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一

译臣希望陛下对此深加察看，预先思考。即便如此，升降百官也是宰相的责任。宰相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便会孤立一身，不能自我保全。像臣这样的人，哪里敢于取舍人才，求得把所有英杰不群之士都找来为陛下任用呢？今天最急迫的事务，没有比议论宰相人选更急迫的了。臣希望陛下改变谋划，重新任命宰相，一定要广泛寻求非同寻常的人才，以应合非同寻常的时运；在尚未任用之前选择好，在已经任用之后信任他，不要让承担议论和责任的人分裂成两类，那么是非自然会确定，利害自然会明白，轻重相互牵制的形势不会分散，毁誉混淆真相的祸患也不会发生。君主与宰相之间，道义和志气相合，礼法和情感并行，集中精神来推行德仁功利之道，按次序施行，天下万事将没有不能治理的。举天下之大事，只有陛下心中所希望实行的，实际上并不是臣所能预料的。臣年老衰迈，身体多病，心里知道不能长久居于此位，已经多次勤恳恳切地希望陛下早日选取真正的人才，把宰相的事务交给他。荀卿论说君主之道时说过：‘自身和宰相都合适，国家就能称王；君臣相互依赖，大概就是这样。’臣请求告老还乡的奏章，将在此后接连上呈；臣并不是为了个人进退的私利，而是出于不懈的忠诚，为宗庙社稷的大计。只希望陛下留心臣的意见，这将是天下的大幸。孝宗召陈良翰任太子詹事。召见后，皇帝拿出亲笔写的唐太宗与魏征讨论仁德、功利的言论，让他极力陈述今天尚未达到的方面。陈良翰退下后，上疏大略说：‘仁德，是治理的根本；功利，是治理的成效。致力于根本，成效自然会到来。如今顺应天意、凝聚民心、任用贤能、斥退小人、选择将帅、收集军情、选任监司、让官吏长期任职等方面，都有尚未做到的地方。如果能够革除这八种弊病，仁德便没有拖累，功利自然会达到。’皇帝因此嘉奖赞叹。直焕章阁王师愈上奏说：‘臣只是一个微贱之人，近来承蒙陛下赐予召对，便冒昧陈述州郡的利害，因而谈到治理措施尚未兴举。陛下的胸襟如天，宽容臣狂妄浅陋的言论，不加诛斥，臣已经非常幸运。这个月初一，臣又承蒙陛下亲自挥洒御笔，询问有关治道的措施中有哪些可以辅助政体，命臣分条具奏。臣拜手接诏，惊惧不安，不知怎样才能称职报答。陛下虚心访求采纳意见，恳切到这种程度，即使帝舜喜好询问，也没有超过陛下的。臣学术荒疏，见识浅陋，哪里能够周知当代事务？陛下清明的询问下达至臣，实在是非同寻常的荣耀，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假如不竭尽愚诚，就是欺骗上天。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意见迂腐空疏，稍加阅览。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聪明神武，禀受于天纵之资；痛惜八陵长期荒废祭祀，伤感二宗不能归来，惆怅神州沦陷，挂念遗民陷于涂炭。陛下朝夕谋划，内外都知道的事情，就是恢复中原的计划。缙绅之士明察高谈，挥笔抗疏，有提出恢复主张的，陛下从不吝惜爵位和赏赐来褒奖宠幸他们。披甲戴胄的将士，鸣剑击掌，愿意贡献剩余勇力，有提出恢复主张的，陛下也未曾不以爵位和赏赐褒奖宠幸他们。’ 等到追问他们具体的谋划，往往没有确定的论断；试着用具体事务责成他们，往往又看不到实际成效。陛下即位以来，孜孜不倦地求治，并不是不焦心劳神；十年到现在，治理成效仍未实现，臣私下恐怕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臣听说治理之道不在于多说话，这本来就是前人的见解。臣也不敢粉饰讨人喜欢的说法，逐项罗列琐碎事情来冒犯圣鉴。其大要在于有确定的论断并且务实。所谓务实，一是更加进修德行以承接天意，二是宽减民力以巩固国家根本，三是遵循祖宗之法以修明政令，四是搜求英杰之才以备任用，五是不要厌恶竭尽忠诚的言论，六是不要被难以相信的谋略迷惑，七是谨慎对待可以保全的事情，八是等待适合施行的时机。这八件事，诚然似乎迂阔而不足以令人喜悦，但推行起来，没有一件不是今天的急务。陛下圣学光明，心神明察开阔，想来已经默默懂得这些道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信不疑，再与大臣讲求确定的论断，竭力实行而不懈怠。天时尚未到来，可以享受安定强盛的福祉；时机到来时，一定不会像过去那样措手不及。恢复中原的功业，就可以成功了。小臣的浅见如此，冒死陈述，只希望陛下留心，臣万分庆幸。’ 王师愈又上奏说：‘臣听说上天依靠阴阳运行四时，大地依靠柔刚生成万物，圣人依靠仁义治理天下。仁义，是天下的准则，是达到治理的关键。尧、舜依靠它成为盛德之帝，禹、汤亲身实行它成为显赫之王。自周朝衰落以后，这条道路不再明白，即使五霸借用它，足以称雄诸侯，也已经不值得称道了。到了战国时期，权谋功利的学说更加炽盛，孟轲慨然把挽回狂澜作为自己的责任，深入阐明仁义之道，周游游说各国君主。这个道理坦白明白而容易实行，各国君主即使也能够知道它，最终却再也没有出现唐虞三代的治理，实在可惜啊！美好啊，唐太宗这样的君主！贞观初年，太宗检阅武库中的铠甲兵器，便对房玄龄说：‘隋炀帝难道没有铠甲兵器，竟至于灭亡吗？正是因为不修仁义，群臣百姓怨恨叛离，所以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唐太宗心里知道仁义可以作为依靠，已经很久了。后来他与魏征讨论治理的得失，魏征便用仁义来约束和劝导他，大概是借助太宗的明察来启发他，所以这些话容易被太宗接受。当时封伦虽然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兼用霸道来回答，太宗理应竭力排斥并坚决拒绝这种主张。等到看太宗与侍臣谈话，他认为实行仁义就不会产生灾害，又说片刻懈怠，离开仁义就已经很远，最后还用饮食供养身体作比喻。’

译如果不是深知仁义对于治理有益的人，谁会说出这样的话？正因为深知，所以能够竭力实行。几年以后，天下安定，多次获得丰收，一斗米只卖三四钱，这说明阴阳调和了；再没有盗贼，甚至达到刑罚废置的程度，这说明风俗淳厚了；从京师直到岭南，从山东直到大海，旅行者不用携带粮食，沿途就可以得到供给，这说明百姓和物产富足了；突厥酋长佩刀入朝宿卫，高丽等国派遣子弟入学，这说明远方夷族宾服了。唐太宗亲眼看见这种盛况，自己说这是魏征劝我实行仁义的成效，确实不是夸大其词来欺骗天下后世。唉！三代以来，以仁义达到大治的，难道只有唐朝太宗吗？自孟轲去世以后，以仁义告诫君主的，难道只有唐朝魏征吗？神圣的君主如果真能远远仰慕太宗，也就可以成为太宗那样的君主；尽忠的臣子如果真能以魏征为榜样，也就可以成为魏征那样的臣子。难道不应当努力吗？著作郎王十朋上奏说：‘如今天下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在于内外大小的臣子各自占据官位，却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占着官位、享受俸禄，因循苟且，荒废职守而不修治。这样还想使弊病革除、治道兴盛，可以吗？’ 臣请谈其中重大的方面。升降百官，是大事，也是臣的职责；进言纳谏、论事思考，是侍从的职责；充当天子的耳目、端正朝廷纪纲，是台谏的职责。内廷的卿、监和各部门百官，外廷的监司、守令，没有不各有职责的。近年来，担任大臣的，果真能够完全履行升贤退不肖的职责吗？臣只见他们升用百官，没有看见他们罢退百官。今天召某人到行在，明天任命某人为某官，这当然是升用百官了。但所升用的人未必都是贤才，往往任职一两年，或半年，或一个多月，似乎都只是按初任时间迁升，从不过问职事办得好不好。有的人犯了罪，必定等到台谏列举论奏，然后才随之罢黜。有时君主心中有所不悦，也只是下谕让他离去，而大臣从来不自行退免。百官既然担负进贤退不肖的职责，而所进之人未必都是贤才，那些不肖之人又不能自行退去。臣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只是想收取施恩的好处，却不敢承担招致怨恨的责任。前代正直大臣王曾说过：‘恩惠要归于自己，怨恨要让谁来承担？’身为大臣却不敢罢退不肖之人，难道不愧对王曾的话吗？这是大臣失职。担任侍从的，果真能够完全履行进言纳谏、论事思考的职责吗？臣只见他们各自管理本局事务，却没有听说他们进言纳谏、论议政事。熙宁初年，司马光因为议论新法不被采纳，竭力辞去副枢密使的任命。神宗说：‘枢密院掌管军事，不应当因为其他事情辞职。’司马光说：‘臣尚未接受任命，仍然是侍从，对于政事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就是说，身居侍从之职，凡事都可以进言，这才叫献纳。掌管内外制诰的，不只是代替皇帝起草诏令；担任给事中的，不只是封还驳正诏令；担任尚书、侍郎的，也不只是分别总管六部所属事务。如今担任这些官职的人，把各司其局当作尽职，把进言纳谏、论议思考当作越权，难道不愧对司马光的话吗？这是侍从失职。担任台谏的，果真能够完全履行充当天子耳目、端正朝廷纪纲的职责吗？臣听说欧阳修说过：‘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站在殿陛之前，与天子争论是非的人，就是谏官。’臣又听说苏轼说过：‘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脸色；事情关系朝廷，宰相就等待获罪。’如今担任台谏的，果真能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在殿陛之前争论是非吗？又果真能触犯君主的逆鳞，使君主像苏轼所说的那样改变脸色吗？臣往年充任馆职时，私下听说台谏中有人论事不被实行，同列却不肯帮助他，反而说：‘我自有体制。’又有人缄默不言，听到侍从和百官谈论时事，便发怒并驱逐他们。台谏的职责果真是这样吗？祖宗时期，台谏论奏政事，有时一篇奏章不被采纳，便接连上奏十多篇，从未只上一次就停止。意见如果不被实行，便以离职相继。赵抃担任御史时，论奏陈升之不应当任枢密副使，共上奏十六篇，于是请求出任郡守而获准。等到司马光担任谏官时，论奏刺义勇以及请求降职罢黜，共上奏十三篇。如今论事的人，有时一两次不被采纳，便不敢再说，难道不愧对司马光、赵抃等人吗？这是台谏失职。至于内廷的卿、监和各部门百官，外廷的监司、守令，他们失职的弊病，更是说不尽。臣私下认为，想要彻底革除今天的弊病，应当首先诏令大臣履行进贤退不肖的职责。内廷的侍从、卿、监和各部门百官，谁是贤能有才的？选出其中最突出的一两人，提拔任用。谁是愚昧不肖的？也选出其中最突出的一两人，斥退罢免。外廷的监司、郡守，谁是贤能有才并且称职的？选出其中最突出的一两人，提拔到朝廷任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章、三章〕 谁是愚昧不肖、会成为百姓祸害的人呢？也只须选出其中最为恶劣的一两个，把他们置于罪罚之中。诏令下达十天之内，必定要求大臣举荐贤能、罢退不肖，而且一定要做到恰当。这样，进用一两个人，内外上下没有不受到劝勉的；罢退一两个人，内外上下没有不感到畏惧的。这样，大臣的职责就算尽到了。于是又下诏说，侍从官应当修明献纳意见、参与谋议的职责，凡是朝廷的缺失，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的，不应只顾各自主管本司事务。又下诏说，担任台谏官的，应当尽到充当皇帝耳目、整饬纲纪的职责，弥补遗漏和过失，纠察整肃邪僻的官员。凡有论奏，不可以说完就算，应当以祖宗时期台谏官为榜样，彻底革除过去缄默不言的弊病。不过，这些只是臣子的职责，而君主也有重大的职责，陛下不能不知道。第一是任用贤能，第二是采纳谏言，第三是明辨赏罚。臣听说《诗经》赞美周宣王说：“任用贤能，使他们各尽其职，周王室因此中兴。”任用贤能本来就是君主的职责，在国家兴衰、拨乱反正的时候尤其紧迫。陛下近来召用元老和正直之人，有的置于政府，有的置于台谏，有的置于侍从，天下一致称道，认为这是治理的榜样。臣希望陛下既然召来了他们，就应当尽力留住；既然留住了，就应当推心置腹地委任他们，不要用繁琐的文法责求他们，不要以空洞的礼节对待他们，不要让小人从中离间他们。

译任用他们多年，就可以要求他们拿出治理成效了。陛下既然已经把边疆事务委托给重臣和良将，就应当像唐宪宗任用裴度那样，果断而不疑虑，不要被纷纷议论迷惑，更不要让事情受到朝廷内部牵制而失去时机。臣私下听说张浚想守淮河，而议论者却想让他守长江；吴璘在德顺驻兵，而议论者想让他退守。其实守淮河正是为了守长江；舍弃淮河而守长江，便是把长江的险要与敌人共同占有了。长江还能守得住吗？唐伟想让李光弼退守潼关，李光弼说：“两军交战，一尺土地也必定争夺；如今放弃五百里土地而守潼关，贼军得到地势后气势会更加扩张。”他竭力驳倒了这个说法，终于建立了战功。三路之地陷没已经很久了，如今幸亏奋力作战才收复，难道却要无缘无故地抛弃它吗？陛下应当下诏告诉他们：“关外的事情，由将军裁决；可以进就进，可以退就退。”这样，事情就不会受到朝廷内部牵制，也不会失去战机。臣听说傅说告诫高宗说：“木材依照墨绳制作就会端正，君主听从谏言就会成为圣明之主。”高宗命令他早晚接受教诲，因此商朝中兴。听取谏言本来就是君主的职责，在国家兴衰、拨乱反正之时尤其紧迫。陛下即位以来，虽然提拔任用了正直之人担任台谏官，但听取和采纳意见的美德仍然没有明显彰显。臣私下听说，近来有人凭借酒税专卖的利益，持使命出使浙东、浙西，谏官对此论奏，陛下却不听。陛下又亲自批示圣谕来告诫他们，有见识的人都对此感到疑惑。《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不要任用小人。”陛下刚继承皇位，为什么急于任用这些谈论财利的臣子？又凭什么知道这类人即使违抗谏言也值得任用呢？又听说有谏官因为竭尽言论而被罢职，有御史因为尽到监察职责而被逐出御史台，这一定是奸臣设法误导陛下，不能不察看。陛下近来曾下诏征求直言，却没有听说赏赐一个敢于进言的臣子来劝勉进言者，反而听说结交左右近臣的人能够得官，迎合时势的人能够免除解试。这样赏罚谏言，凭什么来劝勉人们进谏呢？听取谏言的方法，在于广泛询问、广泛阅览，不能亲近偏听，使四方通达的聪明受到蒙蔽。臣希望陛下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推诚相待并听取采纳意见，养成圣明的德行，那么接受教诲的人都可以成为傅说，高宗也不只是傅说一个圣人了。臣曾听说《汉史》赞美汉宣帝说：“综合考核名实，赏赐确实，惩罚必行。”明辨赏罚本来就是君主的职责，在国家兴衰、拨乱反正之时尤其紧迫。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有姑息纵容的政令，却没有惩戒性的刑罚。去年逆贼完颜亮的死亡，大概是受到太上皇圣德的感召，是上天借他的部下之手把他诛杀了。各位将领不但没有丝毫功劳，敌人未退时便逗留观望，敌人退却后又乘势抢掠；他们既没有遭受斧钺诛杀之刑，反而还得到没有名目的赏赐。有盗用节钺的人，有被任命为两府长官的人，有被任命为三公的人，传呼于道路之间，成为乡里人的笑柄，名器滥用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又有爵位已经很高却仍不停升迁的，官署已经冗员充斥却又继续增加员额的；政令有时出自多个门户，任命有时从宫中直接降下。这些全都是新政的负累，不能不革除。至于有罪的人不诛杀，罪恶就没有办法受到惩罚。还有如今最大的弊病：秦桧专权误国二十年，却在生前享尽极大的宠荣，死后还被追封王爵，天下人无不咬牙切齿、捶腕痛恨。即使不剖开棺材戮尸，又怎么能不施行追贬的惩罚呢？还有从前宦官中有人玩弄权力、收受贿赂、扰乱朝纲；大将中有人聚敛财物、结交私党、败坏军政；大臣中有人不通过正当途径进用，迷惑误导国家；台谏官中有人结交奸邪、欺蒙君上，憎恶正直、以正人为可耻。他们有的依靠权势庇护来自求安稳，有的盘根错节地巩固自身，有的因已经离职而侥幸逃罪，法典刑罚因此失去公正。这不是大舜铲除四凶、使天下归服的做法。臣听说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贤相，追贬元凶，流放诛杀奸邪，天下人都称快。宋朝能够防止中兴局面、使国家达到治理三十年的原因，是在太上皇登基、端正朝政之初，能够大力彰明刑罚与赏赐。陛下应当振作刚健果断的决断，效法虞舜的明断，继承太上皇的事业，查考旧例，先行纠正并追贬首恶的罪行，其余追贬处分再依次施行。这样就可以掌握施恩与立威的权力，陛下的职责也就尽到了。想要解决今天的弊病，如果不至诚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大力明辨赏罚来劝善惩恶，即使商高宗、周宣王、汉宣帝再次出现，也不可能实现中兴之治。所以臣希望陛下先履行自己的职责，来率领百官。这样一来，内外大小的职责如果还有不履行而造成弊病的，难道还有不能革除的吗？弊病既然除去，内政既然修治，那么外患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祖宗的疆土，指日可待便可以恢复。十朋被任命为湖州知州，上奏说：“臣曾听说先儒孟轲称赞周武王说：‘不疏远近臣，不忘记远方。’这句话不只是对周武王一人说的，大概也是给后世帝王治理天下的训诫。国家完整拥有吴、蜀之地，蜀地距离行在有万里之远，很容易被忘记。臣昨天承蒙恩典出任方面帅臣，两年之间有所听闻和见到的事情，姑且说其中大的三件：一是监司，二是虚额，三是马纲。如今朝廷只知道蜀地的重要权力在宣抚、制置两位大帅臣手中，却不知道四路监司的事权也很重。他们远离朝廷，便可以任意施行威福，傲慢地对待属官，把属官当作奴仆，动摇州县，使百姓无法安生。监司之中，漕臣尤其重要，一路的铨选都出自他的掌握，不像其他路只掌管钱谷事务。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州县就会受害，又没有地方申诉，地域遥远的害处就是这样，难道可以忽视吗？臣希望陛下告诫宰相，对四川监司尤其要精心选择，务必要得到奉公守法、仁慈和善的官吏来担任，以安定远方，不要只选擅长办理事务的人。”臣在方面帅府，每次见到蜀地士大夫往来，都说西州各郡困于虚额。大概是多年积欠，催收赋税无法实行；即使多次经过赦免，有司也不肯予以免除。

译从前又有喜好聚敛的监司，把各州多年积欠的酒税及其他各种没有名目的摊派数额，取一年中最多的数额定为常额。后来酒税等各项收入达不到这个数额，但有名无实的定额却一直存在。担任总司的人拿着有名无实的数额督促漕司，漕司无法取得实际数额，也拿着有名无实的数额督促州郡。州郡迫于总司、漕司的威势，又没有钱输纳，于是预先借取民间应缴的常赋来充数。后来郡守到任，想催收常赋，听说常赋已经被预借了，便在预借之外又借取，有的竟借到两三年，像卭州、彭州等州困乏得尤其严重。朝廷知道这种弊病，也曾有诏令减免和放宽，但主管总司、漕司的臣子不能奉行朝廷的德意，催收赋税仍和从前一样，州县不堪承受，日益凋敝困病。如今担任宣抚、制置两帅以及总领的人，都是一时的重臣名士，必定能够把安抚养育百姓放在心上。臣希望陛下亲自赐下御札，让他们分条陈述虚额的弊病，并迅速降诏废除它，希望远方百姓重新有生存发展的希望。臣到达帅州时，马纲恰好正在行水路运输，给峡路各地造成了极大的祸害。这件事的开端起于吴璘，小人于是迎合他，说走水路便利，欺骗蒙蔽朝廷以求取得官职。臣曾两次奉到御札，并非不想率先奉行，只是知道陛下爱护百姓胜过爱护马匹，而峡路…… 百姓尤其贫困，所以臣不顾罪罚，竭力陈述它的危害。如今茶司的马匹，自五十纲以后虽然不再经过这里，但朝廷没有明文宣布废止此事，仍有一两个提举马纲的臣子以奉行为名，峡江州县修治马厩、制造船只的劳役仍未停止。臣希望迅速降下圣旨，命令恢复旧日路线，取消提举马纲这一名目，各州所差遣的牵挽士兵各自返回原处，马槽、马厩、舟船不必再修治，这样才可以看出圣明的治理没有忘记远方。臣又认为，朝廷对于蜀地，并不只是因为它遥远而不能管理；今天国家赖以立国，正是依靠蜀地作为重镇。从前三国时期，吴、蜀分属两家，所以不能谋求进取中原一寸土地；如今上天把完整的吴、蜀之地都交给陛下，正是经营天下、恢复疆土的资本。如今传闻敌人在边境积粮屯兵，有窥伺蜀地的意图。蜀地有天险，不是敌人可以轻易窥伺的，臣只是担心民心或许离散，祸端从内部发生，这是值得忧虑的。安抚人民、使人心牢固团结，在今天尤其紧迫，所以臣冒昧献上这些狂妄的话。” 蔡戡对策说：“臣听说，有作为的君主急切地寻求治理；敢于进言的臣子诚恳地献纳忠言。古代君主有求治之心，一定有求治的实际行动；古代臣子有献忠的志向，一定有献忠的诚意。只羡慕求治的名声而没有实际行动，即使政令反复改变，又对治理有什么好处？只有献忠的话而没有献忠的诚心，即使奏牍写满万纸，又哪里谈得上忠诚？君主有求治的实际行动，臣子有献忠的诚意，言语被听取，计策被采纳，志向相同、道路一致，这就是尧、舜成为盛德帝王，稷、契成为忠臣的原因。恭敬地想，陛下凭借有作为的资质，居于可以成就功业的地位，登基之初便振作精神寻求治理，召用老臣，斥退宦官，放出宫人，节省浮费。这几件事轰动了天下人的视听，海角天涯的百姓相互议论说：‘圣明的天子出现了，中兴太平的局面，指日可待。’到现在已经数年，治理的成效还没有显著，无法充分慰藉天下渴望治理的愿望，这也是有原因的。臣不过是一介书生，幸而遇到陛下登基、亲自策问多士，大概是想求得正直的言论，从而辅助日月般的圣明，难道只是为了应付旧例而已吗？臣私下认为，如果粉饰浅陋的学说，献上谄媚的言辞，描绘圣德、铺陈太平，不只是臣做不到，恐怕也不是陛下愿意听到的。臣狂妄愚昧，不懂得避忌，只怀着一点诚意来进献，惟愿陛下留神。臣恭敬地读到圣策，上面仰慕唐尧、虞舜的盛治，下面谈到周、汉的中兴，逐条列举当今八项弊病，俯身询问草野之士，臣由此看出陛下求治是多么迫切。凡是有求治之心的人，一定有求治的实际行动；有求治实际行动的人，一定有达到治理的成效。陛下求治之心如此迫切，治理成效却寂然无闻，所以臣才敢妄议，认为陛下求治的实际行动还有未达到之处。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末节，根本端正了，末节就不难治理。陛下想知道求治的实际行动是什么，就应先寻求治国的根本。这个根本没有别的，只是端正内心罢了。臣请推究这个根本来说明，然后回答圣策所问。陛下如果能够端正根本，那么达到唐尧、虞舜的境界并不困难，周、汉的成就也不值得称道，八项弊病也可以依类推知了。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而内心又是一身的根本。《大学》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先要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先要整齐自己的家庭；想整齐家庭，先要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先要端正内心。’ 所以汉代董仲舒用这个道理告诫汉武帝说：‘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唐代刘蕡也用这个道理告诫唐文宗说：‘君主所发出的必定是正直的言论，所走的必定是正直的道路，所处的必定是正当的位置，所亲近的必定是正直的人。君主只有一颗心，但攻击它的人很多，有的凭勇力，有的凭巧言谄媚，有的凭货利，有的凭声色，各自都想推销自己来取得宠爱和俸禄。君主的心一旦不正，他们就会乘隙而入，于是心志耗损混乱，耳目受到蒙蔽，是非混淆，黑白错杂，没有什么情况不会出现。小则足以伤害自身，大则足以毁坏天下。只有君主应当把心安置在正道之中，不正的不要看，不正的不要听，不正的不要说，不正的不要做。我不喜好驰骋游猎，孟贲、乌获那样的勇力就无处施展；我不喜欢谄媚奉承，宏恭、石显那样的巧术就无处使用；我不追逐货利，桑弘羊、孔仅就不能扰乱我的心志；我不亲近声色，郑声、越女就不能动摇我的内心。这样一来，所看的没有不是正当的，因此目光明察；所听的没有不是正当的，因此听觉聪敏；所说的没有不是正直的言论，因而成为天下的法则；

译所做的没有不是正当的行为，因而成为天下的准则。用它来整齐家庭，宗族就会受到感化；用它来治理国家，国人就会受到感化；用它来使天下太平，天下人就会受到感化，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行。’臣从旁听说，太宗皇帝曾经说过：‘君主常常淡泊无欲，不让嗜好欲望显露在外，奸邪谄佞之人便无从进入。朕年长以来没有别的欲望，只喜欢读书，用来鉴察古今成败。’这话多么伟大，实在是万世子孙的谋略和训诫。又听说仁宗皇帝曾经说过：‘朕对于声乐歌舞从未留意，常常在宫禁之中批阅奏章的空闲，安静地默坐，不让外物动摇内心。’这德行多么伟大，实在是万世子孙的标准。陛下不敢自居圣明，却时时效法祖宗端正内心的道路，平素奉行的这些道理本来不需要臣絮叨说明，但臣爱戴君主的诚意不能自已。臣不敢远引前代，姑且用祖宗近来的事迹来回答。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朕以不敏之资，继承大宝，遵循尧的道路，到现在已经五年，日夜思念贤俊之士，今天才得以在朝廷亲自策问。诸位大夫盛美地等待询问，必定有高远的谋略和深远的考虑，来符合朕详细延揽人才的意愿。’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求取言论的迫切。臣是草野之士，才智和思虑短浅，不懂朝廷的大体。陛下在朝廷策问臣等，难道是认为臣等的话真的完全值得听取吗？况且朝廷之上，直到百官之中，有大臣陈述善道、闭塞邪说，有侍臣进献可行之策、替换不可行之策，有台官用来纠正过失、查究谬误，有谏官用来补救缺失、拾取遗漏；宫内又有轮对制度，宫外间或有召对的命令，凡是可以进言的人，并不只有一个。天下的事情，难道没有可以进言的吗？难道内外臣子都默默无言、没有什么可说的吗？还是他们虽然进言，陛下却不能实行呢？为什么八项弊病还像圣策所问的那样，仍然使陛下劳心忧虑、早起晚睡呢？君主的尊大如同天，尊贵如同神，威势如同雷霆。君主巍然居于上位，臣子渺小地处在下位。即使君主以温和的面色接待他们，以柔和的言语安慰他们，他们仍然畏惧而不敢进言，更何况以权势压临他们、以威严震慑他们呢？如果不是忠义之士奋不顾身，谁肯抗拒上天、触犯神灵、违逆雷霆呢？不进言本来就是如此，即使有所进言，也不是搜寻细小过错，就是指陈琐碎事务。天下有大的弊病，君主有错误的举动，谁敢触犯逆鳞呢？在朝廷的臣子畏惧而未必进言，进言而未必被听取，被听取而未必实行。” 谁能说草野之人的话真的完全值得听取呢？从前太宗曾对大臣说：“过去的帝王大多因为地位尊贵至极而自高自大，脸色严厉刚毅，身边的人没有敢进言的。朕和你们周旋交谈，委婉地商议时事，大概是想沟通上下的情意，使上情下达、下情上通，不要有阻塞蒙蔽。”臣希望陛下以太宗为榜样，先端正自己的内心，容纳接受直言，然后审察其中的是非邪正，选择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纳。这样，天下人就乐意把善言告诉您，高明的议论和长远的谋虑，每天都会陈列在陛下面前。圣策说：“听说唐尧、虞舜时代，法度彰明，礼乐显著，不用赏赐百姓也会受到劝勉，悬画刑象而刑罚得以废置不用，君臣以‘都俞赓歌’相互应答，不走下堂阶而天下便得到治理。”朕非常仰慕这种境界。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求治的迫切，以及向远古唐尧、虞舜的仰慕。臣听说尧把帝位传给舜、舜接受尧的帝位，所依据的不过是端正内心罢了。当时君臣以“都俞”的应答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把握中正。”正因为在朝堂之上端正了内心，所以天下受到感化，法度彰明，礼乐显著，赏罚都不必动用，只端正一心而天下就安定了。从前汉武帝赞美唐尧、虞舜，汲黯当面责数他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表面却实行仁义，怎么能想效法尧舜的作为呢？” 尧舜的道路，是从端正内心开始的。不能端正自己的内心，却想效法尧舜，就像竖立一根弯曲的木头，却要求它投下端正的影子一样。臣希望陛下仰面考察尧舜之道，先端正自己的内心，以此治理天下国家，那么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虽处异世，也会彼此符合。否则只是羡慕他们的名声，没有益处。圣策说：“如今朕早起晚食，兢兢业业，害怕不能使自己符合帝尧的盛德、继承祖宗的事业，如同涉过深渊、踏过薄冰，不知道怎样才能渡过去。”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求治的迫切，以及对祖宗和太上皇帝托付重任的顾念。臣认为祖宗留给子孙的谋略、太上皇帝传给陛下的事业，也不过是端正内心罢了。从前仁宗亲自书写三十五件事作为警戒，其大要是：戒除喜怒无常，防止自满，畏惧尊贵后的骄傲，追求中正，斥退谄媚奸佞，守持信义。这就是祖宗端正内心的要点。太上皇帝端正内心的方法，得自祖宗的传授，虽然不是愚臣所能完全知晓的，然而三十年之间，上面没有失德，下面没有废事，天下百姓几乎达到治理的境地；如果不是端正内心的功效，谁能做到这样？臣希望陛下仰面考察祖宗的道路，其次遵守太上皇帝的教训，先端正内心来治理天下国家，这样就可以增益帝尧的光辉、光大祖宗的事业；否则到别处寻求，都是没有益处的。圣策说：“设置荐举的科目，下达聘召的命令，然而真正有才能的人仍然没有出来。”这是陛下把任用之事交给群臣，而群臣挟带私心的过错。臣听说，堂上的距离比百里还远，君门的距离比千里还远；君主一人处在九重深宫之内，耳目、智慧和思虑有所不能周全，贤能和不肖一同进用，忠臣和奸佞混杂纷至，难道是一个人能够全都知道的吗？何况外有州县，远有山林，如果不是群臣荐举，君主从哪里知道他们呢？陛下把公道托付给群臣，群臣却徇私情而辜负陛下；他们所推荐的人都有所凭借，有的因为权势而推荐，有的因为贿赂而推荐，有的因为亲戚旧交而推荐。更严重的是，身为大臣，却发文命令别人推荐自己的亲属；侍从、台谏、监司、郡守，也互相推荐自己的亲属。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被推荐者是什么人，有的人连他的面都没有见过，哪里顾得上询问他有没有才能呢？陛下根据他们推荐的人而任用，又不在其中加以裁断，于是荐举之事被收作私人恩惠，聘召的命令甚至及于没有才能的寒俊之士，他们凭什么能够出头呢？这样想要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就困难了。天圣年间，漕臣任臯推荐县令向昱，仁宗对辅臣说：“向昱所推荐的只有一个人，还不能立即进用。”

译又有帅臣陈升之推荐卫尉寺丞邱濬，仁宗说：“邱濬平素没有什么声誉，只是凭口舌打动别人；如今陈升之称荐他的才能，岂不是助长了浅薄的风气吗？”臣希望陛下以仁宗为榜样，先端正自己的内心，考察推荐者以及他所推荐的人。推荐者贤能吗？那么他所推荐的人也可以由此推知。如果果然贤能，就任用他，并且进一步赏赐推荐者。推荐者不贤能吗？那么他所推荐的人也可以由此推知。如果果然不肖，就罢退他，并且进一步责罚推荐者。对于其中挟带私心、结成朋党的，要治罪而不赦免；不要相信一个人的话，不要被左右近臣的赞誉迷惑，这样真正有才干的人或许就可以得到。圣策说：“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重申奔走竞争的禁令，但公道仍然没有施行。”这是陛下过分宠爱亲近臣子的过错，也是近臣招揽权力的过错。臣听说，天无私心地覆盖万物，地无私心地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心地照耀万物。王者奉行这三种无私来慰劳天下，爵位、赏赐、刑罚、废置、授予、剥夺，都归于最大的公正，并与天下人共同遵守，从未听说在亲疏远近之间有所区别。陛下即位以来，藩邸旧臣受到的宠爱和任用过分，他们起初并没有奇才异识、特殊功勋和盛大功绩，却越级骤然被任用。庸碌腐朽的人没有什么见识，依仗权势、夸耀宠爱、招揽权力、收受贿赂，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少廉寡耻的人也因此侥幸求进、急躁升迁。宰相和执政大臣出自他们的门下，侍从和台谏官出自他们的门下，监司和郡守出自他们的门下，四方士人奔走聚集而来，举起衣袖便能连成云，挥洒汗水便能形成雨，他们的势焰炽盛，手一伸出去就热得灼手。陛下堵塞侥幸的门路，侥幸求进的人却日益增多；重申奔走竞争的禁令，奔走竞争的风气却日益滋长。这样想要实行公道，就困难了。从前真宗时，藩邸旧人颇为怨恨长期滞留，真宗说：“这些人如果只是侥幸求进，本来就是想凭借关系和机会；假如给他们越级升迁，拿什么来堵塞舆论呢？”因为国家的爵位官职不可轻易授予。仁宗时，任用王举正为参知政事，对他说：“你安于现状，不急于进取，所以我破格任用你。”又让彭乘修撰起居注，指着他说：“这是位老儒生，一向有淡泊退让的品德，没有什么能改易他的名声。”臣希望陛下以真宗、仁宗二祖为榜样，先端正自己的内心，以此考察群臣；刚正清廉、安于退让的人就任用，邪佞浮躁的人就屏退。其中有招揽权力、扰乱政事的，也斥退而不疑。施恩立威、生杀予夺的权柄，由陛下一人掌握；进用贤能、罢退不肖的职责，则责成宰相。不要凭私意授予爵位赏赐，不要把名器借给小人。这样，公道或许就可以实行了。圣策说：“扩大进言的道路，恢复治理的工具，但纲纪仍然没有建立。”臣听说，台谏是朝廷纲纪所在的地方；扩大进言的道路正是为了建立纲纪。进言的道路已经扩大，纲纪却没有建立，这种情况臣还没有听说过。如今台谏官虽然名义上有数人，但职位卑微、处于下位的官员，又受到进言禁令的限制，真正能够谈论政事的官员只有一两人罢了。有时台谏职位数月空缺，有时由庸才占据职位；偶尔得到慷慨敢言的人，往往早晨上奏、晚上就被斥退，不但不能采用他的意见，连这个人也一并罢黜。因此委靡怯弱、庸碌冗杂之流，只求苟且度过岁月，日复一日，渐渐形成风气。忠直的言论和高明的计策，陛下又从哪里听得到呢？陛下恢复治理的工具来建立纲纪，而进言的道路却是这样，纲纪没有建立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前仁宗时，增置四名谏官，任用欧阳修等人担任，对他们非常宠信，曾经说：“自从欧阳修等担任谏官以来，他们谈论政事都明白正直，无所顾忌；应当各自赐给章服来宠荣他们。”这就是祖宗奖赏进谏者。英宗时，侍御史龚鼎臣任职，少有建言，英宗说：“近年谏官多不称职，像龚鼎臣这样从未谈论政事的，就因而命令他出任外官。” 这就是祖宗惩罚不进谏者。臣希望陛下取法真宗、仁宗二祖，端正内心来端正台谏官，引导他们进言，凡是进言就一定听取，那么进言的道路会逐渐拓宽，纲纪也会建立。圣策说：“选择守令，务必宽厚体恤百姓，但民俗仍然没有富足。”臣听说，选择守令是为了使民俗富足；守令已经贤能而民俗仍不富足，这种情况臣还没有听说过。如今郡守不止一百多人，县令又是郡守的数倍，陛下难道能够一一亲自选择吗？又难道能够全都得到贤能之人来任用吗？关键只在陛下如何驾驭他们。如今有些人聚敛钱财、进献羡余，被称作善于生财；拷打掠夺、催逼租赋，被称作能办事；对人吹毛求疵，被称作明察；对人严酷刻薄，被称作强干；有的修饰厨房驿传来接待过客，以求取得名誉；有的准备财物贿赂权贵，以求得到推荐提拔。对于这些人，朝廷反而增加他们的秩禄、改授官职来宠荣他们；不肯因私情办事的被称作偏僻，约束自己而廉洁的被称作矫饰，安抚养育百姓而劳心、催收赋税而政绩不佳的，又被认为没有才干。彼此效仿，竟成风气，安然不以为怪。守令既然没有爱护百姓的心，百姓又遭受赋税征敛不均、狱讼裁判不公，间或还有水旱、盗贼等变故和流离困顿的痛苦，他们将到哪里去申诉呢？陛下致力于宽厚体恤百姓、使民俗富足，而守令却是这样，民俗没有富足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前太宗亲自书写《历子》赐给守令说：“以恩惠爱护百姓，可以记作劳绩。”这是太宗把惠爱百姓放在首位。仁宗曾下诏给监司说：“凡有牧宰贪婪残暴、任意妄为、不致力于体恤百姓的，都要把姓名上报。”这是仁宗把爱护百姓作为根本。臣希望陛下取法二祖，端正内心来端正守令，推广爱护百姓的心意，施行体恤百姓的政令，那么守令都会受到感化，民俗也会富足。圣策说：“赃墨之刑不是不严厉，却不能使人都具有君子的行为。”臣认为，刑罚是用来整治小人的，德行是用来感化君子的。秦人崇尚刑名，风俗反而更加浅薄；陛下严厉刑罚却想让人人成为君子，是不可能的。士人出仕，是因为贫困；如果俸禄稍微优厚一些，使他们能够侍奉父母、养育妻子儿女，除非本性贪婪、喜好财利，谁肯自行陷入刑法呢？如今却夺去他们的职田，削减他们的资给，做官的人凭什么养成廉洁？对官吏的责任要求极重，俸禄收入却很少；有田可以耕种，谁愿意出仕？贫困憔悴、不得已而出仕的人，俸禄既不足以糊口，就不怕接受贿赂。不幸的被查败，幸运的或许可以逃脱罪责。

译何况教化要从近处开始，朝廷中身居高位的官员享有千钟俸禄，有的甚至收受金钱，有司不敢追问，刑罚也不能加于他们，却想用严刑来禁止州县的小吏，这就困难了。从前仁宗时，有人提议削减百官的俸禄赏赐，仁宗说：“朕所想要除去的，是车舆服饰、宫中以及后宫的奢侈奇巧费用。国家选择人才来任职，至于俸禄赏赐，自有固定的条例，何必纷纷裁减来惊动内外呢？”又有人提议废除职田，仁宗说：“办事的官吏俸禄微薄，不足以养活自己；不肖之人最终因受贿而败露，朕非常怜悯他们。命令三司汇集公田的数额，平均分给他们。”祖宗厚待官吏到了这样的程度，臣希望陛下端正内心来驾驭官吏，归还他们的职田租税，恢复他们的资给，使他们生活有余，那么人人都会修身自饬。这样做了以后，如果还有贪赃枉法的官吏，再用严刑治理他们，也不算过分。圣策说：“对于钱谷的询问不是不勤勉，但国家没有多年积蓄的储备。”臣认为，生财没有办法，应当先节省财用。汉武帝喜好聚敛，天下因此空虚耗损；陛下询问钱谷，却想使国家拥有储蓄，是不可能的。君主治理天下，仰赖别人来帮助自己，就难以取得功效；降低自己来适应别人，就容易施展力量。广泛征取财物来供给用度，不如节省用度来防止耗费；取天下的财物来奉养一个人，不如用一个人的节俭来感化天下。如今朝廷之间、宫禁之内，没有名目的费用和不急迫的事务，可以节省的还没有全部节省，可以停止的还没有全部停止。陛下不致力于这些事情，却同主管财用的大臣早晚讨论，寻求增加财产的办法，这是很困难的。”从前仁宗对辅臣说：“我想先王不把远方珍异之物当作宝物，自己率先节俭，所以天下受到感化。如今府库中的珠玉、犀角、象牙都是多余之物，收藏它们有什么益处？应当全部交给有司出售，以辅助财用。”又曾拿出内府的金帛，估计价值数百万缗，来帮助三司支用，并且说：“朕认为，把它们收藏在内府，不如交给有司，用来宽缓财赋。”祖宗节制财用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臣希望陛下端正内心、节省用度，对于没有名目的费用和不急迫的事务，每天寻求并加以除去，那么国家的用度就足够了。这样做了以后，如果仍有匮乏的忧虑，臣不相信。圣策说：“用屯田充实塞下，有人说士兵不如农民。”臣认为，屯田是古代的良法，不可在今天仓促实行。既然今天还不能仓促实行，不如实行力田的制度，这样或许可以避免遗漏利益的忧患。仁宗曾说：“唐州、邓州、汝州等地，旷野很多，应当招募百姓耕种，并且放宽赋税期限，使百姓乐于从事农业。这是祖宗重视农业的意思。就今天的计划而言，两淮、荆湖之间沃土千里，可以招募百姓耕种，设置爵位来诱导他们，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略微减免他们的租赋。等到农闲时，再教他们武事；施行数年，就可以获得利益。圣策说：‘改革货币来供给国家用度。’有人说钱币不如楮币，臣认为楮币是当今权宜之计，不可以长久实行。既然不能长久实行，不如采用蜀地交子的制度，这样或许可以没有伪造之弊。仁宗时，益州知州寇瑊想禁止百姓使用交子，仁宗说：‘蜀地百姓贸易有无，使用交子已经很久了，怎么能突然废止呢？’于是下令让使者商议，认为由官府设置交子务可以便利百姓，并且制止争讼欺诈；这就是祖宗使用货币的本意。就今天的计划而言，采用蜀地的制度，必须惩治欺诈伪造的罪行，使狡猾的官吏不能欺骗，奸诈的人不敢伪造。同时把如今的钱币兼并使用，重申冶炼者销毁钱币的禁令，严格执行边境地区遗弃钱币的规定，长久施行，就可以没有弊病。圣策说：‘难道是因为施行它还没有掌握要领吗？还是因为文饰胜过实际，弊病难以革除呢？为什么看起来比不上古代呢？”天下从来没有没有弊病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不可革除的弊病；掌握了要领，弊病就会一天天革除，没有掌握要领，弊病就会一天天滋长。今天的弊病，是文饰胜过实际。陛下既然知道文饰胜过实际，为什么不寻求实际呢？陛下如果知道寻求治理的实际，天下的事情就会不劳而治，还有什么弊病呢？圣策说：“内修政事，是周宣王使周朝兴盛的原因；综合考核名实，是汉宣帝使汉朝兴隆的原因。考察史册，它们施行的具体迹象究竟怎样？”陛下开始策问臣时问唐尧、虞舜的治理，最后又问周、汉的兴盛，由此可见陛下求治多么迫切，已经无所不用其极。臣听说尧舜的德行冠绝百王，唐虞的治理超越万代，哪里是周宣王、汉宣帝二人可以相提并论的呢？陛下既然有志于尧舜，二宣便不值得称道了。周宣王使周朝兴盛，关键在于谨慎对待细微之处、亲近下民、收敛自身、修养德行罢了，所以诗人称赞他。汉宣帝使汉朝兴隆，是承接汉昭帝因循之后，用严厉手段挽救弊病罢了，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史臣赞美他赏罚分明、考核名实、枢机周密。臣据自己的观察，汉宣帝并没有做到这些。王成受到赏赐，赵盖、杨恽、韩延寿等受到诛罚，赏罚究竟怎么样呢？有人伪造增加户口，有人妄自指认鹖雀，名与实究竟相符吗？更严重的是，恭显这样的宦官小人掌管枢机，枢机果真周密吗？后世说汉元帝优柔寡断，汉朝的事业因此衰落。臣认为，汉朝事业的衰落，在汉宣帝时已经显露征兆；汉元帝任用恭显来扰乱天下，也是汉宣帝给他留下了条件。何况汉宣帝专门用刑名来约束臣下，虽然可能振作一时委靡的风气，却没有仁恩来凝聚人心，人心也就从此离去了。因此臣说：汉朝事业的衰落，在汉宣帝时已经显露征兆。圣策说：“诸位大夫通达古今，明白当世事务，凡是可以移风易俗、富国强兵的办法，都全部陈述，不要隐瞒。”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求言的迫切，担心臣有所隐瞒而不说，所以诱导臣使其进言。陛下诱导臣进言，而臣却不说，臣就有罪了。因此臣把这些狂妄的言论全部说出，只希望陛下宽赦。臣认为，移风易俗，在于陛下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以自身率先成为天下的风俗。天下人把陛下看作风俗的标准，陛下所喜爱的和所厌恶的，下面的人一定会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至于富国强兵的方术，这是战国君主殷切地向臣下询问、战国臣子喧嚷争辩着告诉君主的事情，臣没有学习过。”

译陛下如果能够先端正自己的心术来治理天下，即使国家不刻意追求富国，天下也会财用有余；不刻意追求强兵，天下也会无敌。臣还听说：身处安定时考虑危险，是君主保全治道的方法；私下忧虑而预先筹划，是臣子爱戴君主的心意。古代君臣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从来没有一天敢自以为安。如今旧日疆土被侵占尚未收复，敌人的祸患尚未解除，盗贼不时发生，饥荒接连到来，百姓只是苟且求安，并非真正安定；各项政务大致举措虽已施行，却还没有完全办好。这些都是今天国家的大计。陛下身处深宫闲暇之时，认为这些值得忧虑吗？认为可以不忧虑吗？陛下应当枕戈尝胆，怎么能够忘记忧患？微臣应当披肝沥血，怎么能够不把这些话说出来？臣认为，今天停止战争、讲求和议，使困苦疲惫的百姓稍得苏息，不能依此就以为已经安定。况且那些反复无常、诡诈多变的敌虏，其心意很难测度。陛下如果认为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得好，敌人不足畏惧，旧日疆土不必收复，那么这即使可以作为十天半月的计策，对将来的祸患又怎么能说得尽呢？仁宗时，元昊请求讲和，范仲淹、韩〔字迹不明〕说：“元昊多次取胜后请求通好，实际上是想休养。国家顾念百姓，不可不接受。陛下应当提高礼遇、敦厚信义，以结盟友好作为权宜之计；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以攻守作为实际事务。” “他不背弃盟约，我们就不断地安抚赏赐；他如果背弃恩德，我们就采取适宜的攻守措施。这才是防备他的正确办法。”至于今天的举动，是为了复仇而出兵，与仁宗时大不相同。仁宗尚且没有忘记防备敌人，何况陛下，难道可以有一天自以为安吗？万一边境有警报，陛下将与谁一起筹划防御？由谁供应粮饷？由谁去战胜敌人、攻取城池？凡是用来防备敌人的事情，臣都没有听说。这样陛下却自以为安，这是臣之所以寒心的原因。臣听道路上的人说：“陛下从近年以来，厌倦处理万机，每天以驰马追逐为乐。”臣起初不相信，后来长期客居京城，有一天看见几名武夫骑马奔驰，传达命令的人在道路上接连呼喊。臣问他们，行路的人都说：“这是侍奉陛下击毬的人。”臣虽然没有完全相信，也不能不对此有所疑虑。千金之家的子弟，坐着时不靠近堂边；百金之家的子弟，站立时不倚靠栏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爱护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他所应当爱护的东西，应当比这些更加重要。从前张建封喜欢击毬，他的门客、昌黎人韩愈上书，极力说明击毬的危害，认为五脏的联系非常细微，悬系在胸腹之间，却在颠簸奔驰中运动，这似乎不是保养寿命的方法。他的话恳切到了极点。士人爱护自己的君主尚且如此，何况臣爱护君主呢？不过，道路上的传言也不能全都相信。陛下生而知之，洞察祸福的机微，本来不应有这种事。万一确有其事，能够不吝改过、像流水一样听从劝谏，也是帝王的盛德。臣对此深切寄望于陛下。臣既然承蒙陛下重问，不敢有所隐瞒，始终把端正心术作为最后献给陛下的建议，因而又说到这件事。臣并非不知道这些是狂妄之言，上则冒犯天威，下则触犯众怒，罪责在所难赦。然而臣区区的忠诚，深深忧虑朝廷中的士人只想着考取甲科、得到优美官职罢了，不再替陛下把话全部说尽。臣既然已经说出这些话，退下后即使遭受斧钺之刑，也甘之如饴。陛下若怜悯臣的愚昧而赦免臣，那就十分幸运了。臣冒死，谨此回答。戡又上奏说：“臣私下看见，后唐明宗时，康澄上书议论政事，史臣记载其大意说：‘治理国家，有五种不值得恐惧的事，有六种深深值得畏惧的事。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值得恐惧；天象发生变化，不值得恐惧；山崩川竭，不值得恐惧；水灾旱灾、虫灾蝗灾，不值得恐惧；小人的虚假传言，不值得恐惧。贤士隐退不出，深深值得畏惧；士农工商各自迁改本业，深深值得畏惧；上下互相敷衍、阿附，深深值得畏惧；廉耻之道消亡，深深值得畏惧；毁誉混乱、真假颠倒，深深值得畏惧；听不到直言，深深值得畏惧。’史臣欧阳修说，康澄的话不只是切中一时的弊病，凡是做君主的，难道可以不深加警戒吗？臣曾对此有所疑惑。深深值得畏惧的事，当然是应该畏惧的；那些不值得恐惧的事，难道果真不值得恐惧吗？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就是让君主不畏惧上天的警戒、不体恤百姓的言论，那又怎么能称为至理之论呢？后来我反复推究其中的缘故，才明白他的意思。大概君主只应担心政事没有修明，而不必担心天与人不能相应。政事修明，即使有九年的水灾、七年的旱灾，也不会妨害治理；政事不修，即使西狩而获得麒麟、越裳进献白雉，也不能补救混乱。何况严寒、暑热、阴雨，难道小人能够免于怨恨和叹息吗？只要自己所应做的事做到极致，外界的事情就有些不必恐惧了。’” “所以，任用奸邪小人，贤士就会隐退，朝廷就会空虚；崇尚末业，士农工商就会迁改本业，农事就会荒废；容纳讨好者使其进用，上下就会互相阿附，治理之道就会背离；侥幸钻营的人多了，廉耻之道就会消亡，风俗就会败坏；偏听身边人的话，毁誉就会混淆真假，赏罚就会僭越失当；疏远排斥忠良，直言就会听不到，君主的耳目就会受到蒙蔽。以上任何一项，都足以招致祸乱。君主因此深深畏惧，臣子因此极力进言，后世史臣也因此赞叹，实在是理所当然。臣的才智见识浅薄昏暗，即使耗尽微薄的千般思虑，也无法仰助圣德万分之一。臣因读古人的书、诵古人的话，私下有所取法，斗胆献给陛下。臣愿陛下在清闲燕居之时，深思默虑，体味康澄的话，推究康澄的用意，除去那些危害治理的因素，寻求那些能够实现治理的办法。这样圣政日益更新，天下就大大有幸了。臣不胜拳拳的诚心。” 中书舍人崔敦诗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事情因和谐同心而成就，因乖异不合而失败。天下的形势，好比人的整个身体；身体内部只要有一条经脉不调和，就足以致病；天下之中只要有一件事不协调，就足以损害法度。从前周武王讨伐纣王时说：‘纣王有臣民亿万，却各怀一心；我有臣下三千，却同心一意。’可见和与不和，正是成败分野所在。臣私下观察国家的大事，没有比军队和百姓更重要的了。军队拼死出力来保卫百姓，百姓勤劳缴纳租税来供养军队，彼此相看如同一家，彼此相通如同一体，那还有什么乖异不合呢？如今治理百姓的人只务求爱民，却不体恤士兵；治理军队的人只务求体恤士兵，却不爱护百姓。州县屯驻军队的防区中，军人欺凌百姓，主帅却曲意庇护，使其不能依法治罪；百姓侵犯军人，守令却草率处理，不为军人伸张。于是双方各自划定界限，彼此隔绝。平时就积累细小怨恨，有事时便放纵分裂悖逆的情绪。从前高欢每次向军士下令，常让丞相属官张华分别向鲜卑人和汉人宣告他的话。他对鲜卑人说：‘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替你们耕田，女人替你们织布，输送粮食和绢帛给你们，使你们温饱，你们为什么要欺凌他们？’”

译“他对汉人说：‘鲜卑人是你们的客军，得到你们一斛粮、一匹绢，就替你们攻打贼寇，使你们安宁，你们为什么要憎恨他们？’况且高欢不过是个小人，固然远远不值得称道；然而他使军民和合的做法，都符合治军的道理，所以能够成就霸业。因此，人的通常情感，若不是忠于国家、顾全大局，就没有谁能防止彼此分异而归于同心。至于防微杜渐，也在于居上位的人能否有正确的防范方法。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洞察旁事，警惕祸患初起的征兆。诏令将帅应当想到百姓缴纳赋税来供养军队，不可曲意庇护部下；诏令郡守应当想到军士出力来保卫百姓，不可专门袒护本地百姓。遇到军民争讼，应各自平心静气地裁判处理：军人欺凌百姓，将帅不得包庇；百姓侵犯军人，守臣也必须依法彻底查办。凡是已经判决的军民诉讼案件，都应具文申报提刑司和御史台，允许它们纠察其中不当之处，取得〔字词不明〕后施行。这样或许可以消除乖异的根源，得到和平的福祉，也足以仰合陛下爱养百姓、抚恤士卒的心意。” 中书舍人张孝祥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天下的事情，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国威尚未振作，士气尚未树立，财用已经耗尽，铠甲兵器脆弱不堪。好比一个元气虚竭的人，各种疾病一齐显现；若不是有俞跗、扁鹊那样能够洗涤胃肠的医术，就无法使他起死回生。上天把神圣英武的资质赋予陛下，陛下潜龙在渊已经很久，对天下的事情十分周知。及至即位，便要使整个时代焕然一新，独自总揽权纲，考核名实，忧劳筹划，每天没有闲暇；只是内外大小臣僚都不足以仰望圣明的万分之一，所以到现在已经两年，大功仍未完成。然而臣听说：立志要坚定，不要急锐；成功在于持久，不在于迅速。治理要把握大体，不应琐碎罗列细故。法令贵在必定实行，不应徒然成为文书具文。大臣应当同心同德、亲比合义，共同完成济助艰难的事业；群臣应当遵循长期的道义、归向正确的方向，不可出于结党营私。如果这样，内政就不必担心不能修明，外患也不必担心不能平息。用这种办法富国，用这种办法安定百姓，用这种办法收复高文之旧日疆土，用这种办法发泄高文长期积压的愤恨；环顾四方，就没有不能做成的事了。如果不是这样，臣恐怕药方不对而病情更加深重，那么忧患将无法尽述。” 只希望陛下留意明察。太学博士虞俦上奏说：“臣听说，振兴一个时代的治理，必定有一个确定的根本体制。大体一经确定，那么谋划议论和施行政令都出于同一原则。即使用力有深浅，见效有迟速，也没有做了却不能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本体制一旦确定，就不会轻易改变。这样治理的方法，对于事务就能周详。不仅居上位的人实行起来有固定尺度，下面的群臣也都知道趋向何处，于是奔赴事务、追求功效。因此用一天的力量，就有一天的成效；用一年的力量，就有一年的成效。郑子产说：‘政事好比农事，要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始并谋划它的结局，早晚都去实行，实行时不要超出原先的思考。就像农田必须有田界一样。这样，思考以后才实行，实行又不超出所思考的范围，有始有终，都是农事所说的田界。’如果不先确立根本体制，泛泛然不知道应当遵循什么，早晨还崇尚质朴，晚上就改作文饰；忽然宽缓，突然严猛；上面失去一贯施行的要领，下面迷失趋赴的方向，只看见头绪越来越多，每天都忙不过来，用力不能专一，劳苦却收效很少。《诗经》说：‘好比要建筑房屋，却在路旁和众人商量，所以不能完成。’臣因此说：‘振兴一个时代的治理，必定要有一个确定的根本体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夏、商、周三代已经久远，请以汉、唐为例来说明。汉朝兴起时承受秦人奢侈的弊病，百姓背离农业根本而趋向末业，于是汉文帝亲自实行节俭来改变风俗，爱惜百金的财产，停止修建露台的费用，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没有增加，因此天下富庶，礼义兴盛，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到了汉宣帝，他从民间兴起，知道民生事务的艰难，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每五日亲自听理政事，宰相以下各自奉行职守前来办事，综合考核名实，赏赐一定兑现，惩罚一定执行，机要周密，制度完备，因此当时官吏都称职，百姓安居乐业，号称中兴。唐太宗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希望君主独自掌握威权，不要委托给臣下，又希望炫耀武力，征讨四方夷族，太宗都没有听从。一听到魏征关于仁义的主张，便坚定地实行；即使封德彝提出重刑的说法，也不能使他迷惑。没有几年便达到太平，外户不用关闭，行旅不用携带粮食，蛮夷酋长都穿戴汉人的衣冠。太宗说：‘这是魏征劝我实行仁义所产生的效果。’所以后世谈论治理，汉朝推举文帝、宣帝，唐朝推举太宗。臣看来，他们即位之初、谋求治理之始，都能够深刻认识根本大体所在，或实行节俭，或振作精神，或奉行仁义，尽心尽力去做，最终都逐步实现并取得成效。” 臣因此说：根本大体一旦确定，即使用力有深浅，见效有迟速，也没有做了却不能成功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借上圣的资质，登上至尊之位，正在广泛采纳群臣的意见，以振兴一个时代的治理。臣恐怕各人各有心意，所见也不相同：谈论道德的人，失于迂阔；议论刑名的人，失于苛刻；安于因循的人，害怕改革；急于功利的人，喜欢制造事端。要求过高就难以实行，要求过低又接近浅陋。各种意见纷纷一同进呈，起初却没有一个确定的根本体制。假如早晨认为某个人的说法正确而采用，晚上又认为另一个人的说法错误而罢止；早晨认为某件事正确而推行，晚上又认为某件事错误而废除。事情没有固定的议论，人也没有恒常的责任。即使陛下在上面辛勤劳苦，群臣在下面奔走办事，最终也没有益处。臣愿陛下明诏二三位大臣，审察天下形势，制定适合当世的措施，讲明治理的根本体制，取其规模法式，先确定那些断然不可改变的原则；然后把良法美意、大纲小纪、本末次序，依次施行。上面以道德原则裁度，下面以法令制度守持，这样每天看似不足的成效，积累到一年就会有余。用它来使百姓富裕，用它来强盛军队，用它来安定中国，用它来抵御四方夷族，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只希望陛下留意。

译虞俦又上奏说：“臣听说天道喜欢循环往复，气数运行一周就必然复归。做君主的人，只须修治人事来应合天道罢了。臣曾观察两汉以来天下的形势，时而分裂，时而统一，变化多么频繁啊！东汉分裂成为三国，又统一为晋；又分裂为南北朝，又统一为隋唐；又分裂为五代十国。其间天道的消长循环往复，彼此相互消长，而国势分合长短的数理，却好像契合符节，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至于人事的得失、可喜可恨，都可以考察而知道。我国太祖皇帝顺应天命和人心，开创中原夏土；太宗皇帝追继先祖功业，终于成就大功，统一天下的功绩，正要流传万世。靖康年间遭逢厄运，事情出于非常；建炎年间中兴，驻跸吴地，然而中原疆土还没有恢复到版图之中。臣曾从天道推求，从气数验证，甲子已经超过一周。循环一周就必然复归，何况天道有损有益、抑制盈满而增益谦逊，从来没有不回转的。岁星运行到吴地分野，秦国便因符命而灭亡，天道昭然，不能诬蔑。既然如此，天下的形势分裂之后必然重新统一，恢复疆土的时机，难道不正在今天吗？然而臣仍有私下忧虑、过度筹划之处，因为怨恨拖延日久就容易被忘记，外界没有衅隙就容易被忽视。” “自从讲和日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此，把它当成常态，只看见使者往来奔驰、聘问频繁亲近，终于认为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却完全不知道仇恨和耻辱尚未雪除，怎么可以忘记呢？只看见每年拿出金帛来填满敌人的欲壑，便认为这是长久安定的办法，却不知道狼子野心，不能保证。齐襄公报了九代以前的仇，《春秋》认为这是善举，赞许他没有因为时间久远就把仇恨忘掉。晋国范文子说：‘只有圣人能够使内外都没有忧患；不是圣人的话，外部安宁必然会有内部忧患。’这是害怕外部没有衅隙便一定会忽视它。如今天下风俗委靡，士大夫苟且偷安，百姓还未安定，仓库还未充实，将帅还未选定，军政还未建立，士卒还未训练，器械还未精良。凡是中国用来自我治理的办法，大多缺失。假如胡人的气运将要终结，却不知道我们凭什么承受这个时机。从前石虎死后，子孙争夺国位，朝廷内外都认为恢复中原指日可待，只有蔡谟说：‘能够顺应天命、乘着时机，使众生渡过艰难的，除了上圣与英雄，没有人能够做到。’今天的事情，大概不是当时贤者所能做到的。大概人事因长久忽视而不加修治，天时突然到来却又错失，这正是有志之士对此深感惋惜的地方。” 臣愿陛下激励名节，以振兴委靡的风俗；总括考核名实，以革新士大夫的苟且习气；选择贤能的守令来安定百姓，节省浮费来充实仓库，考察公论来选任将帅；明确赏罚，以建立军政；严格教阅，以训练士卒；整饬百工，以精良器械。不要因为怨恨拖延日久就有所忘却，不要因为外部没有衅隙就竟然忽视，务必把自己所能做的事做到极致，然后等待天命。《易经》说：‘先于天时而行动，天也不违背；后于天时而行动，便奉行天时。’圣人从内部修治政事，施行政令、安排措施，暗中契合天心，已经很久了。契合天心，就是天也不能违背。天时一旦到来，然后奉行天命之辞去讨伐有罪者，确实有些事情不是人力所能安排，却会因此实现，这些都是上天的作为。上天所作的事，天下谁能够抵御？时机不可错失，时机不会再来。只希望陛下为宗社留意，臣就十分幸运了。俦又请求颁发敕令，要求百司勤勉守职，不要从事奔走竞争。他在奏状中说：臣听说，天下的事情，君主掌握其中的纲要，臣下办理其中的细节。掌握纲要的人享受安逸，办理细节的人承担劳苦，这是不可改变的职责分工，也是自然的道理。天有什么言语呢？不过是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依靠六子的运动罢了。君主做什么呢？不过是使万事得到治理、四海获得安宁，依靠百官分掌职事罢了。从前汉宣帝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每五天亲自听政一次，以至于百工制作的器械都能精益求精。唐太宗凭武力平定祸乱，到了太平之日，即使各卫的将帅也每天在殿庭接受考察；由此可知，当时百官之间早晚都不懈怠，奔走效劳。两朝中兴的盛况、治理成效的美好，难道会没有原因吗？臣仰念陛下自登大位以来，亲自总揽各种政务，大凡用来造就和更新人才的措施，都是想要振兴治绩。然而近年以来，士大夫习惯于旧有陋习，没有振作奋发的意愿，反而有因循懒惰的心思；把法令当作徒具形式的文书，把官府看成过客暂住的旅舍，进入官署已经很晚，出来又很早，严重的甚至无故不来；公文来不及审阅，吏员的奸弊来不及查禁，职务因而废弛，考核稽查也被耽误。他们心中所想，不过是窥伺执政大臣的府第，奔走于台谏官员的门下，只为自己谋求利益罢了。长久这样而不改正，国家将依靠什么？孔子说过：“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韩愈也说：“领取俸禄却怠慢职事，一定会遭受上天的灾祸。”如今在京城之下，各个官司和庶府，竟不能在一顿饭的时间内安坐官署，把职务办完；还希望他们能够公而忘私、凡是知道的都去办理，实在很难。谨按《政和弹奏格》规定，省、台、寺、监等机构都应各自安守常职，赴公办理职务，不得有旷职废职的情况；如果有人毁坏废弃职守，应予弹劾并上报。从前羲和背弃官职、离开任所，▯侯因此出兵征讨；魏国有人在任上尸位素餐，《伐檀》诗因此加以讽刺。如今臣的职责在于察举官吏，谨敢预先将此事上奏。伏望陛下特别降下圣旨，重申敕令百官各守自己的官署，不得有人迟到入署，也不得有人提前离署；这样不仅各项职务可以得到整顿办理，奔走钻营的风气也或许能够稍稍收敛。宋孝宗吸取绍兴年间权臣专权的弊病，亲自总揽权柄和纲纪，不把政务责任推给臣下。屯田员外郎林栗说：“君主掌握权力，大臣审察权力，诤臣议论权力。王侯贵戚，是最善于扰乱权力的人；君主身边的近臣和亲近侍从，是最善于窃取权力的人。权力在大臣手中，大臣就尊重；权力在近臣手中，近臣就尊重；权力在诤臣手中，诤臣就尊重。因此，君主常常担忧权力落在臣下手中，一定想把它收回来而独自掌握。然而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独自掌握权力的君主。不让大臣掌握，王侯贵戚就会得到并掌握它；不让近臣审察、诤臣议论，左右近习就会得到并议论它。君主反而认为自己取得了权力并亲自执掌，难道不是错误吗？”所以，贤明的君主让他人执掌权力，却不把权力完全交给他们；收回并统摄权力，却不肯独自掌握一切。后来出现把鹿说成马、把鸡说成鸾鸟的话，孝宗正在接受对答时，读到“君主常常担忧权力落在臣下手中，一定想把它收回来而独自掌握”这句，称赞说好。

译林栗后来任直宝文阁、知湖州，又上奏说：“臣听说，汉代的贾谊号称通晓国家大体，他所上奏的文章甚至到了痛哭流涕的程度。考察他的主旨，大体上是用自身来比喻天下的形势。他说：‘天下的形势正患严重的肿病，不只是肿病，还苦于[字样不明]，又像[字样不明]，并且还患有痱病。’臣每次见到士大夫喜欢议论时事，就常常拿这段话询问他们。如今国家的形势处在四百零四种疾病之中，究竟叫作什么病？即使能说出它的病名，也未必能够说出治疗方法；连病名都说不清，却贸然开方治病，那必然会把人误治致死。听到臣这番话的人，不是愤怒就是沉默，偶尔有人反过来诘问臣，臣就回答说：‘今天的病，名叫风虚，症状就是半身不能随意活动。’风邪在外，虚弱在内，人体真气在内耗损，所以风邪从外部乘虚侵入，突然中伤人体，随即僵倒在地，这就是靖康之变。幸而元气仍然存在，所以倒下后又重新站起，这就是建炎年间的复兴。然而元气虽然存在，邪气仍然强盛；从淮河以北全都是我国过去的疆土，但号令不能到达，正朔不能施行，这难道不同于半身不遂吗？还不只是半身不遂，尚存的半身也[字样不明]地害怕风邪乘虚侵入，不能安定自处。” 如今议论国事的人，就像一个痿病患者仍没有忘记起身一样，难道一定要贤能智慧的人才会和国家怀有同样的愿望吗？而市井之中的庸俗之辈，只凭口传耳闻，苟且想试验一番来推销自己的药方，就把汤熨、针刺、砭石等疗法混杂在一起一齐使用，这不是身体虚弱的人所宜轻易接受的。臣听医生说：“中风导致偏废，年龄在五十岁以下、血气旺盛的人容易治疗；这是因为真气和邪气彼此抗衡，真气旺盛则邪气衰弱，真气运行则邪气退去。”然而，若尚存的半身真气不能充足，便无法救治已经偏废的身体。因此，想要使这种疾病康复，必须禁止患者放纵嗜欲，节制思虑，爱护气血，调养精神，使尚存的半身一天天充实起来；这样阳气周遍流行，经脉络脉通畅，患者将会不知不觉丢下手杖而行走。如果急于治好疾病而不顾根本，让各种毒物进入口中，使五脏受到风邪，邪气的强盛还不能很快除去，而原本保存的真气却一天天耗尽，所以中风再次发作的人，大多不能救治。臣愚昧，但对这些话深有感触，私下认为即使贾谊再生，替陛下进言，也没有什么话能超过这个道理。” 《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一。《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二。明代杨士奇等撰。治国之道。宋孝宗在位时，枢密院检详文字兼检正李椿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和天下的大事有两件，其余都只是小事。什么叫大事？不过是国家的根本和国家的形势罢了。什么叫国家的根本？人民就是。什么叫国家的形势？军队就是。人民贵在富裕众多，军队贵在精锐强盛。人民富裕、军队强盛，国家的根本就确立，国家的形势就壮大，国家便安宁了。如今却不是这样，州县之间想方设法扰害百姓，使他们陷于贫困，百姓流亡成为盗贼，各地的狱讼都充满了盗贼案件。盗贼发生后，十人中还捉不到一人。现在只按已经捕获的盗贼来计算，不知尚未捕获的盗贼有多少人？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广、京西、两淮的州县，监狱中很少有没有盗贼案件的，州县把这当作平常的事情，朝廷之上也没有办法全部知道，所以也没有把它当作忧患。臣实在为此忧虑。臣仰念陛下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赤子，诏令屡次下达，从来没有不把百姓放在心上的；可是百姓却困苦到这种地步，尚未听说有真正惠及百姓的措施。况且陛下听取进言从不厌倦，难道远近的臣子还没有人把百姓困苦、盗贼众多的情形告诉陛下吗？还是有关部门认为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切，姑且任其如此呢？臣对此更加忧虑。江上各军一向号称精锐勇悍，身经百战的士卒已经老去并且离开军伍，新招募的军队还不熟悉强大的敌人。” 只有军中将门子弟熟悉父兄所受的军法军纪，最适合收录刺取入军；但如果把老弱有病者裁汰后都随父兄离开军队，也不免使他们失去安置。又加上大将数次更换，号令不一致；军士大多贫困，有饥寒之患，新来的人没有凭借，极少有自我巩固的心。主将既不为长远作打算，军心便观望不定，凭什么归附服从呢？上下都苟且从事，遇到紧急情况又能依靠什么？这是国家的大计，臣对此实在忧虑。臣愿陛下委托宰执大臣讲论富民强兵的要领，选拔监司和守臣，减少对百姓的科派征敛，放宽他们的徭役；凡是扰害百姓、对国家无益的事情，一概蠲免废除。仍应下令各路监司、守臣，让他们分别条列本路、本州可以裁减官吏以及可以宽免民力的事项，核算一整路、一州所节省的财物粮食数目；对于下户和预买以及折科加耗等事项，逐项裁减；对于裁汰的不理事务官，计算其一任所应请领的官田，按数发给，以减轻州县的负担。今后凡被裁汰的人，一律不再离开军队，这样或许州县之间可以勉强支撑，不至于横征暴敛，使百姓逐渐有达到富庶的希望，免除困穷的祸患，自然不会成为盗贼，国家的根本也就树立了。至于选择大将，臣想来都由陛下亲自擢用。臣愿陛下既然知道某人可以任用，就长期任用；既然知道可以委托，就专一委托。委任专一，就不会因疑虑而不能尽心任事；任用长久，就不会苟且应付，士卒也会逐渐服从。这样便能得到心腹之将，为陛下办理军务。军中凡应当裁汰的人，如果有子弟和家属，即使已经裁汰，也只减半领取俸给，不再离开军队；收取他们的子弟充入军中，不必拘泥于等级仪仗，只取技艺精熟、体力强健的，使父子相亲，得到他们拼死效力，以备缓急之用。这样军队强盛就可以保证，国家形势也会壮大。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两件更大的了，只希望陛下留意。” 李椿任吏部侍郎时，又上奏说：“臣曾认为，《易经》这部书论述君臣大义，深切而明白。刚健，是君主的德性；柔顺，是臣下的道理。刚柔、阴阳，又用来区别君子和小人的分际。凡是九居第五位、六居第二位，称为得位，是刚柔守正；而六十四卦中，九居第五位、六居第二位的有十六卦，六居第五位、九居第二位的也有十六卦。考察卦辞，九居第五、六居第二的多是少利；六居第五、九居第二的却多为吉。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圣人的告诫：君主的德性刚健，但施用时贵在柔和中正；臣下的道理柔顺，但施用时贵在刚强中正。臣谨以《临》《遯》两卦来说明。《临》卦是阳刚逐渐增长、泰运将要到来的时候。先儒认为，《临》有临民之义，就是上位者临察下位者。《临》卦九二的爻辞说：‘以感通之道临民，吉利，没有什么不利。’象辞说：‘尚未顺从命令。’顺从上位者的命令，是臣下的道理；所谓尚未顺从，并不是不顺从命令，只是暂时还没有顺从罢了。‘未’是有所等待。《临》是两个阳爻的卦；《咸》是三个阳爻的卦。得到三个阳爻上下相交，君子之道增长，那么初爻对应四爻，二爻对应五爻，就成为《咸》卦了。” 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反而使百姓失去《临》卦的意义、失去泰运到来的时机，又怎么会有“吉利，没有什么不利”呢？只有六五柔和中正，不自以为全知，却能够任用九二的刚健中正，不责求他立即顺从命令，所以说“以智慧临民，是大君应有的适宜做法”，意思是行动合乎中正。因此《临》的大象辞说：“君子因此教导和思虑没有穷尽，容纳保护百姓没有边际。”这是因为六五能够任用九二，不责求他立即响应；九二能够承担责任，也不急于响应六五，志向在于通过感通而相感，专心保全民众，所以双方都得到赞美。那些剥削百姓来奉承君上、借此作文辞以图求进用的人，是由《屯》卦变化而来的人，哪里懂得“咸临”的意义呢？《遯》卦是阴柔逐渐增长、否运将要到来的时候。《彖辞》说：“小有利于守正，因为阴柔正在逐渐增长。”不说柔，是不赞许它增长。六二的爻辞说：“用黄牛皮革把它牢牢捆住，没有谁能够解脱它。”象辞说：“这是固守志向。”大概六二得位，又得到君主信任，志在巩固自己的地位。捆得像牛皮一样，牢固不可破。下卦为伏藏的兑，表示没有谁能够尽情发言，所以处于中位却不说中，处于正位却不说正，不说有利、吉利、无咎。只有这一爻单独不说“遯”，圣人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九五得位，所依靠的是三个刚爻作为助力，两个阴爻还很微弱；它端正自己的志向而不赞许阴柔前进，所以说：“美好的退避，守正则吉，这是为了端正志向。” 既然如此，不能免于退避，是因为遭逢的时势如此。君子和小人的区别，难道可以不仔细察辨吗？柔中、刚中的告诫，难道不深切吗？臣仰想陛下刚健中正、聪明神武，不自以为无所不知，虚心接受他人，深得《知临》《咸》卦感通之义，正当阳刚增长、泰运将至的时候。臣愚昧，担心内外臣僚中，有的人志在“咸临”，却没有立即顺从命令；有的人志在固守自己的地位，却牢不可破。臣愿陛下都用《易经》的道理来考察他们，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将会看到天地交感而万物通达，上下交感而志意相同。天下就大大有幸了，伏乞陛下圣明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