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五

译朱熹又上奏说：“臣听说，益告诫舜说：‘要警惕戒备，不可疏忽；不可失去法度，不可沉溺于安逸，不可过度享乐。’任用贤人不要怀疑，斥退邪佞不要迟疑，最后又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这样四方夷狄都会来称臣。’周文王、周武王也以《天保》以上诸篇治理内政，以《采薇》以下诸篇治理外事，开始于忧劳勤勉，终于安逸享乐。后来国势渐渐衰微，《小雅》全被废弃，四方夷狄交相侵犯，中原日益衰败削弱。周宣王继承局面，戒慎自持、修养德行，任用贤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于是周朝之道光明显著地重新兴盛。臣曾经据此考察，这才知道古代先圣先王控制内外、驾驭四方的方法，根本不在威力强大，而在德行功业；所依靠的重点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所凭借的工具不在兵力粮饷，而在法纪纲常。这一点是十分确定的。恭敬地思量，陛下亲自经历艰难的时运，正在思考如何成就中兴之功，对于应当做什么、应当停止什么的大原则，已经知道了。然而强敌凌辱逼迫，暗藏不可测的祸心，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国威还没有振作，边防还没有整饬，国库粮库还没有充足，士卒还没有训练好，一旦发生缓急事变，将用什么办法应对？臣却认为，今天的忧患不是这些；真正可忧虑的事情还大于这些，只可惜议论的人还没有涉及这一点。” 臣私下观察，如今进谏诤言的道路仍然堵塞，受宠幸的奸佞势力正在扩张；爵位赏赐容易取得，而威严刑罚却不能施行；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而国家的费用还没有节省。由这四件事来看，德行功业还不能说已经修治，朝廷还不能说已经端正，法纪纲常还不能说已经建立。古代先圣先王用来强化根本、挫败敌人、威服内外的办法，全都还不能说已经完备。这就是臣深深忧虑的地方。不知那些议论者是否也曾把这些情况报告给陛下听闻？臣愿陛下反复思考《诗经》《尚书》中的话，以此监察施政的得失，并寻求修治德业、端正朝廷、建立纲纪的办法；一定要把广开言路、接纳谏诤，贬黜疏远邪佞，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安定巩固国家根本这四件事作为当务之急。治理根本而不要只治理末节，治理实际而不要只治理名声，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心归服，敌人知道畏惧，那么形势自然会强盛，恢复中原也就可以希望了。臣疏远、卑贱、愚昧，震惧于天威，不敢把所听闻的一切完全说尽，以致久已耽误圣上的听闻，只粗略地举出头绪如此。伏望陛下留心裁察。” 王质上奏说：“臣观察今天的形势，应当训练军队、治理财赋，先使国家富强，以等待天下发生变化、敌国出现隙漏，然后乘机在中原采取行动；这是今天恢复中原的确定方针。天下还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能够刺激它使变化发生；敌国还没有出现隙漏，我们能够扰动它使隙漏产生。使它落入我方制造的机会，来实现我方的志向，这是今天谋划恢复的奇谋。射鸟的人捕鸟，打猎的人捕兽，等它们栖息在深林、藏伏在丰草中，等待它们偶然自己落入网罗，然后捕捉，这不是射猎的高妙之处。要驱使它们飞起来，使它们撞上我的罗网；扰乱它们，使它们逃窜而撞上我的网。网罗已经布置在这里，使它仿佛无可避免、一定会陷入其中，这才是射猎的高妙之处。自从岐亮死灭、葛褎篡位以来，作为葛褎，他防守国土大概也颇有办法；但难道能因为他防守得好，就彻底放弃念头、忘掉此事，认为终究无法谋取吗？关键应当使他不得不放弃，原本有防备而变成失去防备；他虽然明知如此，却无可奈何，必定要走这一步。臣所说的使敌人落入我方机会，正是英雄谋取天下的妙诀。对陛下谈论恢复中原的人很多，可有谁谈到这一点吗？正隆末年，中原本来不想向南进攻，岐亮凭借势力强迫他们；军队还没有到汴京，军中已经离散；还没有渡过淮河，盗乱已经兴起；还没有抵达长江，葛褎已经叛变。中原大乱，几年以后才安定下来，这就是葛褎前车覆辙的鉴戒。” 葛褎鉴于岐亮失败，形势上不得不归向和议。当陛下坚持不和的主张时，作为葛褎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应付。起初他想放弃河南，用河南来引诱我方接受和议；他的臣下极力进言说：岐亮死后，军势十分危急，我不能乘势袭取，只能停止；陈州、蔡州陷落，汴州、洛阳大为震动，我不能继续进军，只能退却；陇右失守，关中将要倾覆，我不能夺取，只能撤回。根据这三件事推测，上天的意旨并不帮助我们，因此苦苦劝葛褎不要放弃河南。后来他削减臣下的礼遇，减少岁币，想主动靠近我方来讲和，但陛下难以放弃险要之地，仍像最初一样坚持。后来大臣们意见不一，沿边撤兵，他便乘机进军，于是胁迫我方接受和议，陛下权宜地答应了。葛褎谋求和议有三个阶段：势力未稳时，想用河南引诱我方讲和；势力稍有立足时，主动靠近我方讲和；势力已经振作时，便胁迫我方讲和。这样才勉强得以成功。从辛巳到甲申，他想讲和的意志多么坚决，谋求和议又多么艰难啊！葛褎当初穿上衮服、戴上冕冠时，并不敢侥幸认为能够长久。到了这时，东南已经讲和，中原渐渐安定，他的国家才算可以保全。葛褎即位初年，金人已经有了灭亡的征兆；它后来能够保存下来，逐渐达到安康强盛，是和议的效果。”},{ 这就是所取得的成效。所以，葛褎想保住今天的和平，正如秦桧想保住前一天的和平一样。和平局面的形成既然艰难，维护它就必须竭尽力量。如果失去和平，就必然要用兵。一旦用兵，中原百姓又会重新遭受从前那样的苦难，而岐亮造成的祸患也将再次袭来，这正是葛褎最为害怕的。中原与金人之间，长期以来就不能相安无事。靖康、建炎年间，天下大乱，百姓惊散，连自己的性命将寄托于何处都不知道。金人于是得以横扫吞并中原。然而，他们立伪齐后又废掉它，归还河南后又重新夺取；反复徘徊，想要吞并中原却迟迟不能决定，想要放弃中原又舍不得。后来他们看到东南政权仅仅想求自保，不能对自己造成危害；而中原百姓又长期困于蹂躏践踏，无处归依，力量和形势都已衰竭不支，于是决定实行统一中原的计策，把五国的百姓大规模迁徙来，杂居于中原，并公开建立法制；不服从命令的，就荡平其城邑，诛杀并牵连其族人。中原既无力抵抗金人，又不再对东南有所指望，力量耗尽、形势困穷之后才被迫安定下来。这是尼雅满、乌珠等人善于观察天下形势，掌握行动的快慢而不失分寸，因此能够成就其强盛的缘故。然而，他们名义上彼此相属，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相安无事。尼雅满、乌珠等人能够改变外在形势，却不能改变内在的人心。

译上天把这个机会留给我，或许就是要用来等待恢复中原吧。岐亮好强逞胜，自以为是，认为中原百姓吃我的水土、做我的臣仆已经几十年，没有谁不服从，却不知道中原百姓并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因为风平浪静，难以施展他们像鼍龙兴作、鲸鱼吞食那样的行动罢了。一旦风涛骤起，足以使他们奋起冲击、颠簸动荡，那么平日积蓄的怨恨之心就能在这时得到发泄。岐亮退兵时，军队并没有被我军所击败，反而大多被中原百姓消灭；关中、陇右、山东、河南那些稍稍收复的州县，也不是被我军攻下的，而都是中原百姓献出的。岐亮一有行动，中原百姓的反抗就成为对我有利的形势；像这样，成为他的祸害的因素是那么多。葛褎因为岐亮的变故，察觉到了中原人的心意，所以他的谋略是使局势安静，以安抚中原。中原安定，他的国家就安定；国家安定，他自身就安全。臣知道葛褎永远不敢离开燕地，也永远不敢兴兵南下。为什么呢？他之所以得到这个职位，是因为前人发动过这件事；如果我也这样做，我怎么知道自己不会成为另一个岐亮，别人又怎么知道不会仿效我呢？葛褎明白地看到了这个道理，坚决坚持这种主张，所以十年来中原没有发生变乱。葛褎的主张始终不改变，中原的变乱也就始终不会发生。中原的变乱始终不发生，金人的势力就始终不会倾覆。不知道我们将要坐等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近来是谁替葛褎出谋划策，宽缓地诱导中原民众？我方淮南迁徙的百姓逐渐恢复、返回故里，有人把这看作忧患，而臣却更加由此窥见葛褎的内心，也就可以实行我们的谋略了。他们致力于消除变乱，我们就应当刺激他们使变乱发生；他们致力于减少隙漏，我们就应当扰动他们使隙漏产生。就像人患病以后，努力调养身体，使它安适平和，只担心疾病再次发作；这时就应当劳损他的精神、耗散他的气血，而不应当养护他，让他安坐少病。陛下既然已经清楚地看见天下的形势，就应当果断地顺应形势施行谋略。倘若把皇帝的车驾移到建康巡幸，中原必然会争相传说陛下亲自出征；葛褎不得不征调、召集军队来防备，那么像树梢的风一样的动荡就会渐渐兴起，江心的波浪也会随之产生。中原人的情绪本来就已经汹涌不安、危险不宁，将逐渐恢复正隆年间的情状。岐亮凭借果断不移的决心，保持炽烈而不可抵挡的威势；当时即使征调军队，也已经有人不肯完全服从。看葛褎的庸弱，哪里能和岐亮的果断锐利相比？人们既然不肯完全服从岐亮，也一定不会完全服从葛褎。不肯完全服从，那么其中必然会有强悍狡黠、好强争胜、踊跃想要行动的人出来抗拒，这就是天下发生变化的端倪。间或派遣一名使者去要求恢复园陵，按形势判断他们决不会答应。他们不答应，就会更加急迫地防备我们；他们越急于防备我们，中原就越骚动。再间或派遣一名使者去要求减少岁币，按形势判断他们也决不会答应。他们不答应，就会加强防备；防备越严密，中原就越受到扰乱。有人认为，猛禽将要攻击时应当隐藏形迹；如果想谋取别人，就不应当惊动对方使其戒备，这是没有掌握权变的说法。我们故意警告他们使其防备，正是想刺激他们使变乱发生、扰动他们使隙漏产生。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撼动中原；中原一动，就是他们覆亡的萌芽，也是我们恢复中原的凭借。这样一两年之间，可以逐渐造成中原的骚乱，坐等敌国形成混乱。我们则厉兵秣马，扬言准备进攻却暂不行动；传递紧急文书，做出将要出兵的态势却暂不出发。中原一旦受到扰乱，就不能立刻停止；时间越久，骚乱越多；范围越大，势头越盛。他们正要分散力量来支撑中原，便没有空暇把全部力量用于东南。中原内部的祸患与东南门外的忧患，他们将先顾哪一个？这样，我们虽然制造了祸患却还没有立即承受敌人的攻击，起初暗中搅扰而不公开侵犯；等到胜败尚未决定、进退尚未确定时，就分路整顿军队前进，收纳中原的豪族作为我们的爪牙，占据中原肥沃的土地作为我们的囊袋和绳索；拥立契丹的君主，使他率领契丹部众归来，让旧部重新归于其主。那些在中原的渤海等各族，也各自跟随自己的君主返回故地。这样，女真也不能独自立足于中原。如今人们只看见它外表庞大强盛，却不知道它内部空虚。女真人的数量，还不到奚、契丹、渤海、韎靺等各国人数总和的十分之一。五国的总人数，又不到河南、山东、河朔、关陇等各道人口总和的百分之一。把女真放在五国之间，本来就已经非常微小；把五国放在中原之内，就更加微不足道。如今我们与中原联合成为一体，那么五国不得不分散离去，女真不得不逃窜退回。假如不是这样，那么他们也会彼此残杀，绝不能互相守护而不改其心，来和我们共同争夺中原。各族与中原错杂相处，就像世俗所说猫与防相互哺乳、蜈蚣、青蛙和蛇同穴而居一样，怎么能够长久相安呢？五胡之乱时，刘氏建立的政权属于匈奴，后来被胡人灭掉；石氏建立的政权属于胡人，被冉闵灭掉，后来又被鲜卑灭掉；慕容氏建立的政权属于鲜卑，被氐人灭掉，复兴后又被晋灭掉；苻氏建立的政权属于氐，被羌人灭掉，复兴后又被羌人灭掉；姚氏建立的政权属于羌，被晋灭掉。金人残害消灭各族，陵辱蹂躏中原，只是暂时强行拼合成一个国家。如今相互处在一起的各方，不是有着不能共戴一天的仇恨，就是有着不放下武器的仇恨。因此，不只是中原与金人不能相安，各族也与金人不能相安。金人内部一直积蓄着土崩瓦解、瓦解崩裂的形势，而我们却不考虑怎样谋划对付它，也可以说只是偷取安逸、苟且求生的计策了。假使偷安能够真正安定，苟且能够真正活下去，这样做还能长久，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宋太祖、宋太宗共同商议汴京、洛阳作为都城的事，太宗认为迁都困难，于是决定防守汴京。太祖叹息说：‘不到一百年，东南的力量就会耗尽。’还不到五六十年，东南已经以困乏告急了。大概是因为重兵驻扎在京师，供应却依赖东南；京师的防备越是增加，东南的力量承担的负担就越重。如今以东南作为国家根本，西边从兴梁，东边到吴越，罗列军队进行防守，已经超过太平时期规模的一大半，却还没有停止。不仅供养军队，作为国家根本的各种费用，取自东南的数额又比承平时期加重了一倍。如今将近五十年了，东南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削弱，赋税一年比一年减少。苏绰在北魏时，因为国家用度不足，重新制定重税的法令。后来他叹息说：‘现在所做的事正像拉紧弓弦一样，这不是太平时代的法令。’后世的君子，谁能把它放松呢？”},{

译东南政权建立之初，一时实行的张弓之法，到今天仍未放松，而且变得更加严急的措施还有很多。近来赵开制定盐酒专卖之法，用来供养蜀地。师将死时说：‘如果因循守旧、不谋求恢复蜀地，蜀地将会陷入极大的困境，而我也将成为制造祸患的首倡者。这与苏绰的想法没有不同。如今张弓之法不但没有放松，反而更加严急，我恐怕这样的做法不能长久。大体说来，东南本来就不是适合长期立国的地方；民力耗尽，国家也会随之衰亡。汉朝自灵帝以后南北分裂，南方是孙氏；晋朝自愍帝以后南北分裂，南方尚且是司马氏，后来又先后成为刘氏、两萧氏和陈氏的政权。只有司马氏在南方维持得最久，名义上有一百二年，但其中徒拥虚器、只有名号的年月占了大多数，也可以说国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了。因此在今天不得不把中原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以缓解东南迫切的形势，谋求宗庙社稷长久稳固的保障。’西晋共五十二年，武帝大体安定的二十多年，而惠帝、怀帝动乱极甚的三十多年；到了元帝中兴时，中原已经对司马氏没有感情了。为什么呢？相互施恩的日子少，相互加害的日子多。所以晋人要恢复中原很困难；然而桓温到达防上，刘裕进入长安时，中原人仍然怀有依恋之情。所谓‘长安的十座陵墓是国家的坟墓，咸阳的宫殿是国家的房屋’，说的就是这种心情。当时关中相继被苻氏、姚氏割据了将近八十年，起初对刘裕还冷漠无情，后来却苦苦请求他留下，对他的返回深感痛恨，大概是因为担心北有拓跋、 西有赫连；这正说明华夏百姓的真实感情，终究不愿长期安于受异族役使。我自太祖建立国家以来，恩德泽被中原已有二百年；如今双方分离虽然渐渐久远，但那种感情还没有泯灭。中原百姓为了我毁掉家族、牺牲自身的，多得数不清，却始终不后悔，难道可以让他们安然受制于人，却没有地方发泄愤懑；让他们同我疏远隔绝，却没有机会表达对我的感情吗？绍兴、隆兴年间屡次想恢复中原而没有成功，大概是谋划国事的大臣和掌握兵权的将领的过错，并不是中原难以攻下。说中原难以攻下，应当是在别的时机；时间越久，感情就越衰退，感情衰退，就会彼此视若路人，更严重的会彼此憎恨如仇敌，这才是中原真正难以攻取的时候。宣和年间攻取燕山，契丹人对我军说：‘南方人只说燕云是我们的故土，却不说它归属我们已经二百多年了；难道能没有这么长久的君臣感情吗？’ ‘今天只应当拼死战斗。’所以，除了涿州、易州二州以外，其余地方都表现得漠不关心。将来中原本来就可能出现这种景象；一旦出现这种景象，就难以谋取了。即使不与敌人相安无事，恐怕也会有草野中的豪杰起兵夺取中原。如今即使有豪杰，也还不能夺取它。为什么呢？因为人心还没有忘记我。人心没有忘记我，就知道有我，而不知道有其他政权；跟随我，就能够有所作为；舍弃我，就不能立足。因此豪杰虽然窥伺观望，却不敢轻易发动，必定要等待我，然后才可以行动。即使出现赤眉、王郎那样的人，也一定要假托汉朝的名义。假托汉朝的名义，就是借助汉朝的声望；这样一来，权势已经在汉朝一边了。权势在汉朝一边，最终就应当归于汉朝。为什么呢？虚假的终究敌不过真实的。如今陛下掌握着敌人兴亡的权力，控制着豪杰是否服从的命令；可是有人却认为恢复中原非常困难，陛下如果听信这种说法而迟迟不能决断，那么就是因为还没有人把明确可指的形势、清楚不可改变的道理告诉陛下。臣认为，今天进取中原，如果按十成计算：六成依靠中原人攻打金人，一成依靠各部戎人攻打金人，三成依靠东南军队攻打金人。如果十成力量都依赖东南，这就是晋、宋之所以多次无所成就的原因。宋文帝对佛貍说：‘河南旧日是我的土地，如今应当修复。’ 却不顾河北，不知道中原已经对司马氏没有感情了，又怎么会对刘氏有感情呢？所以檀道济、王玄谟的力量很快就会穷尽，而佛貍的势力却难以遏制。这是因为只从东南取得力量，却不借助中原；这就是元嘉年间两次出兵、两次受挫的原因，并不是今天形势可以相比的。今天的形势，大略与东汉相同。西汉从高祖到平帝，历时二百年而被王氏夺取；王莽篡位距今十五年，时间还不算久，风声和旧日情状仍能相互传闻，所以人心思念汉朝很深。光武帝在中原起兵，形势对他有利；陛下在东南兴起，形势对您并不十分有利。然而光武帝竭尽力量、坚定意志，以求必然成功。陛下或许有所疑虑，或许有所畏惧，这一定是有人用孤注一掷、把成败押在一次行动上的话来动摇陛下的心，却不知道天下还有像臣这样谋划全局的人。光武帝极不喜欢用兵，曾说：‘每发一次兵，我的头发就要白一些。’关东刚刚平定时，他不堪忍受连年战乱积累的苦难，还想把隗嚣、公孙述这两个人置之度外、不去过问。然而最终不能放手不管，是因为忧虑后患难以对付。何况陛下守着东南这个难以长久立国的地方，面对女真这个不能共存的敌人，更不能轻易安枕高卧，把这个敌人置之度外，像对待隗季孟、公孙子阳那样。天下的形势到了这种地步，不改变它就不能解开。气候闷热蒸郁，如果没有猛烈的雷声和迅疾的暴雨，郁结停滞的气息就不会消散，清明的气息也不会恢复。在这种时候，只有英主才能同世道一起成为雷雨，改变局势。陛下是真正的英主，可惜却蹉跎时日、玩忽时机，眼看就要老去。陛下的年齿和头发逐渐衰老，遗留下来的祸患将会殃及陛下的子孙。如今所忧虑的，无非是军队还不精强、财用还不充裕。陛下只要让我在您面前仔细列举说明，就会知道使军队精强并不难，使财用充裕也不难。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自信可以同陛下一起办成这些事，并不困难。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改变风俗，消除朋党，使那些淫邪的言论和邪僻的行为全都不能发生，那么出来同陛下同心谋划国事、协力成就功业的人，将会只担心他们太多，而不会担心他们太少。臣虽然不才，也确实相信自己可以同陛下一起办成这些事，并不困难。臣不敢说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只是陛下具有英主的卓越资质，稍加筹划就可以转移天下的安危，略施行动就可以控制英豪的生死。因此臣才敢说，替陛下谋划方略、同陛下一起承担事务，足以取得成效，并没有什么困难。臣所倚仗的，是陛下确为英主。像臣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却可惜被刀斧般的打击摧残，又被风波覆没溺死，活着没有成就，死后留下遗恨。实在希望陛下认真谋划这件事。

译宋孝宗屡次更换宰相，国家的议论和方针始终没有确定。质任太学正时，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慨然奋起，想要乘时有所作为。可是陈康伯、叶义问、汪澈在朝廷任职时，陛下都认为他们没有才能。于是先斥逐叶义问，接着斥逐汪澈；唯独对陈康伯犹豫不决，进退两难。陛下内心始终鄙薄他，于是决意任用史浩；史浩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于是决定任用张浚；张浚又没有成效，于是决定任用汤思退。如今汤思退专任国政，又已经过了几个月，臣料想他最终也不会给陛下带来益处。宰相的任用，只要有一个不称职，陛下的志向就会受到一次挫折。此前陈康伯主张陛下议和，和议没有成功；张浚主张陛下用兵，战争没有应验；张浚又主张陛下坚守，防守已经陷入困境；汤思退又主张陛下议和。陛下也曾深入考察过和、战、守这些事情吗？李牧在雁门，方法以防守为主，防守之后才有战斗；祖逖在河南，方法以进攻为主，进攻之后才有和议；羊祜在襄阳，方法以和议为主，和议之后才有防守。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分开，而不让它们相互配合呢？如今陛下的心意和志向还没有确定，整体规划也没有建立。有人告诉陛下金国衰弱将要灭亡，而我军正十分振作，陛下便勃然产生封燕然山、建立功业的志向；’ 假如有人告诉陛下，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依靠，而且金人将要来犯”，陛下就会立刻萎靡不振，产生与金人在平凉结盟的想法；假如有人告诉陛下，说“我们不能进攻，金人也不能入侵”，陛下又会显出迟疑不决的样子，产生以鸿沟为界、彼此划分的意图。假使臣为陛下谋划，能够把这三方面合为一体，天下哪里还有治理不好的呢！」 质又上奏说：“臣曾经论述过这个道理：一个人为国家谋划，利益来到时不可能不高兴，祸害来到时不可能不恐惧。只是处在利害交集之际，高兴却不显露出高兴的形态，恐惧却不暴露出恐惧的迹象，所以别人无法窥探他的虚实，也无法测知他的深浅。为什么呢？因为平日里谋虑已经确定，所以不会动摇；平日里的修养已经深厚，所以不会惊慌。那些轻易流露喜悦、突然表现恐惧的人，都是谋虑不确定、修养不深厚，因此在仓促而危急恐惧之中，利益一出现就能使他受惊而行动，祸害一出现就能使他受威胁而改变。唉！天下的变故，都是产生于有空隙而可以乘入。善于谋划国家的人，深深隐藏自己的喜怒恐惧的端倪，弥补裂缝和空隙来秘密保护自己的内心，使别人握住他的要害却不能触及他的深渊，叩问他却不能揣测他的关键，穷尽搜索、曲折查考也不能找到他的要领。到了这种时候，即使有强大的邻国和凶悍的敌人，也会徘徊退缩，不敢把心思放在对付我们上。臣观察自古以来谋取他国的人，总是先用利益诱惑它，再用祸害来威吓它。用利益诱惑它、用祸害威吓它，是为了寻找它的空隙。有的人不能截断别人寻找空隙的路径，又不能关闭别人乘隙而入的门户，喜悦和恐惧的情绪充溢于内心，又暴露在外表上，所以落入敌人的计谋而自己还不知道。” 这同搏斗时把自己的手脚交给别人、盗贼在门外而自己打开门闩有什么不同呢？这也可以说是大惑不解了。大概从前秦国人想用十五座城来交换赵国的和氏璧，赵国人虽然舍不得把璧交给秦国，却又因能够得到城池而高兴。璧已经送入秦国而城池没有割让，赵国便仓皇带着璧返回。秦国人怀着虎狼般的心肠，想把诸侯全部吞并、主宰天下，难道他的志向在于那块璧吗？他是借此来试探赵国。赵国人相信了这件事，秦国人本来就已经掌握了赵国的内情，因此后来即使暴横傲慢、凌辱劫掠，甚至出兵，也毫不忌惮，因为知道赵国没有能力有所作为。楚国国君攻打宋国，而宋国不肯屈服，楚国命令军队说：“进入宋国筑造房屋，返回来耕种。”楚军哪里能够筑造房屋、返回耕种呢？为什么呢？楚国越过千里去攻打别国，而强大的晋国又蠢蠢欲动，显出将要出兵的态势；楚国形势孤立，内心动摇，必定不能长久。可是宋国的华元没有看清楚实情，震惊忧惧、战栗不安，奔走请求结盟，好像一天也不能等待；这样一来，楚军势不得不放弃进攻而返回楚国。这两个国家起初都不曾显露出导致衰弱的形势，却不能自行堵塞敌人寻找空隙的地方，以至于颠沛困顿、无法自立。所以臣曾经认为，善于谋取他国的人要寻找它的空隙，善于治理自己国家的人要堵塞自己的空隙。近来传闻北朝想归还河南的土地，臣听到后，士大夫都认为朝廷已经变了脸色，彼此庆贺。” 不久又听说北朝想迁移汴京的都城，臣听到后，士大夫都认为朝廷惊愕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河南归还、汴京迁都，这两件事不用等到有智慧的人也能判断其是非。为什么呢？古代放弃土地有三种情况：有的是不能保有而放弃，有的是得不到任何东西而放弃，有的是彼此交换而放弃。这三种情况，如今北朝都没有。臣本来就知道河南不会归还。然而这番话之所以传出，臣恐怕是北朝的谋略用利益诱惑我们，借此试探我们是否喜悦。古代迁都也有三种情况：有的是因为遭受兵火、残破疲敝而迁都，有的是因为邻近的敌人窥伺而迁都，有的是因为地势逼迫、地方狭窄而迁都。这三种情况，如今北朝都没有。臣本来就知道汴京不会迁移。然而这番话之所以传出，臣恐怕是北朝的谋略用祸害威吓我们，借此试探我们是否恐惧。这正是当今堵塞空隙的时候，喜悦和恐惧的形态哪里可以轻易显露出来呢？臣读《东晋谢安传》，详细观察他处置利害关系的情形：面对苻坚的入侵却不因此恐惧，面对谢玄的胜利却不因此喜悦，臣没有一次不感慨叹息，认为后世君子都比不上他。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他平日谋虑确定、平日修养深厚，所以利益不能诱惑他，祸害不能威吓他。” 天下的事情，用文饰来润色，就显得文雅；用威势来镇压，就依靠器局。把这两者加以权衡，与其文雅方面有所不足，也不能没有具备器局的君子；天下国家一天也不能没有这样的人。叶质又上奏说：臣曾经论述过：应当静观利害的变化，揣度轻重，衡量多少，选择那种害处较轻、利益较重，害处少、利益多的事情去做。即使有时违背世俗，也本来就应当有所不顾。为什么呢？天下的利害在茫漠之中纷繁反复，想要揉合它，却不能把握它的形态；想要追寻它，又不能穷究它的端绪。然而轻重自有确定的趋势，多寡自有确定的数量，并不难知道。譬如用铢、两、钧、石来观察衡量，铢不如两，两不如钧，钧不如石；用龠、合、升、斗、斛来观察容量，龠不如合，合不如升，升不如斗，斗不如斛。善于处理利害的人，就像用衡器衡量铢、两、钧、石，用量器衡量龠、合、升、斗、斛，在毫厘之间深刻辨明，在勺撮的细微处曲折分辨。只是世上的君子，内心不能平静，意气不能安定；地位高的被名声迷惑，地位低的被利益威吓，因此轻重的确定趋势、多寡的确定数量，全都被惑乱颠倒而无从知晓。

译晁错削夺七国的封地，王深谋挑动李虏，朱异接纳侯景，杨国忠使安南归服；过去人们认为这些事情是得到一分利益而招致百倍祸害。得到一分利益而招致百倍祸害，即使孩童也会有所躲避而不去做。掌握天下大权却还不如孩童的见识，也可以说是极其愚拙了。臣曾经赞叹并佩服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善于处理事情，认为这不是平庸才干和通常智谋所能赶得上的。乌介可汗饥困，不能振作；退浑、党项请求凭借部落兵力攻打他，于是通过天德军使田牟来进言。李德裕说：“不可以。沙陀、退浑不可依靠，他们见到利益就前进，遇到敌人就逃跑，谁肯被我们使用呢？”天德军一向弱小，凭一座城与强悍的敌虏交战，必定失败。黠戛斯攻打安西、北庭，武宗想要取得那些地方。李德裕说：“不可以。安西距离京师七千里，北庭五千里，从前河陇是我们的郡县，所以能够在紧急时调运物资。河陇既然落入吐蕃，那么从哪里征发？通过什么道路运输？即使得到，也没有用。”唉！有诛灭敌虏的便利却不进兵，有取得土地的形势却不夺取，这是平庸之才、寻常智谋所说的错失时机。但李德裕所以能够揣度轻重，是因为看得非常明白；能够衡量多少，是因为计算得非常精细。他认为诛灭敌虏而引发事端，就不如不诛灭；得到土地却耗费财力，就不如不得到。所以别人认为可以，李德裕却认为不可以。可是如今谋划利害的人不是这样。近来征括沙田、登记铜器，这就是那些以谋利为务的士大夫所做的事。沙田的数量，租税以石计算，钱财以缗计算，大概不过十几万；可是江淮、浙西的百姓叹息、愤恨，有的已经非常难以忍受。把天下所有的铜器都送进炉冶，有人认为这些铜器经过风吹日蚀、薪烧火化之后，未必有利于铸钱；而百姓的器用却被一扫而空。这两件事都是因为极小的利益而招来天下的怨恨，难道不是谋划利害的人不揣度轻重、不衡量多少的过错吗？臣听说天下人，谁能都使自己的事情顺遂心意呢？如果我们的事情能够完成并取得成功，成功而又有利益，那么即使早晨受到诽谤、晚上受到非议，也本来有不必理会的地方。如今所谋划的事情，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劳苦，却还没有得到百分之一的收获，而天下已经纷纷议论，无法禁止。臣认为，善于计算利害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叶质又上呈《固本论》第一篇说：所谓重视淮地，是什么意思？臣曾经论述过：有三镇，才能守住黄河；有两淮，才能守住长江。长江依靠两淮，就像黄河依靠三镇，都是用来在外形成藩篱、在内加以锁闭的。自从渡过长江以来，强邻悍敌彼此隔着藩篱，分居彼此，几乎没有一年没有边境警报。然而建康从未听到西北传来的兵器交击声，长江也从未沾染敌人战马的气息。即使苻坚倾尽天下兵锋，把精锐全部投入一战，最终也在淝水受阻而停止。宋文帝与佛狸相抗，佛狸的军队并不是脆弱的敌人。他们冲击奔驰、飘忽不定，一天之内就抵达瓜步，几乎与建康相望；但后来徘徊退避，好像一天也不能停留。因此臣认为，晋朝之所以能够保全江左，是因为两淮能够挡在它的前面；佛狸之所以不能越过瓜步，是因为两淮能够在后面阻截他。国家渡江之初，功业尚未显著，内心也未安定，所以虽有两淮却不能守；和亲之后，誓约已经确定，盟约已经明白，所以虽有两淮却不敢守。然而不能遮蔽淮地，终究不能遮蔽长江。如今沿江驻军有四处：一军驻扎鄂州，一军驻扎池州，一军驻扎建宁，一军驻扎镇江。平时没有战事，彼此形势相联、气势相接，可以扼守冲要、堵塞要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上下数千里之间，把兵力集中起来就不能周遍，分散开来又显得兵力不足。因此臣认为，遮蔽长江应当先于遮蔽淮地，并不是认为淮地果真可以遮蔽长江。把兵力连接布置在前面，在后面等待敌人，就能守得牢固，也能从容应敌。军队之中，有人披重铠，有人披单铠。披重铠的人，一层铠甲被刺穿，还有另一层铠甲存在；披单铠的人，一层铠甲被刺穿，肌肤就会受到伤害。然而今天的计策，是有遮蔽长江的实际，却没有遮蔽长江的名义。有实际，我们就能得到利益；没有名义，敌人就不会惊疑。这件事不能不仔细讲求。如今两浙九州郡的士卒，逃亡死亡的没有补充，现有的也没有多少，所以有兵籍却没有实际兵员。这样一来，用来供给官吏、守卫府库、传递驿邮的人员，全都不能足数。不如借给役的名义，增加州郡士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加倍。如今两淮土地空旷、人口稀少，郡县孤立而力量弱小，因此有冒禁通茶的商人出没其间。他们发端于江西，势力流布到江北，曾经震动郡县，而官府力量不能制服。既然如此，不如借防御盗贼的名义，增加巡检的土兵和尉司的弓手：小寨土兵二百人，大寨加倍；小县弓手一百人，大县加倍。一道有几个州？一州有几个县？一县有几个寨？如果确实都能由勇猛强悍、机敏干练的人担任，用戈矛弓矢的训练方法磨炼他们，向他们说明坐、作、进、退的法度，用赏赐诱导，用刑罚惩戒，不出五年，精兵就可以到处拥有。这可以说是我们得到利益而敌人不受惊扰。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就秘密晓谕两淮的筹划，臣可以削减原来供给军队的数额，把它留下来作为养土兵的费用；这样，两淮就不是没有用处，紧急时可以牵制敌人；长江也不是没有助力，仓促之间可以有所防备。天下的事情，不能让庸人处理；庸人处理，就会安坐着等待事变。也不能让心胸狭窄的人处理；心胸狭窄的人处理，就会惊慌失措而制造变乱。只有平时不成为庸人、紧急时不成为褊狭之人，才能收到深远而难以察觉的功效，这就是臣的防备。第二篇说：所谓重视蜀地，是什么意思？臣曾经论述过：蜀地通常的形势，不是盗贼突然窃发、蛮夷侵扰值得忧虑，而是将帅专擅权力最为可怕。

译自古以来蜀地的盗贼，只有公孙述、李雄从民间草野中崛起，猖狂僭越、窃取帝位，自立正朔，正好遇上天下大乱的时代。自从李宝、张忠失败，罗尚死亡以后，朝廷不再有一兵一卒、一矛一盾进入剑阁，盗贼纵横飘忽，任其往来而无人限制。因此这两个人前面没有忌惮，后面没有顾虑，得以坐成割据的形势。其余如汉代的马相、赵祗，晋代的谯纵，本朝的王均、李顺，都很快被扑灭。唐朝天宝以后，蜀地多年受到南诏骚扰，南诏曾经一次到达成都却不能占据，又曾两次侵犯却不能进入；最终还是奔逃失败而远遁。因此臣认为，盗贼突然窃发、蛮夷侵扰，都不能成为蜀地的忧患，为什么呢？这是主客双方形势造成的。蜀地险要阻隔而彼此隔离，当地人柔顺隐忍而朴实厚道。正因为地势险阻隔离，所以盗贼突然从其中兴起时，首尾和近旁不能相互呼应，因而内心动摇；蛮夷无故深入时，前后断续、先后不能相互接应，因而形势孤立。内心动摇的容易离散，形势孤立的难以站稳，只能成为一时的骚扰，不可能成为长久的祸患。至于那些柔顺隐忍、朴实厚道的百姓，呼唤就来，招引就响应；如果有奸雄、杰出勇悍之人专制其上，逐渐浸染，时间久了必然成为祸害。所以唐朝的崔宁、韦皋，都是经过多年积累，终于拥兵自专、擅取财利以抗拒朝廷；梁朝的王建、后唐的孟知祥，也都是先扩张自己的腹心之地，长期培养羽翼，一旦反目，便在谈笑从容之间坐取数千里土地。事情小的成为崔宁、韦皋，事情大的成为王建、孟知祥；凡是长久控制蜀地的，没有不是这样。这就是臣今天忧虑的原因。如今控制蜀地的人，开始时或许有一时的功劳，经过栽培、涵养，便形成了不可拔除的势力。兄弟相互承继，支党彼此联结，官吏奉承，他们的风气已经深入百姓，百姓也熟悉他们的名字，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平时没有事情，他们还肯用虚名奉承我们，我们也可以凭虚名役使他们；一旦不幸发生动摇局势的变故，虚名就无法施用，实际祸患将会产生。臣认为，杜鸿渐选择他所畏惧的人，借给他兵力，分布到各郡，用来扼制他的势力、控制他的奸谋；重诲把纳凉师的军队放在蜀地腹心，希望他有所畏惧而不敢行动，却不知道把虎豹围在一个圈子里，它们跳跃奋力撕咬，反而会促使它们争斗。把刀刃对着人的胸口手足，而对方不能迅速应对，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杜鸿渐的防备，是把虎豹围在一个圈子里；而重诲的防备，则是把刀刃对准它的胸口。因此，这两项策略在今天都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本来想消除变乱，反而会产生变乱，这不是朝廷的利益。臣愚昧地认为，能够使局势镇静而不惊扰、宽缓而不逼迫、长久而有利的办法，没有比在常赋之外优厚抚恤两川百姓更好的了；应当不时减免一些赋税，在通常劳役之外，征发时也应适当宽减；对于力役，间或派遣使者发布恩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令，反复周详地训示，并深切体恤他们的疾苦。朝廷对待巴蜀，必须比对待江淮、闽浙、湖广百姓优厚得多，然后才能大大安慰巴蜀之心，使他们常怀不能忘记朝廷的心情；这样在缓急之际，才会有不忍背负朝廷的意愿。这样一来，将帅可以拥有军队，却不能拥有民心；有军队而没有民心，就可以造成祸患，却不能造成大祸。如今两川百姓，对外供给边境驻军，对内供给朝廷，臣估量他们必定已经非常困苦；如果放任而不收抚，恐怕会成为专制者的资助。袁说友上奏《规恢三事》说：臣仰望想到陛下神明的功业、圣人的武略，远远超过古人；深切思念列圣二百年来留下的谋略，也思念中原千千万万百姓对汉族政权的思念。自从陛下登基以来，竭力图谋建立大功；临朝时慨叹忧思，每天都使陛下忧心。将帅是否有才能，常使陛下忧虑；选择贫困的士卒，陛下又委曲用意加以恩惠。修缮器甲，修筑城堡，选拔训练将士，储备金帛粮谷；云集般分布的军队，繁育兴盛的马政，以上这些事情，陛下已经治理整顿得很有条理了。然而臣还有愚见献给陛下，意见有三条：第一，不要暴露机密；第二，不要计较礼节；第三，不要轻视敌人。帝王用兵，重视谋略而轻视交战。智者的谋略，是计策已经确定而机密不泄露。史官评论光武帝恢复汉室，把成功归于他深沉的谋略和先于事物作准备。机密如果不深藏，事情还没有发动，踪迹就已经显露；敌人先于我们掌握情况，我们又怎么能先发制人呢？臣愿陛下把重谋略放在首位，把深藏机密视为智慧。举事贵在逐渐展开，使敌人渐渐听闻而不怀疑；决策贵在神妙，使敌人出乎意料而无法测度。告诫边境官吏，防备奸人的刺探；再三晓谕统帅，不要制造事端来张皇声势。凡是我们用来战胜敌人的办法，无论横斜曲直，都让敌人不知道我们的最终意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这就是臣所说的“不要暴露机密”。自古以来要报复人的仇恨，必定用我们不吝惜的东西，去交换敌人所珍爱的东西。小利不计较，受屈也不忧虑，这说明志向不可估量。越王报复吴国时，使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一切都顺从吴国。言辞谦卑、礼物丰厚，对我们本来没有损害，却正好足以助长吴王骄纵玩忽的习惯，酿成他倚仗恶行的志向，同时加重我国人民愤懑不平的情绪。用这种办法来报仇，哪里会有不成功的呢？臣愿陛下不要害怕言辞，不要吝惜以苛细礼节应酬的仪式，不要比过去派遣使者更为简薄，不要吝惜以称臣、将要取回旧地等说法来满足并助长敌人的贪婪奢侈之奸；应当屈己下人，以激发我国人民的愤恨。谋划如此，对待敌人又如此，难道还不足以发动事情吗？这就是臣所说的“不要计较礼节”。用有余来对待别人，用不敢自满来要求自己，就不会玩忽敌人，也不会轻率行动。这样一旦看见可乘之机便进攻，就会像劈竹子一样顺利。东汉初年，匈奴遭遇饥荒和兵役，内部相互争斗，臧宫、马武愿意得到五千骑兵来建立功业。光武帝说，传闻的事情常常有很多失实之处。皇帝并不是说匈奴果真没有这些事，只是想让他们的恶行更加酝酿，静观变化，然后慢慢起兵攻取他们罢了。所以后来才有扫空朔方庭院的举动。

译天下的事情，难道在于突然仓促地急于谋划吗？臣愿陛下趁敌人近年来已经显露衰亡征兆，更加先行整治自己的内部。原本年以来，百姓思念汉室正日益迫切，就更应致力于安抚怀柔他们；平常总要像敌人有难以图谋的形势，而我们没有必定能够取得胜利的把握一样，积蓄锐气，涵养潜力，坚定意志，专一心志，等待时机行动，奋然决心去做。这样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攻克呢？这就是臣所说的“不要轻视敌人”。这三点，难道只是局促地追求眼前胜利吗？培养我们的力量，深藏我们的机密；安定我们的百姓，暂且充分履行礼节；保全我们的防备，仔细估量敌人；都是为了制定不可测度的计策，等待一定发动而且一定成功罢了。希望陛下鉴察臣的意见，用来观察今天的形势，不要认为它迂阔；那么不出几年，就可以恢复古制、兴盛周朝，使谋略光明而汉室兴隆，功业与周宣王、汉光武相匹美。像臣等这样的人，能够在千年之后与中原百姓共同看见汉族官制威仪的盛大，岂不是壮观吗？说友又上奏说：“臣曾经观察，汉高祖最善于谋划事情。当天下尚未平定时，他在函谷关以西总是先巩固防守，然后向东征伐、向西讨伐，因此能够取得胜利。他亲自率军攻打陈豨时，如果不是萧何守卫关中，那么韩信的反叛确实会给他留下后患。第二年他又亲自率军攻打黥布，也回头顾视后方，常常派人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皇帝的意思是：‘宁可让我们讨伐敌人的军队暂时不能取胜，也不要让我们的境内发生变故。’因为进退受阻、前后顾虑，会牵制我们的行动，这是用兵的大忌。臣仰望想到陛下神明的功业、圣人的武略，远远超过古人；深切思念列圣二百年来留下的谋略，也思念中原千千万万百姓对汉族政权的思念。自从陛下登基以来，竭力图谋建立大功；将帅的任用常使陛下忧虑，选择士卒又拿出钱财加以恩惠；器甲、城堡、士卒、战马、金帛、粮谷，凡是古人战胜敌人、攻取土地的条件，陛下已经治理整顿得很有条理了。既然天道循环报偿，祖宗在天之灵又如此鉴察陛下恢复古制的志向，那么已经足以启发、保佑大业，使开疆拓土的盛况重新出现在今天了。然而臣仍有愚见，不知避讳，愿献给陛下。臣伏见近年来江湖盗贼有时竟敢突然作乱，近来广西李接的小股盗寇也敢作妖；这本来是自己投入死地，哪里值得诛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可是臣私下忧虑，担心得过多，认为在政治清明、停止战争的朝廷中，这些小小的疥癣之患自然会自行消灭，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然而陛下正专心致力于恢复古制，功业就要在早晚之间建立；将来恢复东京，举全国之力大举进攻，那时江湖、闽、广数路万一发生警报，必定会有后方牵制、掣肘前军的忧患，这难道可以不预先防备吗？江西、湖南的盗贼固然应当深切考虑，闽、广三路尤其不能忽视。那里土地彼此连接、聚集成片，各郡又彼此相望，没有别的险要关隘，譬如冈陵丘阜自然形成一个区域；如果有盗寇，只要不能立即消灭，就不像江西、湖南道路那样地形断续、彼此隔绝分散，时有高下险阻可以凭借。若不预先防备，日后必定成为后患。臣冒昧凭管见提出五条意见，仰请玷污圣听：第一，请下令给闽、广三路提刑司，专门整顿各州禁军，命守臣与本州兵官每天务必训练阅习，制定赏罚，激励考察能否，并且不得占用一名提刑司人员；每年巡行点按，不得借此骚扰百姓；每月把现有禁兵的姓名、人数具文上奏。第二，闽、广各郡城墙多已颓坏，兵器也已削损，两广尤其严重；请下令给三路转运司，借拨钱本，与各州守臣共同办理，立即修筑城墙，务必使其坚固；打造器甲，务必使其能够使用。” 将已经修筑、打造的城墙和器甲数目上奏。第三，两广郡守多是由部阙选补的官员，凡是凭资历次序得到任用的，大多是衰老、残弱、疲惫的人，怎么能够应付突然的事变？请命大臣另行选择紧要州郡，把防升改作堂阙，选拔人才差授；允许从第二任知县中选任，属于极其瘴疠的地方，应厚设赏格。三路守臣在辞别陛下时，应告诫他们训练士兵、爱护百姓，或许可以使他们才力有余，能够承担责任。第四，每逢三路选择主帅、挑选宪臣，必先选择威望和智略足以弹压镇服一方的人；还请求各州守臣都一一长期任职，不要仓促迁调更换。任期届满时，如果辖区内没有盗贼突然作乱的事情，就给他们升秩、召回擢用；否则交付有关部门议定处罚，以示惩戒和劝勉。第五，臣私下认为圣明教化已经广泛施行，远方百姓也受到感化而兴起行动；近年来两广的士人渐渐多有秀异聪颖者，应命大臣搜寻、表扬、荐举、征召，选择其中一二人逐渐擢用。这样确实足以收拢远郡人心，消除奸邪习气，也有汉高祖安慰赵国子弟的遗意。臣愚昧，希望陛下明断，首先把闽、广作为重中之重，俯察臣的意见，依次施行；这样或许陛下在涵养潜力、积蓄锐气，奋然决心行动的日子，就可以专心向北，不再有顾虑后方的忧患。天下的事情，只有周密防备、深思熟虑的人才不可战胜。希望陛下谨慎重视这件事，以成全大计，实在是国家和宗庙的极大幸事。《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撰 经国 宋孝宗时期，太学博士叶适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作为人臣的道义所应当向陛下申明的，只有一件大事。二陵之仇尚未报，原有疆土的一半尚未收复；这件大事，是天下共同的愤恨，也是臣子深重的责任。有的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有的人虽然说了却没有说尽，这都不是人臣的道义。敌人兼并强大而难以攻打，所以进言的人都说应当乘其机会；敌人积久而坚固、不可撼动，所以进言的人又说应当等待时机。穷究事情的本末，审慎确定计谋，明白施行的先后，然后就会知道，机会应当由我们发动，而不是等待敌人给机会；时机应当由我们造成，又何必等待敌人的时机呢？如今行事率意苟且，习惯听从卑下的议论，不再有振作奋发的实际意图，那么必然会说应当乘机、必须待时，用来拖延岁月而耽误大事，这是必然的。况且敌人知道不能长期控制中原，已经很久了。尼雅满建立伪楚、伪齐，达兰归还河南五路，如今又拥立君主，并商议割让白沟以南来确定盟好。这说明他们根本的谋划从未想过越过河东、河北以外的地方而占有它。金亮虽然威胁天下，但北方起兵归顺、请求归命的人，本来已经接连不断。我们的偏师虽然轻率作战、没有纪律，也能攻打陕虢、震动关辅，取得其重要郡县并守住它。既然如此，敌人所谓难以攻打，难道真的难以攻打吗？所谓不可撼动，难道真的不可撼动吗？这些姑且先不论也可以。如今的敌人，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所谓的困难，自己有所谓的不可行罢了。我们自己认为有困难，却不知道改变困难而顺应容易；自己认为不可行，却不知道改变不可行而顺应可行。于是力量耗尽、气势衰竭，甘心退缩屈服，常常希望和好，撤回军队重新防守，拱手把土地奉给敌人，暂且在东南安逸。臣认为，这是今天最大的祸患，也是应当首先讨论的事情。陛下感念国家的祸患，刚继承帝位时，修治两淮，治理荆襄，安抚蜀道，安置归正人，建立忠毅、忠锐等军，训练民兵弩手，修整城墙，制造器械，讲求马政，购买米粮、储备货物，到处积聚储存。臣确实愚昧浅陋，私下推想陛下志向广大深远，半夜叹息，难道只为一件事吗？然而二十六年来，始终不能奋发而起；明诏中有所举动的，都被积累起来的所谓困难暗中阻挠，被积累起来的所谓不可行默默制止，事情就是这样。大概所谓困难有四种，所谓不可行有五种。臣请求为陛下一一陈述。重视誓约，畏惧先行做事，用金帛诱使敌人，这本来是景德以来立国的一贯规矩。这种规矩既被契丹破坏，又在女真手中重新形成，以至于多次渡海谋求夹攻，耗费数百万钱财，来购买空虚的燕地；这又是宣和年间所谋划的。因此斡哩雅布最初到来时，也不过是责令我们交纳张觉，扰乱原来的盟约罢了；尼雅满再次到来，也不过是责令我们悔过，割让三镇，并责问暗中结交余覩罢了；青城之辱，忍心再陈述它，也不过是说应当按照誓书办理罢了。这三次战事，可以说是异常变故突然发生、内外都无法预料的大祸。然而敌人自以为他们有理、我们理亏，用兵有名，而国家竟替他们包容污辱，安然承受奇异的灾祸，放逐议论此事的大臣，下诏谢罪。建炎年间尚未和好时，请求和祈请不断；绍兴年间既已和好，对屈辱损失也不再计较。册命竟然向至尊施行，陪隶之礼竟然施加于宰辅。依靠陛下的威灵远播，才得以与敌人以对等身份往来。把不可共戴的仇恨搁置一旁，扩大兼爱的义理，自从金国势弱以来，已经很久了。陛下如果还想加以回护，暗中等待其他机会，那么愤怒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本来就不足以激励将要奉命出征的勇士。如果流泪行诛，公开表示决裂，而国信所收藏的典故制度都在，又恐怕天下的大义还不足以改变有关官署一贯遵守的常规。这就是国是难以改变的第一点。国家既然已有这样的立场，士大夫的议论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呢？所以他们不认为敌人可怒，反而责怪平北之举不当；不责备主持和议导致敌寇入侵，反而归罪于守卫京城没有防备。放弃三镇，参与议论的人都认为正确；割让黄河，签署文书的人也毫不怀疑。到了秦桧实行他所谓南方自守南方、北方自守北方的主张，汤思退又跟着效法。撤去防守、放弃土地、开门接纳敌人；隆兴初年防备危难，王之望、尹穑一致附和，又提出务实抑虚、破坏朋党、趋赴事功的说法，彼此承袭至今。何况防守已经撤除，土地已经放弃，和亲已经成功，还有什么实际可务，又有什么功业可趋赴呢？即使如此，这还只是小人的议论。至于提出奇谋秘密计划的人，不过止于乘机待时；以忠义作出决策的人，不过止于亲自出征、迁都；深沉而考虑长远的人，不过止于巩固根本、自治自强；高谈阔论的人远远谈论性命之理，把功业看作可以忽略；精辟议论的人妄自推求天意，把中外之别看作无须辨别。小人的议论如此，君子的议论又如此。陛下如果询问众人的谋略，流言就会像市场一样纷杂，彼此使事情或兴或废；如果凭独断作出决定，又会考虑不周，事情难以轻率发动。这就是议论难以改变的第二点。女真与前代相比，并不是强劲的敌人。然而童贯在敌人刚来时逃离战场，种师道在被围困时玩忽敌寇，李纲在太原失守，李回在黄河沿岸销声匿迹，黄潜善仓皇南渡，杜充未交战便开门投降，赵鼎持重迟疑，始终没有确定的谋划；张浚经营谋划，多次导致溃败。这些人都是国家所托付、推心置腹的大臣。贤能和奸佞虽然不同，败坏事情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陛下遍览以往的谋略，在国家艰难、天下鼎峙的时候，难道没有杰出才干、异乎常人的人能够建立功勋吗？如今环顾群臣，无论先后，交替升进、交替退处，谁能知道这件事的根本而反复讨论呢？谁能怀抱这样的志向而加以防备、激励和期望呢？把奔走追逐官籍当作门第功劳，把核对文书朱墨当作精细干练；能够捆绑一个奸民，就自许有智慧；能够斩杀一个受黥刑的士卒，就急忙自负有勇气。那些心怀私利、崇尚同党，诋毁伤害善类、暗中堵塞正道，以力量防守要津的人，充斥内外。陛下想依靠这些人，对跛足之马要求千里之行，本来无从谈起；如果另出主意收拾局面，把人才从常格之外拔擢出来，又会显得轻率欺罔，不能凭靠。这就是人才难以改变的第三点。国家的规模制度与前代特别不同，本来由于唐末衰败、藩镇擅自发号施令，发展到五代废立君主、士卒专断政权的祸患，所以收拢天下权力，哪怕细如铢分以上的事情，也全都归于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