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六

译一、臣听说，古代善于治军的人，一定增加将领的数量，而减少每个将领所统率的兵力，这是为了使手臂和手指彼此联属、容易相互调动的办法，汉光武帝的二十八将就是这样。又一定重视内地而轻视外地，以达到强化根本、削弱枝叶、内外相互资助的目的，唐代府兵、卫兵的制度就是这样。祖宗制定军制，每将不过五千人；不隶属于将领的部队，每指挥不过五百人。有战事就临时出阵，无战事就归还营垒，这就是所谓增加将领数量而减少每将统兵的办法。把天下的重兵全部屯驻在京畿，足以制约四方州郡的军队；又设置禁旅拱卫王室，这就是所谓重内轻外的意思。天下平定将近二百年，没有发生战争，正是这个缘故。如今陛下振作皇威，谋求恢复大业，却把重兵全部分隶于各位大将，多的达到十几万人。平时已经不能灵活调动，何况在仓促混乱的时刻呢？宫廷宿卫单薄虚弱，根本没有直属的正规军，遇到缓急怎么保卫皇宫、抵御外侮？这正是臣日夜忧惧的原因。即使陛下的恩信足以团结他们，威德足以使他们服从，陛下亲自下令、略加指示，他们无不听从。然而建立国家的办法，应当着眼于长久的防备，恐怕不应当这样。臣愚昧，伏愿陛下始终留意此事。在偏将、副将中有可用之人，应亲自加以识别、提拔，逐渐把军队交给他们，使他们自行形成统属体系，以备缓急。还可以[原文“驱防”，疑为OCR误字]收召旧人，或选拔将士，广泛设置禁旅，轮番担任宿卫，使其成为天子的正规军。考察汉、唐的旧制，遵循祖宗既定的法典，逐渐恢复先前的规制，消除后患，以尽早取得中兴的功业，天下人将无不感到万分幸运。一、臣听说兵法讲求使敌人来到我方，而不使自己被敌人牵制，这就像棋家争取先手的办法。因此，善于下棋的人布置棋子，一定能够控制几条道路；善于用兵的人抵御敌人，一定能够禁止敌军向四面出动。如今各位将领的大军列阵屯驻于淮水、泗水，又由宰相督率，可以说兵力很重。敌人的军势也一定会聚集士卒来抵抗王师，那么京西一带必然有力量来不及顾及的地方。希望下诏令刘光世专门负责陈州、蔡州，岳飞专门负责唐州、颍州，使敌人分兵来抵挡我军，那么淮泗一带的压力就会缓解；如果敌人不分兵，就乘其空隙攻打虚弱之处，我军便没有防备不到的地方。如今刘光世的军队已经进驻合肥，而岳飞的大军还留在武昌没有进发，实在恐怕行动迟缓而误事，白白困守并耗费钱粮，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可取之处。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诏书[原文“诏防”，疑为OCR误字]，督促他们出发，也许可以不失战机，今冬能够避免冲突的忧患。愿陛下加以明察。一、臣听说出兵用众，粮饷是第一要务。即使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没有粮食也无法作战；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邃的护城河，没有粮食也无法守城。有国有家的人，没有三年的积蓄还要说不足，更何况按月支给、按日供给，临时才来谋划呢？去年旱灾范围很广，绵延数千里，有的地方一斗粮食竟贵到一千多钱。常赋因减免而减少，漕运因转输而困顿，常平仓、义仓又因赈济而空虚，公私都十分困乏，全无储蓄。假使今年秋天又接着发生水旱灾害，那怎么承受得了？所幸天道保佑顺遂，雨水和晴天都合乎时令，于是获得丰年，江浙、福建、两广全都丰收。眼下米价已经下降，将来农事成功，粮食一定会多得很。这正是朝廷广泛收购粮食、储备积蓄的时候。从前赵充国讨伐先零时，曾说边塞下面收购四十万斛粮食，贼人哪里敢轻举妄动？由此看来，国家以军队为命脉，军队以粮食为天，怎么可以稍有迟缓？粮食价格太低就会伤害农民，应趁丰收之年，以合理价格广泛收购，官府有了储备，农民也不至于困苦，这是办一件事而获得两方面利益。朝廷近来下拨收粮本钱，交给转运司，限定数额收购，固然是得到办法的。然而转运司不过把任务分派给各州，各州不过再分派给各县，各县不过再分派给民户；强行规定价格却责令百姓交粮，这就只有和籴的名义，没有和籴的实际，并不是妥善的办法。臣愚昧，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圣明的诏令[原文“睿防”，疑为OCR误字]，命各路州郡把转运司分配的收粮本钱，专门委托官吏设置粮场收购。开始时就以合理价格从民间收取，适当增加收购数额，严格订立约束，使没有阻挠、邀功和浪费，那么民户、商旅自然乐于输纳，收购数百万斛也不难办到。起初民间只担心交子，害怕难以流通使用。如今朝廷已经改变交子的制度，改作关子，它与现钱没有不同，自然可以流通。只是官告、敕牒等，还须劝诱上户，使他们缴纳；也请命令州县把劝诱所得的现钱交给收粮场，由粮场收购。这样或许可以革除近年摊派收粮的弊端，使公私双方都得到补益，天下人将无不感到万分幸运。一、臣私下看见，朝廷近年来委托州县办理事务，有时制造器物，有时收买物资，期限过于严格，督责过于严厉，州县官吏不敢申明实际情况，只想按期应命、敷衍塞责，而不替长久打算，终于使公私都受到弊害，却最终对实际使用没有补益。例如福建创制海船，制造粗劣，很快就损坏；广南设置耕牛，因为路途遥远，大多死亡倒毙。这些事情花费不可估量，却对事情没有益处，不可不加以察看。制造得不精良，哪里比得上购买能够长久使用的船只？从远方运来而大量死亡，哪里比得上提高价格招募运来？即使有所花费，也是不得已。如果不这样做，所受损失实际上会更多。朝廷正在用兵，财赋困窘，怎么可以不计算得失、爱惜财力，反而把财物耗费在无用的地方呢？臣愚昧，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圣明的诏令[原文“睿防”，疑为OCR误字]：今后朝廷下发制造、收购物资的任务，如果期限过于急迫，或者当地物产不适宜，都允许州县申述利害，从长远考虑，详细斟酌后上报。朝廷再加以审察而施行，这样或许公私两便，没有虚耗而有实际利益，天下人将无不感到万分幸运。

译一、臣私下看见，朝廷此前数年专门以退避为方针，也不责令州郡进行防守，又下诏允许他们凭借山泽自我固守。城墙、守城器具大都不加修治，沿袭这种习惯久了，往往把修筑城墙看作无事生非，提出建议的官吏反而受到罪责。如连南夫因为守卫泉州城，被交付官府查究；裴廪因为修筑衡州城，被重重贬黜。州郡见到这种情势便畏惧退缩，再也没有人敢议论修城。以偷懒苟且的习惯，再加上朝廷的威令，谁还敢冒着获罪的风险提出长久的计划呢？臣恐怕从此州郡的城墙、壕沟都将坍塌淤塞，再也不会修治。如今与僭越叛逆的敌寇接壤，相距没有数百里之远，而防守江表内外的数十个州郡，朝廷所依靠的藩篱，竟荡然无存，没有城池可以凭借防守。敌军骑兵突然逼近边境、摩擦疆界时，不知道拿什么来抵御他们？这是臣无法理解的。臣愚昧，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圣明的诏令[原文“睿察”，疑为OCR误字]，命朝廷仔细商议。如果防御敌人的办法非城池不可，就请下诏明确告知朝廷内外，说明过去被责罚的官吏是因为造成骚扰而获罪，并不是因为修城而获罪。凡防守江州的州郡，今冬农闲时，允许逐步修筑城池，建造楼橹之类的设施，朝廷特予供应支持。这样，自我保全的办法已经具备，进攻讨伐的计划也可以施行，天下人将无不感到万分幸运。一、臣私下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禅林僧徒中贫困患病、不能缴纳费用的人，先由寺院常住钱财代为支付，随后仍命令拘收追缴。若不是出自圣上的慈悲，曲加怜恤，怎么会做到这一步？然而臣私下认为，僧徒中有财利的，多是靠经营谋生的律僧，与俗人没有不同，即使多收取一些，又有什么不可？至于禅林中的僧人，是真正学道的人，只有一瓶一钵，随时以粥饭为食，往往没有余财。如今让他们缴纳费用，不但贫病之人无从筹措，也会损害他们学道的心志。圣上既然加以怜恤，允许由寺院常住代为缴纳，已经深深慰藉了人情。伏望特地下达指挥，交给州县查究；确实属于贫病而无力缴纳的人，命本寺常住代为支付，不再拘收追缴。这样或许使学道之人能够安心修习清净之业。这也是仁政的一项表现。伏乞陛下明察。纲又上奏说：“臣听说，和顺之气会带来祥瑞，乖戾之气会带来灾害。天人之间的感应，如同声音和回声、影子和形体一样迅速，确实不可欺罔。政令平和，符合民心，上天就以福气回应，使雨水、晴天都合乎时令，成为丰年，这是和气致祥的征兆。政令乖戾，违背民心，上天就以水旱等灾害回应，使年成凶歉，这是乖气致沴的征兆。丰年、凶年的根本，就在于君主的心术和朝廷施政措施之间。国家社稷的安危，百姓生民的祸福，都系于此，怎么能不恐惧呢？前年江湖、福建、浙江一带曾经像遭遇大旱，百姓流离失业，饿死倒毙者随处可见。陛下忧虑得非常深，顾不上吃饭，亲自挥笔下诏，劝导并救济百姓，所救活的人不知有几千万。极其诚恳的心意感动上天，上天以祥瑞回应：该下雨时就下雨，该晴朗时就晴朗，年成大丰收，百姓因此安乐。自从经历一次丰收以后，上下安逸嬉游，不再勤勉体恤民间疾苦。朝廷以为民间有了积蓄，各种名目的征求和索取都要百姓上供，不按实际数目而按虚报的额数；和籴也不以本钱支付，而以关子支付。蚕丝尚未出生，已经督促供应运输；禾谷尚未抽穗，已经催促装运发送。州县困于转运，公文催逼急如星火，官吏忧愁叹息，乡里怨恨咨嗟，感动了上天的心，旱灾又发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江湖、淮河、浙江一带受灾非常广泛，今年将要艰难度日，民情惊疑不安，好像处在狂风巨浪之中，动荡而无法安定。既然如此，陛下若想消除灾异、导来吉祥，不必到别处寻找办法，只要像前些日子那样用心，自然会感召和气与祥瑞，立即到来，那么旱灾一定会再次转为丰年。过去周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侧身修行，想要消除灾害，于是王道教化又得以施行，《诗经·云汉》写的就是这件事。怎么知道旱灾不能成为中兴的助力呢？希望下诏命朝廷更加修明政事，凡是用来赈济民灾、供应军粮的事项，都应及早整顿、预先准备，不要等到仓促之际才临时筹办。如今强敌凭恃势力侵凌，僭越窃据，窥伺并屯兵于淮河岸边，把那里作为控制扼守之地；想进攻却不能，想退却又不行。张口等待县官供给粮食的有几十万人，平时运输粮饷已经极其劳费，如果一年歉收，将拿什么供给他们？今天的祸患是：想让民力宽裕，军粮就会缺乏；想让军储充足，民间财力就会枯竭。二者就像秤的两端，一头加重，另一头就变轻；如果没有办法权衡调节，使征敛不至于侵害百姓而军粮又充足，就不可能使二者均衡。孟子说：‘没有政事，财用就不足。’如今屯兵人数并不比前时多，而养兵费用却是过去的十倍，士卒的死生、离去、到来没有簿籍可以核查，论功行赏没有实际功劳可考，因转资、升秩而迁调的动辄以万人计，至于俸禄供给的费用又不知有多少。” 究竟有多少呢？一旦开了这个头，就不能再收敛；一旦放行，就不能再收回；日积月累，没有停止的时候。天地生成财物有一定时限，人的力量治理财物也有一定限度，却没有在这中间建立起合理的度量，养兵费用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坐等财力耗尽，竭力向百姓征取，还能说这是有政事吗？这就是臣日夜替陛下忧惧的原因。政事建立起来，财用才会充足；财用充足，军粮才会供应；军粮供应，民力才会宽裕；民力宽裕，才能感通上天；感通上天，才能招来和气而成为丰年。因此臣希望陛下挽救今天的弊病，把修明政事作为首要之务。臣仰察天时，俯察人事，如今实在是关系危急存亡的时刻。只愿陛下念及宗社和百姓生民的重大责任，谋划善后和长久的防备，留意国家的根本，天下人将无不感到幸运。臣因衰老多病，屡次请求退居闲散之职，将要归隐山林，但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所以又竭尽心力，把大概情形陈述出来，以冒犯天子的听闻。如果圣心仍有疑问，希望赐下清问，使臣能够把内情全部陈述，为陛下详细说明。臣发誓竭尽愚昧之见，仰报陛下的大恩。

译高宗时，左正言邓肃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十三日夜间红色云气升起，横贯斗柄，士大夫惊叹不已，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何况身居言路之职的臣子，又应当怎样呢？臣私下考察自古以来的天象变化，君主用来向它谢罪的办法，不过是避开正殿、减少平常膳食罢了。陛下自登上皇位以来，不曾随意居于正殿；饮食又很俭朴，几乎与臣下相同，用来事奉上天的事情，大概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但天变似乎仍未停止，这是什么缘故呢？臣曾考察康定元年春三月，京师大风，白昼昏暗达一刻钟；当夜东南方有黑气横亘数丈，红色的是兵气，黑色的是杀气。用兵之时，难道能免除兵气吗？但对于杀气来说，形成的灾变尤其严重。然而仁宗时期，朝廷无事，人口繁盛，他达到治理的境界超过成王、康王时期，这难道果真说明天变不足以忧虑吗？这是因为仁宗皇帝回应上天用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文饰，所以天变不能成为灾害。陛下恳切求治的心，固然无愧于祖宗；但是风俗败坏，已经日久，即使想要纠正，也不能立即革除，所以今天纲纪还不严肃，赏罚还没有取信于人，叛臣还没有除去，奸邪贪赃还没有消灭，比起仁宗，仍然有所惭愧。” 这就是臣愚昧而痛心疾首、不能自已的原因。臣愚昧，想请陛下下达责备自己的诏书，招来切直的言论；号令一定实行，不要使它们壅塞阻滞，以此整肃纲纪；功劳和过失一并记录，以此考察邪正；从而使赏罚取信于人。按照伪造的名籍来考察张楚的臣属，不让他们轻易居于侍从、台谏之职，那么叛臣就会远离；查验刑书来追究贪污的官吏，不让他们分布在内外重要职位上，那么奸邪贪赃就会消灭。这样，陛下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天，也无愧于仁宗；即使有杀气，也不会妨害四十多年太平治理，何况现在只是兵气罢了？天心离人心并不遥远，天心就是人心。对人有德，就无愧于上天，不必在人心之外另外寻找天意。五代末年，康澄曾经说：‘治理国家，有五种不值得恐惧的事，有六种深可恐惧的事：阴阳失调，不值得恐惧；日、月、五星运行失常，不值得恐惧；小人制造的谣言，不值得恐惧；山崩水涸，不值得恐惧；虫害伤害庄稼，不值得恐惧。贤人隐没不出，深可恐惧；四民改换职业，深可恐惧；上下互相因循，深可恐惧；廉耻之道消亡，深可恐惧；毁誉混淆、真假失实，深可恐惧；直言不被听闻，深可恐惧。’ 天变没有固定常态，是用来警戒君主的；倘若君主能够自我谨慎，又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呢？人事不加修治，才会预示祸乱；如果不知道警戒，这难道不是很可怕吗？陛下对于那些真正可怕的事情，如果每天都更加谨慎，那么所谓不值得恐惧的天变，又怎么能给陛下带来牵累呢？惟愿陛下明察。陈长方代人上殿呈递劄子说：“臣考察自古以来中兴的君主，没有不遇到灾异祥瑞来加以警戒的，难道上天只是特别偏爱这些君主吗？其实也是因为深深爱护他们。在商高宗时，有鼎中出现雉的异常；在周宣王时，有旱灾的侵害。然而这两位君主遇到灾害便修身反省，所以他们的功德由此兴盛。恭敬地想，陛下考虑到雨水失期，极其诚恳而悲悯，这些心意都表现在诏令中。下至街巷，百姓无论垂髫儿童还是头戴白发的老人，没有不歌咏陛下的盛德，说陛下焦心劳苦、忧闵旱雨的心意，即使商宗、周宣王也没有超过。可是如今一斗米不止一千钱，价格还在不断上涨；万一雨水来得太晚，饥馑的祸患便难免，流离失所的百姓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形势不能不令人忧虑。臣愚昧，想请陛下先命有关官署筹划国家的财政，预先做好准备，使储蓄平时就确定下来，不至于缺乏断绝。除近来下达的诏书以外，凡是有一丝一毫不利于百姓的事情，都命令停止，以成就陛下中兴的政绩。这样，即使圣心焦劳，感通上下，也一定不会有雨水来迟的忧患。臣冒昧进言，也只是替国家预先考虑，实在没有别的意思。” 监察御史龚茂良应诏上奏说：“水属于极阴之物，它所占验的是女子，象征受宠的嬖幸、奸佞以及小人专权。崇宁、政和年间，小人的势力增长。朝廷内部奸险腐败之人窃取权柄，朝廷外部奸邪之徒到处充斥。于是京城发生大水，以至于金人侵犯京城。如今任用或罢免一个人、施行一件事，命令都从宫中发出，民心哗然，指斥是这一类人所为。臣希望先除去心腹之患，然后政事上的缺失，才可以依次陈述。” 枢密检正尤袤上奏说：“天地之气，宣通就和顺，壅塞阻滞就乖戾。人心舒畅就喜悦，压抑郁结就愤怒。催缴赋税严急，农民就怨恨；关卡征税苛细盘查，商旅就怨恨；差役任用拖延，士大夫就有不能任职的怨恨；俸禄供给削减，士卒就有生活不足的怨恨；奏报案件不能及时裁决，长期被拘押的囚徒就怨恨；冤屈不能得到申理，受到牵连负累的人就怨恨；强暴之徒杀人，却常常特别宽免死罪，被害死者就怨恨；有关官署收买物资却不立即付给价钱，背负货物贩卖的人就怨恨。人心受到压抑郁结，所以感伤上天的和气，难道只是一个方面吗？如今救济荒年的办法，没有比劝导富户分财赈济更急迫的了。百姓输纳已经很多，朝廷却吝惜推行奖赏。请下诏命有关官署检查办理并执行。” 高宗因彗星出现，下诏征求直言。吏部侍郎晏敦复上奏说：‘从前康澄认为，贤士隐没不出、四民改换职业、上下互相因循、廉耻之道消亡、毁誉混淆真假、直言不被听闻，是深可恐惧的事情。臣曾根据他的话考察已经发生的事情，发现大多根源于近幸和奸邪之人，他们用巧言谄佞来改变君主的意志。他们憎恶正直、厌恶正道，就能使贤士隐没；他们制造事端，就能使四民改换职业；他们曲意周旋、掩饰弥缝，就能使上下互相因循；他们借着宠信窃取权力，用花言巧语煽动流俗，就能使廉耻之道消亡；他们诬陷他人的功劳和罪过，就能使毁誉混淆真假；他们壅塞蒙蔽君主的聪明，就能使直言不被听闻。臣希望防微杜渐，以帮助陛下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起居郎胡寅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雨水和晴天是否顺应时令，取决于政事。所以汉明帝亲自审决冤狱，就有甘雨按时降下；东海郡杀死一个孝妇，就有三年大旱。这就是其中的大概道理。不修治人事而只祈祷求福，不是圣人之道，也不是先王的政事。宣谕官本来以宣扬君德、访求民间疾苦为职责，却拿龙母五子来请求增加封爵，实在鄙陋。何况封为夫人，爵位称为侯、伯，用在人身上以后才相称。’

译龙母五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舍弃它们的鳞甲之身，却让它们承袭我们的冠帽衣裳，这难道不是反常失礼、被后世嘲笑吗？伏望陛下圣明裁断，特赐停止罢免此事。仍请下达指挥，命监司、郡县把爱护百姓作为急务。如果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审理，百姓没有忧愁叹息，和气所感召的地方，一定会有丰年。今后更不得请求赐给庙额、崇奉修建淫祠，以此作为不先勤恤百姓、却只对神灵尽力的警戒。关于给龙母五子封爵的诰命，臣不敢撰写颁行。’ 孝宗隆兴年间，起居郎胡铨应诏上奏说：“臣听说，职位卑下却言论高远，是罪过；身处人臣朝廷而自己的主张不能施行，是耻辱。臣近来奉读圣上诏令[原文“圣防”，疑为OCR误字]：秋季阳气过盛而大旱，蝗虫飞到田野，星象变化多次出现，朕心中恐惧。或许政令有许多缺失，赏罚有时到了不恰当的地步。朕虽然侧身不安，寻求实际的回应，你们各自思考革除纠正积弊，不要顺从谄佞、徇私情，务必堵塞灾异的根源，以符合朕敬畏上天的心意。臣恭敬地接受圣训，半夜起身，思考应当怎样答复。想要立即进言，又害怕犯职位卑下而言论高远的罪；想要沉默不言，又厌恶身处人臣朝廷而主张不能施行的耻辱。退下后自己思量，与其忍受耻辱活着，哪里如获罪而死？何况圣明之主在上，能够容纳接受狂直之言，绝没有因进言获谴而死的道理。臣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说呢？臣恭敬读到圣训说：‘秋季阳气过盛而大旱，蝗虫飞到田野，星象变化多次出现，朕心中恐惧。’臣由此看见陛下遇到灾害便恐惧，对上天警戒的敬畏十分急切。臣谨按《春秋》记载‘不下雨’，又记载‘旱’。旱也就是不下雨，为什么还要另记‘旱’呢？难道不是因为旱比一般不下雨严重吗？而且《春秋》记载旱，一定在夏秋；记载不下雨，则都在春冬。” 周代所说的夏秋，就是建午、建未、建申的月份。此时如果上天不下雨，盛大的炎热暴晒万物，立即就会使它们枯槁。所以《诗经》说：‘旱灾已经太严重了，炎热炽盛。’不下雨虽然未必都这样酷烈，但严重的情况也兼有旱灾。例如文公二年，从十二月不下雨一直到秋季七月；文公十年、十三年，从正月不下雨一直到秋季七月。这些都经历夏季而达到秋季，却不说‘旱’，大概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春冬，不能记作旱；既然已经记作不下雨，中间又不能改说旱，所以只是标明月份而总括记述，使人看文字便知道其中有旱灾，同时也看出灾害持续长久。如果不是形成灾害，《春秋》就不会记载，所以经书没有记载只在一个时段不下雨的情况，因为那不构成灾害。庄公三十一年记载‘冬不雨’，大概是讥刺庄公冬天不下雨还不体恤民力，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城。其他不下雨的情况，一定超过一个时段以后才记载；灾害的深浅，从文字上就可以分辨。记载‘冬十月不下雨，王正月不下雨，夏四月不下雨，六月下雨’，是为了表明夏季没有麦收，而秋季还有补救的可能【僖公二年】；记载‘从十二月不下雨到秋季七月’【文公二年】、‘从正月不下雨到秋季七月’【文公十年、十三年】，是说一年丰收的希望全部丧失。八月虽然下了雨，但已经错过时令而没有益处，所以略去不记。不构成灾害的，只记载时令【庄公三十一年】；灾害较轻的，记载开始的月份【僖公二年、三年】；灾害严重的，则总括记载开始和结束【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记载规则就是这样，正是要区别灾害的轻重。然而《左传》说‘不下雨不构成灾害’，万物都需要雨水才能生长、成熟，一个时令失于干旱，仍然会有所损害。况且不下雨的情况有多少种？持续一整年的有三次【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怎么能说不构成灾害呢？《谷梁传》说，一个时令不下雨叫作忧闵旱情，经过一个时令仍不下雨就叫作不忧闵旱情。况且僖公如果果真有心于百姓，就一定不会吝惜牺牲和财帛，诚恳地请求祈祷，《春秋》也一定会记载，如同《诗经·云汉》那样，用来彰显他的善政。如今只说‘不下雨’，那么忧虑百姓的心意从哪里看得出来呢？陛下深深忧闵秋季阳气过盛而大旱，确实合于《春秋》记载‘不下雨’的原则。周宣王忧虑旱灾的诚意，不过是向先祖以及山川鬼神祈祷，那是祭祀制度中的正当礼仪，不像如今向佛、老二氏祈求福佑的异端教法。臣希望陛下仔细观察《春秋》记载‘不下雨’的原则，亲自实行周宣王忧旱的诚意，这样就可以回应上天了。” 关于蝗虫飞到田野，臣又请求用《春秋》来说明。臣谨按鲁隐公五年记载‘螟’，《释虫》说：‘吃虫苗心的叫螟，吃叶子的叫螣，吃茎节的叫贼，吃根的叫蟊。’李巡说：‘吃禾苗心的叫螟，是说它隐藏得幽深难以察知；吃禾苗叶子的，是说它借取无厌，所以叫螣；吃茎节的，是说它贪婪凶狠，所以叫贼；吃根的，是说它征取百姓的财货，所以叫蟊。’孙炎说：‘这些都由政治贪暴造成，所以用它们来命名。’郭璞按照虫所吃的部位来命名，陆机疏解说：‘旧说螟、螣、贼、蟊是同一种虫，就像说寇、贼、奸、宄一样，只是从内外不同方面来称说。’《防义》说：‘谷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春秋》记载灾异，即使只是螟虫造成的危害，也一定详细记录，这也是极其重视百姓生命的表现。汉平帝时，天下发生严重蝗灾，河南二十多个县都遭受灾害，唯独没有进入密县境内。建初七年，各郡国发生螟虫伤害庄稼，灾害像犬牙一样沿着边界蔓延，唯独没有进入中牟。如今州县官吏贪污残害百姓，离朝廷远的有万里，近的也有数百里，陛下无法亲眼看见；百姓怨恨叹息的声音，陛下也无法亲耳听到。” 所以天降灾异，蝗虫从淮河以南飞起，遮蔽天空，来告诫陛下。你们守令之中，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像密县、中牟那样吗？臣希望陛下严厉告诫监司、守令，有贪污而残害百姓的，必须处罚，绝不赦免，这才是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天。关于星象多次发生变化，臣又请求用《春秋》来说明。臣谨按鲁文公十四年，有孛星进入北斗。刘向认为，君臣在朝廷中混乱，政令在外部亏失，就会使上天混浊日、月、五星的精气；五星运行有盈缩变化，颜色反常、逆行严重，就成为孛星。北斗象征君主，孛星属于乱臣一类。当时中原已经混乱，吴、楚一同侵犯，这就是兵革纵横的应验。鲁昭公十七年，有孛星出现在大辰。刘向认为，当时楚国侵逼宋国，卫、陈、郑都依附楚国，这些都是孛星、彗星流动的光焰所到之处的应验。鲁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孛星出现在东方。董仲舒、刘向认为，此后楚国灭亡陈国，就是它的应验。因此《春秋》中的星象变化，都是吴、楚凌犯中原的征兆。今年正月壬辰，正值元旦，风从乾位吹来；风象征号令，这是号令不合时令的灾气。戊午日下雪，是阴气盛而压制阳气的灾气。三月丙申日，出现像倒扣瓦片一样的背气，当夜下了大雨雹。”},{

译癸卯日夜间，月亮进入太防。己酉日，又出现背气。丁巳日立夏，这一天风从艮位吹来。五月癸卯日夏至，风也从艮位吹来，都与正月壬辰日的占验相同。七月丙申日，太白星白昼经过天空。星占法说：白天出现在午位，是因为星辰家认为它距离太阳四十七度，距离较远，所以能够看见。我认为不是这样。《易经》说“日中见斗”，难道也能说是因为距离太阳很远吗？当天夜里，月亮进入氐宿。壬寅日夜间，月亮掩过垒壁阵星，又有流星从天市经过。癸卯日夜间，月亮进入羽林军。乙巳日，太阳左边出现珥。丙午日夜间，流星从天市巴星经过。癸丑日夜间，流星从织女星经过，又犯井宿。丙辰日夜间，流星从辇道经过。这些都是《春秋》所畏惧的天象。又如六月庚寅朔日发生日食，这又是天象变化中重大的一种。臣谨按：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此后戎人拘执天子的使者。鲁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发生日食，日食时月亮运行于毕宿，主边境军队从内部侵犯，后来果然发生狄人灭邢国、卫国之事。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发生日食，当时戎人侵犯曹国。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发生日食，后来狄人灭邢国，徐国攻取舒国，楚国灭掉弦国。鲁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发生日食，后来楚国攻打郑国，狄人灭掉温国，楚国攻打黄国。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发生日食，当时楚国灭掉黄国，狄人侵犯卫国和郑国。十五年五月发生日食，后来秦国俘获晋侯，楚国在娄林击败徐国。鲁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晋国灭掉江国，楚国灭掉六国。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发生日食，楚国灭掉舒蓼。鲁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发生日食，而且是全食，楚庄王于是强盛起来，各诸夏诸侯在周王室面前展示武力。十年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后来楚国灭掉萧国。鲁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发生日食，后来楚国灭掉舒庸。鲁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发生日食，这次日食接连发生，而且又是全食，象征阳气将要断绝，是中原衰微的征兆。楚子果然跟随诸侯攻打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发生日食。八年之内，日食发生了七次，祸乱将要再次严重兴起。鲁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发生日食，后来楚国灭掉陈国和蔡国。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当时吴国灭掉徐国，楚国围攻蔡国。鲁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之后楚国灭掉顿国，越国击败吴国。鲁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发生日食。周王室大为败坏，这是荆蛮主宰诸夏的征兆。第二年，中原诸侯跟随楚国围攻蔡国，把楚国当作京师。由此推论，日食都是阴气强盛、阳气衰微的应验。臣希望陛下仔细观察《春秋》所记载的日食和星变的警戒，亲自实行宋景所说的一句话中的善政，用来应合上天，这就可以了。臣恭敬地读到圣训说：“或许是政令有许多缺失，赏罚有时达到不恰当的地步。”臣又由此看出，陛下遇到灾异便心怀恐惧，切实敬畏上天的警戒，并且修治政事，以恭敬的态度承受上天对自己的惩罚。臣还请求用《春秋》来说明这一点。臣谨按鲁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发生日食，晋国的士文伯对晋侯说：“这就是政令不善的表现。国家没有政令，又不任用善人，便是自己从日月灾异那里招来责罚。所以政事不可不谨慎。”由此可见，天象变化与政令的缺失相联系，是很清楚的。鲁庄公三年，周王派荣叔前来赐给桓公命服和封命。啖氏说：“庄王宠幸篡夺者和叛逆者，以此亵渎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不能依照上天的正道行事，所以删去‘天’字来贬斥他。”这话说得对。圣王砥砺世道的方法，只有赏和罚罢了。奖赏与功劳相当，那么赐命给一个人，天下万国都会归心，就像《师》卦九二爻所说的那样。如果应当处罚却反而奖赏，那么宠幸一个篡位弑君的人，乱臣贼子就会接连兴起了。既然如此，删去“天”字来贬斥他，正是为了说明赏罚是上天所体现的公理。由此可见，天象变化与赏赐不恰当相联系，是很清楚的。如今政令的缺失有十项：监司、牧守频繁更换，这是第一项；州县差役分派不公平，这是第二项；孤寒之士困顿于举荐他们的人，这是第三项；吏员过于冗滥，这是第四项；任子制度过于泛滥，这是第五项；早晨下达的朝廷命令，晚上就改掉，这是第六项；服饰没有等级章法，这是第七项；狱讼中有很多冤屈，这是第八项；酷吏残害百姓，这是第九项；各部的胥吏阻塞、刁难士大夫，这是第十项。至于赏罚不当，恐怕比这些还要严重。例如近日宿州的各位将领，臣私下认为奖赏太重，惩罚太轻。从前太祖皇帝亲自征讨晋阳，契丹前来援助，太祖命令何继筠分领数千精骑抵抗契丹，在石岭关斩首一千多级，后来终于平定并州，他的功劳可以说很大了，但只授予建武军节度使而已。李汉超跟随太祖平定李重进，镇守关南的功劳也很大。等到他去世，太宗皇帝也只追赠他太尉，兼授忠武军节度使而已。宿州之战与晋阳、关南的功劳相比，简直连九头牛身上的一根毛都比不上。然而各位将领却越级授予官爵，所加的等级超过何继筠、李汉超数级，简直像是平定北方敌人、收复中原一样，不知道还要用什么来奖赏他们。从前周世宗屡次被刘旻击败，于是大宴将士，斩杀败将何徽、樊爱能等七十多人，军威大振，终于在高平击败刘旻，取得淮南，平定三关。一天之内杀掉七十名将领，难道还能有将领可以任用吗？然而周世宗最终能够取得这样的恢复，难道不是因为怯懦者被罢退，勇敢者得以出任吗？太祖刚取得天下时，曾对唐庄宗说：“姑息将士，我却不是这样，我手中只有剑罢了。”诸将都吓得股战，因而削平僭越叛乱，势如破竹。自靖康年间天下动荡以来，将近四十年，国势不振，日益衰败，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刑罚不能坚决施行，将领也不肯效死听命。近来宿州战败，士卒有死于敌军的，也有被庸将误使而死的，共有数千人，尸体堆积如丘，暴尸遍野。然而误国败军的将领，竟拿在宿州得到的金钱厚赂权贵，巧作辩解为自己开脱，安然处在善地，却没有受到诛戮，不实行籍没家产，也没有加以诛杀。上天显现灾变，已经非常明显。臣希望陛下赏罚分明，必赏必罚，以太祖为法，号令将士，以五代为戒，果断坚决地实行，端正内心，诚意实意，用以应合天意，就可以了。臣恭敬地读到圣训说：“朕虽然侧身戒惧，求以实际行动应合天意，你们也各自思考革除纠正积累的弊病，不要顺从奸佞和私情，务必堵塞灾异的根源，以符合朕敬畏天命的心意。”

译臣又因此看出陛下遇到灾害便恐惧，深切畏惧上天的警戒，并且摒弃浮华、务求实际，寻求直言来警戒自己。臣还请用《春秋》来说明。谨考察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日夜间，通常可见的星辰都看不见了，半夜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刘向认为，这是上天显现征象，用来告示下民，想要君主防止邪恶、远离错误，以保全自身和国家。如果君主有贤明的才德，畏惧上天的威严和命令，就像高宗已经谋划祭告祖先，武王哭泣着开启金縢，改正过错、修明政事，树立信用、施布恩德，使灭亡者存续、断绝者继承，修复废弃的事业、起用隐逸之士，裁减什一之税，恢复三日的劳役，节省用度、穿着俭朴，以恩惠施给百姓，那么诸侯就会感怀恩德，士人百姓就会归附仁政，灾害消除而福运兴起。唉！刘向的话可以说是深切而明白，是真正寻求以实际行动应合天意的话。君主好比堂屋，臣下好比台阶；堂屋高耸，君主的心情同下情相隔遥远，本来就难以相互晓谕；台阶低下，臣下的心情同上情相隔遥远，本来就难以沟通。难道上下的感情就不能相合吗？其中的祸患有十种：上面的祸患有七种，下面的祸患有三种。拒绝劝谏而排斥他人，粉饰言辞来掩饰过错，逞威风来压制下属，倚仗才智来凌驾万物，自负聪慧来争强取胜，抬高自己来贬低别人，以有过为耻而反去作恶，这是君主的祸患。善于逢迎、柔媚取容，阿谀奉承，这是臣下的祸患。拒绝劝谏而排斥他人，晋惠公就是这样；粉饰言辞来掩饰过错，文皇帝就是这样；逞威风来压制下属，汉宣帝就是这样；倚仗才智来凌驾万物，唐德宗就是这样；自负聪慧来争强取胜，汉显宗就是这样；抬高自己来贬低别人，汉武帝就是这样；以有过为耻而反去作恶，汉灵帝就是这样。君主只要有其中一种毛病，善于逢迎的臣子就会进用，柔媚取容的臣子就会放纵，阿谀奉承的臣子就会奋进。这样却想让臣下各自思考革除纠正积累的弊病，不要顺从奸佞和私情，就如同栽种弯曲的树木，却希望它的影子笔直一样，岂不是很难吗？自古听取言论、采纳劝谏，没有谁比得上尧、舜；厌恶直言、憎恨正直，也没有谁比得上桀、纣。尧、舜敞开四方门户，明察四方的眼睛，通达四方的耳朵，即使有共工、鲧，也不能堵塞言路。桀、纣把劝谏的大臣梅伯剁成肉酱，剖杀正直的大臣比干，即使有三个关龙逢，也不能挽救他们。秦二世把赵高当作心腹，刘邦、项羽横行天下，他却听不到；汉成帝杀了王章，王氏篡夺汉室，他却听不到；汉灵帝杀了陈蕃，天下崩溃，他却听不到；梁武帝信任朱异，叛臣攻破宫门，他却听不到；隋炀帝信任虞世基，李密称帝，他却听不到；唐明皇驱逐张九龄，安禄山、史思明酿成祸乱，他却听不到。陛下即位以来，召集并逐渐召见臣僚，曾与臣一同被召见的有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如今张焘已经离去了，辛次膺离去了，王十朋离去了，王大宝也将要离去，只有臣还在罢了。如今臣又冒昧发表愚见，这说明臣也将要离去了。臣下上书，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意；但激切又接近于讥讪诽谤。从前辛甲劝谏七十五次，刘安世议论胡宗愈竟至二十四篇，劝谏者不厌其烦地反复进言，听取者也不厌其烦地反复听取。如今一有言论便立即调迁，奏疏早晨上奏、晚上就罢免，进言者不能尽述自己的意思，听闻此事的人无不惊骇其迁调之快。张震、王十朋离去，朝廷士大夫无不扼腕闭口，把进言视为禁忌，却想堵塞灾异的根源，符合敬畏天命的心意，臣知道这是一定做不到的。臣希望陛下认真察看《春秋》的警戒，赶快改正从前的弊病，推行诚心、务求实际来应合天意，就可以了。臣恭敬地读到圣训说：“札告侍从、台谏、两省官，按照旧有规条，并依照本月十二日已经下达的指挥，各自分条列举时政的缺失，听候上奏。”臣最终看出陛下至诚地忧虑灾害，想听取时政的缺失，并且勉励自己改正。臣听《诗经》说：“君位的职责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左传》说：“命令百官各自提出箴言。”君主的政事有缺失，古代的圣帝明王并不说君位职责没有缺失，而是想要补救它的缺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四章〕 君主的政事也不说没有缺失，而是想要规正它的缺失。这话意义多么重大啊！这也是陛下想听取过失的心意。臣最后再请用《春秋》来说明。谨考察鲁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发生日食；第二年却三次修筑高台，圣人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加以厌恶，认为鲁庄公不畏惧上天的警戒而劳苦百姓。如今天象灾变屡次出现，土木工程却接连不断，怨恨和诽谤之声喧嚣，发怨言的人多而敢于负责的人少，台谏官不敢指明陈述，侍从官也不敢稍露不满。陛下处在深宫幽闭之中，一定不能全部知道这些事。陛下天性仁慈俭朴，难道会明知而不加警戒吗？臣又听到道路上的传言，说各军暗中派遣强悍士卒，白天在市井中捉人，手拿竹筳测量人的身长，身高达到标准的，就有三五名士卒拥入军中，称作“拖军”。怨愤的声音，实在不忍听闻。乡村百姓互相告诫，不敢进入市场。京城之下尚且有这样的冤屈，何况千万里之外呢？臣又听说陛下即位之初大赦天下，文臣中自承务郎以上各升一官。这话一传开，天下都受到鼓舞。如今却因为一个人的话，阻止二百名朝请大夫转官的命令。议论大赦之时，如果知道升官太滥，削减名额也可以；不准许转官，也可以。大赦已经施行，才认为升官太滥而加以阻止，这是失信于天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左传》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论语》说：“国家有道时，说话要正直，行为要正直；国家无道时，行为仍要正直，但言语要谦逊。”如果不是君主圣明，臣下就不能容许自己直言；如果不是国家有道，言语就不敢激切。希望陛下向上效法尧、舜，留心审慎裁择。乾道年间，铨因灾异应诏上奏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才敢直言；君主不圣明，臣下怎么敢直言？国家有道时，说话要正直，行为要正直；国家无道时，言语哪里敢激切？臣八月一日恭敬地接到省札，得知七月三十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政事没有修明，灾异屡次出现，江浙发生水涝，损害秋季收成。朕自八月一日起避殿、减少膳食，思考用什么实际行动来应合天意，可以命令侍从、台谏、卿监、郎官、馆职分别陈述政事缺失和当前急务，不得有所隐瞒。臣恭敬地读到圣训，看出陛下畏惧上天、忧虑百姓、听到过错便思求治的急切心情。说政事没有修明、灾异屡次出现，这是畏天的急切；说江浙水涝、损害秋收，这是忧民的急切；命令我们陈述政事缺失，这是愿闻过失的急切；又提到当前急务，这是思求治理的急切。臣有幸承受这次广泛询问，岂敢不体察陛下恳切悲悯的心意而尽力进言？臣听《春秋》记载雨、雪、水、火，都称为‘大’，为什么呢？雨雪本是常见之物，只有达到严重程度才会造成灾害；水火本是常见之物，只有达到严重程度才会形成灾祸。如今江浙水涝，远至襄汉，与《春秋》所说的大水灾有什么不同？推究其祸患的根源，难道会没有来由吗？”

译臣曾考察汉代董仲舒、刘向、鲍宣、谷永的奏疏，最终都归结到宦官、女宠、小人、夷狄势力过盛。此四类问题，朝廷士人多能谈论，臣不必远引旧事来烦扰圣听。然而陛下圣明在上，一定不会有这些情况。假如说确实有，怎么能不导致阴气造成的灾害呢？臣希望陛下鉴察钟离意的奏疏，像商汤那样自我责备；阅读仍叔的话，像周宣王那样侧身戒惧、恭敬地承受上天的惩罚，就可以了。”谨考察《食货志》说：“禹遭遇九年的水灾，国家却没有因饥饿而死亡瘦弱的人；墨子的《七患》也说：‘禹遭遇七年的水灾，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为什么呢？因为预先做好了准备。如今数路发生水灾，不到一个时节，粮价已经飞涨，百姓已经流离饿死，可见国家毫无准备到了极点。”臣希望立即诏令遭受水灾的州军，多方赈济救助，使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惠，不至于流离迁徙，这也是救灾忧民的首要事务。臣听说“君位职责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解说《诗经》的人认为“衮服指君主”，君主的职责有缺失，仲山甫能够弥补修正它，那么补救君主职责缺失，就是大臣的责任。如今陛下不以此责问大臣，却命令我们陈述政事缺失，这正是急切地想听到过错。” 臣曾学习《诗经》，读到《小雅·六月》时，其中论述政事缺失十分详尽，大意说：“《小雅》所涉及的政教完全废弛，四方夷狄就会交相侵扰。”臣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合上书卷长叹。臣希望陛下以《鹿鸣》所说君臣和乐的缺失为鉴，真诚厚待臣下；以《四牡》所说君臣关系的缺失为鉴，依礼进退大臣；以《皇华》所说忠信的缺失为鉴，慎重选择使臣；以《常棣》所说兄弟关系的缺失为鉴，敦厚和睦亲亲之伦；以《伐木》所说朋友关系的缺失为鉴，开始修明人伦；以《天保》所说福禄的缺失为鉴，敬畏天命；以《采薇》所说征伐的缺失为鉴，精选将帅；以《出车》所说军功的缺失为鉴，爱惜名位爵禄；以《杕杜》所说军队将士的缺失为鉴，全面核查军事实力；以《鱼丽》所说法度的缺失为鉴，谨慎遵守成法；以《南陔》所说孝友的缺失为鉴，教导整饬风俗；以《白华》所说防止羞耻的缺失为鉴，表彰孝行；以《华黍》所说积蓄的缺失为鉴，减少节制浮华奢靡。陛下所说的缺失，还有比这些更大的吗？当前的急务，没有比边防更紧急的。北方有金人的祸患，西方有川蜀的忧虑。对金人的祸患，应诏令两淮宣谕，严格做好守备，如同赵充国谋划防备先零；对川蜀的忧虑，应选择有威望、向来为吴璘所信服的大臣来压制牵制它。” 臣听到道路上的传言，都说当今有威望、向来为吴璘所信服的大臣，没有谁能超过张浚，应起用张浚统帅长沙，或者镇守荆襄，从远处控制川蜀。臣听说沈介先前在成都时受到吴璘的轻侮，五十四州的百姓都惶惶不安，难道会没有这种情况吗？即使说确有此事，陛下又怎么能够高枕而卧呢？臣私下听说敌人恐吓我们，索求无度。臣认为今日的和议有十件值得痛哭的事情，请为陛下极力直言。今天的祸患是军费太多，供养军队之外又增加岁币，民力更加困乏，怎么承受得了？这是第一件值得痛哭的事。海州、泗州、唐州、邓州的百姓不下数十百万，一旦把这些地方割让给敌人，就是陛下无故把数十百万生灵驱赶到死地，这是第二件值得痛哭的事。海州、泗州如今是藩篱和咽喉；敌人得到海、泗，就会毁掉我们的藩篱来窥伺内地，截断我们的咽喉来控制命脉，那么两淮绝对不能保全；两淮不能保全，大江就绝对不能守住；大江守不住，江浙就绝对不能安定，这是第三件值得痛哭的事。中原那些吟咏叹息、思念归来的百姓，日夜伸长脖子盼望陛下拯救他们，如同婴儿盼望慈爱的父母；一旦同敌人议和，中原就会绝望，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第四件值得痛哭的事。” 自从秦桧掌权以来，他极力主持和议，百姓的膏血耗尽，用来向敌国供应财物；朝廷的威势因邻国的诡诈谋略而屈服；百姓忧愁，盗贼兴起，齐地发生变乱，杀死数万人；二十四个郡国同时发生大水。如今和议虽然未必成功，百姓都说：“又要耗尽我们的膏血，使中原衰弱来肥养敌人了！”归正人悲鸣说：“又要像秦桧当政时那样，把我们抓回北方，去滋养敌人的刀斧了。”两淮百姓悲鸣说：“又要像从前那样，被敌国使者往来折腾，疲于奔命而没有空闲了。”这是第五件值得痛哭的事。秦桧极力排斥不附和议的士人九十多人，贤士大夫和国家元老相继离去。秦桧晚年派张常先、汪彦锡搜捕张浚、胡寅等三十七人，想把他们流放到海岛；幸亏上天悔祸，秦桧随即死亡，这三十七人才侥幸逃脱虎口。然而赵鼎、王庶、李光、郑刚中、曾开、李弥逊、常同、魏矼、高登、吴元美、杨煇、吴师古等人，有的死在岭海，有的死于罪籍，冤愤之气直冲上天。如今和议万一成功，不附和当时意见的士人一定又会遭受从前那样的祸患。” 这是第六件值得痛哭的事。绍兴戊午年和议已经达成，秦桧安排路允迪等两三名大臣前往南京等州交割归还的土地；敌人突然背弃盟约，劫持路允迪等人，于是朝廷下诏亲征。敌人又请求和议，反复无常到了这种程度，秦桧仍然没有醒悟，最终发生完颜亮叛乱，震动京城，行朝居民逃散一空。前车之鉴并不遥远，陛下若不警戒，臣恐怕后车又将倾覆。这是第七件值得痛哭的事。近来敌人来信，要求把归正人全部交还，秦桧一概答应归还；像江西的程师回、赵良嗣等人，聚集数百名族人，几乎发展到谋反。如今敌人一定又会像从前那样，要求交还全部归正人；如果答应，必然会产生反侧和变乱；如果不答应，敌人又绝不会罢休。既然如此，一旦反侧生变，宫廷内部的祸患就会加深；敌人绝不罢休，就必然另启衅端，最终发生完颜亮的阴谋，陛下将怎样对付？这是第八件值得痛哭的事。秦桧执掌国政二十年，耗空国力，使天下枯竭，到现在府库连十天半月的储备都没有；从此再行和议，损害国家、祸害百姓，恐怕会更加严重。这是第九件值得痛哭的事。真宗皇帝时，宰相李文靖公李沆是贤相，曾对王旦说：“我死后，您一定会做宰相，千万不要同北方敌人讲和。

译我听说，如果外出便没有敌国外患，这样的国家通常会灭亡；如果同敌人讲和，中国从此一定会多事。”王旦很不以为然，后来果然讲和。十多年间，祥瑞、天书和土木工程不断，东封西祀，天下财力耗尽，王旦才后悔没有采用李文靖的话。祖宗全盛之时尚且认为和议不可行，何况如今国势这样衰败，却又倡导这个议论，使上下离心，士气懈怠怯弱，沉溺于贪图安逸的毒害之中；国家的老成之臣如张浚、张阐、王大宝、王十朋、金安节、黄中、陈良翰相继被贬逐。《诗经》说：“即使没有老成之臣，还可以有祖先的典章法度。”韩愈说：“老成之臣的重要性超过典章法度。”这些人难道可以轻视吗？这是第十件值得痛哭的事。希望陛下像太祖皇帝一样刚健果断、独自裁决，坚守“和议不可成功”的诏令，努力实行自己的志向，自强不息，那么敌寇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呢？天象变化和水灾也应当消退，不必劳烦圣上忧虑了。臣又听说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正月甲申日，彗星出现在营室星宿以北，于是避殿、减少膳食。彗星十四天后消失。真宗皇帝之所以能使彗星如此迅速消失，他以实际行动应天，关键在于内心精诚戒惧，而不只是避殿、减膳罢了。” 陛下圣训说“避殿、减少膳食，思考用什么实际行动来应合天意”，臣希望陛下把咸平年间应天的实际措施逐件加以思考，诚恳切实地实行，那么民心就会喜悦，天意也会消解灾异。”}], 洪适因水灾应诏上奏说：“臣听说，灾异的发生，大多是按照相应的事类而产生的。汉代儒者一一牵强附会地把它们联系起来，便有附会牵强、不合常理的过失。然而，其中合乎道理的说法，也不能因为担心牵强附会，便连合理的解释一概废弃而曲为之说。臣恭谨考察《汉书·五行传》，其中说：‘阴气胜过阳气，所以它所降下的灾罚常常是雨水伤害百谷，奸邪盗贼同时兴起。’鲁庄公十一年秋天发生大水，董仲舒认为，鲁国、宋国接连几年因乘丘、鄑两地的战争而交战，百姓忧愁怨恨，阴气旺盛，所以两国都发生了水灾。此后，水灾都归因于兴兵作战和百姓怨恨所造成。国家近几年来，军民死于战争，肝脑涂地的人并不少，父母、妻子、儿女啼哭号泣的声音至今没有断绝。陛下有兼爱南北的心意，但强敌反复施展欺诈，战争还不能停止。如今水不能向下流泄，江湖水势反向泛滥，田地、沟渠、浍水与河渠连接成一片，已经抽穗的禾稼也无法收获，百姓哀号不已，尚且没有生存的希望；官府又没有积蓄储藏，怎么能够让人人都吃饱呢？连绵的霖雨积涝已经满月，势头仍没有停止，阴气可以说是非常旺盛了。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至诚至切而深怀忧悯，下达明确诏令，让朝廷群臣尽情进言，这是尧、舜用心治理天下的做法。臣愚昧地认为，这是阴气胜过阳气所造成的灾异：敌人在外面窥伺侵扰，奸邪叛逆之人潜伏在内部。” 既抵所屯，虽计」口给粟不能充饥，愁怨之气上干隂阳之和，实在于此。初到京口，则掘山中草根以代蔬茹，数月之后，三五成羣，掇拾弃菜败芦于市防之间，其计无聊，何以久处此？臣目击耳闻者如此。其人之在山东，皆有室庐南畆，生生之具自若也。今父子数口杂于方丈之舍，上雨旁风，无以蔽障，甚者寝处于泥淖之中，以他人视之，不可一朝居也。虽使禽鸟，岂不思归？欲归无计，则奸宄之谋，不得已而作。今日诛甲，明日诛乙，必草芟兽狝然后已。况迩来北方已有招纳之榜，又有訹诱之人，其党聚于江浙两域，散于淮甸诸郡，去帝城不逺，亦复有之。一呼相应，忧未艾也。或曰：「叛者已治，是大不然。」譬之急湍奔流，势必赴壑，于其中间筑土以拒之，终于冲轶横溃而止耳。臣之管见，以谓其人赳赳，可用大胜江浙所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二年、万口〕 等到抵达驻屯之处，即使【原文“虽计」口给粟”疑有讹误，疑为“虽计口给粟”】按人口发给粮食，也不能使他们填饱肚子，忧愁怨恨之气向上冲犯阴阳的和谐，实在就在这里。刚到京口时，他们还挖山中的草根来代替蔬菜食用；几个月以后，便三五人成群，在市【原文“市防”疑有讹误】坊之间拾取被丢弃的菜叶和腐败的芦苇来吃。他们的生计困窘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怎么能够长久处在这种境况中呢？臣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人在山东时，都有房屋田地，维持生计的条件一如往常。如今父子数人挤在一丈见方的屋舍里，屋顶漏雨、旁边透风，没有什么可以遮蔽；严重的甚至睡卧生活在泥泞积水之中，在旁人看来，这种地方一天也无法居住。即使是禽鸟，难道不会想要归巢吗？想回去却没有办法，于是奸邪叛乱的图谋，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了。今天杀甲，明天杀乙，一定要像割除野草、猎杀野兽那样把他们全部清除才会停止。何况近来北方已经张贴招纳的榜文，又有诱骗煽动的人，他们的党徒聚集在江浙两地，分散在淮甸各郡，距离京城不远，也同样有人存在。只要一声呼唤便会互相响应，忧患恐怕还没有终止。有人说：‘叛乱者已经受到惩治了。’这是大错特错。譬如湍急的水流奔腾而下，势必要流入山谷；在水流中间筑土堤阻挡它，最终也只是被水冲破，横向决口泛滥，直到水势停止罢了。臣以管窥之见认为，这些人勇武强悍，完全可以利用，其战斗力远胜于江浙所招募的人。” 如果能使他们每家都得到充足供给，没有饥寒匮乏的忧患，乐意补充军籍的空缺，实在是大大的好处。如果他们心怀故土、不能忘怀，那么就应优厚地给他们返乡费用，用船只送他们渡过淮河离去；这样可以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堵塞它，对没有回报的人施加恩惠，怨气可以消除，天灾也可以消退。有人说：“放他们离去，不如把他们迁到别的地方，使他们同党离散。”这也不对。这些人放弃产业、抛弃坟墓，远道来归附我们，也是被招诱者误导的。如今把他们迁到别的地方，居上位的官员谁有仁爱百姓之心？官府又没有办法供养他们，他们客居在穷困偏僻之地，只会促使他们死亡；这就是无罪而杀害他们，能不加以考虑吗？当前阴气旺盛造成的忧患，对外部的还可以随机应变，对内部的没有比这件事更急迫的了。浙西本来不是盗贼的窟穴，即使流民困顿饿死，也必定不会发生起兵作乱的事情。臣只是私下忧虑过度，恭敬地希望圣上明察，曲意采纳并妥善处置。至于讥刺时政、琐细列举小事，以及所说的话难以实行、只是借此沽名卖直的事情，臣不敢冒犯天威。臣惶恐战栗。”

译知湖州王十朋上奏说：“臣听说，圣人因为没有难事而警惧，贤明的君主因为没有灾害而恐惧。国家多难而上天降灾，这是上天仁爱。君主因灾异而警醒恐惧，是希望他因此恐惧、修养德性、反省过失，把天下安置在安定之中。从前尧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有七年的旱灾，周宣王对外有四方夷狄交相侵扰，对内有非常严重的旱灾。天灾国难，似乎难以支撑。然而尧因此成为帝，汤因此成为王，宣王因此实现中兴，难道不是上天借灾难启发他们，而这几位帝王能够修明德行来应对吗？”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至今已经六年了，亲自总揽权柄纲纪，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即使汉宣帝、光武帝也不能超过您。然而天灾流行，没有一年没有灾害，夏季干旱，秋季水涝，饥荒接连而来，瘟疫相继发生。去年八月温州发生海潮泛滥，死亡者以数万人计。今年川蜀、荆南千里赤地，近来上天降下暴雨，损害祭祀用的黍稷，江浙之间受害尤其严重。陛下遇到灾害便恐惧，派遣官员分赴各地祈祷，疏通审理积压的案件，减免房缗，诏令答复大臣，把过错归于自己，可以说是能够恐惧、修省了。臣从远方来，不知道陛下左右前后的议论谋划、进言纳谏之臣，是否也曾把修德的意见献给陛下、表达忠心呢？” 《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达到。”《诗经》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有道之国。”尧、汤、宣王用来应合天意的，大概就在这里。臣私下认为，陛下应当效法尧的尽善尽美、汤的自我责备、宣王的侧身戒惧和修养德行，早晚勤勉不懈，警惕地自我思考：“天道并不遥远，灾异为什么会到来呢？难道我的内心有不正的地方，意念有不诚的地方，想把光明的德行昭示天下却还没有做到吗？忠诚正直的人没有得到任用，谄媚邪佞的人没有被罢退，是否因此妨害了我的治理？聚敛财富的臣子没有斥退，奸诈贪赃的官吏没有清除，是否因此侵害了我的百姓？议定法令或许失之过深，使用刑罚或许失之过重，是否因此伤害了我的仁德？沉溺于酒的嗜好，亲近声色，享受打球、骑马、驰骋的娱乐，是否因此损害了我修身的德行？”诚实地责备自己，实际地应合天意，不要只做表面文章。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这是说在日常出入起居之间，无不恭敬；在颠沛匆忙之际，也一定如此，并不在于小小的祈祷祭祀。这样做，不仅可以在一时消除灾难，古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成效和功业，也应当重新在今天出现。谁说灾异不是上天用来启发陛下的呢？” 臣的学识浅陋，只有请陛下采纳裁择。汪应辰论灾异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冬天天气温暖而无雪，近来刚到立春便雷电交作、下雨雹，不到三天又接着下大雪。谨按《春秋》，鲁隐公九年周历三月癸酉日下大雨并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雨雪。解说者认为，雷本不应在这个时节出现，电本不应在这个时节显现；雷电既然已经出现，雪就不应再次降下。八天之内连续出现两次重大变异，实在是异常严重。《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灾变反复出现，只有这件事没有再次出现。何况如今在冬暖无雪之后，既有雷电，又下冰雹，还不到三天便再次发生重大变异，这不只是《春秋》所记载的情形可以相比了。《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变异。’又说：‘畏惧上天的威严。’恭敬地希望陛下精心思考、周详审虑，访问正当的议论，修养反省各项政事，以充分体现敬畏之实。臣不胜恳切。”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七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灾祥 宋孝宗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阴雨已经超过两旬，很妨碍收割。陛下焦虑用心，屡次下达恩德诏令，审决遣送囚犯，蠲免房缗，重申诏令有司，精心增加祈祷，但雨势仍未停止，陛下更加忧劳。臣的职分在于议论谋划，只恨没有愚者之虑可以略微补益万一，便冒昧把三件事陈述献上。臣听说太祖朝因久雨，曾对左右说：‘后宫只有三百多人，应当再放出几十人。’如今宫禁中的给使虽然少了，不知是否可以采用太祖的旧例？这是第一件事。近年官员多而职位少，官员到堂、到吏部后，任用调发困难而积滞，不知是否可以诏令三省和吏部核查人数，酌情安排调遣？这是第二件事。陛下宽裕百姓的心意十分迫切，但州县奉行多有不到之处，听说浙中各郡正在催征积欠，颇为急迫，不知是否可以下达指挥，稍微宽限期限？其余还有宽免抚恤的事项，希望命令三省和户部立即逐条列举，取旨施行。这是第三件事。臣确实迂腐浅陋，但心中情意不能自已，亲自书写奏闻。如有可以采纳的，乞请陛下裁择，或许可以使人心欢悦，指日天晴雨止。” 淳熙八年，朱熹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即位以来，早起晚睡，畏惧上天、体恤百姓，诚敬宽仁，感通上下，本应上天之心能够享受，百姓万物富足安宁。然而二十年之间，水灾、旱灾、盗贼接连不断，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近来天象失常，明白事理的人都寒心。饥荒连年，百姓多有流离饿死。陛下忧劳叹息，进用贤能、罢退奸邪，分别命令朝臣，发放仓廪粮食；凡是用来顺承天意、安慰人心的措施，没有不做到的。这样本应可以稍稍挽回灾气，招致和平。然而近来冬气过于温暖，雷电震动激荡，对来年的打算仍有值得忧虑之处。臣实在愚昧，有一点不能明白其中原因。臣曾私下推究以往的事情，深入探求其中的意义：是不是德行的崇高还没有达到上天？事业的广大发展还没有达到大地？重大的政事还没有兴举，而细小政事又没有纲系？远方的刑罚或许不当，近处的罪恶或许有人幸免？君子或许没有得到任用，小人或许没有被罢去？大臣或许失去职守，卑贱之人或许暗中窃取权柄？正直诚信的言论很少听到，而谄媚邪佞的人很多？德义的风气还没有彰明，而污秽卑贱之人却肆意横行？货赂或许向上流通，而恩泽却没有下达到底？” 责备别人或许已经很详细，而反省自身却还没有做到？一定有这几种情况，然后才足以招来灾害、导致异变。如今凭陛下的明圣，难道会有这些事吗？然而天意还没有欢悦，国家根本动摇，陛下的忧虑虽然深重，旱气却没有消尽，这其中一定有原因。臣不自量力，冒死恭敬地希望陛下在听断政事之余，虚心静虑，试着把前面所列各条反求于自身，在政事上加以验证，深入自我反省。这样即使在深沉默思之中，也没有细微之处不能照见；凡是这些得失的端绪，哪些有、哪些没有，哪些应保留、哪些应改正，都无法隐藏真实情状。如果仍认为这样还不够，那么希望陛下广泛发布恩德诏令，布告朝廷内外，反省自身、承担罪责，以图自我更新。内则从臣僚，外则直到百姓，凡是能够启发圣心、指陈政事缺失的人，不论亲疏贵贱，都让他们能够自行通达进言。然后选拔一两名近臣中通达明辨、正直无私的人，让他们各自荐举所知的有见识、敢说话的士人三五人，轮值在殿门。凡四方有奏言上达，全部命令他们审阅，举荐那些竭尽忠诚、不隐瞒实情的人，每天上报圣听。这样，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天谴责告诫的原因，就会清楚地全部陈列在陛下面前。然后综合总括各项条理，称制亲自裁决，划分为不同等级，依次施行。” 这样一来，一天之内云消雾散，呈现尧天舜日般开阔清明的景象，那么上帝鬼神就会收回威怒，群黎百姓无不安宁。臣因身处孤远之地，受恩太深，却没有办法报答，竟冒昧进言到这种地步。只希望陛下宽免臣于斧钺之诛，留心审察裁择。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请求修明德政以消除天变的奏状说：“臣前些日子因为本路旱灾，祈祷没有应验，曾多次具奏，并申报尚书省，请求代为上奏，及早做好防备。近来接到省札，已经得知圣慈特意依从所请，拨钱在明州设置场所购买粮米。臣又恭敬地看到陛下发自内心，特意派遣中使降香祈祷，臣因此看出陛下畏惧上天、体恤百姓的心意极其深切，感激不已，愿意效尽愚忠。只是遗憾官职有固定职责，没有机会瞻望圣颜、竭尽赤诚，或许可以略有补益，臣不胜犬马蝼蚁般的一点诚心。臣私下认为，多年的旱灾，上天谴责告诫已经很深；今天的灾害，涉及地域尤其广大。不仅官府和民间的储备已经耗尽，国家大农之积蓄也已没有余剩。又遇到举行大礼的年份，户部催促督责州县清偿多年拖欠的官物，形势不容稍有宽缓。所有施舍赈恤的恩惠，臣私下恐怕又一定不能像去年那样优厚，臣因此十分恐惧，认为这实在是关系国家安危、政治治乱的关键，不是寻常的小灾小伤。如今的办法，只有由圣心决断，充分发布号令，以侧身戒惧、悔过自责的诚意，向至高的上天解释谢罪；又以责备自身、求取言论的心意，广泛告知天下。然后君臣相互警戒，痛切地自我反省改正，以承顺皇天仁爱的心意，或许可以使精诚相互感通，转祸为福。其次，只有尽数拿出内库的钱，供给大礼的费用，并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金；诏令户部不得催办旧欠，诏令各路漕臣依照条限核查放免租税，诏令宰臣淘汰受灾路分中无所作为的州、军、监司和守臣，选拔贤能之人，责成他们办理荒政，或许还足以从下安定民心，消除他们乘机作乱的念头。如果不是这样，臣恐怕所应忧虑的不只是饿死的人，而在于盗贼；防御其危害的不只是官吏，甚至会危及国家。臣承受陛下的恩德极深，不知死所，敢冒着斧钺之刑为陛下进言，冒犯天威，恭敬地等待诛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