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六

译魏明帝景初年间，光禄勋高堂隆病势沉重，口授防文说：“曾子病重，孟敬子去问候他。曾子说：‘鸟将要死时，叫声悲哀；人将要死时，说话却是善意。’臣卧病在床，病情有增无减，常常担心突然死去，忠诚的心意不能被彰明。臣的赤诚，难道只是曾子那样吗？希望陛下稍加垂察阅览，彻底改正过去的过错谬误，奋然振兴将来事务的深沉阻塞，使神灵和人都来响应，远方异域都仰慕义德，四灵献上珍瑞，玉衡星光辉闪耀，那么三王都可以超过，五帝都可以超越，而不只是继承帝位、守成遵文而已。”臣常常痛恨世上的君主，没有不想继承尧、舜、商汤、周武王的治理，却反而踏着桀、纣、幽王、厉王的旧路；没有不讥笑末世那些惑乱国家、导致亡国的君主，却不肯登上并践行虞、夏、殷、周的正道，真可悲啊！用这样的做法，却想求得那样的愿望，犹如爬树捉鱼、煎水制冰，显然是不可能得到的。考察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时，圣贤相继，历经数百年，一尺土地没有不是他们所有，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们的臣民，万国都安宁，九州都整齐安定。鹿台的金、钜桥的粮食都没有用处，仍然面向南方称帝，那又是为了什么呢？然而癸、辛之流，仗恃军队力量，才智足以拒绝劝谏，才能足以掩饰错误，把谄谀奉承当作崇尚，把楼台宫观当作尊崇，把淫逸享乐当作爱好，把倡优表演当作乐趣，制作靡靡之音，安于濮上的淫声。上天没有宽赦他们，反而回头注视，宗国因此遭受灾祸，不能像周武王灭纣那样使其臣服，悬挂白旗；夏桀被放逐到鸣条。天子尊贵如商汤、周武王，难道是他们有特别之处吗？难道他们不是同样出自贤明君王的后裔吗？况且在战国六国时期，天下富盛，秦国兼并六国后，不修行圣人之道，却修建阿房宫，筑造长城防守，自夸中原强盛，以威势使百蛮服从，天下震恐，路上行人只敢以目示意；秦自以为宗族枝叶繁盛，永远流传宏大光辉，哪里料到二世便灭亡，社稷崩塌呢？近来汉孝武帝承受汉文帝、汉景帝的福泽，对外防备边境警报，对内兴建宫殿，十多年间天下喧扰，于是听信越地巫师，怨恨上天而迁怒他人，兴建建章宫，宫门千重、房屋万间，最终导致江充制造妖术蛊惑的变乱，以至宫室分离，父子互相残害，灾祸的毒害延续数代。臣考察黄初年间，上天已经显示警戒的征兆，有异类鸟在燕巢中长大，嘴、爪和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王室的大异常。应当防备在宫墙内部鹰扬跋扈的臣子，可以选派诸王，使他们治理封国并掌握军队，分布各处，像棋子一样据守，镇抚皇城周边，辅佐光大帝室。从前周朝东迁，依靠晋、郑二国；汉代吕氏之乱，实在依赖朱虚侯。这些都是前代明白的鉴戒。上天对人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百姓歌咏德政，国家就能延长国祚、超过历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户〕 下面如果有怨恨叹息，就应当搜集记录并授予有才能的人。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并不只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臣百病集于一身，气力渐渐衰弱，便自己乘车出宫，回到乡里住所；如果最终沉沦不起，即使死后有知，也当结草衔环来报答陛下。晋惠帝时，侍中嵇绍上防说：“臣听说，改走从前的车辙，车辆就不会倾覆；革除过去的弊病，政事就不会差错。君主统一天下，百官都为众多士人服务。因此，周文王在上面兴起，周成王、周康王、周穆王在下面使国家昌盛。记住存续而不忘灭亡，是《易经》的正确义理。希望陛下不要忘记金墉城，大司马不要忘记颍上，大将军不要忘记黄桥，那么祸乱的萌芽就没有机会产生了。” 宋文帝元嘉年间，皇帝出行回来常常侵犯夜禁，散骑常侍何尚之上表劝谏说：“万乘之尊应当慎重自持，不可轻率。这是圣明之心所能明察的，哪里还需要臣来启奏？近来皇帝车驾多次出行，回来常常冒犯夜禁，群臣百姓的心情不安，实在有未能安宁之处。清除道路后才行动，是帝王的成法；古今都深以为戒，处于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如果遇到汲黯、辛毗这样的臣子，一定会冒犯君颜恳切劝谏，只是臣等才能平庸，常常只知道顺从沉默。希望陛下稍微采纳臣的愚诚，思考并加以省察，不要因为进谏之人的身份而废弃其意见，这样才可以适当慰藉四海的期望。”皇帝下达了褒奖的诏书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北魏孝文帝南征时，准备亲自从小平乘船，前往石济。司空、录尚书事穆亮劝谏说：“臣听说，‘不要靠近厅堂高处’的教诲，自古就是成法；在安定时考虑危险，已明确写在《周易》中。因此，凭借险要却不加防备，陷没之后也不值得同情。平民虽然卑贱，尚且不应轻视自身，何况万乘之尊，是众生所仰望的，怎么可以忽视呢？所以平时居处应在深宫大厦，出行则有万辆车马、众多骑兵护卫。从前汉帝想乘船渡过渭水，广德准备以自己的头颅之血污秽车轮，汉帝于是受到感动而改走桥梁。渡过一条小河尚且如此，何况洪水大河浩荡无际，还存在不可预测的危险呢？况且车辆由人驾驭，尚且有奔驰失控而导致失败的危险，何况水势的缓急，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假如遭遇超出预料的灾难，那将把宗庙怎么办呢？”孝文帝说：“司空说得对。”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魏征担心太宗不能始终保持俭约，近来颇为喜好奢侈放纵，便上防劝谏说：“臣观察自古帝王，接受天命、建立帝业，都想把它传给万代，为子孙留下谋划。因此他们在朝廷上垂衣拱手治理天下，谈论治道时，必定先推崇淳朴、抑制浮华；评论人物时，必定尊重忠良、鄙弃奸邪谄佞；谈到制度时，就断绝奢靡而崇尚俭约；谈到物产时，就重视粮食布帛而轻视珍奇之物。然而接受天命之初，都遵循这些原则来成就治理；稍微安定之后，多数又反过来做，败坏风俗。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因为处在万乘至尊的地位，拥有四海的财富，说出话来没有人敢违逆，做出事情来人们必定服从，导致公道被私情淹没，礼节被嗜欲损害吗？俗话说：‘知道它并不难，实行它才难；实行它并不难，坚持到最后才难。’这话确实正确。臣恭敬地想，陛下年纪刚过弱冠，就大力挽救天下乱局，削平四方，开始创立帝业。贞观初年，正当年富力强时，抑制减损嗜欲，亲自实行节俭，使内外安康，于是达到极高的治理境界。论功劳，商汤、周武王也不能相比；说德行，尧、舜也未必遥远。臣自从被提升到陛下左右，已经十多年了，每次侍奉帷幄，屡次承受明诏，陛下常常赞许仁义之道，希望守持而不失，俭约的志向始终不改变。”

译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陛下的德音还在耳边，臣怎么敢忘记呢？然而近年来，陛下渐渐违背从前的志向，敦厚朴实的原则逐渐不能坚持到底，臣谨将所听闻的情况列举如下。陛下在贞观初年，无为无欲，以清静治理天下，恩泽远及偏远荒服之地。拿今天来考察，这种风气渐渐衰落了。若论听取言论，陛下远远超过上古圣君；若论处理事务，却还没有超过中等的君主。这是为什么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最高明的圣主，但汉文帝辞退了千里马，晋武帝烧掉了雉头裘。如今却从万里之外求取骏马，在境外购买珍奇，搜求道路上见到的怪异之物，因而被边远地区的人轻视。这是第一种渐渐不能始终如一。过去子贡向孔子询问治理百姓的方法，孔子说：‘要戒惧啊，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子贡说：‘为什么这样害怕呢？’孔子说：‘如果不以正道引导百姓，就是我的仇敌，怎么能不害怕呢？’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作为百姓之上的君主，怎么能不敬重他们呢？陛下在贞观初年，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体恤他们的辛劳，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他们，常常保持简约，不营造无益之事。近年来，心意转向奢侈放纵，忽然忘记卑下俭朴，轻易耗用民力，竟说百姓没有事情做就会骄纵安逸，让他们服劳役就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百姓安逸快乐而导致国家倾覆败亡的。为什么反而害怕他们骄纵安逸，故意想让他们服劳役呢？恐怕这并不是使国家兴盛的最高明言论，也哪里是安定百姓的长远谋略？这是第三种渐渐不能始终如一。第二，陛下在贞观初年，牺牲自己来使万物获利；到了如今，却放纵欲望来使百姓劳苦，卑下俭朴的迹象一年比一年减少，骄傲奢侈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增长。虽然口头上不断说忧虑百姓，实际上内心却切实以自身享乐为意；有时有所营造，又担心别人进谏，便说：‘如果不做这些事，就会使我自身不方便，作为臣子的心情，难道还可以再争辩吗？’这只是在存心堵住进谏者的嘴，难道能说是在选择善言而实行吗？这是第三种渐渐不能始终如一。人的立身和成败，在于受到什么熏染；兰草、芷草和鲍鱼放在一起，也会彼此变化，所以对所习染的环境必须谨慎，不可不思考。陛下在贞观初年砥砺名节，不因外物而徇私，只与善人为伍，亲近爱护君子，疏远排斥小人；如今却不是这样，轻视小人，礼遇君子。礼遇君子，却只是恭敬而疏远他们；轻视小人，却亲昵而接近他们。接近小人，就看不见他的过错；疏远君子，就不了解他的长处。不了解君子的长处，就会不知不觉自行疏远；看不见小人的过错，就会有时不知不觉自行亲近。亲近小人，不是达到大治的道路；疏远君子，难道是使国家兴盛的道义吗？这是第四种渐渐不能始终如一。《尚书》说：‘不做无益之事，不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轻视日常有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地所产，就不畜养；珍禽奇兽，也不在国中饲养。陛下在贞观初年处处遵循尧、舜之道，舍弃黄金、珠玉，返归朴实淳厚；近年来却喜好珍奇异物，难以得到的货物，无论多远都来进献，珍玩器物的制作也没有停止。君主喜好奢靡，却希望臣民敦厚朴实；末业日益兴盛，却要求农民获得丰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五种渐渐不能始终如一。贞观初年，求贤如同口渴，善人所推荐的人，陛下信任并任用，取用他们的长处，唯恐来不及。近年来，却根据个人好恶，有时众人都称善的人被举荐便任用，有时一人诋毁便将其抛弃；有时多年信任任用，有时一朝怀疑便疏远。人的行为有一贯表现，事情也有已经形成的业绩；被诋毁的人未必可信，至于被推荐者多年积累的表现，不应因一朝之间就突然丧失价值。况且君子的心志，是践行仁义、弘扬大德；小人的本性，是喜好谄谀，以此为自身谋利。陛下不考察其中根源，却轻率地对他们作出褒贬，这就使守道之人日益疏远，钻营求进之人日益得势，所以人人都只想苟且免祸，没有人能够竭尽全力。这是第六种渐渐不能始终如一。陛下刚登上帝位时，居于高处、深居简出，政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欲；对内除去捕鸟射猎的器具，对外断绝畋猎的来源。几年之后，却不能坚守志向；虽然没有连续十旬沉溺游乐，有时却超过三驱的礼制，于是使盘游的快乐受到百姓讥笑，鹰犬的贡物远及四夷；有时在教习鹰犬的地方，路途遥远，清晨便出发，到了夜间才回来，以驰骋为乐，却不考虑意外变故和不可预测的事情，出了事还能挽救吗？这是第七种渐渐不能始终如一。孔子说：‘君主按照礼来对待臣下，臣下用忠诚来侍奉君主。’既然如此，君主对待臣下，按道义就不能薄待。陛下刚登大位时，以恭敬态度接待臣下，君主的恩泽向下流布，臣下的情意向上通达，人人都想竭尽力量，内心没有隐藏。近年来却多有忽略，有时外任官员充任使者，入朝奏事，想要看见宫阙庭院、陈述自己的见闻，但想说话时陛下面色不相接，想请求时又得不到更多恩礼；有时还根据他们的短处，追问细小过错，即使他们有聪明善辩的才能，也无法申明忠诚心意。这样却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是很难吗？这是第八种渐渐不能始终如一。骄傲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享乐不可达到极点，心志不可自满；这四件事，是前代君王招致灾祸的原因，也是通达事理的贤人共同认为应当深切警戒的。” 陛下在贞观初年，勤勉不倦地治理教化，屈尊听从众人意见，常常唯恐做得还不够。近年以来，您渐渐有些自负放纵，倚恃功业宏大，心中轻视前代君王，自负圣明睿智，因而轻视当代之人；这是骄傲日益增长的表现。您想做什么，都要设法遂心如意，即使偶尔克制自己的情意而听从劝谏，最终还是不能忘怀；这是欲望放纵的表现。您的心思在于游乐嬉戏，情感上没有满足和厌倦，即使没有完全妨碍政事，也不再专心于治国之道；这是享乐将要达到极点的表现。天下安定，四夷归服，您却仍然远征劳师动众，向边远夷裔问罪；这是心志将要满足的表现。亲近受宠的人只会阿谀遮掩，不肯直言；疏远的人畏惧您的威严，不敢进谏。这样日积月累而不停止，终将损害圣德；这就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九点。过去尧、舜、成汤之时，并非没有灾害忧患，而之所以被称为圣德，是因为他们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到灾害就极其忧虑勤勉，时局安定就不骄傲、不放纵。因此，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畿以内的户口都迁往关外，扶老携幼，往来数千里，却没有一户逃亡、一个人怨苦，这确实是由于陛下怜悯养育百姓的心怀，所以百姓至死也没有离心背叛。近年以来，百姓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尤其劳苦困敝；各种杂役工匠到了役期，全都留下来接受和雇，服正兵役的人上番时又多被另行差遣；和市征购的物品在乡里不断，递送运输的役夫在道路上不绝。既然已有这些弊病，就容易造成惊扰；如果再因水旱灾害而谷麦歉收，恐怕百姓的心就不能像前些日子那样安宁平静了。这是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十点。

译臣听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都是人自己招来的；人在自身没有发生过失时，妖异灾祸不会无故出现。臣恭敬地思量，陛下统御天下、治理国家已经十三年，德化遍及四海，威势远加海外，年成丰收，礼教大为兴盛，家家户户都超过了可以立表旌奖的标准，菽麦多得如同水火一样充足。到了今年，天灾流行，炎热之气导致旱灾，远远波及各郡国；凶恶之人作乱，却忽然在京城附近兴起。天难道会说话吗？它只是显示征象来表示警诫。这实在是陛下警醒戒惧的时刻，也是忧虑勤勉的日子。如果看见警诫便恐惧，选择善言而听从，像周文王那样谨慎小心，追法殷汤那样责备自己，那么前代君王用来达到大治的方法，就应当勤勉实行；如今导致德行衰败的事情，就应当思考并改正。与万物一同更新，使天下人改变所见所闻，那么皇位福祚就会无穷无尽，天下都会感到幸运，哪里还会有灾祸败亡呢？这样说来，社稷的安危、国家的治乱，全都取决于一个人而已。如今太平的根基已经高耸到极点，如同高达九仞的山，仍然可能因差最后一筐土而功亏一篑。千载难逢的美好时机，实在难以再次得到。明主有条件作为却不去做，这正是微臣郁结忧闷、长久叹息的原因。臣确实愚昧浅陋，不通晓事机，只略举所见十条，冒昧上奏，呈给圣上听闻。伏愿陛下采纳臣狂妄浅陋的话，再参酌樵夫等平民的意见，希望千虑之中能有一得，使臣下的职责有所补益；即使死后，也甘心接受斧钺诛戮。[疑“魏征”]上奏后，太宗对魏征说：“臣下侍奉君主，顺从君主的心意非常容易，违逆君主的情意却尤其困难。您充当我的耳目股肱，常常评论政事、思考谋略并进献意见。我如今听到过错能够改正，或许可以把善政坚持到底。如果违背这番话，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您？又打算用什么办法治理天下呢？”太宗得到魏征这篇谏奏后，反复研究寻味，深深觉得言辞刚劲、道理正直，于是把它排列在屏风上，早晚都加以瞻仰；又抄录交付史官，希望千年以后的人能够了解君臣之间的道义。于是赐给魏征黄金十斤、御厩马二匹。太宗又对侍臣说：“治理国家就像医治疾病，病虽然痊愈了，尤其应当谨慎防范；如果突然自我放纵，疾病再次发作，就无法救治了。如今中原幸而安定，四夷全都归服，确实是自古以来少有的情形。然而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只怕不能善终，所以希望多次听到你们的进谏。”魏征说：“内外安定太平，臣并不因此欢喜；我唯一欢喜的，是陛下能够身处安定而想到危险。” 太宗问侍臣：“守住天下是容易还是困难？”魏征回答：“非常困难。”太宗说：“任用贤能，接受劝谏，就可以守住天下。为什么说困难呢？”魏征说：“观察古代帝王，他们处在忧患危险之中时，就任用贤能、接受劝谏；等到处于安乐境地，必然心怀宽纵懈怠，使进言论事的人只感到恐惧，于是政事日渐衰败，最终走向危亡。圣人之所以身居安定仍思虑危险，正是为了这个缘故。”高宗时，僧人卢伽逸多炼制丹药，说可以延长寿命。高宗想立即服用。东台侍郎郝处俊进谏说：“寿命长短本来有命，异域的药剂，怎么能轻易服用呢？过去先帝下诏，让僧人那罗迩娑寐按照他的药方书炼制秘药，取用灵异花卉和奇怪石料，经过多年才炼成。先帝服用后，不久病势加重，御医也不知道如何处置，群臣请求将那个人公开处死。议论者认为这样会被边远地区取笑，所以刑法没有施行。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唯愿陛下深加察省。”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武后时，突厥使者入朝拜见皇太子。负责朝会的有关部门发文到东宫，召太子入朝。太子右庶子崔神庆进谏说：“五品以上官员佩带龟符，是为了防止假冒征召。还要从宫内取出龟符与之相合，何况是太子呢？古代召见太子要使用玉契，这确实是慎重防范祸患于未萌的意思，不可不察。凡事在尚未萌发之前加以考虑，所以能够长久避免后悔和过失。如今太子与陛下分居两宫，若不是朝见、朔望之日而另行召唤，请降下墨敕和玉契。”诏令准许了他的请求。麟台正字陈子昂论述人心危机说：“臣听说，天下存在一种危险的机势，祸福都由它产生。机势安静就有福，机势发动就有祸。天下百姓就是这种机势。百姓安定，就以活着为乐；不安定，就把死看得很轻。把死看得很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因此说：不能使百姓陷于困穷，困穷了就会产生奸邪盗贼；不能屡屡扰动百姓，扰动了就会发生灾异变故。奸邪盗贼不停，灾异变故日益兴起，妖乱叛逆乘势而起，天下就会大乱。如今百姓虽然还没有完全困穷，但军旅造成的弊害使他们不能安居，已经将近五六年了。夫妻不能相互保全，父子不能相互养活。从剑门以南，直到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无不有的遭受饥荒，有的遭遇水旱灾害，又经受兵役、转运、疾病和死亡，流离漂散，十人中有四五人如此，可以说已经不安了。幸而陛下以仁德圣明的恩惠，怜悯他们失去产业，边境各处凡有战事，一概暂且停止，于是使困穷的人还能同妻子相见，使父兄能够彼此保全。如果恢复他们的产业，使他们能够借此摆脱困穷，人心渐渐安定，差不多已有半年了。天下可以说是非常幸运，愚臣恭敬地向陛下祝贺。陛下掌握了天下的机势，能够使它安静秘密地运行；若非陛下至圣至明，不能做到这样。” 愚臣如今之所以再次为陛下论说天下的危险机势，是担心将相贪图敌国的利益，又劝说陛下以扩大土地、增强武力作为建立威势的谋略，发动甲兵来处理边塞事务。陛下或许还不知道天下存在危险机势，万一听信了他们的话，臣担心机势一旦发动、祸患由此形成，天下就会陷入不可挽救的境地。《诗经》不是说过吗：“百姓也已经劳苦了，差不多可以稍得安康。请惠爱中原百姓，使四方安定。”所以臣希望陛下垂衣拱手，修明文德，废除严刑，劝勉农桑，使天下百姓休养生息，务必同他们共同安定下来；然后让远方荒服蛮夷自己知道中原有圣人，经过层层翻译前来进贡。愚臣私下认为，这是当今天下的大计。伏望陛下思念此事，伏望陛下思念此事。近来隋炀帝不知道天下存在危险机势，自以为威德广大，想建立万代之业，调动天下民众，耗尽万人之力，兵役接连不断，转运运输没有止息；向北征讨突厥，向东攻伐句丽，于是天下百姓困穷不堪，人人无法忍受命运，机势发动而祸患形成，最终覆亡天下。这就是因为不知道天下存在危险机势，却听信贪婪奸佞之人，希望取得敌国利益，最后导致灭亡。隋氏的失败，可以作为殷鉴，难道不是很重大吗？”

译伏望陛下明察此事，伏望陛下明察此事。国家讨伐吐蕃，存在重大的失策；中原的百姓有一半天下的人受到它的弊害，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却没有人进谏。现在还要再说什么呢？陛下如果不认为臣愚昧、樵夫之言也有可取之处，而赐召臣到玉阶之前，使臣能够当面谈论天下大事，那就是臣莫大的幸运。臣陈子昂说：臣本来极其愚昧，不懂得大体。今月十六日，臣特地奉到诏敕，承蒙恩赐纸笔，派臣到中书省陈说天下利害。上天降下使命，臣岂敢不回答宣扬；但如果辜负圣恩，万一不能有所补益，就是死罪，死罪。谨率领自己的愚见封缄进呈，恭请圣上听闻；臣伏在宫阙之前，屏息等待。中宗嗣圣元年，武承嗣请求追尊他的祖先为王，建立武氏七庙，太后听从了他。裴炎进谏说：“太后以母亲身份临御天下，应当显示极其公正，不可以偏私于自己的亲属。难道您没有看见吕氏的失败吗？”太后说：“吕氏是把权力交给活着的人，所以失败。如今我追尊已经死去的人，有什么妨害呢？”裴炎回答：“处理事情应当防范细微变化、杜绝渐渐形成的祸患，不可以让它滋长罢了。”太后没有听从。玄宗时，吕向上奏，请求不要让突厥人进入仪仗队驰马射猎，进谏说：“臣听说，猫头鹰不鸣叫，还不能算作祥瑞之鸟；猛虎虽然伏卧，哪里能与仁兽相同？这是因为它们丑恶的本性和毒害的行为，长久以来不断积累，才会如此。如今突厥人正与此类相同，凶残忍心、残害众生，完全不顾君主和亲属。陛下以武力和义理来临制他们，以文德修养来招徕他们；他们既畏惧陛下的威灵，又受到声教的教化，在力量和形势所迫下，不得不入朝，于是叩头称臣，奔走听命，遣使前来。陛下能够收受他们归顺的效验，使他们混杂在从官之中参加封禅大礼，参与执玉帛行礼，这样的德业自然盛大，本来就无法用言语形容。如今又下诏允许他们陪侍游幸，召入禁军仪仗之中，使他们仰观英姿四面照耀，观看神妙技艺百发百中，恩意已经达到极点，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却又进一步赐给他们驰逐的机会，让他们操持刀箭，在面前争相发射飞箭、共同享受捕获野兽的乐趣，这就未免太过轻忽，臣不敢赞同。陛下圣心豁达，对人没有猜疑；但愚臣却犹豫不安，随着时势更加战栗。倘若这些人各自怀有异心，彼此肆意作乱，出现荆轲那样的诡诈行动，或何罗那样的突然窃袭，暂时逼近陛下的严肃车驾，稍稍冒犯圣驾，后悔又将来得及吗？” 宪宗喜好方士，柳泌替皇帝炼制丹药，求取长生。皇帝服用丹药后，患上躁热、口渴的疾病，起居舍人裴潾进谏说：“凡是能够除去天下祸害的人，通常会得到天下的利益；同天下人共享安乐的人，通常会享有天下的福报。因此，上自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因功业有益于百姓，使民众得以生存，因而上天都报答他们以高寿，使荣名流传无穷。陛下以孝道安定宗庙，以仁德治理百姓，扫除妖邪凶恶，恢复太平，礼敬贤能俊才，始终如一地对待他们；这样的神功圣德，是前代所不能及的。陛下亲自实行这些事情，天地和宗庙必定会帮助陛下获得亿万年的长久寿命。如今方士茅山甫、柳泌等人，以炼丹术自称神异，彼此互相引荐，诡诈地声称能为陛下延年益寿。臣认为，有道之士都隐藏姓名、消灭踪迹，不向世俗有所求取，哪里肯向权贵近臣干谒，自我兜售技艺呢？如今这些来到朝廷的人，不能说懂得道术，全都是为了谋利而来，自称炼制飞丹能够通神，以此诱惑权势、图谋财贿；事情败露、实情穷尽之后，便不以逃亡为耻。这样的人的方术，难道可以相信并让陛下服用他们的药吗？臣听说，人是靠饮食五味、辨别声音、接触声色而生活的。五味用来运行气，气用来充实心志；水、火、盐、梅用来烹调鱼肉，宰夫调和它们，使滋味协调，君子食用它来平和心情。” 三牲和五谷承受五行之气而生，显现为五味；天地生长它们，是用来供养人的，圣人调节节制它们，以达到健康强壮。至于药剂，是用来治疗疾病的，难道是可以经常服用的食物吗？何况金石药物本性酷烈，又经过多年烧炼，包藏炎热、产生毒性，不容易控制。秦汉的君主也曾相信方士，如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后来都以欺诈诡谲告终，没有成功的事；前代的祸患都可以拿来验证。按照礼制，君主的药，臣下要先尝；父亲的药，儿子要先尝。臣子本来是一体，臣愿意把炼制的药剂交给炼丹者，让他服用，满一年后再考察真假，这样就没有不能验证的了。”穆宗即位后，起初荒怠政事，外戚亲戚之中有很多人来请托求取利益，挟持宦官打探宫禁中的话，再关说托付大臣。翰林学士李德裕进言说：“按照旧制，驸马都尉与要职官员禁止往来，开元年间的呵斥督察尤其严厉。如今他们竟公开到宰相和大臣的私宅去，这些人没有别的才能，只是泄露宫禁机密、勾交通达内外罢了。请规定今后凡有事情要禀告宰相的，只许到中书省，不得擅自前往宰相私第。”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起初，宪宗喜爱方士柳泌，让他炼制丹药，以求长生。后来皇帝最终因药物而抛弃天下。穆宗虽然诛杀了柳泌，但后来又渐渐被方士迷惑。平民张臯上奏进谏说：“心神清淡，血气就和顺；嗜好欲望占了上风，疾病就会发生。古代圣贤致力于自我保养，不用外物扰乱耳目；不让声色败坏情性，因此自然达到和平，福庆也因而昌盛。《易经》说，无妄卦的疾病，不用药也会有喜庆。《诗经》说，上天降下安康，降下丰厚的福祉；这就是天人相应的符验。既然如此，药物是用来攻治疾病的，没有疾病就不应使用药物。”高宗时，处士孙思邈精通养生，他说：“人没有缘故不应服药；药物有所偏重和助长，就会使脏腑之气失去平衡。由此推论，可以说这是通达的见解和至理。寒暑是侵害人体的因素，调养、宣泄若不合节度，即使有求助于医者，也还应当格外谨慎。因此《礼记》说，医生的医术没有传承三代，不要服用他的药。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先帝晚年喜爱方士，多次因此招致危重疾病，这些陛下自己都知道，不可重蹈前车之覆，招来后日的悔恨。如今人人私下议论，只是害怕违逆进谏，没人敢说。臣[疑缺字]的出生，并不是为了求取宠幸，只是认为能够实行忠义之事；听见这种情况却默不作声，心里便不安。

译希望陛下不要忽视这件事。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后唐明宗时，年年丰收，中原没有战事。中书侍郎冯道上言说：“臣任河东掌书记时，奉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的险要之地，害怕马匹跌倒，丝毫不敢放松握持缰辔。到了平地，以为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反而突然跌倒受伤。凡是行走在危险处的人，考虑周密，反而能够保全；处于安定之中的人，祸患却常常从忽视之处发生，这是人情的常态。”宋仁宗景祐元年，参知政事宋绶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守成的君主，大都战战兢兢，不忘反省顾念。为什么呢？是担心人心在长久安定中放纵安逸，祸患从所忽视之处产生，所以常常在无事之初设立防备，在变化尚未萌发之前消除它。如果等事情发生后才应对，不就危险了吗？臣希望陛下督促勉励群臣，共同修治各项职务，不要因为天下太平而自我懈怠，不要因为事情细微而不加谨慎；这样就可以保全至尊之位，享有宏大的事业。”臣又私下思考，驾驭臣下的方法有三条：处理事情时重在守持，面对关键时刻贵在决断，谋划事情的征兆时先在于严密。只有能够守持，奸邪才没有机会改变它；能够决断，邪说才没有机会迷惑它；能够严密，事情才没有机会发生变故。这三点，是国家治乱安危所系。愿陛下敬慎地对待它们，牢记它们。至于朝廷事务清明平定、陛下深居闲暇宴居之时，也希望陛下爱护调养玉体，节制调和起居来顺应四时，以声音和饮食调和六气，不要达到损伤过度的程度，这样才能恢复和平，自然得到百灵的美好福佑，享有无穷的福气，岂不是很好吗？” 景祐四年，苏舜钦上奏说：“臣听说，重重关闭门户，尚且要由勇士来设置；敲击梆子，是为了防备暴客。这些都是前代典籍所确立的戒备，用来警示后人。因此，国都的城门要关闭九重，门禁栅栏设置百层，派受刑之人守卫门禁，派低级士人清扫门槛，这是为了使帝居深严，防备非常之事。古代没有符节，就不得擅自进入君主宫门。到了后世，于是设置名籍，禁止不合品秩的人出入，并按群臣官职高低限制各门的出入；所以从东门登记却从西门进入，律令中都有明文规定。臣私下见到，本朝皇城的官门都没有名籍，往来没有任何间隔，这实在很不符合防微杜渐的防备之道。臣想请求今后内城各门，凡是分番值宿的各色人员，都分别建立名籍，并且仍然派宦官专门负责提辖管理。” 至和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说：“臣听说，臣下能够竭尽忠诚的，不敢回避难以进言的事情；君主善于驾驭臣下的，总是希望听到难以听取的话。这样以后，臣下就不会隐藏实情，君主也不会堵塞听闻，奸邪盗贼不会发生，祸乱也不会产生。自古以来本来就有隐藏未发的祸患、尚未发动的机势，天下人都不知道，却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说出来；君主又能够听从并采用他的意见，就有消除祸患于未萌、转祸为福的情况。至于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独君主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祸患。如今臣所要说的，正是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独陛下不知道的事。如今士大夫无论贵贱，都彼此在亲戚朋友之间谈论；下至百姓，无论愚昧聪明，也彼此在乡里道路之间谈论；却唯独不把它告诉陛下，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事情还隐藏着没有爆发，难以指明陈说。臣深切看见，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以勇武著称；自从在陕右用兵以来，已经建立了声名；到广西捕盗时，又略微立下了一些功劳。自从他起初掌管机密、进入大臣行列，当时进言论事的人就已经说这样不合适。如今三四年间，虽然还没有看见他明显的过错，然而不幸的是，他已经有了能够掌握军情的名声。”}], 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士兵本来就是小人，脸上刺有黥文，以同类相亲为乐；看见狄青受到任用，便说：“我们这一类人中出了这样的人。”既然以此为荣，于是彼此悦慕。加上狄青的才能确实超过常人，在同辈中又略有见识，所以士兵们都心服于他的才能。国家从前很难得到将帅，经营边防、招讨敌寇，常常任用文臣；这些人有的不了解军旅，有的不熟悉训练。自从狄青担任将领，既能以勇力使人服从，又懂得训练的方法，还颇能用恩惠和信义安抚士卒。依臣愚见，像狄青这样的作为，尚且还没有达到古代名将的十分之一二。但如今的士卒不习惯见到这样的事，便说必须是我们同类中的人，才能了解军情、用恩信安抚我们。狄青的恩信又哪里能够遍及所有人呢？只是小人容易被煽动诱导，正所谓一只狗看见影子叫起来，百只狗也跟着叫，于是众人一致欢喜，共同称赞他。况且武臣掌握机密而获得军情，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他自身也未必没有危害。这样看来，关于狄青的流言虽然受到士兵喜爱，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形势逼迫所致。臣认为，狄青既然不得已而成为众人所喜爱的人，也将不得已而成为众人祸害的对象。替狄青考虑，应该主动退让、避开事权，以平息浮泛的议论。然而狄青本是武人，不懂得进退。近来以来，谣言更加厉害，有人说他本人应当防备，又说他的住宅有火光；道路上的传说，已经成了人们的常谈，而只有陛下还没有听闻。况且唐朝的朱泚本来不是叛臣，只是在仓促之际被士兵逼迫罢了。大抵小人不能成就事情，却大多能够制造祸患。朱泚虽然是自取灭族，但成为唐德宗的祸患，难道还算小吗？小人防范于大恶之前，未必都是出于本心，往往只是由渐渐积累而终于跌入祸患；当时的君主又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所以臣冒死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只愿陛下早些听闻此事并加以省察罢了。依臣愚见，狄青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才，并没有明显过错，只是被浮泛议论喧扰，形势上容纳不了他罢了。若依外间众人的议论，则说他用心有不可知之处，这一点臣不能断定。但武臣掌握机密，又受到士兵喜爱，本来就对政事体制不利，不能只考虑狄青的用心究竟如何。伏望圣上慈悲，深思远虑，以前代祸乱的踪迹为戒，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秘密询问大臣，早日作出圣断，罢免狄青的机密事务，授予他一个外藩职位；借此观察狄青在离任之际的态度，看看他的内心和行迹究竟如何，再慢慢察访流言，便可以临事制变。况且二府平均分担劳逸，官员之间出入调动也是常事。若狄青忠孝如一，进退出处始终一致，既然交去了事权，流言议论逐渐消失，那么他的忠诚节操就可以始终长久保全。至于在祸患尚未萌发时谈论它，往往难以让人完全相信；如果等到祸患已经萌发，再说也来不及了。臣的官职是学士，职责号称“论思”；听到外间议论喧腾，而此事关系国家安危，臣的言论虽然狂妄、谋划虽然愚拙，却不敢默然不言。

译修任谏院，又上奏说：“臣近来依据永宁军捕获的闹事士兵一事，已经把他们结集闹事的经过和原因详细具奏了。河北屯聚的兵马虽然很多，自来却没有威名，将帅镇抚不力，士卒骄横凶悍，彼此习以为常。昨天保州发生变乱以后，安肃军、卫州、通利军等处相继结集，至今没有停止。如今赵牧等人，本来也没有什么残酷虐待的情状，只是偶然考核、试验不当罢了。况且自有部署、转运、提点、刑狱司等机构，完全可以按照公议申诉，怎么能稍有不如意便谋划结集呢？由此可见，即使是官吏处理不当，也有骄兵喜乱的原因。臣伏见唐朝有骄兵驱逐主帅的祸患，起初就是从河北开始的；当时一味姑息，终于养成大患。何况如今河北是国家的重地，事情的利害关系重大，更应当深谋远虑，周密思考，防微杜渐。如今官吏败坏政事，偶尔宽缓责罚，尚未达到失刑的程度；但若对骄兵过分表示姑息，一旦开了这个头，便会养成日后无法控制的祸患。昨天保州之事，知州、通判都遭到杀害，其余官吏也分别被严厉降责；直到现在，保州士兵还自以为得志，动不动就拿这件事作理由。而眼下统兵的官员，也从一开始就把此事当作警戒，军威日益削弱，士气更加骄横。如今永宁的事情，也是因此逐步发展而来的。赵牧等人虽然有罪，但如果立即重重贬黜责罚，河北骄兵结集恐怕会从此逐渐增多，开了这个头，养成后患。这样说来，赵牧等有罪之人实在不值得怜惜，值得怜惜的是朝廷的体制。赵牧等人，臣请求等判决完毕后，暂且把闹事士兵调往河北邻近地区，仍按原来的资序任职，不让骄兵得志，以免后患进一步滋长。如果一定要再实行迁调、降职等措施，等朝廷的防范办法确定后再办，过些时候也不算晚。”侍御史赵抃上言说：“臣私下认为，辅弼大臣和宰辅，应当协力共同济事，谋划政务、提出可否，必须依靠至公而不能徇私。如果开始时没有防范，最终就会产生嫌隙。中书省是天下瞻望的地方，如果执政大臣不能同心同德，又怎么能上合圣主辛劳求治、希望百姓见到太平的心意呢？臣伏见宰臣文彦博与参知政事程戡是儿女亲家，二人都曾陈请回避，但尚未防止圣上降旨准许。然而在公朝之中没有疑虑，确实在政事体制上不方便；况且人情难道能远离机密政务，而政务又实在繁多？何况宰辅重臣联姻结亲，一旦议论有不同，就必然产生彼此有私的嫌疑；偶然有一句话相同，又怎能免除结党的诽谤？临事时无论意见相同还是不同，都很难处理。如今一个郡、一个县，即使官员只是同僚，尚且因为亲属关系的嫌疑而必须调换地方；何况中书省掌握天下刑赏的权柄，关系天下人的祸福根本。每天议论、处置重大事务，难道对亲戚就不会有嫌疑吗？臣伏望陛下特降圣断，准许他们的奏请，使二人能够相互回避，那么朝廷内外就不会有非议了。仁宗时，宋祁上奏说：“符契所代表的信用，是天子用来收束、积聚威严和尊重，检察、防范邪伪的凭证。在兵赋方面尤其重要。自《周官》所说以镇圭召守臣、以牙璋调发军队以来，汉代才开始同郡国使用竹使符，以代替牙璋。光武中兴后，禁法疏略简易，只用玺书发兵。于是杜诗提出建议，认为有些事情虽然繁琐却不能省略，虽然费事却不得不办，请求恢复虎符，以断绝奸邪的端绪，朝廷便改而采纳了他的意见。魏、晋直到唐代，没有不遵照使用的。只有五代国势衰弱，州国相距很近，早晨下令，傍晚便能送达，不容许有欺诈。于是后周显德六年，才废除符契，专门以印章作为凭验。宋朝初年承受天命，正值事务繁多，急于荡平安定天下，没有时间恢复旧制。如今土地广大、军队众多，巧诈诡谲渐渐萌生。承平日久，百姓不知道战争。若缓急之间边疆发生警报，而诏书只是单独下达，实在担心小人和间谍借机伪造文书、乘机侥幸行事，耽误期限和防务，使人无法察知。那么国家也应当居安思危，在事情发生以前先制定制度，夺去邪人暗中发动的便利。臣愿恢复符节官，以表明慎重发布国命。凡调发一百人以上的军队、征用一百万以上的钱财赋税，都应等待符契与诏书一同发下，使郡国合验之后再行遣发。一百人、一百万以下的，则只使用符契。把它作为重大凭信，实在是治国的重要事务。符节的形制，请下令有关部门详细考察旧典施行。” 刘敞上奏说：“臣以为，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防患于未然，防止万一发生嫌疑，用来安定众人的情绪，阻止邪恶的谋划。臣听说张茂实本是周王乳母的儿子，曾经在宫中被抚养，所以往年市井之人用狂妄言语煽动张茂实，使人们听闻后颇为惊骇。近来韩绛又用防范之说倾覆宰相，动摇人心。这样看来，张茂实这个人，远则被小人指点议论，近则受到群臣疑惧。即使圣心坦荡，对他人毫无猜疑，恐怕也不能做到家家户户都知道，使人人不再困惑。即使假定张茂实心如丹赤，必无其他念头，也不能做到家家户户都知道，使人人不再忧虑。这样让他负责宫廷宿卫、掌管兵马，恰好足以开启天下人的疑惑，触动天下人的忧虑，实在不是尊重宗庙、安定臣民、防备万一的办法。臣认为，今天的适宜做法，要使双方都得到妥善安置，不如解除张茂实的兵权，把他安置到外郡。这样张茂实不失富贵，朝廷又能远离嫌疑，这是最好的防范办法。过去王郎自称刘子舆，卢芳自称刘文伯，他们因疑似而装饰伪称，未必都有犯上之心，只是流言煽动，使众人迷惑，才导致如此。臣忝居近臣之列，正要远行，心中所疑不敢不极力陈说，请将臣的意见秘密交给执政大臣商议。”

译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论述臣僚上殿奏事时屏退旁人的札子说：“臣等私下听说，自先帝以来，凡两府、台谏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全都屏退，这是因为君主不保密就会使臣下失去信任，臣下不保密就会使自身遭祸；机密事务必须慎重，不能不这样做。臣私下看到，近来臣僚上殿奏事时，左右侍臣不遵守旧制，有的走到殿角板障门以内，距离御座不过几步，陛下的圣谕以及群臣陈奏的话，他们都可以听见。其中如果有机密大事，一旦泄露，极为不便。请求一律依照旧制：今后凡两府、台谏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都应在殿角板障门外的踏道下恭候。仍请求委派都知、押班在两边板障门外检察，如果有人敢暗中窥听，便把姓名一并奏报，审问治罪施行。”司马光知谏院时，论夜间开启宫门的状文说：“臣私下听说，本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去世。当天宫中送葬出城，宫门和城门一直到深夜才关闭，人情都感到惊骇，认为不合适。虽然陛下慈爱深厚，但宫门的禁令不可不严。若按照法令来说，夜间开启宫殿门和城门，都必须有墨敕、鱼符；接受诏令的人还要详细登记所开启的门以及出入人员的名册，送交中书、门下。从监门卫大将军以下的官员，都要到閤门复奏，得到御批允许后才可请求开门。合验符契和门钥时，监门官司先严整门卫仪仗；所开启的门内外都列队，点燃火炬核对符契，之后才能开门。符契虽然相合却不核验便开门，或者符契不合仍开门，以及不奉诏令擅自开关宫门；若因此让人出入，擅自带人出入者，刑罚轻的处徒刑、流刑，重的处绞刑。如今因为给乳儿送葬，宫内从禁宫，宫外直到郊野，各道门洞开，和白天一样；车马往来络绎不绝，出入之人不再受到盘诘。如果有万分之一的奸险不法之人混杂其中，难道不令人寒心吗？伏望陛下深切鉴察安危，防微杜渐；从今以后，宫殿门、城门都必须按时开闭，没有紧急重大事情，不要再在夜间开启。万不得已必须夜间开门时，请陛下亲自降下手敕，加盖御宝；接受诏令的人仍要登记出入人员名册，交给当值宿卫官员共同验看诏文是否真实，然后复奏；等再次得到御批后，才请求门钥，由监门官亲自监视开门，依名册点验人数，放其出入，随即下锁并收纳门钥。”对于宿卫、监门官司，如果没有见到手敕和御批却敢擅自开门，依照“不奉诏令而擅自开关”的律文施行。即使有手敕和御批，如果不参与验看，或者不亲自监视开门、点验人数，也依照“符契虽相合却不核验便开门”的律文施行。这样或许可以维护天子的威严尊贵，消除奸邪于尚未萌发之时。神宗熙宁四年，御史中丞杨绘论王安石的奏文说：“臣私下看见，人君独自享有天下供奉，权势极其尊隆；以一人之身独居深宫，处境又极其孤单。因为权势极其尊隆，本来就不能不预先断绝觊觎之心；因为自身极其孤单，本来就不能不严密防范危祸。所以《周易》垂示训诫，从来都是在祸患尚不存在时便先加警戒。比如坤卦初六，正当一阴初生之时，对应建午之月，岂只是还没有坚冰，连霜也还没有踩到。然而卦辞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这不正是在尚无祸患时加以警戒吗？象辞说：‘踩霜而后坚冰，是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条道路发展，就会达到坚冰的程度。《文言》说：‘阴气与阳气相疑，必然交战，是因为辨别它的开始不够早。’一阴刚开始生长，《临》卦正值此时，卦的六五又说：‘有物从天上坠落，是因为心志不肯舍弃天命。’临卦不过刚生出两阴，圣人已经预先警戒说：‘到了八月就会有凶险。’这难道也不是在祸患尚无时加以警戒吗？这是说，如果认定必然不会发生而忽视它，那么有时反而会发生；如果认为可能发生而预先防备，那么它就一定不会发生。因此古代圣贤著书立言、向后世垂教，从来都把辨明君臣尊卑作为首要事务。过去高郢作《鲁议》，天子在周公庙使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这种待遇只施用于死者，高郢尚且写文章非议它，是因为天子的礼乐不能同时用于两种身份。臣考察古代史书，凡是得到设置天子旌旗资格的人，没有不是到了发生重大变故之后；由此才知道高郢关于防微的论述是很显著的。唐代陈越、伊尹的论述，也属于这一类。上述都是贤圣关于权臣问题的论述，臣私下认为，古代圣贤从来都把尊君卑臣视为常道。至于权宜之计出于圣贤的不得已，也不敢明白写在书中，是担心后世王莽、曹操、师温一类的乱臣贼子借此作为名义。臣想对陛下说一句话，只是不知道陛下会宽恕我，还是不会宽恕我？若宽恕我，您就不会泄露我的话，我的祸患还可以缓些；若不宽恕我，我的祸患便不可测。然而臣难道能因为害怕不可测的灾祸，就不向陛下进献忠言吗？臣私下看到，唐代贤臣往往可以从一个人所写的文章看出他一生的行事，就像蓍草和龟甲占卜从不出错一样。李绅作《悯农》诗，士人便称赞他有宰相的才器；韩愈称许欧阳詹，也说：‘读他的书，就知道他对于慈爱和孝道最为看重。’丁谓的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之句，王禹偁读后说：‘进入公门应当恭敬弯腰，天门怎么可以甩着手臂走进去呢？’ 这个人一定不忠，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臣早就听说王安石文章的名声了。曾经听到他的诗说：‘现在不可以轻视商鞅，商鞅能够使政令一定得到实行。’如今看他的行事，已经很像商鞅了。臣私下曾对他的文章感到疑惑，现在冒死逐条陈述，请陛下宽恕臣的罪过，反复详细考察。王安石《杂说》说：‘鲁国举行郊祭，可以吗？’回答说：‘如果有伊尹那样的志向，放逐他的君主就可以；如果有商汤那样的仁德，使他的君主退位就可以；如果有周公那样的功劳，使用郊祭礼制不也可以吗？’王安石《杂说》又说：‘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可以吗？周公的功劳，是人臣所不能做到的；天子的礼乐，是人臣所不能使用的。有臣下所不能做到的功劳，却用臣下所不能使用的礼乐来报答他，这就叫相称。’王安石《杂说》又说：‘有伊尹那样的志向，放逐君主可以；有周公那样的功劳，代替兄长也可以；有周朝后妃那样的贤德，访求贤能、审慎任官也可以。凭后妃的贤德辅佐君王取得天下，她的功劳难道只是小小的补助吗？这难道能和普通妇女听从丈夫相比吗？’臣私下认为，孟子劝齐王不要毁坏明堂，是因为当时天下没有确定的君主，所以才敢这样说。

译如果把这话说在天下一统的时代，孟子难道不就成了罪人吗？如今王安石处在君尊臣卑、盛德累世相承的朝廷，却公开地再三郑重提到伊尹放逐君主、周公使用天子礼乐的事情。臣愿陛下详细考察他的文章，防范他的志向。臣所说的话即使必然获死罪，也不敢推辞。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范纯仁上奏说：“王安石改变祖宗的法度，搜刮财利，民心不得安宁。《尚书》说：‘怨恨难道一定表现在明处吗？看不见的怨恨也必须防范。’ 愿陛下防范那些看不见的怨恨。”神宗说：“什么叫看不见的怨恨？”范纯仁回答说：“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人不敢公开说话，却敢于心怀愤怒。”神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范纯仁请求把章辟光所奏的内容拿给台官看，又说：“臣近来听说，台官上言说著作佐郎章辟光不应妄自进呈文字，言语牵涉岐王。臣没有看到章辟光所陈述的内容，只听见外间议论喧腾，还不能知道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国朝亲王居住在外，本来就有旧例，哪里容许小臣随便制造离间之言？伏望圣上慈悲，把章辟光的奏章拿给台官看。如果没有其他过分不当的话，就可以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如果他的话涉及轻率妄言，请依照台官的奏请，早日对他实行责罚、贬降，以此警戒奸佞。如果只是把奏章给人看而表示宽容，反而足以使外间议论传播，并且让岐王听到后不能在陛下的友爱之中安然自处，所造成的损害就不小了。防微杜渐，不可不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八日，御史中丞王觌上殿札子说：“臣听说，君主不保密就会使臣下失去信任，臣下不保密就会使自身遭祸，机密事务不保密就会导致祸害。所以自古以来，宫禁中的话、君臣促膝相近时所说的话，都不能向外宣扬泄露。至于奏章，君主有把它留在宫中而不发出的，臣下有把草稿焚毁而不保存的，都是说君臣之间本应共同保密。如果应当保密却不保密，臣下既有日后遭祸的忧虑，君主也不能再听到尽忠之言了。臣听说近来把绍圣、元符年间留在宫中的奏章交给哲宗实录院，这恐怕不是开通言路的办法。伏望圣上慈悲，再加详细斟酌。” 左正言任伯雨请求慎重对待机密事务的札子说：臣听说《尚书》说：“一天两天之间，有万千机务。”《易经》说：“几，是事物发动时的细微征兆，是吉祥最先显现的地方。”君子看见征兆就行动，不等到一整天过去。古代圣人所以能够成就天下事务，只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陛下刚即位时，哭泣着请求皇太后临朝，共同防护神器。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察知圣上见微知著的心意，对于权宜的请求，不忍心不答应，可以说是见到征兆便行动，不等终日。吉祥最先显现的事情，还有什么能大过这个呢？至于预先确定归还政权的日期，并把它写在亲笔书信中，这件事光耀前人，意义超越千古。这是上天眷顾保佑、启发诱导圣心，也是四海生民无穷的福分。然而母亲之道以极慈为根本，圣人的孝道以报答恩德为大。事情有先后，政务有缓急，国家治乱安危的征兆，都系于此。思考并实行这些事情，不能失去次序。如今有两三个大臣，背负诬蔑神考、轻慢欺骗先帝、仇视毁谤宣仁太后的罪名，摧折压抑母道。陛下如果置之不问，就无法慰藉天地人神的心；如果立即施行惩处，又无法顺应太后的慈心。因此，在祔庙以前，应当先明确辨别邪正；亲自总揽政权以后，才可以大力明确升降黜陟。应当先办的不能拖后，应当缓办的也不应急办。章惇等人还没有离开朝廷，却仓促命令王珪的子孙叙用、复职之类的事情，先后缓急失去了次序。臣愿陛下居安思危，详细考察古代事例，顺从太后的德意，在接受训诫后施行，谨慎而郑重地处理机密事务，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任伯雨上奏请求周密考察出入的情状，说：“臣近来曾因火星在房宿、心宿之间，具奏报告。如今火星从房宿、心宿之间直线上行，对于心宿之星已经没有凌犯。如果不是陛下先发出诚意，预先思考消除灾变、恢复祥和的道理，忧惧恻隐之心感动上天，又怎么能使荧惑改变运行轨道，像前代史书所记载的盛事一样呢？由此可见天心，知道圣上的心念，改变凶否而成为吉泰，确实可以断定了。然而臣私下思考，从前荧惑经过氐宿，侵犯房宿；房宿是天子的明堂。在哲宗灵驾出发之前，事情尚未确定，宫殿房舍又在明堂之上，正是应当仔细考察人员出入、防微杜渐的时候，不能因为悲哀扰乱、事务繁多，就废弃警备。臣愚昧但既然有所见，不敢不说。伏望圣上慈悲，宽恕臣冒昧直言，臣将非常幸运。” 任伯雨又请求周密防范内庭的奏状说：“臣想到自己孤单卑微的出身，幸而被陛下错误地识拔，受到破格的特殊恩典，发誓以死报答。因此臣爱护君主、忧虑国家，忠诚迫切，不知道忌讳，遇到事情便一定进言。臣看见本月十四日，皇太后突然离开人世，陛下刚刚失去东朝的依靠，内庭的事情动辄关系圣上忧思，在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周密防范？臣愿陛下对各项事务都振作整肃，加倍谨慎保密。陛下从潜邸入承大统，虽然受到天人寄望，内外都欣喜拥戴，但对于禁宫之中的真伪情状还没有完全熟悉详知。古人说人心比山川更险，比知晓天意更难。近来的狱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臣又看到自正月以来，天色阴暗，风雪持续十多天，这是上天显示警戒，大概象征阴气干犯阳气。陛下上为宗庙社稷的大计，不能不加以考虑。由此看来，按道理必须严肃整饬。臣又想到，国家财用空竭，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加上两年之间接连遭遇变故，开支之广无法全部列举。陛下以圣孝报答亲人，想要尽享四海供奉；至于园陵所需，本来有旧制，不可增加或减少。至于遗留下来的支赐以及各色浮费，对已经去世者没有益处的，都可以坚决裁减。又如土木工程，像西京一类的工程以及其他修造，都不是紧急事务，一概可以停止；根据时势的缓急来办理大事，使民力不受劳苦而国用能够充足。这实在是陛下报答亲人的盛大德行。臣怀着恳切的愚忠，伏愿陛下留心阅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陈瓘上奏说：“臣曾经认为，治理外部边患的方法，自三代以来，没有像本朝这样得当的。坚守而不失误，因此长久没有边患。正当对方百姓捕鱼的时候，双方本来没有争端；仁祖之所以把争端彻底制止，只是为了杜绝争端的源头罢了。这就是所谓在事情还容易时谋划解决，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先行办理。老子说：‘天下的难事，一定从容易处开始；天下的大事，一定从细微处开始。’又说：‘局势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尚未显露征兆时容易谋划，事物脆弱时容易分解，事物细微时容易消散。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办理，在天下尚未混乱时治理。合抱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萌芽；九层的高台，从一筐筐泥土筑起；千里之行，开始于脚下。强行作为的人会失败，执意把持的人会失去。因此圣人不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执着把持，所以不会失去。因此人们做事，常常在接近成功时失败。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像开始时一样，就不会有失败的事情。’仁祖在位四十二年，无论事情大小，都在容易处谋划困难，在终了时像开始时一样谨慎；既不妄为，也不执着，所以没有失败和失误。孔子说：‘能够有开始又有结局的，大概只有圣人吧？仁祖就是这样。’

译陈瓘又上奏思考祸患、预先防范的奏章说：“臣听说《易经》说：‘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天下的事情，到了穷困的地步就必然变化，变化以后才能通达。人不能使天理通达，天理必然会自行变化，这是必然的道理。近来掌权的大臣以私灭公，势力已经走到穷途，仍然不悔悟。先帝本来有意改变现状，却没有左右大臣来顺从辅佐，焦劳忧悔，突然离开天下，摧伤痛恨，这是海内共同的悲痛。陛下承受上天眷顾的命运，使前人的功业更加光大，以慈爱孝道治理天下，欣然和洽；还没有更张变革，人心已经归服，朝廷宽大的政策可以预期，百姓休养生息的日子也有希望，众人歌咏归附，击鼓欢庆。然而臣愚昧地认为，过去的行迹没有值得追究议论的，未来的事情才是应当深深忧虑的。如今西部边境虽然已经停战，但正处于大军之后；即使各路都丰收，这一带也必然会有灾年，百姓和物产凋残，再加上水旱灾害，人民不能吃饱穿暖，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何况河北居民已经大半流亡，仓廪空虚，城堡不完备；仗恃北方敌人不来，我们因循苟安而不作防备。北方敌酋已经老了，还能有多少日子？他的孙子喜欢杀伐，按情势必然会生出事端。朝廷从侍从以上的官员，大多是东南人，西北的事务已经很久没有询问访察了。虽然说今天不会主动制造边境事端，但恐怕意外的变故恰好会在此时发生；如果不在事前谋划，恐怕将来会后悔。可以防范的祸患，怎么能不思考呢？思考并加以防范，还有比这更大的祸患。太宗对侍臣说：‘外部忧患不过是边境事务，都可以预先防备；唯有奸邪之人毫无形迹地成为内部祸患，才最令人恐惧。’帝王用心，常常必须慎重对待这一点。唉！太宗的训诫可以说很明白了。有形迹的事情，人们认为可以防备；没有踪迹的事情，人们反而认为可怕。今天的事情，大概也有无形迹却值得恐惧的，那就是朋党。唐宪宗问李绛：‘人们说外间朋党太盛，为什么？’李绛回答：‘朋党说起来令人厌恶，寻找起来却没有踪迹。’唉！人行邪事，竟到了无迹可寻的地步，难道不非常可怕吗？臣考察唐朝的事情，牛党、李党都是朋党。然而李德裕的党徒多是君子，牛僧孺的党徒多是小人。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李德裕一党的人好胜自任，凡是不赞同自己的人，便公开排斥，所以他们结党有形迹可见；牛僧孺一党的人好胜而徇私，凡是不赞同自己的人，便暗中排挤防范，所以他们结党没有踪迹而难以查寻。这两个党派，都是明君的罪人。然而二者有优劣之别，不可不辨明。所以臣借论述太宗圣训的机会，认为无形迹的朋党尤其可怕。如今大明已经升起，凤凰之德居于上位，正是邪恶朋党开始消散、至治必将成就的时候。然而事情成就就可能失败，开始之后必有终结。老子说：‘人们做事，常常在接近成功时失败；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像开始时一样，就不会有失败的事情。’所以臣有思考祸患、预先防范的说法。” 博士周行己论述考察朋党、结党营私造成阻塞隔绝的弊端说：“臣私下认为，臣下的私心，没有比结党营私更大的；天下的祸患，没有比阻塞隔绝更深的。古代君主之所以能够独断、任用贤能，广泛听取群臣意见、使视听通达，大概就是为了防范这两种弊端。恭敬地思考陛下即位以来，总揽权纲，振作精神处理政务，官职无论大小，事情无论巨细，都出自圣断；亲自执笔，臣民奔走听命，海内欢欣而歌颂圣德。二十年间，法令完备，政令齐全，政治安定，功业成就。如此说来，天下已经没有事情了。臣愚昧而过度忧虑，私下想到万机繁多，陛下长久辛勤，臣愿陛下蓄养精神，居处深宫，放意于清静之境；小职细务交给三省百司，而只掌握关键，便在于考察辅弼大臣的任用，必须出于公正，使其没有结党营私的欺诈；选择耳目之官，都竭尽忠诚，使其没有阻塞隔绝的祸患。这样一来，什么职位虽小而不能举用，什么事情虽细而不能听闻？不必使圣上事事烦劳，天下的治理就可以实现了。臣愚昧，却禁不住怀有区区如蝼蚁般的诚心。” 钦宗靖康元年，监察御史余应求论述宦官逐渐参与军政的奏状说：“臣曾考察，自古宦官参与军政，从来没有不成为祸患的。所以齐国寺人貂在多鱼泄露军情，夙沙卫负责殿后，结果两位将领都被擒获；唐代任用监军，也往往没有成功。这是后世应当深切警戒的事。国家近年的边事，专门委任童贯、谭稹，最终酿成大祸，几乎危及社稷。如今战争还没有平息，选将任帅，本来就应当让将帅承担责任、取得成效。所派遣的宦官，不过随军承受，负责承接军中事务、奏报文书而已，不应让他们参与听闻军政。近来河东承受王嗣昌奏请统一规定，请求命令每日把将领、士兵、复验首级、提点犒赏、催促粮草以及差遣、侦报军队动静出入等事，都报告承受官；这样一来，虽然名义上是承受，实际上却成了监军。军政不能专由主帅掌握，却要由承受官参与裁决，那么行动处处受到牵制，进退迟疑不决。况且唐代的监军大多拥精兵自卫，胜利时坐享分取功劳赏赐，不利时便带兵先逃。如今王嗣昌又命令以随军步兵、骑兵各两队自卫，若让近里干当随行防护，这又是在重走唐代监军的旧路。这样一来，哪里还有同心协力奔赴敌阵、战死阵中的意志呢？朝廷如果不察觉他的用意而听从请求，臣恐怕将帅会模棱两可、不能专断，又担心日积月累，将来被监军控制的局面会从此开始。臣观察童贯最初掌权时，也只是熙河兰会路承受，后来成为措置边事，又成为安抚制置使，再后来成为宣抚使，最终爵至郡王，执掌枢密。谭稹最初掌权时，也只是熙河兰会路承受，后来成为干当公事，又成为淮浙制置使，最后成为河东宣抚使。他们的权势都是逐步形成的，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如今王嗣昌刚任承受，就被允许参与军政；如果军队返回并取得功劳，后来或许还会任用他，难道不会稍微假借给他权力，逐渐使其显贵兴盛吗？怎么知道几年以后，他不会再次成为童贯、谭稹那样的人呢？《易经》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这是说防微杜渐，应当及早辨别。陛下正整修法度以治理内政，任命将帅以处理外部事务，委任十分专一，不让中间势力干预；王嗣昌却请求干预军政，拥兵自便，首先成为阻塞的台阶，这种苗头不能助长。伏望圣明收回所请，重新给予贬逐责罚，作为宦官参与军政的警戒，以表明专任将帅的意旨，臣将不胜荣幸。”

译中书舍人刘珏上奏“十条开端之戒”说：“陛下即位后，停止御笔亲自批示，停止营缮工程，任用俊杰，斥退虚妄，收束内侍的权力，打开进言的道路。政令既然适当，就不曾屡次更改；任用既然公正，大都称职；赏赐一定看功劳，政事一定核验实情。这就是天下人指日等待太平的原因。近来内降的诏令多次发出，三省很少有可否裁定，这是重新使用御笔的开端。教子弟已经有了处所，却又拆掉重新建造；长久列入入内祗候的班次，形势上似乎可以缓办，却急忙完成，这是营缮的开端。把河阳交给庸才，把泾原委给贪吏，这是任用失当的开端。花石等物滥加赏赐，已经整治又停止；马忠统兵，屡次任用又屡次召回，这是政令屡变的开端。三省、密院议论各自坚持己见，起草拟定时各自举荐所知，执着于不相同、不相亲附的说法，忘记同僚间和睦协敬的原则，这是大臣不和的开端。内路之帅擅自制作圣旨，指挥各郡守令，称作外任，这是监当臣下荒诞欺骗的开端。管理局务的人广泛增设属官，侍奉帷幄的人纷纷争夺殿舍，这是内侍放纵横行的开端。两省封还奏章，大多命令依次施行，有的还告诫不得再次封还；台谏官进言有失当之处，往往责罚为远地的小监当官，这是言路堵塞的开端。体恤百姓的诏令屡次下达，却有很多不能实行，这就成了空文而没有实际德政，是政事失去信用的开端。跟随皇帝出行而获得赏赐、冠带的工匠，也一并推恩；金兵叩击宫阙时，礼房的官吏也晋升官秩，这是爵禄赏赐僭越滥用的开端。这十件事，虽然还没有像前一天那样严重，但苗头已经显现；堵塞并制止它们，可以逐渐达到治平；如果顺着它们发展，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妥善收拾后果了。” 高宗绍兴二年，张浚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每每都应当谨慎对待细微之处；一旦失去根源，最终便无法挽救。古语说：‘细小的水流一旦不能堵绝，浩大的水势来了又怎么办？’这都是说，对细微之处不能不谨慎。古代统治人民的君主，并非不想追赶三代的盛世、兴起太平，但治世常常少，乱世常常多，为什么呢？在细微征兆之间，祸患已经形成，而君主常常因为它细小便忽略，所以一天积累一天，最终达到败乱灭亡。唐明皇对于唐朝，铲除韦氏之乱，成就承平事业，聪明睿智，被称为贤君。等到杨贵妃一被任用，便导致播迁流离。当时唐明皇难道认为这件事果真足以败坏天下吗？正因为把它看得细小而忽略，所以变乱终于扩大。不只是这件事，藩镇跋扈，最终扰乱王室；追究其开端，也不过是把权力借给一两个武夫，让他们拥有数州之地罢了。北司宦官放纵横行，最终与唐朝一同灭亡；追究其开端，也不过是差遣一两个宦官，让他们兼管禁卫军罢了。事情即使细微，也不可不谨慎，每每都是如此；唐朝的事离今天很近，可以作为同类来考察。臣私下想到，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一定曾经留心阅读、考察这些事情；臣的管见，哪里足以有万分之一的补助呢？” 张浚又上言说：“臣曾经认为，在天下无事的时候，君臣上下的名分和关系，形势上足以相互维系。即使君主不能修养自身，也不能纠正约束左右近臣，因而失去天下人心，所造成的祸患还会来得迟些。至于处在艰难多事、敌情不可测、人心容易怨恨的局面，统治人民的君主如果稍有差失，祸乱立即就会发生。大势一旦失去，便不能再重新合拢，能够因为事情细微而忽略它，实在是万幸。” 张浚又上言说：“臣私下认为，从前的君主对于内外侍从大臣之中那些深知其所作所为的人，往往自以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足以控制、驾驭并役使他们，却不知道事情有缓急，事理有意外，隐藏的祸患可能突然发动，成为国家的大患。正是因为辨别得不够早、清除得不够快，难道还不值得警戒吗？” 御史中丞许景衡请求罢免钱伯言知杭州的奏状说：“臣听说，从吴越钱氏归纳国土以来到现在一百六十多年，他的子孙显贵，在士大夫中首屈一指；然而从来没有让钱氏子孙出任杭州守臣，由此可以看出祖宗防微杜渐的深意。近来杭州缺少守臣，朝廷派吏部侍郎钱伯言前往。钱伯言有风采才干，如果统领其他路，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担任杭州守臣，就不合适，而且违背祖宗旧例。臣愚昧，伏望圣上慈悲，特加详细斟酌，另选有才略、有威望的大臣担任杭州守臣。如果需要人马，也请求就近调拨，仍命令其日夜兼程赶去，以拯救一方的危急。” 殿中侍御史张守议论诸将请求私下递送奏札时说：臣听说汉高祖平定秦朝和项羽之后，当时的功臣多被杀戮，很少有人能够凭功名善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地位高而权势盛大。光武帝鉴戒前代的过失，即使寇、邓、耿、贾等建立了高勋大功，分封土地也不过几个大县，所加的只是特进、朝请等名号而已。所以建武年间的诸将，往往凭功名为后代延续福庆，这其中的利害祸福，实在清楚明白。国家自从童贯掌握兵权以来，势力压倒天下；朝廷内的公卿，朝廷外的帅守、监司，下至州县小吏，他们的升降进退几乎都受其影响。因此，凡是持节使者所到之处，无论官职高低，众官都俯伏在廷中拜谒，依附托请以求进身，于是风俗败坏，国势衰落，渐渐导致边疆和内部受侮的祸患。童贯也未能免于斧钺诛戮，这正是忠臣义士痛哭流涕的原因。恭敬地想，陛下圣德神武，拨乱反正，抚慰统御将帅，恩惠礼遇无不周到。然而士大夫的风气仍不振作，旧日的习气尚未消除；像坚冰必将到来、蔓草滋长便难以图治这样的祸患，已经逐渐形成。臣私下认为陛下对此考虑得还不够周全。臣看见近来刘光世从江南回来，王渊从浙右回来，各自都竭尽智力来显示自己的功劳。陛下厚重地施用赏赐，用来劝勉后来者。

译但又听说士大夫中不自爱惜的人，奔走求见、请托干谒，门庭像集市一样，气焰炽盛得令人不敢接近。臣不知道他们凭什么能得到这种待遇。道路上的传言私下说，刘光世和王渊曾经荐举、提拔过一些人，以至于论功行赏时，有些人从未亲身参加战阵，却把名字窜入功劳状中。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防微杜渐也不可忽视。大将的职责，在于训练士卒，明确赏罚，用来抵御寇戎而已，其他事情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地位高、钱财多以后，便不能辨别嫌疑、明察细微，畏惧远避权势，以求使自己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有时甚至到了冒犯法令而自己还没有醒悟的地步。何况如今强敌尚未消灭，徽宗、钦宗二圣尚未归来，将来如果再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劳，又得到超越常格的赏赐，那么宠禄会更加尊崇，所掌事务和权力会更加重大，而朝廷对他们尤其要有所借重，这样招揽权势、招致祸患，将不会只限于今天。汉代的韩信、彭越，近世的童贯，都是不可不引以为鉴的。过去苏建曾责备大将军卫青没有招选贤才，卫青谢罪说：‘招纳贤人、排斥不肖之人，是君主的权柄。臣下只需奉行法令、恪守职分罢了，何必参与招纳士人？’骠骑将军霍去病也是如此。所以卫青、霍去病成为汉代的贤将，事迹载在可信的史书中。臣希望陛下训示诸将，杜绝私下请见求托；告诫敕令士大夫，明确恪守名分义理。这样不只是尊崇朝廷、安定国势、厚重风俗，也可以表明圣明保全诸将的用意。秘书省正字张孝祥上奏说：臣听说，善于治病的医生不会因为没有疾病，就废弃储备药物针石；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会因为暂时无事，就忽略预先准备的防备。大概是因为惩治疾病便能获得长寿，不要害怕进入危险而应当害怕危险本身，这是古人的戒训。恭敬地想，陛下心神深沉美善，圣学高深远大，对于前代国家安危、治乱兴衰的鉴戒，以及古今先后施政措施的适宜之处，都已经明白通达，没有疑惑和蒙蔽。像正午的太阳一样无不照见，像公平的秤一样对轻重都审察清楚。凡是用来明慎政体、兴起治功、巩固宏大基业、维持万世的措施，没有不具备的。哪里还需要群臣以千虑之一得来补充呢？然而臣不顾忌讳，深深思考古人预先筹划的道理，私下认为今天年成确实丰收，但赈济灾荒的政事不能不治理；军队固然已经收敛兵戈，但边防不能不谨慎。黎民贤士都已聚集，百官也都得到治理，应当想到也会有驰骋奔忙而力量不足的时候；四方没有警报，百姓安居，也应当想到会有细小事情尚未整治的祸患。这只是大略。应当在阴雨尚未来临之前做好周密准备，安逸享乐时唯独要警惕鸩毒般的祸害。应当趁着大治大安的形势，选择各种需要预先防备的事项，借大臣入内近前奏对的机会，让他们逐条提出，反复熟思，深入谋划。孟子说：‘国家在闲暇无事时，趁这个时候明辨政令刑罚，即使是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 臣怀着深切不尽的忧思，把这些意见献给陛下。希望陛下幸而赦免臣冒昧之罪。孝宗时，太子詹事王十朋上奏防备之策说：臣曾经说过，人心比山川更险恶，比了解天意更困难，这是说人心不可测度。何况败军亡国之人，怎么能够保证他们长久没有祸患呢？唐太宗曾在殿廷教人射箭，群臣进谏说：‘律令规定，兵刃不可以带到皇帝所在之处。如今却让身份卑贱琐碎的人在殿陛旁张弓挟箭，万一有狂妄之徒突然发难，出于意料之外，这不是重视社稷的做法。’这确实是忧国爱君的话。亲近的卫士和将卒尚且不可以这样，怎么能认为归附之人终究不会造成危害呢？这是很困难的。近来，归明、归正的将领，陛下表彰他们的忠义，赞许他们的勇略，提拔任用他们，每天与他们亲近，使他们效力，这正是所谓推心置腹，足以显示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然而天下有爱君之心的人，无不对此疑虑。他们认为自古以来，最难的莫过于任用这些人，而任用他们的人，很少有能够长久不使他们成为我方祸患的。他们抛弃原来的国家归附我们，内心已经有了二心。如今却让他们早晚侍奉左右，假如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的谋划会很深，打算会很久，而内心又不能保证不变，到那时将怎么办呢？等到这种时候，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请求选择其中明显忠诚、可以任用且一向为陛下所了解的人，把事务和权力交给他们，用爵禄厚待他们，以功名勉励他们，这也足以表示陛下毫无疑心的意思，并激发他们图谋报答的心了。何必每天亲近他们，然后才算待遇达到极致呢？臣希望陛下从往古考察，从将来考虑，特别加以圣心思虑，不要害怕一时的困难，从而把长久的安全置于无害之地，这实在是社稷和百姓的愿望。集英殿修撰赵汝愚论述国家安危所系的四件事，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天下的祸患，常常产生于人们所忽视的地方。祸患产生于被忽视之处，就一定会出现人们意料不到的情况。因此即使有谋臣勇士，也将无处施展力量。哪里比得上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在事情尚未发生前谋划对策，事情已经发生后再设法应对，比较其中的利害得失，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臣想到将要离开朝廷，从此即使有像犬马一样的忠诚，恐怕也没有途径亲自表达。臣反复思考了好几天，谨慎地选取关系国家安危的四件事，冒昧献上自己拳拳的忠心。希望陛下采纳其中的意思，每逢事情发生前都先审慎思考，或许可以收到微小的帮助，臣实在十分荣幸。第一，金国使者入朝觐见时，百官和诸卫都在殿门外，即使负责陪伴使者的臣僚也不能进入参与其中。因此一旦使者稍有失常举动，就已经没有人能够承担抵御的责任。万一发生像从前荆轲、秦舞阳那样的变故，不知道当时谁能抵御？这件事不可不预先防备。第二，臣听说北界官司竟敢在防守边疆的地方公开张榜约定，招诱本界的军人百姓。有官职的仍旧换给官资，没有官职的各自给予、散发钱物。因此渡过淮河离去的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断绝。臣思考边境民众人心的向背，对于国家的大计本来就很不利。万一防守江面的各军中有人接受他们的招诱，将导致军中情势互相煽动，这难道能不深思熟虑地加以筹划吗？第三，镇江这一军最号称雄勇，但士卒的姓氏成分复杂，难以安抚统御。因此如果统御得法，就容易成功；统御不得法，就足以导致动乱。对于它的将帅人选，尤其应当慎重选择。第四，吴氏镇守蜀地，如今已经四代。虽然吴挺不能使士卒归心，也没有其他异志，但那里距离朝廷极其遥远，所授权任又太重，一方之人都已熟悉吴氏的姓名。吴氏子孙也把关外诸军看作自家的旧有财产。将来更换将领时，恐怕必然要烦劳朝廷加以经理。臣认为应当趁如今无事之时，稍微加以裁制，使他们经常知道警戒畏惧，或许可以避免后患。这四件事都还未必会发生，只是臣私下忧虑过度、预先筹划罢了。即便如此，从前申屠刚曾说：‘事情没有发生以前预先说出，通常会被认为是虚妄；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所以忠言极谏很少能够得到采用。希望陛下采用申屠刚的话，体恤臣的忧心，臣实在万分荣幸！万分荣幸！

译参知政事史浩上奏说：臣听说《传》中说：‘败军的将领，不可以同他谈论勇敢；亡国的大夫，不可以同他谋划保存国家。’这是古今通行的评论。近来契丹归正，萧哲伯等人从万里之外远道而来，确实十分劳苦；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败亡逃奔之余，而且又不能知道他们是不是受派遣来作为我们的内应，或被放纵来侵蚀我国，这些都无法确定。陛下接待他们的礼数，应当授予爵位官命，使他们不致失所；严格加以驾驭，使他们将来有所效力，就可以了。如今既赐他们入对，又赐给他们宴饮，其他非正式颁布的优厚待遇也无所不至，应当把他们遣回军前，分别交给部将统领，不要让他们掌管军队。没有听说过忽然又下防令让他们入内打球，臣私下对此十分疑惑。这些人是在北方戎族中长大，击鞠游戏本来就是他们所精通的。陛下是想把这当作游戏来观看吗？还是想优厚款待、宠爱安抚他们呢？如果是把它当作游戏，臣认为投降的敌人不应让他们窥见宫墙以内的情形；如果是想宠爱安抚他们，臣认为从此边将一定会想方设法招纳他们来作为功劳，将来高官厚禄全被这些人所得，实际上对恢复故土没有益处，只会白白耗费财物罢了。从前徽宗朝郭药师献地投降，朝廷把他当作心腹，曾答应他在牟陀冈击鞠；后来他叛逃，敌军大举入侵，果然在牟陀冈修筑营寨，汴都失守时，敌军实际上就是从牟陀冈登城的。这些投降的人本来就不应拿来供作游戏。过去孔子在矍相之圃举行射礼，举起酒杯向众人喊道：‘败军的将领、亡国的大夫，以及作为他人后嗣的人，不得参加。’这些人败亡而来，本来就不足以承受宠爱安抚。陛下的一举一动，天下人都在拭目倾听，实在不能不慎重。《传》说：‘上面有爱好的，下面必定有更加厉害的仿效者。’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先前已经说过，赐予入对不应在便殿举行，应当设置仪仗来显示威严；赐宴不应采用接待使者的礼仪，请求免去随从官员押伴。近来陛下俯察臣的内心，全部依照臣所请求的办理。陛下听取谏言，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圣德巍巍，超过百王之上，不可在这件事上反而有所失误。王质请求不要开启祸患的缝隙，上奏说：臣曾经论述过，天下的祸患，开始时有缝隙，形成时有形势。刚开始出现时，压住它就会坠落，转动它就会散开；稍微放纵而不防备，它又会重新聚合，来去迅疾，细微绵延，使人可以怀疑它，也可以被它欺骗，这就叫作‘隙’。等到它形成之后，在东方压制它却在西方生出，在内部抑制它却在外部振作；竭尽力量攻击它，反而越困窘而祸患越炽烈，这就叫作‘形’。天下的祸患，唯独不能让它发展到形成形势的地步。天下祸患一旦形成，即使有敏捷的人也来不及措手应对。唉，世上的君子对于如何应对天下的变故，已经做到极致了；只是要堵塞祸患的缝隙却非常困难。他们的智慧并不是不足以知道，而是知道了却认为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为什么呢？看见它的细微处，却没有察觉它显著的后果；看见它很小，却没有推究它可能扩大的程度；看见祸患的出处，却没有推究它最终会发展到哪里。这三种情况，就是拱手等待变故发生。臣因此思考：苻坚宠信鲜卑人，李林甫任用胡人将领，仆固怀恩使河北分裂，杜元颖、崔植放纵朱克融，他们都明明看见了祸患的缝隙，却不加弥补修治来堵塞变故。近的导致国家倾覆、本人丧命，远的导致祸害遗留数百年而不能平息。臣常常仔细观察天下的祸患，它的形状就像长江大河：正当水势激荡，好像有所宣泄，却不能决口；又幽深汹涌，好像有所郁积，却不能爆发。它回旋曲折，把愤怒暗暗蓄积在心中，早晚寻找可以纵横奔冲的道路。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提

译高堤防来削弱它的暴烈，不疏导它的支流来泄去决溃之势，那么它势必咆哮腾跃，轰然向四方冲出，毁坏城郭，淹没丘陵山谷，便无法治理。然而天下人不能完全了解水势的各种情状，因水流平静而轻忽无事，以为没有什么可怕，这就等于把水引到天下横流。臣看汉、唐末年，都由于宦官在国内砍削堤防，胁迫君主，残害公卿，对外招纳奸雄，勾连盗贼，终于使天下轰然一同起事，纵横奔突，形成天下极大的动乱而无法控制，祸害的惨烈大致就是这样。臣曾经仔细追究它的源头，似乎起初十分微小。大概是从窦宪兄弟窃取威权、玩弄权柄，而郑众因此立功开始的。所以臣认为，汉代宦官的祸患缝隙开于郑众，形成于孙程、曹腾，发展到极点则是曹节、王甫。从安南、林邑的扰乱，以及杨思勉因此立功开始，所以臣认为，唐代宦官的祸患缝隙开于杨思勉，形成于李辅国、仇士良。国家在宣和末年、绍兴初年，两次因宦官而招致动乱，到现在也稍微有所减损了。平时广泛积聚财货，放纵享受娱乐，穷极美味，这是近臣和亲习之人的常态，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臣唯独担心他们争相援引朝士作为门人，这种渐变不可不加以制止。民间议论认为某人的升进，是某人所主持、所援引的臣属，并不能仅凭此就当作事实；但详细考察他们的行迹，也并非没有证据。为什么呢？天子的秘密防范有时泄露而传到外面，臣下的私情有时也很快就散播开来；对某人特别亲昵，就一定会对另一些人特别疏远。唐朝开元年间，高力士援引宇文融、杨国忠、韦坚、王鉷，使南司、北司合为一体；永泰以后，元载杀死鱼朝恩，使南司、北司分裂为二。它们合为一体时，南司借助北司来成就奸谋；它们分裂为二时，南司又借北司来制造嫌隙。这是双方势力互相激荡所导致的，原本有不得不然之处。如今不要让它们合为一体，那么将来就不至于分裂为二。此事陛下不可不留意。宁宗时，礼部尚书黄裳上奏说：孔子说：‘能够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诗经》又说：‘没有不能有好的开头的，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所谓有始有终，是因为他持守心志专一；所谓很少有好的结局，是因为他持守心志不能专一。陛下今日开始处理政务，确实很好，能够保证以后经常如此吗？请略举已经实行的事情来议论。陛下刚开始总理万机，委任大臣，这正是君主掌握纲要的正确方法。如果所委任的大臣都是合适的人，并且常常像今天这样，陛下即使终身坚持也可以。臣担心几年以后，陛下也想亲自出主意、处理政务，亲自听断，左右近臣迎合陛下，于是说陛下把事情交给外朝处理，权力不能归于皇上，陛下难道不会因此内心不悦吗？臣恐怕到了那时，委任大臣便不能像今天这样专一了。万机如此繁多，不是一人所能应付，如果不委任大臣，就必定要借助左右近臣，小人便会得志，暗中窃取君权，援引邪党，那么祸患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这是臣担忧的第一件事。陛下奖用台谏，台谏的言论无不听取，这正合乎祖宗设置台谏官的本意。如果台谏中任用的都是合适的人，并且常常像今天这样，陛下终身坚持也可以。然而臣担心从今以后，台谏的言论天天传入圣听，有时斥责小人的过错，使陛下想任用他们却不能；有时揭发近臣和亲习的罪过，使陛下想亲近他们却不可以。逆耳的言论不可能不使人厌烦，左右近臣便迎合陛下，说陛下奖用台谏，是想听取直言，但这种流弊会使君主不能自由行事，陛下难道不会因此内心不悦吗？臣恐怕到了那时，奖用台谏便不能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了。朝廷所依靠来分别善恶的，完全在于台谏。陛下如果厌烦他们多言，那么做台谏官的人将会咬紧舌头、闭口不言，没有什么可以论列的，君子日益退处，

译小人日益进用，天下就会乱了。这是臣担忧的第二件事。前面两件是朝廷的大事，再从三件关系陛下自身的事情来说：一是笃厚孝爱，二是勤于学问，三是节制嗜好，陛下如今都在实行，不知道几年以后能否保证始终像今天这样呢？殿中侍御史谢方叔上奏说：操守和存养根本在于内心，国家的治乱则系于天下。君主居处在法宫之中，宫禁深严，早晚亲近君主的左右近习，都是迎合圣意、窥伺动静之徒，往往窥探君主所喜好，不过是为了保全恩宠、希求财利罢了。而在宫禁深处，或许还有流布传播的言论，潜伏其中却无人察觉。防微杜渐，实际上应当以这种心思作为根本。

译司农卿高定子入朝应对时说：内政没有修治，外部警惧也不谨慎；近亲预闻政事的趋势正在形成，近习玩弄权力的趋势正在形成，小人重新被任用的趋势正在形成，国家权柄日渐衰微的趋势正在形成，士气委靡的趋势正在形成，君主势力孤立的趋势正在形成，宗庙社稷临近危险的趋势正在形成。天象变异日益增多，疆土形势日益紧缩。从前只是有危险的脉象，如今已经有危险的形势；从前只是有亡国的道理，如今已经有亡国的证据。度宗时，权礼部侍郎兼给事中陈宗礼进读孝宗《圣训》，因而上奏说：‘国家的安危、政治的治乱，常常起因于一念之间。念头稍有差错，祸乱就会随之显现。天下的动乱，没有不是从微小处开始而发展成显著祸患的。’又说：‘不因私意损害公法，就是国家的福分。’皇帝说：‘孝宗的家法，最谨慎的就是赏善罚恶。’陈宗礼说：‘有功劳而不赏，有罪过而不罚，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赏罚的信实确实不可不谨慎。’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谨慎对待名位和器物制度 周襄王三年，叔带与戎、翟谋划攻打襄王。襄王想杀叔带，叔带逃奔齐国。齐桓公派管仲到周国平定戎乱，派隰朋到晋国平定戎乱。周王用上卿的礼节接待管仲，管仲辞谢说：‘臣身份卑贱，只是有司之臣。天子的两位守国大臣国、高在，如果像《春秋》所记那样前来承受王命，哪里需要用上卿之礼来接待呢？陪臣不敢接受，请允许臣辞谢。’周王说：‘舅氏，我赞美你的功勋，不要违背我的命令。’管仲最终接受了下卿的礼节而回去。东汉顺帝汉安年间，梁冀的五个子弟和中常侍等人因没有功劳却一并受封。大司农杜乔上书进谏说：‘陛下超越藩臣的身份，像龙飞一般登上帝位，天下人心归附，万国都仰赖您。您不急于礼遇忠臣贤者，却先给左右近臣封爵，这会伤害善行、损害德政，助长谄媚之风。臣听说古代的明君，奖赏和惩罚一定依据功劳和过错；末世的昏暗君主，诛杀和封赏各自凭借私意。如今梁氏一门、宦官中的微贱之人，都佩带着没有功劳所获的绶带，分割有功劳臣子的土地，这种违背常理、滥施赏赐的情形，哪里说得尽呢？有功而不赏，会使行善者失去希望；奸邪而不追问，会使作恶者肆意逞凶。所以陈列斧钺而人们并不畏惧，颁布爵位而众人没有受到劝勉。如果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难道只会损害政事、造成动乱而已吗？’ 自身覆亡、国家灭亡，难道能不谨慎吗？杜乔的奏书上奏后，皇帝没有省察。桓帝延熹七年，皇帝南巡园陵，特意下诏让太尉杨秉随从。等走到南阳，左右近臣一起勾结牟利，诏书中有许多任免授官之事。杨秉上书进谏说：‘臣听说先王建立国家，顺应天意设置官职，太微垣中聚集的星宿，名为郎位。入朝侍奉宿卫，出外治理百姓。皋陶告诫虞舜，关键在于任用官员。近来在道路上随意任免，恩宠施加到奴仆之类的人身上，爵位凭钱财取得，政治教化因此败坏。所以民间俗人都在巷中议论，贤才如白驹远逝，清明肃穆的朝廷，远近之人都看不到了。应当割舍不忍之恩，截断求取欲望的道路。’于是诏书中的任免才停止。桓帝时，封赏超过制度，宫内宠臣杂乱而势盛。光禄勋陈蕃于是上书进谏说：‘臣听说有以社稷为事业的人，他所谋求的是社稷；有以讨好君主为事业的人，他所谋求的是容貌和喜悦。如今臣承蒙圣朝恩宠，充任九卿，看到错误却不进谏，就是在讨好君主。诸侯在上象征天上四方七宿，光辉垂照于天，在下对应分封的土地，作为屏障拱卫上国。汉高祖的约定是，没有功臣不得封侯。但臣听说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亲邓遵的微小功劳，又给尚书令黄儁的先人恢复已经断绝的封爵。近习之人凭不合义理的理由受封土地，左右近臣凭没有功劳而承受传递的赏赐。授予官位不考虑才能是否胜任，分封土地不考察功劳大小。甚至一家之中，竟有数人封侯。所以天象失去常度，阴阳次序错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