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五

译穆宗时期，盐铁使王播把茶税增加五成，用来补助国家用度。右拾遗李珏上疏说：专卖制度本来是为了救济军事兴起，而征收茶税自贞元以来就已经存在。正当天下无事时，忽然加重征敛来损害国家体统，这是第一不可。茶是百姓饮用的东西，同盐、粮食一样是生活所需；如果对它征收重税，销售者必然抬高价格，首先会影响贫困低下的百姓，这是第二不可。山林水泽的产物没有固定数量，按斤计算税额，以销售多为获利；如果价格上涨，购买的人就少，能够收到多少税呢？这是第三不可。陛下刚即位时，诏令惩治聚敛，如今反而增加茶赋，必定会失去人心。皇帝没有采纳。后唐明宗初年，金部郎中张铸上言说：国家以务农为根本，守令以劝农考课为首要，广泛开辟田地，用来充实仓廪。我私下看到各地乡村的流动户口，正从事开垦，刚刚建立生计，所种田地还不到二顷，所栽树木还不满十年，县司已经确定他们承担色役。百姓害怕被征取责罚，便舍弃那里离去，这完全违背抚恤百姓的办法，只是徒然设置招徕携带之令。希望命令各州凡有荒田，任凭百姓开垦种植；等到达到五顷以上，三年以后才开始允许差科徭役。皇帝采纳了。后晋高祖天福三年，金部郎中张铸上奏说：乡村流动户口，栽种树木还不满十年，开垦田地还不到三顷，似乎刚刚形成产业，县司已经向他们征收供役和徭役，又以重赋责罚、以严刑威逼，所以不得不丢弃功业、舍弃产业，急切地想要迁往别处。请求从今以后，百姓开垦田地达到五顷以上，三年以后才允许县司征发徭役。皇帝采纳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张观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三司说剑外地区的赋税轻，太宗下诏让张观乘驿传车巡行查核各州，于是命令稍微增加赋税。张观上奏说：远方百姓不宜轻易惊扰，即使加以安抚，尚且担心他们失去安居之所，何况增加赋税来扰乱他们呢？假使积聚的粮食流转运送到京师，只会更加烦劳漕运力量，本来就不可行。有人认为可以分派军队到当地就地取食，这也不是安定保存百姓的办法，只会徒然向百姓积聚怨恨，看不出对国家有什么利益。宋太宗深以为然。宋太宗时，分五路进兵讨伐西夏，命左谏议大夫张鉴前往环州，与李继隆商议防备和运送刍粮进入灵州的事。张鉴回来后，上奏说：“关辅地区的百姓，几年以来屡遭科派和徭役，牲畜财产全都耗尽，房屋也顿时空了。加上‘浦洛之行’（原文词语疑误）以及此前原州之战中的劫掠，又造成了迁延拖累。这并不只是命令下达而百姓不服从，实在是他们的力量达不到。何况此前已经丢弃粮草，如今各处还在逐户追征；本户应纳的税租，却要互相派遣到别州缴纳，往返千里，耗费增加十倍。愁苦怨叹之声，充满道路。从春天到冬天，没有片刻休息，干粮断绝，财力和体力都耗尽了。看到这些疲惫羸弱的百姓，尤其值得怜悯体恤。如今如果再有差役征发，只会更加导致流亡。即使强行驱迫，也恐怕会使他们纷纷溃散。希望陛下特地下诏（原文‘防’字疑为‘诏’），不要再使他们承受重负。趁着今年初春，让他们从事春耕。况且灵州一带偏僻地处边塞，虽然是西部边疆的旧有土地，实际上却是中原的祸患之区。竭尽物力来供应它，困顿军队来支援和运送，留下的只是空荡荡的营垒，反而更加增添外患。不如把灵州赐给李继迁，使他感念恩德、奉上户籍，逐渐停止飞挽粮运的劳役。这件事应当深思熟虑，事理需要预先防范。如果等到河流决口后才去防火，火势炽烈了才去扑灭，那么焚烧和淹溺的祸患就深重了。” 即使想要拯救，又怎么能够做到呢？” 宋真宗祥符元年，江南转运使陈靖论述江南两税之外额外征收钱物的事情，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重视百姓；达到治理的先务，在于推行教化。百姓安泰，国运就能长久；教化推行，治道就会昌盛。上古贤明的君王光照天下，没有不由此而能统治万民、保守宗庙、享有世代相传的无疆福祉的。然而百姓之所以奉养国家，必定在于衣食充足、赋税均平，使他们安居乐业，不因无罪而触犯法律，不因成为盗贼而怨恨君主。所以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教化之所以能够推行，必定在于刑法简约、政令廉正、德泽广布、信用笃实，使礼有所设置，乐有所施行，不用隐秘苛细的法令伤害百姓，不违背名分而谋取利益。所以说：‘德是善政，政在于养民。’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已经将近五十年，声教所到之处，远近无不达到。但臣学问不广，才干不及他人，不能全面了解四方的是非祸福，只敢极力陈述本职所见的利弊和根源。伏愿圣上慈悲，仔细阅览并留意。臣今年正月奉诏差任淮南转运副使兼同发运事，二月四日到任，正想探求百姓疾苦，以报答国家的恩宠，计划还没有实现，职所却又要迁移了。” 臣自从担任江南转运使，只超过半年，民俗中的弊病和百姓的疾苦，已经了解了十之七八。小的弊病，臣既然任职，就应当处理，本来不回避事务；大的弊病，实在关系国家大计，不是臣可以自行决定的。但有时隐瞒不说，实在又恐怕因此获罪。况且江南伪朝时期，每天都在夏税、正税之外额外征收钱物，名目有盐博防绢、加耗丝绵、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醖酒麴钱、率分▯笔钱、析生望户钱、甲料丝、盐博绵、公用钱、米铺衬、芦蕟米麺脚钱等，共十四项，全都与各路不同。这是因为李煜父子僭越窃据江淮，滥费爵禄，搜刮财物进献朝廷，又丧失淮海土地，物力不足，征敛苛刻暴虐。太祖恭行天罚，确实想要慰问百姓并亲自收复失地；但克复之初没有革除旧弊，大概是从樊知古开始的。他因怨恨伪朝不给自己名第，便背负书笈离开故国，献策请求复仇；适逢天命归于宋朝，于是对故土也甘心舍弃。然而小人见识短浅，没有长远谋略；当时既然掌管转输，却不思考朝代更替，反而怨恨自己的君主、把毒害流给百姓，使我朝只有讨伐罪人的名义，却没有真正抚恤百姓的实际，于是沿袭旧制直到今天。

译又在这些额外征收的项目中，醖酒麴钱、盐博防绢、盐博斛斗，是因为江南过去允许百姓私下酿酒，按等级科派缴纳麴钱，并且曾经把官盐分发给百姓，以盐交换防绢、斛斗；收复以后，酒被禁止，盐也不再发给百姓。以上额外征收仍按以前的办法输纳；至于耗脚斗面、加耗丝绵，追究其来源，也都与此相类似。前后巡抚、采访、制置茶盐、承受体量、发放赈贷等官员，全都接受委任，却不察看百姓的疲困。不仅不察看疲困，反而又增加他们的创伤，以致富户也卖掉财产来偿还层层积累的征收，百姓被科派得离开土地和家乡，列入逃亡户籍。臣亲眼看到这些情形，实在可叹；上天高远，没有人听见。加上多年水旱饥荒，百姓已经非常不能承受。今 年虽然丰收，也很少能够安居，实在是民生根本上的弊病越来越严重，以致仁政教化尚未普遍施行。何况坏到极点就会转向好，受到感应就会相互通达，通泰的时机，正在今天。伏望陛下承受天命、继承帝业、承奉宗庙，念及太祖创立大业实在艰难，太祖治理太平实在不易，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希望各种政绩都兴盛起来，时时警惕自勉，唯恐一物失所，因此臣才能冒犯圣听而无所隐瞒；臣实在认为陛下一定能够从源头澄清弊流。臣又曾考察《周书》，兼及汉史，看到周文王、汉高祖开国创业，劳苦艰辛，无所不至。”},{ 周武王和汉孝惠帝继承功业、宣扬德政时，天下仍然多事，境内尚未安宁。到了周成王、汉文帝治理安定、刑罚搁置不用的时候，并不是周文王、周武王不如周成王英明睿智，也不是汉高祖、汉孝惠帝不如汉文帝有智谋，而是因为开国创业之际，正处在安定霸业、争夺雄长的阶段；继承功业、宣扬德政之时，则在于舍弃愚昧、选用贤能。当时霸业雄图尚未确定，贤者和愚者各半，果断处置尚且无暇，举用、安置人才尤其困难，所以必须显扬忠臣、进用贤良，然后才能达到政治清明、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这些都集中实现于周成王、汉文帝的时代。我朝太祖向东扫平江浙，向西攻克巴蜀、岷州，向南平定越裳，向北扫平泽潞，这难道不是在安定霸业、争夺雄长吗？太宗消灭三晋一带的昏乱，斥退两河地区的骚扰，贬黜群邪于荒远之地，从民间访求众多士人，这难道不是舍弃愚昧、选用贤能吗？这样看来，太祖处于周文王、汉高祖的时期，太宗处于周武王、汉孝惠帝的时代，陛下则处于周成王、汉文帝的时代。太祖、太宗在前面已经无愧于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孝惠帝，陛下在后面必定超过周成王、汉文帝。如今江南各州郡，百姓和物产都凋残了，太祖、太宗还没有最终使其安定安抚，这不仅是两位圣主留下善政以遗留给嗣君，也说明周、汉的治平事业都在三代完成。唉！周朝国运延续八百年，汉朝国运延续四百年，历代延长昌盛，没有超过这两朝的，陛下难道不能因此动心吗？臣所进献的浅陋意见，大概正属于臣的职分；陛下如果允许臣的愚计，确实赐予支持，那么显扬忠臣、进用贤良，达到政治清明、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从这里开始、在那里完成，也将不会遥远了。陛下如果果真赐予支持，不要让它受到阻挠，那么臣愿竭尽忠诚，也能够再次为陛下剖析明辨。何况江南归顺朝廷已有二十七年，赋税征收、关市税、山泽榷酤，以及各种货物的珍奇和大小物品，每年收入都在增加而没有减少。在外办理事务的人，可以据此叙功为劳，能够安坐而获得恩赏爵位；在内掌管财政计度的人，可以把这些作为政绩，从而巩固自己尊贵显赫的地位。他们只认为财帛繁多、粮食货物富足，足以充实国库，足以供给军队。却不知道货物如果通过悖理强取而来，就会使百姓受害；百姓受害，盗贼必定兴起；盗贼兴起，战争就不会停止；战争不停，州郡城邑就不得安宁；州郡不得安宁，农桑就会失业；农桑失业，国家就没有粮食可出，货物也没有人购买。到那时想谋求富裕昌盛，不但不能完全保有这些财富，反而差不多要陷入混乱了。蜀川的事情，就是不远的前车之鉴。臣虽然十分狂妄昏昧，也知道什么是有利于时宜的事情；运输粮食、转运刍草，确实是根本事务，聚集财物、积储粮谷，臣岂敢不用心。然而有些人如果沿袭平常的途径，不能明白最高的道理，不过是每到州府，就不断索取事务分工，接连查问刑狱是否清正或滥用，拘查钱谷是有余还是亏空，逐级考察大小事务，稽核收支文簿，勤勤恳恳地计算，一一防察详核。有欺骗蒙蔽的，就追究根由；有错误的，就责打胥吏；遇到超过定额的余剩，就登记为自己的功劳；擅自榷易财物，就夺取百姓的利益；苟且求取一时的声誉，希望获得升迁加秩的荣耀。等到任期届满回到朝廷，通常都不会失去自己的位置。这样做也算称职，也可以保全自身。至于那些暗中损害君亲、对政教毫无益处的事，臣实在不忍心做。臣如今所陈述的前面那些防征共十四件，都是伪朝遗留下来的弊病。它归顺之后，还有比这些更严重的弊病，臣还不敢贸然说出。陛下睿智明哲、聪明圣达，勤勉不倦地求治理之道，如果能够审察其中细节，必定会使圣心大为悲恻。臣最终等待其他时机，再把愚见全部陈述。又，前面所说防征的数目中，有的可以永远保留、仍旧实行；有的可以改变而采用新法；有的可以推为国家恩典；有的也可以就此改成便利百姓的办法。如果由臣这个卑微之人擅自筹划，料想朝廷必定不会施行。为什么呢？因为供给和劳役尚且烦重，储蓄又没有准备好，众人不知道其中另有细微的防范，或许正是因为相互排斥阻挠的缘故。愿陛下察知臣这一管见，暂且允许把奏章留在宫中，然后秘密抽调臣前往朝廷当面质问。如果事情有可采纳之处，就由陛下决定是非优劣；如果道理涉于虚浮，臣甘愿等待典章法宪处置。臣又担心陛下认为臣想回到京城，另有希求；况且臣本是远方之人，如今所得已经超过最初的愿望，崇高的阶阶、尊贵的官秩，臣不敢存有这样的心思，只是遗憾上天赋予我灵性，不能苟且顺从时俗，以致这样喋喋不休地烦扰、亵渎圣明。宋仁宗天圣九年，侍御史刘随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十一月十九日的赦书，京畿千里之地，是四方取法的地方。听说京畿赋租的征收标准，竟是郡国的两倍，积累了多年，动辄形成拖欠。难道外台所属地区长期蒙受减轻徭役的恩惠，而京畿百姓仍然承担沉重的征敛吗？从古代制度考察，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要救济百姓，应该宽缓体恤他们。请选派清廉强干的官员，与开封府各县的令、佐官一起，详细列出各县夏秋税赋以及防纳钱物的数额，上奏朝廷，以便讨论酌量减免。”臣私下考察，自太祖开创基业以来，因袭五代旧制，建都于汴水，这就是东京。当时江浙、淮南、荆湖、交广、川峡四路，以及汾地一隅，各自占有土地疆域，不奉行朝廷正朔。国家吊恤百姓、讨伐罪人，经过二十多年，运输粮食和刍草，京畿居于首位。然而各个降服的国家都已经除去烦苛，唯独王畿的赋敛反而逐渐增加。日前皇帝的恩德诏令深厚发布，欢声四处传播；朝廷务求均平，打算断绝豪强侥幸取利，于是命令各户自行申报田产，指挥严切，不许隐瞒遗漏，罪责还要连及邻保。这并不是告诫得不周详，然而自从颁下敕令以来，颇听说百姓疑虑恐惧，认为核定这些田亩，必定是要增加税租。”

译愚昧的百姓大多不懂其中的防范，县中胥吏又加以欺骗蛊惑，窥伺图谋百姓的财产，借机作奸，便无法禁止。这样一来，本来想防止弊端、使百姓安定，反而变成使百姓劳苦、受到骚扰。前代史书说：“有些事情会招来祸患，有些法令会诱发奸邪；即使是好事也难以实行，平常往往就是这样。”何况京畿百姓去年秋天收成不好，又遭受严重惊扰，更加困苦。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体念愚昧的百姓，暂且命令停止此事，等候一两年间大为丰收、民间完全信服之后，再请施行。如果已经载入赦书，不愿暂时停止，那么请不要再核查责问田亩，只令百姓按照现今掌管的夏税数额，一律普遍减免若干成数。这样，诉讼就不会兴起，春耕也不会荒废，主管吏员不能制造弊端，乡村自然也会安宁；及时降下的雨水所滋润之处，百姓才会真正受到恩赐。”庆历二年，知谏院欧阳修论述方田均税的札子说：“臣私下看到，近来有臣僚上言，要均平天下赋税，已经送交三司商量施行。臣曾听说，过去各地也曾有均税之举，但多是不懂均定的方法，有的严厉施行刑法，有的引发诉讼，有的奸民欺骗隐瞒，有的官吏诛求索取，税还没有均平，百姓已经受到很大扰乱。臣以前任滑州通判时，有秘书丞孙琳与臣同任官职。此人说，他先前曾被派往洛州肥乡县，与郭咨一起均税，创立千步方田法，丈量核定百姓田地，既没有欺骗隐瞒，也没有施行刑罚，百姓又完全没有诉讼。” 当时均定税额以后，逃户归还本业的有五百多家，重新征得的税额也不少，公私双方都得到好处，方法简便妥当而且容易实行。那套千步均田法，自有二十多条制度。臣在滑州时，因听到这件事，于是大略询问邻近州军，发现大体上赋税有一半流失，正想陈述此事，请求施行孙琳等人的均田法。如今已经有臣僚上言均税之事，臣私下担心朝廷还没有得到千步方田这种简便妥当的方法。孙琳现在任滑州职官，郭咨任崇仪副使，正在外地，想请朝廷召来这两个人，送交三司，让他们一同商量。欧阳修又上奏代贫民请求改变义勇指挥使差役的状文说：臣奉中书批示，转下两份文状。河东都转运司依据康定九年九月十四日敕节文规定：河东路强壮中现充指挥使的人员，即使属于第一等至第三等户，州县也不得再按轮次另行差充其他色役。臣私下考虑，义勇指挥使各人都是乡村第一等、第二等中有劳力、有家产产业的人户，如今一年之内只上一季番，多半还在本家管理农业；兼且本司考察得知，正、副指挥使都是从上等人户中选充的，实在最为侥幸。其余等第的人户，丁口稍多的，也有一半被选充义勇，却仍然不能免除州县差役。所有军员已经享受优待便利，仍然依照条文免除州县色役，显然得到偏袒庇护。反而乡县繁重艰难的差役，却把下等义勇人户差充为州县的重难里正、衙前等役。计算他们所受劳苦与所得安逸，实在很不相宜。希望朝廷早日特别下达指挥，命各地义勇正、副指挥使依照其余义勇的成例，分别按照户等轮次差定州县色役，这样才可以得到均衡。臣核查河东一路乡兵，除有籍的强壮不负责勾追和教阅之外，所有刺手背义勇现有七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接受官员阅视，州县也因此派充各种杂役；平常在秋冬边地办理税赋转移、和籴远途输纳的时候，又有上番服役。” 凡是一家有两三名丁壮的，一人到州里接受教阅，一人负责供应输送，一人或者在州县服役，或者到远地输纳税租；家中留下的只有衰老之人，或者完全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于是荒废产业、忘却家庭，苦不堪言。其中只有正、副指挥使，全都是州县中财力最强的上等人户，常有劳役，却是最富豪的人独自得到宽免优待。又自从发生兵事以来，州县差役频繁并增，原来有财力的户口经过世代勤俭积蓄，却只因三五年内差役重叠，通常都逐渐减少财产，变得贫困空虚，逃亡破败；而州郡事务繁多，差役难以减少，往往把第三等、第四等人户差充为第一等色役，也有在主户较少的地方，把略有家产的客户差来服役。像这样上下都困窘匮乏的时候，难道只有义勇正、副指挥使可以独自免役吗？况且自从差派他们统辖义勇以来，已经连续数年免除了色役；在众人苦于劳损耗费之时，他们独自得到宽免优待的幸运已经很多了。再加上臣多次经过各州军询问，发现各地义勇指挥使等人的家业通常都没有减少，人丁又多；如果一律差役，就可以兼顾贫富，使已经困苦的百姓稍得宽缓。河东都转运司所提出的请求，恭请朝廷特别赐准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现谨将此事全部上奏，恭候敕令裁定。嘉祐五年，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又上奏说：“臣任谏官时，曾首先提出均税之事，请求派郭咨、孙琳入朝，按照臣所说的办法，从蔡州一个县开始，以方田法均定税额。事情刚开始施行，议论的人多说不便，不久就停止了。近来臣恭敬地看到，朝廷特地设置均税司，派官员分别前往河北、陕西均税。起初听到河北传言，百姓惊恐不安，甚至砍伐桑树，还不能相信此事；后来又看到陕西州郡上言说年成歉收、百姓饥饿，请求停止均税，臣渐渐怀疑这件事果然难以实行，于是进言的人便不能被接纳。近来又看到河北百姓有一千多人聚集到三司申诉。这样看来，道路传闻和州郡上言虽然不足以完全相信，但上千人聚集到京师，这件事不可能掩盖，百姓的情绪也就可知了。均税本来不是为了谋求财利，而是根本为了便利百姓；像这样，百姓果真得到便利了吗？臣私下知道，朝廷本来只是把现有税额的轻重加以均平，起初并没有命令另行增加额外税额。近来听说卫州、通利军丈量查出百姓冒佃的田地，不是在现有管催税额中均减较重的部分，却把它摊派给冒佃户，另外新立税额加以配征；这不是朝廷本意，却正是百姓喧诉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译又听说澶州各县如今在实际税额和催征数目之外，把账头上历来挂存的有名无实、从未缴纳的税额，以及开阁时准备征行的两项久远税数，都是祥符、景德以前，乃至五代长兴年间登记掌管的虚数，也一并摊派给现在的人户。又听说按照土地肥瘠分为四等，下等田中有白碱带咸的土地，有盐碱地、沙薄而可以种植的土地，也有死沙地、不能种植的土地，如今都一律摊入税额，说这些土地虽然不能耕种，还可以煎盐；何况河北百姓自祖宗以来蒙受恩典，朝廷放开盐禁，只令按照煎盐斤两纳税。如今煎盐的人已经缴纳盐税，又令他们再缴田税，难道这是祖宗施惠河北百姓的本意吗？又听说河南不能种植的土地，属于禁盐地区的，也一并摊入税额，却不知道要让百姓凭什么缴纳。澶州、卫州距离京师很近，偶然能够听到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远方若说均税全都便利百姓，怎么可能呢？由此可见，朝廷办事极其困难；小人迎合上意、承奉旨意，只谈利益而不谈祸害，替国家向百姓搜敛祸害。朝廷不知道也就罢了，如果已经知道，难道能够不设法挽救自己的过失吗？希望圣上慈悲，特别下达指挥，命均税所只按照朝廷原来的议定，把实际催征、现有税额的轻重加以均平；其余新立的税额和久远的虚数，则一并放免；尚未均定的土地，也暂且停止均税。此外，均税这件事本来是臣首先提出的建议，如今听说事情有不便之处，臣实在不敢闭口不言。” 庆历三年，右正言余靖论述两税折纳现钱的奏状说：“臣切实听说，三司筹划计度，预先要把淮南、江淮、浙、荆、湖等路今年夏秋税中的四百贯折纳为现钱。这些道路上的传闻，不知道是否可信？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以安定百姓为根本。土地有固定的出产，不能向土地之外索取；百姓有确定的赋税，不能耗尽他们的力量。男子在田野耕作，女子在家养蚕，各自缴纳自己所有的出产，用来供应国家的需要。自尧、禹以来，这一直是遵守的常法。提前缴纳税赋，古代没有这种制度。何况近些年科率征发屡次合并增加。如今天下钱币极少，江淮地区号称钱荒。本来应该改铸钱币来救济弊病，却反而命令百姓把田野耕作和蚕桑所得全都折合成钱。百姓必定要以加倍的损失抛弃自己的物产，去换取所要缴纳的钱。各种货物的价格既然降低，天下百姓便会哀号，力量耗尽、财产用尽，就会流散成为盗贼。即使到那时后悔得捶胸，也来不及了。臣又听说，排干池水来捕鱼，第二年就没有鱼了。百姓贫困不足，君主又到哪里去取用呢？恭请圣上慈悲，特别予以怜悯准许，减去一半，允许缴纳本色实物。第四等、第五等贫困下等人户愿意缴纳本色的，也听任其便。仍然各自依照每年夏秋的期限送纳。” 这样对国家赋税也没有损失，而江淮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就是朝廷最大的恩惠了。” 庆历七年，蔡州通判刘敞论述折变应当适合土地所产，上奏说：“臣听说，圣王治理百姓，顺应他们的本性，所以居住在山地的人不让他们迁居河川，居住在水洲的人不让他们迁居中原。圣王向百姓征取赋税，任凭各地所宜，所以山虞不以鱼鳖作为赋税，川衡不以木材作为贡品。顺应百姓本性，是懂得天时；任凭土地所宜，是懂得地利。圣王的功业，不改变天地的规律，因此他的养民容易充足，教化容易成功，所需容易供应，征取也不会匮乏。如今这个时代，善于谈论政事的人，没有不想使百姓富足的。但想使百姓富足，却常常担心夺取他们的财产，这是因为有关部门征取赋税时，违背百姓本性、违反土地所宜。于是有时把谷物折作金钱，有时把刍草折作绢帛；不是土地所精产的东西，却仍然不肯放弃索取，百姓因此困穷，因此流亡，因此盗窃争斗。朝廷难道不怜恤吗？大概是出于不得已。臣认为，如今正是用度不足的时候，要完全像古代那样，恐怕也还做不到。姑且命令有关部门：不要向山地索取鱼鳖，不要向河川索取木材，那么百姓也就差不多可以安宁了。臣不敢说空话。臣所治理的州有十县，其中五县都种植穜稑，却有官府强令他们以糯稻和粳稻作为赋税；一旦不按规定缴纳，官吏就要获罪。” 像这样做，对上不顺应天时，对下不因循地利，对中又不能取悦百姓，距离圣王的功业就很远了。惟愿陛下哀怜他们。臣有幸充任执事，以治理百姓为职责；诏书询问有什么可以宽缓百姓的措施，臣切实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应优先。赋税固然自古就有，臣希望陛下命令各路转运使，实在不得已而实行折变时，应当把百姓所有的东西折变，不要折变百姓没有的东西；把百姓能够取得的东西折变，不要折变他们无法取得的东西，这样百姓的困苦就不会加重了。” 仁宗时，户部侍郎夏竦上奏请求均平赋敛说：“臣听说《禹贡》的制度规定九州赋税各不相同，《周官》的制度规定五种土地征收各有差别。考察各地土地所宜，均平征敛的法令，使轻重等级相当，百姓乐于缴纳，远近一体，国家法度便建立起来。夏后氏实行五十亩纳一份贡，商人实行七十亩助耕，周人实行百亩彻法，虽然都是十分之一的通行制度，但大概都有公田的定制。国家疆域和治理范围广大，万国普遍统一，声教务求推行恩惠、养育百姓，然而地税的法令还没有完全均一。有的同一郡中相邻的县，高低等第不相同；田地相连、疆界相接，土地肥瘠却大有差异。有的地方土地广大而税少，有的地方赋税多而田地少；有的贫瘠土地却承受肥沃平衍土地的征税，上等肥田反而承担盐碱地的赋额；种植稻粱却征收菽麦税，没有桑柘却责令缴纳蚕茧税。官府因此滋生奸弊，豪强大族也由此得以逞志。无处申诉的百姓，日益陷于疲弊。希望陛下收敛雷霆般的威严，采纳狂直偏激的言辞，重新命令有关部门，特别制定税令，分辨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的轻重，分科列目，依次分为九等。上等田十顷应当缴纳多少赋税，下等田百亩应当缴纳多少税？请分别诏令能干之臣，颁行天下，按照土地的生产能力，取多补少，截长补短；无论旱地耕作还是水田耘耨，都要校正其征税。” 肥沃的田野和贫瘠的土地，都应当各自均平征敛，标明列入版图，百世不改变，传给后代，圣人的法度就可以成为后世的典范。百姓的疾苦自然消除，奸猾官吏的欺骗也会由此断绝。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的道理。”

译监察御史傅尧俞上奏请求停止均税说：“臣恭敬地看到各路均税以来，没有发现它有什么便利。知河南府王屋县事高本曾经上奏陈述，请求停止此事，他的论述相当详备。朝廷没有准许采纳，事情施行以后，劳民扰民、引发诉讼，果然都如高本所说。高本所论述的内容，臣如今不再重复。按照臣所看到的情况，均税确实很难做到公平。即使今天勉强得到大致平均，富人也会选择土地兼并，穷人则会因为税轻而图谋出售，买卖几年以后又会重新不均。况且税户分割转移自有旧日条制，即使逐户开列各种税额，命令在买卖之日对照簿书核实，而州县很少有能干的官吏，一旦交给胥吏办理，仍旧会作奸。何况最终也没有一定能够实现均平的道理。如果增加科条、严厉核查丈量，只会徒然增加弊害，恐怕必定没有好处。如今四方多遭水旱灾害，即使有一两年丰收，也还没有便利到完全恢复，又加上骚扰，百姓会再次困苦；这正是百姓叹息怨恨的事情。臣所说的都是据实而言，恭请一概停止，以宽解疲惫困苦的百姓。臣听说先皇帝曾经与宰臣王旦谈到这件事，然而最终没有见到施行。以先皇帝的圣明、王旦的贤能，难道会没有考虑吗？一定是其中另有深意。惟愿陛下留心察看，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张方平上奏论述说：臣听说，治理百姓的原则，以使土地和百姓安定为根本；划分百姓所应负担的要务，以均平土地为最重要。因此古代井田制度一定先制定步、亩的标准来确定经界。百姓承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这叫十分之一的制度。夏代五十亩纳一份贡，商代七十亩实行助法，周代百亩实行彻法，都是十分之一。所以《春秋左氏传》说：“十分之一，是天下最为中正的制度。”山林、沼泽、原野、丘陵以及肥沃、盐碱等土地，都按照肥瘠确定差等，随着土地厚薄来征收。因此《春秋》讥刺鲁宣公开始按亩征税，说这是丈量田亩后专门选择肥沃的田地征取，所以君子厌恶这种做法，认为对百姓的搜括已经到了极点。自从闾里、井田制度崩坏以后，王制大乱，民生失去平衡，税赋法令也不一致了。汉朝初年承接秦朝的暴政，致力于安定残存百姓，约束费用、减少禁令，又进一步减轻田租。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有时按三十亩收取一亩，有一段时间甚至全部免除、不再征收，可以说是宽缓简约了。当时法网疏阔而百姓富足，百姓安乐，懂得重视礼义，天下的刑狱几乎搁置不用。征敛厚重，百姓就困苦；百姓困苦，奸盗就兴起，刑罚也加重。赋税轻，百姓就富足；百姓富足，礼义就兴起，刑罚也简约。刑罚加重，百姓就愁苦怨恨而想要作乱；礼义兴起，百姓就安乐而希望得到治理。想要作乱的人，把君主看作仇敌，即使有箕子的仁德，也不能使他们安定长久；希望得到治理的人，把君主爱戴得如同父母，即使有蚩尤那样的灾孽，也不能使他们动摇陷入危险。厚重的征敛源于荒废和奢侈，轻薄的赋税出于节省用度。秦朝自从以暴政兼并天下以后，奢侈之心没有止境，扩大封域，向北拓展边地，向南开辟越地。于是征发闾左百姓戍守，搜括天下民力，飞运刍草、挽运粮食，万里转运供给，暴露的尸骨堆积在边远荒地。朝廷内部大兴工程，穷尽民力徭役，营造阿房宫，完备六国宫室的制度。胡亥征发徒众百万人营造骊山陵墓，等到崤山以东兵事兴起，又聚集军队等待军饷；这就是秦朝征收大半赋税仍然不够用的原因。汉朝初年平定天下，百姓困顿疲惫，于是估量官吏俸禄、衡量官府用度，再向百姓征赋。汉孝文帝亲自实行俭约节制，施行仁爱清静的政治；宫室苑囿、车马服饰，没有增加修饰，有不便利百姓的事就立即放宽，以利于民。他自己穿粗制黑色丝绸衣服，后宫受宠亲近的人，衣服也不拖到地上；帷帐不绣花纹，爱惜百金的费用，因而停止营造露台。他匈奴违背约定侵犯边塞，只命令守边部队加强防备，不出兵深入，使百姓不受惊动劳苦。营造霸陵时依山而建，不增加山的高度；随葬器物使用陶瓦，不收藏金银；又亲自举行耕籍礼，以劝勉农事、广泛积储粮食，来防备灾害。” 这就是汉代有时按三十税一、有时完全免除不收，而国家用度仍然充足的原因。自东汉末世以后，吴、魏三国鼎立，司马氏南渡，中原分裂；对外要防备边疆事务，各种徭役的费用不断增加，内部又间有昏庸、偏僻、骄奢淫逸的君主，急迫征收、横暴搜敛，各种科派调发杂然出现。因此汉朝有暴虐政治，创设按田亩征赋；齐朝有淫乱政治，加重休调之租；隋朝有混乱政治，于是有提前、倒征税赋的暴行；唐朝有弊政，于是有青苗税、地头税。旧弊没有革除，新的名目天天产生，侵削困苦百姓，自己招致孤立衰弱。这与割自己的肌肉来滋养口腹、处理枝叶却剖挖根心有什么不同？反穿皮衣背柴，只徒然有爱惜皮毛的念头；用棍棒打死百姓，却不知道罪过在于年成和制度本身。剥削征敛的名目，可以说已经穷尽了。国家承接衰败唐朝的颓废纲纪，经历五代的混乱法轨，平定四方僭越伪乱之国，建立统一王朝的法式。那些横加征收的杂算、没有名目的赋税，革除其弊病的地方很多。近来在先朝，制定百姓田租，考察土地肥瘠，规定赋税轻重，使征收大体均平；它本出于宽缓简约，利于百姓、奉养国家，确实是适中的制度。古代田制有赋、有税。税是用来供给郊社、宗庙和百神祭祀，以及天子奉养、百官俸禄和粮食的费用；赋是用来供给车马、铠甲、兵器和士卒徭役，以及充实府库、赏赐财物的费用。如今车马、铠甲、兵器的资费，士卒众多所需的费用，都由县官平时准备，不再向百姓借取。大体上，中等田每亩收一石，向官府缴纳一斗；京畿以外每年供应两税，没有其他课调。这样看来，如今制度中赋税的办法，已经很简便而且有一定法度了。至于山地原野，有时却征收稻米；水泽地区，有时却征收缣绨。舍弃土地所有的物产，反而责令百姓缴纳土地没有的东西，农民供应这些物品，费用自然加倍。有这种物产的人只好按半价出售，没有这种物产的人则要加倍购买，于是乘机获利、估价贩运的人就能够操纵其中的暴利。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更加困苦的原因。如果确实依照古代制度，均平确定各地土地产物的赋税，随着土地所产、依据百姓所从事的劳动，省去各种杂名，只专门征收粮食和绢帛；废除折准的命令，去掉以钱币折纳的名目。这样，国家的正常收入仍和过去一样，百姓的输出有固定标准，利益归于耕农，权势从富人手中夺回。上面天子的恩德泽被百姓，下面百姓的颂声传遍天下，便可以用棍棒惩治历代暴君污吏了。谨此论述。

译张方平又上奏论述说：“臣听说，王都，是天下的根本、九州的枢纽。如果把它比作人的身体，京畿就是腹心，四方就是四肢末端。腹心应当安泰，四肢末端承担劳苦，这是养护身体的道理。先安定京畿，随后使四方康宁，这是治理国家的体制。如今所实行的租税法、差役制度，却是王畿最为沉重，名目等次尤其繁多。百姓努力耕作，按时收获，没有水旱虫螟的灾害，田赋才刚缴清，又一铢一铢地收取、一毫一毫地积聚，经过多年，生业才刚刚建立，就突然赶来一项差役，随即又破产离散。所以京畿以内的百姓，很少有家庭能够富足。过去贤明的君主保全国家，预先防备的办法，只有在太平时期才能谋划；等到弊病已经形成，救援尚且来不及，即使有贤能智慧的人，哪里还有时间谋划长久之计？如今内外没有战事，赋税收入也有常规，而百姓家徒四壁，田野没有青草；假如再有横加的征调，紧急的征发不能及时均平远近、反而先向近处索取物资，那么百姓必定扶老携幼，转死于沟壑。即使刑法严峻、禁令严厉，也不能制止流亡溃散的祸患。实现治理的根本在于制度，规定百姓财产的根本在于均平。孔子说：‘不担心财富少，只担心分配不均。’大概均平了就不会有贫困。何况都城之内，大商人和富商坐着开店贩卖，囤积货物获取加倍利息，乘着朝廷的法令，操纵其中的暴利；他们不知道农耕收获的艰难，却常常粮肉有余，乘坐坚固车辆、骑着肥马，穿着丝鞋、拖着长衣，住宅器用的奢华，超过侯王，淫靡奢侈的风气一天比一天轻薄僭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他们不承担赋调，百般差役也达不到他们，安逸享乐，专门从事骄奢靡费之事；而农民却冒着寒暑侵袭，穿行田间、竭力耕种，以供租税、供应徭役，向上不足以奉养父母，向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同样都是王朝的百姓，京城内外劳逸差别竟然如此，这难道是抑制末业、敦厚根本的办法吗？再者，国家每次发布德音、颁布恩令，一定首先涉及京城，有时恩泽特别施及，重罪的人最后也减轻，拘系的人得到宽赦，奸邪凶恶、逾越轨制、扰乱常法、草窃伪滥以及不守常规的人，都沾受恩泽；可是农民积累的旧日拖欠，连锥刀那么微小的利益都不能得到免除，侵害肌肤、剥断骨髓，连累禁锢妻子儿女，这难道是推恩布惠的办法吗？兼并土地的家族、奸邪作乱的人，因为有幸接近天子，便特别得到庇护照临；而这些农民，恩泽却不能下及。臣愚昧地怀疑，这种做法还不周全。如果天子确实哀怜这些疲惫困苦的百姓，广施恩惠，除去杂调和折变名目，放宽租税、庸役的法令，选取孝悌、力田、节义之人，赐令其家免除徭役，以此激励风俗；并且在王畿以内制定制度，严格规定占有田地的限额，不让权豪侵夺兼并贫弱者的土地；上可以作为国家储备，下可以劝勉农功，使从事本业的人能够与兼并土地、奸邪作乱的人同样受到恩泽。” 这不也是增强根本、优待农本的办法吗？谨此论述。张方平又请求减省河北徭役，上奏说：臣认为，国家与契丹通好，到现在已经三十七年了。边地百姓不知道战争的忧患，也没有运输军饷的辛劳，能够保全父子家庭，安于耕种、养蚕和畜牧，本应当产业日益增殖，财力更加充裕。然而家家户户都衰败困苦，大多没有积蓄；一遇到谷物歉收，就没有能力自救。臣愚昧地私下思考其中原因，弊病有三项：一是厨传，二是徭役，三是河防。自从和好以来，边将无事可做，只是以酒食宴乐、馈赠问候相互夸耀，唯恐比不上别人。公家的钱不够，就向百姓索取；百姓的钱不够，就借贷求利；借贷还不够，就倾尽私囊来接济。因此羊猪不能在圈栏中安宁，野鸡兔子不能在野外安生，行商贩运的人不能共同获利，挑担负重的人不能安居，这是厨传造成的弊病。百姓最大的祸害，又在于更徭。有人刚因有才能被选去州里服役，就又被县里差遣；家中没有多余丁壮，只能靠本人经营产业。因此凡是服役之事，大多要靠雇佣，每两年轮换一次，雇佣钱不少于千万，中等人家也因此耗尽了。这样一来，百姓怎么能不困苦？臣独自叹息，边疆没有战事超过四十年，却不能使公私财富充实、足以防备祸患，反而把百姓的财产耗费在不急迫的差役上，以及官吏口腹享乐和欲望的费用上。”}], 一旦发生仓促的变故，便会空虚萧条，毫无可以依靠的东西。至于河防，还是国家不得已而必须办理的事务。臣请求朝廷选派官员，会同河北转运使，把河北一路各郡县所有百姓的户籍全部取来，核对徭役数目，再进一步削减节省。各州郡在厨传、馈赠方面的弊害，臣深知这也不是官吏所愿意做的；但由于制度相沿成习，彼此攀比，即使有爱民节用之心，形势上也不能独自与众不同。臣认为应当明确制定条约，凡事都为之立定制度；这样即使有使者宾客往来，也自然会断绝过分索取的念头。至于由此产生的毁誉、爱憎，也应当逐渐自行消除。然后削减用度，以充实公私储备；考察名实是否相符，以观察郡县的政绩。经过三五年，百姓的富足大概一定会有所增加。宋神宗即位初年，御史中丞司马光在论衙前制度的奏札中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陛下特地下诏书，认为州郡差役烦重，使百姓不敢努力耕田、积蓄粮食，求取丰厚家产，甚至有人遗弃亲人、背弃义理，只求自身安全。于是命令朝廷内外臣民分条陈述利弊，交给官员详细审定后上报。这实在是尧舜般的用心，是天下百姓的大福。臣私下看到，前些年国家因为百姓苦于里正之役，便废除里正，设置乡户衙前。又因为各乡贫富不同，东乡上户家产一千贯，也要充任里正；西乡上户家产一百贯，也要充任里正。这样承担事务有重有难，劳逸很不均等。于是规定衙前人数，每次一县有缺额，便从各乡选取物力最高的一户补充。实行至今已经超过十年，民间贫困反而比过去更加严重。议论者认为，一州一县的利害各不相同，如今一概立法，不能尽善。况且里正只负责催收赋税，是人们愿意做的；衙前所管理的是官府财物，却有使人破坏家产的情况。既然如此，百姓所苦的是衙前，并不是里正。如今废除里正而保留衙前，就是废掉百姓所乐意承担的，保留百姓所苦恼的。过去每乡只有一名里正，即使有十户上等人家，一户服役，另外九户也可以休息，安然无事，专心经营生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人〕

译之所以劳逸不均，是因为衙前一概差遣，不以家产价值为标准。假如家产值一千贯的人承担十分重难的事务，家产值一百贯的人承担一分重难的事务，自然就会均平。如今却把一县各乡混合为一体，只选物力最高的人家充任衙前。这样一来，有财力的人户经常承担重役，除非家计败落，否则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主管官府只知道选派富户，认为这是抑制强者、扶助弱者、宽免贫民；却不知道富户用尽以后，赋役不落到贫户身上，又将落到哪里呢？即使今天家产值十万的人充任衙前，几年以后十万家产的人用尽了，就必定由九万家产的人承担；九万的人用尽了，就必定由八万的人承担。若不是家产逐渐磨灭耗尽，最后陷于贫困而成为盗贼，这种趋势就不会停止。所以自从设置乡户衙前以来，百姓更加困乏，不敢经营生计；富人反而不如穷人，穷人也不敢求富，财产日减月削，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把这当作使百姓富裕的办法，不是太疏漏了吗？臣曾经走访村落，看见农民置办生产用具却有所防备，便询问原因，他们都说是不敢这样做。如今想多种一棵桑树、多置一头牛、储存两年的粮食、藏下十匹帛，邻里已经把他看作富室，指认出来作为衙前人选了，何况还敢增加田地、修葺房屋吗？” 臣听到他们这些话，内心忧伤而痛心。哪里有圣明的皇帝在上、四方没有战乱，却制定法律使百姓不敢作长久生计的道理呢？凡是治理国家的人，祸患在于只看眼前利益，不思考长远的危害。所以当初设置乡户衙前时，人们还没有看到它的祸患，到如今才明白。若因循不改，时间越久，祸患就越深。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别降下慈旨，命令各路州县，分别考察上述里正衙前、乡户衙前各自的利弊，奏报朝廷，按照便利百姓的情况，另行制定条法，务必使百姓敢于经营生计；这样家家富足、人人充裕，或许就可以实现了。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在请求免除永兴军路苗役钱的奏札中说：臣奉诏担任永兴军一路安抚使，私下看到陕西百姓自成绥、绥州以来，供应各种摊派，并把转移征收的税赋送往附近边州军；近来又有环庆方面的事务，加上今年严重干旱，五谷没有成熟，已经听说逃亡迁徙的人户不少。国家所应当急切办理的，是保存体恤百姓，使人户安定聚居。臣看到先前发放的青苗钱，给贫困破败的百姓造成的祸患很大，臣已经多次上言，不敢再烦扰圣听。如今又听说议论者想让州县把各种役人一时全部罢免，由官府雇人供职，却让人户均摊免役钱，随两税一同缴纳，甚至单丁、女户、客户、寺观等，也都命令均摊。” 如果果真实行这种办法，造成的祸害一定又会超过青苗钱。为什么呢？上等人户过去轮流充役，有时还可以休息；如今年年出钱，就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下等人户以及单丁、女户等，过去从来不服役；如今却全都要出钱，就是使孤贫鳏寡之人也不能免除役负。若收钱少，就不足以雇人；若收钱多，就必须向百姓重重征敛。雇人不足，官府事务就会缺人办理；向百姓重征，就会使众人忧愁怨恨。自古以来，徭役都出自百姓，如今突然改变它，还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好处。况且受雇的人都是游荡之人，让他们看守官物，必然会侵盗；让他们办理公事，必然会作奸。事情一败露，他们便挺身逃亡，没有田宅宗族的牵累。提出此议的人也知道这样不可行，于是说：如果雇人不足，就按照旧例轮流差役，并支给各处规定的雇钱，直到足以完成役事，自然就会有人应募。如今既然没有人应募，必定是钱少、不足以充役；这只是徒有免役之名，实际上役仍然不能免，却无故把税额普遍增加数倍。那青苗钱以债务形式贷给百姓，再收取利息，已经是困扰百姓的办法；如今又让他们平白承担数倍税额，百姓哪里会有不困顿颠沛的呢？” 即使富裕的地区尚且不能承受，何况陕西连年供给边防，民力已经凋敝困乏，哪里还可以再做无益之事来扰害他们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施加慈恩，特免永兴军一路的青苗钱、免役钱，以爱惜民力，专门供给边防费用。其余各路，则由朝廷酌情裁定。熙宁四年，御史中丞杨绘在论助役之弊的奏疏中说：“臣私下认为，尧舜作为君主，禹、皋陶作为臣子，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的治理境界。然而考察《尚书》，皋陶向舜陈述谋略、禹也称‘只有帝王才知道治理的艰难’，所说的不过是知人和安民两件事而已。安民就是施惠，这难道不是治国之道的首要事务吗？何况这里还是京畿地区的百姓呢？”臣私下看到，近日东明等县约有一千几百名百姓到开封府告状，诉说因为超额提升户等而被征收助役钱。开封府不肯接收状牒，却说没有收到朝廷的文书。等到司农寺发来关报，百姓无处申诉，便闯入宰相府。宰臣王安石告诉他们说：“这件事宰相府原本不知道，只是特地下令不许超额提升户等。还要问你们来时知县知道不知道？”他们都说不知道。到十五日，百姓聚集到御史台前，臣因为本台没有按例接收诉状，便晓谕他们散去。退朝后臣访查得知司农寺提升户等的原委，原来是不依照各县原来确定的户等，而是由司农寺按照现有户口、财产等级，统一确定助役钱数，分别下发给各户，命令各户认定自己的物力等级，或升或降，重新编造册簿，依照条限向人户公布，使其知悉，并且必须在农忙以前办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译臣现在只举一个县来说明。例如酸枣县乡村第一等，原来申报一百三十户，如今司农寺下发的数目却要二百零四户，就是提升了七十四户。第二等原来申报二百六十户，如今司农寺下发三百零六户，就是提升了四十六户。第三等原来申报三百三十九户，如今司农寺下发四百五十九户，就是提升了一百二十户。臣私下认为，凡是户等的升降，是根据人户家产的高下，必须凭本县情况；本县必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又必须凭邻里调查；这样自下而上才能得到真实情况。如今却由司农寺直接划定数目，命令本县依照数目编定册簿，百姓怎么会甘心服从呢？譬如制作带子是为了腰，制作鞋子是为了脚；带子的长短必须随着腰的粗细，鞋子的宽窄必须根据脚的大小。如今若带子太长有余，就增粗腰来使它相称；鞋子太窄不足，就削小脚来迁就它，这可以吗？提升户等以达到多收钱的目的，和这有什么不同？何况京畿是天下的根本，不能不牵挂于圣心。按照这次的次第，人户纷纷扰扰，诉讼紧急而尚未平息；即使想委托府界提点官强行禁止，臣私下恐怕就像堵塞河流一样，一旦决口溃散，造成的伤害必然很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户、三百六户〕 难道还不值得思虑吗？历来办理百姓事务，什么时候不是从州到县逐级办理的？哪有文书下达到县，而州府却不知道的道理？臣仔细推究司农寺不向开封府关报的用意，明显是自知所做之事在道理上不妥，指望各县畏惧威势而不敢提出异议。若关报开封府，或许会引起争执，使事情的体制变得复杂，妨碍施行，所以才公然不顾，直接下达到县。况且如今已经是农忙月份，为什么一定要在农忙以前办妥？难道是想随着夏税一起催缴吗？臣又访查得知，中书正在派孙迪、张景温到各县核量，并且命令各县把不愿出钱的人户另列一项登记。臣私下恐怕会特意用重役困苦那些不愿出钱的人户，以此威胁他们，谁还敢不服从？臣希望陛下沉思熟虑。京畿百姓一向骄养，如同初生婴儿。如今团保法已经仓促暴烈地实行，百姓的惊惶还没有平息；如果再不停地凌辱逼迫，所造成的忧患就不会小了。”

译《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 对百姓可以亲近爱护，不可以轻慢压制。《诗经》说：‘商邑庄严整齐，四方都把它当作准则。’《春秋》把中原视为内，把诸夏视为外，难道可以不努力使京畿百姓安定吗？如今掌管司农寺的是邓绾、曾布，其中一人担任都检正。若不是臣替陛下说这些话，还有谁敢替陛下说呢？监察御史里行刘挚在论助役十害的奏疏中说：臣听孟子说：‘只是有善心还不足以治理政事。’意思是，君主即使有仁慈之心、仁厚的声誉，如果不依照先王之道制定良好的法度来实行，也免不了使百姓得不到恩泽。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至诚地喜好治理，忧虑挂念百姓，认为天下的役法长久以来失去公平，所以慨然有意使它大为均平。然而主管官府提出的立法建议，很不能上合诏旨、下合人情，臣请求说明如下。它的办法是：‘按户等征钱，以此助役，由官府自行雇人。’臣认为其中的问题多得说不尽，只略陈十项祸害。天下户籍一律分为五等，但十七路、三百多个州军、一千二百多个县，人口财产的虚实、徭役的轻重，大都各不相同。如今按户等统一收钱，所谓各地不同的情形，不是一个法令能够齐一的。若随田地肥瘠、因各地所宜，一州、一县、一乡、一家分别立法，就会纷乱错杂、彼此不同，又由谁来总管统一？这不是所谓划一的制度，这是第一项祸害。新法担心旧有户籍等级不真实，所以命令重新评量物力，另立等级，以确定钱数。然而旧籍既然不可信，如今重新评量又凭什么能保证没有差错？” 这不只是造成骚扰、产生弊端，还会使富户有的缴钱少，贫户有的缴钱多，这是第二项祸害。上等户数量通常少，中下等户数量通常多。上等户承担的役多而且重，所以有的人反而把如今的助役钱看作幸运；下等户承担的役少而且轻，所以全都把如今的助役钱看作不幸。优待富户、苦害贫民，违背了立法本意，这是第三项祸害。新法之所以要重新评量物力、另立等级而不取用旧册，是因为想多收雇钱，又担心上等户太少，所以临时把人户升降补入较高等级，以凑足配定的钱数。疲惫贫困的人怎么承受得了？近来府界已经验证了这种情况，这是第四项祸害。一年有丰收和歉收，而役人的数目却固定，助役钱不能缺少；这就使助役钱不像赋税那样有暂缓、减免、停征的期限，这是第五项祸害。夏秋两季收成以后，农民所有的不过是丝、绢、麦、粟之类，而助役法都要求现钱，所以必须随时变卖货物；又受到期限逼迫，价格必然大幅降低。即使允许用实物代钱，也会有退回挑拣、积压滞留以及借机索取的祸患，这是第六项祸害。两税以及科买、和买等货物名目已经很多，常年没有灾荒时百姓尚且困苦，不能完纳公私费用；如今又增加庸钱，就会耗尽他们所有的财产，恐怕这些人不再乐意、愿意务农，天下户口每天都会减少。” 小的方面，他们会离开家乡去经商，成为客户，或者成为懒惰游荡之人；有的父母兄弟不能互相保全，甚至冒犯法禁，分家析产而进入下户。大的方面，则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是第七项祸害。心存侥幸的人又能够借机迎合新法的本意，虚报收取大笔钱款；比如近来两浙把科收的钱数增加一倍，想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却使国家承受聚敛的骂名，这是第八项祸害。百姓既然成为国家的民众，又向公家服役，这就是所谓受人治理、为国家办事，是天下共同的道理。何况乡、县确定差役，轮流替代，上等户即使承担最重的役而轮转最快，也还要十多年才轮到一次；至于下等役，往往要一二十年才再轮到一次。如今却让所有人一概缴纳钱币，由官府自行招募雇人。雇人的费用若不高，就不足以招募；若不低，就不足以供给。费用定得低，法令或许无法实行；定得高，百姓又无法承受，这是第九项祸害。役人必须使用乡户，是因为他们有固定产业，就知道自我约束；性情质朴诚实，很少欺骗公家。旧法虽有替代名额，乡人仍自行承担责任。如今既然改为雇募，恐怕只会得到轻薄狡猾、游荡奸伪之人；那么掌管府库、仓廒、场务、纲运等一切财物的人，不但不会尽心看守，恐怕县官的财物还会经不起他们盗用、侵冒，触犯抵充法令，相关罪案将每日上报。” 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等，职责在于捕察盗贼、发送文书、追催督办公事，恐怕遇到盗寇便畏惧逃避，因办理事务而滋生骚扰奸弊，并且舞弄文法、贩卖事务，整日没有停止的时候，这是第十项祸害。百姓可以安定，不可以轻易扰动；财物可以流通，不可以耗尽。凭臣浅陋的见闻，列出的祸害尚且如此，民间议论沸腾，其中大于此而臣还不敢说的，又哪里会有穷尽呢？然而臣也曾替陛下广泛访察、深思熟虑。天下差役没有比衙前更重的。如今司农寺的新法有一项说，乡户衙前以后不再抽差，原来登记的衙前等人都听任依旧；把天下官府自行出卖的酒税、坊场，以及州县坊郭人户所缴的助役钱，合计起来，用来酬劳那些重难役。臣认为这项办法似乎可以实行。然而坊郭十等户一向已经承担官府摊派、购买物品以及饥荒盗贼、河防城垒等紧急差遣，郡县都依赖他们，如今也很难再让他们均摊助役钱。过去官府把场务给予衙前，以抵折他们所承担的役数，但其中多半估价不足，实际上使官府亏损。如今既然由官府自行收取，再按私人价格招卖，收入自然会增加；又因为原本应由衙前承担的相关事务改由官府办理，可以节省财费，不再有过去的浪费；到支给酬劳时再稍微提高数额，人情上必然乐于承办。这样既可减轻乡户重役，似乎也没有扰害百姓的事情。” 臣请求陛下把这一办法诏令有关部门详细研究。如果各路坊场钱数能够足以支付本路招募衙前的酬劳，就请求详细列出条目，实行后观察效果。经过两三年，如果看到有利之处，那么其他役法再行改革也就不难了。至于助役钱的办法，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早日作出圣断，全部停止讨论，以使天下得到安宁。改变旧令、创立新制，可以逐步进行，不可以突然强行；何况想从京畿开始，直到海外边远地区，一概按户收钱，可以说是重重征敛。又想急迫地完成它，这样百姓凭什么保全自己呢？陛下怎么能不慎重对待此事呢！”

译刘挚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言，论述助役法的弊害有十条。现在奉到圣旨，批示送交司农寺。至于曾布所上札子列举条款来诘问臣，奉圣旨命臣分析说明，臣私下认为，助役法有大臣在中书省主持，有中书省属官和御史知杂事在司农寺讲议筹划，有大臣选任的监司、提举官在各路推行，上下布置，形势如此，可以说很容易实行了。然而历时已久，仍没有可以作为定法的结论，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因为不合乎民心罢了。百姓所不愿意的事，古今从来没有能够凭势力强行办成的。因此，虽然命使者奔走道路之间，对内禀报朝廷，对外强迫百姓接受，然而各处拟议参差不齐，条制彼此不同，纷纷扰扰，连自己都不知道可行的办法是什么，那么这项法令的利害，也就明白得如同看火一样了。”臣有进言的责任，所以前些日子采集朝廷内外士人和百姓的意见，陈述给陛下。如今司农寺的辩说既然如此，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吗？如果认为正确，那么事情在臣前次奏疏中已经说尽，可以重新查阅。如果认为臣的话不正确，那么把臣贬黜罢了。即使再让臣说明，也不过是所谓十项弊害，因此臣不再逐条陈述。” 这不只是浪费言辞、替错误掩饰，烦扰并扰乱圣听；掌管风纪宪法的官员，难道可以同有关官署争论是非胜负，像市井之人互相辱骂争吵那样彼此顶撞吗？这样岂不是辱没了陛下耳目之官的职责吗？如果说我们这些人险诈偏邪、欺骗妄诞，那么上有陛下的聪明洞察，下有朝廷内外的公论。所谓心中有趋向和背离，是说臣所趋向的是公，所背离的是私；所趋向的是义，所背离的是利；所趋向的是君父，所背离的是权臣。现在正在辨论助役法的利害，却无缘无故提出趋向、背离的说法，用朋党的意图教唆诱导天下人，这是令人惊骇的。所谓曾布说臣没有畏惧和顾忌，是因为陛下的法度正是臣所畏惧的。陛下能够容纳忠直之言，臣身为御史，实在不敢隐瞒实情、自己设置忌讳。如今司农寺想让臣畏惧、顾忌权臣，这确实是臣做不到的。伏望陛下把臣前后论述助役法的奏章和司农寺的言论，公布给两府大臣以及朝廷内外百官，以考察谁是谁非。如果臣的话有可取之处，就请迅速停止助役的议论，以安定天下人的心。如果臣稍有欺骗蒙蔽，就请重重地将臣放逐，以向擅权之人谢罪，并警戒妄言的人。”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五。《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十六。明代杨士奇等编撰。赋役。宋神宗时期，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奏说：“臣昨天奉到圣旨，批示下达司农寺曾布的札子，该札子是诘问臣所说助役之事的，臣随即已经详细分析上奏，呈报圣上了。臣私下认为，人的耳目对于事物来说，凡是事物经过耳目，耳目必定看见、听见，并传到心中，而心必定接受它；从来没有不相信自己的耳目，反而怀疑耳目具有视听能力的。先王依据进言设置官职，使其代替天子的耳目，内外彼此信任，和一个整体各部分相互发挥作用没有不同。臣下的话即使直率也必须容纳，即使很多也必须接受，这样国家才能安定治理；否则就会相反。因此，不设置诽谤木、谏鼓，是国家将要危乱的表现；鼎镬、斧锧不用于圣明的朝廷。恭敬地认为，陛下亲自具备上圣的德行，喜欢询问、乐于采纳善言。凡是召见臣下，即使是卑微的官员和小吏，也一定温和恭敬、和颜悦色地询问他们，这是尧舜盛治的表现。然而到了我们这些人依据职掌进言，却要让我们分析说明；朝廷内外都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本意，而是司农寺倚仗宠信来维护变法，大臣设法来蒙蔽陛下的聪明罢了。臣因这件事进献忠言，斗胆说一句：如今天下的形势，陛下认为安定吗？还未安定吗？治理好了吗？还未治理好吗？假如认为还没有安定、还没有治理好，那么凭陛下的睿智，言语行动、起居日常，亲自遵行德礼，早晚勤勉振作，亲自处理各项政务，而天下仍未达到安定治理的境地，那将由谁造成呢？” 陛下即位以来，专心致力于责成臣下，倚重他来期待太平，而他自己也把实现太平当作责任；得到君主专任而主持政事的，王安石就是这样。短短三两年间，政令开合、局势动荡，天地之内，没有一个百姓、没有一件事物能够安居其所。自从青苗法的议论兴起，天下才开始有了聚敛钱财的疑虑；青苗法的议论还没有获得认可，均输法便推行了；均输法正在造成扰乱，边境的谋划又发动了；边境的祸患还没有平息，漳河的工程又兴起了；漳河造成的危害还没有平定，助役之事又兴起了。其间又兴修水利，结果百姓劳苦却没有功效；又实行淤田，结果费用很大却没有成效；又裁并州县，结果各路无不强迫百姓来应付命令；又兴建东西两府，大大困乏了财力。禁门附近斧斤声不断，将近一年还没有停止。他们议论财政，连商贾、店铺、市井、屠户和小贩都召来登上政事堂；他们征取利益，甚至下至历日也由官府自行出售。由此推演下去，无法一一说尽。古代贤人侍奉君主、推行治道，必定循序渐进，逐步而长久地坚持，之后才能成功；至于设施政令，也都有先后次序。如今几十、上百件事情交错兴起，同时施行，却想在几个月、几年内改变天下，使者往来奔波，牵连州县办理，小人依附权势，在朝廷内外奔走协助，以至于轻率地使用名位器物，混淆贤能与不肖。” 忠厚老成的人被排斥，说成没有才能；轻佻少年的巧言善辩者却被选用，说成可以任用。恪守正道、忧虑国事的人被称为流于世俗，败坏常理、残害百姓的人却被称为通权达变。能够依附自己的人就越级提拔，说“我正要擢用人才”；不能招致麾下的人就借题斥退，说“我正要施行法令”。凡是政府谋划议论、安排筹划以及官员的任免升降，都只同一个属官曾布商议决定，然后才落笔。同列大臣能够预先听闻，也要排在曾布之后，所以奔走求取、乞求请托的人，使曾布门下像集市一样。即便如此，还有比这更大、关系国家根本的事情：祖宗历朝的旧臣，被刻意贬损鄙弃，离去的人几乎一空；国家百年来形成的法令，被铲除、废弃、扰乱，保存下来的几乎没有。陛下难道不对天下感到奇怪吗？所谓贤士大夫，近年来相继被引退离去的，难道还少吗？陛下也曾察觉到这一点吗？除去旧臣，就没有势力地位能够与自己相抗，权力也就可以保住；除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各个重要职位都可以任用自己门下的人；废除旧法，就可以说“如今用来控制天下的制度，都是我所创立的”，而陛下必将长期任用他，听凭他随意伸缩。这就是事情的实际情形，但名义上却说是“革除弊端、振兴治理”，所以陛下乐于听到这个名义，却难以察觉其中的实际。” 赏罚、名号和号令，是陛下用来磨砺天下、鼓舞四方，使人受到劝勉并产生信任的。如今有这样的人，能够利用公事倾陷功勋旧臣，构成大狱来驱逐官吏；他的所作所为难道正确吗？这只是他的职责罢了，怎么竟然越级任用他，让他担任职司呢？赵济就是这样。又有这样的人，以渭源田之事欺骗蒙蔽，起初已经因此获罪，最终却又因此增加官秩，王韶就是这样。程昉办理漳水之事而兴起大工程，使一方困苦却没有成功；赵子防挟带私情，违法禁令，审查官吏以压制百姓的言论；这些人都被搁置不问。这就是把圣人所应当施加的惩罚反而施加成赏赐，把王法所应当诛罚的人却没有受到惩罚。京畿县邑的百姓因助钱之事来申诉，陛下下圣旨命令召问情愿与否，东明知县因为不能禁止百姓申诉而被考核；陛下又下圣旨命令停止弹劾擅自升等户等之事。这两件事都是陛下独自裁决的善政，中书省却都加以阻格而不下达，这就是陛下的号令不能施行。西部军队没有功劳，却说“这不是朝廷原先的谋划”；天下只看见供给军队的费用以千万计从京师运出，空有名义的诰命飞驰下达西路，又命一名知制诰到将帅幕府，专门代替天子发布诏令，使往复传达的号令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假如认为这样不对，那么……” 为什么不加以制止？等到事情失败了，却说“这不是政府的谋划”，白白耗费了数千万缗钱。想想秦、晋之地的百姓，肝脑涂地；使军中产生怨恨，与敌人结下仇衅，却不自行请求追究罪责，反而导致陛下发布中诏责备自己，压低徽号而不接受，忠义之士谁不痛心疾首？至于助役法，臣已经说过了。它的条制细密详尽，臣虽然还没有全部查究明白，但臣的总体看法始终是：在天下百姓赋税、借贷、债务，以及公私利息之外，又无故制定法令，提高户等，使他们一概缴出缗钱，这些都不是作为百姓父母、爱护养育根本所应当做的。因此臣称它为聚敛，并不是妄言。陛下如此重用、礼遇辅臣，而辅佐君主的方法竟然采用这种道路，这都是大臣误导陛下，而大臣所任用的人又误导大臣。如今既已颠倒荒谬、乖错失当，败坏扰乱纲纪，知道天下所不能容忍，害怕陛下内心醒悟，便认为即使朝廷内外的士人畏惧躲避，不敢进言，尚敢进言的也只有御史因负有职责而已。因此又使司农寺迷惑圣听，编造偏颇的言辞，命令我们分析说明，以挫伤风纪宪法的体统，使言路艰难阻塞，想让我们忧惧而苟且容忍、闭口不言，或者想诱使我们发表危急激烈的言论，再乘机排挤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