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九

译臣认为，像宋晦这一类人，治理他们还嫌太多，哪里值得一一烦劳朝廷发布文书命令？伏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查取记录：凡有职名的人，从观文殿学士以下、直秘阁以上，共有若干人；每一职分为一等，每一等汇为一类，分别具列取得职名、被夺职名的缘由，以及各人的功劳、过失和罪恶，申报三省。依照祖宗旧法，每等只保留若干人，没有合适人选就空缺。其余人查核后，即使尚未夺职，也全部追回，不仅仅是不予叙复而已。又有些人虽然曾被降职，但寄禄官却窃取至银青，或通奉、正议、正奉大夫，这些都是从前奸凶邪佞的人，本来不应得到，也请求降至中大夫为止。臣又听说，前日已有指挥，前宰执的子弟因恩泽而带贴职及待制以上官职的，一并罢免；可是近来郑修、年亿年竟公然以杂学士身份请求入朝觐见，朝廷也不追问便允许。钱盖因荒诞欺慢被降职，起初并未恢复职务，却在奏状中擅自带有龙图阁待制的名衔，群臣也没有一人提及，臣私下实在不明白。臣愚昧地请求，对郑修、年亿年、亿年等人，应当按照明确的指挥，说明哪些官职应当罢免，指定姓名，刻板公布施行。像钱盖这样的人，应追问他凭什么恢复职务；如果没有依据，就应重新严加贬黜放逐。这样或许卿士大夫都能共同替陛下守护名器，辅助成就大小事业。章谊请求严惩弃城者的奏状说：臣私下看到，金人自从侵犯中原以来，东北各郡往往坚守城池，远的坚持数年，近的坚持数月，然后才陷落。然而朝廷对于为国死难的人，尚且未必完全记录他们的功劳，本来就不足以劝勉；对于活着逃跑的人，却一概宽贷不问。从此以后，淮甸、江南守卫府郡的人，往往擅自放弃城池；统领军队的人，往往丢弃部众。平时选择富庶的郡县，建立守御的防备，修饰言辞来请求，发誓一定死守；一旦听到风声，便望风奔逃，不战而溃。对上使国家失去藩篱的屏障，对下使士民遭受屠杀之苦，可以说是误国害民了。朝廷不依法严正处刑，不能作为将来的警戒，反而又下诏允许他们退守自保，这是夺去他们坚守的决心，教他们逃跑。如今一个平民因为小小的仇怨而不能报复，尚且一定要寻找愿意赴死的朋友来帮助自己；堂堂万里疆土、历代圣王巍巍的基业，以及士大夫、武士和亿万百姓，难道竟没有十人百人这样的死士替朝廷守卫府郡吗？国家一向只用恩礼对待士大夫，而对弃城避敌的人刑罚不严、惩罚不重，那么侥幸苟免的风气就无法革除，愿意效死的人也无法招致。伏望陛下广泛考察众议，申明并严厉执行守御制度，以安定宗庙社稷，臣将不胜荣幸。章谊又请求增加表彰和擢升张琮等人的奏状说：臣私下看到，承事郎张琮原来是李成的干办官。自从李成不肯归顺朝廷，张琮便不再归附李成军中，并且曾提出收捕李成的计策，他的谋划都在案。近来因告发事情的人防裳怀疑他是奸细，送大理寺审问，查出了上述情节，朝廷已经明白他没有别的罪过，送吏部给予应得的差遣。臣详细考察张琮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能够明白逆顺的道理，没有失掉尊君亲上的节操。假使士大夫中不幸被盗贼污染的人，都能像张琮、李耆二人一样自行洗濯改过，那么盗贼还能和谁共事呢？如今李成的党徒往往被擒获，都服罪受罚；而张琮、李耆二人的出处进退之节，是经过审狱之后才显明的，与盗贼之人相比，本来就应当有所区别。从前鲁君在楚国时，季武子夺取卞邑，派他的家臣公冶前去询问；季武子没有告诉他原因，后来追上他并给他秘密诏书，公冶完成使命退居馆舍，这才知道了实情，终身不再谈论季氏。鲁公赏赐他冕服，《春秋》称许此事。如今李成欺骗这两个人，让他们以奏事为名，暗中却谋划袭击；二人以被他利用为耻，自动归顺朝廷。古代君子如鲁国大夫公冶那样明白事奉君主的道义，也不过如此。对于张琮、李耆二人，伏望圣上慈悲，酌情加以表彰擢升，用来劝勉天下臣子的节义，臣将不胜荣幸。章谊又论说滥行赏赐名目的奏状说：臣恭敬看到，敕文考核崇宁以来滥受赏赐、窃取名器的人，如今参酌各方面意见制定条格，酌情追夺，并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于是设置了滥赏名色二十六项。臣反复熟察，参照众议，认为有三件大不可行的事。臣看到，朝廷把二十六项中由白身取得官职的人，与原本已有官职、按资历转改官职的人大致区别轻重，只追夺四等官职，这是很不妥当的。没有官职的人，本来都是医、巫、卜、祝、工商、皂隶，以及游走请托的小人、权门的奴客；他们依附权势，凭倾巧取媚，一时之间言语扬名、事情办成，实际上毫无可取之处，玷污了仕途，怎么可以只追夺四等官职，让他们还排在士大夫之后呢？这是第一件不可行的事。又经过这次追夺之后，朝见、堂除，赴部注拟，磨勘、举辟、权摄，都与没有过失的人相同，那么从今以后，过去败坏法度、危害社稷的人，对内可以进入朝廷侍从之列，对外可以担任知州、通判、监司，什么都可以做。出身本来是冒滥取得的，连市井小人都不屑一顾，却列爵于朝廷，得以厕身公卿之列；要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端正诚实、尊主护民的议论和行为，并不容易。这是第二件不可行的事。又规定，指挥到达之日，内外现任、得替、寄居、待阙官员都必须在一个月内自行陈述；未经批书的不得赴任、领取俸禄。这样一来，州郡之间来往文书汇集，整天都应接不暇。正值深秋，州郡有贡赋输送的职责，有警戒守御的事务，哪里有空纷纷查阅这些文牒，白白耗费日力呢？这是第三件不可行的事。朝廷自靖康、建炎以来所下关于讨论、指挥、论罪的文书，虽然只是略加惩治，但惩恶之意十分严厉；那些冒滥之人自知被公议所弃，已经隐藏踪迹，宽大的法网也不再暗中穷搜，上下相安无事。如今朝廷虽有意宽宥他们，但恐怕小小的蚁穴会使长堤溃决，这不是建立国家纲纪的办法。如果这些措施可以施行，那么文臣、武臣两条仕途都属于君主的臣子，不可偏废；如果认为其中还有可议之处，那么前面讨论制定的文书都在有关部门，仍可遵守。将来国家闲暇时，再详细讲明政令刑法，进一步兼容贤者与不肖者，哪怕稍候几年，也是臣的幸事。臣看到近几天来，朝廷已经对上述指挥多次修改，其中的窒碍可想而知，伏望陛下再加斟酌处置，以安定众议。

译殿中侍御史张守上奏说：臣听说，赏赐不符合功劳，就会使没有功劳的人得到升进；功劳得不到赏赐，就会使有功的人懈怠。近年来军队不听命令、望风败退，都是赏罚失当造成的。自童贯、谭稹一类人用兵以来，论功行赏时专门顺从请托，上等是权势之家，其次是亲旧关系，甚至公然行贿受贿，彼此把赏功当作交易。于是富贵子弟中那些没有参加战阵的人，也都把名字列在其中；而那些身披坚甲、手执锐器、冒着箭石作战的人，有时反而不能参与。朝廷只凭功状所报的等级差别来授予爵秩轻重；一旦有失公允，怨恨便归于朝廷。于是群臣离心，少有再愿意自效的人。如今陛下讲求信实的赏赐，核查功劳，谋求中兴，但请托欺罔的余风还没有消灭。做将帅的，难道不想让士卒效命，以成就大功，反而故意这样做吗？只是也被迫受制于权势、亲旧的私情，困于耳闻目见和习俗弊端，这种风气不容易立即革除。臣愚昧地认为，出兵时应完全交给主将，另行设置军籍。从大将到属官、偏裨、队伍，分别列出姓名，按人数预留空纸，用来记载功绩，汇总计算数目，加盖朝廷印记后交给主将。凡是立功的人，如某月某日斩获若干首级，某月某日俘获若干人之类，当天就把具体情况记在军籍中。论定功勋时，随同保奏状一起上报朝廷，核对事实后再施行赏赐，那么冒滥之弊也可以去掉十之六七。因为设置军籍之初，赏罚尚未分定，人数已有定数，自然可以断绝请托；凯旋以后按军籍论功，又不容许增减，想要出现失当之处，大概也很少。伏望陛下诏令三省、枢密院详细斟酌施行。张守又上奏说：臣听说，古书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就担心会殃及淫邪之人；刑罚滥用，就担心会殃及善良之人。如果不幸有所过失，宁可赏赐过分，也不要刑罚滥用；与其错失善人，宁可让淫邪之人得利。’这就是圣人建立国家的用意，总是宁可过于宽厚，不使它过于刻薄。所以古书又说：‘赏赐有疑问时也应从宽给予，这样可以扩大恩德、劝勉功劳。’司马氏军法说：‘赏赐不超过一个月，是希望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它们的意思都根本出于此。臣恭敬看到靖康元年十一月的诏书说：‘能够率领众人勤王或立下功劳的，听凭临机权宜补授文武官资，等到抵达京城再正式授予。’于是四方人士各自发挥所长，官司依照诏书暂借补授官职，上报朝廷，由朝廷酌量功劳大小而正式授予，确实赏赐以示劝勉，内外都信服。近来臣又恭敬看到二月二十一日的指挥说：‘所有暂借官职的人中，确实曾学习弓马或具有武勇的人，责成诸路提刑安抚司依照弓马所的格法共同考试；两司议定合格者应得的名目，直接申报省部，发给进武校尉、进义校尉两等文帖，并将原先暂借补授的文书涂毁后缴回申报。’这大概是朝廷爱惜名器、杜绝冒滥的意思，确实很好。然而臣愚昧地思考，仍有未尽之处，请允许臣试着说明：一是难以一概用弓马考试；二是推恩太少；三是考试标准太严；四是得到赏赐太迟。什么叫难以一概用弓马考试？立功者的类别不一，有的输送家财来帮助国家费用，有的携带蜡书冒险通过险阻，有的是进士暂借补授为文臣，这些人未必都有超人的勇力。用弓马考试，他们必定没有侥幸通过的机会。臣愚昧地请求：暂借补授的文臣，应考试兵书和战阵，以成绩优劣排列；如果输送的私财数额很多，所携蜡书已经送达，本来就没有侥幸可言，便可以核验事实，免试授官。什么叫推恩太少？在艰难危急之时，多次建立功效，逐级暂借补授，有人已经达到陞朝官、大使臣；假如现在考试合格，却只和刚开始暂借官职的人同样得到校尉，实在不合适。臣愚昧地请求，凡考试合格的人，在原先所借官职之上增加三资，依次补授；没有资序可以增加的人，听凭补授守阙副尉。什么叫考试标准太严？弓马所的格法，本是对没有官身、由州县解送来的人考试合格后补官；如今暂借补授的人都已经立过功，如果考试不中，先前的功劳全部作废，按常情来说似乎不安。臣愚昧地请求，再对弓马所的考试格法稍加裁减，使其能够通行。什么叫得到赏赐太迟？暂借补授的人大多是在一两年前取得资格的，等到所属部门保明，经过关卡，直到文书发出，又要经过有关部门盘问，才到达朝廷，已经十分艰难迟滞。如今又命令他们返回各路安抚司、提刑司共同比试、议定拟授的名目，然后解送到御营审试，再授予官职。还要经过多年，才能办理完毕。臣愚昧地请求，暂且根据各处已经保明送到的功状，在御营使司集中人员，派官共同考试，立即给予补授。以上这些条款，确实各有利弊。况且四方获得赏赐后返乡的人，也已经很多了；如果突然改变制度，就会出现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不能没有幸运与不幸的差别。如今正在安定四方，正应及时赏赐，以劝勉后来者。又何况孔子说，兵和粮食可以舍弃，却一定要保存信用；成汤的誓言也说‘我不会食言’。如果认为各处保明的功劳不实，只须选择将帅负责核验罢了。施行赏赐时，恐怕不应当因此而有所怀疑。所谓‘不幸而过，宁僭无滥’，或许正合于古人‘赏疑从予’以及‘赏不逾月’的道理。张守又上奏说：臣听说，刑罚、赏赐、威势、福泽，是君主掌握的权柄；而朝廷是刑赏威福发出的地方。君主施行刑赏威福，如果不是通过朝廷，命令就不能推行，也无法取得信用。它的弊端发展到最后，就会使人能够假造诬告。朝廷如果不依靠君主的刑赏威福，权势就不严明，也无法施行政事；其弊端发展到最后，就会使人能够轻蔑朝廷。所以《易经》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缘故，事情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近来苗传、刘正彦趁陛下刚开始驻跸、朝廷处于草创混乱之际，放纵军队诛杀，甚至叩击宫门、胁迫控制天子，于是刑赏威福便下移到将帅手中。忠义之士仰天捶心，痛哭流泪，却没有办法挽救。幸赖天地和祖宗的神灵，勤王军队协力援助，顺应信义，不到一个月，陛下便恢复了正统。过去的事情，追究责罚也来不及了；但对于将来，仍可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大体说来，武人手握兵权，把杀戮当作能事，任意轻率发动，不再知道名分大义的重要，也不再想到日后被诛灭的祸患。何况自从遭逢艰难以来，朝廷势力微弱，借给武人的权力太多，他们大都骄纵懈怠，怯于为公作战，却勇于为私相斗。

译这些情况都是今天应当痛加惩治并反复警告的。伏望陛下明慎赏罚的适宜，收回福威的权柄，使一切都由朝廷发出，让将帅拱手听命于上，不得借用这些权力来行其私意；这样刑赏轻重适中，上下都会喜悦服从。还请求把臣的奏章下达给他们，严加诫谕；这不只是使他们知道尊重朝廷，也能使他们成就功名、保全爵位。臣不胜恳切之至。张浚论述功劳赏赐利弊的奏状说：臣去年命令韩世忠出兵淮阳，最终没有成功，臣日夜震惧，恨自己没有办法仰副陛下的使命。臣自念驽钝无才，蒙陛下过分听信，委任我掌管军务。臣曾伏下身来谋划，敌人的强盛，自古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如今每次有所举动，都一定想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是要求臣去做极难做到的事情。假使臣只为自身谋划，不过是收拢军队、固守自保，坐等承受敌人的祸害；但臣终究不忍这样做。韩世忠因为淮阳之战没有赏赐部下，两年之间，很少有进取之意；他只是想拥兵固守自己的地位，求得自身保全，而对于陛下谋求中兴的大计来说，并不正确。因此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无不说：‘轻率出兵，事情必定不能成功，只会白白耗费赏功。’朝廷甘愿听信这种说法，不免暂且采取偷安的计策；这样下去，士气会日益懈怠，军队会日益衰老。若一定要寻求所谓一举取胜，恐怕也很困难。臣私下以解牛作比喻：筋骨盘结坚固之处，必定要耗费新刀；关键部位已经解开，就不再有困难。如今想要打败强大敌人，却希望一点挫折也不受、每次行动都有所得，难道不是糊涂吗？臣愚昧所见，所陈奏章，请不要交付外廷，只希望陛下了解臣的心意，所以才敢冒昧烦扰圣听。伏望圣上慈悲，俯察臣的苦心。御史中丞廖刚论述赐给圩田的札子说：臣恭敬看到，近来圣旨指挥要把建康府永丰圩拨赐给韩世忠，士大夫听说后无不惊骇愕然。臣私下查考，这个圩有田九百六十顷，每年收米三万斛，其他圩田没有能与它相比的。不知这项赏赐是出于陛下的圣意，还是韩世忠有所请求，陛下便给了他呢？韩世忠身兼三镇节度使，金玉满堂，姬妾成群，购买田产的钱财本来不可能缺少。如果是陛下特意给他，那就是陛下继封君之富，却忘记百姓的贫困。如果是韩世忠请求，那就是韩世忠身为重臣，竟没有想到国用艰难、民力耗尽，却不停地谋求使自己更加富足。况且韩世忠是王室的屏障，勤劳尽瘁，忠勇冠绝天下，唯独在这件事上不明白道理，臣实在不懂。陛下也曾询问大农每年收入多少，难道不知道支出吗？自从遭逢艰难以来，每年收入比天下原有水平缺少三分之二，而费用却是太平时期的两倍。何况如今河南刚刚收复，慰劳赏赐和经营治理的事务，用度更加扩大，又不是从前可比的。既然如此，陛下在推施恩典时，难道可以不慎重爱惜而轻易发出命令吗？诸位将领长期在外奔劳，谁不知道呢？然而他们的尊贵达到极点、财富充溢到极点，是前古所没有的；君主待遇他们的用意，也是前古所没有的；请求无不依从，求取无不得到，也是前古所没有的；尚未奏报功劳，宠赐却屡次增加，也是前古所没有的。这正是诸位将领应当自我反省的地方。汉高祖的将领，无不是通过战胜攻取、共同夺得天下；事情平定以后，能够保全首领的没有几个。如今我们的各位大将，虽然都有屏翰王室的功劳，却坐享富贵，未曾有攻城略地的事情，而恩宠眷顾日益隆厚，竟然还不停地向君主求取，难道他们也没有想过吗？江东的圩田不知道能够有几千顷，如果每位将领都赐给一千顷，剩下的也就没有多少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君主也不能把它私自占有。因此一项爵位赏赐、一项赐予，都必须合乎天下人的心意，满足天下公议；这样接受它的人才不会觉得过分，并且感到安宁荣耀。假如不是这样，即使没有人敢明说，内心非议的人也会很多。朝廷的举措使天下人都认为不对，那么还要我们这些臣子做什么呢？臣因此不敢逃避触犯诛罚，这是臣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希望下诏告知韩世忠，听任他辞谢回避，这也是保全他的名节。如果认为不对，就是臣屡次狂妄而辜负陛下，请求陛下赐予罢黜并施行。御史中丞许景衡请求奖赏记录翟汝文功劳的札子说：臣听说杭州军人作乱，蒙受宽恩，特赐招安。一城百姓都感戴陛下再造生命的恩赐，无不欢欣鼓舞。在此以前，浙东帅臣翟汝文痛恨群凶，竟敢如此猖狂，便率兵渡江，多次请求将他们彻底消灭。陛下深深考虑到无辜百姓受到牵连，正在显示极大的信义；现在既然同意赐予招安，诏书说翟汝文的志愿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忠心却有余。臣私下看到，近世士大夫没有以公事为先、以国家为重的心思，只怀有徇私和巧饰文辞的打算；即使本职事务也大多草率不办，更何况顾及其他呢？如今翟汝文听说邻路发生兵变，奋不顾身，自任讨贼之责，有古代方伯、连帅的风范，比近世士大夫的习气贤明得多。况且翟汝文在浙东时，抚慰军民，政绩风声值得记录，一路实在依赖他才得以安定。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嘉奖他的忠勇，俯赐褒奖记录，以此劝勉四方帅臣守臣。这对于用兵之时，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武义大夫曹勋上书说：臣私下看到，建炎初年设置赏功司，不久便废止了。恐怕当时主管此事的人兼用其他部门的官吏，不能专门掌管，致使所行功赏因循废弛，动辄拖延多年，使进言的人得以借此为口实，最终成为无用机构而并入其他部门。臣私下推究，这个机构确实是今天的急务。古人说赏赐不超过时限，又说赏赐一定要守信，怎么可以轻易废置呢？臣的意思是，应当让专门官员掌管，迅速办理；也使将士知道功劳有专门机构处理而不与其他事务混杂。守信行赏的政务，是中兴首先要做的事。请求恢复设置赏功司，专门办理战阵功劳和赏赐等事，委任能干的官吏主管；仍设置簿册，每月登记已经收录、施行的某人功赏事项，上报主管部门，每季度考核数目；如果多到千百件，就酌情给予官吏推恩，以劝勉他们尽职。

译胡寅上疏说：臣听说，皋陶告诉舜：‘上天把命运赐给有德之人，便用五等服饰彰显他；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便施用五种刑罚。’观察上天的好恶，其中没有私心，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古代社会，做官而有罪，就废黜他；罪重的就流放、放逐或处死。这是尧舜的仁政，并不是刻薄。如今有罪的人，除非被编管安置，几乎都还能享受宫观祠禄。俸禄这种东西，由上天生出、土地成就，百姓交给县官，王府再赋予各级官吏，本来都是用来养活百姓的，而不是用来供养有罪之人的，难道不是违背天意吗？臣愚昧地认为，即使不能大举改革，也应当加以区别，使优待贤能、供养老者、均平劳逸的美意，不与获罪斥退的人相同。凡因获罪斥退而得到宫观职名的人，不许按照常例作自陈；在提举、主管等官职之上加上权字；他们的俸给和随从人员也都应减半。这样或许可以使功罪不混淆、赏罚不偏颇，使人知道应当受到劝勉或警戒，也足以稍稍奉行上天公正讨伐有罪者的旨意，对于国政并非小小的补益。如果符合圣意，请求降下圣旨，制定为固定制度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周林上奏说：古代赏罚功罪各有先后：对于有罪的人实行惩罚，要从贵近之人开始；对于立功的人实行赏赐，要从微贱之人开始。这是先处理最难的部分。军务兴起以来，推行赏赐已经多次，但高官厚禄总是先给主将；下面士卒中虽然有立功的人，多数沉沦在微贱地位，难以详细列举，拙于计算核实，日积月累，只是白白耗费文书，不能迅速得到恩赏，因而使勇敢有功的人不免产生怨望。希望陛下采纳臣的奏议，特降指挥：今后战事获胜，应先赏赐在战斗中立功的人，等他们的赏赐办理完毕，然后再赏大将，接着赏赐谋划机宜、干办议事等官员。这确实能够劝勉士卒，也能彰显将帅的美德。两浙西路安抚使叶梦得为论述招降、捕获倪従庆等各官功劳赏赐事上状说：臣私下见到，从前方腊作乱时，正值朝廷无事、一路兵力完备，将佐都在所属部队，听凭调遣，并不缺少使令人员；可是方腊军凌辱州县，如入无人之境，官兵没有能够抵挡的，往往遭到杀戮，于是远近纷纷响应，终于攻陷六州二十七县。朝廷派遣童贯、谭稹，率领西北骁将刘延庆、王禀、杨惟忠、何瓘、辛兴宗等，亲自统率十多万精兵，有的防守，有的进剿，才得以平定。如今倪従庆等作乱，正值金人侵犯、内外震动骚扰之际；州郡三次征发勤王的弓兵，地方兵力空虚，将佐又随军前往；能够任使的材武之人，也早已全部起身赴京，民情惊疑，奸宄伺机观望。詹大和等人原本都不是掌管此事、任职当差的人，只因臣在紧急之时逐一请求委任，才得以同心为国，竭尽心力，集合乌合之众。当时没有朝廷节制调度的命令，他们却固守关隘、截断道路，使叛军不能冲突猖獗、残害百姓。直到他们接受款顺、归还防区，保全了两路。与方腊之事相比，事势的轻重、难易相差数倍。臣错误地担任帅府之职，身份卑微、威望不足，不能预先进行镇抚，以致盗贼在辖区内兴起；如果不是借助这五个人，臣便无法逃脱罪责。希望圣上慈悲，详加斟酌，特降睿旨，命令按照功劳等第施恩。虽然在危急时刻舍生赴难，是臣子通常的情怀；但有功而得到知遇，是大君美好的心意。若借此向四方表明，使那些守节赴死、为国死难的人都知道圣上的心意广大深远，远方之人也一定能听闻，细小的功劳也一定会记录，那么人人都会奋发努力，各自思量为国效命，这对当前局势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臣狂妄愚昧，冒昧触犯，向上冒渎圣听，惶恐不胜。孝宗时，监察御史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顺从名声办事容易，追求实际却很难。汉宣帝的功业光耀祖宗，德行可与商、周相比，本来是由于赏罚信实而且必定执行，能够综合考核名实。然而王成用虚假的办法增加户口，反而得到赏赐；杨恽因为含糊晦暗的话，被废黜；盖宽饶、韩延寿作为尽力办事的官吏，却被诛杀。而黄龙年间的诏书也说：‘上计簿册只是具备文书形式罢了，务求欺骗蒙蔽，以逃避考核。’这样看来，汉宣帝所以受到史家称赞的地方，又怎么能全部相信呢？这岂不是很难吗！陛下即位至今已满一年，天未明就起床穿衣，天晚了还坐朝，直到深夜才处理政事，可以说很勤勉了；但还不能改变一时的偷安懒惰。旧日有德的名臣，几乎都征召遍用了；即使只有片言、小小善行，也没有不提拔任用的，可以说很公正了；但还不能改变一时的阿谀偏私。难道是综合考核名实的政事，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吗？臣试用近来赏罚的事情来说明：邵宏渊能够追回军中冒领滥受的恩赏，并合并记录战功，因此授任正任观察使，这是赏罚信实；可是郭振只在内殿应对一次，既没有旧日功劳，也没有新近功绩，却也授给观察使，这就太重了。陆防因为贪污渎职而发配流放，这是必定惩罚。至于张耘杀害士卒、侵吞军用物资，主管官署本应按死罪论处，却也只与陆防同罪，这就太轻了。所以臣希望陛下大力明确赏罚，以此照察百官。赏罚明确，名分和实际就能辨明；名实辨明，政事就可以在内修治，敌人就可以在外攘除。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还有什么政事不能办成呢？赵汝愚上奏说：臣恭敬地读到甲戌诏书，仰见陛下圣心焦劳，思考古代圣哲君王的治理，怜悯士大夫染习了偷安苟且的风气，所以对他们训诫告诫，反复叮咛，恳切至极。臣私下考虑，陛下即位以来，讲求治理的要领，没有什么办法不用尽；然而国家的形势还没有恢复安定强盛，实在是因为一时的官员虚妄欺诳、苟且敷衍，这种弊病仍然存在，正如明诏所说。天下的事情不能自行完成，任事的人便公然放肆地虚妄欺诳，自行谋求迅速取得成效；不任事的人便因循苟且，只指望熬过年月等待升迁。这样陛下还能依靠什么呢？现在解决的办法，一定会有人说，使用严刑重赏，可以振作偷惰之人，禁止虚妄欺诳。赏罚是人主最重要的权力，掌握它来驾驭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施行？臣所不知道的是，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群臣功过的实际情况，若一定要人人评议得当，难道是陛下一人的智慧和力量能够全部做到的吗？[原文“防越五日戊寅”疑有串误]五日后的戊寅日，臣恭读陛下求言诏书，诏许给事中、舍人、台谏在封驳章奏之外，即使事情极其细小，也不要忽略。陛下的广泛纳谏，臣愚昧地仰见陛下无偏无党，如天地没有不覆盖、不承载的地方，即使唐太宗引导人们进谏，也没有超过这里的。臣愚昧地恭敬希望陛下更加选拔公正而敢于进言的人，把他们全都举荐任用于朝廷，使才干和品行相互参照，使可取与否定能够相互补济。陛下不要忘记有始有终的告诫，常常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那么四方的利弊自然不会壅塞在上而不能听闻，心怀奸邪的人也无从施展巧诈；这样以后是非就会明白，赏罚就会施行，赏罚施行，百工就会受到勉励。

译翰林学士洪遵上奏说：臣听说，古代赏赐不超过时限，是为了勉励有功的人。汉高帝刚刚取得天下，评定功劳、施行封赏，看起来似乎可以稍后办理；但他却急切地催促丞相、御史，只把军功作为首要事务，所以反复不安的人因此安定，私下交谈的人因此止息，而汉朝的事业更加兴盛，正是采用了这个办法。臣仰思皇帝陛下凭借刚健英明的资质，奋发施展天威。近来法驾一到，元凶便授首，这大概是天道帮助顺义、圣德显明感通，才促成这项极为盛大的举动。臣私下见到，川陕、淮汉的军队，暴露在外已很久，在艰难多事之时，冒着刀箭奋勇作战，不顾死亡，劳苦已经非常深重。昨日看到指挥，规定出戍官兵特别给予转资，立即按功效另行推赏，可见陛下笃信有功必赏，使他们奔走办事、赴敌立功，可以说很好了。然而军吏计算功劳，拖延时日而不下达，议论者纷纷，臣恐怕这样无法勉励后来的人。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告诫主管官司，凡是立功将士，赶快依次施赏，使他们在军籍名册中踊跃自奋，知道先前的指挥并非空文；圣恩普遍施及，足以振作士气。将来一旦有缓急之事，也能有所激励，这实在是今日首先应办的事。贠兴宗为请求严格爵禄赏赐上状说：臣听说，爵位赏赐是国家的大纲纪。国家自己彰明纲纪，就没有人不服；自己扰乱纲纪，就没有人不轻视。倘若一只眼稍有偏差，所有的眼目就会逐渐松弛，甚至使市井末流、里巷庸人，缩着肩膀冒领俸禄，挥着手臂买卖爵位，把士类混杂揉乱，这种丑态算是什么道理？况且军队有功，功劳有赏，这是国家所凭借来责求实际功效的，也是三军所凭借来勉励后人的。主管官司疏忽懈怠，实际上已经违背法度；还想用它来勉励后来的人，将怎么办呢？传记说：‘不是凭功劳取得爵位，爵位就会变轻；不是因犯罪而施刑，刑罚就会被轻慢。’说的就是这类事情。臣私下见到，近来军功死事之家，朝廷因功劳允许补授其子孙，另外还允许其亲属以及异姓外甥、女婿之类承受恩典，并申明可以承袭，这是国家想感动士人之心、回应上天之意、收取三军将来效力的办法，可以说是恩典了。然而朝廷虽然有原先创设的防止冒充授予的指挥，逐项说明得很清楚；如今各地军将向大将保明，大将向本州保明，本州类申到省部，这样防范查验已经十分周密了。但是，门锁本来是为了防盗；大盗来到，却连门锁一起取走。人制定法制本来是为了防奸；大奸来到，却连法制一起扰乱。如今恩泽一下，有权势、有财货的人便设法打通关节，把同姓之人迁改成同房亲属，把不是亲属的指称为近亲；里巷中的屠户商贩一日之间登上华贵车轩，使士卒惊讶顾视。这难道是‘三尺法’赏功的本意吗？臣认为，从今以后，军队将士死事之家，如果确实没有亲生子孙及近亲属，就应当设法给予度牒以及不受选限等名目，使他们即使曲折变通、出卖这些名目，也能惠及一家，使其终身衣食温饱，这样也就没有辜负恩典。何至于纷纷欺骗隐瞒，损耗国家的名器，把它轻易授给不相干的人呢？又近来死事之家，多是因为没有势力而无法陈请；有势力能够陈请的，决不是真正的死事之家。他们有势力，就能设法周旋，事情即使虚假荒诞，也一定不会被阻难；没有势力，事情证据即使真实，按惯例也会被推却，导致军中有功劳的将士之后，即使有正嫡子孙，也不免被低价轻易出卖。败坏陛下德意的，正是主管官司。昔日康定诏书规定，各军将校在战阵中死亡的，都要逐项详细查核；如果不实，也有明确的科罚。希望申明并严格执行这一禁令。今后各将领、各州为接受恩泽的人作保说明时，如果没有切实详细地推究考察，或者查核保明失实，朝廷一旦察觉，都请重重处置；这样或许能使爵位赏赐的重要性有益于国体。兴宗又为论述功劳赏赐上状说：臣听说，所谓大臣，是任用法度而不任用私情；所谓常人，是任用私情而不任用法度。天下之所以得到治理，是因为法；之所以受到扰乱，是因为私。法一旦建立，下面的人就没有机会徇私；私情一旦胜过法度，法度就无从振作。国家的号令，也要看这个来决定屈伸。三代初年，根据人的功过决定升降，应该赏就赏，应该罚就罚，所以受赏的人无不受到勉励，受罚的人无不受到惩戒。从前周武王建立周朝，亲自考察天下的典籍，有尚未下车便赏赐的人，也有刚下车便赏赐的人；大概在封墓、表彰乡里的事情之后，随即兴起列爵分土之事，使人亲眼看到而内心受到感化。周武王对于功劳赏赐，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因为鼓舞天下的办法，确实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因此，赏赐落实之处，便可以作为法则而成事，作为教化而使人受到勉励。经书说：‘崇尚德行，酬报功劳，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如果在安定的初期群臣的功劳不能得到酬报，臣恐怕周武王还没有空闲垂衣拱手呢。这就是经营治理恰当、向天下显示国家牢固不可动摇的办法。周朝历经三十代，享国八百年，都是凭借这个。

译传记说：‘任用贤能不吝惜财物，赏赐功劳不超过时限。’ 周武王已经掌握了这个道理。恭敬地思考，国家世代承载光明的德行；太祖、太宗时期，威权和恩福两方面的权柄，如同春天和秋天一样分明，毫不吝惜高爵重赏，网罗真正有才、确有实用的人才。比如雷有终在蜀地，尚且发给功帖七千张。到了仁宗皇帝，遵循而实行，例如赏赐曹利用，就有根据功劳迁升补授的诏书；例如赏赐范仲淹，就有以空名宣劄补授的办法。天下士人都竭尽全力来保卫君上，当时不只是可以用气势驱使他们，几乎可以说能以名义迫使他们效命。如今陛下上天赐予智慧勇略的资质，又卓然处于最完善的治理时代，以法度约束诸将，以纪律明确各军，又把赏赐功劳作为最重要的事情。近来命令主管官司分为三等，凡各处保明归义、立功的将士，按照功劳酌情恢复他们原有的资序。臣观察陛下圣明的威令卓越超群，聪明的人想贡献谋略，勇敢的人乐于尽其力量，纵横施展、安排部署，没有什么不能做到，这实在是世间少有的机遇。臣愚昧，仍担心边远地区军吏出入办理事务时，未能全部依照朝廷原定赏罚格式；万一有拖延时日、让侥幸者得利的人，有含冤受抑、无处申诉的士卒，希望参照熙宁诏书的精神向他们说明，也就可以了。此前，陕西宣抚司申报，各路将士中尚未依赏格办理的，诏令确定立功将士中应当酬谢叙用的人，命主将当众评定，务必从简从速。将士有功，主将当众评定完毕后，要明确写出姓名申报奏闻，不得因为随身牙队及亲戚牙队调换有功之人，导致应当受赏的士卒受到压抑。如果士卒明显有劳绩，却被他人调换；或者被他人压制，允许经由各处自行陈述。这样，有功的人不会含冤，侥幸取利的人也不能得到好处，这就是赏功的根本道理。如今陛下的明诏已经在前，原则既已全部具备，其余指示也就可以确定了。臣观察近来陕西因战事死亡的士卒，各将领并不是不想优厚抚恤，但各司只顾细枝末节：死事尚未满十天，便有人先把他们请求领取恩典的申请搁置；尚未满几个月，便有人不接受他们的申诉。他们这些主管官司只知道积聚斗斛钱粮便自以为得意，却不知道明主鼓励士卒的本意。臣愚昧，也希望朝廷申明旧日禁令：凡死事之家，等到半年或一年以后才停止请求领取恩典；仍允许家中的壮丁，或者家中最亲近的一人，填名刺请。这样或许能使他们知道朝廷德意宽大。侍御史王十朋请求审核李显忠等功罪的劄子说：臣听说，宿州之战失利而回，议论者都把责任归给李显忠。显忠身为上将，不能在战胜敌人之后抚恤保存将士，以保全即将成功的功业，终于导致军队溃散而回，确实不能说没有罪。然而前些日子纷纷的议论，说显忠心怀南北、蛊惑内外，使圣上忧虑；如今显忠已经回来，上奏请求治罪，也足以看出那些谗言没有根据。有人又说显忠贪恋金帛，想据为己有，不分给将士，于是导致军心离散；道理上或许有这种可能，但恐怕事实也未必如此。并且显忠还弹劾统制官周宏等数人，说他们无故带兵自行返回，因而导致失利；想要治周宏等人的罪，臣也不敢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从前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大将刘平在延州遇敌，奋力作战而死；都监黄德和逃走，反而诬陷刘平畏惧敌人，朝廷相信了他的话，立即想诛戮刘平全家。幸赖仁宗圣明，派御史出外查理此事，查明事实后，便褒奖刘平死事的节操，斩杀诬告之人。如今正是虚实尚未辨明的时候，臣认为不可不审慎。朝廷不如暂且两方面都保留，安定可能反复的人心，却命都督张浚审核虚实，听取奏报：如果功劳可以赎罪，就允许他改过自新，责令他以后以功效补偿；如果罪多功少，确实误了大事，就不能不按法律处刑。但应当审核以后再施行，这样或许能使圣朝不至于滥罚，臣不胜庆幸。中书舍人张孝祥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用来惩罚和勉励天下的，不过是赏罚罢了。然而赏赐不符合功劳，倒不如没有赏赐；惩罚不符合罪行，倒不如没有惩罚。为什么呢？功劳和罪过已经显明而赏罚尚未施行，赏罚的权柄仍然存在；功罪已经显明，却赏赐不是有功者，惩罚不是有罪者，那么行善的人不会受到勉励，作恶的人不会感到畏惧，赏罚的权柄也就由此丧失了。自从听说西溪士卒逃窜的事情以来，已经整整两旬；他们为什么不怕死而逃窜，事情的曲折经过陛下已经知道，不需要臣再说。然而二十天之间，从主帅以下，臣还没有听说稍有贬黜责罚。外廷臣僚不敢对此表示疑问，大概是认为朝廷正在谋划此事，只是还没有办理。如今却完全不是这样：朝廷既然没有惩治那些人，成闵便敢于毫无顾忌地公开上弹劾章，把过错归给队将，请求罢免现任职务，仍送吏部办理。那些剥削苛刻军士、役使军士、把利益收入自己囊中的人，使怨恨积聚于下，实在是成闵和统制、统领官所为。成闵不这样做，统制、统领官怎么敢这样做？统制、统领官不这样做，将副、部队将怎么敢这样做？朝廷曲意包容，把成闵及统制、统领官等一概不问，却偏偏采用成闵的话，罢免一个队将。所谓队将，为什么偏偏独自遭遇不幸呢？如果惩罚不符合罪行，臣恐怕会逐渐丧失赏罚的权柄，从此这类人会更加放纵横行，轻侮法令；事情虽然极小，关系却非常重大。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将成闵以及这次导致士卒逃窜的本军统制、统领、将副等官，依等第加以贬黜；本军统制官仍予罢免，以此作为其他人的警戒。如果陛下圣意不想这样处置，那么也请把成闵这次请求罢免队将的劄子一并不予施行，以挫败小人的诡计，安慰士卒之心。

译王之望为请求表彰赏赐戚方上状说：臣查考，自从金人从各路入侵，两淮、荆襄、川蜀等地，敌人的骑兵所侵犯之处，没有一处能够抵抗，唯独戚方两次报告防守，虽然没有取得大胜，却也能够挫败敌军，使其败逃北去，并追击夺回所掠的牛马、老人和小孩。如果金牛的军队不败，那么这一带更没有可以把守截击的地方；这份功劳也不小，朝廷应当增加表彰赏赐，以振奋士气。臣得到三省、枢密院的关文，戚方两次奏报防守，充分显示出忠勇。如果能够守住，不使敌人冲突，另立大功，应当议定授予节钺。由于戚方已经是承宣使、带军职，如果能够守住、不使敌人冲突，将来本来就应当授予节钺，何必等到另立大功？如果一定要等另立大功才开始建立节钺之赏，那么这次两次防守就完全没有恩赏，恐怕不足以激励将帅。臣认为应当再次下达指挥，或者陛下亲自用御札奖谕说：‘如果能够守住关寨，挫折敌军势力，当议定授予节钺；如果还能另立大功，就不按通常次序破格超擢。’仍命都督府立即迅速核实，详细具报功状奏闻。这样处理事情才合适，请陛下再与执政大臣商议。卫泾上奏说：臣听说，赏赐用来勉励有功，惩罚用来惩戒不谨慎尽职的人，轻重贵在适中，不可以有所偏颇。此前癸丑日夜间，寿慈宫发生火灾，陛下特地下御笔诏令，惊动了慈闱；撤去乐舞，退避正殿，恐惧自省。以陛下一人至尊的身份，亲自贬损自己，来不及安处，而本宫官吏平时没有做好储备，守卫防备也没有尽到职责，怎么能不承担罪责？陛下尊崇孝养，正忙于调理、娱乐太皇太后，还没有来得及追问；提举官吴回等三人心中不得安宁，便上章自陈，不久又颁下睿旨，各自从轻削夺官职，可以说是曲意保全的恩典。臣近来因冒昧承摄词头之职，在其中私下看到一道指挥：‘凡寿慈宫应奉官吏等到宫任职满五年，各转一官资，放免其员额的共有六百三十四人；未满五年的又有四百二十九人。’平时无事，安坐受赏，像这样人数众多；而失职抵罪的不过二三人，臣本来就对此感到疑惑。如今台臣有弹劾奏章，请求把应奉官等贬黜治罪，说应当大力彰明典章法宪，以警戒懈怠怠慢；可是所下圣旨中，王师珪、王溶各削一官，杨旦削一官，罢去干办事务，人数多少臣不敢询问。只是吴回等自己弹劾自己，尚且被削夺二秩；王师珪等都有论奏，杨旦的罪状尤其明显，按同样的例子却只削一阶，轻重岂不是有所偏颇吗？何况前些日子前往救火的官兵，陛下因为慈闱事重，立即按功劳次第赏赐，丝毫没有拖延。赏赐固然是用来勉励人的，但惩罚不足以表示警戒，又怎么能向四方发出诏令、激励百官呢？即使说太皇太后的圣意宽厚，不想加重诛责；可是施行赏罚关系到纲纪，又怎么可以因为恩典而废弃法度呢？臣不敢因为自己暂代职务而有所隐瞒不言，希望圣上慈悲特别作出睿断，将王师珪、王溶与吴回等一体削夺、贬黜；杨旦再加削夺斥退。这样或许能稍稍安慰舆论，警肃宫中臣属，也使惩戒和勉励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处理。王师愈上奏说：臣听说，爵位赏赐是人主用来砥砺世人、磨炼庸钝之人的工具。赏赐符合功劳，人人就必定受到勉励；如果失于滥赏，必然有害于政事，不可不改革。臣恭敬地看到，绍兴初年，两浙提举市舶司申请制定防海及近里州军税务征收市舶客人引外货物的赏格：州里委任通判，县里委任知县，以及监官检点税收客人引进的外来货物，收税达到一千五百贯，减免一年半磨勘；累计达到一万贯，减免四年磨勘。可以说赏赐太滥了。且以经总制无额钱的赏赐来说，各州军在解足经总制钱以外，又收得无额钱一万五千贯，知州、通判只减免两年磨勘；如今税务收取市舶客人引进外货一万贯，便减免四年磨勘，这已经是无额钱赏赐的两倍了。从通判、知县到监官，受到这种赏赐的有数人，难道不是太滥了吗？何况文臣凭此赏赐可以转任员郎、正郎，武臣可以转任副使、正使，遇到郊恩或退休时，还可以奏请补授子孙。这样说来，税务取得一万贯的小利，推而广之，受到赏赐的难道只数人而已吗？[原文“防可谓”疑为“可谓”]这可以说是滥赏到了极点。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别下达睿旨：规定防海及近里州军税务收取市舶客人引进的外来货物，从一千五百贯到一万贯，减免磨勘的赏赐一律减半；这样或许赏赐不至于泛滥，人们也会自行受到勉励。吏部侍郎李椿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罪行有疑，应从轻处理；功劳有疑，应从重奖赏。’又说：‘赏赐要符合功劳，惩罚要符合罪行。’所以自古圣贤称道治理天下，也不过是赏赐确实、惩罚必定执行罢了。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圣旨指挥规定，凡是奏请改官，必须具备实际事迹。臣仰体陛下圣意，是想使臣下奔走办事、赴功立业，而不是只做文书形式。如果确实建立了劳绩，却不依照条文推行赏赐，难道是陛下的本意吗？臣私下见到，吏部法令规定，选人有应当按资序酬赏的，不许把这种资格留到后任再使用。大概是说，既然另有应当循资的条法，能够循资，就不许重复循资，所以制定此法；这也是为了省察记载，并不一定本来就有这条规定。既然如此，确实建立劳绩的人，怎么会属于冒滥？为什么偏偏对选人侵夺劳绩、按照赏格应得的赏赐，竟然成为不予承认的命令？因为本部遵守上述条法，遇到有人陈请，一概告示不准施行，所以申诉文书不断。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慈悲下诏，命令删去吏部侍郎左选中的这条规定，或者重新修订条法，使确实建立劳绩的人不至于被侵夺赏赐，从而符合国家立法时赏赐从重的本意，也可以杜绝无休止的诉讼。光宗时，蔡戡上奏说：臣曾经读《西汉循吏传》，私下惊讶汉朝二百年间，班固所记载的循吏只有六人，而孝宣一朝的官吏竟占其中五人。

译为什么上天降生的人才，偏偏在这个时代特别兴盛呢？等到读到班固赞美孝宣帝的话：‘赏赐确实，惩罚必定，综合考核名实，这才知道孝宣驾驭臣下得当，循吏多也就理所当然了。’大概赏罚是治理天下的工具，名实是实行赏罚的关键。一个人有行善的名声，就必须考察他行善的实际，然后据此赏赐他；一个人有作恶的名声，就必须追究他作恶的实际，然后据此惩罚他。人们知道行善而赏赐不超过时限，赏一个人便能使千万人受到勉励；人们知道作恶而惩罚立即执行，罚一个人便能使千万人受到阻止。所以这是砥砺世人、磨炼庸钝、激发好善之心、断绝作恶道路的办法，使天下人都归向君子。自古尧舜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孝宣帝时，官吏都称职，百姓安于本业，大概是有原因的。恭敬地思考陛下振作精神治理政事，远远超过汉宣帝；对于赏罚、名实的关系，尤其用心。天下的官吏本来都应当洗涤心思，竭尽智慧和力量，以承受陛下美好的德化。然而臣还没有听说有一个人的治理政绩卓著到可以像龚遂、黄霸那样载入史册。依臣观察，名实还没有完全综合考核，赏罚还没有完全做到信实必行，所以百官还没有完全称职。如今朝廷想知道守令的优劣，命令监司评定他们的好坏，报告朝廷，这是很盛大的典章。所谓“臧”，是天下公认的好名声。约束自身廉洁，处理事务公正，以及勤勉谨慎而没有过错的人，都称为善。所谓“否”，是天下公认的坏名声。贪婪而追逐利益，暴虐而残害百姓，以及懈怠怠慢、不能称职的人，都称为不善。他们善与不善的差别，在天下间不只是像黑白、冰炭那样不同。朝廷只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所以无从施行赏罚。监司既然已经评定守令的优劣而列为臧否，朝廷就应当核查名实而施行赏罚。臧否的命令实行已经多年了。因臧而列为最优并得到破格提拔的，是谁呢？因否而列为最劣并受到贬黜责罚的，是谁呢？这两类人臣都没有听说。朝廷不过把它当作文书上的空文，监司不过照例应付而已。被称为臧的人，没有受到勉励；被称为否的人，没有受到阻止。这就是臣所说的名实没有完全综合考核、赏罚没有完全信实必行。这样怎么能激发仰慕勉励之心、振作偷惰之气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每年申明诏令给监司，考察所属州县守令，评定其臧否并报告朝廷。臧中最优的人，命大臣审察；核实其善行确实如所举荐，就根据其才能任用。否中最劣的人，交给其他路的监司详细查究；核实其恶行确实如所说，就根据他的罪过加以惩罚。这样，君子就有所激励，勇于行善；小人就有所畏惧，不敢作恶。从前贪婪残暴的人会变成廉平之人，从前懈怠怠慢的人会变得勤勉谨慎，人人奋发努力，奔走办事、赴功立业，汉宣帝时代的治理将会在今天重新出现。理宗时，洪舜俞进呈前代故事说：太祖问李承进：‘唐庄宗凭借英武平定中原，享国却不久，为什么呢？’李承进说：‘庄宗一味姑息将士，每当禁兵、卫卒出行，必定控制马头，对将士们说天气寒冷，希望给他们救济接济。庄宗便随他们的要求给予，结果威令不能施行，赏赐没有节制。’太祖拍着大腿叹息说：‘在黄河两岸经历三十年战争，取得天下，却不能用军法约束这批人，放纵他们无休止的要求，凭此来统治国家，实在像儿戏。我如今抚养士卒，固然不吝惜爵位赏赐；如果有人触犯我的法令，只有剑来处置。’ 贴黄：臣听说《易经》说：‘上天下泽，履卦；君子由此辨别上下，安定百姓的志向。’上下尊卑不辨明，百姓的志向凭什么安定？百姓志向不能安定，却想求得国势安定强盛，就像倒退着走路却想前进一样。何况三军最重纪律；处在军中而不知道礼，就会出战而不知道军法。犯上作乱的念头一萌发，作乱的苗头已经显露，哪里还指望他们同仇敌忾、伸张国威？唐朝自肃宗为了偷取一时安宁，平卢节度使察知军中想拥立的人，便授给他旌节。从此把姑息当作常法，以至于偏将、士卒杀死或驱逐主帅也不追问。对远地就厅堂高高在上，对近地则厅堂低下；衰败的趋势还有什么达不到的？这就是唐朝灭亡的原因。后唐庄宗仍然沿袭旧态，不能用军法约束军队，威令不能施行，享国不长，最终也因姑息的过错而败亡。我们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为后世树立准则，彻底革除唐末五代礼法崩坏、纲纪离析的弊病，官阶一级一级，上下相承。川班如果妄行诉讼，必定公开处以显戮。这就是国势有金城千里般坚固、百姓生活有泰山四维般安定的原因。然而难道只是用等级之法约束他们吗？平时抚养士卒本来不吝惜，若触犯法律，就只有剑来处置。先施恩然后树威，军心应当因此悦服，不敢轻易触犯法令。秘书郎、权尚书郎官许应龙上奏说：臣听说，赏罚是军队和国家的纲纪。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使尧舜也不能用它教化天下，何况世道变化已深，人心渐渐不如古人，法令出台而奸邪滋生，命令施行而欺诈兴起。倘若没有赏罚来振作整肃，那么行善的人凭什么受到勉励，作恶的人凭什么受到惩戒？所以圣明的君主必定把赏罚作为首先要办的事，不敢有一丝一毫轻重上的私心。善行应当赏赐的，即使身份低贱也一定记录，使人知道行善者没有不受赏；恶行应当惩罚的，即使身份尊贵也不宽赦，使人知道作恶者没有不受罚。这样一来，还有什么禁令不能止住，什么法令不能施行？如果执行不坚决，应当得到的有时被削减吝惜而不给，不应当得到的却通过侥幸钻营而滥加授予；应当获罪的有时设法苟免，不应当获罪的反而被牵连一并处罚。勉励和阻止不能明白，善恶没有区别，所以号召他们却没有响应，率领他们却没有跟从，因循苟且，最终也只会委顿衰败。唉！齐威王烹杀阿大夫而封赏即墨大夫，能够审察左右近臣的毁誉，使群臣不敢掩饰错误，齐国因此大治。何况尊贵而身为天子，处在能够治理天下的地位，具备能够治理天下的资质；如果在刑罚、赏赐之际决定坚决执行，人心就会振作起来，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

译从前我朝艺祖太祖皇帝开创宏大基业，虽然以仁厚作为立国根本，但赏罚信实而且必定执行，令人凛然不敢触犯。清廉谨慎、可以任用的人，便擢升为宣徽使；贪污违法的人，径直置于极刑。守边有功，便厚加赏赐；川班妄行诉讼，全部诛戮。恩惠和威严同时使用，使天下人既敬畏又仰慕，所以纲纪因此振作严肃，国家基业达到尊贵安定；成法清楚地垂示后世，实在是万世的龟鉴。恭敬地想，陛下仰承大业，谨慎遵守祖训，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日夜勤劳而忘却疲倦。任用官员时选择人才，是要宣扬德意、凝聚民心；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是要壮大皇威、消除外患。然而如今的官吏，果真能尽心体恤下民吗？如今的将士，果真能效死用命以求决胜吗？臣私下观察州县之间，循良官吏固然不少，但暴征横征、苛刻收敛、使用严峻法律酷刑的人，也不免成为百姓的祸害；中外军队中，骁勇之士固然可以任用，但遇到敌人却徘徊不前，稍受挫败便仓皇先逃的人，也不免被敌人轻视。弊病如此，难道是倡导率领的方法不对吗？还是法令不够明确呢？然而整治官吏的举措，诏令中反复颁布；惩罚贪污违法，也多次见于奏章。严格禁止私自役使，告诫不得徇私升调，类似这样的事情，没有一天不在申说。对各州国反复申明训诫，但玩忽熟习旧弊的人却仍然如故，为什么呢？大概只是讲善不足以成为政事，单有法也不能自行施行。推究根源，也不过是赏罚之间仍有没有做到信实必行的地方吧？节操廉俭、正直无私，应当赏赐以勉励善行；但贫寒孤立、没有援助的人，又有谁再来推荐引进呢？贪污冒领、苛刻暴虐，应当惩罚以惩戒恶行；但稍有牵制，便没有人敢于揭发。恩赏自有成法，有人却攀援先例而放行；削夺贬黜还没有到期限，已经有人设法谋求进用。冲锋陷阵的人有时被隐瞒不报，寄托虚名的人反而侥幸冒领赏赐。剥削军士虽有禁令，却何曾真正施行？溃败逃亡本应受刑，却随后又重新招集。因此人心轻慢玩弄，即使有命令也不听从。这就是吏治没有振作、军政没有举措的原因。把这种情形扭转过来，势头其实很容易，只在劝善惩恶之间加倍用心罢了。大概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轻重，才可以实行赏罚；不对大事宽略，却对小事纤悉苛求，才可以实行赏罚；不能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罪行相等而惩罚有别，才可以实行赏罚。执行这种政事，要像金石一样坚定；施行这种命令，要像四时一样有常。这样用来驾驭臣下，就能使贪婪变成廉平；用来驾驭军队，就能使怯懦变成勇敢。成效会非常显著，特别是在一声指挥之间就能见到。然而考察按察郡县，责任在监司；激励将士，责任在主帅。监司如果贤能，就不会对刚强者排斥、对柔弱者包容，也不会因权势要人的压力而改变；贪暴者必定弹劾，循良者必定举荐，众人听到风声而知道畏惧，必定会有人解下印绶离职而去。主帅如果公正，就一定严格军纪，精细检阅；效死用命者赏赐，触犯法令者诛罚；这样将士畏惧威严、感怀恩德，即使赴汤蹈火也不会躲避。至于监司、主帅，又不能没有激励和扬抑的办法。如果不分贤能与否，任由他们旷废懈怠，那么委靡者不会失去所谓宽厚的名声，振作有为者反而会被说成无事生非；宽容放贷的人自然可以逃避罪责，而负责考察按劾的人有时反而会招来祸患。这样一来人心疑惧，谁肯把国事放在心上？臣希望陛下明察四方、通达耳目，详细考察：能够胜任职务的人无不升迁，不能胜任的人无不贬黜；这样谁不会昂首奋发、努力求得自我表现？一旦朝廷能够登用人才、整顿澄清，号令精明，必定会有像范滂、郭子仪那样的人才出现。这也是掌握纲领的关键办法，希望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施行。李鸣复上奏说：臣近来曾因高沙、方城的叛乱，陈述古人讨伐乱贼的方法进呈，认为应当消灭首恶，胁从者可以不治；又说士卒触犯纲纪，这大概是帅臣的责任。帅臣不履行职责，却动辄把责任上推给朝廷；朝廷又不审察是否适宜便采取行动，随即下发黄榜，这样的榜文也太轻率了。臣没有别的意思，大体只是想替朝廷正定名分、振作纲纪，使事情不至于流于姑息。黄陂叛乱与高沙、方城等事相比，本来以为朝廷一定知道应当怎样惩戒，听道路上的传闻，实际的乖谬错误反而更加严重。淮西讨伐叛乱，湖北却收纳叛军，这是自相矛盾。于俊领兵剿贼，王旻却出兵帮助叛贼，这是自相残杀。孟珙允许王旻自行便宜行事，填写防御使的名义，交付京畿十万官田百顷，又听任各人到指定州郡驻扎，这是赏赐盗贼。赏赐盗贼却想因此平息盗乱，可以吗？王旻先在叛逆之地，上面给他钱财粮食，帮助他兵力，又说叛贼确实值得嘉奖，想给他转升六七级官阶，或者升任路分、统制等职，这是教导盗贼。教导盗贼却想让他们不再做盗贼，能做到吗？高沙叛乱，开始虽然放纵了他们，最终能够诛杀他们，还可以说有理由。方城叛乱，国内出兵讨伐，敌国却收纳他们，还可以推说是形势所迫。如今黄陂叛乱，境内自己分裂成胡越，国内自己互相成为寇仇，这是什么风气？叛卒挟持外寇来劫制中原，边将又挟持叛卒来劫制朝廷，这是什么样的气象？臣恐怕唐末五代的祸乱就是从这里开始了。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回答说：胁从者不一定治罪，但首恶不可不消灭；与我们不同的人不值得责备，但与我们同类的人不可不加以警戒。命令应当出自天子，没听说边将擅自书写、填发告命来诱惑敌人；这也值得忧虑。天下没有一尺土地不是君王所有，没听说边将竟敢想割让土地送给敌人；这更值得忧虑。一时的事变，即使很快过去，也不能因此损害万世的正理。边境之间，轻浮嚣张的小人，即使放肆而无所顾忌；庙堂之上，担负重任的老臣，却不可不坚持公道。如果朝廷只想买得一时安静，一切随风倒下：想要官爵就给他官爵，想要便利之地就把他调到便利之地，想要犒赏就替他发放犒赏，想驱逐主帅就替他更换主帅；杀害本军将领的罪不再追问，劫掠平民的罪不再追究；讨伐叛乱的人反而受罚，收纳叛乱的人反而受赏，那么名分就全部败坏，纲纪就大为崩坏。北方军队中那些长期归附的人，必然会放纵自己的欲望，以求达到目的；掌握军政事务的将帅，也必然会乘机任意妄为。将来的祸患又不止于今日这些。只希望陛下与几位大臣赶快谋划有利的对策。

译鸣复又上奏说：“臣听说，诛灭首恶，胁从者加以防治，这是古人讨伐叛乱的办法。事情有时不安于常态而发展到变乱，不遵循正理而发展到祸乱，难道一定是人人都有这种心思吗？首先击鼓倡乱的人不过一两个，被胁迫而跟从的人通常有八九成。叛逆与顺从尚未区分时，他们的势力自然合在一起；利害关系逐渐逼迫时，他们的内心就会离散。善于治理乱局的人，用足以使人畏惧的威势对待他们，同时为他们打开自新的道路，分别他们是叛逆还是顺从，明确宣示赏罚。首先作乱的人一律处死，不得赦免；如果能够深切悔改，率领众人前来归附，就免除他的罪。被胁迫跟从的人释放而不追究；如果能够侦察盗贼的动静，斩下首级来献，就重重奖赏。这样一来，人人各怀心思，彼此猜疑忌惮，盗贼的党羽就孤立了。盗贼党羽孤立，守城一定不坚固，作战一定不卖力，盗贼的首领就可以坐等擒获了。否则，若一味招抚收纳而不辨香草臭草，只有恩惠没有威严，其弊端就会流于姑息；若一味攻打讨伐而玉石俱焚，只有威严没有仁爱，其弊端就会过于残酷。姑息哪里足以制服强暴？残忍哪里是用来怀柔忠义之人的？方唐州发生叛乱时，叛乱者只有郭胜一人，军队和百姓从未叛乱。全子才等人掌握军队出城，把城外的老幼全部杀灭，所以他们的党羽反而牢固而不可攻破。” 高邮发生叛乱时，叛乱者只是四百多名士卒，其他人从未叛乱。叛乱发生后，第一天便推选出两三个人作为首领，第二天又拘捕并侮辱郡太守，以此强行推进他们的行动。移文制司虽然调兵征讨，实际上却心怀畏怯；虽然派人前往抚慰晓谕，实际上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因此盗贼更加悖逆傲慢，不知道悔改。我从道路上传闻，朝廷近来已经委曲求全，打算招安，并将张贴黄榜；这样做的理由，大概只是怜惜一郡百姓的性命罢了。假使黄榜张贴后，他们低头退让、听从命令，就必须按次序发给他们军饷犒赏，这是在奖赏盗贼。奖赏盗贼，却想使他们不再为盗，能办得到吗？万一他们不这样做，反而凭借险固之势拒不服从，甚至进一步提出更多勒索要求，这就是容纳侮辱。容纳侮辱之后才考虑怎样惩罚他们的侮辱，不也太晚了吗？将士触犯法纪，这大概是统帅的责任。统帅不履行职务，却动辄把责任推给朝廷；朝廷又不审察是否适宜就采取行动，方张贴黄榜，这黄榜为什么这样轻率呢？臣不胜忧虑愤懑，所以推明古人讨伐有罪之人的办法来进献；如果其中有可以采纳的，乞请下发枢密院斟酌施行。” 国子监主簿徐宗仁上奏说：“赏罚，是军队和国家的纲纪。赏罚不明，纲纪就不能确立。如今的天下就像器物已经倾斜，却还没有坠落到地上，存亡的关键，实在危急得只差一线。军队空虚，将领懈怠，力量匮乏，财用耗尽。环顾四境，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而所能依靠来维系人心、奔走招集豪杰的，只有陛下掌握的赏罚这一点权力罢了。权力在陛下手中，但陛下不知道怎样运用它，那么尚未坠落的天下，怎么能保证最终不坠落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天下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朝廷的纲纪已经败坏。如果误国之罪不加诛罚，那么用兵作战的将士就不会勇敢。如今东南一隅，天下已经有一半败坏在这几个人手中，而惩罚却没有损伤他们一根毫毛。他们正拥有什么丰厚财产，挟持声色之娱，高卧在华美的房屋中，却使陛下与几位大臣焦心劳思，这可以吗？在外征战三年的将士，难道不会愤愤不平地说：‘酿成祸患的是谁？竟使我在战争中捐躯！’遭受灾难的百姓，难道不会群起怨恨地说：‘招致祸乱的是谁？竟使我在刀锋箭镞之下流血！’陛下也曾想过这些吗？” 监察御史吴昌裔论奏李炜说：“臣认为，蜀地的梓州、遂州，历来号称重要藩镇。祖宗盛世时，每次都慎重选择人选；不是政府中的重臣、从橐、经历、节旄之臣，不会轻易授予这些职位。近来任命官员，大多不是合适的人，知遂宁府李炜就是这样。李炜心神昏乱，品格平庸，得到文南郡后，畏惧敌人而不敢上任，竟从彭州通判直接执掌州府权柄，只听说他收受贿赂，毫无善政，仅仅因为与帅府结为姻亲，便得以被推荐进朝。刚任守唐安，又改任武信，升为华延阁职，人们都说他是在侥幸窥伺升迁。何况他年老病重，老态龙钟，心疾又屡屡发作，人们称他为李赤，给人留下笑柄。近来听说幕府上报战功，李炜也列名其中；他身处内地，竟与战士列在同一等次，滥赏太过分了。希望陛下英明裁断，罢免黜退李炜；已有的功劳和赏赐也不要批准发放，以此作为侥幸邀功、冒领赏赐者的警戒。” 昌裔又论奏项容孙转官加职不当说：“臣认为，边疆多事之时，应当把赏罚作为急务。乡人来信，都说曹友闻在大安的防守、李安国在文州的守御、董鹏飞战死，以及节曹万等平定溃乱，功效最为显著。如今朝廷还没有听说按次序行赏，近来查阅邸报，得知知阆州任逢以集英殿修撰身份奉祠，知果州项容孙转升一官并加直秘阁。臣听到后茫然不解，不知道朝廷是因他们有什么功劳而给他们加官增秩呢？臣私下听说，去年冬天发生溃卒之变，果州、阆州几乎全部被焚毁荡平；担任守臣的人逃到山谷，敌寇退去后才回来。如果认为他们没有兵力可用、没有能力守御，却没有给予明显贬谪，这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连边将和士卒的赏典都尚未施行，逃难的守臣却先得到提高资序的待遇，恐怕三军将士听说后会丧失锐气，那两个人接受这样的待遇也会感到不安。臣想乞请陛下裁断，早日颁下四位将领的功劳赏赐；将给他们二人加职转官的指挥一并收回，任逢仍给予祠禄官以满足他的请求，项容孙暂且令其留任，以考察其成效。这样或许能使万里之外的人知道朝廷刑赏公平严明，有功者欢喜感幸，受赏者有所畏惧，这是转变人心的一大关键。”

译金宣宗兴定元年，代理元帅府事务的石伦上言说：“近来大军攻破太原，招募百姓耕种，以此作为长期驻守的基础。臣认为太原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应当竭力争夺，于是派提控持嘉乌勒忻，率领官军、义军共同谋求收复。又认为有功的军士应当迅速赏赐，所以拟定命令，允许乌勒忻注授九品官职。臣因此向朝廷请示，执政却认为赏功罚罪都必须上报复核。可是河东距离京师很远，文书往返，来不及等上几十天。官军都是在失败逃亡之后剩下的，锐气几乎耗尽；义军又不熟悉行军布阵，与乌合之众没有区别。用重赏来诱导他们，尚且担心他们不肯效力，何况有功而长久得不到报答呢？众人不能任用，就不能击退敌人；敌人不退，太原就不能收复。太原不能收复，平阳的形势就会日益危急，疆土也会日益收缩。如今朝廷仰首请求却不答应，不过是担心赏赐泛滥罢了。假使有滥赏的弊端，它与失去太原的祸害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于是诏令依从了他的请求。哀宗在蔡州时，忠孝军提控李德不服从命令，总帅完颜仲德把他捆绑起来杖打。皇帝告诉仲德说：“这支军队很得力，我正想依靠并任用它，你为什么不容忍一下，竟这样责罚他呢？”仲德说：“时局正多灾多难，记录功劳而隐讳过错，是陛下的恩德。至于将帅的职责，则不是这样。小的过犯就决罚，大的过犯就诛杀。强悍的军队和士卒，一天也不能让他们脱离纪律。因为小人的情性，放纵就会骄横，骄横就难以控制。睢阳的祸患，难道只是官奴的罪过吗？也有有关官吏放纵他过分的原因。如今想要改正过去的错误，就不应吝惜树立威严；赏赐一定由朝廷决定，惩罚则由臣承担责任。”军士听到这些话，直到国家灭亡，也不敢有任何触犯军纪的行为。元世祖至元六年，皇帝多次把历代珍宝分赐给近侍。监察御史崔敬上奏说：“臣听说世皇在位时，大臣有功，所赏赐的不过是盘革之类；他格外珍惜上天所赐的财物，为后世考虑得极其长远。如今山东发生大饥荒，燕南大旱，海潮成灾，天象显示警告，地脉失去安宁，京畿南北蝗虫飞舞遮天蔽日，正是圣明君主抚恤百姓的时候。近侍之臣却不知道忧虑这些，奏请承受诏命、请求赏赐，几乎没有一天停止。甚至把府库中百年来积存的宝物，普遍赏给仆御、阍寺一类的人，甚至乳儿幼童。国库可能因此空虚，万一国家有大事、有人建立大功，又将拿什么来赏赐呢？乞请追回已经赏赐的财物，以表示恩赏不可滥施，希望能够符合公论。”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想要安逸，是臣民共同的情性；临御控制天下，是帝王的职能。皇天降下天命，眷顾神圣的君主。天下虽然广大，百姓虽然众多，既然畏惧上天显赫的命令，便甘愿安分地服从；又敬服圣人的大德，便竭尽全力奔走趋奉。于是做君主的高高在上，处于万民的顶端，尊贵安逸地居于至尊之位，役使万民来奉养自己。万民厌恶劳苦、憎恨卑贱，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之所以并不厌恶和憎恨，是因为不是圣人就不足以保全我们的生命，不是圣人就不足以安定我们的事业。” 间或出现凶恶的党徒，不揣度形势是否适宜，窥伺君上的空隙，肆意违逆天心，妄自僭越，凭借势力凌辱他人，动摇边疆，掠夺无罪的百姓，酿成非常的祸乱。君王建立统统，实在是想使人民安宁，怎么可以违背上天的眷顾，姑息偷安，轻贱百姓的生命而凝滞不思呢？因此才任命将领、兴兵出师，宣扬威势、停止杀戮，恰恰是为了保全上天覆育万物的恩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认为不能平息他们的邪恶萌芽，于是就在郡县设置戍兵镇守，希望以后各地一旦开始行动便没有回顾之忧，避免突然发生祸患。这就是帝王临御控制天下的重大方法。况且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如今却驱使他们从事战争，劳苦到了极点；人没有不想活命的，如今却率领他们进入九死一生之地，苦难到了极点。先前如果不厚加犒赏、不重加慰劳，那么谁会有竭力建立功勋的心呢？如今将帅南征北讨，几乎没有安宁的年岁；已经攻下的地区，放纵士卒去虐害百姓；已经归服的人，也任由士卒驱使。抢掠所得的金帛，有的进入将领之家，有的奉入王府，却没有听说拿来赏给士卒。甚至眼见他们暴掠劫夺也不加治罪，于是强者得到很多，弱者却没有所得；老幼死去，壮年人也没有得到赏赐。至于取得胜利后把战果写在露布上报知朝廷，再分给六军，六军本来就是国家的六军；把战利品分给他们，岂不是仍然把它放在国家之外的府库中吗？又怎么能取得他们将来的实际效力呢？至于敌寇犯罪而讨伐他们，既然已经归服就应当舍弃追究；那些敌寇都是国家顽劣的百姓，被胁迫跟从的人也都不是出于本心，又何必把他们当作奴婢拘牵羁押，任由士卒掠夺呢？那些被胁迫跟从的敌寇，也会仿效我方士卒的忠诚，去劫掠中原百姓。这样一来，四方百姓彼此驱逐劫掠，又趁着威势、借着愤怒，转战不休，正直之士不敢进献言论，忠臣不敢接受劝谏，健壮的士兵接连走向死亡。追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都是因为犒劳赏赐有时没有及时节制，有时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发展到这种地步。如今的计策，不如守卫而不进攻，按兵不动。倘若有不臣之国、作乱之徒，应当命令使者再三晓谕，持诏赦免他们；如果他们知道罪过而自我更新，改邪归正，就任其如此；如果反而更加滋长骄气，毫无悔改之心，就明确列举他们的罪辞而征讨他们，整治车马，严明号令，准备粮饷，磨利戈矛，固守巢穴，防备要害，气势壮盛，力量充足，德义尊重。这样才是不用交战；一旦交战，也必然胜利。《杕杜》篇所写的周宣王出征，汉高祖出行，有到灞上、棘门、细柳巡视的事迹；商汤讨伐夏桀时，耕田的人不改变耕作，归市的人不停下买卖，只诛杀夏桀而抚慰百姓；周武王讨伐商纣时，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钜桥的粮仓，大规模赏赐天下，于是万民喜悦归服。这些全都是以仁爱施行，以义理使之适宜，以慰劳感动人心，以赏赐施加恩惠。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探究幽微、寻求隐情，施行政令、广施仁德；希望依从臣所说的设置武举、选拔大将、考察继任将领的办法，那么节制约束就没有不明确的了。再依从臣所说的厚加慰劳赏赐的办法，那么戍守的士卒就会发誓效死而无所推辞。至于停止兵戈、广泛实行屯田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实行厚劳厚赏之法；这只是为了防备万一，所以这样说。” 武宗至大年间，尚书省赏赐没有节制，财用日益耗损，名位爵禄日益泛滥。御史大夫、中书平章托克托上言说：“爵位和赏赐，是帝王用人的手段。如今爵位授予与品德相当的人，赏赐却给予没有功劳的人；遇到紧急情况，还能依靠什么呢？”中书省所掌管的钱粮、工役、选法、刑狱等，共有十二项事务。如果依从臣的意见，恭敬遵守旧制，那么臣愿意与各位贤臣共同努力办事；否则，任用臣又有什么补益呢？”

译文宗天历元年，监察御史张士弘等上言说：“朝廷的政务，以赏罚为先。功劳和罪过明确，天下才能安定。国家近年以来，自从特们德尔窃居职位、擅自掌权，借刑罚来满足私欲，纲纪才开始紊乱。到了泰定年间，爵禄赏赐更加泛滥。近来因战争兴起，用人十分急迫。然而赏罚不能不严明。功劳的高下、过失的轻重，都取决于天下的公论。愿命令有关官署，务必符合公议，明确表示升黜。功罪既然明确，赏罚又恰当，朝廷就会肃清，纲纪就会振作，天下也就治理好了。”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明代杨士奇等撰。勤于政务。东汉光武帝每天早晨临朝听政，直到太阳西斜才结束；又多次召集公卿、郎将讲论治理国家的道理，直到半夜才入睡。皇太子看见皇帝勤劳而不懈怠，便趁机劝谏说：‘陛下有禹、汤那样的明智，却失去了黄老之道养性延年的福分，希望您保养爱护精神，优游自得、安宁自在。’皇帝说：‘我自己以此为乐，并不感到疲劳。’ 唐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读书时，看见前代君王做得好的事情，都努力实行而不懈怠。我所任用的你们几个人，确实认为都是贤能之人。然而治理成效与三代相比，仍然有所不及，这是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如今四方夷族宾服，天下没有大事，确实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盛况。然而自古帝王刚即位时，都想振作精神治理政务，追踪尧舜。等到天下安乐之后，就骄奢放纵，没有人能够始终保持原来的善政。臣子刚被任用时，都想匡正君主、救济时世，追踪稷、契。等到富贵之后，就只想着苟且保全官爵，没有人能够尽到忠诚。如果君臣能够始终不懈怠，各自保全自己的善始善终，那么天下没有什么忧患不能治理，自然可以超越前代。’太宗说：‘确实像你说的。’ 敬宗放纵懈怠，常常到了太阳很高才临朝。山南西道节度使兼平章事裴度劝谏说：‘近来陛下每月大约有六七天临朝，天下人都知道您勤于政务，河朔的叛臣也都震惊畏惧。近来在延英殿召见群臣更加稀少，恐怕万机事务的奏报会有所壅塞。’养生之道，应当顺应时令，这样六气调和，便可以保全长寿。道家的方法是：春夏早起，取鸡鸣之时；秋冬晚起，取日出之时。大概是阳气旺盛时用阴气调节，阴气旺盛时用阳气调节。如今正值盛夏，应当在天刚亮时多次临朝，广泛召见询问。等到漏刻接近巳时、午时，炎热难耐，圣体就会劳累了。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话，于是多次临朝听政。敬宗晚朝时，紫宸殿入阁后很久不出来，群臣站在屏风外，甚至有人疲倦跌倒。谏议大夫李渤见到宰相说：‘昨天还讨论晚朝的事，今天却更加迟晚，这说明谏官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意。’李渤请求出阁待罪，直到皇帝召唤仪仗才停止。退朝后，他上奏说：‘今天入阁，陛下没有按时召见群臣，群臣都在路旁跛足倚立。跛足倚立的形态显露于外，忧虑思念便积结于内。忧愁疲倦积累已久，灾祸一定会发生，小则成为旱灾，大则成为战争和祸乱。礼制说，三次劝谏而不听，就应当离去。陛下刚即位，臣已经三次劝谏，恐怕会危及社稷。’ 宋真宗咸平三年，知兖州韩援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诏令举行转对制度，在外任职而尚未参加次对的文武群臣，都允许上章奏事。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勤勉思虑，广泛采纳普通人的意见，所以在四方之内，百姓都极为歌咏赞叹。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承受天命、谋求宏业，掌握枢机、统御帝位，做一件事一定遵循典礼，发一句话一定访求古今成例。三年居丧期间，哀伤超过常情；处理万机、听取政务之后，从来不曾懈怠闲暇。每当春雨稍有失时，冬小麦尚未抽穗，陛下必亲临祠观，准备香礼祭祀，减少御膳以表示焦劳，派遣使车奔走各地，又遍祷群望，全部减免五刑，以此昭示感动上天，一定会获得吉祥回应。即使有灾异，又怎么能成为灾害呢？然而臣竟以微薄浅见窥测上天，退下来反省自己的僭越，难以逃避鼎镬之刑，罪该万死。近来稍有亢旱，颇为损伤农业生产，难道上天或者是因为太祖、太宗二位圣人在天上，陛下正值盛年，万民安乐从业，万国前来朝王，万一圣心忽然产生骄傲放纵，所以暂时降下灾害来警戒陛下的聪明吗？从前魏征回答唐太宗说：‘贞观初年，听到善言就像受到惊动一样；过了五六年，仍然乐于听从劝谏；从此以后，便渐渐厌恶直言。’ 这大概是在讥刺他逐渐懈怠于政务。由此可知，勤俭难以长守，骄奢放纵容易产生，这是人的常情。唐玄宗开元十五年以后，深居高处，厌倦临朝御政；内宠嫔妃，外事征伐；接连兴起诏狱，杀害无辜，终于导致大盗猖獗、中原动荡。这也是太平之后因骄傲懈怠而造成的。臣恭敬地看到，先帝福泽绵长、国祚延续，勤勤恳恳、节俭治国，从未有一天荒废万机。自端拱以来，更加振作精神治理天下。臣曾暂任盐铁判官，有机会与本使一同上殿奏事。有一天，先帝从容地对我们说：‘大凡担任职务，不能不勤勉。我每次看见殿庭中的士卒，哪怕能多扫出一席之地、多汲来一瓶水，我也一定记下他的姓名。’像这样，就可以看出先帝勤劳不懈，各项政务中的一点善行都没有遗漏。愿陛下守护太祖的大业，遵循太宗的遗训，兢兢业业，不懈怠，不荒废。臣又听说，谋求治理国家，关键在于远离佞人，堵塞谗言。《尚书》说：‘憎恶进谗言、败坏行为的人，使我的众人震惊。’《诗经》说：‘把那些进谗的人捉来，扔给豺狼虎豹。’臣观察如今的朝廷，从公卿宰相以下，都正直端方，没有邪佞之徒。然而事情往往发生在隐微之处，应当防范于尚未出现征兆之前。凭陛下的聪明神智，当然不会有骄傲放纵的忧虑；但愿陛下不要厌倦照察幽微之处，不要让小人乘隙进用，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休息也不要把休息当作满足，身处安定时考虑危险，天下太平时防备祸乱，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景德三年，刑部员外郎、直昭文馆陈充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古代先哲君王继承守护大业，远的有汉武帝，近的有唐玄宗，他们天资英明、聪慧仿佛受天授予，虽然建立了盛大功业，但至高的德行没有完备，大概是因为享国年久、在位时间长，厌倦勤俭，有时甚至懈怠荒废，不体恤百姓，过多耗费国用；子孙继承帝位后，便没有办法取法他们的美德，史官也没有办法完备地记录他们的大功业。考察他们的始终，实在令人叹惜。恭敬地说，皇帝陛下君临天下，正值盛年，没有一天安坐怠惰；朝廷没有一刻厌倦听政。说话一定合乎正道，行动一定遵循礼法，没有声伎之好，没有田猎游玩的娱乐，从未兴建土木工程，从未接受珍奇贡品。训练士卒，是为了使边境安宁，并不炫耀武力；编修典籍，是为了广泛采集文献，希望增益文德。如此巍巍荡荡，实在没有什么名号足以完全称述。如今天下，各级官署的钱谷、刑狱、兵农、赋租等事务，都遵守诏令条文，完全符合程序；即使稍有壅塞，也可以及时惩戒革除，就像人的腠理平和、皮肤充盈，偶然生出轻微疾病，并不担心难以医治。臣认为，如今天下只要恭敬勤勉地守成，就足以彰显社稷的福庆和百姓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