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一

译然而臣所忧虑的不只在这里。为什么呢？黄河流向不可能重新向东，如果朝廷上下确实有人不知道，误兴大工程，虽然会伤财害民，祸患也不小；但君臣之间发生过错，在逆从关系上，还不是最大的祸害。如今大臣们的主张违背众意、悖逆事理，绝不可行，却合力坚持，胶着固守为一体。去年停止的事，今年又重新施行。顺从他们的人就任用，违背他们的人就斥退；即使已经有圣旨，他们还要迁就曲从，以便实现自己的私意。陛下的言论，上合天意，下合民心，顺应水性，工程也容易成功。圣语恳切激烈，朝廷内外听到的人甚至有人流泪，可是大臣们奉行的还不到一半。由此看来，大臣想做的事，即使危害万物也一定实行；陛下要做的事，即使有利于百姓也不肯听从。至于曲折回避，巧妙编造说法，才勉强得以施行，这就是君权已经被夺，国家形势本末倒置。臣所说君臣之间、逆顺关系上最大的祸害，正是这件事。董仲舒曾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如今陛下既然已经听到并知道这些道理，却不能尊重并实行。臣恐怕群臣会观望顾虑，有人不肯为陛下所用。因此臣希望陛下，对于有所不知的事情，一旦知道就一定实行；对于有所不实行的事情，一旦决定实行就务必贯彻到底。黄河既然不可能重新改道，就先撤销修河司，只命河北转运司把全路的兵力和工程力量都用来修补加固北流堤岸。撤销吴安持、李伟在都水监的差遣，依法惩治他们欺骗蒙蔽朝廷的罪行，使天下明白知道圣意所在。这样施行，不仅河事可以办妥，天下臣民从此也不敢再用虚假欺骗来蒙蔽朝廷、败坏政事，这种弊病或许会逐渐消除。臣在翰苑任职，身无进言之责，却冒昧进献忠言，讥斥权贵近臣，罪当万死。然而臣想到自己从初任知县以来，蒙二圣破格提拔，前后五年，得以忝居禁近之地，所受恩德深重，群臣少有能比。臣如果不说，天下就没有人敢说了。斧钺诛罚，臣不敢回避。苏辙任御史中丞后，又上疏请求撤销修河司，说：臣恭敬地看见，大河向北流至今已有十年，已经形成河道；每年夏秋泛滥，孙村地势低洼，涨水因此向东流出。于是张问等人欺骗蒙蔽朝廷，提出回河的主张。自此北京百姓担心遭受水灾，日夜盘算迁徙。监司、守臣以及敕令派遣的使者都说这样做不利，朝廷也知道其中困难。可是去年八月，宣德郎李伟竟敢进言，想堵塞北流、使大河恢复旧道，竭力排斥众议，侥幸求取万分之一的成功，暗中企图取得功劳赏赐。朝廷因此设置修河司，调发民夫，搜集役兵，差遣文武官吏，收买梢草等物，各项费用一并兴起，河朔、京东、京西两路公私上下都因此骚动，众口一词，都知道不可能成功。幸赖陛下圣明，洞察利害；然而仍未能完全停止工程，只先命令开挖减水河。后来又因旱灾，命令暂时停止修河，遣散民夫，但修河司仍照旧不撤，李伟仍任提举东流旧道。后来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不久又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的差遣等涨水过去后，再行检举并请示。臣访闻，当时大臣当面向陛下答应，等找到一个可以代替李伟的人，就命令罢免李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李伟以欺骗君主、煽动众人而使数路受害，按法律本应立即诛杀或流放，以向天下谢罪，如今却拖延到现在。况且已有前面那道圣旨，必定不是空话，按理应当检举李伟并予以施行，以兑现大臣先前的说法。如今涨水已经退去，李伟却始终没有被罢免。根据本月三日的圣旨，只是依照吴安持等人的请求，等霜降水落后，由北丞司共同考察，从梁村口到孙村河道中略加疏浚那些有妨碍的地方；等冰冻消解后，再根据地形，顺势适宜地开导河流，务必使河道深阔，分成两条水渠。臣详细察看吴安持等人的说法，恐怕其中仍夹带奸诈用意，是在观望朝廷，想慢慢谋划兴起大工程，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利益。否则，只要略微开挖、疏通河口地段，北外丞司自然可以办事，根本不需要再保留修河司、留下李伟，让他们不断进献奸谋来败坏国家大计。依臣看来，修河司如果不撤，李伟如果不罢免，河水终究不能顺流而行，河朔百姓终究不能安居。恳请下令给大臣，迅速撤销修河司，检举并执行先前的敕令，流放李伟，以端正国家法令。附黄：臣观察大河向北流，北京在它的东面，军队、百姓和仓库都集中在那里，是河朔的都会。古人早就为防备涨水泛溢，在河西岸开了三道河门，使涨水向西流入空闲之地，到馆陶汇入河道，河身因此远离北京。若无大患，今自李伟等闭塞三河门，筑截河马头，指水锯牙，激水东向。仍于东岸第三、第四、第七铺开拨河道，恣令涨水灌注北京之上。今岁八月，涨水东流，几与北京签横堤平。南望弥泛，五十余里。是时北京中若雨不止，风不定，本京必致踈虞。今伟等申请，皆没此目前实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泛浸之害，以为不可不存东流，以分减水势。据今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复，未甚髙厚，然皆不至决溢。若将来岁岁増筑，使与从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决，涨水不得停留，纵有小溢，必不至深害。虽无东流，未为患也。故臣以为伟等皆妄言，茍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则邪说无穷，正论无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蠧也。

译中书舍人曾肇上奏说：“数年以来，河北京东淮南灾伤。今岁河北并边稍熟，而近南州军皆旱，京东西淮南饥殍疮痍。若来年虽未大兴河役，止令脩治旧堤，开减水河，亦须调发丁夫。本路不足则及邻路，邻路不足则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则虽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将安施乎？”防范百禄等行视东西二河，亦以为东流髙仰，北流顺下，决不可囬。即奏曰：“往者王令图、张问欲开引水签河，导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议者疑焉，故置官设属使之讲议。既开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髙下顾临。王孝先、张景先、唐义问、陈祐之皆谓故道难复，而孝先独叛其说。初乞先开减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势缓，人工物料丰备，徐议闭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则又请以二年为期。及朝廷诘其成功，遽云：“来年取水入孙村口，若河流顺快，工料有备，便可闭塞回复故道。” 是又不竢新河势缓矣。回河事大，宁容异同如此？盖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余万，未有指拟见买，数计经岁未及毫厘，度事理终不可为，故为大言。又云：“若失此时，或河势移背，岂独不可减水，即永无回河之理。”臣等窃谓河流转徙，廼其常事，水性就下，固无一定。若假以五年休养，数路民力，沿河积材，渐濬故道，葺旧堤，一旦流势改变，审议事理，酾为二渠，分派行流，均减涨水之害，则劳费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谓之一失此时永无回河之理也？”四年正月癸未，百禄等使回入对，复言：“脩减水河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计五百三十万工，费钱粮三十九万二千九百余贯石匹两，收买物料钱七十五万三百余缗，用过物料二百九十余万条束，官员使臣军大将凡一百一十余员，请给不预焉。愿罢有害无利之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防南决口。” 未报。己亥，乃诏罢回河及脩减水河。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呉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百禄等言：臣等昨按行黄河浊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縁界河至海口□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百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史张戎之论正合。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呉，一向就下冲入界河，行流势如倾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泛涨非常，而大呉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廼下流归纳处河流深快之验也。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蹇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氷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动烦圣听，殊不思大呉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复何虑？借令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契丹岂不虑乘流扰之乎？自古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鴈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间，南北往来之冲，岂塘泺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滩慢，行流稍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不至上烦圣虑。” 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焘奏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毎抵山下。旧来洛水北至，流入于河。后欲导洛以趋汴渠，乃乗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导河以助洛水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増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欺罔，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不为虑，而不知新沙踈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烂熳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是甘以数百万日増之费，养异时万一之患，亦已误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终除其害哉？”

译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养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倾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觧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莭啓闭，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舶，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坼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省小费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畧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纎悉，在朝廷择通习之臣，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又言臣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导洛而后，频年屡决，虽洛口窃取其水，率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犹幸流势卧北，故溃溢北出。自去岁以来，稍稍卧南，此其可忧，而洛口之作，理须早计。” 窃以开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辟百余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为京师。之福又减河北屡决之害，兼水势既已牵动，在于回河尤为顺便。非独孙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复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诏大臣与本监及知水事者，按此地形水势，具图以闻。不报。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赵偁权河北转运使。偁素与安持等议不协，尝上河议，其畧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功废骚动，半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濬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髙处，故累岁涨落辍复自断。夫河流有逆顺，地势有髙下，非朝廷可得而见，职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谓当缮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愿以河事并都水条例一付转运司，而总以工部，罢外丞司使，措置归一则职事可举，弊事可去。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防，北流软堰并依都水监所奏。门下侍郎苏辙奏：臣尝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 葢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余步，冬月河流断絶，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絶，软堰何由能立？葢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赵偁亦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进其说，或见近忘逺，徼幸盗功，或取此舍彼，诪张昧理，遂使大利不眀，大害不去，上惑朝听，下滋民患，横役枉费，殆无穷已，臣切痛之。所谓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利，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也。夫欲合河以为利，而不恤上下壅溃之害，是皆见近忘逺，徼幸盗功之事也。” 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乃引分水为说，姑为软堰。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则又为决堰之计。臣恐枉有工费，而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之势，以治东流、北流。” 绍圣元年正月，偁为转运使，又上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景，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无患也。今河自横垅、六塔、商胡、小呉，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而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功也。请开阚村河门，脩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大名安抚使许将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益广。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陂隄为患。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絶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呉安持同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具图状保眀闻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来上。”

译哲宗时，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论回河状曰：「右臣伏见元丰四年五月，河决小呉。六月三日，神宗皇帝诏防更不脩闭决口。至十二月，又宣谕辅臣曰：『以道治水，无违其性。』其诏书及圣语已书于实录，谨节录进呈。恭惟先帝聪明睿智，穷神烛理，不出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断以圣意，如亲临覩。虽神禹复生，亦不过此。所以终先帝之世，人莫敢轻议河行大呉。今已九年，自元丰八年以来，议者乃有异同，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冯宗道，后又遣臣叔百禄、赵君锡案视，皆言无可塞之理，即用北流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谓众矣。昔尧之时，洪水滔天，尧咨四岳：『谁可治水者？』四岳皆荐鲧。尧知鲧不可用，曰：『吁咈哉，方命圯族。』言其为人很戾，必不能顺五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试之。』尧乃命鲧治水，九载而功不成。」 夫尧既知鲧不可用，然而勉从四岳者，何也？稽于众，舍已从人也。虽勉从四岳，然鲧治水果无成功，卒如尧之言。夫以尧之圣，知鲧不可用，然犹舍已以从人，而况执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违乎？夫河为四渎之宗，万水所防。自大禹患其难治，然禹所以能治之者，顺水之性而已。汉武帝时，河决瓠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輙复坏。武帝好神仙，时方忧河决，方士言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故方士以此说之，至以塞决河比求神仙及长生，其难可知也。自是以后二十余年不复塞。武帝既封禅，廵祭山川，因祠太山还，至瓠子，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令羣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帝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乃卒塞之，名曰宣防。」 这件事的困难也已经到了极点。昨天朝廷派李伟分别引导黄河水从孙村口流入，归回旧河道，以解除下游的水患，于是命令李伟专门主管勾当防护、疏导两股河道。臣私下详细考察，李伟只是因为开挖沙河，在直堤第三铺口放涨水流入孙村口，强行把它称作二股河。水位下降后应当恢复原状，这种做法按理一定难以长久实行。即使黄河真的形成两股水流，那么东西两股所占的地面更多，需要防备的地方也更加广泛，堤防费用自然要增加一倍。先朝也曾经试行二股河，但最终没有成功，是因为黄河的大势必然归入一条故道。李伟因此想拿堵塞宗城决口以及迁移深州的费用来恢复黄河，使它重新回到旧河道，以求迎合执政大臣，毫无顾忌，竟敢放肆说大话来欺骗朝廷。朝廷也没有再向众人广泛谋议，便依照李伟的奏议设置都提举修河司，也没有审问吴安持是否可以这样做，就让他与范子奇一同担任提举。吴安持已经开通直堤第四铺口，而第七铺却危急。看吴安持的奏报，从八月八日开始抢救防护到二十八日，日子不能说不多；使用梢草等物料达一百多万，数量不能说不丰；调集的急夫达到六七千人，人力不能说不到位；官吏从夜间一直忙到天明，也不能说不勤勉。然而草木编成的埽捆越来越危险，随即就被冲垮，情形比漏水的酒器还严重，什么时候才会有尽头？最终还是不能守住，直堤自行溃决了一百多步。如今才开通一个铺口，河势就已经改变迁移，人们的心思已经无法测度，工程劳役也已经不小。吴安持的奏议已经执持两端，今后如果堵塞北流，费用哪里只是现在的一万倍？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难道他肯承担责任吗？又听说范子奇力争说河道不能改回，朝廷已经命令对此加以分析。昨天谢卿材奏请兼管河道事务，负责处置一年，并且一定使国用不增加费用、民力不增加劳苦；河水清后停止招募，物料停止购买，使水在地中流行，希望不再决口泛溢，河滩土地逐渐可以耕种开垦。这样从明年春天起，府界和京东都不必调发民夫，也可以免除征发夫钱。他又请求入朝禀议河道事务。自从黄河决口以来，监司从来没有肯承担罪责，只有谢卿材的奏议这样负责，朝廷为什么不姑且试行一年？如果不能成功，就公开实行黜免责罚。这样一来，谁会不尽力，谁又敢胡乱说话？可是尚书省批示，命令他先把处置的利害具文奏报，不让他入朝。昨天先把谢卿材调任河东，随后又设置修河司，改用范子奇，想来是认为范子奇一定不敢违抗。可是范子奇也明白说不可，难道他是故意要违抗朝廷吗？范子奇长期任职河北，一定也知道这件事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各路的人才刚刚稍稍得到休息，朝廷内外无不认为这样最为恰当；如今才过了三时，又重新兴起改回河道的劳役。先帝既然认为不可，陛下又认为不可，而执政大臣却以自己先前言论的错误为耻，必定要把错误做到底，不再顾及天下的安危和百姓的忧乐，妄自发动大工程，轻率调动大众。河道本来没有事情，人却强行去扰乱它。臣不知道执政大臣将以什么作为说辞，必定会说北流有决口泛溢的危害。夏秋之际，百川都上涨，并不只是黄河如此。河中、河阳两山之间，尚且时常有决口泛溢，何况河北黄河流出平地，没有阻碍约束，而北流的堤防又没有修治，水性趋向低处，怎么能完全没有水患呢？今年秋天的水涝多于常年，例如昨天颍昌的水流入城郭，陈州、蔡州也有水灾，难道是因为黄河没有恢复旧河道吗？熙宁年间黄河在曹村决口，向东南流入钜野湖，正与汉武帝时瓠子决口相同。黄河向南决口，就不能不堵塞，所以大规模征发人力堵塞它。然而曹村工程中，人力已经无从施展，后来一夜之间河水自行退去，背离灵平，于是工程才得以完成。因此议论的人认为这是上天相助，而不是人力的功劳。祖宗时期，王村、楚村、横垅、商胡等决口都不能堵塞，并不是不想堵，而是形势不能使河水回转。

译先帝知道情况就是如此，等到黄河向北决口后，便不再重新堵塞，大概是庆幸河水向北流去，没有向南决口、逼近都城的祸患，而且河水贴近西山，稍稍接近大禹时的旧河道。李垂、孙民先前曾想疏导黄河，使它向北流，当时议论的人只是认为工程费用太大、力量不能办到而已。如今黄河自行流经这个地方，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黄河是天地间的气，气所趋向之处，谁能抵御它？如今向东流的旧河道地势已经高了，即使能凭人力把它挖通到海边，最终也不能使水自行从低处升到高处。自大禹以来，从未听说过用人力开挖土渠、引导黄河在其中流行的事。如今不顺应水势，而想使水顺从人的意愿，这就是鲧堵塞洪水、使五行运行失常的过错。元丰年间，范子渊主持武济工程，想横截黄河，耗费国家财物、残害百姓性命，数也数不清。京西百姓恨不得吃范子渊的肉。等到工程失败，奸臣还结党庇护他，只夺去一个官职。陛下即位后，才加以贬责。如今想堵塞北流，与范子渊有什么不同？比较它的劳费和造成的危害，又不是武济工程所能相比的。水官想兴起河工，正如边臣想制造边事。官员和使臣有利可图，因为可以获得功劳、赏赐和俸给；吏胥和主典有利可图，因为官用物料数量庞大，可以借机作奸取幸；豪强百姓有利可图，因为可以高价出售梢草；河边的人有利可图，因为可以聚集众人经营谋利。凡是说改回河道有利的人，大多是这些人，并不是替国家谋划。况且以国家今天的财力和事务力量，比得上汉武帝和先帝的时候吗？凭汉武帝的雄才、先帝的神武，都认为堵塞黄河困难，而今天的执政大臣却轻易要这样做，这是臣不敢相信的。假使确实有改回河道的道理、堵塞河道的形势，但如今国用空虚、民力困敝，朝廷也只应安静休养，尚且应当节省费用、休息百姓，何况这件事必定没有可行的道理呢？又有人说北流有害，有的说会淤塞塘泺，有的说黄河流入北界便会失去中国的险要，这些都是个人的忧虑和过度的计议。塘水早已没有按照原来的法令治理，并不是因为黄河决口以后才淤浅。如今黄河流入北界，河道会日益深广，向东流行近二百里才入海。从前把界河当作阻隔，如今把大河作为界限，这样的天然险要，哪里有超过它的？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请求查考图籍、察看地形，命令水工把黄河从山岭上开出，流到塞外，向东注入大海，这样可以节省堤防守备、边塞士卒转运，以及盗贼侵掠、覆军杀将、尸骨暴露原野的祸患。天下常常防备匈奴，却不忧虑百越，是因为水道隔绝、土地阻断。这个工程一旦成功，将成为万世的大利。汉武帝认为这个计划壮伟，下诏答复说：“延年的谋划议论很深，但黄河是大禹疏导的河道。圣人所做的事，是为万世建立功业，通达神明，恐怕难以改动。”延年尚且想决开黄河灌入匈奴之地，汉武帝因为那不是大禹的遗迹，所以没有这样做。如今假设黄河流入北界，这正是上天把祸患送给契丹。河水流入一百里，契丹就失去一百里的土地；流入二百里，就失去二百里的土地。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是国家的灾害，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却一定要独占呢？议论的人又认为恐怕敌人渡河入侵，这也是个人忧虑和过度的计议。如今黄河上游从西夏经过北边，才流入中国，自古以来从没有北方敌人凭借水军乘船入侵，何况他们还处在下游呢？如果北方敌人能够凭借船舰同中国争夺胜负，那就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听闻的事。假使东流成功、北流退为平地，臣不知道朝廷能否在北境聚集军队，疏浚塘水并修治界河？凡是拿北方敌人来说事的，都是用妄言恐吓朝廷，希望陛下拒绝，不要听信罢了。自古以来想要兴办大事、调动大众，必定先听尽天下人的意见，不厌恶意见的异同，使每个人都能充分表达所见，然后利害是非才会显现。至于治理黄河，必须委托忠实可靠的人，议论必须以经术来判断，不能专门任用贪图利益、邀取功劳的人。汉武帝派汲黯、郑当时去堵塞瓠子，仍然再次决坏；汉成帝时，平当因为精通《禹贡》，派他巡视河道、主管河堤。如今却想在王孝先、李伟之流身上期待大禹那样的功绩，不是很困难吗？陛下两次派遣使者巡视黄河，执政大臣都不认为他们可信，却独独相信李伟，轻率地触犯黄河，这与讨伐西北两边没有不同。费用没有限度，国家财物和百姓性命交付给洪流，比边疆事务更加无法计算，而朝廷却安然进行，这是臣最为困惑的事。臣愚昧地伏望陛下明白告谕大臣，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停止改回河道的念头，不要轻率调动民众，不要把有限的财力和百姓的性命填入不可测的巨大深壑，不要为了迁就一句错误的话而发动无穷的劳役、耗费无边的财力，以期取得注定不能成功的功绩。罢免都提举修河司，遣散官吏、士兵和民夫，以消除将要发生的祸患。对于北流的决口泛溢，应当因地制宜地抢救防护，委托外都水使者从明年春天开始，赶快修治堤防，同时迅速勘察并修堵各处决口。臣自从听说重新设置修河司的指挥后，就想上书进言；因为臣的叔父百禄曾经奉使传达指令，说话又出自臣口，按理也有嫌疑，所以犹豫了一个多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二百里〕 如今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说此事不便。臣有进言的责任，承担着作为陛下耳目、监察内外的职任，如果为了避嫌而闭口不言，坐看国事出错，那么臣的罪过就大了。陛下又能依靠什么呢？因此臣冒昧竭尽诚意，惟愿陛下深察，臣实在无法表达恳切激烈至极的心情。祖禹请求罢免改回河道工程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已经有防止任用的安排。臣试任给事中，本来担心陛下提拔我担任言职，尚未有丝毫补益，现今突然担心得到升迁，实在感到惭愧和恐惧，即使捐躯丧命，也无法报答皇恩。然而臣有愚拙的恳求，不敢不陈述。臣自九月以来，听说朝廷重新设置修河司，确实看到人情喧扰不安，都说改回河道不便。臣因为在经筵任职，每次与傅尧俞相见，都共同讲求利害，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能不进言。到二十八日，臣才递进入文字。如今不过数日，听说傅尧俞改授吏部尚书，臣被授予左省的职务。臣不是不知道给事中的职位高而责任轻，谏议大夫班次较低而责任重，按人情谁不把升迁当作荣耀，把免除忧责当作喜事？然而臣私下认为改回河道的工程，是当今最大的祸患。又听说派遣使臣五十九员，前往五十九州清查征集，派兵赴役，又派内臣大使臣四员，负责统筹兴办和废止。事情一层层这样进行，天下难道不会骚动吗？况且河北百姓从来没有申诉请求朝廷改回河道，朝廷却无故兴起这样的大工程，违背天地之理，改变山川的位置，把国家财物和百姓性命填入无穷的深壑，招来不可测的忧患，这实在关系国家安危，臣岂敢不竭力争辩？”

译黄河不能改回，臣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朝廷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就请罢免改回河道的工程，以免河北将来陷入倒悬般的危急，平息数十州受到困扰的祸患。臣愿意凭一己之身挽救数路百姓的性命，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如果黄河不能不改回，认为臣的话不对，就应当公开施行贬黜责罚，不应反而得到优厚升迁。这是执政大臣想用优美的官职堵住臣等的嘴，使人贪图利益而不敢进言罢了。朝廷如果让执政大臣能够用官职诱惑人，那么害怕威势的人没有不闭口的，贪图利益的人也都会闭嘴，天下利害的实际情况，君主从哪里能够知道？这不是陛下的福分。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正在垂帘听政，皇帝陛下还没有亲自处理政事，正是应当广开视听的时候，大臣却把陛下的官爵作为遮蔽言路的工具，臣即使极其愚昧，也不敢接受这种做法。臣如果勉强接受职任，就是和执政大臣一起欺骗君主。若陛下一天醒悟过来，会把臣看成什么样的人呢？伏望陛下责问大臣：臣所引用的先帝诏书可用还是不可用，陛下昨天颁下的罢免修河司指挥可行还是不可行，如今重新设置修河司是对还是错，朝廷内外的舆论认为便利还是不便，然后考核臣所说的是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二十八日〕 如果臣的话正确，请求赐予施行；如果臣的话错误，请求加以贬黜责罚，免得臣冒领恩命，反复推辞躲避，烦扰天听。臣实在无法表达恳切激烈到了极点的心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祖禹又请求罢免改回河道工程的札子说：“臣听说周灵王时，谷水和洛水相互冲撞，将要毁坏王宫，有人想堵塞它，太子晋进谏认为不可。谷水、洛水两条河只是小河，王宫却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小河水流冲撞而妨害王宫，太子晋尚且深刻陈述祸福的警戒，说河流不可堵塞，堵塞必有灾祸，因为这违背天地的本性。如今大河难道是谷水、洛水所能相比的吗？又没有王宫受到损害，凭什么道理要堵塞它？战国时，邻国互相倾轧，就用发动众人、役使百姓来劝说他国。韩国听说秦国喜欢兴办事端，想使秦国疲困，不让它向东讨伐，于是派水工郑国作为间谍，游说秦国开凿泾水为渠来灌溉田地。一条渠道尚且能使秦国疲惫，使它无法向东讨伐；如今改回河道的工程，不知道要开挖多少渠道，才能使民力困竭、国用耗尽，还会大量杀伤人命，造成说不尽的祸害，这正是西北两个敌国所希望的。因此臣与傅尧俞极力陈说议论，实在是因为河北数路百姓的忧乐、国家的安危以及朝廷力量的轻重都系于此。天地的血脉已经向北流了九年，必定不是人力能够阻断的。如今的河流刚刚稍稍恢复大禹的旧迹，流入界河、奔向大海，起初并没有堵塞在低洼处、汇聚成千沟万壑；它来源远而水势大，必定没有可以改回的道理。” 自古以来也没有轻易堵塞黄河的事情。希望陛下与执政大臣考察臣等言论的是非。如果臣等所说正确，就请以数路百姓为念，以国家安危轻重为急务，赐下指挥停止修河。如今将进入隆冬严寒，应当早日降下恩德，免得百姓饥寒死亡，并纠正李伟等人的欺骗罪行。如果认为臣等所说不对，那么方册中的话都不可信，黄河确有必然可以改回的道理，不会在别处决口泛溢成为州县大患，不会使数路兵民的力量承受苦虐，以至逃亡并起而成为群盗，也不会紧急收买数千万物料，导致非时砍伐树木，残害天地所生之物，征扰州县、乡村、坊郭和百姓，鞭打、枷锁、禁锢，像星火一样催逼督责，使百姓遭受惊扰流离的痛苦；又可以免除国家不可估量的枉费，以免公私困乏、仓库空竭，内有奸诈狡猾之徒窥伺而另生事端，外有四夷听闻后萌生作乱之心。只要大臣能够保证上面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并且保证改回河道一定成功，那么臣的话显然就是荒谬，难道可以只隐忍不追究吗？必须判定臣等所说不当的罪名，贬黜责罚以警戒后来的人，这样才能显示朝廷的典章法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如今不检验臣等所说的是不是正确，不挽救朝廷的错误举动，而奏章刚刚递上，过了几天就反而优厚地加以升迁，臣不知道大臣这样的谋划，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身。如果是为了国家，就应当把天下人的意见公正地拿来，穷尽河道事务的利害，不应当用官职暂且敷衍，使人不敢进言；如果是为了自身，那就是只想让别人同意自己，不想让别人不同意自己。难道不只是国事不能这样做？就是替大臣自身打算，也未必是好的。臣子官位越升高，就应当越深切地忧虑国家；恩宠越增加，就应当越恳切地爱戴君主。臣如果听从命令，便闭口不言，不仅臣心中实在惭愧，有见识的人也一定会指责臣是贪图利益、没有廉耻、忘记国家而不忠的人。伏望圣慈宣召询问大臣等，改回河道是否确实如上面所陈列的几件事那样，有这些事还是没有这些事；分别明白是非，清楚辨析可行与不可行，使像臣这样的人不能闭口不言。” 如今不检验我们所说的话是否正确，来挽救朝廷任用官员失当的过错；可是章奏才刚呈上【此处原文疑有缺字或串句】便过了几天，就防备着优待加恩、升任美官。臣不知道大臣这样的谋划，究竟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身？如果是为了国家，就应当把天下人的意见公之于世，详尽说明治理黄河事务的利害，不应当姑且用官职来安抚人，使人不敢进言；如果是为了自身，那就是只想让别人同意自己，而不愿别人和自己意见不同。难道只有国事不应这样吗？即使替大臣自身打算，这也未必是正确的。臣下的官位越升进，就应当越深切地忧虑国家；皇上的宠遇越增加，就应当越殷切地爱戴君主。臣如果听到命令，便闭口不言，不仅臣心中实在感到惭愧，有见识的人一定会指责臣是贪图利益、没有廉耻，忘记国家、对君主不忠的人。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下令询问大臣们所说的回河之事，是否确实如上面所陈述的几项事理；究竟是必然如此，还是绝无此事，应当分别明白是非，清楚辨析可行与不可行，使像臣这一类的人不至于闭口不言。

译祖禹又请求罢免河工的状文说：“臣所主管的工房，恭敬地看到朝廷供应修河司所主管的物资，例如支河、阴汜水等处的纲米五万石，以及调派装卸的兵士二千人，洛口雄武埽的锹手各三百人，支给在京的箔场、芦蕟四万领，以及修建役兵营寨之类的物资，每天都有公文下达。臣昨天担任谏官时，极力论说改回河道不便，未能得到施行。如今河工没有停止，工程费用逐渐增加，恐怕修河司索取的物资不止这些。朝廷如果不罢免河工，就没有不供应这些物资的道理，门下省也没有理由不下达公文。臣考察古代，参验今日，询问朝廷内外，私下认为这项工程必定不能成功，恐怕即使供应物资，也只是白白耗费国财民力，有害无益。谨将所听所见改回河道不便的情况，分条列在下面：一，水性趋向低处，自祖宗以来，黄河决口后依次向西流去，这说明地势东高西低，道理无疑。商胡旧河道已经流行三十多年，堤防日益增多，就像筑墙居住一样，水流淤积填塞日久，那里的地势必然升高，这是不用亲眼看也可以知道的。如今北流一千多里，想使它重新成为平地；旧河道一千多里，想使它重新成为洪流，恐怕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一，四渎是天地用来疏通宣泄元气的渠道，就像人的血脉，不可以堵塞阻遏。如今北流已经九年，难道不是天意已经确定了吗？顺着低处流向大海，正是地形顺利便利。现在要改回河道，对上违背天意，对下违逆地理，骚扰数路，几乎波及天下的一半，白白伤害军民性命，耗尽公私财力，把这些投入洪流，不知道何时才有尽头。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招来祸害。以上就是黄河不能改回的道理。一，北流水在地中流行，已经形成现成的河道，只须修筑堤防，便是长久的利益。如果年年增修一尺一寸，所做的都能收到成效，并不是枉费。东流旧道已经废弃九年，听说旧堤有一万多处穿穴，山陵河谷也发生了变迁，何况埽岸是人力修筑的，如今如果修复完成，便等同于重新创建，恐怕不是人力和国家财力所能供给的。譬如腐朽破烂的水槽多年不用，突然盛水，难道不会渗漏吗？况且水的本性一定不会舍弃低处而流向高处，假如能用人力迫使它流向旧河道，必定会造成大患。一，北流每年都免不了决口泛溢，这是因为堤防尚未修治，水利政务没有整顿，埽岸怯弱单薄，完全没有防备。当夏秋之际，小河尚且上涨。自古以来从没有没有水患的河流，难道可以因为涨水阻塞、凌汛冲决溃破，便想把整个河道改回去吗？假如能够改向东流，又不知道能否保证没有决口泛溢的祸患？一，南宫上下的埽岸连年决溃，都是因为堤岸低矮单薄。深冬凌汛冲破堤岸，臣不知道从去年冬天以来，曾经增修堤防还是没有？如果没有，那么今年冬天凌汛到来时，哪里能保证没有忧患？臣听说北流西堤从信都以南约三百里，普遍低矮单薄。昨天南宫埽岸只高二尺、宽五尺，靠近河边的老百姓没有不寒心的。又因为官府多年没有调发春夫修治埽岸，使有关官员都有免受责罚的借口。朝廷指挥河清兵士，被修河司抽调到各处使用，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水利政务如此，怎么能说河流不会造成祸患？等到发生决溃，就归罪于北流，便想改回河道，难道是实在的议论吗？一，有人议论说：北流横截御河，失去了漕运的利益，并且使西山各水壅塞逼迫而造成祸患。况且大河向北流，自然可以漕运，何必一定要依靠御河？西山各水从上古以来就有，并不是只有今天如此。大禹的旧迹沿着西山流行，与今天的北流正相符合。西山各水流入黄河是没有疑问的，只要修筑堤防，空出西山水道，使它们流入黄河，有什么不可以呢？一，李伟原来的奏议想用堵塞宗城决口以及迁移深州的费用，来改回、夺取大河。宗城决口虽然很大，也不至于耗费一千八百万物料。臣私下认为，原先检计的官员故意制造弊端，把检计的数目做得很大，是想让朝廷看到费用巨大，认为不如用来改回河道；后来李伟便索取这一数目，自称能够办成。朝廷如果派可信的人去重新核算，另外没有核实准确、确实应当使用的物料，就可以看出这是欺骗。况且堵塞整条河流与堵塞宗城一个决口，大小不同，坐在那里就可以知道。臣私下估计，一千八百万物料用来堵塞宗城还嫌多，用来堵塞北流却不够；李伟一定会暂且索取这个数目，将来一千八百万还不能完成。朝廷既然已经开工，就不能中途停止，必须继续供应。大凡兴办工程的人无不如此，范子渊主持武济工程时已经使用过这种计策；等到事情失败，又无穷无尽地索取，朝廷知道不可行后才停止，而范子渊还以此为借口，把过错归于朝廷，说是朝廷供应不足，并非工程不能成功。如今李伟与范子渊正相同，而河工规模又远非武济工程可比，为什么要相信李伟这些话？一，熙宁初年已经议论迁移深州，到现在仍不能迁移，是因为人们留恋故土、重视迁居之事。如今想改回河道，虽然可以避免深州的祸患，却不顾北京，可以吗？昨天沙河第七铺溃决，已经逼近北京，实在令人寒心。如今想迁移一个深州，二十年尚且不能做到，何况北京这样的大城，哪里是深州可比的？将来河势不可测，万一北京遭受水患，又怎么能够迁移？一，李伟说北流决破后减少税收近一百万。臣认为这只是因为堤防没有修治、水利政务没有整顿。如今如果整治堤防、修治水利，河水就不会决口泛溢，也不会占据民田；河滩就可以耕种，减少的税收可以恢复。而且东流旧道大多是肥沃土地，绵延数百里，都可以产生税收。如今为了失去的税收而想改回河道，却不知道先要耗费几百料税粮。一，堵塞北流后，水流被迫抬高，上游的水势必然更深，各处堤埽难道能不考虑吗？大体说来，河患常常出乎人的意料。比如近来开通第三铺、第四铺，却在第七铺决口。将来把河道堵合后，不知道祸患会发生在哪里，怎么能保证上游各埽一定不会决口泛溢？一，昨天吴安持奏报第七铺危急，调集急夫七千人，役兵还不包括在内。使用梢芟一百多万，听说实际数目还不止这些。下游七段埽岸都被风吹倒、土石垫压，形势像漏水的酒器。经过二十天施工，最终还是放弃，任凭它决溃。这是抢救防护多年形成的坚固堤岸，连上游一个决口都无能为力，何况两岸逐渐向前推进？在马头处于急流巨浪中不断投下梢草和客土，想合拢龙门，这显然是绝对办不到的。一，北流虽然有决口泛溢，那是天灾，不是人为造成的。河边百姓虽然遭受水害，但也有淤泥填积使土地肥美以及捕鱼采集的利益，没有听说他们有失业愁苦的叹息。如今改回河道向东流，如果发生溃决，就是引导河水灌入州县、淹没百姓，难道能不把怨恨归于朝廷吗？譬如天火和人火，天火自然是灾祸，人为纵火却必定要归罪于人。况且自古以来从没有没有祸患的河流，只要利益多而危害少，就不必改动。如今北流确实有很大利益，怎么可以因为有小小危害就妨碍大计？

译一，塘泺淤浅，并不是黄河决口造成的。熙宁年间，先帝因为塘水多有淤塞废弃，曾经派监司以巡历为名，按行各处进行检查。这是多年没有修治造成的，但先帝也没有来得及疏浚。况且朝廷与契丹通好将近百年，难道是塘泺的水能够限制北方敌人吗？只是朝廷的恩信深深结于契丹之心，每年馈赠金帛，敌人贪图丰厚利益，所以没有发动进攻。如果他们放弃和好、背弃盟约，哪条道路不能入侵？难道是塘泺能够防御的吗？朝廷又何尝依靠这个把它当作险固屏障？一，黄河流入北界后，流行近二百里才入海，这是最为险要的天然屏障，实在是中国的大利。议论的人竟然不考虑这一点，反而忧虑黄河流入北界。如果流入北界，应当在最初决口时一直向北流去，不应当后来转向东边入海。况且西堤多次决口，水又回到河道，由此可以知道，向北的地形是高而向上仰的。假使黄河流入北界，那是契丹的灾祸，何况按道理必定不会这样。一，臣私下听说想用沙袋来合拢龙门。自古以来只有韩信曾用沙袋堵塞潍水，以击败楚军；从未听说大河可以用沙袋堵住合拢。这与范子渊用铁龙爪疏浚河道没有不同。河水所趋之处，土山也会被冲毁，哪里有用布袋装沙土就能抵挡洪流的道理？一，臣听傅尧俞说，有人从河北来，说北京一带地面上连一根横草也没有，石炭价格异常昂贵。这是九月中旬听到的消息，不知道现在又怎样了？听说往年六塔河工程，民间花费五百文钱才办完一束梢草的缴纳。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百姓有什么罪过？朝廷听到这些，难道能不动心吗？一，近来依照修河司的请求，朝廷下达敕令给河北转运司和修河司，晓谕州县民户，从今以后不再摊派物料。臣私下恐怕这只是一纸空文，物料不从百姓那里征来，又从哪里取得以兴动大工程？难道会没有骚扰吗？只是恐怕朝廷虽然下达了这项指挥，民间的困苦却无法全部知道。如果役兵死亡，免不了只按逃亡上报；民夫死亡，官府更不会知道人数。这尤其令人哀怜。一，修复东流旧道，是一项大工程；堵塞北流，又是一项大工程。这两项大工程造成的危害已经无法说尽，不是民力所能承受的。如今西戎还没有完全归服，万一再有边疆事务，将凭什么应付？一，天圣初年，朝廷派参知政事鲁宗道前往滑州勘察堵塞河口所需的工程和物料；后来想堵塞商胡河口，又下令学士院召集两省、台谏官员议论。先朝对河道事务慎重到如此地步，如今却倚仗一个李伟，便兴办大事。臣先前上书说，士大夫中说不能堵塞的十人有九人。如今采集朝廷内外的意见，无论大小，都说不能堵塞，已经不只是十人有九人了。自古以来从没有违背众人意见做事而能够成功的。一，修河司奏报，测量第四铺以下直到孙村口的黄河水面，当前水面高出孙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臣听说前年顾临、谢卿材、王孝先、唐义问、陈祐之、张景先等众官讲议时，亲自察看，根据孙勍等人开凿的井筒测量，大家确定高差有二丈一尺多，水势无法引过，难以恢复旧河道。后来又派使者按察察看，与先前验看的结果没有不同。如今修河司所奏，已经是河水退落、伏槽的时候，仍然高出二丈五尺以上，那么前些日子夏秋涨水时，必定还要高出许多，怎么能说引回东流不过如此？况且京师离北京不远，河水深浅、地形高下，都可以查验，而两年之间前后测定竟如此不同，难道能不考核虚实，坐受欺骗吗？即使孙村口确实低下，也只是东流旧道的大势已经高高在上，水流不畅，所以水才趋向低处。汉成帝时，黄河在平原决口，派王延世堵塞，杜钦对大将军王凤说：“王延世先前接受杨焉的办法来堵河，却隐瞒不说；不如派杨焉和王延世共同施工。王延世和杨焉一定会互相驳难，深入讨论利害，彼此诘问到底，这足以分辨是非，选择好的意见加以采用。” 王凤按照杜钦的话，上奏派杨焉等人共同治理，到了六月才完成。古人要兴办大事时，故意让人提出不同意见，反复诘问辩难，直到穷尽，然后利害才会显现，朝廷再选择其中可取的意见加以实行。昨天谢卿材因为意见不合，先被罢免；范子奇到河北才两个月，又因为提出不同意见而被罢免，却专门相信李伟，偏听这一方面的说法，所以朝廷内外都没有信服。一，臣查考：欧阳修说，庆历年间，横垅的水是先从下游淤塞的。当时欧阳修任河北转运使，海口已经淤塞一百四十多里。后来下游阻塞不通，才在商胡河口决口。由此看来，是先下游水流不畅，上游才决口。小吴的决口恐怕也与商胡相同。如今修河司专门堵塞北流，却不管旧河道是否可行、海口是否通畅。如果海口泄水不畅，将怎么办？如今只测量孙村口的高下，便希望工程成功，恐怕对利害还没有考察周全。一，李伟说北流河道宽窄变动，从三五十里到七八十里不等。然而大河行水有一处收束、一处舒展，怎么能一定使水摊平铺满呢？所以每当水流紧急时，河道便向左右迁移，流向哪里就在哪里决口。没有堤防扼束的弊害，臣看古人只是因为不愿意同水争夺土地，所以把堤防修筑在较远处，使游散的水波宽缓而不逼迫河道中央。用堤防扼束水流，反而是水患的原因，便会多有决口泛溢。如果两道堤防相距几十里，河水自然有自己的主流，哪里有摊平铺满的道理？水退之后人们都种麦子，等到水来时，麦子已经可以获得加倍的收成。而且先帝宣谕，只想迁移州县来躲避水患，李伟却想用堤防束缚水流，这不仅完全违背先帝的圣意，也正与古人治理河道的方法相反。以上就是黄河不能改回以及不必改回的事情。

译以上臣私下认为，议论的大臣只说其中的道理，至于了解河道事务的人则说其中的具体情况。如今道理已经充分说明不可行，具体情况也正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先帝所谓依靠道理治水，只是说治理水患的原则；至于依靠具体事务治水，那是后世的弊病，是先帝所不取的。过去尧知道鲧不能治理水患，然而四岳请求试用鲧，难道是故意违背尧的意思、残害天下吗？只是当时治水的人没有可以替代鲧的，而鲧必定坚持自己的说法，认为洪水可以用堵塞的办法治理。仁宗时，李仲昌想堵塞商胡河口，重新堵塞横垅，欧阳修极力说不可，执政大臣不听欧阳修的意见，却听从李仲昌。李仲昌最终因工程失败而获罪。凭仁宗的明察，难道不知道欧阳修可信、李仲昌的工程必定不能成功吗？然而任用李仲昌，也是尧试用鲧的意思。熙宁初年，张巩、宋昌言想堵塞二股河北流，神宗派司马光等人前往考察，司马光也极力说不可，但张巩等急于求功，刚堵塞便再次决口，洪水泛滥到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的境内。凭神宗的明察，难道不知道司马光可信、张巩等人的工程必定不能成功吗？然而任用张巩等人，也是尧试用鲧的意思。前面的事情并不遥远，后来的事情应当以此为借鉴。如今四方没有忧患，西北安宁，年成稍稍丰收，民力稍稍宽裕，如果再休养几年，或许可以看到太平的希望。只要停止河工，朝廷内外就不再有别的事情，难道可以只试用一个李伟，非要等到像鲧和李仲昌那样失败后才停止吗？臣考察典籍，自古以来堵塞河流必定有祸败：共工毁坏高地、填塞低地，因而灭亡；鲧堵塞洪水，上帝震怒，功绩不能成，被杀于羽山。周灵王想堵塞谷水、洛水，太子晋深刻陈述祸福，以共工、鲧为戒。梁武帝讨伐魏国，修筑浮山堰，堵塞淮水来灌寿阳，耗尽境内力量来争夺一个州，四月堰成，九月堰坏，沿淮城邑、戍堡、村落十多万人全都漂入大海，远近怨恨之气充满，古今都认为这是无道之举。如今堵塞北流与堵塞淮水有什么不同？况且梁武帝是为了灌攻敌国，如今却是自己困扰本国百姓，而黄河又远大于淮水，这样比较起来，更加不可行。凡是议论河工，正如议论边疆事务：士大夫儒者就说和戎，披甲戴胄的武士就说征伐。如今询问儒者，必定想要休息百姓；若询问水官，必定想要兴办工程。想堵塞河流的，是用兵的主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不想堵塞河流的，是息兵的主张。那些水官想兴起工程，正如将士只知道攻战一样，朝廷难道可以不审慎选择利害，却兴办天下的大工程，只把它作为这些人求取进身之阶的资粮吗？臣如今虽然没有进言的职责，却有官守，职分在于出纳诏令、沟通上下的情实，所听所见既然如此，就不敢不说。伏望陛下与大臣共同商议，如果审察后确实如众人所说有害无利，就请及早停止河工，以使天下得到幸运，使百姓得到福祉。修河司的兵夫和物料，可以就近用于修补、堵塞各处决口，委托外都水使者逐渐治理北流堤防。这样做，数路人心一定安定。这就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把祸患转为福祉的计策。臣的话狂妄愚昧，伏请陛下稍加裁择。”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水利 宋哲宗在位时，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上奏论述黄河利害说：“臣恭敬地看到，南宫埽口今年因为尚未修筑堤防，洪水逼近，暂时停止闭塞，必须等将来堤防建成、物料齐备后，才打算开工。虽然眼下可以暂且苟安，不敢轻率议论，然而臣询问考察各方舆论，私下认为有值得忧虑之处，必须陈述出来，恳请陛下详细阅览。臣访闻南宫决口至今已经数月，正逢严重旱灾，水势很平缓。万一夏秋交际山洪泛滥，与黄河汇合，冲过河道，一直向西流，那么深州以下一定会遭受水患。如今事势已经紧急，却还没有看到朝廷作出什么筹划，这不能不预先加以考虑。议论的人又说，将来如果治理西堤，必须留下九门，用来疏导西山的水；如果河门太小，水势必然壅塞阻滞，流入不畅；河门稍大，黄河突然暴涨，又会造成泄水泛滥。这两种说法，都免不了给百姓带来灾害。而且修治、闭塞南宫水口以后，也不能保证别处再没有决口的祸患。过去往来使者的道路，如果有侵占堵塞的情况，国信使往来又不知道如何处置。希望陛下详察其中事理，专门委派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仔细测量审察，列出确切方案，保证不会发生上述祸害，逐条说明，连同责任罪名一并上报，这样才可以得到利弊的真实情况，不耽误国家大事。” 安世又上奏说：“臣等访闻黄河向西溃决，至今已经多年，水流漫散，再没有固定河道。所以去年冀州南宫埽决口尚未堵塞，信都又决口，接着大名、宋城中埽也相继决口，近来又有焦家堤的祸患，北流的利害已经清楚可见。如今想要完全恢复旧河道，议论的人认为新修的理水堤也不够高、不够宽。大名以东的埽岸早已废坏，虽然后方南面有横堤，颇为坚固，但仍然低矮，恐怕不足以依靠。而且旧河道从未疏浚治理，一旦梁村突然决口，从孙村口放水向东流，也只能分减眼下的涨水。若想使水回到旧河道，并不容易。黄河水浑浊而含沙量大，水流稍微缓慢，便会很快淤塞。如今梁村开口，水沿理水堤向下，水面距堤顶才五六尺；到了孙村口，水面已经与堤平齐，两处投下埽料，也只是勉强避免决口溢出。有人说这只是把黄河水分去三四成，但恐怕拖延日久，淤积日益增加，将来北流被堵塞，同时东注之地地势高起，水流壅塞难通，那么横堤以南、金堤以东一定会遭灾。臣等私下认为，河道事务一向议论不一，所以终于中途停止。” 如今水官既然知道利弊，奋发而出，敢于任事，确实有可取之处。然而臣等虽然知道此事有可能成功，却恐怕免不了求速而造成的弊病。旧河道从未防护疏浚，向下游的堤埽又完全没有修缮完毕，却突然在梁村决口放水，按道理说并不妥当。何况从今以后水势逐渐减小，泥沙淤积越来越多，万一旧河道再度毁坏，不能恢复，那么以前的功劳就全部白费，进退都将遭受祸患，这是当前实在应当格外惋惜的。恭请陛下详察此事，明诏都水官吏和本路监司协力奉公，研究长远策略，广泛储备物资，增固旧有防线，希望使东流之举确实取得成效，这将是河朔百姓的幸运。” 安世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想使黄河改道，回归旧河道，听取各方舆论后，意见颇不一致。如今主张北流的人认为，北流广泛占用民田，大量损失省税，壅塞阻挡西山之水，给深州、赵州、瀛州带来祸患，吞并御河，断绝边城转运粮饷的便利，淤塞塘泊，使北方使者道路不通，而且堤防低矮单薄，完全不值得依靠。因此今年之内已有四处决口泛滥。臣反复推究考察，确实有这样的祸患，所以议论的人想要恢复东流。然而自小吴决口以来，长久没有堵塞，黄河旧道地势高起，旧堤又废坏，常常断裂残缺，原来栽植的林木也已经挖掘殆尽，从前的防备百不存一。如果河水果真向东流，就免不了留下后患。因此议论的人都想先修葺旧有防线，疏通旧河道，使人工、物料全部准备充足，然后趁春夏水势暴涨之时，顺着河道引导水流，这样才有可能使河水回流。近来都水官吏考虑不周，只求迅速成功，既没有修缮废堤，也没有听说疏浚河道，竟在水势将要衰退之际，妄自引水向东。臣听说这只分去了四成多的水，涨水刚到，河槽就突然断流。由于河水一向稍微缓慢，便会立即形成沙淤，所以河边百姓都责怪都水官吏，认为他们轻率开启梁村，淤塞旧河道，不但不能缓解北方的祸患，反而淤坏旧河，这是尤其值得痛惜的。” 如今朝廷举用不可估量的费用，广泛储备柴薪、石料，调发兵夫，必定要数十万人，劳民伤财，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而主管此事的人始终不敢保证黄河一定能够回流，只是模棱观望，侥幸期待万一成功，臣私下对此忧虑。恭请陛下明诏执政大臣，详尽讨论事情的道理；如果黄河确实不能回流，就请及早下达指挥，立即停止役作，广泛选用熟悉水利事务的人，按照目前的工程仔细察看，另行制定长久的防御准备计划。如果仍然一定要使河水趋向旧河道，就请命令都水司和修河司的官吏，逐条列出兵夫、物料确实需要的数量，明确指定在哪里放水、从哪一月哪一日开工、到什么时候完工，保证不敢耽误事务，连同责任罪名上报。日后根据成败实行诛罚和赏赐，使苟且简略的官吏不敢虚妄欺骗，让利害明白，中外都不疑惑；这样大的工程、众多的役夫，才不会妄自发动。只希望陛下特别留意，早日赐令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