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

译这样一来，外部根本如果还不强盛，就不是需要忧虑的事。汉人有句话说：“根本强盛，精神就能折冲御侮；根本衰弱，就会招来危殆、导致凶祸，被邪恶的谋略所欺凌。”臣看如今的形势，可以说是衰弱了。司马光曾说：“祖宗劳苦身心、焦虑思考，来改变衰败的唐朝风俗；陛下高坐拱手、熟视无睹，来形成后魏的风气。”近来的事情，和这有什么不同？如果不赶紧谋划，纲纪就会日益衰败，风采就会日益消磨，渐渐将有无法重新振作的局面。这就是臣痛心疾首、想办法向陛下进言的原因。如今臣所陈述的这些小小意见，实际上是由弱转强的根本，只希望朝廷不要认为迂阔而采纳，那么成效是可以在年岁月日中期待的。《诗经》说：“内心忧愁，连假寐的时间也没有。”臣不胜恳切。真德秀任户部尚书时，上奏说：臣前面的两篇奏疏，大略已经竭尽愚昧的忠心。半夜思考，又担心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怎敢不敞开心胸直说。臣私下认为，今天朝廷的谋划不能没有一定的方针，群臣之间不能没有相互补益的和谐。近来偏师失利，陛下特别作出英明决断，稍稍责罚统帅大臣，暂且命他们以功赎罪，大概得到了秦穆公用人的意旨。又把机构设置在泗州，紧邻东淮；臣仰窥圣上的谋算，深沉默然地领悟到进取困难，逐渐转为收敛的计策。大臣们至公无私，不拘泥于先入之见，从容周旋调度，大概有不便明白显示给人看的地方。然而臣仍然担心将帅以没有功劳为耻，有人说洛阳虽然失守，东南两都仍然如常；有人说敌将已经死了，河南的戍兵全都撤走；有人说蒙古有内乱，不能为东门之战报仇。凡是这些说法，似乎可喜，实际却并非如此。昨天洛阳驻军望风就逃；汴、睢的守军，难道能够坚守吗？一个将领虽然死了，难道没有其他将领吗？戍兵暂时撤走，怎么能保证不会再来？只是庆幸内乱或许属实，能够牵制敌人使其暂不行动。然而敌人的谋略多诈，常常能够用这种说法欺骗人。正当尼雅满聚集人众向南来时，也有林牙复兴的消息传来。如果朝廷不能审慎判断，仓促相信所听到的消息，在犹豫之间不能及早确定计策，必定要等敌人到来后才谋划对付，那么迟缓就难免错失时机。仓促行事而来不及审慎思虑，哪里比得上趁现在斟酌形势和道理的适宜之处，务必先行确立谋划，按此形成定论，不要再有改变，用它来应对敌人，或许还会有余裕。这就是臣所说的朝廷谋划不能没有一定方针的原因。先圣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君子之所以可贵，在于同心协力、共同济事，不是因为迎合意旨、彼此盲从。近来变更政治以来，朝廷延揽众多贤才，想要追踪元祐的风气，但群贤立论，颇有不一致的忧患。因此兵事议论兴起后，有人主张先发制人，有人主张衡量时势、估度力量。彼此是非不同，不能统一意见。可是臣反而因此感到高兴，因为在同异纷纭之中，真正恰当的论议正由此产生。然而朝廷之上，起初并没有把意见相同或不同作为喜爱或厌恶的标准；而士大夫之中，却有人把同异作为亲爱或憎恶的依据。臣对此忧虑。主张先发制人的人，是为了国家；主张衡量时势力量的人，也同样是为了国家。意见虽不同，却同样以报国为目标，为什么不平心静气地商议斟酌，只服从正确的意见呢？何必要因为意见不同于自己就互相嫉恨呢？元祐年间，形势已经大有趋向治理的样子，只是群贤彼此产生矛盾，小人得以乘机而入，酿成绍圣年间的祸患。如今虽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不预先防范其渐渐发展的趋势吗？臣希望陛下告诫群臣，各自尽忠增益国事，办事求其恰当，不必苟且求同。发现有不同意见，不要互相猜疑嫉妒，成就众贤和谐共事于朝廷的美名，取得同心报国的功劳。这就是臣所说群臣不能没有相互补益的和谐的原因。臣志在进献忠言，絮叨不止，仰望圣上明察。真德秀为感谢褒奖廉吏上奏札子说：臣本月十六日恭敬地接到尚书省札子，八月十五日三省共同奉行御笔：近来真某上奏政事，朕因而询问廉吏某人，得知袁州赵防夫的回答。朕认为褒奖廉吏是为了约束贪吏，也希望收到把贪婪教化为廉洁的成效，以惠及我的百姓。赵防夫可以授任直秘阁，交给监司差遣。这道札子送给臣。臣想到近来承蒙召札入朝，在便殿应对，详细陈述百姓困敝的原因，都在于州县官吏贪婪残暴。皇上内心哀恻，天子的言语中又加以询问，想知道廉吏的姓名，以备圣明时代选择任用。臣想到过去经过宜春一带时，曾听闻当地守土官员中的贤者，家中多人跟随，生活只仰赖俸禄，一丝一毫也不取百姓的财物，这种操守值得称道，于是把所听到的情况冒昧上奏。退下后私下反省，还有应当进言的地方。比如崔与之镇守成都，只带回归船上的图籍；杨长孺镇守长乐，连公帑中的极细微财物也不侵占；他们都是当世最受推重的人，却不能全数列举来回答，实在因为当时格外慎重。愚臣正惶恐戒惧之间，忽然传来皇上的褒扬之笔。在皇帝励精图治的时期，正是四方观察仪表、听从号召的日子；一个守臣得到升擢，看似细微，百官受到乡风感召，谁不会振奋起来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恭敬承受诏命并奉告，臣更加感到欢欣喜悦。污浊官吏能够改过自新，实在关系到公道。愚昧的言论得到采用，哪里只是臣个人的荣耀呢？愿承接明诏所带来的更新，再扩大皇上的听闻，访求循良之吏；对于尚未荐举的人，何不扩大封事密奏的制度？贪浊之吏应当惩处，难道可以废弃烹阿大夫的典故吗？至于澄清源流、端正根本，尤其应当先彰明德行以堵塞违失，使清明光辉的教化首先在朝廷倡导，使廉耻的风俗在朝廷内外共同兴起，这样或许百姓的生活日益富足，国家根本不致动摇。这是下臣献纳可否的一点微薄忠心，也是新政施行的急务。臣谨借奏章致谢，冒昧有所陈述，伏望圣上明察。

译起居郎魏了翁论述任命授官之间应当像元祐年间用人那样，兼听并观，上疏说：臣恭敬地据正月己巳诏书，诏令臣举荐贤能、有才干见识的人；又据辛卯诏书，诏令臣尽心启发引导，不得有所隐瞒。臣不过一个疏远卑贱的人，在一个月内接连受到诏书。臣私下窥测圣意，本来是想兼采众人的见识，急于听到直言。然而臣曾经妄自议论：下面服从上面，不是服从上面所下的命令，而是服从上面的实际行为。假如让年高德劭的贤俊居于官位，天天听到忠言，正直的人不被疏远，有才的人不受猜忌，那么上下声气相通，不必等待劝勉就会自然形成。否则庸弱之人得志，阿谀之风盛行；口头爱贤却不亲自礼遇，称善却不加以任用，那么稍微知道自爱的人将会远远离去，何况真正有才华、有大能力的人呢？熙宁、元丰年间，并不是没有君子。自从王安石、吕惠卿驱逐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来满足私欲，元气消磨衰败，仿佛不可能再见。一天哲宗登上帝位，临朝听政，振兴而更新政治，于是大小官员都奋发起来。那时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在相位；吕大防、韩维、刘挚、范纯仁在政府；鲜于侁、苏辙、孙觉、梁焘、范祖禹、朱光庭、傅尧俞、吕陶任台谏；苏轼在翰林院任职；范百禄、曾肇、刘攽、苏辙在翰林学士院任职；经筵讲读官则有傅尧俞、韩维、范祖禹、赵彦若；崇政殿说书是程颐，召而不来的是范镇；史官则有陆佃、曾肇、朱光庭、黄庭坚。除此之外，同类人物多得无法一一记载。然而，所谓元祐诸贤盛况，并不是借用前代人才，也确实有革新政治、令人观感一新的成效；德行中有恳切周详、体恤怜悯的真心，所以短短几个月之间，气象就大为不同，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如此，这还只是元祐初年，七八年间大体都是这样。其中调停之议已经实行后，虽然似乎稍稍不如初年，但正直的议论最终仍占上风。世人称宣仁为女主，认为她相当于尧舜，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臣愚昧，希望陛下试着采纳臣的话，参照考核史册：对内用以禀承太皇太后的训诫，对外用以告诫大臣。从今以后任命官员，应当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并全面观察，如同元祐年间任用人才一样，使才干、器识、资历、能力无一不与职位相当，那么实际的诚意所感召的，善类都会应时而出。《诗经》说：“国家虽然没有安定不变，人才有圣明的，也有昏昧的；百姓虽然没有全都富足，有的聪慧，有的善谋，有的严肃，有的能治理。”陛下幸勿因为人才匮乏就忽视这件事，臣内心十分恳切。魏了翁任吏部尚书时，请求赶快下诏召崔与之参与政务。皇上奏答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自总揽大政，特意颁发亲笔诏书，首先以廉洁方正来磨砺臣子的气节。各部门和府衙听到诏令后无不踊跃振奋，大国诸侯、小国诸侯也都望风相互劝勉。然而由于受到不良风气长期浸染熏陶，邪曲回避正道的谋划已经深入骨髓，鄙陋之夫、奸邪小人顽钝无耻，贪吏和贪暴的将帅横征暴敛，永不满足，这种风气始终没有消除。近来陛下特意颁发御笔，从遥远的广南召崔与之参与政务；任命文书一经颁布，朝廷内外都相互庆贺。但崔与之正因年老而疾病缠身，坚决请求辞去职务。凡是正当任官而朝廷以官职召用他，就不能以疾病作为推辞的理由。陛下用来诏谕他的言辞，不是不恳切周到；只是与之把出仕看得很重，特意为晚年名节考虑罢了。与之当初辞去礼部尚书，再辞去吏部尚书，如今又竭力辞去宰相职务。古人所谓大臣，崔与之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现在如果依靠他沉静、廉退的节操，让他作群臣的表率，也足以革除争逐、镇压浮躁，清廉顽劣者，树立懦弱者的志气。臣愚昧，希望陛下亲自书写诏翰，催促他前来，以君臣大义勉励他，以家国深忧晓谕他，希望他翻然改变心意而来，协助陛下亲自处理政务。这样，陛下的意向一旦显露，必定会有听到风声便奋发起来的人。” 臣内心无比恳切。端平初年，皇帝曾询问广东经略安抚使崔与之：政事中哪些应当罢除、哪些应当施行，人才中哪些应当任用、哪些应当舍弃。崔与之竭力带病上奏说：“上天生成的人才，自然足以供一代任用，只在于辨别他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忠实而有才干的，是上等；才干虽不高但忠实而有操守的，是次等。任用人才的原则，没有超过这两点的。所谓忠实有才，是指有德而且有才的人。如果认为君子没有才干，必定要寻找有才干的人任用，意向一旦偏差，名与实便没有区别，君子与小人此消彼长的形势，就从这里开始了。陛下振作精神、革新政治，提拔任用老成之人；然而把正直的人看作迂腐疏阔，怀疑他们难以成就事情；把忠直的话看作矫激过当，怀疑它们近于求取名声，因此任用不专一，信任也不深厚。有人说，世道气数将要衰败，那么人才早已先行凋零；如今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正当掌握权柄、受到任用，却相继离去，上天的意旨本来就难以揣测。至于敢于进谏的臣子，忠心为国，话还没有说出口，斥退驱逐就接踵而来，一旦离去便不能再留下。人才难道是容易得到、可以这样轻易抛弃的吗？陛下如果能觉悟过去而谋划将来，对近来因直言而离职的人赶快加以破格提拔，对外任者早日召回，使天下明确知道陛下不是疏远正人，也不是厌恶忠言，只需稍稍转变意向便可以做到。” 陛下收揽大权，把一切都归于独自裁决。所谓独断，必须是对是非利害在胸中有明确而坚定的见解，然后独自裁决并施行。似乎听说自从独断以来，朝廷的体统反而更加轻弱，宰相提出的拟议多被阻挠搁置而不能施行，有时任命诏令从宫中直接发出，宰相却不知道。制定政令、发布命令的根本，已经失去了要领。大体说来，独断应当以兼听为先；如果因为不能兼听而裁决，势必会变成偏听，实际上就是祸乱的开端。威令虽然在上面施行，权柄却已经暗中转移到下面了。

译端平年间，中书舍人袁甫直入进奏的奏札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忧虑国运多艰，担心改革尚未见效，特意作出明断，同时任命两位宰辅。陛下这番心意上达于天，朝廷内外的臣民谁不鼓舞？臣私下认为，宰辅的职任固然贵在专一，也应当戒备过于专擅。不专一，责任便不能归于一人；过于专擅，又会失于独自运作。陛下知道左丞相忠直无私，但又担心他过于劳苦，不能没有帮助，于是设置右丞相来辅佐他。陛下的心意不过如此，但见识浅陋的人妄自窥测表面现象，便说圣意将要有所转移。陛下察知右丞相老成持重、素有声望，必能深谋远虑、审慎回顾，与左丞相共同谋划国事，于是让他补助左丞相的不足。陛下的心意不过如此，但从旁窥伺、暗中探听的人又揣摩圣意，说圣心将要偏重于某一方面。任命两位宰相，可以说是极为恰当，但纷纷议论竟然如此。臣认为，陛下英明果断、振作奋发，没有什么比这次举措更好；但两位宰相共事，对陛下来说却没有比此时更难的了。难在哪里？难在像埙和箎彼此应和，像钟磬等金石乐器相互协调，如同有虞氏盛世时人才济济。即便如此，这件事并不难，因为天下万事没有比公心更好的，也没有比私心更坏的。” 房玄龄向王通询问端正君主、庇护百姓的方法。王通说：“首先要忘却自身；能够忘却自身，然后才能没有私心；没有私心，然后才能达到大公；达到大公，然后才能把天下放在心上。”世上做大臣的人，没有不自称能够忘却自身的；然而自身怎样才可以忘却？一定要心地洞明，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然后才能忘却自身。一定要不向人讨卖恩惠，不结怨，不彼此倾轧，然后才能忘却自身。一定要让天下所称的君子进用，让天下所称的小人斥退并疏远。凡是亲友故旧通过关系求进、私下互相援引、暗中托人请托的，一概排除，然后才能忘却自身。至于任凭私意，夸耀小聪明，拘守偏见，听信邪说，胸中纷乱不安，并没有真正国事为重而忘却家事、公义为重而忘却私情的心，怎么足以称为大公呢？臣所说的公，不是说只在外表上表现得公正罢了。表面上好像同心协力，内心却产生矛盾，这哪里算得上公正？所以，专制擅自决断，固然不足以称公；徘徊犹豫、只求避开嫌疑的，似乎公正，其实也不是公正。勇往直前、好强争胜的，固然不足以称公；谦逊退让、处处畏缩、只求谨慎小心的，似乎公正，其实也不是公正。” 为什么呢？宰辅是国家的柱石，柱石不牢固，大厦就要倾覆，那还有什么谦逊退缩可言？而且不只是大臣本人如此。那些同他一起谋议的人，难道没有一向交情深厚、把他们当作心腹的人吗？如果他们能够立场中正而不偏倚，遵循道义、忘却私利，神色刚正地谋划，必然是忠诚的，这当然有益而无害。如果他们内心却怀有顾虑观望，各自有所归附，那么就会编造言辞、粉饰事端；一旦谗言离间的缝隙打开，彼此争斗的风气日益炽盛，朋党之论便由此兴起。任用一个人，有人认为他是这一党的，有人认为他是那一党的，君主于是开始不知道应当听从谁。办一件事，有人认为这是这一方的私意，有人认为这是那一方的私意，君主于是开始被各种传闻弄得迷惑。平时无事，倡导这种议论，尚且担心搬弄是非、徒然扰乱人心，何况正处于内外纷扰、事变蜂起的时候呢？如今最重大、最紧迫的事务，也有很多：纸币贬值而物价昂贵，百姓无法生活，这是第一；军心动摇，存心喜好作乱，这是第二；防古窥伺我方，将要谋划大举进攻，这是第三；边境以外的各路将帅互不协调，这是第四。所有这些事情，都被交付给悠悠泛泛之人，他们不肯出力替国家作长远打算；而他们早晚所做的，不过是互相猜疑、轮番争强斗胜。长久如此而成为习惯，便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重。明主临朝，只能慨叹说：“朋党又能拿它怎么办呢！”士大夫彼此私下议论，也说：“朋党又能拿它怎么办呢！”这正是唐人所说的“除掉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朝廷中的朋党困难”。如今虽然还没有看见它的具体形状，但征兆已经先出现了。既然征兆已经出现，却不致力于防患于微小之处，等到它显著得无法掩盖时，才想随后救治，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本朝关于朋党的议论，只有韩琦主持国政时，曾设法消除平息、调和统一，使两党的痕迹完全冰释。韩琦罢相以后，朋党之论又兴起，贤臣不断遭到斥逐；而那些忌恨韩琦的小人却很少，后来扶持善类，韩琦出力最多。臣愿以这件事来勉励大臣。元祐初年，全面更新政事，元丰旧党却分布在朝廷内外，多次提出邪说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倡导调停之说，宣仁圣烈皇后疑惑而不能决定，苏辙上疏抗议说：“大臣如果端正自己、平和心意，为安定百姓、安定国家打算，那么人心自然安定；即使有不同的党派，谁会不归心呢？”宣仁认为他说得对。臣愿以这句话献给陛下。不过，臣还有比这更深的看法：君主的英明决断，不是从外界产生的，而应当由内心发出。临朝时尊严如神，并不足以成为英主。一定要没有细微的嗜好来扰乱清明的本性，然后发为英明决断，自然具有不可轻慢的威严。如果在路朝时整齐庄严，退居私下宴饮时却放纵不拘，沉溺酒色、游观，亲近小人、侧媚逢迎，凡是足以迷乱耳目、感动改变心志的事，只要有一项存在，国家大事上精力必然有所不及，思虑必然有所不周。大臣看到这种情形，也将忧惧烦闷而无暇自顾；何况权势彼此逼迫、党羽彼此排挤，日夜谋划周旋，各自寻求保全自己的办法，国事将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大臣既然不承担责任，君主的心腹、耳目就不得不寄托在亲信之人身上。凡在左右的人，一旦侥幸发现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就会把白说成黑、用紫色扰乱朱色，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既然如此，追究根本源头，又在于陛下端正自身来率领臣下罢了。舜的歌辞说：“股肱之臣喜悦啊，君主就振作起来啊。”这是把责任放在大臣身上。皋陶续作歌辞说：“君主明察啊，股肱之臣贤良啊。”这是把责任放在君主身上。臣私下观察，今天任命两位宰相以后，如果有一个人不能平心按公义行事，那么事情将先从猜疑开始，最终发展为朋党。有了猜疑的征兆，股肱之臣就不能说是喜悦；听信朋党之说，君主就不能说是明察。臣不敢说这是过分忧虑，实在是看见今天全国上下，只知道祸患在防古（原文如此，疑为“蒙古”），却不知道忧患潜伏在萧墙之内；只知道变乱在兵寇，却不知道祸害从缙绅之间兴起。因此臣怀着恳切的愚忠，不顾忌讳，只希望陛下与两位宰相深思舜、皋陶的话，赶快谋划处理。天下幸甚，宗庙社稷幸甚。

译圣上刚听完奏文便说：“陛下同时任命两位宰相，天下没有不欣喜的。作为两位宰相，应当各自竭尽公心，不要顺从自己的私心，这样才可以上报答陛下委任的心意。”读到“陛下设置右丞相，使他帮助左丞相所不及之处”时，皇帝说道：“我的意思正是这样，外面为什么会有纷纷的议论？”某人奏道：“天下的事情有一就必然有二，有了两个就容易不能统一。只有英明的君主能够使它归于一。汉文帝曾同时任用陈平、周勃为相，一个多智谋，一个厚重。有文帝在上，虽然是两位宰相，却归于一体。唐太宗曾同时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相，一个善于谋划，一个善于决断。有太宗在上，虽然是两位宰相，也归于一体。既然如此，今天何必忧虑纷纷的议论，关键只在陛下一人而已。”读到“没有比公更好的，没有比私更坏的”时，皇帝说道：“非常正确。”某人奏道：“君主意旨所趋向的地方，就是人情所趋向的地方。意旨向左，他们就趋向左边；意旨向右，他们就趋向右边。陛下不可不察。人情开始趋附时，尚且不会立即显出大的危害；但如果不停地趋附，分别结成朋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读到“谗言离间的缝隙已经打开，彼此争斗的风气更加炽盛，朋党之论于是兴起”时，皇帝说道：“这件事非常值得忧虑。”又说：“朕曾经宣谕大臣说：‘朕同时任命两位宰相，正是依赖你们同心协力，共同治理国事。你们应当深切体会这个意思。’”某人奏道：“陛下的圣谕极为恰当。”读到“君主的英明决断不是从外界产生，而应当由内心发出”时，某人奏道：“臣在经筵讲学时，常常奏请陛下的内心应当始终保持清明，不可稍有昏暗蒙蔽。陛下要求宰辅同心协力，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内心才行。现在也正是在阐述这个意思。”读到“大臣既不承担责任，陛下的心腹耳目就不得不寄托于亲信之人；凡在左右的人，侥幸找到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就把白说成黑、以紫色扰乱朱色，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时，某人奏道：“陛下对此不可不振作精神。如果大臣不承担责任，而左右之人得以从中乘隙，他们的巧妙谋略和诡计在陛下不知不觉之间进入胸腹，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不小。”皇帝说道：“这确实关系利害，不可不察。”某人奏道：“陛下能说到这里，是宗庙社稷的福分。” 读完后，皇帝又问：“自从任命两位宰相以来，不会产生嫌疑吧？”某人奏道：“陛下以赤诚之心委任两位宰相，两位宰相都是贤者，怎么会立即产生嫌疑？只是臣所说的人情趋向，各自都有偏爱和徇私。如果陛下不能使他们归于一统，只怕嫌疑就会从此产生。况且如今朝廷内外事务很多，可以说严重到了极点。左丞相一向推辞躲避，右丞相又一向畏缩谦让；如果各自只顾避嫌、在意行事的痕迹，臣深恐国家大事无人承担，遇到缓急将怎么办？”某人又奏道：“近来广南的盗寇已经平定，京口的叛卒不接受招安，已经全部诛杀，国威稍稍得到伸张。又逢雨水充足，雨后天气迅速放晴，看来有望获得丰收；但防古（原文如此，疑为“蒙古”）令人忧虑，必须趁现在勉励两位宰相，如同救火救溺一般，赶快作出安排。”皇帝说道：“人心喜好作乱，确实值得忧虑。”某人奏道：“陛下之所以应当每天更新盛德，刚健不息，正是要消除祸乱的萌芽。如果陛下不增进德行，大臣又不承担责任，再加上喜好作乱的人群被激成事变，那是非常容易的。请陛下把臣这篇奏札给两位宰相看，使他们竭力实行一个‘公’字。”皇帝说道：“你的议论非常恰当，应当立即给两位宰相看。” 于是退下。袁甫又上奏说：“臣私下想到，前年的夏天，臣凭借浅薄的学识，得以在经筵侍讲。陛下亲口问道：汉元帝亲近儒生，却优柔游移、不能决断，汉宣帝的功业因此衰落。任用儒生有什么用？像这样，只是因为没有得到真正的儒者来任用罢了。臣当时仰承并赞叹皇上言论的高明，而且竭力陈说，元帝时期像萧望之、刘向这些人，虽然还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儒者，但就他们对汉朝的忠爱恳切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片赤心为国。只是元帝听信不能专一，受谗言离间所惑，这就是他优柔不断、汉朝国业逐渐衰落的原因。陛下已经认可了臣的话。臣私下看到端平改革初期，魁伟老成的宿德之臣、杰出俊秀的人才，济济一堂，列于朝廷。陛下锐意求治，众贤交相进言，好的谋议说‘敬天爱民’，说‘讲学纳谏’；谈到抵御敌人，就说‘不要议和’；谈到挽救纸币，就说‘节省费用’。这些都是追究根本的办法，而陛下每天听到众君子的意见，便以为照这样做就可以坐等天下升平。然而计算谋划的成效，却茫然如同捕风；内部受阻，外部争乱，纸币贬值、物价上涨，人心惶惑，国势危急。陛下认为端平的君子没有超过嘉绍年间的君子，反而还不如他们，于是心中怀疑君子对国家没有益处。” 唉！难道他们果真对国家没有益处吗？还是名义上说任用了君子，实际上却从未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呢？真正君子之所以可贵，就像精金美玉一样，一心侍奉君主，绝无其他念头；专心为国，绝不经营私利。他们看似迂腐疏阔，实际上却恳切；看似高傲峻拔，实际上却敬畏；看似喜欢争辩，实际上却平和。如果充分任用他们，对国家的益处就大了。如今陛下先怀疑君子无益，于是发出拍髀叹息；窥测陛下意向的人，便真的把君子说成误国之人，暗中稍稍触动陛下悔恨的心。既然认为用人错误而且后悔，就应当改求不会误事的人来任用，不要等到再次后悔。为什么偏僻曲折的小路上奔走钻营的人却多如市场，淫邪的朋党相互亲比，渐渐形成风气；边境事务纷乱，一时之间忧虑困窘。等到他们暂时退却，便动容相庆；心志一旦骄纵，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过去私心不敢放纵的，如今放纵了；过去不敢开启的侥幸之门，如今开启了。至于治理国家的要务、抵御敌人的上策，实际政务从未讲求，实际防备从未修治；秋风一吹，忧虑困窘又像当初一样。臣担心嘉熙年间的错误，未必不如端平年间的错误；而嘉熙年间的后悔，也未必不像端平年间的后悔。

译既然如此，过错究竟在哪里呢？臣曾反复深思，私下认为，上面有坚定凝定的力量，下面才会有坚定凝定的实际成效。如今议论浮泛、行动迟缓，就像船随水流而没有到达之处；昏昏沉沉、糊里糊涂，就像醉梦尚未醒来。已经任用了君子，却又让小人从中离间。早晨进言一套，陛下认为可以；晚上又进言另一套，陛下又认为对，这能叫坚定凝定吗？能叫有定力吗？臣认为，不如巩固培植君子的根本，使小人没有丝毫缝隙可以乘隙而入，专心责成他们办事，不要被浮泛的议论动摇，这样就一定不会陷入错误和后悔。天下是一个庞大的整体，陛下不能独自治理，就专门委托一位宰相；一位宰相不能独自承担，就广泛借助众多贤才。这是最公正、最正直、没有偏私、没有党派的道路。关键在于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共同竭力保持坚定凝定的意志，打破‘君子没有益处’的说法，不要怀疑他们会误国而轻易转向后悔。这样，做君子的才能够舒展四肢，竭尽智慧和忠诚，并以坚定凝定的成效接受考核。如果忽然任用、骤然变更，一会儿任用奸佞，一会儿任用贤者，群臣就会狐疑不定，没有坚定的志向；而陛下左顾右盼，也找不到足以胜任使命的人，臣恐怕陛下会在上面孤立无援。仁宗朝时，张昪任御史中丞，弹劾人没有什么避忌。皇帝说：‘你孤高特立，竟能这样。’ 张昪说：‘臣仰仗圣明睿智的君主，因此并不孤立。’如今陛下的臣子中，保住俸禄、培养交情的人多，而一片赤心谋划国家的人少，陛下似乎是孤立的。这话确实如此！众多贤臣聚集在朝廷，相互警戒，相互辅助，不仅贤者的势力不孤立，君主的势力也不孤立。满朝都是保禄养交的臣子，他们的党羽实际上很多，根基也更加牢固；小人不孤立，君主反而孤立了。臣希望陛下察看治乱盛衰的关键，辨明君子小人的真实情形，不要让孤立的势力积累形成。大体说来，君子没有眼前的功效，小人没有长远的谋虑。小人认为可以安逸享乐的东西，其实是鸩毒；一旦中了它的毒，自身就危险了。君子认为可以安逸享乐的东西，其实是药石；经过岁月磨炼，疾病一定会痊愈。臣追念陛下当初提出关于汉元帝任用儒生的问题，心中有所感触，因此竭尽愚诚，冒犯圣听，只希望陛下不要陷入一再错误、一再后悔的境地，最终取得君子有益于国家的功效；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臣内心十分恳切。皇帝的言语刚说完，袁甫又奏请陛下保护、防范并爱惜君子，不可轻易动摇。皇帝说：‘端平改革初期，贤者分布在朝廷，却没有办成一件事，各种弊病纠缠不清，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袁甫奏上的奏札，正是极力论述这件事。依我的看法，不是端平的君子对国家没有益处，而是朝廷任用他们不够坚定，没能使君子充分施展长处罢了。陛下先怀疑君子对国家无益，乘机进言的人便说君子误国；如今陛下能不后悔任用君子，这是关系国家大计和利害的事情。’读到‘偏僻曲折的小路、淫邪的朋党相互亲比，以及私意和侥幸之门’等话，袁甫奏道：‘陛下应当对此警醒反省。若想杜绝这些弊病，必须有坚定凝定的意志才行。比如去年发生天变，陛下赫然奋发，进退辅相大臣，天下歌咏陛下聪明刚断。如今专门任用一位宰相来谋划救济艰难，不受小人转移，才可以称为坚定凝定。’读到‘君主孤立’等话，袁甫奏道：‘仁宗皇帝可以说是尧舜一样的君主。张昪尚且说他孤立，是因为前后左右一片赤心为国的人少，而保禄养交的人多；这就是所谓孤立。陛下如果始终怀疑君子对国家无益，就将一再犯错、一再后悔，最终形成孤立的局势，难道不可怕吗？’ 皇帝非常乐于听取并采纳。读完后，皇帝又谈到纸币的事情，问秤提该怎么办。某人奏道：‘纸币到了今天，已经跌到谷底，再没有别的好办法；朝廷暂且想在短期内把价格托起来，不得已才采取这个办法。昨天看到邸报，闽、浙四郡的郡守都因纸币价格上涨而升迁官秩，还担心接受赏赐的人不能保全此前的作为。如果万一还想施加惩罚，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天下的长吏未必个个贤能，如果朝廷责怪他们不能奉行，按照严刑重罚来绳治，做郡守的为了逃避责任、免除祸患，就会把暴虐苛酷的政令一概施行，百姓将会手足无措。因此臣恳切请求陛下，千万不要用惩罚招来怨恨，以伤害国家根本。’皇帝说：‘对。’ 袁甫任中书舍人兼崇政殿说书时，在经筵进讲旧事说：‘元祐元年，司马光说，朝廷下诏让近臣举荐可以担任监司的人，等到他们不称职时，也可以让举荐者一并承担罪责。吕公著说：“也必须由执政官审慎选择。”司马光说：“从来执政官只是在举荐上来的人中，选取自己认为好的任用。”韩维说：“现在不先加以审察，等到不称职后再处罚，实在很不合道理和义理。”吕公著说：“任命使用多有失误，也是因为受资格限制。”韩维又说：“司马光把资格看得太过严格。”司马光说：“资格怎么可以缺少？”韩维说：“资格只可以施用于按资历升迁；如果是破格升擢人才，怎么可以拘泥于资格？”臣听说，本朝设置监司，深得汉武帝元封年间设置部刺史的用意。刘安世曾极力论述此事，认为监司官秩低而权力重；官秩低，使任职者奋发自进；权力重，使他们能够施展志向，这是良法。祖宗盛治时期，朝廷内外安定，州县奉行法令，乡里没有扰乱，实在是因为监司任用了合适的人。被称为青齐福星的，不只是鲜于侁一人。因为监司与其他官职不同，天下郡县的官吏由朝廷任命，难道能够逐一考察每一个人吗？’ 把考察纠察的权力寄托给监司，所以选择监司，就是在选择天下的郡守、县令。臣长期在外任职，粗略地经历并熟悉这些情况，大体说来，监司的选任，必须清廉威严而有一时声望，这样才足以激励懦弱、改变积习；必须刚强敏捷而有作风和魄力，这样才足以纠察官吏的邪曲；必须明晓练达而有精神，这样才足以察知奸弊。这类人才，确实很不容易多得。想让各路监司都得到这样的人，必须不拘泥于资格才行。臣对吕公著、韩维的话，实在深有感触。元祐盛治之时，可以说是贤才汇集的时期，然而监司的任用尚且有‘任命多有失误’的忧虑，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要惩戒王安石任用资历浅薄之人，于是专门把资格看得最重。司马光说：‘王安石执政时，开始设置提举常平官，又增加转运副使、判官，都选择资历浅、轻浮俊秀的人担任。’王安石专门任用轻浮俊秀的人，当然不可取。但如果有持重、懂得大体、聪明而识时务，只是资历尚未达到要求的人，难道能坐视百姓愁苦困窘、世道衰败，却不赶快选拔任用吗？韩维说：‘资格只可以用于按资历升迁；如果要升擢选用人才，怎么可以拘泥于资格？’这才是正确的论断。

译如今纸币贬值而物价上涨，劳役沉重而赋税繁多，军队骄横而百姓困穷，盗寇不断发生；谋求治理的关键，没有比选择监司更紧迫的了，而选择监司的关键，不应当只限于资格。汉代部刺史正是因为官秩低而选取人才，原因就在这里。如今真正有才干、有实际能力的人，常常受到拘束而不能任用，却甘心选取那些软弱圆熟、苟且敷衍的人，然后要求他们完成整饬吏治、澄清地方的事业，这样他们废弛职守、伤害百姓，不是很自然的吗？臣希望陛下深思祖宗设置监司的用意，反复玩味吕公著、韩维的话，明白诏令大臣，精心选拔贤明的监司，不要全都限制在资格之内，使他们分布各道，以振兴纲纪、消弭祸乱，臣不胜庆幸。唐德宗大历十四年，任命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当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各位将领争相谈论功劳和赏赐，所以官职爵位不可能没有滥授。到了永泰以来，天下稍稍安定，而元载、王缙掌握政权，四方用贿赂求官的人接连不断地来到门下。大的官职出自元载、王缙，小的官职出自卓英倩等人，全都如愿而去。常衮任宰相后，想革除这些弊病、杜绝侥幸，于是四方的奏请一概不答应，也不加甄别，贤者和愚者一同被滞留。崔祐甫接替他后，想要收揽当时的声望，推荐提拔人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任宰相不到二百天，就任命了八百人。前后两人互相矫正，最终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平衡。德宗曾对崔祐甫说：‘有人诽谤说，你所任用的人多涉及亲友故旧，这是为什么？’崔祐甫回答：‘臣替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谨慎。如果平生从未认识这个人，凭什么了解他的才能品行而任用他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臣听说任用人才的最大弊病有两种，开始时都是出于好意，发展到最后却会变成极大的坏事，不可不察。什么叫两大弊病？有的失于宽，有的失于严。失于严，是绳墨法度过于谨严，没有广泛容纳、兼收并蓄的气量；失于宽，是规模过于宽泛，因而受到不避亲疏嫌疑的讥讽。这两种情况，都不能说没有弊病。常衮任相时，承接了贿赂公行、官爵冗滥的局面，担心无法振兴衰败的纲纪、挽回失控的局势，所以用严厉来矫正。崔祐甫接替他，认为常衮过于狭隘，而贤能智慧之士有郁郁不得志的叹息，所以又用宽松来矫正。矫正本来是好事，怎奈严的人变得拘束，宽的人变得放纵；只知道矫正别人的弊病，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一偏的弊病。因此史书评论常衮，虽然赞许他杜绝侥幸，却又说他使贤者和愚者一同滞留；这样一来，侥幸之门虽被堵塞，正当仕进的道路却没有开通，过于严厉的害处本来就应当如此。崔祐甫想要收揽声望，任相不到二百天就任命八百人，一时之间难道不让人感到痛快？然而考察他所任用的人，多牵涉亲友故旧；前后相互矫正，一个弊病消除，另一个弊病产生，难道不是矫枉过正的过错吗？司马光的论说好啊：‘任用人才，不要因亲疏、新旧而有所嫌疑，只考察他贤能还是不贤能。’又说：‘自己不要把一丝一毫的私意放在其中。’私心是天下最大的蛀虫。不避亲友故旧的嫌疑，固然是私心；亲友故旧果真贤能，却因为避嫌而不任用，也同样是私心；远避嫌疑、害怕诽谤，固然是私心；一定要等到任用自己平素认识的人之后才肯任用，也同样是私心。为什么这些情况都不能克制自己？因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克制私心。选择人才来代替上天完成治理，哪里还有所谓‘自己’呢？如果把公心作为准则，应当任用就任用，应当舍弃就舍弃，把结果交给上天；除此之外，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三代王佐的事业已经遥远了，诸葛亮大概接近那种境界吧？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这些人，整齐地分布在朝廷各职位上，一时之间人才齐备，可以说盛况空前。然而诸葛亮从未凭自己的私意来决定升降。廖立、李平，是依据公论斥退他们的，而他们内心深深折服，虽然遭到废黜抛弃，却丝毫没有怨恨的神色。若不是没有私心，怎么能做到这样？史臣评论他说：‘敞开诚实之心，铺设公正之道；凡是竭尽忠诚、有益于时政的人，即使是仇敌也奖赏；触犯法律、怠慢职守的人，即使是亲人也惩罚。’唉！像诸葛亮这样的宰相事业，又哪里是常衮和崔祐甫所能比得上的呢！”},{ 周威烈王六年，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居守即墨以来，诋毁你的话每天传来。但我派人察看即墨，田地得到开垦，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因此安宁。这说明你没有侍奉我身边的人来求取帮助。’于是封给他一万户。齐威王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镇守阿地以来，称赞你的话每天传来。我派人察看阿地，田地没有开垦，百姓贫困饥饿。从前赵国进攻鄄，你没有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这说明你用丰厚的财物侍奉我身边的人，来求取赞誉。’当天就把阿大夫以及曾经称赞他的左右近臣烹杀。于是群臣都惊惧，再也不敢粉饰欺诈，努力把实际情况全部反映出来。齐国因此大治，强盛超过天下诸侯。臣认为，齐威王烹杀阿大夫、封赏即墨大夫的事情，人们只看见他一时之间威权奋发，却不知道他平日秘密察访的功夫早已有所积累。对即墨他说：‘我派人察看即墨。’对阿地他说：‘我派人察看阿地。’威王不轻易相信诋毁或赞誉的话，而一定谨慎选择那些承担耳目职责的人。确认这些人确实可信后，才派他们去察看。因此贤能与否已经确定，赏罚便不会有差错。近来朝廷颁布丈量田亩、征收纸币的命令，臣上了三四次奏疏，十分替陛下惋惜这一举措。为什么呢？没有名目的科敛会动摇人心，并不是好事。何况如今承担治理百姓职责的人，大的是郡守，小的是县令，有谁怀有把百姓视如子女的心呢？他们借此命令之机，搜刮百姓的财物，奸猾的胥吏和阴险的贪吏又放纵地从中剥削，国家根本所受的伤害太多了。臣曾在经筵举出齐威王的事，反复向陛下说明，认为陛下所托付的耳目，在内是台谏，在外是监司。陛下派任台谏、监司，如果确实像齐威王派人察看阿地和即墨一样，明察一切，仿佛亲眼看见，然后赫然施行赏罚，那么受到封赏的人没有愧怍，被烹杀的人也会心服。如果陛下发布这道命令后，任凭各路守令肆意欺骗夸诞，任凭他们施行鞭打剥削，只求一时完成任务，不顾国家元气日益耗损，臣私下对此实在寒心。强敌从外部攻击国家的肢体，陛下又从内部亲自伤害国家的心腹。如今议论的人只知道防古（原文如此，疑为“蒙古”）令人畏惧，却不知道丈量田亩的命令自己造成了防古（原文如此，疑为“蒙古”），其可怕更加严重。如果陛下所托付的耳目能够早晚秘密察访，使官吏不能肆意行奸，也许还可以挽救。否则就危险了！太祖、高宗创业和中兴，经历的艰难太多，陛下不可忽视。《前汉元帝纪赞》说：‘皇帝年少时喜好儒学，即位后征召任用儒生，把政务交给他们，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相继担任宰相；皇帝却被文义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汉宣帝的功业因此衰落。’

译臣本月初九日在经筵得以侍奉圣颜。陛下举出汉元帝喜好儒学的旧事。皇帝说道：‘议论的人说，元帝只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儒者来任用罢了。如果得到真正的儒者来任用，又何必担心被文义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呢？这个说法很好，卿认为怎么样？’臣奏道：‘陛下圣学如此高明，可以作为宗庙社稷的庆幸，也可以作为善类的庆幸。大体说来，真正的儒者本来就少，而能够识别真正儒者的人更加少。譬如玉，真玉未必没有瑕疵；人们看见它有瑕疵，便轻易抛弃，却不知道它虽然有瑕疵，并不妨碍它仍然是玉，怎么可以抛弃呢？如果是石头而没有瑕疵，也不过是一块石头罢了，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人才也是这样。真正贤能而有实际才干的人，难道会没有细小过失吗？只有识别真正人才的人，才不会因为小毛病遮蔽他的大德。如果每一寸都要衡量、每一铢都要比较，那么真正的儒者能够不因小瑕疵而被抛弃的，几乎没有几个。这全在于陛下具有明察知人的鉴识，能够洞察人才的内在根底罢了。’陛下欣然嘉许并采纳。臣退下后思考此事，仍有尚未尽述的遗论。当元帝时，刘向言辞恳切，萧望之刚强正直，虽然还不足以达到古代儒者的程度，但就汉代而言，也可以称为真正的儒者了。元帝并不是不知道这两位贤者可以任用。” 萧望之多次上书进谏，深深得到元帝的重视，元帝却说：“你暂且歇着吧，我将仔细考虑。”元帝把萧望之当作师傅，知道他经学明达、品行高洁，才干足以担当宰相。既然心里已经了解他，就应当专一地任用这个人；既然说将要考虑他的话，就应当努力实行他的建议。然而，萧望之的精诚忠心最终不能夺回王氏窃取的权力，萧望之又一度被恭、显陷害，以自己的身份到官府受审为耻，宁愿死去也不后悔。唉，像这样，能说汉元帝喜好儒术吗？评论者说，元帝只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儒者并加以任用，所以才有优柔寡断的过失。他们不知道，即使有萧望之、刘向这样的儒者，元帝也只是表面上尊敬，内心却没有真正信任，最终使他们抱恨终身。假如得到古代真正的儒者，元帝能够任用他们吗？这样看来，君主的弊病，没有比柔弱更严重的了。柔弱而又不能果断，左右的小人就会乘机钻空子，颠倒是非、扰乱政事，使君子不能有一天安居于朝廷之上。这就是汉元帝病入膏肓、无法医治的疾病，并不是因为汉朝没有真正的儒者所造成的。拥有天下的君主，尚且应当以此为鉴！侍御史李鸣复上奏说：“臣听说，朝廷内部任用君子、外部排斥小人，就是泰卦所象征的安泰；内部任用小人、外部排斥君子，就是否卦所象征的闭塞。君子和小人的进退，是治乱由此分别的原因。舜拥有天下时，选用了十六位贤相，斥退了四个凶人，可以说是善于知人了。然而伯益还告诫他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迟疑。’‘勿’是戒诫之辞，是为了坚定舜选用贤相、斥退凶人的意志，使他不改变。如今陛下既然知道贤人应当任用，臣希望陛下专一坚持这份心意而不要改变；既然知道邪人应当斥退，臣希望陛下相信这份心意而不要疑虑。几位大臣能够努力去做他们应当努力的事，群臣和各部门官员能够警戒自己应当警戒的地方，而陛下又能体会伯益的话，坚定舜的心意，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了。臣的忧诚之心无法自已，只希望陛下明察。”李鸣复又以知绍兴府的身份上奏说：“臣曾经读司马光论述修身的要领有三条：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治理国家的要领也有三条：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必信，三是惩罚必行。司马光历仕三朝，都把这些进献给皇帝，并且说：‘臣平生努力学习所得到的最精要的道理，全都在这里。’司马光是正直的人，以不欺骗来侍奉君主，臣私下十分仰慕他。臣从前任职御史台，冒昧议论抵御外敌的策略，没有超过和、战、守三策的；治理内部的办法，也没有超出兵、民、财三项。和、战、守虽然是三项，但应当以坚守为重；兵、民、财虽然是三项，但应当把节约财用作为当务之急。其中分别说明、规划条目的内容，用来辨明轻重是否适宜、缓急次序如何，约有数千字。我还希望这些话一定能够实行，所谋划的事情一定能够成功。又进献任用人才的建议，说考察过去、推测将来，要使内外都得到治理，必须从得到合适的人才开始。”臣如今即将离开国都，早晚思考应当向陛下进献的内容，不敢用别的说法来替换。和、战、守固然各不相同，但得到合适的人，和谈可以成功，战争可以取胜，防守可以稳固；兵、民、财固然各不相同，但得到合适的人，军队可以强盛，百姓可以安定，财用可以充足。关键只在于我君主、我宰相如何督责成事、委任人才罢了。如今朝廷之上，议论政事的臣子多，真正负责办事的臣子少；喜欢沽名的士人常常超过同列，务实的士人却往往沉沦在低级官署。满朝都是发言声，纷纷聚集争论，好像可以限期考核成效了；但一旦把事情交给他们办理，他们就迟疑退缩、羞惭沮丧，仿佛刀锯鼎镬就在眼前，只知道怎样说而不知道怎样做，这有什么益处呢！”李鸣复入朝时，声望很高，众人欢然称誉，认为这样的人应当没有什么职务不能胜任了；等到用政事功绩来要求他，他却荒诞怠慢、迂腐空疏，茫然得像捕风捉影一样，始终追究不到实际踪迹。名声是那样，实际却是这样，这有什么益处呢？应当根据他的言论把实行的职务交给他，然后才能看出他的言论果真对时政有所补益；应当根据他的名声要求他拿出实际成绩，然后才能相信这个人确实对世事有用。考察言论、观察人物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切实的了。近来，侍从、台谏、卿监、郎官被允许推荐人才，连续上章、累积文牍，所荐多达几十人，少的也不少于七八人。朝廷已经把他们登记在名册上了。上面以实际成绩求取人才，下面也必定要以实际成绩来回应。对外应对和、战、守，对内经营兵、民、财，正应当从这些人中选拔并加以任用。司马光说过：“任用人才的方法，是搜求要广泛，辨别要精细，使用要恰当，委任要专一。搜求要广泛，是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辨别要精细，是不要让虚名冒充实绩、虚伪冒充真实；使用要恰当，是任用不能违背他的才干；委任要专一，是不要让邪恶奸诈的人破坏他的工作。这样以后，还要给他高爵厚禄，以劝勉他的勤劳；给他严刑重罚，以惩戒他的怠慢。赏赐不能因个人好恶而偏私，刑罚不能随着个人喜怒而改变，这就是君主用人的根本原则。”

译司马光的话，就是臣的主张。陛下如果确实对此加以重视，那么抵御外敌、治理内部的事务，就会井然有序，成效也可以期待了。臣禀性愚钝，处境孤危，承蒙陛下深厚的眷顾和周全的保护，惭愧没有什么可以报答。臣刚刚远离宫阙朝廷，便仿效司马光，列举他平日已经陈述过的内容，再三恳切地说明。陛下不要因为这是老生常谈而不肯听取；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李鸣复又上奏说：“臣昨天曾冒昧议论抵御外敌的策略，没有超过和、战、守三项；治理内部的办法，也没有超出兵、民、财三项。关于轻重的安排、缓急的次序，臣已经全部明白陈述了。然而考察过去、推测将来，要使内外兼治，从来没有不是从得到人才开始的。如今的人才究竟怎么样呢？几十年来，贪赃污浊已经形成习惯，廉耻之道已经衰败。孔子说：‘人的本性相近，因习染而相去甚远。’又说：‘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昧者不会改变。’当权臣的气焰炽盛、熏灼四方时，能够逆着强风独自高飞、在狂澜既倒之后挽回局势的人，固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见到义却妄自充作伯夷，见到利益便甘心做盗跖的人，却到处都是。如今朝班如鹓鸟、鹭鸟排列，大半是虚有其名的官员；督府和著名藩镇，大多只是徒有官印。朝廷想办理一件事、任用一个职务，徘徊四顾，常常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那么人才不足，难道不是今天应当特别重视的问题吗？不过，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也要看上层的人怎样造就、振兴他们罢了。用人的方法，关键有两条：第一，衡量才干，按才干授予事务；第二，长期任用，要求拿出实际成绩。从前司马光曾论述任官的方法，说：人的才性各有所长，官职的职责各有所守。自古以来人才最盛的时代，没有超过唐尧、虞舜之际。然而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各自执掌一官，终身没有更换。假如让他们轮流更换、调换地方任职，未必都能做到尽善。司马光的意思，大概是说，搜集天下英俊之才，按照各人的长处任用，那么天下的事情将没有不可办成的。如今习俗已经败坏，已经被污染的人固然不能使他变得清白；但如果公道彰明，对于将来的人才，难道应当一并抛弃吗？陛下任命监司有诏令，任命将帅有诏令，任命公正廉明、精干而能够担任帅臣和监司的人也有诏令。内有侍从、台谏，外有执政、从官；内有三衙、环卫，外有总管、军帅，各自搜罗、推选人才，以供陛下任用。这样被推荐出来的人，不知有多少。推荐了却没有实际成绩，试用却没有效果，用连坐法惩罚推荐者，是可以的。尚未任用便预先怀疑他不能任用，已经推荐又过分担心他不值得推荐，任凭岁月悠悠流逝，只是叹息人才匮乏，时机一去不复返，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陛下如果能宣谕大臣，重新严格选拔人才，不限制资格：明白钱谷事务的，就让他治理财赋；精通政术的，就让他担任郡守县令；具有智谋的，就让他任将帅。其他如礼乐、刑政，也都应按这类原则办理。下至医卜百工，也应随其才能而任用。这样将会看到人心振奋昂扬，各自勤勉于职事，而奖惩的法令也能够在以后施行了。所以臣说，衡量才干、按才干授予事务，这是今天应当实行的。司马光又曾进献治理财赋的策略，说：官员长期从事本业，然后才能精通；工匠长期从事工作，然后才能成功。因此古代官职世代承袭，并以此作为氏族名称。先朝陈恕掌管三司十多年，到今天说到善于治理财赋的人，仍以陈恕为第一。难道陈恕的才智特别不同于常人吗？大概只是因为他能够长期从事本职的缘故。司马光的话不只可以作为治理财赋的办法，施用于其他职务也没有不可的。如今国家政教更新，过去的弊病应当革除；长久施行的政务没有得到讲求，侥幸求进的风气仍然存在。陛下试想，自亲自执政以来，所见到的任命和调动一共经历了多少任？某人因某事任职，取得了什么功绩？把某人委任于某职，他成就了什么功劳？没过几天就升迁，把官府看作旅舍；任期屡屡未满便离去，把职务当作求取升迁的途径；败坏军务却仍宠以美官，这哪里足以劝勉人呢？剥削下属百姓，却使他逃避刑罚，又凭什么显示惩戒呢？责任不专一，侥幸之心就产生；升降不明，玩忽之心就滋长。用这种方式谋求治理，还何必奇怪功业不能建立呢？陛下如果能明白诏告大臣，任用他担任这个官职，就一定要考核他取得这样的成绩。治理财赋的，要让他彻底查明财赋的来源和流向，并且一定要使财用充裕；治理百姓的，要让他全面了解百姓疾苦，并且一定要使百姓安定；主管军务的，要让他精心加强训练，并且一定要使军队强盛。其他职务，也照此实行。有功就增加品秩、加以赏赐，却不要调换他的官职；有罪就流放、处死或施刑，不要宽免他的惩罚。这样将会看到人心震惧，各自竭尽所长，而前日所委托的事务，都清清楚楚地有实际成效可以记录了。所以臣说，长期任用而要求实际成绩，这是今天应当实行的。况且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要借用异代的人才。周宣王处在王室动荡之后，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任用贤人、使能臣发挥作用，有仲山甫负责出纳王命，有申伯治理南方诸国，有方叔、召虎安抚平定四方，因此周朝从来不是没有人才。汉宣帝处在权臣擅自发布命令之后，振作精神治理国家，赏赐必信、刑罚必行，任命丙吉、魏相辅佐政事，任命龚遂、黄霸治理郡国，任命赵充国控制西羌，因此汉朝也从来不是没有人才。上天生出一代人，自然足以办成一代的事情；激励他们，他们就会像云聚、回声响应一样奋起；压制他们，他们就会隐居山岩、藏身洞穴。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如果果真能以公正举用他们，以诚信对待他们，以事务委托他们，以实际成绩要求他们，以厚重的赏赐宠励他们，又以公开严明的惩罚威慑他们；如果这样做了，仍然叹息人才不足，说朝廷没有尊严、万事不能治理、百姓不能安定、四夷不肯服从，臣不相信会这样。《康诰》称颂周文王的德行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威惩应当威惩的人，使百姓显明知所趋避。’就是任用可用之人，敬重可敬之人，惩罚可惩之人。古代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起初也没有超出这些。请陛下裁定取舍。

译李鸣复又上奏说：“臣卑微地以孤单的行迹从万里之外前来，蒙陛下特意赐予亲自擢用，使臣得以跻身近臣之列，深怕自己疏陋愚钝，丝毫不能称职报效。臣先前因言辞烦琐而离开国都，如今因召令而入朝，正打算入朝上奏，赴堂处理事务的命令已经颁下；正想切切恳辞，随班引见的命令又已经下达。遭逢这样的际遇，实在战战兢兢。臣私下看到，皇祐年间文彦博替唐介上奏辩论，唐介被贬为别驾，文彦博出任许州知州。后来文彦博入朝，便说唐介过去任御史议论政事，多次切中臣下的弊病，虽然其中有根据传闻而产生的错误，但处罚他过重，请求重新召回任用。文彦博宽厚洪大，唐介刚正直率。当时两位贤臣杜范、唐璘、曹豳、赵涯，都曾议论过臣。台谏议论政事是他们的职责，说话没有罪，听到这些话也足以作为警戒。这四位臣子向陛下进言，正是给臣的良药和砭石。如今臣偶然蒙受错误的恩典，辞谢又没有获准，恐怕这四位臣子心中不安。希望陛下特别作出圣断：把杜范、唐璘召回再让他们前来，把曹豳、赵涯留下不要让他们离去。这样或许各自修治职事，共同成就功业，开启大公至正之门，消除结党营私的祸患，这只在陛下一次意旨转变之间罢了。” 淮东制置使李曾伯特意推荐陈通判等二十人的奏状说：“臣共同辅佐治理淮东边防，未能有丝毫补益，现正准备请求奉祠归乡，却没有忘记推荐贤人、报效国家的忠心。在共同办理事务的过程中，经过亲自尝试和熟悉，至于那些已经被朝廷认识、被本司推荐任用的人，臣不敢再重复陈述。至于怀抱美玉而滞留在边远琐碎事务中、具有栋梁之才却困顿于泥途的人，共有二十名；只是受资格和员额限制，来不及全部举荐，恐怕遗漏真正有用的人，所以冒昧把他们的姓名上报。”臣私下看到，宣教郎、通判泰州军事陈力修，以经术修饰吏治，以正直之道侍奉上司，议论不同寻常，器量见识宏大深远；从事郎、充任淮西江东总领军马钱粮所干办公事陈应先，学问达到前代贤人的境界而更加努力，文章成为后进士人的宗仰，退让自守，是一位儒者，不与外物争竞。这两人素来声望和实际都很可信，应当入选馆阁和学校。通直郎、通判淮安州军事李仲鼇，对于军旅事务，从小耳濡目染，才干通达敏捷，阅历丰富熟练；文林郎、充任浙西两淮发运使司干办公事、镇江府分司陈防炎，是闽地士人中平实能干的人，这从他办理漕运即可看出，他有治理繁剧事务的才干；文林郎、差充淮西转运司提辖催促纲运物斛官孙具防，是淮地士人中的杰出人才，从他的条陈奏议可以看出，他有建立事功的志向。” 这三个人，辅佐藩镇办理漕运事务，才干谋略都很优秀，足以担当边方繁重的托付。迪功郎、淮东提举司干办公事林月卿，在台幕中参与谋划，以严肃周济而闻名；从事郎、佥书招信军判官厅公事沈孙肤，辅佐治理边城，以公正勤勉著称；迪功郎、庐州舒城县主簿章公权，议论表现卓异，当时的贤士大多认为他可以期待考中大魁。如今读了他的文章，更相信这一点，只是凤凰栖息在枳棘之上，人人都为他惋惜；迪功郎、濠州州学教授邓益，诚恳质朴而没有浮华，文辞却绚丽；从事郎、滁州州学教授孙子秀，专心求学，操守品行端正；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林迁，经学明达、品行修洁，非常适合担任这个官职；从事郎、通州州学教授费弇，考中科举后仍考察古学，能够继承家业。至于气节能够靠自己树立，言论不被激烈偏执左右，并且都能以风范德行相互推重的，是迪功郎、高邮军高邮县主簿余鼇，文章才华都很美好，学问与政务都优秀；公正廉明、谨慎执守三尺法度，恩惠爱护遍及全郡的，是迪功郎、高邮军司法参军周福孙和从事郎、真州扬子县令茅某，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严格约束自己，处理事务敏捷，审理案件宽恕的，是从事郎林子显、从事郎泰州司理参军李贲、从政郎高邮军录事参军赵希炤，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这十五个人，虽然才干和品行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器度和才能都适合任用。高大的房屋是汇集众多木材建成的，菁莪也是从微小的草本培育起来的。如果蒙受陛下睿智慈爱的关怀，全部赐予甄别录用，按照各人的才干器能加以任使，必定会有值得观瞻的成效。端平年间，监察御史吴昌裔论说宰相不应指称台臣结党朋比，上奏说：“臣听说，世道昌盛时，君主畅行皇极之道，以天下为公；世道发生变故时，臣下却借朋比之说，使善人受到排斥。远则汉、唐的祸乱，近则元祐年间的党籍，都是因为朋党而终于陷入危亡，这些教训明白昭著，实在令人十分畏惧。臣来自远方，冒滥列入朝班，在御史台任职，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左右近臣替臣预先引荐，也没有臣僚替臣传播声誉。臣安于现有职位而行事，并不希望向外求取什么。可是去年夏季举行孟飨时，臣私下听说陛下向宰执宣谕，询问臣的姓名。过了三天，臣被任命为王府官，陛下又告诉宰相，说臣可以充任这一选任。臣不过是一个微末有瑕之人，不知道因为什么竟误入陛下的选择记载之中呢？去年冬天，臣听说蜀地边境十分危急，曾三次上祠请辞职，最终却没有得到俞允的诏音。忽然承蒙御笔任命臣为监察御史，臣又不知道陛下究竟看中了臣哪一点，才有这样的除擢呢？臣感激陛下的恩遇，想要报答却无从报答，私下认为数十年来，台谏官批评君主容易，批评大臣困难；即使攻击君主自身，君主还能够宽宏大量、容纳意见；但议论宰相，往往获罪而遭遇不可测的后果。因此朝廷的缺失和政事的弊端，臣下不敢尽数直言。臣入台的第二天，首先就谈到本朝台谏弹劾大臣的事；下个月轮到臣论事时，又谈到两位宰相私自任用亲属故旧，以及宰执中像陈卓这样才非其任而占据职位的人，就应当弹劾使其退职；

译至于宰士中的庸人、只会逞口舌之利的人，如余铸、颜耆仲等，就弹劾并罢黜他们。这些都是采纳公论所得，臣内心没有丝毫私情，只知道尽忠于陛下的职责罢了。近来臣私下看见，左丞相郑清之卧病在家不起，不能随从车驾出行，屡次上递免职文书，其中说“激成朋比”，又说“稔成朋比”，几乎像是在指责我们这些人。不知所谓朋比，究竟是指哪些人呢？“朋比”二字，是善人的祸阶，不是太平时代的美事。宰臣之所以可贵，正是希望他能坚定、融合善意，使朋党离散；广泛接受臣下的意见，使自己的施政公平。如今却自己提出朋比之说，以猜疑议论政事的臣子，大概是因为郑清之起初轻率用兵，使国威丧失，后来又屈服于和议，使敌患滋长，根本动摇，智勇俱竭，早晚忧惧不安，只怕别人议论自己。又因为臣范首先弹劾何炳，使何炳的亲朋害怕；臣清叟接连弹劾结党之人，使他们的乡党害怕；臣又弹劾刘克庄等，使他们的宾客害怕。因此他们的党徒倡导这种说法来煽动郑清之，郑清之也反过来利用这种说法迷惑陛下；开始是群小为自己谋划，后来又借累次奏疏为自己辩解，所以形成了这种情势。其迹象表明，他们是在激发事端、排挤台谏，并且还不肯停止驱逐台谏。宰相虽然尊贵，也是臣子；台谏虽然地位较低，却是执掌法度的官员。如今任命官吏全都由宰相决定，只有台谏是陛下亲自擢用。如果宰相有过失，却禁止台谏发言，以一个人的私情废弃天下的公法，臣恐怕从此威权倒置，耳目闭塞。陛下即使拥有八种权柄可以专断，也不过是在上面徒然拥有虚权罢了，这难道是总揽政权的本意吗？臣不躲避诛罚责谴，冒昧仿效欧阳修为石延年、范仲淹辨明朋党之论，恳切地向陛下陈说。陛下如果爱惜纲纪，认为臣等的话是对的，那么请求把台谏全体的论奏尽快赐予施行，以消除朋比之风；如果仍然顾惜宰相的体面，认为臣等的话是僭越，也请求将这些议论政事的臣子尽快处分，以保全官员进退的礼节。不要使朝廷与公论为敌，酿成士大夫的灾祸，开启危乱的萌芽。天下幸甚，宗庙社稷幸甚。臣的忧诚之心实在无法自已。昌裔与杜范请求留任徐清叟的奏疏说：“臣等只是卑微疏贱之人，分掌监察台纲，与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共事。自从任职以来，感激陛下的恩遇，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所上的章奏动辄关系国家大体，每每承蒙陛下曲加宽容。臣等发誓要粉身碎骨来图谋报答。今月二十九日，忽然听说御笔任命徐清叟为太常少卿。臣等茫然不知缘故，难道是因为清叟近日三次递上劄子，言及权贵近臣，触怒了陛下吗？臣等私下看到，陛下自从改变政局以来，广泛开通进言的道路，凡是议论二邸、议论当权大臣、议论小人重新被任用的，连篇累牍，言辞即使涉及疏狂，也没有不予容受的。清叟既然身居台贰，正色直言，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不知他的言论虽然鲁直，陛下为什么一旦下令，让他调任其他官职？这一定是左右近臣怀有欺诈、挟带私心，借此改变君主的意旨、陷害善良之人。太常寺是清要之官，似乎也不能算小；清叟能够离开，自己也甘心。然而在盛明的朝廷，却让直臣因为进言而离开职守，不仅损害台纲，传布天下后，也恐怕有损圣德，一次举动造成两方面的损失，臣等深为惋惜。所以臣等敢援引祖宗朝台臣挽留御史的先例，希望圣慈立即收回已经形成的命令，仍令清叟到台任职，这足以彰显陛下知错即改、毫不吝惜的美德。如果认为臣等的话是僭越，希望把臣等和清叟一同罢黜，这样或许不至于辱没台职，也可以向世人有所交代。谨记录奏闻。” 又上疏说：“臣等昨天二十九日冒犯上疏，请求留任徐清叟、仍让他担任言职。臣等自己以为已经触犯陛下的震怒，一定会受到谴责。随后听说省中的劄子命臣等权任户部侍郎。臣等仰见陛下当初的本心，并不把直言视为冒犯，反而又加以特殊任用，以表示优厚的恩典。陛下的心意更加明显，群臣的疑虑全都消除了。然而臣等私下认为，台谏官员的进退，实际上关系国家的轻重。所以殿中侍御史马遵被罢职时，整个台院请求留任；殿中侍御史龚夬离职时，谏院共同上论，有时达到八次奏章，有时联名进言。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美事，也足以彰显列圣盛大的德行。臣等虽然愚昧无能，幸而蒙受亲自擢用，却不敢不以先正事奉祖宗的方式事奉陛下。所以一再奏闻，并不是偏私于徐清叟，而是替陛下爱惜敢于进言的臣子；并不是为了结党同列，而是替陛下扶持纲纪之地。陛下总是遵循成法，容纳正直的言论，从来没有因一件事情罢黜进言者。如今如果因为清叟谈到权贵近臣而调离，那么从今以后就再不会有人谈论权贵近臣；如果因为谈到小人而离职，那么从今以后就再不会有人谈论小人。这样难道不是堵塞正道，自己开启许多邪门吗？臣等认为，与其升迁他到美官却使他离开，不如恢复他的言责而让他留下。希望陛下怜惜清叟竭尽所言，体念臣等爱惜台纲，不嫌收回成命，特意赐令追回原命；如同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制度，让御史依旧处理职事，以彰明圣德，以光大祖宗的功业。臣等屡次烦扰圣听，甘愿等待公开罢黜。谨记录奏闻。” 又上疏说：“臣近来因为徐清叟进言而被调离职务，于是与杜范一同再次上疏请求留任他。并不只是因为事情体制相关，也是因为这是我们职责分内应当做的。臣侧耳听候多日，没有承蒙施行。难道是认为陛下恼怒他的言论吗？可是朝廷公开奏对、经筵宣谕时，辞色十分温和，从未看见天颜含怒。难道是认为陛下忌讳他的直言吗？可是陛下把这些事情宣示给二邸，告诫宦官，使朝廷内外都敬畏服从，足以彰显盛德的宽容。然而清叟任职才三个月，突然命令他离开台院，同列接连上章，竟然没有收回成命，于是使盛世有了忌讳直言的事情，使明主有了驱逐台谏的名声。陛下即位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过失举动，臣愚昧浅陋，实在私下深感困惑。”有人说，这是顾复因私情偏护亲属，内外交相逼迫，左右近侍又列队在庭前叩拜，所以陛下不得已把他调出。宫禁中的事情隐秘，不是臣所能知道的。有人说，清叟曾因开启战端一事进言，又在论及朝廷大臣节帖奏疏时专门攻击宰臣，因此有人想借此把他排挤出去。朝廷的密谋深藏不露，也不是臣所能揣测的。臣只看见陛下和颜接受谏言，忽然变得雷霆震怒；清叟正色竭尽直言，忽然被夺去掌管风宪的职务。想来一定有人挟带私心，暗中进谗，乘机改变君主的意旨，触动君主的威严，又加重台臣的罪责。”},{

译臣知道这并不是陛下的本意。当初清叟奉命之初，臣等不免坚决挽留他。如今听说他已经出了城门，我哪里还敢再烦扰亵渎圣听？只是臣与清叟一同受到陛下亲自擢用，又一同议论宰相“三渐”之疏，这些事情臣确实都曾亲耳听闻。清叟既然毅然引退，而臣却安然独自留下，哪里还有脸面再掌管分察之职？如果不与他一同出退，恐怕从此孤立危惧，所以才敢陈述衷情，仰烦陛下圣聪。希望圣慈下令罢免臣的言职，授给臣丛祠之职，使臣能够回去守护故居，重新恢复原来的身份，以成全进退相宜的情谊，实在是承受了陛下深厚的恩德。臣所说的没有一句欺骗，若有不实，愿如朗朗白日可以鉴察。谨此录具奏章上闻。昌裔又论奏杨恭等人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任用人才的途径有两种：按资历资格，是用来对待普通人才的；破格特用，是用来拔擢奇才的。两种办法兼用，才称得上得人。如今有些才能平庸、没有奇特之处，却不按次序升用的人，臣根据公众舆论考察，发现有两人：奉议郎、干办行在诸司审计司杨恭，品行资质平庸，天性贪婪刻薄。自从进入仕籍以来，他不遵守为官的准则，任狱掾时因不够谨慎而被弹劾，任县宰时又因贪赃过多而被罢免。官员等候年资、按次叙用，自有法令章程；如今他还没有补足任县的债务，就被征辟为幕官，还没有赴任州府通判，就升任计府官员；距离他被弹劾的时候，也不过两年罢了。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这是越级觊觎。儒林郎、主管尚书户部架阁文字王龙荣，人品琐屑，资质柔弱，虽然越级取得科名，却没有【原文疑字：▯】历。起初任州府幕职，刚超过一年，便改为征辟帅府属官，又只过了几个月，就凭借私人关系经由外梱，随即获得进入中都仓门的任命。任命刚刚颁布，阁库之职的除授已经很高了；查阅他的官簿，大概还没有记满三考。近来赵舆案件发生时，听说王龙荣也参与其中，他以诡诈手段求取进身，士大夫舆论都以此为耻。六院台省是储备、掌管典故之处，也是文儒的选拔之地；如今却让声望浅薄、资历短浅的人厕身其中，而且进用又不合正当途径，颇有鼫鼠为害之患，这难道是用来清明表率、彰显风纪的吗？” 希望圣慈将杨恭、王龙荣一并赐令罢免斥退，以此作为轻率躁进、奔走竞争之人的警戒。谨此详细检举上奏。” 贴黄中论奏陈允廸等人说：臣私下看到，陛下改弦更张之初，对郡守、监司的选任最为严格；近来任命授职大多用非其人。有人出使时毫无功劳却领受藩镇符节，有人治理郡县毫无政绩却掌持宪司节制。臣斗胆挑出其中最为严重的来陈述：新任知常德府陈允廸，是个贪婪之人，出身世家，却很少能够依礼行事。从前他负责湖广粮饷时，肆意贪污受贿、馈送苞苴来奉承权贵，又把财物装满囊橐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后来捆载财物入朝接受召见，已经玷污了台省的声誉。如今听说他居家时穷困得毫无生计，却还在四处经营，又被任用出守桃源。桃源旧属总所管辖之地，不知陈允廸将凭什么去面对湖北的官吏百姓？新任江东提刑林杲，是个狂妄之人。他与林妪通谱，议论嘈杂，近来任番阳守臣时，肆行暴政；奉行按田亩征税的命令，完全没有怜惜百姓之心，甚至追索印纸来督责县官，给吏卒上枷以恐吓乡里。限期十日办完，百姓的产业因此荡然无存。等到倚阁令颁布、所收钱财已经足够时，他竟据为己有，也不据实上报。如今却侥幸得到恩典任命，出任一路使者；番阳正是设置台司的地方，不知林杲将凭什么去面对江东父老？臣综合考察所见所闻，知道他们贪婪暴虐的罪状十分显著。希望圣慈将陈允廸、林杲的新任一并特别罢免，另行选用良吏，以惠及两路百姓。昌裔又论奏史宅之的上疏说：臣听说，君主的职责，是用恩德对待臣下；臣子的正道，是由君主依据义理来裁制。恩德，是用来勉励功劳的；义理，是用来制定命令的。臣仰惟陛下以忠信和厚禄来劝勉士人，以深厚恩德和隆重礼遇来驾驭臣下。陛下感念故相史弥远的功劳，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优待之意，分别用一项恩惠加以优待，以三师的官秩礼遇他，以真王的爵位封他，甚至让他的亲从和家属也得到恩典，又用御笔保全他的家门，可以说恩宠已经超过常情了。然而，晋文公重耳赏赐功臣，奸臣介推认为难以与之相处；叔孙昭子没有功劳，孔子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史弥远贪取上天之功，拥有震慑君主的势力，独揽国政，贪取财货没有满足。大臣在前面议论他，小臣在后面争辩他。推究他的内心暴戾，他的过错延续到今天还没有衰减，这难道不是因为正义存在于人心，不是恩德所能压倒的吗？近来看到邸报，史宅之被授为焕章阁待制，知袁州的除目也已颁布，上下都感到疑惑惊怪，不知道陛下姑且是想用这些来宠幸他呢，还是确实想任用他呢？如果只是姑且用来宠幸他，那么史宅之在郿邬的金帛足以滋润自己，铜山的财富足以使自己富足，武安的高堂大宅和肥沃田地足以供给自己，根本不必得到千里之地来增加财富。如果确实要任用他，那么史宅之欲望多而谨慎少，必定不能廉洁地为百姓作表率；倚仗奢侈而放纵骄横，必定不能以节俭来巩固根本；安逸享乐、长期滋长傲慢，必定不能以敬慎的态度处理政事。又怎么能够引导君主的德意，使之施及百姓呢？宜春州地域狭小，土地不广，百姓安定，韩愈曾经治理过那里，号称佳郡。如今却把这样一个两代都以贪婪著称的人的儿子、一个一天政事也没有实际办理过的人，强行置于他所不能胜任的位置，冒居本不应据有的职位，难道不会有负于君主与臣下共同治理天下的寄托吗？况且史宅之的父亲生病时，他就代为草拟除授文书，到了父亲病势危急时，又像郤熺那样侥幸觊觎恩赏；这些都是陛下熟知的事情。即使不能像先朝的制度那样，听任他上谢事之文，授予职名而让他闲居，也已经是优厚的眷顾了。如今却想把郡政交给他，臣恐怕这并不是爱护他的办法。过去大将军霍光去世，宣帝想报答他定策的功劳，于是霍家三人都封为侯。当时张敞上书，请求罢免这三位侯爵，让他们回到私第，认为应当明白下诏以示恩德，不要听任群臣以义理坚决争辩，宣帝后来才答应了他。假使宣帝不是少恩的君主，汉廷又有能够援引义理进谏的臣子，君主英明、臣下贤良，仁德和义理都做到极致，就一定不会酿成后来霍氏的灾祸。如今陛下颁赐任命，恩典并不算薄，而臣等竭尽忠节、恪守义理，不能不据理进言。希望圣慈特别将史宅之知袁州的新任收回，不必担心反悔失信；等他上书请求免职后，就授给他祠禄。至于史宅之的任命，乞请在正式发布诏命之前收回，这样或许上面不会有任用失当的举措，下面也不会有烦杂的议论。臣等狂妄浅陋而出于忠心的进言，不至于一次次烦扰圣听。谨此详细检举上奏。淳祐四年，同知枢密院事赵葵上疏说：如今天下的事情，其中重大的有几件？天下的人才，其中可以任用的有几人？我应当抓住重大的事情加以讲明，选出可以任用的人才加以任使。有勇气谋略的人治理军队，有心计的人治理财赋，宽厚的人任用来抚养百姓，刚正的人掌持风宪。应当为官职选择人才，而不是为人才设置官职。任用得当之后，再让他们长期任职，然后才可以责求他们取得成效。又请求赶快与宰臣共同研究谋划，凡是关系宗庙社稷安危、治乱兴亡的大计，都分条具奏上报，审慎确定各项事务的先后缓急，以便筹划策略。这样，治理的功业就可以成就，外来的祸患也不足以畏惧。”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