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五十明 杨士竒等 撰四裔宋宁宗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徳秀奏曰：“臣窃惟今日北敌有必亡之势，三可为中国忧者二。盖自有天地以来，边境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炽百年而无忧变者也。女真盘据中原九十载矣，自其立国，唯以刑威杀戮劫制上下，非有欢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乆存，虽秦、隋不能，况区区无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固达、尼雅满之徒崛兴，穷海之濵，尚力喜争，云屯雾集，用彼国所长，以凭陵诸夏，故所向莫能当今。数十年豢飬之余，亡复前日坚悍之气，而防古小国欻起而乘之，干戈相寻，情见力诎。盖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防古即乡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势，既不足以当新胜之锋，而众叛亲离，安知无他变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时，用民力如犬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携离，亡一敢畔者，积威约之素也。今其溃散四出，犹川决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觧土倾，其形巳露，岂待智者而后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元元赤子，敌人戕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乆矣。而曩者病于机防之难逢，间者败于权奸之轻举。顾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复以为忧？何也？盖传有之：‘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孟子亦曰：‘无敌国外患者，国常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议未坚，邉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頫交驰，遽巳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万一此敌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谓无虞，则忧不在敌，而在我矣。此臣所谓可忧者一也。事防之来，应之实难，毫厘少差，祸败立至。设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夹攻，豪杰四起，奉我以为主，从之则有宣和结约之当戒，张觉内附之可惩。如将保固江淮，闭境自守，彼方云扰，我欲堵安，以此为谋，尤非易事。此臣所谓可忧者二也。今之议者，大抵以为外裔之衰，乃中国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单于之争，汉甞获其利矣。拓防氏河南之警，頋反为萧梁之害，何耶？盖有国者不当问敌人之盛衰，惟当计吾政之修否。当汉宣时，内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纪纲本末备具，边陲备御斥▯精明，使匈奴盛彊尚当賔服，况于浸微弱之后乎？若梁武则不然，舍正道而溺异端，弃人事而谈空寂，内则三蠧弄权，轻作威福，外则诸王忿防，骨肉相图，保境靖民犹惧不足，况欲乗人之敝以徼幸万一之功哉？繇是观之，使今日能为汉宣之所为，则敌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犹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窃独忧之。伏惟陛下日与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防，勿以惩羮之故而谓雠耻可忘，勿为视防之谋而谓幸安可恃，修实徳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结民心，奨忠实以作兴天下之材，省科敛以培养天下之力。至于某人可将，某兵可用，某城当缮，某器当修，无日不计于朝而申训之，庶几国势日尊，敌人自慹，则乗机取胜可以制蚌鹬之危，养威俟时足以保金汤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贱而忽其言。十年，袁燮上己见劄子曰：「臣区区愚忠，二月三日获对威顔，具陈正月雷雪非常之变，宜修边防为战守之计。臣非敢为此臆説也。按《春秋》鲁隠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孔子以八日之间再有大变故，谨而书之。又臣恭览国史，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丁亥风雷雨雪一夕交作，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皆以为隂盛阳微，外国窥中国之象。是冬金人果提兵大入。今残敌衰微，虽非昔比，而雷雪作孽无异曩时，臣所以不得不先事言之。累月以来，淮防间幸稍寜息，然敌人之心变诈万端，安知其不养力蓄鋭，伺隙而作乎？蜀被其害，所过为墟，雷雪之变既昭然矣，秋冬之间又将若之何？夫备御有素，虽强大之敌不足多畏；茍安无防，虽仅存之敌亦能肆毒。而或者之论则曰：「我朝兼爱南北，间不免于用兵，而终归于和好，今亦和而巳矣，岂必他求？」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五十。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四方边远民族。宋宁宗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如今北方敌人已经呈现必亡的形势，其中有三点足以成为中国的忧患，现已具备两点。自天地开辟以来，边境盛衰本来没有常态，然而从来没有一个昌盛强炽百年而不发生忧患变故的。女真人盘踞中原已经九十年了。自从建立国家以来，只是凭借刑罚威势、杀戮和劫持来控制上下，并不是平素就有使人欢然心服的德行。依靠这种方式而想长久存在，即使秦、隋也做不到，何况区区无道的女真呢？这是其必亡的第一点。当初阿骨打、尼雅满等人崛起于穷海之滨，崇尚武力、喜好争斗，像云聚雾集一样，利用本国所长来凌驾诸夏，所以当时所向无敌。几十年豢养之后，女真已经不再有从前坚强剽悍的气势，而蒙古这个小国突然兴起并乘隙进攻，战争接连不断，女真显出情势已困、力量已竭。如今的女真就是从前的亡辽，如今的蒙古就是当年的女真。以将亡而困顿沮丧的形势，既不足以抵挡新近取胜者的锋芒，又众叛亲离，谁知道不会有其他变故乘机而来？这是其必亡的第二点。当它强盛时，使用民力如同驱使犬马，残害百姓性命如同草芥；人心离散，却没有人敢反叛，只是长期积累的威势和约束所致。如今它已经四处溃散，就像河堤决口，无法遏止。甚至要使用赦令来安抚它，已经像瓦片解体、土墙倾塌一样，败亡的形势早已显露，难道还要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吗？这是其必亡的第三点。可叹啊！天下百姓被敌人残害，庄严的故都长满了庄稼。有志之士想要彻底洗雪耻辱，已经很久了。过去只是苦于难以遇到时机，近来又败在权奸轻率用兵。如今敌人自己陷入危急，臣又为什么反而忧虑呢？因为古书有话说：“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必然会有内部忧患。”孟子也说：“没有敌国外患的国家，常常会灭亡。”陛下刚开始改革时，和议并不牢固，边境警报尚未撤除，君臣上下都警惕不安，不敢安逸。等到聘使往来频繁，竟然习惯于眼前的安宁，而忘记了过去的忧患。万一这个敌人最终灭亡，没有人防备残余毒害，上面安逸、下面嬉游，都自以为没有忧患，那么忧患就不在敌人，而在我们自己了。这是臣所说的第一件可忧之事。事情的变故一旦到来，确实很难应对，稍有毫厘差错，祸败立即到来。假如外族得志，邀请我国与之夹攻，豪杰纷纷起兵奉我为主，那么接受他们，就有宣和年间结约之事可作警戒；张觉归附的事情，也足以作为惩戒。如果打算保守巩固江淮，闭境自守，而他们正陷于纷扰，我们只想堵塞安定，以此作为谋略，也尤其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臣所说的第二件可忧之事。如今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外族衰弱就是中国的利益，难道不想想吗？匈奴五单于争位时，汉朝曾经从中获利；拓跋氏在河南发生警乱，反而成为萧梁的祸患，这是为什么？因为拥有国家的人不应只问敌人的盛衰，唯应考虑自己的政事修治得如何。汉宣帝时，内有辅佐大臣的贤良，外有将帅爪牙的勇猛，朝廷纲纪本末完备，边境防御和侦察精明，即使匈奴强盛也还应当宾服，何况在逐渐衰弱之后呢？梁武帝则不是这样，舍弃正道而沉溺异端，抛弃人事而空谈寂灭；内有三蠹弄权，轻易施行威福；外有诸王忿争，骨肉相互残害。保卫疆境、安定百姓尚且担心做不到，何况想乘人之危来侥幸求得万一的功劳呢？由此看来，假使今日能够做到汉宣帝所做的，那么敌人的存亡都不足忧虑。但还不止如此，许多事端正要从这里开始。臣愚昧地独自为此忧虑。伏望陛下每天与二三位大臣深入谋求治理自身的办法，不要因为惩罚羹汤的教训而认为仇耻可以忘记，不要采取窥伺敌情的谋略而认为侥幸安宁可以依靠；应修养实际德行以感通天命，施行仁政以凝聚民心，奖勉忠实之士以振兴天下人才，减省科敛以培养天下民力。至于某人可以任将，某种兵可以使用，某座城应当修缮，某种器械应当修整，都要每天在朝廷上筹划并重申训示。这样或许可以使国势日益尊盛，敌人自然畏惧；就能乘机取胜，避免鹬蚌相争的危险；蓄养威势以等待时机，也足以保持金城汤池般的坚固。只愿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卑微而忽视臣的话。十年，袁燮上奏自己的见解说：“臣一片微薄的愚忠，于二月三日得以面见陛下，详细陈述正月雷雪这一不同寻常的变故，认为应当修整边防，制定战守之计。臣不敢凭空妄说。考察《春秋》，鲁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大雨并有雷电，庚辰日又大雨降雪；周历三月，就是夏历正月。孔子认为八天之内两次发生重大变故，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臣又恭敬阅览国史，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丁亥日，风雷雨雪一夜之间交相发生，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陈俊卿都认为这是阴气强盛、阳气微弱，外国窥伺中国的征兆。这年冬天金人果然率兵大举入侵。如今残余的敌人已经衰微，虽然不能与过去相比，但雷雪造成的灾异与往年没有不同，这就是臣不得不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的原因。几个月以来，淮防之间幸而稍稍平静，但敌人的心思变化诡诈多端，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养精蓄锐，等待空隙而发动呢？蜀地遭受他们的祸害，所经过的地方都成了废墟；雷雪的变故已经明显可见，到了秋冬之间又将会怎样呢？防御如果一向有准备，即使强大的敌人也不值得过分畏惧；如果苟且求安而没有防备，即使仅存的敌人也能肆意施毒。可是有些人的议论却说：“我朝兼爱南北之间的人，间或不得不用兵，但最终归于和好，如今也只是议和罢了，何必另作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