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五

译法令实行以后，纲纪端正以后，用这些来统御下属，谁敢不防范？即使不增加宫闱的警戒，防备也会自然修整而无需增加；减少宫门内的卫士，守卫也会更加牢固；这与那些只从细枝末节上做文章的办法，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臣还听说，陛下近年来过分自我警戒，中宫的乐工已经全部罢免，后苑的猎具也已经全部撤除。至于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整饬圣躬，虽然是《诗经》《尚书》所称遇到灾异便修养德行的君主，也远远比不上陛下。然而在设置禁防方面，陛下所举措的是近处，所忽略的是远处；所谨慎的是小事，所遗漏的是大事。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恭请圣上仁慈，命公卿大夫在朝廷上公开议论，全面运用法令、威势、刑罚的权柄，铲除邪伪盗乱的阶梯。这样或许君主的威势更加尊重，国家的命令更加振作，内患已经平息，外部忧患自然消除，那么天下就万幸了。何郯又论述卫士作乱，请求罢黜、责罚皇城司及当值臣僚的奏防说：臣等听说，本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前值宿的皇城司亲事官四人，把人员殴打致死，并劫取武库兵器，沿着殿屋攀上去，惊动了御寝。罪犯除已被捕获和受伤死亡的以外，其余同党二人，到二十日捕获时，说是被众人争夺而死。捕获的一人，虽然已经审问定罪，所有当职的臣僚，有人听说已经传宣释放；消息传到朝廷内外，颇使众人惊骇。殿廷所设置的宿卫，本来就是为君主预防非常之变；如今卫士自己发生变故，行为凶暴悖逆，意图不可测。兼且后来捕获的余党逃犯，最为关键。又听说圣上多次传下防禁，命令不得将其杀死，他们却完全不依照命令办理。大概是本管臣僚看到捕获以后，审问得知其中情由十分严重，所以纵容手下众人将其殴死，图谋杀人灭口，想减轻自己失职的罪责。情状如此，按理没有可以宽恕的。太祖皇帝时，酒坊发生火灾，当地兵士乘机作恶，太祖皇帝认为酒坊使、副使田处岩等不能统辖部属，将他们一并处以极刑。如今车驾所在之处近在咫尺却发生盗乱，突然出现凶恶之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任职的人既不能察觉举发，值宿的人又不能立即擒捕，尚未依法正刑，怎么能堵塞公议？臣深恐朝廷的威令从此宽弛。恭请陛下断自圣意，特地下达指挥，将所有主管皇城司事务及当夜值宿的臣僚，分别按等次重重罢黜降职，以振作威罚。这样才可使禁近之司不敢旷职怠慢。何郯又论述卫士作乱，请求责降杨怀敏的奏防说：臣等两次上殿当面奏陈，又撰写札子、奏状加以论列，请求重重罢黜主管皇城司以及前月十八日夜在内值宿的臣僚；相关处置已经施行，唯独杨怀敏受到宽宥。不久，臣等奉中书召见，中书传谕圣上的意思，并且没有嫌臣等所言烦琐，特意曲加诏谕，足以看出圣明广纳意见的气量。宽恕臣下进言冒犯的罪过，本来应当退下伏地听命，怎么可以再三烦扰圣明，自取罪过？然而臣等从国家体制和人情斟酌，不能就此停止，必须再次陈奏。君主之所以享有天下至尊的地位，是因为法令和等级分明，使人不敢凌犯，然后才能极其尊贵。因此法令实行，朝廷便强盛；法令偏失，纲纪便紊乱。自古以来，治乱虽然不同，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至于宫闱发生变故，地位低下的人竟敢图谋作乱，前代间或有过，都是君主失德造成的。况且陛下仁厚，抚恤禁军，从未因喜怒而妄自施行刑诛，即使是非常无知的人，难道不会爱戴吗？如今卫士手持刀刃直接进入禁庭，企图侵犯皇帝车驾，这是普通人竟有窥伺侵犯的意图，都是有司不尽职、法令宽纵所造成的。替大臣们筹划，应该为陛下严厉追究有司失职失察的罪过，依法施行惩处；杨景宗等人都应当诛杀，以向天下谢罪。如果认为他们的过错不是自己主动造成的，只可宽免其应当承担的死罪，也应当流放，以警戒不称职者。如今杨景宗等已经受到轻罚，杨怀敏又只略加降职罢黜，大概是两府大臣因为杨怀敏是陛下身边的人，不能坚决执行祖宗之法，以此回避怨恨和愤怒。假如盗贼发生时，杨怀敏能够在后殿指挥众人即时捕获，以此论功，才可以赎罪。如今贼人已经进入禁庭，使陛下在两夜之间受到这样的惊恐，实在已经很严重了。杨怀敏即使有事先报告的功劳，难道可以赎免失察之罪吗？况且以君主的尊贵，宽免杨怀敏的罪本来也是小事；如果对国家体制没有损害，臣等何必苦苦再三论奏？所可惜的是朝廷的典章法度，不论远近亲疏，都应一体施行，才符合众望。况且有司失察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难道可以宽免吗？太祖皇帝时，元舅杜审肇主管澶渊，只因辖区内河水决口而获罪免官，退归私第。太宗皇帝时，楚王宫发生火灾，便废楚王元佐为庶人。杨怀敏的职务在近侍之中，他与元舅、诸王的亲近程度，谁更亲呢？杨怀敏失察盗乱，与杜审肇对河决、元佐对火灾防备失误相比，哪一个危害更大，显然可以知道；可是审肇、元佐受到那样重的责罚，杨怀敏却得到如此宽免。希望陛下举用祖宗的法度来堵塞公议，端正左右近臣的处罚来显示无私，不要吝惜一个杨怀敏，以慰藉朝廷内外臣子的愿望，那么天下就万幸了。臣等论奏这件事，至今已经多次；作为言官，本来也没有辜负职责。然而喋喋不休、不能停止，是因为忠义之心禁不住感愤。这件事情体重大，如果最终不说，恐怕对圣德没有好处，那就是臣等的罪过了。并且臣今日上殿，还有奏陈，已经蒙圣上允许进言，恭请尽快赐令施行。吴奎任监京东排岸司时，论述卫士作乱，请求责降杨怀敏。奏防说：臣私下看到，自从春令施行以来，阴雨连绵不止。这正是《洪范传》所说的“皇之不极”，在这种时候便会有下属讨伐上级。如今卫士的变乱发生在肘腋之间，幸赖宗庙神灵保佑，加上陛下仁圣，才即时擒获。然而消息流传四方，令众人惊骇，是极其不祥的事情。《左传》说“君主忧患，臣下受辱”，陛下今日可以说已经忧患了，却不知道承担这种耻辱的究竟是谁？臣听说，主管皇城司的六人中，已有五人被贬谪，只有杨怀敏还留任。外面的人都说陛下偏袒亲近宠幸之人，使公法屈服，臣私下替陛下深感痛惜。况且朝廷内外还传闻，捕获贼人时，陛下曾下令不要杀死他们，而左右近臣却擅自将他们杀死，并撕裂肢体。这其中一定有同谋者，恐怕事情泄露，便杀人灭口；否则为什么不奉行诏令呢？

译皇祐元年，知谏院钱彦远论述步直兵士作乱，上奏说：臣听到传闻，嘉庆院正在审判军头司步直兵士等人，他们企图作乱，并且在皇城内搜获了预先埋藏的器械。臣私下认为，军头司在崇政殿横门以南，与军器库相连接，是最为靠近宫禁的地方。这些兵士每天跟随本司臣僚出入，彼此十分熟悉，却敢生出意外之谋，幸赖宗庙威灵，使事情在发生前败露，如今已经下狱审讯。臣担心这些人凶恶同党互相勾结，人数众多；又恐怕平日来往通行、一起饮食的人，心中自疑，另生其他变故，所牵涉的关系极大。希望圣上仁慈，特地下达指挥，命制勘院先迅速追查根本及枝党；如有姓名，立即追捕入院；并将埋藏器械所经过的地点、有关人员、节级和数量，立即详细具奏，使朝廷内外都知道。这样才可使禁卫安定，凶党全部清除。附黄：臣近来曾因阴雨连绵上奏密状，恭请严令宿卫谨慎选择人员，防御小人，以深深遏制邪恶的根源。如今这些兵卒果然有相互勾结的情况，恳请再下指挥，使宿卫和禁门的防守加倍严整。钱彦远又上奏第三状说：臣等听到传闻，制勘院正在审问军头司步直兵士企图作乱的事情。虽然这是一时的狂妄阴谋，但考察他们制造罪恶的本心，做臣下的人都恨得咬牙切齿。况且兵刃一类东西已经藏在皇城门内，幸赖祖宗威灵，上天预先降下变乱的警戒，所以在事情发生前就败露了。倘若因循拖延而没有揭发，惊扰皇帝车驾经过时留下的清尘，臣认为即使诛灭他们全族，也不足以塞责。如今既然下狱审讯，因为事情关系极大，很是动摇人心。传闻传到四方，众人震惊，奸豪小人便乘机煽动迷惑。因此追查根本和枝党，必须全部查清、立案施罚，不可迟缓。追查不尽，就会发生其他变故；稍有迟缓，妄念就会兴起。况且前些时候殿中亲事官作乱时，法律处理稍稍宽松，追查凶党不彻底，所以这类人养成了肆意妄为的习惯，竟又发生这次勾结，事情比以前更加严重。如今如果再次使用轻刑，臣担心后来的祸患，必将令人寒心痛恨。希望圣上以祖宗和社稷为重，不要施予一时的恩赦，特地下达指挥，命制勘院迅速审查防究主谋、首领及其枝党等人，立即办结公案上报。凡是参与作乱的人，都请求在都市处以族诛，以示四方，或许可以使小人稍有警戒。树立威严、消除祸乱萌芽，就在这次举措了。这件事尤其不可拖延，希望陛下特别留意。附黄：对于兵刃经过的门户、埋藏的地点，以及有关的亲事官、长行人员和监门内臣，请早日命制勘院先将当天的人数、姓名具奏，并请求不再让这些人担任宿卫，以免另生事端。按照唐、汉的法令，这些人都应当诛杀；如今请求一并判决发配到远方的恶劣州军，或许可以使朝廷内外整肃，也希望以此前亲事官获法宽免一事为戒。钱彦远又上奏第四状说：臣认为，君王承担宗庙社稷的尊位，身系天下安危，所以必须严格设置宿卫，修建宏盛宫室，设置重重门户和复道，以谨慎防备其他祸患。因此法令极重，禁令极密，正是要遏制断绝祸乱的根源，防微杜渐，作长远深谋，作为祖宗社稷的根本。唐朝太尉长孙无忌误带刀进入上阁，而监门校尉没有察觉，有司将他处以死刑。我太祖皇帝时，宫内的酒坊在厚载门外，逼近宫禁，却在半夜失火，从监官到工匠，共斩杀五十多人。太祖一朝直到结束，宫内再没有失火之事，这就是刑法施行严厉而人人畏惧的成效，古今都是如此。如今听到传闻，制勘院审问出携带兵刃进入皇城的人员姓名，以及各门户、地点有关的亲事官人员和节级，准备判决发遣。起初因为所携兵刃已经进入皇城，即使这些人是否结党尚未查明，但负责门户、地点的守卫却安然不知；那么国家用重粮、暖衣养活他们，难道本来不是为了让他们防御意外、充当耳目吗？如今上下却公然畏避权势，轻视、放松法禁，使法令不能实行，几乎到了无人察觉的地步。况且前些时候宫内亲事官作乱，正因为判罚稍轻，才使小人习惯如此，如今又发生了这样不轻的事情。这件事关系到宗庙社稷，怎么能再吝惜这几十名兵卒，而不考虑后患？希望圣上察明安危的根本和末节，对于制勘院审问出的那些未能察觉有人携刀进入皇城、负责把守门户和地点的亲事官人员、兵级等，请不要按照通常的法律判遣。其中本处正管门户、地点的兵级，请刺配沙门岛；其余有关人员、兵级，请刺配广南远恶州军。这样才可使臣民更加激励忠孝之心，使小人从此戒惧。彦远又上奏第七道奏状说：“臣等本月二日奉宰执之命到中书，承受传达的圣意，是要依法处置皇城军头司的官员。臣私下认为，法律是因应人情而产生的；考察它的大体原则，不过是为了防微杜渐，禁止百姓作奸犯法，尊君卑臣，使一切归于最正当的秩序。然而，有的事情情节重而法律规定较轻，有的情节轻而法律规定较重，所以要斟酌情节轻重来判刑。刑罚的权柄掌握在君主手中，专断此事，并不是有关部门所能置喙议论的。因此，两汉有‘决事比’，就像今天援用成例。本朝判罪有敕令规定，是用来压定天下公议、告诫小人不得妄自揣度的。如今宿卫中的下级士卒带刀径直进入禁门，虽然他们的图谋另有所在，但距离便殿内阁才一百多步，把刀藏了好几天，宫内宫外竟没有一人察觉。这是做臣子的应当共同愤怒的事，怎么可以只把本司官员罚些金钱，却说法律本来就是这样，实在大失天下人的期望。况且，前些日子亲事官作乱时，正是因为用法太宽，又受权贵宠臣牵制，使人情不能得到遏止，群小没有任何戒惧，于是导致小人又想实现他们的狂妄计划，交防的卫士行动起来如同走平坦大道。事情暴露以后，才用宽大的法典赦免他们，诚然体现了陛下至仁至圣、想保全群臣的心意；但是，宗庙社稷如此重大，天下臣子的心意又该怎么办呢？”

译谨按《尚书》说：‘威严能够胜过溺爱，就一定能把事情办成；溺爱胜过威严，就一定不会有功效。’解释的人说，威严的刑罚能够压倒所偏爱的人，近处的人便会畏惧，事情就可以办成；如果施用威刑时被亲近的爱护之情所迷惑，人们就会懈怠，事情便不会成功。这是圣人的明确训诫，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难道是喜欢使用严酷刑罚吗？只是因为考虑得长远。如今如果因为是近臣就轻罚他，恐怕不是威严能够胜过溺爱的道理。臣担心现在的议论会说，此事与亲事官作乱时不同：那时是持刀翻越屋舍，这次只是把刀藏起来，意在诬告别人，不应当作为成例。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况且，君王设置宫门禁令、排列宿卫、加重刑罚、严明制度，首先就是为了预先防备这类事情。若一定要等到持刀翻越屋舍以后才处罚，那就什么也挽救不了了。况且刀已经进入宫门，那么宫墙之内的忧患就不小，怎么能忽略后患而顺从一时的议论呢？臣等忠义激愤，又从外面采纳公共舆论，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所以不避一再冒犯天听。做臣子的守节，至死方休。伏望陛下察看《尚书》中‘威克’的意义，思念祖宗社稷的重大，把亲事官作乱时处罚过轻作为警戒；皇城军头司的官员，都依照臣等前后屡次奏状，重新加重黜免责罚。这样才可使人情得到满足，也确实符合公议。” 贴黄：宿卫的制度中，宫门禁令最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出入的来源。如今刀已经进入宫门，却说还没有造成祸患，所以采用轻的刑典。况且宫门禁令失守，只应看是否进入，而难道还要取决于是否已经造成祸患吗？况且本朝自祖宗以来，凡是施用法律，都由有关部门铺陈条文，临时依据敕令规定来裁量轻重并加以判遣。因此，有特别勒令停职的，有冲替的，有不得再获差遣的，有调任监当职务的，这些都是法定刑罚之外的处罚。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可以让本司官员全都只依轻法处置吗？至和元年，殿中侍御史马遵论奏皇门禁令，上奏说：“臣听说古代的常刑，对于过失，即使罪过很大也可以宽宥；但臣子对于君父，则有道义上不能容忍的地方。所以，像舟船、饮食一类事情做得不合规矩，都不称作过失，从而许国的世子止亲自尝药，因没有尝药，《春秋》便加给他大恶的名目。唐代长孙无忌入宫不解下佩刀，校尉因此被诛杀；处死他的议论之所以责罚很重，是因为考虑得深远，要堵塞轻慢禁令的缝隙，消除祸患的萌芽，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曾听说太祖朝内酒坊失火，监官和守卒都按最重的刑罚处断，难道只是为了严刑峻法吗？大概是为了预先防患。臣私下见朝廷法令一向完备，皇城门禁尤其严谨，但携刀闯入的事连年发生，虽常常依法处置，最终还是不能使人戒惧。如今麦昭吉□被选入内值宿，身上带有剑器，经过各道宫门直到便殿，竟没有检查，完全没有察觉。如果他是包藏奸盗之心而这样做，又怎么会暴露呢？公然轻慢法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昭吉虽已结案，而各门监官、守卒还没有听说得到处置。伏乞陛下详察事理，特意作出圣断，在常法之外再加重处置，以严守大防，希望能够消除将来的祸患。” 马遵又论奏内东门使臣藏匿并挟带女子闯入禁庭的奏状，说：“臣听说内东门使臣在车子里藏着并挟带女子，闯入禁庭，事情已经明白暴露，却没有听说得到处置。臣私下认为，东门紧邻御所，是最需要严密防守的地方；出入登记一向有明确法令，又由近侍使臣负责掌管，务必要谨慎严密。如今竟敢公然自己犯法，擅自带外人进入。如果置之不问，就会开启制造事端、容纳奸人的门径，祸患必定从今天开始。伏乞圣断指示，交给外朝有关部门彻底勘查，依朝廷法典从重处置，以便警戒后来的人，杜绝将来的祸患。” 马遵又上奏说：“臣近来曾弹劾内东门使臣擅自带女子闯入禁庭，至今已有数日，还没有听说处分结果。臣私下认为，宫门出入的条约完备存在，已经严加防范，尚且担心禁令不能肃然；而掌管禁门的人却公然自己犯法，这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禁法应从近臣开始执行，也是天下共同认可的原则。陛下圣明，一定不会偏私小臣而屈损天下的法律。只是恐怕有关部门还没有禀报请示圣意，使朝廷内外的议论日益喧嚷，所造成的损害不小。伏乞陛下降下圣旨，早日赐予施行。” 嘉祐五年，殿中侍御史吕诲论奏公主不按时入宫，上奏说：“臣听说近来兖国公主深夜出入宫禁，宫内宫外都惊骇不安，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臣私下认为，宫门钥匙管理严密，按时开闭，原本就是为了防备非常之事。何况公主平日起居、入宫朝见省问，既然不在规定时间，守门官吏却擅自放行；这种事如果不禁止，以后就会成为常例。一旦发生盗窃或突发变故，将靠什么防备呢？这不能不深思。公主府中主管事务的使臣，以及皇城司中负责经办门户事务的管干人，伏乞朝廷交付有关部门审查，从重责罚降职，以整肃禁卫事务。” 左正言王陶论奏公主不按时入宫，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周礼》规定阍人掌管宫门禁令，按时开闭；寺人掌管女宫的命令，纠察她们的出入，用谨严周密的卫守来杜绝非常之事。所以汉光武帝出猎夜间回来时，上东门候郅恽拒绝开关放行；光武帝从中东门进入，第二天奖赏郅恽而贬斥中东门候。魏武帝的儿子临淄侯曹植白天从司马门出行，魏武帝震怒，公车令获罪处死。既然如此，公主夜间回来，尚未辨明真伪，守门人却立即传报并开门接纳，使她直达禁宫之中，完全没有讥察防范。她所经过的皇城、宫殿内外各处监门使臣，请一并送交开封府审问弹劾。” 神宗即位后，任命胡宗愈为同知谏院。宫内士卒盗取皇城器物，胡宗愈说：“唐代长孙无忌没有解下佩刀便进入东上阁，守门校尉按罪应当处死。如今禁军士卒做盗贼而进入宫内，都知却不能察觉，希望依法追究他的罪责。”殿帅的值班处所设在长庆门内，时间久了，竟私自设置隶属于自己的仆役。胡宗愈说：“严格禁军，是为了杜绝奸邪，怎么能让私人得以充任其中？万一凶狠狡黠的人混入其中，就后悔也来不及了，请改为招募老成的士卒。”

译神宗时，宫邸教授吕大钧论奏选用小臣充任宿卫，上奏说：“古代君主身边前后供使唤、办理事务的小臣，正是因为他们朝夕侍奉君主的起居、出入，不可以片刻离开。任用他们的实际作用，虽然主要在于供给宿卫，准备随时听从指使，以承担缀衣、虎贲、执射、执驭等职务；但任用他们的用意，也在于让他们向君主提出可行的意见、纠正错误，弥补遗漏，来辅佐疑丞、保傅的事务。既然主要是供给宿卫、听候使令，那么不是恪尽职守、勤谨慎重的人，就不能胜任；要让他们提出可行意见、弥补过失，那么不是开朗明敏、才德优长的人，也不足以充任其位。这还没有说尽。古代的君主，不仅有老师、有朋友，还有接受君主教诲的人。所以，疾医只是小技艺的人，黄帝仍以岐伯为师，并教导雷公；费国只是小国，惠公仍以颜般为友，并役使长息。既然如此，供使令、办事务的小臣，虽然要选择恪勤谨重、开爽敏茂的人才，君主又应当教诲培养他们，使他们成就才能，以补充将来公卿大夫人才的不足。这样，朝廷常常不会缺少人才，而君主寻求人才也不劳苦。即使汉、唐用人苟且简略，其名臣仍有许多出自宿卫供奉的官职，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常在宫禁之中，每天侍奉帷幄，已经接触听闻朝廷大政的议论，从而扩大了知识吗？” “有时又亲自承受皇帝的德音教诲，教导他们尚未达到的地方，那么他们就更加懂得善恶、向往什么和背弃什么的道理；长期受到熏陶浸润而不停止，哪里有不被感化的呢？这样做的成效还不止于此，也可以自行扩充他们聪明的德性。《礼记》说：‘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又说：‘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他们既然懂得取舍向背，就一定竭尽心力向上级求学；上级的人既然乐于看到他们自我勉励，也不只是单方面教导他们。有时因他们善于提问，而得到启发，能够振作自己的志意；有时因他们进步艰难，而得到激励，能够勉励自己的学业。《左传》说：‘教诲别人而不知疲倦，是仁。’又说：‘施教而不分贵贱亲疏。’这样不但可以增益自己的志业，也可以扩充自己的德性。《礼记》说：‘善于施教的人，知道学习达到目标有难有易，也知道人的优点和缺点。’这样不但可以扩充自己的德性，也可以增长自己识人的明察。做君主的，利用处理政事的间隙来教育这些办事的小臣，就能得到增益志业、德性和识人方面的好处，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如今朝廷虽然有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作为侍从，又有翰林舍人院以及各馆阁的臣僚作为顾问，并不缺少人才。能够入选的人，也都是品行美好、办事敏捷的才俊，并不是不贤能。” “既然朝廷任用他们，并不是让他们充任缀衣、虎贲、执射、执驭一类冗散职务，也很难再让他们从事使令执事一类卑贱工作，似乎应当略微依照汉代郡国贡士的制度。”供给宿卫的办法，是下诏命公卿、州牧郡守，按照孔门四科的名目，各自保举二三人；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年龄限定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这些人分别隶属于中书、门下两省，学士、舍人院以及馆阁各司；他们的职次列在各殿侍、诸班之中；俸禄品秩只比照三班使臣和州县掾属。他们闲暇时分别向本部门长官学习，退下后再把所学讲解给同列的人听，并且不设定固定的升迁、罢免标准。他们的功罪、善恶，一概听凭圣明君主裁决而已。这样一来，平素没有品行才能的人，必定不会被举荐；不安于本分的人，也一定不愿意来任职。除非是质朴敦厚而有志向的人，否则不能参与其中。假如试行五七年，不仅能得到才高品美、可以任用的人才，也将有助于成就盛大的德业，必定日益更新而没有穷尽。在位办事的小臣，也应当逐渐受到义理的熏陶，彼此观察学习优点，难道不应当努力吗？” 高宗时，张浚议论抚恤侍卫人员，上言说：“臣曾经认为，君主高坐在一堂之上，对于天下百姓以及内外士卒，怎么能够全部安抚、全部体恤呢？也只能推行至诚之心，从身边的人逐步推及远处罢了。如今假设有一个人，无缘无故凌辱、毁谤、羞辱同类，那么天下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深深厌恶他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人情本来就有共同之处。因此推行至诚之道，用来对待身边的爪牙之士，谁不会心悦诚服、归附于您呢？一个人传给十个人，十个人传给一百个人，千人万人都会如此。臣希望陛下考察祖宗的制度，抚恤卫士，询问他们的疾苦，了解他们的婚嫁，按时供应饮食，教导他们各项技艺，使他们恰到好处地适应职任，不必拘泥于常规制度。这样，天下凡是做将士的，都会知道应当如何自我勉励，乐意为陛下效力。” 胡安国论奏亲兵专门掌管宿卫，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盛德的君主，虽然采用文德治国，也一定有亲兵专门掌管宿卫。周公指着虎贲和常伯一同告诫成王，是想让他知道体恤他们。虎贲，就如同今天的侍卫亲军。康王刚即位时，太保让齐侯吕伋率领一百名虎贲到南门迎接。吕伋是太公望的儿子，从诸侯之位入朝掌管亲军，就如同今天的殿前马步军都帅。功勋德望卓著的世代旧臣总管禁军，虎贲精锐士卒宿卫王宫，他们为国家考虑得深远啊。本朝鉴察前代，命三衙分别掌管亲军，这一旧制即使在崇宁年间仍然存在。到了高俅凭恩宠得到任用，军政废弛不行，于是逐渐衰败。陛下继承帝位，谋划国事的人却不考虑恢复古制，亲军寡少衰弱，不能充实宿卫，这难道是尊崇君主、强固根本、防微杜渐、消除祸患的办法吗？伏望陛下深入考察艺祖选择禁军的办法，断然由圣上裁决，用来修整明确军政，威服四方，在上严肃宫禁。”

译右正言陈渊论奏卫兵，上奏说：“臣听说，军队以强弱、多少来决定轻重，常常使内地军力重、外地军力轻，这样王室就尊贵而中原诸夏就安定了。从前楚汉在荥阳、京索之间相持，天下的形势像秤的两端一样，尚不知道哪边会高、哪边会低。高帝刚得到萧何、张良，又得到陈平，仍认为力量不够；后来又得到韩信，把几十万军队交给他，攻战取胜无不如意，这以后天下的形势才重在汉一方。项氏已经衰弱而汉业尚未完成，从前因跟随高帝而被封爵的人，已经占有方圆千里的土地。汉虽然灭了楚，但力量轻重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所以韩信被封王，是高帝深深忧虑的事。高帝筑坛拜韩信为将时，已经把众将领的军队交给他统率；但高帝自己所率领的军队仍然很多。他分得比韩信更多的兵力，一方面是让韩信向东争夺天下，另一方面自己不肯放弃军队，也是为了牵制韩信。因此，在云梦设防，使韩信不能逃走。韩信所以曾对高帝说：‘陛下不善于率领士兵，却善于统率将领，这就是韩信被陛下擒获的原因。’唉，这大概就是高帝能够兼并统一天下而最终没有后患的原因吧！如今君主自己不再统率军队，而各位将领都在外地；有人掌握几十万军队，这是朝廷用来抵御夷狄、消灭盗寇的力量，但他们进退去留全凭自己的意愿，这难道不是值得忧虑的事吗？” “而枢密院和三衙仍然沿用旧法，彼此牵制，所蓄养的军队又比过去减少了许多。即使使它的力量足以相互制约，尚且担心任用的人不合适，何况军队的强弱多少相差十倍百倍呢？所以臣愚昧地希望增加内军人数，使它与外军大致相当；同时去除按资历和私人亲昵用人的弊端，广泛搜求杰出人才，选取才智胜过各位将领的人，任命他为统帅。无事时就回朝宿卫，有事时便统率他们出战，使力量充足而士气不受挫折；有所不出兵时则不出，一旦出兵就应当没有不胜的。这样，君主虽然不亲自统率军队，和亲自统御六军有什么不同？既能增加朝廷的力量，又能使各位将领看到声势就知道畏惧，遇到艰难紧急之时接受招呼调遣，不敢三心二意、只为自身打算，这也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李弥逊再次请求增加禁卫，上奏说：“臣近来屡次承受圣恩，在便殿获赐召对。臣曾经正式上奏一次，又写札子两次，请求增加禁卫，以尊重朝廷。虽然仰仗圣上眷顾，已经批准，并把臣的札子交给枢密院，但还没有看到如何施行。臣听说近日淮南略有警报，如果仓促采取措施，恐怕来不及应付。伏望圣慈，先从现有兵力中，及早增添兵员，分别确定禁卫人数，使人心各有所归。或者保留杨沂中的一军，专门充任防卫，以备缓急，不可临时一概调发兵员出入，导致皇帝车驾所到之处兵卫单薄，另生差错。因为今天的形势，不仅要防备外患，即使心腹近处也应当预先防范，利害关系十分明显，臣不敢一一细奏。从前袁盎说过：‘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也不侥幸。’陛下不能因为前些日子屡次冒险，幸而没有忧患，就习惯成自然、让众人忽略；仍然不能不加以考虑，使各处超过常规的事情都有防备，当然也没有什么害处。伏乞陛下深谋远虑、回顾审察，认真体察臣的意见，出自圣心裁决，早日赐予施行。臣冒犯天威，至于再三，死罪有余；臣以犬马般的忠诚，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极度忧惧迫切的心情。” 理宗时，权礼部尚书魏了翁上奏说：“臣听说，赏赐用来劝勉善行，刑罚用来惩戒恶行，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然而世上本来就有赏赐施行了，人们却不知道受到劝勉；刑罚使用了，人们却不知道受到惩戒的情况。况且后魏发生羽林军变乱时，胡太后不能讨伐平定，反而大赦以安抚他们；李唐发生泾州士卒变乱时，德宗不能讨伐平定，反而迁徙播流以躲避。谁不会责怪两朝政治的失误，使高欢得以结交党羽，李怀光得以重走旧路，从而酿成危乱呢？哪里知道国家形势已经积弱，人心长久轻慢法令，却想有朝一日用法律来约束他们？逼急了就会发生变乱，放缓了又会开启盗寇之患，实在没有一样办法是完全可行的。”“近来禁卫发生变乱，几乎重演后魏、李唐政治失误的祸患，幸好还能在事情将成之后设法挽回，暂时平息眼前忧患。然而皇帝车驾所在之处，突然遭遇震动扰乱，环顾四周，远郊近畿没有一处可以依靠，只想单凭一点赏罚来长久保证不再发生其他变故。臣恐怕赏罚终有穷尽之时，如果不趁现在追考旧制，思考彼此维系、彼此制约的办法，本来就不能把它当作安定的保障。”“臣私下考察三衙的制度，大概是高宗皇帝当初遭遇苗傅之变，后来又遭逢张宝之乱，每每忧虑禁卫单薄，于是命三衙增修军政。” “后来又把各位将领的步军、骑军分别隶属三衙；到孝宗皇帝整顿明确军制，又设置防圣一军，寄寓暗中相互维系、相互制约的用意。马军、步军的数量合计一万四千七百多人，命蜀帅选取西部军队中骁勇精锐的士兵，发往驻所来补足人数。他的考虑实在深远。”“马军司暂时迁到建康，有见识的人已经说这样不对。殿前司、步军司的士卒，时常派去淮地戍守，用劳苦来磨炼他们，但不过只到维扬、天长、六合罢了。按时前往，按时替换，不愿长期空缺宿卫来从事边防。正如周人的乡遂之卒，只是用来保卫王室，不派往远方屯戍；《诗经》所说‘做君王的爪牙，为什么反而转而忧劳’，都是为了强固根本。”“到了韩侂胄发动边事，才开始任用殿帅郭倪、马帅李汝翼，调发三衙禁军和江淮军队，在宿州、泗州一带作战。四十多年间，骄惰的士卒突然遭遇暑雨水涝，怨声载道，所以仅仅到达符离，便退守蕲县，把田俊迈捆绑起来送给敌人，而全军连夜逃走。虽然将领庸碌、士卒怯懦，本来就没有什么用处，但把守卫王居的人派去长期远征戍守，却是从此时开始的。直到近世，大家习惯把这当作旧例，出战的人不能回来，戍守的人不能轮换，凡是边地杂役，即使殿前司、步军司也不能免除，甚至夺取骑军司的马匹交给北方人，驱使骑兵士卒为他们服役，执鞭赶马、割草，昼夜劳苦。”

译“三衙本来就是用来护卫皇帝车驾的。如今有的扛着武器在境外，有的在投降的敌人那里服役。按照事理衡量，实在是本末倒置。不仅如此，凡是长江沿线的各军，也都不是阜陵旧日分隶的制度。骑军司的军队，过去戍守滁州、濠州、定远，现在迁到浮光、建康。戎司过去戍守安丰、庐州、和州，现在迁到泗水、京口。戎司过去戍守真州、扬州、楚州、泰州、高邮、盱眙、瓜洲、盐城等地，现在安置在新近收复的各郡。池州戎司过去戍守舒州、蕲州、巢县，现在安置在淮东的许浦等地。水军过去驻在京城附近，用来拱卫行都，现在迁到东海。其余荆州、鄂州、四川等军队的分布，大多也都不是旧日的戍守地点。况且将领不了解士卒，士卒也不熟悉将领；舍弃平素熟悉的山川地形，却把他们投入不熟悉的水土环境。这本来就是兵家所忌讳的。更何况舍弃王居而去经营边疆，舍弃旧日戍地而去经营新近开辟的边疆。对于事体名分和轻重关系，即使三尺童子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是士大夫却安然处之，不以为怪。听到禁卫发生变乱，只会追究裁汰禁军过激而导致变乱，又讥刺赏罚不明；听到徐州、邳州、宿州、亳州失败，只会追究各位统帅轻率出兵，又讥刺和好之策不可靠。” “然而依臣愚见，责怪的人和讥刺的人说得都对，却还没有得到消除变乱的办法。臣曾冒昧认为，苗傅、刘正彦发动变乱时，是因为上游驻有刘光世、韩世忠的各处屯军，所以这两个凶徒虽然狂妄愚蠢，最终还是自行逃走。张宝发动变乱时，是因为吕颐浩的亲军以及辛永宗的部曲秘密接近、分布在旁边，所以即使在艰难局势之后，也能杀掉十七人并废除其编制，他们便不敢喧哗。如今京师如此重要，却只有殿前司、步军司两军，而近郡各处屯军都戍守在最远的边地，恐怕不是防微杜渐的意思。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赶快遵循旧制：凡沿江、沿海的士卒，安置在原来的屯驻地，按时到边地戍守。这样或许可以使营垒相连、栅栏相望，声势连成一片，足以应付缓急，也可以消除奸邪萌芽，难道不比舍近求远、使人产生觊觎之心好吗？王黼、童贯得到幽州的空城后，便把旧边地的戍军调去守新边地。一天女真军长驱直入，新边地既被放弃，旧境也随之失守，越过关隘、渡过黄河，就像进入无人之境。从前的教训明白得很，难道如今新进的年轻人唯独不知道吸取教训吗？如今这些新收复的郡还未必守得住，而长江沿线的防备却已经因此空虚。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赶快遵循阜陵旧日分隶的制度，把军队驻扎在江南，把一部分派往淮河、汉水戍守。这样或许可以先巩固根本，使人心不动摇，既可以加强重门的防守，又可以节省分散调发的费用，难道不比内部空虚而专事外边，给一旦仓促发生变故留下忧患好吗？” “有人说：‘这样做就是放弃外边而经营内地。藩篱不牢固，堂奥又怎么办？’回答说：‘不是这样。臣所说的，只是想遵守阜陵的既成制度，把军队驻扎在内地郡县，再把戍军调往边城；这是为了巩固近处而安抚远方，先内后外，并不是只放弃远方而遗弃外边。譬如人的身体，腹心已经溃裂，即使四肢齐全，又有什么用呢？况且祖宗守边的规划，如淮河、汉水、蜀地关口，都有民兵、义旅可以依靠，并不是只依仗三衙从江上调移的军队。臣若在事情发生以前提出这些话，确实可能被认为是过度忧虑；但不幸被臣说中，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只希望陛下留意圣虑，与几位大臣共同谋划。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就请立即下令施行。’”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征伐 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不可以。先王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军队收藏起来，按时出动；出动就能显示威严，炫耀武力却会使人轻慢，轻慢就不能令人震服。所以周文王的颂诗说：‘收藏起干戈，收好弓箭。我追求美好的德行，把它施行于这中原，诚然是君王保有天下的办法。’先王对待百姓，努力端正他们的德行，使他们的本性敦厚；增加他们的财货和需求，使他们的器用便利；明确利害的方向，用文教加以修治，使他们致力于有利之事而避开有害之事，心怀德化而畏惧威势，所以能够保住世代基业并不断壮大。从前我们的先王，世代以弃为官，侍奉虞、夏；到夏朝衰败时，夏后氏弃置农业而不经营，先王不窋因此失去官职，自己逃到戎狄之间。他不敢懈怠本业，时时整理自己的德行，遵循修治祖先的事业，修明先人的训诫典章，早晚勤谨不懈，守持敦厚笃实，奉行忠诚信义，世代承载德行，没有辱没前人。到了文王、武王，又彰明前人的光辉，并加上慈爱和温和，侍奉神灵、保全民众，没有不欣喜的。商王帝辛对百姓作恶极大，百姓不能忍受奉戴他，武王因此在商郊发动对商的战争。所以先王并不是专门追求武力，而是勤勉体恤百姓的忧患，替他们除去祸害。先王的制度是：王畿之内为甸服，王畿之外为侯服，侯服之外的诸侯、卫国为宾服，夷、蛮之地为要服，戎、狄之地为荒服。” “甸服负责每日祭祀【韦昭说：供奉每日的祭祀】；侯服负责每月祭祀【韦昭说：供奉每月的祭祀】；宾服负责按时进献祭享【韦昭说：供奉四时的祭享】；要服负责每年进贡【韦昭说：供奉每年的贡物】；荒服负责终身来朝见天子【韦昭说：这里的‘王’是奉行事奉天子的意思】。每日祭祀、每月祭祀、四时祭享、每年进贡、终身来朝，这就是先王顺应祭祀的次序。如果有不举行每日祭祀的，就修明意旨；有不举行每月祭祀的，就修正言辞；有不举行四时祭享的，就修整文书制度；有不进贡的，就修正名分；有不来朝见天子的，就修养德行。次序已经制定而仍有不到的，就修明刑罚。于是，对于不祭祀的施刑，对于不按月祭祀的征伐，对于不享献的征讨，对于不进贡的以威势责让，对于不来朝的发布文告。于是便有刑罚的法条、攻伐的军队、征讨的准备、威严责让的命令、文书告谕的辞令。发布命令、陈述辞意以后仍有不到的，就更加修养德行，不要使远方百姓劳苦。因此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服从的。如今自从大毕伯士去世以后，犬戎氏仍按照自己的职分前来朝见，天子却说：‘我一定要因为他们不来进献而征讨他们，并且炫耀武力。’这恐怕是废弃了先王的训诫，君王也将因此困顿吧？我听说犬戎树立敦厚的品性，遵循旧日德行，守持始终纯一坚定，他们是有办法抵御我们的。”周穆王于是出兵征讨，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带回来。从此以后，荒服之地的人就不再前来朝见。鲁庄公十年，齐国军队攻打鲁国。鲁庄公将要迎战，曹刿请求进见。他的同乡说：“居高位、享厚禄的人会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居高位、享厚禄的人目光短浅，不能作长远谋划。”于是入宫进见。曹刿问：“凭什么作战？”庄公说：“衣食这些使人安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用，一定把它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这种小恩惠不能遍及百姓，百姓不会跟从您。”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我不敢虚报数目，一定以诚信相告。”曹刿回答：“这种小信用还不能使神灵信服，神灵不会降福。”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根据实情处理。”曹刿回答：“这是尽心于政事的一类，可以凭此打一仗。作战时请允许我跟随。”庄公和他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交战。庄公将要击鼓进攻，曹刿说：“还不可以。”齐军击鼓三次，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将要驱车追击，曹刿说：“还不可以。”他下车察看齐军车轮留下的痕迹，登上车轼远望齐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战胜以后，庄公问这样做的原因，曹刿回答：“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气，第二次就衰退，第三次便耗尽了。他们的士气耗尽而我军的士气充盈，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的军队难以测度，我担心他们设有埋伏。我看到他们的车辙混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追击他们。” 鲁僖公二十一年，邾国人因为须句的缘故出兵，鲁僖公轻视邾国，没有做好防备便迎战。臧文仲说：“国家没有大小之分，不可以轻视它。没有防备，即使人多也不能依靠。”《诗经》说：“战战兢兢，好像面临深渊，好像踩在薄冰上。”又说：“要恭敬啊，要恭敬啊，上天的意志明明可见，天命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先王具有明德，尚且没有不感到困难、没有不感到畏惧的，何况我们这个小国呢？君主不要以为邾国小，蜂、蝎都有毒，何况一个国家呢？鲁哀公十四年，齐国的陈恒在舒州杀死了他的君主齐简公壬。孔丘斋戒三日，请求讨伐齐国。三位公卿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您要讨伐它，将怎么办呢？”孔子回答：“陈恒杀了他的君主，齐国百姓中不赞成他的人有一半。凭鲁国的兵力，再加上齐国一半百姓的支持，可以战胜齐国。”鲁哀公说：“您去告诉季孙。”孔子辞别退下，对别人说：“我是因为位列大夫之后，所以不敢不把这件事说出来。” 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执掌政事，杀死了她，又使潞子失去一只眼睛。晋景公将要讨伐他，各位大夫都说：“不可以。酆舒有三项杰出的才能，不如等待后来的君主。”伯宗说：“一定要讨伐他。狄人有五项罪过，即使才智出众，又能弥补什么呢？不举行祭祀，这是第一项；嗜好饮酒，这是第二项；抛弃仲章，夺取黎氏的土地，这是第三项；虐待我们的伯姬，这是第四项；伤害他们君主的眼睛，这是第五项。他们倚仗才智而不以盛德自修，这又增加了一项罪过。后来的君主也许会恭敬奉行德义，以此事奉神灵和人，又进一步巩固他的天命，那我们为什么要等待他呢？现在不讨伐有罪的人，却说要等待后来的君主；后来的人有了充分理由再来讨伐，岂不是不行吗？依仗才能和人多，是灭亡的道路。商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灭亡。上天违背时序就成为灾害，大地违背万物规律就成为妖异，百姓违背德行就成为动乱。发生动乱，就会产生妖异和灾害；所以文辞违背正理就是乏失，这些罪过狄人全都有。”晋景公听从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