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一十

译禹、汤也曾遭遇过这种灾害。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凭什么相互救济？突然边境发生紧急情况，动用数十万、上百万军队，国家凭什么供给他们？战争和旱灾相继发生，天下的财力就会极度困竭。有勇力的人聚集徒众横行攻击，疲弱的男子和衰老的人只好交换子女来啃食骨头。政治教化还没有完全通达，远方那些企图比拟、僭越天子的势力也会一同举兵争起。到那时才惊慌谋划，难道还来得及吗？积蓄粮食，是天下最重要的命脉。如果粮食多、财物有余，什么事情不能成功？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坚固，用来作战就能获胜；使敌人怀服、使远方归附，招什么人会不来呢？如今应当驱使百姓回归农业，使他们都专心于根本，让天下人各自凭劳动养活自己。那些从事末技、消耗粮食的人，转而到南亩耕作，那么积蓄就会充足，人人也会安居乐业。这样本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定，却偏偏陷于这种危险不足的境地，我私下替陛下惋惜。于是皇帝受到贾谊言论的感动，开始开设借田，亲自耕作来劝勉百姓。晁错上奏说：“圣王在上，而百姓不受冻挨饿，并不是因为人人都能耕种来供给自己、织布来穿衣，而是因为圣王为他们开辟了取得财物的途径。所以尧、禹遭遇九年水灾，汤遭遇七年旱灾，国家却没有相互弃置、瘦弱患病的人，这是因为积蓄财产很多，预先准备充分。如今四海统一，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不逊于禹、汤时期，又没有连续多年的水旱天灾，而积蓄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为什么呢？土地的潜在利益没有充分利用，百姓还有余力，能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水泽的利益没有全部开发，靠消耗粮食生活的人也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百姓贫穷就会产生奸邪；贫穷源于不足，不足源于不务农；不务农就不能固定在土地上，不能固定在土地上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业。百姓像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也仍然不能禁止。寒冷时穿衣，不必等到轻暖的衣服；饥饿时吃饭，不必等到甘美精细的食物。饥寒临身，人就顾不得廉耻。人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缝制衣服就会寒冷。腹中饥饿而没有食物，皮肤寒冷而没有衣服，即使慈母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能拥有百姓呢？明君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致力于农桑，减轻赋敛，扩大积蓄，充实仓廪，防备水旱灾害，因此百姓才能为君主所有。” 百姓由居上位者治理，他们趋向利益就像水流向低处一样，四面八方都没有选择。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然而众人都看重它们，是因为君上使用它们。它们轻便细小、容易收藏，握在手中就能携带，足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患；这使臣下轻易背弃君主，百姓容易离开乡土，盗贼有所鼓励，逃亡者也能携带轻便资财。粟米布帛生长于土地，依时令成熟，依靠人力积聚，不可能一天造成。几石粮食很重，普通人不能胜任搬运，不能成为奸邪之徒谋利的对象；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会来到。因此明君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如今一个五口之家，服役的人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不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还要砍柴，办理官府事务，供给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冻，四季之间没有一天休息；此外还要私下迎来送往、吊丧问疾、抚养孤儿、养育幼童。辛劳如此，还要遭受水旱灾害、紧急政令和暴虐，赋敛不按时，早晨下令晚上就改变；眼下有粮的人也只能按半价出售，原本值一千钱的只能得到五百钱；没有粮的人则借取加倍的利息，借一还二。于是有人卖田宅、卖子孙来偿还债务。” 债务形成以后，大商人积聚财物，获取加倍利息；小商人坐在店铺中贩卖，掌握奇货厚利，每天在都市中囤积财物。他们趁着君上急需，所卖物品必定加倍定价。因此男子不耕种，女子不养蚕织布，穿衣一定要有文采，吃饭一定要有粱肉，没有农夫的辛苦，却得到千钱、百钱的收益。他们凭借富厚的资财结交王侯，势力超过官吏，以利益相互倾轧，千里奔驰游乐，车马仪仗接连可望；乘坐坚固的车，鞭策肥马，脚穿丝鞋，身拖缟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如今法律轻视商人，商人却已经富贵；尊重农夫，农夫却已经贫贱。因此，民间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彼此相反，好恶互相违背，却想使国家富足、法令确立，是不可能的。当今的急务，没有什么比让百姓专心务农更重要。想让百姓务农，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的价值；提高粮食价值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获得赏赐和免除惩罚。如今招募天下人向县官输纳粮食，可以用来授予爵位，也可以用来免除罪过。这样，富裕百姓得到爵位，农民得到钱财，粮食也有所流散。能够输纳粮食来取得爵位的，都是有余粮的人；从有余粮的人那里取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这就是所谓损有余以补不足，使政令一出而百姓获利。” 这顺应了民心，所补益的有三点：第一，君主的用度充足；第二，百姓的赋税减少；第三，劝勉农业生产。如今规定百姓拥有一辆车和一匹骑马的，可以免除三人的卒役钱。车马是天下的武备，所以免除卒役。神农的教诲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披甲的百万军队，如果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王者最重要的用度，是政事的根本。规定百姓输粮取得爵位，达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的卒役。这同拥有车马所获得的功劳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上所专有的，从口中说出就无穷尽；粮食是百姓种植的，生长于土地却不能无穷无尽。获得高爵和免罪，是人们非常希望的事。假使令天下向边境输粮来取得爵位、免除罪过，不到三年，塞下的粮食必定很多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东汉顺帝即位后，没有实行借田礼。尚书仆射黄琼认为这是国家的大典，不应长期废止，于是上奏说：“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恭敬地举行明祀、增加福祥的。因此必定亲自举行郊庙之礼，亲自辛勤耕借田，以身先百姓，率先劝勉农业。过去周宣王不亲耕千亩，虢文公认为这是很大的讥责，后来终于发生姜戎之难，最终损害中兴的声名。我私下看到陛下遵循考察古代的大业，体现刚健肃敬以应天顺时，奉祀先祖并怀柔百神。如今宗庙祭祀刚刚结束，而祈谷洁斋的事情，明天就要举行。我担心左右近臣不愿多次劳动车驾，认为亲耕之礼可以废止。我听说先王制定典礼，借田有固定日期，司徒共同告诫，司空清除坛场；提前五天，就有和风到来的征兆。周王进入斋宫，饮醴酒、带着耒耜出行，确实是很慎重的。自癸巳日以来，一直刮西北风，甘雨不能聚集，寒凉之气仍未消解。临近春天前往东郊，既然不能亲自举行先农之礼，就应当自我勉励，以迎接和气，招致应时的风。”《易经》说：‘君子自强不息’，这就是君子的正道。”奏书上呈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魏明帝即位后，大司农司马芝上奏说：“王者治理天下，尊崇根本、抑制末业，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王制》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成其为国家。管子说：‘把积蓄粮食作为当务之急。’如今两个敌国尚未消灭，军队征战不止，国家的要务只有粮食和布帛。武皇帝特意设置屯田官，专门以农桑为事业。建安年间，天下仓廪充实，百姓富足。自黄初以来，却听任各典农官经营谋生，各自只为所属部下打算，实在不是国家大局所应采取的做法。王者把四海之内当作一家，所以古书说：‘百姓不富足，君主和谁一起富足？’富足的原因，在于不失天时而充分利用地力。如今商旅所追求的利益，虽然有加倍的显著利润，然而从统一国家的计划来看，已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还不如开垦一亩田、增加一亩的收成。农民从正月开始耕种田地，除草锄地、修整桑树，耕地烧田、播种麦子，收割筑场，到十月才结束；还要修缮粮仓和桥梁，运输租赋，修路架桥，涂泥修补房屋，因此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不做农事。如今各典农官都说留下的人是替出行的人守田，按他们的力量和情势计算，不得不这样；如果没有废弃的农事，那么他们本来就应当有余力。” 臣愚昧地认为，不应当再把商业事务混杂进来扰乱他们，而应专门以农桑为务，这对国家的计划有利。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和年间，散骑黄门侍郎杜恕认为，古代刺史奉行宣布六条诏令，以清静治理著名，以威风显著闻名；如今可以不要让刺史兼领军队，使其专心处理百姓事务。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领冀州，杜恕于是上防奏说：“帝王的治道，没有什么比安定百姓更重要。安定百姓的办法，在于使财物丰足；使财物丰足，就是致力于根本、节省用度。如今两个贼国尚未消灭，战车频繁出动，这正是熊虎般勇士施展力量的时候。然而士大夫中的儒者横加荣耀推崇，捋袖握腕、争相高论，把孙武、吴起列为首要；州郡的牧守也都共同忽视安民的办法，修习将帅之事，农桑百姓竞相从事战争，不能说是致力于根本。国库年年空虚，而制度年年扩张；民力年年衰弱，而赋役年年增加，不能说是节省用度。如今大魏全部占有十州之地，却承受丧乱的弊害，计算户口，还不如从前。一个州的百姓尚且如此，然而东西两方有僭逆势力，北方胡虏尚未宾服，三边又遭遇祸难，几乎环绕天下。因此，要用一个州的百姓经营九州的土地，艰难程度就像鞭策瘦弱的马去走远路，难道能不加意爱惜它的力量吗？凭武皇帝的节俭，府库还很充实，尚且不能让十州都驻兵，每郡仅置十二军。” 如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以及沿边各州都有军队。它们所依靠的，是对内充实府库、对外制服四夷，真正承担此任的只有兖、豫、青、冀四州。臣先前认为州郡长官兼掌军队，就会专心追求军功，不勤于民事，应该另设将领和太守，以尽治理职责。可是陛下又以宠幸和高位让吕昭兼领冀州。冀州户口最多，田地开垦最多，又有桑枣丰富的资源，是国家征求财物的府库，实在不应再让他兼任军事事务。若认为北方需要镇守，自可专门任命大将统领，以镇定安抚那里。计算另设官吏和士卒的费用，与兼任官职相比并没有明显增加。然而以吕昭的人才，尚且可以改变中朝的任用；如果缺少兼具才能的人，兼任之职就不可能很多。由此推知，国家应当是根据人才选择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迁就人才。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政事就公平，诉讼就能审理；政事公平，所以百姓富足尊贵；诉讼审理清楚，监狱就会空虚。陛下即位时，天下判决的案件只有一百几十人，年年增加，到如今已经五百多人了。百姓并没有增多，法律也没有更加严酷，由此推知，这难道不是政治教化衰败、牧守不称职的明显证据吗？往年牛死亡，大约全国每十头就损失两头；麦子收成不到一半，秋种也没有播下。假如两个贼国在边境发动进攻，运送粮草，千里之外来不及供应；究竟采用这种办法，难道在于强化军队吗？” 武士和精兵越多，反而越是增加祸患。天下就像人的身体，腹心充实，四肢即使有病，最终也没有大患。如今兖、豫、青、冀四州正是天下的腹心。因此愚臣诚恳地希望四州的牧守专门修治务本的事业，以承受四肢所担负的重任。然而孤独的议论难以坚持，违逆众意的愿望难以实现，众人的怨恨难以积聚成势，疑似的情形难以分辨，所以多年都没有被明主察觉。凡是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地位卑贱之人，实在不容易被听取。假如好的策略一定只能出自亲近显贵之人，那么他们本来就不必冒着这四种困难来求取忠诚和君主的爱护；这正是古今一向存在的忧患。

译吴乌程侯时期，仓廪没有储备，社会风俗越来越奢侈，百姓不致力于根本。东观令兼领右国史华覈上防奏说：“如今寇虏遍布，征伐没有停止，平时没有多年的积蓄，出战没有应敌的储备，这是有国家的人应当深深忧虑的。财物和粮食的产生，应当出自百姓；顺应时令致力农业，是国家最紧迫的事情。然而京城以下各官府所掌管的物品各不相同，各自下达征调，不计算百姓的力量，动辄规定近期交纳。长吏害怕获罪，昼夜催逼百姓，使他们丢下耕种事务，慌忙赶赴集合日期，确定期限送到京城。有的物资积存不用，却白白使百姓耗费力量、错过农时。到了秋收时，又督促限期交入，夺去他们播种的时节，却责令他们缴纳当年的税赋。如果有拖欠，就登记没收财物。因此家家户户贫困，衣食不足。应当暂时停止各种劳役，专心发展农桑。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冻。’所以先王治理国家，专门把农业当作要务。自从军队兴起以来，已经将近一百年，农民荒废南亩的事务，女子停止机杼的工作。由此推算，吃粗劣食物而长期饥饿、穿单薄衣服而踏冰行走的人，当然不会少。臣听说君主向百姓所求的有两件事，百姓向君主所盼的有三件事。” 君主所求的两件事，是要求百姓为自己劳作，要求百姓为自己战死；百姓所盼的三件事，是使饥饿的人得到食物，使劳累的人得到休息，使有功的人得到赏赐。百姓已经完成君主所要求的两件事，而君主失去了百姓所盼望的三件事，怨恨之心就会产生，功业也不能建立。如今国库不充实，百姓的劳役繁重，君主所求的两件事已经具备，百姓所盼的三件事却没有得到满足。况且饥饿的人不必等到美味佳肴才会饱，寒冷的人不必等到狐貉皮衣才会暖。美味只是满足口腹的奇珍，华美刺绣只是装饰身体。如今事务繁多、劳役烦重，百姓贫穷而风俗奢侈；百工制作无用的器物，妇女制作华美奢靡的装饰，不勤于纺麻织布，反而一味刺绣文采黼黻，彼此仿效，以独自没有为可耻。军户和民户之家也仍然追逐这种风俗，家中没有一儋一石的储粮，出门却穿绫罗绮绣。至于富有的商贾之家，又用金银加以装饰，奢侈放纵尤其严重。天下尚未平定，百姓尚不能自给，应当统一生产百姓生活资料的根源，发展粮食和布帛的生产，却把功夫耗费在浮华的技巧上，把时间浪费在奢靡的事务上。上面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下面却有耗财费力的损失。如今官吏士人的家庭，子女少的有一两个，多的有三四个。假如普遍规定每户有一个女儿，十万户就有十万女子；每人一年纺织一束布，就有十万束了。” 让四境之内同心协力，几年之间，布帛一定会积聚起来。可以任凭百姓使用五色之物，只禁绝绮绣等没有益处的装饰。况且容貌美丽的人不必依靠华丽色彩来增加美好，姿态艳丽的人也不必依靠华美丝织品来获得爱慕；五色装饰已经足以使人美丽了。即使用尽粉黛、穿尽盛装，也未必没有丑妇；废除华采、去掉文绣，也未必没有美人。若事实确如所说，有了它没有益处，废除它也没有损害，为什么还要吝惜而不暂时禁止，以充实府库的急需呢？这是救济匮乏的首要事务，也是使国家富足的根本事业。即使管仲、晏婴再生，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承接太平、继承帝位，天下已经安定，四方没有忧患，尚且认为雕文会伤害农事、锦绣会妨害女工，于是开辟富国的利益，杜绝饥寒的根源。何况如今天下分裂，豺狼充斥道路，军队不离边疆，铠甲不能解下，怎么可以不扩大生财的来源、充实府库的积蓄呢？” 西晋武帝咸宁年间，下诏询问朝臣政事的利弊。司徒左长史傅咸上言说：“陛下处在至尊的地位，却实行平民的事务，亲自阅览各种机要政务，每天劳心直到日近西山。从前帝王亲自实行俭朴，以利天下，没有谁超过陛下。然而从泰始开元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军队和国家的储备还不丰足，百姓不能自给，一年收成不好，就有人面带菜色，这确实是因为官员太多、事务繁重，免除徭役的制度过于泛滥，消耗财物的人多，而亲自务农的人少。臣资质愚陋，错误地忝居近臣之职，每每看见圣诏以百姓饥荒为忧，却不能有所补益，内心惭愧，怎敢不竭尽自身来回答陛下的询问？过去都督有四人，如今又都兼领监军，竟增加到十多人。夏禹平治土地，划分为九州；如今的刺史，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户口只有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却更多；空设校尉牙门，对宿卫没有益处，虚立军府，动辄就有一百多个。五等诸侯又坐享官属，种种宠赐供给，都产生于百姓。一个男子不务农，就有人因此挨饿；如今不务农的人，多得数不清。即使五谷全部丰收，也仅够勉强接续；一旦稍有灾害，就不能继续供给。我认为当前的急务，应当先合并官署、减少事务，使政事清静、停止劳役，上下同心，只以农业为务。” 武帝下诏，因连年饥荒，议论节省开支的办法。齐王司马攸上奏说：“臣听说先王的教化，无不先端正根本；致力农业、重视根本，是国家的大纲。如今各地清平，武夫解甲，应当广泛给以休假，使他们从事农业。然而郡守、国相不能尽心体恤公事，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从前汉宣帝感叹说：‘和我一起治理天下的，难道不是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吗？’于是勤加赏罚，考核升降官员的治绩，当时上下和谐，因此有许多以善于治理著称的郡守。如今土地还有余利而不务农的人很多，加上依附末业的人又有虚假冒充。综合天下的情况来看，饥民必定不少。现在应当严令州郡，查究各种弄虚作假、妨害农业的事情，督促切实耕种南亩，上下共同奉行这一要务，那么天下的粮食就可以恢复古代的成效，难道还会因为偶然一次水旱灾害就忧虑饥饿吗？考核功绩、黜免升迁，都应当严格明白，使人畏惧威严、感怀恩惠，无不自我勉励。又都邑之内，游手好闲、靠吃粮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巧技末业、服饰奢华艳丽，富人兼有美物，这仍然是魏国遗留下来的弊病，教化浸染日浅，耗费财物、损害粮食，动辄以万计。应当重申旧法，务必禁绝这些事情，使人弃奢从俭，不耽误农时，竭力从事耕种，以充实仓廪，这样荣辱礼节就会由此产生。” 振兴教化、回归根本，在此时最为重要。”

译武帝派黄门侍郎虞▯、桓彝打开仓廪，赈济供给饥民，并合并减少各种劳役，百官各自上密封奏事。后军将军应詹上表说：“一个人不耕种，天下必定有人因此挨饿。自从军队兴起以来，征战和漕运、朝廷宗庙、百官用度，已经十分繁多广泛；下至工商、流寓之人和僮仆，不亲自从事农桑而游食的人以十万计。既不想开辟有利的生产，却希望国家富足、人人给足，难道不困难吗？古人说：‘饥寒同时到来，即使尧舜也不能使野外没有盗贼；贫富相互兼并，即使皋陶也不能使强者不欺凌弱者。’所以凡有国有家的人，哪有不致力农业、重视粮食的？近来魏武皇帝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广泛建立屯田；又在征伐之中，让披甲士卒随地开垦，所以百姓不十分劳苦而大功得以完成。近来流民逃往东吴，东吴如今俭约，他们都返回江西；那里良田荒废不久，采用火耕水耨，恢复生产相当容易。应当选择流民，复兴农官，功劳报酬和赏赐都依照魏氏的旧例。第一年让他们与百姓共同耕作，第二年分收税赋，第三年按赋税定额征收来使用他们；公私双方都得到救济，那么仓库充盈、粮仓积满，指日可待。” 武帝想扩大农业，束皙上奏议论说：“臣看到诏书说仓廪不充实，关右地区饥荒贫困，想大力兴办田农，使美好的谷物繁殖。这确实合乎有虞氏的警戒和大禹竭尽力量的道理。然而要使农业丰收，可以达到的条件有三项：一是天时没有差错，二是地利没有丧失，三是人力全部得到使用。假如春天没有细雨滋润，秋天却有大雨泛滥，水旱失去适度，即使祈雨禳灾，纵然让羲和调理时序、后稷亲自务农，在高地低地整治田界沟渠，在田中勤除杂草，也仍不足以使仓庾积蓄达到充盈亿万的程度。然而，地利可以计算开发，人力可以督促实现。诏书的意图，是否也要把这些道理全部做到呢？如今天下有千座城邑，游食的人很多，荒废本业而占据空地，没有实际耕田课业的人，考察九州，数量超过万计。可以申明并严格执行这一禁令，命监司精细查察；一人不能完成耕作任务，责任追究到郡县。这就是人力可以实现的方面。又司州十郡土地狭小、人口繁多，三魏尤其严重，而猪、羊、马的牧场遍布境内，应当全部废除，拿来供给没有产业或产业很少的人。即使迁徙其中一部分，留下的仍然很多；田地、苑囿和牧场的人不喜欢旷野，贪恋住在人间，所以说北方土地不适合畜牧，这实在不对。考察古今记载，马的产地确实在冀北；大批买卖羊群，取自清河、渤海；放猪的歌谣起于钜鹿，这些都是证明。” 可以把各处牧场的人全部迁徙过去，以充实那里的土地，使马、牛、猪、羊在空闲田地上吃草，使游食的人接受产业，得到赋给的恩赐，这就是地利可以实现的方面。从前骍駓在郊野，是史克用来歌颂鲁僖公的事；放弃养马而致力农田，是老子称道有道之治的事，难道不是因为利益能够汇聚吗？又如汲郡的吴泽，有良田数千顷，积水泥泞，人们不能开垦种植。我听说当地人都认为疏通排水并不困难；把盐碱地变成平原，利益十分重大，但豪强大族贪惜捕鱼所得，构陷诋毁主管官员，最终没有疏浚。这也是古代谷口的歌谣所记载的事情，应当再次下令郡县，详细筹划当今的办法。荆、扬、兖、豫四州的污泥土地、适合开渠筑堤的地方，一定有很多类似之处，最是不必等待天时就可获得丰年的地方。因为云雨可以由畚锸开掘水利而产生，许多稻谷可以由决水排泄而生长，不必等候山间云气出现、黄水泛滥，也不必祈祷山川而使连绵大雨停止。因此，东西两周曾争夺黄河东西的水流，史起痛惜漳渠的水患，这都说明地利的重要。应当下诏四州刺史，谨慎查考后上报。又从前魏氏迁徙三郡百姓，安置在阳平、顿丘交界，如今繁盛起来，共有五六千家。两郡田地逼近狄境，可以迁回西州，以充实边地，赐给他们十年的免役，以安慰他们迁徙的心情。” 这样一举两得：对外充实边地，对内使土地宽裕；增加贫困百姓的产业，开辟西郊的田地，这又是农业上的重大益处。愍帝时期，江东刚开始建立政权，农桑荒废。熊远上奏议论说：“立春这一天，天子在上帝那里祈求谷物丰收；于是选择吉日，携带耒耜，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王借田，以劝勉农业。《诗经》说：‘不亲自参加、不亲自办理，百姓就不会相信。’自从丧乱以来，农桑没有修治，游食的人很多，都是因为离弃根本、追逐末业的缘故。”当时朝廷的议论认为这番话很好。后魏太武帝时期，朝廷多次禁止封占良田，而且京师中靠游食生活的人很多。侍郎高允上言说：“臣年轻时地位卑贱，所知道的只有田地，请允许臣谈谈农业。古人说：‘方圆一里的土地，可以成为田三顷七十亩；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则有田三万七千顷。’如果勤于耕作，每亩增加三升收成；如果不勤劳，每亩减少三升。方圆百里土地增减的总数，就是二百二十万斛粮食，何况天下这样广大呢？如果公家和私人都有储备，即使遇到饥荒之年，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唐太宗贞观五年，有关部门上书说：“皇太子将要举行冠礼，应当以二月为吉日，请预先准备仪注。”太宗说：“如今春耕正开始，恐怕会妨害农事，命令改在十月举行。”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家的说法，二月最为吉利。”太宗说：“阴阳家的拘忌，是朕不采用的。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而不顾道德和义理，想求得福佑，怎么可能得到呢？如果所做的一切都遵循正道，自然经常遇到吉祥。况且吉凶取决于人的行为，哪里要借助阴阳？拘束农时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万万不可暂时失误。” 太宗时期，京师遭遇旱灾，蝗虫大量出现。太宗进入苑中察看禾苗，看见蝗虫，捉取几只祷告说：“百姓把谷物当作性命，而你们却吃它，这是在伤害百姓。百姓如果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你们如果有灵性，只管吃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他准备把蝗虫吞下，左右侍臣急忙劝谏说：“恐怕会因此成病，不可以。”太宗说：“我所希望的是把灾害转移到朕身上，哪里还要躲避疾病！”于是把蝗虫吞了下去。从此蝗虫不再造成灾害。

译太宗对侍臣说：“凡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衣食为根本；经营衣食，又以不失农时为根本。要不失农时，只有君主简约清静才能做到。如果兵戈屡次发动，土木工程不停，却想不耽误农时，怎么可能呢？”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尽兵力，对内崇尚奢侈宫室，民力已经耗尽，祸难于是兴起。他们难道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失去了安定百姓的道路。灭亡隋朝的覆辙并不遥远，陛下亲自承受过它的弊害，知道应当怎样改变它；然而事情开始时容易，坚持到底实在困难。伏愿陛下慎重对待结局，如同开始时一样谨慎，这样才能完全取得成效。”太宗说：“卿说得对。安定百姓、使国家安宁，全在于君主。君主无为，百姓就快乐；君主欲望多，百姓就痛苦。朕之所以抑制感情、减少欲望，是为了克制自己、勉励自己。”太宗按天下粮价大致计算，每斗值五钱，最便宜的地方每斗只值三钱。于是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性命。朕作为亿万百姓的父母，如果禾黍不能丰收，那么百姓就不是国家所能拥有的。既然遇到这样的丰收年景，朕只想亲自实行俭约，绝不轻易奢侈。朕常常想把天下百姓都赐予富贵，令他们减少徭役、减轻赋税，不耽误他们的农时，使家家户户任意耕种，这样就是富足了。” 敦厚地实行礼让，使乡里之间年少的敬重年长的，妻子敬重丈夫，这样就是尊贵了。只要天下都能如此，朕即使不听管弦之乐、不随从田猎，也会从中得到快乐。”房玄龄说：“陛下致力农业、重视粮食，实在是百姓的幸运。” 武后时，诏令购买河南、河北的牛羊以及荆、益二地的奴婢，设置登莱监，以扩充军用物资。监察御史张廷珪上书说：“如今河南发生牛疫，十头牛中存活不到一头。诏令虽说是公平买卖，实际上比强行夺取还厉害。一起购买，价格难以确定；挑选牛只，官吏又会索取贿赂。这样一来，即使牛疫再次发生，农民还会受到更重的伤害。高原上的耕地被夺去作为牧场，两州再也没有成年男子和田地了。牛羊践踏糟蹋整个境内，百姓还依靠什么呢？荆、益的奴婢大多本是国家户籍中的人口，却被奸猾豪强掠夺买卖；一旦进入官府，永远没有免除奴籍的期限。南北气候习俗不同，必然导致他们生病，这是有害而无益的事。我还听说，君主所依靠的是百姓，百姓所依靠的是粮食，粮食所凭借的是耕作，耕作所凭借的是牛。牛废弃，耕作就废弃；耕作废弃，粮食就断绝；粮食断绝，百姓就死亡；百姓死亡，君主还凭什么立国呢？羊并不是军国最急切需要的东西，即使让它们繁殖增多，也不能从中谋取利益。”后来此事才停止。唐德宗贞元五年，诏令把二月一日定为中和节，主管部门进献农书，永远作为常规制度。柳宗元进呈农书的奏状说：“臣恭敬地认为，平治东部春耕之事，《虞书》已经制定了制度；开始在南亩耕作，《周雅》也留下了文字。这些都是顺应天时来教导百姓，竭尽土地的力量来使粮食丰足。自从陛下更新并确定这个节日，更加勉励农业生产，既建立了可以流传的典章，又常常陈献农书来施行。这样，耕作和开凿水利的利益，就能把皇帝的恩力施行于美善的谋议之中；农作收获的艰难，也能因圣明的阅览而感动天心。陛下勤劳而率先垂范，远远超过古代先王。天下所有臣民，无不感到万分庆幸。”前面所说的农书，谨慎地封在匣中进呈。后唐明宗天成四年，明宗问宰相冯道：“今年虽然丰收，百姓的衣食是否充足？”冯道回答说：“农家遇到灾年，就会死于流离饥饿；遇到丰年，又会因粮价低贱而受损。丰年灾年都受困的，只有农家如此。臣记得进士聂夷中的诗说：‘二月里卖掉新抽的蚕丝，五月里卖掉新收的粮食；为了医治眼前的疮伤，只好挖掉心头的肉。’话虽粗俗浅白，却把农家的处境完全写出来了。农民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最为勤苦，君主不可不知道。”明宗很高兴，命左右把这首诗抄录下来，常常吟诵。宋太宗淳化四年，诏令主管部门讨论均田法。太常博士陈靖上议说：“这项法律不能立即施行，应该先命大臣或三司使担任租庸使，或者兼任屯田制置；再选三司判官中通晓民政事务的人两名担任副职。对两京东西千里以内的地区，查核荒地以及逃亡百姓的产业，登记造册，招募百姓耕作。赐给耕作者房屋、牛、犁、种子和粮食；不足的，再用库钱补给。另定考核为十分制，责成州县劝勉督促耕作，用印纸登记，并按成绩优劣分别考核。分为三等：各县所管的垦田，第一年达到应课的三分，第二年六分，第三年九分，列为下等；第一年四分，第二年七分，第三年达到十分，列为中等；最好的是第一年达到五分，不到三年就达到十分，列为上上等。成绩最好的，令、佐官可以免除选任考核或越级提升资历；成绩最差的，立即增加选任年限并降低资历。每州把各县田地合计为十分，根据优劣实行赏罚。等过了几年，全部废除官营屯田，改为把土地交给百姓缴纳赋税；然后按照人口授给田地，依据土地情况平均税负，参照井田制度确定下来，再把法令颁行四方，不过如此罢了。”太宗对吕端说：“朕想恢复井田制，只是还做不到。陈靖的这个办法符合朕的心意。” 至道二年，陈靖任将作监丞时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上天生育众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土地生长百谷，粮食是百姓的财富。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兴盛，百姓没有财富就不能聚集。因此《尚书》有‘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的训诫，《易经》有‘聚集人民叫作财富’的文字。考察这些格言，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重要道理。先王要使百姓聚集，难道能直接给他们耕作所得的粮食、织造所得的衣服吗？不过是为他们打开生财的门路，向他们指示农业和蚕桑的根本，使他们能够养活生者、安葬死者，出力于田地，而没有轻易抛弃家庭、离开乡土的念头。由此可知，治理国家的道理，以聚集人民为先。人口聚集，田野就没有闲置的土地，家中就没有缺乏的用度，义夫节妇也由此产生。对内就能与亲族和睦，对外就能与乡党协调，争讼无从发生，邪伪无处安身。想使教化不能推行，也就不可能了。如果不是这样，官府就没有固定的户籍，社会上就会有流动的百姓，叛党和凶徒也由此而起。小则侵扰乡里，大则侵犯州县，礼让无从兴起，仁爱诚信无从施行。想使刑罚不用，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所以君王应当察看逆顺的起端，推究国家存亡的道理，设置职官来维护国本，建立井田制来节制百姓的财富。贫弱者不使他们饥寒，富豪者不使他们兼并土地，使大小贫富都得到救济，远近百姓都归于安定。

译这样以后，赋税徭役就能均平上缴，国家没有苛刻的搜刮；衣食在下得到供给，百姓没有其他非分的要求。粮仓充实，时世安康富足；人口众多而且富裕，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来归。使四海百姓都像一家人的子弟一样。即使风雨失调、螟虫蝗虫成灾，也只能造成小忧患，不足以造成大灾害。然而自从秦朝破坏周代制度，设置阡陌并崇尚战功；汉朝沿袭秦朝的规制，又增加算缗等税来掠取民间利益。因此使国内人人怨恨，天下百姓困苦不堪，终于发生刘邦、项羽的争战以及王莽、董卓的祸乱。到了晋、魏，直到隋、唐，其间明君昏君相继出现，治乱交替，有时用苛刻搜刮来加重百姓负担，有时施行宽缓平和的政策；有时利于国家而取资于百姓，有时有利于当时却贻害后世。利弊得失的道理，史籍中都有记载。既然如此，土地生财有一定时节，人民出力也会疲倦。关键在于君主审察时令来测度土地，察知百姓疲倦而顺应人情，使百姓的力量能够不断发挥，财富生产不致匮乏。那么聚集人民的要领，就在这里了。如今国家富有，天下治理胜过夏、商、周三王，堵塞了汉代刘氏的邪路，铲除了晋代石勒、石虎一类的祸根。境内所有百姓，谁不是王朝的臣民？天下舟车所能到达之处，全都输送贡赋。使用民众的力量，如今尤其突出；若论财富丰盈，古代也很难相比。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荒地也不少，面带饥饿寒冷之色的百姓竟有十分之五，这难道不是户籍还不够精确、劝农督课还不够完备吗？臣愚昧地认为，要使户籍精确，没有比遵循闾伍制度更好的办法；要使劝农督课完备，没有比申明按成绩优劣考核的条例更好的办法。这样，闲散劳动力一定会消除，荒地也会全部开垦。管子说：‘想治理国家，先要了解人民；想了解人民，先要弄清土地。’黄帝有乡井制度，周人设置三隧之官，使每十家、五家相互监督，里邻相互担保；有无可以互相借贷，才能高下可以互相谋划，生产可以互相调剂，死亡疾病可以互相救助，危难可以互相帮助，婚嫁可以互相撮合。人民顾念自己的家庭，家庭守住成员；逃亡者无处藏匿，迁移者无处投奔。想掩盖反而暴露，不救助也能得到救助，所以百姓有安居故土的心意，官府没有遗漏人口的忧虑。主政者可以把政令施行于百姓，百姓的心也可以系属于君主。人口多少的数额，老幼都登记在册。所以《周礼》规定，每到孟冬，司徒进献人口数，君王拜谢后接受，冢宰副贰办理，于是命主管部门登记在天府。重视民籍到了这种程度。东晋实行按土地确定民籍，北齐时期民间也认为这种制度便利。到了陈朝灭亡、隋朝动乱之时，纪纲紊乱，法度衰败。到了李唐，大力革除这些弊病，于是有村正掌管乡村田野，有坊正管理城邑居民。大体上，其条文与今天相类似。不过那时村正、坊正都选用强干公平的人，州官、县官完全掌握人口的生死存亡。三年编造一次户籍，共有三本：一本供省司使用，一本留在县中由主将掌管，一本送交州中核对。隐瞒一户，就加重处罚郡守县令；漏报一名成年男子，罪责牵连乡邻。所以能够上级尽心，下级竭力，彼此检点谨慎，不敢欺骗。又加以纠察揭发奸伪错误，督促征收租赋，按照等级都有劝勉和惩罚。如今州中的人口数额不能按时登记上报，天府也没有听说一定施行惩罚；县中屡有漏报，州司也因此默不作声。人口存亡只任由里胥处理，增减全凭田畯决定。土地上的奸恶事情直到完全暴露才知道，户中有人死亡也要等遇到差役征发才上报。这样做，怎么能不掩盖弊病，使那些已经恢复本业、回归农业的人再次离散呢？所以说：‘户籍还不够精确。’再说，土地是粮食生长的地方，粮食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不耕作，就无法取得粮食；粮食不成熟，就无法养活人民。因此古代如果住宅周围土地荒芜、田地没有开垦，都有缴纳里布、屋粟租的规定，大概是勉励勤劳而惩罚懒惰。汉代诏书说：‘《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以粮食为第一。’ 这确实是家庭富足的源头，也是停止使用刑罚的根本。因此应当厚待农业、减轻赋税，把它与孝悌同列为考核科目；重视农业到了这种程度。孝平皇帝元始初年，设置大农部丞制度，分区负责劝农督课，逐处督促耕作蚕桑。不到两三年，中原垦田达到九百万顷，家家衣食充足，流亡百姓逐渐回来。后来晋朝司徒石苞奏报郡县农桑没有优劣考核，应该增加官属进行巡行检查，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百姓获得了利益。后来有时松弛，不能一一列举。到了李唐开元年间，设置口分田、永业田，各自确定顷亩，按照身份等级分配；虽然办事过于繁琐，也可以作为固定制度的范式。但臣私下看到，先前已有诏令遍下各州，让各地设置农师，说是要劝导百姓恢复本业。然而虽然有诏书，却没有人主持推行，坊村得以因循敷衍，郡邑也不担心考核落后，于是耕作的力量仍然遗弃在田沟之间。所以说，劝农督课还不够完备。臣所奏议的上述事情，兼采前代制度。倘若陛下不嫌弃微薄意见，特赐施行，那么请根据现今的村坊加设保伍，按照土地所在登记，不论侨居何处，凡属流浪闲散之徒，都归入户籍管辖。然后按人口授给土地，五家为邻，五邻为保，彼此轮流检查督察，责令从事农桑；不许有游手好闲、靠吃闲饭的人，也不放纵懒惰耕作的子弟。还要进一步公布考核优劣，以激励所属官员：如果土地没有荒废、耕作有成，就用爵位和赏赐来褒奖；如果有人拥有劳动力却游荡，就用法典刑罚来惩处。这样上下自然相互承接，大小事情都没有隐瞒，良田荒芜后重新开垦，游民离散后重新归来。太古时代的风俗，距离今天难道还远吗？所以说：要使户籍精确，没有比遵循闾伍制度更好的办法；要使劝农督课完备，没有比申明考核优劣的条例更好的办法。至于其中具体细节和适宜措施，还要临时制定条文；如果退而遵循空疏昏昧的旧习，对圣明之治没有补益。”

译陈靖任太常博士、直史馆，又继续上奏请求从京东、京西开始劝农，说：“臣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粮食充足，百姓与上天相和，百姓安定，国家根本就正固。因此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建立，百姓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先王要使百姓生存、使粮食丰足，没有比积储粮食和劝勉农业更重要的。农业兴盛，是教化所特别重视的。《王制》说：‘耕作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作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按照三十年的长期制度来安排国家用度，即使遇到旱灾、水灾，百姓也没有面带饥色的忧患，然后天子每天进膳才可以奏乐。我所说的商汤时代熔金流石、尧帝时代洪水漫山，而国家没有抛弃、饿死的人，大体都是遵循这条道路。臣往年曾进呈《淳化议》五卷，其中第一篇题为‘聚人’，远从黄帝以来，逐一叙述乡井、农田制度的得失；近从本朝以前，详细讨论劝农督课和户籍图册制度的是非。后来主管判理三司开拆及提点百司库务，前后两次上封章，也都是讨论耕桑的利弊。又前年曲防圣意，获准回到居处侍奉父母，也曾请示并接受指挥。不久找到古代户籍原本，去年又恭敬地接受诏命，派往荆湖；又从许州附上奏札，同时请求允许臣回来时另行详细拟定条款，请求施行。臣这片微小的心意，勤恳而始终不忘农事，实在是因为陛下统治天下以来二十多年，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每天总理万机，以至于夜以继日、忘却疲劳，早晚不得安睡。陛下希望天下各国都安宁，但掌管四方诸岳和十二州牧的职任，还不能完全实现尧舜的心愿；陛下希望九种功业都能有条理地完成，但掌管六府三事的官员，还不能达到商、周的治理。况且臣先前任省职时，曾在奏报公事的次序中，恭敬地听到陛下亲口宣示：‘农作耕种，是政教的大根本。假如有人替官家竭力推行劝农，使百姓安康得济，那么盐铁、榷酤又算什么末节之事呢？’加上前年陛下宣令尚方制造农具，分发给各郡，让他们教百姓耕作，这又显示陛下对此事的用心远胜前代圣明君王。臣因此白天思考、夜里推究，采纳古制以适应今天，有的得自方策之间，有的取自众多议论；凡是可以损益而用于圣明时代的，臣斗胆在这里陈述，等待陛下详加选择。臣谨按目前天下的土地，除淮海、江浙、荆湖、陇蜀、河东以外，各郡县都在远处，有的荒废，有的开垦；即使劝农督课一定施行，也不能当天就看到成效。又古人实行强干弱枝的办法，必定先使内地富足。臣斗胆请以京畿土地为先，南北东西环绕二三十州，连绵数千里，其中田地的耕作情况是：能够耕种的田地不过十分之二三，而且在已经耕种的田地中，实际缴纳租税的又十成只有五六成；既有坐守家产而破败逃亡的户，也有懒惰而荒废产业的人。坐守家产而破败逃亡的户，奸伪之事就会日益滋生，赋税额每年减少；赋税额减少，国家用度就不充足；国家用度不充足，摊派和征敛就会无所不至。懒惰而荒废产业的人增多，游手好闲者就会日益增加，土地的利益因此减少；土地收益减少，百姓粮食不足；百姓粮食不足，争斗、盗窃、杀伤等事就会无所不至。这样，怎么能得到人民安康、风俗富足，土地治理平整、上天功业完成，使天子安坐而百官清肃恭敬地守职呢？凡是想革除弊病、振兴利益，如果不是遇到圣明的朝廷、光明的时代，谁敢在这时议论呢？臣私下看到，汉武帝时曾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在外任事，能够努力推行代田法、教导百姓，百姓从中获利。又孝平皇帝元始年间，设置大司农部丞十三人，每人分管一个州，劝农督促蚕桑；不到两年，核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家家给足，户户充裕，国家用度也充足。况且孝武帝、孝平帝只是汉代中等的君主，尚且能够选官择吏，在当时办成这件事。何况陛下深明睿智、文德光明，超过舜禹；如果选用贤才，责成他们完成功业，那么前代帝王拿什么来比拟陛下的清明光辉和美盛功业呢？” 臣愚昧而没有才能，想请陛下从大臣中选取一名见识高远、确实能够为国家建立功业的人，像田千秋一样，在中书兼判大司农事务。又从朝廷官员和郎吏中选取一名才干精通、能够安抚百姓、役使民众的人，作为副司农，像赵过那样在外办理事务。暂且从京东、京西两路良田肥地最适宜之处开始劝农督课，并兼用转运使的名义，以便事务归于一处，不另生矛盾。或者考核所属官吏的优劣，或者统率部下使臣，分头用心，教导百姓努力耕作。臣又常常因奉命出入各地，所见荒废的田地，有的靠着沟渠，有的毗邻城郭，本来可以为国家积储丰实的粮食，可以为百姓造成巨万家产，却最终都成为满眼望不到尽头的污莱荒地。臣也曾询问其中缘由，详细了解到，大家都说朝廷屡次下诏，允许百姓复业；虽然官府免除他们的赋税，并限定一定年限，但乡县之间实际办理的费用不少。而且每一户归业，都必须申报其来由；早晨耕种一点土地，晚上就被登记进差科名册，追呼催问接连来到村中。他们虽然获得了朝廷赐予的免税名义，但各项费用却超过租赋的数额，更何况百姓之所以逃亡，起初是因为贫困，有的还背负着私人债务。有的是为了躲避官府的征税和徭役，实在是不得已才逃走，本来并不是乐意这样做。不久被乡里察觉，官府便检查、责问其财产；有时只剩原来的房屋，连同家中事务和所种树木，计算它们的价值，也十分微薄。乡官立即拿这些东西来缴纳税租和偿还债务，家人又争着按低价折算欠负，连遗留下来的物品也不计算，结果家产当然荡然无余。等到日后他们回来，虽说是复业居住，却已经没有可供使用的财物；即使想回去耕田，农具又从哪里取得？即使想长期居住，生计又无法经营。因此逃亡后不回来的人，便在外乡求食；回来重新居住田里的，也没有条件努力耕作。况且小民陷于困苦灾患，必然会想办法作奸；奸邪之心一萌发，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如果不是圣朝设立法制、良吏尽心办理，在堤防处遏制流亡，在灾祸中化出福祐，那么愚昧百姓纷纷扰扰，又知道什么呢？臣性情专一，志向坚定；作为臣子，无论事情大小，行动都一定期望办成。倘若陛下果真采纳臣的愚见，希望能够集中办理此事；或者朝廷官员中暂时选不出合适的人，那么臣虽幽微孱弱，也愿接受罪责，愿意充当赵过那样的职任，以辅佐田千秋的谋划。又如果陛下不嫌弃臣没有才能，果真授予臣这个职任，那么臣愿意向官府借用各处闲田荒地，招募各处从事末业的百姓，以利益诱导他们开垦耕种。

译先不谈租赋，官府也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原来荒废之地处理；并且让它们不隶属于省司，允许臣另行设置图籍，便宜行事。根据人口的等级，测量田土的贫瘠肥沃，分配土地务必适中，督课务必使人不感到疲倦。还要根据各户归业的情况和各处授田的情况，至于细小杂务，一并交由大农拟议。除了耕田种桑以外，还要教他们植树种菜，或者饲养牛羊，或者繁殖鸡猪。有的可以在授予田土时暗中参照井田制，有的可以在营造房舍时同时建立保伍制度。凡是养生送死所需的物品，以及迎神立社所需的资材，都命令他们收集、积储、经营、准备，以便支用，细致周全，必须亲自办理，使百姓乐于生存，官吏勤于劝导。等到三五年以后，生计已经形成，有房屋、家室和财产可以留恋，有桑田、土地和园林可以依恋。官府便按田收税，按户定征，把农司新登记人口的田地合计起来，与府中原有户籍的税额共同编成图籍，置于主管机构，成为万世宏大的制度，这样就是一次劳作而永久受益。有人担心新归附的民户大多贫困艰难，心里虽想耕作，力量却做不到；如果官府允许各处预先借给他们和籴的钱，并由农司管理、斟酌筹划，或用来充作共同制造农具的费用，或用作购买粮食、种子的资金，就必须逐项计算钱数，在春耕之日明确登记借出的贯、伯数额。把钱贷给各人，到秋收时收取偿还的本值；根据官府所需要的斛、斗等粮数，依照各地当时的价格，折算成钱粮，分文不差地缴入仓库，清楚登记账目，暂由农司收管，再分批发文报告三司查阅。三司如果需要收支，就随处派人交接；仍然查验预借钱数，按折算数额勾销。有剩余，就计算数目补益官府；有亏欠，就由农司催促偿还。这也是施用此事的良好办法，是迅速取得成效的关键期限。臣把这些话合并进献，全部系在这份奏疏中。又担心原有税户看到新户受到优厚待遇，便放弃旧业回来归附，既使省司损失原有赋税额，又耽误国家的军需。臣当然不敢因这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有所庆幸，把它当作勤劳的成绩。只是其中还有兼并土地的豪富家族，以及坐守家产而破败逃亡的人，他们一向占有广阔田土，习惯于从中取利；如今看到官府推行劝农，往往故意无事生非。有的在农司分配田地时，有的在人户请求田地时，纷纷争夺诉讼，使法令制度烦乱。因而必须预先确定谁有优先权，堵塞奸邪虚妄之事，务必使旧户甘心遵守条文，使新户得到土地而安定。这正是家庭富足、刑罚停止的源头，也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根本。再向淮南、江北等道州军推广，等这里的事情办成后，如果确有成效，也命令那些地方照此劝农督课。”},{ 况且我又听说，从前周公治理政事，一年便有变化，三年便有成效，五年便能稳定。郑国子产执政，一年时人们还在毁谤，三年后人们便歌颂他。《易经》说：“吉祥、防患、悔恨和忧吝，都是从行动中产生的。”如今我凭着一个冗散卑贱、孤陋寡闻之人的身份，想为国家建立长久、深远、宏大的规划，实在担心忌恨我的人多，而帮助我成就事业的人少，甚至有人兴起沮丧、毁谤和欺诳之言，扰乱陛下的听察。伏愿陛下如白日照临，明察我的赤诚；保存元龟所示的祥兆，并体察前代的事例，容许我辛勤勉励，在此事上竭尽心力。倘若三年没有成效，五年仍不能安定，那么国家自有典章法令，我也能估量自己的罪责；或者流放到幽州，或者处死在羽山，这些都是我甘心接受的，本来没有什么遗憾。然而，如果五年以后事情稍有成就，何况那时我必已衰弱羸病，又担心前途坠落失意、没有多少时日，因此也愿陛下不要加给我爵位赏赐，只求赐我在百越之间过清闲生活，暂任二车之职，使我或许能够像狐狸死时头朝故丘一样有归宿，也像鸟儿不必绕飞南枝那样安定。这样就是陛下对我的知遇达到极点，而我发誓报答陛下的心意也达到极点了。至于其他如田地的授予和收取、官吏功过优劣的考核、创立新户的户籍、堵塞旧户中的奸伪讹诈、确定差役徭役和赋税的等级、约定储积与运输的利弊等，凡是有法度可以长久施行的，有措施暂且合乎权宜的，无论大事小事、千头万绪，我都请求参与大农的裁定。我将采纳群臣意见中的正确部分，与众士大夫竭尽公心，帮助陛下施行神明的教化，使显明之处有刑罚，幽暗之处有鬼神监督。假如违背这些话，我宁愿也逃不脱自取的灾祸。真宗咸平五年，屯田员外郎盛梁请求授予陈靖劝农使之职，使他晓谕百姓耕种荒田，上疏说：“臣前些日子因巡行检查本州户口，查究有关簿书，发现如今公私荒田已经达到六千一百七十余顷，秋夏两季的正税完全亏缺一十万四千八百贯、石有余。起初我以为是州县官员不能安抚百姓，以致乡村百姓暂时纷纷流亡；前后不断降下明白的敕令招抚召回，但过去所降的敕书只允许归业的人户免除一料苗税。原来百姓逃移之时，家产、牛畜全都已经破败散失；等到归来复业时，房屋、树木、田园又一概遭到毁坏砍伐。土地尚未能够耕种，巡门催征已经开始；既没有牛羊鸡犬可以抵偿，又没有房舍田园值得留恋，所以才会出现春天回来、夏天离去，秋天又回来、冬天再逃走的情况。如今州县年年虚报版籍，计算总额则空有超过千万的数字，实际收取的利益却完全不到二三成。臣私下看到江南转运使陈靖，从前在先朝曾陈述农事，看他的作为，很懂得事情的深浅。臣希望特别降下敕书，委任陈靖先行查明江南、两浙各处公私完全荒废的田地，逐处统计顷亩数目，并查考征税簿籍中逃移人户的姓名；又在升州总设一司劝农的机构，在他的官衔中授予劝农使的名额，同时抽调熟悉田农事务的官吏，汇编成完整的大簿书。何况各处田土的高低肥瘠不同，其中有些田地因长期逃移，田垄完全变成了丛生荆棘的荒地；有些因近年流散，田界已经大半荒凉；又有些平坦的白地全都变成了树林草木；还有些靠山近水，颇能得到柴木之利。因此必须按这些情况评定等级。仍请求在各州县明白悬挂敕榜，晓谕各色人户；并另外委派陈靖选出三五名清廉善良的官吏，分赴各州，亲自劝谕乡民。若有荒废逃亡特别严重的军州，就委任陈靖亲自前往，召集年高有德的人，与亲民守土的官员一同到乡村，略备酒食，传达君父劝导督课的心意，显示朝廷宽大的恩德。若人户有原有庄田长期难以归复，或是他人的产业一向失于开耕，除已经有其他人户占据认领为主的以外，无论有税还是无税，无论人户属于公家还是私人之家，乃至有财力的僧人、宫观道士，都允许按照自己的财力申请租佃，计算土地面积进行耕种，明确减免并废除旧日的税名，削去当时规定的苗税数额，把这些荒地全部改作收租的田地。”仍允许他们自行择便耕作修治，特别免除三年轮流输送的差役，使他们能够修建营造住所，蓄养猪牛；等到竹木长成、田地见到收益、家室村落完备、庄稼获得丰收，自然就能同时忘掉贫困，饥寒一并消除，谁还肯再想到游荡懒惰、乐于逃亡呢？”

译这样以后，每亩田在秋夏两季总共收取二防租税，并且免除各种摊派和例行差徭。这就是臣所陈述的劝农纲目；增加这些措施，内外都会有成效，减少这些措施，也不会损害公私利益。何况江浙所获得的财物，本来就与各路不同，有船只可以运输，有布帛等物可以交换。等事情办成以后，到了收益归入官府的时候，就命令各处州军每次缴纳租课，都另设仓库收受；遇到灾荒年就买粮充作百姓食粮，遇到丰年就进贡作为军需。这样，有余粮足以救济百姓，有剩余财物足以帮助作战。如果江浙能够取得丰厚利益，那么淮甸、荆渚、河北、关西也可以依照此法施行。至于具体施行的条目、事理的条贯、约束的轻重、劝诱的法式，等各处取得田段和人户的完整总数后，也请求降下敕令，让陈靖与臣共同商议办理，另行拟定统一条款上奏。” 咸平六年，陈靖任江南转运使，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天物，连儿童和妇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如今盛梁所陈述的农事，很合乎臣一向的心愿，实在是王化的大端、圣朝的急务。然而臣反复思量，却不敢预先参与此事，是因为中书省所发的札子下达指挥，命令臣根据所辖州军亲自详细察看，不得发下公文办理；想来是担心扰动百姓。何况江南农田长期失去治理制度，公私方面的弊病根基深重。如今朝廷如果想要革除这些弊病，必须明白地实行检查和责问。若是担心会有劳扰，那还不如暂且因循；事情既然因循下去，又何必筹划呢？臣曾经考察史书，粗略探究兴亡，看到前代贤哲治理远方的妙术：既不使风俗过于富庶，也不使百姓陷于极端困穷。风俗过于富庶，就会产生奢侈僭越之心；百姓陷于困穷，就会产生怨恨作乱之心。要使奢侈僭越和怨恨作乱不发生，使富庶和困穷保持适中，没有比全面了解田地的瘠薄肥沃、普遍衡量租赋的轻重、百姓人户丁口的多少、物产货殖的丰歉更好的办法。把纲纪掌握在手中，百姓的宽舒或困苦又取决于时势，这样以后，四海之内就能如同一家，一切都了然在掌握之中。倘若看见严重的弊病却不革除，忽视后患而不加考虑，只求姑息迁就，仍然推诿拖延，臣恐怕百姓会在此处积蓄奸伪、习惯苟且，日后国家办理事务时就会受到阻挠。” 臣到任以来，不敢废弃职守。各处逃户的财产以及官庄、屯田，臣先前已经取得荒田和熟田的顷亩数目；从去年七月以来，又陆续派人办理，在当年之内，除旧有定额外，租课已有不少剩余。至于逃户财产、官庄荒田的顷亩很多，也都可以加以劝导督课。等以后遇到适当机会，臣将上奏请陛下裁决，使利弊清楚显现，朝廷得以了解察知。如今奉到指挥，依据盛梁所请的农事，命臣察看筹划并上报；按照臣的愚见，如果不先取得朝廷的裁止，实在难以贸然详细陈述。请求等将来臣或许到京入朝时，再详细分析说明，以等待朝廷裁可或否决。” 仁宗皇祐元年，右司谏钱彦远上奏说：“臣认为，农桑是百姓生存的大事，是国家的急务；这是顺应天时、养育百姓、抵御水旱灾害、制服蛮夷的根本。本朝自祖宗以来，对此尤其重视，所以各路转运司提点刑狱、臣僚知州、通判都带有劝农的职名，授予敕书并缀联官衔，职责就在于督促课农。然而近年徒有空文，根本没有劝导的实际行动，荒芜的土地没有开辟，事情出于因循。现在请求天府及各州军，在长吏厅旁各设置劝农司，以知州为长官、通判为佐官，并在辖部内各举荐一名清廉强干的官员兼任判官，酌量抽调吏人，先将辖部各县截至今日实际掌管的已垦田亩、户口数目以及陂塘、山泽、桑枣、沟洫的总数，编成帐籍；仍须分别登记现有多少逃移人户、多少赋税荒废的田亩，以及古代水利设施后来毁坏残缺的情况。由劝农官司多方设法劝导督课，招抚诱导百姓安定其生业，除去长期的祸害，兴办长远的利益。等到年终农闲之时，转运司全面进行比较考核；如果确实增加了垦田和户口数目，或流民自行占地，或逃移户返回复业，陂塘灌溉有利，桑枣广泛种植，沟洫得到开辟，赋税增加，丁口繁衍，而且明确登记在版籍上又没有造成烦扰，就应据实保明上奏，朝廷特别赐给他们章服，增加他们的秩禄。” 如果一任任期自始至终都有显著成效，就命令转运司把考核历子批报送到京城，交给有关部门审核；请求破格提升其任用。对判官也特别给予审核并引见的待遇。转运使、提点刑狱的臣僚每次巡历州军，必须先检查劝农司的事务完毕，才可以检查其他各项事务。如果长吏等因循怠慢，职业毫无声绩，人户逃移很多，垦田数目日益减少，也请求改授散官并任监当；判官也一同降职黜退。这样做所看重的，是使天下以农为本，使百姓富足，成为万世的根基。希望下诏三司，考察并执行旧有的规章，实行赏罚。” 嘉祐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论劝农事的札子说：“臣听说，粮食是百姓生存的大根本，是施政的首要事务。饥荒的年代，珠玉金银等同于粪土，只有粮食才是不可一日缺少的宝物。如今国家每次下诏，必定把劝农放在首位，然而农夫一天天减少，游手好闲的人一天天增多，难道不是被利害所驱使吗？如今农夫辛苦劳作，穿粗衣、吃粗粮，用来生产各种谷物；赋税集中到他们身上，徭役也由他们承担。年成丰收时，他们低价出售粮食，以应付官府的需求和债主的催索；年成歉收时，他们流离到异乡，辗转死于沟壑。像这样，却想让那些从事商业末业、坐享厚利、穿漂亮衣服、吃美食的人，转而到田间耕作，这实在很难。因此，劝农只是言语，害农却是政令。天下生产粮食的人越来越少，消费粮食的人越来越多，想使粮食不枯竭，怎么可能呢？如今的办法，劝农没有比重视粮食更好的；重视粮食没有比实行平籴更好的。应当使各路转运使以及州军长吏，遇到丰年能够广泛筹划，买入粮食储存于官仓；到仓储充满时，如果仓廪实际粮食比刚接任时增加得多，就奖赏他；如果没有水旱灾害，也没有增加军队费用，却使积储减少，就罢黜他。又应命令百姓中能够努力耕田、积储粮食的人，不把这些粮食计入家产的数目。” 这样，粮食价格提高，农民就会受到鼓励；即使发生饥荒，也常常不会有流亡和盗贼的忧患。今年河北、河东边境的粮食收购价格极低，这也是国家应当留意的事情。”

译司马光又上奏说：“农业，是天下的首要事务，是古人所重视而今人所轻视的事情。岂止是轻视它，百姓所受的困苦也没有比农民更甚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农民辛苦劳作，穿粗衣、吃粗粮；官府的各种赋税都从他们身上征收，各种徭役也都归他们承担。年成丰收时，他们低价出售粮食，以满足官府的需求；年成歉收时，他们流离失所，受冻挨饿，比众人更早填尸沟壑。这样还想指望那些不从事生产、只消费粮食的人转而到田间耕作，实在困难。他们只是生来不知道市井生活的快乐罢了，假如知道了，就会离开田地而不再回来。所以按今天天下百姓来估量，务农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而游食的人常有十分之七八。想使仓廪充实，怎么能够做到呢？臣愚见，凡是农民的租税之外，应该不再让他们承担其他事务。衙前一职应当招募专人担任；如果优厚待遇仍不足以补偿，就让坊郭百姓分担押送纲运、管理仓库等事。这样所耗费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农民通常要耗费十分之八九。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机敏贪利和愚拙质朴的性情不同。其余较轻的差役，则让农民承担。丰年时由官府实行平籴，使粮食有归宿；荒年时先按户籍救济农民，然后才轮到游食者。百姓中有能自己耕种、积储很多粮食的人，不把这些粮食登记为家产的数目。” 这样，粮食价格提高，农民就会受到鼓励。仁宗时期，侍读学士宋祁上奏说：“臣看到，自从边境用兵以来，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粮食更急迫的了。粮食出自农民的劳作，而国家却从来没有把农事放在心上。天下郡县即使有陂湖、塘堰，也一概不加修治。转运使、知州、通判只是带有劝农的名义，几乎没有实际作为。至于知州、通判、令佐结衔兼管堤堰沟洫，已经习以为常，也不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职掌。因此农民困苦，粮食艰难；从天下总计，常常连一年的储粮都没有。况且天下没有一年的储粮，古语认为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像国家。如今大军在外，水旱又难以调和，假如灾荒歉收接连发生，臣知道国家财用将耗尽于军务；那么努力耕作的人会饿死而得不到救济，衰弱年老者弃尸沟壑，年轻强壮者成为盗贼，给国家留下的祸患绝非小事。臣希望朝廷专门下令给转运使、知州、通判、令佐等，严肃地逐一晓谕，使他们在辖部内各自考察寻找陂塘的古迹；凡是能够有利于百姓、救济灾患的，都命令修复，酌量征发夫力，限定日期计算工程。若能做到不扰害乡村，长久使百姓得到利益，就一并作为劳绩，优厚地加以酬赏。若因此收受财物，骚扰农民，所犯金额在一疋以上，请追夺官职，勒令停职；十疋以上，仍应除去名籍，终身禁锢。又规定旧有的制度：五户各自结为一保；应当重申这条法令，使努力务农的五户互相担保。其中如果有懒惰的男丁和懒散的手艺人，不从事种桑养蚕，不勤于种植五谷，使田地荒闲的，都允许由本保向官府申报举发，明白地施行科罚，迁徙配发到远州。对于勤勉劝导农业的人，国家每三年大略给予一次优厚奖赏，自然人人都会致力于农业，国家的财计也一定会充足。”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一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务农 宋神宗元丰八年，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为辛苦。农夫冬寒时耕作，暑热时除草，汗水沾湿身体，泥土涂满双脚，头戴星辰而出作，头戴星辰而息止。养蚕妇女治理蚕茧、绩麻，纺纱织线，一缕一缕地积累，一寸一寸地织成，她们的勤劳已经到了极点。可是又常常遭遇水灾、旱灾、霜冻、冰雹、蝗虫等灾害。幸而有了收成，公家和私人的债务又交相争夺，谷物还没有运离田场，丝帛还没有下织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农夫蚕妇所吃的不过是糠籺，还常常吃不饱；所穿的不过是粗绨破褐，也常常穿不完整。他们只是世代从事田亩劳动，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谋生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子弟一旦游走市井，吃到甘美食物，穿上华美衣服，每天看见繁盛华丽的景象，便再也不肯回到田间了。甚至使世俗中的滑稽之人共同把农民当作可耻可鄙的对象，实在令人悲哀。何况聚敛之臣在税租之外，又千方百计巧取财物，以求邀功受赏。青苗法就强行发放青苗钱而加重收取利息，发给陈旧粮食却要求缴纳新粮；免役法就刻剥穷苦百姓，收取钱财来供养不劳而食之人；保甲法使百姓劳作于本业之外，保马法又使他们困于无益的费用，这些难道可以不加以考虑吗？农夫和蚕妇，是天下衣食的根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正因为如此，圣王才重视他们。臣不敢远引上古之事，只私下听说太宗皇帝曾游金明池，召来几十名田妇到殿上，赐给席位让她们坐下，询问民间的疾苦。” 田妇们愚直刚强，没有什么隐瞒回避的，太宗便赐给她们丝帛，遣送她们回去。太宗皇帝出身微贱，本来就没有不知道民间事情的；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自己富贵以后忘记民间。所以他每次临朝，没有一天不谈到农事。真宗皇帝的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来出身农家，喜欢谈论农家的事情。真宗皇帝从小听到这些，所以他任开封尹时便以善于治理而闻名。等到登上帝位，咸平、景德年间的治理，达到了宋朝太平盛世的极盛。景德年间关于农田的诏令，至今还被称为精当。过去周公辅佐成王，作《无逸》说：‘先要知道农事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这样就会知道百姓所依靠的是什么。’这是因为一碗饭、一尺丝帛，没有一样不是出自艰难的劳动。君主既然知道这一点，就不会把它们用于无益之事，也不会把它们赏赐给无功之人，骄奢放纵的心也就无从产生了。伏望皇帝陛下年富力强，如果不是如今广泛发布德音，大开言路，使田间百姓都能够上呈奏章，那么这些人的疾苦，又怎么可能有万分之一传达到皇帝的听闻呢？他们的文辞鄙俗，语言杂乱，但都是亲身遭受实际祸患，只是直率地献上真诚，不能忽视。伏望皇帝陛下特别赐予省察阅览，希望借此扩大视听，增益圣德，对民间的真实和虚伪没有不知道的，将来太平事业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就是太平事业的开始。哲宗时，同知谏院范祖禹论说农事，防止灾害，上奏说：“臣近日因获准休假，暂时到了许昌，私下看见京畿一带已经苦于雨涝；询问乡村百姓，他们都说乡村安静，公私事务很少，没有征召骚扰，只有年成还没有丰熟，不是旱灾就是水灾，百姓常常缺乏粮食。夏麦收成已经很薄，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收获；秋苗虽然茂盛，却只担心被水涝损坏。臣私下认为，陛下怜悯百姓，救济鳏寡，恩德所及可以说已经非常深厚了；然而和气仍未应验，阴阳之气隔绝错乱。若要修明政事来应和天时，只希望陛下推行这种仁心罢了。天道并不遥远，关键在于君心怎样感应它。君主爱护百姓，天也会爱护百姓；君主爱护百姓，在于知道他们的劳苦并体恤他们的贫困。天下人中最劳苦而且常常贫困的，就是农民。周公作《无逸》，告诫成王要先知道农事的艰难，又说商代那些安逸的君王不知道农事的艰难，也听不到小民的劳苦；君主不可以不知道这些。上天产生四时，大地产生财物，从一粒粮食、一缕丝线以上，无不出自百姓的力量，然后人们才能得到使用。臣下的俸禄取自君主，所以不可不报答君主；君主的奉养取自百姓，所以不可不爱护百姓。” 天子是汇聚天下的力量而共同尊奉、供养的。凡是宫室、车马、服饰、饮食、器物和用具，没有一样不是取自天下，都是百姓的膏血。制造它们十分劳苦，完成它们十分艰难，安然享用时不可不思考它们的来源。想到它们的来源，就会爱惜百姓而不忍心浪费财物；忧念百姓而不忍心劳役百姓。以这样的心情推行政事，天下还不能安定的，从来没有。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却只系于一个人的心。君心安静，天下就安静；君心不安静，天下也不会安静。朝廷只要恭谨节俭、节约费用，不营造经营无益之事，常常担心烦扰百姓，天下就会安宁休息。先王难道能够逐一给每个人食物、逐一给每个人衣服吗？只是推行他的仁心，修明仁政，使其遍及天下，那么所受到的恩泽就广了。臣希望陛下进食时，就想到天下有饥饿而不能得到食物的人；穿衣时，就想到天下有寒冷而不能得到衣服的人；凡是每一件事，都无不如此。只要推行至诚来召致和气，或许上天会降下丰年的祥瑞，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丰足，这样就太平了。过去汉昭帝曾在钩盾苑的试验田里耕作，这件事很细小，史官仍然记载下来，大概是因为昭帝想知道农事的艰难，和周公告诫成王的意思相同。” 周世宗留心农事，常常刻制木制的农夫、蚕妇，放置在殿庭之中，想要看见它们而不忘记农事。”本朝太祖以来的历代祖宗，尤其重视农业。太宗常对近臣说：“耕种田地的农夫，最值得怜悯。春蚕结茧以后，蚕妇竭力纺织，可是织成的丝帛却不能穿在自己身上；田禾大丰收，填饱他们肚子的也不过是蔬菜粗粮。如果风雨失调，庄稼没有收成，那将怎么办呢？”真宗在内殿种植稻麦，亲临观看收割，想要知道田亩劳动的艰苦。至今仍遵循这些做法。希望陛下深切留意农政，并且常常把保全、惠及小民放在首位，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事。” 文彦博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时期，政事宽舒而长久，大概是因为不耽误农时、不妨碍民力，所以每天的劳作都有余力，年成也有希望。臣私下认为，自春季以来，应当降下的时雨却失常，民情惶惶，都说一定会缺粮。直到本月八日，大雨滂沱，百姓欢欣鼓舞，急忙从事田间事务，老人小孩都来出力。要想获得秋收，正在今日。臣担心州县亲近百姓的官员不知道农事紧急，因一些小小的词讼案件勾取、追捕、拘证、逮捕，长久关押羁禁，以至于被有关司门留置，也都遭到拘系，很是妨碍农作。臣想请求向各路久旱的州县下令，在农事紧急之时，民间小的词讼、斗殴争执，一概暂且停止追究骚扰；除涉及人命和强盗等紧急公事外，其余仍依照常规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