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七十六

译汉景帝时，梁王派人杀死已故的吴国丞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查办梁王，田叔查清了全部事情。回来报告景帝说：‘梁王确实有罪吗？’田叔回答：‘臣犯死罪，确实有罪。’皇上说：‘罪证在哪里？’田叔说：‘请皇上不要把梁王的事情当作一般案件处理。’皇上说：‘为什么？’田叔说：‘如今如果梁王不依法伏诛，就是汉朝法律不能施行；如果依法诛杀梁王，而太后因此饮食无味、睡卧不安，那么忧患就在陛下身上。’景帝认为他非常贤明，任命他为鲁国相。汉成帝时，梁王刘立行为淫乱。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说：‘臣听说按照礼制，天子居处外设屏障，是不愿让人看见里面。正因为如此，帝王不窥探别人的闺门私事，也不听闻内宫隐秘的话。《春秋》为亲属避讳，《诗经》说：‘亲爱的兄弟，不要彼此疏远。’如今梁王年少，颇有狂妄的毛病，起初只是因为恶言而审查，后来既然没有查到事实，却又揭发闺门私事，这已经不是原奏章所指的事情。梁王的供词又不服，办案者却勉强加重弹劾，传讯并牵连出难以查明的事情，只凭片面供词定罪，判狱对治道没有益处，反而以宗室内乱的恶名污蔑他，向天下公开传播，这不是为公族隐讳、增加朝廷的光荣、彰明圣德教化的做法。臣愚见，梁王年少，而父亲的同胞兄弟年长，年龄相差不合常情。梁国富足，足以用厚礼聘取美女，招致妖艳之人；父亲的同胞兄弟也有羞耻之心。办案者却只审问所谓恶言，为什么要无端揭发出来？从这三点推测，恐怕不合人情，疑心是受到了逼迫，或者只是过失失言。文吏追究此事，没能在罪过尚未萌发时加以转变，反而施加恩罚、不予治罪才是上策。既然已经审查并据法举劾，就应趁梁王不服罪之时，诏令廷尉选择品德高尚、通晓事理的官吏，再次审慎查问，显示原案不实的结果，确定这是过失之罪的处理方式。然后把处理结果交还给下级官吏，以扩大公族之间相互亲附的恩德，为宗室洗刷被污蔑为淫乱的耻辱，这才很合乎治理亲族的道义。’天子因此搁置此案，不再治办。刘向升任光禄大夫后，每次被召见，常常进言说：‘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凋落，本根就没有可以遮蔽的地方。如今同姓宗族逐渐疏远，母族专擅政权，俸禄从公室流失，权力掌握在外戚手中，这不是强固汉朝宗室、压抑私门、保守社稷、安定巩固后嗣的办法。’ 东汉明帝时，广陵王刘荆犯罪，明帝因为他是至亲而悲伤，诏令樊鯈和羽林监、南阳人任隗共同审理他的案件。事情查清后，他们上奏请求诛杀刘荆。明帝在宣明殿召见他们，怒道：‘诸位卿大夫因为他是我的弟弟，就想诛杀他；即使是我的儿子，诸位也敢这样做吗？’樊鯈抬头回答说：‘天下是高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私有的天下。《春秋》的义理是，君主的亲属若将要谋反，已经有谋反意图就应诛杀。因此周公诛杀弟弟，季友毒杀兄长，经书和传文都认为这是大义。臣等因为刘荆是陛下同母弟，料想陛下圣心必定更加怜悯，所以才敢请求诛杀他。假如他是陛下的儿子，臣等也只会依法专断诛杀。’明帝长久叹息，樊鯈也因此更加知名。汉章帝建初六年冬，东平宪王刘苍上疏请求入朝，第二年正月，章帝准许了他。刘苍到达后登上殿堂，便向天子行拜礼，章帝亲自答礼。此后诸王入宫，章帝总是用辇车迎接他们到省阁，才让他们下车。刘苍认为所受恩宠超过礼制，内心实在不得安宁，于是上疏辞谢说：‘臣听说，尊贵者有固定的尊位，卑贱者有等级和威仪，贵贱排列有序，上下各合其理。陛下至德广施，慈爱骨肉，已经赐臣奉朝请之礼，使臣能够近在咫尺朝见天颜，却又亲自屈尊，降低至尊身份来礼待臣下。每次赐臣召见，总是起身离席、改变容色；中宫还亲自下拜，这些礼遇超过旧典。臣惶恐战栗，实在不敢自安。每次会见陛下，都局促不安、手足无措，这不是用来向群臣显示等级、使臣下安心的做法。’章帝看了奏疏，叹息不已，反而更加褒奖、尊贵他。章帝性情宽厚仁慈，而且亲爱亲族的恩情深厚，所以叔父济南王刘康、中山王刘焉多次入朝时，章帝特别加以恩宠。后来各位兄弟都被召留在京师，不遣送回封国。尚书宋意认为臣下有应守的节度，不应超过礼制而享受过分恩宠，于是上疏劝谏说：‘陛下至孝深厚，恩爱隆盛，对济南王刘康、中山王刘焉这两位先帝的兄弟，特别加以礼遇和宠幸。圣上感情依恋，不忍让他们远离，近年他们来朝见后，长期留在京师。陛下以叔父的尊贵身份对待他们，给予如同家人的礼节；他们乘车进入殿门，可以直接入席而不行拜礼，分给他们甘美食物，减少自己的膳食，赏赐也格外优厚。从前周公怀有圣人的德行，又有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功劳，后来周王才称他为叔父，并加赐财帛。如今刘康、刘焉只是凭宗室旁支身份，享有大国的俸禄。陛下即位后，免除他们先前的过错，归还被削夺的封地，又把其他县作为他们的食邑；无论男女老少，都受到爵位和封邑的恩赐，恩宠超过制度，礼敬也过分了。《春秋》的义理是，叔父、兄弟，没有不作为臣下的；这是为了尊重尊长、区别卑下，强化根本而削弱旁支。陛下的德业隆盛，常常要成为万世的典范，不应因私恩损害上下等级的秩序，失去君臣之间的正道。又有西平王刘羡等六王，都已妻子成家，官属配备完备，应当及早前往藩国，为子孙建立根基；可是他们的宅第彼此相望，长久盘桓在京城，婚姻的盛大超过本朝，仆从马匹众多，充满城郭，骄奢僭越，待遇和俸禄也过于隆厚。如今诸王封国都很肥沃，风俗气候平和，道路平坦而近，朝见聘问都有规定，往来并不困难。应当割舍不忍之情，以义理裁断恩情，遣送刘康、刘焉各自返回藩国，命刘羡等尽快选择便利时日前往封国，以满足众人的期望。’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汉章帝时，刘恺应当承袭父亲刘般的爵位，却把爵位让给弟弟刘宪，逃避封爵，已经很久。章和年间，有司上奏请求断绝刘恺的封国，肃宗赞美他的义行，特意优待宽宥他。刘恺仍不肯出来，过了十多年。到了汉和帝永元十年，有司再次上奏此事。侍中贾逵于是上书说：‘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参与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臣私下见居巢侯刘般的嗣子刘恺，行为表现孝顺友爱，谦逊清白，把封爵让给弟弟刘宪，隐藏自身，远避尘迹。有司不体察他乐于行善的心意，却用常规法律来约束他，恐怕不利于长久发扬谦让的风气，成就宽宏的教化。前代扶阳侯韦玄成，近世陵阳侯丁鸿、鄳侯邓彪，都因品行高尚、洁身自持而辞让爵位，没有听说他们因此受到贬削，反而都登上了三公之位。如今刘恺仰慕前代贤者，有伯夷那样的节操，应当予以矜恤宽宥，保全他先前的功劳，以增加圣朝崇尚德行的美誉。’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悝平素行为险恶偏邪，骄傲僭越，常常违法。北军中候史弼害怕他骄横悖逆而发动叛乱，于是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帝王对于亲戚，爱护即使深厚，也一定要向他们显示威严；身份即使尊贵，也一定要用法度加以约束。这样，和睦亲族的道路才能兴盛，骨肉之恩才能长久。过去周襄王放纵甘昭公，汉景帝放纵梁孝王，这两个弟弟最终都因宠爱而更加悖逆傲慢，最后周朝发生了流离动荡的祸患，汉朝发生了袁盎被杀的变故。臣私下听说渤海王刘悝凭借至亲的关系，仗恃偏私的宠爱，失去了奉事君上的礼节，产生了僭越傲慢的心思。他在外聚集轻佻放纵、不得志的徒众，在内沉溺于酒宴声色，出入没有常规。他所交往群居的人，都是有言辞而无德行的，有的是被家族抛弃的儿子，有的是被朝廷斥退的臣子。他必定会出现羊胜、伍被那样的变乱。州郡官员不敢弹劾纠察，傅相也不能匡正辅导。陛下友爱兄弟之情深厚，不忍心遏制断绝，恐怕祸根最终滋长蔓延，危害越来越大。请公开臣的奏章，宣示给百官，使臣能够在清明的朝廷上明白说出他的过失；然后诏令公卿平议处理法令，等法律确定、罪名判定后，再下达陛下不忍诛杀的诏书。臣下如果坚持依法处理，皇上然后稍微有所宽宥。这样，圣朝不会有伤害亲族的议论，渤海王也可以获得保全封国的福庆。否则，臣恐怕大狱将要兴起，使者将在道路上相望不绝。’ 臣的职务掌管禁军，负责防备非常变故，却擅自知道藩国冒犯皇室至亲，罪过大到不容诛杀。臣不胜愤懑，谨冒死把此事上奏。桓帝因为刘悝是至亲，不忍把这件事交付审理。后来刘悝终于因谋反罪被治罪，贬为瘿陶王。汉献帝时，刘备上表说：‘臣凭借平庸的才能，承受上将军的职责，统率督领三军，在外奉诏出征，却不能扫除寇难、安定匡扶王室，长久使陛下的圣教日益衰微，天下四方仍处于闭塞而未安定的状态；臣只有忧虑动荡不安，痛苦得像头部患病一样。以前董卓制造祸乱的开端，从那以后，众多凶恶之徒纵横天下，残害剥削海内百姓。幸赖陛下圣德威灵，群臣共同响应，有的以忠义奋力讨伐，有的由上天降下惩罚，暴逆之徒相继灭亡，祸患逐渐像冰一样消融。唯独曹操长期未被诛除，侵夺擅自掌握国家权力，任性肆意而把祸乱推向极点。臣过去曾与车骑将军董承谋划讨伐曹操，机密事情没有保守住，董承因此遭到陷害。臣流离失所，忠义之事没有成功，于是使曹操穷凶极逆，杀害皇后和皇子；虽然臣曾纠合同盟，想到奋力报国，却懦弱而缺乏武勇，多年没有成效，常常害怕死去，辜负国恩，日夜长叹，晚上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如今群臣认为，从前《虞书》敦厚地叙列九族，使众臣明白职责、努力辅佐，五帝虽有损益变化，却没有废弃这一道理。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的制度，同时分封许多宗室诸侯，实在依赖晋国、郑国夹辅的福祉。汉高祖兴起后，尊崇王室子弟，大规模开立九国，最终斩除诸吕。’这些话是为了安定汉太宗。如今曹操憎恶正直之人，丑诋正道之徒很多，且有许多同党；他包藏祸心，篡夺盗取帝位的意图已经显露。既然宗室衰微，帝族没有地位，就应斟酌古代制度，依照权宜办法行事。上臣大司马、汉中王臣刘备，自从三次接受国家的厚恩，承担一方的重任以来，贡献尚未见效，而所得已经超过应得，不宜再忝居高位，使罪名和非议更加严重。群臣逼迫臣接受，臣以义理不能退避。只是寇贼没有被诛除，国家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宗庙危倾，社稷将要坠亡，这实在是臣忧虑和责任所在，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偿还。若能顺应权宜、通达变化，使圣朝安宁，即使赴汤蹈火，也没有什么可以推辞。臣不敢只考虑平常规矩，以免日后后悔，于是顺从众议，拜受印玺，以此尊崇国家威望。仰想爵号地位高贵、宠遇深厚，俯思报效国家，忧虑深、责任重，惊惧得喘息相继，如同临近深谷。臣将竭尽力量输诚效命，激励六军，率领群臣的义师，顺应天意和时势，讨伐凶逆，以安定社稷，报答皇恩万分之一。谨此拜上奏章，并通过驿站送还此前假授的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魏文帝黄初四年，陈思王曹植改封为雍丘王。这年他入朝京都，上疏说：‘臣自从带着罪过回到藩国，罪责刻骨铭心，追念自己的过错，白天常常减食，夜里常常减睡，实在是因为天网不可再次触犯，圣恩也难以再次依靠。臣私下感受到《相鼠》篇所说的无礼之人应当速死的道理，形影相吊，内心五情都惭愧羞赧。若因获罪而放弃生命，就违背古代贤人及时改过的劝告；若忍辱苟活以求保全，又会遭到诗人“怎么还有脸面”的讥刺。伏惟陛下德行如天地，恩惠隆厚如父母，施恩如春风畅行，恩泽如应时雨水。所以，不分辨荆棘而一并施惠，是庆云般的恩惠；七个儿子均等抚养，是鸤鸠般的仁爱；舍弃罪责而考察功劳，是明君的举动；怜悯愚昧、爱护幼弱，是慈父的恩德。这正是愚臣徘徊于恩泽之中、不肯自行弃绝的原因。此前奉到诏书时，臣等本已断绝入朝的希望，心志离散，自以为年老以后再没有执圭入朝的希望，没想到圣诏却屈尊召见。到达之日，臣心驰京都，暂居西馆，尚未能够入朝，心中踊跃，却因仰望宫阙而辗转不安。谨奉上表章并献诗两篇，诗辞说：‘啊，显赫而肃穆的先父，就是武皇，承受上天的命令，安定拯救四方。朱红军旗所到之处，九州纷纷归服。玄妙的教化广泛流布，荒远之地也来朝拜称臣。超越商、周，功业可与唐尧相提并论。上天厚重地生育了我皇，使圣明世代相继。用武则肃穆刚烈，用文则四时和顺。接受炎汉的禅让，统治天下万国。万国已经归化，全都遵循旧有法则。广泛分封有美德的宗亲，让他们藩卫各自的王国。皇帝说：‘你这位侯王，君临这片青州土地，全部拥有海滨之地；你的封域可与周朝的鲁国相比，车服光彩辉煌，旗帜章表排列有序。’朝廷人才济济，贤能之士辅佐我。只是我这个小子，倚仗宠爱而骄傲自满，一举触犯时世的法网，一动便扰乱国家的常法。作为藩屏，却败坏了先王的轨范；傲慢对待皇帝使者，触犯朝廷礼仪。国家有典章刑法，于是削减我的封地，贬黜我的爵位，将把我交付司法审理。元凶带头作乱，英明的天子却深厚地亲爱同族，不忍依法惩治我。把我公开置于朝廷市场，违背执掌法宪者的意见；怜悯我这个小子，改封到兖地，在黄河岸边。股肱之臣没有设置，只有君主而没有臣下；我有荒淫的缺失，谁来辅弼自身？孤苦的仆从，在那遥远的冀州。可叹我这个小子，竟遭受这样的灾殃。赫赫天子恩德广大，不遗弃任何人；为我戴上玄色冠冕，给我系上朱色绶带。朱绶光彩盛大，使我重新荣耀。剖分符节，授予王爵，王的爵位由此加身。我仰面接受金印，俯身手执圣旨。皇恩过分隆厚，臣只有承受并感到恐惧。可叹我这个小子，竟被顽劣凶恶所缠绕。

译活着惭愧面对先帝陵墓，活着也羞愧面对朝廷。不是臣敢于傲慢对待圣德，实在是倚仗皇恩；只要威灵再次施加，臣足以终身受惠。昊天高远而恩德无穷，臣的性命无法预料，常常害怕颠沛流离，死后还要抱罪归于黄土。愿意冒着箭石，竖起军旗在东岳，或许可以建立一点微小功劳，以赎回这危险的生命。只要接受使命、知足守分，即使免于罪责，甘愿奔赴江湘，奋力挥戈于吴地。’越过天启发他的内心，使他得以会合于京畿；迟迟才得以拜见圣颜，心情如饥似渴，内心万分仰慕，悲伤不已。他感叹上天高远而听察人间，皇帝竟肯体察微末之情。又说：‘恭敬地承受明诏，准备前往皇都。早早排列星宿般的车马，喂饱马匹、涂油车轴，命令掌管车马的徒众，整肃我的行军队伍。早晨从鸾台出发，晚上宿于兰渚。原野和低湿地一望无际，士人和女子成群经过；走过公田，因庄稼丰收而喜悦。这里有弯曲的树木，重重树荫下也不能停息；虽然有干粮，却饥饿得无暇进食。望见城池却还未经过，面对城邑却还没有到达；仆夫警戒谨慎，走平坦的道路前行。黑色的四马车雍容华美，马嚼环扬起，口中飞沫；流动的风助推车衡，轻云托着车盖。渡过山涧的水边，沿着山的角落前进，顺着黄河岸边行走，把黄土山坡当作台阶。向西渡过关隘山谷，有时下降，有时上升；骖马因道路疲倦，反复睡下又起身。将要朝见圣皇，不敢贪图安逸；放慢车节而长驱，指望太阳迅速前行。前车举起烽火，后车高举旌旗；车轮不停转动，鸾铃声也没有停止。于是到达帝室，在西城墙下停留；嘉美的诏书尚未赐下，朝见之事也没有成行。抬头仰望城门，低头想到朝廷，长久怀念、永远仰慕，忧心如同酒醉。魏文帝赞赏他的文辞和义理，优厚地下诏答复并勉励他。魏文帝大规模征发曹植封国的士息，又征取各国的士人，令曹植把他们召到近前；各国的士人已经被征发后，留下的孤儿幼弱，无人照料，又再次被征取。曹植又上书说：‘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光明与日月相齐，守信与四时相同，所以诛杀凶恶不因罪重而有所顾忌，奖赏善人不因功小而有所轻视；发怒如轻雷闪电，喜悦如应时雨水，恩德不会中断，教令没有两样。以此面对朝廷，臣下就知道应当为何而死了。有人受命驻守万里之外，明白君主授予官职的原因，必定是因为君主把生命托付给他；即使有构陷诽谤的人，也安然不以为惧，这正是君臣相互信任的明证。从前章子担任齐国将领，有人告发他谋反，齐威王说：‘不会。’左右问：‘凭什么知道？’齐威王说：‘我听说章子改葬死去的母亲，他尚且不会欺骗死去的母亲，难道会反叛活着的君主吗？’这就是君主信任臣下。从前管仲曾亲自射中齐桓公，后来被囚禁；齐桓公从鲁国用槛车把他押送回来，让一个少年拉车。管仲知道齐桓公一定会任用自己，担心鲁国后悔，于是对少年说：‘我来唱歌，你来应和，应和时要快跑。’于是管仲唱歌，少年快跑应和，一天走几百里，连夜赶到齐国；到达后，管仲便辅佐齐桓公主持齐国。这就是臣下信任君主。’ 臣最初接受封爵诏书时，诏书说：‘曹植接受这片青社之土，封于东方，用来屏障和辅佐皇家，成为魏国的藩辅。’可是臣所得的士兵一百五十人，都已经年过六十，有的甚至还不到七十；虎贲、官骑以及亲事等人总共二百多人，即使不算年老，也都已经壮年，用来防备意外、巡查守城，尚且不足以自救，更何况又有许多已经老迈疲惫的人呢？却名义上称为魏国的东方藩屏，使他们屏障王室，臣私下实在感到羞惭。就这些来看，各国的士人合计也不过五百人。臣认为，对于三军力量的增减，已经不能依赖这些人；如果境外不安定，确实需要辨别和处置，臣愿意率领部曲加倍赶路奔赴，夫妻背着婴儿，子弟怀抱粮食，冒着刀锋箭刃，以赴国难，哪里只是训练几个小孩呢？臣的愚诚即使像鼷鼠饮海一样微小，对朝廷万无损益，对臣的家计却有很大损害。臣的士息前后已经三次被征发，兼并征用的人力已经耗尽，只剩下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岁以下的小儿三十多人。如今部曲都年老，卧在床席上，不吃糜粥就无法进食，眼睛不能视物，气息仅仅相连的共有三十七人；疲惫病弱、患疣病、失明、耳聋耳昏的有二十三人。臣真正需要的只有这些小儿：年长的可以充任宿卫，虽不足以抵御寇盗，大致还可以警戒小盗；年幼的不能承担大事，只能让他们耕锄杂草、驱赶保护鸟雀。若休息等待人手，便会耽误一天的事务；若去打猎，众多职业就会荒废；若不亲自经营，功效就不能完成，所以臣常常亲自劳作。臣只是不把他们交给下级官吏管理罢了。陛下圣明仁慈，恩准他们三次被征发；后来又诏令各国供给士人，永远不再征发。明确的诏令一下，就像明亮的太阳；臣本以为这种恩德坚如金石，陛下的信用必定如神明一样可靠，清楚明确而牢固不移。如今却又要把已经定为学习技艺的人一并征送，顿时如同白昼变成昏暗，令人惆怅而失去主意。臣认为，陛下既然封臣为爵，使臣位列百官之上，承担藩国的职责，替臣设置卿士，房屋称为宫，坟墓称为陵，就不应让臣处境危急、孤立无援，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像柏成欣然在野外耕作，子仲乐于灌溉园圃，蓬门茅窗，是原宪的住宅；住在简陋巷中的箪食瓢饮，是颜子的居处。臣活着不能被任用，常常慨然抱定这样的志向。如果陛下听从臣的请求，把部曲全部遣还，撤去官属，减少监官，让臣解下玺印、脱去绶带，追随柏成、子仲的事业，经营颜渊、原宪的生活，居住在子臧的屋舍，住进延陵的宅第。这样，即使出仕不能建立功业，退隐也有可以守持的志节；到死之日，也可以像松乔一样长生不朽。然而臣料想国家终究不会这样答应臣，必然还要把臣羁绊在世俗之中，用俸禄和职位把臣捆缚住，怀抱琐碎的小忧虑，执着于无穷的百般念头，哪里还能心无挂碍地纵情志趣，逍遥于天地之外呢？这个愿望恐怕无法实现。如果陛下必定想要尊崇亲族、厚待骨肉，甚至使白骨得到滋润、使枯木重新荣耀，那么就请施行仁德，以符合此前的恩典，下诏把他们全部遣还。魏明帝太和五年，曹植又请求与亲族往来，上表说：‘臣听说，天被称为高，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覆盖；地被称为广，是因为没有什么不承载；日月被称为明，是因为没有什么不照耀；江海被称为大，是因为没有什么不容纳。所以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取法于天。’天的德行施于万物，可以说是宏大广博了。尧的教化，是先亲近亲族而后疏远他人，从身边逐步推及远方。经典传文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以亲爱九族。’九族和睦之后，再公平地治理百姓。到了周文王，也崇尚这种教化。《诗经》说：‘先以礼法规范自己的妻子，再推及兄弟，从而治理家庭和国家。’因此天下雍和肃穆，诗人歌咏赞美。过去周公哀悼管叔、蔡叔兄弟不和，于是广泛分封有美德的亲族，以藩屏王室。’

译传文说：‘周王室的宗族盟会中，异姓诸侯列在后面。’ 这实在是骨肉之间的恩情，虽然有疏远却不会断绝；亲爱亲族的道义，确实在于敦厚坚固。从来没有先讲道义却后来怠慢君主、讲求仁爱却遗弃亲人的道理。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能够咨询、效法唐尧帝的钦明之德，体行周文王小心翼翼的仁爱，使恩惠遍及后宫，恩泽昭及九族。群臣百官轮流休息、交替入朝，执政之臣不废弃在公朝办公，臣下的情意也能在私室中申展，亲族相理的道路得以畅通，庆贺与吊问的情谊得以施行，实在可以说是推己及人，以宽恕之心治理他人，推行恩惠、施加恩德了。至于臣这种人，却断绝了人伦的纲绪，在圣明时代仍被禁锢，臣私下实在自我伤痛，也不敢奢望与同气之亲往来，修习人事，叙叙人伦。近来连婚姻嫁娶也不相通，兄弟永远隔绝，吉凶的问候阻塞，庆吊的礼节废弃，恩义纲纪的违背超过了陌生路人之间的程度，隔阂的差异远甚于胡人与越人。如今臣受一概禁止的制度所限，永远没有朝见陛下的希望了。至于臣专心仰注皇极，结情于紫禁宫门，神明是知道的。然而这是上天造成的，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臣退下来省察诸王，常常都有“亲兄弟同心忧戚”的情怀。愿陛下慷慨地下诏，使诸国在四时节令都能互相问候，让骨肉亲情的欢愉和恩爱得以施展，使兄弟亲亲的笃厚道义得以保全。妃妾之家馈赠脂膏沐浴之物，每年能够往来两次，使贵族宗室享有同等的礼义，使百官享有同等的恩惠。这样，古人所感叹的、风雅诗篇所歌咏的情义，就又能存在于圣明的时代了。臣私下反省自己，实在没有锥刀般微小的才用。等到看到陛下所拔擢授予的官职，若陛下把臣当作异姓之人来任用，臣私下估量，自己也不会落后于朝廷士人。若能辞去远方的职务，戴上武弁，解下朱色绶带，佩上青色绶带，作为驸马奉车，赶快得到一个官号，安居京城，执鞭持笔，出行跟随华盖，入内侍奉皇帝车驾，承答圣上的询问，在左右拾遗补阙，这就是臣内心最深的愿望，是梦寐以求而不能忘的。臣远远仰慕《鹿鸣》所写君臣宴饮的情谊，中间吟咏《常棣》所说兄弟亲爱的戒诫，下面思念《伐木》所说朋友之间的道义，最终怀念《蓼莪》所表达的父母恩德无穷而不能报答的哀痛。每逢四时节日的聚会，臣都孤独地独处，身边只有奴仆可以相对，只有妻子儿女高谈阔论，而没有可以共同陈说的人；想发表义理却无处施展。因此每次听到音乐、面对酒杯，未尝不拍着胸口、长声叹息。臣认为，犬马般的忠诚未必能够感动人，就像人的诚心不能感动上天、以致天崩城陷、降下霜灾一样，臣起初是相信这种说法的。臣把自己的内心比作徒然的空话罢了；但葵藿的叶子倾向太阳，即使太阳不为它回转光芒，它始终朝向太阳，这确实是真诚。臣私下把自己比作葵藿；如果要施加天地般的恩惠，垂下日月星辰般的光明，实在就在陛下。臣听说文子说：“不做福祸的开端，不做灾祸的先导。”如今这种隔绝不通的局面，兄弟们都共同忧愁，唯独臣出来直言，这是为什么呢？臣私下不愿在圣明的时代，使有些人得不到恩施，心中必然怀有惨痛怨毒，所以《柏舟》有“上天啊”的怨恨，《谷风》有“弃我”的叹息。伊尹以自己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为耻，孟子说：“不能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自己的君主，就是不敬君主。”臣的愚昧固然远不能和虞舜、伊尹相比，至于希望使陛下崇高的光辉达到天下和谐的美盛境界，宣扬缉熙光明的德行，这正是臣区区不变的诚心，私下独自守持，实在怀有如鹤独立、引颈企盼的心情，所以冒昧再次陈述，希望陛下或许能开启天聪，垂听臣言。吴大帝赤乌年间，顾谭任太常。当时鲁王霸深受宠爱，与太子和的地位相当。顾谭上书进谏说：“臣听说拥有国家或家族的人，必须明确嫡子与庶子的区别，区别尊卑的礼制，使上下有差别，等级相隔悬远。这样，骨肉之间的恩情就会产生，非分觊觎的希望就会断绝。从前贾谊陈述安定国家的计策，论说诸侯的形势，认为势力太重，即使亲近，也必然有违逆节操的祸患；势力轻弱，即使疏远，也必然有保全的福祚。所以淮南王是亲弟弟，却没能终身享有封国，是失在势力太重；吴芮是疏远的臣子，反而把国祚传给长沙，是得在势力轻弱。从前汉文帝让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袁盎退到慎夫人的座位，文帝露出怒色。等到袁盎说明上下尊卑的礼仪，陈述戚夫人被做成人彘的警戒，文帝便喜悦了，慎夫人也醒悟了。如今臣所陈述的，并不是偏袒谁，实在是想借此使太子安稳，也使鲁王处境便利。” 晋惠帝时，齐王冏任大司马，加授九锡。齐王冏沉溺于酒色，不入朝觐见，而接受百官坐拜。又发符敕给三台，于是朝廷上下侧目，天下人都失望了。翊军校尉李含逃到长安，谎称接受了密诏，让河间王颙诛杀齐王冏，并趁机用利益引诱河间王。河间王于是听从他的谋划，上表说：“王室多难，祸患已经迫近。大司马冏虽然首先倡导义举，有兴复皇位的功劳，但平定都城、使社稷安宁，实在是成都王的功劳。可是冏不能坚守臣节，确实怀有异心。在许昌营中设置东西掖门，官署设置治书侍御史、长史、司马，直立在左右，采用侍臣的仪式。京城已经大力清除篡逆，他却率领百万军队来包围洛阳城，拥兵阻兵长达一年，竟不入朝觐见。百官向他拜伏，他安然面向南方接受朝拜。他破坏乐官和市署，拿来扩充自己的宅第；动辄取用武库中的秘密兵器，严密排列而不加解散。因此，原东莱王蕤知道他的叛逆行径，上表陈述事情经过，却反被诬陷，加罪贬黜流徙，以此来袒护他的私党，并僭越设置官属。他宠幸妻子和爱妾，给她们的名号比照中宫。沉溺酒色，不体恤百姓。董艾放纵横行，没有任何畏惧。中丞按察上奏，他却把中丞取来罢免。” 张伟慌乱无措，却拥护、扣留诏令而不肯认可。葛旗这个小小的宦竖，竟维持国家命令，操弄王爵，公然进行贿赂。群奸结党，擅自决定杀人和赦生，秘密安插心腹，实际上是在谋求货利。斥退、治罪忠良，窥伺神器。臣受命镇守藩国，四方长官都看见冏的所作所为，实在怀着激愤。当天，翊军校尉李含乘驿马秘密到来，宣读并传达诏令。臣恭敬读诏，感情激切，五内如焚。《春秋》的义理认为，君主和亲属之间不应预先怀有将要加害的意图。冏拥兵强盛，树立私党，掌握官权和要职，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心腹。即使再加重刑诛杀，恐怕也不能使他因不义而服罪。如今臣立即率领精锐士卒十万人，与州郡征发的军队共同协力维护忠义，一同会师洛阳。骠骑将军长沙王乂也共同奋发忠诚，废黜冏，使他回到私第。有人不服从命令，按军法处置。成都王颖德行明美，是皇室中的尊亲，功高勋重；往年进退取舍，确实合乎众望，应当任宰辅，代替冏担任阿衡之职。”河间王颙的表章送到后，齐王冏大为恐惧。

译武帝时，齐王攸将要前往自己的封国，朝廷下令礼官议定应当尊崇赏赐给他的礼物。博士庾旉与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表进谏说：“《尚书》称赞帝尧能够明察俊德，以此亲睦九族。周武王光明地拥有天下，兄弟封国有十六人，同姓封国有四十人。对有元勋者和亲族都亲厚相睦，以特殊礼制显荣他们；鲁、卫、齐、晋都大规模开拓疆土，同时接受分封的宝器。这就是所谓只要善德所在，亲疏防范都是一样的。大晋兴起，发扬唐、周久远的遗迹。王室亲属和辅佐受命的功臣，都接受爵位封土，天下于是安定。如今吴会已经平定，诏令大司马齐王出镇四方，应当即将安抚自己的国家，应该按照古代典制来建立长久制度。从前周王选择任用明德之人，是为了辅佐王室，所以周公做太宰，康叔做司寇，聃季做司空。至于召、芮、毕、毛等国的君长，也都入朝居于公卿大夫之位，说明辅弼大臣的职任重要，镇守封地的职位较轻。从未听说古代典制让三公这样重要的官职出镇封国。汉代诸侯王地位尊贵、势力强盛，位在丞相、三公之上；他们入朝参与政事，若兼任官职，出居封国时也不再借用台司的虚名来提高恩宠。从前申无宇说：“五种强大势力不可置于边境。”先儒认为，这是说尊贵受宠的公子、公孙以及世代担任正卿的人。又说：“五种细小势力不可置于朝廷。”先儒认为，这是说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年少者凌辱年长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小的压制大的。“不在庭”，就是不在朝廷中执政。又说：“亲者不在外，受羁绊者不在内。”如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主您应当稍加戒备。叔向曾说：“公室将要衰微时，它的枝叶会先凋落。”公族是公室的根本，却把他们排除在外，正如谚语所说，靠着树荫乘凉却放纵砍伐它，最终就会招来斧头。如今齐王如果贤能，就不应仅凭母弟的亲近身份尊贵地担任鲁、卫那样的常职；如果不贤能，也不应大规模开拓疆土，在东海建立藩国。古代礼制中三公没有具体职事，只是坐而论道，没听说让他们承担镇守一方的职任。只有周室大为衰败、周宣王中兴，四方夷狄交相入侵，朝廷急于救难，后来才命召穆公征讨淮夷，所以诗中说：“徐方不要回兵，周王说返回吧。”宰相不应长久在外。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四海如同一家，正要多次召集三公来讨论太平的根本，却反而把他派出京城二千里之外，违背旧章了。” 散骑常侍、国子祭酒曹志议论说：“臣听说，大司马齐王应当出镇东方藩国，车服仪仗等礼物完备，礼数周全，与周公、召公相同。如今陛下是圣明的君主，稷、契是贤能的臣子，内有鲁、卫这样的亲族，外有齐、晋这样的辅佐，安坐而守护太平，这是万世的根基。古代夹辅王室的同姓之臣，以周公为代表；异姓之臣，以太公为代表，他们都亲身在朝廷内任职，死后五世才返葬故里。后来虽然有五霸相继兴起，齐桓公、晋文公以权诈辅佐君主，下有请求开通墓道的僭越，上有九旒礼服的僭礼，最终都流于权诈而不合正道，结果证明枝叶过大就不能控制。哪里能和召公歌咏《常棣》、周诗歌咏《鸱鸮》相提并论呢？如今圣朝正处于创业之初，开端若不谨慎，后来的事情就难以做好。树干根基不强，枝叶就不会茂盛；骨鲠之臣不存在，表面的肌肤也不会充实。自伏羲以来，天下哪里是一姓独有的？想要凝聚人心，就应当使根基坚如磐石。想享有万世的利益，就应当和天下人共同商议。所以天的聪明，就是出自我们人的聪明。秦、魏想独自占有威势，结果财富反而足以葬送自身；周、汉能够分配利益，因此亲疏关系都为其所用。这些都应当是圣明君主深思的事情，是日月所照见的事情；事情即使看似浅近，也应当深谋；言论即使看似轻微，也应当慎重思考。臣忝居儒官之位，如果该说的话涉及礼制而不说，就是臣明知而故意隐瞒；对忠诚之事不发表议论，是臣不敢做的。

译臣认为应当依照博士等人的议论办理。东晋简文帝时，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把政事委任给王绪，因此朋党争相煽动，兄弟友爱的情谊完全丧失。太妃常常从中调解，但司马道子不能改正。中书郎徐邈认为，皇室至亲只有司马道子一人，应当在亲族敦睦方面发挥作用，便从容地对皇帝说：“从前汉文帝那样的明君，尚且后悔淮南王之事；汉世祖聪明通达，也因齐王之事留下愧疚。兄弟之间的关系，实在应当格外谨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宋少帝时，都督徐羡之等人认为庐陵王义真轻浮急躁，不能担当主持社稷的责任，又因为他与少帝不和，便秘密谋划废黜他。奏章说：“臣听说，周公旦的两个弟弟不和，周朝的隆盛就难以维系；淮南王刘长悖逆放纵，祸患便在盛汉兴起。无不以义断绝恩情作为法则，委屈地处理前代两朝的事情。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仁厚的君主实行这些措施也不迟疑。所以共叔段若不加以断绝，几乎会倾覆郑国；刘英被容养而不早处理，祸端便扩展，困难也日益深重。前代没有防备的事情，是后王应当引以为鉴的。”考察车骑将军义真的凶狠残忍性情，是从幼年便形成的；他在咸阳…… 他的残酷和丑恶声名远播，先朝还因为他年少处于纨绔之中，希望他能够改过自励。想到骨肉亲属的爱护，也希望他能改变内心。自从陛下圣体不安，直到病势危重，臣僚百姓忧惧惶恐，内外都屏息不敢出声；可是他纵情赌博、酣饮美酒，日夜不止。任意放言，多行无礼。先帝留下的谋划和考虑，已经郑重亲自告诫陛下，又当面诏告臣等：如果他仍然不悔改，必定加以放逐贬黜。这些严厉痛切的话，还留在诏书上。然而从那时到现在，他的罪恶日益严重，竟然抛弃藩屏的职责，打算返回京城，暗中怀有异图，妄想侥幸得到非分之事。又转而聚集甲士，征召车辆马匹。先帝陵墓的土还未干，事情发生仿佛仍在昨日，他却蔑视抛弃遗诏，公然违背既成制度。整顿船桨乘船而行，以表示归还京城的意图；任心放纵自己，再也不向朝廷请示承受命令。圣上恩德深厚，迟疑不决，格外容忍。多次派遣中使，苦苦劝告和解；可是他竟当面对散骑侍郎邢安泰、广武将军茅仲思纵情辱骂、讥讪君主，使诽谤朝廷的话传播远近，暴露在人们耳中。臣听说，野火不扑灭，蔓延的野草就难以铲除；青青的幼苗不及时砍伐，最终就会招来斧头。何况忧患已经深重显著，社稷的忧虑十分急切。请完全依照晋朝武陵王的旧例办理，使顾念亲属的防范不至于在武帝庙中废坠，使完全宽宥的恩德得以施行于亲近宗室。臣仰念此事，感伤悲痛，临写奏启时悲咽难言。于是义真被废为庶人，迁徙到新安郡。前吉阳令、堂邑人张约之上疏进谏说：臣听说，仁义存在于天下，就像中原有豆类一样普遍；理义感化施及万物，所以不取决于身份贵贱。因此考叔在颖谷反悔了在黄泉相见以前所发的誓言，壶关也在湖邑使含冤的魂魄得到昭雪。当时难道没有尊贵的卿士和贤能的辅佐吗？有的是事情逼迫而内心违背，有的是大道受阻而谋划屈抑。什么时候不愿意听取舆人和奴仆的善言，把它当作针砭过失的药石呢？臣虽如草芥，只是普通百姓，年轻时不自量力，却很仰慕为义而死的风气，认为在朝廷听闻善道，即使到老年才践行，也胜过徒然活到白头。因此冒犯禁令，忘记刑戮，披露陈述自己赤诚而愚拙的见解。恭敬地想到，高祖武皇帝诞生而具有神武之才，顺应时运如龙兴起；向上使天道清明，德行可与有虞氏相齐；向下廓清九州，功业可与大禹相比。因此敬慎顺从天意和人心，享有天下诸国。虽然神灵福祚长久，但圣躬却不能长寿。陛下继承光明、承续大统，远近人心一体。藩王贤能茂盛，四方安宁。大家侧耳倾听歌咏康宁的声音，踮足期待太平盛世的风气。臣私下想到，庐陵王年少时蒙受先皇格外慈爱的待遇，长大后又承受陛下亲亲和睦的恩德。因此心中有话就必定说出，有所怀抱就必定明白陈述，容或触犯臣子的正道，以致招来骄纵放肆的过错。至于他的天资早熟，实在有卓越出众的优点。本应容忍养护他，记录他的善行而掩盖过错，把义方之训全部教给他，按照渐进的次序决定进退。如今却贸然加以剥夺侮辱，使他幽禁并迁徙到遥远郡县；对上伤害了陛下兄弟亲爱的深厚情谊，对下使远近之人惊恐而失去主张。士人和百姓都闭口不言，各自只顾保全自身。臣伏思，大宋兴起，虽然符合符命纬书的征验，但开基创业仓促，根基枝条尚未繁茂，应当广泛树立藩王亲戚，以道义敦睦亲族，使兄弟之美与鲁、卫相媲美。龟书和典策都说吉祥相同，封赐均分七百里，难道不是美好的制度吗？陛下正值盛年，忧虑还没有反复思考，忽略了安危的长远筹划，任凭一时感情而不能忍耐，特别希望陛下神思周详，反复思考九遍，再加以询问采纳。向上考察前代兴亡的原因，中间保存武皇帝缔造基业的事业，向下顾念百姓殷切期待的愿望，时常打开恩宥之门，请求宽宥庐陵王，召他返回王都；为他选择年老有德的保傅，从才德俊秀的人中选求四友，诱导他的性情，启发通达他的聪明。凡是处于困苦中的人，都能够自我砥砺，何况庐陵王资质清朗、心性聪慧而容易教导，又加以训诫规范；即使处于中等资质的贤人，也不能没有过错，过错贵在能够自行改正，犯罪也应允许自我更新。凭武皇帝的爱子、陛下的贤弟，难道可以因为一次过失而长期弃置不顾吗？臣张约之谨慎地冒死到宫阙，俯伏在地上奏闻，只希望这片赤诚能得到天听；即使退下后赴斧钺之刑，到了地下也没有遗憾了。文帝元嘉六年，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弘上表说：“臣听说，异姓作为后嗣，是宗周明确的义理；亲族不应被排除在外，是拥有国家者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所以鲁国尊奉滕君，是《春秋》所赞美的；楚国放出弃疾，前代史书把它作为警戒。何况骠骑将军义康是皇室亲族、德行明美，道德光辉一时，按制度巡视侯甸，不能参与朝政，却让庶族中庸陋浮华的臣子超越先代典制，居中辅佐政事，这难道是用来效法古代制度、整治光明治道的办法吗？骠骑将军臣义康，谋略深远，明德更加美盛；他治理江汉，教化施及荆南，士大夫都寄托情意，希望他乐于办理政务。周公旦所受的托付，和大家的意见不谋而合；分陕而治虽然重要，与此相比还轻。臣实在空疏昏昧，承受的恩遇和地位超过本分，低头白白领取俸禄，抬头又玷污盛世教化。无论公事还是私情，反复考虑都没有一项做得妥当。从前孙叔敖尚未入仕时，优孟便以此讥刺；展季地位卑下时，臧文仲也因此受到讥讽。何况如今道德声望隆盛，地位又亲近，义理兼合前代礼制呢？臣和古人相比，没有能力充当他们的仆役，却凭借负载乘车的微薄资格窃居高位，万物会怎样看待呢？即使说臣脸皮厚，怎能安处于这种将要败亡的恐惧之中？实在使内心惭愧。请求解除臣的州职和录职，以符合百姓的愿望。恭愿陛下从长远保存至公之心，近处鉴察臣的赤诚，俯顺朝廷内外的意见，改授亲近贤能之人。这样岂只是下臣免除大过，所有众臣仆又有谁不庆幸呢？” 如果上天眷顾的事情已经决定，假如仍然迟疑不决，请把臣的表章公布出去。等到听闻朝廷内外的议论，舆论中或许有可以择取的意见。”

译元嘉年间，彭城王义康尚未获罪时，龙骧参军、巴东人扶令育到宫阙上表说：“臣听说，明智的君王不拒绝切直的谏言，以广博听闻为治道；做臣子的不顾忌被诛灭的刑罚，以竭尽言语为忠诚。因此周昌极力进谏，冯唐当面折服君主，汉孝惠帝因此能够牢固地保全太子，魏尚因此重新任职云中。他们两位臣子难道喜欢违逆君主、干犯时政、触犯圣颜、违背君主脸色吗？又有袁盎劝谏汉文帝说：‘淮南王如果在路上死去，那么陛下就有杀害弟弟的名声，这可怎么办？’汉文帝没有采纳，后来追悔也来不及了。臣是草野中的微贱臣子，私下不自量力，斗胆怀着葵藿倾向太阳的心，仰慕《周易》中‘不顾自身’的志向，所以不远行六千里，希望能够奉命找到同道之人。谨献上赤诚而愚拙的意见，希望陛下垂察采纳。恭敬地想到，陛下亲自执掌大道，首先出类拔萃于万物，王化无不通行，天地人三才一定得到治理，开辟大人的道路，打开大道的门户；从山岩洞穴搜求杰出隐逸，从卑微之处招致奇异英才。穷困山谷中没有白驹被遗弃的叹息，高峻山岳中没有遗漏人才的嗟叹，哪里只是把飞鸟罗入高张的罗网、把潜鱼沉入大海呢？何况彭城王义康，是先朝的爱子、陛下的次弟，怎么一旦就被贬黜削夺，远送到南方边远之地，内廷的恩情断绝，形体又隔在遥远之处，亲身离开明主，被放逐于圣明时代呢？” 草野百姓都替陛下为此悲痛。臣追想景平、元嘉年间的祸患，几乎到了危急危险的地步，三公以兴亡大事相托付，暗中怀有不臣的谋划；台辅在京畿窥伺时机，强大的楚地在上游窥伺，或者公然叛逆而凌辱君主，活着的人都为之恐惧，神灵也为之愤怒忌恨。幸亏宗庙社稷福祚长久，朝廷谋略流传深远，洗涤尘垢，诛灭斩获丑类，灾气雾霭终于平靖，四方门户重新清明。在那个时候，义康难道没有预先参与皇室谋划，共同承受这次祸福吗？况且陛下过去据有楚地形胜之处，非亲近宗室不可居守，于是授予义康骠骑将军名号，委任他镇守藩国，治理南郢，安抚百姓、遏制寇盗，传播大宋皇帝的恩泽，使幽远荒僻之地也得到润泽。陛下的恩泽遍及九州，难道只是南荆百姓受到恩惠而已吗？后来又召他回朝任宰辅，再把调和政务的重任托付给他。他既居三公之职，又兼任徐、扬二州牧，所以幽明上下都欢喜，人神一同庆贺。没有人不说陛下授任得当，义康接受任命也合宜。如今为什么只凭似乎有缺失的疑貌，就怀疑兄弟的恩情呢？如果确有迷乱错误的过失，可以责备的罪行，正应当列举他的善恶，以义方之道引导他。况且庐陵王过去的事情，足以使我们知道今天应当怎样做；这正是陛下前车的深刻鉴戒，也是后来乘车渡险时可以凭借的灵龟。” 曾子不肯杀人，表现了忠臣的笃厚；二告之后仍然织布，是仁王的美好典范。所以《诗经》说：“不要相信别人的话，人们其实也不会相信你。”又说：“兄弟即使发生争执，也不能因此废弃亲情。”《尚书》说：“能够明察俊德，以此亲睦九族；九族既然和睦，就可以亲爱百姓。”兄弟怎么可以抛弃呢？臣恭愿陛下向上追寻前代废黜亲族的祸患，向下思考近来谗言造成的祸害。让庐陵王在黄泉之下伸张冤屈，也使彭城王在宋京消除疑虑和过失。这样岂只是当今皇朝的计策，也将是良史传颂万代的美名。况且谄媚浅薄的言辞难以辨别，见到非难就容易轻率污辱他人。福祸的开端，是古人所畏惧的。因此爱惜自身的士人，都只为自己打算，无不闭口结舌，谁肯冒犯忌讳去触怒君主呢？臣以顽钝昏昧之才，独自献上管窥般的微见之识；之所以勤恳不已，必定要陈诉赤诚，实在是害怕义康年命将尽，突然死在南方，使陛下承担遗弃弟弟的责任。臣虽微贱，私下也替陛下感到羞惭。况且典籍记载事情，史官难道能屈曲经典诰命而为君主隐讳过失吗？如果像臣这样忧虑会使陛下怨恨臣，又有什么益处？扬子云说：“获得福气之大，没有超过和睦；酿成祸患之深，没有超过内部的祸难。” 臣常常诵读这些话，把它们作为警戒。何况如今看见王室的大事，难道能够收起笔来默默不言罢了？臣恐怕天下人随风而变，害怕彼此离间，于是使天下改变看法，百姓改变心志；想要达到康宁太平，实在很困难。陛下只说恶劣的枝条应当砍伐，难道没有悟到砍伐斧柄也会伤害树木吗？这是古人所悲叹的事情，也是当今应当改正的事情。陛下如果以平等的听察荡涤疑虑，摒弃猜疑之情，向草野之民询问谋略，委曲详察狂妄盲昧的意见，下一道出乎意料的诏书，访求博古通今之士，赶快召义康返回京畿，那么兄弟协和，君臣和睦，平息天下人的讥议，断绝众多言说的道路。这样，四海的希望就能满足，谗毁之说的道路也会消失。何必一定要任命他为司徒公、扬州牧，然后才可以安置彭城王呢？假如臣的奏启违背国家法令而构成罪过，请立即把臣处死以向陛下谢罪。即使分裂形体、投入鼎镬，煮烂身体、烹毁尸骨，只要实现最初的愿望，臣也甘心，难道不是最大的幸运吗？太子詹事范晔等人谋反一事，主管官署审问义康后上奏说：“义康过去擅自掌握国权，任性凌驾君上，结交朋党、树立党羽，包庇接纳凶恶奸邪，重大罪衅显著，事情符合公开施刑的原则。只是特别遭遇陛下仁爱深厚，敦厚怜惜同宗亲族，封国没有削除，爵位恩宠也没有贬降。四海人心和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皇帝的恩德虽然深厚，实际上却扰乱了典刑。” 可是义康竟然不思念这种极大的造化之恩，自己从南方出镇之地离开，虚伪地修饰情貌，表面上表示知道畏惧，内心实际上并未悔改；穷尽嗜好、放纵欲望，无节制地提出请求。圣上的慈爱宽宏，每每不改变旧有恩遇，多次怜悯宽释，恩待他过去的罪过；他却暗中筹办行装，开始策划交通联络，暗中资助身边的人，以招募死士，艰难曲折地窥伺时机，始终不忘窥探皇位。朝廷当时仍然隐忍，刑罚只施加于他的仆侍；他狂悖的性情始终没有受到惩戒和改变，凶恶之心终于变成悖逆的谋划，又联络远方投奔他的群丑，千里结交，再次图谋宗庙社稷，重新窥伺帝位。幸亏陛下至诚感动神明，大宋国运正当长久，所以奸谋昭然暴露，罪人终于被捕获。周公是上圣之人，尚且不推辞对同胞兄弟施刑；汉文帝仁慈明达，也没有隐瞒堂兄弟的罪恶。何况义康罪衅深重，比周公的两个弟弟谋划更过分，比淮南王背叛亲族、违背正道而自弃于天地还严重。臣等共同议论，请下令主管官署，削除义康的王爵，收交廷尉的法狱治罪。诏令特意宽免了他的死刑。

译豫章人胡诞世、前吴平令袁恽等人谋反，想拥立义康。太尉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上奏说：“流放罪人的话，义理见于《诗经》；流放、处死的教令，事情记载在《尚书》中。庶人义康罪衅深重，罪行不是杀戮所能容纳的。圣上仁慈不忍，多次迟疑，宽免了他的死刑，又赐令迁往京畿附近。这实在是极其深厚的亲爱，发自上天般高远的恩德；可是他自古以来从未遭遇过这样的罪过，反而甘心招引谗言，与众人共同怨恨悖逆，常常在言辞神色中表现出来。对内向家人宣扬，对外煽动百姓听闻，使不得志的族类因此萌生异心。胡诞世假借、窃取名号，构成凶逆。防微杜渐，是古今共同的要务，何况祸患的机关突然发动，怎么可以忽视呢？”臣等共同议论，应当迁徙到广州的远郡，放置在边境之外，或许可以防止祸患蔓延。孝武帝时，南郡王义宣谋反，皇帝认为义宣作乱是由于势力强盛，于是想削弱诸王侯。江夏王义恭希望皇帝采纳，便上表请求省录尚书说：“臣听说，天地安置尊卑位置，天、地、人三才秩序相同；皇帝施行教化，九卿百官都各司其职。虞舜时辅佐政事的功绩，见于虞代典籍；坐而论道的风气，记载于周代史册。设置台辅，是让他们坐而调和阴阳；设置八元、八恺，是让他们开始治理百官。所以栾针直言进谏，以侵夺职权为戒；” 陈平抗言争辩，说明这不是自己的职分。汉代承接秦代以后，众官逐渐改变，爵位随着时势变化，职任也随世道迁移。总录政务的制度，本来不是旧有体制，历代相承沿用，到现在仍未改变。如今皇家中兴，应当遵循前代文典，效法先代制度，考证古代法则，停止省录尚书的条录制度，依照过去的典制办理，使万物争相自存，人人心怀勤勉专一；这样名分和实际就不会有差错，平庸的节操也一定能够得到记录。臣错误地主持国家重任，徒然承受崇高职位，对于兴衰更替的道理理应知晓，怎敢不竭尽陈述！”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江夏王义恭常常担心被武帝怀疑。等到海陵王休茂在襄阳作乱，他便上表说：“古代先圣明王，没有不广泛树立亲族，以屏障皇帝疆宇的。诸侯接受爵位，也都希望永远巩固国家。至于管叔、蔡叔、梁王、燕王招致祸患，使周、汉上面违背显授亲王的恩惠，下面丧失祭祀血食的基业，这是因为即使善德积累、福庆深厚，本应享有长久国运，但历代侯王却大多不如平民，难道是异姓全都贤能、宗室全都不贤吗？只是因为他们生长在深宫，看不见耕种收获，身边亲近的习惯之人从未接触田野劳作；富贵骄奢自然接踵而来，聚集起来即使细小之物也能折断车轴，终于造成危祸。汉代诸王都设置傅、相，仍不能禁止叛逆，七国联合谋反，实在是由于势力强盛。晋代分封诸王，正好造成永嘉之祸；枝大而不能控制，自古以来都是同样的弊病。如果不重新改革，根源就无法挽救。近来庶人义康倚仗亲属关系，几乎倾覆王业；去年西方寇乱，又借龙骧军之败来动摇皇基，没想到襄阳、荆楚之地又重新发生祸乱。如今罪衅大概是由于土地险要、兵力强盛，助长而形成凶恶。前事没有防备，正是后事的明显征兆。陛下大明继承国祚，应当垂示法则于万代。臣年老意昧，无所知解，忝居皇族年长者之列，内心惭愧而感慨深重，想陈述管窥之见，以求对崇高事业略有补益。” 臣私下认为，诸王身份尊贵，不应居守边境。至于华州这样的优良之地，可以按时暂时出镇。既然已有州，就不必再设置府。若地位升到三公，只保留长史、掾属等属官。若确实需要镇守防御，另行派遣扞城大将。若本人喜欢清虚之道，不应强迫他承担军事事务；若舍弃文事而喜好武事，更应禁止他任用过多僚佐。文学之士足以充任谈论言说之职，游说宾客之徒，一概不许接近。文武官员随军镇守，应当按时轮换休止。妻子儿女和家室负担，不必让他们自行随行。百官修书拜访，应遵循晋代法令，都必须宣令一同到达，完备地列明宾主之礼。衡门泌水之间的隐士，也不必烦劳他们前来候见。贵王的器械铠甲只许私下使用的，大概很少；用金银装饰的刀剑和战具服装，都应当输送回归本处。弯曲烟囱、迁移柴薪，是预先防患；这样或许善良者没有恐惧，邪恶者停止奸谋。后魏孝明帝时，右光禄大夫元遥上表说：“臣私下听说，圣人之所以面南而听理天下，有不可改变的根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四代以后缌麻之服的亲属关系穷尽，五代以后袒免之服也穷尽，六代以后亲属关系就完全尽了。过了这些世代，仍然以姓氏相联系而不加区别，以祭食相连接而不加分别。法律又说‘议亲’，不只是当代的亲属，也历数先帝五世以内的避讳尊亲。推究这番道理，是为了扩大皇帝宗族，使根基坚如磐石。先皇之所以改变这项制度，另行制定特别规定，是因为太和末年正有意图谋取吴、蜀；开始经营时费用很大，深忧在创业之初，后来削减支出只是暂时适应当时的情况。况且临淮王是从分出宗籍开始，高祖赐给他绢帛三千匹，是为了重视分离；乐良王长命也赐给缣帛二千匹，是为了保存慈爱眷顾。这些都是先朝反复思考、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古人说：‘百足之虫，到死也不僵硬，是因为扶助它的东西很多。’臣实在不想妄自亲近天子官阶，苟且求得润饰家屋的私利；只是痛惜大宗一旦削弱，天子宗籍不过十几个人罢了。汉代诸王的儿子不限制多少，都分封列土，称作侯；到了魏、晋，也无不广泛分封山河，称作公，大概都是厌恶大宗不稳固、骨肉恩情疏薄。臣距离当今皇帝虽然已经是五世之远，但对于先帝来说，便是天子的孙子。高祖把国家的秩禄赋税供给宗室，又供给衣食；后族只供给赋税，不供给衣食，是想区别内外、限制同异。如今诸庙中的感情，在心中还没有忘记，行走道路时的悲伤，转眼已经临近。那些被封爵的人，应在本人死亡之日，服丧三年结束以后，再改夺其封爵。如今朝廷还处在哀痛和秘密戒备之中，马上讨论这件事，实际上还不稳妥。后周武帝时，太宰宇文护已经被诛杀，皇帝召柱国于翼前往河东，收捕宇文护的儿子中山公宇文训。于翼说：“太宰无视君主、凌辱上位者，是自取诛灭。首恶既然已经除掉，余党也应消灭。然而他们都是陛下的骨肉，尚且可以说疏远者不应离间亲近者。陛下不派诸王，却派我这个异姓之臣，岂只是外界会有非议，愚臣自己也觉得不安。”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派越王宇文盛代替于翼前往。

译宣帝即位后，忌恨齐王宇文宪，想要除掉他，便对司卫上大夫宇文孝伯说：“您能替朕谋划除掉齐王，我就把他的官位授给您。”孝伯叩头说：“先帝遗诏不允许滥杀骨肉。齐王是陛下的叔父，亲属关系近，功劳又高，是社稷的重臣，国家栋梁所寄托。陛下如果妄加刑戮，微臣又顺从旨意、曲意听从，那么臣就是不忠之臣，陛下就是不孝之子。”齐王被诛杀后，皇帝责问孝伯说：“您知道齐王谋反，为什么不说？”孝伯回答：“臣知道齐王忠于社稷，是群小之人媒糵构陷、加罪于他。臣认为即使进言也必定不会被采用，所以没有说。而且先帝把辅导陛下的责任托付给微臣，如今进谏而陛下不听，实在辜负了先帝的顾托；如果因此获罪，正是臣甘心情愿的。”皇帝非常惭愧，低头不语，于是命令将他押出，赐令他在家中自尽。唐太宗即位后，霍王元轨任寿州刺史。适逢高祖去世，他离职服丧，因哀毁过度而超过礼制；从此常穿布衣，以表示终身的忧戚。太宗常问侍臣：“我的子弟中谁贤能？”魏征回答：“臣愚昧，不能完全知道他们的才能，只有吴王多次与臣交谈，臣没有一次不自愧失色。”皇帝说：“您认为他可以和前代谁相比？”魏征说：“经学修养和文雅风度，大概可以比汉代的河间王吧；至于孝行，则是古代的曾参、闵子骞。”因此太宗对他的宠爱礼遇更加深厚，便让魏征的女儿与他订婚。太子承乾多次不遵守法度，魏王李泰尤其凭借才华能力受到太宗重视，太宗特地下诏让李泰迁居武德殿。魏征上疏进谏说：“魏王既然是陛下的爱子，陛下就应当使他知道名分界限，常常保全自身安全；对每件事都应抑制他的骄纵奢侈，不要使他处在容易引起嫌疑的境地。如今让他迁居这座殿宇，使他处在东宫以西；海陵王过去居住这里时，人们都认为不可以。虽然时代变了、事情不同了，仍恐怕人们议论纷纷。而且魏王自己的内心也不会安宁，既然已经因受宠而感到恐惧，恭愿陛下成全他的好意。”太宗说：“我没有认真思量，实在是大错特错。”于是派人让李泰回到原来的宅第。太宗对侍中魏征说：“自古以来，诸侯王能够自行保全的很少，都是因为他们生长在富贵之中，喜好骄纵逸乐，大多不能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所以才会如此。朕的子弟，想让他们看到前人的言论和往事，希望他们把这些作为规范，于是命令魏征记录历代帝王子弟成败的事迹，取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来赐给诸王。书序说：观察他们承受天命、掌握图籍、治理天下，都建立贤美的亲族，作为屏障护卫王室；这些事分布在各方，可以逐一言说。自从轩辕氏分封二十五个儿子、舜帝举用十六个族人以来，经过周、汉，直到陈、隋，分裂山河、大规模建立坚固藩屏的，多得数不清。有人保全辅佐王家，随时势兴衰升降；有人丧失封土，祭祀也很快断绝。然而考察他们的盛衰，观察他们的兴亡，功业成就、名声树立，都凭借最初受封的君主；国家丧失、本人死亡，大多由于后来继承王位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初受封的君主正逢草创混乱的时代，亲眼看见王业的艰难险阻，知道父兄的忧虑勤劳，所以身居上位而不骄傲，早晚勤勉不懈；有的置酒礼贤求士，有的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来接待士人。因此他们甘愿听受逆耳的忠言，得到百姓的欢心，生前树立最高的德行，死后流传遗留的爱惠。等到子孙继承王位，大多处在太平盛世，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手里，不把高位和危险当作忧惧，哪里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亲近小人，疏远君子，亲昵有才辩而不贤的妇人，傲慢地对待明德之臣，违犯义理、悖逆礼制，淫逸荒怠没有节制，不遵守典章法令，僭越差等，凭借君主一时的顾念宠爱，便怀有与嫡长子抗衡的心思；夸耀一点微小功劳，便产生没有满足的欲望；抛弃忠贞正直的道路，踏上奸邪违法的迷途，刚愎自用，不听劝谏，也不顾卜筮，走上歧路后不肯回头。”}], 即使梁孝王、齐王冏那样有功勋功业的人，淮南王、河东王那样才华出众的人，也会像折断凌云高飞的羽翼、使困在车辙中的鱼干涸一样，丢弃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大功，走上梁冀、董卓那样被显戮的道路，成为后世明确的鉴戒，难道不可惜吗？皇帝凭着圣明睿智的资质，挽救倾覆危急的时运，彰显七德来肃清六合，总摄万国而使百神来朝，怀柔四方荒远地区，亲善九族；他想到《常棣》所说的兄弟亲爱，把宗室子弟寄托为辅卫王室的屏障，心中深切爱护，日日都在思念。于是命令臣下考察阅读典籍，广泛寻求可以借鉴的事例，以留给子孙谋划。我于是竭尽浅陋的见识，考察前代训诫：凡是作为藩屏、作为辅弼，拥有国家、主持家族的人，他们兴盛必定由于积累善行，他们灭亡也都在于积累恶行。因此知道，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也不足以使自身灭亡。然而祸福并没有固定的门径，吉凶由自己造成，都是人自己招来的，难道只是徒然防备吗？现在我把自古以来各王行事的得失记录下来，分别列出善恶，各写成一篇，名为《诸王善恶录》，想使人见到善行就想着向他看齐，足以扬名不朽；见到恶行就能改正，能够免除祸患吗？犯了大的过错而能向善，就会得到声誉；改正过错，就不会有灾祸。国家的兴亡都系于此，难道能不努力吗？太宗读后称赞写得好，对诸王说：“这篇文章应该放在座位右边，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 越王长孙皇后所生的太子介弟聪敏无比，是太宗特别宠爱、看重的人。有人说，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轻视诸王，意在诬陷侍中魏征等人，以激怒皇上。太宗在齐政殿召三品以上官员入座，勃然大怒，变了脸色说：“我有一句话，要向诸位说。过去的天子就是天子，今天的天子难道不是天子吗？过去天子的儿子是天子的儿子，今天的天子儿子难道不是天子的儿子吗？我看隋朝诸王，直到达官以下的人，都免不了遭受挫辱。我自己的儿子，当然不许他们放纵横行；你们却轻易地冒犯他们，难道就可以共同轻视、侮辱他们吗？我如果放纵他们，难道不也会使他们遭受挫辱吗？”房玄龄等人战战兢兢，全部拜谢。魏征严肃地进谏说：“当今群臣中一定没有轻视越王的人；但是按照礼制，臣子和诸王属于同一礼法等级。经传说：‘王的使者虽然地位低微，仍列在诸侯之上；诸侯把他当作公来任用，他就是公；把他当作卿来任用，他就是卿。若把他降为公卿以下的身份，就是诸侯把士当作下士来使用。’如今三品以上官员列于公卿之位，都是天子的大臣，是陛下特别尊重、优待的人。即使他们稍有不对，越王又怎能随意折辱他们？如果说国家纲纪已经废坏，臣就不知道了。以当今圣明的时代，越王怎么会这样做呢？”

译况且隋高祖不懂礼义，宠爱、扶植诸王，使他们行为无礼，不久便因罪被废黜，这种做法不能作为法则，又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呢？”太宗听了这番话，喜色显露在脸上，对群臣说：“凡是一个人的话，只要道理说到了极点，就不能不使人折服。我刚才说的话，是出于个人的私爱；魏征所说的，是国家的大法。我先前愤怒时，自以为道理无可怀疑；等听到魏征的论说，才觉得自己大错而不合道理。作为君主说话，哪里是容易的事！”于是召见房玄龄等人严厉责备他­们，赐给魏征绢一千匹，以表彰他直率进谏。魏王的师傅王珪上奏说，按照诏令，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必下马；如今大家都失去了应有的礼仪。太宗怒道：“你们都自以为尊贵，反而使我的儿子处于卑下地位，这是违法的事，我不实行。”魏征进谏说：“自古至今，亲王在京师，班次与三公相同；吏部尚书、侍中、中书令也都是三品。如果这些人见王下马，亲王也不能安然接受。考察以往的旧例，则没有可以在今天实行的依据；若这样做，就是自己毁坏国家法令。”太宗说：“国家之所以设置太子，是准备在我百年之后让他做君主。这样看来，人的存亡不在于年老年幼。假如没有太子，就立嫡孙；假如没有嫡孙，就立诸子。由此说来，也应当尊崇敬重他们，使他们的地位与我的孙子相等，难道不是很接近这个道理吗？”魏征说：“殷代有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的道理；自周代以来，立嫡子必定立长子，是为了断绝庶子觊觎的念头，堵塞祸乱的根源，本来就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深切谨慎的事。陛下刚才责备王珪，是因一时愤怒而放纵情绪，这种话不应当让臣民听见。”太宗的怒气于是消解。吴王李恪来朝见太宗，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我对于自己的儿子，常常想预先设一道防范；但家国之事与私情确实不同。我想让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相继承，同时又断绝他们觊觎帝位的念头。我现在奉养老太上皇，也不同于一般的私人亲情；为了镇抚四海，不使太上皇忧虑，这样的孝才是天子的孝。”魏征回答说：“臣听说孝行有三等：最大的孝是尊崇亲人，其次是不使亲人受辱，最下等的是能够奉养亲人。如今陛下立身扬名，富有天下，华夏与夷狄都安宁，这是实实在在的大孝，哪里能同进献粥饭、侍奉左右那种孝相比呢？况且作为四海之主，怎么能同普通百姓相比？如果和子孙同住一处，就不是保全根本、巩固基础的防范之道。”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汉、晋以来，诸王的设置大多不恰当，没有预先建立防范和等级界限，以至于灭亡。君主难道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吗？只是沉溺于私人宠爱，所以前车已经倾覆，后车却仍不改变车道。如今诸王承受宠爱待遇，其中有些过于优厚。臣愚昧的忧虑，不只是担心他们倚仗恩宠而骄傲自满。从前魏武帝宠爱、扶植陈思王曹植；到文帝即位后，却严加防守禁闭，使他如同狱中囚犯。因为先帝给予的恩宠太多，所以继位的君王反而因此畏惧他。这说明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成了使他受苦的原因。况且皇帝的儿子还忧虑什么不富贵呢？身受大国奉养，封户不少，有好衣服、好食物，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可是每年还另外给予优厚赏赐，从来没有限度。俗话说：‘贫穷时不学节俭，富贵时不学奢侈’，说的是人的习性自然如此。如今陛下凭大圣之德开创基业，难道只是安排现有的子弟而已吗？还必须制定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马周上奏后，太宗非常赞许，赐给他物品一百段。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特别供应给魏王李泰府邸的物料超过皇太子，上疏进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制，尊嫡子而卑庶子，把嫡子称为储君，其尊贵地位仅次于皇帝，极其崇高重要；所用物品不计钱财布帛，几乎与君王相同。庶子的身份卑下，不能以储君为例，这是为了堵塞嫌疑逐渐产生的可能，消除祸乱的根源。然而先王一定依据人情来制定法令，知道有国家，就必然有嫡子和庶子的区别。庶子即使受宠爱，也不能超过嫡子，正是因为礼制特别需要尊崇嫡子。如果不能明确建立防范和等级界限，竟使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贵的反而卑下，那么奸佞巧诈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以私恩损害公义，甚至导致国家动乱。臣恭敬地想，陛下功业超过万古，道德冠绝历代君王，发布号令、施行政令，足以为世间立法。一天之中万端事务，有时未必都能做到尽善尽美；臣的职责是进谏，不容默然不言。臣近来看到储君所得物料反而少，魏王的情况却被朝野看见听见，大家都认为不妥。臣听传文说：‘疼爱儿子，就应当用正道来教育他，忠、孝、恭敬、节俭，这就是正道。’从前汉代窦太后和景帝都不懂得正道的意义，于是骄纵梁孝王，封给他四十多座城，苑囿方圆三百里，大规模营建宫室，复道一眼望不到尽头，积聚钱财数以万万计；他计算入宫、出行和清道警戒之事，稍有不如意，就发病而死。” 汉宣帝也骄纵淮阳王，防范最终导致失败，幸亏辅佐他的臣子能使他退让，才勉强得以免祸。况且魏王刚刚出宫开府，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始终保存礼法训诫，精心选择师傅，让他看到成败的事例。既用节俭来敦促他，又用文学来劝勉他，使他专心忠孝，并因此加以奖掖；使他在道德、礼义方面齐备，才成为良才。这就是所谓圣人的教化，不必严厉督责也能成功。”太宗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如今国家什么事情最急迫？你们各自说给我听。”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养育百姓最急迫。”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四方夷狄最急迫。”中书侍郎岑文本说：“传文说，用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义来整齐他们，这是最急迫的。”褚遂良又进奏说：“现在四方都仰慕陛下的德行，不敢作乱，但太子和诸王必须有明确的防范和等级界限，陛下应当为万代制定法则，留给子孙，这才是今日最急迫的事情。”太宗说：“这话说得对。朕将近五十岁，已经感到衰老懈怠；既然让长子守护东宫、继承帝位，诸弟和庶子又有好几个将近四十岁，朕心中常常忧虑的就是这件事。只是自古以来，嫡子、庶子关系处理不好，何尝不曾使国家倾覆败亡？你们替朕访求贤德之人，来辅佐储君，并且涉及诸王，也都要寻求正直之士。” 而且，府中官员侍奉诸王，不宜任职多年；任职日久，就会与诸王情义深厚，非分的窥伺和谋求往往由此产生。各王府的官僚，不要让他们任满四考。

译贞观年间，皇子年幼的，大多授予都督、刺史之职。褚遂良又上疏进谏说：“从前两汉用郡国来治理百姓，除了设置郡县以外，还分封诸子，划分土地疆域，杂用周代制度。大唐的郡县，大体依循秦代法制。皇子年幼，有的却授为刺史。陛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是皇室骨肉，想让他们镇守四方吗？圣人创制， 道理高于前代。臣愚昧地认为其中还有小有未尽之处，是什么呢？刺史是一个州的师帅，百姓仰赖他而安定。得到一个善人，境内就能休养生息；遇到一个不善之人，全州就会困苦疲敝。因此君主怜惜百姓，总是为他们选择贤能之人。有的称赞贤人恩泽广被，能使京师也蒙受福泽；有的说百姓因贤人而兴盛，并歌咏其生前功德，为他建立祠庙。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官吗？’依臣愚见，陛下的儿子中，年纪还小、不能胜任治理百姓的，请暂且留在京师，教育他们经学。这样做一是使他们畏惧上天的威严，不敢触犯禁令；二是让他们观看朝廷礼仪，自然能够成人立身。经过长期习染，懂得如何做人，确实能够治理州郡之后，再派遣他们出任地方官。臣谨考察汉明帝、章帝时期，兄弟友爱子弟，从此以后就以此为准则，封立诸王。诸王虽然各有封地，但年纪尚幼的，都留在京师，教导他们礼法，并施以恩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里、三年〕 直到这三位皇帝在世，诸王共有一百人，只有两位稍有恶行，其余都平和深厚、纯粹敦厚。请陛下详细审察。”太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宗又曾对荆王元景、吴王恪、魏王泰等人说：“自汉代以来，皇帝的兄弟、儿子接受封土、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很多，只有东平王和河间王最有美名，能够保全自己的禄位。像楚王一类的人，覆亡的不止一个，都是因为生长在富贵之中，自己骄傲放纵造成的。你们应当反复思考，以此为鉴，选择贤能的人作你们的师友，必须接受他们的规劝，不可自作主张。我听说用德行使人服从，确实不是虚话。近来我曾在梦中见到一个人，自称‘虞舜’，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感到惊异，难道不是因为仰慕他的德行吗？假如先前梦见的是桀、纣，我一定会把他们砍掉。桀、纣虽然是天子，如今若有人叫他们桀纣，他们一定会大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然是平民，如今若有人称赞他们，说他们像这四位贤人，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所以可知，人立身处世，最可贵的只在德行，何必一定要谈论荣华富贵？你们位列藩王，家中享有实封收入，如果还能努力修养德行，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况且君子和小人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为，做善事就是君子，做恶事就是小人。” 必须自己克制、勉励，使善行每天都被人听闻，不要放纵欲望、任意发泄感情，自己陷入刑罚诛戮之中。”太宗又对房玄龄说：“我详细考察前代平定乱世、开创新朝的君主，他们生长于民间，都懂得辨识人情真伪，很少走到败亡地步；至于继承帝位、守成的君主，生来就富贵，不知道民间疾苦，往往很快遭到灭亡。朕自幼以来，经历并经营许多艰难，完全知道天下的事情，尚且还担心有所不足。至于荆王等诸弟，出生在深宫之中，见识不能达到长远，朕常常想到这一点。朕每吃一顿饭，就想到农耕收获的艰难；每穿一件衣服，就想到纺织绩麻的辛苦。诸弟怎么能像朕这样体会呢？应当选拔贤良的辅佐者，作为藩国的辅弼，希望他们亲近善人，能够免于过错。”他又对吴王恪说：“父亲疼爱儿子，是人的常情，不必等到教训才知道。儿子能够忠孝，就是好的；如果不遵从教诲诱导，忘弃礼法，必然自己招致刑罚诛戮。父亲即使疼爱他，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从前汉武帝死后，昭帝继位，燕王刘旦一向骄纵狂妄，不服从朝廷，霍光派一封简短诏书就诛杀了他，他本人死亡，封国也被废除。作为臣子和人子，不能不谨慎。太宗又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自古以来，皇帝的儿子生长在深宫，等到成年后，没有不骄傲放纵的，因此倾覆败亡接连发生，很少有人能够自我保全。” “我现在严格教育子弟，是希望他们都能保全。王珪长期受我驱使，我很了解他的刚正直率、心存忠孝，所以选他做太子的老师。你应当告诉魏王泰：每次面对王珪，都要像见到我的面一样，应当更加尊敬，不得懈怠。”王珪也以老师的道义自居，当时人们都称赞这件事。太宗曾任命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因而对他说：“武德年间，您曾向太上皇进直言，说明我有建立克敌功业的功劳，不可以罢黜退让。您说我本性刚烈，如果受到压抑挫折，恐怕不能承受忧愤，以至于有因病死亡的危险。现在我赏赐您的忠诚正直，特意给予这次升任。”陈叔达回答说：“臣看到隋氏父子互相诛杀，以至于灭亡，难道能眼看前车覆灭而不改走旧路吗？臣因此竭尽忠诚进谏。”太宗说：“朕知道您不只是为了朕一个人，实在是为了国家社稷着想。”萧瑀任尚书左仆射时，曾因宴会聚集，太宗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已经有废立之心；我当时不能被兄弟容纳，实在有功劳很高却得不到赏赐的恐惧。”萧瑀说：“不能用丰厚利益诱惑他，也不能用刑罚诛戮使他恐惧，真是国家的忠臣。”于是太宗赐给萧瑀一首诗说：“疾风之中才知道劲草，动荡之世才识得忠臣。”萧瑀拜谢说：“臣特别受到陛下的防范、告诫和训导，陛下又以忠诚正直许誉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 唐中宗神龙年间，吴兢改任右补阙。节愍太子遇难时，奸臣诬陷构害，说安国相王参与谋划，朝廷极为恐慌。吴兢上言：“文明皇后之后，皇室气运危急得如同丝带。陛下兴起登基，恩德施及骨肉；相王与陛下同为一母所生，亲近没有超过他的。如今奸贼臣子日夜暗中谋划，一定要把他置于极刑。相王仁慈孝顺，遭受毒害，以哀痛毁伤自身，把陛下的安危作为自己的性命，依托于兄弟亲情。如果相信邪佞之言，把他交付法司治罪，就会伤害陛下施于骨肉的恩德，失去天下人的希望；剪除左右股肱，只凭自己的胸臆行事，实在令人寒心。自古以来剪除宗室支系、委任异姓大臣的，没有不灭亡的。秦任用赵高，汉任用王莽，晋室骨肉相残，隋室猜忌子弟，天下像沸水一样动荡。前车覆辙已经证明，怎么可以重蹈旧迹？况且根朽了叶子就会枯，源头干涸了河流就会断绝。子弟是国家的根源，怎么能让他们枯竭，使皇家的枝干几乎被铲除殆尽？陛下即位四年，一个儿子因玩弄兵器而被诛杀，一个儿子因获罪而被贬离；只有相王早晚在陛下身边。关于‘斗粟’的讥刺和‘苍蝇’的诗篇，不能不察看其中的警示。臣恳请陛下保全《常棣》所说的兄弟恩情，安慰相王忧惧至极的心，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译唐肃宗上元初年，皇帝在翔鸾阁观看酺宴。当时赤县与太常寺的乐工分为东西两朋，皇帝下诏让雍王李贤主持东朋，周王李显主持西朋，于是以比赛争胜。中书侍郎郝处俊说：“礼制之所以教育儿童不可欺骗，是担心他们产生欺诈之心。两位王年纪还小，心志和操守尚未定型，却把他们分成朋党，使他们彼此夸耀。俳优艺人的言辞没有节制，争胜负时互相讥讽嘲弄，这不是引导仁义、显示雍和的做法。”皇帝立即停止比赛，叹息说：“郝处俊有远见，不是群臣所能比的。”于是升任他为中书令，兼任太子宾客，检校兵部尚书。宋仁宗天圣五年，右司谏刘随上奏说：“臣听说宗室子弟是王室的屏障，希望以此取得磐石般的坚固；以异姓作为继承人，恰好会使宗族本支更加繁荣。周代广泛封建宗室亲属，汉代则分封他们到富饶的地方。大唐开国以后，更加重视亲近而贤能的宗室，嗣王、郡王得到的恩典很多，都是为了壮大宗室，作为长久防备。这哪里能同秦朝因怀疑分封而不封建相比，最终没有子弟援助呢？臣私下看到，陛下登临大位以来，只推行最公正的原则，尊重礼遇功臣，谦抑宗族。亲王的儿子不封为郡王，亲王死后也不设立嗣王；这些缺失的礼典尚未实行，正有待继承圣明。如今臣僚升迁，多数达到尊贵官位，而皇族成员却像丝线相连，始终没有登上显要职位。天地运行的道理虽然在于无私，但东平王那样贤能的人，应当给予特殊的礼遇。我又看到每逢圣节在锡庆院设宴，几位皇亲坐在驸马都尉之下，进退俯仰，和普通官员一样。北方使者在宴席上，也来不及向他们顾盼作揖，这不是用来壮大盛大基业、向远方来客显示威仪的办法。当今两宫圣明，四海归于一统，北朝与我朝欢乐结盟，使者往来不绝，爵位俸禄和朝班次序，恐怕需要加以商议，使天家宗派如银河分流，各自疏导成不同的水道；使皇族后裔中的杰出人才被拔擢出来，与樗木、栎木之类区别等级。” 臣的职责本来就是议论政事，难以避免越礼直言；亲近和睦宗室的恩典，确实有赖圣上裁断。”庆历四年，枢密使富弼上奏议说：“臣观察三代以后，凡是兴起而称王天下的君主，今天取得天下，明天就分封宗室，即使襁褓中的孩子，也都封为侯、王，分割土地，各自建立邦国。这样做是为了分布枝叶，庇护根本，壮大王室，向天下显示威势，使英豪没有离间的借口、没有异心；让他们认为四海之内都是同姓之人，即使有凶恶的谋划、变乱的计策，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前代帝王长久驾驭天下的防范办法，记载在简牍之中，考验事实也确实可信。如今宗室却被埋没压抑，待遇仅仅如同豢养；即使行为乖僻，也完全不加教训。虽然设置了说书官，实际上也只是虚设，这是只想使他们愚昧，不让他们知道善道、成为善人，实在很不符合帝王养育宗室的道理。至于臣民之家，凡有子孙、弟弟、侄子，没有不勤勤恳恳地教诲诱导，使他们成才，来支撑门户、主持祭祀的。若子孙不肖，家道就会衰落；即使是肩挑负担的贫苦人，微小得不能再微小，每天只求一升一合的粮食来养活妻儿，尚且每天节省一二文钱，让自己的孩子进市中学习，把这叫作学课，也是希望孩子读书识字有所进步，以继承自己的家业。国家富有天下，基业正处于全盛时期，实在是祖宗历尽艰难才取得的，应当让子子孙孙世代相承而不绝，作为万世的谋划。怎么可以让宗室充满宫中，而陛下却不加教导，任由他们犯过作恶，使外族轻视嘲笑？这是陛下自己剪去枝叶，招致孤根容易动摇的祸患，臣私下为此忧虑。臣又想到，陛下任命李用和为殿前副指挥使，任命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这是任用亲属。李用和与曹琮确实是亲属，但都是异姓。异姓尚且可以信任，那么宗室同姓、与陛下有骨肉亲情的人，反而不可以信任吗？恐怕陛下只是认为宗室没有人才。臣认为如今确实还没有看见这样的人，但教导他们、考察任用他们，自然会有人才出现。现在只有朝会时，宗室成群结队地列队入朝，青色车盖满路，士大夫看见了才知道有宗室；但一出都城四门之外，就已经不知道宗室是否存在，何况天下，何况四方夷狄呢？从上古直到周世宗，其间经历何止万代，宗室不受教育、不经考察、不被任用，衰微弱小、人才缺乏，没有像本朝这样严重到极点的。这当然是有见识的人所忧虑、敌人所轻视的。况且敌国有南大王萧孝穆、北大王萧孝惠、鲁王特里衮、楚王伊勒希巴，这些近亲很多。臣前些年奉命出使，和他们全都接触过，又询问了他们国内的人；他们未必确实个个都有才干武略，但中原听说这些人的名声后，没有不怀疑他们人人都是良将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只是听到他们的名声，便怀疑他们确有实际才能罢了。如今朝廷如果能够尊崇、培植宗室，使他们的声名逐渐显著，传到敌人那里，敌人也会认为南朝宗室有人才，根本牢固，藩屏坚固；想谋划就会止息，想行动就会停止。古代有凭实际功效成就事务的，也有凭虚名声势震慑敌人的；用兵尤其重视先声夺人而后才看实际，何况臣所说的办法必然能够使声名与实际相称。希望陛下毫不犹疑地实行。富弼又上奏说：“臣近来上奏河北事务，认为匈奴强盛，朝廷应当巩固藩屏，以免被敌人轻视，请陛下亲自从宗室中选择能够担任外任、可以差遣的人，充任京城附近千里以内的知州、钤辖以及畿甸的知州、知县，以壮大王室宗亲的声势。此议交给两府后，至今没有上报，一定是认为事情重大而又没有先例，难以施行。这个建议涉及皇亲，必然会引起议论；但如果有利于国家，怎么可以回避呢？臣前次奏议或许还没有决定实行，希望暂且令他们办理在京各司的事务，例如皇城司、军头引见司、在京百司、省中衙司、群牧司、仪鸾司、翰林司、御厨库院、府界提点等，使他们逐渐接触政务，这也是教育他们的阶梯。等其中有人显露出才干和功效，可以补任外职，再按照臣前面的建议逐步差遣出去。”至和元年，知谏院范镇上奏说：“臣看到当今宗室子弟很多，睦亲宅、广亲宅狭窄，居住不便；而且都享有丰厚俸禄，却没有别的职事可以施展才能。祖宗的后裔难道没有贤能之才吗？一概废置不用，实在可惜。臣想请将亲属关系稍微疏远的宗室，依次补任外职，使人才不被废弃，以符合陛下亲睦宗室的意旨。如果准许臣的请求，关于他们入仕的资历次序以及各种约束，请交给大臣斟酌裁定后施行。

译庆历二年，侍御史赵抃上疏论宗室滥受赏赐说：“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来皇亲中有未经正常次序便授予节度使、调任镇守之地、升迁官职、增加俸禄的，已经有二十人。道路上到处喧传，无法测知这些恩命究竟从何而出。臣愚昧，想请陛下考察祖宗旧例，杜绝侥幸求取的途径，特赐圣裁予以削减，不要让外界议论说宗室有滥受赏赐的名声。这也就是《诗经》所说‘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的道理。” 殿中侍御史马遵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宗室中屡次有授官任职的事情，已经过于频繁。又听说还有人援引成例，希望得到恩泽，向皇上进言求取，接连不断。国家安排亲族的官秩次序，至于爵位、俸禄和廪给，都是根据祖宗旧制，遵循守持而施行，以传之后世长久，不应过分优待宽假，以致毁坏后世法则。恭请圣上详加裁察，特赐指挥。” 嘉祐七年，知谏院司马光请求召皇侄前来任职，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任命皇侄宗实掌管宗正寺，宗实推辞谦让了许多天，不肯就职。陛下两次派使者召他接受诏书，朝廷内外的人没有不欣喜的，都认为如果不是陛下睿智聪明、深谋远虑，出于圣明的意志而果断坚定、不受迷惑，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君王以大力庇护百姓为仁，以安定巩固国家基业为孝，仁孝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陛下一举而同时具备仁和孝，天下听说后，怎么能不高兴？况且爵位俸禄，是人人贪求的东西，往往计较丝毫，干求争讼，不顾廉耻。如今宗实特别受到陛下选拔，恩宠非同寻常，却把荣显当作恐惧，辞让十分恳切，前后十个月还没有接受诏命；他的智慧见识和操守品行一定高于常人，更足以彰显陛下知人之明，这正是天下人尤其高兴的原因。然而陛下对于宗实，论亲属关系是父亲，论尊贵地位是君主。按照礼制，父亲召唤，不能只应诺而不起身；君主下令召见，更不能等待车驾准备好。如今陛下两次派使者召他，宗实即使不接受恩命，也应当入宫见面亲自陈述，怎么可以在家中坚卧不起？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再派亲近的内臣前去传达圣意，以礼法责备他，他应当不敢不来。” 他来了以后，陛下还应当当面加以恳切劝谕，使他知道圣上的心意恳切悲悯，出于至诚，他应当不敢不接受。这样，陛下仁孝的德行就会纯粹、光大，始终如一，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这些都是陛下现在已经实行的事，而臣还要这样区区进言，实在是希望陛下更加坚定地守持这些德行，实行起来永不倦怠。” 《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宗室 宋仁宗时期，张方平上奏论说：“臣听说，从前帝尧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以亲善九族。九族和睦以后，才辨明治理百姓，协和万邦。三代的君王，没有不分封宗室子弟，作为藩屏卫护的。周代的宗族盟会，以异姓诸侯居后；为了敦厚、排列世族的亲疏，有宴饮食飨的礼仪；为了亲善伯叔诸国，有赐予祭肉的恩典。等到周室衰败，周幽王不能与同姓诸侯宴饮欢乐，骨肉互相怨恨，于是《頍弁》《角弓》中的讽刺兴起。周平王抛弃九族，于是又有《葛藟》的讥刺。然而宗室仍是王室的城墙和辅佐，帮助振兴王室，所以周朝享有国运超过八百年。到了孤立的秦朝把天下改为郡县，只专门自我封尊，不再建立侯国，子弟孤单微弱，势力同于普通百姓。等到崤山以东盗寇兴起，秦王孤立无援，四方瓦解，很快就覆亡。两汉的制度，是让宗室子弟作为屏障和辅弼，入朝参与宿卫；宗室中贤能的人，参与听闻朝政；亲疏之人交错任用，以轻重相互制衡，所以国运即使动摇也能重新安定，国命即使断绝也能恢复延续。魏氏对宗室简慢刻薄，使兄弟彼此隔绝疏远；控制宗族和诸侯王，不许他们朝见，文才如鄄城王曹植，武略如任城王曹彰，都被关防禁锢，才能无法施展。到了危急之时，他们只能忍死等待敌人，接受托孤寄命；国家根本浅薄脆弱，帝位很快转移。” 司马氏近取曹魏灭亡的鉴戒，谋求安定后世，给诸子配备军队，使他们分别据守要地。永嘉之乱以后，祸变更加严重，宗室自相屠杀，比血亲仇杀还惨；离石起兵作乱，地区极其骚扰，羌、胡纷纷起兵，王室制度几乎完全崩溃，仍然依靠藩王和外戚镇抚各方，所以晋朝的大命才重新集中于江左。中兴以后，朝廷内部发生诛杀和冲突，都是从上游逼迫京城而来；因此自晋代直到宋、齐，凡有险要危害京城的地方，必定命宗室子弟镇守督领。后来刘宋、萧齐两朝，君主昏乱悖逆，猜忌同宗而亲近异姓，放任他们互相砍杀，宗室枝干全部被毁，只剩枯根残株；股肱大臣全被铲除，只剩君主一人，奸险邪恶之人从中获利，奸雄之臣把它当作福机，所以齐、梁两朝坐失帝位。唉！灭绝天理，违背人道，玷污礼义，伤害风俗教化，最大的凶恶德行，难道不就是在内部自相诛杀宗室吗？近来唐氏创业，也有许多宗室建立功勋；唐朝中期以后，在多难之际，常有宗室执掌斧钺前往征讨，在朝廷殿廊谋划政事、把功勋书写在鼎彝旌旗上的，流传于史册者，同姓近亲实在很多。臣听说，教化没有比亲爱亲族更大的，道理没有比树立仁爱更大的，所以传文说六种逆理，其中第一种就是疏远离间亲族。孔子说：‘君子厚待亲族，百姓就会兴起仁爱。’ 臣恭敬地想，我朝德泽深厚而光辉流传，福庆的根基凭借坚固，实在是上天保佑安定，使祥瑞长久发扬；宗室子弟如花朵般光彩，既和乐又亲爱，公族子弟都诚实敦厚而和睦。这样看来，德教从家庭推及国家、孝悌之道通达四方，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根据爵位、德行、官职和才能，施行教导劝勉、使人增长善行的办法，臣仍私下觉得似乎还有未能完全做到之处，因此择取其中大要，冒昧加以论述。” 张方平又论说：“臣听说周代把土地分为五等，继承世袭时立嫡子，重长子而不取贤能；立太子则以身份尊贵为标准，而不以年长为标准。没有嫡子时才选择庶子，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因此子孙世代承受福禄，与王室始终相随。宗支子弟称为群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等到世代久远、服亲关系逐渐疏远，便以祖先居住的地方、所任官职、封邑、字或谥号来命名，借此施行教化，联缀亲属、区别本支；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封国任职，成为卿、大夫、士。汉代封爵，皇子封王，王子封侯；王、侯可以世袭，没有嫡子就断绝继承。后来汉武帝又让诸王推施恩惠，把子弟封为列侯，于是王国的继承人没有不是侯的。汉代宗室同姓、骨肉亲族，有的入朝居卿相之位，有的出外任州牧郡守，内外交替任职，只按才能任用，所以刘氏宗室繁衍遍布天下。曹氏限制宗室外戚，最为无道，甚至阻隔兄弟之间互问吉凶，禁止他们举行婚姻、庆贺、吊丧的礼仪；对上不能参与朝觐，对下不能与人交往，离弃恩义，断绝天性常情。有才能的被拘禁，才干出众的也不得试用，所以曹植把自己比作圈牢中被豢养的动物，想求得一个效死报国的地方却不可得。宗室的气势因此乖离疏远，公族削弱，于是司马氏乘机而起，如同袭取一座空城。” 南北朝时期，从晋到宋，掌管王府、督领藩镇兵戍之地和险要都城的，必定命宗室支系分居各地，担任地方长官。到了隋、唐，也没有改变这一做法。我朝祥符年以前，皇亲还常常出任地方郡守；后来停止授予外任，并没有发生其他祸患，而且天下一统，太平安定，藩郡的势力受到控制，如同手臂和手指一样，不像江左、隋、唐的都督、节度使，动辄统辖千里百城、事权极大，又有什么可忌惮的呢？大概只是因为他们骄傲尊贵、放纵任性，很少遵守法度，不会自我抑制敬畏，也不知道百姓是自己的依靠。因此朝廷推行并显示大公之道，是替百姓考虑；对上保全亲爱亲族的道义，对下造福百姓。况且国家根基安稳牢固，宗族源流深远绵长。古代宗族世代享用俸禄，随着世代下降，亲属关系总有穷尽，血缘也会越来越远；但本支延续百世，仍可繁衍昌盛。若有像刘向、刘歆那样的文学才华，像皋陶、勉那样的才略，又怎么可以不任用呢？何况天子建立国家，诸侯建立家族，大夫有大宗、小宗，士有隶属子弟；上下尊卑，没有不任用宗族亲戚来辅助自己的。《春秋》记载，秦伯的弟弟鍼逃奔晋国，讥讽秦国拥有千乘之国，却不能容纳自己的同母弟弟，以至于让他到晋国出仕，所以称作‘出奔’。如今天下如此广大，郡国如此辽阔，百官众职遍布，文武官员交错分布，宗室子弟难道没有智慧可以胜任一个官职、才干可以统率一校兵马的吗？” 那些在内外执掌政事的臣子、统领治理军民的长官，他们制定规约、发布条教，又哪里是生来就知道的呢？大概都是学习之后才达到的。臣愚昧地认为，各位皇室宗亲和外戚中，凡是能够修养整饬、端正善良的，应当逐步考验他们的才能，出任郡职，入朝参与禁卫事务。无论意见相同或不同，都一并进用；亲疏之人交错任用，以职位轻重相互制约，以等级彼此权衡。唐代诸王大多担任州郡别驾，汉代藩国的各种事务则由内史掌管。实在可以约取汉、唐制度，逐步实行并按次序晋用他们。分别考察才能高下，以法律约束他们，那么他们是否有才可用、志行邪正，都可以清楚地显现出来。然后再考察其中谨慎善良、庄重慎行的人，来充当王室的爪牙。《诗经》说：‘难道没有别的人吗？不如我的兄弟。’如果真能使宗室关系像盘结的绳索一样牢固，难道不是宗庙社稷的福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