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七

译挚又请求补充谏官，奏道：“臣以为，国家的政令常常担心名义十分美好而事情没有实际。臣私下看到庚戌诏书，命令内外两制各举荐两名谏官。当时天下臣民都知道陛下想要广开言路，认为谏官的职责在于补助君主的聪明，直言朝廷的过失，所以要寻求天下公论所赞许的人。这是盛大的德政。两制各以自己所知的人应诏举荐，大概已有几十人、上百人了。然而直到现在，还很少看见有人被任用。正值陛下振作精神治理政事，难道只是空有文饰的名声而废弃实际事务吗？难道几十上百人的才干，都不足以稍稍符合诏书的意思吗？不然，难道又将听任大臣自行选择任用吗？各部门官员固然是大臣所应当选择的，然而唯独处在言路上的人，应当由君主亲自选择。自孙洙调任外地以来，谏院空缺已经超过一个月，缺员很多。在陛下求取忠言唯恐来不及的时候，伏愿从去年两制所举荐的人数中，亲自选取有重望、诚信正直的人，补任谏官，共同辅佐圣政，以实际兑现先前的诏书，这是臣最大的愿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馆阁校勘王存请求重用忠实仁厚的官吏，上奏说：“臣接到御史台的告报，轮到臣转对。我听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实际努力实行得怎样，这是至理名言。陛下自即位以来，克制自己，专心一意，忧劳勤勉地处理各种政务，从未沉溺于宴游享乐；提拔任用有才能的人，修订完善法度，有勤勉不倦的心志；对内经营货财，对外彰明威武，有驾驭长远、控制全局的谋略。考察前代求治的君主，像这样规模宏大而励精图治的，不超过一两人。本来应当使天下震动振奋，奔向太平。然而实行多年，人心仍未安定，众议也不一致，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因为所制定的法令还没有被民心所理解，而所任用执行法令的人又不能得到舆论认可吗？陛下也何不反过来探求其中的原因呢？治理贵在适合实际，不必舍弃近处而仰慕远方；做事贵在合乎事理，不必拘守古法而轻视当今。祖宗的法制实行了一百多年，固然有衰败偏弊而未能振兴的地方，陛下加以整顿振兴，这本来是应该的。先王的善政有可以施行于今日的，而祖宗尚未来得及实行，陛下举而推行，这也本来是应该的。然而议论者竟认为本朝的法令卑下狭隘、已经溃坏，必须全部改变旧制，然后才能治理国家。” “臣恐怕喜好议论的人说得过分了。古人说：‘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只有法令也不能自行施行。’这就是说，即使有良法，也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来执行。臣私下看到近年提拔任用的人才，聪慧有余而忠实不足；执行法令的官吏彼此以苛刻暴虐相争，而仁厚之名却不曾听闻。众情迷惑，横议兴起，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样看来，所谓执行法令，恰好足以败坏法令。臣恐怕浇薄的风气互相煽动，渐渐形成习俗。如今卿大夫聚集朝廷，谈论刑罚而不涉及德行；士人和庶民交相议论，只谈利益而不谈道义。朝廷所进用的人贤能还是不肖，关系到风俗；风俗厚重还是浅薄，国家盛衰也随之而定。仰望陛下发扬尧舜舍弃自见、听从众人的美德，体察孔子考察言语、观察行为的明智，深深抑制巧佞险薄的风气，重用忠实仁厚的官吏，使大宋的风俗比三代更加淳厚，使陛下的德化与尧舜二帝相媲美，岂不是盛美之事吗？臣愚昧而不知避忌，伏望陛下宽赦臣并加以省察。臣内心恳切至极。” 司盐铁判官钱勰请求参照举荐才德之士，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治理，有沿袭也有改革。祖宗遗留下来的德泽深入人心，法度明白完备，这是陛下应当沿袭的部分；社会长期承平，弊病也随之产生，这是当今应当改革的部分。伏惟陛下怀有大有作为的志向，正处在不可不有所作为的时刻，凡是不怕更张改变、务求兴利除害的举措，都是尧、舜、文王、武王的用心。臣曾经深思熟虑，认为当今的要务，首先不过是选择人才罢了。如今陛下先看重器量才能而后看履历，只要有才便举用，可以说是急于选用人才了。然而臣还担心有人进献意见说，人才并不完全相同，任用也各有适宜；如果任用不合适，不能使人才发挥全部才能，那么即使有才也无益。才多而不遵循道义，所造成的祸患大于无才。只有遵守道德规范，而才能又足以经纶世务的人，才是陛下应当培养造就、等待非常任用的人。除此以外，各种百官职位所需的人，有才智通达敏捷、可以办理事务，却不能深知礼义纲目的，这种人足以充任繁杂的使职，却不可担任内外官员的表率。那些奉公守道、难以求进而容易退处的人，虽然没有敏捷奔走、迎合趋奉的便利，却能够承担大事；在朝廷内可以充任顾问，在外可以作为表率。” “臣希望陛下兼取才与德来举荐任用，使各尽其用；一定要让有德之人先行进用，再由有才之人辅佐他们，使上面不失治理国家的根本，下面不失便利百姓的利益。凭借陛下至明而不受迷惑的资质，洞察真伪，量才任用他们，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勰又请求选择精通经术、年高有德的士人来充任顾问。上奏说：“臣伏见汉代制度，侍中、左右曹、诸吏、常侍、给事中等，都是加官，多至几十人，有的可以进入禁中，掌管顾问应对。唐代制度设置供奉学士，以文学和言语出入侍从，因而得以参与谋议、接受谏诤；这些都是君主召来私下会见的人。恭惟陛下天赋聪明，专心于经术，选拔台阁官员，从不虚授职位，精选名儒来充任亲近要职。然而他们都在外兼领事务，每天有官守职责，不能完全符合规谏的意义。臣希望陛下从中进一步选取经术通明、操守坚定而无所畏惧、魁梧磊落且年高有德的人，同时选取通晓史学、贯通古今、能够谋划帝王治国大体、裁断国家议论的人，优厚地给予清闲职位，引入亲近之处，使他们专心讨论，作为朝夕召见的顾问，细致推演、回答询问，秘密地进献可行意见、指出不可行之处，稍稍有助于圣明。这样同那些事情已经施行以后才让谏官论列利害、在众人听闻中彰明得失相比，情势相差很远，而所获得的益处也更加广泛。只愿陛下省察。”

译御史中丞杨绘论述旧臣多请求退职，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唐代尚书左丞孔戣年满七十，请求致仕得到批准，韩愈上疏劝阻说：‘自古以来以及圣朝的旧例，年纪虽高，但只要视力听力和心智思虑没有昏乱错谬，仍然可以召来顾问、委以事务。即使请求退职，也无不挽留，优厚地给予俸禄官秩，不听任他离去，以此彰明君主优待贤能、尊重老人的道理。’《礼记》说：‘大夫七十岁致仕，如果不能辞谢，就一定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又引《诗经》说：‘虽然没有年高有德的老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这是说年高有德的人比典章法度更加重要，不可不珍惜并挽留。臣私下认为，孔戣年满七十，请求致仕得到批准，韩愈还认为老成之臣可惜而应当挽留；那么近来年纪还不到七十却坚决请求退休的老臣旧臣，已经听任好几人了。范镇刚六十三岁便致仕，吕诲约六十岁致仕，欧阳修六十五岁致仕，富弼六十八岁被弹劾后回家养病，司马光、王陶刚超过五十岁，虽都没有正式致仕，却得到闲散职位。虽然这几位大臣都把知足知止看作高尚节操，臣所疑惑的，难道只是近来高尚节操的人特别多吗？唐大中年间，吏部侍郎孔温业请求调任外地，宰相白敏中回头对同列说：‘我们应当稍稍警醒了。’” “孔吏部已经不愿意留在朝廷了。白敏中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宰相，尚且能够因为贤能之人不愿留在朝廷而警戒自己，何况陛下具有大圣人的资质，孜孜不倦地求治，而老臣旧臣却接连不断地在未到致仕年龄时请求离去呢？老人退去而年轻人进用，旧臣被疏远而新进者增多，难道不会稍稍使圣心忧伤吗？只恐怕向偏听一面之词的人询问，他们会说：‘他们都是奸邪之人，害怕陛下的神明威严而远远逃走了。’否则就会说：‘他们都是阻止新法的人，如今新法既然已经便利，所以都羞惭而退去了。’臣希望陛下不要听信偏颇之言，稍稍对此加以警戒，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为国家任用臣下的道理，只在于任用得当罢了，所以没有老少、旧新之分。然而年老而资历久的臣子，常常过于慎重，很难参与变法；年轻而新进的臣子，常常喜欢进取，容易参与做事。臣认为这两方面都应当参取，才能得到适当的安排。如果任用有所偏颇，那么年轻新进者可以与之谋划改革开始时的利益，却不肯考虑最终的祸害；年老旧臣能够防范最终的弊病，却不肯谋划开始时的变革。如果能任用容易做事的人，让他谋划改革初期的利益；又裁制、听取那些难以参与变法的人，让他们考虑最终的祸害并加以防范，那么事情就能处理得合宜了。” “古人有句话说：老年人的智慧，年轻人的决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担心，年轻新进者说到利益就容易被采纳，年老旧臣说到祸害却难以被听进去；有时利益只有十分而祸害却有百分，但只听到了利益，没有听到祸害，百姓或许遭受了祸害，却没有途径上达。”},{ 绘又论述谏官应当由君主亲自选任，奏道：“臣听说，天子有七位谏臣，即使君主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所谓三公、四辅，合起来就是七人。如今的谏官，就是古代三公、四辅的职任，这个责任难道不重大吗？选任他们能不谨慎吗？本朝谏院的官员很多，有时达到五六人，少时也不少于三人；然而这些人都是出于圣上的亲自选择。天子既然把政事委托给宰相，天下人便全都趋附宰相，不敢陈说宰相的不足，所以设置谏官来与之相制约。处在宰相职位的人，必然不喜欢谏官敢于直言，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若不是这样，裴垍怎么能在唐代独自获得美誉呢？如果做宰相的必定自行任用依附自己的人担任谏官，那还不如不设置谏官，只是自己堵塞耳目罢了。陛下博通古今，至于‘采纳谏言就会昌盛、拒绝谏言就会危亡’的道理，以及唐太宗始终采纳谏言而昌盛、唐明皇不能始终采纳谏言而危亡的事情，史书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不需要臣再说。臣恭敬地看到孙洙补任郡职后，后来官缺空置而未补，已经有一个多月了，难道不是因为难以选得合适的人吗？臣私下见李绛曾说：‘圣明的君王选用当代的人才，使他们充分发挥才干，自然可以实现治理，难道还要借助异代的贤人来治理今天的人吗？’臣希望陛下根据在朝臣僚的情况，选择其中年高老成、熟悉历代典故的人，置于谏官行列，使他们参与听取各种议论，这对扩充圣上的听闻不会没有帮助。” 并且不要把谏官的任命交给宰相办理。如果交给宰相任命，他们一定会选取新进而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那些不是经过检正司并依据条例升任的，就会从编校官和勅局中授予。希望陛下兼听各方意见，扩大视野，把资历深浅不同的人交错任用，以汇集众人的才干，共同完成天下的事务，臣就感到万分幸运了。” 五年，御史刘孝孙请求对召来应对的人酌情加以试用。奏道：“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讲求修治各项事务，选拔人才，即使只有微小的善行和一点长处，也全都加以考察收用；陛下英明的见识和睿智的鉴察，前代很少能够相比。然而其中有些人从遥远的地方被召来，让他们入朝应对；他们天资高明，而圣上的问话宏大深奥，偏僻地方来的士人突然面对圣上的威严，举止言语往往过于惊惧谨慎，偶然因此被罢黜离去，怎能不使他们受到挫折和伤害呢？他们刚开始被召见时，都把这看作荣耀；等到被罢退离去时，却承受不住这种羞辱。况且士人有的因臣僚荐举而来，有的为朝廷所知，与同辈相比，必定有值得采用之处。如果根据他们的才干器识，各自加以试用，不但不会挫伤他们的志气，这也是陛下覆盖养育万物的恩德。” 孝孙又论述方靣重任，不应仓促更换。奏道：“臣前些日子在延和殿奏事，谈到长期任用官吏的意义。臣私下认为，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为了彼此协调配合；如果不要求任职长久，而是一概替换迁调，始终没有固定任期，这是自古以来共同的弊病。近来朝廷考虑革除过去的弊端，对于监司使者等，逐渐让他们任职长久一些；但方靣方面的重任，仍有时迁调更换而没有定规。事务重大、责任重要，正是幸而得到合适的人才，应当暂且勉力顺从吏民希望安定便利的心意，稍稍减轻辗转传送和迎来送往的劳苦，宽缓地给他们一些年限，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规划，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比如留守大名府的韩琦、知成都府的赵抃，都是朝廷的旧臣，也是天下人寄予厚望的人。韩琦有大节，赵抃有清廉的德行，他们所到之处，人们都真诚地服从他们，如同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在藩篱屏障之外，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来任职，就可以安坐而分担陛下夙夜忧劳的忧虑了。臣希望陛下留意方靣方面的任职，慎重选拔有声名和德行的人，延长他们的任期，不要仓促更换。即使他们心怀王室、具有臣子的志向，若不能把实际成效公之于众，终究会辜负舆论的期望。臣不胜惶恐忧切之情。”

译九年，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论述任命授官不经过二府之事，奏道：“臣恭敬地看到，近日命赵卨为安南招讨使，命李宪为副使，外间议论纷纷，都说没有经过二府。这固然体现了陛下选择人才的英明，但也必定应当同大臣商议。又有人说，李宪所提出的请求，多数没有经过二府，直接批示圣上的话语，下达到招讨司。这件事果真存在吗？在是非尚未明辨之间，臣不容易凭自己的猜测作出判断。风传的事情，有时难以完全相信。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缘由，怎么会有这种说法？臣任职于风宪之司，按道义不能隐瞒；如果有所听闻和见到的情况，就应当全部陈述。臣私下认为，君主的职责在于辨识言论；根据言论任用人才，既然难以偏听偏用，就应先参验他们平日一贯的品行，再考察他们今日的才干。凡是他们所能做的事和所表现的品行，既然已经先行参验考察，那么他们将来的功劳和成效，也就可以由此类推预见。由小官升至大吏，由大吏升至大臣，直到参与政务机要、谋划枢密要务，所承担的责任已经很重，考察也应当极为周密。因此，古代懂得治理之道的君主，不把猜疑大臣当作高明的谋略，而把选择大臣看作重大事务。至于那些道德不足以使君主简拔任用，行为不足以使天下众人信服，所施政令乖谬暴戾，所作所为谄媚邪曲的人，那么向外廷公开宣布其罪状，罢免他们就是可以的。” “至于让他居任而不以所承担的事务责求他，让他占据职位而不以所发表和执行的言论责求他，内里的决策已经确定，外面的言论却可以转移它；亲近之人得以进用，辅佐政务的话语也可以被侵夺。有时文书径直施行，却不归属公府统辖；有时议论暗中进呈，却不经枢密廷审决，那么纲纪法度被破坏，哪一样不是由此造成的？想来朝廷认为重大事务必须共同谋议，已经命令大臣详细讨论；小事务不想迂回滞留，只让小臣陈述。有时担心它周转曲折而徒然造成留难，有时又因为事情急迫而无暇详细询问。君主诏令发出，尤其要在最初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小处不加留意，后来就会成为惯例。某日某事稍稍关系政务纲要，已经曾经不经过二府；某日某事不关系国家体制，为什么反而要关白外司？贪图一时便利迅速，忘记日后的细微影响，一旦开启这种渐变趋势，就会逐渐难以改正。何况边疆的安危休戚至关重要，任命大臣的原因，就是要让他们共同承担安危、联系休戚。如今最烦难的莫过于边镇，最重要的莫过于将帅之臣，却有不让大臣参与的情况，那么大臣中真正知道自己职责的人，一定都会自我怀疑，不敢安稳地处在自己的职位上。既然不敢安处其位，君臣同心同德的道义就会亏损。大臣中软弱无能的人一定会说：‘权势地位已经达到极点了。’” “皇上已经替他作了决定，我如果又竭力争辩，就会获罪于专权了。”不能胜任的大臣一定会说：“这是出于圣上的谋划，我参与什么呢？”这就是说，有才能的人反而因此产生自我怀疑的开端，无才的人反而得到容身之地。这样积累下去，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况且君主安逸而臣下劳苦，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君主忧虑，臣下就应感到耻辱，事情本来都是这样。从来没有君主在上面日夜忧劳，却让臣下能够在官位上安享；君主内心忧劳，却让臣下在下面安然自得的。臣不必远引古今，只以本朝来说，章圣皇帝曾责问李穆：‘天旱到了这种地步，满车装载的俸禄都给了你，你心安吗？’可以说是懂得责求辅弼大臣的方法。太祖因为王著在玉堂醉酒，便把御史全部逐出，这可以说是懂得责求弹劾之臣。平时不侵犯臣下的职责，日后才可以责求他们取得成效。臣伏见近代朝廷用来责求臣下的办法极轻，群臣自己承担职责的更少。二府侵夺寺监的职权，寺监侵夺外任监司的职权，监司侵夺州县的职权。如今的弊病，正应当革除。怎么可以上下相承、彼此侵夺到这种地步？臣恐怕权力纲纪一旦紊乱，挽救起来就困难了。臣想请求，除任命大臣、台谏之外，事情无论大小，凡未经过二府的都不得施行。” “凡请求不下达二府的，都应依法追究。大臣中如果有可以怀疑其不能胜任的，应迅速令其罢免。如果二府的意见有不同，陛下总揽其结果，裁断哪些可行，然后施行；这样或许可以充分体现帝王容纳臣下意见的美德，使大臣没有把责任推给皇上的过失，人人都自行承担职责，君臣之间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侍御史周尹请求重视使者的职任，状中说：臣伏见朝廷近年派遣使者出外，大的有察访、制置，小的有干当公事，远的兼管两路，近的也管十多个州。臣私下推究其中用意，难道不是因为天下广大、人情各不相同，皇帝高居深宫，不能周遍了解吗？事物和风俗的变化，环顾偏远地方，不能亲自把德意和意图的详情晓谕给他们，所以临时派遣车马使者奔走道路，大概是想让他们宣布皇上的恩泽，考察纠正法度，访求百姓疾苦，推行有益的善政，打击奸邪暴虐，振兴停滞废弛，甄别贤能和不肖，澄清社会风俗。这是尧的聪明、舜的考核功绩、文王的忧劳勤勉，也是陛下求治的用意。然而奉命办事的人有时不符合所选标准，苛烦烦琐、搜刮刻剥，失去了大局。所到郡县，只纠察簿书上的小过失，刊改官吏文书，空谈变更已经成定的事情；又妄自卖弄聪明，摧辱监司来树立自己的威势；听取情况却不真实，处置又不合适；期限催促严急胜过星火，以致所属官司谄媚侍奉，官吏惊恐忧惧，一方骚动不安，不敢安居任职。” “有见识的人听闻这些事，都替朝廷深感惋惜，这大概不是所谓庄严肃穆的王命由仲山甫奉行的情形。《皇皇者华》说的是使者远行而有光彩的意义。近来听说朝廷派出的察访、体量、干当公事等官员中，有任意违法的，允许本路监司察觉后上奏。一定是因为使者不称职，正如前面所说，所以才实行约束，不让他们超过职分。王室使者奉命出行，却反而由外司来检察，这是本末倒置，不是用来尊重大朝廷的办法。臣希望陛下重视使者的职任，慎重选择并按时派遣。不是一向有才干品行、通晓民间事务的人，不要让他奉命出使；不是利害关系重大、事情紧要的事务，不要轻易派遣。不要让使者被监司议论非难，这样或许可以使君命不受辱，使国体更加尊重，崇尚忠厚的教化，革除偷薄的风气。十年，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论述守令允许保明后再任，上奏说：臣听说有些事情看似缓慢，所掌管的却最为重大；有些道理看似迂远，所关系的却最为紧急，守令就是这样。如今谈论治道的人，都说这是迂缓之事，轻视而不加省察。然而方圆百里的治理、千里范围的托付、繁重的财赋事务，实际上都由他们掌管；刑狱诉讼的重大责任，也确实由他们承担。假使任用的人不合适，那么陛下即使有恩德恩泽，又由谁来把它传达到百姓呢？”

译“百姓即使有沉重的冤屈，又由谁来为他们主持呢？臣伏见陛下集中精神处理政务，振作精神办理民事，多次下达恩德诏令，向内外广泛宣布，严厉实行刺举之法，严格执行考课命令，四方都受到震动，知道共同的趋向。以臣看来，如今四海疆域广阔，学士大夫众多，所谓循良的长官、慈惠的师表，应当并不难得到。然而以年限限制，不足以考核他们的功劳；一概按照资历，也不足以激发他们的志向。臣如今认为，应当委托按察官精细核实属下官吏；其中有留心政事治理、确实适合任职并且有志于功名、善于办理本职的，县令由知州保明后申报监司，知州由监司保明后奏报朝廷，不限人数，并允许再次任职。如果任期内另有功绩，卓然可观，大的特赐诏书除授，次等的优厚增加官秩、任职；凡应当通过关升、磨勘的，也准许就在任所升迁改任。这样，能干的人可以充分施展心志，迅速建功立业；中等才能的人也不忍心自我放弃，会自我勉励于职事。” 汝砺又上奏说：“臣近来因入朝应对，请求令吏部选拔荐举人才，以等待朝廷考察选择。蒙恩允许令尚书左选略加施行，这是很大的恩惠。诗说：‘人才济济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要使众多人才成才有道，只在于知道如何培养他们、寻求他们罢了。培养在于长久，寻求在于广泛。譬如梗、楠、杞、梓这样的木材，都必须经过百年才能成材；苹、蘩、蕴、藻这样的菜，也不是一个地方就能得到的。尚书左选只涉及升朝文臣，右选以及侍郎选并不包括在内。众多人才聚集之处，不能说没有人才。臣请求令三选都仿照尚书左选的办法推行，并不断责成办理，一定会有所收获。这样才能体现朝廷寻求、选取和培养人才的用意，惟愿陛下留意。” 汝砺请求选任大臣和谏官，状中奏道：臣学识不能洞察事理，又不熟悉时务，虽然想冒昧竭尽心力，也自知没有什么补益。臣私下想，三代的盛况没有超过周，周又没有超过成王、康王时期。昭王不能继承前业，穆王几乎使国家灭亡。宣王中兴，但已经不能完全达到文王、武王的境界。汉高祖攻取秦地建立汉朝，一代之后便有吕氏之祸。文帝、景帝时期兴盛了，却也有七国之乱。武帝喜好大规模用兵、喜欢建立功业，军队出征几乎没有一年停止，天下因此骚动不安。光武重新拥有天下，号令温和文雅，政教宣明昭著，能够继承其事业的只有显宗、肃宗罢了；肃宗以后便没有可以考察的了。神尧的功业比不上商汤、周武王，太宗的治理几乎赶上成王、康王。到了高宗懦弱，武氏便专权。唐明皇兴起，却不能善始善终，唐朝从此衰微。到了五代，中国分裂成七八个政权。及至真人出世，四海统一，而且圣明的君主相继而出，太平已经超过一百年了。自三代以来，盛况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深思万物的变化，往来循环没有穷尽；太平不可能没有动乱，安定不可能没有危险。臣考察天象的变化，观察人事，参照过去，验证现在，衡量天下的形势，足以成就大治，也足以造成动乱；“足以造成大安，也足以造成危险。治乱安危的关键，只在于陛下能否察知它。臣不肖，自己看没有什么益于陛下的事业，只希望陛下谨慎选择大臣来参与政事，选拔忠诚正直的人来担当言路，这样或许利害、邪正就不会堵塞在陛下的听闻之外，天下最终可以保持太平安定。臣恳切至极。臣所陈述的并非一件事，不能因此打动天听。天下的事情，在下面的人不能说出，在上面的人就不能知道；虽然暂时不能说出，等到能够说出时，也就会实行了；暂时不能知道，等到能够知道时，也就会罢除它了。这样还不算造成深重祸害。至于已经说出却不能实行，已经知道却不能罢除，那就危害很大了。臣不胜震恐战栗，谨慎记录上奏。汝砺又上奏说：臣听说，做君主困难；如果能够任用人并使其发挥作用，做君主就不困难了。了解人困难；如果能够修养自身并以此取得人才，了解人就不困难了。陛下本来就是上天赋予资质、将成为圣人的君主，又不厌倦学习；对于天下是非的道理，本来已经明白清楚。只要以自己认定的是非来观察天下的贤能与不肖，那么邪正曲直，怎么会隐藏在日月般明亮的照察之下呢？然而天下的道理，有似是而非的情形；事物最终会产生弊病，也不可不加以察看。” “所任用的人以仁爱宽容为主，而庸碌懦弱的人也会混在其中。庸碌懦弱的人，外表像仁爱而实际上不是仁爱；所听取的人以智慧、能够谋划为标准，而纤巧的人也会依附其中。纤巧的人，他们的言说像智慧而实际上不是智慧；所役使的人以勇敢、足以有所作为为标准，而暴戾的人也会出现。暴戾的人，他们的行为表面像勇敢而实际上不是勇敢。自陛下即位以来，这一类人已经误导陛下很多了，幸望陛下加以察看。孔子说：‘起初我对待人，听了他说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如今我对待人，听了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大概也是不得已。’然而从朝廷到郡县，总共有多少职位？从公卿到士人，总共有多少人？想凭一个人的见识清楚明察、周密考察他们，也实在无法全部辨别。假使让臣来筹划，也只能选择其中重要的罢了。臣希望总括天下的事务并一并筹划，考察天下所有人才并一并评论，为此编成图籍。从朝廷之上，承担国家安危的有多少人？其中道术宏大、德行高明、可以与之共事的，如今有多少人？从边境之外，分担边疆重任的有多少人？其中谋略深远、规划壮大、可以任用的，如今有多少人？内廷中作为府、监、省、寺的机构，共有多少处？”

译“外面各路以及作为大郡府的地方，又有多少处？其中德行可以教化别人、忠诚谋略可以进谏、可以统率众人、可以治理财赋、可以奉命出使的人，无论贵贱远近，如今总共有多少人？把这些情况存于心中，同公卿大夫谋划，听取民间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可以，那么就可以不再疑虑。用信任使他们意志坚定，用恩遇使他们感受深厚，用礼遇使他们竭尽全力，任用长久以后再升迁。大的职位既然已经得到合适人选，小的职位交给有关部门办理，不使用我的见识，也可以。按臣的筹划，不过几十个人，天下的事情就能安定了。尧所知道的，不过一个宰相；舜所任命的四岳、九官、十二牧，总共不过二十二人；周官所论的三公、三孤、六卿，总共不过十二人。天下的事务也很多，即使全部举用推广，也将多得不能胜数，但他们所求取的只到这种程度，所以反而能够满足。尧任用一个宰相，让他引荐同类，便得到十六位宰相；舜用二十二人分别治理内外，使不仁的人被疏远；周朝让六卿各自统率所属官员，于是万民得到治理。这就是他们所以成为帝、成为王的原因。” “四海这样广大，百官这样众多，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只在于君主取用什么人罢了。《诗经》说：‘就来采芑菜，在这块新开垦的田地里。’宣王是中兴之主，正处在天下缺少人才和能人的时候，仍然奋然兴起，寻求可任宰相、可任将帅的人，大概没有不符合他的心意的。以今天这样的盛况，祖宗的恩德施被已经一百多年，而陛下培养人才又到了这样的程度，还有什么人才是求取不到的呢？惟愿陛下牢记此事。” 汝砺又论述县令，状中奏道：“臣听说，朝廷选择职司比选择郡守更为重视，选择郡守又比选择县令更为重视，这也是形势自然如此。然而臣曾认为，一路担任职司的不过三四人，一州担任州守的只有一人，而担任县令的有时五六人，有时十人。从县里上达到州里的事务，十件中止于三四件；从州里上达到职司的，只有一两件。所以关系百姓利害最多，而行迹又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比县令更重要的。陛下制定法度，尤其在这方面用心。但臣所经过的地方，遍及江淮数千里之间，能做到不把事情办坏的县令已经很少，而没有才能、苟且简慢、贪婪冒进的人，实在多得数不清。他们能够以至诚之心推行陛下的德意和心志、为百姓办事的，往往绝无仅有。臣认为，县令终究选不到合适的人，那么陛下即使有善政，最终也不能施及天下。青苗、免役之法，各地无不实行，有的地方把它当作大利，有的地方把它当作大害；赋税各地也无不有，有的地方因此增加了收入，有的地方却因此亏损。这样看来，法令能否实行，确实关系于县令。如今选人有三人举荐他，才能进任县令；县令得到五人举荐，才能升为京官、担任知县。” “他们所保明的，只是保证不贪赃受污罢了，虽然这一点也不能不重视。县邑有大小，人的才能有余有不足，如果按照名次授任，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往往误被派去承担繁重难治的地方，而有才能的人反而可能被安置在宽松清闲、无事可做的地方。这不是善于任用人的方法。比如庐州的舒城、合肥、慎县和亳州的卫真，都任用京官；饶州的安仁、余干和歙州的祁门，都由举荐的县令担任。然而合肥、慎县的事务是卫真的十倍，舒城、祁门的繁难也不是安仁、余干所能相比。如今不衡量他们的能力便任用，难道能不把事情办坏吗？喜欢安逸、厌恶劳苦，是人的常情。如果不稍稍给他们优厚待遇，谁肯主动投身到危险受辱的地方呢？臣请求令各监司登记繁难县，所有这些县都等到有人举荐后再任用，并稍稍按恩例优待他们。治理成绩特别好的，就奖赏提拔；到了没有政绩的，就罢黜。并以此作为对举荐者的赏罚，借此考察举荐者是否贤能。这样，县邑就能普遍得到有才能的人，百姓没有不受恩惠的。然而臣刚开始做官时，看见由选调担任县令，再由县令得以作为京官知县，都颇感欣喜安慰，人人都有激昂奋发、奔赴任事建功的心。自此几年以后，竟不愿担任县令；即使是年轻力壮的人，也往往委屈自己去求取主管仓库等清闲安稳的职位。” “而一个县缺少县令，常常经过几年，代理摄行的人把它当作暂时寄居之处。”因而政事败坏的情况很多。凡此种种，都是控制约束过于严苛造成的弊病。比如青苗、免役二法，条款已经多得数不清；一次行移文书不合格式，一次收支不按期限，忧患和耻辱马上就会跟随而来。如今审官院、流内铨从近年以来停止任用、替换的，已经超过两千人了；因县政事务获罪的，十人中达到六七人。”

译《传》说：“从来没有禁令很多却能够禁止住的，也没有命令很多却能够顺利实行的。” “关键也只在于选择人才罢了。不替他们制定合适的方法，却用繁琐文书加以约束，想求郡县治理好，就像驾着劣马却责令它日行千里，必定不能到达。惟愿陛下稍稍放宽缰绳和嚼口，让他们能够有所行动。臣先前听说陛下告谕使者说：‘治理国家的日子，要从容而长久，使人能够有所作为。’士人听到这话，甚至有人感动得流泪。先王有不忍伤害人的心，所以有不忍伤害百姓的政令。惟愿陛下努力实行它。” 附记：臣询问审官院官吏，现今知县职位的空缺次第，常常有多余的地方；即使是非常好的县，也没有人愿意注授。因此各地缺官有的竟达到几年。如今各处县邑，只要能够办清青苗、免役等钱，监司就认为他有才干，也不再询问其他事务；人们也不再知道县令本来应当承担的职事。陛下的百姓，其安乐和忧苦尤其取决于县令；如果不替此事筹划，那么即使陛下每天更新政治，百姓最终也不能得到安宁休息。汝砺又论述派遣使臣的情状，上奏说：“臣听说，君主虽然有明察视听的能力，却不足以周知万物；虽然有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却不足以使天下都受到恩泽。因此才要派遣使臣。若派使臣是为了兴利，若非有智慧就不能了解情况，若非有仁心就不能推行；若派使臣是为了除害，若不忠诚就不能没有欺骗，若不守信就不能没有诈伪。这样看来，派遣使臣也是重大之事。如今各路有都转运使、转运使、发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市易等官，而各司又分别有主管其事的官员。朝廷内部有司农寺、市易务、将作监、军器监、兵部，其中出使的官员有时三四人，有时六七人，而朝廷特别派遣的使臣，又都不是这些所能相比的。派遣的使臣既然这么多，给予他们的权力又这么大，若不慎重，小人就会因缘依托，取得哪怕一丝权柄，凭借权势，一旦擅自施行赏罚，就会逼迫州县。州县在迎送上稍有差错，他们就会揭发细微过失，使官吏无立足之地。比如程昉以宦官身份奉命出使，凶狠暴虐而且傲慢，即使是近臣，往往也看见他把奸利之事施加于百姓；只是还没有人把这些事告知陛下罢了。又如张靓，过去号称奇俊之士，他在两浙阿谀依附、扰乱正道，丑恶行迹如今已经显露了。” “又如张谔任司农寺官员时，派他的属官去按察开封、祥符，一天之内罢免了八人，而奏报中虚妄的内容十之六七，至今还滞留未决。又如军监让选人张杲筹置皮革、兽角，他所到之处凌辱践踏郡邑，因而闹得纷纷扰扰。陛下的德惠还没有施行，怨恨讥刺的言语却已经充满道路；朝廷的事务还没有办成，威令却已经在天下被轻视了。由此可知，出使办事不可轻忽。况且古代派遣使臣虽然也多，但考察传记可知，像大小行人、训方氏、撢人之类，他们各自只负责一件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易参与官员的黜陟、取舍。如今司农寺的属官，所到之处都能检举揭发，而这类人尤其横暴悖逆。臣听说，先王使用人，职位有大小、事情有轻重，只是根据其才干而已。年轻官吏任职未久，又没有超人的才智，却把这样的权力交给他们，他们一定不能胜任。臣私下考虑，朝廷在各路设置的职司，有几位官员都是替陛下宣扬德意、向百姓发布诏令的人。如今广泛选取能够担当朝廷事务的人，就可以了。国家改制之初，青苗法尚未实行，农田和差役事务尚未整顿，所以需要专门派遣使臣；又如将作监修补城墙、军器监筹置皮革兽角，也都需要派遣官员。” “如今事情将要办妥，只让职司派人办理就够了。职司办不成，责罚他们也可以，何必这样纷纷派遣使臣呢？其他事项也应告诫有关部门，谨慎派出所属官员，这样或许能使官吏尽力办事，不要让国家的威令突然在天下被轻视。” 元丰年间，曾巩上言说：“臣伏见本州人、候选将作监主簿潘兴嗣，五岁时因父亲任官而得官，二十二岁时授任江州德化县尉，但没有赴任。熙宁二年，朝廷考察到他的才干，任命他为筠州军事推官，他也没有就任。今年他五十六岁，安于清静退处已经三十多年。臣私下认为，康定年间，徐复以处士身份被征召任用，辞谢不就而获得官职；他的一个儿子后来接近王回，孙侔也都因隐居潜修而被录用。诏命下达时王回已经去世，于是又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李觏以国子直讲身份退归，死后十年仍然获得俸禄。此后国家对于激励、奖赏清廉退隐之士，既满足其操守，又把恩泽施及后代，大概是有旧例可循的。如今与王回同时被录用的人有孙侔，后来又有潘兴嗣；他们身处幽隐而不改变操守，如今都已白首，却还没有人向皇上奏闻，所以他们的儿子唯独还没有受到恩典。臣私下认为，从康定到现在将近四十年，士人中坚持志向、安于困穷隐约而被朝廷知道的，只有这几个人。大概清苦困顿而始终守志极为困难，所以这样的人很少。国家如果选取他们而使之显达，让天下都知道那些卓然自立、不向世俗求取的人并不会被皇上遗弃，那么重视自身操守的人谁不努力，追逐浮名竞进的人谁不后悔？” “这可以说是以少数事例施行，而广泛劝勉天下；宠赐俸禄用来激励世人的意义，确实就在这里。因此臣冒昧把这些事奏闻。伏望陛下明察。孙侔和潘兴嗣亲自奉行难以进取的节操，又逢圣明时代，请以王回、徐复、李觏为先例，加恩于他们的儿子，使这些人不至于终身困穷在里巷之中，也足以向天下表明朝廷的意旨。兴嗣有儿子潘群，二十六岁；孙侔如今家居真州。谨具奏状上闻。”元丰八年，监察御史王岩叟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不怕没有贤才，怕的是有贤才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却不能充分发挥，又让小人从中离间而扰乱治理。小人中杰出的人，都有可称道的才干、可喜爱的能力，修饰威仪，端正脸色，润饰言辞，与贤人一同在朝廷进用，谁看上去不像贤人呢？这正是君主应当明察而不可误信的地方。臣认为，如果从多方面寻访他们平素的操行，深入考察；广泛采纳公众的议论，慎重观察，那么贤者和奸佞就可以区分开来。臣请详细说明考察贤佞的方法，愿陛下垂听，臣幸甚。贤人所作所为，进用时很谨慎，退处时却很容易。他不争逐利益所在之处，也不趋附权势所在之地。意见被采纳时，他说话做事仍然战战兢兢地留在职位上，脸色不显骄傲；意见不被采纳时，他迟迟才离去，脸色也没有怨恨。”

译“他以百姓安定为快乐，不以自己的安逸为快乐；以国家危难为忧虑，不以自身危难为忧虑。为了矫正世风、砥砺习俗，有些事即使会触犯禁忌也不去做；即使因此触犯皇帝威严、冒犯君上，也不改变自己，直言不讳、毫无保留，即使因此招致灾祸也不后悔。他不遮蔽天下的善行，不隐瞒天下的恶行，只以不欺骗来侍奉君主，坚持德行、秉持义理，始终如一，不看当时的好恶而随顺。这就是所谓贤人。陛下若试着按照这个标准选取人才，我不相信天下还有贤人不能被陛下得到的。佞人所作所为，没有固定的志向，也没有固定的言论。皇上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顾惜君主举措有过错；不忧虑百姓日后的祸害。他荐举人才，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谋求私利；处理事情不把社稷放在首位，而把自身放在首位。天下有疾苦，他不向上报告；天下有善良之人，他不向上奏闻。他贪恋俸禄、沉溺宠荣，这是人情共同厌恶的事，他却自己不知道。前一天认为是对的，后一天又认为是错的，也不感到惭愧。然而自古以来，中等才智的君主没有不被这种人迷惑的，因为他们的巧言动听，媚态可喜，而仁人君子的质朴讷言不是他们的对手。这就是所谓佞人。” “陛下若试着用这个标准照察，我不相信天下还有佞人不能被陛下看见。孔子说：‘知、仁、勇这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德性。’伏望陛下的智慧足以识别贤佞，仁德足以守持正道，勇气足以切实实行。只愿对它认识得越深，守持得越坚定，实行得越笃实，并始终坚持到底而已。延揽忠贤，辅佐成就陛下的圣德；放逐远离佞邪柔弱之人，使他们不成为清明政治的瑕疵。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哲宗即位后，王岩叟任右司谏、权给事中，封还驳正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的诏令。他上奏说：“臣伏以左司谏一职隶属门下省，近来防止本省批状失当，差臣兼任权给事中。给事中的职责在于论议驳正，臣虽然只是暂时代理，按义理也不能苟且从事。今日臣伏见画黄批出的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的诏令，公议并不赞同，臣不敢让它通过门下省。因为一旦通过门下省，随后就是施行；既已施行，就更难追改。据安焘没有才干，不能补益陛下，却玷居朝廷重位，坐享优厚俸禄。考察舆论，都说应把他置于闲散之地，另行进用贤才。如今却越级升迁，让他总领机务；地位越高而德行越不相称，责任越重大而才干越不相宜，恐怕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议论，烦扰圣听。因此臣冒昧先行封还，请陛下更加审慎考虑。若陛下必定怜惜此人，不愿立即罢免，那么希望暂且不要提升他的职位，只令他与范纯仁一同任同知谏院，也可以。臣也再三替陛下思量，只有这样处理较为容易。伏望圣慈宽恕臣疏忽冒昧之罪，体察臣一点爱国之心，特加采纳。” 王岩叟又论说安焘的敕命不送给事中书读，上奏说：“臣两次论议驳正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的敕命，过了很久仍未下达，本以为圣上慈爱，已经准许采纳臣的意见。如今臣私下听说，已有指挥，门下省不再把敕命送给事中书读，命令迅速施行。臣听到这个命令后惶恐不知所措。陛下一定认为臣违抗圣上的指示，于是径自施行。臣仰思国家设置官司，正是要使上下相互关防、相互审察，唯恐有所失误，所以特别重视复审。何况给事中担任喉舌之职，若不经过驳正，命令就不能成立，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随意施行呢？臣违背君命，已经再三如此，即使陛下宽容没有加以诛戮，臣自己也知道罪责难以容赦。然而臣年少时读书，本来学习的是侍奉君主的道理，如今不敢不以所学侍奉吾君。臣的职位可以被夺去，但守护官职职责的志向不可被夺；自身可以被忘却，但爱戴君主的心不可忘却。若守职的志向可以被夺，那么陛下今天即使高兴臣服从命令，日后也不会再信任臣；若爱君之心不能忘，那么陛下今天即使还没有明白臣，日后也会重新想到臣。陛下聪明洞察幽微，难道不能察知臣这样竭尽愚忠、始终不止，是为了陛下吗？” “难道臣是为了自己吗？臣每每同大臣结下怨仇而不回避，是为了国家谋划，还是为了自身呢？陛下希望别人阿谀迎合旨意很容易，希望别人抗言执议却很难。臣不做容易的事而做困难的事，又是什么私心呢？只是担心因为臣不能替陛下守住职事而受到压制，那么人人都只求做容易的事，这不是朝廷的福分。古人有句话说：‘赏赐合乎贤者，臣下就会受到劝勉；惩罚合乎罪人，奸邪就会止息。’这是国家的大权，君主不可不谨慎。陛下一天之内把章惇逐出到汝州，可以说是惩罚合乎罪人；又一天提升范纯仁为执政，可以说是赏赐合乎贤者。然而安焘的进用还没有显出合宜之处，这就是臣竭力替陛下进言的原因。陛下说‘一定要施行’，臣说‘一定不可施行’，这就是臣抗拒君主，按理即使死了也罪责有余。然而臣不停进言，毫不疑惧地实行驳正，是因为臣的职分本来就应当如此。守住职分而不敢荒废，这正是奉事陛下。” 贴黄：臣难道不知道立即奉行诏令，上可以顺从陛下的心意，下可以取悦大臣之心吗？顺从陛下的心意，是臣的志向；但国家体统所深深系属的事情，以及取悦大臣之心，并不是臣的志向。况且公议所不赞同，臣只知道守住官职、尽到臣子的职责，不敢把职事当作人情。稍微俯仰迁就，便会丧失忠义、欺骗明主、贻误朝廷，这是臣辜负天下国家的重大罪过。因此臣冒犯天威，再三论列，希望陛下开恩采纳。”

译王岩叟再次辞谢书读之职，请求另派官员代理给事中，上奏说：“臣封还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的敕令，黄纸上伏见防御性的批示。国家进退大臣，都必须合乎礼制。何况前日在延和殿奏事时，陛下已经当面告诉臣，如今又这样处理，并不是陛下对待大臣的本意。应当赶快书读，不要固执自己的意见。臣既处在谏诤之位，又暂任封还驳正的职责，不敢俯仰迁就、姑息退让而替陛下守职，也不敢顾虑回避、顺从圣旨而替陛下执法。如今安焘的任命不妥，已经使恩德和命令屡次从旁门出，尤其损害纲纪。这件事极为重大，实在关系到国家体统。臣因此日夜思虑，几乎废寝忘食，多次进献愚忠，希望挽回天意。陛下起初因为安焘的资序而提拔他，最终又因为安焘自己辞让而听从，这才是进退大臣的礼制。臣认为安焘没有才干，不应与群贤混杂在一起共同进用；臣之所以这样做，是想从旁辅佐圣明，判别贤佞，使在位而端正忠亮、珍重名节的人知道陛下明察，受到表彰和感激，自我勉励，这才是用来符合陛下对待大臣之意的。等到在延和殿应对时，幸蒙天子嘉奖，使臣能够安心言事，必定赐予支持，这合乎臣的本分，臣拿什么来报答呢？必须大小事务凡是有利于国家的，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的，才可以报答陛下的知遇。” “何况今日之事，谏官、御史的议论完全一致，臣一点私见，哪里敢偏执呢？伏望圣慈体察臣的用心，宽恕臣的罪过，特依照前次奏请，早日赐令施行。” 贴黄：臣私下担心陛下认为已经施行的命令，比改动命令更加重要。给事中本来就是负责封还驳正的，所封还驳正的都是已经发出的命令；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是重视封还驳正，而不是重视命令已经发出。自唐至德年间以来，命令发出后，因为给事中封还驳正而改动后再施行的，不可胜数，陛下本已熟知。如此，更希望陛下宽容采纳，让有关部门能够替陛下守住官职职责，以端正纲纪。臣认为做臣子的罪过，没有比反复无常更大的。臣既然已经再三论列，按义理难以退回去执行，伏望陛下另行赐予指挥，派官员代理给事中，以保全孤臣的操守。”},{ 岩叟又上奏说：“臣多次说过，任用安焘，不能协调公议，不能提高朝廷的威望，不能使四夷服从。况且诰命不经过门下省，诏书发布也无从以此匡正法度、维持纲纪、告诫群臣，其中关系十分重大。直到如今还没有防止省纳施行，多数士人的议论都认为，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临朝听政以来，没有一件事不符合天下人的心愿。现在却因为一个无才无状的人，使我们君主完美的德行受到牵累。不只是臣感到惋惜，天下爱戴君主的人，谁不感到惋惜？臣担心进言的人误导陛下，只说已经执行的命令不能收回，不再陈述义理上应当怎样。这不是忠于陛下的话，也不是明白君主体统的议论。自古至今，只有苦口逆耳地劝谏、制止君父，使其不犯过错，成为天下后世所议论的，才是忠臣，才是明白君主体统的人。臣私下认为，明主只服从义理，不把收回已经执行的命令看作难事。请允许臣引用仁宗朝的一件事来告知陛下：庆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任命夏竦为枢密使；四月八日，因御史中丞王拱辰、谏官欧阳修等十一道奏疏，追还夏竦的枢密使敕命。当时名儒石介作《圣德颂》来歌咏仁宗的美德，天下流传至今，称为盛事。” 伏望陛下效法此事实行，不要把改回已经执行的命令看作难事，而要把听取谏言放在重要位置，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臣的心意在于爱护君主，顾不得再三冒犯，只愿陛下察知臣的心意，臣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 岩叟又论述选择宰相不可不谨慎，上奏说：“臣私下考察《诗》《书》所记载的事，以及历代传记所著录的内容，它们称颂帝王的能事，没有比知人善任更大的。知人善任首先在于辅弼大臣，辅弼大臣得到贤能之人，百官就能各司其职，君主自身便可以处于无为而治的地位。政事极其简约却能周全，这是人君的美德；自己不劳苦却能收获天下的功业。因此臣区区爱护君主的一片心意，希望陛下不要在这件事上有所失误。”臣又想到，陛下听政刚超过一年，而治国之道已经清明，四方已经安宁，人人的心情都欢欣相通，没有感到不足，这正是陛下进用贤能、罢退奸佞，如同分辨黑白一样所取得的成效。如今辅臣职位空缺，臣知道陛下一定会选择贤能而任用，必然不会有误。然而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抬头擦眼，等着看陛下这一举措，臣不能不把其中应当戒慎、应当重视之处告诉陛下。孔子说：“众人都称许他，一定要再考察。”孟子说：“身边的人都说他贤能，还不能据此决定；各位大夫都说他贤能，然后再考察；亲眼见到他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陛下如果以孔子不轻易相信的心态来选取人才，希望就不会有失误。陛下想到公正忠诚的臣子很难得到，就不能不在起初多费心力去寻求。” 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才，陛下就可以安逸了。想到奸佞邪恶之人不容易除去，就不能不在起初精心考察，以便辨别他们。误进用一个人，陛下就会忧虑。自古以来，历代君主的忧患，在于喜欢声名很高的士人，却轻视缺少文饰的人。他们却不知道，盛大声名之下可能藏有奸诈之才，朴少文饰的人中却有许多栋梁之器，这是不可不加以辨别的。成就天下的事业、败坏天下的事情，常常就在辨别与不辨别之间相争，差别不过毫厘罢了。贤能之人处在朝廷，可以对上尊崇天子、提高朝廷威望，对下安定百姓、镇抚四夷。假如其中有一个人不是合适的人，国事就会危险，人心就会动摇。群邪之人相继升进，各种虚伪之事同时兴起，陛下即使想安稳地放下枕头睡觉，也不可能做到。陛下的忧患，实际上就是臣的忧患，所以臣敢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倾吐肺腑，希望对万分之一的事情有所补益，只愿陛下采纳，臣就非常幸运了。” 贴黄：臣私下认为，任命执政大臣，不能和任命普通百官相同。百官即使已经进用，如果不合公议，罢退他们很容易；执政大臣一旦进用，朝廷的体统就与之相联系。即使陛下后悔而想罢免，也有不便之处。这就是不可不谨慎的原因。起初如果不谨慎，后来招致人们议论，陛下就会损伤自己知人善任的明察。

译王岩叟又请求审慎进用贤人、果断去除奸人，上奏说：“臣伏见陛下即位之初，首先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任用司马光执政，信任并实行他的主张，以革除天下的弊病。正因为司马光忧国爱民的诚心，上下内外都信服，所以陛下一任用他，天下人的心就安定，四夷的心也安定，陛下自己的心也安定。如今不幸司马光去世，臣知道陛下心中一定茫然了。臣私下听说百姓相互忧虑说：‘我们的君主能不忘记司马光的话吗？能寻找与他相类的人而任用，让他们继续奉行他的法度吗？’又忧虑说：‘奸人难道不会又结成朋党，动摇正论来欺骗我们的君主吗？难道不会争相为自身谋划，不顾国家的急难，使我们的百姓受害吗？谁还能把我们君主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把百姓的意愿当作自己的意愿，早晚竭尽劳苦、舍弃自身，像司马光那样呢？’我们的君主正倚靠司马光谋求治理，上天却突然夺走了他，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臣希望陛下更加振作心志，更加谨慎行事，更加重视所托付的人，不可安然自得而忘记忧虑。如今应当先采取措施解除百姓的忧虑、安定他们的心，只有果断去除奸人、审慎进用贤人这两件事罢了。朝廷有大忠臣在，即使奸人还没有去除，也仍有所顾忌而不能妄为。” “司马光去世了，奸人如今不可稍有留置，这就是臣说陛下应当果断去奸的原因。朝廷的轻重、天下的安危、百姓的休戚，都在于用人。如今天下将要观察陛下如何用人，以此判断国家是吉是凶、治是乱，这就是臣说陛下应当审慎进贤的原因。去除奸人、进用贤人，都能用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那么百姓还有什么可疑虑、可忧愁的呢？惟愿陛下谋划此事，天下幸甚。” 贴黄：自古以来，臣下因为嫉妒贤能而最终危害国事的，没有哪个时代没有。臣观察司马光的贤德，对上受到陛下信任，对下受到百姓信任，人人都因自己比不上他而感到羞惭。臣担心以后一定会有嫉妒司马光的人，暗中用虚妄言语诋毁、贬低他的作为，使陛下疏远对他的信任；一旦有了可乘之隙，他们就会让陛下接受邪说，施行奸谋，败坏善政。这是陛下不可不察的。臣平生从未同司马光交往，也从未接受他的恩惠，并不是偏私于司马光，只是担心小人误导陛下罢了。如今天下的事情已经大体安定，百姓安乐了，这是治道成就、圣功显著的表现。只在于陛下更加坚定地保持、更加笃实地信守，不要有所改变，那么天下幸甚。中外之人都盼望大礼之后罢免张璪一类二三个邪佞而无状的人。哪里想到张璪等人还没有被罢免，却先失去了一位忠臣，这是中外人心深感叹息遗憾的原因。如今既然张璪等人自己提出请求，希望陛下早日准许，另行任命忠贤之人以重振朝廷，作为国家的倚赖，用来安慰、服从天下人的心，更不可再容许拖延，使他们玷辱庙堂、使百姓失望、使四夷不安。” 元祐六年，王岩叟任签书枢密院事，请求任用君子来保守太平之道，上奏说：“臣听说议论的人说：‘使天下达到太平很难，守住天下的太平很容易。’臣却说：‘天下的太平，达到它容易，守住它困难。’当太平尚未到来时，人们无不急于求贤，渴望听取谏言；得到一条善言，唯恐还没有能够实行；看见一件不善之事，唯恐还没有能够除去。他们潜心留意隐微之处，用心于别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兢兢业业，不敢安闲享乐，所以最终达到安乐无事。这就是天下太平容易达到的原因。太平已经到来，就说：‘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内心日益骄傲，志意日益懈怠，认为贤人已经足够，便忽略求贤；认为善言已经听尽，便厌烦听谏；认为隐伏的祸患不足忧虑，细微的事情不足防备。奸邪发生却不知道，祸变出现也不醒悟，所以最终败坏混乱而无人能够挽救。这就是天下太平难以守住的原因。《易经》说：‘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混乱。’又说《既济》的卦象：‘君子因此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这些都是圣人在政治安定、没有祸患之时所作的警戒。” “伏望陛下即位至今七年，进贤退佞，符合天下公议；兴利除害，合乎百姓愿望。没有滥施刑罚，没有横征暴敛，没有听说有一个百姓发出怨恨叹息之声。奸邪不作，战争不兴，时令调和、年岁丰收，四海安宁。以古代情形来验证今日，可以说是太平了。陛下守护太平也有道：没有营造宫室的嗜好，没有声色玩乐，没有打猎游乐，没有神仙迷惑，没有喜好战争。私人请托不能实行，贿赂完全绝迹，历代君王的弊病没有一项存在。勤奋学习、勤于政事，寒暑不改；德行日益更新，天下的形势已经确实不值得忧虑了。然而臣还如此絮叨，又是什么心意呢？臣认为今日的治理达到这种地步并不容易，愚臣实在是过分忧虑，只是暗自担心朝廷安于无事，稍稍懈怠最初的用心，或者容许小人乘隙而入，毁坏我们保守太平的治道，所以替陛下感到惋惜罢了。小人如果没有才能，不值得畏惧；唯有小人而且有才干，才值得畏惧。关键正在于陛下深入审问、明白考察、谨慎辨别，遏制他们，不让小人混杂其中。一定要选择端正善良、忠诚信实、始终不二的君子任用，那么今天用来保守太平之道的措施就完备无缺了。陛下以纯一的德行在上守持，群臣以纯一的心意在下守持，使太平之道日益增长而没有穷尽，天下永无忧患。” “臣不胜大的愿望。” 王岩叟拜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入朝谢恩时，太皇太后说：“知道你的才干和声望，所以破格越级任用你。”王岩叟又拜谢，再进言说：“太后听政以来，采纳谏言、听从善言，务求符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定。希望您相信这一原则而不要疑惑，守住它而不要失去它。”他又稍稍前进向西，奏告哲宗说：“陛下今日的圣学，应当深入辨明邪正。正直之人在朝廷，朝廷就安定；邪人一经进用，就会出现不安的征兆。这不是说一个人能够单独造成这样，而是因为响应他的同类很多，上下受到蒙蔽而不加防范，不知不觉就养成了祸胎。”又进言说：“有人间或把君子、小人参杂任用的说法告诉陛下，不知道确有此事吗？这实在是深深误导陛下。自古君子与小人没有参杂任用的道理。圣人只说：‘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是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就是否。’小人一旦进用，君子必定会带着同类离去。若君子与小人争相进用，就是危亡的根基。这时候不可不察。”两宫都深表赞同。

译王岩叟又论说刘挚、苏辙上奏请求退职的事：“臣伏见右仆射刘挚因受到人们的议论而避位，到现在已经多日，中外的议论惶惑不安。臣私下认为，刘挚自从陛下垂帘听政之初，首先处在言路，分条陈述政事，排斥奸邪，无所顾忌回避，天下都知道他的忠诚，所以陛下破格任用他。天下人无不认为这是适当的，而大奸之人还在外面，心怀愤怒、积蓄怨恨，想吃他的肉的人不止一两个。如今朝廷清明、天下安定，本来就是两宫虚心求治、开诚纳谏的成效；但当时竭力尽忠的臣子中，刘挚最为突出，他实在是与陛下同心一体、可以保证始终不变的人。若不是罪状显著、众人都不能容忍，怎么可以因为一两句偏颇之言，就轻易表示要远远抛弃他？臣恐怕这只会使群奸快意，而失去众正之臣的心，不是为国家谋划的办法。臣常常担心，朝廷之上享受陛下高爵厚禄的人虽然很多，但能与陛下同心协力的人却少。如今在少数人中，又将要退斥一人。臣反复思考，私下对此忧虑。苏辙素来有‘时名’，元祐以来，排斥邪恶、扶助正道，竭尽力量也有很多。如今若只因一次举官失当，便立即罢免驱逐，恐怕在陛下进退大臣的体制上有所不合。” “况且进言的人另有自己的用心，不容易测知。臣不知道那些长久披肝沥胆侍奉陛下的人更值得信任，还是刚踏上言路、尚未了解其内心的人更值得信任？怎么知道其中没有结党营私、暗中替群奸制造条件的人？陛下为什么不稍稍缓办此事，试着加以考察，将来一定会有所见知。臣所说并非妄言。古人有话说：‘天子重视大臣，人们就会竭尽力量；如果轻易使人离职去位，万事就不会安定。’愿陛下委曲加以容忍，以保全始终的知遇，也使小人不能因此窥探陛下。臣受到陛下非同寻常的知遇，不是众人所能相比；既然有所见解，便不忍辜负恩德，默默守持本职。臣本想等到以后垂帘听政时当面奏陈，以便处理此事，但因斋戒不能入朝应对，只好冒昧冒犯天威，进献这些狂妄浅陋的话。惟愿陛下裁断取舍，臣就非常幸甚。” 贴黄：臣估计进言的人想要完全堵住众正之臣的嘴，不过是把朋党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先使圣意受到迷惑。然而自古以来，奸人想要排斥陷害善良之士，没有不借助这种无形无据的说法来肆意诬陷的。陛下博览书史，一定能够深入察知。”},{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用人 宋哲宗即位后，傅尧俞从明州知州任上被召回，任秘书少监兼侍讲，升任给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他上奏说：“人才有能干的，也有不能干的。如果让臣负责补充遗缺、拾取遗漏，以辅佐盛大的德政；明辨善恶、纠正过失，以整治各项政务；举用正直之人、置换邪曲之人，以端正大臣，臣虽然没有才能，怎敢不尽力？如果让臣窥探人的隐私、揭发人的细小过错，那不是臣所能做的，也不是臣的志向。” 元祐元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上奏说：“臣承蒙圣恩，特意派遣中使颁降手诏，询问访求意见。臣仰面披读训诰，俯身聚集敬畏惶恐之情。恭敬地想，太皇太后陛下厚重如坤、广博能承载万物，光明如天。自从临朝听政以来，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以及进用贤能、罢退愚昧之人，时政的污隆兴衰，有的沿袭、有的改革，无论大小都恰当，朝廷内外无不欣悦。这正是所谓宗庙社稷获得无穷福祉、太平日益兴盛的时候。然而陛下仍然谦逊勤勉，推辞退让，认为臣蒙受历代圣主的知遇，长期窃居重任，又说臣年老齿长，应当有重要的话可以说，所以特意曲意赐问，询问臣这个老臣进献浅见的意义。臣怎敢不勉力竭尽愚忠，略微补益陛下的虚心期待呢？”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任用贤能、采纳谏言更重要的。近来所任用的辅弼大臣、所提拔的谏官和御史，都是长期积累声望、深得舆论赞同的人，必定能够辅佐正直、进献意见，在上面符合陛下迫切求治的深心。以至于罢除市易法，减少青苗法，停止养马保马，免除纳役钱，放宽保甲按阅的频率，于是使百姓耕种的产业得到发展。这样一来，市井和田野百姓的欢呼声一定已经传到天听了，难道还要等老臣逐条陈述之后才明白吗？前面所说的几件事，有害无益，不能长久实行而应当废止的，本来就不是朝廷所谋划的，都是近年以来臣僚急于求进、侥幸成风，往往务求妄自创设事端，以求自己总领其事，稍有一点成效，就过分索求恩赏；事情如果有害，却从来没有责罚。想要因此减少官员、减少事务，使百姓安定、政治清明，是不可能的。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应当革除这种弊病。自去年以来，斥退了聚敛之臣，颇为宽减农民和商人的利益负担，四民安乐地从事各自的职业，天下万国都感到欢欣。没有名目的收入大多已经削除，固定的经常性支出则应当务求充足。如今的户部，实际上掌管国家财政，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员，却没有听说经过精心选择并长期任用，只看到频繁调迁、屡次更换。这样想让什么人专门承担它的责任呢？国家的大计又能寄托什么希望呢？这是朝廷应当首先办理、不可忽视的事情。又承蒙陛下询问臣所知道的能够担任重任的人，臣一向愚昧，难于识别人材。然而臣多次忝居宰衡之任，只有推荐贤能来图报国家。当臣在朝廷执掌要职、任用人才时，极其谨慎地选择，即使选十人只能得到五人，哪里敢有非分的期望？等到臣出任外藩长官，将近十二年，对于朝廷中的众多士人，很少有机会认识。即使有所听闻，也没有再加以试用，轻率地议论推荐，恐怕还未审察周详。不过臣详细听闻士大夫的议论，说枢密直学士刘庠端正有操守，虽然已经任近职，却长期在外任职。臣先前在枢密院时，刘庠在太原，边疆事务和民政都处理得镇静安定，没有扰乱百姓。光禄大夫、前吏部侍郎苏颂，性情品行淳厚平和，学问广博，对于本朝旧故事多有详细记载，如果准备作为顾问……” 朝奉大夫、京西路提点刑狱刘奉世，才干和能力精明强健，操守坚定正直。他先前任枢密院检详及中书检正时，颇得当时声誉。如果把他也召回朝廷，置于左右近臣之列，应当会有所补益。还请圣明详细选择，或者还有新近进用、能够符合选拔要求的人才，容许臣广泛访求，另外具奏陈述。何况天下这样广大，一定有许多士人置身于朝廷官员之列。然而几十年以来，培养人才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大概是乡里举荐和选拔不能兼顾文章与品行，礼部复试又多收取肤浅的学问。如今如果能够整理学校和贡举的制度，希望可以选得真正的人才，依次提拔担任重任，那么人才济济而天下安宁，就会像周朝盛时一样。正当朝廷大力推行仁政、勤勉体恤百姓疾苦之时，亲民之官的责任专在守令。臣认为应当再次告诫吏部，谨慎选择这类官员；这样政事就能和顺，百姓也能受到恩惠。前代铨衡，授官之后，多到政府接受引见考验，询问他们的长处，有时还采纳他们已经试用所取得的成效，然后派遣任职。间或有昏昧荒谬、没有才能的人，大多被黜退。这样一来，郡县就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政事也能得到整治和兴办。又如任用人才的方法，应当各自根据其才干器识。孔门把人才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也必须按照各人的长处授予职务，这样职务才不会空缺失任。” 前朝选拔考试文学之士，就把他们安置在馆阁这一培养人才的地方，逐步进用。直学士、待制等官都负责侍从，准备参与顾问和议论，以补益当时的政务。如今却全部补授外任。臣认为应当大略确定员额，留下一部分充任左右近臣，供职日久之后再考察他们的器识；遇到执政职位缺人等缓急情况，就可以共同议论，提拔进用。臣承蒙诏令，承蒙询问访求意见，怎敢不倾尽自己的全部见闻？只是臣年老昏聩，所说的话没有条理，承受不起冒犯失礼，内心至为惶恐。” 元祐二年，文彦博又请求朝廷内外的官员长期任职，上奏说：“臣认为，朝廷内外任官调动替换过于频繁，在任时间不长，就像住在驿舍一样，无法完成事务，凭什么达到治理的效果？所以臣曾多次上言，请求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让他们长期任职，必须任满资考期限。近来迁调改任尤其频繁，大概是因为风气浮躁争竞，按惯例都想迅速升迁。执政者有时躲避怨谤，不能镇定处理，因此想要朝廷内外安定治理，还不能有所期待。臣希望从今以后，凡是任命朝廷内外官员，都要详细列明现任官员任职的年月、是否任满，必须任满后才可以交接替换。如果是紧急借用人才，确实需要某个人，则不受这一制度限制。凡任满得以替换的官员，必须列明在任时确实有功劳政绩，然后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升迁和差遣。这样可贵之处在于，官吏从此不敢苟且简慢、只求速成，各项职务自然都会得到整治和兴办。” 贴黄：臣曾多次上言，吏部、户部、刑部的官属掌管选官和国家财政等大计，刑部掌管刑罚，以及外任的监司和治理百姓的官员，都必须长期任职。这是朝廷实现治理的根本，不可忽视。如今请求与三省再次申明祖宗的旧法，遵守并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