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五

译朱质因此进见权贵毫无节制，最终得到谏官职位，便与易祓互相依附应和，表现在章奏上，无非是迎合权臣。例如他说：‘如今举起义旗执行上天的讨伐，慰问遗民而收复旧疆，远近长期等待，云集响应的形势如同摧枯拉朽，收复旧地指日可待。’不知道朱质凭什么见识说出这样的话。丘崈在督府时，斟酌形势，曾派遣小使者前去沟通和议；北使一再答复，指明只针对韩侂胄，并不涉及其他人。韩侂胄恼怒他们不替自己回护，直接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又暗示朱质代为进言。朱质立即上疏丑诋北使，务求使韩侂胄快意，即使不能满足公论，也毫不顾惜。朱质既然盘踞在要害职位，自以为无人敢奈何自己，常常肆意说威胁的话，以为可以蒙蔽上下，却不知道别人看他就像看见他的肺肝一样清楚。韩侂胄也开始察觉他并非真正有才，于是把他调到太常寺。朱质为什么不自行谋划去留？却又向韩侂胄乞怜，陈述自己往日谨慎奉承的情状，请求兼任吏部侍郎，仍然列于经筵侍讲之中。此前卿监、郎曹兼任讲读，有时是因一时提拔任用；罢去台谏职务后仍兼任讲读的，只有陈谠曾经冒然担任，随即就被论奏罢去。朱质却安然处在这个职位上。并且他还把自己比作张栻，实在很显出不知自量。还有他最应当获罪的一件事：近来陛下将韩侂胄贬谪诛除，朱质自认为失去了依靠，狼狈得像丧家之犬；他荒废职务，奔走投靠其他权门，只求重新找到庇身之处，甚至还有人拒绝接纳他。孔子说：‘如果只怕失去既得之物，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了。’有这样的臣子，还可以让他担任掌管进言纳谏的职务，侍奉清闲的宴会吗？至于朝奉大夫林行可，其情状像鬼蜮，心肠如蛇蝎，心胸狭窄而多猜忌，深沉险恶、难以测度。他两次治理重要州郡，略有能干之名，但根本品德不正，贪图荣华、嗜好利益，背弃君主、忘却亲人，他是否贤能，由此可见。陈自强冒居执政之位，便把他引荐为六察官，以此作为自己的助力。两年之内，他越级做到台端，凡是所论奏的事情，无不是奉行权臣的授意。等到陈自强因服丧离职，他仍与陈自强书信往来，几乎没有一个月中断。每逢韩侂胄生日，馈赠的礼物从不误时。韩侂胄也对林行可情意殷切，从早到晚都挂念他，常常答应把旧有物品还给他。按礼制，居丧期间与人通信，必须有非常不得已的理由；林行可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心趋附献媚，对父母不孝，这样的人难道能把忠心转移到君主身上吗？去年六月，▯师旦失败时，林行可还没有知道，便写信给师旦，嘱托浦城知县陈至和转交，信题称师旦为‘恩府节使相公’。陈至和赶紧封好退还了这封信，但已经被一位士大夫看见，彼此传说嘲笑。林行可身为台谏官，反而称奴仆为‘恩府’，他的苟且卑贱和毫无羞耻，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居住乡里时，曾经以旧台谏官自居，纵容亲党欺凌州县。福州因买银之事，有亲戚无礼地侵占富户财产；县官、知县林洽稍加惩治，林行可大怒，帅司、宪司便替他判处遣送了几个人，他仍不满意，必定要起草奏章；大臣上奏论列此事，说他欺骗威胁愚民、动摇知县，几乎使林洽获罪。台谏官是朝廷纲纪法度的职任，难道是林行可在乡里横行霸道的工具吗？服丧期满被征召后，朝廷把他安排到太常寺这个清要职位，他却怏怏不乐，百般谄媚奸佞。有一天他拜见执政，突然说：‘平章可以说是与上天同心。’众人认为应当用兵，他就跟着主张用兵；众人认为应当议和，他也跟着主张议和。兵权是陛下的兵权，难道可以由众人随意决定可否，而由韩侂胄一人专断吗？‘与天同心’这种话，难道可以用来称颂臣下吗？韩侂胄擅自挑起战端，不仅士大夫知道，街巷百姓也知道；不仅中国知道，敌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丘崈派遣小使者时，信中的言辞从来没有不把责任归于邓友龙、皇甫斌等人；而敌帅来信直接说，韩侂胄既然任太师、平章军国事，又无意用兵，那么师旦等人怎么敢擅自行动？由此说来，首谋的奸臣，显然就是韩侂胄。远在敌国的人都知道战端起于韩侂胄，林行可却独独不知道，不过是巧妙地编造谄媚言辞，为韩侂胄掩饰过错罢了。欺骗君主、辜负国家，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林行可最终从太常寺升任谏省长官，又被人看见此事。外间议论纷纷，说国家到了这个地步，罪责将归于谁？推究事情的来由，这样做对陈自强不利；韩侂胄一定会被罢去，不同意他们的人才可以安稳。于是他们便有了把异议者一网打尽的谋划。韩侂胄专擅权力已久，陈自强依附逢迎以求取容身之地；人人畏惧他们的凶威，不敢指明批评，因蒙蔽而造成的祸患将无法挽救。林行可又想把不同意见的人全部驱逐，这将要使陛下身边全是韩侂胄、陈自强的人才肯罢休；他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臣前面所说乐意充当韩侂胄鹰犬的奸险之徒，易祓、朱质、林行可就是这些人。韩侂胄的奸恶，易祓在前面引导，朱质在后面助成，林行可最终完成。如今韩侂胄已经被贬谪诛除，若让这三个人逃脱惩罚，怎么能平息人心的愤懑，彰明陛下改革振作之初的国法呢？臣愚昧地请求圣上裁断，将易祓、朱质、林行可重重贬斥，终身不得列入士人之列，以此警戒那些身为士人却不顾操守、自弃名义、结党助奸、欺罔君上、助长恶行而执迷不改的人。卫泾又论任宫观的邓友龙，请求将他贬黜，奏称：‘臣听说国家的大权，不过赏赐和惩罚罢了。明确地劝善、显示地惩恶，自古以来国家兴盛之时，从未废弃其中任何一项；因此公道得以推行，人心悦服。臣伏见任宫观的邓友龙，起初在朝廷任职时颇得士人声誉，自称慷慨有为，也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朝廷因为他勇于追求功名，未及详细考察他的实际才干，便把重权交给他，使他不受中途牵制。但邓友龙疏阔粗略，缺乏持重的操守，固执昏暗，没有面对敌人的谋略。朝廷准许他便宜行事，正是要他斟酌敌我形势，审慎衡量进退；即使一时没有取得有利时机，也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以求万全。邓友龙却没有想到受托责任重大，毫无忧患意识而轻信上级；他违背朝廷的指示和督促，军队出动后终于使功效未能显现，而朝廷正深感忧虑。既然职任是宣扬军威，罪责将由谁来承担？幸亏陛下明察万里，察知他辜负胜任之责，改授给久负声望的人。邓友龙本应上章承认过错，屏息等待命令；但听说道路之间传言，他仍然安然自处，还希望入台任职。身为纪纲风宪的首要官员，怎么能这样？虽然陛下曲意加以保全，给他祠禄，但他既然辜负任使，却立即得到优闲职位，赏罚劝惩不明，公论仍未平息。’ 希望圣上裁断，将邓友龙特加贬黜，以彰明国家典法，天下幸甚。

译卫泾又论▯师旦，奏称：‘臣仰想上天眷顾宗庙社稷，启发圣上的心意，使陛下奋发英断，贬斥流放凶恶之徒，重新确定君臣上下的名分。正当陛下亲自总揽万机的开始，号令推行，应当像风雷震荡一样，然后才能振动群臣的听闻，收回君主的威权。臣本来庸碌浅薄，却在这个时候错误地承受陛下亲自提拔，滥居宪府长官。接受任命那天，臣就已经具奏列举两个凶徒的罪恶；弹劾之后，谏臣接连论奏，给事中、舍人封还驳正，众人都在注目，等待陛下革新的政令，但侧耳等候四天，仍没有看到施行。臣考察其中缘故，是因为臣第一篇奏章中的小贴子谈到▯师旦本是韩侂胄的奴仆；他因出卖将帅，放任韩侂胄窃取兵权，使韩侂胄对上误国、对下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师旦还没有依法处死，刑罚轻重便已经失序。师旦失败以后，三省、枢密院中有史达祖、耿柽、董如壁三名吏员立即掌权，贿赂公然流行。从前师旦出卖的只是军队统帅；自三名吏员掌权以来，监司、郡守和职事官也都可以用钱买取。韩侂胄的进退任用和罢免，只听三名吏员的话；以至调动军队、变换将领、征发钱粮，同列官员都不得参与知悉。’ 三名吏员即使对执政官也蔑视不屑，放纵横行到这种地步，他们误导韩侂胄太多了。加上陈自强未中科第时，又曾寄居在史达祖家；后来身为宰辅，却只以弟弟的身份称史达祖为兄。士大夫中那些苟且卑贱、毫无羞耻而求取差遣的人，必定先登史达祖的门，就像市井中议论物价一样，专门以金帛多少决定是否给予。四方传闻，甚至有‘史丞相、耿参政、董枢密’的歌谣。公吏贪赃，仓法称为重禄；赃物满十贯，便发配广南，这是现成的法令，起初并不因官职高低而有所区别。三名吏员的赃物，大概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何况韩侂胄、陈自强都已经被诛杀流放，韩侂胄甚至家破人亡，师旦却安然住在好地方，三名吏员各自拥有丰厚资财，还到处寻求关说。臣所奏的文字已经得到圣旨依准，却仅仅因为三名吏员的缘故拖延诏令，委曲求全；这样难道是陛下的刑政只施行于公卿，而不施行于胥吏吗？凭什么使人心服？凭什么号令天下？况且臣的章奏因三名吏员而被阻止搁置，怎么能够激励风纪，振举纲纪，在上辅佐陛下大有作为的意图呢？因此臣不避斧钺，再次冒昧奏闻。伏望陛下特赐圣断，下令广东提刑亲自临场察看，将▯师旦处斩；仍下令大理寺，将三名吏员彻底根究审问，依法施行，以伸张国法，使公论快意，臣不胜幸甚。’ 卫泾又奏请按劾郭荣，请求将他贬黜，奏称：‘臣查考湖南飞虎军，自淳熙年间由帅臣辛弃疾奏请创置，至今将近四十年，不仅足以弹压蛮猺，也足以防御边境上的北方敌人，使他们颇为畏惧，号称虎儿军。开禧年间用兵时，曾经调发这支军队；只是由于统御没有方法，分隶安排不当，士兵和将领平素互不熟悉，徒然导致挫败，人人都为此惋惜。如今盗贼已经平定，正应当依靠主管军队的官员洁身奉公，抚慰训练士卒，振奋整饬士气。假如任用的不是合适人选，只专门贪婪苛刻，关系利害非同小可，也关系帅府，臣怎敢因为害怕结仇而不替陛下陈述呢？臣伏见武翼郎、飞虎军统制郭荣，贪鄙庸碌而糊涂，全无见识。先前因为峒寇在鄂州突然发动，鄂州派郭荣率领五百名大军前来防守；他拥兵养寇，起初没有战功，却通过钻营奏报功劳，升官三级，进而升任统率，赏赐可以说很优厚了。他难道不应当想到奋发努力，以报答国家恩典吗？自从担任军职以来，他一心搜刮聚敛，充实自己的钱袋，巧妙经营馈赠贿赂，侵吞盗用官钱，残酷役使士卒，罪状很难一一列举。姑且只挑出危害军政的事情来说：郭荣籍贯在鄂渚，因而就在当地安家。近年他的私宅及房廊等处失火蔓延，他总是支取军中钱物，以修缮寨屋为名，买山伐木，编扎篱笆、木筏，顺流运下；役使军中工匠修治加工木材，制造防御隔栏，动辄使其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装运发送。至于烧制石灰、木炭，也都运到鄂渚，交给他的亲戚严三官人，让他趁时机高价变卖牟利，将所得价钱加倍侵吞为己有。军士来回搬运的费用，则责令他们自己准备。至于本军打造衣甲器械，从臣到任以来，陆续支拨钱帛二千余贯；郭荣实际创置的不到十分之二三，很多是过去征讨捕盗时发放出去的器甲，已经销毁破损，撤戍后缴回时却没有收存入库、留在军中。开始修补上报时，似乎还稍微按实际办理；后来采用吏胥的计谋，以旧换新，工料粗劣马虎，妄自报销的数额反而更多，全部把剩余部分落入自己手中获利。甚至有军中掌管文书的人拿着历日控告他克扣铁、炭和物料，案卷仍然保存着。他贪污猥琐的事情中，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如派出戍守士兵，责令他们从事转运贸易，深入两广，收买箭杆、牛皮和军需物资；每逢江鄂荆襄戎司派人筹办物资，或托他们代为收买，他便抬高价格从中取利，归入自己囊中。这与市井贩夫有什么区别？难道是统领军队的人应当做的事吗？戍守轮换后，将佐回到本司，他必定强令他们用转运贸易的利钱买来银两缴纳，全部收入私库；稍有不合他的心意，便制造事端，搜寻过失，有的人还遭到毒手。等到将佐职位出现空缺，保举证明、升迁差遣也不再比较劳绩能力，只以贿赂多少决定可否。本军有营田庄、房屋租赁、租地钱和营运钱，本来是用来置办器械、修缮营寨、充作激赏费用的，却全被肆意侵夺搜刮，所剩无几，士卒不堪劳役。又加上刻削贪虐，使士卒贫困不堪，很多人逃亡后沦为盗贼。潭州曾经捕获一伙强盗，原来是本军的刘胜为首。他在公堂上被提审时，声称统制刻薄剥削，军人无法存活；这也使军中许多人对统制怀有怨恨。本军过去有一处漏泽园，是供士卒埋葬的地方，荣却仓促开垦，在那里修建亭台馆舍、种植花木，供自己游乐，又播种粟豆，企图获取微利。挥锄时白骨纷纷显露，路过的人都为之伤心，荣却毫不顾忌。古代的良将，即使军队进入敌境，也尚且不毁坏坟墓，不平毁父兄的坟茔，使敌人的子弟看见；谁会独独没有这种恻隐之心呢？稍有见识的人，哪里忍心这样做？臣从去年冬天起就看见舆论沸腾，多次告诫他，仍然张榜严禁，但荣心中毫不自安，曾想上陈请求离开军队另行任职。臣希望他还存有悔改之心，或许图谋日后有所补效，所以迟疑了数月；后来见他仍沿袭旧日作风，贪得无厌，像溪壑一样无法填满，丝毫没有自新的意思，实在不能再置之不理。何况如今敌人内部发生争斗，正应当训练军伍，警戒意外。

译像荣这样贪婪凶狠、刻薄寡恩的人，平素已经失去士卒之心，平日闲暇时士卒尚且心怀怨愤，倘若有征调命令，谁肯替他效命？如果不立即斥退他，必定会贻误军务。臣不敢不冒昧烦扰圣听，倘若陛下因为他在山前参与讨捕曾有些微劳绩，便免于追究，也请陛下圣裁，特地下令将荣削职黜退，稍稍惩戒他的贪婪刻薄，另选公正廉洁而有才干武略的将领，作为士卒的表率，整饬军政，使军队恢复旧日面貌，以备一旦有缓急之事，臣将不胜荣幸。刘光祖上奏说：臣才能浅陋，却被置于宪府任职，任职仅超过两个月，已多次纠察官员奸邪之事，并一一防陛下主持施行。臣感激奋发，自己想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近来臣私下看见陛下在潜邸时的卑微属吏吴端被任命为带御器械，谏臣三次上章，陛下亲笔批示可以依从，已经形成指挥。因为这件事，寿皇在潜邸时的属吏孙珰也萌生了求取恩宠的念头，转任观察使；给事中封还诏书，违背了御笔，又命令将诏书送书读。十日之内接连发生这两件事，舆论纷纷，仰面议论圣明。臣的职责是弹劾那些不安分守职、侥幸求取且贪得无厌的臣僚，这正属于应当弹劾的范围。如今吴端、孙珰竟敢越分请求，臣没有立即弹劾，已经是没有尽到职守。只是因为谏臣和后省已经发言，臣不必再另行上奏。如今却因两个卑微属吏的缘故，使给事中、谏官的论奏不能施行，侥幸之门大开，又劳烦人主亲自下笔批示训止，事情的体统非同寻常。臣如果默默不言，岂不是辜负陛下对臣的任用？臣认为天下极其广大，能够统辖维持天下的，不过依靠人主权力的尊严、纲纪的严明和名器的贵重。掌握这三点，守住而不丧失罢了。如今却把吴端、孙珰这样的微贱小人任用于属鞬之职，越级进入廉车的选任范围，列入侍从之班，使那些凭军功和武力起家的士人、外戚和勋旧之臣，有的以与他们同列为耻，有的以位居他们之下为羞，这样一来，名器不是太轻贱了吗？谏臣论列，后省封驳，本来就是他们职分内应当做的事。如今却反而重改这两人的任命，轻易违背给事中、谏官的本职，纲纪不是太亏损了吗？人主的威势，如同上天；上天岂可亵渎？小人毫无见识，祈求恩宠，竟使人主的命令变得轻慢。等到臣僚有所进言，又使陛下屈尊亲笔训谕，这样一来，君主的权柄不就受损了吗？这两件事，可以说是一举而造成三种过失。臣如果不说，就是辜负陛下；说了而不能施行，又增加人主的一种过失，这是臣深深忧惧的。然而臣之所以断然有所控告上奏，是因为臣恭敬地考察《绍兴圣政》：讲筵所供职的人以经书进献而受到推恩，内门下后省的私名慕允中改换为进义副尉，仍注明不得作为非泛补授。左司谏唐煇论列此事，请求追回改正。高宗说：既然有成例，就应当依照成例施行。席益说：这件事本来就有先例，应当按照圣意施行。然而只是授予副尉，却烦劳谏官据理争执，请求陛下姑且同意唐煇所奏。高宗说：这是小事，不关系国家体统。吕颐浩又与席益坚决请求依从唐煇的意见，高宗答应了。当时君主和宰相所重视的，就是谏官的体统。何况如今吴端越级接受接近要害的职务，更不是小事，而谏臣已经三次进言，这件事的体统，究竟哪一件轻、哪一件重呢？吴国长公主为女婿郑珙请求转授两级官职，并添差为浙东帅司参议。给事中贺允中封还驳正。高宗说：诏命下达已经超过两旬，郑珙也已经接受了差遣敕书，现在才开始封驳；转官词头恐怕不合旧例，可以告诉他送书读。宰执退下后，将圣意告知允中。允中仍上申坚持自己的意见。第二天再次进呈，高宗说：虽然稍微晚了一些，但所论极有道理，应当曲从他的意见。沈该等说：谏诤能够实行，言论能够被听取，使进言者得以安心，这是盛德之事。如今孙珰的任命刚刚发布，给事中便据理封驳，也一定有他的缘故。况且对于长公主的请求，与宫邸属吏的请求相比，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高宗中兴时的规模制度，足以留给后世训诫。今日臣的意思是，陛下必定不会最终顺从小人的私情，请因此成全并废止国家的公法，所以臣才敢冒死竭力陈说。陛下如果俯从微臣的请求，就是把三种过失转变为四种美德了。臣以这四种美德仰望陛下。伏望陛下出于圣意决断，追回改正吴端的任命，免得福气反而超过应得之分而导致灾祸；又考虑孙珰并无功劳却被任为观察使，外间舆论终究认为不当，特赐停止此事。这样，名器就没有理由被轻贱，纲纪就没有理由被紊乱，君主的权柄就没有理由受损。陛下刚健威严、明察果断以及听取言论、采纳谏诤的德行，一日之间就会在朝廷内外显著传扬，足以仰承高宗的制度规模，不辜负寿皇的托付。这是盛美之事，臣岂能不倾露愚诚，冒犯天威？臣心情激切，等待陛下命令，谨录此奏上报，恭候敕旨。光祖又上奏说：臣昨日十八日封进奏章，论说吴端、孙珰升转任用属于侥幸，给事中、谏官各有奏章。陛下迟疑于改命，劳烦亲笔下谕加以制止，给事中、谏官便不再坚持原来的奏议。臣因此反复忧虑，认为从今以后台谏、给事中、舍人将无法履行职务，而那些攀附权势、奉承使令的人，各自都会认为人主恩宠了自己，外廷臣僚又能把我怎么样？今后应当进言的人会害怕进言，不进言反而比起初没有进言更好。臣想到这里，内心像被焦灼一样，所以冒昧具奏。小人越分侥求，使名器、纲纪以及人主的大权三者一并丧失。臣竭尽忠心，贡献愚见，再没有保留，俯伏等待命令。如今已经三日，还没有听说发付外廷施行。臣是执掌宪法的官员，所关系的正是国家的宪令。如今小人干请而越分，臣本应纠弹上奏。公法如果竟不能施行，就是臣不能守住职守而辜负陛下的委托，使微贱琐屑之人仍能有所依凭以逞其志。今后如果不再知道有台纲，那么陛下又何必设置这个备位的台臣呢？臣忧虑堤防从此荡然无存，不敢再按通常礼数，只说一句便停止，谨再次具奏，仰烦天听。伏乞陛下查考前一奏章，早日赐予圣断施行。谨录奏上报，恭候敕旨。

译光祖又上奏说：臣昨日冒死两次封进奏章，请陛下姑且将吴端的任命、孙珰的转官，特意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使台谏、给事中、舍人不至于辜负自己的职守。因为台谏、给事中、舍人正关系着朝廷的纲纪，既然已经有论奏，就不可苟且停止。臣在数日内接连烦扰天听，收敛自身，战战兢兢等待陛下准许。今日宰臣派都司来传谕圣意，臣究竟是什么人，竟劳烦陛下亲自训诫，惊惧汗流如雨，本来应当遵奉君父的教诲，不应再有奏陈。可是再想到臣是孤立偏远的微臣，蒙陛下亲自擢拔，置于言路，使臣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说了就竭尽无遗，尚且害怕不足以报答陛下。如今明明知道却有所不说，说了却有所不尽，即使陛下宽恕臣而不责罚，臣难道能不在内心惭愧吗？臣又想到本朝家法，历代圣主相传，大多能屈己从人，虚心听谏。这正是圣上屡次亲口提到、圣德最优长之处。如今孙珰的任命，陛下因为他服侍寿皇四十多年，所以令他转任观察使，陛下侍奉亲长的孝心，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臣愚昧地认为，更应深惜名器，竭力维护纲纪，使君主权柄日益尊重，而左右近臣不敢妄自干请。陛下的志向和功业如此，想来也是寿皇最乐于听闻的。至于吴端，给与还是收回都由陛下决定，又有什么困难呢？陛下出于恩情授予他，臣僚出于义理提出请求，陛下舍弃私恩而取用公义即可。《诗经》说：宫中敲钟，声音传到宫外。臣听说陛下在宫廷之内，对左右近臣的请求多有裁抑；陛下之所以守持祖宗的法度，外人没有不知道的。比如外戚得到私恩，陛下从未让他们因过分恩宠而骤然获得富贵，这是最为长久的做法，也是朝廷内外共同信服的。如今却因为宫邸中一个微贱琐屑的属吏，认为他的阶官已经很高，任命并不算越级；然而舆论却说：属鞬之职是接近要害、应当慎重选授的职位，不能只根据阶官来判断。前后任用提升的情况足以考察。如果吴端稍微懂得道理，听说臣僚多次上封章，就应当再三上奏辞谢，说不敢以一个卑贱臣下的身份仰累圣德；将来或许可以希望陛下成全他到这种程度，使他能够保有自己的福禄，并深知进退的恰当。如今他却安然接受，反而使人主免不了有丝毫可议之处，吴端的罪过就很大了。臣既然已经承受圣谕，如今处置全由人主决定，自当退下听命；但心中所怀的意见，也必须一一陈述。臣本想等待当面奏陈，但尚未得到召见答对的日子，不敢不在今日立即叙说并致谢，仍然竭尽自己的愚忠。伏望圣慈宽恕臣僭越冒犯的罪责，尚且赐予采纳，使后来为臣的人都能勉力履行职务，不至于畏缩自保而全然忘却国事。光祖又论奏陈贾、黄抡说：臣私下认为，台谏的职位，自古就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担任。本朝以来尤其重视这种选任。居此官位的人，有的因刚正直言而一时得罪人主；有的因回邪害正而在万世清议中获罪。一时得罪人主的，人主最终还会因为清议而重新任用他；在万世清议中获罪的，人主最终也会因为清议而鄙薄他。史籍所传，这样的事前后不止一例。臣谨考察，前谏议大夫陈贾和现任右正言黄抡，都受到清议非难，辜负了人主的任用，可以说是圣明时代的罪人了。考察陈贾的为人，阴险强悍，工于心计，以奸邪反复的面目进入台谏之列，不想着报国，只施展他的奸诈狡黠，迎合并操弄君主的心意。几年之间，他升任谏省长官，没有吉士忠纯的心意，却有小人掮客般的作风。包庇他所私护的人，排斥驱逐异己，纵横请托，把祸福系于别人是否依从，喜怒任性，风波从他的咳唾之间产生。像陈贾这样的人，正是真正倚仗权势制造威势、假托公事行奸邪的人。王渥从四川茶马司任上回朝，所得财物数十万，没有人不知道。陈贾身为谏诤之官，却接受王渥大量的财宝、锦缎和蜀地珍品。既然已经被利欲侵蚀，便一味替王渥弥补遮掩，两人的情分日益深厚，陈贾所说的话也都只是应声附和。寿皇因事情察知陈贾与王渥私相交结，认为他不正直。当时陈贾如果不是因忧患而归乡，就必定会因获罪而离职。为什么呢？他身在言路，却屡次因受贿而闻名，包庇贪婪之人、排斥廉洁之士，对清议再无顾忌。寿皇圣明，洞察深远，他哪里能逃过察看？然而却任命他为集撰、典掌大州，这难道不是君子的不幸、小人的独幸吗？至于黄抡，志趣平庸浅近，资质性情谄佞柔弱。陛下偶然在进对时发现他，以为他是淳厚朴实之士，便擢拔到言路，难道不是希望他公正忠诚吗？朝廷有过失，希望他能够秘密进言规劝启发；但黄抡的奏疏一出，听到的人都惊骇。况且陛下想恢复补阙、拾遗的名号，起初并不是要督责谏臣。诏书中诚恳勉励，臣子都受到感动；一去一留，事情已经确定很久了。黄抡却在事情确定之后，妄称臣下是在夺取名声、把过错归给君父。陛下听到他的说法，其中没有尊君亲上的意思；听到他以直谏获罪的说法，即使天道宽容，难道是圣心所乐意的吗？罢免这两人，也是臣的职分；但众人都感到迷惑，实在是黄抡造成的。臣当时读到黄抡这篇奏疏，惊叹得失声说：哪里有身任谏官却厌恶别人忠诚进谏的人，又使陛下真的背上惩罚谏臣的名声？这与诏书的意思特别不同，都是黄抡用奏疏中的说法误导圣听的过错。后来陛下深沉的心意逐渐察觉此事，想要选择台谏官。臣不知道黄抡有什么顾虑和疑惑，却急忙上封奏章。他竟说，恐怕陛下听从臣推荐的人，各自都有私意；陛下明察洞悉，没有采纳黄抡的说法，中外听说后，都称颂圣德。黄抡先前说了一句话，使人主厌恶臣下进言；后来又说了一句话，使人主猜疑臣下。他这样做，难道符合臣下黄抡的职分吗？臣昨日上殿，本来首先想弹劾黄抡议论邪曲谄媚，不配担任谏官。又想到台谏本是一体，攻击得太急，所以在奏疏一千多字之后，才深切地提到此事。黄抡来见臣，面色羞愧；臣虽然勉强替他开解，使他离去，但料想他一定会请求外任以求自全。黄抡察觉臣的态度稍稍宽缓，便又自称事情起初并非自己的意思，推诿给别人来为自己解脱，还向臣谄媚以求安稳。臣因此鄙视黄抡的为人，见他依违反复，不能保全一点小嫌疑，却要标榜大义，这是臣绝不能退让的。臣对于陈贾、范处义、黄抡三人，本来就一直鄙薄，也常常痛恨他们辜负君恩。如今范处义的罪行败露而离职，像陈贾这样的人即使不重重治罪，也应当罢免其郡守之职以安慰人心；像黄抡这样的人，即使陛下施加宽恩，也应当让他补任外官，以堵塞公众议论。臣尽力直言，孤陋笨拙，不顾自身安危，上有所恃的是陛下教导臣坚守原则、不可动摇，臣愿以死报答。伏望陛下明察臣的愚忠并加以采纳，圣断立即施行，使四海传诵，臣将不胜荣幸。

译当时韩侂胄掌握国政，武学生华岳上书说：近来十多天以来，京城士民徘徊四顾，仿佛将要失去自己的家室；各军的妻子儿女暗中哭泣、含悲忍泪，仿佛将要被赶入水火。市场街巷议论纷纷，想说话又闭口不言，对传闻感到惊骇，没有人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臣慢慢考察后，便知道侍卫军队的调动日益秘密而频繁，枢密机关的传递文书像星火一样交相奔驰，军事行动的役使比平时增加了一倍，邮传的路程也比过去加倍。于是知道陛下将要对北方用兵了。韩侂胄凭借外戚亲属关系，身居极品之位，专擅掌握权柄，公然收受贿赂，蓄养无所顾忌，把吏员仆役当作心腹，买卖名器，私自授予爵赏，窥视神器，暗中觊觎宗庙社稷，气焰日益炽盛，没有人敢接近。这是身居我腹心之地的外患。朝廷大臣中，有人凭庸俗琐屑的资质，请托韩侂胄而骤然进入政府；有人凭谄媚奸佞的本领，阿附韩侂胄而获得显贵。陈自强年老而不知羞耻，贪婪而不知停止，私下培植党羽，暗中结交权门；凡是他办理政事，只知道有韩侂胄，不知道有君父。这是身居我股肱之地的外患。爽奕、汝翼等李氏诸人贪婪怯懦而没有谋略，倪僎、倬杲等郭氏诸人出身富贵却无所作为，吴氏诸人倚仗宠幸专擅僭越，彭氏诸人庸碌软弱而不成材，皇甫斌、魏友谅、毛致通、秦世辅等人败坏军心、摧残士气，以至于陈孝庆、夏兴祖、商荣、田俊迈之流，也都凭一个士卒的才干，各自得到掌握军队、专擅号令的权力，平日剜取民脂民膏、刻削百姓血汗，拿来贿赂韩侂胄，因而通达显贵。饥寒交迫的士人，都希望吃他们的肉，却无法如愿。万一陛下把大事交给他们，他们自身的性命尚且保不住，哪里有余暇替陛下筹划呢？这是身居我爪牙之地的外患。程松靠纳妾求取知遇，有的通过把妹妹送入府中，有的通过把妻子献入内阁；鲁□把儿子进贡为郎官，富宫则以平庸无能之人充任职位。这是身居我耳目之地的外患。▯师旦让污秽的官吏冒充节钺之臣，像牙侩一样买卖名爵；周筠让隶卒冒充掌管军事的将领，买卖将相职位。这是扼住我咽喉的外患。他们所谓的外部敌患，实际上还不值得忧虑；而这些内部外患，已经遍布我全身了。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中国之所以尊贵，正是因为一切都听命于陛下。如今授予和剥夺的命令、贬黜和升迁的权力，又不出自陛下，而出自韩侂胄，这就等于我们有两个中国；命令又不出自韩侂胄，而出自▯师旦、周筠，这就等于我们有三个中国。女真凭区区之地，尚且能够逼迫我淮河、汉水一带；难道外患已经处于我们的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和咽喉之处，却不能侵凌我们的宗庙社稷吗？难道一家之中各自成为秦越之人，一条船中各自成为敌国，还能够制服远方的敌人吗？近年来军队都在剥削，士卒便自行仇视将领和佐官；百姓都受到侵夺搜刮，百姓便自行背叛守令。家家各自成为战场，这又是在为我中国开启亿万仇敌。如今不致力于除去我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中的外患以及亿万仇敌，却想要抽空全国军队、耗尽国家财力，同远方敌人在血刃相交、尸体遍野之地作战，难道不是把心思用错地方了吗？臣曾推演兵书：自去年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以来，吴分四神直符对临荆楚，始击蜚符旁临瓯粤，青门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杀黄道正按于燕赵。按照成法推考，主算最长，客算最短。用兵以先发动为客，后发动为主。自太岁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间，都不利于先行发动。倘若敌人背弃盟约、违犯义理、侵扰我边疆，到了事情实在无法避免时再应战，那么就能反客为主，还可以说或许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若国家主动挑起事端、倡议谋划，那么将帅内部离心，士卒从外部叛离，百姓肝脑涂地，鲜血染红千里土地。这是天数不利于先行发动。何况将帅庸碌愚昧，军民怨恨，马政没有讲求，骑士不熟练，豪杰没有出仕，英雄没有收用，粮饷不充足，地势险要没有巩固，山寨没有修缮，堡垒没有设置。即使我拥有披甲士卒百万、粮饷运输千里，军队出动也不会成功，不交战就会自行失败。这是人事方面不利于先行发动。臣希望陛下先除去我们自身的内患和中国的外患；这些都除去以后，公道便会开明，正直之人便会得到任用，法令自然施行，纲纪自然端正，豪杰自然归附，英雄自然投奔，被侵占的疆土自然收回，中原自然恢复，天下自然达到和平，四海自然进入仁慈长寿的境地，哪里还要等待兵革呢？否则，乱臣贼子毁坏冠冕、撕裂衣冠，吟诵九锡隆恩之诗，倚仗贵势而自以为无人可比，私纳妾媵，暗中控制将相，把军士当鱼肉宰割，使生灵涂炭，毁掉百世长远的谋略，损害十庙留下的基业。陛下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想不和他们一起灭亡，灾祸也已逼近自身，权力也已落入别人手中，只能低头等待结局，还能有什么办法挽救呢？事情尚未发生时，难以取得别人的信任。臣愿把自己交给廷尉审理，等到军队出征用兵、劳师凯旋后，如果事实证明臣错了，就斩下臣的首级，传送四方，以此作为天下欺君罔上的人的警戒。倘若真的发生战事相继、败亡不断，强敌从外部进攻，奸臣在内部叛乱，且都与臣所说完全相合，然后请允许臣归老田里，永远成为不齿于人的百姓。奏章上给韩侂胄后，韩侂胄大怒，把他交给大理寺，贬谪关入建宁的圜土。郡守傅伯成怜悯他，命令狱卒让他可以出入，不要拘系。当时史嵩之服丧期满，朝廷有意起用他。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英和监察御史黄师雍猛烈地论奏史嵩之。翰林学士李韶与同列从官抗章说：臣等谨按《春秋》桓公五年记载“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春秋》开篇以来，没有君主、没有亲属关系的国家，没有比郑国更严重的；庄公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经文中，从未写“王伐某国”，却写“王”，又写“伐”，以显示郑国不奉王命，天王应当公开宣布其罪而出兵讨伐。此前也从未记载诸侯跟随天王征伐，只写“三国从王伐郑”，又显示诸侯没有跟随天王讨伐罪人，只有三个弱小国家前来，不足以伸张天王的义理。经文起初并没有因为郑国曾经担任王的卿士，就减轻对它征伐的评价。如今陛下不能正治奸臣之罪，过失不只在陛下；大臣和百官不能辅佐天子讨伐有罪之人，也都是《春秋》所不赦免的。请陛下以《春秋》的义理裁断，赶快赐予处置。

译理宗宝祐元年，起居舍人牟子才上奏说：臣听说君子对于小人，就像阴对于阳，不能彼此完全消灭，但消长有一定规律，也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增损的。先儒认为，圣人作《易》，对于阴阳不能相互消灭这一点，已经用刚健、柔顺、仁义之类加以说明，并不偏废一方；至于消长之时、善恶之别，也无不着意扶助阳、抑制阴。阳属于君子，阴属于小人，固然不能彼此完全没有，也不能互相混乱；既不能混乱，更不能互相侵害。《泰》卦的内卦刚健而外卦柔顺，内为阳而外为阴，内为君子而外为小人，所以特别强调内外的区别，使界限清楚，不相混杂。君子得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进用而有所作为；小人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即使退处也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把它命名为《泰》。《泰》的意思，就是安。也就是说，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而互不相害，这才叫安定。自古只有尧舜时代足以符合这一点。三代以下，治乱没有常态，但不过是由两条道路造成的：任用君子就排斥小人，任用小人就排斥君子，从未听说君子、小人并用。任用君子就能治理，任用小人就会混乱，也从未听说君子、小人同时任用而能够长久安定、没有祸乱的。既然如此，拥有天下和国家而想长久安定、没有祸乱，就必须从辨别君子和小人开始。不明白君子小人的区别，却抹杀二者的不同，混淆贤能与否，还说“我将以此求得安定”，那不过是侥幸罢了，并不是圣人达到《泰》卦之治的道路。臣曾经读本朝元祐年间的事，私下深有感触。元祐之所以成为元祐，是因为任用君子、退斥小人；元祐后来之所以成为绍圣，是因为君子和小人并用。当元祐四五年时，当时的进言者已经凛然以正邪不能辨别为忧虑。朱光庭说，用人之际，应当在善与利之间加以明察，使正直之臣日益进用，使奸邪之臣永远退斥；范祖禹说，奸险之人在上会危害政事，在下会败坏风俗，大则倾覆国家，小则残害善类，不应让他们居于职位，以免成为后日祸患；苏辙说，君子和小人的形势如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争斗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不可被浮泛议论迷惑而引他们共事；王岩叟说，小人没有才能，就不值得畏惧；小人而有才能，才值得畏惧，应当明辨并竭力遏制，不要让小人混杂其中。他们的话都深切明白，反复详尽；对于《泰》卦，无不援引作为依据。他们认为，保全泰平的道路在于此，毁坏泰平的道路也在于此，难道这是私人的忧虑和过度的筹划吗？假如当时完全采用他们的意见，断绝祸患的萌芽，培植治理的根本，即使让元祐之治延续百年也是可以的。无奈调停的主张盛行，即使贤如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也被它迷惑。杨畏、邓温伯、李清臣都是小人中的强者，却被引入心腹，使他们得以乘隙钻营，暗中倡导邪说；绍述之论由此兴起，君子从此一天也不得安宁。党禁之祸形成后，即使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也都不能免于报复之祸，那么调停的主张实在也是疏忽了。终于使国家遭受祸败，到了宣和、靖康之事，后悔不尽；而朱光庭、范祖禹、苏辙、王岩叟这些人，独自获得了善于识见的名声，难道不值得痛哭流涕吗？伏望陛下临政求治，已经将近三十年，本来应当达到元祐之治，却危急得将要走向绍圣甚至宣和、靖康；本来应当达到泰平，却渐渐走向《姤》卦和《遯》卦。陛下也曾想过其中的原因吗？陛下并不是从未任用君子，只是没有专一地任用君子。陛下并不是从未驱逐小人，只是没有彻底驱逐小人，所以形势不免使君子、小人并用。君子和小人，形势上不能并立；把他们同时任用，就是正邪互相倾轧，使他们在下相互争斗，哪里有安定的道理？陛下试着看看三十年间，君子和小人多少次进退，多少次失败又复起，多少次胜负相替，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止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陛下看见这种情形，却不察究其原因，认为那些纷争喧竞都是君子的过错，小人又乘机排挤陷害他们，认为一定要除去君子的同类之后才能安定国家，这就更加错误了。所以事情开始于君子、小人并用，最后却变成君子日益空虚，小人日益强盛。臣私下认为小人不被驱逐，其危害大的有三方面：损累君主的德行，危害治理的体统，败坏善类。臣冒昧为陛下全部说明。小人的本性本来就巧诈邪恶，又敢于欺骗诬陷；他们狡猾的手段足以迎合人主而取悦，淫邪偏颇的言辞足以夸张造作、变幻事实，把黑说成白，指鹿说成马，用这些来迷惑人主的视听、扰乱是非，甚至借人主的喜怒来成就自己的威势和福祸权力；他们以正论为耻，就厚颜诬陷君主，说君主不能接受臣下责难。他们暗中推进邪恶谋略，却把过错归给君主，以逃避公众舆论，于是使毁谤议论到处流传，君主的声誉和光彩不能显扬。这就是欺骗诬陷的言论对君主德行的损累。小人的本性本来就倾险危迫，又喜欢反复无常：形势在那一边时，开始趋附最后背叛；形势在这一边时，开始背叛最后趋附。他们闪烁飘忽，踪迹诡秘，机巧险诈，侧身谄媚，情态乖张。他们的样子像三次变化，行动柔顺、委婉进入，善于说模棱两可的软话，用卑下的言词曲意迎合取悦。他们的样子又像两头来回，内怀三变之心，施行两头逢迎之术，只看形势所趋来决定向背。这就是反复无常的言论对治理体统的危害。小人的本性本来刻薄，又善于激发事端。上面厌恶喧嚣争竞，他就说：这是好名声，是多嘴多舌。上面厌恶结党，他就说：这是某党的成员，是相互勾结。上面厌恶荒诞妄言，他就说：这是欺骗蒙蔽，是浮夸矫饰。他们凭借虚假言论造势，伪造毁谤，兴起讹传；他们的谗言像锦绣一样巧饰，言辞巧妙如簧，表面上假装进献忠言，暗中实际上是在激怒君主。他们的手段一旦得逞，势力便随之形成，怀着枭鸟般的狠心、毒蛇般的恶意，没有什么不敢做的。这就是煽动造作的言论对善类的危害。这三种危害，虽然有千条岔路、万种手段，变化多端，却不怕君主日后悔恨忧患，只顾推行自己的言论；不顾国家的忧患危急，只顾伸张自己的意志。

译他们不顾君子陷于困顿败亡，只求实现自己的说法。造成的祸害如此猛烈，难道还能让他们有一天混杂在君子之间吗？如今全国所说的小人，陛下也知道应当驱逐。臣认为，驱逐小人并不难，难的是辨别小人。驱逐一个小人，确实是一个小人；但怎么知道驱逐一个小人之后，不会又有另一个小人进来？能够辨别他们，就接近于治理的关键了。君子和小人，就像数一和数二、辨别青色和白色一样，辨别并不困难，关键只在陛下的内心。陛下如果能够致知格物，以此明察内心；轻视财货、重视德行，使内心专一；明察目力、通达耳聪，使内心广大。使这颗心的本体像秤一样平，像镜子一样空明，既不失去本来好恶的真实，又能够掌握判断是非应然的准则。那么所谓君子、小人的情状，本来就无法逃过陛下的观察。陛下又根据他们贤能与否、曲枉与正直的所在，分别决定任用还是舍弃、升进还是退斥。柔弱邪曲、巧言谄媚、迎合圣意的人一定斥退；刚正方直、鲠直明亮、敢于冒犯君颜而苦口进谏的人一定容纳；轻浮敏捷、巧言善辩、狡猾聪慧而刻薄的人一定疏远；庄重安静、温厚纯正、朴实丰茂的人一定亲近。出入多方、暗中另有主张的人一定屏退；忠信不二、孤立而没有朋党的人一定任用。去除庸碌猥琐、卑下混杂的人，保留耿介挺拔、卓异不群的人；去除凶狠暴戾、像掮客一样钻营的人，任用宏大刚毅、仁惠和善的人；惩罚急躁争竞、没有廉耻的人，擢拔安静退让而有所操守的人；罢黜阴险深沉、心机隔阻的人，选取明察通达的人。不要因为乡愿之流而改变对狂者、狷者的判断，不要因为宠幸之人而嫉恨庄重之士，不要因为外表美好却有隐患的病患而拒绝苦口的良药和针砭。这样忠与邪的位置就能确定，内外的界限就能清楚，难道不能达到元祐泰亨的治理吗？如今上面负责论思献纳的，多是寿儁忠正之臣；其次给事中、舍人、台谏，也都是端正明亮、纯厚诚实之士；下面百司庶尹，又能时时在安静共事、正直无私之余进献直言。陛下应当以他们的内心为鉴，不要让小人混杂其中；二三位执政大臣也应当去除牵累自己的私情，彰明平正清明的治理，消融朋党的意念，断绝反复的忧虑，一心一意地敞开诚心、传播公道之言，为进用君子、退斥小人创造条件；思考元祐诸老拳拳的忧虑，借鉴绍圣以来纷纷扰扰的事务，使邪正不相混淆，阴不胜阳，以成就《泰》卦内君子外小人的治理，难道不是很正确吗？否则，实际上就不能知道人才究竟谁忠谁邪，只是姑且听信他们一时忽然显得贤良、忽然显得奸佞的表现；这样，任用的人未必真正应当任用，驱逐的人也未必真正被驱逐，而所谓安定，正是祸乱潜伏之处。臣内心隐约的忧虑因此发作，冒昧进献盲人之言，实在怀着深切诚意。理宗时，浙东提点刑狱高斯得弹劾奏报知处州赵善瀚、知台州沈塈等七人倚仗权势虐害百姓，事情上报后却没有答复，反而改任江西转运判官。高斯得具辞免职，又上奏说：臣弹劾赵善瀚等七人，尚未听到批准的答复，固然怀疑一定有人结党营救，迷惑误导圣听。如今承受恩命改任，才知道果然如臣所料。赵善瀚是侍御史周坦的岳父，是贪赃官吏中的首恶，却被包庇于圣明之世。郑清之与他有旧交，又把州郡的凭符交给他。沈塈是同签枢密院事史宅之的姻亲。自祖宗以来，从没有监司按察官吏而一概不施行的；败坏法令、扰乱纲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臣身为使者，弹劾官吏却不能施行，反而得到改换节镇的恩命；如果贪图荣耀、冒昧接受任命，那么与世间顽钝无耻之人有什么区别？请求连臣也一并削职罢免，以警戒奉使而无所作为的人。高斯得任秘书少监兼侍立修注官，又上奏说：绍圣三年正月，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杨畏，知河中府右正言孙谔说，杨畏在元丰年间担任御史时，他的论议和趋向都与朝廷相合；到了元祐末年，吕大防、苏辙掌权，他便完全改变志趣而依附他们；绍圣初年，陛下亲自总揽政务，他又改变志趣，苟且迎合、勉强容忍，交相争斗执政大臣，倾覆扰乱朝政。直到今天，天下人都称他为三变。诏令杨畏削去宝文阁待制，仍任河中府；中书舍人盛陶说不敢起草词命下达，于是改任知虢州。臣听说，舜告诫臣下，把难以任用奸邪之人看作最紧要的难事之一，这是圣人深切屏除恶人的用意，不可不精心思考、反复体察。奸险小人容易迷惑人，却难以远离；圣人不仅要驱逐他们，还要战战兢兢、谨慎戒惧，唯恐这些人再次回来倾覆扰乱国家。如果畏惧之心片刻不存在，他们一定会乘隙窥伺，不久便重新到来，哪里可以忽视呢？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之间，反复无常的小人没有像杨畏这样严重的。利益在王安石一边，他就依附王安石；利益在吕大防、苏辙一边，他就依附吕大防、苏辙；利益在章惇、安焘、李清臣一边，他就依附章惇、安焘、李清臣，天下人称之为三变。国家的厄运和祸乱的根源，开始发端于符绍，在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年间发展到滔天之势，实在是杨畏造成的。像这样导致倾覆的人，难道可以接近任用吗？嘉熙以来，侍从之臣中本来就有些随世俯仰、追逐利益而改变立场的人，像杨畏这样三次变节。正当他的气焰炽盛、势力熏灼之时，他的力量甚至能够进退宰相，钳制言路，使善良之人畏缩不前，害怕遭受倾覆之祸。幸亏陛下洞察他的奸邪，不动声色地把他罢黜，天下人都仰慕圣德的明察。他退伏在闲散之地，难道一天也没有忘记重新出仕吗？只是还没有可以乘机而入的机会罢了。近来国家多有变故，局势逐渐动摇，他静观局势、暗自窃笑已经很久了。一旦借事议论进言，假托公议来触动陛下的思虑，而廷臣又不分先后地在奏章送到时加以荐引，使内外相互呼应，这样难道能说是没有意图吗？陛下如果听信他的说法，召他回来，臣恐怕杨畏一来，元祐年间的局面变成绍圣年间的局面，只在翻掌之间。何况近来从臣的奏议中，想任用嵩清以及□三党，倡导邪说来误害国事，他们包藏的祸心已经很深，如今又出现了佞人将要归来的迹象。邪气如此盘结，臣私下为国事感到忧惧。[原文“▯▯”有疑误]臣希望陛下深察安危存亡的关键，以舜帝难以任用小人为鉴。按照法令斥退那些近来进言的人，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使已经离去的奸邪之徒断绝再次被任用的念头，那么局面就会更加稳固，善良之人也能获得安宁。陛下变法更新、施行善政的初心，就不会走到中途而改变道路了。臣忧虑国事、眷爱陛下之情迫切，于是忘记自己的愚昧，只请陛下审察取舍。

译秘书少监汤汉上疏论奏：近年来董宋臣的声势气焰炽盛，他有力量排斥台谏、罢逐大臣，勾结凶恶的首领，恶行和劣德交相为害，以至酿成兵戈不断的祸患。陛下明察其中缘故，把他斥退并远远疏隔，臣原以为他将从此影迹俱灭。哪里料到阴气消散后又重新凝聚，冰块融解后又突然凝结？他一获得自由行动的机会，就图谋再次被任用。凭他余留下来的罪过，一旦又让他出入宫禁深处，在宗庙之中供职，这将再次触犯神人之怒，重新酿成祸乱的根源。上下都惊惶愤怒，大小官员无不咬牙切齿，而陛下却正在替他辨明，大臣们也正在同他和解，臣私下对这种错误的谋划深感痛惜。自古小人重新出仕，其祸害必定惨烈；他们将发泄怨愤，召集同党，使天地秩序颠倒。陛下的威严神明，有时竟不能自行施展，实在令人畏惧。中书舍人徐元▯上奏，缴还任命胡▯为宗正少卿的指挥敕令，说：臣听说君主如同上天，也是父亲。臣下立身于人世的朝廷，以侍奉上天的心来侍奉君主，就知道竭尽万物的生命也不足以报答上天的恩德；以侍奉父亲的心来侍奉君主，就知道耗尽全身的劳苦也不足以报答父亲的恩情。何况身为重臣，又亲近地承受皇帝亲笔任命的恩宠，应当怎样做呢？应当努力竭尽全力、自我砥砺，以报答君上的无穷恩德。如今胡▯读圣贤之书，难道没有羞耻和辨别是非的心吗？平日讨论政事，难道不知道三纲五常的正理吗？臣与胡▯同朝为官，又同属江乡，本来因为他年长而尊敬他；但每次听到他的言论，就发现其中有极大的谬误。官爵是陛下的官爵。胡▯曾任郡守而被罢黜，陛下选拔他入朝，置于郎省，连续受到亲自擢升，刚刚陪列虎观，忽然又掌管乌台之职。这不只是胡▯喜出望外，众人也都认为这是非常特殊、破格超迁的恩典。此时正是他磨砺节操品行、明目张胆、敢于论事的时候。可是胡▯资质低下，血气衰弱而志节没有树立；对于诏敕所涉及的事情，他不以承受圣恩、亲自擢升为勉励和尽职，只说这种恩宠和德泽实际上出于公议，虽向众人声言，却不以此为耻。[原文“胡▯”“元▯”等字形有疑误]臣听说胡▯初次入朝对答时，第一篇札子就有“爱国必先爱大臣”的话，巧妙地用来取悦权贵；到第二篇札子仍然曲意阿谀奉承，有见识的人早已看清了他的为人。等到他掌管弹劾之职，便把它专门当作报复私仇的地方，前后所诋毁的人都触犯了舆论，他却毫不顾忌；是非颠倒，爱憎反常，把年高德劭、执掌法度的名臣妄加弹劾，连五十年儒科中的宗老也遭到诋毁诬陷，胡▯究竟存着什么心思？难道全天下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弹劾的人了吗？当旧相因忧患离职时，稍有一点人心的人都知道人伦纲常不可废弃，胡▯却一会儿说“恩相为什么来得这样迟”，一会儿说“何必只管谈纲常”，甚至召见士大夫时还神色严厉、言辞尖刻，诋毁国运，背弃君恩，把公论的矛头全部倒转过来，横身堵在要害之处，以满足自己那种把香说成香、把粪说成苦的谄媚，举国上下都对他的奸邪咬牙切齿，为此愤怒痛恨、流泪叹息。陛下一旦醒悟，特地下发亲笔诏令，提拔公正忠诚、刚直敢言的人来代替他；在人心郁闷之后，这不只是像从幽暗中重新见到天日。像胡▯这样既没有羞耻心，也没有是非心，难道还可以容忍他玷污如月般清峻的台察职位吗？何况胡▯出身经过尤其可耻：自任微官时从未通过举削而脱离选调，往往任期尚未届满就图谋得到差遣。[原文“足香粪苦”“惟月”等处疑有讹误]胡▯任知赣州时，既不申报审核奏事，却让通判舒复宗告诉部使者，说本州盗贼发动，催促他赴任。胡▯过去曾与赣州的娼女亲狎，到郡任后又娶来作小妾，当时抬轿的差役都对此出言不逊。这件事传开后，舒复宗在幕府中当面斥责他是匪类，其他人也不顾忌。胡▯在南安任职时所犯的罪行，众目共见，同僚都能作证。可见他身居要职却甘心自我毁弃，在外任地方官时也不自重，类似的事还有很多。臣虽与胡▯同乡，平日也有敬重老者的念头，但陛下的恩德无穷，臣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怎敢庇护胡▯而不把实情上报？何况胡▯年近七十，正应警戒贪得。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明察，稍加惩治他的奸邪，并暂且把祠禄给他，使他稍作等待后上表请求致仕；如此则公论幸甚，世道幸甚。至于胡▯的词头一件，臣独自不敢撰写。[原文“盗▯”“▯”等有疑误]元▯再次缴还不准胡▯请求奉祠的诏令。指挥敕令说：臣听孟子说：“有官守的人不能尽到职守就应离去，有言责的人不能尽到言责就应离去。”臣过分地承受恩宠，滥居中书省，又兼任中书舍人，实际以封驳为职责。事情无论大小，凡应当进言的必定进言，这也就是把官守和言责合为一职。昨天臣因胡▯被任命为宗正少卿，词头不敢撰写，已经恳切奏陈，没想到诏命仍然颁下，臣只感到战战兢兢。臣私下看到胡▯昨天由皇帝亲笔任命，居于台察之职，却不知道明目张胆地扶持纲常；看他前后的弹劾，完全只是为了报复私怨。最严重的是他背弃君恩，诋毁国运，每每当众厉声说话，把公论的矛头全部倒转。满朝士人都为此咬牙切齿、流泪叹息，相互说：“自古看见有人对君主无礼，就应当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驱逐他。”臣为陛下愤恨痛疾此人已经很久了。何况胡▯从微官做到南安、赣郡守，贪婪淫乱的情状都详细载在以前的案牍中。昨天他玷污台纲，舆论纷纷，奸邪结党而排斥正直之士，善良之人只能忍气吞声。如今幸亏陛下有一天亲自提拔正直之人来代替他，有识之士和无识之人都感到痛快庆幸。宗卿、少卿之职，是清要近侍、进入朝廷的重要阶梯。胡▯既然毫无人心，触犯舆论到了这种地步，显然断断不可再同他并列朝班。臣的职责在于缴驳，不回避仇怨，所以痛切地说明，实在是因为胡▯长久以来已为公论所不容，市井议论和道路上的诽谤，甚至编成歌谣，都把胡▯看作小人的首倡。臣从前持心较为宽厚，并非敢于过分指摘；但为了公道，为了朝廷纲纪，不得不以他的去留来争辩。如今胡▯已经上交请求奉祠的文书，臣愚昧地请求圣上裁断，立即准从胡▯的请求，早日给他祠禄。至于胡▯奉圣旨不准请求的指挥录黄，臣实在不敢书写施行。

译元▯又缴还召钱相赴行在的指挥敕令，说：臣私下看到钱相出身儒科，却很缺乏才器和见识，行为卑琐、只知自守，贪图荣宠升迁。在外任职时，政事靠贿赂才能办成；在朝廷任职时，公事被私情夺取。他居乡时纵容子侄，放任家奴，广泛侵占民产，乡里都怨恨叹息。众人说他资财很多。他出仕后曾遍历言路，凡是所论列的事情，总是挑剔细小过错而掩盖重大奸邪，常常借此作为报复私怨的场所。等到他担任吏部尚书，又兼任给事中之职，城中人编歌谣说：“要通过铨衡和银台，除非大钱小钱送上来。”这是指他父子贪污受贿而言。钱相不辨察是非，身居紧要职位，行事却总走旁门小道。因此他过去被学校官员诋毁，又被吏部议论斥责。钱相曾借口父母年老请求奉祠，如今他的父母已经九十多岁，他却又急于谋求进取。破格任用并召回他的诏命一下，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说圣朝教化正在更新，污浊风俗逐渐洗除，怎么能容许一个愚昧而自以为神明的人重新觊觎穿过金门、进入紫闼呢？替钱相打算，正应当回头顾念年老的父母，退居宽闲之地，每天供养父母，内心只存不忘田亩百姓的念头，也许可以稍稍逃避清议。可是他偏偏不这样做，为什么呢？说到这里，臣不觉寒心。臣滥居缴驳之职，如果不在任用他之前加以纠正，拿什么来告诫士大夫的风俗？请求陛下明断，将召钱相赴行在的恩命立即寝止免除；如此则世道幸甚，士人舆论幸甚。元▯又缴还不准邓泳请求奉祠的指挥敕令，说：臣私下认为长江号称天险，但必须得到人力之险相配合，天险才值得依靠。防江制副一职十分重要，怎么可以交给不合适的人呢？如今邓泳心术邪曲，气质相貌粗俗，急于求得速成，遍历边疆军府，担任幕府宾佐；他的谋划不过是到哪里都实行清野，耗尽国家财物，撒钱供养敌寇罢了。凭这些竟被评为政绩优异，反复更换麾节，直接越级进入朝班，入朝为从官、出外为藩镇，仿佛从寄存处取东西一样容易。臣常听说他在朝时倚仗权势、擅作威福，罪状不胜枚举，姑且说一两件。邓泳曾胁迫控制言路官员，压制他们的月课考核，甚至还被授予执掌宰辅机构的名望，使台臣不敢坚持自己的职责，终于因忧患而死。他又曾任殿庐编排官，凡是详定以下的事务，都只按邓泳的意图办理，众人屏息等待他的脸色，各房官员敢怒而不敢言。陛下曾经察觉这些情况，虽然把邓泳贬出京外，却又把重任交给他，只见他的军政没有修整，江防没有准备，将校大多只任用自己的私人。问及他的郡政，又多采用苛刻搜刮的办法；凡商贾盐运往来，他还千方百计加以困阻，直到独占其利来充实自己。这样的人还可以让他担当重地吗？臣的职责在于封驳，既然他再次上了请求奉祠的文书，难道能闭口不言吗？臣愚昧地请求圣上裁断，俯从邓泳的请求，立即解除他的防江制副职事，给他一个闲散职位，让他稍作警醒反省；另选有才干声望的人来担任，以重视这一职责。这样才可以使天险和人险相互凭借而无忧。元▯又缴还改派赵汝▯知邵武军的指挥敕令，说：臣听说士大夫年老后，不任县令，也不任郡守，这一规定明确写在法令中，清楚无误。何况已经得到郡职而年限届满的人，凡是没有入朝奏对过的，必须奏事完毕后才能赴任；这又是圣朝用来重视临遣、专门牧养百姓的制度。如今赵汝▯原来从未任宰县令，说他曾两次任县令也可以，但只应考察任期月份是否已满罢了。然而汝▯已经七十二岁。近来臣僚奏请，对于年老之人姑且授予参议一类职务，既不想断绝他们的俸禄，也不想让他们劳累担任郡守。汝▯年过古稀，安然得到郡职，不等奏事便径自赴任，这在法守上没有一项是可以的。臣的职责在于缴驳，暂且不论他的贤能与否、功过有无，只就臣职责中应当察觉检举的事情提出。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明察，特发英断，将改派汝▯知邵武军的指挥特别赐予寝止免除，姑且给他议幕之职以供养老年。所有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元▯又缴还准许萧郊改回原来断定日期的指挥敕令，说：臣听说士大夫贪婪鄙陋而不知满足、昏庸谬误而无所不为，只要有其中一项，所到之处就会毒害百姓；初犯、再犯仍不知悔改，必然还会辗转发展到第三次。至于完全丧失人心的人，没有比萧郊更严重的。萧郊最初任漳浦县令时，罪行多得不可胜数，还包庇同僚，彼此遮掩污秽，合力压迫良民使其沦为贱民，把无罪说成有罪、把没有的事说成有，互相诬陷欺诈，像搜捕猎取一样盘剥平民钱财，直到无以复加；这些都清楚见于提刑陈韡的查办。后来任湘潭县令，疲弱无能，不能胜任，又纵容吏胥肆意成为百姓的祸害；这也见于提刑罗愚再次弹劾。这样看来，他到哪里都不能不自取罪咎，难道这些还不足以使萧郊动心、觉悟、警醒反省吗？可是他仍然没有。它所依仗的是，朝廷宽厚对待萧郊，可以请求参注，时间未久又可以请求改正，因此他逃离县邑而接受佥幕之职，从此更加肆无忌惮。他的妻妾奴仆一层层相互勾连：对下就吞食百姓的民脂民膏来润肥自己，对上就觊觎郡中财计来充实自己；把折损苗税、亏害公家当作奉承上司，把随事搜刮财货视为理所当然。江西提举赵希巃的弹劾文墨还未干，放行参注的敕令便随他的请求立即下达。朝廷只求姑息，既准许他授任亲民差遣，又曲意听从他改回原来断定月份的请求。如此一来，昏庸鄙陋、恶行狼藉的人，到哪里都可以攫取钱财作为洗刷罪行的办法，正像饿虎出笼，任意啮咬，百姓的疾苦怎么能够痊愈？臣兼任缴驳之职，按道理不能隐忍容纳，谨请求圣上施恩，特发英断，将准许萧郊改回原来月份的指挥立即寝止免除；等明禋、赦令之后，再听凭他请求而施行。还请求从今以后，命令有关部门只给萧郊授予闲慢差遣，这样或许能使公事和百姓都不再相互受害，公论幸甚。

译元▯又缴还任命赵逢龙、江东提举王杰知雷州的指挥敕令，说：臣听说士大夫是否可以任用，关键在于他的精神状态和心术，不能不察看。精神昏昧懈怠的人，每件事都听任吏员办理，把吏员当作心腹，使百姓无处申诉。即使有爱民之意，也不能自主。已经如此的人，治理一郡尚且会误害百姓，何况治理一道呢？臣从赵逢龙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的心术奸诈欺骗、贪利无耻，不知天命和义理，多次遭到谴责，却懵然不知悔改。像这样的人，即使任副职也不可，何况任郡守呢？臣从王杰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臣深知逢龙读书授徒，凭科举奋发起身，臣与他有交往，过去曾称赞他廉洁。等到他离开郡职任郎官，士人舆论纷纷，相互告诫说：“人们只是知道他的表面行迹罢了。”去年秋天干旱，田野枯焦，吏员以军期为名告诉逢龙，扰动六县，公私上下沸腾。朝廷果真有出动军队的命令吗？逢龙难道可以说是不懂事吗？何况他以前任官时积存的官钱被属吏侵占，数以万计；逢龙的家仆都能说明此事，账簿文书还可以查验。他把吏员当兄弟，私下宴饮时常同他们对坐，称呼都吏而不直呼姓名。百姓诉讼的是非曲直、期限宽严，全都听从吏员的命令。甚至有一件事反复形成三四份案牍，官府拟定的处理意见若不合吏员心意，就转给乙；乙若不合吏员心意，就转给丙。有时一件诉讼反复胜诉、败诉，轮流更换承办人而没有穷尽。像这样的事情不知有多少，臣只是姑且概略说说。后来听说身居要路的臣僚也说：“士大夫难道没有昏庸的人吗？没有像赵逢龙这样昏庸到极点的；难道没有信任吏员的人吗？没有像赵逢龙这样信任吏员到极点的。”臣惭愧得无法回答，更加相信知人实在困难。如今臣滥居封驳之职，明知这些事却不进言，不仅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也不是爱护赵逢龙的办法，这是辜负陛下太多了。王杰生长于富贵之家，很少能依礼行事，贪利无耻，所到之处贪婪淫乱、亲近妓女，把受贿办理狱讼当作买卖。有时预先支取官物并销毁账籍，有时广泛铺开纸钞、肆意施行暴虐，差役之事滋长了任意卖弄的弊端，虐待小民而讨好豪门。起初任长兴县令时就遭台臣弹劾，后来任龙游县令，又被知郡蔡岊查办弹劾；看来他也已经不再知道世间有廉耻之事。何况他的罪犯很多，之前脱离法网做了副职，如今仅仅任过一次副职，又请求得到一方麾节；如果还放过他，岂不是把远方的百姓交给虎狼吗？臣与赵逢龙虽然有旧交，但一道的事务重大，不应隐瞒实情。臣与王杰本来没有怨仇，但既然知道这个人，也难以默默不言。这两个人虽然善恶不同，却同样会成为百姓的祸害。请求圣上裁断，分别给他们祠禄，让他们知道退下反省自己的私行。将来如果警醒悔悟，各自按照才能任用，也还不算晚。监察御史吴昌裔论奏史嵩之说：臣等听说，《易经·师卦》说：“大君有命，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圣人解释说：“小人不可任用，否则必定扰乱国家。”这里“必”字表示事情确定无疑、没有可以怀疑的余地。臣观察自古以来，必定要有君子，国家才能治理；从来没有任用小人而不导致败亡的。圣人的话如同金科玉律，怎么可以违犯呢？臣等谨按：太中大夫、新任刑部尚书史嵩之，习气轻浮，心术狡诈，是富贵人家的子弟，本来没有学术和凭借。他的伯父史弥远，声势滥大，位居朝列之首，公论不能容忍，直到如今还流落边地，多年以来也没有什么善政。史弥远在内专擅八柄之权，在外保持三处退路的势力，于是让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错误地承担边疆重任。史弥远晚年常想引荐史嵩之来代替自己，这种效法昭公的心思，人人都知道。冰山既已崩塌，史嵩之知道自己无所凭恃，便在外交上屈事敌人，私下缔结和议，采用秦桧过去的故智，恐吓胁迫朝廷，作为保住俸禄、巩固地位的计谋，没有比这更大的不臣之罪。边疆以积储粮食为根本大事，史嵩之却把京湖的粮食耗空来喂养强邻，以换取珠玉；军民苦于运输，家产荡尽、死亡流离，他都不加怜恤。敌人本来不知道中国的虚实，史嵩之却卑躬屈膝地侍奉他们，引来一二百名敌人头目出入城府，听从他们的节制，却完全不知道羞耻。过去派遣小使邹伸之，招致王檝窥探上都，开启敌人的贪婪之心，造成襄蜀遭受践踏的祸患，都是史嵩之实际做成的。被斥退居家、安享富贵，对史嵩之来说已经算幸运了；可是他竟仗恃钱财丰厚，结交内外，图谋重新进用，起家出任江右帅臣，舆论已经沸腾。拖着脚步玷污清贵班列，名器难道可以这样轻视吗？给事中洪咨夔说近来雷雪的灾变都是此人造成的，曾经行使缴驳之权。权直院吴咏也在论奏中指出了他；替史嵩之办事的人也应该知道进退了。可是史嵩之竟安然供职，平静得像没有听见一样，可以说是小人中最无所顾忌的。史嵩之的为人，只有陛下和一两位大臣认为他的才能可以成事，天下人却都认为他轻浮喧嚣、缺少谋略，必将严重误国。这就像恶草，应当连根铲除、彻底清理，不能让它再繁殖，怎么能任凭个人看法违背公论而任用他呢？况且陛下和一两位大臣一定要任用史嵩之，不过是认为他曾任襄阳帅臣，稍微熟悉北方人的性情，可以招来郭胜，和敌军讲和罢了。臣等认为不是这样。郭胜背叛离去，父母妻子都被杀戮，怨恨已经很深，绝没有可以招抚的道理。敌人得志而骄傲，和议也已经断绝，不容易成功。史嵩之近来的奏疏，曾经说过一些把敌人当作走狗玩弄的话。陛下任用他，必定没有益处而只有害处。臣等听说，元祐年间众多贤人聚集朝廷，天下逐渐走向治理。当时宰相吕大防把持不定，竟采用调停的说法，同时任用熙丰年间的旧人，提拔李清臣、邓温伯，于是杨畏、章厚、蔡京之流攀附而来。当时虽然有刘挚、范纯仁、苏辙、王岩叟等贤臣交错处在要路，也不足以遏制他们重新燃起的凶焰，中原的祸患便随之发生。天下安危、治理与混乱的关键，实在令人畏惧。史弥远浊乱天下十八年，遗留下来的祸患至今仍无法医治。如今陛下又想任用他的侄子，把他置于文昌八座之列。臣等恐怕他暗中窥伺、阴险伺机，召集同类来害君子，使绍圣年间的祸患再次发生。臣等对此十分忧虑。《易经》中，内为君子、外为小人，卦象是泰；内为小人、外为君子，卦象是否。小人不可接近，就是如此。臣等愚昧地请求陛下特加裁断，将史嵩之刑部尚书的职任立即褫夺罢免，以清理朝班，使公论痛快。

译如果认为时局正多事，难免要使用贪婪之人、宽宥有过错之人，那么也请暂且给他一个外州郡的差遣，使他的才能稍稍老成，以备日后在边疆任用，这才大致符合泰卦与否卦内外安排的道理。臣谨将所察觉的情况具文上报，恭候敕令。昌裔又论奏郑清之说：臣等认为，国家的祸患没有比用兵更大的，臣子的罪过没有比误国更重。这就是汉武帝为何依法诛杀王恢、晋穆帝为何废黜商浩的原因。臣等私下看到左丞相郑清之，过去从学校出身，突然获得显贵，经历迂曲而疏浅，智谋短少，攀附潜邸旧关系，冒居宰辅之职。当陛下亲自总揽万机、大力更新教化时，郑清之也尽心辅佐，随事改革，例如断绝馈赠、斥退贪佞、召用老成德高之人、废除副封等，对于新政难道没有一点补益吗？只是他不能衡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不能保境安民，妄图以功名自取，经营越出职分，极力排斥群臣意见，动辄开启战端；相信轻率锐进之士主持帷幄谋划，任用虚骄之将分担节钺重任，轻率挑衅强邻，导致河洛军队失败，死于战事的军民以数十万计，陷失的粮食以一百多万计，所有兵器、铠甲、舟船、车辆都丢弃在敌境，江淮地区荡然无存，毫无防守准备。像郑清之这样的人，如果能因一次失败而转为谋求百全之策，爱惜残余力量，守住旧有疆土，还可以弥补创伤、取得晚年的功绩；可是他却像病入膏肓仍不悔改，任凭私心自行其是，只求证明自己主张正确，不顾国事和力量已经穷困，又妄自许诺要摧毁敌军，却不痛切惩戒重蹈覆辙的行为。随后邳州、徐州、唐州、泗州都传来战败消息，士气沮丧丧失，国威败落，于是使突然兴起的远方夷狄得以把过错归到我们身上。起初敌寇侵入关中、蜀地，使八郡遭受荼毒；不久又侵犯京西、襄阳，使江面骚动不安。由于叛将招来兵戎，乱兵触犯法纪，外部争斗和内部冲突极其危急，左支右绌而无力应付。边地百姓的尸骨相互枕藉，国家的财力血汗消耗殆尽，使陛下在九重宫阙之上寒心丧志，连续数月夜不能安枕，这些都是郑清之轻率动兵的罪过。误国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如今春气渐深，敌军将要退去，正应当改变方略、弥补漏洞，停止争论主战与主和，专门谋划防守。如果郑清之为了保住相位而不离职，就一定不能彻底改变旧习、图谋新的功业；他拘泥吝惜、任由私心，必将再次误害国事，不走到危亡不会停止。倘若狼狈到这种地步，之后才像靖康年间诛杀王黼、开禧年间流放陈自强那样处理，究竟有什么益处？臣等不避大谴，想请圣上将臣等这篇奏章下发给郑清之看，等他自己知道引退后，再赐予批准；这样既能保全陛下进退大臣的礼节，也能向关蜀、京湖四路的百姓谢罪，使今后继任宰执的人不敢轻率谋划国事，给陛下留下忧患，那将是天下和宗社最大的幸运。臣等不是不知道台谏弹劾大臣，往往会同大臣一起离职；只是臣等蒙受陛下亲自擢升，充任言路官员，不敢只顾爱惜自身，而要为国家谋求忠实的计策，所以谨将所察觉的情况具文上报。只请陛下裁断。昌裔又论奏赵汝榟兄弟说：臣按照本台法令，每季由御史台专门委派一名台官，亲自前往大理寺以及各有刑狱之处，点检禁囚是否长期羁押而不决，或是否有冤屈滥刑，并把有关职官的职位姓名一并具文上报。臣于本月二十二日恭敬奉行诏令条文，前往大理寺、临安府三院、钱塘县、仁和县，点检其中是否有因案情牵连而长期拘系、审问驳回迂回、判决迟缓等事。除已会同本台官分别向朝省申报外，其中仁和县一项，是刘允中等人为赵大使宅少监位买献平江府苗田三百余亩；府院一项，是周梦庚替寺丞大监包占常州沙田一万零四十余亩。这些都是有权势的人贪图利益，导致狱讼久拖不决；如果不澄清治理，凭什么感召和气？臣查考得知，所称寺丞就是赵汝榟，所称大监就是赵汝櫄。父子因骄奢而互相效法，兄弟因兼并而相互学习，强行夺取民田不知有多少，而常州一事尤其骇人听闻。只因防士一时毫无根据的说法，便占有平民世代持有契约的产业，数额巨大，达到一万四千亩。起初命周梦庚出名陈词，后来却让李天祐等人接管产业，带领兵众来壮大声势，持枪杖显示威势；寡妇因此含冤，平民因此掩面哭泣，官吏虽知道是冤枉，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奉承他们。[原文“赵大使宅少监位”“一万四千”等处层次或数字有疑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这是因为当时赵汝榟跻身周行，赵汝櫄在浙右掌管刑狱，气焰炽盛，没有人敢过问。如果不是朝廷政治清明、政令重新开始，把这些暴虐的虎狼夺走，还给受饥的鸿雁，那么晋陵的百姓将要填满沟壑了。按照法律，在任职的官吏不许请求租佃官田。如今赵汝榟身为王朝官员，已经犯法包占；而赵汝櫄职责在风宪之司，竟还敢冒着嫌疑办理移文。像他们这样做，就是不知道有国法，也不知道有上天所养的百姓。臣详细查看案情，周梦庚应当按诬告之罪治罪，而赵汝櫄、赵汝榟却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安坐家中，侥幸企图再次得到擢用。臣恐怕从此贵要之臣互相观望，法禁日益衰败，百姓产业不得安定，狱讼不断增加，其祸患将比所谓盗贼更严重。臣私下看到汝櫄兄弟凭乳臭未干的资历，满足贪婪的欲望，依靠权势，罪恶很多，台章中都有记载，暂且来不及一一列举。如今臣因掌管刑狱监察，姑且只摘取他们贪暴的一件事，立即奏报。请求圣上施恩，将汝櫄、汝榟特赐防秩，罢免祠禄，永远不得授予亲民差遣；还请求下令所属部门，将办事人李天祐、马伯驹等与周梦庚一并依法定罪，从重施行。这样或许可以成为约束权要、仁恤困穷的规范，正是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道理。[原文末“马”后疑缺字]臣谨将所察觉的情况具文上报，恭候敕令。贴黄：臣近来又听到传闻，说汝櫄有出任淮西提刑的命令，却未曾见邸吏报告施行。如果确实没有此事，岂不是极大的幸运？万一确有此事，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浙西三辅之地距离京城很近，汝櫄奉使尚且如此无状。何况淮右是风寒之地，百姓和物产凋敝，却让他在那里掌管刑狱，恐怕会把他在浙右造成的祸害转移到淮右。又怎能指望他执掌国法、体察民间疾苦呢？臣愚昧而过虑，请陛下特发睿断，明白告谕大臣；如果有人拟议任命汝櫄等新的职务，立即赐令寝止罢免，以调和公论，安慰人心。恭请陛下明察。

译昌裔又论奏四名都司官说：臣私下认为，政府是万事的枢纽，宰椽和各司是国家的纲纪，所以参与机要政务的人，必须首先得到民望；总理省闼事务的官员，大多任用士人。在祖宗时代，从不轻易作出这种选择。以前枢臣没有才能、徒居其位，臣已经论列过了。如今都曹之中前后相接，有能言善辩却足以倾覆国家的人，有庸碌之人却足以扰乱天下，臣难道敢放置不说吗？臣谨按：前户部尚书兼检正余铸，性情资质深刻，言语行为强硬，凭借苛急迎合权奸，凭借善于谄媚而越级进入清要之职，出入都省已经超过十年。他纵容豪横的仆役笼络货财，供养轻浮喧嚣的宾客来沟通关节；贪污、遥远、混乱的政事，余铸确实起了助长作用。大化更新以后，旧日属官全被排斥，只有余铸漏网，出任神京尹，治理情况却没有听闻。后来谋划再次入朝，把败坏人事、招致怨恨当作职责，把宽缓体恤民间隐忧当作博取好名声。每当议论政事时，常常流露怀念旧人的意思。黄榦是学者中的宗师，余铸却说他是强横之士；陈宗仁、林介是小人中的狡黠者，余铸却说他们是好人。是非和良知颠倒到这种地步，何况还能承担政务吗？陛下威严地作出裁断，命他奉祠，公论无不称快。然而没有纠正他长期占据都司之职的罪过，却只拿督府中微小的罪过来处置他，使他安然居家，大家都说这是逃脱了应有的惩罚；这就是臣所说的能言善辩却足以倾覆国家的人。新任司农少卿兼检正颜耆仲，器量才能表面明亮严厉，举止却轻浮机巧，借用他人的文章来越级参加科举，以谄媚侍奉权门子弟而玷污班列。他刚刚分掌省中事务，就突然同同列争执，气势暴躁、言辞鄙陋，听见的人无不惊愕。朝廷不安定的风气，实在是从颜耆仲开始倡导的。等到出使淮地，他不能奉行宣扬圣德的使命，却采用聚敛财物的办法，专营盐醝之利，把微薄的余利献给朝廷，把微小财物分给同僚。他搜刮民脂民膏来润肥自己，所得恐怕是这里的数倍。过路的人往往都能说出他的数目。现在他奉承密令，进入要职，被认为是贪图窥伺；纠正省中事务，更是不合适。据说朝廷正要把财赋之任交给他，臣私下恐怕他力量小而责任重，才能短浅、学识疏薄，实在不能补益国家大计。这就是臣所说的庸人扰乱天下。仓部郎中兼左司崔端，只有狰狞的外貌而无才能，也是一个庸人。他在番阳时，贪婪鄙陋、残酷苛刻，用小额价钱兑换官防而换取内库黄金，以零碎折钞夺取下户利益，又以赃罚积聚钱财来充实自己的囊袋。军队愤怒郁积胸中，百姓怨恨深入骨髓，几乎激成变乱，幸而他得以逃回。余铸因为能计算筹划，被引荐来辅佐都省，却不顾大体，专门追求琐细苛察，所拟的文书动辄积压。近来他与人争执，相府的人很是惊骇，难道能让他冒居事务繁杂的职位吗？枢密院编修官兼侍右郎官刘克庄，才能纤小而自作聪明，也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他早年虽能写文章，却被认为轻薄。真德秀是他的老师，平日很受真德秀知遇，出入真德秀门下；等到真德秀患病，他便奔走竞逐而另投他处。曾从龙是他所拥护的对象，督府幕属都是他拟定的；等到皇帝命令督促办理，他又改变说法来阻挠执行。王迈是他的同乡，平时与人握手交往，彼此坦露心迹；等到王迈被台评点名，他便关门拒绝相见。他既背叛老师，又耽误所拥护的人，又不能得到乡党朋友的称誉，竟发展到刺探时事来报告大臣、传诵政令来告谕台谏，心术险恶，人人都畏惧他。难道可以长久居于编修文翰的清选职位吗？臣来自远方，谨慎恭敬地处在低位，同这四个人原本没有怨仇。臣私下认为国家多事，正需要宰辅和士大夫任用得人，却让奸佞之人和庸俗官吏交替占据要职，舆论沸腾，不能默默不言。因此臣敢列出他们的姓名上奏，请求圣上施恩：罢去余铸的祠禄，以显示对能言善辩之人的警戒；罢免斥退崔端，以彰明对庸人的惩罚；暂且给颜耆仲一个外任，使他的才能得到磨炼；给刘克庄祠禄，让他奉养老母。这样或许可以使宰辅之路庄重，使政事根本清明，对于国家的公论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臣谨将所察觉的情况具文上报。昌裔又论奏王定等人的状文说：臣听说南宋中兴、迁都江南以后，留意于海道防务，专门设置帅府，实在是重要的托付。何况强敌猖獗，叛逆之妇窥伺觊觎，正应当巩固民社，控制水军，早晚研究谋划，以防备意外。那么分设帅府、置办幕僚，怎么可以交给不合适的人呢？臣谨按防海制置使王定，人物顽钝，心术邪曲；因贿赂故相仆昕而取得京削，因结交宁海尼普而进入权门；出守毗陵，没有听闻什么善政，只是迎合贪婪权贵的意旨，拆散卑贱儿子的婚姻，因此被荐举而持节浙右；他的升进不是正道，公论鄙视他。更化之初，他按例得到召回，刚任宰椽，就暗中依附主战者；等到分掌台察，便专门仇视善类。幸亏陛下洞察他的奸邪，立即把他屏退到外地，否则端平年间的人才将被一网打尽。后来朝廷恩准给他一个郡职，他不能引导圣德教意来施惠百姓，却搜括现钱，称提钱币，百姓大受骚扰，甚至写诗嘲讽，反而因此败露。朝廷还增加他的美秩，天天听说要调任他镇守别处，浙东纸币的价格因此突然下跌，正是害怕他把祸害从一个郡转移到一道；还怎能指望他分掌帅府、控制海道呢？防海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袁似道，天性凶暴，家传刻薄；他任韶州尹、掌管京城政务时，出入子舍，亲近狡黠的吏员，勾交通融贿赂，估计登记富民财产，暗中据为自己的囊橐。[原文“京削”“宁海尼普”“子舎”等专名或字词疑有讹误]

译凡是韶州一切贪污暴虐的政事，实际上都像是史似道附加增益出来的。圣明的教化已经更新，凶恶之徒全都被屏退，污吏的子弟也无一遗漏地遭到斥责贬谪；史似道尤其如此，却偏偏独自漏网，如今还多方交结，开设幕府于乡邦，倚仗势力作威作福，使道路上的人都侧目相视，甚至泄漏铜钱来图谋番舶贸易的利益，掷骰赌博，醉宿于营妓之家；这种有辱防御藩篱的丑事，更令人不忍说起。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他把毒害天府的做法又用来毒害乡里，这是必然的。为什么还要拿着幕府的文书来赞扬他的长处呢？防守海疆、抵御敌寇的谋划，正在于主帅与宾佐相互扶助；如今却让老而昏误的人和少有凶恶的儿子参与其中，国事很少能够办成了。希望圣上慈悲，把定予改任祠禄官，罢免史似道，另选有威望的大臣，并简拔忠诚高雅之士，以重视边防事务，清除海疆祸患，这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谨此将所察知的情况具文上报。昌裔又论奏赵汝遇等人的事说：臣听说掌管狱讼，必须任用平常而正直的人；主持刑狱，必须任用明智的人。正直的人就会哀怜同情，不以苛细的法律为师；明智的人就会明察公允、笃实诚信，不把狱讼场所扰乱成交易市场。廷尉是天下刑狱的准绳，司臬是四方刑法的教令，难道可以不得到这样的人来任用吗？臣谨按察大理少卿赵汝遇，此人如枣木昏暗、樗木散材，丝毫没有其他长处；他的兄长赵汝述，是五木之一，也就是五种无用木材之一，曾由故相推荐，在中都任职，代理知庐陵府，毫无善政，只听说他贪污财货装入囊橐带回，便在天台建造房屋，极为华丽，早晚评论公卿贵族时，多数人都不屑于他。他入朝任郎官，偶然接替卿官的空缺，等到升任戎监，却说这是降职，公开说话乞求怜悯，听到的人都惊愕不已。廷理副职正职的选任，如今竟让庸人占据，玷污了刑狱官位，实在太过分了。江东提刑林半千，外表严厉而轻浮，平素就缺乏士人的操守；自从初次出仕以来，已经没有廉洁的声誉，如今出任江东提刑，更没有什么美好的政绩。他放纵部属追捕催征，肆意抢夺；拖延百姓的诉状，把人拘押监禁，导致许多人瘦弱死亡；屈曲法律接受富民的贿赂；冒犯禁令，与官籍中的妓女亲昵。至于巡按所属各部，更是受宠受贿，罪行显著传闻。照他这样的作为，难道不辜负朝廷临遣他的本意吗？福建提刑叶宰，性情偏狭固执、拘泥迟滞，自负有办吏事务的才能，刚在朝廷任职时，勉强还知道趋向，等到接触民政以后，逐渐显出乖张疏阔。任江西宪司时诱杀投降的百姓，镇守温陵时席卷公帑。如今调换节镇，正应当致力于考察民风，可他却偏听偏信，助长胥吏的奸诈；放任越级诉讼，扰乱州县政务。甚至沉溺于对子妾的宠爱，公然用财货贿赂与人交往。舆论这样传说，他确实难以长期担负澄清吏治的职责。正值圣朝谨慎刑罚、体恤罪囚之时，也正是上天牧民者应当明察谨慎之际，可是内朝寺廷、外朝台治，仍然没有完全任用贤良之士。臣滥居掌管刑狱监察的职位，得到这些传闻，所以斗胆列举姓名，具奏上报。希望陛下把赵汝遇和叶宰暂且给予祠禄，特别赐给林半千罢免之处分，这样或许可以仰助圣上以仁德爱护百姓、使万物生长的功业。谨此将所察知的情况具文上报。昌裔又论奏安癸仲掌管防务的事说：臣听说，解除蜀地困难，在于收拢军心；收拢军心，在于使军队的兵器和粮食充足。兵粮匮乏，总计司应当负责。如今计臣所说的，大多是：‘生券日益增加，引券的价值日益降低；一个士兵却兼领两个人的请给，一斗米要按三倍的价格偿付。’每年的支出增加到五千万缗，而收入仅达到一半。过去还可以用十分之二的粮食到关外采购，如今却完全依赖上游供给。事情件件都到了最底层，似乎难以着手了。然而如果能有赵开那样的谋略、李迨那样的计算才能、王之望那样的通达敏捷，勤劳于边疆、日夜不息，熟悉财赋的源流，那么即使在公私财力都极其枯竭之后，也还可以勉强支撑一二。如今安癸仲承担都赋输运的重任，却没有调度财赋的才干，臣难道敢因为害怕仇怨而不说吗？臣谨按察：现任安癸仲，品行平凡而资质愚钝，见识昏暗而气度昏聩。他凭借先世的功勋，越级取得朝廷的官爵。辛卯之变时，他身兼帅府幕僚和节制军队等数职。刚听说敌军到来，便径直逃往合阳。朝廷不但没有加以谴责，反而把军饷事务的重任交给他，大概认为他能够损耗家产来帮助国家。然而安癸仲不但丝毫没有补益，反而使自己的囊橐更加丰厚。冯安世是受过土牢刑罚的人，他却把冯安世安置在正堂，作为心腹；冯异孙等人是江湖上的败落商贾，他却把他们借给外幕任用，作为羽翼。他把官府的粮食交给亲属采购，每一硕、每一引都和他们分利；把官井遮蔽起来供私家使用，每月获利数万，自己掌握其收益。追查到桩积坐粮时，郡中的财计已经空虚；科派征敛达到抵押代偿的程度，民力因此困竭。所发粮食掺杂糠秕，士卒吃不饱；所发衣服大多粗劣单薄，军队多有受寒者。这就导致敌军骑兵一来，军队望风便溃，都以总领所缺粮为借口。安癸仲携带家属再次准备逃跑时，溃军尾随追袭，等到他的船只被焚毁一空，仅仅自己逃脱。由此可知，他积累的怨恨怒气是多么深。臣曾经游历剑外，见安癸仲任职期间，仓廪没有半个月的积粮，府库没有过夜的储蓄。至于关外，粮食更是大多供应不上。如今看他分次呈上的文状，却说青涧仓损失粮食七千八百余石，黄沙仓损失粮食三千二百零七石，汉沔各仓损失粮食一万七千石，约计三百四十万有余。他虚张夸大，漫无依据，难道不是大肆开脱以欺骗圣听吗？况且朝廷每年为他科降度牒，增加印引，拨给大宁监盐利，合并茶马司的盈余来扶助总领所，没有一样不周备尽致。可是安癸仲在平抑物价方面毫无章法，征收商税也没有办法，截留朝廷科降之物来营求私利，创设回易制度来图谋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二百七石〕 他的所作所为如此，难道不是辜负了朝廷的美意吗？近来安癸仲自己知道罪行已经完全暴露，日夜请求脱身；既侥幸得到抚慰晓谕，又企望被召回。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他的心计智略远远不如他的父亲，而结交权势、谋求升进反而超过父亲，真可以说是败坏了家声。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将安癸仲削夺官职、罢免处分，赶快从监司中选派一名熟悉财赋的人，命令他代替安癸仲的职任，追查核磨他所亏失的钱物，拘集核实他支出的米数，以端正法典刑罚，那就十分幸运了。《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八十五。《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八十六。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去除邪恶。宋理宗时期，宰相史嵩之倚仗边功向皇帝邀宠，培植党羽，专擅国政。沅州教授徐霖上疏历数他的奸邪深重，认为史嵩之首先夺取了陛下的心，其次夺取了士大夫的心，最严重的是夺取了豪杰的心。如今的士大夫，史嵩之都改变他们的心志并收罗控制了。况且他改变人心的手段极其深沉，并不是明白张扬地向众人号召，使他们成为小人，而是常常在善类之中选择那些资质柔弱、气势薄弱、容易被夺取志向的人，亲自任用一两个。有人稍微与他意见不同，他就暗中抛弃并疏远他，以此警示其余的人。他认为名节的尊贵不足以换取富贵的愿望，对义与利的辨别也终于被妻妾宫室的私欲遮蔽，于是人们也就跟从他了。徐霖的奏疏被人看见后，读者都惊得吐舌，认为徐霖将有危险。不久，史嵩之隐瞒父亲去世的丧事，请求起复，君子们一同起来攻击他，皇上大为醒悟。监察御史兼说书洪天锡上疏说：天下的祸患有三种：宦官、外戚和小人。他弹劾董宋臣、谢堂、厉文翁。理宗竭力保护厉文翁。洪天锡又说：如果不斥退厉文翁，必将成为王府的累赘。皇上命吴燧传达谕旨，反复多次，洪天锡仍竭力争辩，说贵幸之人作奸犯科，根基盘结牢固，皇上却迟疑顾惜，不愿依法惩办，因而他们的气焰越来越盛，法纪纲常越来越坏。将来祸患形成，即使想治理，也来不及了。皇上又拿出御札，让洪天锡改写奏疏，想亲自告诫约束他。洪天锡又说：自古奸人即使有所凭恃，其内心也没有不害怕君主知道的。如果君主已经知道，却只停留在告诫约束，那么奸人的凭恃会更加张扬，反而不如尚未知晓。奏章上了五次，他出关等待治罪。诏令说两人的任命已经改定，董宋臣另外安排。洪天锡说：臣留下，就应当董宋臣离开；董宋臣留下，臣就应当被斥退，请早日赐予裁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修国史、实录院修撰赵汝腾上奏说：前后那些奸邪的谏官，伤害善人贤者，却自己取得高官要职，这对陛下有什么益处，反而深深损害圣德？那些兴利之臣，把东边的利益搬到西边，顺应宫禁的意旨，满足自己永无餍足的贪欲，这对陛下有什么益处，反而深深伤害国家根本？由此可见，陛下私下系恋群小之心了。宁海军节度判官文天祥上书说：臣是田野间的末学之士，天性朴实忠诚，遇到圣明的君主，很早就蒙受亲自擢用。己未年夏天，陛下在廷试中考察众多士子，记得微臣，让我辅佐京兆尹的幕府。当时臣不敢接受恩命，请求依照进士门的谢恩奏疏办理，命令我入朝赴阙。那年冬天臣确实来行礼，正赶上国难十分严重，长江上的胜负还没有决定，而全州、永州、衡州已经相继失陷。当时京师的形势危急得像缀在旗杆顶端的旒穗，上下人心惶惶，传言要迁都避难。臣亲眼看见这些情形，实在担心六军一旦调动，宗庙社稷的事情关系重大。采纳公众舆论，都说兵祸起于奸邪小人聚敛财货，而奸邪小人掌权，主要是由于董宋臣。至于迁都避难一事，董宋臣张扬地处置，更使人震惊。事势到了这种地步，死亡也快要临头了。臣忠愤激发，叩击宫门上疏，请求把董宋臣陈尸于市曹，以谢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臣指斥陈说触犯忤逆，自料一定会被诛杀斥退，于是出关等待治罪，却没有得到答复。臣赶快归隐山林，侧耳等待圣上裁决。臣的奏章虽然没有交付施行，最终也没有因此获罪。臣认为自己所犯的罪不但得以免除，陛下还改任洪天锡为幕职，顺从臣的请求赐给祠禄，并且加以优宠安抚。臣曾认为，自己区区父母所生之身，既然已经舍弃而奉献给国家了。陛下赦免臣而不杀，臣如今还能拥有这具身体，是陛下赐给我的。臣感激愤发，常常遗憾没有一天能够报答天地造化和陛下的恩德。前一个冬天臣错误地承蒙召回，授予馆职；没有多久，又提升臣入著庭，宠任臣为郎省官。臣在圣明时代所得到的恩遇，实在越来越多了。臣共同想到圣德日益更新，朝廷没有缺失的事务，臣能够从事笔墨工作，尽心制定条目，以不忘记‘恭敬地履行你的职位’的教训，实在庆幸，实在感荷圣恩。近来忽然读到报告，说董宋臣又被授予内省职事。臣惊叹了好几天，不能安宁。接着又传来御批，屡次给他兼任职务，并且让他主管景献太子府。臣充任讲授官，实际上负责这座府邸；此人却要来担任总管。等他再次出现，臣自己按照义理衡量，尚且没有脸面立于朝廷，何况能够和他共事吗？请求下令让臣离去，这是臣应守的本分。然而臣独居深思，如果借故离开，可以说是洁身自好。陛下从未拒绝进谏的人，臣下进言而合于可行之道，陛下从未不施行。臣如果不进言便离开，那么在侍奉陛下的道义上便有所未尽。因此不敢吝惜言语。伏望陛下明察臣的真心，幸而听取臣的请求。臣恭敬地读国史，私下看到孝宗皇帝前后对待侍御之臣，恩德和威严都十分分明。臣曾认为，自古君主的宽仁没有超过孝宗的，英明果断也没有超过孝宗的。当曾觌、龙大渊等人掌权时，周必大进言，龚茂良进言，刘度进言，郑鉴、袁枢也进言，进谏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而孝宗仍给予他们恩宠，从未因此稍有衰减。孝宗难道是违背进谏者吗？只是圣心宽仁，不忍骤然加以处置罢了。等到他们招揽权力、玩弄势势，气焰日益显赫，平日小心谨慎、亲近逢迎的姿态，终究不能遮掩其阴私险恶的踪迹，有的人因为被疏远而死，有的人因为获罪而废黜。英明果断到了这样，难道会因为宽仁便失于姑息吗？《易经》说，开国承家，不可任用小人；圣明的子孙，应当始终遵守这一法则。臣共同想到皇帝陛下以聪明才智掌控万机，以神武经略天下。四十年间，经历了多少次大规模的混乱和惊危，天纲地维重新整顿，功业日益更新，声名随风传播。上推圣德，三代以下的英主，没有谁能够超过陛下。神明在上，侍御和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早晚承受辅弼、辅佐君主，本来就是应当如此。只是董宋臣凶暴残忍，不可接近，陛下过去因为他略有才能而加以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