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九

译化；有时位列三槐，还兼听狱讼和稽疑等事务，并同卿士共同谋议。陛下圣明敬慎，留心国家各项政务，特意发布明确诏令，以古代制度为法式。即使唐尧、虞舜广泛咨询，周文王勤勉敬慎，也没有什么能超过陛下。从今以后，国家有重大政务，可以亲自召集群公，询问并采纳正直的意见。对于军国大事中有疑难之处，可以召他们到尚书省内，使侍中、尚书与他们商议应采取的措施。如果有人患病，不能参加朝见会集，就临时派遣侍臣前去询问访察。”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后周武帝保定二年，任命于谨为三老。武帝亲自到太学，赐给他食物，说：“我勉强承担天下的重任，自己认为没有才能，不懂得治国之术的要领，希望您教导我。”三老回答说：“木材依照墨绳加工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圣明。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都虚心采纳劝谏，以了解自己的得失，天下才得以安定。希望陛下牢记这一点。” 唐太宗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君主任用奸邪之臣，不能实现治理；正直之臣侍奉奸邪的君主，也不能实现治理。只有君臣彼此相知相合，如同鱼和水一样，天下才可以安定。朕虽然不够明智，幸而诸位大臣多次匡正救助朕，希望凭借直率的言论和耿直的议论，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臣听说，木材依照墨绳加工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敢于直谏的臣子，若有七个人进言而君主不采纳，他们就相继以死相谏。陛下敞开圣明的思虑，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臣处在一个可以直言无讳的朝廷，实在愿意竭尽自己的狂妄浅陋之见，来帮助陛下成就万分之一的功业。”太宗说：“好。”于是下诏，从此宰相入内商议国家大计时，必定让谏官随同进入，参与听闻政事；谏官有所陈说，太宗一定虚心采纳。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明智的君主考虑自己的短处，因而更加完善；昏暗的君主防范别人指出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自我夸耀，防备别人指出短处，拒绝劝谏，确实很难触犯违逆他。虞世基不敢直言，也许还不能算是罪过很深。从前箕子假装发狂来保全自己，孔子也称赞他的仁德。等到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难道不应该和他一同死吗？”杜如晦回答说：“天子有敢于直谏的臣子，即使君主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孔子称赞说：‘史鱼真是正直啊！国家有道时，他的言论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时，他的言论也像箭一样直。’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不采纳劝谏，就闭口不言，苟且安居于高位呢？他又不能解除职务请求退隐，那么他与箕子假装发狂而离去，在事理上是不同的。从前晋惠帝的皇后贾后将要废黜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竭力争辩，只是迎合贾后的心意，苟且求得免祸。赵王司马伦于是起兵废黜贾后，并责问张华。张华说：‘将要废黜太子的那天，并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没有被采纳。’赵王的使者说：‘您身为三公，太子无罪却被废黜，您的意见既然不被采纳，为什么不引退辞职？’张华无言以答，于是被斩杀，三族也被夷灭。古人说：‘局势危急却不扶持，快要倾倒却不搀扶，那还要这样的辅佐者做什么？’所以君子面对重大的节义关头，不能改变自己的操守。” 张华既然抗言直谏，却不能成全自己的节操；后来退让不言，也不足以保全自身，作为王臣的节操本来已经堕落了。虞世基身居宰辅之位，处在可以进言的地位，却始终没有一句劝谏争辩的话，确实也应该死。”太宗说：“您说得对。臣子必须忠诚贤良、辅佐君主，才能自身安全、国家安宁。原文此处作‘▯帝’，难道不是因为手下没有忠臣，自己听不到过错，罪恶积累、祸患盈满，灭亡就随之而来吗？如果君主的行为不恰当，臣下又不加以匡正劝谏，只是苟且阿谀顺从，凡事都说好，那么君主就是昏暗之主，臣子就是防臣；君主昏暗、臣子防臣，国家距离危亡就不远了。朕如今的志向，是希望君臣上下各自竭尽至公之心，共同切磋，以成就治道。你们各人都应当务必竭尽忠诚正直的言论，匡正挽救朕的过失；朕最终不会因为直言触犯心意，就动辄责备发怒

译。”

译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萧瑀回答：“他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勤于政务，专心思考治理国家的事情。每次临朝，有时直到太阳西斜。五品以上的官员被引入坐下讨论政事，值宿警卫的士兵则传递饭食来吃。虽然他的性情并不仁厚明智，但也算是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您只知道其中一面，不知道另一面。这个人的性情极为苛察，内心却不明智。内心昏暗，照察事理就不能通达；过于苛察，对事物就会多疑。他又欺骗孤儿寡妇而取得天下，常常害怕群臣内心怀有不服之意，因此不肯信任各部门的官员。每件事都亲自裁决，虽然这样使自己劳神苦形，却不能完全合乎事理。朝臣既然知道他的心意，也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员，只是承顺他的意思罢了。朕的想法不是这样。天下如此广大，海内人口如此众多，事务千头万绪，必须结合实际灵活变通，都应交给百司共同商议；宰相谋划后，认为事情稳妥适宜，才可以奏报施行。怎么能因为一天有万端政务，就只凭一个人的思虑独断呢？况且每天裁决十件事，其中有五件不恰当；裁决正确的固然好，那么裁决不当的又怎么办呢？日积月累，甚至连续多年，错误和谬误越来越多，不灭亡还等什么？哪里比得上广泛任用贤能之人，君主居于高位深思远察，法令严明整肃，谁还敢作奸犯科？”于是下令各部门：如果诏敕颁下后发现有不稳妥、不便利之处，必须坚持上奏，不得顺着诏旨立即施行，务必充分表达臣下的意见。贞观十七年，太宗对魏征说：‘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是什么原因？’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意见，确实应该有人进言。然而古人说：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会被认为是在诽谤；已经取得信任却不进谏，就被认为是在尸位素餐。只是人的才能器识各有不同。懦弱的人怀有忠直之心却不能说出；关系疏远的人害怕得不到信任，因而不敢说；贪恋俸禄的人担心进言不利于自身，因而不敢说。所以彼此都闭口沉默，低头抬头之间把日子混过去。’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朕每想到这些，臣子想进谏，却害怕死亡的祸患，这和奔赴鼎镬、冒着锋利刀刃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忠贞之臣并不是不想竭尽诚意，而是实在太难了。大禹拜受正直的言论，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朕如今敞开胸怀，接纳劝谏争辩，你们不必再害怕，不要因此不把话说尽。’ 太宗又对魏征说：‘朕观察近代帝王，有的传位十代，有的传了一代、两代，也有自身得到天下又自身失去天下的。朕所以常怀忧惧，是担心有时抚养百姓不能使他们得到安居，或担心自己生出骄奢放逸之心，喜怒超过限度。然而朕不能自知，你可以替朕指出来，朕应当把它作为准则。’魏征回答说：‘嗜好欲望以及喜怒之情，贤人和愚人都是相同的；贤人能够节制它们，不使其超过限度，愚人则放纵它们，往往导致自身和百姓失所。陛下圣明的德性深远，安居时想到危险，常常能够自我约束，以保全善始善终的美名，那么万代都会永远依赖您。’太宗时，疏勒、朱俱波、甘棠派使者进贡土产。太宗对群臣说：‘假使中原不安，日南、西域的朝贡使者又怎么能够到来？朕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这一切？看到这种情形，反而更加感到危险恐惧。近代以来，能够统一天下、拓定边疆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秦始皇暴虐，到第二代就灭亡；汉武帝骄奢，国运几乎断绝。朕提三尺剑平定四海，远方夷狄相继归服，亿万百姓安定，自认为不比这两位君主差。然而想到他们晚年的结局，都不能保全自身，因此朕常常自惧将要危亡，绝不敢懈怠。只是要借助你们的直言正谏，来匡正辅弼朕。如果只是共同宣扬美德、隐瞒过错，一起进献阿谀之言，那么国家的危亡很快就可以等到了。’身边的臣属都说：‘陛下这样求取谏言，实在是国家的福气。’ 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奏陈述政事得失，太宗特意赐给他一剂钟乳，说：‘你进献了像药石一样有益的言论，所以用药石来回报你。’ 太宗又对孙伏伽说：‘如今任命您为谏议大夫，必须进献可行的意见，替换不可行的做法。’又对侍臣说：‘你们完全没有进谏争辩。’魏征回答说：‘从前齐景公射箭没有射中靶子，左右侍从却都称赞射得好。齐景公说：“自从晏子死后，我再也听不到有人说我的过错了。”’弦章回答说：‘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顺从。君主如果把直言敢谏看作忠诚，人人都会成为晏子。陛下常常称赞直言劝谏的臣子，如果有事情需要提出可行意见、替换错误做法，谁敢不竭尽忠诚呢？’ 太宗又对侍臣说：‘近两三个月以来，没有见到你们的正直意见，不知道是认为朕不能接受劝谏，所以隐瞒不说，还是认为各种事情都已经办妥，不需要议论。’魏征回答说：‘陛下每遇到一件事，就把它作为借鉴和警戒；臣等深知圣上的心意，如果事情和道理有违，哪里敢隐瞒而不奏报？只是近来大使已经出发，内外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没有议论。’玄宗天宝十五年，皇帝在蜀地，有位老人郭从谨进言说：‘安禄山包藏祸心，本来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人告发他的阴谋，陛下却往往把告发者杀掉，使他得以施展奸邪叛逆，导致陛下流离播迁。因此，先王致力于广泛访问忠良之士，以扩大自己的听闻和见识，正是为了这种情况。臣还记得宋璟担任宰相时，多次进献直言，天下因此得以安定。近来以来，朝廷中的臣子把进言当作禁忌，宫门之外的事情，陛下都无法知道。民间臣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只是宫禁深严，他们一点忠心没有道路上达；如果事情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臣又凭什么能够见到陛下的面而把这些话告诉您呢？’皇帝说：‘朕不明察，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慰问晓谕郭从谨，将他遣去。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上奏说：‘臣昨天在中书门下接受宣示，听说叛贼虽然退却，但城池还没有收复，命臣认真思考当前最应办理的事务，哪一件最为紧迫，分条记录后奏报。臣认为，国家刚刚遭受大变，海内震动惊惧，无论顺从者、叛逆者、贤者、愚者，一定都在抬头肃立，观察和听取陛下的举动。陛下一句话说错，四方就会离心离德；一件事办得恰当，万民就会归心。这些举动都关系到安危，不能不谨慎。臣认为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在于审察群情。如果群情最希望的事情，陛下先去实行；群情最厌恶的事情，陛下先去革除，能够与天下人同其所欲所恶，却不能使天下归附的，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过。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何况正处于变故动摇之时、安危疑惧和人心向背的关头；人心归附的，国家就能稳固，人心离去的，国家就会倾覆。陛下怎么能不审察群情，与天下人同其所欲所恶，使亿万百姓归向朝廷，以安定国家呢？这确实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然而，臣还担心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朝廷流离播迁，王命还不能通行，若只施行空言，人们或许不会相信。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天下人所希望的，是停止战争、安定产业；天下人所厌恶的，是赋税沉重、法令苛刻。

译陛下想停止战争，可是叛贼余党还存在，战争本来就不能停止；想使百姓安定产业，可是征发和徭役还没有停止，产业本来就不能安定；想减轻赋税，可是郡县害怕缺少军用物资，命令一定不会得到执行；想废除苛法，可是行在一向以威严自持，言语也将不会有效。这些都是形势尚未允许、意愿尚未得到执行。即使发布恩德之诏，足以慰藉百姓复苏的愿望，但考察实际情况，却还不符合真正悔过的诚意。况且用言语感动人，感动不会深；用行动感动人，回应一定迅速。因为言语顺着事情就容易发出，行动违背个人欲望却难以做到。容易发出，所以有些还不能取得信任；难以做到，所以一旦做到就没有人不心服。如今陛下将要平定祸乱、拯救危急、体恤百姓、安抚反侧之人，既没有使民休息的实际行动，又缺少施加恩惠的资财。只有违背自己的欲望，去实行自己难以做到的事情；广布诚意，消除百姓所患的弊病，这样才可以彰显追悔过失的心意，符合革新政治的言论。如果仍然不是这样，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近来臣私下听说舆论对群情作了较深的探究，四方担忧内外意见不合，百官又担忧君臣之道隔绝。郡国的意愿不能传达到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君主。下情得不到上知，上情也不能下达；实际事务未必被知晓，被知晓的事情未必符合实际。上下在中间彼此隔绝，真伪在其间混杂。怨恨聚集，喧嚣不息；诽谤四起，纷纷传播。想要没有疑虑阻隔，怎么可能呢？舆论既然如此，人心也就可以看见了。大概人们认为，包容广大、听取采纳意见，是圣明君主最难做到的事；而郁结压抑、猜疑嫌忌，则是众人共同忧患的事情。伏愿陛下精神运用没有滞碍，洞察事理能够穷尽细微之处，治愈这些弊病，克服这些困难，就像淬炼刀锋、挖除疣赘、决开堤防、放水流注一样容易。这样可以增崇德行美名，也可以渡过艰难。陛下还担心不能实行什么，为什么只是因此战战兢兢呢？臣认为，应当趁文武群官入朝参见的日子，陛下特别加以延请礼遇，亲自和他们叙谈，详细询问祸乱的缘由，明白表示悔过的心意，让他们各自把得失全部说出来；仍然命令他们一一当面陈述军务，凡有奏报便立即召见，不拘时间限制，以表示陛下的忧虑勤勉。周公忙得握发、吐饭，天下人因此归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还应当给予他们优厚礼遇，以温和的脸色使他们喜悦；言辞恳切、道理妥当的，一定赏赐，以引导他们尽情陈述；见识少而辞令拙劣的，也应宽容谅解，以嘉奖他们的心意。有敢于进谏、毫不隐瞒的人，愿陛下效法成汤改过的美德，褒奖他的直率，不要吝惜承认自己的过错；有谋略计划可以采用的人，愿陛下体会大禹拜受进言的诚意，奖励他的才能并立即实行其建议。即使是普通人的一点善意，也要采纳记录而不遗漏；庶士传来的意见，也要听取采纳而不厌倦。这就是汇集天下人的智慧来帮助君主明察，顺应天下人的心意来施行教化政令。这样君臣同心同德，还有什么事情会不顺从？远近之人都归心，谁还会同朝廷作乱？可以把疑虑梗阻转化为融洽和合，把怨恨诽谤转化为歌颂。十二天之内，就可以使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陛下如果实行而不厌倦，使用得当，遵循义理如同转动圆球一样自然，进用善言唯恐来不及，推广这一道理，足以达到和平。至于彰明德行、堵塞违失，恐怕还不只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臣担心其中有些意见虽然愚拙却接近正道，有些事情虽然重要却看似迂远，希望陛下垂察圣思，反复详细阅览；如果终究没有值得观览采纳的地方，舍弃它也不算晚。唐穆宗初即位时，沉溺于游乐，放纵荒废政事。监察御史杨虞卿上奏说：‘乌鸦和老鹰遭到祸害，仁德的鸟就会飞去；诽谤者不被诛杀，贤良之臣才会进用。臣冒着被诛杀的危险，进献自己愚昧的意见。臣听说，尧、舜把天下当作忧患，而不把帝位当作快乐。何况如今北方地区正处于梗阻状态，西戎尚未安定，两河有遭受创伤的忧患，五道正遭受灾疫战事。百姓的疾苦积累于下，朝廷的制度没有修治，边地看不见储备，国家用度日渐困乏，本来就还不能高枕安睡。陛下刚刚亲临万机，应当有忧虑天下的心。应当每天召见辅臣、公卿和百官，留心询问，使四方内外都明确有所听闻。然而陛下听政六十天，进入延英殿应对，只有三五位大臣承受圣上询问罢了。其他内朝臣子一同进来、整齐出去，没有得到任何咨询。谏臣充满朝廷，却听不到忠言，臣实在为此惭愧。大概是因为主上的恩意疏远，正直的道路被堵塞了。公卿大臣应当早晚都能得到召见，这样君臣情意相通，治理之道就能建立。如今宰臣四五人，都只是片刻间侍坐，弯腰恭敬，随着陛下的旨意上下应对，没有机会彼此往来。这是因为君主过于尊贵，臣下过于卑下。公卿列位，虽然有时升降于清要之地，却从来没有承受优厚眷顾、接受陛下下问。即使陛下如五帝一样圣明，也还应当周遍地询问顾及，赐予和悦的脸色，使君臣如身体四肢相互配合，君臣之间都能明白通达。陛下把治理天下的希望寄托在宰相身上，宰相又把治理天下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臣子身上。进献忠言应当像奔赴利益一样积极，谈论政事应当像申诉冤屈一样迫切；如果这样还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那就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它得到治理了。自古以来，天子处在危险环境中时，都有思考安定的心；但处在安定环境中时，能否考虑危险却各不相同，所以不能人人都成为圣明君主。后唐废帝清泰二年，皇帝因时局而忧虑，曾从容责问宰相卢文纪等为什么没有规劝辅佐。卢文纪上言说：‘臣等每逢五日入朝问安，与两班官员一起朝见，侍卫站满面前，即使有愚拙的想法，也不敢铺陈。臣私下看到，前朝设置延英殿，有时宰相想要奏陈议论，天子想要咨询商度，都在平常朝会之外召见，旁边没有侍卫，所以人们能够把话全部说出来。希望恢复这一旧例。’皇帝下诏说：‘旧制是五日入朝问安，百官都退下，唯独宰相上殿。如果是平常事务，自然可以铺陈奏报；如果事情应当严密处理，听任在閤门进呈奏牍，届时应当让侍臣全部退到便殿等待。何必沿用延英殿的名称呢？’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进言议事的人很多，皇帝诏令閤门：除非涉及侥幸求取名位等事情，否则才允许接受。由此言路渐渐堵塞。直史馆谢泌上奏说：‘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假如一概诘问并拒绝，四方的聪明见闻将有所蒙蔽。愿意采纳其中可取的，拒绝其中不可取的，希望众人仰首企望的心情能够由此上达。’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译宋仁宗天圣三年，右正言刘随请求皇帝召见询问谏官，并上疏说：‘臣伏念景德、天禧年间，九州安宁，四方夷狄归附，万物都得到发展，祥瑞接连而来，但朝廷仍然下诏求取贤能，寻求进谏诤言的官员，难道不是因为政务万端极其繁多，担心处置安排偶有差错吗？天下八方极其广大，不是君主单凭耳目所能了解，所以即使身处安定仍考虑危险，想着驾驭长远、稳步控制天下。后来只得到鲁宗道、刘沆两人充任此职，精心选择人才的困难竟到了这种程度。等到皇太后陛下接受托孤重任、皇帝陛下亲自临朝以来，万国欢心，百官奉行法式，而陛下竟然忧劳于各种政务，修整恢复旧有典章，重新设置谏官，委任他们负责进言。臣最为愚笨懦弱，也参与选择征召之列，正要竭尽驽钝之力，稍稍表达补救报效之心，却不久因公事牵累，出任外官；三年后任期届满返回，又奉命供职，发誓更加坚定勤勉尽忠，不逃避诛杀。臣的品位很低，责任却很重，要说明君主和亲近大臣的过失，指出权势人物的错误，冒犯雷霆之威，招致奸邪的愤怒，对小臣来说本来就是难事。如果不是陛下宽恕臣的狂妄，使臣得以尽情表达诚心，臣就只能闭口保身；这样恐怕会辜负陛下任用臣的使命。因此，臣想详细考察先帝的诏令，以报答两宫的恩德。凡是侵犯扰乱朝廷纲纪、窃取政权、奸邪小人冒受宠幸、贤能俊才长期沉埋、宪纲涉及冤屈、赏赐制度超过规定，以及扰害政事之类的问题，臣只要知道，就一定进言；至于所言是否正确，只由圣人来选择罢了。臣想到自己任谏职以来，内外共三年，除朝请之外，从未登上金殿，稍稍接近天颜；虽然名义上是侍从之官，实际上却留下了疏远的迹象。唐初设置拾遗、补阙，掌管侍从和讽谏，每日亲近皇帝，凡事都可以尽情进言；大概自唐末以后，权臣阻隔断绝了这种制度。即使不参与宴游，也专门负责谏诤。到了太宗皇帝改为正言、司谏，精心选择品流，号称清要华贵；既然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就应当处在认真询问访问的地方，按时等待皇帝顾问。臣愿竭尽愚诚，所以不敢结党依附、混迹班列，蒙蔽日月圣明，违背诏旨，自取诛戮。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上奏说：‘臣听说，三公的官职极其重要，因为要统理国家万事，事务实在繁多，所以贵在能够洞察事理。因此明君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尊重礼遇大臣，常常在召见时让他们充分发挥论议谋划的职责。君臣彼此相遇，就可以达到时和政平；上下不相交，就叫作闭塞。关键在于倚重宰辅，询问采纳良好谋略，使下情一定上通，上面的恩泽不被堵塞，这才是治国治家的大事。臣伏见中书、枢密院的官员，都是陛下亲自选择、委以权柄的人，承担三公的职任，辅佐万机的繁剧事务，就是古人所说的坐而论道之臣。如今却每逢固定朝日才能亲见陛下，外朝退朝后在延英殿依次应对，不过是陈述、复核、奉行平常事务。以天下之大、民事之艰难，恐怕不是短短几刻时间内能够穷尽其中隐微关键的道理。希望圣慈在清闲燕居之时，轮流召见中书、枢密两府的臣僚，赐他们在便殿坐谈；一个月中只请求召见对谈三两次，使他们充分陈述可行与不可行的意见，斟酌古今适宜的办法，探究治乱的根源，通达幽隐难知的情形。对上可以成就陛下喜好询问的宽裕胸襟，对下可以使臣下报效忠诚的心意得到伸展。君臣贤明相遇的歌咏，正是上下同心同体。因此，平时讨论，可以明白政事的根本；至于遇到变故时才临事辨析，有时就接近游说之士的嫌疑。虞舜时还说喜欢察听浅近的言语，汉文帝的通达，也说不要发表过分高深的议论。这确实是沟通国家体用、汇集众人智慧的重要原则。至于盐米等细小事务和琐碎末节，那只是有司的职责，不应当由皇帝亲自裁决。应当下诏让主管部门分别掌管，这样或许可以厘清大小事务的区别，使权力和道义适合其中。广泛接纳宏大谋议，开启并涵养圣明智慧，提挈纲领、总括要旨，使大德不至逾越；君臣促膝相对而虚心听取，以明确以行善为最大快乐。臣以庸常的声望，冒昧竭尽愚见，冒犯威严，惶恐失措，无地自容。’ 光禄寺主簿苏舜钦上奏说：‘臣听说，天下太平的君主，应当让危亡祸乱的言论不离耳边，这样天下才可能长久安定；身居高位的大臣，应当让颠覆、流窜、诛杀的祸患不离心中，这样各项职务才能不被废弛。假如天下太平时忽视危亡，就没有不走向危亡的；身居高位却忘记颠覆的危险，就没有不遭到颠覆的。这是事物常有的趋势，也是古今确定不变的道理。纵观前代，圣明神武的君主喜欢听取正直的议论，贤能明达的辅臣不堵塞下情。因为四海极其遥远，百姓有隐情，不能全部照察，所以不论愚人还是卑贱者的言论，都不拒绝，而选择其中可用的。政务极其繁多，事情有沿袭形成的弊病，不可能由一人独自遍览，所以一定要寻求众多意见来加以改革。这样以后，朝廷不会遗留政务，万物万民的实情不会隐遁；即使有奸佞之人的邪谋，也没有机会进献。臣昨天看到诏书告诫越职进言的人，并把它传告四方，没有不惊疑困惑的；人们往往私下议论，恐怕这并不是出自陛下本意。因为陛下即位以来，多次下诏要求群臣进献耿直意见，所以百官都能轮流应对，又设置匦函，设立直言极谏科。如今诏书却这样说，和以前的事情相违背，难道不是大臣蒙蔽阻塞陛下的聪明，堵绝忠良之人的言路吗？’ 这不仅损害朝廷的大政，实际上也是自取灭亡的道路。接纳善言、举荐贤才，是宰相的职责；蒙蔽君主、独断专行，没有不因此灭亡的。如今谏官、御史又多出自他的门下，只知迎合旨意，便能取得好官；众多士人满朝，却都闭口不敢说话。陛下高居宫禁，垂衣拱手，怎么能够听到天下的事务呢？臣以前看到陛下认为孔道辅、范仲淹刚正不屈，任用他们担任防谏之职。后来虽改任其他官职，却没有忘记进献意见。这两位大臣并非不知道闭口数年便可坐享卿辅之位，只是不敢辜负陛下委任期待的心意，损害臣子的忠义之节，却都遭到诋毁，中伤后立即被流放贬谪。这样就使正直之臣丧失气节，刚直之士闭口不言，眼见时弊，口中却不敢议论。从前晋公问叔向说：“国家的祸患，什么最大？”叔向回答：“大臣贪恋俸禄而不极力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实情不能向上通达，这是最大的祸患。”因此汉文帝因听到女子的劝说而废除了肉刑，汉武帝听从三老的议论而诛灭了江充全族。肉刑是古代的刑法，江充是近臣，女子和老人则是地位卑微、年老昏昧、与上层疏远到了极点的人。难道因为合乎义理，就可以轻视而不予理会吗？这两位君主听从了他们，后世都称为圣君。

译何况国家设置班次、爵位和官列，陈列豪杰英才，本来就应当要求他们公正忠诚，怎么可以教他们因循沉默？即使奖赏进谏，还担心他们不肯说话；若惩罚敢于说话的人，谁还肯进献意见？人情闭塞，君位孤立而危险，实在值得忧虑。对此应当感到惊惧。恭请陛下广施恩德，发布温厚的诏令，追还并停止前诏，勤于采纳意见，下至樵夫，也都加以听取；希望看见四海的安危，挂念朝廷的缺失，发现尚未发现的事，日日更新，这样才可以长久守住太平盛世，保全京城附近的地区。如果诏书和榜文还不撤销，欺骗蒙蔽之风便会形成，那么不仅朝廷与臣下会远隔千里，臣私下恐怕“指鹿为马”的事情又会在今日朝廷重演。臣冒昧将这些话进达陛下，并非不知道言语一出口灾祸就会跟随而来，也不知会被众人怜悯讥笑，只是希望陛下一旦醒悟，天下便会因此得到福祉。以臣个人的身躯和百姓的性命相比，这件事也实在太重大了。恭请陛下留意。庆历五年，知谏院余靖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朝廷每当有契丹派使者到京，或元昊派人来朝，大臣商议时，只想把事情保密。两制、两省和御史中丞以下官员，虽然名义上都是侍从供奉之官，当时却一概不知道。等到事情处理完毕，即使其中有不妥之处，也没有办法加以论列。臣想到国家设置侍从官，是为了准备顾问；设置谏诤官，是为了补救缺失。本来就是希望谋划时没有遗漏和防备，所以才这样设置。汉武帝征伐西戎、设置边郡时，侍从官严助、朱买臣等人，常常与大臣讨论政事，大臣多次理屈。汉代史书称赞此事，把它作为美谈。如今执掌政柄的大臣秘密议论，外廷不能听闻，一旦某个谋划有失，便来不及补救，这是形势上令人忧虑的事。乞请陛下宣谕大臣：凡是北方敌国、西方戎族的事务，只要关系到国家安危，侍从、谏诤之官都应让他们知道，使他们陈述利害，但不得泄露机密。古语说：‘谋划时希望参与的人多，决断时希望由一人独断。’这是治理国家的要领，惟请陛下裁决。” 八年，殿中侍御史何郯请求允许两制、两省官员上章论事，奏疏说：“臣认为，古代君主听理政事，因为天下广大，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全部了解，所以在内让公卿大夫在朝廷谋议，在外采纳百官和庶民的意见，使下面的实情没有不能上达的，然后内外相互补益，政事因此少有过失。如今国家设置侍从官，从翰林学士到天章阁待制，都是选取文学才华最高的人来充任，以备顾问，公卿之才也多从其中产生。近来相沿成习，朝廷只把他们当作文翰之臣对待，却不要求他们发表议论；臣下也认为这就是职分，安于因循沉默。天下利害如此重大，承担言责的只有御史和谏官，不过十几名官员，却希望陛下的聪明无所遗漏、政事治理没有失误，这是做不到的。唐太宗设置十八学士，与他们讨论天下政事，所以贞观一代被称为极盛之治，这是侍从之臣辅助君主的明显成效。唐明皇时，有集贤学士张说谋划国政；唐德宗时，有翰林学士陆贽参与军务机要；直到唐宪宗得到李绛而排斥近幸的弊病，唐敬宗因韦处厚而辨明忠臣奸邪的区别，都是因为当时的君主敞开心怀、用心对待臣下，所以有感慨的士人能够献出自己的节操。” 如今天下多有变故，政令错乱失误的地方不止一处，即使让贤能聪慧之士奔走效力，尚且恐怕不足以挽救弊病。假如还要以从容安闲、拱手沉默为高尚，不把发表议论作为他们应尽的责任，那么朝廷的事情还能寄托给谁呢？近日臣恭听到中诏命群臣讨论时事，这确实是陛下求治、务求疏通闭塞蒙蔽的志向。但恐怕天下的利害不是一天就能全部分条陈述清楚的，乞请特意颁发诏旨，告谕两制、两省臣僚：从今以后，凡听闻朝廷的缺失、政令的过错、军务机要的利害，即使不是言职，也都允许上章论列。仍委托中书建立簿籍，详细记录所上章奏；遇到准备进用臣僚时，令其选取补益最多的人，作为优先人选。希望亲近侍从的臣子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努力谋划，竭尽全力来辅助政教。至和二年，侍御史赵抃上奏说：“臣看到中书札子，奉圣旨交给御史台根究审问太常博士、秘阁校理王起虚妄上言定州夜间聚会、投掷砖瓦等事，目前正被追捕拘禁审问。臣曾听说太宗皇帝在位时，雍丘县尉武程上书，希望减少后宫嫔妃。太宗对宰臣说：‘武程是远方的小臣，不知道宫闱中的事情。内廷供使不过三百人，都是各有掌管事务、不能裁减的人，这些你们本来应当知道。’当时李昉上奏说武程胡乱陈说、狂妄愚昧，应当贬黜削职以示惩罚。太宗说：‘我何曾因为进言而治人的罪？只不过想到他不了解情况罢了，最终没有治他的罪。’如今王起志在忧国，用心并无其他目的，若因此获罪，臣恐怕内外臣僚人人闭口不言，即使有机密紧急的大事，谁还敢再说一句话？言路闭塞，就将从此开始。乞请陛下上念太宗皇帝不因进言而治罪的诚意，宽免王起的罪过，以扩大圣上的明察和听闻，有益于圣上的仁德。若能如此，那么尧帝采纳诽谤之言，舜帝通达四方见闻，大禹拜受正确的意见，汉代下诏准许直言，就不只是在前代受到称美了。” 三年，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看到，先朝曾用御宝印制的历纸发给言事官，令他们按时奏上，以此考核政事得失并评定优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性宽厚仁慈，喜欢听取谏诤，但考察实际施行的情况，成效实在很少，深恐大臣不太愿意顺从执行，所以进言的人常常被搁置不办。臣想乞请根据现在在禁中以及中书、枢密院任职的御史、谏官人数，每人设置一本簿册；每有一份章奏，就登记在簿上。在禁中的，陛下时时阅览，以防遗忘，也用来观察进言者的是非得失；有可以施行的，就命大臣办理。在中书、枢密院的，也令大臣详细阅看，注明已经施行和尚未施行的事项；每季度末抄录送交史馆，使后世知道陛下采纳谏言、寻求治理的心意，同时也令进言者不敢妄自奏论。”仁宗时，知谏院司马光请求施行制科札子说：“臣认为国家设置六科，本来是希望向上观察朝政得失，向下了解百姓疾苦，并不是为士人设置一条求取功名的阶梯。臣日前奉派复核应制科举人，所阅制策中，看到上等三人陈述国家大体和社稷长远计策，其中很有值得采纳的意见。

译恭请陛下取正本留在禁中，常置于身边，多加阅览，用来警戒自己。把副本交给中书，令其选择其中合乎当今事务的意见奏上并施行，使四方之人都知道朝廷寻求直言之士，不是为了装饰虚名，而是要取得实际功用。至于臣以前献上的五条规议，虽然臣的才智见识浅陋，言辞鄙拙，但都是臣日夜尽忠竭诚思考治世要道的结果，并非只指陈一件事的得失，不能交给有关部门便停止施行，也希望陛下在临朝视事的空暇，时时取来阅览，或许对圣政能有万分之一的益处。” 刘敞上奏说：“臣近来曾秘密献上愚忠，请求特地下发手诏，告谕閤门，使前殿、后殿听政的时间稍微增加几刻，足以扩大圣上的聪明，收拢众人的心。却没有得到采纳。臣想到九月以后，白昼的漏刻越来越短，太阳刚从东方出来，已经到了辰初；等到百官问候起居、两府奏事，来回周旋俯仰之间，便到了辰正，实在担心群臣因此请求入对的机会越来越少，习俗一旦形成，下面的实情就会壅塞隔绝，这很不符合陛下忧勤处理万机的心意。臣认为九月以后，应以辰初为限；三月以后，应以辰正为限。虽然进退只在几刻之间，但对于收拢群臣的情意，作用却是无量的。臣又私下听说，近来进奏事务的人，即使有应当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也很少听到陛下的诏答，君臣之间的情意似乎也没有完全相通。况且皇帝至尊，臣下极其卑微，以极其卑微的身份接近至尊，实在很难。臣下都要查考条制，斋戒沐浴，才能得到一次进见，自以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如果陛下竟不稍加垂问，使他们尽情倾吐忠诚的内蕴，那么人人都会压抑沉默，退下后失望。臣希望陛下延请登殿的臣僚接见，并赐予周详的询问：侍从之臣，就询问治国的大体；言事之臣，就询问他们所进之言；掌管财利的臣，就询问国家的财政；守土之臣，就询问民间风俗。这样，朝廷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善恶，就没有听不到的了。《易经》说：‘只有君子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天下因此不能得到治理的事情，从来没有。’臣愧居近臣之列，对扩充陛下的聪明没有帮助，冒昧进献所听到的情况，惶恐不安。”英宗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马光请求延请群臣入殿问访的札子说：“臣听说，天尊贵而地卑下，这是常道。但《周易》乾卦在下、坤卦在上称为‘泰’，是说君主降低心态来接近臣子，臣子竭尽忠诚来侍奉君主，这样上下交往、心志相同。若君主骄傲自高以显示尊贵，臣子懈怠疏远以自我隔绝，那么上下的情意不能相通，否塞之道就形成了。因此孔子谈到舜的德行说：‘舜喜欢询问，又喜欢考察浅近的话，这大概就是他成为舜的原因吧。’臣私下看到，祖宗时期闲居无事时，常常召见侍从近臣，与他们从容讨论天下万事；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选人，凡是能够进见的，往往也召到面前，亲自详细询问，无微不至。这样做，一是希望使下面的实情向上通达，没有壅塞蒙蔽；二是希望知道这些人的才能高下、才器适合担任什么职务，因此升降、取舍都能恰当，太平事业也由此实现。恭敬地想到，陛下在藩邸潜修德行，超过三十年，一旦登上帝位，便拥有整个天下；虽然圣明的资质英俊睿智，得自天赋，但与当世士大夫还没有充分接触，对民间的真实情况和虚伪情状也还没有完全了解。臣认为应当下诏令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值守资善堂，夜间则住在崇文院，以备不时召见。如有事情请假，就与次一等的官员互换值宿。其余群臣进见及奏事的人，也希望陛下稍稍放宽威严，详细加以询问，以扩大见闻，补益大政。司马光又上札子说：“臣以前曾上言，请求下诏令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在资善堂值守，夜间住在崇文院，以备不时召见。如有事情请假，就与次一等的官员互换值宿，以扩大见闻，补益大政。至今还没有听说施行。大概是陛下谨慎谦逊，因为皇太后与陛下共同听理政事，没有奉到皇太后的诏旨，便不敢擅自召集群臣与他们议论。如今皇太后已经把四海的政事全都交给陛下，陛下出入起居都能随意安排，所以臣才敢再次申说前议，请陛下略加采纳。凡是人在墙外，眼睛就看不见；在乡里之外，耳朵就听不到。而天子拥有整个天下，一天要处理万机，百姓的忧乐、事情的本末，即使有聪明睿智的天性，如果不向人询问，又从哪里知道呢？因此太祖、太宗虽然起于行伍之间，仍然每天勤勉不懈地询问群臣，直到小臣、士卒，也没有隔绝，所以能够整顿四方纲纪，开创基业并传之后世。陛下生为帝王子孙，从未在外历练事务，天下的事情，哪里能够细致了解？何况先朝设置直学士、待制等职，作为侍从之臣；如果使他们不能早晚在左右备任顾问，还要任用他们做什么呢？” 至于每晚在崇文院轮流住宿，本来就是旧制，近年以来因循废弛了；重新举而实行，有什么困难？恭请圣慈查考臣先前所奏札子中的有关事项，特赐施行。司马光又上札子说：“臣先前两次上言，请求下诏令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在资善堂值宿，夜间住在崇文院，以备不时召见。如有事情请假，就与次一等的官员互换值宿。臣也曾当面承受陛下的诏答，说想亲自以圣意宣谕政府施行。此事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仍没有听说施行。臣不避烦扰天听，再三进言，是因为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只在于审察人才、周遍了解下面的实情。审察人才叫作明，周知下情叫作聪。百官都能称职，万事都能合乎治理之理，这就是治理的极致。贤能与不肖混杂，叫作昏；下情不能上达，叫作蔽。昏则百官废弛失职，蔽则万机错乱乖戾；百官废弛失职、万机错乱乖戾，就是祸乱到了极点。治理达到极致国家就安定，祸乱到了极点国家就危险。因此聪明或昏蔽，是治乱的根本。如今陛下即位执政之初，正振作精神寻求治理，却不把这件事放在首位，还想兴隆祖业、给后代留下福裕，这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人。所以臣不能不勤恳恳切地为陛下再三陈说。”

译《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 称颂舜的德行说：“宾接四方来者，使天下四方的眼目都明，使天下四方的耳目都通，因此能够共同兴举各种功业，上达下达。”直到今天谈论圣人的人，无不把尧、舜二帝列为首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聪明通达。秦二世采纳赵高的谋划，怕被责问举措不当、在大臣面前显得短浅，便深居禁中拱手而坐。汉灵帝被赵忠的话迷惑，认为君主登高会使百姓离散，因而不敢登上凌榭。北齐后主意志气度儒弱，不喜欢见朝士，若不是亲近宠幸之人，从不与人交谈。隋炀帝沉溺淫逸，常在后宫，盗贼遍布天下，又害怕听到人们的议论，因此上下怨恨叛离，最终身死国亡，却始终不知道。后世谈论无道之君，无不把这四位君主列为首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昏昧闭塞。太祖、太宗起于行伍之间，经历天下艰难，民间的真实和虚伪没有不知道的。然而登上帝位之后，延请访问群臣，唯恐来不及，白天不够用，便接着夜间询问；下至役夫、农妇，也没有不询问考察的，以便完全了解实情，因此能够开创基业、传承统绪，竭力达到太平。陛下作为帝王子孙，生长于富贵之中，平素没有同朝士大夫接触，也没有亲身经历耕织劳苦。正值亲自处理政事的开始，即使勤勉地向下询问，早晚不倦地考察人情，尚且恐怕不能完全了解，何况深居九重，除了视朝之时不见群臣；群臣若不是依照官位职事的规定可以上殿，也没有途径进见。原文末“颙卬渊”疑有讹脱，无法确释。”},{ 如果一味沉默而自持威严，那么偏远地方因含冤而失去职位的百姓，凭什么能够让上面听到他们的冤情？地位疏远卑微而怀有才能、蕴含德行的臣子，又凭什么能够自行得到申达？国家安危的分际，难道将要由此决定吗？对于臣来说，正因为如此，才实在不能抑制心中的愤懑，怀着区区尽忠之心，再次为陛下陈述此事。伏望陛下察知治理国家的要务，观察唐虞兴盛的原因，以及秦、汉、齐、隋灭亡的原因，继承祖宗的志向，以守成太平的事业，将臣先前所上两道奏札中所陈述的事项加以检察防范，早日赐予施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司马光又上札子说：“臣多次上言，请求下诏令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在资善堂值守，夜间住在崇文院，以备不时召见。臣也曾当面承受陛下的诏答，说等到秋凉以后，应当经常召见。如今已经秋凉，却还没有听说有谁曾被召见。臣最初上言时，私下看到陛下欣然开怀接纳，以为即刻就会施行。后来拖延日久，圣意渐渐觉得困难。臣私下猜想，内外臣子中一定有人欺骗蒙蔽天听，阻挠此事，想让陛下常居禁中，不同群臣接触，以壅塞蒙蔽陛下的聪明，专擅固守权力和宠幸；这难道是忠臣所做的事，也是陛下的福吗？臣希望陛下深察这种情形，断然出自圣意，令他们重新轮值。陛下每天听政后的闲暇、宫中无事之时，特意召见他们从容讨论古今治国之道和民间真实情状，使他们各自把胸中所有意见全部说出，然后陛下进一步选择采纳：正确的取用，错误的舍弃，忠诚的进用，邪曲的黜退。如此则下面的实情全部上达，圣德也会日益更新。如果认为资善堂的体例稍显生疏，那么学士、待制在崇文院轮流住宿，本来就有在此等候召见的制度。若有人因事请假，必须与次一等官员互换值宿。这件事虽然极难实行，但所获益处很大，惟请陛下留意。” 司马光又上札子说：“臣私下看到，祖宗时期多次命令朝臣轮流面对皇帝奏对，有时遇到灾异，更广泛寻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年间，询问访求尤其迫切，诏书说：‘即使言辞涉及诋毁，也应宽容；缺乏文采的，允许直接陈述。’当时群臣上书言事的，每天不少于一百多封，朝廷还多次告诫閤门令其迅速进呈。又诏令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详细审定后上报。这样做，不只是考察时政的得失，也是为了观察群臣的才能。因此太宗时得到寇准，真宗时得到张知白，都是因上书言事而突然得到提拔，后来成为宰相，都留下了著名的事迹。景德元年六月，宫中发出朝士边肃等二十四人的姓名，命令他们到崇政殿引见问答；在外地的，则用驿传召来赴京。此后他们逐渐得到进用，多成为名臣。这些都是近来的事实，容易仿效。陛下登基不久，群臣的才能恐怕还没有全面了解，乞请依照祖宗旧制，每逢内殿起居日，常令两名朝臣轮流奏对。其余在京及外地的臣僚，有想上书言事的，各所在地官司都不得阻塞拖延。他们一定会欣然奉命，各自竭尽胸中所想，然后由陛下亲自阅览，必定会有所收获。如果上书的人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全部阅览，就乞请选择两名见识明达、用心公正的近臣，先行审阅详议；只求道理政务切实恰当，不取文辞华美，将其分成若干类，各自用贴黄摘出事项，放在面前，然后奏报御览。陛下再以圣意选择其中好的，特意命令引见问答，亲自加以询问。如果所说的事情确有可采纳之处，就立即施行，并在禁中登记姓名。每逢有重大而难办的事务，试着委托他们办理；等到确实有功效，再加以进用。这样天下的人才都在眼前，可以量才任用，即使是尧舜之世，嘉言没有隐藏，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也不过如此。否则，如果只是照旧例办理，徒有虚名，所上书章未必阅览，即使阅览了也不施行，那么对事情没有益处，还不如不做。”

译治平年间，知谏院吕诲请求下诏令内外官员都上封事，奏札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圣德在登基之初，临朝听政决断事务，士大夫欢欣鼓舞，内外共同庆贺。正当天下伸长脖子、侧耳倾听，仰望接受新政之时，应当有所讲求，以满足群臣百姓的期望。臣以为章圣皇帝在正殿听政的第二天，就下诏群臣直言进谏。自古以来求治的君主，没有比这更迫切的了。由此可知，开通言路确实是国家的首要事务。陛下承继先帝仁明的治理，万机没有缺失，但臣还担心四方偏远之地有未被照察之处，百官因循守旧，事情或有错误举措。从继承先帝事业的角度说，这件事关系尤其重大。臣想乞请陛下特地下明诏，使内外臣僚都上封事，指陈朝政的缺失和时务的利害，选择采纳善言，扩大治理之道，这样下面的实情没有壅塞，圣上的聪明日益扩大，昌盛光明的事业就由此开始，群臣的心也都庆幸依赖，实在是最大的幸事。”殿中侍御史范纯仁请求下诏令臣僚上封章陈述缺失，奏札说：“臣看到近来水灾造成祸害，众人不得安宁，忧愁痛苦还没有平复，接着又淫雨不断、阴邪之气不散，百姓更加困苦。陛下忧虑得很深，曾下诏责备自己、寻求谏言，不能说不恳切周详；但士人虽满朝廷，却只是私下议论，没有听说谁明确上封章来副合陛下的心意。其中即使有人上奏，也没有听说得到采纳施行；群臣的实情没有通达，朝廷也没有真正救助灾害的措施，以致天意还未和顺，百姓仍遭受灾祸。若不是陛下至高的德行感动上天，推诚纳谏，恐怕不能上承天的警戒、下使太和之气通达。恭请圣慈特地下诏告谕，令两制近侍以及三司副使以上的臣僚，都必须逐员上封章，指陈时政的缺失。省、府、馆阁各司的主判官、朝臣和常参官等，也令依次轮流奏对，各依照旧例办理。如此，忠言就可以全部说出，下面的实情可以通达，圣政的得失一定能够听到，群臣的才能高下也都可以看见。惟愿上天垂佑，陛下俯纳臣的愚诚。” 范纯仁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封奏，请求下诏令两制及三司副使以上的臣僚逐员上封事，以及各司主判官、常参官等依次轮流奏对，至今还没有看到施行。臣恭惟陛下刚开始临御，天下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观望圣明教化，正应当广泛阅览群臣的奏章，通达下面的实情，使四方的利弊一定能听到，群臣的才能高下都能看见，然后才可以施行顺应民心的政令，恢复太平的风气。本来不应当把听取阅览视为烦劳，也不应当因言语多而厌烦。何况古代有以言语敷奏的制度，有官长互相规诫的训诫；瞽者作诗，乐工诵读箴言，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语，都是为了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补助时政。近世又有百官轮流奏对的制度，本朝历代圣君都曾实行，并非臣愚昧而独自提出此说。恭请圣慈体察明目达聪之道，顾念群情壅塞的弊病，将臣所奏交付中书门下查考施行，则天下幸甚。”起居舍人傅尧俞上奏说：“臣认为，近侍、谏诤官都是天子的耳目心腹，他们所上的章奏应当立即上达圣听；如今却与其他文字一样进呈，倘若有所滞留遗失，内外便无法相互知道，而一向也没有另外的防范办法。臣私下担心这样不够妥当，乞请下令在禁中设置簿册，专门派人管理，每天详细登记有无章奏、官职姓名以及章奏传递的道数，统一抄录上报；仍令通进司每天也照此统一开列，发送给閤门。閤门每天在引见公事之前先行进呈，等陛下亲自阅览完毕，再交付内廷依照诏旨办理。遇到前殿、后殿不视朝时，就令閤门具状直接进呈；如果有滞留遗失之处，便可以逐根追究办理。”神宗初即位，下诏说：“朕凭微薄的德行承受至尊之位，处在公卿和万民之上，天下治理或荒乱都系于朕身，早晚战战兢兢；向上思考怎样奉行天命，向下考虑怎样修明政事纲统，只惭愧自己不够敏明，不能照察其中的道理。开通言路、沟通上下的心志，是有志于治理的君主共同趋向的目标。现布告内外文武群臣：如果知道、见到或思考到朝廷的弊政、国家的重要事务、边防军务的得失、郡县民情的利害，都令直言进谏上报，不得有所隐瞒。言论如果适用，也因此可以发现人才；考察他们的才器能力，应当从中显著提拔。告诫你们文武群臣，各自体会朕的心意，希望这道命令不只是徒然下达。”于是御史知杂事刘述上奏说：“臣看到近来下发的诏敕，允许内外文武群臣直言朝廷的弊政、国家的重要事务、边防军务的得失、郡县民情的利害，这实在是陛下竭尽心力求治、虚心待人、谋划更新各项政务的当务之急。天下实在大幸。臣私下思考，内外文武职官中固然有很多英俊之士，其中的议论有时也值得采纳，但不如侍从、谏官、馆阁，那里才是天下贤才聚集之处。臣想乞请特降圣旨，拿当今的急务询问应当如何办理，令两制、两省以及馆阁臣僚逐条回答。这样既可以查究事务的利弊，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才器。等内外各处奏到的文字送来，就从两制、馆阁中选择三四名才智见识优长、熟悉时务的人，设置专局审阅评议；逐项把事情的道理交给所属的中书、枢密院复核商议，然后进呈，请取诏旨施行。希望各项政务相互修治，下面的实情全部上达。熙宁元年，龙图阁直学士韩维上奏说：“臣近来曾当面奏请，陈习被降职黜退一事损害陛下诏令的信用，按理必须追改。但此后没有听说另有处分，不久又临近郊祀，来不及继续论列。臣认为君主深居九重之中，用来鼓舞群臣、共同成就天下事务的，只有号令而已。那么发布号令，怎么可以不慎重？施行号令，怎么可以不守信？陛下即位之初，命群臣轮流奏对，诏文说‘斥退有职位者的阿谀徇私’，又说‘郡县官员只考核空文而尸位素餐’。仰承明诏的意思，是要开放言路，使群臣尽情进言，把胸中的抱负和隐情全部上报，然后公正议论、慎重选择，以辅助初政的美善。陈习所说的话，臣虽不能全部知道，但听到大概，只是指责别人的过失罢了。假如他说得对，正是用来回应陛下询问寻求的本意；即使他说得不对，也应当含容忍耐，以此鼓励后来进言的人。如今事情还没有查明真假，进言的人已经遭到斥责贬黜，既违背明诏的本意，又使陛下在初政时失去大信用。没有得到进言的好处，反而造成更大害处，这是臣愚昧不能理解的。过去晋文公是称霸的君主，商鞅是严酷苛细的臣子，尚且知道借伐原、徙木来彰明信用，然后政令才可以推行，百姓才可以役使。

译难道做君主反而不应当致力于此吗？议论的人或许说陈习平日的行为不美，这次所说的话很有挟怨伤人的意味，得到贬黜并非不幸。这又是流俗之人不懂大体的说法，不值得采信。假使陈习确实有这些过失，也只是一个平民个人的恶行罢了。平民的恶行不在朝廷惩治，政事并不会受到太大损害；假使天下人因此怀疑陛下不守信用，臣私下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危害了。陛下如果不把这件事视为过失，不赶快追改，反而想广泛询问琐碎细节来补充聪明，臣恐怕陛下的思虑虽远，所涉及的反而越来越近；施行的措施虽多，取得的效果反而越来越少。恭请圣慈特地下令，追回对陈习的错误处罚，昭示大信用。” 知谏院范纯仁请求下诏令近侍陈述朝廷缺失的奏札说：“臣认为古代三公以下设置九卿，都是为了辅佐君王、协助治理。俸禄优厚的人应当有更重的报效，地位高的人责任应当更深，这是必然的道理，不容许僭越滥充。本朝从两府以下，也设置侍从之官；待制、谏议以上以及学士、舍人，都是古代九卿一类的职务。朝廷待他们的恩礼既然不同，士民仰望他们，地位形貌也很尊崇，就应当早晚讨论政事，与国家同甘共苦。如今却忘记根本而追逐末节，选择容易的、舍弃困难的，只把主持、判掌司局当作自己的职事。说到宠荣名位，他们仅次于四辅；说到补报国家，却和普通官僚一样。人情既然都只求因循，朝廷又不加考核。何况如今灾异发生之后，正是陛下日夜忧劳的时候，凡属近臣，正应当尽心尽力；但其中很有一些安逸退缩、闭口不言、蓄养声望等待升迁的人，没有爱君忧国的言论，也缺乏尽忠补过的义务。遇到时政得失，只会退朝后发牢骚，身处其位却不感到惭愧，彼此之间形同胡越。未必人人都是只求俸禄，大概是因习惯而形成风气；不耕作却想取得禾稼，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恭请陛下明白下诏督责近侍，凡是朝廷的缺失，都必须论列奏陈。所上的封章，都送到政府。对于尽心论奏、所言多合乎道理的人，稍加褒奖进用；对于贪恋俸禄而不进言，或者虽进言却没有可取之处的人，酌量加以贬黜责罚。如此则群臣都会显露才能，各项职务都能修治办理，朝廷得到众多士人的帮助，近臣也可以免除尸位素餐的讥讽。” 元丰八年，纯仁任庆州知州，请求下诏令内外官员分条陈述利害的奏状说：“臣看到六月二十二日诏书，规定内外臣僚和百姓，都可以实封直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由此可见圣上求治之心深切。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不敢沉默。臣私下认为，陛下正开启重熙的盛运，施行日新之政，天下人翘首盼望极盛之治，本来还没有看见值得陈述的弊政。所谓民间疾苦，就是陛下临御之初，略举几件事情便使百姓鼓舞欢呼的那些问题。因为京城附近、情理明显的事情，陛下能够熟知并加以改变；至于偏远幽僻的地方，陛下就无法听闻了。所以确实应当明诏四方，广泛询问寻求。然而内外臣民仍不能充分符合圣意，尽力陈述，原因是百姓愚昧，即使有疾苦也不能自己说出；只有举人、胥吏中有能说的人，又因为利害不直接关系自己而不肯说。臣僚也有不能说的，有因为畏惧回避而不说的，有身处疏远之地而谨慎沉静的，有懒于忧国爱民的，有过去曾经进言、如今又以进言为羞愧的。像这样的人都不说话。如果不是陛下深切诏令执事大臣和各部门官员，使他们各自把听到的情况全部说出，向上陈述，那么恐怕圣诏将成为一纸空文，天下的实情终究不能全部了解。过去朝廷修订建立法度，交给有关部门施行于天下，本来是想使百姓便利、使国家受益，就像慈父托人喂养孩子，心意难道会不善吗？但是喂养孩子的人没有爱护孩子的心，不衡量饥饱和喂食多少的节度，只说‘我只知道喂他罢了’，不顾其他，那么孩子不因疾病而死的就很少了。如今执行法令的官吏不顾百姓的利害，竟只说‘我只知道执行法令罢了’，不顾其他，那么百姓疲惫困苦而无处申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既然如此，郡县的弊病，守令知道；一路的弊病，职司知道；茶盐利局、民兵、刑法、差役方面的弊病，主管这些机构的人以及受其害的人知道；军政的弊病，三帅和将领知道；边防的弊病，守边者知道。恭请陛下特下明诏：内则命六曹、四司、九寺、三监、三帅、百司，外则命监司、提举、提点、边臣、牧守，直到令佐、监当、曹掾，都分别条陈本职以及所经历事务的利害，不得隐瞒：某事有利于百姓、有益于国家，可以兴办；某事繁琐严密、劳民费财，可以简化节省；某事危害公私，可以整治革除；限一月内奏报上来。” 也可以根据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大略了解这些人的才识，然后陛下会同近侍和大臣审慎选择，付诸施行，使恩泽流布，遍及天下。如此，则群臣都能进献才智，众多功业都能兴盛，尧舜三代的政治也可以不费力而实现。惟请陛下留神省察，特赐施行，则天下幸甚。哲宗初即位，下诏求取直言说：“听说治理国家的要领，以接纳谏言为首。朕想听到正直的言论，虚心听取。凡内外臣僚，有能以正论启发辅佐朕的人，难道只是接受他的意见而已吗？本来就应当不吝惜高爵厚禄来奖赏他的忠诚。假如他的言论不合道理、不切合实际，即使触犯朕心、逆耳难听，朕也将欣然容纳，毫不拒绝。至于暗中怀有私心，越过本分，或者煽动扰乱重大机密，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政令，上则窥测朝廷意向以求侥幸升进，下则迎合惑乱流俗之情以求取得虚名，如果明知出于这些动机却不惩戒，必定会扰乱风俗、危害治理。这样看来，实行贬黜惩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是考虑到朕刚开始亲政，恐怕群臣还不能完全明白，凡列于官位的人，都应知道朕的这番心意，务必自行竭尽全力。朝政的缺失，都应把听到的情况全部进献，以辅助朕的不足。应令御史台在朝堂发布榜文。”当时韩维留在经筵侍讲，于是上奏请求修改诏书六件事：“臣近来恭敬地看到抄录送到朝堂发布的榜文，开放大信用，招徕群言，都是前代帝王的高明做法，也是当今朝廷的急务，天下实在幸甚。臣还有疑问：‘至于暗中怀有私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段，共七十五字，并非元谕圣旨的本意，似乎是有人增饰添加进去的？”

译为什么呢？前面说，即使言论触犯心意、听来逆耳，仍将欣然包容而不拒绝，并且还用赏赐爵位来鼓励。后面所说的却与此不同，又要用贬黜和处罚来使人畏惧。况且机密大事的重要性，为什么会妨害秘密进言呢？已经施行的法令，也可能有人还不知道朝廷的意旨；如果是善意的，为什么要责怪他们观望呢？流俗之人的言论，本来就浅陋，完全可以不听。假使有人触犯这四条禁令，也还没有达到触犯心意、听来逆耳的程度，仍应列在欣然包容之列，怎么可以就施行贬黜和处罚呢？如果这些话出自陛下，那么诏文前后自相矛盾，就会使阅读的人产生疑惑。如果出自臣下的议论，那就是违背圣意，巧言饰说，以此恐吓后来进言的人，暗中助成他们的邪恶意图。古代求取谏言，必定说‘不要有所忌讳’，又说‘不要忧虑后患’。如今却设置许多防范禁令，又用贬黜和处罚使人畏惧，这是让人有所忌讳并忧虑后患。古代治理百姓，公布法令让他们进言，甚至道路上的樵夫，也都能被收集采纳。如今却只在朝堂张榜，降下诏书又不及于各道，既违背古义，也不合旧制，恐怕不是用来推广圣德、普及远方、广开言路而不遗漏幽微卑侧之人的办法。此事如果不改正，臣深恐从今以后，圣德会渐渐受到蒙蔽。臣在先帝朝，曾奉圣旨，因为灾旱撰写《责躬求直言诏》，等到诏书下达之后…… 当天京城人都欢喜愉悦，甘雨也降下来了。没过几天，奸邪之人迎合宰相的意旨，向上蒙惑圣听，另写了一道诏书，大概是要掩盖前一诏书的美意，庇护新法的过失。人们疑惑恐惧，于是不敢再谈前一诏书，前诏终于只成了一纸空文。如今张榜之后的用意，也很有些像这种情形。此事关系国体，不是小事，恳请陛下深察这一弊端，彻底断绝它的根源，特以圣意批示降下指挥，命令删去这七十五个字，只根据张榜以前所说的内容另行撰写诏文，普遍颁布天下，使四方之人豁然知道圣人乐于行善、喜好纳谏的心意，如同拨开云雾看见青天白日，岂不是痛快吗？岂不是大快人心吗？门下侍郎司马光也上奏说：‘臣先前请求下诏书，广开言路，不论有官还是无官之人，都允许进呈实封状，并且颁下各路州军，在重要热闹处张榜晓谕；鼓院、检院以及州军长吏不得压制退回。臣昨日奉圣旨，命令入朝觐见，于本月二十三日到京，恰逢中使传下五月五日诏书，赐臣观看。臣以狂妄鄙陋之见妄自进言，承蒙采纳，岂只是微臣一人的幸运，也是天下人的幸运。这是圣明君主的首要事务，是太平的根本。’ 然而臣恭敬地阅读诏书，其中有些地方使臣心中不能安定，不敢不冒死竭尽全力把意见报告上去。臣私下看到诏书从头到尾的言辞，本来已经很完善了，其中却说：‘至于内心暗藏私意，越过本分，或者煽动摇撼机密大事，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对上则观望朝廷的意旨，以求侥幸、希图进用；对下则蛊惑流俗人情，以求取得虚名。若确实出于这些原因，假如不加惩戒，必定会扰乱风俗、危害治理。既然如此，实行贬黜和处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臣听说，明主推诚心对待臣下而没有疑忌，忠臣竭尽诚意侍奉君上而没有畏惧回避，所以上下情意没有不相通的，言论没有不全部说出的。如今诏书表面上求取谏言，却反过来用六件事加以防范，臣认为臣下只要不开口进言，一开口就都可以用这六件事治罪了。所说的如果涉及对群臣的褒贬，就可以说是‘暗藏私意’；在本职之外有所涉及，就可以说是‘越过本分’；陈述国家安危的大计，就可以说是‘煽动摇撼机密大事’；偶然与朝廷旨意暗中相合，就可以说是‘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说新法不便、应当修改，就可以说是‘观望朝廷的意旨’；说民间有令人怜悯的愁苦，就可以说是‘蛊惑流俗人情’。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可以说的了。这道诏书开始于求取谏言，最后却变成拒绝谏言。臣恐怕天下士人会更加闭口结舌，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又只命令御史在朝堂张榜，若不是上朝的人，便没有机会看到，所能询问的人太少。恳请圣明在诏书中删去中间那一节，像臣三月三十日所奏的那样，颁布天下，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务求谏言，并没有拒绝谏言的心意，各自尽情陈述心中所想，不担心遭到贬黜和处罚。这样一来，朝廷内外的事情、远近各地的情形，就会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了。皇帝于是开始修改前诏，说：‘朕继承先帝的燕谋，得以奉守宗庙，刚开始总理各项政务，忧虑大道未明，早晚恭敬畏惧，不敢安闲，担心无法彰显先帝的功业、使天下百姓安定。朕长久思念古代君王，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必定明察四方、通达四方，以防止上下壅塞蒙蔽，广泛求取正直的言论，以辅助自己的不足；然后民情万物才能普遍上达，恩惠利益才能贯彻下去。《诗经》不是说过“访问于我，谋求帮助”吗？这就是成王求取辅佐、群臣进献规戒，上下互相警惕，以完成文王、武王功业的原因，朕非常仰慕。凡中外臣僚及庶民，都允许进呈实封状，直言朝政的缺失和民间的疾苦。在京城，投递到登闻鼓院、检院；在外地，则通过所属州军的驿站传达上报。朕将加以阅览，考察其中的内容，然后施行。司马光又请求下发封事签帖札子，说：‘臣听说舜能明察四方、听闻四方；君王看天下四海，就像看自家庭院，观察闾巷民间，就像看自己的手掌，然后才能治理天下。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四海广大、闾巷之间隐微的事情，都未曾亲身经历、亲眼看见。如果不采纳听取臣民的言论，即使凭借上天赋予的睿智，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陛下近来下诏天下臣民，都可以进呈封事，谈论朝政缺失和民间疾苦，又下令让臣与各位执政官详细审看第一次送来的三十三卷。臣谨慎地与诸位执政选择其中的内容，除去没有可取之处和冗长的言辞外，其中可以采纳的，已经用黄纸签出，呈进完毕。恳请陛下把签出的内容再赐予详细阅览，或者留在身边作为规戒，或者交付有关官司讨论施行。这样，忠言就会日益进呈，圣明日益扩展，实在是天下百姓的深厚幸运、国家社稷的盛大福分。此前执政大臣请求允许臣僚上殿进对，陛下谦逊退让，认为国家政事有许多还没有熟悉，想谈论政事的臣僚自有章疏，何必上殿？如今臣民的章疏全都汇集在面前，如果陛下不勤加省览，那么朝政缺失、民间疾苦，又怎么能够上达圣听呢？’

译国家政事就永远无法熟悉了解了。其中也有同一件事而众人共同谈论的，臣也反复签出，正是想让陛下知道天下共同忧患的事情和众人共同的愿望。治理政事在于顺应民心，百姓所希望的就推行，所厌恶的就革除，那么还担心什么号令不能施行、民心不归附、国家不安定、声誉不显扬呢？关键只在于陛下坚定意志并努力实行罢了。陈州知州司马光又请求广开言路，写札子说：‘臣昨日在京师，恭敬地听说太皇太后不因臣愚昧疏陋、没有可取之处，派使者来询问政事得失。岂只是微臣有千载难逢的幸运，朝廷内外听说此事，也都欢欣庆贺，认为言路将要广开，下情可以上通，太平的时期指日可待。当时臣还没有时间详尽讨论天下的事情，先陈述最急迫的事项。’臣于三月三十日进言说：‘由于近年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勉强容忍当作聪明，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导致民间百姓愁苦而上面不能知道，明主忧劳勤政而下面没有地方申诉，公私两方面都陷于困窘，盗贼已经很多。应当下诏书，不论有官还是无官，只要知道朝政缺失和民间疾苦，都允许进呈实封状。鼓院、检院、州军长吏不得压制退回其中义理精当的奏状，应当施行其言并显扬进言者；对于狂妄愚昧、鄙陋无知的，则回复已知悉而罢去，也不加罪。’又于四月二十一日再次进言说：‘皇帝陛下刚开始执政，在任用人员和赏罚方面尤其不可不恰当。进谏诤言的臣子，是君主的耳目，一天也不能没有。’《说命》说：‘如果跌倒了却不看，连脚也会因此受伤。’ 假如有人闭上眼睛、堵住耳朵，赤着脚快步奔跑，前面遇到险阻，能够不受伤吗？贾山曾说：‘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权势的重大，也不只是万钧。’如果广开道路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它，采用进言并显扬进言者本人，士人还恐惧而不敢竭尽自己的意见，何况再用威势震慑他们、用重权压迫他们呢？近来王安石执掌政权，想蒙蔽先帝的聪明，独揽威权和福赏，推行自己的私意，因此极度憎恨进谏者，超过对仇敌的憎恨；严禁诽谤，比防禁盗贼还厉害。于是天下人把进言视为忌讳，百姓愁苦无所依靠，没有地方申诉，以致怨恨诽谤的话上达先帝。臣常常痛心流血，想着挽救其中的过失，所以首先请求下诏广开言路，以沟通下情。臣认为群臣如果有肯进言的，陛下必定应当加以褒奖提拔，以劝勉后来的人，这就是古人买骏马骨、向发怒的蛙作揖的意思。《召诰》说：‘君王刚开始施政，唉！如同生养孩子，没有不在他刚出生时就开始教导的，自己为自己培植明智的命运。’如今皇帝陛下刚刚即位，太皇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天下人无不注目倾听。臣自从到西京以来，早晚恭敬地听闻朝廷更新的政令，认为必定会致力于明察四方、听闻四方，以发泄天下多年积累的愤懑。如今广开言路的诏书既没有听说颁布到四方，太府少卿宋彭年却说：‘在京城不可不同时设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员外郎王谔请求下令依照保马原先制定的条文限额，均定每年合买的数量，又请求命令太学增加设置《春秋》博士，使诸生学习本业。朝廷认为他们谈论了不属于本职的事情，各罚铜三十斤。臣忽然听到此事，惆怅失意，愤懑不已。臣不是偏私于这两个人，只是直接替朝廷爱惜治理国家的体制罢了。迎合上意、闭口不言，保全自身、窃取俸禄，这是小臣的利益。威权和赏罚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人不敢进言，这是大臣的利益。然而民间有怨恨而上面听不到，国家处于危急而不知道，对陛下有什么利益呢？宋彭年、王谔二人，臣平素并不认识，不知道他们是贤能还是不肖；只是痛惜陛下刚开始临政，两位臣子却首先因为谈论政事而获罪。臣恐怕朝廷内外听说此事后，忠臣会离心，直士会丧气，想做官的人收起帽子、把它藏起来，想进谏的人吐舌相互告诫，那么上面的圣明仍有照不到的地方，下面的民情仍有传达不到的地方，太平的功业还不能期待。宋彭年所说的话即使不懂得事情的体制，应该废止而不实行，也不应当加罪。至于孔子编作《春秋》，作为万世的法则，王安石执政时却立即贬斥它，使它不能与诸经并列于学官，学者也不得学习它作为本业。王谔所说的话并没有达到不恰当的程度，却因为越过职权而获罪。古代设置谏鼓、树立谤木，甚至向樵夫询问意见，从未听说朝廷中有职位的人会因为谈论政事而被说成越职。如果任职之人既不肯进言，不任职之人又不得进言，那么四海这样广大、百姓这样众多，他们政治上的利弊，天子深居九重，又怎么能够听到呢？昨天进奏院递来告身，任命臣为陈州知州。这样一来，臣从今以后除了陈州一州之事，谈到其他事情也会被视为越职，那还敢说什么呢？如今两位臣子所受的处罚已经无法追回，恳请陛下如同臣先前所奏，下诏规定不论有官无官、当职不当职之人，都可以进言；选择其中可取的，略加表彰赏赐，使天下人知道朝廷乐于听取善言，并不厌恶议论政事；没有可取的，就搁置不问，这样或许愿意献纳忠言的人仍肯源源不断地前来。臣禀性愚昧刚直，文学和政事都在他人之下，只是不懂得忌讳，不迎合权贵，遇到事情便妄自进言，无所顾忌回避，凭此承蒙历朝知遇，也被众人称道。如果连这样也不得进言，那么臣在圣明的时代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报效的了。上则辜负太皇太后陛下询问臣的本意，下则辜负臣平生献纳忠言的心愿，内心自我悲痛，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臣长期忝居安逸的职位，如今朝廷授予臣名藩之任，按道义不敢推辞，已经通知本州，要求派遣远地迎接的公人，出发前往任所。到任之日，只能勉力竭尽疲弱驽钝之才，恭谨勤勉地履行本职；如果力量有所不及，恭候罪责罢了。

译司马光又上札子说：‘臣听说《周易》说天地之气相交就成为泰卦，不相交就成为否卦。君主和父亲如同天，臣民如同地。因此君主谦下自己的心意来询问，臣民竭尽诚心来进献和补救，那么各项政务就会修明治理，国家就会安定。君主厌恶逆耳的言论，臣下经营保全自身的打算，那么下情就会壅塞蒙蔽，众人的心就会离散反叛。自从有人民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道路好比岔路，近处差错半步，远处就会错失千里。如今皇帝陛下刚登大宝，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共同裁决万机，圣明谋略宏大。刚开始发布号令，不可不慎重，这是治乱的岔路，也是安危的分界。应当把紧要急切的事情放在前面，把琐碎细小的事情放在后面。臣私下看到，近年来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勉强容忍当作聪明，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导致下情被蒙蔽而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壅塞而不能下行。民间愁苦，痛心疾首，却不能让上面知道；明主忧劳勤政，早晚辛劳，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公私两方面都陷入困窘，盗贼已经很多，还依赖上天降下福佑，年成没有大饥荒，祖宗留下谋略，人们没有异心。否则天下的形势，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这些全是群臣的罪过，而愚昧百姓不明真相，往往把怨恨归到先帝身上。’ 这就是臣日夜愤恨悲痛、焦心流血、不顾死亡，想要在朝廷有所发抒的原因。臣愚昧地认为，今天最应该优先做的事，没有比明白下诏、广开言路更重要的了。不论有官还是无官，只要知道朝廷缺失和民间疾苦，都允许进呈实封状，尽情极力直言。并且颁布到各路州军，在当地重要热闹的地方张榜晓谕。在京城，就投递到鼓院、检院，委托主判官立即送入；在外地，就投递到州军，委托长吏当天附递奏报，均不得索取副本，不得强行压制退回。对于没有产业的百姓，如果担心其中有奸诈，就责令有人作保，等候奏请取得指挥，然后允许他们各自谋生。此后陛下在听政之余，略加阅览；义理精当的，就施行其言并显著提拔其人；其次则取用其长处，舍弃其短处；狂妄愚昧、鄙陋不堪、没有可采纳之处的，回复已知悉后罢去，也不加罪。这样，好的言论就会日益进来，众人的情意没有隐藏，陛下即使深居九重，四海的事情也会像看手掌一样清楚，举措施行都由陛下决定。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源头、太平的根基。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恳请从圣意决断，下令学士院起草诏书施行。群臣如果有人阻挠刁难，那个人必定有奸邪恶行，害怕别人指责揭发，只想壅塞蒙蔽圣明；这难道不可察辨吗？侍御史刘挚请求增加谏官员额、允许察官进言的奏疏说：臣承蒙陛下过分听信，得以充任御史，本来将竭尽愚见，凡所知道的无不进言。可是臣私下考虑，陛下即位临政之初，最应优先做的事，没有比广开言路更重要的了。因此臣今日就职之日，首先献上这个意见。圣人以一心驾驭万事，却没有遗漏的忧虑；以同样的眼光遍察四海，却没有遗漏的照见。并不是能够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一切，而是能够咨询访问，取得众人的言论，开辟进言的途径，使上下没有壅塞蒙蔽。上至公卿大夫和各类执事官，下至工匠、盲人等掌握技艺的卑贱之人，以及砍柴樵夫等鄙陋之人，都可以表达心意、竭尽所知，纷纷来到面前，任凭君主选择。只担心进言的人不能够多。自祖宗以来，谏官、御史都设置了员额，很少有不配备充足的。凡是任职者，都负有进言的责任。臣如今看到，谏官只有大夫一员；御史从中丞以下，虽然有十员，但只有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依法可以谈论政事。外监察御史六员，专门负责监察官司公事文书的拖延违误，不参与进言。这样，朝廷中以进言为官职、承担这种责任的，仅仅五人而已。天下如此广大，官员如此众多，权势强盛的渐长、朋党勾结的萌芽、百姓的安乐忧患、政事的利弊，若在献纳意见、伺察情况方面，实在恐怕耳目还不够广，有些事情不能全部让圣上听到；这不是所谓明察四方、听闻四方、广开众正之路、使群臣尽情进言的做法。臣希望圣慈在谏院增加谏官员额，将原有的六察御史一并允许他们进言；他们所主管的监察、按察事务，自然照旧不废。这样可贵在于共同竭尽忠心和力量，互相辅佐圣政。臣不胜恳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明代杨士奇等编纂。求取谏言。宋哲宗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孙升上奏说：‘臣听说古人有话说：“周武王有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所以昌盛；夏桀、商纣身边的人都沉默不言，所以灭亡。”凭一个士人的直言，哪里足以导致成周昌盛？一个人的沉默，又怎么能加速夏商灭亡？这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为什么呢？直言进谏的话能够上达，壅塞蒙蔽的祸患就能消除；壅塞蒙蔽的祸患消除，忠言就会日益听到；忠言日益听到，变乱就能在尚未发生时被制止，灾祸就能在尚未显现时被消除。《诗经》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那么它昌盛，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沉默不言的风气增长，壅塞蒙蔽的祸患就形成；祸患形成，忠言就听不到；忠言听不到，变乱就会在意料之外发生，灾祸就会在已经形成之后到来。《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竟然没有人听从，国家的大命因此倾覆。”那么它灭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壅塞蒙蔽对国家的伤害，祸患就是这样。秦国强盛之时，拥有千里金城，子孙世代称帝称王，万世基业似乎牢不可破；可是赵高在咫尺之间指鹿为马，于是四海九州把混乱当作治理，把危险当作安全，把白色说成黑色，把贤人说成愚人，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此百姓困穷而君主不加怜恤，下面怨恨而上面不知道，风俗已经混乱而政事不能修治，这就是壅塞蒙蔽到了极点，也是秦朝灭亡的原因。’ 天下世道的治乱，取决于君子与小人、内与外的消长罢了。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常常处在外部，小人常常居于内部，所以自古以来太平之世少而乱世多。然而朝廷中有君子，难道可以不珍视吗？恭敬地想到，二圣临朝以来，首先广开言路，任用正直之人，天下所谓忠信端良之士、豪杰俊伟之才，都收纳并任用，没有一个被遗漏。近世得人的盛况，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君子日益进用而小人日益退避，忠正日益增长而邪恶日益消退，朝廷上人才济济，有成周的风气，这就是首先广开言路的效果。臣愚昧不肖，正逢明时，得以担任言官，曾蒙召见应对，亲自承受圣德之音，陛下使臣尽情进言而无所间隔，即使有过失，圣慈也为臣主持。臣牢记这些训诫，认为自古圣帝明王想要治理国家而求取谏言的心意，不过如此罢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谦恭沉默而不多言，太皇太后陛下垂帘听政，每天万机事务的会总、四海九州的遥远地方，都只能由深居宫禁的陛下与共事的元老、执政大臣来处理。如今这几个人，都是至公无私之人，处理事情没有一件不合乎道理，尚且要广开耳目、杜绝事端、防患于未然，何况他们未必都至公无私，处理事情也未必件件合乎道理，而陛下却在耳目之臣议论之际，产生他们结党依附的疑心，给小人留下可乘之隙。一旦疑心和离间产生，谗言巧说必然兴起，那么君子就会被无休止地治罪，进言者也不能安居其职了。进言者不能安居其职，朋党勾结的说法就会占上风，诬称别人沽名卖直、夺取美名的言论就会传入，那么即使圣明的听闻也不能不受到迷惑。听闻受到迷惑，弊端必然发展到厌恶进言；厌恶进言，沉默不言的风气就会兴起，壅塞蒙蔽的祸患就会产生，忠言也再听不到了。臣实在担心这不是朝廷的福分。臣不胜恐惧，愿陛下深思古代明鉴，不要废弃前日的训词。消除怀疑君子结党依附的心意，礼待端正贤良的君子，不要使沉默不言的风气兴起、壅塞蒙蔽的祸患产生，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殿中侍御史林旦上奏说：‘广开言路，然后才能知道政事的得失；使民情上达，然后才能知道事情的利弊。臣私下看到，去年五月下诏求取正直言论，士人百姓争着想要自行进献。等到详细看诏书的言辞，名义上虽是求取谏言，实际上却是要拒绝言论。诏书反复约束告诫，使人不得观望迎合、违犯禁令以求声誉，最后以一定施行贬黜处罚来恐吓他们。于是人人相互告诫，话将要说出又重新止住。直到再次下诏晓谕，才传达到天听。听说最初的诏书是蔡确、章惇发起拟定的，文辞全都出自章惇。如今这两人已经离去，他们的余党仍然怀着丑化正人、憎恶直言的心意，愿陛下深深留意，以挫败邪恶的谋划。’ 三年，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奏说：‘臣近来因为眼睛昏花、手臂疼痛，坚决请求出任一郡，大概也是自知性情刚硬狭窄，是非分明得过了头，难以与众人相处。承蒙圣慈，降诏不准，又两次派使者来慰问安抚。天恩深厚，臣感激得深入骨髓。臣认为这种恩典应当以死报答，不应再考虑自身安危，所以重新起身就职。只是职事清闲，不知道何时才能死而报国，每逢进读之时，有关于今日政事的重要事情，便总是再次尽情进言，希望多少有所补益。昨日所读《宝训》中说：‘淳化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各州牧监的马匹很多瘦弱而死，大概是饲养喂食失时，徒然导致病死。近来命令取十多槽马匹放在殿庭下面，观察它们的草料饲喂，教人如何饲养治疗，希望革除这一弊病。”’臣于是进言说：‘马匹患病，大概是将领和官吏不称职，导致圉人偷盗、削减草料粟米，并且不体恤马匹的饥饱、劳逸罢了。马不能说话，没有办法申诉，所以太宗仁慈至极，深深哀怜它们，把它们放在殿庭之下，亲自加以督察。百姓与马相比，轻重当然不同。可是如果官吏没有选用得当，即使百姓能够说话，上下隔绝，也不能自行申诉，与马匹没有不同。马匹饥饿、瘦弱、劳苦，就有倒毙、跌倒或逃逸的忧患；’ ‘百姓困穷而无以为生，就有流离沟壑、沦为盗贼的祸患。然而四海百姓众多，不能像养马那样把他们放在殿庭下，只应广泛任用忠贤之人，让他们充当耳目。如果忠贤之人被疏远，谄媚奸佞之徒在身边，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没有办法上达。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经攻陷三川，杀死李由，而秦二世却不知道；陈后主时，隋军已经渡过长江，而陈后主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昏庸的君主，不值得说。唐明皇亲自造成太平，可以说是明主，可是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杨国忠掌权，鲜于仲通率二十万人在云南覆没，却没有上奏一人，反而更改奏报说取得胜利。唐明皇不加追问，以致上下互相欺骗，安禄山叛乱时，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而唐明皇仍不知道。如今朝廷虽然没有这样的事情，但臣听说去年夏贼侵犯镇戎，杀掠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有人说达到一万多人，而边将却上奏说‘野外没有什么可掠夺的’。后来朝廷访察得知，委托提刑司调查核实，提刑孙路却只上奏十多人，请求朝廷先赐予免罪，然后再核实实际人数，直到如今拖延了两年，最终仍未结案。听说凡是因战事死亡的人家，官府本来应当加以抚恤；如果隐瞒不报，那么死者生者都含冤，今后还凭什么役使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