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五十

译第一，臣听说教导百姓的事务，没有比重视粮食更重要的。在朝廷表彰并推行这件事，人情就会更加受到勉励。臣私下看到，百姓近来因缺粮，把田产拿给别人抵押交换，换得不少谷米来救济歉年。后来年成恢复，许多人上诉说原来的典卖并没有得到现钱，有司拘泥文书，往往便援用准折的律令，夺回田地还给原主。臣认为，法律规定用有利息的债务按折价钱抵偿，是因为利息累积成虚额，侵折了良田，所以特意设立禁令；如果确实有现钱相贴，也还应当按数额返还。那些谷米虽然不是现钱，但在歉年艰难之时，或许拿着钱也买不到粮；粮价和钱价相互折算，不能说哪一个更贵重。稍遇丰年便一概夺回田产，臣恐怕从今以后，鲁国人再也不会赎买人口了。愿下交有司斟酌制定适中的制度：凡因歉年以产业交换粮食的人，可以比照现钱办理，把粮食的价值写在契约上；有司察知估价过高的，才加以纠正。这样虽不是一成不变的常制，也可以使缓急之间有无相通，救济人的困窘。第一，臣私下考虑，鄂州正处在交通汇集之地，军民杂居，商旅聚集。依臣愚见，关键在于镇抚安定，并不时发觉、查办其中最为不善的人。天威所到之处，境内就会安定。只是各州配隶来的强盗、凶恶而因钱财免死的人太多，这是应当留意的。查考本州牢城指挥，旧制以四百人为额，臣到任之初已经有六百多人。如今各州配隶的人源源不断地来到；过去遇有逃亡或死亡，上下官吏互相隐瞒，也不再除名。四方逃亡的人又冒顶这些姓名，因此使他们得以到来，奸伪之事日益滋长。臣如今按时清理除名，稍稍减轻外来冒名顶替的弊病。只是城镇人口浩繁，既有许多归正之人，又常有淮河以南盗马的人被发来拘管，都是州郡应当防察的。臣想请下交有司下令，暂且告诫各郡停止配隶人犯前来；等将来清理除名，并按原额四百人的数目，再由本州申报，逐步配隶前来。这也是稍稍减少奸恶、安抚安定边境的一项措施。” 第一，臣私下认为，重湖以外过去有很多荒地，并不是来的人不愿开垦，只是因为过去申请租佃的人包占过多，既不能全部耕种，遇到有人请求刬佃时，又总说已经耕成熟田，不容许请求租佃的人检视裁定，争纷不止。况且主管官员各自根据所见，有的想招徕新民，有的想保存抚恤旧户；除非稍微看出地段难以整齐处理。臣想命令民间利用时令空隙，在自己的田土上各自标明界限，年末派官检视，连续几年不耕种的，就准许别人请求刬佃。又要求所缴纳的官物，都在钞书上明确注明，写明是缴纳所租佃某处的税物，以便相互核查。法律中又有支付补偿价钱后转交租佃的条文；其中因事到官府的，有司发现所占土地过多，就斟酌价数，减量给后来的人，经过岁月磨定，直到不再扰民而确定，庶几使百姓共同尽用土地的利益。第一，臣私下认为，古人所说的良民和贱民界限分明：良民就是平民，贱民大多是罪犯的隶属者。如今世人所说的奴婢，一概本来出自良家，有的迫于饥寒，有的遭到诱骗掠夺，因此终身沦为贱民，实在值得怜悯。臣前些时候权知赣州时，捕办当地人到广南盗牛，其中往往连同掠走小孩带回。臣如今代理鄂州，又看到民间所需的童仆奴婢，多是从江西贩运来的；其中年幼的有时才十岁左右，一旦离开原籍，便再没有人查考；不肖官吏甚至按人口计算税钱，年年暗中不断地收取。臣曾彻底追究并纠正其罪，选择谨慎可信的人，给他们路费，发文书到原来所属的州县，送他们回家。臣私下担心各处类似情况很多，认为应当让民间凡有被诱骗掠夺的人，都由都保向官府自首申报，官府予以登记，设立赏格追捕，使他们能够脱离贱籍、恢复平民身份，再见到父母。法律规定，雇人为婢，期限限定十年；在期限内转雇的，年限和价钱都应合并计算。如今人们相互沿袭，都隐瞒原来雇用的缘由，直接说是牙人家中自行出卖，另行起算年限，收取更多价钱；这样空耗年限、日久年深，难道没有愁苦叹息吗？臣认为今后转雇的人，都应把来历明确写在契约上，以便合并计算年限和价钱。如果有不依照法令办理的，就应让牙人和买主按罪论处，并没收价钱归官；受雇者则听其自便。这样或许能使他们脱离贱籍、恢复良民身份，稍有明确期限，及时婚嫁，不失为人的常道。用这些办法来扩大皇上的恩德、招致和气，也是圣明时代不应忽视的事情。观文殿大学士兼侍读史浩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以仁义治理天下，超过尧、舜；孝顺节俭的德行，冠绝历代帝王。然而临御天下将近二十年，恢复故土的计划还没有如愿实现。臣身为老臣，难道会不同有这一心愿吗？臣私下反复思考，周宣王中兴、恢复古制的诗篇，说到内修政事、外伐玁狁。一般议论者把这分作两件事，臣却认为修明政事正是用来讨伐玁狁的；如果我们的政事修明，对方就会望风而知畏。六月出师，就是用来保证成功的。这个道理汉宣帝领会到了，后来果然使单于仰慕仁义，叩头称臣归藩。臣愿陛下对于政事精心思考、熟虑审察，更加修明政事，那么四方都会感怀德泽、畏惧威势，没有不来服从的。周宣王收复疆土，汉宣帝的功业光耀祖宗，都不难达到。”臣如今离开国都归隐田园，追念自己辅佐陛下的日子，政事中还有八件想做而没有做完的事，冒昧替陛下说出。伏望圣上慈爱察知臣爱君之心，特赐采纳选择并努力实行。臣如果还没有先于朝露死亡，尚能看见陛下光明显赫、成就恢复大业，那就高高超过周、汉二君了。天下人将无比庆幸。陆九渊上奏说：“臣读《典谟》《大训》，看到君臣之间相互赞叹、应答、叹息、反驳，一同辩论，各自充分表达心意，完全没有忌讳和嫌疑。由此知道侍奉君主的道义，应当不保留任何真情。唐太宗即位初年，魏征任尚书右丞。有人诋毁魏征，说他偏袒亲党，太宗让温彦博查问，结果不是这样。温彦博说，魏征作为臣子，不能不留下形迹、避开嫌疑；即使内心没有私心，也有可以责备之处。太宗让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从今以后应当注意留下形迹。’魏征入朝觐见，说：‘臣听说君臣同德，叫作一体，应当彼此竭尽忠诚。如果上下之间只顾保全形迹，那么国家的兴亡就不可预知了。’太宗惊醒地说：‘我已经后悔这件事了。’几年以后，蛮夷的君长带刀在宫中宿卫，外门不用关闭，商旅可以露宿野外，这不是偶然形成的。唐太宗固然还不足以拿来完全说明陛下的情况，但他的君臣之间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显著取得成效。陛下天赐智慧勇略，宽厚隆盛而能容纳臣下，远远追慕尧舜，实在并不困难。然而陛下临御二十多年，还没有取得唐太宗几年间的成效，疆土尚未收复，仇耻尚未洗雪，生聚教训的实际功效也没有实现，实在令人寒心。

译执事的臣僚们正和和气气、从容自得，在处理文书、应付期限的间隙，同那些前来造访、乞求怜悯的人俯仰周旋、互相酬酢而不知疲倦；谈论风雨是否合时，仿佛有歌咏太平的意思，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实在担心因循玩习的时间太久，熏染浸润得太深，即使陛下刚健有为，也不能不受到消磨侵蚀。鸾凤之所以能够高飞，凭借的是六根翅羽。臣愿陛下不要以为今天所任用的人这样就已经足够，而应广泛求取天下俊杰，共同担任讲论道理、治理国家的职务；这样将会无愧于唐虞的朝廷，而唐太宗实在不足以拿来和陛下相比了。九渊又上奏说：“臣年轻时读汉武帝策问贤良的诏书，读到‘任职重大而操守重要’这句话，曾私下叹息说：汉武帝又怎么知道所谓任职重大、操守重要呢？自秦以来，谈论治道的人称道汉、唐。汉、唐的治理，即使是贤明君主，也不过是因陋就简，没有明确卓绝地立志于道。因陋就简，哪里谈得上什么重大、重要？如今陛下独自卓然有志于道，才真正称得上任职重大而操守重要。道存在于天下，本来不可磨灭；但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去弘扬人。如今陛下羽翼尚未丰满，臣恐怕陛下这个志向也不能靠自己实现。陛下的志向不能实现，治国功业不能建立，也就理所当然了。岁月一天天过去，陛下反而渐渐落到汉、唐贤君之下。神龙离开沧海，放弃风云，却在小水泽中与小鱼泥鳅较量本领，按道理必定不会胜过它们。臣愿陛下更加致力于尊德乐道的诚心，以实现最初的志向，那么哪里只是当今天下的幸运，实在也会使千古增光！” 九渊又上奏说：“臣曾说，天下的事情，有可以立即建立成效的，有应当逐渐达到的。趋向的差错、议论的失误，正是因为没有觉悟。觉悟了就可以立即改正，所以确定趋向、建立规模，不必等待长久，这就是所谓可以立即达到的事情。至于挽救积久弊病造成的风俗，纠正长久败坏的法度，即使大舜、周公重新活过来，也不能一旦之间完全如意。只有趋向已经确定、规模已经建立，再慢慢谋求逐步治理，经过岁月磨炼，才可以希望它发生巨大变化，这就是所谓应当逐渐达到的事情。夏至时太阳运行到极点，日气立即相应，这是可以立即达到的验证。严冬不可能一天变成盛夏，这是逐渐达到的验证。凡是不合天理、不合人心的事情，必然会危害天下；其结果显著可见，愚人和智者都知道它不对。然而近来有的人明察不能照见事理，度量不能容纳万物，一旦不能控制愤怒，便突然变更政令；造成的祸败往往比从前更加严重。后人惩戒这种事，便说没有任何可以变更的道理，真是所谓惩于羹汤而吹冷齑菜、因噎废食。自秦汉以来，治道杂乱，而甘心对前代怀有惭愧，弊病正是由此造成。壬辰年，臣参加省试作策论，开头一篇大抵谈古代事情的是非，起初并不难议论；但若联系今日，多半成为空话，事情性质相距太远，形势又隔绝阻塞，根本无法施行。” 末章有一句说：“那么，三代的政治终究不能恢复了吗？”合抱的大树，是从幼芽和嫩枝生长起来的；盛夏的暑热，是由严冬逐渐推移而来的。三代的政治难道终究不能恢复吗？只是应当逐渐去做，不能骤然求成罢了。有包容荒秽的度量，有徒步涉河的勇气，有不遗弃远方人才的明察，有不结党营私的公心，对于恢复三代政治又有什么困难呢？臣所以在今天请陛下重新诵读这些话。九渊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所以皋陶唱歌时提出了事务繁琐的警戒；周公作《立政》，称赞文王对于各种言论、各种诉讼、各种事务都能兼听并治。唐德宗亲自选择官吏担任京畿县邑的长官，柳浑说：‘陛下应当选择我们这些臣子来辅佐圣德，臣应当选择京兆尹来承接圣上的教化，京兆尹应当访求县令县长来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代替京兆尹选择县令，不是陛下所应做的。’这话确实领会了皋陶、周公的旨意。如今天下米盐等细密琐碎的事务，往往都上累圣听。臣认为，陛下即使得到皋陶、周公这样的辅佐，又哪里有空闲同他们讨论治道、治理国家呢？荀卿子说：‘君主喜欢抓住纲要，百事就会详明；君主喜欢事事详察，百事就会荒废。’臣观察今日的事情，有应当责成县令办理的，县令却说：‘我不能自行处理事务。’有应当责成太守办理的，太守也说：‘我不能自行处理事务。’向上推演，没有不是这样。文书往返，彼此牵制。他们说：‘本来是为了防止私弊、推行政令，却正好借此隐藏奸邪，使人无法追究。’只有那些竭尽忠诚、努力任事的人，想履行自己的职务，却苦于隔绝阻碍而不能实现志愿。以陛下的英明，劳心焦思于上，而天下实际存在的事情却都不能符合陛下的心意，难道不是因为喜欢事事详察的过失吗？” 这就是臣所说的趋向的差错、议论的失误，也是可以立即改变的事情。臣认为必须深切惩戒这种失误，然后才能实现陛下求道的志向，达到知人善任的明察。陛下即使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百事也会得到详明办理。臣内心不胜恳切。卫泾回答策问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聪明是天性所赋，兼备五帝三王的盛德，却不自以为神圣，谦逊退让，亲自屈尊，在朝廷策问众多士人，询问古今治国之道和当世急务。陛下难道认为草野之士的言论可以采用吗？然而自陛下即位以来，六次策问士人、同他们讲论治道，也不止一次了。陛下也曾采纳他们的言论，见诸施行，对治理有所补益吗？还是草野士人的文章华美而实际内容少，不合于道理，不能施用于事业？还是陛下临轩赐问，只是沿袭祖宗的旧例，而不真想采用呢？科举取士兴起，始于西汉；贤良策问的回答，也有时被付诸实用，记载于史册，光彩显著可观。何况陛下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别人，像大舜那样不自夸不自矜，像大禹那样广泛阅览、兼听各方，以穷尽群臣隐微的意见，敞开心怀、显露诚意，以招来天下正直的言论，将与海内共同达到最高的治理。难道只是崇尚空文、不考究实际用途、徒然应付旧例而已吗？虽然如此，君主的听取贵在广大，臣下的言论贵在切近。以陛下勤于询问、急于求治的心意，如果只是泛泛地说些话来娱乐观听，并不是臣所学的。

译臣听说，成就天下的治理，本来就忌惮轻易改作；革除极大弊病的政令，又尤其担心因循。改作的弊端，会造成纷扰；做事而因循的弊端，则将有萎靡不振的忧患。这两者都不是治理天下的方法，但根据时势制定合宜措施，正是治道不可废弃的原则。从前汉武帝凭借雄才大略，即位初年就对汉家现状大为不满，赞美唐虞、喜爱商周的言论，屡次表现在诏策中。董仲舒在朝廷等待询问，于是劝武帝改变风气、改善治理。结果武帝纷纷更改制度，每天忙得无暇应付，而一时的治理却渐渐更加不如古代。难道是董仲舒的言论误导了他吗？整天变更法令，却不超出文书和期限考核的范围，这正不是董仲舒对武帝拳拳劝告的本意。知道董仲舒所谓改变风气不在文书期限的末节，就知道董仲舒有挽救弊病的名义，却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这确实是古今不变的常理。由此更加用心，那么用它振兴治国功业、扫除积弊，使一代达到唐虞三代的盛隆，正如圣策所问，确实没有什么困难。又哪里在于变法改令而使自己被繁琐事务牵累呢？《诗经》说：‘周虽是旧国，它的天命却不断更新。’ 陛下对于这一点有所觉悟也就够了。”臣谨冒死上奏回答。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我承受光尧皇帝的天命，继承祖宗的基业，思考如何阐明文治谋略、发扬武功烈业，已经二十三年了。志向勤奋而道路遥远，治理没有更大进展，早晚都恭敬畏惧，不敢有片刻安宁。所以广泛延请豪杰英才，询问当世事务。各位士大夫来到朝廷等待询问，必定有蕴藏在心中而想要陈述的意见。”臣由此看出，陛下深知受托责任极其重大，思念国事而更加勤勉，怀疑治道更加遥远，所以虚心询问承学之臣，想要同他们讲明救济时弊的方法。只是臣微小浅陋，凭什么来答复明诏？臣听说，天下令人忧虑的，不只是治效没有进展，更可怕的是人情安于苟且因循。陛下勤政求治的诚心超过古人，唐虞三代的治理似乎洗手即可达到；然而到今天已经二十三年，计算治理成效，竟从未听说有明显成果，这怎么能不追究原因呢？莫不是求治之心虽然迫切，救济时弊的实际方法却很疏略；士大夫安于苟且，渐渐成为习惯，天下万事因此失去了应有的次序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之初，锐意求治，想到疆土尚未收复，愤恨强敌尚未消灭，慨然奋发，准备将其一扫而清。一时间从废弃中起用旧臣，从平常同列中擢拔将相，授予他们重大任命，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可是他们只是放纵说大话，习惯于荒诞欺骗，玩忽岁月、虚度光阴，对功业没有补益，一个个负罪离去。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也从此稍稍松弛了。因此，前些日子的治理，弊在过于急迫；如今的治理，又失在过于迟缓。正因为要求成效太快，所以荒诞欺骗之徒得以肆意欺蒙，窃取陛下的爵禄后离去；正因为习惯于宽纵迟缓，所以平庸琐屑之流得以偷安固守职位，只替自己谋求保全。上下苟且，没有人肯承担责任，于是治理成效没有进展，风俗一天天败坏，士气一天天衰弱，民生一天天困苦，刑罚一天天严峻，只成为深宫中的隐忧，却不思考挽救弊病的方法。若沿着这样下去而不回头，那么天下的祸患恐怕将出现在意料之外，又怎么能够成就治国功业呢？臣愿陛下思考救治的方法，在弊病极重之后改革人情风俗，整饬纲纪，明确赏罚，不要徒然追求虚名，而一定责求实际功效；这样，今天苟且偷安的风气就会改变为积极办事、追求功业的臣僚。天下的治理便会无所不为、无所不成，只看陛下的志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二十三年〕 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况且唐虞的盛治，本来就不容易议论。至于夏代崇尚忠诚，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采，都延续世代、历经年月，不能没有弊病。难道是治道有升降、政事有损益才这样的吗？还是治理所用的工具有所不足呢？”臣由此看出，陛下思考唐虞至治的极点，考察三代治理所崇尚的偏向，想要守其中道，以此作为挽救弊病的方法。臣听说，三代的治理根本出于同一个道，道所在之处，起初没有丝毫差别；至于补救偏失、挽救弊病，只是成就治理的方法，由于时势变化而推移，也是出于人情不得不如此。唐虞盛世时，忠、质、文的名目还没有确立，但忠、质、文从来没有不发挥作用。忠变而进入质，质变而进入文，这是时代变化造成的，有不能抗拒的地方。那么周人处在这种情势下，就好像到了弊病极深、无法治理的时代。按通常人情看，必然会厌弃曲折繁密而追求疏略，抛弃文采而崇尚朴素，以求恢复上古的无为。但周代君主却正致力于制定繁多缜密的典章，凡是可以约束人心、防止风俗败坏的事情，无不纤细完备；这难道是喜欢制造多余事务，像后世那样纷纷追逐繁文末节吗？” 他们的损益相因，无非是顺应人情所系；而维持、设置治理措施的方法，本来就有超出法度纲纪之外的地方。这就是太平和谐的成效，所以能同唐虞并称；那些更加繁密的典章，也都足以兴起当时的治理，使周代子孙世世代代遵守而不改变，即使千万世长久存在也可以，又有什么弊病可说呢？陛下也应当就着周代挽救弊病的方法，推究它为人情考虑的根源，略去表面差异而返回共同的道理，那么唐虞三代的治理，也只在陛下运用而已，何必拘泥于外在形式的末节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如今朕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体察道的作用，准备由此推究事物根理，但士人的风气仍未统一；敦本抑末，崇尚礼教，准备由此规范百姓，但风俗教化仍未醇厚。’士风不美，是因为没有受到教化。如今陛下以正心诚意的学问，准备达到推究事物、治理天下的成效，但士风仍未统一，莫不是承受了流弊，而源头还没有端正吗？风俗教化不善，是因为百姓不知教化。如今陛下敦促根本事业、抑制末业，崇尚礼教、设置防范，但风俗教化仍未醇厚，莫不是流俗长期浸染太深，而制度还不够严明吗？”}],

译那些得失彼此相因，无非是顺应人情所系；至于维持和施行各项政事的办法，本来就有出于法度纪纲之外的。这正是泰和之治的功效，所以能与唐虞并称；而那些日益繁密的文饰和典章，也都足以振兴当世的治理。假如让周朝的子孙世世代代守持而不改变，那么即使延续千万世也可以长存，又有什么弊病可说呢？陛下也应当取其救治弊病的方法，推究其为人情着想的根本，略去彼此不同之处而返归共同之理，那么唐虞三代的治理，也不过在于陛下如何运用罢了，何必拘泥于表面形迹的末节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如今朕端正内心、诚实意念，体察道的作用，准备用它来格物穷理，但士人的风气仍然没有统一；敦厚重视根本而抑制末业，崇尚礼教，准备用它来规范百姓，但社会风俗的教化仍然不够醇厚。”士人风气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没有受到教化。如今陛下以端正内心、诚实意念的学问，准备取得格物穷理、平治天下的功效，可是士人风气仍未统一，莫不是因为承受了末流积弊，而根源或许还没有得到匡正吗？社会风俗之所以不善，是因为百姓不知道接受教化。如今陛下敦厚根本之业而抑制末业，崇尚礼教并设置防范，可是风俗教化仍不够醇厚，莫不是因为流俗长期浸染得太深，而制度的约束还不够严格吗？臣听说，古代的士人，上下彼此相待，共同成就美好事业；后世的士人，上下彼此争胜，反而败坏事情。仁义是道德的根本，孝悌忠信是道德的实际内容。古人之所以在乡党中修养自己，在庠序中接受教化，是把这些看作自己应当做的事，起初并没有希求上面的赏赐；而设置官爵禄位、供给车马衣服，古人之所以在朝廷上任用士人，也只是为了对待天下士人，并不是认为对下属有什么私恩。因此，士人知道在家修养自己，等待上面求取；上面越厚待士人，士人自我要求就越不敢轻率。上下彼此相待，人才日益兴盛，本来就是应当如此。后世却不是这样：上面设置爵禄，等待士人来求取；士人也苟且修饰自己，以便向上有所求取。士人害怕不能自行通达，便投机钻营、贪图进用，不顾礼义；上面又害怕士人进用过滥，于是多方设置防范来约束他们。这是后世普遍的弊病，考察今日，尤其严重。冒进的习气日益滋长，知耻自守的途径丧失，只要侥幸得到一次机会，就触犯法律禁令而不知道畏惧。天下本来并非没有卓然自立的士人，却因为一个过失而断绝他终身的善行，因为一个人的过失而怀疑天下士人，于是士风日益流于浅薄邪恶罢了，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士风为什么不美呢？所以臣说：“只是承受了末流的弊病，却没有纠正它的根源。”臣听说，古代治理天下，是要安定百姓的志向；后世治理天下，只是要迎合百姓的情欲。古代从天子直到百姓，尊卑贵贱既然不同，那么服饰、饮食、器用之间也有截然分明的等级区别。古人并不是故意制定这些无益的文饰；如果防范约束不到位，真情和伪饰就会滋长；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弊害将多得说不尽。因此深加节制，严格规定界限，使百姓的志向一定，各自的名分和操守自然明确。百姓的趋向专一，风俗厚重，也正是这个道理。后世却不是这样，把圣人用来约束人心的制度，一概只按人情便利来办，于是偷薄的风气、浅薄的习俗也在法制之外荡然失守。富商大贾可以与王侯交往，乡里的豪强也同贵近之臣没有区别。这种情形自后世已有来由，但与今日相比，恐怕还不止如此。车服越级僭用，宫闱家室大致仿拟都邑；京城之下，是四方瞻仰之地，而这种风气更加炽盛。上下安然相视，不认为奇怪，也不过是日益流于没有节制罢了，又有什么可奇怪的，风俗教化为什么不醇厚呢？所以臣说：风俗受到浸染已经很深，而制度却不严格。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义不能胜过利，凭什么使百姓生活富足？刑不能胜过奸邪，凭什么防止百姓作伪？”用义引导百姓，那么义所在之处，利也本来就包含其中；百姓懂得礼义，似乎就可以使生活富足了。但如果义有时不能胜过利，岂不是因为认为义和利不能两全，于是趋向利益，反而违背义吗？用刑来防范百姓，刑法条文一经确立，即使不实际施用，百姓也会畏惧。但如果刑有时不能胜过奸邪，岂不是因为刑本来是用来防范百姓，却反而要求用它压服百姓，于是奸邪的行为越来越多、更加无法胜过吗？臣听说，古代先养育百姓，再教化百姓，然后治理百姓；后世既不知道养育百姓，也不知道教化百姓，只是一味治理他们罢了。日常饮食的需要，冠婚丧祭的用具，圣人起初并不是举手就赐给百姓，而是为他们设置官师，规定田地里宅，又教导他们君臣上下的重大名分。百姓既然明白教化，生活就更加富足，所以百姓乐于出力供给上面的使用，也不认为劳苦，反而觉得是我勉励我自己。然而后世教养百姓的事情，竟然完全不讲；百姓生活所需，都由百姓自己设法，上面的人又跟着征收赋敛。今日百姓困苦不堪，实在没有依靠，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以义防范作伪呢？山林川泽的物产，舟车运输的税，香、盐、茶、酒的专卖税，凡是桑弘羊、孔仅一类人用来包揽天下利益的项目，无不全都变成了常规赋税。有限的赋税又命令提前按固定数额征收，既已用尽，又另外摊派。凡是陆贽向唐德宗进谏时所提出的办法，也无不被全部采用。陛下加恩于百姓、勤劳体恤民隐，表现在诏策中的，无非都是宽减民力、厚养民生的话；但守令不奉行，也只是徒具文书而已。水旱灾害有减免赋税的诏令，催督却一如往常；多年灾荒有蠲除赋税的条目，追缴催征仍同过去。所谓禾稼如云，询问父老，却都面带忧色，说：“丰年还不如灾年。”何况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竟没有一年空闲，上下困迫到这种地步，想使百姓生活富足，怎么可能呢？臣听说，古代制定刑法，是为了使民风厚重；后世制定刑法，只是为了防止百姓从中获利罢了。古代圣人不得已才制定刑法，大概是为了禁止那些不孝、不友、不姻、不睦的行为；至于山林川泽的利益，无不放开来给百姓，有时设置限额节制，也只是禁止末业造成危害，并不是夺取百姓利益来使自己增殖。后世不明白圣人制定刑法的本意，禁网严密、条章完备，无非是同百姓争利；茶盐商贩、酒类私酿私卖，一丝一毫也不宽贷，细微末节都必定计较。

译刑禁既已施加，科罚又跟着加重，使百姓更加困苦。今日的刑罚，冤枉滥用也很严重了。这样又怎么能防止作伪呢？所以刑罚不足以胜过奸邪，奸宄的习气就会滋长炽盛；聚集在山林川泽中的人，便成为盗贼的聚集区；而受过刑罚、不能同平民并列的人，也将流落而成为盗贼。陛下广施恩覆及天下，远近一体，开放商贩禁令、宽减酒类专卖税，虽然见于近年诏书，但有关官司却推说：“国家用度所需，不能推辞责任。”因此上面有仁慈之心，下面却没有受到恩泽；有宽恤的美名，却没有宽恤的实际恩惠。所谓用罗网欺骗百姓以谋利，诱导百姓去作奸，却不返本清源，只治理末端，想使奸宄消除，怎么可能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难道仁义礼乐的作用，以及纲纪法度用来维持治理工具的作用，不是这样吗？为什么看起来比古代惭愧呢？”确如陛下所说，那么确实可以知道后世治理所以不如古代了。陛下以古代询问臣，臣不敢只拿古代来回答。陛下果真有意效法古代，也应当考察唐尧虞舜至治的根源，参照夏商周三代挽救弊病的政事；凡政令有一项不纯合古代、设施有一项不符合古代的，都振作起来加以改革，以改变天下苟且因循的习气，激发天下办事求功的心志。这样用来美化士风、改善风俗、厚养民生、消除百姓的伪诈，只要经过岁月磨炼，就没有做不到的。不这样的话，陛下只有仰慕古代的名声，却没有师法古代的实际，那么今日这篇策问，臣也只是徒然应故事，臣用来告诫陛下的话也只是空文，这将有什么益处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我要使道与世道一同兴盛，转移风气、改变习俗，使士人相互谈论仁义、践履名节，而不夸耀华靡柔曼的空文；使百姓相互兴起礼让，趋向本业，而不沉溺于奢侈的末流习俗。八政得到修治，粮食财货充足；七教得到彰明，狱讼就会止息。”臣愚见认为，时代有先后，道理却没有不同；从根本道理的来源来看，经过千年仍如同一日。唐虞三代都依据这个道理治理，已经使天下达到无为而治的盛况，何况陛下心传的精妙，得自圣贤授受的美善，用来施行事业、移风易俗，实在没有什么困难。至于使士人相互谈论仁义、践履名节而不夸耀华靡空文，臣认为不如设法端正人心；使百姓相互敦厚本业、兴起礼让而不沉溺奢侈末习，臣认为不如设法确定经常之制。礼义是人心共同具有的，只因计较利害得失的心思日益胜过一切，所以忠诚纯正、笃厚踏实的心意日益消亡。这本来就是科举制度有损坏天下人心术的地方。如今陛下只是说严格法禁、谨慎防范，就足以革除士风弊习；臣认为，如果不能改善人的内心，就没有看见单凭法律可以自行施行。科举制度，后世既用它来选取天下人才，天下人才也都聚集到科举之中。既然在尚未任用之初选取他们，为什么不在已经任用之后再加以甄别呢？用教化的根本来扩大它，向他们指示应当趋向的所在：贪污浑浊的罢黜，清白耿介的任用，奔走竞争的压抑，安静退让的提升。表彰直言，以招来谏诤；伸张士气，以沟通下情。这样还说士风不美，臣实在不相信。礼制本来有一定的常法，只是人们的防范既已亏缺，所以达到放荡无所顾忌、不知限度节制的地步。因此民心没有常态，也是上面的人没有加以节制约束的过错。如今陛下只是说亲身节俭、致力朴素，就足以率先改变天下风俗；臣认为即使亲身实行达到极致，而礼制不明，也没有看见单凭善行就足以有所作为。经常之制不建立，古人认为这是端正风俗的根本；否则人心永不满足，只苟求眼前的便利。如今应当为此确定经常之制：上至皇帝车舆服御，本来就有一定规格；下至公卿，再下至士庶，冠婚丧祭的节制、宫室器用的制度，都严格规定限量，设置条文，超过的予以禁止，并坚决实行。贪婪沉溺的人没有什么可羡慕炫耀的，豪强兼并所得的粮食腐烂、钱贯朽坏也没有用处，那么百姓的志向就会安定，争端就会止息。没有过分富有的人，也就没有过分贫穷的人；没有过分奢侈的家庭，也就没有过分困弊的家庭。人心有常，风俗归于厚重。这样还说风俗不醇厚，臣实在不相信。要使百姓生活富足，不如讲求节省财用的办法；要减少百姓遭受的刑罚，不如谨慎考察审察的使者。今日可取的财利来源已经枯竭，不能再兴办了；如果不得已，难道不应当有节省用度的办法吗？节省用度本来有很多方法。从前曾经限制宫观官员的数量，但宫观任官滥加授予仍和过去一样；曾经减少添差官的数目，但添差官的恩赏仍任意授予如昔。对佞幸的赏赐，难道没有超过限度的吗？虚列名籍的老弱士兵，难道没有白白耗费廪食的吗？在那些方面节省，又在这些方面节省，那么百姓生活富足，或许就有着落了。今日刑罚已经滥用，不可以再加严，为什么不慎重对待按察之官，使他们更加用心呢？任命官员并非不谨慎，但州县之间把成案的责任推给胥吏，长吏却不放在心上；把刑具交给狱卒，狱官却怠慢而不知道实情。郡刺史是否曾经亲自走到监狱门口一次呢？监司巡行按察，又怎么能在短暂的一次察看中全部了解呢？在那些方面谨慎，又在这些方面谨慎，那么好生之德，或许就能普遍施及百姓了。舍弃这些而说八政修治粮食财货自然充足、七教彰明狱讼自然止息，臣恐怕免不了只是作揖谦让、救火补救的举动。臣没有什么才能，陛下召我来到宫阙，赐我清问，臣首先把改革进献给陛下；其次希望陛下端正人心以美化士风，确定经制以改善民俗；再次希望陛下节省财用以厚养民生，谨慎按察以减少刑罚。关于改革的主张，臣请求再为陛下从头到尾说明。臣看太祖艺祖皇帝为天下除去最大的残害，使天下获得新生，兵刃未染血而天下归顺拥戴。征伐平定之后，各国必先停止拖欠的赋敛，蠲除繁重苛细的负担，一概以仁厚为根本。大体说来，军队以不杀人为武，刑罚以不用为威，财用以不浪费为富足，人才以不卖弄聪明为贤能；这就是立国的本意，也是历代圣君守持而作为家法的原则。仁宗庆历年间，太平日久，一时政事多有松弛，仁宗一旦振作整顿，不过是增加谏官、减少任子、延长磨勘年限；虽有一两项细节不同，大体终究没有改变，所以嘉祐年间的治理，前古无可比拟，国家长久远大，最终一定要依赖这些。

译应当遵循这个道理。臣把改革进献，难道是劝陛下变更祖宗的法度吗？只是要振作那些偷安怠惰的士大夫；对于王业偏安的局面，思考如何恢复和扩大；对于万事积久废弛的状态，思考如何创新振奋；同时不丧失祖宗立国的本意，那么士风日益美好、民俗日益醇厚、民生日益富足而刑罚日益清明，本来就会不求而自至。圣策所说使国家达到唐虞的境界，巍然超越三代盛隆，而没有忠、质、文三者偏胜的弊病，除了这个办法，还能在哪里呢？陛下又在策问末尾说：“熟读它，再加思考。”并命令详细写在篇中，朕将亲自阅览。臣由此看出陛下咨询访求的心意更加勤勉，也使我们这些臣子能够竭尽愚诚。臣不揣度自己愚昧卑贱，实在怀有拳拳忧国爱君的忠心，一旦得以侍奉圣颜，便分条陈述当世之事。陛下所询问臣的事情，臣已经大略陈述在前；至于关系天下大局、国家安危和治乱根源的事情，即使圣策没有问到，臣又怎敢有所保留而不吐露，辜负陛下详细延请的心意？谨敢为陛下全部说出。臣听说，宰相是朝廷的股肱；台谏是朝廷的耳目。如果没有识别人材的明见，就不足以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如果没有深厚的德行和重大的声望，就不足以镇抚夷狄；如果没有无穷尽的才干，就不足以辅佐处理万机事务。因此选择宰相并任用他，不可不谨慎。若没有公正忠贞的操守，就不足以排斥奸邪反复之人；若没有刚强坚定的守持，就不足以整肃朝班；若没有高明的见识，就不足以补益君主。因此擢用台谏并把职责交给他们，也不可不审慎。如果只说因为他任职已久，姑且迁升他；因为庆幸他没有过错，便顺势任用他，那么凭什么符合众望所归的期待，建立非常的功业？如果专门搜求州县下级官吏的过失，查究钱谷细务，姑且用来应付旧例，而朝廷的缺失、国家的大议却有不敢进言的地方，那么凭什么沟通幽隐的实情，辅佐圣明的德行？臣希望陛下在委任和擢用之时，详细选择并审慎考察；怀疑的人就不应再任用，已经任用的人就不应再怀疑，必须让他们充分发挥才干，然后才可以。陛下爱惜名器，必定不会滥授爵位；然而技术艺能之流的卑贱之人，或许充斥于朝廷道路；宫中非正式的恩赏，或许也不能满足公正的议论，难道可以不加以节制吗？陛下亲近儒臣，必定没有偏信的过失；然而关于是非毁誉的言论，有时会从细微处间杂出现；士大夫结交依托的私情，有时竞相趋附权贵要人，难道可以不加以抑制吗？陛下如果对此留心听取，任用宰相而重视托付给他的股肱之任，任用台谏而谨慎对待他们掌管耳目的职责，爱惜名器以激励天下，戒除偏信以显示极端公正，那么防止臣所说的四种弊病，只不过是处理事务末节的问题，不是圣明之主所应忧虑的了。臣因此在篇章末尾，论列其中的大事，进献给陛下。至于考据旧日功绩事实，来显示自己有学问；雕琢文辞语言，来显示自己清新，臣不但不敢这样做，也没有时间这样做。只希望陛下赦免臣狂妄僭越之罪，记录臣这点微小的诚意。臣惶恐至极，冒死谨奏。袁说友上奏说：“臣仰念陛下自登基以来，虚心接受人的意见，广泛阅览、兼听各方，如同尧详问下民、舜舍弃己见听从众人、禹拜受善言、商汤听谏而不违逆，恐怕没有超过陛下的了。委任大臣，深得垂衣拱手、仰赖臣下成事的体制；咨询谋议臣下，也不愧于向樵夫采夫询问的美德。仁慈之心和仁慈声誉，出于天资；喜爱善人贤人，根植于本性。本朝苏轼曾说：‘有这样的君主，他们难道肯辜负吗？’如今臣下在盛世委身事君，遇到圣明君主，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假如不以忠言、嘉谋、确论、至策进献，仰承陛下虚心求治的心意，那就是辜负陛下，难道只是天地鬼神可以诛罚我们而已吗？臣私下认为，今日的事情，表面上似乎不足忧虑，内里实际上值得忧虑的，最大的有两件，就是军队和百姓。百姓力量日益困乏，无论士、农、工、商，没有一个不贫困缺乏。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如今百姓对外困于征收输纳，对内困于衣食，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子女，一点可以依靠的东西也没有。时世太平、没有事情时，还看不出危害；一旦有水旱灾害、战争困扰，民力单薄，国家无从凭借，变故纷纷而来，无法一一列举。” 难道不应当在闲暇时稍加思考吗？军政日益废弛，各种伍符、尺籍中，真正可以使用的十人中不过一二人。因此，世代仕宦之家出身的老将宿将，已经凋零殆尽；纪律败坏，人人没有战斗之心。军士饥寒，十户中有九户怨恨；上下相互蒙蔽，安然不作长远考虑。将帅骄傲而怯懦，谈到战争就缩头；一旦有紧急情况，军队困窘而无所凭借，将领软弱而没有谋略，安危的关键，实在无法预料。难道不应当在无事之日稍加思考吗？陛下虚心任用人才，有意见必定听取。臣下如果不在这个时候为陛下竭尽智虑、用尽精力，思考出切实可行的方策，把兵民事务作为最急迫的先务，使民力宽裕、国家根本得以树立，使军政修明、缓急之时可以凭借，那就是此时不做，便再没有可做的时候了。臣愚昧，希望陛下先把民力、军政作为重务，将臣所奏下达给侍从、台谏、卿监、郎官以及帅司、漕司二司，分别把所见所闻奏报；凡是宽裕民力、修治军政，以及应当革除的弊害、应当兴办的利益，都尽意全部陈述，寻求确实可行的办法，不要提出过高而难以实行的议论，只要估量现在确实可以施行并且一定有益于这两方面，不论条目多少，都详细奏陈。其中修治军政一项，也命令三衙帅臣分别条列陈述，并各自限期一个月奏报，然后交给宰执大臣；选取那些确实可行、对民力和军政有补益的，在清闲宴集时依次陈奏并施行，不要只求眼前成效。不要害怕小小的劳苦，也不要被浮泛的言论吓退，使民力得到宽裕、军政得到修治。时世太平无事，对内对外就没有忧患；一旦有缓急，有百姓可以依靠，有军队可以征用，彼此相互维持凭借，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办理。臣冒犯天威，实在惶恐激切至极。”

译说友又上奏说：“臣听说，恢复古道有办法，得到天意就能恢复古道；得到天意有办法，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天意。臣仰念陛下忧劳万机，谋求恢复并扩大国势，日夜操劳，思图建立大功，但筹划所见成效，恐怕还不到十分之一，这难道终究不可作为吗？臣曾观察自古建立大事业的人，必定先取得民心。民心既得，天意自然顺从。上天所赐予的，即使弱小也必然强盛；上天所违背的，即使顺利也必然逆转。天意不能靠智巧取得，而取得天意的途径，实际上从百姓开始。因此民力宽裕，民心自然归附；民心归附，天意自然喜悦；天意喜悦，年成谷物自然丰收；谷物丰收，上下自然富足；上下富足，就可以富国强兵，想做什么都能如愿。这是自然的道理、必然的效果，如同形与声彼此应和、槌与鼓彼此相随，确实不可改变。陛下登临大位以来，焦心劳苦、爱护百姓，从未懈怠。每当阴阳失调、气候有过失，就释放囚犯，如同救济饥渴；臣僚有一项奏陈，便立即施行，常常像唯恐来不及一样。遇到灾荒就赈济供给，因水旱灾害而蠲免租税。陛下对于百姓，可以说没有辜负了。然而州县之间，很多人把诏令看作空文，把聚敛财货当作政绩，放纵搜刮来充当称职，夸耀羡余来当作自己的功劳；这些习惯听闻已久，却安然不知道改革，所以辜负陛下德意的情形日益加重。臣请求粗略说说。聚集财货本来确实是应当办理的事，但陛下难道想让他们榨取百姓膏血来讨好上级吗？朝廷在上供之外，原本从未取过一丝一毫。如今各州郡大多另立名目，巧妙征取。属县的苗税，命官衡量复核，必定要让它超额缴纳；本州接收时，不问多少，必定要达到加倍的数目才算充足。又有胥吏无穷无尽的需索、呈样和没官的费用，全年辛苦劳作，仅够缴纳官府，回头看自己的储蓄，已经空空如也。又广泛增加税目，采取各种办法征收。即使民间日常使用的物品价值不过数枚钱，也全部收税；间或还摊派税款、典当贴纳，连收取金钗发簪也征税，蔬菜也征税。民间婚姻被强令到市场买酒，一丝一毫都不放过，和乞讨强取没有区别，剥皮吸髓，百姓群起哀号。对外用作赠送权贵的财物，怎么也用不完；对内用来满足深不可测、永不厌足的欲望，以遂行自己的私利。至于民间的诉讼、官吏的否臧，一概漫不经心，不加过问。甚至有过了一个月还不审理一次诉讼的，他们只说府库积蓄正丰厚，可以借此求取陛下的爵禄，却不知道百姓不足，君主同谁能够富足？这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这就是州郡的祸害，百姓不能完全免除。郡想生财，就向县征取；县想生财，就向百姓征取，上下相逼，势必发展到这种地步。如今凡是治理县邑的官员，害怕州郡要求超额征收，于是苗税的耗费一年增加一年，现在确实有小户一年缴纳两次苗税的。害怕州郡要求折纳绢帛、绵絮，于是增加匹数和重量作为耗数，现在确实有和买税绢税绵的耗费竟同米耗相等的。害怕州郡要求和籴，就不论多少都强行摊派给人户，现在确实有缴纳三石粮食却只得到一石价钱的。害怕州郡催缴欠税，就把零数合成整数，增加数目，现在确实有把零合成零斗、把零分合成零尺的。又有无名目的索求、兴修工程、摊派给里正、强迫乡民，名目苛细，哪里能够一一列举？官吏洋洋自得地认为算计得逞，百姓前往申诉却没有门路。这就是县道的祸害，百姓不能完全免除。部刺史巡行澄清按察一道，是陛下寄托耳目、传达德意的人，如今却不是这样。凡是到任，必定先派属官遍行各郡，搜刮钱物，虚报数目，责令地方供认。所到之处苛刻取求，一经询问名目，全部归入本司；州郡承受不了这些需索，随即转向县道征取。上面下令，下面响应，灾祸殃及百姓。已经放免的欠额重新征收，尚未办理的输纳提前缴纳，私自实行折纳摊派，以此取得赢余。譬如心腹内部患病，却想让手足耳目在外面自行安逸，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监司的祸害，百姓不能完全免除。商贾的税，各有固定制度；各司分别隶属，也都有规则。如果按正当途径征取，商贾又有什么苦恼呢？如今州县之间称为税场的地方，苛刻细碎地征收，私自设立税额；确实有货物价值一千金却征税五百金的，有货物价值仅一百金却多取一半的，有士大夫经过便打开他们的箱笼搜取的，有不到五十里就两次拦路征税的，丝毫都要取，像遭到盗贼抢劫。村落之间，强者欺凌弱者，有人甚至濒临死亡，朝廷哪里能全部知道？这些人只是靠贩运谋生，除此之外无法活命，却又受到官司重税压迫，进退都没有余地；舟车上的怨恨哀叹，充满道路。这就是税务的祸害，百姓不能完全免除。从前陛下怜念京城百姓，施恩于小民，命临安从公帑中出钱偿还各行业的货款，直到今天，小民及这些商户仍必须加价。可是临安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即使一天所需的物品，本来就多达百种；稍稍积累年月，对各商铺的扰害又比过去更甚。何况近年来土木工程接连兴起，朝廷典礼相继举行，凡是所需物品，无不由临安筹办。其间所用的各种物资，全都摊派给铺户，动辄以千百计，往往十成中还没有偿付一成。小民仅有的一点储备，一旦官府直接取走，丝毫不敢申辩，生计败落，祸根就在这里。京城是四方的根本，如今无缘无故使各行业日益陷入穷困，渐渐受冻挨饿，恐怕不是陛下施恩京城的本意。这就是临安扰害百姓的情形，百姓还不能完全免除。以上五条，也只是姑且举出大略，臣哪里能全部说尽？臣私下想到，陛下正怀有大有作为的志向，慨然思念中原，竭力图谋恢复古道，而臣却进献爱民、缓图的意见，是因为民心喜悦，天意就会取得；天意取得，即使像少康只有一旅之众、光武只有八千兵马，上天也将把机会赐给他们。臣恭敬地读到太上皇帝《圣政》，曾想停止月桩钱，并告诉辅臣说：“朕想养兵，却完全依靠民力；如果百姓失去产业，就会流亡成为盗贼。”

译这话说得多么伟大，真是陛下应当继承的家法。臣希望陛下彻底明察古今兴衰的道理，仰承光尧皇帝爱民的训诫，深深痛恨州县长期残害百姓，努力实行仁政以取得民心，务必宽裕民力以取悦天意。如今州县之间已经习惯于搜刮，如果不是陛下豁然大变，发布诏令加以号召并奖惩劝阻，那么最终又不过是空文罢了。臣愚昧，希望陛下赶快发布德音，详细说明近年来州县残害百姓的情形，如同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传告天下；对监司、守令反复恳切地告诫，详加说明并申令警戒，明确说从今以后一概以爱民为功，以夸说羡余为罪。这样或许可以使州县稍稍改变旧习，也使中外百姓知道陛下本来从不敢稍稍忘记他们。仍请求立即颁赐诏策，命侍从、台谏、两省官分别条列陈述当今什么事情有益于百姓、什么事情损害百姓，把可以实行的办法奏上。陛下和大臣详细考察这些意见，有可取的言论，不要因属于不同意见而废弃；如果确有不便，不要因为已经是自己实行的就害怕改正。这样，民心就能在下方获得，天意就能在上方喜悦；从来没有取得民心却不能取得天意，取得天意却不能恢复古道的。孔子议论讨伐颛臾，首先说要上下和睦，不要担心人口少，只要安定，不要担心国家倾危。孟子论说战争必胜，首先归结于人心和睦。孔子、孟子的话，是陛下所敬重的。本朝苏轼作《思治论》，说能够听从众人意见，就可以向北攻取契丹。吕公著上朝政疏说：“百姓安定之后，才能使兵粮充足，抵御外来侵侮。”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话迂缓而不切实际，这将是天下的大幸。杨万里上奏说：“臣听说，圣人在天下施展作用，有神明；使天下屈服，有威势。威势藏于神明之中，所以威势不可测；神明运行于威势之中，所以神明不至于被轻慢。天子以一身站立在天下之上，他的力量极其孤立；能够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失其所立，国家就能治理并兴盛，否则就会混乱灭亡。他的处境极其危险。然而凭着极其孤立的力量，天下却归附他；凭着极其危险的处境，天下却畏惧他。归附他就不会离开，畏惧他就不会抗拒；不离开，所以孤立者变强；不抗拒，所以危险者转安。孤立转为强盛，危险反而转为安定，是因为神明和威势都在其中。神明离去，天下就会离叛；威势脱落，天下就会抗拒。天下既离叛又抗拒，然后孤立危险的形势才显现。圣人的神明和威势，难道可以在顷刻间脱离而去，却不执持留住吗？那么什么是神明，什么是威势？我听说：外表不能与内里相称，内里没有外表也不能存在；右边不能与左边相称，左边没有右边也不完整。事物本来就有分离而合一、不同而相同、二而为一的情况。因此深渊不是龙，但龙的神明在深渊；山不是虎，但虎的威势在山。为什么呢？龙离开深渊到了陆地，虎离开山进入笼子，那么龙虎的神明和威势就不在龙虎身上，而在童子手中的一根短棍上了。所以龙不能离开深渊，虎不能离开山，而人主不能离开权柄。权柄，就是人主的山和深渊吧？上面掌握权柄，神明和威势就不在下面；下面窃取权柄，神明和威势就不在上面。观察权柄所在，治乱就显现了。掌握权柄要靠明察，用明察要以公正为原则，而损害明察的是偏私。进退人才，罢免行政事务，号令的发布和收回，赏罚的决定和否决，这难道不是人主的权柄吗？一旦失去这个权柄，所谓人主只剩下人主的名号，而失去了人主的实质。只有天下最明察的人，才能使这个权柄在自己手中而不旁落。为什么呢？天下最明察的人，起初天下还不能测知他的明察；不能测知他的明察，下面的人必定会用事情来试探他，否则就会欺骗他。拿天下人认为正确的事掺入错误，拿天下人认为错误的事混入正确，用来试探上面，侥幸等待他迷惑，这叫作试探。试探而他不动摇；如果一试探就动摇，就会改变他的真实判断。把正确的诬陷成错误，把真正错误的遮蔽起来文饰成正确，这叫作欺骗。所以古代明君处在明察之中却故意显得晦暗，以等待别人来试探；等到对方从晦暗中行动时，又显出明察，来击破他们的欺骗。那些轻视我的晦暗而前来试探的人到了。试探之后接着便是欺骗，然后我的明察一经发动，就会突然从他们试探的范围之外显现出来，卓然不陷入他们设置的欺骗之中，怎么能不使人服从呢？那么这个权柄应当归于谁？所以说：掌握权柄要靠明察。齐威王就是这样。以一个人的明察会合天下人的明察，又把天下人的明察会合成为一个人的明察，这是天下公正的明察；用一个人的明察废弃天下人的明察，这是一个人的私自明察。古代的君主，有百次施展明察而天下不服的；也有只施展一次而天下大为服从的，这就是公与私的不同。那么怎样才是公正？不惩罚天下人共同认为应当惩罚的对象，不赏赐天下人共同认为应当惩罚的对象；公开询问而暗中求证，广泛询问而独自决断。公开询问却不暗中求证，奸邪就不会被招致；广泛询问而独自决断，同类的人就不能欺骗，欺骗者也不能得逞。于是选择天下善恶中最大而且最明显的来赏赐、诛罚，明察一经施用，天下也不认为这是过于苛察。所以说：运用明察要以公正为原则。舜就是这样。古代失去权柄的君主，都是昏暗之人。昏暗所以失去权柄，本来如此；但越自以为明察的人反而越容易失去权柄，这是为什么呢？明察的人大多自恃而且喜欢猜疑，偏私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自以为明察，便会偏私；一偏私，也就不明察了。自恃的人因为明察出于自己而自夸，却因为明察出于别人而感到惭愧；猜疑的人把亲近狎昵者当作可信，把公卿大臣当作应当防范的人。因为以明察出于别人为羞耻，所以满朝不敢有话说，并不是没有话说，而是说了也没有人采纳；因为把公卿大臣当作应当防范的人，所以满朝不敢有所作为，并不是没有作为，而是做了也没有人实行。在这个时候，天下的权柄似乎确实没有转移到臣下手中，而天子的威势似乎确实尊崇了；但君子还不敢庆贺。为什么呢？前面收回了权柄，后面却又转移了权柄；防范了这一处，却没有防范另一处。公卿大臣不能在公开场合参与议论，亲近的小人却可以在私下侵夺权柄。天下人只看见今天施行某件事，明天任用某个人，却不知道事情从哪里而来。难道天子能够遍察天下事务、完全认识天下人物吗？有人说，这是宦官的力量；有人说，这是外戚的力量；有人说，这是过去受宠幸之臣的力量。这三种人，天子以为他们亲近可信，却不知道他们乘着我的信任而施展奸邪；以为暗中可以帮助自己明察，却不知道他们遮蔽自己的明察，盗取自己的权柄。起初不怀疑他们的奸邪，最终却使国家遭受祸患。

译所以说：损害明察的是偏私。汉代的元帝、成帝，唐代的德宗、顺宗，都有这种情况。《春秋左氏传》说：“舍弃大臣而同小臣谋议。”楚庄王说：“不要因为宠爱的近侍而嫉妒正直之士。”偏听会产生奸邪。梁地的邹阳因此劝说梁王不要独任一人而造成祸乱。兼听则下情能够沟通，偏听则下情受到堵塞，这是魏征劝说唐太宗的话。少师使隋朝混乱，子翚杀害隐公，禄产危害汉朝，朱异使萧梁灭亡。汉唐几位君主为什么竟然不能醒悟呢？如今凭着君主的圣明，又亲自掌握天下权柄，难道能容许出现汉唐末世的事情吗？不过，汉成帝知道厌恶石显，却不知道王凤也就是石显一类的人；唐宪宗知道厌恶王叔文，却不知道皇甫镈也就是王叔文一类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明察别人却昏暗于自身。臣希望圣明天子以古代为鉴，考察今日。大概在石显、王凤、裴元龄、王叔文掌权的日子里，元老大臣被废黜退处，大概有出自他们意旨的；奸邪小人以及外戚、佞幸，大概有凭借他们的援助而升至宰相、侍从，彼此牢固勾结不能解脱的；也有忠臣义士排斥他们不能胜，反而遭受他们祸害的。这就是天子的权柄从这里转移、天下的混乱灭亡也从这里产生的原因。” 陛下圣明的学识高深，能够洞察万古。读到这里，您认为这些话是对的吗？不对吗？为什么不在燕居闲暇之时，思考汉、唐时期群小作乱的祸患，再把这几件事默默地观察并深入反省呢？今天难道没有这些事情吗？如果没有，就可以自行庆幸，并堵塞它们尚未形成的入口；如果有，就应当大为警惧，拔除它们已经扎下的根。要仔细察看，仔细察看，再加倍仔细察看。远离邪曲不正之人而亲近正直之士，那么从宰执到侍从、经筵、台谏、馆阁之臣，谁不是圣天子的心腹和耳目呢？政事、人才、号令、赏罚，有疑问就拿来询问；认为正确就推行；认为错误就诘问；发现欺骗就治罪。不要一概听从，也不要群起违抗，这样便可一步达到尧舜那样的圣治。哪里会像汉、唐四位君主那样，完全疏远千万人，却只信任一两个亲近的小人呢？小蛇必将长成大蛇，脚踏初霜必会遇到坚冰。臣不胜忠愤，万里又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人，忧患在于有敌人而没有空闲。有敌人而没有空闲，国家的立足就不稳固，应对也不周详。并不是立足不稳、应对不周，而是想稳固却没有时间去稳固，想周详却没有时间去周详。为什么呢？” 有敌人而没有空闲，休息的日子总是不能增多，作战的日子总是不能减少。作战的日子多，所以留守的人背负物资站立，种田的人拿着兵器耕作，守卫的人穿着铠甲睡觉；休息的日子少，所以有心思的人来不及运筹，有言语的人来不及议论，有智慧和勇气的人来不及施展。这样一来，国家怎么能够立足稳固？应对怎么能够周详呢？上天使万物生长的时节是春天，但使春天产生的并不是春天本身；太阳照亮万物的时节是白昼，但产生光明的并不是白昼本身。春天不能防止万物生长，春天便使万物生长；使万物生长的是冬天。白昼不能产生光明，白昼便产生光明；产生光明的是黑夜。为什么呢？冬天，是上天的空闲；黑夜，是太阳的空闲。那么，和睦安宁就是战争的空闲吗？即便如此，治理国家的人既忧患没有空闲，也忧患有了空闲。有空闲而利用空闲，是善于利用空闲；有空闲而安于空闲，是苟且偷安。因此，空闲既可以造福国家，也可以给国家带来祸患。孟子说：‘国家有了闲暇，就趁这个时候修明政治和刑法，即使是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这是利用空闲。孟子又说：‘国家有了闲暇，就趁这个时候沉溺享乐、怠惰傲慢，这是自己招来祸患。’这是安于空闲。越王在会稽之战中，向吴国请求讲和。吴国以为越国是真心请求和解，却不知道越国将要取得空闲并利用它。因此，越王把女儿嫁给吴王，把大夫的女儿嫁给吴国大夫，把士人的女儿嫁给吴国士人，勾践并不以此为耻；输送珍宝器物，赠送女乐，勾践也不吝惜。正因为不以这些小事为耻，所以能够雪洗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正因为不吝惜这些小物，所以能够保全自己最珍爱的东西。会稽被困，是最大的耻辱；国家社稷的存续，是最值得珍爱的事情。正因为对小事无所羞耻、无所吝惜，所以国内百姓中有病的，我能够询问；死亡的，我能够安葬；富有的，我能够使其安定；贫穷的，我能够依据情况施行赏罚；物资完备的，我能够加以核查；车马兵甲，我能够准备齐全。上述各项都能够做到，吴国便已经牢牢掌握在我的手掌之中了。那吴王夫差，当时正因讨伐齐国而疲惫，又因黄池会盟而骄傲，却不知道越人早已掌握了他的生死命运。这就是越国获得了空闲而吴国没有空闲，越国利用了空闲而吴国没有可以利用的空闲。这叫作空闲能够造福国家。北齐与北周不能同时并立，不是齐国吞并周国，就是周国吞并齐国。然而齐国君主倚仗周国进攻暂时稍有停息，君臣都说一时取得快意，便可以安闲千年，甚至有了‘无愁天子’的称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周军攻克晋州时，齐国还说这不过是小小的交战，是平常的事情。齐国灭亡后，陈国与隋朝也不能并存，不是陈国吞并隋朝，就是隋朝吞并陈国。然而陈国君主倚仗隋人互相聘问，君臣都说王气正在这里，敌人有什么可怕的，甚至纵情饮酒、赋诗不止。隋军渡过长江时，陈国君主还在醉酒，守江的人也在醉酒，所以陈国灭亡。这叫作空闲也能给国家带来祸患。如今皇帝即位已经五年了。近来，皇帝之所以早起晚睡、勤于政务，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尽心力、深思熟虑，只是为了支撑抵御强敌这一件事罢了。至于法度、纪纲以及教化、刑政等用来开创中兴、兴起太平的措施，都还没有顾及；不是来不及，而是没有空闲顾及。如今讲和已经成功，边境没有惊扰，难道还可以说没有空闲吗？已经有空闲了。然而朝廷所议论的法度、纪纲、教化、刑政等措施，又没有顾及。臣不知道皇帝之所以早起晚睡，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尽心力，究竟是在忙什么事情？是想靠讲和来苟且求得朝夕安宁吗？还是没有忘记中兴的谋划，仍然有意实现尧舜三代的治理呢？如果是苟且求取朝夕安宁，那么齐、陈的祸患足以令人恐惧，孟子的话足以使人警醒。

译如果说没有忘记中兴，并且有意实现太平之治，那么臣不知道所谓尚未顾及的究竟是什么，所谓有意谋划的又是什么。臣只看见今天下令说‘申明条法罢了’，明天下令说‘士民不得穿凉衫罢了’，不知道天下的事情难道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吗？还是另有深谋密议，只是天下人无法看见呢？臣对此非常恐惧。从前晋武帝临朝时，只谈平生的寻常事务，却不涉及国家的长远谋略，何曾由此知道国家必定会乱呢？王导征召王述为属官，见面后首先问米价，君子因此知道江东不会振兴。如今朝廷的施政，莫非也和谈论寻常事务、询问米价的人相似吗？没有空闲时便忧虑，有了空闲时便休息。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像云一样变化无常，像车轮一样反复转动。一旦敌人再次行动，便又说没有空闲。臣不知道那些用来开创中兴、兴起太平的纪纲、法度、教化、刑政措施，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议定。《诗经》说：‘淇水也有岸，洼地也有边。’如今想治理国家，却茫然没有边际，臣想不恐惧，能做到吗？万里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下不能治理，并不是始于没有人提出主张，常常始于有人提出主张却没有人跟随。提出主张却没有人跟随，那么上面的人便会自己提出、自己废弃。一项政事发布，一道命令施行，十个人听从而一个人不听，起初似乎还不会妨害政令流行；但政令不能实行，没有不是从一个人不听开始的。这是为什么呢？十个人听从，一个人不听，那么这十个人一定会观察那一个人。观察他，就是在试探政令。用绳子试探深渊，用坚硬之物试验刀刃，用一个人试探十个人。一个人不听而上面不追问，那么十个人的听从也将反过来变成不听。古代圣人一定有办法杜绝天下人的观望，消除天下人的试探，使天下人的听从一致。天下人相互观望却看不出可乘之隙，相互试探却无法测出政令的深浅，那么天下人的听从怎么会不一致呢？天下人的听从一致，那么我想前进就前进，想退却就退却，想向左就向左，想向右就向右，凡是我的意图没有不随之实现的。在这种时候，天子只担心不能提出主张；一旦提出主张，便能大有作为。谁还能阻挡我呢？如今皇帝并不是没有神圣英武的资质，也不是没有开创中兴、兴起太平的志向，然而五年之间，实在还没有什么能够大大慰藉天下人的期望。’ 想要国家强盛却得到衰弱，想要治理却没有得到治理，这个弊病究竟在哪里呢？公卿大臣把国家放在后面、把私家放在前面，把自身放在前面、把君主放在后面，没有人肯挺身而出承担天下的大难。缙绅士大夫甲可乙否，各自只求自己的说法胜过别人，而上面的人不知道应当决定什么。三军将士和天下百姓习惯于苟且懒惰，即使发动他们也不起身，命令他们也不服从。因此，天子有资质却没有扶助，有志向却没有响应。一次行动天下便不跟随，于是只能自行停止。这难道不是因为处在天下人的观望之中，经受天下人的试探，却没有办法使天下人一致吗？那么怎样才能使天下一致呢？想使天下一致，必须先使天下震动；想使天下震动，必须先改变天下。小的改变带来小的震动，大的改变带来大的震动；小的震动带来小的一致，大的震动带来大的一致。正当一年更新、天地安宁、温暖使动植物安定的时候，难道不值得欢乐吗？然而在一席笑谈尚未结束之间，有人或许就会因迅雷骤然震惊而变色。怠慢的人变得肃敬，伏卧的人起身，弯曲的人伸展。天地造化的政令，在顷刻之间发出而遍及四海，没有人敢轻慢违背。改变便使人震动，震动便使人一致。如果因循玩忽而不改变，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商汤继承夏朝，就改变了夏朝；夏朝的政事，是禹遗留下来的。周武王继承商朝，就改变了商朝；商朝的政事，是商汤遗留下来的。后世谈论治理的人一定说：不恢复三代之治就不行。然而商汤并不是照搬禹，而是改变禹的政事；武王也不是照搬汤，而是改变汤的政事。这两位圣人，难道是舍弃前人的成就而固执己见吗？改变它们，正是为了恢复它们。商汤改变夏朝的政事，却使商汤的治理恢复到禹的境界；武王改变商朝的政事，却使武王的治理恢复到汤的境界。不是恢复又是什么呢？他们期望的是治理的效果，不拘泥于具体政事；注重正确的实质，不计较形式的不同。因此汤、武一经改变，天下便震动而焕然一新。陛下大概是继承光尧皇帝的君主。继承光尧而改变光尧，可以吗？这不是改变光尧，而是改变光尧所作的改变。况且光尧何尝没有改变过呢？过去治理达到极盛时，弊病也达到极盛。绍兴初年，一次改变便纯粹采用元祐时期的政事，以振作天下的苟安风气，所以当时风采焕发，直到今天还使人振奋。后来权臣掌握朝政，长期恭敬自守，一旦赫然贬黜奸党、收回威令，以恢复朝廷尊严，所以击破强敌、授予圣子兵权，都出于一日之间的独断，而天下人不知道这种变化从何而来。陛下即位五年而天下还没有大治，难道光尧改变政事的方法，唯独可以迟缓吗？改变必有关键，关键必有先后。如今要改变，什么是关键？什么是先务？臣听说：法律如果不一定实行，还不如没有法律；有人却不承担责任，还不如没有人。如今天下的大患，不在于法律不完备，而在于法律过于繁密；不在于贤人君子不多，而在于人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完备却未必实行，人才众多却没有人承担责任。既然如此，今天若想一下子改变这种状况，为什么不删削法律中繁琐的部分，使天下人必然遵从；统一各人的责任，使天下人无法逃避，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从前唐虞时代只施象征性的刑罚，夏后却制定了三千条肉刑；汉高祖约法三章，汉武帝却增加到三百五十九条。若以法律繁简比较治理功效，夏朝的治理本应超过虞舜，汉高祖的治理本应不如汉武帝，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法律的成效果真在于完备吗？晋国范文子有功归来时说：‘这是郤克的教导，我有什么功劳呢？’后来庾亮败给张曜，商融对陶侃说：‘这是将军所造成的，不是我商融所能裁断的。’

译周公说：‘只有君王才有成就。’而梁武帝时期侯景之祸，大概是由朱异引起的。朱异不承担自己的过错，却让武帝把责任归给时运。古代君子把功劳归于主将，后世君子却把过错归于主将；古代君子把功劳归于君主，后世君子不承担自己的过错，却让君主独自承担过失。人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就是如此。如今兼有历代的法典，承袭历代圣王的制度，法律不能说不完备；法律完备却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不是法律不完备的罪过，而是法律完备却不能一定实行的罪过。科举、任子所选取的人，军功所奏报的人，动辄以千计，人才不能说不多；人才多却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不是人才不多的罪过，而是人才多却没有人承担责任的罪过。臣凭什么知道法律完备却未必实行呢？臣说：私自贩卖茶叶的人，罪至流放；百姓因不饮酒、不吃荤而信奉妖教的，罪至死刑。这些罪已经达到流放和死刑，不能说不重，可是私贩茶叶的人和不吃肉的人并没有停止。为什么呢？有重法却没有重刑，有重刑却没有重罪。并不是没有重罪，而是承担不起这么重的罪罚；也不是承担不起，而是案件太多承受不起。案件多就难以重办，刑罚重就难以做到必然执行。况且有人用极少的茶叶换取微小的利益，便被逮捕流放。至于小民因为贫穷无法养活自己，断绝肉食，只求一顿粗粮饱腹，却又被逮捕杀死。从情理上说，即使君子也有一定不忍心做的事情。必然产生不忍之心，法律便必然不能实行。百姓只看见法律的条文，却看不见君主的本心，就会说：‘上面的法律都是这样。’法律，是驱使天下人的工具；工具废弃，驱使便松弛。等到有紧急事情而要求天下人服从时，还有谁会服从呢？臣凭什么知道人才多却没有人承担责任呢？人的本性本来就有喜爱的，也有畏惧的。居处清显之位、享受丰厚待遇，是他们所喜爱的；应付纷乱、承担危难，是他们所畏惧的。天子掌握天下人所喜爱的东西来招徕天下人，难道只是为了苟且满足天下人的私欲吗？舍弃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大概正是要把他们所畏惧的事情交给他们。而如今的士大夫，先自夸勇于承担所畏惧的事情，以求取得所喜爱的东西；一旦取得所喜爱的东西，便躲避所畏惧的事情。无事之时，他们服饰华美，步态从容。天子出来面对他们，即使虞舜在野外选拔贤才没有遗漏，周朝人才济济，也不足以形容这种盛况。然而寺监官说：‘我为什么不能进入台省？’郎曹官说：‘我为什么不能任侍从？’ 侍从官说：‘我为什么不能任宰执？’宰执说：‘我为什么不能在中书省任满二十四考？’凭借权贵宠幸而升进，称为走捷径；带着谄媚曲从而升进，称为善于迎合；培植党羽而升进，便称为有门客；聚敛钱财而升进，便称为有才干。早晨争夺，晚上争夺，担心失去职位，忧虑得不到升迁，这是多么勇敢啊！等到朝廷突然发生意外之事，天子召某人询问，他便说：‘臣哪里足以知道呢？’又召某人委以重任，他便说：‘臣哪里足以奉行明诏呢？’贪婪的人只求免除事情而不求免官，畏惧的人却求免官以远远躲避事情，这是多么怯懦啊！只是因为他们勇于争取前者，所以怯于承担后者，而朝廷却没有察觉。况且哪里有身为上宰，天子让他领兵御敌，他却以母亲患病为由推辞的呢？天下有缓急之事，而宰相尚且不能任用，那么其他人又怎么能够任用呢？如果任用他，又会说：‘那个人实际上是宰相的儿子啊。’臣方才所说，是愚见。臣希望陛下严厉诏令有关官司，删去法令中琐细而不紧要、庞大而无法实行、重复而可以被人玩弄的条文。像太祖皇帝时那样，法度简明而切要，清楚而可信；制定的必定使用，保留的必定实行，不把天下人当作儿戏，这样或许可以驱使天下人。天下即使没有事情，也应当预先选择一件重大而艰难的事情，向众人询问后派遣一人去办理；让皇帝所倚重的大臣承担此事，逃避而不做的就诛杀。像唐太宗斩杀卢祖尚那样；办理而坏了事情的也诛杀，像舜诛杀鲧那样。这样，天下人的怯懦就可以一下子转变为勇敢。天下人能够被驱使，天下人的怯懦都变成勇敢，那么国家就可以强盛，敌人就可以攻取，中兴可以开创，太平可以兴起。臣心中已经明白，看起来实在容易。《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宋孝宗时，虞允文上奏说：‘臣恭敬地承蒙圣恩，陛下特意派遣中使赐给臣御书《汉崔寔政论》。御书既然表明了其中的要旨，又用伟大的王者之言加以说明说：‘崔寔的学说切中当今士大夫的弊病。朕心中有所感触，因此写下这些话赐给你，也借此表明朕修明政事、救治弊病，不敢懈怠忽视的心意。卿也应当扩大宣扬朕的意思，以此勉励士大夫。’臣叩拜后俯伏诵读，感慨激奋，深深思考陛下的心意。陛下以公正使自己明察，所以对人的真情和伪饰无不洞见；以古代为鉴来观察今天，所以对时弊无不革除。陛下在笔墨游戏之间，光明如日月照耀，严厉如风霜凛然。只是臣愚昧浅陋、软弱无能，不足以仰承这份厚赐。然而臣惶惶不安地关注崔寔的学说，已有很长时间了。想来陛下也许怜悯臣孤独的忠心，察知臣一向的操守，又担忧臣日益陷入受牵制、遭夺权和被排斥的处境，所以施加这份隆重而特殊的恩典，委婉曲折地训诫引导臣，使臣双目明亮、内心安舒，最终有所建树，以报答这非同寻常的知遇吧？崔寔不幸生在桓帝、灵帝末世，只能留下寄托希望的空泛言论，千年之后才被英明睿智的君主采纳，崔寔实在幸运。臣亲身逢遇今日之事，这种幸运又何止多十倍、百倍、千倍、万倍呢？’ 即便如此，崔寔所忧虑的是寡不敌众，却仍然能够使后稷、契的事业重新存在。像臣这样微小卑贱的人，正漂泊沉浮于惊风怒浪之中，想要自我勉励、自我鞭策，凭一人之力阻挡百川，臣自己也知道这必定做不到。臣曾经深入研究崔寔的论说，最后认为它归结于君主应当以五帝为师、以三王为法，抛弃苟且求全的政治，踏上考察古代治道的道路。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的完整德行已经显现。崔寔又说：‘选用后稷、契作辅佐，伊尹、周公作辅弼；否则，任用的人大多只会成为拖累而已。’臣长久以来妨碍贤才进用的道路，也只希望陛下广泛寻求人才，重新谋划安排，臣对此愿望实在无比殷切。虞允文又上奏谈论唐太宗德、仁、功、利的学说，说：‘臣在八月戊申日，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陈良翰、权礼部侍郎周必大到政事堂，把所承蒙赐予的御笔给臣看。臣既得以仰观陛下取法唐太宗及其臣魏征关于德、仁、功、利的论说，默默深思，私下有所感触。’八天以后，丙辰日，臣在后殿奏事，陛下不因臣愚昧，宣谕御笔赐给王之奇等人的用意，并且曲意垂问。臣曾冒昧地说：‘唐太宗从太原起兵，扫除群盗，夺取孤立的隋朝，几年之间，从平民成为天子，从没有一寸土地到拥有整个天下。’ 虽然大功已经成就，但惭愧之德却很多。唐太宗即位已经十六年，于是把自己亲身实行的四件事情的优劣拿来询问魏征，正是对自己一生中感到不足之处忧惧而不满足。臣私下妄加评论：陛下承继历代圣主的伟大基业，顺应盛世相继、光明重现的吉运。中原的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固有的；如果不修养德行、推行仁政，凭什么招致革新的天命？中原的百姓，本来就是我们固有的；如果不修养德行、推行仁政，凭什么启发他们归附的心意？况且今天创建基业、守持文治、实现中兴的责任，陛下确实兼而承担。把陛下同太宗在太原起兵时使用一切手段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陛下自登大位至今十年，对于德、仁、功、利四方面的学说，勤勉急切，没有不尽力达到的；关键在于兼修并用，长期坚持，才能见到成效。美好的事业在于持久，圣人长久遵循自己的道路，天下才教化成功，这是圣贤不可改变的名言。然而德和仁的责任在于自己，功和利的责任在于他人，这一点也不可不察。陛下欣然嘉奖采纳之后，四天后的庚申日，特意命中使把王之奇等人的奏牍宣示给臣。臣深思陛下的圣意，难道也是采纳了臣前日的奏议，想要把臣的论说完整表达出来吗？’ 臣的奏议说：德和仁的责任在自己，是说非人君亲身实行不可。然而邪与正有其机缘，实行与停止有其时机，内政与外政之间又有间隔；如果没有像魏征进谏‘十渐’那样辅佐君主、弥补疏漏的大臣，太宗怎么能成为唐朝的明君呢？臣的奏议又说：功和利的责任在他人，是说非人臣亲自承担不可。然而人的才智有高下，事情有难易，任用又有信任与疑虑；如果没有像太宗驾驭群臣那样聪明英睿的君主，房玄龄、杜如晦、英布、卫青等人怎么能成为有唐的名臣呢？天下的事情，一天之内有万种变化；天下的人，同一颗心里却有百般伪诈。一项政令刚刚发出，还没有显现端绪，各种议论就已经纷纷四起。凡是妨害德仁、损害功利的人，不知道究竟会是什么人。譬如人的身体，根本本来稳固，不幸患了疾病，就一定要访求良医。医生察看脉象、观察气色，找到疾病的根源，斟酌虚实是否相宜，按照古代方书用药。恰好问病的人挤满面前，一同议论方书。某人指着某味药说：‘这药太热，按医理应当去掉。’另一人又指着某味药说：‘这药太寒，按医理应当去掉。’生死利害的说法混杂陈列，主治疾病的人有时不加辨察，反而两方面都听从，于是失去了依据古方书用药的本意。病人服药后，精神日益耗损，筋力日益疲惫。先前议论药物的人又都把责任归咎于医生庸劣，要求另行选择医生。可供选择的医生有限，杂乱议论药物的人却无穷无尽。主治疾病的人最终又不能有所明辨，却想求得病人的安全，难道是合理的道理吗？即便如此，德和仁是国家的根本；功和利，是根本确立后枝末自然兴举的成效。如果没有明君与贤臣相逢、圣人与贤者相合，彼此心胆相照，在治乱安危问题上意见一致，又怎么能够排除其中的祸害，辨明功利的根本与枝末，从而取得德仁功利的成效呢？如今陛下亲自挥笔，感叹功利尚未成就，向往德仁的高尚境界，并慨然取法异代的臣子，准备把他们的话作为借鉴，这就是宰臣没有才能的罪过。臣曾看魏武侯和群臣议论政事，群臣都比不上他，退朝时他还面露喜色。吴起便以楚庄王的话进谏说：‘世上不会永远没有圣人，国家也不会永远缺少贤才。如今寡人与群臣谋划政事，群臣都比不上，楚国恐怕危险了。’唐太宗与臣僚议论政事时，如果有人提出的意见不合太宗心意，太宗退朝后反而为此忧虑。景德年间，真宗皇帝与陈尧叟再次谈论前代求治的君主，也曾举出这些事情作为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