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一

译权奸接连出现，内外相互欺骗，对他们进行论奏确实是正确的。如今却借着诬陷伤害善类的名义把他们驱逐，而不顾这种指挥只是在乘机逞快。考察旧有典章，唐介弹劾文彦博，文彦博被斥退不久，随即又被召回任用。如今嵩之已经享有入秘书省的荣耀，陈韡也接受了枢密院长官的任命，而琰与昴英被斥退已经五个月，还没有听说召回任用的日期。表彰直言的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地方。一名词臣被罢退，朝廷内外、大小臣僚共同惊疑，私下妄加议论，认为词臣之所以径直离去，必定是因为他曾经说过天伦关系不可混淆，必定是因为他曾经说过台谏不可随意驱逐，又必定是因为他曾经说过新宫不应当修建。如今退下后慢慢考察他的作为，原来是因为他请求告老并不止一篇奏章，请求离去总共有十篇奏疏。臣子重视出仕、轻视离开国家，固然是臣子的高尚志趣。如今陛下预先担忧暑天道路难行，便听任他直接归去；姑且顺从人们所谓暑途可畏的说法，却又预先参与经筵的取舍，思虑和裁决中显露出轻重失当，词意的抑扬之间又显露出轻侮戏弄。对待仁德贤能的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地方。其他如王佖直率任性，虽然缺少委婉曲折，但后来却因为南阳之事获罪；岁月已满，又授予他远方节度使之职，这不但显示天道应当恢复，也可以验证圣心容易回转。可是后来又把他屏退了。王爚守持正道而不阿附，虽然稍显疏阔不通达，但在龙翔之役中极力论谏，对圣德的补益并不小。如今他闭门请求离去，不但表现出进退去就合乎义理，也表现出风操不屈。可是陛下竟然把他驱逐，这就是陛下不把直臣当作直臣看待，反而急于驱逐他们，这是第一项过失。发生旱灾，怎么会不出现呢？在乡校议论政事，郑国因此昌盛；在朝廷大庭防御士人，汉室因此得到治理。可见士气一天也不能不培养。然而士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能够辞去爵禄，能够踏入白刃，能够看重自己最重视的东西而轻视自己最轻视的东西，尊重真正可贵的东西而轻视真正可贱的东西。难道区区富贵可以拿来衡量轻重吗？去年四学的士人，起初因为敢于进言而获得荣宠，最后却因为言论太多而遭受羞辱。他们刚敢于进言时，谁不认为那时如青天白日般清明、凤凰麒麟般祥瑞？等到他们言论增多，朝廷先用一次考试的诱饵在前面引诱他们，又用不准参加考试的命令在后面制约他们。既驱使他们，又束缚他们；既笼络他们，又任意摆弄他们。一切都像拿食物哄婴儿、驾驭童仆一样，随意决定一时的取舍，使他们患得患失而不敢进言，钳口结舌，再也不敢说话。他们的意向所趋，比斧钺诛杀还要严酷；一句话稍微说错，所受的处罚就超过在市朝受鞭打。他们受到的厌弃和轻视，难道还不算太多吗？三年一次选取士人，是古代制度。在乡里选举，在春官主持的礼部考试中试验，由有关部门复试，最后亲自在天子殿廷参加考试，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起初，乡里用三种德行教导百姓，并以宾礼荐举贤能之人；所谓“宾”，就是尊敬到了极点。到了最后，乡老、乡大夫和各级官吏把贤能之人的名册献给王，王拜了两拜才接受，说“拜”，就是尊重到了极点。既以宾礼相待，又行拜礼表示尊重，还唯恐不够恭敬。如今士人济济一堂、步履铿锵地成群而来，可是搜查他们是否夹带书籍的命令已经在后面拟定了。禁止夹带书籍，是国家法令。士人多年遵循学习，法制却在一朝之间宽纵松弛，恩赐也泛滥。陛下如果有意更革这些做法，就应当提前告诫，三令五申。这样谁不会洗心涤虑来遵守新令呢？如今告谕才刚公布，消息还没有传遍，一旦守门的官吏、禁卫的士卒已经能够任意盘问他们。把他们的衣裳颠倒穿着，把他们的冠帽鞋履拆散分离，辱骂的声音不绝于口；士人刚进入君主的宫门，却不敢喧哗。沿途殴打攻击的势头也没有停止；士人刚进入君主的宫门，却不敢出声。其中偶有特别刚强的士人，不肯接受屈辱和束缚，众人便共同仇视、讥笑他们。于是使鲠直的气节受到压抑而不能伸展，胸中积蓄的意见受到迷惑而不能吐露；有的畏惧而远走逃避，有的惊疑而忧愁成病。唉，为什么不幸竟严重到这种地步？陛下在位二十四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如今这一次稍有疏忽，侮辱竟到了如此程度。这是陛下不把士人当作士人看待，反而轻率地加以羞辱，这是第二项过失。发生旱灾，怎么会不出现呢？您抚慰我们，我们就是臣民；您虐待我们，我们就会成为仇敌。上天敬畏真诚，民情却难以保持不变。说到百姓，他们最为繁多却容易安定；小民虽然最卑微，却容易被激怒。君臣之间应当相互警告，使人知道国家的根本完全在于小民。国家的灭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而只在小民身上。这样看来，天命本身还不足以单独称为天命，人心才正是天命的依据。这其中的关系，难道是小事吗？近来因为感生帝之事，大兴土木，拓宽开辟车驾道路，增建扩建祠庙庭院。七八百户人家的房屋，随手就毁掉；一万多名百姓聚集在一起叹息怨恨。陛下虽然从水衡、少府的积蓄中拿出钱财，提高赔偿价格，但都城之内人心惶惶，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陛下兴办这些不急迫的工程，是在毒害百姓。那些贫穷里巷中的旧房屋，暑雨淋漓，连自身都不能遮蔽，陛下忍心毁掉它们吗？破败的棉絮和破被子，在风雪中凝冻结冰，连自身都不能保暖，陛下忍心毁掉它们吗？严冬里手脚冻裂，坐等着陷入贫困饥饿，连粮食都不能填饱肚子，陛下忍心毁掉它们吗？陛下起身于民间，对百姓的疾苦也已经很熟悉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施展忍心呢？不只是这样，毁坏民宅的诽谤还没有停止，遗失玉带的事情又随即发生。祖宗遗留下来的宝物，一旦失落，陛下察觉到后，谁不会认为追查是理所当然的呢？掌管宝玉的人应当处死却没有处死，盗取宝玉的人应当处死却没有立即处死，这就是国家法令不能一贯执行。有关官署执行过当，无缘无故查抄普通百姓，侵吞其宝货的人多得数不清。市井之间，家族谈论、众人聚议，都说某人已经被籍没了，某人已经下狱了，被籍没的财产已经超过失窃宝物的价值。普通百姓见到利益而迁动，起初哪里知道那是宝玉、大弓之类的宝物呢？即使知道，又怎么敢拿自己的性命轻率触犯法禁？这种情形也可以从宽处理。过去太祖皇帝说，我有三条带子：一条是汴河，一条是惠民河，一条是五丈河。如今淮、蜀的要地，正是祖宗珍视的地方。

译陛下失去其中一半，已经多年了，却不加追问，反而因为一条玉带来扰害百姓吗？臣实在替陛下惋惜这样的举措。秦朝百姓揭竿而起，源于闾里戍役频繁；唐朝天宝年间的盗贼兴起，源于百姓的叹息怨恨。万件事情中得到的好处，有时会因一件事情的过失而招来怨恨；万人得到的喜悦，有时会因一个人的怨恨而产生动乱。这是天下必然的道理。如今所失去的并非一件事，所怨恨的也并非一个人，陛下难道可以把它看作细微小事而忽略，甚至愚蠢到视而不见吗？这是陛下不把小民当作小民看待，反而轻率地忽略他们，这是第三项过失。发生旱灾，怎么会不出现呢？宣扬一件善行，可以顺应天意；如今第一次因为选用贤能而又容纳他们的德行失常，这就不是顺应天意。一个杰出士人的呼吁，可以用来侍奉上帝；如今第二次因为羞辱士人、轻慢礼遇的德行失常，这就不是侍奉上帝。使一个小民安定，可以使国运长久；如今第三次因为伤害百姓、仁爱之德失常，这就不能使国命长久。这就是旱灾所对应的原因。人们只看见陛下从去年腊月到今天所犯的过失不止一件，却不知道上天从去年腊月到今天所作的回应也不止一种变化。陛下几个月内让天下看见这三项过失，上天几个月内也让国内看见这些灾异。一件事有了过失，就出现一种征兆；一种德行有所亏损，就发生一种变异，正如影随形、声随响，这其中的关键极其微妙，难道不令人非常畏惧吗？虽然这三项过失固然在陛下，但防止过错、纠正谬误却在大臣。古代大臣纠正君心，都是在过失尚未显露之时，不等到过失已经形成才进言。益告诫舜说：“任用贤能不可三心二意，去除邪恶不可犹疑。”这说明舜还没有发生犹疑不决的事情。召公告诫武王说：“德行盛大就不会轻慢侮辱人；轻慢侮辱君子，就无法使人尽心尽力。”这说明武王还没有发生轻慢侮辱的事情。周公告诫成王说：“君子应当安于无逸，先知道耕作收获的艰难，这样享乐时才知道小人的依靠。”这说明成王还没有发生忽视小民的事情。事情尚未发生，几位大臣却这样恳切地告诫君主，是因为敬爱君主，不忍把君主置于有过失的境地。如今大臣处于师臣的旧位，居于伯益、周公、召公的职位，难道不应当使陛下成为舜、武王、成王那样的君主吗？那么，想要改正陛下过去的过失、建立今天的新功，大臣就应当斋戒沐浴，积聚诚意来告诉陛下：‘宁考之所以把帝位传给陛下，是因为陛下能够敬重贤人、礼遇士人、安定百姓。从前不幸有拒绝劝谏的事情，又不幸有羞辱士人的言论，再有大不幸的伤害百姓的举动。如果悔过之心一旦产生，那么从前所谓的不幸，都像日食月食一样可以复原；否则，臣也没有办法了。’陛下圣明高远，一听到这番话，必定会彻底改悔，出自圣心，避开正殿、减少膳食，下诏命天下臣民极力陈述朝政的缺失；然后在李某被斥退之后重新宠任他，在士人受到沮辱之后礼遇众多士人，在百姓离散之后安定他们，使天下人都说：‘大哉，君王的言论！’又说：‘一哉，君王的心意！’这样，选贤失当就转变为容纳贤能，轻慢士人的羞辱就转变为优厚礼遇，伤害百姓的举动就转变为安民。二十四年间所体现的度量、诚意、仁德，这三种德行今日重新完备，也就不会再有突然背离旧常的讥讽了。天变难道还有不能平息的吗？俗话说：‘正直的劝告，能够不听从吗？可贵的是能够改正。’只希望陛下努力实行。子才又上言说：‘臣不懂避忌，曾经分条列举三项过失来告诉陛下。还有余下的诚意，希望最终陈述出来。’盗贼、水灾、旱灾的变故交相汇集于今日，人人都认为这是国家的灾祸，臣却认为这是国家的福分。这是为什么呢？天下的祸患常常潜伏在人心没有想到的地方，而国家的福分往往在君心一向谨慎畏惧的日子里显现。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过去李沆任真宗宰相，每次朝见、奏事完毕，必定把四方水旱和盗贼的情况上奏皇帝。同列有人认为这样不对，李沆说：“人主一天怎么可以不知道忧惧呢？如果不知道忧惧，就会无所不为。”后来他又对王旦说：“我死后，你一定会做宰相，仓促地与敌国讲和。一旦边境没有事情，如果不享受游乐，就一定会兴起土木工程。”到了大中祥符年间，契丹已经与宋朝修好，战争停止，近臣和亲信开始主政，便有人建议封禅泰山、祭祀汾阴、修筑玉清昭应宫、尊奉天书，耗费使用逐渐扩大。王旦常常忧郁不得意，却不忍只顾自身而离开，说：“谁来替国家抵抗群小呢？”于是推荐吕夷简、王曾等二十多人，分别安排在重要职位上。这些事使小人无法凭力量胜过李沆的这番话，也可以成为万世人主恐惧戒惧、修身省察的龟鉴吧？如今敌国势力强大，意图饮马长江，祸患已经十分惨烈。江湖、闽越各地盗贼兴起，忧患也很广泛。旱灾严重，水涝同时发生，天变也达到极点了。当权大臣身居李沆的职位，胸怀李沆的见识，经历这三种灾变，固然没有不奏告上闻、警醒圣心的。然而警醒省察之后，也应当寻求用来平息灾害、消除变异的办法吧？如今抵御敌人虽然已经得到合适的人才，但要激发昂扬奋发的精神、振作起来建立功业，朝廷应当尽力发挥扶持之力。平定盗贼虽然已经有人负责，但要使地方安静而不受扰乱、镇守安抚得当，朝廷应当明确表示自己的意向。至于水旱灾害到来，正是君臣共同修养德行、努力施行善政的时候。近来频繁派遣使者，审理囚犯、释放罪人，接连颁布宽免诏令，减免赋税、惠及百姓，并非不恳切；然而苍天更加高远，旱势反而更加严重。这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不合帝意，否则为什么阻塞不通、感应而不回应呢？臣愚昧的看法是，陛下应当痛切地自我悔过，深入思考平日内心觉得歉疚不足的地方，把心中警惕不安的地方完全用爱敬之意加以弥补，在细微之处修补缺失，以平息上天的怨恨、释放上天的冤屈，这样鬼神就会喜悦，宗庙也会安宁。挽回不可测知的天心，消解不可解释的天怒，接续无穷无尽的天命，还有什么关键能比这更重要呢？这就是愚臣对陛下恳切献纳忠诚的原因。只希望陛下切实谋划施行，以求国家得利。

译子才又上奏说：‘臣滥居朝班，尸位素餐而没有补益。近来上天久久不下雨，臣曾不自量力，冒着万死写成一篇奏书，为陛下极力陈说三项过失，并在末尾表达恳切的忠心。所希望的是圣心醒悟，引咎责己，开导臣谏、广布求言之诏，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如今已经超过十天，却没有听说有所施行，而天怒没有消解，旱势反而更加扩大。四海臣民看见这种巨大灾异，更加忧虑惶恐，都说祖宗求言确实有成例。只是靖康年间多难，来不及举行这类事情；所作所为已经不能作为美好的先例。堂堂盛世本应鉴戒靖康的过失，敬畏天怒，为什么反而沿袭那种罪过、轻慢天灾呢？’臣惊惧地听到这些话，退下后追思靖康以前的事情，没有一次不痛恨当时，同时又对今天深有感触。陛下亲自执政以来，已经三次实行大的政治变革。第一次在端平，过失是轻率；第二次在嘉熙，过失是泛滥；又一次在淳祐，过失是专断。说是轻率、泛滥、专断，事情虽然不同，过失却是一样的。如今这次政局更变，至今将近两年了。起初刚强果断的气势，不能说没有一时振奋，只是向庆历、元祐的方向发展，日渐拖延，志气并不坚定。没有过多久，却已经中途放松缰绳，逸奔到崇宁、大观、宣和、靖康的境地了。曾经就实际情况加以考察，事情所耗费的力量反而不及崇宁、大观、宣和、靖康时期，但所呈现的征候却与那些时期相似。况且人才是国家的精神。近来多次征召人才，不能说没有招来，但人才难以进用、容易退处，不肯轻易出仕；偶尔有出仕的人，也不能得到尊重、信任和任用。其中像极力论述纲常的、主持端平法纪的、竭力抵抗宦官外戚的、肃清宫禁的，并不是没有人。然而御屏上的简记几乎失去了他们的姓名，夹袋中的推荐和宣扬也遗漏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声望。他们也只好甘心退居空谷，断绝在朝廷任职的念头。与崇宁、大观、宣和、靖康时期那些声望卓著的大臣相比，难道还有像李纲那样的人吗？旧学精粹，难道还有像杨时那样的人吗？德高望重，难道还有像许翰那样的人吗？经学造诣深奥，难道还有像胡安国那样的人吗？以正直刚明自许，难道还有像崔鶠、李光、余应求那样的人吗？威望足以倚重，难道还有像种师道、刘韐、宗泽那样的人吗？所以人才反而不如崇宁、大观、宣和、靖康时期。军队是国家的爪牙。军队不精锐锋利，就和空手一样；铠甲不坚固牢实，就和赤手搏斗一样。古人没有一天不计算军事实力，选择善于执行法令典章的人，正是这个原因。如今虚假乌有的军籍，却到处都有。戍守淮地的士兵在战斗中大量死伤，守护长江的士兵习惯于骄惰。淮东先锋军只有约二千人，荆楚壮士十人中有八九人死亡，山西精锐士卒大多只是临时拼凑；各郡国的禁兵，只能充作杂役；而用来倚仗防御的，又多是从北方来的军队。把豹虎圈养起来，祸变难以预测。再加上器械钝坏，戈矛破残；冲海鳅战船大多毁坏腐烂；神臂床弩也有一半损耗；驻队的旧制度已经不存在，克敌斗刁等军制也不相等。与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相比，如今还有十多万京城军队吗？还有二百万各道军队吗？还有二十七万河南、河北军队吗？还有一百零七指挥的马军步军吗？还有二百匹天驷战马吗？还有五千座京师火炮吗？还有一千多辆宣阃制造的战车吗？所以兵革数量也不如崇宁、大观、宣和、靖康时期。财赋是国家的命脉。国家每年制定、统筹国用，正应当量入为出；可是近年以来，横向耗费没有节制，年终核算时，已经增加了六七千万。一旦皇帝下发御札，又每年新增券额三四十万。督视出行，新制的褚币以一千万计，银两以五十万计。其他各路临时征发拨给的物资，戎所的制造，以及铠甲制阃临时派遣、拨赐的物资，合计也有一千多万。其他如宫中横加的恩赏，宴饮的费用，权奸的盗窃，郡守的私囊，要路官员的贿赂，闲官冗吏泛滥造成的支出，府第宫观等不急工程的营建修缮，又多得无法逐一计算。府库中的积蓄，到处都空虚了。与崇宁、大观、宣和、靖康时期相比，如今还有大观西库三四千万缗的积储吗？还有各路积存的三千多万缗钱财吗？还有在京库务一千三百多万的积货吗？还有各监铸造的九百万贯钱吗？还有延丰仓四十万石积粮吗？还有宣和六库上供的四百万吗？还有无额上供的三百万吗？还有京师新收的一百多万吗？还有各路免夫钱六千二百多万缗吗？即使说如今的国势只占天下的一半，不及全盛时期，然而积蓄竟然连全盛时期的万分之一都仿佛比不上。这就是财赋反而不如崇宁、大观、宣和、靖康时期。即使如此，人才不如，军队和财赋也不如，只要振作奋起，仍然可以勉强挽救。如今所忧虑的是，没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时期的实力，却有那些时期的征候。什么叫征候？就是听从御笔，忙于燕游，崇尚土木，驱逐君子，忌讳直言，思念权奸，任用外戚，信任宦官，激起盗贼，招致外患。御笔始于政和四年初，直到杨球代为书写才停止，其流弊越来越严重。有的称为诏书，有的称为御笔手诏，有的使用御宝，有的使用长印，有的使用金填红刻的指挥文书；这些命令从宫中发出，不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当时三省只不过奉行御笔而已。陛下即位之初，受权臣压制，隐藏锋芒、收敛行迹，不敢自以为尊大。所谓御笔，不仅没有能力发出，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自从陛下亲自执政、掌握权力以来，路径逐渐熟悉，但还没有完全放纵。如今却轻视四海，玩弄群臣，把力量用在区区术数方面，安然自得地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女子、宦官、邸第、外戚窥见其中的裂隙，请托之事纷纷而来。于是御笔命令接连到达，往往夜漏十几刻，省吏传呼，分秒不差；大臣签字押印，谨慎奉行，妨害政务机要，损害朝廷的观瞻。

译在清明的时代，竟然容忍这种弊病，难道陛下不想做流芳千万世的英明君主吗？宰相不想做流芳千万世的贤相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放纵松弛到这种地步？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上天长久不下雨，难道是因为这个吗？政和以后，游宴渐渐增多。燕饮太清楼有记，燕饮承平殿有记，曲宴保和殿有记，临幸鸣銮堂又有记，这些都是用来记载一时宴饮游乐的盛况，而史官记录时也没有多少隐讳，是想留给子孙作鉴戒，成为万代的劝诫。陛下富有四海，继承并光大祖业，也已经有许多年了，本应兢兢业业，把这些作为商王的鉴戒。如今从道路上听到的传闻，都说陛下在内庭安排宴饮，寒暑都不停歇。敌军骑兵侵入淮地，还没有全部驱逐出境，宫中却常有歌舞酣饮，显出自我放纵。湖州盗寇气焰嚣张，还没有完全消灭，却沉溺于享乐饮酒，有时甚至因此停止上朝。即使接连歌咏《云汉》《云汉》所写大旱的诗篇，仍然没有下令避殿、减少膳食。起初放纵自己，不过是自我宽解说：‘我只是今天贪图享乐罢了，放逸一天能造成多大危害？’却不知道这种心念一旦流行，就会从一天发展到两天，进而终身不改；即使敌国发出紧急警报，战火燎原、铺天盖地，渐渐逼近我国，也恐怕都听不到了。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上天长久不下雨，难道是因为这个吗？自祖宗以来，宫室的规模和制度都不算过分广大。政和初年才开始修建延福宫，楼阁殿宇相互对望，跨越宫城。此后兴建不停，又在延福宫旧址上修建保和殿——那里是诞生圣人的地方；修建玉清和阳宫；又在宫城东面修建宝箓宫，叠石造山，名为艮岳，这也太奢侈了。陛下继承十三代祖宗的基业，应当深刻鉴戒过去的过失，向天下显示古人修建简朴宫室的用意。如今从传闻得知，众人都说陛下天性喜好宏大，专心营造土木工程。宫禁之内，四面筑山，许多石头取自南内燕息之处。即使未必真有此事，然而宦官近臣多借着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来进言，误导陛下，而陛下又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这难道可以让百姓看见吗？宫外龙翔一带兴建祠宇，每次都从百姓生产劳作的地方扩展土地。即使不是陛下本意，然而奸臣近侍多用奇异说法恐吓诱导陛下，而陛下又没有察觉他们的奸诈，这难道可以让外国听闻吗？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上天长久不下雨，难道是因为这个吗？政和元年，陈瓘被羁管于台州；崇宁六年，邹浩被安置于永州。这些都是权奸掌握国政、欺骗君主、玩弄世人的结果，他们借此报复私怨。如今章琰、李昴英处在陈瓘、邹浩原来的职位上，也有像陈瓘、邹浩那样的拳拳之心。他们排斥史嵩之、论列陈韡，难道还有别的意图吗？只是因为国家近年以来气势衰弱、精神萎靡，都是小人误国造成的，所以他们竭尽心力极力陈述，想要弥补政事的缺失，辅助圣明。没想到这些疏狂之言竟触怒圣上，被斥退五个月，不再召回。前后群臣已经多次进言，而陛下始终没有醒悟，于是使这两位大臣沦落远方，曾经不能再列于士大夫行列，这难道是盛世的美事吗？何况如今敌国非常强盛，盗贼横行，水旱灾害交相发生，祸患已经逼近了。如果不早日解除威严，立即给予些许宽宥，因别人激怒而迁怒，或把陈瓘、邹浩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那么国家大体将更加受损，这不是挽回上天之心的办法。此即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上天长久不下雨，难道是因为这个吗？关于收复燕云的议论，吕颐浩说要耗尽天下的力量、竭尽天下的财富，最后一定无法妥善收场，这是忠言。而御笔却以‘兴讹造讪’的罪名责罚他，这是在讳言。京城发生大水，李纲说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一定有招致它的原因；灾害不容易抵御，一定要有消除它的办法，这是忠言。可是却以‘堤防没有修治’为由诋毁他，这是在讳言。陛下自去年腊月以来，每逢有人说出忌讳的话，便有意加以压制：下诏责问事实，是第一次讳言；用几句话暗示告诫，是第二次讳言；春官宣谕，是第三次讳言；搜查大臣怀中所藏文书，是第四次讳言；驱逐两名台谏官，是第五次讳言；罢免一名词臣，是第六次讳言。陛下在上面讳言，群臣在下面闭口；偶尔有人冒死进言，上下便彼此仇视、深深憎恨，不是罗织罪名加以惩罚，就是借其他事情罢黜他。唉！忠臣烈士之所以竭力进言、敢于劝谏，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喜欢制造不安，而是替君主的心术忧虑，替朝廷的大体珍惜，替百姓的性命作打算。陛下却一概厌恶轻视他们，不只是厌恶轻视，而且憎恨嫉妒；不只是憎恨嫉妒，而且驱逐他们。这难道是盛世的美事吗？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上天长久不下雨，难道是因为这个吗？当初蔡京任中太一宫使时，既准许他请求退休，又让他削去官职，又让他居住在杭州。凡是蔡京所做的事情，一概停止；凡是他任用的人，一概罢去。谁说蔡京已经被疏远了呢？皇上的心意明明已经决定不再任用他了。还不到三年，他就改为五日一朝，到政事堂处理事务。不久又取消他的致仕身份，让他兼领三省。蔡京心怀怨恨、肆意施毒已经很久，只要有机会施展一次毒手，他没有不称心的。积累到后来造成祸败，难道还忍心说下去吗？如今罢相的这个奸臣，奸邪程度与蔡京相当，而他忿恨暴戾、无法化解的毒心，又超过蔡京。看他厚结武士，秘密窥伺朝廷，积聚大量金钱，直接通达宫禁，又把郿坞的积蓄全部搬空，充实水衡、少府的储藏；搜尽水陆珍宝，供奉太官的美食玉膳。他的意图难道不只是这些吗？怎么知道他不会用‘北方的事情只有我能办成’这种话来胁迫陛下？又怎么知道他不会假称辽国使者来问‘蔡京在哪里’，以此震慑陛下？此即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上天长久不下雨，难道是因为这个吗？祖宗的亲属不得参与政事，并非有意防范他们，而是祖宗忧虑深远到了极点。郑居中任同知枢密院，勉强顺从后宫的请求，已经罢免他了，却又再次下令任用他。

译朝廷内外互相疑惧，道路上的人都指指点点。陛下即位以来，从未不是把至公作为职责，可是皇亲戚属屡次玷污朝班；皇族子弟和怪诞之人滥受扈从礼遇；各国君长竟纷纷归附于受宠的外戚，其骄横淫逸不亚于曲阳侯。让他们分布在卿、大夫、郎官等职位上，天天求取快速升迁；让他们在丞、簿等官职间升沉，时时希望越级提拔。有才能干练的人还可以说得过去，那些乳臭未干的人实在毫无道理。远处，符节旌旄的授予误用了南阳受宠的先例；近处，京畿辅郡竟有如同恩泽侯的人。虽然与郑居中相比，毕竟还略有不同，但这样继续沉溺下去，也不是向天下表示公正的办法。难道天下这样广大，果真没有一个人可以供陛下任用吗？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童贯借谈方腊为首的祸乱而起，燕云之事中杨戬又有什么接续童贯而兴起的呢？它们起初都发端于极细微之处，最后流传造成的祸患却达到遮天蔽地、贯通古今的地步。陛下总揽权纲，难道不能深刻看清这个道理吗？然而那些轻佻谄媚的人，能够迎合陛下的欲望；甜言软语，能够顺遂陛下的心情。陛下虽然未曾放纵他们，但他们凭借依附而暗中操弄，其中有些事情大概不是陛下所能完全知道的。所以他们虚报征税数额，势力足以使漕运大臣改变立场，而陛下却没有察觉。他们凭借擅自格杀的威势，力量足以使国法屈服，而陛下却不怀疑。主管营造工程，耗费钱财如泥沙，到了不可计数的程度；而核验钱币时，却一概使用新楮币，不肯遵循国家财政的常规。掌管司宝玉，爱护珍玩却不谨慎，罪当处死；他们却转移君主的听闻，把祸嫁给别人，也不遵守国法的常规。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上天长久不下雨，难道是因为这个吗？方腊刚刚作乱，就接连攻陷数州；各洞盗贼相互勾连，声势扩大，江西的徽州、吉州以至建昌，盗贼时常发作，骚扰良民，竟到了这种地步。陛下以宽厚统治臣下，以仁德团结百姓，四海内外全都奉陛下为君、奉自己为臣，难道忍心在陛下照临之下自我毁坏吗？可是近年来有些地方多次抗拒教化。两淮流民，都是我们的遗民，官府没有安置治理的办法，致使他们侵逼京畿，有的被激成盗贼，像往年纷乱骚扰的情形。湖州、衢州、建昌的百姓，都是我们的赤子，却凭恃险要，争强斗胜，有的被激成盗贼，像前些日子横行的情形。闽岭的盐丁、江湖的洞丁，都是王朝的百姓；地方守臣不知道安抚照料，反而与他们争夺微小的利益，断绝他们衣食的来源，使他们因愤懑不平而被激成叛乱，像今年春天猖獗的情形。起初的激变，常常由细微事情引起；最终的忧患，终于发展到盛大规模。于是使横行数州的范围如此广大，持续十多天甚至更久；即使大军战胜他们，也还不能马上成功。这种力量，难道不是艰难异常吗？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上天长久不下雨，难道是因为这个吗？宣和五年秋，敌人在云中增兵，筹划进攻南方盗寇；那年冬天，宗维侵犯河东，宗杰进入河北，边境紧急军情突然传来，满朝失色。如今北部边境新近出现的哨骑，从春天到夏天屡屡逼近，势必要饮马长江，侵入寿州、泗州。淮西是我们的藩篱，地处南北交界，是敌人必攻之地；如果骁勇将领势力穷尽，士卒战马伤亡，那么藩篱就无法依靠了。通州、泰州是我们的根本，地处盐碱之地，是敌人必攻之处；百姓的聚居，亭场盐灶的精华储藏，公私剩余财富，都会被破坏，那么根本就无法支撑了。福山是我们的屏障，距离毗陵才二十五里；如今惊慌的尘土和敌骑竟直达这里，声势足以震动京城，烽火直达甘泉，那么屏障也无法再依靠了。至于淮西各郡不断遭受伤残，蜀西各屯时常遭到蹂躏，远至广西一路，又有敌人从内部袭击的忧患；他们以恐吓疑兵、虚张声势为手段，意图显然是不肯把我们置于考虑之外。现在天气还很炎热，事变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秋风刚刚变得高爽，祸患将更加惨烈。陛下应当亲自作出圣断，分别命令枢密大臣进驻江面，凭借国家的威灵，决定战胜敌人以后再上朝进食。可是今年的敌情侦报不同于往日，估量敌情、谋划制胜，不应轻率出兵；使用军队不应退却；确定功劳、实行赏赐，不应混淆。一旦有一项相反，又凭什么振作人心、建立功业呢？此即臣所说具有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的征候，这是其中的一件。上天长久不下雨，难道是因为这个吗？人物、兵力、财货、女色等方面，导致亡国的征候，没有一项不像当年的情形。这就是臣为陛下痛哭流涕陈说这些话的原因。然而要消除这些征候，首先要从我们君主的一念之心开始。君心端正，志气就清明肃正，天下的灾变征候就不会产生；君心陷入邪僻，光明就被遮蔽昏暗，天下的灾变征候就都会出现。前代人说过：阳明之气胜，就能发挥德性；阴浊之气胜，物欲就会流行。万事的成败得失，都系于一心是否端正，仅此而已。天下以一人为主，君主又以一心为主。君主心中的方寸之间，物欲有许多门户，扰乱它的人很多，进攻它的因素繁多，实在可怕。《大学》所说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作用，其根本就在于端正内心。董仲舒论说，端正朝廷和百官的根本，而他的学说也是从端正内心开始的。内心是多么重要啊！它是天理与欲望、诚信与虚妄消长的根源，也是天下万事相互感应的关键吗？不过臣曾经论述过：陛下的内心起初未尝不端正，只是被人心的私欲扰乱，才开始失去端正；陛下的内心起初未尝不诚实，只是被妄念扰乱，才开始失去诚信；陛下的内心起初未尝不清明，只是被阴柔浑浊之气污染，才开始失去清明；陛下的内心起初未尝不明察，只是被利欲蒙蔽，才开始失去明察。不能用礼来节制欲望，陛下的内心便开始放荡；不能用义来约束行事，陛下的内心便开始放纵。这种心念一旦在胸中萌发，征候就已经显现在天下国家的大事上；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天理与欲望的界限不清，诚信与虚妄的源流没有分辨，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回应。那么，澄清根源，作为施政立事的根本，还有什么能大过端正内心呢？陛下清闲燕居的时候，请试着反省察看。自从亲自处理政务以来，聪明才智不如从前，事业日益背离最初的志向，这究竟是谁造成的？一定是声色货利侵蚀了我的天性，轻佻谄媚之人扰乱了我的天性。

译在深宫幽暗曲折之中，不能保存道心、去除人心；在虚静明澈、应对万物的境地，不能纯守天理、排除人欲。内降诏令过多，一定是私心胜过了公心；宴饮游乐频繁，一定是淫逸之心放荡；土木建筑高大奢丽，一定是奢侈之心过度；疏远君子，一定是敬重之心衰退；嫉恨正论，一定是诚心懈怠；奸邪得到欢喜，一定是祸心包藏；贵戚、宦官积聚势力，一定是爱护之心被缠绕，也一定是畏惧之心的祸根萌发；盗贼和外患强盛，一定是平常之心突然反复，也一定是戒惧之心稍有松弛。这些内心的私欲，从方寸之间的起点萌发，开始时极其微小，最终却发展成国家积重难治、无法痊愈的疾病，难道就不能克制并除去吗？臣愿陛下端正自身所遵循的主宰，不让私欲从中离间；使内心所发出的念头真实，不让妄念混杂其中。在虚静明澈、公正广大的境界中涵养此心，使此心在喜怒哀乐之后归于中正。叙述庆历、元祐年间成功的原因，鉴戒崇宁、大观、宣和、靖康年间失败的原因。谨慎修身，考察近臣所进的言论，凡是违背天理、伤害正道的事情，全部更改革除。每一个行动都反过来以正当欲望为尺度，每一句言语都做到诚实而去掉虚伪，那么万事都会趋于善，十种征候都会一并消失。这就是《孟子》所说‘有根本的事物就是这样’，也是《大学》所说‘万物有本有末，事情有终有始’。不推究根本而只整治末节，那么人欲就会放纵，妄念就会兴起，被激发而成为崇宁、大观，变化而成为宣和、靖康。不仅不能达到庆历、元祐的治理境界，国家的祸患恐怕也会发生在丁未年，而不是丙午年。能不害怕吗？臣冒犯天威，内心震恐战栗不胜。子才又上奏说：‘臣待罪于奉常，只不过领取俸禄罢了；每天早晚焚香告天，愿求得一场雨，以解除我君我相忧劳勤苦的心情。一两天来，油云层层密布，微雷隐隐作响，百姓翘首盼望，说：‘今晚一定要下雨了！’我君我相或许可以稍稍宽心了。没想到片刻之间，风把浓云吹散，下雨的势头又落入虚无。这虽然没有言语，大概也是上天有意。臣于是默默静坐思考，只有前面所说的三种过失、今天所说的十种征候，都足以招致上天震怒。而上天震怒得这样厉害，又有一件事。《常棣》这首诗被废置已经很久，砍伤国家根脉，养成敌国衅隙，必定由此而来，不能把它当作小事而忽视。陛下远察古今，深知世事，对于祸福相互依伏的关键，已经看得很透彻了。应当深思远虑，在寂静中触动内心，恢复兄弟之间本有的天性，洗除国家难以解除的嫌疑，使幽明之间的怨恨都消除；在空旷寂静之中，使祖先的神灵有所主宰。这样纲常和政事安定，骨肉之间的嫌隙平息，上天的怒气难道有长久不消解的道理吗？臣冒犯天威，罪当万死，只求陛下宽赦。’ 子才又缴进轮对札子说：‘臣前些日子见上天长久不下雨，曾竭尽愚忠，先陈说三种过失，接着列举十种征候，又在贴黄中两次说明天伦应当厚待，请陛下严格遵循旧例，下诏征求直言。如今政事之间，虽然还没有看见陛下有所改悔，但祖宗旧例已经施行，由此可以仰见陛下的圣德本来就聪明，冠冕前的旒冕并没有完全遮蔽视听，臣所说的话也没有白费。臣起初说，政事在中书而专门攻击皇上本人，是有罪的；政事不在中书而专门攻击皇上本人，也同样有罪。臣近来进呈两篇札子，已经冒犯罪责，推究灾异从何而来，并为陛下说明了。而陛下的这些臣下，难道能说没有罪吗？请让我彻底说明其中的原因。臣曾读《易经》读到《否》卦，对今天的情形更加有所感触。天地之气交合，就成为《泰》卦；不交合，就成为《否》卦。《否》，就是闭塞不通的名称。所以《太玄》用‘缄闭、守持’来比拟它。所谓缄闭，是阴气不发动，阳气不施行，万物各自闭藏守持；又说阴守着门户，阳守着门扉，万物互不相干，意思是天地各自处在自己的位置，闭塞而不相通。正在这时，内部的阴气不肯应和外部的阳气，下面的气不肯应和上面的气，这就是臣所说的《否》了。’ 从节令来说，雪是五谷的精华；去年腊月没有下雪。雷是号令的象征，如今春夏都没有打雷。五月是梅雨时节，大地长久不降梅雨；夏至是下雨的时节，天却长久不下雨。到了六七月之间，这都是天地闭塞、阴阳之气不调和的表现，不正是《否》卦的情形吗？所谓闭塞的征象，表现为上下不能交接的时候，谁不会认为是天地自己闭塞了呢？却不知道天地之所以闭塞，实在是陛下的各位臣子造成的。说的是哪些臣子？就是宰相和台谏。凡是他们所做的事，不能贯通上下的，都是闭塞，难道还能不说吗？宰相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能够辅佐天子、进退百官。当初端平初年，进用贤能、罢退奸佞，用人安排得当，天下一致称赞，说是“小元祐”。虽然有兑防坏楮、踏量田亩而伤害百姓、进入洛阳却丧失土地、轻装精锐部队受到讥议等过失，但在用人这一点上，却高出千古，确实是贤相。如今再次任相于淳祐年间，四海百姓日夜又都把端平时的治理寄望于今日；然而免除之牍尚未下达，旱灾接连不断，形势紧迫，上下都在煎熬。即使每天忙得无暇应付，所推举任用的人一再拟定，大体上仍不能完全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如今看他所安排在朝班中的人，不是天子的勋戚，就是大臣的乡亲旧交；不是侯伯的子孙，就是台谏的羽翼；不是王邸宅第的亲近宾客，就是京兆府相关人物的亲属。再看他所安排在各郡国的人，不是天子的近亲，就是大臣的女婿、侄子；不是执政大臣的姻亲，就是各王邸的子弟；不是谏官、翰林学士的旧日同馆，就是台臣的岳父。贿赂馈赠交往于深宫闺门之中，请托私情周旋于堂族、乡邻的秘密关系之间。黄发白首、牙齿稀少的老人，哪里能够制约那些依靠权势、机巧钻营的人？已经跟随赤松子游历、准备退隐的余生，又何必顾惜子孙呢？有人说，小相如果还在，尚且会善恶兼用；哪里想到大老归来，竟然没有一件事是出于公心？从远处看端平，好像前后是两个人；近来比较淳祐，却几乎完全是同一套路。何况胡宗愈等人暗中结交厚确，互相结党，是人人共同憎恨的。如今却违背公论，把他们引荐到要害职位。清臣、温伯偏袒熙宁新法，行迹显著，也是人人共同憎恨的。如今却故意打开宠幸之门，让他们参与执政；所谓调停的说法一出，吕范的责难就难以逃避。况且君子和小人，形势如同冰炭，绝无两立的道理，必然会有反复的忧患。

译与其只求保全自身，哪里比得上共同为天下忧虑？不去做这件事，反而教导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更加辜负天下人的期望吗？这就是宰相造成的闭塞。台谏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能够纠正过错、查究谬误，在事情发生之后辨别邪正。祖宗时期，台谏按惯例不兼任讲席。南宋中兴以后，王宾任御史中丞，请求恢复经筵。从此每次任命言官，必兼任讲读、说书之职。由此台谏与天子日益熟悉，再也没有敢于直言的人了。从前他们是权臣的私人，如今则成了天子的私人；从前他们替权奸提供弹劾检举的依据，如今则接受天子的宣谕；从前他们接受权奸拟定的弹劾稿，如今则接受天子的调停。因此，凡是皇上不赞成的事，就对已经被斥逐的谏臣施放箭矢；凡是皇上不喜欢的话，就任由斧斤砍向广东的仓节。有人倚仗皇上的宠爱，掌握人物进退的权力；有人窥测皇上的心意，掣肘朝廷施政，这些都是逢迎君主的人。至于宰旅中的正直之士，触犯权贵、直言进谏，就唯恐不能及早把他除掉；中书省的近臣违逆贵近之人，就唯恐不能赶快排挤他；枢密大臣刚愎自用、蔑视台臣和执政者，就倾覆台谏来帮助他；督视出任、临时遣使时，请求保全台谏的人，就含忍不言来庇护他们。这就是向显要途径献媚的人。其他人不过是计使、同列罢了，唯独有人沉默无声地暗中报私仇，却装作与己无关；有的凭借恶名中伤善类，有的假托公义轻视当时的贤人。这就是行私意的人。可笑的是，在京城祠祀已经罢止之后，才攻击婺相；在殿帅的兵权已经解除之后，才攻击殿帅，不过是姑且凑数，难道真是在触犯邪恶吗？这是怀有苟且之心。推究他们的用意，不过像邓绾等人一样，承受笑骂，攫取好官而已。最值得说的是，宥府的臣僚才智集中，力量足以抗拒权奸。中执法却攻击他，借此倒转公议之戈；骑省长官天性柔弱谄佞，手段足以援助权奸，中执法却反而庇护他，用来磨损公议的壁垒。这样看来，开辟奸邪道路的基础、培植国家祸乱根源的，正是中执法。虽然如此，这难道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不知道造物者栽下、埋藏这种祸根，养成这种祸胎，将要酝酿出什么事情，来毁坏天下国家呢？这就是台谏造成的闭塞。宰相的说法，不过是说：“造成旱灾的原因，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但他治理国政竟然如此草率，自接受任命以来，未曾谋划一条策略。这话固然有道理。然而，他旧日学业和资历功劳，并非其他臣子可比；他年长而有寿，任职资历深厚，也不是新进之臣可比；两次进入中书，也不是那些出身浅薄、缺乏历练的人可比；长期观察棋局，也不是轻率下棋的人可比。把这些条件用来施政，如果确实符合公论，那么即使天听高远，也一定能够受到感动。如今所做的事情竟然如此，凭什么挽回上天的震怒呢？现在的办法，应当把这番心意置于公正之中，用它作为进贤退佞的基础。固然不可乘机进用自己的私亲，尤其不可借方便任用自己的亲信官吏；固然不可顾及私情而任用谗谄之徒，尤其不可因个人爱憎而嫉恨淡泊退让的士人。其他如镇定事机、调和鼎鼐、平定纷乱错杂的政务，也都应当以一个“公”字来实行。由《否》转为《泰》，关键就在这里吗？如果力量终究达不到，内心又改变了最初的志向，那么闭塞就会更加闭塞。台谏的说法，不过是：“新宫不可进谏，进谏就会触犯龙颜、违逆圣意；大奸不可弹劾，弹劾就会为后来的灾祸埋下祸胎；宠幸的奸佞不可指责，指责就会步章惇、李彦的后尘。”这话固然有道理。然而，大观年间那道令文致仕的命令，是出于皇帝的明断，说明权奸并非绝对不能罢免。龙翔的工役，人们都认为不能停止，天子却暂时停止了；外戚亲里的贪婪暴虐，人们都认为不能罢免，天子最终还是罢免了。由此可见，天子并非不能接受进谏，只是群臣观望顾惜，不肯进谏罢了。现在的办法，应当使自己的心意公正无私，把它作为排斥、攻击奸邪的基础。固然不可任凭喜怒之情报复旧日的怨仇，尤其不可因为党羽亲疏的偏见而满足私心；固然不可凭借捕风捉影的谣言伤害善良之人，尤其不可因为微小的瑕疵而贬黜孤立远处的士人。其他如品德上的一点瑕疵、一件事情的过失、一次举措的错误，都应当以公心来议论。由《否》转为《泰》，关键就在这里吗？如果有人固执到底而不改正，把过错当作耻辱，反而继续做错事，那么闭塞就会更加闭塞。宰相丧失了调和阴阳的职责和掌管治道的地位，凝结起来就成为一个《否》卦；台谏丧失了掌管风纪宪法的职责和守持法度的地位，凝结起来也成为一个《否》卦。因此上下不能交接，天地不能通畅，该下雪时不下雪，该打雷时不打雷，该梅雨时不下梅雨，该下雨时不下雨，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天地之间一个大的《否》卦。虽然如此，还有一层意思。臣所议论的宰相、台谏，不过是列举他们的事情，还没有论及他们的内心。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琐小的宦官，挟持天子的威势，盘踞于宫禁之中，成为天下奸邪奔走投靠的主人；显赫的权奸，凭借宫闱秘事的援助，盘踞在海滨，成为天下奸佞谄媚之徒的唆使者。陛下在内受到对宦官宠爱的牵制，在外又被权奸的贿赂所恐惧，佞人和奸邪小人窥见其中的缝隙，于是认为陛下将因宦官与权奸相互交通，而重新起用权奸。于是，受宠幸的人在内就结交宦官，以达到自己的私利；在外就接引权奸，以缔结私交。极其奸佞的人，在内就借助宦官的赞誉来巩固宠幸，在外就暗中以权奸为主，来实现报复。于是使忠臣抑郁难言，使有志之士忍气吞声。唉！陛下是社稷宗庙的主人，是四海臣民的主人，却不能自己主持政局，反而使权奸、宠幸等人结交宦官，以此向陛下取得必然满足的要求，又倚仗陛下的势力来胁制群臣。近几天以来，外面的议论很盛传陛下认为外朝的权力太重，想要起用权奸。又看到近来所任用的枢密大臣，都是权奸平日所结交的人，于是彼此喧言：“权奸又出来了。”如果确实如此，他们一定还会结交各位大臣身边的人，以误导陛下；他们究竟想要做什么？这是怀着王莽、董卓那样的心思，来窃取陛下的富贵。奸利之臣所谋划的既然如此，假如能够得到一个像玉旦那样的重臣，竭力阻止王钦若不可任用；像韩琦那样当国，坐在政事堂，发出头子勾牵任守忠，直接押送他到贬所，使在朝廷中主持正义的人具有泰山乔岳般的威势，那么朝廷内外的人才会开始知道畏惧，不敢为非作歹。

译如今掌握朝政大权的人，不但不能遏制断绝他们，反而倚靠他们来增强自己的势力；不但不能把他们放逐，反而推波助澜，那么还要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呢？又如李沆说“丁谓有才却不可任用”，司马光说“王广渊奸邪，不可亲近”；假如主持国政的人能有壁立万仞般的威势，那么巧言谄媚的人才会开始收敛，不敢妄想。如今谋划国事的人，不但不能疏远他们，反而同他们结成婚姻；不但不能进谏阻止，反而同他们互通谱牒、叙论亲族，那么还要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呢？宰相统领百官，使宫廷与府署协调一致；如今在内依靠宦官，在外结交奸邪，有时彼此牵引，有时互相鼓动。难道是求取俸禄、保全职位的念头压倒了正大之体，所以有所亏损吗？难道患得患失的心思太多，而卓异独到的见识太少吗？难道是牵连到各位大臣的党羽，自己估量不能胜过奸邪，于是姑且萎靡堕落，任凭他们发展到哪里吗？还是畏惧权奸的气焰，自己估量不能抵抗他们的锋芒，于是姑且隐藏退避、收敛锋芒，等待他们自行平定吗？不然，为什么要顺从宦官的私情，忘记天下的公义，随波逐流，事事含糊混乱，使小人失去丈夫的气节，竟到了这种地步呢？这是用张禹、孔光那样的学问误害陛下的国家。这样下去，天地将会破裂错乱，日月运行失常，星辰颠倒，如同汉朝末年，又哪里只是上下不交、天地不通而已呢？既然如此，那么上面有使闭塞转为休美的君主，下面就会有使闭塞转为休美的臣子。《否》卦九五爻说：“使闭塞转为休美，大人吉祥。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就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在闭塞达到极点的时代，通泰之道已经有即将开启的契机，闭塞之道已经有即将倾覆的形势，但仍然没有脱离闭塞。君子处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可以苟且安逸、玩忽视之呢？所以身处安定而不忘记危险，国家存在而不忘记灭亡，政治安定而不忘记动乱，常有戒惧危亡之心，就能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牢固而不可动摇。陛下正处在阴气没有消退、阳气没有亏损的时候，虽然拥有光明正大的君位，可以作为使闭塞转为休美的资本；虽然拥有阳刚中正的才德，可以作为使闭塞转为休美的道路。然而必须深思远虑，常怀“将要灭亡”的警戒，然后才会有像苞桑一样不可动摇的稳固。如果不因恐惧而修身省察，常常忧虑闭塞之道再次到来，念头和思虑不注意防微杜渐，常常不思考闭塞征象再次出现，那么朝廷内外的臣子就不知道警戒畏惧，彼此一起为非作歹，闭塞就会日益严重，皇位也会转移。难道这就是四海百姓对能够使闭塞转为休美的君主所深切期望的吗？希望陛下留意。《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十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