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八

译元祐元年，门下侍郎司马光请求命令监司、州县分别举荐并考察所辖地区的官吏，在白劄子中说：“考察监司、知州、通判，如果他们在本辖区官吏中有罪恶显著而没有察觉的，一律连带受到责罚降职。虽然有旧条文，但从未逐一执行。又担心一路一州的官吏人数众多，长官不能全部察觉；又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察觉的事项，导致宽松时一概不问，严急时又滥及无辜。况且凡是担任监司、州县长吏的人，应当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不能只命令他们察觉有罪之人，却不命令他们举荐贤能。如今想要制定举荐的四条：第一，仁惠【指安定百姓、使万物获利，众人都敬畏爱戴他；不是软弱无能、不能立事，也不是委曲求全以迎合人情的人】；第二，公直【指内心没有偏爱和厌恶，遇事不隐瞒包庇；不是对内徇私、对外假装公正，实际上是奸佞欺诈而冒充正直的人】；第三，明敏【指能深入察知实情和事理，能够随机应变办理事务；不是粉饰欺诈、掠取他人功劳，凭口才逞强夸耀功劳的人】；第四，廉谨【指安于贫困、恪守本分，举动都遵循法度；不是假装清廉以沽名钓誉、偷求安逸而逃避事务的人】。考察的四条：第一，苛酷【指用刑繁琐苛刻、残暴虐待而超过法令的人】；第二，狡佞【指阴险危险、巧诈欺骗，使别人陷入危险而自己获得安全的人】；第三，昏懦【指不能体察民情物理，依附逢迎而没有操守的人】；第四，贪纵【指贪得无厌、任性妄为而不守法的人】。凡是监司、州县，对于辖区内的百姓，都可以依据这八条来举荐或考察官吏。” 关于荐举，在本部门的官吏中，凡仁厚惠民、公正正直、明察敏捷、谨慎周密的人，可以荐举就荐举，不限定人数。县里荐举到州，州里设簿册登记姓名；州里荐举到监司，监司设簿册登记姓名；监司荐举到朝廷，中书省设簿册登记姓名。都根据所荐之人的才能，安排适当职务来试用。果真有实际成效，就逐步加以表彰和破格任用。关于考察，监司专门考察知州、知军、通判以及路分都监以上的官员；知州、知军、通判专门考察本州官吏和各县知县；知县专门考察主簿、县尉以及县境内的官吏。若有苛刻残酷、狡猾谄媚、昏庸懦弱、贪婪放纵的人，县里核实情况后报州，州里核实后报监司，监司核实后上奏。以后再详细核查事实确凿的事迹，予以纠劾揭发并施行处理。若因考察失察或辨别不明，以致问题因事发而暴露，监司降为知州、知军，知州降为通判，通判各降一资，知县降为监当。其余所辖官吏，监司、知州、知军、通判都可以考察，但不因失于察觉而获罪。如果挟私情考察而不公，等到审讯查实后，依照常法处理。知县只能把事迹具报州里，不得擅自审问命官。太常少卿梁焘请求实行五件事，论述宰相任用的得失，上奏说：“臣听说，自古圣明的君主任用宰相，必定选择天下公议所归的人。取得公议，就能得到众望；得到众望，就能得到人心；得到人心，天下四海就会欢欣相通而无事。天下欢欣相通而无事，就可以安享太平的福泽，巩固太平的根基了。臣恭敬地想，太皇太后陛下严肃安静、仁厚明察，与上天一样无私；皇帝陛下孝敬聪明仁哲，继承并光大正统。应当得到老成而有道德的大臣来担任宰相，再辅以二三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彼此敬业协恭，都具有同一德行，使圣贤的事业互相资助而成就康靖之治，这是宗庙社稷的福气，也是百姓的幸运。天下人共同尊敬、依赖和归附的，是君主。宰相不敢欺骗蒙蔽、轻慢君主，就是与天下人同心来侍奉君主。因此人心喜爱他，公议也随之归附他，因为他能够尽忠尽公。宰相若敢于欺骗蒙蔽、轻慢君主，就是不与天下人同心侍奉君主。因此人心憎怒他，公议也随之离弃他，因为他不能尽忠尽公。当公议归附某人时，君主即使想不用他，也做不到。” 如果不用他，就是压抑天下人的喜悦之心。国家之所以安定，是因为人们心中有喜悦，喜悦之心难道可以压抑吗？这样即使想不用他，也做不到，何况君主还有任用贤人的志向呢？当公议离弃某人时，君主即使想任用他，也做不到。如果任用他，就是激起天下人的愤怒之心。国家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人们心中有愤怒，愤怒之心难道可以激发吗？这样即使想任用他，也做不到，何况君主还有驱逐邪人的志向呢？前世的君主都致力于尊崇和任用辅佐大臣，以兴起治国之道。然而一旦用人失当，祸患就流传到后世，开始造成妨害政事的负担，最终形成难以控制的忧患，实在令人恐惧。只有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主上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获得上天广大的保佑，使天下四海都和谐欢悦。起初做到这一点，最明白也最容易。臣冒昧谈论君主听取言论、接受政事的规矩，以扩展开论宰相任用的得失，惟愿陛下记录臣的忠心并加以裁择。宰相的祸患，在于专擅权力、固守职位，窃取君主施恩施威的权柄。长期掌握权力的人，渐渐习惯于强势，没有谁不喜爱自己的权力；安居职位的人，渐渐贪恋恩宠，没有谁不想固守职位。喜爱权力，就会把忌惮他人看得很重；固守职位，就会深谋自保。这都是公议所不赞同的。” 有的人以恭敬俭朴修养自己，早晚都把公事放在心上；有了善政就称颂君主，有了过失就归于自己；不敢回避困难的事，也不敢轻视容易的事，只知道尊重君主的威势而竭尽忠心于君主。”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贪恋权力、不固守职位，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宰相的祸患，在于树立朋党，以私情灭公义，互相倾轧危害，并防碍君主的聪明见识；这是公议所不赞同的。有的人立身中正、不偏不倚，以孤忠自守；推荐一个士人，必定依据他的公正声誉，不敢出于私爱；推荐之后必定说是“由于主上的明察”，以避开个人的恩惠；罢退一个官吏，必定依据公众的毁誉，不敢出于私怨；罢退之后必定说是“朝廷的公议”，以承受他的怨恨。国家的事情，必定严肃直言，努力实行而不回头；不曲意结交以躲避自身危险，不俯仰顾忌以借助众人的力量，只知道尊重君主的威势而竭尽忠心于君主，这可以说是不结党营私了。这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宰相的祸患，在于凭借权位妄自尊大，以逼迫君主的权势；对上有轻视君主的心态，对下有凌辱轻慢众多士人的气势；这是公议所不赞同的。有的人谦虚自持、节制约束自己，降低身份礼待士人，不顾惜自己的劳苦，把君主安逸、百姓安宁作为急务；不顾惜自己的微薄，把君主富裕、百姓富足放在首位。

译只知道尊重君主的威势而竭尽忠心于君主，可以说是不凭借权位妄自尊大了。这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宰相的祸患，在于不以正道侍奉君主，不顾是非利害，只求成全君主的心意，只求顺从君主的欲望；即使政事有弊病、百姓有疾苦，也不直截了当地说明，只是模棱两可、因循苟且而不加以改革。这是公议所不赞同的。有的人以大公至正为本心，与君主同道同德，慨然提出忠言，奋然推行正事，意在成就国家的利益、消除百姓的祸害，只知道尊重君主的威势而竭尽忠心于君主，可以说是以正道侍奉君主了。这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宰相的祸患，在于致力于结交私恩，蒙蔽贤善、丑诋正直，诱使聚集群邪；表面尊崇忠良，暗中勾结奸恶；把持占据要害职位，互相结为死党，一个倡议，十个人附和，内外互相呼应，庆幸君主尚未觉察，得以肆意施行自己的意图。这是公议所不赞同的。有的人以乐于行善、喜爱贤人，以安定君主、安宁百姓为职责；认为爵禄是君主的权柄，不是臣下敢于专擅的，必定在朝廷公开说明并请求君主裁决，使清明的恩泽公平施行、正直流布，彰明公道，消除奸党，只知道尊重君主的威势而竭尽忠心于君主，可以说是不结私恩了。” 这就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以上五点，都是应当辨明的。君臣关系的大要，是古今最优先的事务。君主得到它，就能获得安定和荣耀；失去它，就会忧虑和悔恨，所以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主上一定会明察而慎重选择，独自决断并努力实行。陛下如同上天一样光明，幽隐之处没有不照察的；真伪邪正，黑白分明，确实已经清楚知道公议所在，自然会有合适的人出现。臣伏愿陛下自强而彰明德行，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任用公议所归的人，早日任命宰相，以慰藉众望、收服人心，自然会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一旦明确的诏令发布，朝廷大臣面带喜色互相对视，国人欢声彼此传闻，四方忠义之士都归于同一德行，这是天下人的愿望。臣身处疏远之地，却最接近士人百姓，听闻公议的真实情况，而且很熟悉，所以冒昧把这些上达天听。愿陛下相信臣所说的下情中的公议，果真就是这样。臣远远观察诏书，近来又看到政事，仰察圣意，知道陛下明察四方、通达下情，想要沟通下情而尽取公议，乐于听取直言，不吝惜改正施行。这正是正人端士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可错过，所以臣不敢苛细列举小事，向上烦扰陛下的聪听，冒昧忘却越职，来论述国家重大而长远的事情。” 臣微薄而恳切的忠诚，认为君主的职责在于审论宰相；宰相任用的得失，正是国家安危分界的所在。臣冒犯天子的威严，竭尽臣节和诚意，情绪激切至极。梁焘改任右谏议大夫，请求亲近贤人、疏远奸佞，坚定这一原则始终不变。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贤人和奸佞，而君主的治国之道首先在于用人。得到贤人，君德就清明，政事就出于忠厚，百姓和睦安乐，四夷宾服敬畏，朝廷尊贵安定。因此治道兴起的根源就在这里，实在值得珍惜。错用了奸佞，君德就受到蒙蔽，政事就变得烦琐苛刻，百姓怨恨郁结，四夷骄横轻侮，朝廷就危险受辱。因此乱道兴起的根源就在这里，实在令人畏惧。自古帝王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然而得到贤人的时候常常少，失于奸佞的时候常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开始和最后的形势不同，谨慎和疏忽的心态也不同。治乱发生之初，细微得间不容发；等到明显之后，就像天壤一样悬殊。君主应当深切警戒，及早辨别，谨慎把持，不能有丝毫差错。贤人侍奉君主，以尽忠为根本。尽忠就不会欺骗，不欺骗就会大公，大公就会有言论违逆君意、事情违背君主意愿。君主起初会亲近他，最终却会疏远他。正当君主急于求治时，只要求臣下尽忠，勉励他不欺骗，实行大公；即使有违逆，也一定会喜欢。等到时间久了，习惯于已经安定的局面，有时懈怠于治理；以已经懈怠的心态面对违逆之事，所以最终会有所厌恶，又疏远贤人。” 贤人一被疏远，奸佞就会乘机进入。奸佞侍奉君主，以不忠为根本。不忠就忍心欺骗蒙蔽，欺骗蒙蔽就营私，营私就句句阿谀取悦，事事柔顺听从。君主起初会远离他，最终却会亲近他。正当君主急于求治时，只知道奸佞善于迷惑君主的聪明，所以必定严加思虑来防备他。等到时间久了，习惯于已经安定的局面，有时懈怠于治理；以已经懈怠的心态处在阿谀顺从之中，所以最终会产生喜爱，又亲近奸佞。与贤人共处，虽然有时违逆君意，最终却达到治理；与奸佞共处，虽然没有不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最终却导致混乱。治乱相距如此之近而结果又如此显著，那么尧、舜与桀、纣之间的差别，连天壤之远也不足以相比。只有大圣人才能扩充自己的聪明，谨慎对待好恶，严格决定取舍，坚定保持始终如一，从而收聚天下的忠诚，建立天下的公道，成就天下的治理，全都依靠这一点。臣恭敬地想，太皇太后陛下以大公至正驾驭臣下，皇帝陛下以极其仁厚和纯粹的孝心继承祖宗事业，亲近任用忠臣贤人，风节颇为振厉，疏远斥退奸佞，朋党逐渐消除，清明的德行日益尊盛，忠厚的政事日益修明，百姓兴起和乐之风，四夷表现出宾服敬意，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了。” 诚愿陛下自强刚健的德行，如上天运行不息，务必使懈怠之意丝毫不要动摇清明的【缺损】，察看两端的倾危之势，连根拔除；彰明一心忠诚者的安静正直，按照同类举荐进用他们，将使风俗纯厚，朝廷尊贵安定。近处的人献上忠诚，远处的人扶持公道，仰望追随仁祖的治理，就不难赶上了。惟愿圣心稍加思考，臣愚昧而不能胜任地反复竭尽臣节，幸望陛下裁察采纳。梁焘又上奏说：“臣听说，诰命任命给事中顾临为河北都转运使、待制，清议很为朝廷感到惋惜。顾临前些时候任河东转运使不久，陛下召入任给事中，这说明陛下认为顾临应当在朝廷任职。顾临任论思献纳之官，号称称职，不久又出任转运使，士大夫舆论因此疑惑，不知道圣意究竟在哪里。臣私下认为，侍从之官亲近主上，他们的进退关系到朝廷的轻重，不应随意改变。如今要在外任转运使的人，自当另有人选；要在内任给事中的人，像顾临这样的人，恐怕不容易得到。伏望圣慈特赐指挥，留下顾临依旧供职，使朝廷多得到正直之人，上下互相维系，共同守护祖宗的法度纲纪，帮助陛下实现求治的意愿。”

译哲宗元祐五年，梁焘任御史中丞，又论述那些因礼法而退职的宰相可以重新任用。上奏说：“臣伏见陛下眷顾礼遇大臣，恩礼极为优厚，不忍听到他们的过失罪恶，不愿轻易夺去他们的职位，使他们的进退名声受到损伤。因此委曲包容、替他们遮覆，确实有如天地般的恩赐。作为大臣，怎样才能报答陛下深厚的仁德呢？祖宗时期，宰相通常任职二三年便依礼退去；如今的宰相通常任职二三年便因罪退去。依礼退去的人看重道义，即使有功也一定退职；因罪退去的人看重私利，没有罪就不肯离职。依礼退去的人可以重新任用，因罪退去的人不可以再来。大概祖宗时期的大臣都以名节自重，每一个举动都顾全大体，必定符合众望；不敢专享宠幸俸禄来自我爱惜，不敢凭借权势来增强自己；每天都把获罪视为忧虑，把妨害贤人视为恐惧，所以往往任职二三年便自己请求避让职位。朝廷褒奖答复，自有相应的恩典等级；其中优厚的任为使相，其次也要越级提升数官，任大学士。他们在位时，名声更加尊重，声望更加高，皇帝眷遇更加厚重。一旦重新任用，内外百姓无不认为合宜，都替朝廷共同欢喜。这就是朝廷声望所以尊重的原因。其间也时常有贪鄙之人，应当离职却不离职，为了固守职位而贪恋俸禄，清议已经不能容纳他们了。” 因此招致人们的议论，过恶公开显露，随后罢免遣退他们，大概不过是一名谏官、一名御史提出论劾，就已经不能安居其位了。如果台谏官联合攻击、接连弹劾的人很多，那么终身都不能重新任用。所以依礼退职的人多，因罪退职的人少。大臣既然按照法度退职，小臣也随之有所防惧，士大夫受到教化，都磨炼自己、振作操守，以节操相互推重，风俗纯美，正是由此而来。近年以来，大臣都把窃取俸禄、苟且偷安作为打算，渐渐形成风气。即使有重大过失，还要巧妙地自行掩饰，大概是害怕失去职位。一两个人议论他，他不知道请求离职；台谏官共同议论他，他又不肯离职，直到议论纷纷、没有停止。皇帝无法制止他们的言论，最终发出他们的章疏，他们才请求退职，圣恩才听从。公议因此鄙薄他们，私交的朋友却替他们叹惜；他们既损害自己的节操操守，又败坏自己的名誉，冒受自己的过失罪咎，最终被疏远断绝。朝廷虽然因为缺少人才而想任用他们，却疑心他们的奸诈心术深不可测，又害怕清议不能容纳他们，最终不敢任用。既然已经因罪退职，就不能重新任用，必定要任用次一等的人，哪里能有那么多人才供使用呢？朝廷将要无人可用了！这是不可不思考的。祖宗时期，辅弼宰相的人才并不是不多；然而进用的人必定因为贤能，退职的人必定依礼离去又能重新回来，所以人才总是够用的。” 臣近来曾建议，请陛下允许吕大防主动请求罢去宰相之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陛下允许吕大防依礼退去，不仅吕大防得到了进退的正当方式，而且可以掩盖他的罪状，不被臣的言论揭发，也不被公议所不容，使他在外面培养声望；将来再任用他，必定没有人敢议论。即使有人议论，他也是无罪离职，陛下为他作主，也不会损害陛下知人之明。这对于吕大防来说，是天地般的恩赐，足以称得上陛下眷顾礼遇的本意。不仅是为了安置吕大防，也是为了给后来的人看，使他们都想着依礼离职，逐渐像祖宗时期的大臣那样以名节自重。朝廷也因此尊严起来。伏望圣慈以国家安危为谋划，以治乱为念头，以培养大臣的声誉和声望为意图，以激励士大夫守住操守边界为方法，保全吕大防今日的退职，保存吕大防将来任用的可能；恭敬谢绝旱灾猛烈的谴责，消除令人厌倦的忧愁怨气，对上敬奉天道，对下顺应民心，对内不失君臣的恩义，一举而得到三方面的善果，岂不是美事吗？伏惟圣明神断予以采纳，天下幸甚。” 哲宗时期，梁焘任尚书左丞，与同列大臣讨论夏国地界，意见不能相合，于是请求离职。哲宗派近臣询问他想离职的原因，并让近臣暗中访求人才。梁焘说：“陛下对臣的信任不深，臣的言论也没有被听取，却来询问人才，这不是臣所敢担当的。”使者第二次来，他才说：“可以承担重大任用的人才，陛下自己是知道的；但只须辨别邪正，以天下的公论来评定善恶，在旧臣中选用坚贞正直、纯厚而有声望的人，不要因身边近臣的好恶之言而改变圣意，这就是天下的大幸。” 元祐元年，范纯仁上奏说：“臣近来因辞免皇上的恩命，恭敬地承受圣上的慈意，皇上多次差遣中使封回奏札，反复郑重地宣谕。臣本是愚昧卑贱之臣，却屡次烦劳皇上听闻，又两次蒙遣使传谕，所受恩典实在过于优厚，本来应当勉力振作疲弱驽钝的才能，以报答皇上的任用。然而臣有一番危切恳诚的话，必须竭力陈述。臣私下听说，这次给臣的告命，竟没有经过门下省审读。臣听说，在朝廷授予爵禄，要与众人共同商议；这样做是为了彰明至公，杜绝私门请托。这本是有司的职守，也是朝廷的典章制度，是万古不变的规矩，也是圣王通行的正道。如今听说台谏臣僚都已撰写文字加以论列，却还没有得到追改。陛下必定认为，任用辅臣既已有成命，不应因他人的言论而轻易更改，以显示圣明的决断，想要保全恩礼。臣愚昧地认为并非如此。如今拔擢臣僚，往往应当号令多因公卿秘密启奏而作出，其中有些人或许并不是陛下平素所了解的。如果不经过有司审核，必然很难做到审慎恰当。现在台谏官如果都有文字论奏，那就是朝廷内外共同的公论。他们说得恰当，人人都会称他们为忠臣贤士；说得不恰当，人人都会称他们为谗臣朋党。他们各自要保全自己的名节，哪里肯轻易上奏论列？这不是某一个人私下说的话，不能拿来蒙惑圣听。” 陛下应当坦然听取并相信，不必因此疑虑。他们都是陛下选用的正直之人，使他们担任耳目之官，哪里有任用一个人却不让他发挥耳目作用，反而可以凭此听察天下的道理呢？何况陛下即位以来，听到善言必定采纳，接受谏言像流水一样顺畅。如今却唯独对臣的告命特意下令不经过门下省，进言的人一定不会就此停止。微臣实在不敢长久违拗众人的公论，恐怕失去群臣的期望。不如趁臣辞免之际，特赐允许臣辞免，这样对上可以成就陛下善于纳谏的明德，对下可以成全愚臣安守本分的愿望，也能使近臣尽到职守，使进言的道路畅通，扩大帝尧舍弃己见、听从众人的风范，符合商汤接受谏言而不违逆的义理。一举之中可以得到几方面的善处，圣明的陛下难道不应当努力实行吗？这与微臣徒然承受错误的恩命、阻塞公议相比，利害相差实在太远了。伏望陛下察知臣是竭尽诚心为国，并不是为自身谋划，特赐留意采纳，天下人将万分庆幸。”

译元祐二年，范纯仁任同知枢密院事，论说韩维不应被调任外职，上疏说：“臣私下听说，门下侍郎韩维已有出任外职的指挥。臣恭敬地看，韩维公正忠诚、笃实可靠，禀受于天性；议论赏罚，总是依据道理直言进谏，尽心于国家，不躲避嫌疑和毁谤。陛下任用他担任执政，可以说是辅佐帝王的贤良股肱。伏惟陛下宽仁大度，委任群臣，进退辅弼，都出于至公。如今没有听说韩维另有重大的过失，尚未等到他上封章陈请，便突然将他逐出朝廷，这一定是奸人暗中进谗诬陷，向上误导圣听，导致陛下用贤不能始终如一，使大臣失去进退应有的准则。臣实在担心正直之士会失望，从而有损圣明的政事。伏望陛下深入思考，或因臣僚的启陈，命令追还并寝止先前的任命，以成全帝尧舍弃己见、听从众人的心意，继承商汤知错即改而不吝惜的美德。臣蒙受的恩遇特别优厚，实在难以默然不言。伏望圣慈深加察纳，天下人将万分庆幸。臣与韩维也有姻亲关系，正因为想要向上辅助圣明的教化，才不能为了避嫌而求得自身安稳。还乞请圣慈遍询问文彦博、吕公著以下的各位大臣，那么就可以知道韩维是邪是正。如果韩维果真是正人，即使有一些小的过失，也全望陛下为他主持。” 如果因为小过失就把他罢去，这就是让奸人得逞，恐怕并不是天下人的福分。臣听说诽谤韩维的人，大多说他曾援引任用亲戚。请陛下把超过韩维任用范围而被进用的亲戚，逐一询问三省，原本是谁首先提出，究竟是否因韩维而提出，那么有关是否徇私的事实自然就会清楚，也差不多不会误解陛下出于至公而施行惩戒的本意。” 范纯仁又论说大臣辅佐朝政不应顾虑表面嫌疑，上奏说：“臣近来看到执政们议论，因为章子厚的父亲年将九十，所以想在明堂恩霈之后，请求授予章子厚一个乡郡的职任，使他能就近侍奉父亲。臣只看到这样做可以有助于仁政教化，并不考虑其他，于是共同认为理所当然。后来听说三省已经把此事奏上，陛下立即赐予允许。臣想到陛下如天地一般的仁德，怜念章子厚将近年老的父亲，不计较他过去的过失，实在高兴得不能自胜，于是在帘前仰面赞颂圣德，说自古以来臣子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知遇。后来又听说谏官有所进言，陛下于是寝止先前的任命，这同样体现了圣心听从谏言的美德。前些日子又蒙皇上传谕此事，说三省在考虑上有所失误，告诫他们今后不得再这样做。微臣本来应当恭敬接受圣训，但还有没有说尽的恳切心意，也应当竭尽所能陈述。正当陛下急于求得治理成效的时候，正是臣子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时刻，哪里应当顾虑表面嫌疑，畏缩不前、处处防备呢？如今所任用的大臣，大多是在患难中历练已久的人，陛下勉励他们进取，还恐怕他们立志不够锐利，思虑过于周密。” 如果再告诫他们要远避嫌疑，恐怕他们就会顾虑退避、只求保全自身，连自我防范都来不及了。对于陛下爱惜各位臣僚来说，这固然是恩德深厚；但如果因此使他们不能辅佐圣明的政事，又恐怕事情将没有任何助益。大概臣下要做到不顾自身、以国事为重，取得信任是困难的；而逢迎取悦、固守恩宠却是容易的。如果如今纵容他们去做容易的事，阻挠他们去做困难的事，那么其中那些揣摩上意、观望形势的人，反而会达到目的，这实在不是朝廷的福分。臣恭敬地看到，仁宗皇帝只把政事委托给执政大臣，丝毫没有疑虑；凡是任命官员，多数立即批准，同时让台谏察看其中不恰当的地方，随事论奏。小的过失便很快改正，大的过失随即罢免，使君臣之间的恩意长久流行，朝廷的纲纪自然端正，因此四十多年不费力而天下得到治理。何况陛下正考察学习仁宗皇帝的治道，圣明的气度如同上天，听取谏言不知疲倦，任用贤能而不疑虑，记住人的功劳而忘记人的过失，这些都是自古以来君主难以做到的事情。如果再垂衣拱手，只责成臣下办事而安逸地委任他们，让台谏纠正他们的错误，让侍从竭尽心力陈述谋议，使群臣同心同德，陛下无为而治、无事操心，自然不必防备忧虑，各项职务都得到修治，安坐便可以达到太平，留下美好的功业于万世，天下人将万分庆幸。” 贴黄：凡是人对于富贵、功名，都希望趁着时机早日建立。近来任用的二三位执政，年龄都已在六十岁以上，有的已经七十岁，正是余下的年岁没有多少了。如今有幸遇到陛下施行尧舜之政，又被擢升处在近辅之位，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攀附圣明、早日建立功名，不知道还要等到哪一天？哪里肯另存顾虑观望之心，去阿谀徇从他人，自取皇上的疑心，以招致危难和耻辱？按常情来说尚且没有这个道理，何况陛下是根据公论来选择人才呢！其中有些人或许是不敢提升人才过快，也不敢责备别人过于严厉，只是说事情应当逐步办理，不可以把黑白分得太明；但这样恐怕会助长朋党，损害陛下和平宽厚的政事。万一因此产生离间之言，恐怕会误导陛下，使陛下不能明察。又蒙皇上传谕说，这就像一家之中尊长所恼怒的人，卑幼之辈难道可以轻易替他宽解吗？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大凡君主的气量，应当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包。众人希望进退哪些人，君主就顺从众人的意见而实行；这就是所谓舍弃己见而听从众人，从而不显露自己的喜怒好恶，不让奸人窥测出心意，另生谗言离间来迷惑圣明，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商汤的借鉴并不遥远，只有陛下考察鉴察。唐代魏征曾有人向太宗毁谤他阿附党援亲戚，太宗便派温彦博责备魏征，说他没有避开表面嫌疑、远离嫌疑。”}], 魏征谢罪说：“臣听说君臣同心一体，难道还要把至公之事置于表面嫌疑之外吗？如果上下共同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知了。”太宗惊悟地说：“我明白了。”由此可以看出，自古君臣之间不应再去计较表面嫌疑；这是陛下所熟知的道理，臣冒昧引用来说明。哲宗时期，所任用的二三位大臣都出自内廷，侍从和台谏官也多不是由有关部门拟议推荐。范纯仁上言说：“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四方都拭目以待。天下的治乱，确实根本就在这里。舜举用皋陶，商汤举用伊尹，于是不仁之人被远斥。即使还不能像古人那样，也必须从天下人才中作极其严格的选择。” 范纯仁任右仆射时，论述用人，上疏说：“臣昨天当面承受圣旨，陛下询问将要任用的人。臣愚昧，虽然不足以帮助陛下成就辨识人才的明察，但不敢不竭尽心力、穷极思虑，仰承圣问。必须再三陈奏，希望稍有补益。因为圣政刚开始，选用辅弼，正如舜举皋陶、商汤举伊尹，必须声誉声望超过众人、才能德行高于常人，才可以倚赖他办理国事、感化服从众心。即使不能远比古人，也必须在天下人才中精选，不应掺杂中等平常之士，以免损害陛下知人的德行。伏望陛下深加圣念，稍察臣的愚见，慎重推举正直人才，以符合安民的教化。”

译范纯仁又论述选择台谏官，上疏说：“臣多次听到圣旨，陛下想选择台谏官，任命由内廷直接发出。事情既然出于圣断，发自至公，就应当使言路得到合适的人，这样朝廷内外都会畅快满意。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台谏官是陛下的耳目、朝廷的准绳，可以辨别邪正，规谏并帮助风俗教化。在各项官职中，他们所负的责任最重。如今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四方都拭目以待；如果体现知人举直的教化稍有不当，诏令一经发布便难以收回。诏书既已实行，关系十分重大，还望陛下深留圣念，谨慎审察选择，那么天下幸甚。” 范纯仁任中书侍郎时，上奏举荐彭汝砺，奏疏说：“臣近来曾把可以充任台谏官的人姓名具奏入内，也曾和邓温伯等当面奏报，说彭汝砺等人可以担任御史中丞，请陛下早日赐予指挥差遣。直到现在仍未降下指挥。因为举荐正直、置正直于枉曲之上，天下人心就会服从。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就能使邪曲的人也变得正直。’大概任用得人，不仅朝廷会尊严，也能使天下士人的风气知道趋向何方，因此选择任用是否恰当，关系实在不轻。臣忝居宰弼之职，如今已经超过半年，却未曾进用一位贤人居于重要职位，对臣来说可以说是失职，早晚都不得安宁。因此不避烦扰天听，伏望圣慈早日赐予选择，使圣政初行之时，能够感化并使众多士人归服。”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刘挚等人论奏安焘的敕命没有送交给事中书读，上奏说：“臣等听说，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事，因为给事中两次封还驳正，认为任命不当，于是陛下特意降下指挥，不再送给本官书读，直接交给吏部施行。臣等私下认为，安焘的差除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朝廷命令发布，必须由门下省、中书省审核后才能施行，这是为了谨慎慎重、加强防察，并向天下显示至公。如今陛下任命一位大臣，因为给事中的封驳不当，便废弃给事中的职掌，不让他们书读，这就是以私意任命大臣。私门一旦打开，将凭什么整肃公道、维持纲纪呢？伏惟陛下即位以来，政事的举措都合于至公，唯独这件事的处理违背常理，恐怕对盛德的损害不小。臣等深深替陛下惋惜。伏望迅速降下指挥，追回告命，并详细阅览臣僚前后论列安焘的章疏，另行赐下指挥，以保全朝廷的典章法度。附黄：制敕不经过门下省和中书省审核书读，手续不完备，就不能成为正式命令。经办的官司必定不敢越职办理，接受此命的人也必定不敢承当。” 刘挚等人又上奏说：“臣等多次论奏，认为安焘不应任知枢密院事。其录黄不让给事中书读，负责经办、接受的官司也没有复奏，请求停止任命，追回并改正有关罪责。如今已经数日，仍未赐予允准。臣等认为，朝廷的高爵重位，没有德行和功劳就不可以虚受。如果凭借恩礼私相授予，就不符合公议。如今安焘的才能声望一向轻微，充任枢密府长官，已经是过分的侥幸；一旦突然升迁，越过众人，士论纷纷，都说朝廷任命枢府长官极不慎重选择，这不是用来镇定社稷、使四夷服从的办法。命令既已发布，给事中却不得书读，手续不完备便施行。门下省的官员还在，职掌却被废弃，纲纪混乱。这件事尚书仆射、左右丞竟没有一人提出意见、坚持奏请，便交付有关部门办理。这是上下共同废弃法度，朝廷内外徇私，凭什么教导治理四方、维持万世呢？关系极其重大，实在令人惊骇叹息。臣恭敬地想，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德，以修正法度为急务。如今有这样的举措，人人都替国家惋惜，不只是惋惜安焘的差除过分，而是惋惜国家法度被废弃破坏。伏望圣慈查考，臣等多次论列的事情以及这次的奏陈，停止安焘的任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有负责经办、接受的官司，也请求尽早纠正并治罪。至于范纯仁的录黄指挥，仍请求由门下省书读、审核后施行。” 刘挚又请求追回安焘等人的告命，并治罪负责经办、接受施行的官吏。上奏说：“臣近来看到安焘、范纯仁的告命不经过给事中书读，就直接交付有关部门，臣认为这是朝廷极大的失政。因此很快便具状，和台官联合上状，共四次论列，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追回纠正。臣实在不知道陛下不让给事中书读命令，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害怕他的封驳吗？还是厌恶他的封驳呢？天下的道理不过是是非、当否罢了。请陛下试加思考：如今进用安焘等人，如果果真任其人适当，并非出于私下授予，那么天下一定认为这是正确的；即使给事中封驳一百次、几十次，也应当最终让有关部门办理后再施行。否则，罢免他们就可以了。如果安焘等人的进用不是出于公道，理由上有不妥，天下不认为正确，而给事中能够封还诏命、驳正错误，这就是拾遗补阙、挽救过失，善于守护本职，对国家有补益；陛下应当嘉奖采纳并加以改正，这才是盛德之举。不应厌恶或害怕他们的言论，反而废弃他们的职务。如今陛下认为给事中的言论是对还是错？陛下为什么要自行毁坏典章法宪，采取这种曲折的行政方式，而不依循正道呢？任命官员竟然出自斜封，不知道是谁替陛下提出了这个计谋？” 如今门下省的录黄上明白写着：‘奉圣旨，不再送给事中书读。’吏部的告身上，在给事中的官衔下面明白写着：‘奉圣旨，不再书读。’命令违背常理、手续不当，还没有见过像这样严重的，实在恐怕会招致四方毁谤，给后世留下讥刺，不可忽视。录黄最初下达，既然已经见到批示留中，门下侍郎就应当进呈驳正，不应放出。放出之后，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也应当坚持奏请，不应承受执行。施行之后，命令手续不完整，吏部也应当申报请示，不应书写告身。这样官司上下都阿谀苟且、失去职守，败坏纲纪，造成这个错误，使圣德受到牵累。臣不知道陛下用名位俸禄养大臣、设置百官，究竟是要用他们做什么？凡是君主发布命令有错误，古今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左右大臣如果顺势辅助而又及时救正，就不至于使错误造成后果。何况皇帝陛下年纪尚轻，正处于深沉静默、少亲自处理政事的时候，太皇太后陛下听政又不出内宫之时呢？斜封墨敕、滥授官职、横加赏赐，正是前代招致祸乱的原因。如今大臣想用这种事情来侍奉陛下，如果门户一旦打开，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译希望圣慈询问大臣，像这样施行命令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可以说是欺瞒君上、迷误国家；如果知道不对却不进言，就可以说是不忠，这样还可以任用他们治理国家吗？伏请迅速降下指挥，追回安焘等人的告命，依照本朝典故施行。所有门下侍郎、尚书省官属、吏部官吏，都有前面所说的罪状，伏乞将臣这篇奏章以及前后论列的文字交付有关部门施行处理。” 附黄：进用任命大臣却不让告命遍经门下省，这是陛下先以私意行事。制书手续不完整却接受它，这是臣下以私意自取进身。上下都这样做，凭什么使朝廷内外心悦诚服？臣本来就知道安焘等人一定不敢接受。陛下即位才超过一年，正应当谨慎遵守祖宗的法度，以消除权力僭越。如今差除告命偶然出现差错，左右执政既不肯提出意见纠正，台谏官的言论又得不到听取采纳，那么朝廷的缺失，还有谁来挽救呢？陛下既然已经阻坏给事中所守的职责，又想毁坏言路的职掌，这是臣早晚忧惧、不能自已的原因。臣不只是论说安焘的进退，更是向上爱惜朝廷的纲纪，不过是为了防微杜渐罢了。”}], 挚又论述司马光去世后，任命宰相应当谨慎。他上奏说：“臣下恭敬地见到，左仆射司马光去世，朝廷内外人心惊震悲痛，众口一词都说：‘上天啊！为什么不肯留下这位老臣，使他大力帮助我国，却这么快夺走了他，这是什么道理呢？’臣恭敬地思量，陛下极其明睿圣哲，首先认识到司马光的忠诚，把他置于身边，举天下之事听从他的意见；司马光也凭借极其忠诚正直的道义，忘却自身而为国尽力。即使奸邪之谋、异心之徒从各方面排斥阻挠，他也挺身承担，早晚辛劳，至死图报。他的纯正诚心和至公之心，足以荐达天地、贯通神明，真可以说是社稷之臣。然而，如果没有陛下明智的信任和坚定的倚重，司马光又怎能施行自己的志向呢？所以天下人不只是赞美司马光侍奉君主竭尽臣节，也认为陛下任用贤能而不改变，是难得的美德。如今司马光去世，两宫车驾当天前往祭奠，赙赠和丧葬礼仪也有所增加，因此从一向的朝廷官员直到士人贤者、街巷乡野百姓，没有不为此悲哀叹息的；只有奸邪党羽、以正为丑、以直为恶的人，已经彼此暗中流露出窃喜之意。大概小人一向对新政感到不便，隐藏真实情绪和踪迹，日夜窥伺，常常希望发生意外的变故，以图使善治不能成功。” 如今他们私下揣测，认为陛下既然失去了司马光的辅佐，那么前日求治的志向必定会稍有改变、松懈，于是便可以乘机寻找空隙，迷惑陛下并使您动摇，这就是他们感到高兴的原因。而且自陛下执政以来，收用提拔许多正直之士，使他们分布在朝廷上下，制定治国法令，消除百姓的祸害；即使礼节文饰和具体条文还有不完备之处，大政的根本已经确定了十分之八九。只希望陛下更加用心，常常把辨别邪正、保卫国家、爱护百姓放在心上，坚定地守住这一原则，始终如一罢了。照此施行，持守遵循而不改变，治理国家的道路就能成功。朝廷之上，一定要有像司马光这样侍奉朝廷的人。臣实在担心，陛下悼念司马光之后，想着‘谁来帮助我呢’，心意稍有间隙，那么邪谋暗计就可能起来乘隙而入；这就是臣私下忧虑并献上此意见的原因。臣又有一句或许过虑的话：如今宰相之位空缺，我私下考虑，不久就会下诏任命宰相，此事尤其不能不谨慎。外间议论纷纷，都说文彦博一定会代替司马光的职任。臣固然知道未必如此，但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不能不说。文彦博年过八十，爵位已经达到天下所能达到的极致。前些日子陛下借重他的威望，使他成为朝廷的重臣；他的官位是天下人的师表，他的职任是平章军国重事。” 陛下礼遇元老，给予尊崇、优厚待遇和安逸生活，可以说是合乎体制的。如今如果任用他担任宰相，三省就各有明确职守了，那么成败的责任，难道是[原文“师”字疑有脱误]臣下所适宜承担的吗？面对繁多复杂的事务，难道是老年人所能办理的吗？这恐怕不是安置文彦博的办法。再说，文彦博并不擅长知人善任，贤士大夫很少出自他的门下。近日他有所荐举，人们都传为笑谈。如果他身居上相，引用人物也常常如此：今天荐用一两个，明天荐用三四个，积累到上百上十人，平庸之才充斥朝廷，这不是小害。他本人声望重、职位高，凡被他荐举的人，陛下如果违背他的意见，就会伤害恩情；如果都听从他的意见，就会损害政事。这也不是使文彦博安稳的办法。臣在去年四月中已经上奏谈过此事。所以今天任命宰相，实在关系天下安危和善政成败，怎么能不慎重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详细考察、历加选择，得到合适的人而任用他，以尊崇宗庙社稷，使天下公议得到满足。臣惶恐至极，等待获罪，只希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拙而察知臣的忠心。”},{ 哲宗时期，挚任侍御史，请求选拔监司、澄清淘汰州县官吏。他上奏说：“臣下依据尚书省的札子，遵照十月十八日圣旨指挥的条文。近来诏令屡次下达，意在宽减百姓负担，使公私都得到便利安宁，但有些官吏竟使诏令废弛不行。今后各州县都要尽心奉行，监司加以防检，御史台发现后弹劾上奏。臣因此看到了陛下诚心爱民、慎重政令，天下实在非常幸运。臣私下认为，州县政务的兴废得失，责任应当在监司。监司的职任也很重大：一个人贤能或不肖，数千里之地的安危祸福都由此相关。从前朝廷大幅度更改法度，选拔建立并推行新法的人，所以不拘资历而任用，果然有健强、锐利、迅疾如风的才干，大概是为了使他们立即成事，依靠他们在一时之间办成事务。等到法令施行、事务建立以后，后来用人仍然沿袭旧习，从未权衡时宜而有所张弛。因此直到今天，使者施政刻薄苛核、偏狭急迫，彼此效法而成为风气；郡县承迎上意，也没有谁敢不这样做，使百姓看不到恩德和义理，只看见刑罚，只听见利益，这种情况大概已经很久了。这难道是政令的本意吗？是奉行宣示时发生乖谬、积习沿袭到这个地步的缘故。近来蒙受圣明怜悯百姓，已经把罪恶太重的监司罢免了；然而其余人的才质仍然颇为驳杂，心志不一，各自怀有私心。”

译那些暗中观望的人，必定会沿袭旧习而怠慢命令，以致皇恩惠泽受到阻塞；那些见识浅薄而觊觎利益的人，又会矫枉过正，甚至废弃本来应当治理的事务。这两种情况不能不察看。只有得到合适的人，或许才能消除这种祸患。臣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河北、河东、陕西一向号称事务繁剧的地区，过去所任用的使者多是骤然升进之人，大多没有经历过民政事务，身份卑微、声望不足，即使自己过分施行威严严酷，下面也终究不服。如今应当稍稍恢复祖宗旧制，在三路各设置都转运使，用两制臣僚充任，以加重其职任。其余各路，也希望推选资历稍高、熟悉民政、懂得治体而接近中道的人，分别补任监司，明确下诏告诉他们：应当忠厚安民而不流于宽弛，严肃而能办事而不流于浅薄。如果各路部使者确实如此，州县政务也随之改变，那么先朝的仁政和陛下的恩德，大概就能下达到民间，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不会有什么困难。考察现任而无能失职的人，一律澄清淘汰、罢免不用。被罢免的人，如果没有明显过错，应当恢复其资历考第，另行任用，只要使他们不至于失去职任、无所事事而已。现在最先应办的事务，恐怕确实就在这里。”},{ 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详细斟酌后施行。” 挚又请求命令苏轼仍旧详细审定役法。他上奏说：“臣听说中书舍人苏轼辞免详定役法的职任，已经有诏旨不许；他又再次具文辞免。臣私下认为，差役法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陛下希望把其中的利弊完全研究清楚，设置机构加以讲求，这是非常盛大的德意。自从设置机构以来，日子渐渐久了，却还没有完成，而议定法律的官员也已经多次更换。如今听说苏轼因为意见有同有异，竭力想辞职回避。如果人人都这样，那么法度的制定什么时候才能希望完成呢？臣听说五味各不相同，而适合口味的，是各种味道彼此补足；五声各不相同，而悦耳的，是各种声音彼此协调。一件事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纷纷同时出现，这正是议论最终能够归于妥当的原因。一个人说可以，大家都说可以；一个人说对，大家都说对。如果真是这样，又何必议论呢？意见有同有异，正应当反复推究、曲折讨论，彼此补足协调，以趋近最为恰当的结论。却突然辞职回避，不仅会使议法难以完成，还会让奸人乘机寻找空隙、窥伺事端，动摇法意，这不是国家的计策。”臣希望陛下深切诏告执事大臣，不要夸耀才能，不要固执而拒绝众议，不要因为小利妨害大体，使各种利害都得到充分讨论，以符合朝廷的意旨。至于苏轼，暂且仍命他详定役法，并请求催促其完成，及时颁布宣示，以安抚天下百姓殷切的期望。” 附呈说明：吕大防、范纯仁、韩维都是朝廷升迁擢用、兼任执政的臣僚，凡事没有不负责的；即使离开本机构，他们的责任仍然存在。苏轼如果陈请获准免职，便不再参与此事，与吕大防等人不同，这一点不能不说明。挚任门下侍郎时，和同列一起奏事，谈到人才问题。挚说：“人才难得，才能和能力各不相同。性情忠实而才识有余，这是上等；才识不足而忠实有余，这是次等；有才干但难以保证操守，可以借用他来办成事情，这是再次一等；心怀邪念、观望形势、随势改变的人，就是小人，最终不能任用。”哲宗和宣仁后说：“卿如果常常能这样用人，国家还有什么忧虑？” 元祐元年，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上奏论述冗官问题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进言的人认为，吏部所属官员多而职位空缺少，想要清理做官的来源，挽救官员冗滥的弊病，裁减任子及进士累举恩例、流外入官的人数，已经有诏旨下给吏部、礼部以及给事中、中书舍人详细讨论。臣私下认为，这几项如果施行，人情会不高兴；如果不施行，积累的弊病又不能去除。应当寻求合乎情理、务求适中的办法，使国家确实能够革除弊病，又不使人有失去职分的叹息，这样才算妥当。臣请求，任子及进士累举免解的恩例，一概仍照旧，只施行下面各项。” 其一，任子中的文官，每逢科场考试，依照进士法考试大义、策论；如果属于武官，就考试弓马，或者考试法律；三人中取中一人。仍须年满二十五岁以上，才可以出官任职。其中已经考取进士并获得解额的人，免于考试；如果三次考试不中，年满三十五岁以上，也允许出官。应试大义、策论和法律的，在京师随进士赴国学；在外地赴转运司考试。考试弓马的，在京师随武举人赴武学；在外地由转运司差官考试。” 其一，进士累举而应当免解、接受推恩的，一概参照嘉祐以前斟酌确定的数额，定为固定名额。如果考试成绩优良，属于名额以内的人数，就按等第推恩，并允许出官；如果属于名额以外，就一律只授予一个不出官的名衔。其一，流外入官的人，除近来已经有诏旨裁减的三省恩例以外，其余六曹、寺监等处以及州郡、监司所属人吏出职的，都交付官员取索有关文书，详细查考是否有侥幸情弊，再裁定适中的恩例。以上几项如果施行，那么任子虽然有三次考试仍不得出官、长期滞留的艰难，却不会有终身绝望的叹息；也能使人人致力于学习，文臣懂得经术和时务，武臣熟悉弓马和法律，都有益于政事。进士中累举而有文学才学的人，自然可以出官。如果没有什么才能，得到一个只有虚名的官衔，免于成为白丁，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如果其中有可以采用的意见，请求下发，与前面的文字一并详细讨论。苏轼又和邓温伯、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人联名荐举朱长文，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前许州司户参军、居住在苏州的朱长文，经学明通、品行修洁，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后来坠马伤了脚，隐居不仕，三十年间不因权势利益而动摇自己的内心，不因穷困而改变操守，安于贫困、以求道为乐，闭门著书。他孝敬友爱的诚心，使乡里受到感化；高尚的品行，在东南地区著名。本路监司、本州长官前后多次上奏，称赞他的士人品行和经学，请求朝廷表彰擢用，差遣他充任苏州州学教授，却没有得到施行。近来奉诏，内外臣僚自监察御史以上，都各自荐举两名可以充任内外学官的人，这正是朝廷广泛求取人才、广泛培育士人的意思。像朱长文这样的人，确实不可多得。他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从前苦于足疾，如今也能够行走。臣希望圣上慈悲，褒奖他难以出仕的操守，收用长期闲废的人才，量才任用，特赐差遣他就任苏州州学教授。不仅可以用俸禄粮饷调养一乡的善士，实际上也能使道义的模范影响该州的优秀百姓。苏轼等人又荐举刘攽，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朝议大夫、直龙图阁刘攽，近来从襄阳召回秘省，不久便因病请求出任蔡州知州。”

译自从接受任命以来，他的病情日渐减轻，假以数月一定能够恢复健康强健。谨按，刘攽的名声当时闻名，身兼数种才器，文章典雅，博学强记，政事才能如同古代的循吏；虽流离困顿、遭受挫折，仍然守道不回。这些都是朝廷所知道的，不必等臣等区区称述。只是人才难得，是古今共同的忧患；旧臣日渐衰老，而新进之士还没有成长成材。像刘攽这样的成材之士，反而任职在外，这正是有志之士应当替朝廷惋惜的事。希望圣上慈悲，留刘攽在京师，再赐给他数月病假，稍加任用，他一定会有超过常人的表现。臣等充任侍从之职，心中有话不能停止，冒昧陈奏，恭敬地等待责罚。” 元祐二年，苏轼请求录用郑侠、王斿的奏状说：“臣听说国家的兴衰，取决于风俗习气。如果风尚气节不能振作，那么朝廷自身就会卑弱。因此古代的贤君，必定激励士气，尤其应当寻求那些不轻易与人苟合、能够自重的士人，以养成礼义廉耻的风气。臣等恭敬地看到，英州别驾郑侠从前以小官身份触犯权贵，冒死也不顾惜，只为进献直言。秘阁校理王安国以平民身份被先皇帝知晓，擢升到馆阁，召至便殿应对。当时他的兄长王安石任宰相，如果稍微向权势低头依附，就可以竭力取得富贵；但王安国挺立不屈，不仅向先帝尽忠，也曾用苦口逆耳的至理规劝他的兄长，最终因为与郑侠交往，同时获罪。吕惠卿首先兴起大狱，邓绾、舒亶之流构成他的罪名，一定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幸赖先帝仁圣，只加以流放驱逐。没有过几年，朝廷驱逐吕惠卿而起用王安国。如今朝廷赦免郑侠的罪，恢复他的旧官，已经过了一年多，但郑侠始终不赴吏部参加铨选。考察他始终出处的大节，符合古代君子舍生取义、难以进仕而容易退处的道义。朝廷如果不稍加优待，那么臣等恐怕郑侠会浩然归隐江湖，离去后不再回来。” 如果他突然死去，就会使有见识的人都替朝廷发出失去士人的叹息。至于王安国，不幸早逝，更是忠臣义士所哀痛惋惜的。臣等曾经认识他的幼子王斿，他聪敏而笃志求学，正直而喜好义理，很有王安国的风范。培养成材后，一定有可以任用之处。希望圣上慈悲，召郑侠赴阙，并考察王斿的品行实迹，把他们一并录用。不仅是为了在九泉之下表彰正直之士，也是为了在当代振作士气。” 苏轼和傅尧俞、孙觉联名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徐州的平民陈师道，文章辞采高雅古朴，远远超过同辈，安于贫困、守持道义，似乎准备终身如此。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人，他就不前往拜见。年壮而未能出仕，实在是被遗漏的人才。希望圣上慈悲，特赐录用，以勉励士人。臣苏轼、臣傅尧俞也都曾以十科荐举陈师道，恭敬请求查考以前的奏章，一并施行。” 苏轼又和李常、王存、邓温伯、孙觉、胡宗愈联名上奏说：臣等私下看到，给事中顾临，资质性情端方正直，学问有根基，慷慨持正，不向任何人阿谀屈服。自从任职以来，封还驳正诏令、发表论议，显然有古人的风范。侥幸求进之流都侧目畏惧。近来听说他被授为天章阁待制，充任河北都转运使，远离朝廷，众人都为之叹惜。如今二圣临朝，整肃端正纲纪，像顾临这样的人，正应当置于身边，以补助朝廷的缺失。有人或许说，因为黄河决口而停止顾临治理河务；但顾临所学，实在有比治理河河更大的价值。治理河务的才能，本来就有超过顾临的人。希望朝廷另选深知河务的人出任河北使者，同时留顾临在朝廷，使他充分发挥忠诚正直、补益朝政的操守。臣等身为侍从，心中有所见，不敢不尽数陈述。元祐五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任杭州知州，进呈何去非《备论》的奏状说：臣自量才疏德薄，却蒙受恩宠充任侍从，常常寻求胜过自己的人才，以此报效国家。恭敬地思量，先皇帝的道德足以配得上周公、孔子，言论可以成为典谟，文采如银河光辉，足以文饰万物，却没有臣子能够副合他的心意；先皇帝曾经因此到了吃饭时也不进食，发出人才难得的感叹。” 臣恭敬地看到，承奉郎、徐州州学教授何去非，文章议论实在超过常人，笔势雄健，具有秦汉之间的风骨气力。元丰五年，他因累举免解参加省试答策，在朝廷中极力论述用兵的利弊，先帝阅览后认为奇异，特授他右班殿直，使他教授武学。不久又任为博士。臣私下揣度圣上的心意，必定是要长期培养他，使他成就才学，以等待将来的任用，难道仅仅是把一个博士职位给予何去非就算了吗？然而何去非立志坚强刚毅，不肯苟同当时的公卿，所以没有人为他进一句话，推举帮助他成就事业。臣任翰林学士时，曾经把这些情况全部上奏，乞求改换文资，安排他到太学任职。虽承蒙恩典改授承奉郎，但如今却让他出任徐州教授，与博士相比，反而像是降职。不只是因为臣身份卑微、言论分量轻，不足以取信，也恐怕朝廷没有看到他的文章议论，无法衡量他的才具。谨将何去非所著《备论》二十八篇缮写清楚，附随驿递进呈，乞求下交三省执政考察阅览。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请求授予他一个馆职。不仅是为了搜罗被遗漏的人才、以风教晓谕士人，也是为了彰显先帝知人之明。一经题写推荐，就绝不会是虚有其名的人，记载在史册上，也足以成为光彩。如果以后他的表现不像臣所举荐的那样，臣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 元祐六年，苏轼任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请求擢用程遵彦。他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朝廷用人，应把品行实绩放在首位，把才能和实际任用放在紧要位置；这两者难以同时具备，所以常常不得不兼收并取。然而端庄沉静之士，即使有超过常人的品行和处理事务的才能，也都藏才待时，以主动推荐自己为可耻，朝廷无法知道他们。像臣等这样的人，本来应当各自举荐所听闻的人才，以帮助朝廷乐意培育人才。臣恭敬地看到，左朝散郎、前签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程遵彦，处理官府事务周密敏捷，学问广博，文章辞采雅正华美，这三方面都有可观之处；而且侍奉母亲孝顺谨慎，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的母亲性情非常严厉，程遵彦很喜欢自己的妻子，但母亲不喜欢她，程遵彦便休弃了妻子。妻子被休后，他的孝敬爱护之心并未衰减，逢年过节和伏日腊日，他侍奉婆母仍像妻子未被休弃时一样；但母亲始终不高兴，程遵彦也没有再娶妻，至今十五年了。他亲自做仆妾所做的劳役来侍奉母亲，即使前代史书所传的孝友之士，大概也不能超过他。臣与他同僚两年，完全了解他的实际情况。如今他任期届满回到都城，尚未得到差遣，在碌碌众人之中从未向人求取职位，臣私下为他惋惜。希望圣上慈悲，特加考察，量才录用。” 这不仅是为了扩大寻求贤才的途径，也是为了敦厚激励孝悌之行，振作并宣扬良好风俗。如果以后他的表现不像臣所举荐的那样，臣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

译元祐七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代理兵部尚书，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人才难得的弊病，是古今相同的。朝廷每当想治理财赋、除去盗贼、经营边疆、兴利除害时，常常有临事缺乏人才的感叹。古人说：‘政事宽缓时就宠用有名誉的人，形势紧急时就任用披甲戴盔的武士。’所任用的不是平时所培养的，所培养的又不是实际所任用的，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臣恭敬地看到，承议郎、监东排岸司林豫，自从还是平民时就已经有奇特的操守；及至任职办事，所到之处都有声誉。他在涟水时，屏除群盗，尤其显露出谋略。这个人勇于建立功业，常有为国捐躯的志愿。把他放到复杂难办的地方试用，一定能显露出他的才干。希望圣上慈悲，特加量才擢用。如果以后他的表现不像臣所举荐的那样，臣等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等人论述安焘的敕命不送给事中封驳、读奏，上奏说：“臣等在上月二十八日上奏，论述任命安焘知枢密院的告身不让给事中封驳、读奏，直接下给吏部施行。事情虽然重大，但臣等人微言轻，没能使圣意改变。臣私下思量，封驳是唐朝的旧法，祖宗奉行此法，从来不敢废弃。这个法令如果不遵守，是因为设置此法本来就是为了防止欺罔弊病，是君臣共同应当遵守的。如今安焘的任命不合乎公议，有关官署履行职务，并没有什么过错；但陛下却立即下令废弃旧法，以便于一时。古语所说‘如果有矮墙却自己越墙而过’，臣等私下恐怕百官的法度会从此毁坏废弛，君臣之间将无所凭据坚持，怎么能够长久呢？近来朝廷任命吕公著为门下侍郎，只因中书吏人办理差错，没有经过门下省，而给事中范纯仁以失职进言，朝廷因此对有关人员施行处置，以申明旧法。如今还没有过多久，却因为一个安焘而特别开此先例。何况安焘与范纯仁同时受命，两份告身都没有经过封驳、读奏，臣私下料想，范纯仁一定不肯不顾自己以前的言论，勉强接受。范纯仁既然不接受任命，安焘也一定不敢不辞职。” 安焘既然极力辞职，给事中又不断封驳，臣等恐怕这一任命就没有办法再施行了。恳请陛下克制自己，以法度为准，查考前面的奏章，并且暂且命令安焘仍旧供职。陛下如果认为先朝旧臣没有大的过恶，不可以轻易弃置，那么同知枢密院的任用并不轻；陛下如果认为自己已经发出的命令不能中止，那么既然命令尚未施行，臣等就没有理由预先议论；如果命令已经施行以后，又不许进言，那么朝廷设置台谏官究竟有什么用呢？陛下明睿圣哲，一定不会这样。臣等区区所珍惜的，是祖宗法度，并不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使明诏废格，只希望陛下裁断选择。”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用人 宋哲宗元祐元年，右正言朱光庭论述司马光去世后任命宰相应当谨慎，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臣之义同为一体，君主的股肱大臣如果受伤，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呢？司马光是上天生成的正人，为陛下整饬法度、施惠养育百姓；对内则招用贤俊使他们任官，对外则镇抚蛮夷使他们收敛礼服。他的精诚忠心贯通天地，重大的节操扶助国家，正直之气感格神明，使百姓得到安康救济，辅佐圣政，除去弊政十分之八九。朝廷已经清明，天下已经安乐。司马光虽然疾病缠身，仍心系君王的事业，仓促困顿之间也从未离开职守，直到辛劳尽瘁而死。他至诚至公，古人也没有可以和他相比的，真可以说是宰相。陛下突然失去良辅，痛惜悲伤应当很深。如今司马光身体虽然已经去世，但他勤勉不懈地为朝廷筹谋的深意，希望陛下不要忘记。司马光的才能，世上或许有人能够拥有；但像他这样爱君爱民的心，放眼天下还没有见到第二人。爱君，所以不敢欺骗；爱民，唯恐伤害。今后陛下每次见到敢于欺罔君主的人，希望都以司马光为标准，驱逐他而不要任用。那么，怎样才能看出欺罔君主的人呢？把君主不能居仁行义，又不能进善言、闭塞邪说，只会逢迎君主恶行的人，就叫作欺罔之人。” 每次见到敢于残暴虐待、伤害百姓的人，希望都以司马光为标准，驱逐他而不要任用。那么，怎样才能看出残暴虐待百姓的人呢？加重赋税来困竭百姓财力，增加劳役来耗尽百姓力量，穷兵黩武，把百姓置于危险境地，这就是残虐之人。这些都是司马光一生深深痛恨的事情，希望陛下常存这样的心来考察群臣，使公正忠诚之人进用、欺罔之人退去，使和乐仁厚之政兴起、残暴虐害之政消亡，那么司马光虽然死了，也如同仍活着一样。如今朝廷的法度虽然已经修整，却还不完备；恩惠虽然已经施行，却还没有完全遍及，正要靠陛下坚定最初的志向，思念至诚忠臣，不被小人的邪说迷惑，不忘记司马光勤勉不懈为朝廷谋划的心意，也不可改变已经施行的政事。明堂大礼已经完成，张璪一定应当罢免，陛下不要固意挽留，妥善地让他退去即可。任命宰相，陛下一定会有所处置；执政中还缺两名官员，授官时应当取天下共同推许的人，以忠厚公正、器量见识宏大深远、能够胜任重大职务的人来任用，不要被近臣亲信迷惑，轻率地作出承诺，这样进言者才不敢不尽职。任命如果得到合适的人，臣也就不是妄言了。恳请圣上慈悲，预先深思熟虑，选择任用贤臣，使天下获得幸福。” 光庭又和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刘光世论述任命杨畏为御史不当的奏状，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朝廷因御史有缺员，多次下诏让近臣荐举自己所知道的人才。近来本台和两制等多次把人名上报，却从未得到采纳，朝廷内外都疑惑不解，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图。等到再次命令荐举官员，诏令下达后却略作推辞：对于叶伸、穆衍，就说他们已经是省郎；对于陈鹏，就说他已经是监司。臣等既然看到朝廷以此指为不合资格，于是在普通调任通判的资序中荐举田某、陈某、古某、张某、微某二人[原文名单及数量有歧义]。这两人都敦厚刚正，可以担任言责之职。奏状上报至今已经两个月，却没有得到朝廷选拔任用。今天才听说任命杨畏为监察御史。臣私下考虑，祖宗的制度是：凡命令近臣荐举言官，大概是因为言官承担耳目之任，不愿把他们安置成执政大臣的私人。如今两制等奉诏荐举官员，只因不合大臣心意，就妄称监司、省郎作为借口，拒绝而不用。杨畏又不是被荐举的人，并且已被任为永兴军路提刑，臣不知道朝廷依据什么名义授予他这一职务。臣等后来荐举的人既然不是监司、省郎，就应当按照公正原则选拔。日后如果他们不能称职，自然可以连同错误荐举的人一起按罪论处。” 如今尚未让他们任事试验，就轻率地说他们的才能不堪取舍，任凭私意，实在没有道理。希望圣上慈悲，收回任命杨畏的新命令，只在两制等荐举上来的人中选拔差遣，或许可以使祖宗的法令不至于坠废。第二份奏状说：臣等近来曾上奏论述任命杨畏不当，却没有得到施行。臣等恭敬地考察祖宗旧例：天禧二年二月，诏令左谏议大夫乐黄目、知制诰陈知微从普通参知政事官中各荐举一名公正清廉、坚强敏捷、才能足以担任御史的人。臣等私下认为，圣训都有深意和防范，为什么呢？御史的职任，是为了纠察百官，如果不是刚正无私的人，就不能滥居此职。因此首先必须选择荐举人，使他荐举同类贤能；这样，接受诏令的人知道明主倚重自己的深厚恩意，就会广泛选择忠良；被荐举的人体会朝廷责任的严峻，就会重视名节。这样得到人才的盛况，才无愧于前代。后来才命令两制按资序荐举官员，当时议论的人已经说，这样无论善恶都可以荐举士人，所以很多不是合适的人，但也从未专门出自执政大臣。如今两制等最初把人名上报，却随意说已经属于监司、省郎，又命令他们另行荐举。后来荐举的人既然已经符合资格，却又弃置不用，反而凭私意从外面召来杨畏。” 况且杨畏已经被授任永兴军路提刑，难道不正是监司吗？前些日子以这个理由拒绝别人，今天自己却亲自这样做，任凭自己施加威福，反复无常。这样一来，荐举官员的诏令就成了空文，祖宗的法令也日益废坏。臣等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何况二圣临朝，还要仰赖辅弼大臣成就政事。如果言路逐渐布满私人党羽，那么政事的缺失怎么能够全部传达到天听？替大臣考虑，这样做也许安全；替陛下忧虑，却是疏忽了。希望圣上慈悲，鉴察前代奸邪蒙蔽君主的祸患，遵循圣人广开聪明、扩大听闻的道理，罢免杨畏的新命令，以显示最大的公正。” 第三份奏状说：臣等已经两次上奏，论述任命杨畏不当，至今还没有得到指挥。臣私下观察，祖宗以来尤其重视风宪之职，必定要得到公正之士，把弹劾的权力交给他们，用来纠察百官、振肃纲纪。即使是君主，也从不敢只任用自己选中的人，必定命近臣与本台长官、副长官交互荐举，以符合朝廷内外的期望。像杨畏这样的人，起初没有自立于世的声誉，又不是奉诏荐举的人，忽然被选拔，物议十分喧腾。从前王安石执掌国政，只把破坏法度当作事情，常常在言路安置自己的私人，依仗宠信培植交结，逐渐形成大弊。如今朝廷的政事大体都遵循旧章，怎么能让台臣再走覆辙呢？希望陛下审察事理，罢免杨畏的新命令，再命近侍各自荐举所知之人，或许可以得到端正贤良的人，也不废弃旧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