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五

译监察御史郑刚中论述边郡的奏章说：‘臣私下认为，设置官职、任用官吏，都是为了治理百姓。外地的官员，尤其比郡守更重要；承接皇帝的政令、宣扬教化，没有什么比太守更优先的。而如今的形势，对边郡的要求尤其紧迫，实在太严重了。边郡要得到合适的人，臣请求为陛下详细说明。在内地各郡，文书诉讼、户口农桑、财赋盗贼，这几件事有一件治理不好，都足以造成祸害；但祸患较小、形势较缓，所牵涉的关系还较轻。至于边郡，则维持、控制和扼守边境，始终与国势相关。安抚不周到，人口就会凋敝而力量孤弱；防御不严密，漏洞就会打开而让祸端进入；巡逻边界不谨慎，奸诈虚伪之徒就会得到容纳而使谋划泄露；关市不整治，货物流通就会困难而钱财受困。朝廷不能轻率地把边郡委托给人，得到一个合适的人，也不能轻易更换他。三国时魏国占据中原，从广陵、寿春、沔口一带，都是它的东部边境；吴国也以相接之处为邻，南安、祁山、陈仓一带，都是它的西部边境；蜀国也以相接之处为邻。大致说来，过去属于魏国的地方，如今多在北方敌人手中；过去属于吴、蜀的地方，如今都在朝廷掌握之中。像楚州、泗州、通州、泰州，以至滁州、濠州、江州、鄂州，连接襄州、邓州、关中、陕西的地区，今天作为边郡的大概不过二三十郡。’ 把这些地方委托给人治理，实在不可忽视。臣愿陛下诏令大臣详细查阅官吏名册，把各地现任以及已经任命但尚未到任的人，精心加以审察，访求有才干本领的人，略去他们细小的品行过失，只要平时政绩显著、确实可以任用的，就精选二十多批，分布到边郡，使他们研究谋求利益的办法，招徕士卒，种植耕作、放牧饲养，使疲弱困敝的民众繁衍恢复。分派确定以后，按时派朝廷官吏巡视考察，发现政绩无状的就重新更换。等到各处都得到合适的人，就应当实行长期任用、增加俸秩、赏赐金钱等办法。朝廷又何必吝惜几个职位？即使一定要让资历任期届满才更换，又何必轻视几个郡的得失？难道只想把它们当作寻常职务随意委付吗？过去韩延寿善于治理郡务，在所辖地方设置正长，闾里田间有异常情况，官吏就能立即知道，奸人不敢进入境内。晁错又曾向文帝详细陈述守边备塞的主张，大意是要使百姓建立产业、安定居住、保全家室，把耕田作为长远计划。所任用的官吏，保存并防护老弱，善待壮士，调和团结他们的内心，不让他们遭受侵扰刻剥的痛苦。由此看来，陛下用来守边的人，应当更加慎重选择；既然得到合适的人，就应当加以长期任用，这没有什么可疑的。有人对臣说：‘朝廷的和议既然已经达成，原来的土地可以归还；今天所谓的边境，反而会成为内郡，形势似乎可以缓和。’ 这种说法极其没有道理。君主建立国家，关键在于顺应时势，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势。即使原来的土地果真因为通和而归还，也应当把江淮作为根本。所谓原来的土地，反而会成为新归附百姓繁衍立足的内地，对它的防护应当更加精心；新归附百姓在外面作为屏障，依靠他们也应当逐步改变，必须经过数年经营，使力量增强、形势稳固，才可以希望实现统一。所谓江淮，在今天尤其应当珍爱重视。因此臣恳切地以边郡守臣之事进言，希望陛下与几位大臣留意选择，特赐施行，臣不胜庆幸。殿中侍御史张守论述守御的劄子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上念宗庙社稷的重大，远远挂怀二圣和母后，思虑返回京都，并把这一意愿写入诏书，朝廷内外都感到欣慰。然而西京尚未安定，粮饷尚未充足，千乘万骑难以立即启程；而防秋的期限只有一两个月，秋高马肥，敌军长驱深入，直抵控制扼守的地方。守御的办法以及应当聚集的兵力、应当积存的粮食，实在不止一种。虽然朝廷的谋划和秘密议论不容易揣测，但臣个人的忧虑不能自行停止，日夜思考，斗胆再次进献愚昧之见。臣听说兵法说：‘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我们有办法等待敌人；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我们的防御使敌人无法攻破。’ 何况金人乘胜而来，声势气焰仍然旺盛，有必然前来、必然进攻的道理，那么防备怎么可以稍稍放松呢？臣私下认为，他们侵犯淮甸，大致有四条道路。第一是中路，从西京奔向东京，沿汴河经天长而来，这是人们通常行走的道路，共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制扼守、防御的地方，是南京、宿州、泗州、天长军。第二是东路，从沧滨奔向京东，经淮阳军渡过淮河进入楚州而来，这是由北向南的直达大道，共一千九百里；可以控制扼守、防御的地方，是青州、沂州、淮阳军、楚州。第三是西路，从西京奔向颍昌、蔡州、顺昌府、庐州、滁州、真州而来，这是从西北到东南的道路，共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制扼守、防御的地方，是顺昌、庐州、滁州、真州。第四是上游，从西京、颍昌、唐州到襄阳，共一千一十里；渡过襄江到荆南，则是一千二百九十五里；从西京、颍昌、蔡州、光州到黄州，则是一千三百六十里。这些道路都可以沿江顺流而下。可以控制扼守、防御的地方，北岸有襄阳、荆南、汉阳、黄州、蕲州、和州、滁州、真州；江南岸则有岳州、鄂州、兴国军、江州、池州、太平州。四条道路中，又各有险要之地：中路以泗州据守淮河、天长据守险要为可防；东路以青州据守穆陵关、楚州据守淮阴为可防；西路以庐州、寿州为可防；上游则以襄阳、荆南、蕲州、黄州为可防。不幸敌人顺流而下，就让沿江各州凭借地利居高临下，共同联合防御，或许还可以抵挡。然而当前的形势是，想要控制扼守却没有人，想要聚集兵力、积存粮食却没有钱；依靠漕运供给而漕运又不足，强行征取民力而民力已经困乏。难道还能因此坐等敌人到来吗？伏望陛下诏令告谕大臣，考察四路守臣、副职和帅臣，铨选他们是否有才能，调换其中最无能的人。然后在险要郡县各赐给缗钱，按照大小分定等级，责令他们招募战士，责令他们储备草料粮食，责令他们修缮铠甲兵器，使他们明确侦察哨戒，公开执行赏罚，进军时互相援助，退却时互相保守。陛下亲自下达手诏，详细而严切地训谕他们，准许他们便宜行事，使他们早晚尽力，守护屏蔽国家，即使战死也不推辞。如果等到紧急时刻再临时指挥，决然难以迅速筹办集合。《尚书》说：‘只有事事都做好准备，才算有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 伏愿陛下思考并珍惜光阴片刻的道理，及早谋划此事，天下幸甚。

译张守再次上论守御的劄子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巡视四方，驻跸淮甸，多次在诏旨中表露返回宫阙的意愿。然而巩县、洛阳尚未清平，粮储尚未充足，兵力尚未强盛，国势尚未振作。虽然派遣马悌援助河北，臣私下恐怕乌合之众未必一定能够建立功勋；虽然派遣使者接连请求，臣私下恐怕强敌未必一定会听从而退兵。臣昨天论奏四路防秋，选择险要之处准备守御，但仍恐怕军民的心情望风畏怯，也未必能够坚定地截然守住，作为屏障。又何况扬州是四通八达的要冲，城墙不如京都高大厚实，护城河不如京都深广，旁边没有高山大河的阻隔，近处也没有强藩重镇的援助。六宫随行，百司护驾，以至府库、仓廪、辎重都很多，行动和停留之间，利害关系极其重大。假如一旦有意外警报，前面抵御强敌，后面又逼近大江，臣恐怕即使有良平的谋略、贲育的勇力，也未必能够妥善处理后果。希望陛下慈悲，下诏督促四路帅臣、守臣、监司安排把守关隘的事务，详细列条上报，严切训谕责备，使他们合纵连衡，扼守险要，阻止敌军奔突，不只是采取环城自守的办法，这样以后才稍微可以倚仗。还应当诏令大臣审慎估量时机，如果六宫、百司以及府库中的积储，都要预先安排处置，以谋求万全。这样陛下与群臣专心等待守御准备，慢慢谋划后续办法，那么进退周旋之间，或许能够防备简便而不烦扰，从容而不仓促。臣愚昧刚直，不足以谋划大事，惟愿陛下留意，天下幸甚。张守又奉诏论述备御的劄子说：臣根据御史台承接都省的劄子，得知臣僚上言边事尚未安宁，请求广泛询问众人关于防御的办法。奉圣旨施行，要求在职官员把自己所见所闻上奏。臣私下认为，金人自去年冬天以来攻破澶州、濮州、德州、魏州，听说游骑已经到达济州、郓州，尚没有退兵的期限。圣心焦虑劳苦，君主忧愁是臣下的耻辱，臣怎敢不竭尽自身谋划，稍作万分之一的补益？臣观察今日敌我强弱的形势，按道理难以同他们决战。一旦论胜负，即使已经派遣范琼、韩世忠统率军队在东北防御，也已经竭尽全国力量来办理防御，不过如此罢了。然而如果说依靠这两位将领的军队就可以无所畏惧，那不是臣敢于听闻的。因此应当广泛询问谋略和防御办法，以谋求万全。臣私下认为，今天最重要的没有超过扩大斥候范围，使平安或紧急的报告迅速传到朝廷。从前三国时期，烽火一夜之间可以传遍万里；而前些日子北京失守，过了二十多天朝廷才知道。臣认为还应当安排侦察和传报，使消息迅速传来，然后我方的计策才能得到施行。今天的计策只有两个：一是防守淮河，二是渡过长江。但两者各有利弊，臣试为陛下陈述。什么叫防淮的利弊？如果敌人从通常道路而来，可以防守的有三处：从南京、宿州而来，泗州可以防守；如果从东平、青州、沂州进入海州而来，楚州可以防守；如果从青州、沂州进入淮阳而来，楚州的淮阴可以防守。三条道路都必须渡过淮河，那么淮北的船只就全部扣留在淮南，我方屯驻重兵，占据有利地形逼近敌军，敌人未必能够立即渡河，而维扬可以暂且安定，这就是防淮的好处。然而也有三种忧患。第一，我军懒惰骄纵，长久以来对私斗勇敢，对公战怯懦。万一敌骑抵达淮河，他们望见旌旗就变色，听到钲鼓就失声，不能溃散的恐怕很少，胜败也就不用谈了。这样今天防守淮河，就如同过去防守黄河一样，这是第一种忧患。第二，淮北的船只不能全部收缴，敌人砍伐树木连接成筏，也有可能渡河，这是第二种忧患。第三，敌人也许侦知我方已有防备，出其不意从小路而来，或者先派精锐截断我方渡江的道路，使我方坐受危困，这是第三种忧患。什么叫渡江的利弊？大体上，长江比黄河难渡三倍，比淮河难渡五倍，金人无法预料，而且劳师袭击远方，也不是他们的长处。我在建邺、镇江屯驻重兵，也占据有利地形逼近敌人，那么敌人未必能够立即到来，这就是渡江的好处。然而也有忧患。第一，皇帝南巡，离中原更加遥远，中原百姓容易动摇，这是第一种忧患。第二，行在的军队多是西方人，未必乐意向南迁移，恐怕会在身边发生意外的事情，这是第二种忧患。第三，行在的军队不多，皇帝一旦行动，就必然要在淮河驻扎军队，也必然要在扬州驻扎军队，还必然有军队护驾同行；兵力分散，形势削弱，一旦有紧急情况，靠什么抵御敌人？这是第三种忧患。正因为比较两种办法各自的利弊，所以士大夫的议论始终不能决定。如果以保守中原为计划，并希望敌人不来，那么防淮的方案就是正确的；如果以保全宗庙社稷为计划，务求万全，那么渡江的方案就是正确的。如今权衡轻重和缓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姑且采取南渡的计划，或许还可以实行。然而所谓三种忧患，不能不预先谋划。应当权衡轻重缓急，另外选择重臣将帅镇守维扬，那么中原动摇就不值得忧虑了。先下诏告知各位将领，把利害、祸福、强弱的道理遍告将士，使上下情意相通，然后再启程，那么西方军队不乐意南迁，也就不是值得忧虑的事了。建邺、镇江也各自选择重臣将帅，使他们能够独当一面，那么兵力分散、形势削弱，也不是值得忧虑的事了。如今渡江以谋求万全，并不是放弃淮河而不防守，只是因为淮河不可以完全依靠罢了。如果只防守淮河而不作渡江的计划，那是不行的。因为一旦淮河不能阻挡敌人，突然发生三种忧患，也免不了要逃避迁徙；到那时将会争抢船只、竞相渡河，惨状将不堪设想。又何况上千艘船首尾相接，进出两道闸门，渡河不是几天就能全部完成的；如果加以催逼，必定要在一早一晚之间完成，也恐怕船只还没有驶离，漕河就已经干涸了。因此所谓渡江，也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办成的。希望陛下慈悲，下诏让大臣、将帅预先安排渡江的利弊，使一切准备完善，以等待侦察传报。臣所以说，侦察传报迅速到达，然后我方的计策才可以得到施行。有人说，敌人能够渡过淮河，也就能够渡过长江。臣认为不是这样。从前魏文帝率十多万军队想渡江，看见波涛汹涌，感叹说：‘唉，这本来就是上天用来隔开南北的屏障啊！’于是回去了。那么金人未必能够立即渡江，按道理恐怕确实可能如此。

译张守任御史中丞时论述守御的劄子说：臣恭敬地读诏书，其中大意是说：隆祐太后以及六宫先前前往江南，百司、各府署都命令随行，与几位谋臣、宿将、士人和百姓军人齐心协力，共同准备抵御敌寇，进军援助中原；想到社稷的存亡，踏着刀锋箭镞也不躲避。远近之人都感到欣慰，认为陛下心存宗社，先考虑百姓而后考虑自己，众人翘首盼望，终于有了归属。如今六宫、百司启程已经半月，防秋之事还没有完全准备就绪，而淮甸之间凶恶的渠帅尚未平定，留下了将来的忧患；京城之下人心动摇，没有保聚自守的意愿。臣私下认为，陛下将要移驾以躲避敌人的锋芒，远近之人忧虑疑惧，完全没有坚定守御的心志。臣固然知道朝廷的议论未必如此，然而士人百姓的情绪不可能逐户晓谕，流传的议论又牢不可破。大概因为他们只看见江上守御还没有安排，虽然已经召集民兵，恐怕也不可靠；建康城池不够深峻，虽然本府已经修治，恐怕也不能完成；又认为江北敌寇的道路不止一条，而杜充不能全部防御。由于这三件事，便认为皇帝的车驾不会采取坚守的计划，前日的诏书恐怕会成为空文。臣也私下忧虑防御措施还没有做到位，如今形势已经十分紧迫了。姑且列举其中简便而可行的办法，希望早日安排。臣听说用兵有先造声势、后见实际的一面，如今官军微弱，为什么不也大力振作起来呢？行在的军队不论多少，都应当在建康府城外直到江边，分头设置营寨，多设旗帜和鼓角，像星辰一样排列、像棋子一样分布；责令将领抚慰训练士卒，早晚教阅，使钲鼓之声经常传到数百里之外。还应当不时设置空营和疑兵，以助长声势，这样江北的敌军侦察到我方已有防备，奸谋就会暗中消解。每天派御营使、副使中的一人亲自巡视考阅，技艺稍有精进，就立即表彰赏赐；稍有不合命令，必定依军法处置。每十天陛下亲自来巡视考阅一次，并且大力实行赏罚，那么士气就会激昂，人们自然会争相勇敢，必定会形成真正可用的战斗力量，哪里只是先声而已呢？关于沿江防守，请求先使用本州县的厢军、禁军和土军弓手；如果仍然不足，就增加民兵，这样或许不至于专门依靠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来抵御正盛的敌人。关于建康府修筑城墙、城楼和櫓橹，请求暂时调集各军合力修治，责令在限定日期内完工，这样或许不会因为行在所在之地的重要性，而让它和普通州县一样承担劳役。这样，行在的军民必然会产生为陛下拼死效力、绝不离去的意愿；即使有缓急，也可以从容安排进退，不过对于敌人可能袭击追逐的方向，也应当预先确定以作防备。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忧患是，今天的事情既重大又紧急，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其他琐碎事项，都不值得向陛下陈述。如果其中有可以采纳的，请求陛下明断，早日赐令施行。守请求把大河一带的州军设置为藩镇，奏札说：臣恭敬地看见，前些日子皇帝仓促南渡，驻跸钱塘，座席还没有坐暖，又遭遇了身边亲近之人的变乱。由于上天和人事共同护佑，陛下重新登上正统帝位，这正是振作精神、谋求中兴的时候。然而越地处在江南，地势狭小，如果偶有一名骑兵渡过长江向南，便会立即造成颠沛流离。如今应当赶紧筹措安排，以求万全。防秋的期限已经不远，两三个月之间的形势，足以使忠臣义士寒心。臣看见，过去遭受兵祸的州郡，往往能够坚守，近的守一两个月，远的守数月，有的甚至超过一年也不能攻下。近些年敌骑若不来便罢，一来往往不过三五天就攻破一郡；又有的守军听到风声就弃城，有的开门投降，未曾交战，敌人取城就像拾取遗失之物一样容易。这是今天最令人忧虑的事。臣认为，与其把城池交给敌人，不如把它交给守帅。现在请求将大河一带的州军都仿照唐代藩镇，慎重选择守帅，把土地和人民全部交给他，允许他一切便宜行事。凡是筹划财赋、废置官属、整治军队和调发兵力，都让他自行决定，使他能够抵御外寇、屏蔽中原。如果敌骑侵扰，而守帅能够杀敌退兵，坚守而无忧患，就允许他世袭这片土地。这样或许能使各地自行作战，中原也可以保全。至于靠近内地、现在被番人占据的州军，能够进兵收复的，也请求一并依照这个办法办理。如果有人趁敌军退兵之机冒领军功、骗取赏赐，就请求朝廷严格制定罪赏法令予以施行。所有沿江凡是可以渡江的地方，都修筑堡垒，酌量驻扎人员和军队，使旌旗彼此相望，锣鼓彼此听见；还要派遣一名大将，先谋划防守淮河，其次谋划保卫长江。守又奉诏讨论防秋利害的奏札说：臣接到本防区公文，又接到尚书省奏札，奉圣旨说防秋将近，朝廷虽然已经筹划安排，仍担心不够周全，命在行宫的侍从和职事官逐条陈述利害，提出确实可以施行、能够上报的意见。臣恭敬地看到，朝廷筹划防守长江的利害，只是江南一岸的事情。臣认为应先防守江北，然后江南才守得住，为什么这样说呢？江北各州大多经历残破，没有军队可用，也没有粮食可吃。将来敌人到来，官吏逃跑，敌人便占据城池，修造器械，准备船筏，同我们对垒，拖延数年，造成的祸患实在很大。所以臣说：应先防守江北，然后江南才守得住。然而江流绵延遥远，南边从荆南到平江，北边从汉阳到通泰；在国家遭受创伤残破之后，兵力不足，力量又不能完全达到，加上高邮、楚州、泗州的盗寇骚扰还没有平息，确实也很困难。今天的计策，应当集中力量招抚和捕捉盗寇。对于淮南的盗寇，一面筹划防守抵御，作为限制和隔绝，同时向他们表明朝廷并没有把江北之地置于不顾。江流虽然遥远，古人却说它如同人的一身，处处都可能得病，而防备风寒只需在几个地方，正是先处理紧急的，后处理缓慢的。如果敌人从襄阳、荆南顺流而来，那么江南岸的军队和水军战船，依照现在所筹划的防守办法，就可以抵御。如果从京东而来，就应当在楚州、泗州抵御；如果从京西而来，就应当在庐州、寿州、光州、濠州抵挡其锋锐，在蕲州、黄州、舒州、和州作为第二道防线，以截断他们的渡口。这些都是紧要的地方。还应分别派遣兵将，酌量拨给钱粮，交给两路制置使与守倅、监司共同守卫；参照民兵和地形的险易，因地制宜地安排，务必使远方的侦察哨探明白，预先知道敌情，然后我们的计策才能实行。古代建都江南的君主，难道只是依靠长江的险阻就能击退敌人吗？也一定有取胜的办法，而兵力强弱、人数多少，大概并不是决定因素。苻坚率百万军队窥伺晋国，自称把马鞭投入江中就足以截断江流，可以说力量很强了。晋国的谢玄所统率的军队才八万人，却在淝水决战而战胜了他。

译如今如果敌人从京东、京西和淮南采取南渡的计策，就应当仿效东晋抵御苻坚，这样才算得当。曹操进入荆州，得到几十万水军和步兵，向南攻打吴国时水陆并进，可以说力量很强了。吴国派周瑜率精兵三万，在赤壁迎击而战胜曹操。如今如果敌人从汉江、荆南上游采取南下的计策，就应当仿效孙权抵御曹操，这样才算得当。如果只是局促地自行守卫长江防线，而不谋求进取，臣私下恐怕还不能算是恰当的防守。况且敌人的长处只在骑马，他们舍弃鞍马而乘舟船，就已经失去优势；我们用水军抵御他们，便是在上游用我们的容易攻击来对付他们难以抵御的方面，实在是上策。如果庐州、寿州、光州、楚州、泗州、蕲州、黄州、舒州、和州不能防遏，或者不幸让敌人渡过长江，也应当在江心迅速攻击，使他们不能渡过。若让他们抵达南岸，势力就会增强十倍。过去魏文帝带领十多万人想渡长江，看见波涛汹涌，叹息说：‘唉，这确实是上天用来隔开南北的啊！’于是回去了；可见长江也确实不容易渡过。真正需要深深忧虑的是，将领骄傲、士卒懒惰，听到敌人的风声就畏惧胆怯；敌人还没有到，便拖着军队逃跑。这样一来，即使有长江的险阻，也不足以依靠。现在必须上至御营使、下至制置使，都督促激励将士，使命令反复申明，上下相互联络，左右彼此援助；一旦有人逃避，不论官职大小、人数多少，都必须依军法惩处。这样之后，这种弊病或许才可以除去。况且前些日子各地的郡守，有的听到风声便弃城，有的开门投降，都应当依法处以死刑。如今即使罪行最重的，也不过降官两等，最严重的也只是罢职放免。臣私下恐怕将来敌人到来，所有人都不再坚守了。前些日子派遣的将帅，有的没有交战就仓促在半途返回，有的没有功劳却在别的道路上徘徊，也都应当依法处以死刑。如今既然搁置不问，反而又越级加授爵位官秩，尊崇到了极点，臣私下恐怕将来派遣将领，他们也不会再拒敌交战了。这是今天最令人忧虑的事。臣愚昧，想请陛下诏令各路帅守以及为防秋派遣的将帅，晓谕他们说：‘前些日子逃跑、失守、逗留而无功的人，是因为朝廷以前号令不明，申诫不足，姑且表示宽缓，是为了责成他们日后建立功效。从今以后，如果再重蹈覆辙，必定诛杀，决不赦免。’还要反复申令、再三告诫，使那些轻玩法令、废弃职守的人有所警惧。防秋的利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狂妄愚昧的言论，惟请陛下裁夺取舍。守又讨论大臣应当讲求防秋之策的奏札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驻跸建康已经四十天，敌军停在东平，防秋近在一两个月之内，而筹划安排还没有见到头绪，朝廷内外忧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近来朝廷曾颁降防秋的防御条令，共十六条，人们并不认为恰当，内外臣僚驳议的很多。臣也曾逐条上奏指出其中的过失，特别承蒙陛下开怀采纳，却没有听说实行。前些日子的指挥文书散布到远近各处，徒然造成扰乱而没有补益，恐怕一定会误事。又加上江北还没有安排，官吏、士兵和百姓无不疑惑沮丧，认为朝廷已经把那里置于不顾。臣私下思量，今天要保有江南，应当谋求万全，一旦有差错，便如覆水难收，不像前些日子在维扬还另有南渡的打算。听说大臣们在政事堂，虽然竭尽每日的精力，却也很受繁琐文书和接待宾客的困扰，不能专心处理经国济世的事务。所谓文书，多是日常执行的琐碎事务；所谓宾客，大多是来请求差遣任用的，耗费精神却没有补益，使他们稍稍休息，也只能勉强容得下吃饭喘息而已，哪里还能再筹划什么呢？时日正在流逝，臣私下对此十分惋惜。臣希望陛下以仁慈之意诏谕大臣，把日常办理的文书事务拨置出去，交给都司，或者交给六曹的长官和次官；一律下达命令，任命差遣，则更加仔细考核，起用淡泊退让之士，以平息奔走竞争之风。这样或许能使大臣凝神静虑，思考如何筹划防御：应当怎样拒敌交战？应当怎样坚固守卫？应当怎样使将士听从命令、拼死效力？应当怎样使军需粮饷不至缺乏？从早到晚讲求研究，依次施行；否则便同去年秋冬没有什么不同了。过去汉代王吉对宣帝说：‘想要治理国家的君主，不是世世代代都能遇到；公卿有幸得以遇到这样的时代，却没有建立万世长久的防备，不能使明主达到三代盛世的境界，只忙于簿书期限，审断案件、听取诉讼，这不是太平的根基。’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近来听取处理诉讼，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能帮助朕求访贤才呢？’于是下令尚书省把细小事务交给左右丞，只有应当上奏的大事才报请仆射裁决。这些都是前代的明智制度，何况今天艰难多事，更应当优先处理最紧要的事务。惟愿陛下留心，天下幸甚。参知政事、同提举修政局翟汝文奉诏逐条陈述敌军退兵后的利害，上状说：‘臣于正月二十四日接到尚书省递来的诏书一道，命令臣逐条陈述敌军退兵后的利害，上报朝廷。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迅速发布德音，询问群臣，痛恨金人强盛，忧虑中原倾覆，使群臣各自贡献防御的计策。又担心臣愚昧，不能把话全部说尽，于是再次下诏说：“君臣之间，贵在毫无隐瞒，难道不是因为悔恨东隅已经失守，想到前车覆辙应当引以为戒吗？这正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用心。”臣怎敢不发言回答，谨冒死上呈三条防御意见。臣恭敬地认为，朝廷过去办事的失误，在于没有长远谋略、没有确定的主张、没有亲信谋臣；这三点是国家的大事，其余都不值得陈述。臣听说自古以来兵祸的惨烈，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酷烈。过去西晋发生动乱，元帝在江左建都，重新兴复晋朝；即使苻坚、石勒那样几次强盛的势力，也不能觊觎并攻破依长江设险的坚固防线。晋朝任用当时杰出的人才，所以能够保有疆土，国祚延续数代。[此处“复兴晋▯”疑有缺字或乱码。]自从金人渡江，饮马直到海边，蹂躏中原，任意肆虐，皇帝远行避难，流落在边远之地。西晋的乱离之祸尚且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唐代安史相继作乱，其祸患也可说极其严重了。’

译改年号为至德后，不到两年，两京便相继收复平定。自建炎年间至今已经九年了，军队停驻在南方低洼潮湿的地区，只担心深入敌境、远道引兵还没有实现，国势却日渐衰弱到了今天。唐代安史之乱虽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每年防秋时节，彼此相顾，首先忙着寻找躲避敌人的地方；到了春天战事平定，便安然放纵，好像太平无事的日子一样。这是将相误国的罪过，所以臣说没有长远谋略，指的就是这个。其次是没有确定的主张。臣听说古代治理国家，必定先有立国的规模；统治天下，必定先有驾驭一代人的方法。秦国想要吞并六国，就让全国百姓都趋向耕种和作战。秦人不耕种就没有粮食可吃，不作战就没有爵位可得，因此国家富强，最终吞并诸侯。又不只是秦国如此，勾践夺取吴国、隋文帝夺取陈国，也都是必胜的计策已经确定，谋划敌人的办法已经审慎周详，然后按步骤实行。自建炎以来，天下天天苦于战争，百姓陷于水深火热，而朝廷却没有一个确定的主张，抵御敌人也没有坚决的办法。向强敌请求结盟的人，往来使者的车马多得相望，已经够屈辱了；而积蓄粮食、披甲待战，军队从未得到解散，养兵数十万，竭尽民力来供应，可以说困顿至极了。可是每年都讲求和议，军队从未出战，关于进攻、作战、守卫的计策纷纷杂陈，始终没有决定，事情的根本和关键也都未能避免。臣所以说没有确定的主张，指的就是这个。其次是没有亲信谋臣。臣听说创业、中兴的君主，必定有主持谋划的亲信大臣，君臣朝夕共同讨论、筹划事务，谋略和法度像出自同一颗心，如同左右手一样。过去晋武帝平定吴国，满朝都认为不可，只有张华、羊祜、杜预赞成他的计策。全天下人都认为不可，却不能改变这三个人认为可行的意见，说明谋划正确，听取意见也审慎。唐宪宗讨伐淮蔡，满朝都认为不可，但宪宗所倚重的是裴度；唐武宗讨伐泽潞，满朝都认为不可，但武宗所倚重的是李德裕。朝廷如果有亲信而善于谋划的大臣，君主便依靠他们而稳固，天下也依靠他们而不恐惧。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陛下所采纳的谋略是谁提出的？所委任办理事务的是谁？每日同陛下进见、接受教诲并进献意见的是谁？此前并不是没有委任将相，只是敌人到来便同众人一起恐惧，敌人退去便同众人一起欢喜，如此而已。臣听说，把天下交给别人很容易，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才却很难。一定要为天下找到人才，这正是前代君主日夜焦心劳思而寻求的事情。如今群臣泛泛无能，就像河中的浮木一样，那么陛下还能同谁共同谋划今天的事情呢？臣所以说没有亲信谋臣，指的就是这个。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选拔任用大臣，责成他们恢复中原；考察任用能征善战的将领，随着您的指示调遣，谁敢不尽力？汇集天下英豪的智慧和力量，来抵御有勇无谋的小敌人，难道会很困难吗？臣恭敬地读到诏书中的话，说敌势已经屈服，军队偷偷逃走；想到这次退敌的功劳，还要筹划善后之计。臣愚昧，由此知道陛下并非一天没有考虑过经略大事。如果不是陛下赫然独断，亲自统领军队，指示各位将领，控制扼守江南，那么敌人像往年一样卷甲渡江，早就成功了。这是上天帮助顺应正义，也是宗庙社稷的福佑。然而臣听说，这次敌骑退兵，是因为金国国主死亡，并不是各位将领奋力作战而获胜，也不是敌骑战败而逃。如果当时敌国国主没有死亡，让刘豫拿出山东的粮食转运到敌军营垒，敌人得到援军，驱使犀兕般勇猛的军队分守淮甸，百姓的财力被赋税搜刮，力量已经穷尽；各位将领的军队长期暴露在野外，军队已经疲惫衰老，想进攻却不能做到，这样怎能谈得上善后呢？这是臣最为恐惧和忧虑的事。臣料想今天的廷臣，一定会因敌人自行退兵而高谈诛讨，又因诏书询问意见而争相主张用兵。善后的计策，没有比兵力、将领、财赋这三件事更紧迫的了。必须先有确定的主张和必然可行的筹划，交给合适的人才，然后才能办理。臣愚昧而不知避讳，谨冒死上呈密奏，惟愿陛下省察。绍兴三十一年，吏部侍郎汪应辰进献前代故事说：‘唐代杜牧追究长庆年以来朝廷处置失策、又丢失山东的过错，写《罪言》说：“如果想让所有百姓都得到安宁，关键在于首先除去兵祸。不能夺回山东，就不能除去兵祸；兵祸杀人便没有止境。”如今向上应对敌人的计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了。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真做到自我治理了吗？边障、戍守、镇守以及兵器、战马，果真做到自我治理了吗？乡里、田地、道路、仓廪和财赋，果真做到自我治理了吗？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自我治理，就是帮助敌人施虐；敌人环绕三千里土地，经营七十年，又有天下人暗中助其声势，这样怎么可以夺取呢？所以说：“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中策没有比夺取魏地更好的，最下策是轻率地作战。”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变化繁多，不可能全部穷尽；但从根本上追究，一句话就足够了，这就是杜牧所说的自治。如果舍弃根本而只追问枝末，即使说上千万句话，最终也没有益处。战国时期事情也很多，孙武、吴起讲攻战，张仪、苏秦讲合纵连横，奔走往来，天下因此骚动不安，当时的君主采用这些办法，所得利益抵不过造成的祸害。孟轲处在那个时代，独自说：“为什么不也返回根本呢？”孟轲所说的返回根本，就是杜牧所说的自治。’ 万物有根本和枝末，事情有终点和开端。自从天地开辟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不能自治却能够治理别人的国家。杜牧的说法，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它。然而臣还有疑问，为什么呢？因为自治以外没有别的上策。如今既把自治作为上策，却又另列中策和下策，这就是从来没有确定的主张，也就是说认为自己的君主无能。如果是孟轲，就不是这样。他说：‘国家在闲暇时，趁这个时候明确政令和刑法，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紧剥取桑树根皮，把门窗缠缚牢固。如今你们这些下民，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国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如今国家正处在闲暇时期，却放纵享乐、懒惰傲慢，这是自己招来祸患。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也就罢了，难道还会另外有中策、下策吗？臣私下认为，今天对待敌人的办法，有战、有守、有和，但这三者都是枝末。关键应当以自治为根本：我们的国家治理好了，用战争就会取胜，用防守就会坚固，用和议就会长久。这就是所谓修治根本而枝末自然相应；否则，臣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

译孝宗隆兴元年，同知枢密院周麟之上呈密奏说：‘臣听说，为天下建立事业，必须顺应天下人的心意，认清天下的形势，然后才能把乱世变成治世，把失败转为成功。古代圣王之所以安定中原、抵御远方民族，没有不是这样做的。舜使有苗归服，禹安抚西戎，高宗讨伐鬼方，文王事奉昆夷，宣王平定玁狁，大体都采用了这个原则。下至汉、唐，具体做法虽然不同，道理却相同。汉高祖、文帝时便缔结和亲，汉武帝时便进行攻伐，汉宣帝时便接受各国朝贺，唐高祖武德初年便以权宜手段使突厥称臣，唐太宗贞观盛世便生擒颉利。这难道是他们喜欢这样彼此不同吗？只是观察人心所趋向，衡量国势所适宜，有不得不这样做的情形罢了。由此说来，圣人应对世事，原本没有私心；建立国家，也原本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势。顺应人心所喜爱的事情而感到喜悦，所以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天下人不认为这是骄傲；顺应人心所愤怒的事情而发怒，所以一怒便能安定天下，天下人不认为这是暴虐；凭借国家强盛的形势来成就我们的强盛，所以每天开拓百里土地，天下人不认为这是贪婪；根据国家弱小的形势来处置我们的弱势，所以以大国事奉小国，天下人不认为这是怯懦。’ 在拱手作揖、指挥调度之间，众人的心都乐于归附，大势得以坚定，国家大计也就成功了。世上那些怀有偏见、固执地持不同意见的人，又怎么能张口争辩来动摇我们所坚持的原则呢？缓解一时的危急，收获百世的利益，都是因为这个道理。金人给中原造成祸患，已经几十年了。自从阿固达兴起，接着是武奇迈，又接着是东昏王亶，再接着是岐国王亮，到如今的葛王，已经五代了。时代不同了，事情发生了变化，形势也随之变化。阿固达一举吞并辽人，武奇迈再次进兵而逼迫中原。当时他们乘中国没有防备，又利用百姓长期安定没有戒备，长驱直入，攻击空虚之处，所到之处立即攻下，突然形成了回山倒海般的气势，谁能抵挡？亶即位后，多次命令将领兴兵入侵，越过长江南侵，窥伺海上，但最终没有在我国取得成功。乌珠回军时，军队损耗伤亡，仅仅保住自身逃脱，士卒、战马和物资死亡损失大半。多年用兵，失去的越来越多。敌人知道自己的力量已经屈竭，可以谋求休息了。亶与乌珠等人商议说：‘我国与天下有不共戴天的大仇；如果我们的子孙有一代不能振作，宋朝必定报复，那么我国就会覆亡。不如用恩惠化解仇怨。’这就是和好之所以能够达成的原因。和好达成后，他们允许我方缴纳币帛，迫使我方称藩，以淮河划定疆界；此后慈宁太后得以奉养，永祐陵重新归还故土，南北百姓各自安居乐业，使者往来聘问，情意和礼文都十分周密。自从缔结和好以来，讲求信义、修好睦邻，从没有像这时这样欢畅的。如果亶没有遭受祸患，凡是我方有所请求，没有不被答应的；即使列位圣帝的陵寝和白沟一带的旧地，也都可以逐步收回。可惜不到十年，骨肉亲属之间的祸乱发生，亶被杀害。直到今天，北方人还大多能说起这件事。这说明和好能够达成，难道不是形势造成的吗？亮即位后，大恶昭著，内心怀有危惧疑虑，掌握重兵的大臣大多不接受他的诏令。他早晚战战兢兢，只怕讨伐他的军队从四面而来。我方正派遣朝贺使者去安抚他，于是他便傲然面向南方称帝，对各国发号施令，放纵的野心也就肆无忌惮了。他狂妄刚愎、自以为是，把杀人当作游戏，功臣、外戚和诸王几乎被杀尽。他的暴虐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方顺从应付也一天比一天严苛。停战已经多年，人口繁衍增多，敌人知道力量已经恢复，可以肆意逞强横行。亮与马钦等人商议说：‘我国与天下有不共戴天的大仇；如果我们的子孙有一代不能振兴，宋朝必定报复，那么我国就会覆亡。不如用武力夺取宋国。’ 这就是和议之所以发生变化的原因。和议将要破裂时，他们停止贸易市场的谈判和交涉，私自渡过边界，边境上的冲突接连发生；敌人的谋划突然发动，于是想割取我方两淮，逼近我方辅郡，又拒绝我方使者通行。只要有一件事不合心意，便扫荡全境向南进犯，王室震动，危险得像系在长竿顶端的旌旗一样。自从交战以来，百姓遭受的祸害，没有比这时更惨的。如果亮没有被杀，那么他挥鞭渡过长江，大概不会有困难。但他罪恶累积，天地不能容忍，神人共同愤怒，祸变从身边突然发生，内部崩溃、枝干离披，士卒奔逃，只怕宋军追赶在后。这说明和议发生变化，难道不也是形势造成的吗？太上皇帝仁厚如天、睿智神明，统治三十六年，亲身经历许多艰难，洞察事理，对抵御敌人的方法确实曾经深思熟虑，历来试行并兼用各种办法。陛下凭借大有作为的资质，光大奉行慈亲的训诲，继承守护帝位，治理百姓、祭祀神灵，恭敬节俭、谦逊诚谨，德行没有不周全，明察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只是疆场尚未安定，使太上皇帝仍为此日夜忧虑。只是曾经有人把天下人的心意和天下的形势告诉陛下吗？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进言的大臣中，有对陛下说应当作战的。他们必定说：‘一旦金鼓响起，行动如雷霆迅疾、如风驰电掣，那么军队可以不经血战便取得胜利，收复疆土，恢复陵庙，使万民得到生存。’ 然而宋军所到之处，城邑往往空无一人；攻破蔡州，就杀害蔡州百姓；进入海州，就杀害海州百姓；夺取宿州，就杀害宿州百姓；京西、陕右一带也往往如此，这并不是所谓把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接着又出现士卒没有斗志、丢弃铠甲前来归降的情况，中原连一寸土地也终于没有得到。这怎么能说是作战呢？有对陛下说应当和议的：用丰厚礼物和币帛，卑下地表示臣属，寄送书信请求停战息民，或许可以两全其美。然而有的使者多次派出，甚至在敌国境内滞留很久，仍不能伸张自己的意志；有的在边境就被拦住，不能通达自己的言辞。用这种方式想求和，简直如同方榫不能入圆孔，怎么能保证和议成功？有对陛下说应当防守的：增加城墙高度、疏浚护城河，以遏制敌人的冲击；积聚粮食、集合军队，以巩固根本。敌人来时不要同他争战，敌人退去也不要同他往来。然而长淮东西延绵千里，兵少便不能周遍戍守，百姓贫困便不能供给军需。近来修筑城墙、堤坝，都是从两淮残破的郡县和遗民中勉强筹办，他们不堪其扰，而防守也未必能够坚固。假如想要坚守，若不经营数年不能准备就绪；强敌突然到来，又凭什么支撑呢？防守虽然是长远的计策，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的。

译所以主张作战的人，把主张和议的人视为奸邪，认为他们谋划的是辱国之举；主张和议的人，把作战看作危险的道路，认为主战者是残害百姓的一伙人；而主张防守的人，又把作战看作邀功，把和议看作畏惧敌人。有人说和战都不是万全之策，三种说法纷纷杂陈，彼此矛盾，取得这一项便失去那一项，提出一个便废弃另外两个。国家的意见没有确定，君主的听断不能专一，百姓惶惶不安，连自己也不能保全。唉！为什么不观察天下人的心意，审察天下的形势，综合三种说法而加以运用呢？过去亶请求结盟时，太上皇帝决策讲和，先派遣使者前往，于是边境便安定下来，知道当时的形势可以同金人交往，并不是用兵的时候。等到亮背弃盟约时，太上皇帝出于不得已，发兵回应，而敌人亮自己灭亡，知道当时的形势不可以同金人交往，并不是派遣使者的时候。由此看来，和、战、守三种策略，善于运用都足以成功，不善于运用都足以败事。假如形势适宜作战，即使樊哙率十万军队纵横驰骋，李靖率三千精兵浴血奋战，我们也应当这样做，并且一定能够取胜；形势适宜和议，如同魏绛能够取得五利、贾谊能够施行三种谋略，我们一定这样做，也没有不协调成功的；形势适宜防守，如同汉宣帝停止用兵而屯田、光武帝关闭关隘并拒绝送还人质，我们一定这样做，也没有不成功的。又怎么可以置天下人的心意于不顾，忽视天下的形势，局促地执着于一种说法，却自以为得计呢？臣前些年出使边境到达河朔，看见所经过的州县都同全盛时期一样，进入城中则人口繁多，市场充满；出城则耕田种桑一望无际，牛马遍布原野。这才知道二十年停息兵事的功效，对这些百姓并非没有益处。一旦敌人背弃盟约，百姓又重新陷于水深火热。去年冬天敌人退兵，淮甸白骨堆积如山；追究这场杀人祸患的起因，不过是金人一念之间的打算，而流毒竟达到如此地步，难道不是极应警戒吗？如今敌人的势力削弱了，敌人的计谋也穷尽了。两军相交战，双方防备的力量相当；两国相持，彼此的祸患也相等。主张作战的人少，不愿作战的人多，这是两军共同的心态；希望和议的人多，不希望和议的人少，这是两国所处的形势。臣听说，北方人说：‘敌军中征发丁壮，下面的人没有谁肯听从命令。’又听说士大夫说：‘最近敌军统帅给督府写信，向朝廷致意问候，很有想要通和的意思。’陛下观察人心所趋向，衡量国势所适宜，不知道应当用什么办法回应这件事呢？臣希望陛下顺应天下人的心意，利用天下的形势，特别派遣诚信的使者，把至理晓谕给他们，把真诚的心意告诉他们，同他们委婉周详地评议，使他们知道和好不能靠空话达成，也知道和好不能拘泥于旧例，这样我们的事情就能成功。有人说：‘近几年已经两次派遣使者了，如果仍然不能协调成功怎么办？如果仍然不被接受怎么办？’臣回答说：‘使者出使不能协调成功，不是使者的过错；使者出使不被接受，也不是使者的愿望。只是当时派遣使者的次序不对。’什么叫派遣使者失去次序？就是说，派遣使者虽是同一件事，但派遣使者的目的并不相同。有在和议尚未确定时派遣的，有在和议已经达成后派遣的。和议尚未确定时，就应当用尚未确定的言辞同对方沟通，庆贺之礼有尚未修备的，答复诏谕的事项也有尚未完成的。比如绍兴初年派韩肖胄、孙近等人，就是这种情况。和议已经达成时，就应当依照已经确定的礼仪同对方交往，名分已有定论，书信言辞也有固定格式。比如讲和之后派遣何铸等人，就是这种情况。自从金人背弃盟约，和好就断绝了。和好断绝后，现在才开始重新沟通，所以派遣使者是为了商议和议，这正是和议尚未确定的时候。我们正在商议其中的增减得失，尚不能确定，又怎么能仓促地以庆贺、答谕为名派遣使者呢？如果说是‘庆贺登上宝位’，那就等于说和议已经达成了。过去曾有以庆贺为名派遣使者的旧例，对方又依据旧例要求我方一定照办，这样又怎么能得到他们接受呢？如今臣所说的派遣使者不是这样，应当以审慎商议为名，以韩肖胄、孙近出使为先例。所谓审，就是要先审察清楚，然后再交往；所谓议，就是要先商议，然后再确定和议。它是否出于真诚，须在审察中辨明；是否出于诡诈的谋略，也须在审察中辨明；名号和数目有不妥当的地方吗？应在商议中解决；疆界有尚未划正的地方吗？应在商议中解决；礼物和币帛的厚薄轻重有尚未相当的地方吗？也应在商议中解决。以此为目的派遣使者，对方怎么能不接受？把这些问题详细商议清楚，对方怎么能不协调成功？和议达成以后，有应当庆贺的就庆贺，有应当答复的就答复，这才叫派遣使者合乎次序。有人说：‘派遣使者合乎次序，就可以撤除军队、放松戒备了吗？’臣回答说：‘派遣使者，是为了商议和议。即使和议可以预期成功，也应当按照未必成功来对待它。使者出了国境，朝廷便应再次命令各位将领，各自整顿军队，磨砺刀刃，整饰旗帜铠甲，积蓄锐气等待敌人，常常如同两军正在对阵一样；这样，使者出行自然不妨碍整治战具。大军列阵驻屯，分别占据要地，修筑障碍隧道，整顿营垒部署，派出远方侦察哨探，竭力控制江淮的险要；这样，使者出行自然不妨碍修缮守备。战、和、守，本来就是相互需要、同时并用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可以作战就作战，不会因为作战而废弃和议；’ 可以和议就和议，不会因为和议而忘记作战；可以防守就防守，不会拘泥于防守而断绝和议。作战的利害，合起来讨论是一件事，分别来说又有三方面，怎么可以忽视呢？过去唐朝平定贺鲁时，骆宏义献计说：‘安定中国要靠信用，驾驭边疆民族要用权变，其中的道理在于因时变通。’唉！这句话难道只是为一时而说的吗？惟愿陛下广泛阅览、兼听各方，详细研究利害，观察人心，审察国势，随时势变化而灵活运用权宜之策来成就大事，真正把握中正之道并实行，天下幸甚。

译张浚回奏楚州、泗州等地守御事宜的奏札说：臣二十七日住宿在平原镇，到了晚上，统制官左祐携带御笔处分文书一道送到，臣谨已恭敬领受。考察楚州、泗州守御的利害，臣已经多次具奏上报。泗州是紧要的控制扼守之地，陈敏的一军驻在那里，防守安排已经成为家计；现在从陈敏以下直到士卒，都把家属分批迁来居住，大概是认为这座城一定可以依靠。加上臣近来考察这支军队，人员强悍勇猛，武艺熟练，发射便利迅速，行军布阵整齐统一，很少有能与它相比的。过去那些暗中讥笑、指责议论的人，如今都心悦诚服。臣愚昧地认为，可以把守卫泗州、确保无虞的责任交给陈敏。至于城池的险要、粮食运输的便利，对我方来说有利之处很多，还请圣上慈悲，详细斟酌。刘宝担负淮东的责任，建议修筑甘罗城，先建立家计。那座城正临淮岸，位于两条清河之间，处在海州、泗州两州的中间。刘宝亲自掌握大军负责援应，却命令副都统吴超率水军守卫清河。大概这里以舟船为便利，如果河口有防备，那么楚州正在腹地之内，防御的计划全仰仗甘罗城。楚州也应当修筑第二重家计寨。只是陈敏这一军总共一万二千多人，到九月中旬按理必须增加兵力。淮西战备的全部要点，容臣到和州后逐条陈述上奏。淮东真州一带，以六合最为重要；在这里坚守，敌人怎敢轻易进入？加上庐州的巢县和和州都驻扎大军，正好可以从敌军后方乘势进攻，断绝粮道、拦截袭击，各项计策都可以施行。淮西的军队像山一样屹立不动，敌人难道敢轻易舍弃这支军队而直接侵犯淮东吗？六合挡在它的前面，淮西军队袭击它的后方，进退确实困难，何况一旦遭遇奔逃败退，必定狼狈不堪。敌人用兵日久，一定不会从这里出兵。臣私下认为，军队是国家的大事，圣人养育万物的德性，也以军队为根本。臣年近七十，虽然身处迁谪之中，早晚思考，不敢轻易荒废。凡是防备细微变化、安排曲折事项、调发兵力的先后，我常常担心有所误失。然而近世文武之士，只从事空谈，私下听取道路传闻，没有实际用途，是非颠倒，无法深入考察明白。若不是陛下天赋神武、内心自然明断，臣这点微薄意见又有什么可陈述的呢？三司积累的军务弊病，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统制以下的将领，大多还没有选得合适。如今臣回来休息，陛下应当好好整顿处理一番。将来深秋时节亲自统领这几万军队，严格实行赏罚，显示恩德和信用，观察敌军兵力集中的地方，派王琪等人迅速前往争取战机，似乎是合宜的。孝宗时，蔡戡请求修缮江陵府城，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南北既然分裂，荆州是最重要的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必争之地。这个地方，北方得到它，就能占据吴、楚上游来控制南方；南方得到它，就能占据襄阳、汉水的要地来谋取北方。因此曹操平定荆州后，便产生了觊觎长江的想法，于是大量修造船舰，写信给孙权说：‘如今我正在整治八十万人的水军，正要同将军在吴地交战。’等到周瑜镇守江陵，便产生了长驱直入中原的志向，于是劝说孙权夺取蜀地；得到蜀地后牢牢守住，向北同马超结成援助关系，周瑜和将军回头占据襄阳，用来防备曹操，这样北方就可以谋取了。孙权曾经想把荆州资助给刘备，周瑜极力争取；曹操听说后非常害怕，甚至惊得手中的笔掉落。刘备果然借此取得蜀地，于是形成三国鼎立的形势。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不可轻视而极其重要，已经很清楚了。自从皇帝南渡以来，它被称为扼守要害的地方。陛下圣明的谋略和神妙的计策，经营淮河、汉水，规划谋取中原，已经二十多年了；朝廷之上、帷幄之中，早晚讲论，反复筹划，考虑得十分成熟。过去修筑襄阳城并在那里驻军，是为了作为江陵的屏障。譬如人的身体，襄阳是手足，江陵是咽喉，京师是腹心。手足是用来护卫全身的；如果握住手足，咽喉还能依靠什么？扼住咽喉，腹心就危险了。如今襄阳有城池可以据守，有粮食可以供给，有器械铠甲可以使用，但戍守士兵不过万人。何况从随州、郢州之间的小道可以直趋江陵，敌人用一支军队牵制襄阳，另以轻兵夺取江陵；襄阳的戍军既不能分兵前去援助，又不能乘隙攻击敌人的空虚之处，只能勉强环城自保罢了。江陵城墙坍塌破败，戍兵又少又弱，将靠什么抵御敌人？这就是不交战而自行屈服、不进攻而自行毁败。江陵一旦失利，吴、蜀就会被隔断成为两部分，长江将与我们共同拥有；顺流而下，就像从高堂上倒水一样，难道不危险吗？大概自辛巳年北方敌人背弃盟约以来，海陵王狂妄悖逆，把长江看得如同衣带间的水一样，径直想长驱而来，只派偏师刘蕚率十万兵马在江汉一带耀武扬威，用来迷惑我军，起初并没有进攻荆襄的打算。荆襄距离两淮很远，辇运转输困难，所以敌人避开困难而趋向容易，舍弃远处而进取近处。如今他们在两淮已经失利，难道没有谋臣策士替他们筹划计策、改变部署吗？这是不能不忧虑的。因此善于守备的人，依靠的是我方已有应敌的准备，而不是侥幸敌人不来；依靠的是我方有敌人无法攻破的条件，而不是侥幸敌人不进攻。就今天的计策而言，不如修缮江陵城，增加襄阳戍兵，扼守随州、郢州之间的险要。增加戍兵、扼守险要，不过是把东面的兵力调来充实西面，取多补少，只在陛下一颐指之间罢了。唯独江陵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成的，务必要及早谋划。大略修缮则没有益处，若大规模修筑防守又不免劳民伤财。天下的事情，应当权衡利害轻重，不要计较工程役夫的多少。如果有利于国家、有益于百姓，即使耗尽国库、竭尽民力也可以；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役使十个人、耗费百金，也有不能做的地方。如今江陵是要害之地，为长久的计划，小费而大利，暂时劳苦而永久安逸，又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做的呢？臣曾经计算过，竹木从山中取得，砖和灰从陶窑取得，工役由军队承担，费用可以省下一半，不过耗费三十万缗罢了。一万二千人轮番休息，每天役使六千人，工程用工不过一百万，半年就可以完成。臣这点愚见，希望陛下从宫中亲自裁决，发给行在防子三十万道，选拔有将帅才能的人主管工程；材料交给戎司负责，钱粮收支交给总司办理，涉及州县的事务则交给帅司，使各方互相监察、协调办理。从现在开始，预先准备竹木、砖、灰等所需物资，一一备足；明年十月召集工匠开工，后年三月可以完工。

译凡是楼橹、雉堞的高低宽窄，以及防守器具，都完全按照襄阳的制度办理，希望这样可以使防御坚固长久。荆州、襄阳两城巍然相望，足以壮大上游形胜之地的声势，断绝敌人窥伺的念头；不但陛下可以高枕无忧，不再有西顾之忧，这也是国家万世的利益。若是消磨岁月、拖延时日，因循旧规、墨守成法，害怕劳苦、吝惜费用，因陋就简，只求眼前苟且的安稳，等事情临头才谋划，那时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臣冒昧进献狂妄之言，罪该万死；只希望陛下留意审察，不因进言者身份而废弃其言，天下幸甚。臣无比恳切地忧虑国家，实在到了极点。戡又请求加强边防，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即位以来，早起晚睡、废寝忘食，谋求中兴之治，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进言的臣子无不把恢复失地作为自己的责任，但虚度岁月、拖延时日，始终没有听说取得成功。陛下本来已经厌倦了这种情形，所以对外巩固和好关系以使士卒休息，对内修明政事以等待时机、防备意外，可以说已经掌握了上等的防御之道。臣听说，《尚书》说：‘只有事事都做好准备，才算有备；有备就没有祸患。’《左传》说：‘不为意外之事预先准备，就不能用兵。’因此在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必须预先做好发生事情的准备。事情发生后才准备，正如已经下雨才收拾桑根土、天气大寒才寻找衣裘，岂不是太晚了吗？从前秦桧执掌国政十多年间，币帛和聘使往来不断，边地烽火不惊，南北百姓得以休息，于是制定礼乐，粉饰太平，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等到金人背弃盟约，长驱而来，如入无人之境，践踏淮甸，窥伺长江，人心惊恐，国势危急。幸而上天降下保佑，金亮被授首，凶徒也溃败，丢弃铠甲逃归。如果不是九庙祖宗的威灵、两宫圣人的神圣德行感动天地、恩德凝聚人心，那么安危转变的关键就难以预料了。然而上天的幸运不能当作常态，和好不能当作安稳，贪婪多变、诡诈不信的敌人不能当作诚实可靠。” 如果不思考如何预先准备、防患未然，万一敌人出乎我们的意料，乘我们没有防备而来，然后才慢慢设法应对，就会有事后悔恨的遗憾。臣所统辖的州紧邻敌境，忧虑边防、思考职守，这也是臣应当进言的事。臣愚昧地认为，防秋已经临近，希望陛下告诫大臣，整饬边郡，凡是往年用来防备的措施，全部实行起来；又应当探求敌人尚未到来的原因，暗中做好防备。这样即使有缓急变化，我们也有所依靠而不感到恐惧。如此，以守御而言就能坚固，以和好而言就能长久。只希望陛下留意，这是臣的极大幸运。” 戡又论述守卫边疆，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艺祖皇帝凭借圣明的谋略和神妙的策略，扫除僭越作乱者，平定四方。北方敌人和西方吐蕃都不敢侵犯边塞。后世虽然无法窥测其深远，但他处置边防事务最为妥当，驾驭诸将最为得体。史册记载清楚可考。他的主要做法，是选拔名将勇士守卫东西两边，授予他们办事的权力，优厚供给府库钱粮，长期任用，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当时，郭进控制西山，何继筠统领棣州，前后任职二十年；李汉超守卫关南十七年，董遵诲屯驻通远十四年；贺守忠在易州，李谦▯在隰州，姚内斌在庆州，王彦升在原州，都十多年没有更换职任。一个郡中专卖和贸易的利益，全部交给他们；又放任他们进行回图贸易，用来补助军费，允许他们招募骁勇之士作为羽翼。凡军中事务，都可以便宜行事，只保留沿边巡检的名号，不另立行营、部置的名号。有边功的，厚加赏赐。他们的官位有时不过观察使，官位不高，朝廷就容易控制；任期长而不轻易更换，就能熟悉边防事务；府库有余财，便可以供养死士，让他们充当间谍。东西两边的动静，他们一定能预先知道，提前做好准备，设下埋伏、突然袭击，所向无不取胜。二十年间，边塞肃清，兵力强盛，武功盖世，近古以来从未有过。自从国家停止用兵、讲求和好以来，沿边守臣不是书生和文法之吏，就是武选出身的子弟，任职不到两年就更换一次。国家闲暇时，让他们抚恤凋敝、安置流亡，这或许是他们的长处；但若要求他们抵御外侮、折冲御敌、安定边疆、巩固边防，就不能胜任了。往往来任职的人，只求侥幸无事，苟且混过岁月；敌人到来便仓皇奔逃，以求保全一时性命。间或有忠义之士，也不过牺牲一死罢了，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仰遵艺祖皇帝的旧例，下令让总领、都统制共同推荐通晓文墨、明白义理、能够亲近百姓的统制、统领，分别守卫本地边界最远的州郡；召他们到便殿赐对，考察其才能，然后授官，并晓谕他们长期任职，不要只作苟且应付一时的打算；让他们酌量携带本军人马随行，仍允许招募勇敢之士，以充实军队，经营财赋，以备犒赏。又选拔通判作为他们的辅佐，稍稍放宽文书禁令，优厚发给俸禄。无事时，责令他们储备草料粮食、修缮铠甲兵器、修理城墙、明确侦察哨所，作为有事时的准备。出战就打击敌寇，入守就自行保全；缓急之时，不必等待调发，军队便能从四方会集，互相援助，以战以守，必定能够成功。只希望陛下裁察。” 戡又论述唐州、邓州之间的道路，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平等地看待众人，兼爱南北，对外修好，以等待可以乘机进取的时机；对内巩固我国边防，以作防备意外的准备，因此防御守备之事尤其牵动圣心。比如分派戍兵守江陵、修缮襄阳城，凡是用来防备敌人的措施，无不纤细周备，由此可仰见陛下谋划深远，能够在万里之外折冲御敌。然而臣还有一点愚见，冒昧向陛下陈说。朝廷修筑城池、守卫襄阳，难道只是为襄阳打算吗？大概是想捍卫荆州、鄂州，保全吴、蜀。如今襄阳四周有坚城，驻有重兵，以樊城作为屏障，以汉水作为界限，自然可以安枕无忧。可是从唐州到郢州、从邓州到荆州，都有小道，相距不过五六百里，骑兵奔驰迅速，三天就能到达。缓急之际，不仅襄阳戍兵来不及援救，恐怕也会被牵制而想进不能进。郢州有城却不坚固，荆州没有城可以据守，难道不危险吗？臣愚昧地请求东面修筑蔡阳古城，西面修筑光化旧城，各驻戍兵一千人，扼守唐州、邓州之间的要道；或者只在枣阳、谷城驻兵一千人，也足以守御。还请求分派荆鄂都统司，商议逐步修筑荆州、郢州城墙，期限以数年之后达到襄阳的规制。既然有城可以依靠，有兵可以守卫，希望能够避免敌人窥伺的祸患，陛下就可以稍稍减轻西顾的忧虑了。臣恭伏希望陛下特别予以详察斟酌，密切下令京西安抚司、荆鄂都统司共同衡量利害，核实明确后上报。”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防御边疆 宋孝宗隆兴元年，显谟阁直学士虞允文论述唐州、邓州不可放弃以及两军守御的策略，上奏说：“臣恭敬地承蒙圣恩，陛下赐给臣御札，圣明的睿智照察四方，在数千里之外洞察臣微薄的忠心，并且加以嘉奖训诫。臣叩拜伏读，即使九死也不足以报答，更应当竭尽自身力量，以副陛下任用我、成就我的恩意。臣查考唐州、邓州二州，虽然不是形势最险要的所在，却足以作为襄阳的藩篱。藩篱存在，襄阳就坚固；襄阳坚固，上游一带就可以安枕无忧。因此唐州、邓州不可以轻易放弃，但没有险要可以凭借，也不能劳师远道争夺。臣所以与三位将领共同商议，将两军重兵集中在唐州、邓州之间，凭借新野古城的营垒形成有利态势；这样唐州、邓州的地位就重要，敌人也不敢深入进兵，这是把它们作为必取、必守之地的计策。大概唐州、邓州不能只靠军队驻守，而是要凭借军队形成的声势来守。敌人知道官军兵力集中在新野，而我军深挖沟壕、坚固营垒，不与敌交战；清空野外物资之后，敌人没有可以利用的粮草，又有许多忠义之兵抄掠他们的粮道。依臣推测，敌人未必能停留十天，又哪里能一定守住我方的唐州、邓州二州呢？官军兵少而敌兵众，应当用智谋取胜，使敌人深入之后却不能长久停留；如此唐州、邓州终究仍归我方所有，襄阳因此坚固，上游自然安定。” 这是臣从众多谋策中认为理所当然的方案。如果采用赵撙的建议，用鄂州兵保卫湖阳；采用王宣的建议，用荆南兵保卫顺阳，那么彼此相距遥远，兵力又被分散，唐州、邓州中间空虚，没有可以依靠的军势，敌人还有什么顾忌，会舍弃唐州、邓州而不坚守呢？用兵有机变，还必须临事随机应对。但近来诸将为国效死的少，谋求自身便利的多。臣现在不敢把放弃两城、置之度外的说法拿去对二位将领说，恐怕二将知道陛下已经允许臣放弃唐州、邓州，志气就会懈怠，不能为边防所用。伏望陛下明察。再说今日军政的弊病，陛下三言两语之间，无不充分体现圣德明识和深远谋虑，诸将岂敢不心服胆寒，革除旧习来答复圣明训诫？臣前日所奏，只是两军屯驻襄阳的数目，分派戍守的兵员不在其中。臣根据王彦申报的两军总数，现另具奏札进呈。臣考察甲军共有四万二千人，而轻兵、辎重兵、火头军共有二万六千四百七十九人；这些轻兵、辎重兵、火头军占用的数目超过甲军一半，不能不略加整治。如今明诏所说的‘上下征利兵’，兵力单薄，平时徒耗费用，缓急时又贻误事情，其明显的效果和充分的验证，臣私下在两军中亲眼见到了。” 这是臣最为愤慨的事情，想要革除它，却又担心事情还没有办成，诽谤已经四处传播，远隔万里难以说明真相，这也是臣最为忧虑的。臣前些日子已经委婉周详地与他们沟通以取得欢心，又明白地表示善意，让他们各自谋划并自行补救过失：虚报额数的补足，年老体弱的删汰放免，占用强壮兵员的拘集归队，期望甲军人数增加，以等待国家任用罢了。如果时间久了仍有弊病不能革除，臣将随宜采取最佳办法办理，另行具奏说明。伏乞陛下明察。” 允文又论述处置唐州、邓州一带、将其作为必守之地的办法，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聪明睿武，出于天授；当和议、战议两种意见纷乱之时，独自运用圣明裁断，不受迷惑，不存疑惑，取舍是非都合乎恰当。不只是天地覆盖承载之下的一草一木都受到嘉美生长的恩意，敌人的真情假意也无不被陛下远远洞察，敌人的气势也因此被夺。臣近来听说，已经派遣胡昉等先前往商议四州土地之事，而两位使者后发，暂且留在淮上等待；这样看来，圣谋已经坚定。据探报，敌帅让胡昉等骑快马前往燕京，臣推测敌人也没有不顺从的，过不了多久就会有确切消息。何况近来屡次报告边境上的敌兵名义上说是向东南行进，实际上却往东北而去；近来又有女真人、契丹人来归，他们的说法也与有见识者相合，认为这是中原恢复的机会，只怕陛下不加以利用罢了。敌人哪里敢深入来同我们争夺这四州之地呢？如今敌国内部多事，臣私下看到陛下不放弃这四州，已经有付诸施行的迹象，那么唐州、邓州两城就不能不筹措为必守之计。臣曾秘密委派官属前去察看，邓州城多有坍塌，楼橹及守御器具也没有完备。臣今天已经命令王宣亲自前往审察估量，凡是应当筹办的费用，臣将由本司酌情设法供给。” 至于唐州城，起初还没有修筑；如果和议之后，应当在二三月以后、戍兵解除戒严、农事尚未兴起的时候，酌情进行修治营建。如果从砚瓦坡、方城、大成山各自依凭险要修筑小堡，而唐州有城池、壕沟作为戍兵的家计，那么襄阳的藩篱就坚固了，国家上游的形势也会有如泰山一般安稳。臣询问众人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何况泌河的运输可以直达唐州城下，不用劳苦地水陆转运和调发，却可以积储粮食；将来朝廷若有进取的计划，这就是军队出发所要经过的道路。大概这不只是守卫而已，等和战有了定论，臣再另行上奏。至于两军人马，目前不再增加数目；训练强弓弩手，即使正旦也命令他们到教场演练考核。士卒一心想要获得利益，不把这当作劳苦，彼此激励劝勉，希望得到赏赐；不必等到进入教场才自行练习技艺，一旦有调遣出动，就一定能为陛下所用。至于绝边戍守的士兵，也命令两位都统分别派统制官前去考察训练、整治队伍，酌情增加激励和犒赏，以慰劳勉励他们。伏乞陛下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