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四

译“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达到太平。臣观察当权者的心意，似乎没有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形成认识：事情紧急时就错误安排而失当，事情过去后却怡然自得。去年北方戎狄提出割地的要求，还没有到边境，各种差役就突然大举兴起，昼夜不停；派遣将帅，提升官秩，推毂出征，停止供给衣粮，交付数十万军队遣出。一天之内与他们重新结好，军队分散，形势解除，离去时没有留下后患。将帅处于闲散之地，不能再一次面见天子、接受旨意，不再用兵，哪里还会忧虑或欢喜，进退又有什么难处呢？如今又听说西方贼寇叩塞求和，公卿欣喜不已，每天盼望和平，这只不过是暂时缓解兵事、使百姓休息的一件事罢了。若能借此振举纲纪，修复废弛坠坏的政事，任用贤能、役使得当，节省费用、蓄养军队，那么景德、祥符年间的风气应当可以在今天再现。若安然不顾，竟以为已经安定，臣恐怕国家会土崩瓦解，再也无法挽救。可是丞相竟认为四方已经安宁，百般政务已经整顿，想趁病默默离去，不向皇上进一言启发劝导，不辨明贤能与不肖；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用来制成简册，也不足以写尽他的罪过。若能推荐任用贤才，符合天下的公议，使士大夫都心悦诚服，那么就是开始时失误而最后得到补救，还可以稍稍减轻天下后世对他的责备。假如只顾保全自身，不挽救以前的过错，把不合自己心意的人舍弃，把不顺从自己的人罢退，把柔弱而容易控制的人提升为心腹，把奸邪而可以驱使的人任为羽翼，把靠谄媚奸佞取悦于人者当作君子，把愚蠢怯懦、没有见识者当作长者，让他们处在朝廷和台阁之中，对上迷惑圣明，对下危害百姓。” “这样替祖宗考虑，国家必然危险；替子孙考虑，也未必能保全到最后。假如张禹并不是汉代独有，林甫又在唐代重现，难道不应当谨慎吗？难道不应当畏惧吗？臣的官职是侍从，位次接近清要之列，保持沉默度日，荣誉名声可以预期，何必多说话，自找狂妄直率，触犯圣意，苦苦议论宰辅呢？只是因为不忍心陛下蒙受昏暗不明的名声，不忍心让丞相留下奸邪的罪迹，被后世轻贱。臣又听说，天子选择宰相，必定要考察他在朝廷任职的始末，采纳众多士人的共同议论；遇到重大事情能够坚持原则，秉持诚信正直的节操而不改变；在外任职有安抚百姓的声誉，在朝廷任职有谏诤之臣的风范；一旦登上任用之位，天下万方都受到恩赐，卓然具有大臣的器度，这样才差不多可以算选得其人。若只是按照资历次序递补，这也是丞相一向为自己安排的道路，哪里肯破格提拔贤才呢？这就要靠陛下明察并谨慎对待了，何况国家安危的形势，就取决于这一次举措；臣又恐怕没有人像这样替陛下进言。臣见几年前有人议论西北之事，有人谈论兵略，谄媚奸佞之徒必定成群讥笑他们。看看如今的祸患，不能归咎于当初进言的人；臣私下恐怕，臣今天的话也会成为前日那样的事情。因此，这不是摇唇鼓舌的言辞，也不是暗中离间的说法，而是士大夫中有见识者的共同议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些话可以拿来质问天地，可以向君主和亲人说明，对别人无愧，对后世也无所畏惧。臣区区的一片心，幸而能够近距离侍奉陛下，耻于有所见闻却不能把愚忠全部表达出来；即使将来被奸邪之人陷害，遭到贬谪、流放或诛戮，臣也没有悔恨。恭敬地希望陛下念及祖宗的基业，依凭社稷的威灵，开启如日月般的明察，奋发作出雷霆般的决断，永远信任忠良之臣，除去导致败乱的弊病。如果事情能够恢复升平，就在今日；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庆历年间，吏部尚书夏竦进献奏议说：臣恭敬地认为，国家的安危根本在于百姓；百姓的治乱，取决于宰字之官，而这些官员与百姓关系最为亲近。古代子男爵国的国君，如今所对应的是县令、县丞等职任。因此汉代诏令规定，郎官出任治理百里的县令；治理百里的职任，不是有才干的人不能担任。国家的制度，怎么可以轻视它呢？《春秋》的义理是：任用贤能来治理不肖之人，以尊贵者治理卑贱者。如今县令、县佐中弊病丛生、事务琐碎，有的是医师、画工因诉讼而得官，有的是贫困的京城百司吏员凭议论而得官，有的是久居资次的贵游子弟依次补授，有的是资历应当进入京朝、却因获罪被削夺资格的官员；这些人都可以调授到州县之间，吏员的来源更加混杂，大多不熟悉文法，很少通晓政事。他们下有妻子儿女牵累心志，上又没有清显华要的职位诱导志向，于是乐于因循，甘于受贿，都说：‘即使过错受到惩罚，也不失为同类；即使犯罪被抛弃，也不失为豪强之民。’由此看来，这并不是任用贤能来治理不肖。何况州县官员的仪态处境，苦于被庸碌卑贱之人压制；他们在台阶前叩首，像奴仆一样服役于公府；对于百姓的疾苦，不敢挺身抗争；对于州里的侵蚀吞食，也不敢尽力抵御。有的牧守没有才能，喜欢自我尊大，轻视奉行王命的臣属，竟不如对待自己的仆役车夫。贤能之人忍受耻辱，懒于谋划政事；愚蠢之人追逐钱财，不顾轻蔑侮辱。” “由此看来，这也不是用尊贵者来治理卑贱者。用不肖之人治理不肖之人，政事就会败坏；用卑贱之人治理卑贱之人，百姓就不会服从。用水来调和水，谁还会愿意饮食它呢？唉！县境相互连接，县令、县长肩并肩而立；如果一清九浊，尚且还可以说贤能者很多；如今家家空虚，百里之地满是创伤，伤害上天的和气，招致时令的灾害。若不是这些人造成的，又应当归咎于谁呢？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忧念百姓，重视县令、县佐，选拔有才干的人，罢免不肖之人，提高贤能者的爵位服饰，去除庸碌卑贱者，使之符合仲尼《春秋》的义理，施行先王爱护百姓的恩惠，那么太平的教化就可以逐步实现了。” 庆历五年，翰林学士张方平请求让中书、枢密院依旧共同集会议事。他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宰相贾昌朝、陈执中等请求解除兼任枢密使的职务，已经降诏准许了他们的请求。自古以来，历代三公的职务无所不总领。国家初年，中书、枢密院由两位宰相兼领，臣私下详察当时的情况，大概是后周世宗想合并二府，以恢复唐代旧制；等到范质等人被罢去这一职务，于是导致政务分成两部分，谋划议论不能统一，总要归于君主裁断，实际上使驾驭权柄更加烦琐。近来因为戎寇成为祸患，边防多有警报，才开始命令宰相和执政参与裁决机务，国策大致能够统一，后来逐渐成为常规。如今疆场虽然渐渐安宁，戍守还没有解除；对北方戎狄的戒备，犹如饲养老虎，老虎饥饿就会咬人，饲养鹰隼，鹰隼吃饱就会飞走。两位宰相既然罢去这一职务，退朝以后必定不再共同集会，彼此便如同路人，往来完全断绝。现在虽然已有处分，凡是涉及军国机要和边疆事务的，仍命令他们依旧共同商量施行。又因为朝廷举动关系体统，内外人心容易动摇；三边忽然有小的忧患，两府就必须聚集议事，这便成了非常之事，远远引动四方疑虑。双方合在一起本来容易，分离以后就难以再合。如今圣恩已经听准贾昌朝等解除枢密使名号，那么枢密院的文书自然就不会互通，各房的事务也停止呈报。” 臣愚昧地认为，边防的奏报、军马的机密事务，仍应照旧经常共同集会，每件事情都一并共同议论后办理；如果有紧急警报，也可以彼此周知。倘若遇到需要商量的事情，还可以避免惊动人们的视听。如果圣心能够采纳，请求特别降下宣谕施行。”

译庆历七年，张方平论奏请求使中书、枢密院互通事务。他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政令的出处，是万事的根源，统一归于中书。至于枢密院，古代本来没有，是后唐因权宜而设置的制度，后来因循相承，兵权逐渐加重，于是与中书对掌宰衡之权。以至于把军务和民政分成两体，把文职和武职分为两途，宣敕并行，议论难以统一，事情没有专人负责，彼此互相观望。自古治理国家，祸患就在于政令出自多个门户。何况如今二府之中，难道全都是有才略谋猷的人吗？朝纲在内部松弛，边疆事务每天发生。西戎、北狄都有凭陵中原的意图，财用已经穷困，百官职事多有旷废。在这样的时刻，朝廷之上哪里能容纳没有才能的人？要想使朝廷尊严、边事安宁，关键只在于辨别大臣有才还是无才。陛下如果罢去没有才能的人，又有谁来负责进用人才？如果让贪图安逸、身居朝列以保全自身、培养声望的人悠闲地占据职位，那么劳苦之臣会更加离心，武士也会更加失去忠心。这件事关系重大，实在应当详察。臣认为应当讲求利害，考察恢复古制，裁省枢密院，将其归于中书。如果又难于彻底改制，那么不如把枢密院的职事与中书相通。现任枢密使、副使中有才干的留下，没有才干的罢去。” “枢密院各房的吏员、史官，暂且都按照旧有的办法安置处置，慢慢再谋划议定。这样足以统一政事的根本，重视赏罚的权力，淘汰冗余滥设的官员，堵塞侥幸求进的希望。改变制度并加以整顿，既不损害体制，又可以办成事情，也不会惊动众人。陛下幸望与一两位宗室大臣和旧臣宿老深入谋划这一议论；如果有益于国家，希望陛下从圣心裁断施行。特别降下制书，任命宰臣兼任枢密使。” 庆历八年，诏令近臣议论时政，张方平说：祖宗时期，文武官员不按照考察年限排列，也不依照升迁次序。有才干实绩的人，即使处在低位，也立即得到越级提拔；没有才干实绩的人，担任一个官职十多年也不转迁。他们任监当，或任知县、通判、知州，历任数职也不升迁。当时人人都自我勉励，知道没有功劳成效，就不能得到进用。祥符以后，朝廷越来越采用宽大的办法，从监当进入知县，知县进入通判，通判进入知州，都以任职两届为限；任官满三年，按例可以接受磨勘。先朝刚开始施行时，还没有看到弊病；等到如今，年深日久，大家习以为常，都认为这是本来应得的待遇，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知道该以什么受到勉励。希望陛下稍稍改革这一制度：凡应当磨勘、叙选的官员，必须有功劳和政绩；或者有特别的敕令，选定官员为其保任，才给予转迁；如果没有功劳政绩，又没有得到保任，就再增加任职年限。保任之法，必须选择清望高、有才识的人，命他们举荐官员。这样，就是让执政大臣举荐清望官，再让清望官举荐亲民官。凡有官职空缺，只按照应举人数举荐，希望可以显示出急于求才、爱护百姓的心意。” 仁宗时，张方平请求让二府各自举荐将帅，上疏说：臣私下考虑，辽、夏两国合谋，边疆加强戒备；对外百姓的力量逐渐困乏，对内府库也日益空虚。将帅既然很少，才智谋略和士卒又不精良强劲，要安定边疆、抵御寇贼，还没有看到长久的策略。天下的形势，需要深思谋划来维持，只有任用人才尤其是当务之急。实在应当不拘资次选拔有才干谋略的人，恭敬地请求陛下特别降下诏令，让中书、枢密院两地的大臣人人举荐自己所知的人；其中有智勇、能够担任将领的，有勤勉能干、可以治理钱谷的，只要确实才有所长，就各举荐三五人。等到他们被举荐上来，陛下抽出时间在便殿召见，把所举荐之人当面询问举荐者，考察他们过去已经试用的事迹，以及将来能够任用的情形，让举荐者依据事实陈述其品行和才能。众人都认为合适，就给予进用。这样不但能够选拔得到人才，也可以看出大臣见识的深浅。只要任用得当，人们都愿意竭尽力量，就可以使下面集中办理各项事务，上面分担忧劳。”}], 方平又上《官人论》说：臣听说，股肱与元首本来是一体，然后才能成为完整的人；阴阳二气冲和，三者会合，才能生成万物。君臣之间的义理也是彼此相须如此，所以天下的治乱在于众官，国家的安危系于任用什么人。良臣惟有圣明君主才能任用，君主的德业也惟有依靠臣下才能成就。考察历代的典章制度，观察先王的治国之道，没有不是选拔贤能、授予职任，评量才干、分配政务，在选择人才上劳心劳力，在任用之后安逸享成的。尧能够明察俊德之士，舜能够及时任用人才以成就上天所托的事业；分设官职、任用人才，尚且还要询问四岳。所以尧说：‘谁能为我询问，谁可以办理政务？’洪水浩大，正在泛滥，有谁能筑堤防治，使之平定？舜说：‘有谁能奋发建功，光大帝业？谁能胜任我的百工？谁能胜任我管理山川草木、鸟兽的职事？’这就是播种必用后稷，击拊乐器必用夔，各人都用自己的长处，所以能把事情办好。到了夏、商、周三代，官职有世代守任的，专业精熟而又勤勉，各种事务因此都能兴办。在汉武帝、汉宣帝时期，也以人才众多著称。朝廷内部有儒雅质朴正直、运筹谋划、制定法令、长于文章应对的臣子；朝廷外部有担任将帅、奉命出使、宣扬教化、治理百姓的贤能之人，都能胜任各种职务，各自成就自己的志业。因此西汉被称为最接近古代的时代。凡是魏晋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实现大治的君主，没有不善于驾驭英才、奖拔俊杰，因而建立伟大功业、创立宏大制度，为后世留下谋略、使其名迹垂于史籍的。然而，官吏制度的弊病，世代不断增加。现在追溯根本、推究末流，请让我试作概括论述。天子统治万国，任用三公、总揽百官的人，就谋划建立各部门长官；列为众长官的人，就广泛选拔各职任用的人才，使卑下者治理具体事务，尊贵者统领纲要，各有专门掌管的范围，互不侵夺、扰乱。所以人人各有职守，各自安于职事；法令简约，却能详细考核成效。君主可以垂衣拱手而坐，仰望臣下完成政务；百官制度因而条理贯通、井然有序。到了隋朝，完全收揽下属的权力，即使是微小的任命，也都出自皇帝诏命。三种铨选混乱，诸种流品繁杂交错。即使皋陶所说的九种德行，也不足以穷尽考察官才的方法；《周官》所说的六种考核，也不足以制裁奸吏；毛玠执掌衡量鉴别人才的权力，也不足以振兴衰败的风俗；山涛善于品评人物，也不足以彰显清正的舆论。唐朝杂用隋朝制度，本朝又多修治唐朝旧制。如今吏部的职掌分为五部分，仕进道路烦琐而宽广，贤能与愚庸不能周遍了解；资格有固定限制，才能与否本来就很难全部辨别。然而君王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为了建立百姓所仰赖的准则；能识别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官员、安定百姓就是仁惠。大臣举荐贤能、援引有才之人，分掌国家政务，关键在于从各处招致俊杰，安排到各个官位。百司群吏既不是专门直达君主，各有自己的长处；他们朝夕承受辅弼之责，参与君主的出入起居，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作为君主左右前后的臣士，本来就应当周详了解他们的善恶，使他们各尽其才，哪一个不能使君主成就事业，实行辅佐之道？

译谁可以居于朝廷执掌政务，谁有抵御敌军、决胜疆场的将帅谋略？谁可以安定边疆，谁有深沉的谋略和深远的见识？谁可以决断大事，谁有纯正诚实、朴厚忠贞的品格？谁可以面对重大节义关头，谁明白通达与闭塞的道理？谁可以主持国家财政，谁有端方厚重的声望？谁可以执掌国家法宪，谁有详熟练达旧例、考核事实、研习古制的学问？谁可以应答诘问，谁有不畏强暴、敢于直言的气概？谁可以掌管谏诤？这些人都是帝室的仪表、当世的权衡，是朝廷赖以决定轻重的人，也是百姓祸福所凭藉的人。若不深入详察众人的议论，早早记载在选拔簿籍中，那么一项职务没有办好，本来就会造成一项政务的缺失。至于专门出使的人才，如终军、陆贾；治理百姓的方法，如严延年、黄霸；澄清风俗、砥砺名节的人，如张纲、范滂；明慎刑狱、哀怜宽恕的人，如隽不疑、于定国。这些人，在朝廷内可以参与政事，在外可以委任他们宣扬风化、传播君主的恩威，决定百姓的舒适与困苦，又怎么可以不预先考察他们的优劣，而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呢？臣曾读《汉书》，看到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时期，丞相王嘉上疏说：‘此前山阳郡逃亡的徒众苏令发起兵为盗，想派使者去查问情况，当时却没有可以派遣的人；于是盩厔县令尹逢被授为谏议大夫，派他前往。如今各位大夫中有才干能力的人很少，应当预先蓄养、培养他们，使他们有所成就；临到事情仓促时才去寻找，这不是彰明朝廷的做法。’臣每次读到这里，总是放下书卷长声叹息。孝成帝、孝哀帝时代，天下如此广大，官职如此众多，仍然不如汉武帝、汉宣帝时期；可是朝廷空虚，国家困敝，竟至于连一个能出使的人才都没有，难道不是由于君上失去了预先准备人才的道理吗？所以臣深切希望陛下扩大识人之明，把它作为施政的根本，在亲疏之间选拔人才，遵守任用时有始有终的礼法，使端正善良之士早晚侍立左右，使有才有德的臣子成为台阁的表率，使有才能的官吏担任州郡刺史、太守，那么陛下本来可以高拱端坐于太紫宫，凝神于穆清之境，不出门户之内，天下自然已经治理好了。臣才智低劣、见识浅近，不通晓治国的要领，关于考察时势、任用官员的办法，略有接近政事得失的内容，论述如下，以补拾遗漏。谨此论奏。方平又上《用人体要论》说：臣私下认为，本朝两府，正如前代的三司，是用来总理群政的纲纪、总览万事的法度，向下分派群吏职务，广泛成就天下事务的。所以宋高宗任用傅说为相，傅说便从各处招致俊杰，安排在各个职位上。《周官》说，太宰以八种权柄告诫君王，用来驾驭群臣。西汉丞相府的东西曹官员，有的升任为中二千石。东汉三府察举才智秀异、考绩高等的人，出仕可补任刺史、太守，入朝可任九卿、校尉。南朝晋、宋以来，五品以上的执政官，与吏部共同掌管选任事务。到了唐朝，宰臣仍能不拘资次而进用人才。唐代宗时，元载执掌国政，公正之道便受到阻塞；常衮参与政事，人才也因而凝滞。到崔祐甫任相，每天任用十几人，不到一年，所任用的官吏就有八百人。皇帝说：‘有人诽谤你所任用的官员多牵涉亲故，这是为什么？’崔祐甫说：‘拟定任用各级官员，必须量才而补授职任。臣如果同他们相识，才可以大略了解人才；如果平素从未听闻他们，凭什么考察他们的言行？’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有见识的人也赞同他。唐宪宗时，李吉甫从承旨官任上拜相，对学士裴垍说：‘我从尚书郎被贬谪流落到远方十多年，后进人物很少有机会接触。宰相的职责，应当选拔任用英俊之士。您很有精鉴人才的眼力，希望听听当今的才俊。’裴垍拿笔记下他们的姓名，共有三十多人，几个月内几乎全部得到选用，当时众人一致称颂，李吉甫也获得了善于得到人才的名声。自唐文宗时期，李宗闵、李德裕之流把私情置于公事之上，结党援引、互相倾轧，于是朋党之议兴起。因此文宗说：‘除掉河北的贼寇很容易，除掉这些朋党却实在困难。’从此任用一个官员、升迁一个吏员，彼此都要互相顾盼，害怕涉及讥讽非议，这难道是宰相秉公治理天下的道理吗？臣恭敬地想，太祖、太宗朝提拔贤能、任用有才，使人各当其器；才略奇特杰出的人，有的几年就做到宰相；庸昧无能的人，有的过了十多年也不改任官职；有的品秩低而处在重要职位；有的品秩高却居于闲散职位。升降取舍，惟独看才能。因此能够兴建功业，安抚四方，制定制度、留下文章，为后世长久流传。功名事业的建立，必定由善于驾驭人才而来。后世因循成弊，大概是承平日久所致；如今要达到治理的根本，没有比任用官员更优先的事情了。帮助陛下任用官员的，难道不是宰相吗？官至卿、监，职掌参与台省事务，迁调任用的命令本来就在政府；郎官以下，属于审官院；官员的授予任命，统归选曹。这两个有司，实际上都由宰相选拔。况且如今外任官的地位重要，国家权力所寄托的，不在某些刺史、边防官的职分，而在两位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官。天下各道这样的官员还不到一百人。’这百人如果确实有才能，天下的政务就都能办好了。这是陛下应当审慎考察、宰相应当慎重选拔的人。臣近来看到诏书，又把荐举之事交给两省、两制官员，这固然是朝廷不愿私自掌握用人权，而想与天下共同任用人才的意思。然而凡是被荐举的人，果真全都贤能吗？如果只按资历分类、按品秩排列，像鱼贯一样接受恩宠，就不再区别选拔，不能因时制宜，这就像只看伯乐的图，想到市场上去寻找千里马一样。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由陛下亲自裁断，远承往代制度，把用人权责成宰相掌管。凡是久被淹滞的人才、俊杰之器，名声品行光明磊落、众人都确实听闻的，自然可以越级甄别提升，赶快收取他们的功效。若一定要依照阶次逐级进用，怎么能说是用人呢？即使是大吏而不能胜任职务，担任刺史、太守却听不到治理的成绩，大的应当罢官回乡，小的应当退居闲散职位。《汉官仪》说：‘三公听取、采纳长吏的善恶和百姓疾苦，分条上奏，这叫作举谣言。’汉代旧制又规定，州牧上奏二千石官员不称职的，事情都交给三公处理，派属官查验后将其罢免。

译这就是前代朝廷内外群吏，提升善人、斥退恶人的旧例，都出自宰相的掌管。既然把权柄交给他们，又以诚意推动他们，那么一个人才没有被录用、一项官职没有办好，陛下就应当追问责任了。有人说：‘在筹划治理艰难昏暗的时期，就有不拘资次、急于任用的提拔；在守成持盈的时期，自然只应遵循常规、守住旧制罢了。’臣认为这只是腐儒的谬说，哪里是英明君主的远谋？况且陛下从前亲自阅览万机，重新建立皇极，独断决策而不受牵制，提拔人才、振兴久被埋没的人，有一两个臣子承受恩宠和提拔，都是从卑微低下之位突然升到清要职位，这难道又是按资历任用吗？何况三司确实掌管众多职务，遇事动辄援引旧例，这还叫什么选拔人才？一个有才能的人处在下位一天，天下就少受益一天；一个无能的人处在上位一天，天下就多受损一天。所以提升拔擢善良、斥退远离邪恶，即使晚一天也嫌迟，怎么能说要遵循常规、守住旧制呢？这样上下都会尽心尽力，百官都会把职务办好，天下的士人也就可以被任用而各尽其职。君上不必有焦劳之忧、日夜忧虑之苦，百官事务就都能治理好了。谨此论奏。皇祐七年，诏令群臣陈述朝廷左右、内外官员中结党邪曲、阴险诈伪而未被惩办的情况。殿中侍御史何郯请求核查事实是否属实，并借此论述，诚信与猜疑乃是国家治乱兴亡的根本。何郯上奏说：臣听说，国家兴盛、政治清明，关键在于沟通上下的情意；沟通上下的情意，在于体察天地的规律。所以天地交合而万物生长，是由于极其和谐的气息遍及万物；君臣交接而众情通达，是由于极其真诚的感动。《易经》中有这种说法：上下相交、意志相同，就叫作泰，这是人情通达的结果；上下不交、意志乖离，就叫作否，这是万物情势阻隔所造成的。这种道理的得失，关系到时代的兴亡。《传》说：商朝因百姓离心而亡，周朝因上下同心而兴。离心便产生猜疑，同心便由诚信而来。惟有诚信与猜疑，才是治乱兴亡的根本。君主怎能不以此为鉴？臣私下认为，陛下凭宽大仁厚的资质，继承宏大的基业；凭博厚的气度，诚信地对待群臣，专一奉行同一德行，招来天下众心。然而历数大臣，其中难道没有一个怀有欺诈的人吗？广泛求取士人，其中难道没有一个怀有欺骗的人吗？但不能因为一个臣子欺诈就怀疑所有臣子，不能因为一个士人欺骗就怀疑所有士人。先前由于陛下惩治所任用的人，猜疑阻隔的念头渐渐产生，群臣迎合这种风气，因而很少有人能够觉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献上计策议论的人，迎合陛下的意旨，往往多有顾忌躲避；说明法令约束的人，窥测陛下的意图，动辄设置猜防，日积月累，渐渐形成弊病，对国家体统有所损害，对人情也没有安宁。现在略举猜疑的几个大端，足以说明它的危害并引以为戒。选择官员，是宰辅的职责；如今补用一个吏员，就怀疑其中涉及私情，所以平常政务往往劳烦陛下亲自裁决。分掌一方军政，是将帅的职责；如今专办一件事务，就怀疑他另有图谋，所以从多方面加以羁制。广泛访求人才，是大臣应有的气度；如今见一个士人，就怀疑他来请托，所以有时连宾客也不许接见。士人之间彼此前后相互推举，本是常情；如今推荐一个善类，就怀疑他结党，所以荐举无法实行。分别邪正，是言官的职责；如今斥退一个邪人，就怀疑其中有爱憎，所以忠愤之言不能伸张。这些承担事务的人，都是公卿士大夫的职责，周旋办事、竭尽忠力是他们的责任；那些触犯法令的，都是胥吏小人的行径，侵吞财物、谋取奸利是他们的本分。如今对周旋办事、竭尽忠力的人，竟然像对待侵吞财物、谋取奸利的人一样，想让他们知耻而振作、兴办政事，便不可能得到忠厚的人才了。一旦形成这种风气，最终就会造成败坏的习俗，不只是君主怀疑臣下，也会变成臣下怀疑君主。所以大臣怀疑君主用人不能专一，就不敢承担事务；小臣怀疑君主待人不厚，就不敢竭尽忠诚。准备接受顾问的人，担心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纳，就不敢直言抗议；怀有忠诚正直之心的人，担心真情不能上达，就不敢尽力规劝；羡慕功名的人，担心所受任用不稳固，就不敢专断行事。如果沿着这种风气而不回头，那么朝廷就没有一定可以信任的士人，也没有一定能够自保的臣下，君臣上下彼此互相猜疑，却想让天下没有闭塞不通的祸患，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人一样。这并不是陛下平素的本意，都是臣下回避顾忌、顺从成事的过错。不嫉妒、不争强，是周文王用来奠定王业的原因；豁达大度，是汉高祖用来成就帝业的原因；刚愎多疑，是魏武帝失去君德的原因。唐太宗对君臣不拘形迹，因而成就贞观之治；唐德宗对宰辅多所猜疑，因而招致奉天之乱。这几位君主都不是平庸之主。然而不嫉妒才能、豁达大度，就能像前者一样兴邦致治；心存猜疑、彼此不信，就会像后者一样失德召乱。这些都是往世明显的验证和显著的结果，不得不引以为戒。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体察天地交合而成泰的道理，把诚信推行于君臣之间；以周文王、汉高祖、唐太宗兴邦致治的做法为鉴，谋求国家安定；以魏武帝、唐德宗失德召乱的教训为戒，防止国家陷入危局。把国政分派给宰相，把军事委托给将帅，至于各部门官员和众多士人，也都交给他们各自的职掌，使尊贵者掌握要领，卑下者治理细务，陛下高拱而统临其上；惟有威权、福赏、政令一定要由陛下亲自发出，其他事情全都交给有司，谁敢不为陛下竭尽力量呢？《传》说：‘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道理正是如此。以陛下如今求治的心愿来看，这件事只在改变一个念头之间罢了，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只要想到这一点，风俗就可以大为改变，天下就可以享有通达、治理、太平的风气，这又有什么遥远的呢？臣本来才识浅陋，向来不懂治国的体要，但痛惜今日的贤士大夫因为彼此猜疑阻隔而相互承袭，最终造成陛下的过失，所以冒昧地详细陈说。心怀忠诚，言语就会急切而辞句较多；臣恭敬地希望圣明不要因为臣狂妄愚昧而弃置这些话，那就是臣死也感到幸运了。

译皇祐二年，何郯以知杂事的身份论奏宰相应当选择贤能之材并使其长期任职。何郯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唐虞三代能够成就天下之治，历时长久而不衰败，并不是因为那个时代容易治理，而是因为那些君主在位长久、经历的年数多。然而不只是因为君主在位年久，也因为任用臣下专一而且长久。虞朝的贤臣以皋陶为首，夏朝的贤臣以伯益为首，舜、禹任用他们始终不变，所以能成就极盛之治。商汤得到天下，以伊尹为辅佐；不只是汤本人任用他，后世子孙也继续任用他。太戊在位时，宰相只有伊陟；高宗中兴时，宰相只有傅说；他们都终身任职，从未听说更换过一个人，所以能够享有盛名。周武王开创王业，只任用周公、召公；不只是武王任用他们，后来的君王也继续任用他们，所以能够成就功业。汉高祖取得天下，依靠萧何；治理天下，也依靠萧何。萧何死后，由曹参继任；也不只是汉高祖任用曹参，后来的继承者也继续任用他，所以能够扩大汉室基业。刘备得到蜀中，晋元帝得到江左，回看他们的事业也十分微弱，然而能够与中原抗衡，并延续数代，正是由于专一而长久地任用诸葛亮、王导所造成的。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并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他坚定地信任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长孙无忌而达到的。唐明皇成就开元之治，也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坚定地委任姚崇、宋璟而达到的。东汉的李固、杜乔、陈蕃，当时的君主也知道他们贤能而任用他们，但任用不能始终如一，后来被邪恶险诈之人陷害，这就是东汉迅速衰败危亡的原因。隋高祖平定天下，是由于任用高颎的功劳；任用他不能坚持到底，后来由杨素接替，所以没有宏大长远的事业。唐宪宗平定夏州、攻破淮南和蜀地，是由于任用杜黄裳、裴度、崔群而取得的；任用他们不能坚持到底，又让皇甫镈、程异从中离间，所以再次出现叛乱离散的祸患。历代任用人才的这些成效表明，任用而不嫌其久，没有一次不带来治理；任用而不能保持到最后，也没有一次不导致祸乱。做君主的，必须把这些作为鉴戒，才差不多可以达到三代盛治的境地。后汉治理郡县、主管仓库、粮庾，都是较轻的官职，尚且应当选用良吏，任用长久甚至传给子孙才算美事，何况承担天下的事务，却想早晨接受任命、晚上就取得成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振作精神以求治理，选择贤能的人担任辅弼。自陛下即位直到现在，所任命的两府大臣已经有几十人；与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所任用的人相比，任用人数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然而却频繁任用、频繁罢免，不能长期坚持，任期长的有五七年，其次的只有二三年。任期更短的就更加不如他们。惟有吕夷简在宰相职位上十几年，中间两次罢相后又重新起用。李迪两次被升任拜相，第一次任职只有几个月，第二次才超过一年。杜衍拜相，刚刚满一百天。即使进退任用和罢免取舍，都是圣上思虑后作出的决定，也一定各有原因。然而人们只看到陛下刚任用他们时，并没有听说他们完全贤能；等到罢免他们时，又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过错。人们把大臣出入两府，都看作正常的事情。只要官位尊重，将来还可以得到补偿。因此近来做到两省官的，人们无不希望他们得到重用。他们的希望没有别的，不过是希望凭厚禄使家族富足，借官势使子孙荣耀。更有甚者，认为只要历任两府、得到一纸黄纸诏书，便以为荣耀。这尤其奇怪。任用两府大臣，如果不是陛下随便任用，必定是因为认为他们有足以为天下所称道的声望；天下人也对这些大臣寄予希望。自从他们被进用直到现在，还不到几个月，星象就发生异常变化。依据前代的事情作为验证，多认为这对大臣不利。天道幽深久远，灾异的出现本来不会无缘无故，但也不一定只应验在一个方面。臣私下担心倾危之士借此发表言论，有的说遇到灾异就应当罢免大臣，有的说为了躲避祸患就应当退职自保。陛下如果意志不坚定，一旦被浮泛的言论动摇，这些大臣也将不能安居其位。如今在任的人既不能自己稳固职位，后来来任职的人也未必能够安心。这样一来，两府就没有固定长久的任期了。两府没有固定长久的任期，却想讨论天下的治理，恐怕永远没有实现之日。君主具有圣明的资质，本来值得庆幸；还要孜孜不倦地劳心求贤，也是想与贤才共同谋划求治的方法，使功业在当代成就，名声在后世荣耀罢了。以陛下聪明神圣的资质，距离尧舜还很远；然而在位将近三十年，政治治理和文章声名还没有来得及浸润达到汉唐之间的程度，是因为任用大臣不久，而臣下只作苟且敷衍的打算。国家的弊病，没有比臣下苟且更大的，何况是大臣呢？如今任用大臣的情况，可以说已经成为弊病。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惩戒过去的过失，谋求将来的成功；对于两府大臣，一定先审察其贤能然后任用。既已任用，就一定使他长期任职；任职久了，就一定以不猜疑的态度对待他。审慎考虑这几件事，经过长日累年而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即使只是中等才干的人，承受陛下坚定的信任，也一定会勉力为陛下效力，谋划长久治世的策略。何况任用的确是贤能之材，又能长期任用，那么达到尧舜之治就不难了。仁宗时，直龙图阁、知潞州尹洙上奏说：臣听说，最高的治理根本在于致力于大体，不在于过分苛察。汉明帝喜欢苛察，唐德宗把苛察当作明察，都被前代史书讥评，不是盛德之论。既然如此，众人的好恶当然必须察知，臣下的忠诚与奸邪当然必须察知，但这不是说要穷究揭发隐微过失，以此自称聪明。近来听说诏狱所审治的人，大多是善良之士，因酒醉饭饱时的过失，揭发暧昧难明的罪行，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大体说来，士君子从年轻到年长都修身自持、始终如一的，都是纯厚坚定、孤高特立之士；满朝议论起来，一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两个。至于年纪和官位还轻，有时比较疏放纵逸，等到承担的责任稍重，才开始自我振作；后来能够在世上建立功业、树立名节的人，多得无法计数。这大概是普通人的常情，也是明主应当深切体谅的。此事虽然已经过去，臣所担心的是，上下彼此窥伺，动不动就获罪，刻薄的风气渐渐成为习俗；对于圣明盛治，损害实在不小，并不只是替那二三个人说话。又近年以来，已经施行的恩典有时仍被中途停止，已经施行的法令很少得到宽免，难道是弹劾攻击的话容易进呈，而宽厚的议论难以陈说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采纳汉代臣子关于窥伺隐私的戒言，鉴戒吴主设置校事官的弊病，趁着施行恩泽之后，发布宽大的诏令，明白告谕有司：凡臣下细小的过恶，只要不是损害教化伦理、侵害百姓财物的，就不要再上报。

译至于暴乱的萌芽、骄纵僭越的根源、诬陷他人、结党营私、徇私灭公，这些是王法诛讨所首先针对的，希望陛下留心听察，不要只顾细小过失而遗漏重大问题；这样善人就会受到鼓舞，恶人也会有所戒惧。臣这番狂妄鄙陋的话，惟请圣明裁量取舍。翰林学士王珪举荐王安国的奏状说：臣私下观察，汉朝选取士人，并不只有一条途径。每次诏令郡国举荐茂材、孝廉，以及文学科考取高等的人，又令丞相、御史选取质朴敦厚、谦逊有德行的人加以举荐。间或遇到灾异，又广泛求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人。汉朝之所以能够同三代一样形成良好风俗，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因为得到了人才，并以此为盛。臣见应茂材异等科的王安国，是翰林学士王安石的弟弟，品行义理纯正美好，学问足以阐明先王之道。他年轻时就自视甚高，以同天下士人出入科场为可耻，何况肯在晚年同门下子弟一起求取一时的仕进呢？如今将近四十岁，自己还不能列入低级官员之中，将要和陛下的百姓一起老死于太平时代，却无所作为，士大夫都替他惋惜。每三年一次诏令贡举，但真正有学问的人未必都能选取；制科所得到的，也不过一两个人，哪里比得上汉朝广泛选取、广泛收纳人才呢？像王安国这样的人，倘若有机会予以录用，不也是为圣明朝廷得到人才的助力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特别准许他依照王回、孙侔、黄君俞等人的先例，授予一项恩命，并让他到国子监讲说，以考察他的长处。如果他不如所举荐的情况，臣甘愿因冒昧上报朝廷而获罪。王珪又荐举孙侔、林希的札子说：臣恭敬地观察前代的治理，能够安逸地享有国祚、长久不衰的，从来没有不是劳心求取贤才的。凭九重宫阙的深邃，不可能广泛阅览天下人才，所以必定要考察荐举者的言论，然后试用他们。臣见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孙侔，品行义理纯正，好学不倦，年轻时曾参加科场考试，后来便退居江湖，但他所作的文章，并不比诸生低下。知永兴军刘敞奏请让他掌管本道机宜，他也推辞而没有接受征辟。士人在困穷之中仍然守持节操、自视高洁，如今哪里还能多有这样的人呢？又有新任杭州于潜县尉林希，才干学问超群，众人都共同听闻。前些日子他在闽中罢官，稍稍到达京师便离去，并不选择俸禄，也从未到过权势之家的门下。他确实内心安定而不为外物所动，与那些和煦逢迎、只求在他人那里苟且经营的人相比，不是相差很远吗？臣恭敬地希望朝廷一并提拔他们担任国子监直讲，使他们在劝学的道路上开导、砥砺士人的道德学艺，难道会说毫无补益吗？王珪又荐举丘与权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在求治的朝廷中，掌管翰墨的臣子，没有什么比荐举士人更有补益。臣见福州闽县主簿丘与权，景祐年间在科场中已有声望，从那以后困顿于州县二十多年，然而孤高洁净、自守远离，不能苟且迎合当权之人。观察他的文章优美深厚，议论纯正，臣私下认为如今正值重视文治的时代，应当予以收用。臣现在保举他，可以充任国子监直讲。如果得到提拔任用后犯有正入己的赃罪，臣甘愿与他同罪。王珪又荐举李徽之的札子说：臣见谏议大夫李徽之，是宰相家族中的才俊，早年即探究经学，前后多次担任寄任之职，而他的治理不同于世俗官吏。近来他刚被差遣为知凤翔府，先帝知道他的名声，特意召见应对后派遣他前往。近来他因疾病请求领南京留司御史台的职务，如今听说病已经痊愈，还在陈留，没有赴任。正当朝廷急于用人，像李徽之这样的人，却可惜被置于闲散废弃之地。希望陛下特出圣意加以试察，准许他入朝觐见，观察他的议论是否可取，然后再授予他一项重要而繁剧的差遣。这样李徽之既然受到省察录用，就会更加竭尽心力报答陛下。王珪又荐举李庠的札子说：臣见太子中舍李庠，是已故谏议大夫李绎的儿子，年轻时就有才华，受到乡里的推重。任官以来，多次得到大臣荐举征辟；他是美善茂盛的人才，又以文雅修饰自身，所举所行都有可观之处。前些时候因患病退居阕中，至今已经多年。听说他的疾病已经痊愈，只是安静自守，不想来京师。况且李庠在分司以前，长期没有接受磨勘，旧有诏令召试的指挥，他也推辞而没有赴试。他的风操节义确实值得嘉奖推崇，希望朝廷特别授予他陕西一项合入的差遣，以扩大敦厚劝勉士人的途径。知制诰刘敞请求叙用吕溱的奏状说：臣见南京分司吕溱被降官、责罚废黜以来，听道路上的传闻，都说他是因为耗费公使钱获罪，罪当夺官。臣曾见吕溱历任苏、楚、杭、徐四州长官，所到之处都有声誉，绝没有贪污的名声。何况他壮年时已经身在近侍之列，哪里肯这样自我放弃呢？然而他的为人，资质性情疏放，不拘小节，实在恐怕检点防范不周，所以陷入重法。臣私下见近年苏舜钦主管进奏院时，曾卖掉官府废纸供伶人费用，因被认定为主管官府财物自盗，除名为民，最终死在贬所。事情出于仇人构陷，情节很轻而法罚过重，直到今天天下人还替他冤屈。臣恐怕吕溱所犯的罪大多与此相似。况且吕溱一向贫穷，被夺去俸禄、闲居之后，便到了无所依靠的地步。希望朝廷怜悯他，特予恢复，使吕溱稍加检点防范，不忽视卑微琐碎之事，尽心处理政务；他将来报效陛下的力量，实在不可估量。冒昧干扰圣上仁慈，臣实在战栗惶恐至极，谨具奏状上报。吴育任知陕州，进为资政殿大学士，召回朝廷判尚书都省。有一天，他在禁中侍读，皇帝因谈及臣下的毁誉多出于爱憎，说：‘这是你应当谨慎的地方。’吴育说：‘知道了却只表现在言语上，不如考察之后落实到行动中。圣明君主的行为，如同日月一样明亮。提拔一个人，使人人都知道他的善处；黜退一个人，使人人都明白他的恶处。这样阴邪之人就不能构陷伤害，公正之士可以自然立足。’这是君王的重要治道。皇祐初年，王举正拜为御史中丞，于是上奏说张尧佐是庸人，只因为他是妃子的亲属，一天之内兼领四个使职，使贤士大夫没有受到劝勉的对象，皇帝没有答复。王举正于是留在朝班中当廷进谏，皇帝便夺去张尧佐的宣徽、景灵二使。王举正又说：‘先朝任用人才，即使是多年守边的人，官职也只到遥郡刺史。如今所任用的人还没有完全得到合适人选，却苛刻地期待立即升迁，那么后来有功劳的人还有什么可受到劝勉的呢？’况且转运使考察官吏的能否，百姓的祸福都依赖于此。任命刚刚下达就多次更换，不满一年便再次改易；恩泽所以没有施行，百姓的疾病所以没有痊愈，正是这个缘故。

译皇祐年间，孙抃以右谏议大夫的身份权知御史中丞，制书下达后，谏官韩绛上奏说孙抃不是纠察弹劾的人才，不可以任掌风宪。孙抃立即亲自上疏说：‘臣观察如今士人趋求仕进的多，肯退让的少；把善于求取功名当作精神，把攻讦他人当作风采。像市井小吏一样吝啬刻薄的人，被称为有议论；像酷吏一样苛刻深峻的人，被称为有政事。谏官所说的才能，难道就是这些吗？如果是这样，臣确实不具备。’仁宗察知他的言论，催促他赴任办事。监察御史傅尧俞弹劾孙抃，上奏说：三公的官职，历代都很看重，因为它用来镇抚夷夏、协调天地人。如果不是相应的人才，宁可空缺也不应勉强充任。一定要使俊杰不必等待资次便能进用，使寻常之人不能因侥幸而达到高位，那么天下人就会想望这种风气而纷纷受到劝勉。陛下气度宽广、乐于接纳，施恩超过施威；在位之人还没有经历多少勤劳，宠幸荣耀却已经过分，往往互相观望，计算任职久暂、恩遇厚薄，却不知道自我反省以图报答。稍微迁延一段时间，尚未得到重用，便在内心怀恨怨愤，脸上显出不平之色，这是为什么？因为宰辅之位有幸得到的人时常出现，而对不能承担责任者的惩罚又一向太轻。这是当世的大弊病，是陛下应当深切察看的。臣私下见参知政事孙抃，谨小慎微，只求自守，声望和实际才能都很轻，徒然因为科举高第、长期居于清要职位，又承袭翰苑资序，并无足以惭愧之处，竟让他屡次更换两府职务，累计已经多年。面对万机繁多的政务，他没有一点帮助；身居其位却不参与其事，甘受宠禄却不知道惭愧；昏昧不通的言语日益流传，成为士民的笑柄，也使夷狄轻视朝廷。每次进退于殿阶之前，百官都仰望着他，辛勤劳苦的臣子反而为此解体，向上连累日月般的圣明，将来必定受到史册讥评。况且郡县的小官，稍有不称职，就被说成尸位素餐、毫无益处，受到诛责、贬谪、罢免、驱逐的很多。哪有享受万钟俸禄、充任三公之一，却懵然无知，可以长久占据这个职位的道理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话是妄言，不要把臣的奏状留在宫中而不发下施行，使孙抃罢免，稍稍抑制贪求侥幸之风，同时砥砺忠诚勤勉之臣。不只是臣愚昧地这样认为，实在也是朝廷内外众人殷切的希望。臣不胜恳切激愤之至。尧俞又请求停止薛向的新任命，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两府是发布国家大政的地方，各有分掌的职务，共同兴办朝廷政事，不相互夺取职权、扰乱次序，这样才可以谈论治理。倘若君主亲自操持纲纪，反而使它混乱，想让百司到哪里去取法呢？这个源头一旦开启，后面的流弊将会扩大。听说陕西转运副使薛向到京，参与议论马政，才粗略有些条理，究竟是好是坏都还不能知道。朝廷推加恩典很不合常规，既削去权字，又等候两年后授为转运使。转运使本来隶属中书门下，而枢密院却一概专行其事。臣虽然浅陋愚昧，不熟悉国家旧典，如果果真如此，实在扰乱纲纪，确实不是小事，怎么可以因循不改？希望陛下从圣心裁断，停止薛向的新任命。况且薛向资历还浅，所受宠任已经优厚，等到他的功绩成就之后再提拔也不晚。这样不只是慎重爱惜名器、堵塞侥幸求进的道路，也能使中书、枢密院的名分各自端正。臣并不是只为薛向个人说话，而是因为朝廷的体统不容损害；如果有所缺失，就应当堵塞它的源头。惟愿陛下务必赐予施行，臣不胜恳切激愤之至。知制诰胡宿请求留下三名御史，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御史是天子的耳目之官，用来向上扩充圣明的听察，向下防止臣下擅作威福。如果有人畏惧怯懦、毫无作为，闭口不言，就是尸位食禄、辜负陛下任使，治罪是可以的；如果有人不畏强暴权贵，纠察揭发奸邪违法之事，可以说是敢于直言，这是他的本职，表彰他也是可以的。近来听说台官弹劾之事牵连宰相，陛下没有设置诏狱，只命开封府审讯案情，却凭刘宗孟单方面的一面之词，把三名御史从朝廷贬黜，这在政务上有损人情，而且不能使人心信服。昨天听说御史的差遣敕书被留在宫中尚未下发，外间议论都说一定是圣心已经觉悟，不再黜逐台官，人情没有不欢喜的。刚强勇猛的御史，自古以来就难得。如今如果把他们驱逐，还须另外举荐人选，而所举荐的人未必能胜过这三人。近来贬谪现象还没有停止，奸邪之人正需要防范。古人说：‘猛虎在深山，藜藿都因此无人采食。’这就是说正直之臣在朝，奸臣就会远远躲避。臣想请求陛下降下诏令，留下三名御史在朝，以警戒奸邪。臣昨晚蒙受宣召，已经当面论说此事，还希望圣上慈悲，再加详察裁度。至和元年，言事御史马遵论说国家安危的关键在于宰相任命，上奏说：“臣每次读《唐书》，看到宰相崔羣向宪宗论述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卷叹息，认为他说得深中事理。他的大意说：‘国家的安危存亡，取决于所任用的人。明皇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国家就得到治理；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国家就陷入混乱。’人人都把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看作治乱分界，臣却认为，开元二十年罢免贤相张九龄，专门任用奸臣李林甫，国家的治乱从这时就已经分明了。他说得如此恳切明白，难道不可以称为‘知言’吗？大凡人的任用或罢黜，决定于事先；国家的安危，则系于事后。这就好比保养身体，常常必须警惕疾病，不能等到感到疼痛的那一天才把它当作得病的开始，而应当在最初就审慎对待。臣私下听说辅弼大臣屡次恳切请求退职，有人担心圣上慈爱，不忍重重违背他的请求，那么就应当另外寻求贤能之人，把国家大权交给他。如今别都的镇山崩塌，正阳之朔发生日食，重大异象接连出现，许多事情令人忧虑。伏望陛下深思三圣开创基业的宏大、四海百姓的众多，采纳朝廷内外的公议，排斥左右近臣的私言，鉴戒开元、天宝年间治乱的事实，警惕任用李林甫、罢黜张九龄所造成的后果。国家安危的关键，就在这一次决断，紧迫得间不容发，即使日后后悔，又怎么追得回来？”

译陛下把臣从闲散冗职中提拔出来，任命臣负言事之责，臣日夜思念，却没有什么可以补报圣恩。若是琐碎迂阔的言论，臣不敢拿来烦扰圣听。只是中书省是政务根本，宰相任命和人才选用是最急迫的事务；与其事后才后悔，不如在事情发生前进言，这是臣在职分上应当做的，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惟愿陛下留心省察，这将是天下的大幸。”嘉祐元年，马遵又论宰相驱逐谏官，请求朝廷辨明此事，奏疏说：“臣听说御史中丞张升多次入殿奏论，因赵抃等先前请求出任外职，奏章虽然已经递入，朝廷却没有批准。等到宰相刘沆单独递入文字，指称赵抃等结党以及列举他们的罪恶，于是便把他们任命到外地。这就是说，成命虽然出自朝廷，实际本意却来自宰相。因此外间议论喧哗，都说是宰相驱逐谏官，并不是无端诬蔑。臣切实观察，自古帝王都把听取忠言看作贤明，把拒绝进谏看作丑事。如今接连多年把台官调出朝廷，并非朝廷的美政，反而损害陛下的圣德。若因张升的奏论而特意加以辨明，使四方听闻后都知道台官外调不是陛下的本意，既能保全朝廷体制，也能保全陛下的声名，关键就在这一次决断。臣身为当职之人，必须合力进言，是替朝廷珍惜体制，替陛下珍惜名声，并不只是替这些大臣申辩。” 臣怀着极其微薄而至诚的纳忠之心，恭谨至极。”马遵又上奏说：“臣听说御史中丞张升多次入殿进言，宰相却独自递入文字，因而把台官赵抃等人调出，这不恰当。若说赵抃等人一向不是好人，不应当任为台官，那么既然已经任为台官，后来有过错，也应当立即屏退，不可长久留在朝廷，等到他们请求外任后才提出。既然应当降职责罚，以正典刑，就不应仍带着原来的官职，继续专管民政。若说他们没有过错，难道能凭空泛之言把他们降为小郡长官吗？从头到尾说，都不合适。若说这是奉行条贯而应当调出，那么中书省的条贯很多，也未必都能严格执行。比如宣徽使明明有定制，不得超过两员，如今却任命了四员。像这样的事情，不能一一列举。我没有听说另行递入文字，特意列举条款。由此看来，不过是本来想实行这件事，才拿条款作为说辞罢了。张升应当再三辨明，实在不能停止。历来台官多不被人喜欢，权臣尤其如此。这并不是权臣天性厌恶他们，而是形势使然。若不是圣明君主主持公道，任凭权臣把他们全部处置，那么谏垣、宪省之中，人人只顾寻找过失、躲避祸患，哪里还顾得上替朝廷谋划呢？陛下圣明，一定会看清这件事。” 伏乞陛下英明决断。至和二年，侍御史赵抃请求不要让欧阳脩等人离职，上言说：“臣以为，天子面南而立的尊贵地位，左右前后都必须有正直之人、贤能之士作为羽翼。朝廷有重大赏罚，可以向他们询问；有重大过失，可以得到他们补正；有重大急难，可以同他们谋议；有重大礼法，可以向他们质正。臣私下看见近来所谓正人贤士纷纷请求离去，朝廷为什么要自行剪除羽翼？臣没有看见这样做能够使国家达到长远的治理。忧虑国事的人，没有不因此寒心的。又如吕溱任徐州知州，蔡襄任泉州知州，吴奎被调出任寿州知州，韩绛任河阳府知府，这些人都是众人共同惋惜他们离去的。又听说欧阳脩请求任蔡州知州，贾黯请求任荆南府知府，像欧阳脩这一类贤能的侍从之臣，没有什么过错。如今他们坚决请求出任州郡，并不是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挺立朝廷、正色执言，既不能曲意奉承权贵，又天天担心遭受中伤，所以都想把吕溱、蔡襄、吴奎、韩绛牵连出去罢了。现在陛下又顺从他们的请求，把他们补任外职，臣恐怕这并非朝廷之福。朝廷万一遇到缓急大事，那么陛下到哪里去询问？到哪里去得到补益？到哪里去谋议？到哪里去质正礼法呢？” 失去的人才已经太多，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诗经》不是说过：‘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这就是说，文王虽然是伟大的圣人，能够居于尊位而安宁，大概正是因为朝廷中有许多贤哲之士，才达到这样的结果。臣愚昧，伏望陛下以古鉴今，不要让欧阳脩等人离职，留下他们作为羽翼，来辅助自己。这样朝廷内外都会感到庆幸。臣怀着极其恳切的纳忠之心，惶恐至极。”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用人 宋英宗时期，张方平论述任用台谏官的制度，上言说：“臣看见天禧元年最初恢复台谏官时的诏敕说：‘所设置的台谏官，三年内不得调出任职，也不得兼领其他职务。’等到任满三年，如果多次上疏，确实能够补益政事，就特别突破通常条例，另行升迁；如果政绩和职务没有声誉，进言没有可取之处，就改授散秩，仍派遣他们负责监临。近来朝廷任命台谏官，已经很不符合先朝的本意了。设置台谏官，是为了切磋磨砺治国之道，帮助君主广开耳目，并不是让他们制造事端、招揽权势，把这当作做官的捷径。近年以来增加员额，又升迁得特别快，听信任用超过适当限度，很容易形成朋党，危害善良之人，鼓动风波，最终相互牵连而败坏。近来虽然改变了做法，但遗留下来的风气还在；如果不发生大的改变，怎么扶持国家体制？请求今后台谏官应当依照天禧诏敕，使他们长期任职，以观察其成效。倘若对政令没有阐发，即使有奏论，也不合乎治道，就应当明确加以黜陟，以激励他们公正尽忠。这样或许可以阐明治理的方针，以此教化天下。” 当时进言议事的人屡屡同大臣意见不同，枢密副使吕公弼劝谏说：“谏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执政大臣是陛下的股肱；股肱与耳目必须相互配合使用，然后身体才能安泰，君主才能尊贵。应当考察他们的言论、观察他们所做的事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进退。”治平元年，殿中侍御史吕诲请求朝廷内外的臣子交替任职，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汉宣帝时曾把谏官全部调出补任郡吏，谏大夫萧望之任平原太守，内心不得意，于是上疏请求召回，守少府一职。不久又任左冯翊，他因忧惧而称病，汉宣帝派使者传达自己的意思，大概是知道萧望之的才干足以任宰相，想让他通过办理政事来详细考验，所以如此。唐代陆贽也说过内外官员交替任职，这确实是国家急切求治的重要事务。臣看到朝廷臣僚中，有人初次任官从未历任外官，后来也从未走出国都，却升到高位，这实在不是公朝任用贤能、详细考验的办法。近年来两府任用人员、授官拜职也不出京师，重视内职而轻视外任，更由此明显可见。这样一来，任内职的人安于依附权势，只怕被补任外职；任外职的人久不召回，便认为自己断绝了升进的希望，即使他们比萧望之更加贤能，也未必能在朝廷内发挥作用。陛下即位之初，驾驭臣下的办法应当公平均衡。应当思考汉宣帝详细考验人才的方法，考虑任用贤能共同治理，使朝廷内外的臣子交替任职，考察他们的功绩，责求名实相符，以此选取人才，这样得到的人才一定很多，太平之治也不难达到。” 惟愿圣明的陛下留心考虑，这将是天下的福分。” 治平二年，吕诲请求由皇帝亲自选任御史，上奏说：“臣看见陛下亲笔下诏任命殿中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朝廷命令已经发布，公议都认为恰当。臣听说汉孝武帝即位初年，田蚡任宰相，推荐人才有的人一起家就做到二千石，权力转移到皇帝之上，汉武帝于是说：‘你任命官吏都完了吗？我也想任命官吏。’如果不是明智圣哲的君主，智慧不能洞察事理，那么赏罚任免的权柄几乎就会完全被田氏掌握。臣看见陛下开始任命这两个人，确实是有深意的。臣以前所陈述的意见，是请求让朝廷内外两制官每年各自举荐有才干谋略的人，把名单登记在禁中；凡是适合任用的，就请陛下亲自选择，以免临时推荐，从而杜绝请托之路。这是最公正的办法，希望陛下长久实行。被任用的人无不归向并感激皇上的恩德，一定会尽死节来图谋报效。自古以来兴盛王朝的道路，没有不由此开始的。惟愿圣上考虑掌握权柄的重要性，慎重开始并坚持到底，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英宗时期，吕诲任知谏院，又上疏说：“臣听说汉宣帝任命刺史、郡守和国相时，一定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退朝后再考察他们的行为，以验证他们所说的话；如果名声与实际不相称，一定查明其中原因。这是最切合治道的办法。本朝旧例，亲民官中通判以上的拟任人选，先召见，再到中书省呈验资历；任职期满、回京的知州，允许入殿陈述有利于政事的三件事，这就是考察言论、观察行为的制度。近来召见、呈验仍照旧办理，但不曾亲自询问，中书省也不核查实际情况，陈述三件利便之事也一并取消了。天下郡守不得其人的，十处有五六处，难道这是圣朝求治的本意吗？偏远疏外的臣子，有的人终身不能接近天颜，不能进一言来舒展平日的抱负；要使君臣之道相联，上下之诚相通，岂不是很困难吗？臣请求今后凡是拟任知州的人，召见之日都令其入殿，由陛下亲自询问，审察其为人；仍让中书省核验他是否适任，然后授予职任；任职期满回京后，依旧允许他陈述三件有利政事的建议，并据此总括考核，一定能够得到实际情况。” 吕诲又请求增设言事官，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台谏官是君主的耳目，朝廷内外的事情都可以根据传闻加以奏报，这是为了辅助君主明察，防止信息堵塞。臣观察天圣、景祐年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人，后来却日益减少，大概是执政者不想让皇上听到朝廷内外的过失，但人数也不应少到这种程度。如今御史缺少中丞已经数月，御史只有五员，其中两人外出任职，只有臣与范纯仁、吕大防供职。奏章十次上呈，八九次被搁置不报；谏官只有二员，司马光改任并兼领其他职务，傅尧俞出使北廷，能够直言进谏的臣子几乎等同于废置。自古以来言路闭塞，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臣实在替圣朝感到羞惭，下情怎能向上通达，天子的听闻又怎能远及四方？伏乞陛下圣心鉴察这一弊病，特意予以振兴，增加言事官的员额，以扩大见闻，这确实是寻求治道的根本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