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九

译而且茶官违法贩卖各种货物，商旅不再往来，不仅税收亏损，也连带损害酒课。蜀地过去使用交子，只有茶山交易尤其兴盛。如今官府自行买茶，交子的价格因此降低，这是省中课利受损的第三种祸害。第四是：蜀地道路行走在溪流山岭之间，极其险恶，运茶到陕西，民力极为艰苦。元丰初年，才开始用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分驻各铺运送，不到一两年，人员几乎死亡殆尽。茶官于是命令州县和雇民夫，和雇不成，就差派税户，造成的骚扰无法胜数。后来又增置递铺，每十五里就设置一铺，招募士兵五十人，修建房屋六十间，官府耗费一百五十六贯钱，又加上民力，才勉强建成。如今已经设置了一百多铺。若二百铺全部建成，就要增加士兵一万人，每年衣粮费用二十万贯。现在招募补充尚且不足，旋即把各州厢军贴补进来，以致各州都缺少人手，百事无法完成。并且茶递一人每天搬运四驮茶，计算有四百多斤，回来时还要装载解盐；往返行走山路六十里，稍微遇到泥泞积水，民力就支撑不住，只好逃亡藏匿，甚至求死，道路上充满叹息怨恨。到去年八九月间，剑州剑阳的一铺人全部逃走，沿路都称茶铺为“纳命场”，这是递铺造成的第四种祸害。第五是：陕西民间所用的食茶，大概有固定数量。茶官贪求超额利息，运输过多，卖不完，各州多半亏欠年度定额，于是每斤加价分配给百姓购买。元丰八年，凤州依照茶官指挥，每斤茶加钱一百，其余州郡也依此办理，由此可见。又茶法起初实行时，卖茶的地区只限于秦凤、熙河，如今竟向东扩展到陕府，侵夺蜡茶的销售地区，损失必然很多，这就是陕西所受的第五种祸害。五害不除，蜀人就会泣血，也没有地方申诉。臣请求朝廷怜悯远方百姓，废除专卖茶叶的法令，允许平民自行交易，只收税钱，不发长引；只令当地场务按数抽买博马所用的茶，以免损害朝廷武备而已。这样就能把百姓从罗网中救出，使他们得以重新生活，奉养父母、妻子和儿女，臣将万分庆幸。如果朝廷认为陕西边事尚未安宁，不愿立即废除茶事，那么请求先放宽专卖禁令，允许百姓贩茶；除正税外仍收长引钱，每年收入不会少于数十万贯；而商旅畅通，东西各地货物日夜流转，所得茶税、杂税钱以及酒课超额收入，又可以得到数十万贯；再加上撤除茶递后不必供养士兵的衣粮，以及官吏因茶所耗的食钱、息钱之类，数额也自然不少。这样，废除茶叶专卖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如果将来西部边境没有战事，然后再像旧制一样废除长引钱，只收税钱就可以了。然而臣再仔细计算，陆师闵经营茶利，即使让他全部搜刮，而且一一达到数额，也只不过二百万贯，不会再有盈余。如果扣除前面所说的茶引钱、茶税、杂税、酒课等各种收入约七八十万贯，就只约有一百二十多万贯的利益。如果再扣除茶递、养兵衣粮以及官吏因茶所耗约三四十万贯，这就是陆师闵用各种不合理手段残害百姓，最终只得到八十万贯。假如蜀中万一稍有饥荒灾害，百姓无法忍受而起来做盗贼，或者像淳化年间那样，臣不知道朝廷用兵要防备什么、耗费多少钱、杀死多少人，才能平定。如今只得到七八十万贯钱，却把它置于这种不加考虑的地步，臣实在疑惑。臣还访闻，陆师闵去年从成都迁往永兴治事，仍然取用成都的供给；成都本府有个衙前杨日新替他卖酒。到十一月中，陆师闵自觉这样违法，才发牒文给永兴，成都只改为使用永兴的供给。至于违法差遣衙前卖酒，以及多领取成都供给的事，却从未被举发，他的贪婪冒失、毫无羞耻竟到了如此地步。也请求命令所派官员立即考察核实；如果查明属实，请求重重黜退贬谪，以慰藉远方多年积累的愤懑。辙任中书舍人时，上奏论述防置川茶不妥当，说：朝廷如果废除益利路专卖茶叶的办法，只在陕西防边各郡实行专卖，不许客旅私自贩运；同时把防边各地每年需要的益利诸场各色茶叶及斤数，分配到各场，命令及时按期限和买，官府买足所需数量后，才允许私下交易。除防边所专卖的地区以外，任凭客商贩运。这样筹划，比起近年把益利和陕西各州全部专卖，利益有五点：益利茶户不会被官场用低价、大秤强行收买，这是第一；过去茶叶还没有专卖时，民间所采茶叶共有四种：牙茶、早茶、晚茶、秋茶。采茶范围扩大，茶利自然加倍。自从专卖茶叶以来，官府只要早茶，其余三种便弃置不采，百姓失去的茶利超过一半。如今既然允许通商，四种茶都可以恢复采摘，这是第二；官府运输的茶只限于边郡所需要的数量，比专卖茶叶时运输量减少一半，茶递役兵和州郡雇佣的脚夫都可以减轻负担，这是第三；陕西茶商在岐、雍之间通行后，百姓都能吃到价格便宜的茶，这是第四；益利各州百货流通，酒税、课利按理自然会增加一倍，这是第五。若同目前有司所议的办法相比，只专卖名山、梁洋三场，放行益利各场茶货，其弊有四：名山、梁洋三场的专卖法照旧，而不专卖的地区犬牙交错，专卖与不专卖茶户的利害相差悬殊，大家同样都是王朝百姓，相距咫尺却不应突然有这种差别，这是第一。专卖与不专卖的地区相距不远，小人容易借机煽动。比如名山西南的产茶地，还有雅州、卢山、荣经等处；如果放任这些地方的茶向北经过名山，双方茶叶混杂，就无法辨认；如果放任这些茶从水路进入嘉州、眉州，那么名山的茶也会从这里流失。放宽禁令，专卖法就会自行废弛；管得严急，百姓又会被诬陷，横遭徒刑和流配，这是第二；官府收买的只用早茶，那么牙茶、晚茶、秋茶也会成为废物，百姓失去厚利，与往年没有差别，这是第三；防边各州的蕃部所需茶色各不相同，如今只把名山、梁洋的三色茶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熟悉茶性，必然有卖不出去的，这是第四。若同目前有些人提出的办法相比，把陕西内外各州都实行专卖，按照所需茶数在益利各场和买，由官府自行运输、销售；和买以外，成都路客人贩茶不得越过陕西，其害有三：完全夺去茶利，商贾不再往来，各项课利不能流通，酒税、课利自然减少，这是第一；运输的茶既然太多，递铺役兵和州郡雇佣脚夫的劳费，比近年没有差别，这是第二；岐州、雍州的百姓仍然只能吃价格昂贵的茶，这是第三。由此看来，朝廷如果只和买边郡所需的茶数，只在边郡设专卖法，其余地方一概允许通商。

译这种办法一实行，上面三种说法的弊端自然都会消除。至于供给蕃部、收买战马的利益，则同三种办法没有差别。这样比较，利弊就可以看清了。熙宁年间，权任开封府推官苏轼上言说：均输，是把贵处的货物运到便宜处，把近处的货物调往远处；然而广泛设置官属，支出大量缗钱，使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即使没有明说贩卖，既然已经允许官府经营，货物一经变换流通，就不可能不与商贾争利，从未听说有既经营又不与商贾争利的事。商贾经营，手续曲折而难以办理：买货时，要提前付款；卖货时，要延后收钱；还要通过多种方式互相接济，委婉周转，成倍的利润正由此取得。如今先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文书、廪禄等费用已经很厚重；不送礼就不能出售，不行贿就不能流通。因此官府收买的价格一定比民间贵，等到出售时，弊端又同前面一样，商贾的利润从哪里取得？朝廷没有想到这些，竟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笔钱一旦发出，恐怕无法收回；即使其中略有所得，征商税额的损失也一定很多。皇帝当时正被王安石的主张所迷惑，苏轼的话都没有被采纳。当时青苗法正在施行，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舜俞不奉行命令，上疏自劾说：民间借贷财物，所收利息重的只达到一倍，约定偿还缗钱；但谷粟、布帛、鱼、盐、柴薪、蔬菜、耰锄、锅釜之类，也可以杂取作为偿还物。朝廷招募百姓借贷时，有司约定以中等年成的价格计算，却一定要求用缗钱偿还，想像私人借贷那样用其他物品杂偿也不可能，所以愚民多有卖田宅、抵押妻子儿女的。知事理的老人告诫乡里子弟，没有不把借贯钱看作苦事的。祖宗制定法令，允许以财物相互借贷，任凭双方订立契约，官府不替他们处理保全之事，体恤百姓的用意实在深远。如今用便利诱导他们，用威刑督迫他们，与旧法不同了。诏书说，青苗法是为了救济百姓的困乏、抑制兼并；但如果让十户编为一甲，漂泊无根的人不得领取和分配的钱，那么真正贫困的人已经享受不到它的恩惠；这项法令最终会实行，反而更成为兼并者的方便。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设置常平仓，并不是能够让每个人都按人口领取粮饷，而只是掌握粮价贵贱的权柄，使储存粮食的人不能深藏粮食来谋取利益。如今把粮食分散作为青苗钱，只怕不能全部发出；万一饥荒接连而来，必定有人乘机抬高粮价出售，真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来制止。官府放贷既然已经实行，收取钱息，富室藏起钱财，坐等邻里拖欠之时，就可以随意取得他们的田宅、妻子儿女，这难道不是为兼并者提供便利吗？虽然分成夏、秋两料，但秋季放贷的月份与夏季收取的期限相同，夏季放贷的月份又与秋季收取的期限相同，不过是辗转计算利息，拿来作为应缴之物，使我们的百姓终身乃至世世代代每年两次缴纳息钱，没有穷尽。这是另外设置了一项赋税来损害天下，并不是王道的举措。熙宁十年，和彭州吕陶上奏说：朝廷想要减轻劳役负担，制定法令招募役夫，起初并没有过度搜刮百姓财物的意思。有司执行过当，增加征收数额，称作宽剩钱。自熙宁六年实行役法，到现在已经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多贯，今年还要再征纳一万多贯；以成都一路计算，不下五六十万贯；推及天下，如今大约已有六七百万贯宽剩钱积存在官府。年年这样，钱币必然匮乏，货物和法令不能流通，商旅、农夫都将受到它的祸害。臣恐怕朝廷不知道免役钱之外还有这么多宽剩钱，请核查现有钱数，约计支用，保证每年不会缺乏；再广发布施恩诏令，特许免除几年，或者每年限定不得超过十分之一，使百姓不至于更加困苦。吕陶又上奏说：臣如今列举本路设置茶场，收买茶叶运往熙河等处进行折博，并把各州茶货全部收归官府，随即收取三分利息，再迅速出售，致使平民失去生业，徒然陷入刑法，在远方尤其不便。谨列出具体条款如下。臣认为，国家富有四海，山林川泽的利益大多与民共享；自仁祖临朝以来，深知东南数路茶法的祸害，诏令有司一律放宽废除，任凭通商，使货物和法令流通，这是恩德深厚、圣世的盛事，远远超过前代。如今天下茶法都已通行，唯独蜀中实行禁榷，这大概是那些只谈利益的臣子不知事情本末，只顾劳费而妄自作为，并不是安定远方的用意。况且川峡四路所产茶货，比起东南各路，十份还不到一份；在日月照耀之下，文书轨制本应一统，法令不应有两套，仁德也不应区别远近，怎么可以各路通商，而两川却成为禁地？损害治理体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正是祸害中最大的。因此臣敢先陈述此事，伏望圣上慈悲，特意放宽茶禁，使法令公平统一，以使远方得到恩惠。第一，本路既然设置茶场买茶，准备运往熙河等处，并且随即取利出售，之后又不许民间私自买卖，于是让各种人等互相告发捕拿，按照编敕中禁止私茶的法令定罪。州县接受这一指挥后，后来多次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马吉等人因私自卖茶被人告发捕拿，有的被判徒刑，各自追缴赏钱。一路百姓于是产生怨恨和诽谤，这是因为所立法令过于严苛，损害了百姓。大凡官府本来拥有的物品，民间私自侵夺其利益，才算触犯禁令。比如解州有盐，民间私自煎制的才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私自冶炼的才是私矾。如今川蜀茶园本来是百姓缴纳两税的田地，不种五谷，只种茶，赋税照例折纳，役钱也必须平均缴出。百姓一向采茶售卖，以此供给衣食。由于这种茶并非官地所产，而是百姓自己的财物，显然与解州私盐、晋州私矾的情形不同。一旦立法，要求茶叶必须卖给官府，若敢私下交易，便成为犯禁；斤数稍微多些，甚至判处徒刑，还没收随行的各种物品，另行追理赏钱。恭敬地想，陛下仁圣、体恤万物的心意，必不会这样。伏请另立条约，以挽救苛刻之弊，免得刑罚案件日益增多，损伤和气。

译第一，本州导江县、蒲村、堋口、小唐兴、木头等镇，都按照茶马司的指挥，把茶货全部收购入官，而且已经实行。百姓所受的弊害，大体相同。只有导江县一带，尤其受到切实的伤害。这是因为本地是西山八州军的关隘，自来允许茶货进入城郭和部落进行交易。蕃部没有别的现钱交易，只是把椒、蜡、草药之类带来，在铺户处换取茶货带回去食用，称为“茶米”。有时患病，也用茶来治疗，早晚都不可暂时缺少。如今官府要求用现钱出售，蕃部就很难再把椒、蜡等物带入茶场交换。如果在铺户处进行交换，官茶每斤又收取三分息钱，铺户的价格照例自然上涨，蕃部的买卖便会因此受阻。况且茂州发生军事行动以后，人心才刚刚安定，怎么适宜再使茶货不通，另行产生边境事端？以上谨慎列举如前：所有茶禁造成的流通不通、平民失业、刑罚过重，以及在远方实行的不便事理之处，都已经像前面那样逐条分析。臣深切看到，熙宁七年，朝廷派李稷、蒲宗闵入川，考察买茶运往熙河买马等事。当时使者急于求得进用，不察事情实际，便认定每年息钱四十万贯，用来供给熙河。后来运茶积压，年度课额不足，便筹划改办，在彭州、汉州每年各收买狭布十万匹，名义上说是折抵运费，实际上是把布所得的息钱充入茶利。此后又担心买布也难以补足原定数额，于是请求改为雇用返航船只车辆，把解盐运入四川。等到盐法难以实行，又请求把川中有茶的地区一并收买。前后错乱，远不止一件事，只是想窃取功劳和赏赐，不顾民间的弊病。臣愚昧地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考察，使远方风俗得到恩惠、百姓安居。至于官吏耗费、道路阻塞、税额亏损，所得不能抵补损失等事，臣不敢再喋喋陈说，以玷污天听。伏请把臣这份奏疏交给本路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考察利害，特赐施行。神宗时，薛向任发运使，在六路实行均输法。同修起居注范纯仁说：臣曾亲自听到圣上的教诲，说要修行先王补助百姓的政事，如今却效法桑弘羊的均输法，还让小人来办理，搜刮百姓，积聚怨恨，酿成祸患。王安石以富国强兵的办法启发皇帝的心意，想求取眼前的功效，忘记了旧日所学；崇尚法令，就称赞商鞅；谈到财利，就背离孟轲；鄙视老成持重的人为因循守旧；把公正的舆论抛弃为流俗；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就是不肖之人，迎合自己心意的就是贤人。刘琦、钱顗等人只因说了一句话便遭贬黜，在朝廷的大臣正有一大半趋附他。陛下又跟着驱逐他们，那将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道路遥远的事情，理应逐步推进；事情重大的，不可以急速完成；人才不能急于求成；积累的弊病不能一下子革除。倘若想让功业很快完成，必定会被奸佞小人乘机利用。应当赶快召回进谏的人并退处安石，以回应朝廷内外的期望。范纯仁任起居舍人、知谏院时，又论述发运司实行均输法的奏状说：臣伏见近来下达的敕命，委托江淮发运司实行均输法。这大概是制置条例的臣子不谋求长远规划，只想希求眼前成效，略取《周礼》中赊贷收敛的制度和管理市场的办法，却说可以使百物价格均平、抑制兼并，以求取得陛下的信任。其实是采用桑弘羊经营商贾的办法，把各路货物笼括起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掠夺商人的微薄利润，以此助长君主奢侈扩张的心意，实在不是尧、舜和三代君王以农本为务、养育百姓的用意。臣听说，传记称先王教化百姓说：‘向他们陈明德义，百姓就会兴起善行；以恭敬谦让率先示范，百姓就不会争斗；用礼乐引导他们，百姓就会和睦；向他们显示什么可喜、什么可恶，百姓就会知道禁戒。’如今却让贪婪鄙陋的官吏大量引进同类，学习商贾的作态，用市场交易之道诱导百姓，这本来就与先王陈明德义、显示好恶的用意不同，却想使百姓兴起善行、知道禁戒，是不可能的。况且成汤不经营货利，孔子很少谈利，孟轲也说：‘何必一定要说利？’圣贤并不是认为财利绝对不能使用，而是厌恶用财利来诱导民心，滋长贪欲之风。上面的人所喜好的，下面的人一定会更加厉害。《诗经》说：‘你的教导施行了，百姓全都来效法。’ 如果国家取得末利，却败坏社会风俗，就不是治理天下的办法。君王治理财用，只在于致力于农桑，禁止懒惰，开辟衣食的来源，节省无用的费用；上面以俭朴率领下面，下面受上面的影响而勤劳。上下都勤劳节俭，公家和私人自然都会有余。如今耕田种桑的人没有受到劝勉，衣食来源没有扩大，朝廷又不先行节俭，百姓大多懒惰，不致力于生财之道，却让小人煽动贪利之风，还想使国家财用富足，这就如同爬到树上去寻找鱼一样。不仅伤害教化而没有益处，而且还将有更大的祸害。百姓是陛下的赤子，教养他们的办法不能不周到。用仁德安抚他们，就会产生孝顺和仁爱；用利益诱导他们，就会发生争夺。那么，施行什么法令、任用什么人，怎么能不谨慎？如今执政者不明，引用小人，使他们专门经营利益、残害百姓；而这些人一向有贪婪饕餮的行为，多次施行欺骗蒙蔽的奸计，必定会用超额收入取悦朝廷，用贿赂结交权幸。再加上吏民贫弱，官吏顺着风气行事，君门深重、朝廷遥远，百姓有被搜刮的祸患却无法申诉，有创伤困苦却无法伸张；怨愤一旦兴起，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陛下虽然有爱护百姓的心意，天下又怎么能够相信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臣伏望陛下思考圣人的训诫，斥退霸道者的办法，以农桑作为衣食的根本，以聚敛货利作为败坏风俗的开端，特地下诏，追回并改正先前的敕令。近来东南郡县多遭水灾，均输法还没有施行，如果此时改正，那么朝廷内外的百姓一定都会仰赖圣上的盛德。如果认为已经施行的命令不能仓促停止，那么请求先罢免某人，只委托各路监司办理，采用常平旧法：凡是货物价格低的，就用高价收购；货物价格高的，就用低价发售；不要强行摊派给百姓，务求取得多余息利。这样也足以平抑物价、抑制兼并，又何必过度变更制度，损伤大德？臣任职言路，职责虽微，但爱君之义深切；既然知道，就不敢不说；既然进言，就不敢不尽。唯望圣上慈悲留意采纳，不只是臣的万幸，实在也是天下的万幸。

译范纯仁又请求下诏让御史察看转运使以刻剥百姓为政的奏状说：臣深切认为，天下的财用出自耕桑，耕桑出自百姓的劳力。百姓劳力有余，财用就充足；百姓劳力困弱，财用就匮乏。所以传记说：‘百姓不足，君王同谁一起富足？’这样看来，财用以百姓的劳力为根本，从来没有削弱根本却使枝叶茂盛的道理。先前听说京东转运使因为进献超额财物，使公家和私家都陷入窘迫。如今又听说本路官府把绵布分配给民户，每十三两折价和买绢一匹，民户却必须减价卖出换取；如果斤两中有折耗，比起领取现钱损失很多，到了缴纳绢匹的时候，所要补贴的更多。又听说荆湖北路监司命令百姓进纳钱财来授官，有的人家财产不能交足数额，就要求三四户共同进纳，其中只有一户能够受官。受官的人让别人帮助出钱，实在太过侥幸；共同进纳的人无名无分地被搜刮，只能徒然抱怨叹息。陛下正忧虑国用不足，尤其应该爱惜根本。如今转运使所作所为如此，怎么能使百姓的劳力不受伤害？孔子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养着盗臣。’这是说盗臣只侵害末节财物，聚敛之臣却必定伤害根本。伏望圣上慈悲，命各路考察核实；如果确有上述情状，应当予以重重责罚贬降。还请求下诏御史台察看各路转运使；有敢于以刻剥百姓为政的人，立即加以弹劾上奏。所希望的是百姓的劳力逐渐得到恢复，王道得以施行。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请求恢复钱禁，上奏说：先王制定钱币制度，是用来统御万物、沟通有无、调节盈虚的；它是君主掌握天下财利权势的工具。铸钱的权力统一掌握在公家手中，民间不得私自铸造。钱币发行、交易、流通和使用，虽然有时积存在官府，有时收藏在民间，转移出入并不固定，但归根到底都是县官之物，只是不使它流出中国使用罢了。因此，对于毁钱的奸行和钱币散失泄漏的弊端，不可以不加禁止。天下各路监冶所铸的钱都收入王府，每年损失大约数十百万缗，自本朝以来积累到现在，数量该有多少呢？按理说，公私之间应当充足有余了。然而如今京城府库中并没有听说钱串朽坏，民间却有时称作钱荒，这是什么缘故呢？最大的原因，只在于钱币泄漏给四夷罢了。从前曾下令，铜钱流出中国境界，达到一贯钱等情形，罪至死刑，并设置重赏收买告发、捕获者；窝藏、停留、资助这类人的，以及官吏失于检察的，也都按情节轻重定罪。如今熙宁年间的法令删去了这条，只听说边境地区有每贯钱征税的命令。哪里有利益，百姓就不怕冒犯法令。以前即使杀人，尚且不能制止，何况如今反而放宽了这项禁令，使四夷不费力便获得中国的利益，成为三边漏出的、海舶运载的财利，日积一日。臣恐怕耗尽我国的财货，穷尽我国工匠的力量，也不足以供给这种流失；而区区征税权的得失，何止相差万倍呢？钱币以铜为根本，铜必须禁止流失，前代本来就有关于祸福的论说。如今朝廷正增设铸钱的冶场，却删去了禁铜法令；官府积存的钱日益流散，民间得以买卖，任意铸造成器物来谋取厚利。这恐怕不只是损失铜材而已。又发展到销毁法定钱币，是因为钱币经过精炼，工费尤其少，改铸成器物可以获得数倍利润。这样既让钱币流出，又毁坏钱币，却希望钱币充足充盈，想达到古代盛治的程度，实在不可能。因此臣愚昧地请求申严边境禁令，以堵塞钱币流散的道路；恢复禁铜令，以繁盛铸钱的原料来源，并消除销毁钱币的祸患。淮南转运使苏颂上奏请求降低并确定淮南盐价，奏文说：臣恭敬地看到，淮南一路的财赋数额【“防”字疑为讹字，原文不明】极其浩繁，尤其依靠每年卖盐所得的一百多万贯钱来资助经费。然而近年以来，接连出现不足，议论者都说这是因为不能彻底禁止私贩盐的人，他们侵夺了公家的利益，所以才造成这种情况。况且沿海地区盛产盐卤，又有宿州、亳州等州，连接京东、京西的通商地区，贩盐者不用停留多久就能获得厚利；即使处以严刑峻法，也不能彻底禁止。再加上私盐便宜而价格低，官盐质量差而价格贵，民间既然从私盐交易中获利，官盐便无从销售流通，往往只能强行摊派给坊郭人户和经过的船只。这样计算盐课，怎么能够完成定额呢？盐味对于人来说，是每天都要吃、不可缺少的，不同于茶和酒，只在有时才使用。淮南一路人口繁多，吃盐的人数不胜数，而每年百万盐课前后有盈有亏，并不是过去吃盐的人多、现在吃盐的人少，而是没有考虑如何从根本上加以控制。臣私下听说，从前多次有人提出建议，想把一路官盐设法减价出售，也有人想只降低产盐州军的价格。臣认为，远近一律减价，确实不容易立即实行。如果暂且在产盐地区的通州、泰州、楚州、海州、涟水军，以及与其通商的邻境宿州、亳州、寿州、泗州等地，降低并确定盐价，使官盐和私盐的价格相差不太悬殊，那么民间愿意购买官盐的人一定会增多，私贩盐的人自然知道利润微薄，也会顾忌犯法。如果有人越过一个州，把盐贩入其他州界，那么在道路上隐秘藏匿，必定比在邻境官司辖区内更加困难，官府也容易捕捉禁治。若实行三五年，盐课数额逐渐增加，然后再把邻近州军的盐价一律降低，这确实是把私盐的利益转为官府利益的办法。张方平上奏论述国家财计事务，说：臣深切思考，上天生育百姓，以衣食作为他们的性命。圣人因此为他们调均安排，确立君臣、贵贱、等级和威仪的分别，用来制止争斗和祸乱，所以礼，是用文饰来规范这些关系；刑，是用来防范禁止这些乱象的。凡所谓赏罚、法令、仁义、廉耻，都是由此而建立的。衣食不足，哪里还谈得上礼刑？对内没有办法保全社稷，对外没有办法制服侮慢和祸乱，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因此，财货和粮食，是治理人事的确实道理，不是靠高谈虚辞可以得到的。如今京师处在平坦开阔、四方冲要的地方，连接营垒、设置卫兵，以抵挡山河险要，这说明国家依靠军队而建立，军队又必须依赖财货粮食才能聚集，这是当今天下的大势。臣在仁宗朝庆历年间担任三司使，嘉祐初年再次掌管国家财计，曾经为朝廷精详地论说此事，多次上奏，陈述利害安危的根本，考察其本源，认为冗兵【“防为”疑为讹字，原文不明】是最大的祸患。大略计算，中等禁军士卒一人每年供给约五十千，十万人每年费用五百万缗。臣以前在三司核查，庆历五年禁军人数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多指挥，达到四十多万人，这是每年增加二千万缗的费用。

译太祖皇帝制定折杖法，免除天下徒刑罪犯的劳役，最初设置壮城、牢城等军，承担各种役使，称为厢军；后来辗转增设、创置军额，如今厢军与禁军的数目几乎相等。这样一来，每年增加的衣粮供给究竟有多少【“防何”疑为讹字，原文不明】？这些都出自百姓的力量，天下怎么能不困乏？臣在庆历五年统计各路盐、酒、商税的年度课额，与景德年间的统计相比，全部增加到三倍、数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多万贯，庆历中收一千九百七十五万多贯；景德中收酒课四百二十八万多贯，庆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万多贯；景德中收盐税课三百三十五万多贯，庆历中收七百一十五万多贯。只是茶税虽有增加，却不算多。天下和买的绢，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最初在河北实行，用来供应各路军队的衣物，后来推广这种办法，扩及京东、淮南、江浙。景祐中各路购买不到二百万匹，庆历中竟达到三百万匹。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年，只听说比较考核、督促责罚，没有听说有所宽减。这样搜刮天下，难道还会有遗漏的利益吗？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财利收入没有像这样多的，费用支出也没有像这样广的。过去唐朝自天宝之乱、肃宗和代宗以后，国力极其窘迫，禁军缺乏粮饷。京畿百姓甚至揉取禾穗来供给军粮，登上都城城门来眺望四方贡奉何时到达，可以说危急困蹙到了极点。后来患难平定，军队便有时可以解散；军队解散，民力也就宽舒了。如今内外各军坐享衣食，没有解散的期限，天下困敝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而上下却安然不作打算，谋求如何挽救。宝元、康定年间，西夏阻挠命令，西部军队在外作战。既然聚集军队马匹，就必须把粮草运入内地，在京城支取归还，以交钞、银钱、物帛计算，每年约支出一千万贯以上。三司无从筹办，只得由内帑供给。庆历二年、三年，连续两年从内库支拨银帛绢帛，仅这两次就有六百万匹、两百万两【原文“银防绢”疑有讹误】。三司用来补充不足，不久便支用殆尽。西部战事至今已经二十年【“已防二纪”疑为讹字】，期间也没有听说有所储备。国家不幸，大变接连发生，赏赐之后，府库空虚匮乏，往年旧有的积蓄大概已经没有剩余了。万一因此发生饥荒，再加上寇盗和战争，臣恐怕即使有智谋的人，也难以妥善处理后果。苟且应付，是臣下只谋求自身的办法；长远考虑，才是陛下谋划家国的事业。建立大事、确立大体，陛下所忧虑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应优先的了。财计的职责，虽然属于三司，但每日产生的烦琐事务、日常的计算规划、簿书期限等，属于有关主管官署。至于议论关系到军国大体的事情，事务涉及安危关键，其根本在中书、枢密院，不是有关官署所能参与的。如今赋税征收必须下达敕令，支给钱物必须下达宣命，这是祖宗的规制，二府共同掌管国家财计的出入。现在若想保全并大力充实国家财力、安定百姓、巩固根本，就应当从中书、枢密院同心协力开始，修明真宗以前的旧典，先从削减兵籍入手，依次办理那些弊害最大的事项。至于宗室制度、官人法，以及诸生惹事造端而不简便的制度，都应裁减并加以整顿。至于细小琐事，对国家财计的盈亏不足以造成损益的，交给有关官署办理即可。提纲挈领，众目就会张开；澄清源头，下游自然清明。《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说：“变而通之，以尽其利。”《节卦》的卦辞说：“以节制来制定制度，不伤害财力，不损害百姓。”所以，伤财害民的事情，应当制定制度加以节制。若只是遵循常规、固守旧制，拘泥于琐细文法，躲避猜疑嫌隙，顾虑表面形迹，顾惜浮泛议论，却废弃长远谋划，忽视人的谋略而侥幸等待天意，日月已经流逝，岁月不会等待我们，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叹息了。臣身处近臣之列，蒙受三朝恩遇，深切看到时局一天比一天紧迫，忧愤之情难以承受，便冒昧竭尽愚昧直言，只希望陛下留意省察。当时许多铜铁官曾提出铸钱建议，但没有全部施行，朝廷又自行放宽钱禁，民间销毁钱币以及把钱币流出境外的情形很多。方平进谏说：“禁止铜材外流、禁止铸造钱币，私自铸钱者罪至死刑，这是表示不与天下共同分享这种利益。”按照旧例，各监所铸的钱全部收入王府，每年拿出其中的余羡供给三司，然后才流布天下。然而自太祖平定江南以后，在江池、饶州设置炉场，每年铸钱达到百万缗；积累百年收入，理应内藏府库的钱串朽坏，民间也应充足了。近年公私上下都苦于缺钱，百货不能流通，人情窘迫，称为钱荒。不知每年铸的钱现在究竟到了哪里？铸钱和禁铜的法令由来已久，法令敕书都载得很清楚；但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取消钱禁，因此边境关口用重车把钱运出，海船满载而归。听说边境州军的钱流出境外，每贯钱只收税而已。钱本来是中国的宝货，如今竟与四夷共同使用。又因为废除了禁铜令，民间任意销毁，再也无法辨别；销熔十枚钱可以得到一两精铜，铸造器物可以获利五倍。这样一来，各州逐一设置炉场，每座炉场增加铸钱数量，就好比沟渠所得的少量水，反而供给了尾闾【传说中的泄水处】的流失。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上奏说：“臣听说古代所谓治理财货，只是按照义理加以调理，并不是说夺取过来据为己有。如今所谓市易法，大概已经接近掠夺了。凡百姓所需要的东西，都聚集起来等待出售；凡百姓能够获利的东西，都拿来专门由官府经营。道路上贩运的货物，不能私下交易，必须交给公家；市场店铺所需的货物，不能向私人购买，必须由官府收取。又设置借贷，用这种办法使百姓陷入冻馁【原本阙】。百姓因此怨恨、悲伤、忧愁、困苦，而上面的人却把这当作……臣知道东南的情况较为详细：江南以南的地利在茶，浙江东西的利益在物帛。州县乡里的百姓以此为生，商人依靠这些货物经营。每年船运车载，络绎不绝于道路，官府取得商税，用来供给百官俸禄、养活军队、奉养父母、抚育妻子儿女，觉得京师如同归宿。如今市易法派遣使者专门占有这些利益，商人便不再流通交易。利益进入市易机构，三司的税收就减少；利益归于公家，百姓日常使用的物资就不足。这种弊端并不难看清。况且市易法并不是完全不好。如果确实按照诏书，把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在百姓手中的货物收购来，按其价格购买，即使天下都实行也可以，而且它所产生的利益也是无穷的。

译例如江东今年夏季旱灾，米每斗三百钱，银每两不到一千钱；浙江东西今年的丝每斤不到四百钱。百姓正处于困穷缺乏之中，货物又无处出售；如果有关官府利用这个时机收购，以等待公家缺乏时使用，实际利益在百姓，公家也能从中得到好处。如今却不知道采取这种办法，反而让牙侩小人天天和市场百姓争夺一丝一粟的微利，这是最不好的计策。过去治理商人的办法，只是根据商贸的盛衰来调节而已。商贸正兴盛时，就多征税来抑制；商贸正衰落时，就少征税来扶助。未曾专门占有商人的利益。唐代刘晏权衡各种货物的轻重，使天下物价没有过分贵贱。战争兴起数年，征敛没有达到百姓，却能满足国家用度。君子有人认为刘晏的做法不够高明，如今的计策，比刘晏更低下了。臣听说，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必须在年末进行，因为五谷都已入库，然后根据收入制定支出，量入为出。廪人按照年成的高低计算国家用度，以了解是否足够，从而判断年成丰歉；如果不足，就下诏让王减少国家用度。国家年年收成不好，税赋收入比往年减少三四成，难道也用这种道理向陛下说明了吗？上天的丰歉没有常数，而国家的支出有定额；用无常的收入供给有定额的支出，本来就已经不足了。何况开拓边境、开凿河渠、兴修圩垾，费用又不断增加，这样一来，上下内外都告乏，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臣希望暂且减少一切劳役，看那些浮费，削减它们，以等待有丰收之年【原文“损”后标点及“需有嵗焉”疑有讹误】。古代三年举行一次郊祀，用来向天地表达诚意。认为天地的恩德不可报答，所以祭祀所用的牲畜、币帛、服饰、器物都以简约为原则罢了。自汉代到唐代，浮华的文饰逐渐增长，恩赏的惯例尤其过于丰厚。如果认为崇尚文饰是对的，那么在挽救时局方面，如今正应当采取质朴；如果认为崇尚丰厚是对的，那么在适应时势方面，如今正应当采用节约。况且这些做法未必合乎礼制。古代用义理供养君子，用财利供养小人。如今军队的赏赐，姑且以为因循旧例、难以废除；而群臣又侥幸凭才艺多次获得陛下的恩命。平时赏赐已经很厚，于是又得以封赠他们的祖父母、父母以及妻子儿女，并施及子孙。又有些人没有功劳却安然接受无名之赏，这不是不能节制的。人人都说理财有道，认为这样做的人只是私下忧虑过度、谋划太多。财货的蓄养固然有道，使用它难道可以不合礼制吗？不在平时就节制费用，而等到来不及才谋划；不在贵近之人那里均减，而转而从下层百姓那里改变取用，也不能说是仁智之举。希望陛下明察。判三班院曾巩上奏说：“臣听说，古代按照三十年的平均数来制定国家的用度，使国家能够积蓄九年的储备。而制定国家用度，必须在年末进行，这是因为要根据收入来确定支出。国家用度中不可节省的，是祭祀；然而祭祀所用不过只是总数的零头，由此便可知道先王蓄养财力的用意了。大概用度有节制，那么天下即使贫穷，也很容易使它富足起来。汉、唐初年，天下的财用曾经很困乏，汉文帝、唐太宗能够节制财用，所以公家和私家都有余财，这就是所谓天下虽贫穷，也很容易使它富足起来。用度没有节制，那么天下即使富足，也很容易使它贫穷。汉、唐盛世时，天下的财用曾经很充裕，汉武帝、唐明皇不能按照制度节制用度，所以公家和私家的财力都耗尽了，这就是所谓天下虽富足，也很容易使它贫穷。宋朝兴起，承接五代的衰败，六位圣主相继与民休息，因此人口已经繁庶，财用也有余。再拿景德、皇祐、治平三朝相比较：景德年间有七百三十万户，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年间有一千九十万户，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年间有一千二百九十万户，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每年的收入，皇祐、治平年间都在一亿万以上，每年的费用也都在一亿万以上。” 判三班院曾巩上奏说：“臣听说古代按照三十年收入的通盘计算来制定国家用度，使国家有九年的储蓄。制定国家用度，必须在年末进行，大概就是量入为出。国家不能节俭的事情是祭祀，但所用不过收入数目的十分之一，所以先王蓄养财力的用意可以看出来。使用有节制，那么天下即使贫穷，也容易使它富足。汉、唐初年，天下的用度曾经不足，汉文帝、唐太宗能够节制用财，所以公私都有余，这就是所谓天下即使贫穷，也容易使它富足。使用没有节制，那么天下即使富裕，也容易使它贫穷。汉、唐盛世时，天下用度曾经宽裕，汉武帝、唐明皇不能用制度加以节制，所以公私耗尽，这就是所谓天下即使富裕，也容易使它贫穷。宋朝兴起，承接五代的弊病，六位圣君相继与民休息，所以人口已经繁盛，财用也有余。且比较景德、皇祐、治平三朝：景德时有七百三十万户，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时有一千九十万户，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时有一千二百九十万户，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每年收入，皇祐、治平都在一亿万以上，每年费用也都在一亿万以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 自古以来国家的富足，从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古人所说的九年储蓄，是计算每年收入，只储存其中十分之三罢了，这是约略而言。如今臣所陈述的，也是约略而言。现在具体数目不能完全相同，但概括其大致情况，必定不会相差太远。前代在衰败困敝的时候，尚且能够改变贫穷而成为富足；如今我们凭借全盛的形势，使用财货又有节制，若节省十分之一，就是我们的十分之一；若节省十分之二，就是我们的十分之二。前代难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却容易做到，不用详细论证也可以知道。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清静质朴、崇尚节约，这是天性自然。乘舆、器物、服饰由尚方制造，从未使用一件奇巧之物；嫔妃和身边侍从中，掖庭的职位也多有空缺。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以身作天下的表率，因此忧念怜悯百姓，改变整顿各种政事的心意，确实极其诚恳悲切，上达于天地、下感于臣民。至于明确法度以蓄养天下财力，更不是陛下难以做到的事情。臣实在不自量力，冒昧献上这点愚见，请陛下裁量取舍。

译曾巩又上奏说：“臣曾经说过，皇祐、治平年间每年收入都在一亿万以上，而每年费用也大略用尽了。景德时官员一万多人，皇祐、治平时都三万多人。景德时郊祀费用六百万，皇祐、治平时都在一千万以上。这两项费用都比景德增加一倍。皇祐、治平时入仕的门路多于景德，可以考察而知；皇祐、治平时郊祀费用的项目多于景德，也可以考察而知。然后议定可以罢除的加以罢除，可以削减的加以削减，使每年收入如同皇祐、治平，而官吏俸禄供给和郊祀费用都与景德相同，那么两项所节省的，大概有一半。再依照同类事项推求并加以节省，按每年收入一亿万计算，如果节省十分之一，每年就有余财一万万；如果节省十分之三，每年就有余财三万万。按三十年的总数计算，应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作为十五年的储蓄。自古以来国家的富足，从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陛下说臣所说的以节制费用作为理财的关键，世上谈论理财的人，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现在把这篇奏章交给中书，臣在三班任职。”按：宋初承袭旧制，把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称为三班，设置都知、行首领掌管。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另行设置行首领掌管。端拱以后，分为东西供奉，又设置左右侍禁和承旨、借职，都由三班统领。三班这个名称也没有改变。起初三班的吏员只有三百人，有时还不到这个数。到天禧年间，竟总共有四千二百多人。到了现在，竟总共有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宗室又有八百七十人。大概景德时的员额已经是初期的十倍；以今天考察，几乎又是景德时的三倍。大略拿三年入籍、出籍的簿册相比较：熙宁八年入籍四百八十七人，九年五百四十四人，十年六百九十人；而死亡、退休、罢免等出籍的人，每年有时超过二百人，有时不到这个数。这样看来，人数年年增加，没有看到停止的迹象。臣又大略考察了他们入仕的原因，已经分条写在另一份记录中上报。对于可以罢除的议定后罢除，可以削减的议定后削减，只请陛下选择。臣所了解的只是三班，吏部、东西审官院以及天下其他费用，想来也一定有接近这种情况的。希望陛下试着加以考察，按照同类事项推求。大概有比旧时节约而比今日浮滥的，也有比今日节约而比旧时浮滥的；凡浮滥的，必须查明其浮滥的根源并加以杜绝；凡节约的，必须探究其节约的原因并加以遵循。这样努力实行，使天下每年收入达到一亿万，而节省十分之三，按三十年的总数计算，就应当有十五年的储蓄。财用，是天下的根本。假使国家富足强盛到这种程度，那么想求什么得不到，想做什么不能成功？凭陛下圣明的资质，再加上励精图治，改变因循苟简的弊病，正大力修明法度，使天下得到幸福，为万世留下福泽。因此臣敢借职守之便，考求各项费用增减的数目，来完成前日的论说献给陛下。只请陛下裁量取舍。哲宗初年即位，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临朝以来，留心各种政务，以使百姓休养生息为念，凡所施行都合乎义理。例如罢除导洛堆垜等局，减少、免放市易法所欠的息钱，罢除让百姓养马，免除积欠的租税，派官员考察茶盐法中使者刻剥、损害百姓的行为，如吴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内臣制造事端、聚敛怨恨的行为，如李宪、宋用臣等，也都依次罢免。朝廷内外听说后，没有不欣喜踊跃的。如今陛下又不遗漏疏拙之臣，特意降下清问，臣虽没有才能，怎么敢不竭尽愚见？臣恭敬地思考，先帝初即位时，召臣充任翰林学士；当时臣亲眼见到先帝至诚求治，曾经命臣起草诏书，以宽减百姓、节省民力为主旨。自王安石执政，改变旧法，群臣有议论其不便的，便认为是在破坏法度，一定加以贬斥废黜。从此青苗、免役法实行，百姓的财物被取尽；保甲、保马法实行，百姓的劳力被用尽；市易、茶盐法实行，百姓的利益被夺尽。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如今陛下既已深知其中弊端，凭至公之心独断，不被众议迷惑，那么在改革之时，就必须有办法，不能仓促行事。例如青苗法，只要停止逐年比较考核，那么官府既不会借此邀功，百姓也自然免除被强迫催逼的祸患；免役法，应当少取宽剩钱，估量差役和雇役的适宜数额，不要让下户徒然缴纳，上户被取其财，中户被取其力，这样公私自然能够均衡周济；保甲法，只令百姓在冬月农闲时教习，仍然只委托本路监司、提举按察官负责，既不至于妨碍农事、损害百姓，众人也可以安居乐业，不会转而成为盗贼。以上三件事，都必须另行制定良法，作为长久的利益。至于保马法，先朝已经知道有关官府推行它是错误的；市易法，先帝尤其觉察到它有害而无利。至于福建、江南等路摊派出售茶盐过多，使远方百姓几乎无法生存，这都不是朝廷本意。恐怕应当一概罢去，而南方盐法和三路保甲尤其应该首先改革。以上几件事，只是大略陈述大概，其他详细情形，不是书信所能全部写尽的。然而臣深深忧虑的是，陛下如果一定要改革各项政务，使事情既不惊动众听，又确实使利益到达百姓，最紧要的莫过于任用合适的人。因此臣前日冒昧献上愚诚，请陛下广开言路，选任台谏官。若确实得到中正之士，分布在重要职位，使他们讲求天下利害，议论改革整顿的办法，朝廷上下同心协力，斟酌裁定……” 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不难办成了。若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有治理天下的意愿，最终也不能成事。臣又切实担心，议论政事的人会认为，如果改革青苗、助役等法，过去削减的国用必定会导致不足。然而从来提举常平司等机构所储存的钱物，都属于封存储备，本来就不允许调拨充作军国日常费用。何况如今正是让百姓休息、减少事务的时候，对外不轻易动用兵革，对内没有土木工程的横暴费用，国家财计自然容易供给。再加上罢除上述搜刮之事，民力已经渐渐舒缓。就像近日刚刚罢除导洛司堆垜场【“防”字疑为讹字】的汴河税额，已有增加，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百姓富足了，君王谁会不足”啊。

译监察御史王岩叟论述河北搉盐【“▯”字疑为“搉”或“榷”】之害，上奏说：臣深切看到，河北两年以来新实行盐法，考察它的条文，纤细周详都已具备；它为国家着想、替公家收取利益，用意不可谓不到。然而立法之初，一定认为官府无需劳费，法令就可以推行；百姓没有痛苦，利益就可以取得。臣如今观察，实际大不相同。运输盐的车，名义上说是和雇，但郡县、镇寨有时没有可以雇用的车辆，便免不了把车辆摊派给上户，造成骚扰。主管机构发文，却不知所谓和雇；郡县承办，实际是平均摊派。一年之内，有时达到四次，这些百姓承受得了吗？盐运到官府后，由官府自行出售，势必要按规定留下一部分以备损耗，因此购买者又免不了遇到分量不足的弊端。平日商旅通行，根据力量大小，趁时运载，盐也有余裕，民间不知道有断绝缺盐的忧患。如今车脚运输既困难，运载又不能接续，就免不了时时出现无盐可买的情况。说这是良法，难道本来就应该这样吗？臣私下推测，谋划此事的人一定会说：只是把商人的利益笼括过来归公家，并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如今到处都这样，民间盐价增加了一倍，这就是既夺取商人的利益，又提高居民的价格，以此取得利润罢了。所以众口叹息，都说从来不习惯每天吃这样昂贵的盐，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难以买到盐的情形。又听说离城稍远的地方，贫家下户往往不再吃盐，甚至有把盐比作药物的说法。向百姓加价而从官府收取利润，把这当作奇异的成效，谁不能做到？即使加价十倍，也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对百姓究竟怎么样呢？臣恭敬地认为，河朔是天下的根本，祖宗以来一直把这里当作施惠之地。愿陛下不要把损害百姓当作利益，而要把增益百姓当作利益，恢复旧有盐法，作为河北数百万生灵无穷无尽的恩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贴黄说：庆历六年，曾有臣僚筹划盐法，一年之内，只在旧有数额上增加钱五十九万二千八百多贯，所得利益可以说很厚了。仁宗却不把它放在心上，反而悲悯地发布仁德诏谕说：“朕担心河北军民一下子要吃贵盐，暂且可以让他们依旧制办理。”直到今天，年长的旧臣谈起这件事，往往还流泪。那份敕书刻在北京的石碑上，如今抄录本进呈，希望陛下能够看到仁宗的本意，效法它以更加彰显盛德，成为社稷无疆的福祉。又说：庆历六年盐税额只有一十九万多缗；如今如果按照元丰六年末推行【“防法”疑为讹字】以前的每年盐税收入作为定额，自然已有三十三万多缗，比旧额也增加了。王岩叟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旨意，派范谔考察河北转运使范子奇所奏请求，想让盐税按十分抽一征收。臣昨日在河北时，也知道商人有自行向官府请求的，要求罢除搉买，而愿意缴纳加倍的税。这大概是商人因为担心搉买夺走他们的利益，才巧妙地提出这种计谋。主管财计的人只知道能够从商人那里多征一倍税钱，认为这是利益，却不知道商人将会把价格再次加到百姓身上，以便弥补损失。臣近来因为论述河北盐法搉买不便，且抄录庆历六年仁宗的敕书一并缴进，本意是认为经圣上阅览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指挥。如今既然没有这样，按道理应当再次陈述。臣认为，仁宗既不实行三司搉买之法，也不接受都运司增加盐税的请求，只批示说：‘朕担心河北军民一下子要吃贵盐，暂且依旧。’这一句话感动人心，深入骨髓，刻在美玉上，明亮如日月星辰。当时计算每年增加收入不过六十万缗，仁宗难道不认为这是公家的利益，既广且多吗？只是认为把财货藏在官府不如藏在百姓手中，为眼前谋划不如为长远谋划，所以特意舍弃数十万缗无穷的利息，换取数百万家百姓无穷的恩惠。岁月虽然久远，但仁宗的本意仍然是新的。如今陛下即位之初，正应当再次用祖宗的一句话感动、取悦天下，怎么能因为小利而失去人心呢？小利容易取得，人心却难以取得，陛下难道不珍惜吗？假如让这个使者复命，说增加盐税可以实行，陛下便要采用他的意见而增加盐税吗？那么像仁宗敕书中的话，黄河以北人人都知道不可违背，而如今却违背它，这对陛下的名义将如何呢？臣确实知道陛下本来没有这种心意，只是朝廷议论此事的人没有想到这一点罢了。况且用利益而不用义理作为标准，并不是好的谋略；用怨恨替代恩德，也不是忠诚的劝告。总之，从前的仁德诏谕不可忘记，今天应当得到的欢心不可丧失。至理明明在眼前，完全没有可疑之处。臣请求不要派遣范谔，特意以庆历年间的敕书重申告谕有关人员，以彰明陛下爱护百姓的心意，堵塞主管财计者聚敛财富的意图。这样不只是河北人非常幸运，实在是天下人的大幸。元祐元年，王岩叟请求罢除青苗法，上奏说：“臣等前些日子多次联名上奏，请求依照台谏官前后所陈述的意见，早日下令停止发放青苗钱。此事至今还没有看到指挥施行，臣等未能理解圣意。臣仰想，青苗法实行以来，天下困敝一天比一天严重，远不如从前。陛下静处时以尧舜之心为心，行动时以祖宗之法为法，圣明高远、胸襟广大，没有什么不能通达。陛下一定知道，自从实行青苗法以来，百姓惶惶不安，日甚一日；天下人议论沸腾，已经十六七年了，陛下一定不会肯再认为它便利，竭力主持推行它。臣切听说有大臣妄进奸邪之言，迷惑扰乱圣听，说恐怕国用不足，希望陛下把青苗法作为富国之计；由此便可以看出这种人没有见识。如今一个普通人放债取利，没完没了地这样做，最终也一定会失败，何况治理国家呢？富国有大道，养民有根本，哪里能把普通人朝夕谋利的事情当作富国的长久计划？从前四民都不遵守本分，不安于自己的职业，所以得到的都是苟且所得，谋划的都是苟且之计。如今陛下即位以来，四民能够安守本分、安于职业，天下的财富自然将会有余。读书做官的人不敢狂妄言论、任意作为，不敢侥幸求功进用，在四方制造事端，消耗公私财力；每年所节省的财货，已经多得不可穷尽，这是一种富足。

译务农的人断绝被诛求搜刮的痛苦，停止被调发服役的劳苦，罢除不急迫的劳役，宽免不合时宜的扰害；这样天下从此没有逃亡的百姓，四海【“▯”字疑为讹字】从此没有荒废的田地，耕种和养蚕都依时进行，常规赋税不会缺少，每年收入多得无法计算，这是一种富足。做工的人不再耗尽材料来制造兵器，不再竭尽技巧来从事土木工程；崇尚节俭、推重朴素，使华丽奢靡、纤巧奇技无处施展；比前些日子有所节省，每月都有积累，财富多得用不完。经商的人没有均输法损害他们的生计，没有市易法夺取他们的利益，之后都能竭尽自己的谋略，运用自己的财货，使货物流通到四方；人人都能有所盈余，国家征税所得也多得无法计算，这种富足更是取用不尽。四种人得到的这些利益，哪里是青苗利息可比的？陛下的大臣不知道用这些道理来启发陛下的心，却在年初发放，年终收回；早晨发出，傍晚收回，只求一丝一毫的利息来使自己获利，这是普通富人的做法。哪里有为天下治理国家，却做普通人的事情呢？臣希望陛下只应当考虑养育百姓，不必考虑如何使国家富裕。如果专意追求富国，百姓必然自行陷于贫穷；如果志在养民，国家将会自然富足。念头发自内心时，曾经没有丝毫差别；落实到事情上却竟然相差千里，关键只在于审慎辨别。恭敬地希望陛下查阅臣等以前的奏章，留心省察并采纳，早日下令施行。王岩叟请求诏令有关官府研究商人利益和弊病，上奏说：臣认为，祖宗盛治时期，四方商人交相往来于道路，万货没有滞积，公私共同享受利益，安乐富足到了极点而自己还不知道。后来利益专归公家，商人因此不再通行交易，四通八达的都市和大邑，甚至有空寂冷落的叹息。这不只是商人的祸患，上下也都共同承受弊害。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发布仁德诏谕，废除导洛司，罢除市易法，归还百姓衣食的来源，以恩惠养活困穷之人，人人都庆幸将要获得新生。有关官府本来不应再有争夺利益的端由。然而到如今已经两年，也不能说不久了，商人仍然苦于货物不通，国家也没有获得利益，这是什么原因呢？一定是法令内部有所弊病，而研究它时还没有穷尽应有的办法。恭敬地希望陛下特意诏令有关官府，深入研究其中的利弊，使天下商人的货物流通；对下可以调和百姓，对上可以资助官府，希望人物欣悦和乐，恢复到祖宗盛治的程度。臣愚昧，实在抑制不住这点诚心。”}], 朝奉郎、前任登州军州事苏轼上奏说：“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近来京东实行盐禁，已经获得厚利而没有造成多大危害，因此认为可以实行。依臣看来，大概是因为与河北、淮浙相比，京东用刑较少，所以便以为便利。他们不知道，过去京东贩盐的小商贩没有生计，大半都去做了盗贼；不过这不是臣职分所应当说的事，所以不敢上报。唯独臣所管辖的登州，计算在海中三百里，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商人不来，各处的盐货只是供居民食用。如今既然禁止私盐入境而改由官府掌管，官府收购的价格又低，与盐灶户卖给百姓的价格相比，三份还不及一份，盐灶户失业，渐渐逃亡，这是第一害。居民离大海不过咫尺，却使他们突然吃昂贵的盐；深山穷谷甚至只能吃淡食，这是第二害。商人不来，盐货积压不散，有进无出，各处官舍都堆满了，甚至露天堆积。如果实行配卖，就与福建、江西的祸患没有差别；如果不实行配卖，那么一两年之间就会全都变成粪土，白白丢弃官府的本钱，官员又会因主管和副主管亏损而被责罚，甚至家产破尽，这是第三害。官府没有得到一毫利益，百姓却承受三种危害，确实应当废止。臣又听说莱州原来也没有客商贩运，情况与这里相同。” 臣请求朝廷酌量，不要实行。臣所说的，只请求出于圣上的意思，先停止登州、莱州两州的盐禁，仍旧允许盐灶户卖给百姓，由官府收取盐税。其余州军，则交给有关部门详细讨论利害后施行。苏轼任朝奉郎、试中书舍人时，请求不要发放青苗钱斛的奏状说：“根据中书省录黄，先朝最初发放青苗钱，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所以当时的指示规定必须听从人户自愿，不得强行摊派。后来因为提举官急于求成，务求多发，便暗中胁迫州县，废弃并违背诏书规定，名义上说是自愿，实际上是强行摊派。有的整县召集，有的挨家挨户抄录登记；也有无赖子弟欺骗蒙蔽尊长，钱没有进入家中；还有他人冒名欺诈领取，根本不知道是谁。等到催促追缴时，却都归到本户名下。朝廷深知其中弊端，所以全部罢去提举官，不再设立数额进行考核。臣听说民情已经安定便利，前些日子四月二十六日下敕，发放常平钱斛，限定在二月或正月，只是因为人户想借取，便及时供其使用；又规定一半留在仓库，一半发放，只是为了所发数额不得随意超过这一数目。至于征求人户自愿，也不得强行摊派，一律遵循先朝本意。臣担心州县不了解朝廷本意，反而以为朝廷又想多发青苗钱谷，广收利息，召集摊派，严厉急迫地催责，像从前设置提举官时那样。八月二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令各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必须等到人户亲自持状、结保，赴县请求常平钱谷时，才可以查验核实，依条例发给，不得像从前那样召集登记，强行摊派。” 仍命提点刑狱官经常认真察访；如果有官吏像这样违法骚扰百姓，就立即提取审查，依法处理。如果提点刑狱官不能认真察访，就交给转运司、安抚司察访并上奏，同时先行处理。”臣又看到，熙宁以来实行青苗、免役两法，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法律日益败坏，百姓日益贫困，刑罚日益繁多，盗贼日益猖獗，田地日益贬值，谷物和布帛日益轻贱，列举其危害，实在数不胜数。如今朝廷大臣过去都曾为此痛心疾首、流泪叹息，想废止这些法令却不能实现。何况两位圣上恭谨自守、以善为从，免役法已经全部革除，唯独青苗一事只因沿袭旧制而略加损益，却想扭着胳膊强行施行，慢慢地像每月偷一只鸡那样逐步侵夺。譬如人服药，病情日益加重，身体日益衰弱，饮食日益减少，却始终不说这种药不能服，只是减少药量、改变药汤后继续服用，这样可以吗？熙宁的法令本来就不许强行摊派，但危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即使再次禁止强行摊派，危害仍然存在。农民之家量入为出，节衣缩食，即使贫穷也能勉强维持；如果让他们额外得到钱，花费就会自然扩大，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何况子弟欺骗父兄、人户冒名诈领，如诏书所说，这类事情本来并不是强迫勒索造成的。”

译过去州县同时实行仓法，但在发放、缴纳之际，十成要耗费两三成；如今既然废除了仓法，又免不了有人索取，十成必然要耗费五六成，这是势所必然。再者，官吏行为无状，在发放之时，必定让酒务设置鼓乐歌伎，或者关扑、出售酒牌子，农民甚至有空手回去的。每次发放青苗钱，酒税就突然增加，这是臣亲眼所见、因而流泪的事。二十年间，因为拖欠青苗钱，直到卖掉田宅、出卖妻女、投水自尽、上吊自缢的人，数也数不清，朝廷难道忍心再次实行吗？臣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以发放一半为定额，与熙宁初年的法令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而本月二日的指示仍允许人户自愿领取，也免不了用役法网罗百姓，使他们暂时快意，却是不合道理的做法，且没有考虑日后催促缴纳的祸患。这两者都不是良法，距离并不远。如今已经实行常平粜籴法，除了惠及百姓之外，官府也略有收益，这样就足够了，何必为了二分利息去招致无穷的怨恨？有人说，议论者认为府库不足，想借此法来供给边防费用。臣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如果果真如此，就是小人的邪说，不可不察。过去汉宣帝时，西羌反叛，议论者想让百姓把粮食交到边郡以赎罪，萧望之认为，古代把财物藏在民间，国家不足时便取用有余之家；西边有战事，即使按户征赋、按人口征收来供给其不足，也是古代通行的议论，百姓并不认为不对，怎么可以因此开启牟利之路，损害已经形成的教化呢？” 仁宗时期，西部战争没有平息，大约十多年没有实行青苗法，又有什么妨碍和缺失呢？何况两位圣上恭敬节俭，清心省事，不追求边疆功业，几年以后府库自然充盈，又有什么危急，竟要以万乘君父的尊贵身份背负放债取利的毁谤？从中所得，不过是锥刀末端般的微利罢了。臣虽然极其愚钝，却深深替朝廷感到惋惜。臣请求特别下达指示，青苗钱斛今后不再发放；已经领取的钱斛，等到丰收之日，分作五年、十期，随两税缴纳。或者请求圣上慈悲，念及他们多年已经缴纳了很多利息，从第四等以下的人户，一并予以免除，使农民从此卸下负担，也免得后世有所讥议。近来贬斥吕惠卿的告词又说：‘首先创立青苗法，竭力推行助役法；如果不把这些法令全部废去，必然会使奸臣有话可说，流传四方，损害不小。’ 门下侍郎司马光论说钱谷事务应当归于一处：“臣认为，《洪范》所说八种政务，以食货为先，所以古代的国家费用，必定由冢宰掌管。祖宗制度规定，天下的钱谷，除常平仓隶属于司农寺之外，其余都总归三司掌管。一文钱、一勺粮以上的收支，全都要登记在账簿中；除非条例规定有一定数额，不敢擅自支用，因此能够知道总数，量入为出，详细衡量利害，变通法令，分配调拨使用，取有余以救不足，指挥百司、转运使和各州，如同手臂指使手指。朝廷常常选用强干、精通理财的人担任三司官，如陈恕、林特、李参之类，都是称职而有名望的人。其余不通晓钱谷的人，也很少能够冒居这个职位，所以仓库充盈，费用有余，百姓不疲困，国家安定。自从改革官制以来，设置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以及九寺三监，各自有职掌，把过去三司掌管的事务分散到六曹及各寺监。凡应当支用的钱物，五曹都可以自行决定；有关部门得到符牒便立即供应，而户部不能控制、申报，发放账簿也不完全归户部掌管。户部既不能总掌天下财赋，就没有办法完全知道钱谷收支和现存的数目；既然不能完全知道，又怎么量入为出呢？” 此外，五曹以及内外百官各自提出理财办法，申奏施行，户部不能逐一参与，也没有办法彻底考察其中的利害。如今的户部尚书，就是过去三司使的职责；但左曹隶属于尚书，右曹却不隶属于尚书，天下的财物分成两处：看见那边有余，却看见这边不足，不能调拨使用。天下都是国家的财物，却分散成这样，没有专门总管它的人，谁来为国家共同爱惜并灵活调度呢？譬如人家有财产，必定让一个人专门主管支用；如果让几个人共同主管，各自只顾自己的部分，所有主管的人又多，彼此侵夺，而且人人都能取用，财产怎么会增加呢？所以财权不统一，即使天下财富像江海一样多，也恐怕有时会枯竭，何况民力以及山泽所产的财物都是有限的呢？这就是臣日夜为国家深深忧虑的原因。如今即使还不能大加变更，也请求暂且命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则分掌职务、分别治理。右曹所掌管的钱物，尚书除非奏请并得到圣旨，不得擅自支用。各州隶属于提举常平仓司的钱谷，每月也必须编具账簿申报户部。六曹及寺监想支用钱物，都必须先向户部关请符牒，由户部发符拨付，不得一面奏请、一面直接支用所掌管的钱物。” 各司没有看到户部的符牒，不得供应。过去三司所管的钱谷财用事务，凡是分散在五曹及各寺监的，都请求收归户部。如果说户部事务太多、官员太少，难以办理，就请求削减户部繁杂末务，交给闲散部门或相近机构兼领，但总归户部统辖。这样财权就归于一处；如果再选用合适的人才，天下的财物大概就可以治理了。监察御史上官均上奏说：‘臣听说，财用出自一个部门，便能使有无多少互相调剂，使差错、侵吞和盗窃得以稽查；这样财物不会有妄费，国家也没有匮乏的忧患，然后才能使百姓的财力宽裕，仁德恩泽遍及天下。周代的太府，掌管九贡、九赋、九功的副本，接受财货的收入，用来供应君王的膳食、服饰、宾客、祭祀、赏赐、玩好等物，全都归太府总管。年终考核财货的出入，可以说财用归于一处，所以有无多少能够互相调剂，差错侵盗能够得到稽查，国家也没有匮乏的忧患。自汉到唐，设置理财官员的制度不如周代那样条理完备，计算收入以安排支出的制度也不如周代那样完整严密，所以上下总是战战兢兢地把供应不足视为忧患，这不是很应当的吗？’

译先朝改革官制，大概有意使理财机构归于一处，所以让金部右曹负责办理内藏库接收、纳入宝货、资产借贷和拘催等事务，而奉宸、内藏库的接收事务又隶属于太府寺。然而考察它所掌管的，不过是关报宝货收入多少，以及不足多少、应当拘催的年度收入数目罢了。至于支用多少，不能加以核算；文书账籍错乱，不能据以稽查；年代久远而腐朽的货物，也不能转卖调换。总管此事的只是几十名宦官，他们只知道谨慎锁闭门钥、封涂窗牖，认为这样就是严密了。太平日久，宝货堆积如山，多得无法核对，直到陈旧腐烂，也茫然不知省察，又怎么能够考核它们的出入多少以及所储藏的数目呢？臣切听说，近日内藏库斥卖多年前的缣帛，每匹只卖二三百文。从远方州郡运到内库，每匹缣帛的价值应当接近二千多文，斥卖价格却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二，这就是不及时交易、调拨使用的弊端。不了解治理府库财物，却向百姓额外搜取；不知道节省费用的方法，却采取多方聚敛的办法，这是有关部门的罪过。臣认为，应当按照改革官制的本意，命户部、太府寺得以检查内藏各库，并把存放日久的货币货物转卖调换，这样府库就能有实际的盈余，而没有废弃腐败的祸患；国家费用充足，百姓财力也会宽裕。” 监察御史陈次升上奏说：‘臣认为，百姓的财物有限，征取不能过多；国家的赋税有固定用途，使用不能没有节制。熙宁以前，上供的钱物没有额外要求，州县也没有非法征敛。后来献利邀功的大臣不顾这个本意，只一味刻削，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若减少一项事务、一件物品，就按照减少的名目和数额，责令转运司封存入库并上供；另外增加设置应当使用的物品，又要求州县自行办理。上供的名目逐年增多，有关部门的钱财每天都感到不足。既然没有家产可以帮助，又没有邻近地方的粮食可以借贷，就必然要用各种办法向百姓征取；非法征收难道不是由此而来的吗？况且人主没有不具恻隐之心的，难道没有爱民之意吗？近年来，监司多以搜刮聚敛相互夸耀，大概是迫于年度财政不足，形势所迫、不得已才这样做。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减轻徭役，减薄赋税，清理淘汰刻薄搜刮之弊，崇尚忠厚，天下人无不共同受到德泽，欢欣鼓舞，归心内向，拭目以待太平盛世的极致。然而额外上供的数目还没有废除，臣私下担心，日后如果供应不能辨明属于哪个官司，就会被责以失职；如果想避免侵吞盘剥的祸患，反而又因此产生财政不足，以符合陛下仁厚的德行。’ 臣请求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指示，查核熙宁以来在旧有上供定额之外擅自创行、封存入库的钱物，一并废止，使官吏不至于过分搜求，百姓也没有骚扰之害。《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 明代杨士奇等撰 理财 宋徽宗即位初年，凤州通判马景夷说：陕西自去年停止使用铜钱后，接着又派官员筹划钱法，却没有听说有人深入研究钱币轻重、明确看出其中利害。铜钱流通于天下，即使千百年也未曾有轻重失当的忧患；唯独铁钱只在一路之内流通，可以用来交易有无，却限定在十州之地，想要使它不滞塞，怎么可能呢？而且各州钱监不停鼓铸，年年月月增加，用无限铸造的钱来供应有限的流通用途，再过几十年，钱币积压在一隅，堆积得像丘山一样，对公私造成的危害又将比今天加倍。臣认为，应当放宽它的禁界，允许邻近陕西、河东等路，但特别规定不得流入京城以外；凡是解盐地区的州县，都允许通行折二铁钱。这样钱币就能无限流通，长久以后自然不会有轻重失当的弊患。建中靖国元年，给事中上官均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河北一向不属于榷盐地区。周世宗初年，在河北实行榷盐；世宗北伐时，父老拦路哭泣申诉，愿意把盐税均摊到两税中，以解除盐禁，世宗答应了他们，这就是如今两税中的盐钱。嘉祐年间，三司使王拱辰请求在本路实行榷盐，仁宗皇帝下诏说：“朕不愿河北军民突然吃昂贵的盐。”诏书下达后，北京父老感戴圣恩，聚集僧人、道士举行道场七日，直到今天碑刻上的诏文仍然完整存在。近来京城在绍圣四年，因为宣德郎窦讷欺骗蒙蔽朝廷，上奏请求榷盐；当时窦讷的岳父、宰相章子厚于是依从他的请求，施行至今已经三年。臣近来因奉使命经过那里，河北州县官吏都认为自行榷盐，官府获得的利益很少，而百姓吃贵盐，又因触犯禁令被刑罚、被督责缴纳赏钱，危害不少。河北、淮南诸路，如北京、澶州、恩州等郡，有很多盐碱地，既不能耕种，又要缴纳赋税，还要缴纳盐钱；下户贫民便取小量煎制的盐货卖掉，用来供给官府和养活家人。如今官府榷买，既不是盐灶户就不能煎制售卖，却仍旧要纳税，还要另出盐钱，下户更加贫困，往往因此犯法；一人冒犯禁令，连累同保的人，共同缴纳赏钱。’ 州县督责虽然明确，但贫困百姓受到提举茶盐司按账簿催促，不免多年被监禁。贫民迫于衣食不足，必然会沦为盗贼。又查问得知，各州郡自行榷盐，官府虽然获得了利息钱，但商人稀少，却也亏损了税钱。通计一路，即使利息钱增加，民间盐价比过去贵了一倍，而且大多掺和泥土，煎制不精；至于犯法受刑、被督责缴纳赏钱，危害实在不小。况且河北地处黄河流域，人们往来道路艰难；每年人户都要承担相应的工役，比其他路更加劳苦耗费。近来又因黄河改道、决口泛滥，淹没田地房屋，加上连续多年饥荒，流离迁徙和饿死的人不少。今年稍稍获得丰收，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元气，更需要州县官吏共同努力，宽缓救恤。臣希望陛下严令有关部门，考察榷盐对公私所得利益的多少，遵循仁宗亲自下达的诏书和恩德之言，废除榷盐禁令，养恤贫困百姓，巩固国家根本，以符合陛下怜悯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 左司员外郎陈瓘进呈《国用须知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仁宗时，臣僚上言说：‘周代制度由冢宰掌管国家费用；唐代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有时兼判户部，有时兼判度支。既然如此，宰相掌管国家费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今中书省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务，三司主管财政，各自互不相知，所以财力已经匮乏，枢密院还不断增加军队；百姓已经困苦，三司还不断搜取财物。中书省看见百姓困苦，却不知道应当让枢密院减少军队、三司减少取财来救济百姓，是因为掌管国家费用的职责不在中书省。’臣认为，仁宗时官制尚未确立；自元丰以来，掌管国家费用的职责在三省。户部右曹所掌管的，正是天下财用的根本。神宗理财的政策，是效法先王并为万世考虑。元祐的大臣虽然有所纷纷更改，但天下积存的财物，朝廷也没有全部取用。如今却在一年之间接连下达五道敕令，凡是提举司积存的钱财几乎都取尽了，耗竭天下根本的财物，破坏神宗理财的政策；继承先志、发扬先业，难道应当这样吗？现将五次朝会指示列在下面。一，元符三年九月八日敕：府界及各路现有掌管的坊场钱，除本路一年应支用的数额外，剩余数目再留下一半准备支用，其余一半特别命令起运发送到京城，供应朝廷支用。一，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敕：府界及各路现有掌管的常平役钱，除本路一年应支用的数额外，剩余数目再留下一半准备支用，其余一半特别命令起运发送到京城，供应朝廷支用。一，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敕：各路提举司把现有的抵当息钱起运发送到京城，供应朝廷支用。一，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一日敕：各路提举司把现有的增添酒钱，依照抵当息钱的办法，已经得到指示施行。今后支用不尽的钱数，全部封存入库，准备朝廷支用。一，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二日敕：府界及各路提举司所掌管的钱物，除依指示起运发送以及留下本年应当支发的本钱之外，剩余部分再留下一半；钱数并不多，实在很缺少买粮本钱。如今从元祐年间所缴纳的助役钱中拨出一半，充作常平买粮本钱；另一半允许榷货务招人入便，或者筹办起运到京城，调拨给三路，增加补助常平买粮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