈列在面前，那么羌戎这些小丑，形势上也没有能力再有所作为。栋戬本来与西夏世代为仇，元昊叛乱时，仁宗依靠他牵制西夏；梁氏篡权时，神宗借助他进行征讨。他世代效忠出力，不是其他蕃部可比。近来栋戬年老多病，他的相臣阿里库擅自掌管国事，与妻子契丹公主杀死了他的两个妻子森摩氏；他的大将果庄、温希沁等人，心中都怀有不服。阿里库欺骗蒙蔽朝廷，自称是栋戬的继承人，朝廷没有察明真情虚假，也没有查究逆顺，便把节钺交给他；谋划不善，祸患从此产生。阿里库既已知道失去众人拥护，便滥用威刑，众人的心日益离散。果庄自认为与阿里库地位相等、同为一体，却反而处在他之下，心中常常不悦。夏人乘此间隙，降低身份礼遇他，先与阿里库解除仇怨、结为欢好，让阿里库转而劝说果庄，发动军队入侵；又诱骗胁迫人多保忠，在泾原起兵。暗中发动的党羽既已建立，羽翼已经形成，所以敢于肆意发表狂妄言论，以此震动朝廷。假如当初阿里库把栋戬死讯报告朝廷，由朝廷确立继承人，并依照他的请求，遍问果庄、温希沁等人究竟谁真正应当继立；如果众人认为阿里库可以立为继承人，那么立他之后，众人一定无话可说；如果认为他不可以立，就分割栋戬原有的官秩，把三个使臣的名额分别授给这三个人；阿里库没有侥幸获得任命的机会，果庄也没有怨恨。按照这个道理，夏人就没有人可以同他们结为援助，怎么能够动摇他们呢？再加上多年以来朝廷本来厌恶战争，羌人也察知了这一点，因而以此自安。近来朝廷忽然命令熙河调集人马，在西关修筑大城，又说来年应当修筑龛谷。声势和事实都已经暴露，敌人心中不安，便出兵自强，边衅也是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谓招致寇患的原因。先帝过去因梁氏篡逆的祸乱，出兵诛讨，侵夺边界，结下的怨恨极深。羌人的性情看重复仇，估计他们想要报复的心，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只是由于内乱接连发生，兵力衰弱残破。陛下即位之初，诚心想要怀柔接纳他们，所以他们连年入贡，使百姓得以休息。即使他们有恭顺的话，大概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假如他们犯上作乱，本来还可以说是有理由；如今朝廷趁他们承袭之后，赐给册命，花费二十多万缗金钱作为礼物。他们既然已经与我国形成君臣名分，就可以责备他们恪守忠顺的节操。朝廷这样做，在道义上非常充分，但羌人却没有谋略，竟放肆地桀骜不恭。对内，他们国内的士民都知道理亏，必定不会为他们所用；对外，中国的兵将都有斗志，容易借此立功。是非曲直的关键，也由此确定了。虽然有人认为舍弃金钱财物来封养仇敌，是失策；但分别辨明曲直、激励将士，则有智慧的人认为是得策。这就是所谓施政的得失。元昊本来胸怀大志，长于用兵；亮祚承受上天所赋的凶狂本性，轻率地使用他的军队。近来成为边患，已经历经多年。然而西夏国小力弱，最终因困顿而灭亡。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平素与人多不和，内部本已多难，却还想对外侮辱他国。中原估量他的奸谋，大概比不上元昊、亮祚。她以为二圣在位，恭敬沉默、守成不变，仁德恩泽深厚，远近都知道；既然没有用武的意图，就可以肆意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兰州防线各城、鄜延五寨，多次请求而不能得到，势必胁迫朝廷使其答应，便把狂妄言论当成惯例：一旦听说提出要求就没有得不到的。如今朝廷既已逐渐修治边备，增加军队、训练将领，那么羌人的心思已经偏离原来的谋划，不过是在秋冬寒凉之后稍稍逞强，以试探朝廷罢了。如果朝廷意志坚定而不动摇，守边没有过失，他们前来叩塞请求结盟，本来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如果朝廷用心不专一，只求和解，那么他们的请求就会层出不穷，逐渐变得不可忍受。这就是所谓敌情所在。凡是想要应对敌人，必须先端正名分。夏人最初发动邪恶谋划，必定有两种打算：第一，认为只要傲慢的言辞送达，便可以得到地界；无穷无尽的请求，也会因此更加扩大。第二，认为即使得不到土地，实际上也没有损失；等到猖狂行事而力量衰竭，稍稍恢复臣下礼节来请求和好，中国厌恶战争，形势上必定没有不答应的。正当他们不恭顺时，就夸大声势、向各个戎族炫耀；等到他们柔顺屈服时，就稍作恭顺，使中国勉强听从。如今朝廷派兵、积储粮食，地界的请求固然已经没有答应，但号令还不明确，逆顺还没有彰显。臣恐怕夏人不知道朝廷不怕用兵的意图，无法挫败他们的奸心；又恐怕将来他们的奸计穷尽、力量衰竭，只稍稍修饰臣下礼节，便同朝廷讲和。盟约不坚固，必定难以长久维持。过去赵国想与秦国讲和，谋臣虞卿认为：与其同赵国讲和，不如让秦国与赵国讲和。于是赵国向东联合齐人，秦国自然就来讲和。区区赵国尚且知道这样做，何况堂堂中国，难道要畏惧退缩、苟且偷安于无事，不辨明曲直，反而听命于羌人吗？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诏，张榜告示边境各郡，大意可以说：“夏国自从亮祚灭亡以来，先帝出兵吊民伐罪，既断绝每年的赏赐，又禁止和市。

译羌地最为困苦，一匹绢的价值达到十多千钱。朝廷又命令防边将吏轮番进攻征讨，横山一带全部荒弃，不敢耕种；他们困守沙漠，衣食全都耗尽，老少贫困饥饿，不能自行生存。朕统治四海，恩泽均匀覆盖而不遗漏任何地方，怜悯这一方困苦无告，于是命令各道帅臣禁止侵掠。从此靠近边塞的田地才重新耕种开垦；既恢复和市，又允许入贡。使者一到，所赐财物不可计数；贸易后回去，获得的利益也无法计算。听说羌地得到这些丰厚利益，父子兄弟才开始有了生存的办法。朕还想到你们国主孤弱年幼，部族离心，如果不是本朝赐给他防护性的命令、借给他宠爱威灵，又凭什么威服豪强、保有疆土？”当时朝廷士大夫都说：“羌人的性情反复无常，内心不可知。使者将要出发了，议论还没有停止。”朕有保存将亡之国、接续已断宗统的志向，想要修行祖宗以爵命封立诸侯的典章，认为宁可让人辜负我，也要果断而不疑，所以派使者出境，授予礼命，金钱、币帛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边地百姓父老观看此事，都叹息认为仁义恩厚，是古来所未有的。然而敌人的心思难以测度，吃饱之后便背弃恩德，不派使者来谢恩，也不派使者祝贺坤成。朕以君主之道抚慰他们，他们却不以臣下之礼报答朕，这是天地所痛恨的，文武将相都十分愤怒。朕认为，狂妄谋划、违逆节操的只是其中一两个人，其他奸臣和国人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遭受杀戮？因此为了平息战争、安定众人，还没有议论攻讨。但逆顺的道理不能不明白。命令防边诸将整顿激励兵马，广泛储备粮草，若有胆敢侵犯边塞者，立即杀掉，绝不赦免。他们既然背逆，天理如果不降下人祸，也必定会施以鬼神之诛。暂且修治我们的疆土，等待他们发生变化。臣料想这道命令一发布，羌人就会惭愧畏惧；即使不会立即归附，他们的奸计也会受挫，无法向各路兵民发号施令。各路兵民知道对方理亏、我方正义，人人都会想着拼死效命；勇气一旦激发，边地声势自然加倍，这必然是形势发展的结果。如今朝廷日夜整备边防，常常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却只是一味曲意忍让，不下达这道命令；即使敌人一旦侵犯边境，最终也免不了交战。若听从臣的意见，归根到底也不会出兵，只是坐着等待敌人，起初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可以使士气感奋而思战，使敌人知道困难而自行屈服，他们请求和好的文书必定会很快到来。这就是所谓制服敌人的长远策略。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已经增添屯驻兵将，扩大边境储备，商议断绝和市，并让熙河帅臣招来阿里库、果庄、温希沁、人多保忠等人；这正是兵法所说的上策在于攻破敌人的谋略，不战而使人屈服。陛下如果能用金钱宽待他们，同时放宽对他们的约束，使将帅能够竭尽心力，使间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敌人也会逐渐可以制服。然而有一件事似乎不是臣的身份所应当说的，只因感念国家的深厚恩德，不敢不把话说尽。过去熙宁、元丰年间施行的政令，虽然未必便利百姓，但先帝用法令掌握它，用威势辅佐它，所以命令没有不执行的，事情没有不办成的。近来朝廷削除苛刻法令，施行仁政，可以说是很好了。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朝廷内外观望，普遍形成放纵松弛、懈怠懒惰的风气；平时没有事情，姑且借此偷安还可以。如今敌人不顺服，胜败的变化大概还无法预知；在紧急关头，平日没有威严号令，靠什么来役使众人？臣认为应当因事依法处理，把法令明确显示给天下。臣先前所说，去年大臣承用阿里库欺骗蒙蔽的奏章，授给他节制之权，导致果庄心怀愤恨而入侵，夏人乘机违背命令；这就是当时宰相、枢密使及副使苟且简略、没有谋略的罪过。近来泾原敌骑达到数万，杀死掠夺数千人，斥候侦察不明，防御来不及；熙河敌军退去至今已经数月，而杀伤焚毁的奏报至今还没有送到；这就是将帅松弛怠慢、不畏惧朝廷的罪过。陛下却安然不以为怪，完全没有责问，政治不修明，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朝廷内外彼此相看，都觉得疑惑奇怪；朝廷正要让人冒着刀刃、奔赴汤火，臣由此知道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过去公孙弘任宰相时，诸侯有叛逆的谋划，他请求交上侯爵印绶来承担责任；诸葛亮任宰相时，任用马谡不当，便请求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份处理事务。这是因为大臣以国家为重，不惜亲自降职贬黜，为众人执行法令。如今陛下为什么不把去年赐给阿里库的册命以及参与议论的大臣，不论已经离职还是仍在职，都各自夺去一级官阶？至于两路将帅，虽然不改变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但法令不能废弃，也都应当按照罪责施行惩罚。这样向四方发号施令，或许可以使人知道畏惧。朝廷之上政治修明，敌人在千里之外感到恐惧，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并不值得奇怪。如今陛下还不能整治群臣，却希望西羌畏惧威势，是不可能的。我听说范仲淹镇守庆州时，因葛怀敏失败，请求以任用将领不当为由，让两府大臣退职谢罪，削减他们的勋爵而恢复其职位，以此激励诸将，感慰边境士兵。当时虽然没有采用，但范仲淹的话至今仍令人惋惜。臣虽然不聪敏，考察以往的事情，认为可以施行于今天，不敢默默不说。小臣狂妄僭越，斧钺诛戮也无处逃避，只请陛下裁察。侍读苏颂论述屯兵与漕河的大要，奏道：臣本月初九日入侍经筵，进读《三朝宝训》，读到咸平六年契丹南下，真宗皇帝曾经命令辅臣条陈抵御敌人的策略。于是他对宰相李沆等人说：‘如今已经屯驻大军，敌人还没有找到空隙；聚集军队、扩大军费，民力靠什么来供给？历来有人建议营田、开通河道，多被帅臣阻挠。’臣仰承圣上询问屯兵和漕河哪个更重要，随后上奏回答，认为屯兵、漕河两件事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天下无事时，军队虽然不用出战，但边境防备和武备在于戍守，因此屯兵不可缺少。既然有戍守，就必定需要粮饷；积储粮饷，必须依靠运输漕运。漕运稍有阻碍，费用就会增加百倍，因此漕河不可缺少。正当契丹连续多年骚扰，边城谨慎防备之时，真宗因为军队长期暴露在外，思考长久控制扼守的办法，所以谈到营田、设置险要、储粮供军的议论；这大概是逐渐平息百姓、停止战争的办法。但帅臣不能作长远谋划，只以甲兵战马强盛为自矜，反而把设置险要看作示弱，所以李沆又陈说此事难以成功。大概人人都固执于自己的见解，若能互相参验后再施行，实际上才是最便利的办法。希望圣上裁决施行。

译此后虽然与契丹讲和，但运河、营田最终也没有废止，直到今天仍被防边者认为是极大的利益。又因为国家的禁旅大军多驻防在沿河州县，都取用漕运便利。所以臣说：屯兵、漕河两件事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臣退下后又伏地思考，圣上的询问深奥，都是治理国家、富裕百姓的首要事务。臣先前的回答疏浅，不够周详，于是又考察书籍传记所记载前代已经实行的事情，进言其中一二，恭敬地供圣上阅览。臣听说古代以内诸夏为中心、以外四裔为边界，所以有甸服、侯服、要服、藩服等区域界限，有祭祀、享贡的法令，用来区别远近、分别夷夏。远方之人不服，侯伯之国就可以用文书告谕并惩治他们。所以周文王命南仲讨伐玁狁，筑城于朔方，而玁狁属于夷狄；周宣王命召公征伐淮夷直到江汉，淮夷前来献贡。这是因为攻伐征讨的防备一向具备。秦兼并诸侯、天下统一后，朔方仍未归服，秦始皇派蒙恬率兵攻取，疲敝中原，最终也没有成功，这是没有对外防御准备造成的。韩安国率兵屯驻渔阳时，上奏说正值农耕，应当暂且停止屯驻。停止屯驻一个多月，匈奴便大举进入上谷、渔阳，掠走人口牲畜后离去，这是失去防备、没有预先戒备造成的。从那以后，中国从来没有没有边疆忧患的时候，各郡县也从来没有没有戍守劳役的时候；千金般的费用逐年逐月累积，因此转运粮食的漕运制度兴起。秦朝使天下飞速运送刍草、搬运粮食，从黄腄、琅邪等濒海郡县起运，转运到北河，大约运输三十钟才能送到一石【六斛四斗为一钟，按道路上的损耗计算，总共要用一百九十二斛才能运到一石，至此】终于使民力困乏。汉军守荥阳时，军中没有现成粮食，萧何从关中转运粮食来供给，粮道没有中断，于是汉朝的基业得以兴盛。这就是漕运有准备和没有准备之间相差极大的证明。赵充国攻打先零时，请求停止骑兵，让一万步兵留驻要害之地，借助屯田获得粮食，使威势和恩德同时施行；大笔费用既然节省，徭役也预先得到缓解，以防意外。唐代姜师度镇守易州时，开始在蓟门以北筑堤蓄水为沟，以隔绝奚、契丹的侵扰；又沿袭魏武帝旧日的遗迹，靠近海边开挖沟渠，号称平敌渠，以免从海道运粮，直到今天仍依赖它。这些都是屯兵、漕河在前代的明显验证。臣听说帝王的都城，必须凭借地势，所以夏商周三代居于黄河、洛水之间，汉唐建都在咸阳、洛阳的土地上。我太祖皇帝曾经喜爱洛阳山川的优美，开始产生建都的意图；后来采纳军校李怀忠所陈汴渠漕运便利的意见，于是向东返回京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这实在是圣上的英明决策，依据时势、适应变化，为万世留下长久的规划。如今京师有汴河、蔡河、广济河转运的富足，边境有塘泺、营屯的坚固，镇压夷夏，比金城汤池还要牢固，不是三代、汉唐所能相比的。臣过去在先朝时，私下听说如今的太子太保致仕张方平曾经回答神宗关于汴渠兴建设置利弊的询问，方平上奏说：‘古代建立国家，必定依靠山川。如今国家建都于汴京，实际处在平坦的地方；用来构成形势的是禁旅，用来供养禁旅的是粮帛，用来使粮帛富足的是汴渠。希望告诫有关官员按时疏通或闭塞河道，不要轻易提出废止的议论，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神宗深以为然。仔细体会这番话，也可以看出屯兵、漕河的大要。臣愚昧而冒昧地陈述这些，或许可以对圣政略尽绵薄之力。元祐五年六月，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论述弃地不便，奏道：臣切实听说《春秋左氏传》说：‘用德来安抚中国，用刑来威服四夷。’由此知道先王治理天下，对待中国与四夷，其方法本来就不同。为什么呢？夷狄天性桀骜，凭借路远而依恃险要；中国弱小，他们就首先反叛；中国强盛，他们就最后服从。专门用恩德养育他们，便会使其倔强而难以控制，这是形势使然。臣仔细观察，自陛下即位以来，惩戒过去边臣拓展土地、邀求赏赐的弊端；大臣又采纳宋璟不赏边功的说法，专心以平息战争、养息百姓为事务，恩德之意可以说极其优厚了。然而自从朝廷接受西夏贡使，恢复每年的赏赐，恩礼不可说不厚，戎人却骄纵放肆，傲然没有怀服之意，派使者请求土地，索求不止；由此才知道不是恩德没有到达、待他们不够周到，而是弊端在于姑息太过。臣听说威势过度就会产生怨恨，恩德过度就会产生骄纵；有怨恨就会怀有必死之心，有骄纵就会产生没有满足的时候的要求。过去先王驾驭远方之人，知道威势不能单独实行，所以借助恩惠来成就威势；知道恩惠不能单独施行，所以必须用威势来推行恩惠。这样以后，远方之人既感怀又畏惧，不会有怨望、轻侮之心。如今羌虏的情势，骄横傲慢已经显露。大臣们一心只想息兵省事，前些日子仓促放弃边防四寨来满足他们的请求；可是戎人的贪心没有止境，要求反而越来越多。不知大臣们替陛下谋划，是要答应他们，还是要拒绝他们？答应他们，土地会日益收缩，国威会日益削弱，只会助长他们强悍的气焰，终究不能使他们屈服畏惧、柔顺服从而听命。汉代晁错熟悉边疆事务，曾说：『敌人来了却能使他们陷入困境，使他们的锐气消退，日后就不容易使他们服从。』难道还要割让土地给他们，以助长他们的气焰吗？臣听说，军队是用来诛除骄暴的，骄暴除去，就没有使用军队的必要；政令是用来治理事务的，事务平息，就没有施行政令的必要。骄暴尚未除去，却仓促停止军事行动；事情尚未治理，却想要天下无事，这是畏惧事变、苟且求安的谋划。这样做发展到极点，必然会导致大量用兵、事变丛生，使内外劳苦疲敝而后才停止。从前汉朝因循姑息，造成七国之祸；唐朝厌恶用兵，造成藩镇势力强大，这些都是已有的前车之鉴。异域人的情形，臣虽然不了解边疆事务，也未曾专门学习过，但士大夫中有些人从塞外任职期满回到京师，臣所访闻的不止一人，他们说的都和臣一样。又以古代验证今天，羌虏的情形应当相差不远，所以臣才敢为陛下反复陈述。臣希望陛下诏敕大臣，虚心访察，把从塞上罢官归来的人和熟悉边疆事务的大臣交叉参验、考核查证，这样就能得到实情；那么羌人远在万里之外的心意，也可以坐在朝廷中看清了。

译臣听说，训练军队、选任将领、积储粮食，是防御边疆的三项急务；厚加赏赐、提高俸禄，是劝勉将士的重要办法。朝廷常常敕令边郡储备五年的粮食，不知今天的积储数量究竟有多少？这是不能不预先筹划的。将士面对强敌、冒着锋利的刀刃而不顾死亡，是因为厚重的赏赐。前些日子削减斩获首级的赏赐，专门用来平息那些一心邀功的将士，却不知道赏赐不厚，就不足以驱使众人；这一点不能不认真讨论。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诏谕大臣，删减琐碎事务，留意安定边疆的大计，拒绝羌戎无止境的要求，讲求训练军队、选任将领、积储粮食、厚加赏赐的办法；派遣熟悉边疆事务且可信任的大臣，巡察塞外，详细核查防守御敌的得失实情和所储备的士卒数量，明确告诫边吏，说明朝廷的意旨。羌虏柔顺服从，就整治军备、积储粮食来防备他们；他们桀骜不驯、侵扰突袭，就从前后夹击截击他们，以挫败其锋芒。退兵时不能畏缩，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进兵时也不能轻易兴兵，使我方财力耗费。应当张扬壮大天子的威势，赫然显示异域不可侵犯的意旨，这样士气就会日益振奋，戎人的敌意就会日益消退，四夷便没有侵凌的忧患，中原便有像泰山一样安稳的安全。事情尚未发生前就谋划，便会有余裕；事情发生之后才筹划，就来不及了。这是天下的大计，只有陛下留心，及早详细选择。贴黄：臣深切听说，西夏如今所争的兰州塞地，都是控制险要、通行戎马的要道。倘若苟且容忍眼前暂时无事，完全不加计较，轻易把它交付出去，恐怕会受到朝廷内外的议论；臣尤其担心戎人乘虚长驱直入，使熙河数郡孤立而难以防守，造成的祸害绝非小事。臣私下认为，大臣的谋划是一味求安静无事，所以才委曲迁就西夏的意愿。如果将来戎人的贪心仍无止境，接着又想请求熙河旧地，不知那时将用什么话来拒绝他们？臣访闻，防边任满的官员都认为，戎人的气焰越骄横，便会越发横行。如今把边塞要地交给他们，只是自行撤去藩篱屏障，助长敌人强悍的势力，正如给老虎添上翅膀、把兵器借给盗寇，不但没有益处，反而足以造成祸患。现在的办法，不如整治军备、积储粮谷、选任将领、厚加赏赐，划定土地而不让出一尺一寸，使戎人明白知道朝廷的意旨和中原的强大，不敢轻易侵犯。希望陛下询问执政大臣：如今把塞地给他们，果真能够使西夏感恩而不留下日后的祸患吗？如果不能确定，那就是白白丧失险要，成为长久的拖累。倘若夏人以旧地疆界为理由来要求，边将为什么不回答说：灵州也是朝廷的旧土；如果西夏归还灵州，中原也用旧土偿还给他们。这样也足以挫折他们无止境的贪求之心。这是关系边疆安危的谋划，应当广泛访察、审慎思虑，或许可以避免后悔。臣愚昧所说，并不是想要兴兵惹事，只是西戎骄横傲慢、请求没有止境；如果不整顿边防，挫折他们贪得无厌的念头，势必发展到侵犯边郡，使军队劳苦、费用增加，令中原困乏疲敝。伏请陛下诏谕大臣，以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元祐年间，右正言王觌论吕惠卿违犯禁令、侵扰外界的奏疏说：“臣听说，自古中原有时招致异域祸患，起因本来就不止一种。然而大体多是因为守边官吏贪求功劳、制造事端而侵扰对方，日积月累形成嫌隙，祸患才变得深重。所以汉武帝听从王恢、聂壹的意见，断绝与匈奴的和好，发动马邑之战，起初就没有得到好处；后来连续用兵，数十年不能停止。唐明皇由于孙诲、赵惠琮的谋划，背弃与吐蕃的盟约，发生青海之战，起初虽然取得一次胜利，后来官军陷没的就有数万人。像汉武帝、唐明皇这样，可以说是英明睿智的君主；然而一旦被边吏误导，改变盟约、违背信义，只图一时痛快，竟使百姓肝脑涂地、财力耗尽，也被后世讥笑，难道不值得痛惜吗？所以，真正替国家深思远虑的人，如果对那些贪功生事的边吏依法处置而不赦免，那么或许才能找到怀柔远方之人、安定边境的办法。”臣恭敬地看见，资政殿大学士吕惠卿先前任太原府知府时，在元丰八年内，派知府州折克行等人于四月十七日进入西界三角川一带进行讨伐扫荡；又派第一将訾虎等人于四月十九日进入西界聚星泊一带进行讨伐扫荡。这两名将领以及麟府州的蕃、汉士卒，加上帅府增派的军队，总计不下二万人骑兵。不仅无故与西人结下嫌隙，我方士卒阵亡以及受伤并已查明姓名的就有数百人，还不包括随军子弟。支出的功劳赏赐、阵亡及轻重伤者的银绢，计有二万余匹两，犒劳宴饮等费用，以及其他钱粮，又以数万计。结果西人于五月中旬退兵后，带领一千多骑兵侵犯边境，抵达葭芦寨，供奉官王瑛战死，陷没的士兵有六十多人。从此吕惠卿内心忧惧，在极边、难以取得粮草的地方过度设置守备，增添屯驻的兵马，白白耗费极多。臣访闻，吕惠卿出兵时，边境本来十分安宁，只是因为元丰五年曾有朝廷诏令，说要忽来忽往，以扰乱耕作为策略。吕惠卿因此在去年春天当面告谕诸将，又派属官暗示防边将佐，请求出兵，大概是想事情成功便把功劳归于自己，事情不成便把罪责推给将佐而已。所以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张之谏不肯顺从，吕惠卿含怒上奏，把他贬黜，人人都替他感到冤屈。尚未出兵时，三月六日登极大赦已经到达，折克行依据赦书中“不得侵扰外界”的指示，不肯出兵；吕惠卿不听，所以折克行等人才在四月十七日、十九日进入西界。臣恭敬地读到三月六日的赦书，其中规定：凡防边州府，应当命令各处长吏、巡检使臣、钤辖、士兵以及边地百姓，不得侵扰外界，守住疆界，不要使其受到骚扰。这是朝廷的美政，也是陛下的盛德。凡州郡在赦书刚到的那一天，都要召集官吏、军民宣读赦书。圣恩深厚，谁不感叹？四夷听说以后，也应当感动流泪。因为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太皇太后开始共同听政之时，正逢神宗刚刚弃世，圣心悲哀，哪里顾得上武事？所以必须安抚邻敌，休养军民，使军民安居本土，不再有拿起武器的忧虑，使邻敌归顺，不再有骚扰边境的祸患；这样以后，才可以显现中原礼义之举，表达圣上守丧期间的孝情。然而吕惠卿的心意不在哀悼，轻视赦令，侥幸求取功劳赏赐，妄自发动军队，使朝廷对内在军民中造成疑惑，对外在邻敌中失去信用，损害国家体统，败坏圣上政令，这些都是吕惠卿造成的。臣查考本朝自建隆以来，南郊等赦书中，都没有前面所说的不得侵扰外界等指示；只有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登极大赦时告诫边吏，和去年三月六日的赦文完全相同。

译由此既可以看出祖宗慎重处理即位初政的首要事务，也可以知道陛下继承宗庙大统的深远用意。这关系到国家体统，难道是小事吗？凡是边臣，岂敢不恭敬遵命？吕惠卿曾经担任执政大臣，当时又掌握帅权，朝廷对他的礼遇不能说不优厚，国家对他的委任不能说不重大；他所应当做的，是顺承圣德，镇抚边疆。假如在疆域之内竟敢违背赦令，任意动兵、侵犯外境，就应当立即按军法处决，以严肃天子的命令，并作为边吏的警戒。怎么可以自作祸乱的开端，亲身触犯诏令禁条？赦令发布后，群情正在欢悦；没有名义的战争已经使众人震惊。这样一来，官吏百姓哪里还会把赦书看作可以遵行的命令？异域哪里还会把中原看作可以亲近的国家？四方哪里还会把朝廷的命令看作值得尊敬的命令？后世哪里还会把祖宗当作可以效法的榜样？陛下认为吕惠卿的罪是小罪吗，还是大罪？认为吕惠卿的恶行可以宽恕吗，还是不可以宽恕？如果认为吕惠卿的罪是小罪，那么自古以来废弃诏令、擅自用兵、残害百姓、侮辱国家的人，就都成了小罪。如果认为吕惠卿的恶行可以宽恕，那么从今以后欺骗君主、蒙蔽上级、破坏法令、扰乱常规的人，就都可以宽恕了。有人说，吕惠卿即使没有遵用赦书的意思，难道又怎么敢不另行奏请，便仓促出兵吗？” 他究竟请奏还是没有请奏，固然不是臣所知道的；但他的罪恶性质却是相同的。吕惠卿如果不再奏请便出兵，就是直接废弃赦令，没有人臣之礼，罪大到不能诛戮。若以赦书为理由提出请求，也不过是夸大出兵的好处，用来欺骗蒙蔽朝廷而已。朝廷因为边帅的请求便毫不怀疑地相信他，那么由此造成的非礼之举和失信之过，就全都归于朝廷了。作为臣子而不忠，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伏望圣上慈悲体察吕惠卿妄自兴兵，违背圣上的孝哀之情，废弃赦令，没有人臣之礼，毁坏祖宗慎重处理即位初政的本意，开启边疆日后的祸患；他侥幸求取功赏，心意不在哀悼，对内使军民产生疑惑，对外使邻敌失去信任，损害国家体统，败坏圣上政令。请及早将他诛杀、流放，以作为天下后世不忠不孝者的警戒。冒昧触犯圣明，臣内心忠愤激切，实在不能自已。” 贴黄：登极赦书中关于不得侵扰外界、务必安静守卫疆界等指示，自太宗以来直到陛下，六位圣君都共同遵守，天下人都知道。吕惠卿却在一天之内毁坏了它，士大夫中稍微懂得忠义的人，谁不愤怒叹息？只是因为吕惠卿凶险奸邪，曾任执政，朋党很多，担心一旦进言便会招来祸患，所以没有人敢把这件事报告朝廷。只有希望朝廷特别赐予支持；臣并不是害怕祸患，只是担心臣的意见不能实行，那么对圣上政令的损害就不小了。伏望圣上慈悲详察。又说：“奏请以后仍废弃赦令，和不奏请便废弃赦令，两者罪行的轻重相差不大。但既然曾经奏禀过，就还必须进一步治办经办此事的官司之罪。乞请圣上慈悲详加斟酌。” 又说：“赦书到达太原，应当是在三月十日以后；吕惠卿出兵是在四月十七日，也就是宣读赦书还不到四十天，就违背赦令出兵了。今后朝廷的赦令，凭什么让官吏百姓尊重它，让邻敌相信它？何况现在正是朝廷务必安静守卫疆界、安抚邻敌的时候，所以必须把吕惠卿流放、诛戮，以作为边吏的警戒。” 又说：三月六日的赦书，必须过几天才能到达太原；麟府等处接到吕惠卿的指挥后才出兵，又必须经过几天。既然是在四月十七日出兵，那么吕惠卿筹划进入西界等事，正是在刚刚听到神宗升遐的时候。如果疆界有警报，按形势必须防守巩固，那就不必讨论。既然边境本来无事，又有赦书规定不得侵扰外界、务必安静守卫疆界，吕惠卿竟忍心故意违背赦令，忘记哀痛而驱使众人。因为他人的丧事而攻伐对方，尚且不可以；何况刚听到国家丧事之初，就像正在为父母守丧时谋划发动战争。吕惠卿如果不予以重罚流放诛杀，那么人臣不忠不孝的人就会接踵而来而无所畏惧。只希望圣上慈悲详加斟酌。” 又说：吕惠卿奸邪刻薄，在他窃取权力、掌握政事时，排斥贤能、依附权势，破坏法令、扰乱常规，为国家推行行手实之法，骚动天下，制造郑侠之狱，残害正直之人，谄媚奉承王安石，依靠这些而得到提拔任用。后来又因为争夺利益而与王安石结仇，援引徐禧，把他提拔到显要职位，最终导致边防军队覆败、国家受辱。这些事情，都是朝廷内外共同知道的，言事臣僚一定已经说过，臣不再论述。如今吕惠卿虽然罪恶累累，害怕祸患而称病，极力请求担任宫观差遣，想借此侥幸免罪。由于前面所说太原府用兵之事关系国家体统极大，不能不依法办理。如果因为他已经获得宫观差遣就宽纵他，正好中了他的奸计。这样一来，奸邪凶恶之人还凭什么受到惩戒？” 王觌又上状说：“臣再次倾吐诚恳之意，冒昧上达天听。臣如今所说吕惠卿违背赦令出兵之事，关系国家体统极大，而且涉及赦书颁布之后的政事。伏望陛下发下臣的奏章，与执政大臣议定他的罪法。然而中书侍郎张藻一向出自吕惠卿门下，张藻的性情奸邪，和吕惠卿没有不同，所以历来彼此为对方谋划，人人都指称他们是死党。现在陛下如果要与大臣议定吕惠卿的罪法，张藻一定会参与其中。议论之时，只希望圣上慈悲加以察看，不要让张藻的奸计得逞，那就是天下的幸运。冒昧触犯圣上聪明，臣战栗惭惧至极。” 又上状说：臣近来曾上密封奏事，论资政殿大学士吕惠卿先前任太原府知府时，在元丰八年派知府州折克行及第一将訾虎等人，于四月十七日、十九日进入西界三角川、聚星泊等地讨伐扫荡，违背了三月六日登极大赦中不得侵扰外界的指示。吕惠卿如果没有奏请便出兵，就是直接废弃赦令；如果以赦书为理由提出请求，也不过是夸大出兵的好处，用来欺骗蒙蔽朝廷而已。朝廷因为边吏有所请求便毫不怀疑地相信他，恰恰足以造成非礼的举动，失信的过错也全归于朝廷。作为臣子而不忠，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吕惠卿筹划进入西界等事，正是在刚刚听到神宗升遐之时，竟忍心故意违背赦令，忘记哀痛而驱使众人。伏望圣上慈悲体察吕惠卿妄自兴兵，违背圣上的孝哀之情，废弃赦令，没有人臣之礼，毁坏祖宗慎重处理即位初政的本意，开启边疆日后的祸患；他侥幸求取功赏，心意不在哀悼，对内使军民产生疑惑，对外使邻敌失去信用，损害国家体统，败坏圣上政令。请及早诛杀流放，以作为后世不忠不孝者的警戒等事。这份奏状已于本月初二日投进完毕。”

译臣如今私下听说，吕惠卿在出兵以前曾经奏请，臣担心朝廷因为他曾经奏请而减轻他的罪责。臣请求把这件事说完：吕惠卿的罪过在于废弃赦令而出兵，不在于是否奏请。奏请后废弃赦令，不奏请而废弃赦令，两者罪行轻重相差不大。吕惠卿奏请的本意，臣固然不能完全知道，但臣私下推测，不过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无非是说元丰年间曾经有诏令，要用出兵扰乱耕作的办法，妄称这与赦令并不冲突，因此可以出兵；这就是吕惠卿援引前诏迷惑朝廷，请求废弃赦令。第二种，无非是只以出兵日期来请求，却不提赦令；这就是吕惠卿心中轻视赦令，直接废弃赦令。援引赦令与不援引赦令虽有不同，但实际都是废弃赦令。朝廷不准许他的请求，只是吕惠卿欺骗朝廷的计谋没有成功；朝廷准许他的请求，只是吕惠卿欺骗朝廷的计谋成功了。欺骗朝廷的计谋是否成功虽有不同，但其欺骗朝廷的性质是一样的。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临朝听政之初，首先颁布赦令，是想向邻敌彰明最大的信用，向边吏发出严厉的戒令。却因吕惠卿的一次举动而把它毁坏。本朝自太宗以来，登极大赦中关于不得侵扰外界的指示，六代君主共同遵守。到了吕惠卿这里，却在一天之间废弃了它。陛下如果认为吕惠卿的罪还可以宽恕，那么他的罪究竟难道在于奏请还是不奏请吗？伏望陛下查阅臣本月初二日的奏状以及这次所奏之状，一并交付三省议论。对于吕惠卿的罪，请及早诛杀流放，以警戒边吏的轻慢，以安慰邻敌之心，并作为天下后世不忠不孝者的警戒。只希望圣上慈悲详加斟酌施行。臣对于自己这番微薄而忠愤的心情，实在不能自已。贴黄：臣前一份奏状或许已经交付三省，也还必须把这次的奏状一并拿去考核查证。伏望圣上慈悲，早日下发施行。《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三十二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三十三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御边 宋哲宗时，陈次升论西戎，上奏说：“臣认为，西戎强悍凶暴，贪得无厌而没有信用，很难用德行使其归怀，却容易用威势使其服从。先朝振兴武备，西戎渐渐知道畏惧。元祐以来，姑息太多，供养太厚。如今他们还敢跋扈，借划分地界为理由；察看他们凶恶贪暴的本性，必然会肆意猖狂，出乎我方意料，侵扰边疆。在这种时候，不能没有防备。按今天的情势考虑，五路兵马果真足以使用吗？城池、楼橹果真修缮整治好了吗？兵器锋利吗？粮食有储备吗？在帷幄之中筹划，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有这样的统帅吗？身披坚甲、手执锐器，冒着箭矢和飞石抵挡敌人锋芒的，有这样的将领吗？这些事情果真都已完备，那么凭我方堂堂大军抵挡微小的戎人，就像利刃摧折枯木、沸水浇在积雪上一样，敌人一到便会溃败。假如尚未完备，一旦发生冲突，将凭什么支撑抵挡？这是天下最应忧虑的事，也是国家社稷深切的忧患。”

译《尚书》说：“有准备就没有忧患。” 《礼记》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今天的事情，正是如此。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选拔有才干、有威望的人，担当漕运的职责；选用有智谋、勇略的将帅，担当方面之任。给士兵增加训练，给粮食增加储备；替换那些疲弱无能、默默无闻的守将，以及昏聩年老的军校。不要虚报兵数，白白耗费军储。军队既然精锐，城墙既然坚固，敌人来就抵御，敌人退就戒备；出战必定取胜，防守必定牢固。这样，边防就没有残暴侵扰的祸患，中原就有安稳高枕的安全。这就是所说的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条件。只希望陛下留心，天下幸甚。陈次升任谏议大夫时，请求整备边防、赏赐有功人员，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鄜延路比其他地方兵力稍多，财用稍足。朝廷又选用有谋略、熟悉边疆事务的大臣作为将帅。如今敌人竟敢先来侵犯，延安是最强的路分，却被围城破寨后离去，如入无人之境。其他地方一定也会产生轻视我方的心，边患恐怕还没有结束。臣参考舆论，认为边防州军兵甲很少，财赋不足。敌人知道我方防备尚未完备，便倾尽国力大举进攻，以众多兵力压制少数兵力，强弱悬殊。” 如今敌人已经攻破寨堡而退，他们的气势更加锐利，又把掠夺到的粮食储备作为军用物资。我方边境既已失去城寨，士气又受到挫败，万一敌人再次来骚扰边疆，将凭什么抵挡？今天不能轻视此事，关键在于在事情发生前就谋划。伏望陛下敕令左右大臣，精心思考，反复商议，及早筹划边防，在祸患尚未发生前制胜，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以免留下日后的祸患。至于这次有功和阵亡的人，应当厚加赏赐，以激励其余将士，或许可以振兴边威。”这样，敌人就不敢侵犯。毕仲游论述防御戎人，上奏说：“喜好文治的人主张和亲，崇尚武力的人议论攻伐，处在文武之间的人便提出羁縻之计。自两汉以来一千二百多年，虽然有时强盛、有时衰弱，有时得利、有时失利，但防御戎人的办法不超出这三种，而这些都不是今天防御戎人的政略。大概中原遇到强敌，仓促之间很难与之争锋。对方勇猛而我方柔弱，对方不肯退让而我方有所退让，对方残忍而我方不忍。然而能够战胜他们的原因，只是我方的智谋有时超过他们。如今既然对方在勇力上难以争锋，而在权谋诡诈、倚仗强势、喜欢争胜、评判是非、比较曲直等方面反而超过中原人，又加上异常的勇猛、剽悍轻佻的天性，那么近世外族难以驾驭，似乎是理所当然；但在难以驾驭之中，也一定有可以驾驭他们的办法。现在有一个喜欢辩论的人要同别人争辩，必定会暗自反省说：『我在道义上没有过错吗？我在法律上没有不正当之处吗？我的家室安全吗？我的子孙不会受到牵累吗？我的才智胜过对方吗？凡是我用来同他争辩的理由，都有准备吗？』力量能够胜过对方，才智能够超过对方，子孙不会受牵累，家室安稳，在法律上没有不正当之处，在道义上没有过错，然后同人辩论，才会取胜。” 如今中原同外族作战，也和同人辩论没有不同，那么不知道中原暗中应当反省哪些事情：名义正当吗？符合义理吗？国家富足吗？百姓安定吗？将领可以任用吗？朝廷的谋划确定吗？凡是我方用来对待外族的措施，也都准备好了吗？朝廷谋划确定，将领可以任用，百姓安定，国家富足，行为符合义理，名义正当，然后同他们交战，才能取胜。以本朝的事情来说，太宗皇帝乘着攻取太原的胜势，一举攻下易州、顺州、蓟州三州，范阳百姓争相用牛和酒犒劳军队；但最终没有攻取范阳，是因为粮饷运输道路没有接续。到了雍州、涿州之间，选拔十八名将领，分三路同时进军，一路从雍州飞狐出发，一路从雁门出发，军队经过那里，寰州、朔州、应州、云州、涿州五州都开门争相投降；但最终没有攻取，是因为诸将只知道取胜，不知道失败。凭祖宗取得天下的军队，运用诸将平定天下的智慧，如果想恢复小小的燕、蓟之地一事而不作相应准备，就不可能成功。何况今天的军队不是祖宗的军队，今天的将领不是祖宗的将领，而对待敌人的办法也不只是有一件不相称的地方。因此，如果想实行和亲或羁縻之计，每年要损失五十万；虽然比汉朝赠送的锦袍、绣夹衣、装饰器具、带子、赤色绨、绿色缯等还要丰厚，但比起汉朝来，尚且不敢说已经做到。” 如果还要尊重宗室的请求，那么和亲、羁縻的计策也不能算周全。如果想要远举大功，恢复周宣王、汉武帝的事业，就希望陛下敕令在位大臣，先使名义正当，使其符合义理；国家富足，百姓安定，将领可以任用。五项条件都具备以后，朝廷的谋划才能确定；谋划确定以后，才可以提出征讨的计策。仲游论述西夏利害，上奏说：“臣私下看，自元丰、元祐以来，西夏背叛，边境不得安宁。朝廷深思长久之计，怜悯抚恤靠近边疆的百姓，因他们多次被掳掠，便委曲求全地安抚怀柔，俯身迁就和谈。然而夏人奸诈反复、没有定准，拖延岁月，始终不能明确答复。于是朝廷下诏诸位帅臣，整治兵器，广泛积储，断绝与他们的言语往来，以堵塞他们的奸计。天下都庆幸朝廷深得控制敌人的办法，边境附近的百姓应当逐渐可以安居，和谈也就可以成功了，实在是大幸。然而臣私下认为，防备抵御敌人的办法，虽然可以借助谋臣猛将、积储粮谷、整治军队来等待敌人来犯，但必须有实际措施，断绝他们的希望，使他们不敢同中原较量；同时还要辅以谋臣猛将和充足兵粮，这样边境才能长久安定，塞下百姓才能永远没有被掳为奴的忧患。如今如果专门依靠谋臣猛将，怎么知道他们的谋臣猛将不能与我方相当？如果专门积储粮谷、整治军队来等待敌人，那么近年来镇戎之役、绥德之役、麟府之役、环庆之役，军队不是没有整治，粮谷不是没有积储；但敌人以数十万军队包围、守住险要城寨，四处劫掠，焚烧房舍，即使有军队和粮食，又将在哪里施展？”

译兵法说：『用计谋比较双方，并探求敌人的实情。』如今夏人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害怕什么？不害怕什么？大概夏人的长处，是集中兵力在野外劫掠；短处，是攻城；害怕的，是中原推进修筑城寨；不害怕的，是同我们计较曲直、讨论约定。如今不扼制他们的短处，使他们无法施展长处，利用他们所害怕的事情来改变他们所不害怕的事情，使他们不得不叩关请求和好，却只想同他们争论曲直、说些友善的话来求取和好，这就是他们越发桀骜、更加不肯和好的原因。”又上奏说：“自从元昊以来，夏人实行集中兵力的策略，骚扰边境直到今天，已经六十年了。他们骚扰边境而取胜，已有几十次，却始终没有办法破除他们集中兵力的策略。集中兵力的策略不能破除，边境就不能安定，这是当前的事情。臣曾经思考，古今兵法累计达到数千万字，其中切要而且可以施行于今天的，不过是‘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条件；不可战胜在于自己，可战胜在于敌人’这几句话而已。城寨，是造成不可战胜条件的器具；清空野外、等待敌人，是造成不可战胜条件的办法；推进修筑城寨，是取得胜利的器具；等待敌人出现机会再推进修筑城寨，以破除他们集中兵力的策略，是取得胜利的办法。臣近来奉命出使河东，正逢麟府边事之后，朝廷派人到河外考察边疆事务，臣曾经提出过这个建议。仲游又论述河外清野的利害，上奏说：“一河外三州以及各个靠近边境的堡寨，屯驻的兵马，除军马司所辖之外，多的有几千人马，少的也不少于五七百人马。如果西贼小规模入寇，各城寨所属地分的将校自然可以伏击、杀退、驱逐他们；如果敌人调集大军作乱，势力无法抵挡，就应当发动、遣送百姓进入城堡保卫，以实行清野之计。清野之计，朝廷实行已久；但近来西贼到麟州城下，杀掠人口牲畜，焚毁房舍，却没有见到清野的效果，这是因为清野的计策虽然实行了，但实施清野所需要的条件还很不完备。如今麟府一带，大小守御城寨共有十五处；如果敌人窥伺间隙突然发动袭击，居住在城寨附近的人还可以发动遣送，命令他们进入城寨避难。若不幸居住得很远，来不及发动遣送他们到城寨，就一定会被杀害、掳掠、驱逐、俘虏。即使斥候侦察得很清楚、很远，恐怕也不能完全免除这种祸患；如果斥候再不明察，又能躲避到哪里去？如今如果依照近来边臣的议论，想要增加修筑防耕小堡，使百姓自己居住其中、进行防御，不但增加修筑的数量不少，工程和人力浩大，而且不设置楼橹，不挖壕沟，不储备弓箭滚石；百姓聚集其中，无法防御和抵挡敌人的扫荡，敌人片刻之间就能攻破，恐怕也不能算是实行清野所需的设施。” 臣查考麟府州界，除现在已有的城寨之外，过去另有宣威一寨，以及瑠璃、怀来、青塞、永宁、雅尔河滨六堡，都位于现有城寨之间。臣访闻，自康定以后，因为平时没有事情，逐步废弃了。如今虽然没有楼橹，但城墙堡垒还存在，即使有坍塌缺损，也容易补修。只要稍加施工修葺，便可以重新作为堡寨。【查考麟府州界还有大沙窑堡、河西堡、临塞堡、中候、四望堡、来远堡、金胜堡、横戎堡、奈远堡、焦山堡，也都是久已毁废的堡寨；但它们与现有城寨相近，不必补筑。】此外，府州界内的靖化、 西安两堡，麟州界内的肃定、神木、惠宁三堡，楼橹大体完好，现在各自酌量屯驻人马，也有使臣管理；但它们并不是用来防守御敌的，遇到缓急，却让使臣、人马和居民弃城逃走，前往其他城寨，称作‘走寨’，实在没有意义。近来人马进入西界时，上面所说五寨也有弃城逃走的，中途与贼兵相遇，多数被杀被俘。把走寨作为计策，大概也是防守上的疏略。【近来西贼进入麟州界内作乱，靖化堡的使臣、人马和居民都弃城逃走，想前往宁府寨；但听说使臣三班奉职赵起在途中被西贼杀死，其他人马和居民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臣如今实地考察，想请求把前面所说补筑的宣威寨等七处，以及走寨五处，都改作守御之地。只有麟州界桥子墕所处地段，四面距离城寨都较远，过去又没有废弃的寨堡，请求另外增筑两座小堡。【臣在河外议论时，主张把‘走寨’改为‘守寨’，同补筑已经废弃的寨堡一样控制险要；把旧寨分划的地界告知百姓，询问当地人是否有被拘占而不能使用的地段，再根据水泉所在，增修适宜修筑堡寨的地方。据称旧寨、新寨所占的地界几乎已经遍布。只有麟州界桥子墕一带较为偏侧，四面距离城寨的里数很远，应当再增修两座寨子。增修堡子也只是准备百姓入保、实行清野之计，并不是用来扼守敌人冲要；只需修筑五百步城墙，雇用禁军施工，人力费用很少。这件事已经停止实地考察，不敢再向各处索取意见，究竟如何施行，请交付有关司取意见办理这一条。】每处都设置一名使臣，略微均分其他寨内的人马，分别驻扎在宣威寨等地，大约每处兵员满一百人，马接近三十匹就够了。再让每寨附近的蕃巡检或蕃官一两人，带领部族迁到寨城内居住。【把走寨改为守寨，与补筑已废的寨堡，本来只计划让蕃官或蕃巡检带领部族住在城内，和迁来的居民共同防守，力量本已足够；所以请求设置一名使臣、百余名士兵、三十匹马，是想让他成为本堡寨的纲纪，不想专门委托蕃官，但人马数量不必多。】

译又访闻，蕃巡检等住在野外，也常常担心遭到贼兵侵掠；如果能分头驻留在城寨内，正是他们乐意做的事。这样共同实行防守的办法，既不用增加人马，附近蕃巡检等人的部族住在城寨内，又常常自行准备家用粮食，完全没有供应军饷的费用。把走寨改为守寨，补筑已经废弃的寨堡以及增修小堡，只是为了准备百姓入保、实行清野之计，不是用来扼守敌军冲要。现有横阳、静差、银城、神木、神堂、镇川、防干、通津、建宁、安丰、宁府、百胜、河滨、斥候等十三座堡寨，都是扼守控制之地，所以不必屯驻很多人马。把走寨改为守寨，既不需要多少费用；补筑废寨和增修小堡，工程也不大，却能在麟、府二州的门户地带，比过去增加十四座堡寨，使其可以守御。让百姓就近入保，利益实在不小。仍请求把麟、府二州以及旧有的扼控堡寨和新增加的堡寨，分别划定防区；每处四面约迁入附近十里至十五里以内的蕃、汉百姓，命令他们进入城内居住。大概麟、府二州的边界并不十分宽远，土地多是山坡、沙碛，百姓稀少，可以就近迁入城寨之中。其中有些城寨狭小，恐怕不能容纳全部百姓，就让他们住在城外靠近城墙的地方，并把羊马拴系在那里；同时修筑收纳军民的城，来加以防护，俗称‘羊马城’。这种城墙规定高一丈、厚四五尺，上面也有女墙和箭窗。修筑时，城墙外面还要沿城设置壕沟。【丰州城外州界内的永安、保宁二寨，如今各自都有羊马城，百姓住在里面。】也设置门户，随着寨门开闭；老幼常住其中，资财牲畜随身安置；壮丁则到划定的附近地界内耕种放牧，早晨出去，傍晚回来，没有其他妨碍耽误。遇到紧急情况，因为划定的地界离城寨很近，片刻之间就能进入城寨。【壮丁在十里或十五里外耕种，早晨出门、傍晚回来尚且不算远；何况老人、孩子和牲畜已经先依附城寨安置，壮丁也可以为了耕种暂时在野外住宿，等这一片田地耕作完毕后再换地方。听到有敌寇到来，就立即回到城寨之中。即使不能早出晚归，按形势也没有妨害。当地人把老人、孩子和牲畜安置在城寨，而壮丁住在野外，称作‘下火’；有的挖土窑，有的仿效蕃俗搭成撮蕉形，有的略用椽木支撑，再在上面覆盖草苫住宿，种类很多，这大概是河外当地的常见风俗。】小股敌寇到来，就把城外百姓收进军城内，不再迁徙；壮丁和官军共同防御，伏击杀退敌人。大股敌寇到来，就从收纳军民的城中缓慢进入城寨。与百姓分散居住在四面远处、完全没有防御准备，等敌寇到来才开始发动遣送相比，这样被杀害、掳掠、驱逐、俘虏的机会要少得多。不等斥候侦察，野外平时就已经清空，这有五项好处。羌人不善于攻城，他们入寇本来也不是为了攻城，只是因为百姓分散住在山野，牛羊等资财牲畜到处都有，所以才大举而来，先用重兵包围、守住险要城寨，使守军不能出城，然后四散到野外劫掠，驱逐、俘虏老幼和牲畜，趁机杀人、焚烧房舍。如今既然老人、孩子和牲畜先依托城寨安置，壮丁又只在附近耕种，敌寇突然到来时也能及时返回城寨，贼兵的马匹即使来到野外也没有东西可掠，就断绝了敌人大举入寇的根源，敌寇应当不会到来，这是第一项好处。【百姓的老人、孩子和牲畜既然已经进入城寨，即使到了秋收时节，庄稼粮谷还在田里，但当地人治理、打收粮谷，刚刚完成就随即挖窖收藏。敌人既不能掳掠人口来拷问，也就不能完全知道窖藏的位置；清野的好处大概十成中有八九成。】老人、孩子和牲畜既然先安置在城寨，壮丁外出耕种，他们心中自然安定。遇到紧急情况，敌寇到来，他们又进入城寨共同防御；既然有老人、孩子和牲畜牵挂他们的心，守城的坚固程度必定比过去强十倍，这是第二项好处。平时所忧虑的是，戍兵多了就会困于粮饷供应，戍兵少了又不足以防御敌人。如今如果把汉人、蕃人的户口迁到城寨附近，每座城暂且安置三四百户，每户至少有三名男子，那么一座城中不需增加粮饷，大约就能增加一千名戍守人员；这样还可以让更多正兵轮换出来作战，这是第三利。边地人勇敢健壮出于天性，又因为接近敌寇，人人都熟习弓马。他们迁居寨中后，人数容易查清；如果乘此机会把他们聚集起来，好好安抚供养，教给他们坐作进退的法令，使他们自己保卫老幼，不必驱使统率，他们势必乐于听从。这样就不用耗费官府的衣粮，等于得到数万土兵：平时任他们耕田，敌寇到来时人人都能成为战士，敌人听说后必然十分畏惧，这是第四利。羌人每次想要作乱，必先探知城寨的虚实和动静，然后才敢入寇；大概是因为其中有奸细，而奸细之所以能够往来，只是由于汉人、蕃人分散在山野中，给他们充当向导，所以无法彻底禁止。如今既然迁到堡寨附近，又有城垒门户的禁令，乡里邻居相近，容易互相监察，界外奸细便势必无法活动，这是第五利。至于麟府的人户，过去没有遭受寇乱，房屋和产业已经建成，逐渐产生恋土重迁的感情，似乎很难驱使迁移。如今他们刚刚遭受大规模寇乱，房屋已经空了，人心不安，眼下都愿意依靠城寨安居。如果趁此安排分置，使他们长久依附城寨，既不妨碍他们耕作，又使老幼、财产和牲畜平时都像进入保寨一样受到保护，那么除了新筑两座小堡子以外，其他都可以利用旧有设施办理，也不需要大量增加人马，只不过增加八九名使臣而已，费用并不大。臣访问边民，大家都认为这样非常便利；即使侦察还不够清楚，清空野外、不给敌人留下资粮的措施也似乎已经完备。虽然还不能把羌人分割瓦解，却也是使敌寇不敢侵犯的办法。

译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范纯粹议论进筑城寨并不妥当，奏疏说：“臣私下见陕西、河东防边的各路向外拓展土地过深，增建的城寨也越来越多。凡是边臣起初议论经营此事利弊的实际情形，以及朝廷作出决断的谋划，臣本来没有资格参与听闻。至于其他各路地势形势的情况、保明的谋划，臣没有亲自见过，也不敢轻率议论。只是河东这一道，臣惭愧地担任帅臣职任，虽然只有一百多天；又因承乏担任鄜延路职务，也已经好几个月了，耳闻目见大致已经十分熟悉，出于诚心所得的看法，按道义不能欺瞒。臣私下认为，两路已经残破凋敝，又因不断进筑城寨而陷入困境。就公家而言，所耗费的金帛缗钱，不知有几千万；朝廷内外的力量已经用尽，这一点朝廷本来就完全看到了，不必等臣说了以后才知道。就百姓私家而言，大兵之后接连遭遇灾荒，虽然去年夏秋两季都曾获得丰收，但物价并没有明显降低。例如鄜延路新建的城堡寨砦，今年春天买米，每斗仍有贵到一贯四百文的，这样一方土地粮食艰难的情形便可以由此大致看见。春冬时节苦于大雪，饿死者纵横遍地；士卒疲惫羸弱，穿着破旧鹑衣的超过一半；他们每月所得的料钱，连满足一顿饱饭的费用都不够，百姓的穷困疲敝也可以由此推知。” 只有那些游荡无赖、贪污之徒，欺骗上天、蒙蔽皇上，盗窃名位器物，却大大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卑贱的人已经显贵，贫穷的人已经富有，里巷小民几乎都实现了封侯的愿望；而甩手离去的人又不知有几千几百。所拓展的土地疆界辽阔遥远，因此有些封堠距离城寨一百五六十里。若一定要责令巡逻捕捉的人马频繁到达边境，就必须携带粮食露宿，耗费很长时间不能返回，奔波疲惫，众人都厌恶苦累。若想让士卒休息调养，那么新地之内便再没有人迹，将士只是观望，也不敢发言。朝廷想要开垦新拓之地，每一路设置提举官，招募刺配弓箭手来充实军备，但招来的人多是游荡无业、缺粮之人，只希望借贷种粮、牛具等钱，随即便逃亡。臣在河东路查勘防务时，发现一季之内逃亡者达到四分之一；如今到鄜延考察，提举弓箭手官石杏所招募的，共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其中已经逃亡二千零八十八人以上。土地还没有增加开垦，所损失的财物费用却已经很多，这还看不出得到土地有什么利益。鄜延一路此前很重视招纳，臣如今查核，自绍圣三年以来，共招到夏国人口一万一千五百多人，其中成年壮丁才三千人，其余都是妇女老幼；合计每日供给食物的费用，里面已经有人取得班行名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二千八十八人〕 这些人都要发给料钱和驿券，每年耗费极其广泛，钱粮支出十分巨大。如果说这样可以分散夏国的兵力，那么一国的人众，难道会把三千人看得多么重要吗？如果说这样可以使他们离叛，那么前后招纳已经很久，却从来没有取得一点成效。平时尚且不能测知他们的心意，他们在心腹之间常常突然叛逃；不仅在出入之时根本不敢保证他们能够发挥作用，到了缓急关头，还要担心他们在内部制造变乱，边防的许多事情没有不被泄露的。由此推断，怎么知道这不是敌人的阴谋呢？这还看不出得到人口有什么利益。新地之内既然已经有城堡防备，难道事先没有计算所需兵力吗？如今计算鄜延一路新旧城寨共二十七处，合计需要守兵六万三千人；然而这只是按照守御办法，计算在各地布置站立的人员，至于出奇制胜、抵御敌人以及轮番休息、坚固防守的兵力，都还没有计入其中。新筑营垒的守兵不能缺少，其余即使是旧寨也应当兵力充足。像金明这样的地方，最靠近内地，最近敌寇到来时竟被屠戮殆尽，由此可知，无论城堡新旧，一概不能缺少兵力；只有这样，才能要求它们坚固防守。自从夏人纳款以来，朝廷已经把戍兵将吏削减了六七成，如今各城堡寨的守御人数还不到所需人数的十分之四。将来如果稍有紧急警报，兵备靠什么保全自己呢？如果万一再次遇到灾年，每年的费用又靠什么来供给呢？因此，城寨防守的计划实在令人忧虑。议论的人认为，夏人已经力量屈竭、真情显露，既然极其恭顺，请求接受命令、履行职分，诚心归服而不改变，边患和疆界从此就大定了。臣愚昧，不善于估量敌情，不敢相信这种说法；然而臣日夜忧心，只是私下为国家的计划担忧。为什么呢？从夏国的国势来说，恐怕他们还在痛惜各路被夺取的土地；从人的常情来说，恐怕他们没有忘记多年结下的嫌隙。如今虽然修贡，却还没有达到疆界，议论者这样说确实有其理由；但他们不过是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暂且用纳款来安抚我们罢了。每年朝廷给予的定额赏赐，加上他们来朝和贸易所得十分丰厚，而且各路塞上都公开进行博易；估计他们两三年之间事情平定、力量恢复后，一定会先请求划定疆界，一句话谈不合，必然又来盗掠边境。臣恐怕朝廷不能仅凭今天的迹象，就认为已经获得了高枕无忧的安定；敌情深沉狡猾，实在非常可忧。臣认为，开边之初的行动过去固然迅速，但善后安排如今确实难以做到。即使得到土地、得到人口，也没有看到稍有利益，敌人的防备却实在令人寒心。臣不敢只求眼前暂时无事，而是希望谋求长久的安定。如果一路的城寨防守，朝廷可以把戍兵增加充足；增加戍兵后，朝廷又可以长期保证每年的费用，那么臣虽然疲弱懦怯，难道敢不竭尽心力？这样或许可以上承朝廷的谋划，勉强胜任职守。如今防守计划不完备，又没有兵力可以增加；纵然有兵可以增加，财用却正十分窘迫，用这样的力量抵御敌寇，臣哪里敢承担？其他各路的事务估计也没有不同，这项安排应当先于防范事变。丰年和凶年难以由天时预先测定，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仁慈，特别加以怜悯：对内估量国家力量，对外察看边地情况，深切诏令大臣作长远考虑，明白下达谋划方略，以杜绝艰难祸患。臣在神宗皇帝临朝时，多次陈述军事意见；后来哲宗皇帝临朝，又论说土地疆域。有时得到宽容优待，有时因此获罪罢职，触犯典章法令，实在是出于狂妄愚昧。如今再次奉到使命，臣不忍立即缄口沉默；不仅因为身负忧患和责任，何况职掌又在论思之列？即使被置于闲散职位，也应当牢记前车之鉴；但进献忠言、叙述事实，哪里敢忘记以国家为重的心意。

译右正言任伯雨议论鄯善事宜，认为应当防备，上奏说：臣听说去年熙河路因瞎征投降，乘机取得鄯、湟二州。朝廷委派陕西运判秦希甫知熙州，又派胡宗回考察筹划。秦希甫认为二州不可守，胡宗回认为二州不可放弃，二人分别上奏，意见不同，纷乱得如同黑白相争。后来军队覆没、将领被杀，果然丢失鄯州；秦希甫的话得到验证，却被罢免运判之职；胡宗回的话不合事实，却仍旧担任帅职。大概是章惇、蔡卞曲意包庇帅臣，想侥幸邀功，所以蒙蔽朝廷，隐瞒边患，众口一词地说不应放弃。臣私下认为，用兵多年，公私力量都已困竭，再加上物价昂贵、百姓饥饿，军政松弛败坏；万一再发生边事，国家如何支撑应付？臣希望陛下把秦希甫、胡宗回以及臣民所上关于边事筹划处理的奏章，汇集编排，互相验证可以放弃或守卫的意见，那么利害就会明显得无法掩盖。然后选派一名谨慎、能干、懂事的内臣，携带手诏前往边地，询问帅臣、监司、将官等各一人，分别就放弃和守卫两种方案写成军令单状上奏，自然会如实详细陈述，不敢模棱两可、附和偏见。伯雨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之所以能够用兵取得熙河，不只是因为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决断、委任得人，也是因为承接了仁宗数十年天下富庶的基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绍圣初年之所以能够在五路进筑城寨，也是因为承接了元祐十年的休养生息。如今的边患，与绍圣初年相比更加扩大；财用与绍圣初年相比更加匮乏；精兵健马与绍圣初年相比更加耗损；谋臣将帅与绍圣初年相比更加缺少。又加上盐池损坏，每年损失财用三百多万；关中多年荒旱，物价昂贵、百姓饥饿，人口流离迁徙，十成中减少了六七成。今年虽然丰收，物价仍是平日的五倍。由此看来，边事不能再发生，也是很清楚的了。去年边臣为了邀功，丧失国家信誉，夺取财物而成为寇乱，立即招来边患，强行想兼并鄯、湟二州。自从失去蕃族屏障后，军队覆没、将领被杀，已经丢失其中一州。如今湟州虽然还在，形势又孤立遥远；那里是荒山穷谷，土地不能耕种，道路险要狭窄，又难以运输粮饷，取得它没有用处，只是白白耗费中原的力量。何况鄯、湟二州都是嘉勒斯的土地，鄯州大而湟州小，两者唇齿相依；既然已经放弃鄯州，湟州势必难以独自守住。国家守卫它，将有五种祸患。朝廷前年取得天都山、设置西安州，取得葭芦寨、设置晋宁军，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是夏贼的土地，是我们的仇敌之国，取得它们名正言顺。如今湟州是嘉勒斯的土地，嘉勒斯世代效忠恭顺，对国家有功。真宗、仁宗相继给他封爵。朝廷如今却趁嘉勒斯与邻国发生内乱，贪图他的土地，失信背义，取得湟州没有正当名义，断绝了夷夏归向教化的意愿，这是第一患。国家征讨夏贼之所以没有熙河以西的忧虑，是因为嘉勒斯充当篱笆屏障。如今既然取得湟州，嘉勒斯的余族就不会再帮助我们；我们必然要准备在西部边境耗费财用、调动军队，这是第二患。国家每年买马二万匹，并要求青唐供应十匹中的七八匹。如今既然成为仇敌，马匹就不会再送来；两年买不到一匹，也可以看出来了。西北没有马匹，边防大受损失，这是第三患。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兴扬斡族，平时都和嘉勒斯一起辅佐中原。如今我们既然与嘉勒斯结仇，他们就害怕我们有吞并之心，必然同夏贼结盟来抗拒中原，这是第四患。万一夏贼乘嘉勒斯困顿，掩袭夺取他的土地，那么势力更加壮大，将长久成为我们腹背受敌的祸患，这是第五患。何况听说自从取得湟州以来，每年耗费三百万贯来守卫这一州；所费如此，五路边面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国家每年赋税收入有三百万贯的地方总共有几个？内库积蓄有三百万贯的又有几个？怎么可以用已经匮乏的财力，追求无穷的欲望；用来谋求尚未聚集的民众，抛弃已经成形的军队呢？陛下已经充分考察过这件事，起初派内臣李某，后来又派内臣郑居简，他们都了解事情的始末。本路走马郝平以及姚雄、苗履，也曾详细陈奏利害。考察这件事的实际情况，应该多方休养生息，不应再增加边患。万一五路同一天发生警报，兵力困乏不能供应，财用耗尽无法接续，粮食缺乏不能补给，敌人又奔突侵犯关陇，臣不知道朝廷将靠什么支撑应付。又听说陕西运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曾经互相上奏边事，意见不同；又听说边地将密封奏报边事的人很多，边民所陈述的必定是实情。臣希望陛下把上述奏章汇集在一起，仔细参考，那么是非利害就无法掩盖了。然后选派一名谨慎厚重、细心能干、通晓事务的内臣，携带手诏前往边地，秘密命令帅臣及本路监司分别陈述放弃和守卫两种意见，列明利害，写成军令状上奏，用来参验秦希甫、胡宗回的意见以及边民的密封奏章。臣希望陛下再命二府大臣各自陈述己见；如果意见不同，就命他们互相诘问，务必把话说尽，以取得一致意见为止。如果有人故意提出异议、违背众议，公开放纵偏见，就让他先明确提出需要多少兵马、多少资粮、选择什么人前往守卫、约定多长时间可以保证无患；如果发生失败的事情，首先追究最初提出这一主张的人。陛下从容观察他们的言论，审察他们的处置，那么安危的关键、成败的结果，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过去汉武帝也曾命韩安国、王恢反复诘问边事，往返五六次；后来事情失败，王恢承担了责任。今天治理边事，正可以采用这个办法。伯雨又论说月亮的晕环围绕昴、毕二宿，上奏说：臣先前曾论述湟州之事，请陛下俯察众议，早日决定放弃还是守卫的方案；又曾论述赤气之事，请陛下仰观天象变化，预先防备边境突然发生祸患。天道幽深遥远，道理难以确定。臣正因此恐惧，等待妄言获罪。如今本月初八日夜里，臣恭敬地看见月晕围绕昴、毕二宿。谨按《汉志》说：‘昴、毕，是天上的街道；它们的北面属于敌方，南面属于汉，而参宿是赵、魏的郊野。’过去汉高帝七年，月晕围绕参、毕二宿，随后发生了平城之围。由此看来，天象不会无故显示，必定有可以考察的征兆。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又处在千载难逢的时运中，小心顺应上天，行动没有过失，可是天象屡屡变化，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上天深深忧虑陛下，想让陛下畏惧并修身反省，预先为事情做好准备，所以这些变异接连在数月之内出现。推究考察各种征象，都与战争相应。虽然天意没有反复叮咛说明，但其中的道理并非虚妄。臣谨为陛下先论湟州，其次论陕西五路，最后论河北，具体方案大略如下。

译一、湟州、鄯州二州是嘉勒斯的土地。嘉勒斯世代效忠恭顺，对朝廷有功。国家与邻国交战时，嘉勒斯在真宗时继而迁来归附，成为寇乱；嘉勒斯的军队牵制敌人，最终使敌军在六谷陷于失败困顿。朝廷认为他的功劳很大，封他为武威郡王。到了康定、宝元年间，元昊不顺从，嘉勒斯又常常出兵帮助中原，仁宗再次封他为武威王。从此凡有夏贼的忧患，嘉勒斯必定帮助中原；朝廷之所以没有熙河、陕西方面的忧虑，是因为嘉勒斯充当藩篱。前年因辖珍窃据，失去国家而逃走，王瞻、胡宗回乘他国内混乱，妄称他献纳土地，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抢夺财物；自此失去藩篱屏障，军队覆没、将领被杀，失信于外国，而朝廷竟完全不追究他们的罪责。既然已经放弃鄯州，湟州却还独自留守；这不仅因为地势孤绝、土地不能耕种、粮食运输艰难，形势上难以独守，还恐怕嘉勒斯含怨而同夏贼结盟，或者因势力微弱而被夏贼兼并。从此西方吐蕃各族一定全部归附夏贼，使夏贼更加强大，国家的边境更加扩大；从成文龙一直到蜀道，全都邻接西部敌寇的境界，大概不下五千多里。它对国家造成的祸患，难道只是一个湟州之地和陕西每年失去买马利益而已吗？臣希望陛下更加详细考察前后臣民关于湟州应弃应守利害的议论。如果确实不可守，应先下手诏，选派一名边帅，命他在边境召集兴扬斡和大小隆赞等人，告诉他们前些年边臣制造事端并非朝廷本意；在边境斩王瞻，把宗回贬斥到远方，归还湟州，选择应当继立的首领，责令他像祖宗以来那样世代保持忠顺。这样，或许可以停止耗费财物、远道守卫以及自开边境所造成的祸患。如今不早日决定取舍，假如将来力量屈竭、不能守住，军队覆没、将领被杀，国家威望受损，难道又想像前年那样置之不问吗？过去泸州发生边事，韩存宝只因没有立即追捕乞弟，神宗就命令把他斩首于边境；王瞻的罪过，大概不止百倍于韩存宝，所以一定要斩下他的首级，才足以平息边民的冤愤。一、臣听说过去朝廷允许各路向敌境深入进筑，人人都力求深入敌界，多筑保寨，以希望获得功劳和赏赐，因此不再考虑地势的险易、土地的远近以及是否能够守住。兵力扩大而财力屈竭，使国家受到创伤；舍弃可以守卫的疆土，去经营不毛之地，谋求使敌人臣服，结果丧失了已经训练成熟的军队。而且边地人的性情贪婪而喜欢依恃动乱，侵占他们的土地，他们已经不再区分；建立城寨又不是他们所愿意的。如今他们纳款，只不过是因为力量困乏罢了。他们内心难道不会有一天想要逞强报复吗？远则不过三五年，近则不出一两年，天时和人事一定会引发边境警报。况且关中每年歉收、物价昂贵，已经六年了。去年虽然丰收，物价直到现在仍是平日的五倍。不仅粮食极其困乏，加上财用也已经耗尽，官员俸禄连续数月无钱发放，各军料钱往往合并数月发给。平时已经如此，万一发生事情，便没有办法应付；财力耗尽而引发兵乱，是必然的道理。臣希望陛下特地下达手诏，严厉敕令各路帅臣，让他们分别绘制地图，指出并陈述攻守的方案。大概新筑城寨，只能保全原有的堡寨，原有堡寨却逐渐废弃；如果新旧城寨一并守卫，财力就无法支持；如果舍弃旧寨而守新寨，粮饷运输的路程就更加遥远。地理距离更加遥远，空隙漏洞就一定更多；空隙漏洞多了，救援应接就必然困难。万一敌寇到来，敌众阻隔道路，内外互相隔绝，首尾不能呼应，那么距离遥远的堡寨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恰好成为祸患。因此臣希望陛下敕令帅臣说明：新旧堡寨中，哪些可以守？哪些可以废？哪些可以同时保留？哪些可以同时撤罢？让他们直截了当地发表意见，不得在成败关头观望；并严格制定刑赏，然后交由二府大臣共同参议。万一出现不同意见，就让提出意见的人承担责任，像汉武帝追究王恢那样，自然不敢放纵自己的私意。过去仁宗曾经在龙图阁、天章阁召见群臣，因为西方多事、将帅不得其人，命令他们详细列举情况回答。何况今天边事如此重大，更应当让大臣们尽心公开议论。一、臣听说前些时候河北发生水灾，居民流离迁徙；从永静以北，留下的居民只有三四成；从沧州以北，留下的只有一二成。其他郡大多也与此相同，千里之内一片萧条，间或没有人烟。去年虽然丰收，却没有人耕种，所收获的禾苗庄稼，十成中只有一二成。河北是朝廷的根本之地，又紧邻强敌；居民流散，仓廪空虚，城郭没有修缮，铠甲兵器不锋利。万一发生警报，拿什么来应对？如今朝廷虽然实行鬻爵来补助用度，即使大量出售爵位，能得到多少？况且土地没有耕种，收获极少，即使通过鬻爵获得粮食，形势上哪里会有余剩？从本路取得物资，无法仰赖来满足需要。臣希望陛下大力节省浮费，痛下决心减少用度，停止积聚内帑，把人招募为兵，漕运东南的粮食，诱导百姓回归本业，督促农民努力耕作。秘密敕令监司、牧守修缮器械、修筑城垒、选拔将领、训练整饬士卒。即使认为没有忧患，也要常常像有所等待一样。大概赤气的出现，是月晕所主应的征兆；赵、魏的郊野不可不防备。这种天象的变化，可以作为确实可验证的警示。又听说前年水灾时，流民有进入北界的，幽州、蓟州之间常常把他们刺配为军。中原的虚实，敌人本来已经知道了。敌国君主年老多病，近年来病势日益严重；敌国继承人凶猛，性情颇为好战，包藏祸心，难以通过信义结交。万一乘我方没有防备而有所行动，国家预先准备的防务怎么可以缓慢呢？这是人事方面可以确实验证的。过去真宗曾对辅臣说：“设置险要、兴办功业，都是守边的利益；如果逐渐这样做，没有比它更大的祸害了。”祖宗的事情足以作为法则。国家太平了一百五十年，财用的雕敝枯竭，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过去仁宗积蓄了几十年，神宗使用了它；哲宗积蓄了十多年，绍圣年间耗尽了它。陛下恰好承接在财力耗损之后，远不如熙宁年间的富庶，近来也没有绍圣年间的积蓄。去年哲宗的山陵刚刚完毕，今天太后的园陵又在营建；既建造西宫，又在明堂举行大礼，支出的广泛，无法计算。陛下正实行节俭，极力约束削减开支，常规经费尚且恐怕不足。按照这样的形势，哪里适合再发生边事？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阅览，更让二府大臣共同议论，不要因为侥幸没有事情就偷求安逸。臣身份孤微、才识浅陋，错误地蒙陛下提拔置于言路；凡大小事情，只要知道便没有不说的，都是出于爱戴君主，来不及顾虑其他。臣拳拳不忘的心意，实在无法尽述。贴黄：如今西部之人虽然已经纳款入塞，湟州虽然已经坚守，万一突然发生边境警报，不知朝廷准备以哪里的钱物来应付，请命令二府预先议定。国家每年守卫湟州耗费三百万贯，不知自从取得湟州以来，是否因事情激怒当地人，刺配数千人为兵；还请朝廷秘密赐令，审察其中虚实，此事不可不加考虑。

译吏部侍郎张舜民论说继续进筑城寨不便，上奏说：臣认为，陕西、河东自绍圣二年用兵至今，前后六年，进筑还没有完成，军队覆没、将领被杀，耗费钱粮，数目多得无法记载。每筑成一座城，自帅臣以下都增加品秩、赏赐金钱，号称奖赏功劳。臣私下考察《春秋》的法则，凡是称为“城”的，是说已经取得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然后筑城让人民居住。如今却轻率地带兵潜入三五十里，甚至一百里，乘敌人没有察觉之时，几天之内草草修筑，急忙报到朝廷，盗取功劳赏赐。然而城门之外仍然是敌境，只有一条道路向内相通；白天携带兵器、张弓而行，不是有一百几十人就不敢走，这真能称作城吗？起初帅司筹划经营，每个寨子驻扎三千人守御，计算置办粮草并大量耗费公使钱，不到十个月，人员和兵力又被抽走；草料粮食还没有用完，所置办的公使钱也随即裁减。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官吏、百姓，日夜忧惧，无法成家立业；还有的城寨修筑超过一年，到现在仍没有人居住。兵将吏民彼此都明白，这些工程本来不是为了修筑城寨、开拓边境，只是为了骗取将帅的赏赐而已。以致工程粗劣，守御敷衍；如果夏人一来，不攻就会自行崩溃，这些都是边地人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朝廷高远，下面用诡诈冒功的办法百出，彼此上下防范猜疑，才造成这种局面。此前元丰年间五路出界，后来回军；神宗皇帝想从泾原路胡卢河川修筑十五座堡寨，以打通灵州，因为功劳赏赐太大，不久也停止了。五路入界时，御前颁下的札子明确规定，第一条就是不得修筑城寨，深怕边臣侥幸求赏。李宪修筑兰州，虽然没有按法令办理，但勘劾超过时日，最终也没有得到赏赐。范育任熙河帅时修筑定远城，用钱粮五十七万；当时言官说花费一百万，议论纷纷，两年不止。如今河东、陕西六路进筑五十多座城，哪里只是泾原十五座堡寨而已？每个寨子的费用，哪里只是定远城的一百万？况且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关中年年饥荒，百姓流亡、饿死，十室九空；盐池的利益占天下一半，却在一旦之间失去了。军队正在兴起之时，恰逢多年灾荒，又失去巨大利益，上天的意思已经可以看见。因此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今三者一样也没有得到，却仍然坚持罢免将领、驱使疲惫的军队、役使饥民去争夺荒地而不改变的，从来没有这种事。熙宁年间，李复圭任环庆帅，因出军发放散鞋钱，扣下其中一半偿还旧欠，众兵喧哗呼喊，溃散叛乱而出，关中骚动了很长时间。如果今天还不能平定下来，那么六年来的胡乱作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话，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神灵在护佑。每想到这里，就使人不寒而栗。因此朝廷之上每天进献谄媚之言，蒙蔽哲宗皇帝的聪明，竟说夏人的势力已经衰弱到了极点，中原六路进筑城寨而夏人不敢抵抗；于是安然自得，不再考虑忧患，这才是尤其可忧的。臣姑且用近来的事情来说明：绍圣三年秋九月，夏人大举进攻鄜延，号称一百八十万，攻破金明，包围延安，凌辱冲击各寨，种落因此空虚。到了绍圣四年，便说夏人已经衰弱、不能大举进攻；难道夏人今年有一百八十万，明年就会突然衰弱到这种程度吗？即使极其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朝廷执政大臣也知道，却姑且编造这种说法，专门想蒙蔽皇上的聪明。大体说来，夏人用兵都遵循元昊的办法，先谋划而后作战，吝惜财用，爱惜人命，这与中原正好相反。中原六路进筑，天下困弊，夏人坐在那里观察，连一支箭也没有损失。臣希望陛下只要从这一点观察，不必追问也可以知道结果。夏人的谋略深沉，不同于中原；他们一旦谋划成功、力量具备，就会飞驰南下，凡是新筑的城、新开辟的土地，没有能够不丢失的。臣如果还没有死，就可以接受妄言之罪了。请陛下姑且等三年看结果。河东人自古从未流离迁徙，是因为他们靠勤俭生活，很少经历劳役；如今却大半流徙。长安、陕、华一带，米每斗一千钱；鄜延的麦面每秤二贯三百，都是足陌钱。朝廷从西京用封桩钱买米，运到鄜延，每石要花二十贯有余；古代先贤以来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关中百姓十家中只剩四五家；按照今天的形势，却还贪图无用的空地，这不是出卖国家又是什么？所以臣今天的主张，是希望陛下赶快停止用兵、休养士卒、安抚百姓。否则将要发生变故。若不更换帅臣，就不能停止用兵；若不让漕司长期任职，就不能养护士卒。停止用兵需要五年，安抚百姓需要十年，恐怕创伤还未必能够愈合。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他们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汉光武帝，他们的臣子没有谁比得上唐代李光弼。光武帝每次发兵，必定增添几根白须；光弼每次临阵，常常把短刀放在靴中。有人问他原因，光弼说：‘我是天子的三公，不能受辱于敌人之手；万一战败北逃，就应当自杀。’以光武、光弼这样久经战争、熟悉军事的人，尚且认为事情如此艰难。那些江湖书生，脚从未踏过边塞，眼睛从未见过兵器战争，耳朵从未听过金鼓之声，一旦轻率地统领军队，轻易导致失败，给君主和父亲留下忧患，残害百姓，却竟然没有因此自焚，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宗庙社稷神灵在护佑他们。绍圣三年秋，臣赴任知潭州，入朝应对，曾经在哲宗皇帝面前分析陈述此事，并谈到神宗皇帝患病的原因。哲宗的面容皱眉忧愁了很久，多次下诏叹息称是。当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后来终究没有得到施行，是被左右大臣蒙蔽了。因此，善于驾车的人，不要让车马耗尽力量；善于牧养的人，不要让群体受到扰乱。力量耗尽，车就会毁坏、马就会受伤；群体受到扰乱，就会只顾前面而失去后面。冷静想到这里，即使有智者也不能把事情处理好。如今天下的事情，重大而紧迫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反复阅读，考察验证后施行。

译舜民任知定州，论说河北防备边境五件事，上奏说：臣因衰老多病，错误地蒙受圣上的选拔，使我得以在边疆任职。平时所负的责任本来已经不轻，何况正值辽人新旧交替之际，又逢河朔多年饥荒、百姓流亡之后。假使辽人像过去一样保持盟好，没有任何改变，那就不必再说了。倘若他们有一丝一毫的好恶不同于从前，便会给中原带来深重忧患。臣看来，今天河朔的形势，正像陕西宝元、康定年间以前：将领不了解军事，士兵不知道作战，一旦仓促应战，无法支撑。边臣如果预先整顿振作，便有人说是在小题大做，朝廷也不肯允许；如果依旧宴饮安逸，号称天下无事，那么纲纪法度和各项事务就会日益衰败，忧患将多得无法列举。因此，凡是议论河朔政务的人，都认为今天最为困难。这就是臣不敢缄默，必须替陛下陈述的原因。当前应当急办的，大略有几项，所以说：选拔将领和士兵，选择郡守，增加兵额，储备财用，谨慎做好侦察报告；这几件事一旦修整建立，边防的办法就完成了一大半。如果执行得当，也不会有小题大做、无端生事的忧患。如今臣冒昧有所请求，希望陛下留心审阅，特赐支持办理，那么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如果把它交给有关部门，援引条文加以阻挠，即使这样便再没有应变的机会了。谨另行具体分析陈奏。选拔将领和士兵 凡是谈论河北军事的人，必定说将领骄惰、士卒懒散，将领不懂军事，士兵不知道作战，这是上下都知道的事实。有人想整顿训练他们，就一定有人说河北军情不同，稍微急迫就会发生变乱，这是朝廷内外共同担忧的事。再说担任将领的人，多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害怕到河东、陕西去，全部想来河北；百年以来，从未知道有烽火警报，即使有出屯，也不离开本路，只是在优游闲暇的日子里安逸度日，怎么能不骄惰呢？近来朝廷把河北将兵派往陕西戍守，很合乎均分劳苦的办法。臣希望陛下特赐指挥，让河北将兵轮流调往河东、陕西出戍；再把东西两京的将兵专门调来戍守河北，以补充河北将兵外出戍守造成的空缺；仍然比其他军队缩短换防期限，使他们平时知道往来道路的劳苦，紧急时知道出入战阵的事务。选择郡守 臣查勘河北防边州军，自从两国讲和以来，到现在已经一百年；虽然名义上是边郡，却不知道战阵和守御的事务，只是饮食宴乐，在优游闲暇中度日而已。因此，凡是孤高正直、公平无私、才能奇特的人，都无法在那里任职；以至于城垒、器械以及一切所谓军中的职责，都不再讲求修治，彼此习惯于宴饮安逸，久而久之已经成为风俗。臣恭敬地请求陛下特赐指挥，将河北防边的知军州以及将、副，从履历中选择曾经在三路防守边境城寨、并且多次立有战功，以及曾实际历任各路都监资序的知州军来充任；仍然施行自通和以来河北防边知州军的条贯，这样可贵之处在于缓急关头不至于误事。增加兵额 本朝自南北通好以来，定州一路的兵额常常达到十万人；后来日益削减，到熙宁、元丰以前，定州仍不少于二三万人。后来因为封桩禁军缺额钱粮，朝廷只求封桩数量多，转运司又以裁减兵员、节省费用为有利，不再切实招募补充，因而边兵日益减少。即使如今春秋大教，也总共不到六七千人。定州是河北屯兵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州军就可以知道了。距离敌境近在咫尺，声息相闻，形势如此，怎么能够安稳呢？这都是因为边帅不考虑长久利害，害怕提出建议；朝廷也不再把缓急仓促的情况放在心上。定州马军、步军禁军共有三十一指挥，近年来每指挥削减为四百人，而且招募补充仍然不足。臣如今请求把每个指挥的人数恢复到旧额；定州依照元降朝旨，常令达到二万人；并请求在京东、京西路招募刺配人员补充，专门设置官员催促办理。这样较为远离北方边境，贵在不至于引起恐慌。储备财用 臣查勘河北防务，多年灾荒歉收，又因为黄河迁徙改道，人口迁流，民力凋敝，公私财力都已经穷尽。臣访问得知，本管定州目前人粮还没有紧急缺乏，只是钱和绢实在没有现成的。堡寨以东粮食也缺乏，又听说春衣到现在还有尚未发放的地方。定州一年大约支出钱二十二万贯有余，各种杂课利折合钱只得到十一万贯有余，其余全靠转运司增加补贴才得以办妥。一年的支出计划如今转运司无法调剂融通，曾多次向朝廷陈告；已经听说朝廷拨发现钱、钞，并借用奉职等补牒给河北州县。既然屡经灾荒歉收，人口流亡死亡，公私都已穷尽，哪里还有余力购买官爵？至于现钱和钞，又专门用来博买斛斗，所以实际使用时完全短缺。定州每月各种支出约一万缗，军资库中转运司的现钱只有七百三十多贯，绢二百多匹。定武这样的大藩镇尚且如此，其他各郡就可以知道了。北方敌人近在咫尺，侦察窥伺每日交错往来；如果让他们知道财力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靠什么显示威势、取得尊重？臣希望陛下特赐指挥，把应当发给的现钞拨下来；在粮食足够使用的地方，暂时准许卖出存粮换取现钱，并从各州军常平钱中借拨一二百万贯给转运司，以应付紧急支出，同时责令限期归还。根据今天窘迫紧急的形势，倘若朝廷不加以讲明并救济，使人情困穷而失控，到了缓急关头必然会发生事变。谨慎做好侦察报告 臣观察古代担任将领的人，守卫边境的第一要务，必定先行侦察巡逻。如果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坐而控制敌人的情势；古人所说先发制人、夺取制胜之功，说的就是这个吧？这同通过交战进攻而取得胜利，不能相提并论。臣私下听说，河北边境近年来侦察人员徒有名目，至于酬劳赏赐却全然微薄，以致侦察的人不肯探查窥伺。既然不知道敌人的真实情况，那么遇到缓急又靠什么支撑应付？何况正值新旧交替之际，更应精细审慎地访察消息。目前安抚司所管的回易本钱不多，臣希望朝廷特地下发现钱、钞十万贯，增加回易资金。如果侦察得到确实情报，就酌情增加酬赏；这样贵在激励边地人员，便能够获得敌人的真实情况。

译宣和三年，蜀州教授冯檝论述边地招纳归附、接受土地的三大祸害，并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夔峡、广南的边臣提出招纳土地的主张，诱使已经熟化归附的蕃人接踵而来；请吏员以金银、缯帛、絮绵来满足他们的欲望，以高官厚禄来助长他们的野心；开辟荒地，草创郡邑，每一部不下三四州，而县又是州的两倍。列入版图的只是徒有虚名，充入府库的并没有实际利益；可是官吏的廪禄、军兵的粮饷、修治城郭的费用，日益扩大，官吏尚且应付不暇，百姓奔走输送也供给不上。这是第一害。自从建筑这些郡邑以来，从民间征调而造成的祸害不可胜数，而县官支出的费用也不能说不多。起初监司核实情况、发放赏赐，名义上说是军需，唯恐后来常平使者不再执奏，这已经失去了元祐年间立法的本意；漕司又在正常经费以外另行馈运，不免侵用封桩钱，折变摊派。这是第二害。州县官吏越过庶官而升为法从，脱离选调而任正郎，武官转为横行，平民窃居仕籍，白丁、受黥刑之徒担任将校的，也不必说了。名位器用既然被滥授给人，俸禄廪给也因此耗损，有司每年的开支已经是熙宁、元丰时期的数倍了。这是第三害。” 不毛之地本来不能耕种，而反复无常的性情又顽固难以改变。建筑郡邑以后，西南的夷人、苗人相互侵扰，绵茂一带也不断发生寇乱，播州溪洞的蛮人又肆意作乱。乌合之众本来不足为虑，但一旦动用干戈就不可能没有伤亡：士卒死于战事，官吏殉于国事，百姓肝脑涂地，这种事往往发生。由此可知，招纳土地的主张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不如委任并选择帅臣，或者让监司命人详细列举建筑以来财物收支的数目，比较利弊，核实后上报；可以节省的就节省，可以合并的就合并。县的规模不足以建立郡邑，就改设为镇寨；官吏不必设置太多，就合并归入防戎系统。这样可以减少戎兵，节省馈运，安抚四方，使边境的祸患平息。从今以后，边臣请求招纳土地以及借机邀功、生事的缝隙，不能不严加禁止并彻底杜绝。”通判李新请求罢免招安将的奏札说：“臣曾经认为，边地风俗容易惊扰，宜静而不宜动；边民性情强悍，可以安抚而不可侵扰。自陛下登临大位以来，圣人的道化德教遍及天地，凡日月所照、四海内外，无不设置州县，全部成为臣民；三代都不能通达的地方，连六服以外的要服、荒服，也都接受土地、仰慕道义，化为编户之民，这是自古以来从未见过的事。然而圣心忧虑尤其先及远方边徼，多次下诏要求帅臣、监司以及城寨官员务必以怀柔招徕为事。何况新归之民列入户籍已经很久，赋税按期输纳，出入驯顺柔和，十分畏惧触犯法令。” 平时之所以一有行动便扰乱他们的，正是招安将。县里需要某种物品，寨官派某种差役，使鸡不能安居于窝，狗不能安居于洞，新归之民不能安居其所。他们距离官府很远，一切都低头听命，大抵边境上发生事端，根源就在招安将。幸而如今烽火已经平息，四境清静，没有再使用招安将的必要，希望下令帅司一概罢免他们。今后不得再迁调补授，并允许监司、州县官员察觉后上报，那么安抚怀柔远方之人的意旨就可以完全实现了。” 李复请求设置弓箭手堡的奏札说：臣私下看到，极边地区的弓箭手把土山削成陡峭的崖壁，盘曲开出狭窄小路，凿穴居住，称为“崖巉”。每一巉聚居的人家，少则一百多家，多则三四百家。他们并非不乐意居住在城邑中，而是认为居住在堡障更便于耕种放牧；又因为靠近敌境，彼此依托险要以防抄掠。但如今如果要防备贼寇，到了祸患无法逃避之时，他们各自藏在洞穴里，不能互相救援。贼人堵住洞口，寻找气孔进行灌水、浸淹、熏烧，他们只能束手待祸。过去元祐年间，夏贼侵犯泾原，边民深受其害。边民都知道这种情况，却顾恋自己的生计，没有办法。臣想请下令各路经略司，委派官员相度，在弓箭手耕牧便利的地方，把各指挥合并编组，建置堡子，划分地段，先修筑土堋，逐步完备，使他们迁居其中；设置战格，开挖壕堑，修建门桥。一堡之内，正丁、家丁不少于二三千人。利用闲暇时间教给他们战守的方法。各指挥的人员、将校负责统领，分别确定城上的防守地段；每季轮流派城寨官前去防检各地段，巡检也要经常往来照管。” 遇到侦察报告时，不必再为起遣他们而扰民；即使遭到攻围，也一定以死坚守。远近之间声势相连，彼此互相救援。近年以来，新建的边地城寨相距较近的也有四五十里，遇到缓急却仓促间不能相互救援。这个堡垒若能建成，交通和联系才会畅通；人员往来、服役出行来不及到城寨的，也可以就地安泊；不必等官兵戍守，藩篱便会严密完整，确实是一举而有两利。李复又请求在额黙鄂多设置烽火防御的奏札说：臣近来巡历，从兰州、京玉关到通湟寨，进入湟州路，经过巴赞宗。那条路极其深峻、狭窄、险滑，宽度不到二尺，陡临宗河。贩运斛斗的客旅害怕难行，头畜、脚乘全都从宗河北路往来；北路是夏国的生界，三处都有贼马来路，而且靠近夏国。朱城沟谷曲折，贼马可以隐伏，出入抄掠难以预测，前后已经遭受祸患十多次。由于客旅往来，通湟寨至京玉关有四十多里，中途遇到仓皇变故，向南向北奔走都来不及，于是被杀被掳。如今京玉关东北约二十里，有旧额黙鄂多城的地基，正处在两城之间的道路上，地势很高，连接生界。希望下令本路经略司就在此修筑烽台，规模比寻常烽台增大加宽，可以停驻三五十人；开挖壕堑，筑立羊马墙，安置门桥，准备守御器具，派人驻守照管贼马出入。”

译如果有贼人抄掠客旅，客旅可以奔逃投奔那里；如果贼马数量很多，就举起烽火。京玉关到通湟寨之间，顷刻便可到达；兰州、湟州两州的兵马可以接连赶到。不必再修筑城寨，也足以防备。恭敬地请求详细斟酌施行。钦宗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论述要害三镇，上奏说：“臣私下观察，从汉代到唐代，对待敌人的办法，没有比祖宗时期更好的。百年之间，百姓从老人到儿童都没有见过兵革。奸臣为了邀功，为国家制造事端，与恶人交好而抛弃善邻，逐渐造成今天的局面：敌军骑兵逼近城池，平时没有防御准备，只能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来缓解眼前危急，这大概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割让要害之地来换取盟好，却不是长远之计。臣本来就曾经论述过此事。近来听说金人在磁州、相州驻兵，臣私下担心他们的要求没有止境；他们攻破大名府成安县，驱赶掳掠子女二千多人，杀死县令和县丞两人后离去。盟誓文书上的墨迹还没有干，转眼便背弃盟约。我们即使想专守和议，也不可能做到。过去赵国割让六县土地，派赵郝到秦国约定事情，虞卿对赵王说：‘秦国攻打大王，因疲倦而退兵；秦国用自己的力量攻打它不能取得的地方，疲倦后退去，大王又把秦国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取得的土地送给它，这是帮助秦国自我进攻。’” 今天的事情，正类似于此。放弃自己的土地，跨越数千里之远来侵犯别人的国都，本来就是危险的做法。假如他们的力量能够攻下城池，那么城中的财物就全都归他们所有了，还何必来求和呢？他们看见我们的城高池深，不容易侵犯；勤王的军队从四面赶来，姚平仲又曾经同他们交战，他们忍耐着不敢发怒，请求和议后离去，那么他们的心情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大概是害怕而退兵，并不是爱惜我们、不愿进攻。朝廷把三镇二十州的土地割让给他们，这也是帮助寇敌来攻打自己。听说萧王起初同他们约定，到了黄河却返回；如今他们挟持萧王前往，这是严重的背弃盟约。臣私下认为，朝廷应当拿萧王来问罪，责备他背弃盟约，非一定要得到萧王不可停止。三镇的百姓在前面拼死抵抗他们，而我们用重兵拥护其后，这样他们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若仍然不听从，就公开宣布他们的罪行而出兵讨伐。军队以正义为气势，这次行动正义在我们一方。三镇听到这个消息，士气一定振奋。这是万全之计，不可错过。若三镇困顿窘迫，而王师又不救援，那么三镇百姓一定会认为朝廷眼看他们陷于涂炭却不加怜恤，于是拥戴朝廷的心意就会松懈，大事也就失去了，不能不加以考虑。臣私下听说出师的命令，朝廷的谋划不一致，屡次发布又屡次收回。这样一来，士气一定懈怠，想取得成功就难了。” 过去宪宗平定淮西，韩愈说，蔡州这次功业，只有果断才能成功；从来没有举行大事却犹豫不决而能够成功的。恭敬地希望陛下从圣心果断裁定，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迷惑，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尚书右丞李纲请求修治塘泺的奏札说：“臣恭敬地看到种师道、詹度等人的奏报，金营的人马已经出塞，朔方得以保全宗社，这是大喜事。然而敌人只是因为河间、中山两路州军坚守，又害怕王师袭击，才不得不逃走。他们的心意难道有一天忘记割地的约定吗？臣深深担心秋冬交替之时，弓劲马肥，他们又来侵犯边境。防御的准备，应当预先修治。考察安肃、广信、平定等军，东面有塘泺，西面抵达太行山，中间平坦道路不过三百多里。塘泺既然可以扩大，其他地势虽有高低，也可以因高就低，修筑长堤，蓄积水柜，以形成阻隔和坚固的防线。水柜不能覆盖的地方，自然应当修筑城堡，屯兵扼守；或者设置壕堑、陷阱，以防敌军冲突而入。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借助能臣很难办成。臣私下看到枢密副都承旨李邈，多次任职河北边郡，声绩一向显著，深知边防的利害。希望特地设置一个专司，让李邈充任使者，专门负责筹措塘泺、城堡、水柜等事；仍请朝廷从各方面协助副贰，这样或许能够成就大功，作为长久的利益。” 李纲又论述守御的奏札说：“臣私下观察，自秦汉以来，控制外族，从来没有比祖宗时期更高明的防策。只有本朝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以信守盟约，以恩德结交，百余年间边境安宁，不用兵革，和好之深厚，是古代所没有的。然而这种控制敌人的办法，难道曾有一天放松防备吗？财用充足，粮储有余，士卒战马精良，将帅听命，那么敌人即使想窥伺边境，也找不到可以侵犯疆界的空隙。想不守盟约，怎么可能呢？臣恭敬地看到，仁宗时富弼上奏的守御方略，审察地形，观察事机，分兵控制扼守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纵横联络，救援部署极尽精妙。但他认为没有三十万军队不可，这就说明制胜的办法在于兵力充足。与王翦攻伐荆国，必定要有六十万军队才出兵，道理是一样的。臣愚昧地认为，今天防备秋季敌情，正应采用富弼的主张，根据时势需要，选良将、用精兵，分布在边境；以重兵和大帅雄据各镇，使敌人不敢产生觊觎之心。万一敌军冲突而来，也可以控制其命脉。这确实是上策。富弼的两篇守御方略，现谨慎地一并缴进，希望圣上慈悲，特赐阅览，采纳其中主张而施行。” 李纲主管枢密院时，论述准备边防、抵御敌人的八件事，上奏说：“臣认为，金人退兵，三镇交割之际，三镇的官吏、军民不肯陷没于异域，势必替朝廷坚守。天气渐渐炎热，而金人有辎重拖累，必不能久留，应当立即出境。臣担心秋高马肥之时，他们一定再次到来，要求履行先前的约定。趁现在应当整饬武备、修治边防，不要以为他们不会来，而要依靠我们已有办法应对他们。现谨条列准备边防、抵御敌人的办法，共八件。”“唐代藩镇的设置，是为了拱卫京师，所以即使多次发生变故，最终也依靠藩镇的力量。但到了弊端出现时，又有尾大不掉的祸患。祖宗鉴察这一点，削弱藩镇权力，废除世袭制度。把这种制度用于承平时期、边隅无事时还可以；用于今天，就会使手足不足以捍卫头目。当前的办法，不如把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立为藩镇，选择将帅交给他们，允许世袭，收取租赋来养育将士，训练战阵，彼此互为唇齿，以抵御金人，这样可以避免敌军深入的祸患。”“沧州与营平相对，隔着黄河下游，地势容易受到侵犯。应当把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和横海军划为一道，依照诸镇的制度设置，那么帝都就有藩篱的坚固保障了。”

译“第二，自熙宁、元丰以来，登记河北保甲共有五十多万，河东保甲共有二十多万。近年以来不再检阅训练，又经历燕云之战，征调摊派，逃亡流徙，散为盗贼，如今所剩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应当专门派遣使者加以编组训练，命令各地置办器械铠甲，由官府收掌，盖印发给，免除租赋来偿付其价值。武艺精湛的逐级迁调补授，或者授予官职，以资激励。既然他们自己保卫乡里、亲戚和祖坟，必定不会逃跑。平时没有养兵的费用，有事时又没有征调的劳苦，这是防备之策中最好的。”“第三，自祖宗以来，朝廷设置监牧养马，选择陕西、河东、河北水草丰美、地势高爽凉适的地方，共三十六所。近年来几乎全被废置，民间牧马只是充数，官吏用空文敷衍塞责，马匹再也没有良好的。又把马赶到燕山，全被敌人夺去。如今各军缺马的占大半，应当恢复祖宗监牧的制度，权衡时势需要，征集天下马匹，按数量给付价钱，那么不出十个月，数万匹马便可以备齐。”“第四，河北塘泺，东面距离大海，西面抵达广信、安肃，深处不能涉水，浅处不能行船，是限制敌骑、形成险固的地方。” “但近年来淤积干涸，不再疏浚，官府以稻田为利，往往排泄积水，堤防也松弛毁坏。又从安肃、广信直到西山，地势低下的地方可以扩大并加高；地势高的地方则开挖干壕以及设置陷马坑之类。应当专门派使者督促治理。第五，河北的河流、州县城池，大多坍塌破败、淤塞不通，应当普遍修治；靠近京城的四辅郡和诸畿邑，也都应当筑城，创建楼橹之类的设施，使官吏、士兵和百姓有所依恃而安居。万一敌骑深入，掳掠不到东西，就可以坐困。第六，河北、河东州郡中经过兵乱残破、敌马践踏的地方，应当优厚地免除租赋，以救济抚恤百姓。往年方腊扰乱浙东，尚且免除三年租赋；如今三镇百姓替朝廷坚守，怎么能不加以议定，用来大大安慰他们的心呢？第七，河东各州最紧急的事务是储备、购买粮草，应当恢复祖宗加粮草抄法，全部用现钱招引商人，把粮草充实到边塞，使防边各郡积蓄丰足，那么敌人就不敢行动。第八，陕西解盐没有煮海制盐的劳费，向西供应边费，足以供给民食，利益极大。自从更改盐法以来，解盐的销售区域日益狭小，西部边境更加贫困，希望恢复祖宗旧制，以慰藉关中、陕右军民的心。” 李纲出任两河宣抚使时，请求不要罢免防秋兵的奏状。奏道：臣昨日任职枢密府时，恭敬地奉到陛下诏令，命臣筹措防秋人兵。臣认为，中国的军政没有整顿，已经将近三十年了。缺额没有补充的超过一半，现存的军队又都是溃散残余，不熟悉战阵，所以使金人得以窥伺。燕山失陷以后，金兵长驱进入中原，进而侵犯京畿，来时没有藩篱的坚固防护，离去时也没有截击的威势。朝廷失去防备，又割让三镇，挟持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掳士女，屠杀良民，不可胜数；盟誓文书中的话，令人不忍听闻。这实在是宗社的耻辱，也是陛下卧薪尝胆、思图报复的原因。如今河北的敌寇虽然退去，但中山、河间一带并未使敌骑受到损害，敌军仍在边境各郡出没，寨栅相连，兵马没有片刻休息。太原的包围尚未解除，河东的形势十分危急，附近的县镇都被敌兵占据。秋高马肥，敌骑逞强侵犯，必定要深入。为了要求履行三镇的约定以及追讨剩余金帛，倘若不动员天下的力量，解太原之围、守备河北，那么一定会再次出现今年春天的警报，宗社的安危实在难以预知。因此臣冒昧不顾能力，为陛下筹划，下诏书团结各路防秋军队，大约不过十多万人；计划分布在河北防线、雄州、霸州二十多个郡，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个帅府，以及腹地十多个州郡和沿边河一带，控制险要地段，辅卫王室，防备海道。” 其中最为紧急的，是解除太原之围，收复忻州、代州，以抵御金人。夏人又连续出兵入侵，他们不知道这十几万军队是否能够一一到达、果真足以使用，难道就不会有戎马渡河的警报吗？如今臣奉命出使，离开清光之日还没有多久，朝廷已经把前日下诏调兵防秋的计划全部改变，罢去大半。倘若不知道金人聚集军队从两路入侵，将拿什么抵挡？朝廷又为什么可以依仗什么而不对此留意呢？臣私下思考，认为不应起用军队，大概有五个理由：川广、福建、荆湖距离遥远，这是第一；钱粮和赏赐犒劳的费用很多，这是第二；河北的敌寇已经退去，天下已经无事，这是第三；太原之围的戎马不多，不攻便会自行解除，这是第四；侦察报告说有林牙、高丽的军队牵制敌人，敌人未必深入，这是第五。若认为川广、福建、荆湖距离遥远，那么诏书下达时规定四月召集天下兵，七月向三省报告当时情况，为什么不立即停止？如今已经七月，远方军队都已经在路上，才又约令他们返回，这又重蹈今年春天勤王军队被约令返回的弊病。一年之内两次起兵，天下的军队走到半途却两次令其停止，天下将会怎么看？臣恐怕朝廷从此不能再取得四方的信任，将士也会离心离德。” 国家的大事，在于军戎，宗社的安危都系于此。可是军队一边行动一边停止，简直同儿戏一样，臣私下对此深感痛心。若认为钱粮和犒赏太多，那么今年春天没有军队抵御敌寇，以致误国，土地、财宝和人民都被敌人夺取；如今又吝惜小费而不作防备，臣恐怕后来敌人所夺取的，还不止于前日。原先下达的防秋人兵指挥，已经命令各自携带粮食出发，那么钱粮和犒赏不足，本来就不是需要担忧的事。朝廷不深思宗社的大计，却吝惜小费，臣实在不能赞同。若认为河北敌寇已经退去，天下没有事情，那么边郡每天都报告金人聚集军队，声称某月入侵，要夺取某地。强敌临近国境，既不是和议状态，也不是正式交战，早晚都在恐惧战栗，害怕他们再次来犯，天下果真无事吗？贾谊说，坐在堆积柴薪的下面，却以为火还没有烧到便说安全。以今天的情形看，何止是火还没有烧到，简直是身处烈焰旁边却仍然谈笑自若。若认为太原之围的戎马不多，不进攻便会自行解除，那么从春天到秋天，攻守已经半年，竟然不能得到敌军实际人数。姚平仲、种师道二帅率领十万军队，一天之内全都溃败；敌人并未受到什么损伤，不知凭什么断定其兵力不多，认为可以不攻而自行解围。臣认为，这种说法不是愚蠢，就是欺罔。”

译至于林牙、高丽牵制敌人的报告，按道理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能依赖。敌人不来，应当依靠我们自己有防备；因此屯兵聚粮，正是今天的首要事务，不能不赶紧办理。如今河北、河东的州郡每天告急，请求援兵都说要三五万人，但半年以来，没有一个人或一匹马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防秋军队刚刚集结，又全都派遣罢去，不知这是什么道理？如果一定认为不必调动天下的军队也自然可以无事，那么臣实在不足以承担这个责任。陛下为什么不派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来代替臣，使他坐着就能招致太平，却反而重重造成这种骚扰呢？除范世雄统领的湖北军听说已经到达襄州、唐州之间，臣昨日奉到圣旨，命令他们迅速发往宣抚司以外，其余各路军队，希望依照原先下达的诏书起发，这样或许不至于误国大事。右司谏陈公辅请求大臣戒惧并尽心研究边事，上疏说：臣私下听说河东用兵不利，陛下圣心忧劳，臣子的心日夜不能安宁。但臣私下推测，这件事未必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恭敬地希望陛下稍稍宽解圣心，容许臣陈说。大概有困难便恐惧，没有困难便懈怠，这是人情的常态。朝廷每天看见河北金兵出境，虽然太原之围尚未解除，却庆幸敌军疲惫，必定自行解散，于是渐渐放松了对这件事的处理。” 朝廷大臣共同谋议的，多是并不紧急的事务；有的穷究往事，有的经营私意，讨论经术的是非，考究礼文的详略，至于两路边事，却从未尽心研究。缓急失当，先后倒置，内外人士即使知道秋冬将近、深为忧虑，但如果不是朝廷掌权的大臣，也只能整天愤懑叹息，没有办法。如今如果不是因为用兵不利，往往就会认为没有事情，因循偷安懒惰；到了秋冬，万一敌人集合各族军队，倾尽全国而来，援助河东的军队，那么我们仓促之间毫无准备，就又会像前些日子一样，怎么能不考虑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因这次失误，深切告诫大臣：所有不紧急的事务一概暂时停止，专门把河北、河东的军务放在首位，多方筹划安排，努力办理；并要求各人尽量说出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不要怀有异心；还命令今后群臣入殿，也必须先谈边事。陛下留意听取采纳，不嫌多；其中有可行的，就全部交给三省、枢密院斟酌施行。汉高祖所以能够战胜楚国，是因为能够采纳众人的谋划；即使愚者反复思虑，也必定有一点可取之处，不要认为群臣的话都没有可以采纳的。陛下如果从现在起这样日夜筹划，那么不但能够解决当前的危急，将来到了秋冬也不会失去防备。” 所以臣说，这件事未必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臣区区忧虑国家的这些话，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而弃置不顾，难道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吗？秘书省著作佐郎李若水出使金国，请求拯救河东、河北，上奏说：“臣从深州进入金人乱兵之中，辗转跋涉一千多里，返回关南，共经过府二处、军二处、县七处、镇寨四处，都没有见到本朝的人马，只见金人列营数十处；官舍、民房全都焚毁，瓶罂、窗牖、门户之类没有一件完整。只有井陉、百井、寿阳、榆次、徐沟、大谷等地，仅仅还保留名义，但已经蕃汉杂处。只要官府的公人、皂隶都说力量不能支撑，金人便胁迫他们拜降；男女老幼一概遭受凌辱，日甚一日，瘦弱残破、穷苦不堪，情状如同幽冥中的人。每当他们看见臣知道将来会商议和议，口中虽不说，心里实际上都在向臣申诉，往往抬手加额，叹息哽咽直到流泪。臣又在山上看见逃避的人，接连不断；听说他们各自聚集逃散的士卒，修立寨栅来自卫，拿弓刀抵抗敌人。金人多次派人用各种方法招诱他们，但他们必定被全部杀害，由此可见他们舍生守节、为义而死、奋力抵抗寇敌的心意。臣私下认为，河东、河北两路承受祖宗的德泽，延续了将近二百年。先前因为蔡京掌权，新政流毒，百姓无法生活；接着童贯开拓边疆、发动燕云之祸，搜刮民脂民膏来填补空虚，壮丁疲于征调，产业毁于诛求，道路上充满号哭和血泪控诉，百姓陷于涂炭和桎梏之中，谁来救他们呢？” 陛下继位之初，努力实行仁政，唯独这两路的边事还没有平息。如今戎马逞强侵凌，肆意攻陷城邑，百姓又知道什么呢？形势所迫，他们必然被胁迫跟从；然而在城邑中的百姓并没有迟疑投向敌人的意思，居山中的人众也有激昂赴死、为国赴难的心，可以说没有辜负朝廷。臣哀怜这些百姓无法生存，敬服他们能够守义，惭愧得抬不起脸面，痛苦深入肺肝。希望陛下深切牵动圣心，下达哀痛之诏，慰问已经受苦的百姓；决择拯救的办法，救济将来的百姓。这样上可以报答天意，下可以安慰百姓的期望。” 太学正秦桧论述边防机要三件事的奏状说：第一，金国兴兵，乘着锐气深入，河朔各郡坚守壁垒。他们前进有大河阻隔，后退又担心各城跟踪袭击，军队疲惫、粮食匮乏，情势已经显露、力量已经屈服；然而仍然桀骜不驯，又提出很高的要求。希望朝廷以大义防范他们，在应当给的范围内给予，不应显出怯弱而使自己困窘削弱。比如燕山一路，是金国从契丹手中夺取的，对我们没有害处。至于岁币，必须要求他们能够控制契丹遗民，不使其成为边境祸害，然后才允许按照祖宗对契丹的数额给付。臣私下听说仁宗与契丹结盟时增加岁币，也是为了同他们商议夏国的事情，希望查考旧例，斟酌施行。第一，金国是远方的夷狄，性情不可预测。今天派使者来求和，随后又带着军队渡河而来，恐怕是设下计谋，以此拖缓王师的守御准备。希望一面派兵防守黄河，一面赶紧攻击渡河的军队，使他们不能连续推进。第一，金国派遣使者，所要求的事情很大，这也是人情的常态。既然已经兴兵深入，就不肯显出怯弱而空手回去。听说朝廷前日同他们商议四镇之事，百官都不得参与听闻。如果确实如所议那样坐失富强之地，敌人的贪心没有止境，得到土地后势力更加壮大，又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次侵犯边境。如今如果要同他们商议燕山和岁币之事，就必须召集百官共同议定，选择适当的内容载入盟书，坦然明白地表示信用而没有疑惑。应当给的就给，并且长久不改变；若一时苟且应付，给多给少都不恰当，最终也不能守住。”

译侍御史胡舜陟与御史中丞吕好问请求救援中山，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陈亨伯的蜡书，言辞悲哀恳切，首先陈述真定城被攻破，百姓被屠杀，不知道有几万人。敌人占据高城，就更加难以追击退却。臣读到这些不禁流泪，私下叹息朝廷怎么忍心任其如此，竟然没有派一兵一马前去援救。李邈三四十次上奏陈说，朝廷却略不答复。朝廷难道不爱惜土地、怜爱百姓吗？只是因为同敌人讲和，便不敢动兵，这实在是失策到了极点。臣请为陛下说明：古代诸侯国交战，使者处于两国之间，推究利害，消除两国的祸患，因此使百姓休息而重视和好。如今敌人派使者来，我们的使者也前往，双方停止用兵，这才叫作和议。然而敌人不停用兵，今天攻陷一座城，明天攻陷一个县，不久便向南侵逼，显然有并吞席卷的意图。他们不时派一个使者来索求财宝，用诡诈言辞假装顺从，使我们不作防备。我们的使者前去，却受到武力胁迫，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只能把敌人甘美的言辞奏报上来；朝廷不察其中真假，便说和议已经确定。宣抚司看到这样的讲和，也不派兵救援真定，以至于真定灭亡。陈亨伯所说的是，敌人接受了和议使者，把他扣留在寨中，任意攻取，却没有人前去救援。敌人采取的计策多么得当，而我们的计策又多么失误啊！” 如今敌人倾尽力量驻在中山城下，早晚一定会攻城。若朝廷又因为讲和，不让宣抚司援助，必定会失去中山。失去中山，河北各郡不用攻打便会自行陷落。河北失守，京师就不能作为都城，宗庙社稷也危险了。陛下为什么不把宗社放在心上呢？”陈亨伯又说：“敌人既然攻城，杀人放火，而我们的军队前去援救，从道理上说并不是我们理亏。朝廷如果任由各镇存亡，不再顾恤，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若想保全它们，恭敬地请求赶快下达指挥，命宣抚司火速派兵前来。”陈亨伯的话如此恳切，可以说是十分急迫了。陛下如果听从大臣的议论，认为既然已经讲和，便不再援救，那么不只是失去保全宗社的忠计，恐怕土地和人心也会两方面都失去。若大臣认为今天没有军队，拿什么援救？臣认为河北百姓都是军队，只要让各郡县倾出仓库财物与百姓共同使用，朝廷再以优厚爵位羁縻他们，何愁百姓不能为国家所用？关键只在于如何安排。陈亨伯请求宣抚司的军队从深州、冀州前来，祁某防、马忠的军队合兵；宣抚军攻击敌军西面，祁某的军队攻击东面，中山军从城内出援，这样就可以转祸为福，把失败变成成功。他的话似乎也有道理。” 恭敬地希望陛下诏令三省、枢密院，立即详细斟酌施行。钦宗时期，京师再次戒严。聂昌被授为同知枢密院，入宫谢恩，随即陈述抵御敌人的防御办法说：“三关、四镇，是国家的藩篱。听说想把它们交给敌人，一旦违背盟约，将用什么来控制敌人？希望不要轻易割让给他们。”于是发布檄文，调天下军队集中到京畿，依靠坚城防守来阻挡敌军冲击；选拔禁军，以备出击；堵塞河流，截断敌军归路。前面有坚城，后面有大河，精锐军队又从四面赶到，他们如果向南进军，就会落入我们的罗网。臣愿意激励聚合勇敢义士，设置埋伏，打开关门，出其不意，扫荡敌营来报仇。皇帝认为他的气概壮烈，命他提举守御，允许他临机便宜行事。”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御边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书右仆射李纲上奏说：“臣听说，住在山中的人一定要把墙垣筑得高而坚固，修好柴栅，以防备虎狼的危害；住在旷野中的人一定要增加僮仆，磨利铠甲兵器，以防备盗贼的祸患。今天的祸患已经很深了，却不制定防备的办法，反而割让土地、厚重送礼来给敌人。这就好比割下肉来喂饿虎，却想阻止它扑咬；拿出财物交给强暴者，却想阻止他侵凌，怎么可能呢？臣所说三年以后军队才可以使用，是说大规模出兵来报今天的耻辱。至于守备，从今以后，每天都应当制定防范祸害的办法，片刻也不可停止。金人既然已经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挟持二圣，卷掳六宫向北而去；又逼迫张邦昌，让他僭越登位、使用帝号，他们的意图难道果真在张邦昌吗？只是迫于时日，不能不暂时返回。他们知道天下拥戴赵氏，必定会有君主；而陛下在外统率军队，必然会被臣民推戴，所以留下张邦昌作为日后在中原制造祸端的根由。他们的意图并不难了解。俗话说：‘鞭子虽然长，却打不到马的肚子。’四方相距万里之远，金人想凭武力经营控制，因此凡是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没有不全部夺取的；而力量所达不到的地方，则留下祸端作为日后的图谋。这是必然的道理。” 今天制定守备的方略，应当以河北、河东的土地建立藩镇，扶立豪杰，让他们自行防守，朝廷再根据情况以兵力援助。在防守黄河、淮河、长江的地方设置帅府和要郡，用来控制扼守；修治城池，准备器械；屯兵聚粮，坚壁清野；训练车战来抵御敌军冲击，练习水战来攻击敌军渡河，使他们前进无处掠夺，后退不能返回，这样他们势必不敢深入。至于敌人侵犯边隅、攻破城邑，不能保证一定没有。但只要能够防御今冬，不使敌军越境逞进，使国家形势逐渐稳定、人心稍稍安定，那么从此便可以更加整顿军政，我们就没有忧患了。臣愚昧地推测，金人在秋冬交替时一定会再次前来，而且仍会分为两路：从河东来的，自京西骚扰关中，与夏人联合谋划，想窥伺川陕；从河北来的，自京东骚扰淮南，与高丽联合谋划，想窥伺江浙。因此京西、陕右、京东、淮南不可不加防备，应当选择大帅屯驻重兵来经营部署。譬如治病，应当观察脉息，察看邪气从哪里侵入，预先加以阻遏断绝；否则等它已经到来才治疗，就来不及了。只有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并明察。” 绍兴年间，李纲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请求防守淮河、汉水并修筑城垒的奏札说：“臣恭敬地看到手诏，皇帝车驾将乘着今年春季的时令，驻跸建康，这确实是极其恰当而盛大的举措。臣昨天奉到诏书，分条陈述边防利害，曾经论述驻跸建康是适宜的安排，是当前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但臣的意见是，如果淮南有藩篱般坚固的防守，建康便可以作为都城；应当命令诸将把重兵移到江北，经营营田，修缮城垒，这样藩篱就可以形成。如今大将已经移屯，营田已经施行，楚州、泗州也已经修筑城垒；只有像庐州、寿州这样防守淮河的地方，以及像襄州、邓州这样防守汉江的地方，还没有筹划安排。臣希望陛下降诏，命刘光世、岳飞利用士卒的闲暇，逐步修筑；如韩世忠在楚州、张俊在盱眙、杨沂中在泗州那样，使名城坚垒绵延相望，以壮大国势，使敌人畏惧。又命朝廷选派通晓古今的臣僚，巡视淮河、汉水，深入考察古迹和险要扼守之地，如濡须坞、牛渚圻之类，修筑营垒，屯驻军队，更加致力于自我固守，使藩篱没有被侵犯突入的忧患，使勇猛的军队拥有蓄养锐气的利益；这样守则坚固，战则胜利，这是今天最好的防策。” 守与战本来是一回事，能够坚固防守以后才能进攻作战；因此守备是进攻的基础。譬如下棋的人，凡是想战胜别人，首先必须巩固自己；这句话虽小，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如今陛下既然已经从内心决定，不三心二意、不疑惑，驻跸建康，以承受上天的意旨。恭敬地希望圣上更加修治战守的准备，以建立中兴的功业，天下将无比幸运。臣因年老衰病，已经请求退居闲散；但不胜臣子爱君忧国的诚心，所以又冒昧地竭尽所能，上奏陈闻。其中如果有可以采纳的，也算臣仰报圣恩的万分之一。冒犯天听，臣无任惶恐战栗之至。” 二年，纲任观文殿学士，上奏说：“荆湖是国家的上游地区，方圆数千里，诸葛亮称它为用兵之地。如今朝廷保有东南，控制西北，像鼎州、澧州、岳州、鄂州以及荆南一带，都应屯驻重兵，凭借这些地方形成军事形势，使四川的号令能够相通，襄阳、汉水流域的声援能够接应，这才有逐步恢复中原的基础。”建炎年间，御史中丞许景衡上奏请求救援顺安军，奏文说：“臣恭敬地看到，顺安军被金兵围城，形势危急；臣上奏请求派军救援，并请求拨给籴买粮食的本钱，却没有听说朝廷已经安排施行。又有两道奏状说该军长久缺少正任官员，按批示送交吏部依照条例差注。臣私下认为，边境奏报告急，请求出兵救援和拨款籴买粮草，正是朝廷应当迅速答复办理的事，怎么可以片刻迟延呢？边远州郡正值战争兴起，都是重要而艰难的地方，如今缺少正任官员，也必须破格设置赏格，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接受任命。如果让吏部依照条例差注，恐怕也没有人愿意前往。臣听说河北边境州郡，如安肃、广信都已经失陷，只有顺安还能够坚守不屈，这正应当由朝廷特别加以奖励。如有申请，更应迅速施行。” 如今这两件事，有的只按通常程序办理，有的只是交给有关官司，不肯特别加以安排，朝廷果真想要放弃河北吗？又据顺安军奏报，城中的草料粮食将要耗尽，只能支撑一个月；估计到今天，恐怕已经不能坚守了。况且从各条道路传来的消息说，顺安近来已经残破；如果果真如所听闻，那也已经完了。否则，还望陛下详察顺安军的奏报，命三省、枢密院迅速拨付人马、籴粮本钱，并安排破格差遣官员补足空缺，免得一城官吏和百姓全都被强盗杀害、驱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