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二

译哲宗元祐二年，著作郎兼侍讲范祖禹向宣仁皇太后上疏说：“臣滥居劝讲之职，早晚都在思考自己的职责，凡是愚昧的考虑有所涉及，就不敢不说。臣以为，自先帝去世后，服丧三年，如今祥禫之期将尽，刚要开始改穿吉服，服饰、车舆、器物和日常用品，宫内宫外都将焕然一新，奢侈或节俭的开端，都从这时开始。臣愚以为，珠玑金玉的装饰、锦绣纂组的工艺，凡是能够动摇心志、悦人眼目的东西，不应比过去增加，也不应比从前增多。皇帝正向往儒术，亲近学问，聪明资质一天天增长，而圣性尚未定型；看见节俭就会节俭，看见奢侈就会奢侈。陛下用来训导皇帝圣德的举措，应该一动一作都有法度，不能不慎重。古代的圣帝明王，没有不把节俭当作美德、把奢侈当作大恶的。帝尧所居的房屋，土台只有三尺高，茅草屋顶也不加修剪。舜称赞禹说：‘在家中能够节俭。’孔子说：‘禹，我对他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了。’他饮食简薄，却尽力以孝心祭祀鬼神；穿着破旧，却把祭服制作得很美。黻冕就是祭祀时穿的礼服。伊尹说：‘谨慎保持你的节俭品德，心中只想着长远的谋划。’这是说节俭可以使事业长久。周文王穿着朴素的衣服，专心办理安民和农田之政。周公告诫成王，要先知道农事生产的艰难。” 这些事都是陛下应当每天用来启发引导皇帝志向的。东汉明德马皇后常穿大练制成的衣服，身边侍从只穿布帛衣服，不用香薰等装饰，是想以身作则率领臣下，前代史书把这当作美谈。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圣明政绩超过前代，必定不会让明德马皇后一人独美于汉朝。倘若崇尚节俭、敦厚朴实，整饬端正后宫，以此辅养皇帝的德性，使他的眼睛不看柔靡艳丽的色彩，耳朵不听淫邪嘈杂的音乐，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那么他的学问会日益增长，圣德会日益隆盛，这就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孔子说：‘年少时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长期习惯了，就会觉得自然。’老子说：‘不让人看见能引起欲望的东西，心就不会混乱。’古语说：‘尊贵本不会与骄傲相约，但骄傲自然会产生；富裕本不会与奢侈相约，但奢侈自然会到来。’年少时习惯节俭，长大后尚且可能奢侈；年少时习惯奢侈，长大后又会怎样呢？如今天下这样广大，百姓这样众多，他们的生活都系于陛下。陛下在上面节俭，百姓在下面就会富裕；陛下在上面奢侈，百姓在下面就会贫困。近年来天灾流行，年成不好，国家用度空虚，百姓困苦疲敝。幸而依赖陛下勤勉体恤民间疾苦，使百姓休养生息，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子女；凡有不便之处，就立即放宽禁令以便利百姓。百姓现在才有了乐于生存的意愿和达到小康的希望。当前的要务，应当痛下决心实行节约，公开显示节俭朴实，以此率领天下。” 自古以来治理国家，没有不先实行节俭而能使四海富足充实的。汉文帝亲自穿粗劣的弋绨，慎夫人穿衣时衣裾不拖地，帷帐不得使用文绣，以此表示敦厚朴实，给天下做榜样。汉景帝继承这一事业，致力于发展农业、训导节俭，认为雕纹刻镂会损害农事，锦绣纂组会妨害女工，于是下诏告诫。因而太仓的粮食一层层堆积，陈粮相因，甚至红黑腐烂而不能食用；都内的钱币，串钱的绳子腐朽，甚至无法查点。称颂贤君，必定说文帝、景帝，把他们同周朝的成王、康王相比。到了汉朝衰败时，百姓心中思念汉朝而不能忘怀，是因为文帝、景帝恭敬节俭，恩德施及百姓十分深厚。臣希望陛下向上观察帝尧、帝舜、禹、周文王的法度，考察伊尹、周公、孔子的言论，向下看汉文帝、景帝的成效；这样皇帝年少时学习节俭，长大后安于节俭，只知道节约，不知道奢侈。将来天下富足，从今天开始培养节俭的德行；百姓受到陛下的恩赐，难道会有穷尽吗？臣私下听说，奉宸库已经取珠子达到六十斤，户部已经用金达到三千六百两，这不能说不多了。臣之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提出，是担心不断增加，逐渐滋长奢侈之心。唐太宗问褚遂良说：‘舜制作漆器，禹雕饰祭器，进谏的人有十多个，为什么呢？’ 褚遂良回答说：‘奢侈的开始，是危亡逐渐形成的开端。漆器制作不停，必定会改用金来制作；金器制作不停，必定会改用玉来制作。古代敢于进谏的大臣，必定在事情刚开始发展时就进谏。如果事情已经泛滥成灾，就没有什么可进谏的了。所以商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叹息说：“制作象牙筷子，必定会制作玉杯，还会进一步想得到远方珍奇怪异的物品来享用。”车舆、马匹、宫室逐渐奢侈的趋势，便从这里开始，无法挽救。古人见到事物刚露出苗头就防患，正是如此。’唐明皇开元初年，把珠玉、锦绣以及服饰、玩物等物品全部取来，在庭院中焚烧，以表示节俭的德行。到了末年，仍然因为穷极奢侈而使天下败乱。如今臣只是怀着微薄的愚见，私下认为皇帝开始除去丧服、改穿吉服时，如果一旦开启奢侈的端绪，恐怕日后奢费会没有止境。因此希望预先设置防范，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加以制止。臣愚昧，不知避忌，唯请陛下裁决并宽恕。” 当时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几十年来风俗僭越奢侈，车服、器物和玩好之物大多超过制度，以致士大夫和百姓之家普遍贫困，不能守住廉节。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使百姓富裕，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百姓既然富裕了，君主还会和谁一起感到不足呢？臣想请选派官员考察详定唐朝直到本朝的法令规式，参照制定制度，随着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务必使制度简明妥当，可以长久遵行。这样或许能使上下各有等级，不敢僭越奢侈，风俗自然归于淳厚节俭，太平也可以逐步实现。绍圣四年，殿中侍御史陈次升上奏说：‘臣听说金明池所造的龙船，费用不少于万贯，肆意追求奢侈，工艺穷极精巧，这一定不是陛下的本意。臣看书中称赞禹说：“在国事上能够勤劳，在家中能够节俭。”以禹的德行，并不是没有其他值得称道之处，但所称道的只是勤劳和节俭。这是因为拥有天下并不是缺少财物，却一定要节省使用，是想显示敦厚朴实，给天下做榜样。恭敬地思量，陛下具有世所罕有的资质，承受祖宗的福泽，勤劳节俭超过夏禹，天下人共同仰望。有关部门不能宣明陛下的德意，所造这种不合时宜的船，费用无法计算；游幸那天，天又刮起大风，难道不是上天爱护保佑陛下，使陛下觉察并醒悟有关部门的过错吗？’ 这件事已经过去，虽然无法挽救，却也足以作为后来人的警戒。希望圣慈降旨，今后如果有兴建营造，请命令有关部门不得超过限度，或许可以避免损害陛下节俭朴素的德行，臣将不胜荣幸。”

译户部侍郎苏辙上奏说：“臣等私下看到，本部近来编成《元祐防计录》，大致上一年天下所收的钱、粮、金、银、币、帛等物，还不足以支撑一年的支出。如今左藏库现存的钱已经用尽，去年借用朝廷封桩的末盐钱一百万贯来补助每月供给，仅举这一件事，其余情况就可以类推了。臣等听说，古代制定国家用度，必定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使连续耕作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所以三十年之间便可以储备九年的粮食。如今文武百官和宗室繁衍的人数，是皇祐年间的一倍、景德年间的四倍；班行、选人、吏胥人数也都普遍增加，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等收入，比过去并没有显著增加。过去祖宗时代，收入既多，支出又节省，所以用度充裕，这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时势不同、事情发生变化，却仍奉行旧例，只增加而不减少。今天天下已经困弊，如果再过几年又加上饥荒，接着发生战争，那么形成的忧患，必定有说不尽的。臣等任职地官，参与听闻朝廷的大计，却闭口不言，将来即使被诛杀，又能对事情有什么补救呢？所以臣等希望趁今天，明令本部，把现今朝廷政事中涉及钱物支出的项目逐项考察详定，酌量加以裁减，使大的支出不至于损伤财力，小的支出又不至于妨害政事。” 二圣以身作则，大臣亲自实行，使天下明白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不是朝廷有所吝惜，那么谁不会信服呢？过去治平、熙宁年间，因时制宜建立政令：凡改任官职的，期限由三年改为四年；任子制度由一年任用一人，改为两年任用一人，又由三年任用一人改为六年任用一人；宗室则从袒免以上逐渐减轻恩礼。天下安宁，没有人以此为言，这就是今天已有的成法。臣等恭请查考宝元、庆历、嘉祐年间的旧例，在本部设置专司，选择近臣共同议论此事，严格制定近期的期限，责求实际成效。法度一旦确定，几年之后费用就会有节制，府库逐渐充实，传之后世无穷，长久而不衰弊，这对于圣德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臣等愚钝拙劣，不能修明职务以扩大财赋，却冒昧进言，罪当万死。” 苏辙又上奏说：“臣等近来奉诏裁减冗费，从宗室贵戚和亲近之臣，上至官署胥吏，下及宫室器械，凡是无益而过多的用度，都可以根据事情酌量裁减。唯独宫中妃嫔宫女方面的浮费，名目数量不少，有关部门不能全部了解，所以不敢立即议论。臣私下看到，近来颁下诏书，因为将要裁减入流名额以清理取士之路，于是命令今后每逢圣节大礼、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到的恩泽，以及四分之一的减免，都再减去四分之一，是想以自身率先天下。诏书发布以后，内外臣民都知道圣明能够以私事服从公义，甚至有人感动得流泪。臣等仰测圣意，知道陛下克制自己而为他人着想，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裁减宫中浮费，和裁减私门恩泽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施行，是因为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提出明白意见，这也是臣等的罪过。谨按宝元二年，曾经命令近臣详细制定裁减冗费的办法。当时谏官韩琦建言，请令三司把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先朝以来及现今赐予支费的项目取来，参照斟酌，适当减省；没有名目的，一概罢去。当时诏令宫禁中的支费，只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共同酌量减省，报送详定所。” 至于臣僚所得到的支给赏赐，则允许会同询问入内、内侍省等处后施行。到了庆历元年，又诏令入内、内侍省等处取出先帝时期的账籍，把近年宫中用度的数目加以比较后上报。当时所减的浮费数目极多，得到的益处不小。臣等希望陛下推广前日已经实行的减省恩泽之心，仰法宝元、庆历年间祖宗已经试行并取得成效的办法，使天下明白知道陛下节省用度、使百姓富裕，是从宫禁开始的；这样凡有裁减，谁不会心悦诚服？臣等不胜微诚，冒犯刑罚。徽宗政和七年，命令户部参照考核熙宁、元丰时期以及现今财用有余不足的数目，又制定旁通格，令各路漕司分别列举元丰、绍圣、崇宁、政和各年一年的财用出入和多少，上报朝廷。淮南漕臣张根说：‘天下的费用，没有比土木工程更大的；其次如赐给臣下宅第，一所宅第动辄要几十万缗，稍微增加雄伟华丽，就非百万缗不可。像辅佐成就帝业的赵普、安定边防的韩琦，都没有听说他们建造高楼大厦、雕墙画栋，僭越仿拟宫省，为什么却要剥削百姓的膏脂骨髓，来供奉这种工程呢？其次如田产、房廊，虽然不如赐宅那么多，但日削月减，各处剩下的也没有多少了。” 又如金帛，用来供应一时的赏赐，有些是不能停止的，但也不能不节省。至于赐给金带，价值虽不过数百缗，但天下金银宝物日久耗费，哪里容易得到？如今竟赏赐到仆役身上，使他们混杂在公卿之间，贵贱、贤能与不肖都无法辨别。如果认为身边供驱使奔走的人不应佩戴墨绶，就应另行制定制度，以显示等级威严。张根的奏议没有被采纳。” 宣和六年，尚书右丞宇文粹中说：‘近年南方征讨蛮獠，北方供给幽燕、关陕、绵茂，边境事务接连发生，山东、河北又不断发生盗寇。赋税收入每年有限，而应付各项事务繁多，一切都向百姓征取。陕西上等户多抛弃产业而居住京师，河东富人多抛弃产业而进入川蜀。河北的衣被供应天下，但养蚕织造全都荒废；山东屡遭大水，耕种也错过时令。各路只图应付眼前，不致力于保存抚恤百姓，谷麦尚未成熟，已经先行分派收买；一年赋税已经缴纳，又重新追理欠负。假托应奉之名购买珍异奇宝，百姓欠下的债一整路竟多达几十万之数；假借上供之名织造文绣锦绮，一个郡役使的工女竟多达一百多人。陛下勤勉体恤民间疾苦，诏令屡次下达，却全都成了空文。百姓无法聊生，不只是盗寇会越来越多，我私下还恐怕灾异会屡次发生。’祖宗时代，国家财政所依仗的收入，都有实际数目：有定额上供四百万，无定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等处的杂收钱一百多万。三司凭七百万的收入供应一年的费用，把剩余储存起来，以备意外之用。又有解池盐钞、晋矾、市舶的剩余收益，对内供养京师，对外充实边境，偶遇水旱灾害，就随时拿来赈济。这是因为根据收入安排支出，所以充裕有余。”

译近年各局务、应奉等司截留拨用上供之物，而财物丰裕的各路一年的收入也不足定额。然而新设书局的数量比职事官还多，检查计算修造工程的人员和项目比实际需要增加数倍，其他任意耗费层出不穷，多得无法计算。如果不痛下决心实行裁减，恐怕聪明的人也无法为后来妥善收拾。过了很久，才下诏令蔡攸等人在尚书省设置讲议财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外，其余一并研究。蔡攸上奏请求，宫禁中由内侍掌管、涉及应当裁减节省的事务，委托童贯取出奏报。当时童贯以广阳郡王身份兼领枢密院，所以这样办理。于是对于不急迫的事务、没有名目的费用，全部议论裁减节省。” 高宗绍兴九年，右正言陈渊上奏说：“臣听说，节俭并不是圣人所规定的中正标准，但孔子回答林放关于礼的询问时却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难道不是因为节俭是礼的根本吗？大概人的常情是由节俭进入奢侈容易，由奢侈回到节俭困难，所以在应当节俭的时候，不能不加以省察。如果不省察，就无法约束它，流弊最终将达到难以挽救的地步。臣观察过去创业的君主，都有节俭的德行，因为他们出身民间，熟知民间疾苦和农事艰难，所以爱惜上天所生的物产，往往自然而然。禹治水，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直到土地平治、天下安定之后，才作《禹贡》，既给田地分等以制定赋税，又根据百姓的意愿，只取他们的剩余物产；从漆、麻、细葛、粗葛，到羽毛、象牙、兽皮，以及鱼、盐、橘、柚等可供食用之物，菁茅、簵楛等适于使用之物，都在征取之列，这些无不来自百姓劳力所得。禹当年栉风沐雨、手脚生茧，亲眼见到百姓的劳苦，后来安享他们供奉的物品，本来就应当有所不忍。因此禹饮食菲薄，穿着粗恶，宫室低矮，孔子赞美他，认为对他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这难道不是所谓爱惜上天物产而自然而然的表现吗？” 至于守成的君主，往往不是这样，轻易浪费、任意使用，最终招来祸乱；要找到汉孝文帝那样的，大概千人中只有一个。如今陛下所处的形势像孝文帝，天性也像他；所经历的艰险像禹，而且不必学习就已经达到了禹的境界。对于节俭的德行，天下人家家户户都知道。臣虽然反复絮叨，还是想有所进献，是因为《尚书》称禹说：‘在国事上能够勤劳，在家中能够节俭。’有人说节俭只能施行于家庭，这是大错特错。国家的根本在家庭，节俭本来就应当推广到国家。孝文帝珍惜百金的费用而停止修筑露台，却没有建立相应制度，最终仍然有愧于古人；假使他不仅个人节俭，还能推广实行，那么凭他的质朴，二帝三王的功业也可以努力赶上，岂不可惜！近年来，陛下施恩过于广泛，赏赐过于丰厚，颁发赏给的费用几乎没有节制。这固然是陛下极为盛大的德行，但府库已经空虚，发放却不停；财赋已经穷竭，征取却更加详细。陵寝尚未建成，郊祀之期又不远，内有诸将的馈赠，外有邻境的交好，用度既多，而收入实在很少，这是臣最为忧惧的。《周官》说只有周王、王后和世子不受有关部门会计约束，解释的人说：‘不能用有关部门的法令来治理他们。’这确实是周公制定的法则，却给后世君主奢侈用度开了端头，难道可以这样吗？” 臣认为，周朝的冢宰按照九式来均衡节制财用。有关部门虽然不能对冢宰进行会计约束，却可以依据九式来议论财用。如果每件事都符合九式，即使没有明确限制，也仍然等同于有了限制。因此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凡有赏赐，若法令没有规定而按惯例又有疑问，或者轻重不合等级、多少不相称，就把事情交给三省，三省便可以共同议论；把事情交给户部，户部便可以据理执奏。对于财物出纳中的疑难，有关部门可以提出疑问；对于可否是否适宜，台谏官可以论说其中的过失。凡是经由各部门办理的事项，不许因承办错误而放过。陛下听到他们的意见后，又应加以嘉奖采纳。一旦发现过失，应立即改正，这样前日的弊病或许可以止息。对上可以减少繁多的费用，对下可以断绝侥幸求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不胜过度忧虑，唯愿陛下裁察。” 高宗时期，张浚上言说：“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立下君主，是让君主负责治理和养育他们，并不只是让君主供养自己的私欲。自古以来圣贤君主，没有不恭敬节俭、节省用度，减少自己的享受而使百姓受益的，都是为了顺应天意、得到上天的认可。况且农夫终年辛勤劳作，计算他耕种十亩地，缴纳给官府后还有剩余的，所得不过一金。我却把它拿去购买不急需的物品，抛弃它来满足没有名目的费用，难道不是严重违背事物的道理吗？至于排除大难、奖赏有功之人、宗庙的供奉、官吏的俸禄、将士的供养，这些就应当从优厚给付，不能只顾节省。臣仰望想到陛下至诚恭俭，追法古代圣贤，但臣私下听说，文书、刀剑等物的需求，仍有赏赐超过制度的情况。处在多难时期，人心容易产生怨恨；奋力作战、效死尽命的人所得如此，而窥伺机会、投合取宠的人所得却又是那样，人心就会离散了。卫懿公喜欢鹤，有的鹤能够乘坐轩车；将要作战时，国人都说‘让鹤去打仗’，臣认为不只是名器方面如此，赏赐之间也应当谨慎。” 起居舍人洪遵在经筵进讲前代故事说：“考查《资治通鉴》，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令把它收藏起来。侍从说：‘我们的君主也太不仁慈了，不赏给身边的人，反而把它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英明的君主爱惜自己的每一次皱眉和微笑，皱眉有皱眉的原因，微笑有微笑的原因。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和微笑那么简单吗？我一定要等有功劳的人来赏给他。’” 臣听说，天子享有四海的财富，生杀予夺都由自己决定，在日常起居和一举一动之间，很容易流于奢侈。即使古代先王中号称善于治理天下、恭敬节俭、爱护百姓的汉文帝，爱惜百金而停止修筑露台，体念农民劳力而免除田税，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因为新垣平的欺诈，一天之内赏赐竟达到千金；因为宠幸邓通，竟把蜀地道路上的铜山赐给他，让他自行铸钱。文帝尚且如此，何况地位在他之下的人呢？韩昭侯作为拥有千乘之国的君主，处在战国时期，战争接连不断，天天无暇休息；即使任意赏赐、胡乱施予，耗尽百姓的力量来供养士人，施惠于下民的办法，又有谁能阻止他呢？然而昭侯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侯，只致力于端正根本。一条破旧裤子，在普通人家都不值得珍惜，而拥有千乘之国的君主却能把它收藏起来，等待赏给有功之人。既然如此，金玉、币帛等贵重物品，价值有相差十倍百倍的，也有相差千万倍的，他难道肯拿来供人谈笑游宴，赏给无功之人吗？把这种心意推广开来，帝王之道就没有什么不足以进取的了。臣认为，巩固根本、节省用度、责求实效、使百姓富裕，其要旨没有超出这些。”

译洪遵又进讲前代故事说：“考查《汉书》，汉文帝想修筑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价值一百金。皇帝说：‘一百金，是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常还担心辱没了先帝，为什么还要修露台呢？’” 臣听说，节俭本来就是帝王的德行，只有发自真诚内心，并在亲身实行和日常使用中表现出来，才是盛德的极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来，汉文帝就是这样的人。汉朝刚刚安定，海内太平，似乎可以自行闲暇安逸，但他仍然兢兢业业，心中挂念百姓，所以一铢一缕都不敢任意浪费，以敦厚朴实来给天下作表率。他登基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马骑从、服饰器用没有一项增加。穿弋绨和粗麻夹衣，穿皮鞋、系熟皮带，他的服饰如此节俭。所宠幸的慎夫人，衣服下摆不拖到地上，他的嫔妃宫女也如此节俭。殿中的帷帐没有文绣，而是收集上书的袋子改作帷帐，他的陈设供应也如此节俭。露台的费用不过百金，他尚且担心损伤财物、劳害百姓，于是停止工程而不修建。考察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不是以恭敬节俭为根本的；宫廷内外都受到感化，风俗于是变得淳厚，功业隆盛，成为汉朝的太宗。虽然是汉高皇帝开创基业、留下传统，但谋划后世、传承祭祀四百年，实在是文帝有办法使之实现。到了汉元帝，停止三服官，减少供马的粮食，却不能振作优游不断的弊病；晋武帝焚烧雉头裘，却不能杜绝宫女数以万计的弊病。仅仅勉强矫饰、只做一件一事，不是出于真诚之心，又怎么足以比拟其万分之一呢？” 至于汉文帝，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御史中丞廖刚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近来由于费用日益扩大，上下都忧虑每年的收入无法支撑，替陛下陈述节省用度之道的人很多。比如派遣使者到河南，确实是不能停止的事情；但各位臣子返回后，也都说随行人员过多，百姓苦于供应。圣慈深以为然，从今以后各种用度逐渐应当节省。然而臣私下看到，士大夫大多只图方便自己，很少有人能为国家爱惜财用。比如一名帅臣到任或罢任，供应陈设、借用请取，通常要花费数万缗，小郡也不少于数千缗。虽然说有成例，难道不能稍加裁减吗？何况还有多次更换所造成的弊病，百姓的力量实在难以承受。又有守帅、将官假借讨捕的名义，差遣驻扎官军迎送，每次都是成百上千人；他们沿途经过州县，既索取口券，又要求犒劳宴设。像这样的事，难道不能严加禁止吗？凡是不合理的费用，州县时时都有，只是白白耗尽百姓的膏血，对国家没有增加丝毫利益。主持财政的人往往屈服于权势，没有人敢于追问，因此朝廷无法知道这些情况。臣认为，停止没有名目、不急迫的事务，不只是朝廷应当如此，州县的妄费也很多。像接送之类的事情，希望分别加以限制，稍微从简从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如果有违法差借兵卒，或者借机作奸犯科的，都应当严厉惩治，这样或许就能实现所谓节省用度、使百姓富裕了。” 太常博士王居正上疏论述节省费用说：“宋朝建立已经一百七十三年了，所实行的多是繁文缛节。如今陛下所到之处，只说在行在停留一日、两日这样短暂的时间，却想把过去一百七十三年的事务全部做完，这不是所谓懂得时势变化。既不知道顺应时势来减少事务，反而随着事务来削减费用，所以今天虽有费用减半的说法，究其实并没有不增加费用的。希望诏令大臣计算百事的实际情况而加以裁定；如果不是御寇备敌、任用贤能、赈济百姓的事务，一概暂且搁置，那么费用可以减少，国家也会富裕。” 孝宗乾道六年，端明殿学士汪应辰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不做无益之事，不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君主以一人之身不做无益之事，当然是好的；但还必须推而广之，凡是足以损害有益之事的天下事务，一概杜绝，不让它滋长，这才算尽善尽美。恭敬地想到，陛下仁厚节俭的德行、清静简约的政令，不崇尚浮华，专心治理实际事务；比如禁止销金服饰，这就是所谓无益而会损害有益之事的东西。但宫内既已不用，又进一步申明禁约，使没有人敢不听从，这所带来的益处实在不可胜数。至于流俗的习惯风尚，有像销金服饰这一类的事情，臣请陈述如下。臣私下看到，各地道宫、佛寺建造经藏、装饰佛像，所用金箔动辄以万计；虽然法令不允许，但禁令未必实行，竟公然抵触冒犯，把它看作平常事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加剧，渐渐没有止境，难道仅仅是销金服饰的浪费吗？土地和矿产等资源有限，百姓劳筋苦骨、舍身拼命，昼夜搜寻采集，靠一点一滴积累得到的东西，竟拿来供无益之用，就像丢弃一样，实在令人痛惜。” 过去唐武宗毁掉天下僧寺，等到宣宗即位，虽然努力改变会昌年间的政策，僧寺都恢复原状，但仍然下诏修饰佛像，只许使用土木来表示敬意，不得使用金银铜铁等物。银、铜、铁尚且禁止使用，何况黄金呢？希望圣慈特地下达明诏，严厉告诫；如果仍沿袭旧习而不悔改，照旧违法，就重重依典法处置，务期一定实行。并且还要责令郡守、县令，经常切实察觉查访，使人有所畏惧，旧有弊病全部革除。” 孝宗时期，知池州袁说友上言说：“臣听说，恭敬节俭、节制约束，是圣王盛大的德行。在无事之时，节俭本来就是应当崇尚的；在多事之后，节俭更应当放在首位。仰望皇上，恭敬节俭出于天性，节省俭约又表现在亲身实践上。临朝以来，乘舆、服饰、器用没有崇尚奢侈，宫室、苑囿没有增加，即使是舜的慈爱节俭、禹的饮食菲薄、文王的服饰卑下，大概也不过如此；本来哪里需要在朝廷任职的臣子进言献议来赞美圣德呢？然而臣怀着拳拳愚诚，切实想到今天正处在多事之时，事情最终一定要靠宽裕来完成。用来防备的方法，不过是节俭罢了。况且今天的天下情况怎样呢？自从去年旱灾以来，浙东赤地千里，公家和私人储积几乎都像悬磬一样空虚。浙西苏州、秀州旱势尤其严重，官府苗粮和私人秸粮十成中损失了五六成。江淮各郡也不是丰年。皇上勤勉体恤民间疾苦，州郡凡是申请蠲免、缓放官物的奏请，一一都批准了，所蠲免的数目将近几十万。大农寺所依仗的收入和州县上供，也都不再宽裕。如今又有修治山陵这一重大事务，这是皇上终身的哀慕，要竭尽天下之力寄托孝思，减少内帑储蓄，拿出宫闱积藏，只担心有一丝一毫没有做到，而费用越来越大。”

译又有使者往来，络绎不绝于道路之间，其中酬劳费用哪里能够逐一列举？臣切实想到，宫内的军国所需，宫外的州郡储备，恐怕又不同于过去了。臣所说的多事之后，难道不正是今天吗？如果在此之后不知道节省浮费、戒止奢侈用度，那么逐渐发展下去，后来拿什么接续呢？臣希望陛下特许臣详细陈奏，曲意牵挂并深思国事。从今开始，赏赐不要轻易给予，即使有功之人也应当节约，何况无功之人呢？徭役不要轻易发动，即使非常紧急的事情也应当节制，何况不急迫的事情呢？停止没有名目的费用，如兴建土木工程、讲求繁琐文饰；减少州县官员，如增加厘务、创设额外官缺；爱惜内帑的金钱以培植根本，停止出售度牒以备缓急；告诫州郡节省用度，不要从事奢侈浪费；告诫边城储备粮饷，不要耗尽百姓的力量。这样或许可以在多事之后，凭借各项节约来进行休养生息；不出几年，公私都能宽裕，不再留下后患。”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说：“臣听说，增加财物不如节省财物，节省用度才能使用度充足。如今陛下正图谋恢复，而板曹以财用不足为言。通常赋税已经不能供应所需，百姓财物又不能立即强行征取，只有痛下决心大力节省，才可以稍稍帮助军务。可是节省一事，尤其要靠圣上亲自率先实行。过去汉文帝亲自穿弋绨，因而使国家富足；唐宪宗亲自穿洗过的衣服，因而实现中兴；艺祖皇帝使用青布作帷幕，因而平定僭伪；仁宗皇帝使用黄絁作被褥，因而使风俗归于淳厚。这是前代帝王的盛德，也是我宋祖宗的家法，尤其不能不遵守。陛下近来听从谏臣的请求，裁减外廷官吏的定额，一个月节省的费用也不少于十万缗，按一年计算，不能说没有一点补益。臣又私下看到，内侍都知李绰列出了宫中用度的数目，其中有全额支给的，有减半支给的，有停止支给的。宫廷内部这样节约，也可以给天下作榜样。然而臣愚昧而怀着微薄之心，仍希望陛下亲自率先实行，是想让陛下在乘舆、服饰、玉食之间，凡是可以进一步节省的地方，亲自下御批，减少赏赐，拨给外府，以帮助军务，作为朝廷内外节省的训示。” 按照内侍列出的数目，除德寿宫不能减损之外，也有全额支给而可以减半的；还有已经减半而可以再按比例减省的。陛下既然亲自率先实行，下面的人又怎么敢不跟从呢？等边境事务稍稍安宁，自然应当恢复旧制；今天权宜实行，正是圣训所说的‘今天应当像创业之时一样’。臣不胜拳拳至诚。” 十朋又代越帅王尚书上疏说：“臣听说，财用不足，是今天最大的忧患。议论的人把责任归咎于没有生财之术，想得到管仲、萧何、刘晏那样的人来任用。臣认为，财物是有限的，而用度是无穷的；增加财物不如节省财物，节省用度才能使财用充足。过去汉文帝时，有用玉帛和亲的费用，然而钱串腐朽、粮食陈积，海内富足，是因为文帝用敦厚朴实给天下作表率，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没有增加。仁宗皇帝庆历年间，西方用兵，北方敌国增加币帛，天下也多事了；但征敛没有达到百姓，费用也不缺乏，同样是因为仁宗以节俭的德行教化臣下，所以在多事之中，朝廷内部没有失去治理，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朝廷自从和议以来，权臣只求苟且安定，各项用度全都按照太平全盛时期办理，内外都受到影响，争相追求奢侈，府库因此匮乏，实在就是这个缘故。往年陛下焚烧金翠之物，近来又因为减损名号、亲自斋戒而作记，率先以身作则，确实无愧于文帝、仁宗；然而财用仍然不足。臣妄自揣度，私下认为奢侈的风气或许还没有彻底革除，无益的制作、没有名目的费用或许还没有全部停止。至于内降的恩典，也未能全部断绝；” 名器的授予，也未能没有滥用；宫禁中的近习、使令人数，不能说没有过多；军容、教坊、伶伦、俳优之类，也不能没有不合时宜的横加赏赐。这些事情，可以节省的就节省，可以停止的就停止，这是节省财物的关键方法，也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臣又听说，唐德宗采纳裴延龄的奸谋，设有天子私藏财物的琼林、大盈二库；陆贽极力劝谏，认为应当分散小储藏来成就大储藏，损减小的珍宝来成就大的珍宝。臣希望陛下以文帝、仁宗的节俭德行作为法则，以德宗的私心作为警戒，天下财赋的收入全部归于户部；仍然选择懂得取予之道的臣子，掌管出纳的权柄。这样就将看到太仓粮食腐烂，钱财流布于民间，上下都充足，公私都得到救济。” 司农卿兼京城府尹李椿上奏说：“臣看到近年来粮仓不充实，库藏窘迫空缺，军需和国家用度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撑。州县之间财赋尤其匮乏，农民和士卒很少能够得到温饱。至于管理经常性储备、拨还借贷，每每烦劳圣上亲自过问，使陛下劳心处分。有关部门只知道忧惧，却不探究根本原因，日复一日，坐看这些问题而不讨论国家长久的计划，难道是应该的吗？臣曾读《易经》关于节制的卦辞说：‘用制度节制，就不会损伤财物、危害百姓。’六三爻说：‘不能节制，就会叹息，也没有谁可以怪罪。’象辞说：‘不能节制而叹息，又能怪罪谁呢？’这难道不是说今天大小臣子只知道忧惧，不能自我责备，而把责任归咎于时势吗？损伤财物就会危害百姓，都是因为不知道用制度实行节制，违背了圣人的明白告诫。那么所谓制度是什么？凡是居处、饮食、衣服、享用，都包括在内。仰望想到陛下亲自实行节俭，各种享用全都加以省减；可是臣民为什么却奢侈放纵，不知限度呢？居室方面，高楼大厦，争相追求华丽；衣服方面，绮绣鲜艳洁净，争相标新立异；饮食方面，水陆珍品全都陈列，吃到厌饱；” 奴婢为了谋利，便互相侵夺、占有、争抢，以强凌弱，以至于下层百姓多半贫困，没有力量供养上层。这就是财物更加受损、百姓更加受害的原因。臣愚昧，希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对居室的高低和雅饰、衣服的颜色和等级、奴婢的人数、器用的品级式样，都制定制度，务必崇尚朴素；违反的人一定加以治罪，并且从贵戚近臣开始，使上下都知道节俭是美德，奢侈华丽是应当戒除的。赏赐之时，也希望陛下用制度加以节制，这样财物不受损伤，百姓也不受危害，天下就大为幸甚。”

译知福州赵汝愚上奏便利百姓的事宜说：“臣查考本朝《会要》，各州军每年所得的公用钱都有定数。比如福州，开国初年每年所赐的钱只有五百贯，熙宁五年才增加确定为二千贯。到了绍兴九年，本州守臣请求，因为升格改为帅府，增加设置官属，每年用度不足，于是上奏，每年另外再给钱一千贯，合计每年不过三千贯而已。臣大略计算本州近年的支出，每年通常用钱七万多贯，超过年度定额二十多倍，大多从系省钱中拨取，完全没有限制。臣询问各郡，情况大致相同，只是根据守臣是否贤能、用度是宽裕还是节约，作为费用多少的标准，而祖宗的法制已经荡然无存。臣仰望想到，国家开创之初，为惩戒五代藩镇之乱，各路设置转运使，总管一路财赋，致力于收回诸镇的权力，所以公用钱极为微薄。历代承平以后，文物制度繁多、财物丰富，在官任职的人颇以此为苦，所以熙宁年间，神宗皇帝为了取得各州军的成例册籍和三年的出纳数目，交给司农寺详定，逐渐增加其数额；如今《会要》所记录的就是这些。然而当时法度严明，官吏畏惧谨慎，不敢有一分一毫超过制度。” 臣下看苏轼在徐州任职时，曾经议论京东的盗贼，他的奏疏大意说：“要责成官府捕盗，在法令规定之外另求一文钱来使用尚且不可得。”又说：“臣希望从青州、郓州以下，像徐州、沂州、齐州、曹州这一类地方，都选拔守臣，听任他们在法令之外处置强盗，并多赐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然而缗钱赐得多了，就难以长期维持；赐得少了，又不够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给一二百千钱，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派人缉捕盗贼，就可以用酒赏给他们，敢把这些钱另作他用的，按贪赃论罪。”臣私下想，京东向来盗贼很多，号称是重法之地。当时守臣不敢在法令之外另求一文钱来捕盗，甚至连用来使唤人的酒也没有，哪里有人会取用它呢？哪像如今这样，把每一丝一毫的钱都当作泥沙一样挥霍！臣恭敬地思考，祖宗之时，太平盛治相继，民间除两税以外，完全没有额外征敛；州郡又如此节俭守法，百姓怎么能不富足？如今自从渡江以后，养兵已经很多，费用逐渐扩大，民间除两税之外，各种征敛不一而足，例如经制钱、总制钱、折帛钱、大军月桩钱、籴本钱、添收头子钱、增收勘合钱等这一类名目，还很难全部列举；州县又有随时摊派折纳的数额，民力可以说已经困窘了，而州郡费用的扩大竟达到过去的二十倍，那么百姓怎么能不贫困呢？臣曾经反复思考这件事，但不敢轻易说出来，是因为官吏供给钱这一项，绍兴初年已经著为法令；各地增加的人员很多，费用更加增多，和每年的定额相比，已经自行超过了数目。又如军兵犒赏赐予之类，也有多年形成的惯例，不能一下子革除。因此官吏因缘牵连，已经不再遵守法令。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指挥，仿照熙宁年间已经实行的办法，每一路选派一名监司，取来各州历来的例册以及近年收支数目，除供给钱一项另行办理外，其余公用钱数参考旧制，增减确定数额。凡有违反禁令、超过数额支用的，允许有关官司弹劾奏报，依法施行。这样，任官的人自然会爱惜钱物，不敢任意浪费；又凭借法令约束，也可以杜绝请托，而馈赠财物和货赂也会不用禁止便自然断绝了。汝愚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读到六月己丑日劝农诏书，仰念陛下聪明仁圣，保全安抚百姓，训诰恳切悲悯，为百姓而下达的诏令，几乎没有一个月空缺。谨慎地选择监司、郡守，召见询问，考察他们的才能而决定升降，用来求助于自身，可以说是勤勉了。然而十多年来，却没有出现治理成效卓著、像古代循吏那样的人，难道不是因为土地狭小、国家贫困，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赋税超过制度规定吗？所以慈惠百姓的官员，被职事淹没而不能有所作为；强干敏捷、善于应对的官吏，开始多用权术来困害百姓，却没有人知道体恤他们。”臣曾读《汉书·循吏传》，班固认为，孝惠帝以来，百姓专心从事农桑；到了文帝、景帝时，风俗于是改变，所以像蜀郡太守文翁这一类人，都谨慎修身、率先垂范，不必严厉而百姓便受到教化。从汉孝武帝对外抵御四夷、对内改革法度以后，百姓因此困敝，奸邪不能禁止，当时很少有能以教化治理著称的人。由此看来，关键在于自身而不在于外物，这是很明白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清静心志、减少事务，一概把节约费用、爱护百姓作为根本，仿照元祐以来的旧例，选派官吏，考察今日内外财用的支出，哪些事情可以均减，哪些可以节省，哪些可以停止，斟酌先后次第实行，每年一定会有所储备。又把兴兵以来财赋的各种名目，从最初创置到后来增减的数额，彻底查明始末，选择其中可以省去的，逐渐赐予百姓，希望百姓风俗富足厚实而政教能够推行；然后让官员长期任职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即使使郡守成为龚遂、黄霸，使县令成为卓茂、鲁恭，也是可以的。这些浅陋狂妄的意见，只希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昧。光宗绍熙年间，权户部侍郎袁说友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京城富庶繁盛，风俗容易趋于奢侈靡费，其中如果有人奢靡过度，销毁金银珍宝，上下习惯成性，完全没有限制，长久不加收敛，实在是对财宝的深重危害。”臣恭敬地看到，销金衣饰近年屡经有关官司下令禁止，往往法令稍微宽松，随即就放纵松弛。多年以来，这种奢侈之风日益盛行，京城豪贵之家固然习惯如此，下至稍有财力的平民，也无不争相用销金作为装饰，这已经不只是倡优服饰僭越的问题了。如今京城以销金为业的人家不下数十家，货物充满市场，沿路相望；日积月累，毁坏金银珍宝，哪里数得清？这难道只是上下僭越法度、奢靡成为风气、有损美善教化而已吗？国家的金银珍宝日销月减，最终再也无法收拾，实在不是小害。”

译仰念陛下亲自实行俭约，为天下先，怎么能容许百姓习惯形成奢靡之风，毁弃珍宝到这种地步？”臣恭敬地听说，祥符四年诏令规定，〔凡〕销金〔衣饰〕者，一律刺面发配。祥符八年诏令规定，内外朝廷都不得穿用销金、贴金、缕金、间金、戭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影金、盘金、织金、金线等装饰的衣服；凡是装束穿着的衣服，都不得用金作装饰。犯人、工匠以及受牵连的人，一并从重判决。绍兴七年，高宗皇帝宣谕说：“销金的法令十分严厉，宫禁之中有人穿销金衣服，罚俸三个月。”淳熙十一年，曾经下札给本府，严厉实行禁止。本朝法制的严密，大概就是这样。如今这种风气日益盛行，再行禁止已经太晚。臣愚昧，希望圣上裁断，下札给本府，重新施行祥符、淳熙年间的制度，明确列出项目，严厉禁止。仍乞陛下仰体绍兴年间的防禁，从宫禁开始，以此率先示范给百姓，使法制一定能够实行，爱惜金银珍宝，抑制僭越奢侈，敦厚风俗，臣不胜庆幸。醴泉观使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论语》开篇记载孔子的话说：‘节约费用而爱护百姓。’ 《易经》说：‘以制度节制费用，不损伤财力，不危害百姓。’《诗经》歌颂鲁僖公能够修明伯禽的法度，首先讲节俭以使财用充足，其次讲宽厚以爱护百姓。圣人正要谈论爱护百姓，却先说节俭，是因为不节俭，财用就不足；财用不足，就必然加重对百姓的征敛，即使有仁慈的心意和言语，也无从施行。臣恭敬地听说，陛下俭约出于天性。如今施政之初，必将像汉文帝那样崇尚淳朴，为天下先；但臣仍要进言，是因为自南渡以来，疆土还不到太平时的一半，却要承担中外各地的贡赋输送和奉养三宫的费用，这些开支自然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至于既要供养州郡的军队，又要供养屯驻戍守的军队，还要厚给添差不厘务官的俸禄，和祖宗时相比，收入更加少，用度更加多，东南百姓的力量怎么能不困乏？过去京官和选人害怕任县令，正是因为财赋难以办理。近来州郡也把财赋不能办足当作忧患，催征赋税严厉，筹措规划巧妙，仅仅才能有所济助。陛下虽然怀有爱民之意，又从哪里能够实行呢？臣希望凭借圣上本性的节俭，凡是赏赐和支出费用，都再减省、再减省。像召南之国那样，受到文王政教的感化，在位者都节俭，然后上行下效，其成效就可以看见了。至于民力的充足或空虚、州府用度的贫困或富裕，实在不能一概而论，只有监司和守令才能详细知道。希望下诏各路，分别陈述所属地区的情况，凡是可以节省费用、使百姓宽裕的，都逐项说明，限半年内上报朝省，再根据情况斟酌，特地下达处理办法，希望使实际恩惠遍及天下，而不是成为空文。否则，即使诏令反复谆谆告诫，也不过宣读之后徒然挂在墙壁上罢了。” 宁宗即位后，校书郎项安世上奏说：“管夷吾治理齐国，诸葛亮治理蜀地，建立国家的根本，不过是说根据土地的大小制定赋税，根据赋税的多少制定用度罢了。陛下试着打开舆地图看一看，如今郡县的数量，与祖宗时相比谁多谁少？与秦、汉、隋、唐时相比谁多谁少？陛下一定会亲自知道疆土狭小而郡县又少。试着命令版曹列出一年的赋税收入数额：祖宗盛盛之时东南的赋税收入大约有多少？建炎、绍兴以来直到乾道、淳熙，增加征取了多少？再命令内外群臣和有关官司列出一年用度：君主供奉、享用和赏赐的费用有多少？御前工役、器械的费用有多少？嫔妃、宦官、寺人的廪给费用有多少？户部四总领所供养军队的费用有多少？州县公使迎送、请给的费用有多少？陛下一定会亲自知道这些用度奢侈而且滥费。用度不根据赋税收入来制定，以至奢侈滥费，内外上下的积蓄不能不空竭，天地山川的财富不能不耗尽。若不忍受痛苦、承受毁谤，一举改变整顿，实在不知道将靠什么来供给。如今天下费用最重而最应该节省的，是军队。能够使用土兵，军费就可以节省；能够实行屯田，军费也可以节省。其次没有比宫掖费用更应该节省的了。军队是用来防备敌国的，人们常常因为畏惧敌国而不敢节省，所以节省军费困难。宫掖是用来满足皇帝一人的，人们常常因为爱惜而不忍节省，所以节省宫掖费用困难。不敢节省的事情在别人身上，不忍节省的事情在陛下身上。宫中的嫔妃、宦官、寺人，是陛下的事情；宫中的器械、工役，也是陛下的事情。陛下如果肯节省，就应当节省。宫中节省以后，外廷官吏、四方州县都会随风而节省，奔走办理尚且来不及，简朴便会成为风气，百姓的意志坚定，民生一天天富厚，即使有水旱虫蝗之灾，也可以救活百姓；国力一天天强盛，即使有边地盗贼的变乱，也可以应付。恢复祖宗的事业，洗雪人神的愤恨，只要我们去做，没有什么办不到的。”理宗淳祐年间，徐元杰进呈旧事说：“前汉扬雄任将作大匠时所作的箴言说：‘掌管营建宫室的事务，治理宫室；修墙是为了抵御风，建屋是为了遮蔽太阳，使寒暑得以消除，使鸟鼠得以驱除。君主有宫殿，百姓有住宅。从前的帝王住茅屋、登土阶；夏禹居处宫室低矮，周围只是沟池。’” 臣听说工匠诵读箴谏之言，起源于古代设置诽谤木以求意见；工匠凭借技艺进谏，大概是悬挂木铎、听取规劝的时代所不抛弃的做法。臣以司匠的身份退处，遵循朴拙，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技能，谨敢竭尽工匠之心，极力陈述节俭的要旨，希望陛下垂听。宫室墙宇只要足以挡风蔽日，古代圣人就不超过这个标准，哪里会追求奢侈呢？夏后氏居处低矮的宫室而不嫌简陋，并且手掌磨起老茧、脚底结成厚茧，尽力兴修沟洫水利；凡是可以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富裕的事，没有不做的，何况敢借此使自身安逸呢？否则，高大的屋宇、雕饰的墙壁，华美固然华美，与不加雕琢的简朴椽木相比，哪一种更长久？瑶台琼室，珍贵固然珍贵，与三尺土阶相比，哪一种更安稳？圣人以《大学》所说的絜矩之道端正天下，想到民力有限、国家费用无穷，知道天下耗费财物的事情，哪有像工役费用这样严重的？所以清心减事，是培养君德、使君德安静自守的基础；节约费用、爱护百姓，是深固国家根本的谋略。其意思仿佛是说：宫室既然已经奢侈华丽，那么一切都照此办理也可以；可是穷尽奢侈、满足欲望，耗尽天下百姓的膏血，也不足以供给，这正是圣人不忍心做的事情，难怪他们能够长久守住富贵。从前魏国的杨阜，在明帝开始营建宫室时，抗言请求减少宫人；官吏以这是宫禁秘密、不应参与回答，杨阜大怒，杖打了那名官吏，明帝于是更加敬畏他。

译窦璡修建洛阳宫，不明白过度奢侈应当戒除，崇尚雕饰华丽，以为这样可以迎合皇上的欲望，哪里知道唐太宗能够计算工役费用，发怒把它毁掉，丝毫不容拖延。这样看来，两个臣子的正邪虽然不同，但两位君主的好恶却都正确。臣因此更加受到扬雄这篇箴言的感动。虽然，扬雄既然假托将作匠官来作箴言，而《校猎长杨赋》又有感于汉文帝亲自实行节俭的教化：大厦便取其不居住，木器便取其不加文饰，后宫便取其轻视玳瑁而疏远珠玉；其他如拒绝翡翠、除去雕镂、厌恶奢靡华丽、斥退芬芳之物，以及抑制郑卫丝竹之声，极力发挥节俭的功效，那么向上足以感格上天，并得到玉衡端正、泰阶平安的祥应。这样看来，扬雄有爱护君主的忠心，想要规劝君主的过失、纠正君主的罪愆，认为单作箴言还不够，所以又写赋来讽谏。臣曾说，扬雄这篇箴言献于西都中兴末年，时运不合，言论未能被采用，汉朝也就危险了。臣述说他的话，来补充工匠进谏，敢说臣遇到陛下这样盛明的君主，能够从旁纳取忠言，先取得信任而后进谏；臣能进言，陛下能实行，臣即使百生也会感到庆幸，并愿与国家共同享受太平。可惜不能让扬雄看见这一切。”。度宗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等上奏说：“如今东南的百姓，民力已经耗尽；西北的边患，〔字疑〕已经严重。这正是诸葛亮所说的危急存亡之时。然而权贵宅第、外戚家族以及御前寺观，田地连绵成片，估计达数千万亩，全都巧立名目，尽数免除两税。州县财力匮乏，便鞭打百姓，百姓只得卖妻卖子；而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奴仆婢妾吃美酒肥肉；琳宫梵宇一类寺观，安居闲食，优游度日。在天下安定、没有事故的时候尚且不可，何况正值艰难多事之际呢？如今想要宽解边患，就应当先舒缓民力；想要舒缓民力，就应当先舒缓州县。那么权贵宅第、寺观应交纳的常赋，就不能姑息放任而不加以整顿纠正。希望与二三位大臣赶快商议施行。”诏令批准。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上古洪荒时代，天下都质朴简略，人们折取树枝、捕捉野鹿，烧黍米、掰开小猪，穿鸟兽的皮，吃鸟兽的肉，以手捧水饮用，以草束作槌、以土作鼓；冬天住洞穴，夏天住巢居，睡眠安缓，醒来舒泰。在这个时候，淳厚的风俗还没有散失，百姓都自然认为生活足够。到了伏羲氏兴起，文字契刻之法产生；神农氏兴起，耕种纺织的功业建立；轩辕氏兴起，器物用具的资材逐渐齐备。从此以后，风俗日益浇薄。所以尧住茅屋，禹告诫不要雕饰墙壁，周王穿粗劣衣服，汉帝穿黑色粗绨，不只是完全出于质朴素淡的本心，也是为了杜绝百姓的奢侈放纵。”至元年间，都堂议定，民间丧葬所用的纸房、金银人马，以及纸帛衣服、帐幕等物，钦依圣旨的意思，截定日期全部禁止。又依准中书省奏请定下的制度，官民嫁娶所用的聘财、筵会等事，也都作了规定。这些都是先帝谨慎奉行俭德、思虑长远，把这种德行推及下民的做法。天下人中，有的见到衣服鲜明、随从显赫的人，便跟着羡慕；见到住在简陋房屋中、安守志向、乐于职业而循常度日的人，便跟着讥笑。这就是普通百姓浅陋昧然，也是世态的常情。然而权力和利益泛滥，官宦豪强的子弟知道世情如此，便放纵自己的心意，以骄傲淫逸相互夸耀，以奢侈靡费相互崇尚，把节约看作耻辱，把贞正廉洁看作愚蠢。这样既不符合上面的心意，又严重败坏家业。影响扩展到士人和百姓，彼此转相仿效，习惯成了风气，不是一天之内能够改变的。他们却不知道，穿着破旧的粗布袍而不以穿狐貉皮衣为耻，正是子路所说的何必不善啊？面前摆着一丈见方的食物、出门有千辆车马随从的人，邹轲即使得志也不肯这样做。齐桓公宫室用朱漆柱子、雕刻椽子，御孙因此进谏；晏子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紫阳先生称赞他。衣服只要足以遮蔽身体，食物只要足以充饥，除此以外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那些锦绣绮罗的衣服，用来御寒，与粗丝、熟绢有什么不同？那些熊掌、脍炙之类的食物，用来填饱肚子，与鱼和枣有什么不同？庆贺、赠送、宴饮等事，礼数足够就行了，又何必超越名分、冒犯等级，倾尽财产、弄得家破产空来办它呢？所以古人说：‘节俭，是共同的美德；奢侈，是最大的恶行。’又说：‘山林不能供给野火，江海不能填满漏水的杯子。’这是说产生一件破坏，就可能损失百倍，变化起来会使一无所剩。又说：‘城里人喜欢高发髻，四方的人便把发髻加高一尺；城里人喜欢宽袖，四方的人便耗尽整匹绢帛。这是说京城的风尚，是天下人仰望并跟从的。况且听到荣誉施加在自己身上，谁会愿意以华丽文绣装饰自己；道理和义理使我的心喜悦，就像精美肉食使口舌喜悦一样。如今的王公大人，应当去掉奢侈、遵从节约，以增加自己的美名，难道应当追求华丽、违背俭约，只是徒然装饰自身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体察先帝的心意，禁止京城内王公大人的奢侈，那么天下的官员和百姓不用命令也会自然跟从。因为看见居上位者首先节俭，知道节俭是美德，所以不得不这样做。”}], 明宗时，监察御史博迪约苏上奏说：“朝廷自去年秋天命令将领出师，平定祸乱，供应军需、赏赐将士，所费的钱财无法计算。如果拿每年的经常性赋税收入来比较，支出已经超过数倍。何况如今各位亲王入朝朝见，旧制度规定的一切供给还没有能够满足，而陕西等地饥荒接连发生，饿死者横尸遍地；又正值冬春交替，雪雨失时，麦苗枯死，秋田尚未播种，百姓惶惶不安，流离迁徙的人很多。臣恭敬地思考，现在正是国家节省费用的时候。如果确实是有功之人必须赏赐，就应当根据其官职的尊卑来分轻重，不仅可以节省费用，也可以表示劝勉。近侍诸臣奏请的恩赐，应当全部停止，以舒缓百姓的力量。”台臣把这件事奏报皇帝，皇帝赞许并采纳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戒除安逸和欲望 鲁隐公五年，鲁隐公将要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进谏说：“凡是不能用来讲习国家大事、其材料不能用来制作器用的东西，君主就不应当亲自参与。君主是要把百姓纳入规范和制度的人，所以讲习政事以衡量法度，叫作‘轨’；取用材料以彰明物类，叫作‘物’。不合轨、不合物，就叫作乱政。乱政频繁施行，国家就会因此败亡。所以春天搜猎、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都选择农事空闲时讲习政事。三年举行一次治兵大阅，军队入都时振作军旅，归来时饮酒庆贺，以清点军事实力，彰明文饰，辨别贵贱，分清等级，顺序排列长幼，熟习威仪。这是为了这些。鸟兽的肉，不登上祭祀的俎；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用来制作器物，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制作器用的材料、供皂隶办理的事务以及官司守掌的职责，都不是君主所应当亲自过问的。”鲁隐公说：“我将要去巡视土地。”于是前往，陈列捕获的鱼来观看。鲁宣公在夏季到泗水深渊滥捕，里革割断他的渔网并把它扔掉，说：“古时候，大寒降临、蛰虫出土时，水官便讲习使用鱼网、鱼笱，捕取有名的鱼，把水产登献给寝庙，让国人也实行这些规定，以助长阳气。鸟兽怀孕、水虫成长时，山林川泽之官便禁止设置捕兽网，用矛刺取鱼鳖作为夏季干粮，以助万物生长繁盛。鸟兽长成、水虫孕育时，水官便禁止设置捕兽网，设置陷阱，以充实宗庙和厨房，蓄积物产功用。况且山上不砍伐新生枝芽，泽中不砍伐幼小树木；鱼类禁捕鲲鱼和鱼苗，兽类让幼兽成长，鸟类保护雏鸟和鸟卵，虫类留下蚁卵和幼虫，这是为了使万物繁殖众多，也是古代的训诫。如今鱼正处于分群孕育之时，不教鱼类成长，反而张网捕捉，是贪得无厌。”鲁宣公听后说：“我有过错，而里革纠正我，不也是好事吗？” 晋文公出外打猎追逐野兽，跑到大泽中迷失了道路，不知道怎样出去。那里有一个渔夫，文公对他说：“我是像你们君主一样的人，你知道从哪条路出去吗？如果你能带我出去，我将厚重赏赐你。”渔夫说：“臣愿意有所进献。”文公说：“等出了大泽再接受你的进献。”于是终于走出大泽。文公下令说：“你刚才教给寡人的，是什么道理？希望听取。”渔夫说：“鸿鹄生活在河海之中，厌倦后想迁徙到小泽，必然有遭受弹丸和丝网的忧患；鼋鼍生活在深渊，厌倦后游到浅滩，必然有遭遇罗网、钓钩和弓箭的忧患。如今君王追逐野兽而跑到这里来，行动未免太远了。”文公说：“说得好。”并让随从记下渔夫的姓名。渔夫说：“君王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名字？君王如果尊重上天、奉事大地，敬重社稷，巩固四方国家，慈爱百姓，减轻赋敛、降低租税，臣也会参与其中；如果君王不敬重社稷，不能巩固四方，对外失礼于诸侯，对内违背民心，使一国流亡，那么渔夫即使得到厚赐，也不能保全自己。”于是告辞不接受赏赐，说：“君王赶快回国，臣也回到我的捕鱼处去。” 魏绛回答晋悼公说：“从前夏朝将要衰亡时，后羿从鉏迁到穷石，借助夏朝百姓取代夏朝政权。他依仗自己的射箭本领，不修治民政，却沉溺于田猎，抛弃武罗、伯因、熊髠、尨圉而任用寒浞。寒浞是伯明氏的庶出子弟，伯明氏的后代寒抛弃了他，夷羿收留了他，信任并任用他，让他做自己的宰相。寒浞对内讨好，对外施舍财物，愚弄百姓，诱使羿沉溺田猎，制造欺诈邪恶，来夺取他的国家，内外都被他控制。羿仍不悔改，将要从田猎处回家时，家众杀了他，并把他做成食物给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跟随父亲死在穷门；靡逃奔有鬲氏。寒浞于是占有羿的妻室，生下浇和豷，依仗其父的奸邪欺诈，不施恩德于百姓；又让浇用军队灭掉斟灌氏和斟寻氏，把浇安置在过，把豷安置在戈。靡从有鬲氏收集两国残余力量，灭掉寒浞而拥立少康。少康在过地灭浇，后来杼在戈地灭豷，有穷国从此灭亡，这是因为失去了民心。从前周代辛甲任太史时，命令百官各作箴言；周王在虞人箴言中所犯的过失是：‘茫茫禹的足迹，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开通九条道路，百姓有寝室宗庙，野兽有茂盛草地，各自都有安居之处，德政因此不受扰乱。’ 到了夷羿，他沉溺于田猎，忘记忧虑国家，只想着追逐母兽和公兽；武力不能反复使用，不能使夏家扩大，掌管苑囿的兽臣、主管原野的官员，谨敢把这些话告诉掌管车马的仆夫。虞人的箴言如此，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当时晋悼公喜欢田猎，所以魏绛提到了这件事。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发布号令，日夜沉溺于享乐。他向国内下令说：‘有敢进谏的人处死，绝不赦免。’伍举入朝进谏，庄王左手抱着郑姬，右手抱着越女，坐在钟鼓之间。伍举说：‘我愿意进献一个隐语〔隐语，是把意思隐藏起来说〕：有一只鸟停在土山上，三年不飞也不鸣，这是什么鸟？’庄王说：‘三年不飞，一飞就要冲上天空；三年不鸣，一鸣就要震惊世人。’伍举退下，说：‘我知道了。’过了几个月，庄王淫乐更加厉害。大夫苏从于是入朝进谏，对庄王说：‘您难道没有听见禁令吗？’苏从回答说：‘我牺牲自身，是为了表明臣下愿意使君主醒悟。’于是庄王停止淫乐，听理政务，所诛杀的有数百人；任用伍举、苏从主持政务，国人都非常高兴。楚灵王在州来打猎，驻扎在干谿。右尹子革晚上来见，灵王与他说话：“从前我的先王熊绎和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一同侍奉周康王，四国都有封地，唯独我楚国没有。如今我派人到周王那里，请求赐给我鼎作为封赏，周王会给我吗？”子革回答：“会给君王的！从前我的先王熊绎偏居荆山，披荆斩棘，穿破旧衣服，住在草莽之间，跋山涉水来侍奉天子，只有桃木弓、棘木箭，用来供给王事。齐国是周王的舅舅之国；晋、鲁、卫是周王母亲的兄弟之国。楚国因此没有封赏，而他们都有。如今周王和四国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难道会吝惜一只鼎吗？”灵王说：“从前我的皇祖伯父昆吾旧日答应把那块地方给我，如今郑人贪图依仗那里的田地，不肯给我。如果我去索取，他们会给我吗？”子革回答：“会给君王的！周王尚且不爱惜鼎，郑国岂敢爱惜田地？”灵王说：“从前诸侯远离我而畏惧晋国，如今我扩大陈国、蔡国，不羹的赋税都有千乘之数，子革也有功劳。诸侯会畏惧我吗？”子革回答：“会畏惧君王的！这四国本身就足以令人畏惧，再加上楚国，哪敢不畏惧君王？”灵王进入内室，析父对子革说：“您是楚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