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3/3）

译人的才能，因专一而成，因杂乱而毁。所以先王培养民众的才干，把工匠安置在官府，把农民安置在田亩，把商贾安置在店铺，把士人安置在序、庠中，使他们各自专心于本业，不接触异端事物，担心异端事物足以妨害他们的事业。这里所说的还不只是使他们不能接触异端事物，而是向他们展示先王之道，把诸子百家的异说全都排除，使他们不敢学习。如今士人应当学习的，是能够用于天下国家的学问；现在却全都弃置不教，反而教他们应试的文章，使他们耗损精神、疲惫心力，把整日的力量都用在这件事上。等到任命他们为官，又把所学全部搁置不顾，反过来要求他们办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古人早晚专心于天下国家的事务，尚且还有才能能做和不能做的区别；如今却转移他们的精神，夺去他们每天的力量，早晚从事于没有补益的学问。等到任用他们办事时，才突然要求他们为天下国家发挥作用，难怪真正有才干、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少了。所以臣说，这不只是不能造成人才，反而还使他们困苦、毁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材。还有更严重的危害：先王时代，士人所学习的是文武之道。士人的才能，有的可以成为公卿大夫，有的只能成为士人；才能有大小，是否适宜任用，也各有不同。至于武事，则根据才能的大小，没有人不学习。因此，才能大的人，在朝中可以担任六官之卿，出外可以担任六军之将；才能次一些的，可以成为乡党之间比周的老师，也都可以担任卒、两、师、旅的统帅。因此边疆戍守和宫廷宿卫都由士大夫担任，小人不能干预这些职任。如今求学的人认为文事、武事是两回事，只知道治理文事罢了。至于边疆戍守、宫廷宿卫的职任，就推给士卒。往往天下奸诈强悍、无赖之人，只要才行足以在乡里托身，就没有肯离开亲戚而参加招募的；边疆戍守、宫廷宿卫，这是天下的重大职任，也是君主应当慎重选择的事情。所以古代教育士人，把射箭、驾车看作急务，其他技能则看其才能所适合的方面然后再教；才能做不到的，不强求。至于射箭，这是男子应有的本领；只要人一生下来没有疾病，如果没有疾病，就没有不放弃射箭而学习它的。在庠序学校中本来就曾经学习射箭；有宾客之事，就用射箭；有祭祀之事，就用射箭；考察士人的品行才干是否相当，也用射箭。对于礼乐之事，也从来没有不把射箭包含其中；射箭也从来没有不处在礼乐祭祀之间。《易经》说：“弓箭的威力，可以用来威服天下。”先王难道只是认为射箭可以用来练习揖让礼仪吗？本来是认为射箭是武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威服天下、守卫国家的工具。士人平日就用它来学习礼乐，出外就用它参加作战。士人既然早晚都从事于此，能够射箭的人又多，那么边疆戍守、宫廷宿卫的职任都可以择取人才来担任。士人曾经学习先王之道，品行义行又曾经受到乡党推重，然后根据他的才能把边疆戍守、宫廷宿卫的职任托付给他；这就是古代君主把干戈交给这些人，而没有内外忧患的原因。如今却把天下的重大职任、君主应当极其慎重选择的任务，推给那些奸诈强悍、无赖而才行不足、只能在乡里托身的人。这正是当今四处忧惧、常怀边疆之忧，担心宿卫不足以依靠来确保安宁的原因。如今谁不知道边疆戍守、宫廷宿卫的士卒不足以依靠来确保安宁呢？只是有人认为天下学士以拿兵器为可耻，而又没有人能够骑马射箭、操练阵法；那么除了招募来的士卒，还有谁能承担这些事情呢？如果不严格教育士人，不提高选拔标准，那么士人以执兵为耻、从来没有人能骑射操阵，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这些全都是教导士人的方法不对。如今的俸禄制度大都很微薄，若不是朝廷侍从之列的官员，家中人口稍多，就没有不兼营农业、商业的利益而能够满足生活供养的。至于州县的下级官吏，一个月所得多的有八九千钱，少的有四五千钱；还要守选待除、守阙通之，大概要六七年以后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这样计算下来，每月实际所得竟不到四五千钱，少的实际上甚至不到三四千钱而已。即使仆役的供给，也不至于窘迫到这种程度；但他们养生送死、婚姻嫁娶、丧葬送行等事情，都要从这点收入中支出。出身高于中等人的，即使贫穷，也不会失去做君子的操守；出身低于中等人的，即使富足，也不会失去做小人的本性。只有中等人不是这样：贫穷就会成为小人，富足就会成为君子。计算天下士人，出身高于或低于中等人的，千百人中没有十之一；那些贫穷而成为小人、富足而成为君子的，天下到处都是。先王认为众人的力量不能靠强力压服，所以制定行为规范时，不以自己为标准，而以中等人为标准；顺着他们的欲求，用有利的方式引导他们，使规范成为中等人能够遵守的，那么他们的志向就可以推行于天下，并流传后世。如今按照这样的俸禄制度，却想使士人不毁坏廉耻、没有羞耻之心，大概是中等人所做不到的。所以现在大官往往相互行贿送礼，经营财产，以至背负贪污的恶名；小官则贩卖货物、乞讨行乞，什么事都做。士人既然已经毁坏廉耻，在世上背负了恶名和牵累，那么偷懒苟且、求取容身的念头就会产生，矜持奋发、自强不息的心志就会消失，职守怎么能不松弛呢？治理国家的道理又从哪里兴起呢？何况违犯法令、接受贿赂、侵夺百姓利益的人，往往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谓不能用财利来使人富足。婚丧、奉养、衣服饮食、器物用具等方面，都没有制度加以节制，天下反而把奢侈视为荣耀，把节俭视为可耻。只要财力能够置办，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有关官司既不禁止，人们又以此为荣。如果财力不足，不能在流俗中保持体面，那么在婚丧之际，往往会得罪族人。婚姻嫁娶反而成了人们以为可耻的事。因此富人贪得无厌，穷人则勉强用不足的财力追赶他们。这就是士人所以更加困苦、廉耻之心所以毁坏的原因。这就是所谓不能用礼来约束他们。如今陛下亲自奉行俭约，以此率领天下，这是左右近臣和显贵大臣亲眼所见的。然而在内闱之中却奢侈靡费、没有节制，违犯皇上的厌恶，损害天下教化的人，已经有过分严重的了。

译没有听说朝廷有所贬退，以此向天下显示。过去周人拘捕群聚饮酒的人，并施以死刑，是认为酒的流弊会产生祸害，甚至有许多人因此死亡，所以严厉禁止祸害的根源。严禁祸害的根源，所以施刑极少，而人们陷入祸败的也少。如今朝廷法令中最严厉的，只有贪官；严禁贪官，却放松对奢靡的法令，这就是所谓禁止末流而放松根本。然而世上有见识的人认为，如今官员冗多，而县官的财用已经不足以供给他们，这种看法也是被道理蒙蔽了。如今进入官府任职的人确实冗多，但前代设置的官员本来很少，而俸禄又如此微薄，那么财用不足，大概也有原因可说。官吏俸禄难道值得计算吗？臣对于财利本来没有专门学习，但确实仔细观察过前代治理财政的大要。大概是依靠天下人的力量来创造天下的财富，取用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以来的太平之世，从未把财用不足当作天下共同的祸患；祸患在于治理财政不得其道罢了。如今天下没有战争的器械，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尽力生产天下的财富，然而公私方面却常常以困穷为忧患，大概也是治理财政不得其道，有关官司不能衡量时势的适宜情况、通达变化的缘故。如果确实能够按照正确的方法治理财政并通达变化，即使臣愚昧，也知道增加官吏俸禄并不足以损害国家经费。如今法令严密、命令完备，用来罗致天下士人的法网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朝廷曾经用道艺教导他们吗？对于不遵从教导的，有相应的刑罚等待他们吗？曾经用制度约束他们吗？对于不遵循事理的，有相应的刑罚等待他们吗？曾经把职事交给他们吗？对于不能任事的，有相应的刑罚等待他们吗？如果不先用道艺教导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遵教导；不先用制度约束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循事理；不先把职事交给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能任事。这三件事，是先王法制首先急于实行的。如今这些都没有做到，却把琐碎细小、不是当务之急的事情制定法令禁制，法令每月不同、每年不同，做官的人甚至多到无法胜数，又怎么可能一一避开而不触犯呢？这就是法令越来越多却不能实行的原因：小人有幸免罪的，君子却有不幸而受牵连的。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刑罚加以裁制。以上这些，都是治理国家不得其道。如今选取士人，强行记诵、广泛背诵，略微通晓文辞的，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都是公卿的选拔对象。记诵不必强行背诵，也不必广博，只要略通文辞，又曾经学习诗赋，就称为进士。进士中优秀的，也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这两科所取得的技能，不足以担任公卿，不必等到讨论之后也可知道。但世上的议论者却认为，我们曾经凭借这两科选取天下士人，而那些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也曾经从其中产生；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的取士方法才得人才。这种说法也是被道理蒙蔽了。先王的时代，把所有取人的方法都用尽了，仍然担心贤能者难以进用，而不肖者混杂其中。如今把先王取士的方法全部废弃，把天下有才之士全都驱使去参加贤良、进士科，那么才能担任公卿的人本来应当成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中本来也应当有时能得到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然而不肖之人只要会雕虫篆刻之学，便凭此升到公卿；才足以担任公卿的人，却困于没有补益的学问，因而凭此被排斥，老死于山野，这种情况大概十之八九。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所慎重选择的，不过是公卿罢了。公卿得到合适的人以后，就让他们推举同类，使同类聚集于朝廷，那么各部门、各府署就没有得不到合适的人了。如今让不肖之人侥幸做到公卿，于是得以推举同类聚集在朝廷，这就是朝廷中不肖之人很多的原因；即使有贤能和智慧的人，也往往困于无人帮助，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况且公卿不肖，已经推举同类聚集朝廷；朝廷中的不肖之人，又推举同类充任四方的任使；四方任使之官，又各自推举不肖之人散布到州郡，那么即使有“同罪举官”的科条，哪里值得依靠呢？只不过正好成为不肖之人的凭借而已。其次是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等科，朝廷本来已经担心它们对世事没有用处，才稍稍要求他们通晓大义。然而从大义方面取得的，也没有比从前贤明。如今朝廷又开设明经科来选拔通晓经术的士人，但明经科所取的，也只是记诵并略通文辞的人。那些通晓先王旨意、可以用来施用于天下国家的人，反而未必能参加这项选拔。再其次是恩泽子弟，学校不教他们道艺，官司不考察询问他们的才能，父兄不以其行为道义作保荐任用，朝廷却径自授予他们官职，并让他们担任职事。周武王列举纣王的罪行时说：“按世袭来任用官员。” 按照世袭来任用官员而不考虑他们的才能品行，这正是纣王导致乱亡的道路，是古代治理之世所没有的。再其次称为流外，朝廷本来已经把他们排挤到廉耻之外，并限制了他们升迁求进的道路，却只把州县事务交给他们，让他们处在士民之上，这难道是所谓用贤能的人来治理不肖者吗？以臣奉使所到之处来看，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出身流外的，往往有可以交付事务的人，几乎没有两三个，而应当防备、限制他们奸邪行为的却到处都是。古代只有贤与不肖的区别，没有流品的区别，所以孔子这样圣贤的人也曾担任季氏的属吏；虽是属吏，也不妨碍他后来成为公卿。到了后世有了流品的区别，凡属流外的人，他们所形成的身份，本来就已经把自己置于廉耻之外，没有成为高尚之人的心志。近世风俗日益流于衰败，即使士大夫的才能和势力足以进取，而朝廷又曾用礼义鼓励他们，到了晚年和仕途末路，往往仍因畏惧而做奸邪之事，何况他们平素形成的身份本来就没有成为高尚之人的心志，朝廷又已经把他们排挤到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的道路呢？他们面对百姓、亲自处理职务时，放纵乖僻、邪恶奢侈，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边疆和宿卫的选拔，臣已经说过它的弊端了。

译以上这些，都是取用人才不得其道。如今取士既不得其道，到了任用人员时，又不询问其德行是否适宜，只询问出身的先后；不论其才能是否相称，只论其历任多少。以文学科目进用的人，先让他治理财政；已经让他治理财政了，又转而让他掌管刑狱；已经让他掌管刑狱了，又转而让他掌管礼仪。这样，一个人的身上却要求具备百官所能具备的本领，难怪人才难以胜任。要求人去做他难以做到的事，那么能够做到的人就少了；能够做到的人少了，大家就相继不肯做。因此让人掌管礼仪，却从不以不懂礼为忧，因为如今掌礼的人都未曾学习礼制；让人掌管刑狱，却从不以不懂刑狱为耻，因为如今掌狱的人都未曾学习刑狱。天下人也已经渐渐浸染于失教的风气，穿戴、奉行既成的习俗；看到朝廷任用人不是按照资历次序，便相互议论讥讽。至于任用不合其才，却从来没有人非难。况且在位官员频繁调动，就不能长久任职；因此上级不能因熟悉事务而了解其情况，下属也不肯服从训导而安于教化。贤能者的功业不能做到完成，不肖者的罪过也不能发展到显著。至于迎接新任、送走旧任的劳费，以及因而造成簿书断绝的弊端，本来只是较小的危害，不值得一一列举。设置官职，大都应当让官员长期任职；至于所管辖的地方遥远、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就尤其应该长久任职，之后才可以要求他有所作为。然而如今官员尤其不能久任，往往任职几天便被迁调。选用既不详审，任用又不恰当，防范又不能长久；到了任用时又不让他专一负责，还常常用一两条法令约束束缚他，使他不能推行自己的意图。臣当然知道当今在位者中有许多不是合适的人，若稍微给予他们权力而不时时用法令束缚，他们就会放纵恣肆、无所不为。即便如此，在位者不是合适的人，却只依靠法令来治理，自古至今从未有能够治理好的；即使在位者都得到合适的人，却用一两条法令把他们束缚住，不让他们推行自己的意图，自古至今也从未有能够治理好的。取人既不详审，任用既不恰当，防范既不长久，任职又不专一，还时时用法令束缚，所以即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的人几乎没有区别。正因为如此，朝廷明明知道某人贤能足以任事，但如果不符合他的资历次序，就不让他任事，反而迁调他；即使被迁调的人也仍然不服。明明知道某人无能而且不肖，只要不是因为有罪被在上位者弹劾，就不敢以他不能胜任为由把他迁退；即使把他迁退，士人也仍然不服。他确实不肖而且无能，可士人为什么不服呢？因为所谓贤能的人任职办事，与不肖而无能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臣先前所说不能把职事交给合适的人，却没有用不能任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教导、养育、取士、任用，四者中有一项不得其道，就足以败坏扰乱天下的人才；何况四者同时存在这种弊病，那么在位的不才、苟且、贪鄙之人，就多到不可胜数，民间乡野中也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诗经》说：“国家虽然没有停息，人才却有圣有否；百姓虽然不富厚，有的聪慧，有的善谋，有的严肃，有的能干。像泉水那样流淌，不要一同陷落而败坏。”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在位的人才已经不足，乡里民间也少有可用之才，那么难道不仅是推行先王的政事不能做到而已吗？把社稷托付给谁、守卫封疆交给谁，陛下难道能长久把上天的侥幸当作常态，而没有一天的忧患吗？汉代张角的三十六万人同日而起，而各地郡国没有谁能揭发他们的谋划。唐代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的将领和官吏没有谁敢同他交战。汉、唐灭亡的祸患，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灭亡以后，日益衰败，直到五代；武夫掌权，贤能者隐伏，精神消沉而不再出现。在位者再也没有懂得君臣之义、上下之礼的人。当时改换社稷，简直比下棋落子还容易；百姓肝脑涂地，幸而没有转眼死于沟壑的，几乎没有。人才不足的祸患，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如今公卿大夫没有肯替陛下长远谋划、考虑后患，为宗庙万世打算的，臣对此实在困惑。过去晋武帝只顾眼前的安逸，不替子孙谋划长远之计，当时在位者也都偷安苟合、阿谀取容，风俗全然败坏，抛弃礼义、丢弃法制，上下共同失道，却没有人认为不对。有见识的人本来知道晋朝必将发生祸乱，后来果然导致海内大乱，中原被夷狄占据了二百多年。臣恭敬地想到，三庙祖宗的神灵把陛下托付给天下，本来是要使祖宗万世享受祭祀，并且永远庇护百姓。臣希望陛下鉴戒汉、唐、五代乱亡的原因，惩戒晋武帝苟且因循的祸患，明白诏令大臣，思考怎样陶冶造就天下人才，用谋略筹划，用计数安排，逐步施行，务求适合当代的变化，不辜负先王的心意；这样，天下人才就会多到用不完了。人才多到用不完，那么陛下想求什么会得不到，想成就什么会做不成呢？用谋略思考，用计数筹划，逐步施行，那么成就天下人才是很容易的。臣起初读《孟子》，看到孟子说王政容易推行，心里认为确实如此。后来看到孟子和慎子谈论齐、鲁之地，认为先王的制度下，国家大都不过百里；如果今天有王者兴起，那么各诸侯的土地，有的千里，有的五百里，都将被削减，直到只有几十里、百里才停止。于是臣怀疑孟子虽然贤能，仁德智慧足以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凭借兵革，使那些方圆数百里、上千里的强国一下子愿意削减其土地的十分之八九，使其接近先王时代的诸侯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策略，命令诸侯王的土地都实行推恩，分给他们的子弟，并由汉朝亲自为他们确定名号，使他们逐一归属汉朝。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有分封土地，势力强、土地大的诸侯大都因分割而变得弱小。这样才知道，用谋略思考，用计数筹划，逐步施行，那么大的确实可以使之变小，强的确实可以使之变弱，而且不至于引起倾覆、惊乱、变故和败伤的祸端。孟子的话并没有说过头。何况如今想要改革更张，形势并不像孟子所设想的那样困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译所以臣说：用谋略思考，用计数筹划，逐步施行，那么做起来就非常容易。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们不肯做，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肯做，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人的本性，所希望得到的是善行、美名、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利益。先王能够掌握这些来面对天下士人；天下士人中有能够遵循这些原则来治理国家的，先王就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全都给他们。士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谁肯舍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自我勉励、培养才能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肯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先王用来对待人的法制已经完备了，若不是极其愚昧、不可改变的人，没有不能赴行的。然而如果不以至诚恻怛之心为他们谋划，也没有人能够努力实行并响应。因此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只希望陛下努力而已。臣又观察到，过去朝廷想要施行某项改革时，起初对利害得失往往没有考虑成熟；只要有一个流俗中靠侥幸取利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朝廷就立即停止而不敢实行。法度一旦确立，人们就不会只有某些人独自得到侥幸。因此先王的政事虽然足以使天下获利，但在承受弊坏之后、处于侥幸之时，创立法令制度从来没有不艰难的。由于创立法令、建立制度，天下那些靠侥幸取利的人也顺从而乐意趋赴，没有发生抵触，那么先王的法制便会保存到今天而不废弃。只是因为创法立制艰难，而靠侥幸取利的人不肯顺从趋赴，所以古人想要有所作为，从来没有不先用征伐诛讨，之后才能实现自己的意图。《诗经》说：“于是征伐，于是施行；于是断绝，于是迅速；四方因此没有违逆。”这是说周文王先征伐诛讨，之后才在天下实现自己的意图。先王想要建立法制，用来改变衰败的风俗、成就人的才德，即使有征伐诛讨的困难，仍然忍心去做，因为认为不这样就无法有所作为。到了孔子以平民身份游说诸侯，所到之处就使其君臣舍弃原来的习惯，违逆原来顺从的事情，增强原来薄弱的方面，忙乱不安；最终困于排斥驱逐，但孔子始终不因此改变，因为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他所坚守的，大概与文王的用意相同。在上位的圣人，没有比文王更高的；在下位的圣人，没有比孔子更高的。而想要施行改革，这件事大概就是如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处在先王的地位，创立法令制度，并没有征伐诛讨那样的困难。即使有靠侥幸取利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也本来比不上天下顺从而乐意的人多。然而只要有一个流俗中靠侥幸取利的人说些不高兴的话，陛下就停止而不敢实行，这是糊涂。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还希望陛下防止这种情形而已。用谋略思考，用计数筹划，逐步施行，又勉励他们使其成功、防止阻挠使其果断；如果这样仍然不能成就天下人才，那么依臣所听闻的，应该从来没有这种事。然而臣所说的，是流俗所不谈的，也是如今议论者认为迂阔陈旧的。臣仔细观察近世士大夫想要竭尽心力、耳目来辅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但他们的主张不是只谈一切利害，就是认为某些事情当世不能实行。士大夫既以迎合世俗来求取名声，朝廷向天下士人所要求的，也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以及礼义方面，先王努力学习并坚守的，大概都顾不上了。一旦有人谈及这些，众人便聚在一起嘲笑他，认为迂阔。如今朝廷把全部心力放在一切利害、司法和法令之上，舞文弄墨的事务，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但其效果已经可以看见。那么所谓迂阔陈旧的道理，希望陛下也稍微留心考察。过去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都有不同的议论，像封德彝这类人，都认为如果不杂用秦、汉的政事，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向唐太宗阐明先王事业的，只有魏郑公一人。他所设置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心意，但就大略而言，可以说是符合的。因此能够在几年之间使天下几乎达到刑罚废置、社会安宁、夷蛮顺服的境地，自三王以来，没有比这个时期更盛大的。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俗还像今天一样。魏郑公的言论，本来就是当时所谓迂阔陈旧的说法，但效果却如此显著。贾谊说：“现在有人说德教不如法令，为什么不引商、周、秦、汉的事来观察呢？”既然如此，唐太宗的事情也足以作为考察的依据。臣有幸因奉行职事回来向陛下报告，却不自知才力低劣、无法称职，竟敢谈及国家的大体，实在是因为臣承蒙陛下任用差遣，理当回来报告。臣私下认为，在位的人才不足，无法符合朝廷任用差遣的本意；而朝廷任用天下士人的方法，有的也不合道理，使士人不能充分发挥才能。这也是臣奉使所到之处亲眼见到的，是陛下应该首先听闻的事情。如果放过这一点，只列举一两件利害得失来玷污陛下的聪明，最终又对世道毫无补益，那就不是臣恳切事奉陛下的道义了。伏望陛下详细思考，择取其中恰当的意见，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当时王安石任知制诰，又上时政疏说：“臣私下观察，自古人主享有国祚日久，如果没有至诚恻怛、忧虑天下的心，即使没有暴政酷刑加在百姓身上，天下也未曾不发生动乱。自秦以后，享国日久的，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聪明、有智略、有功绩的君主。享国日久，内外没有忧患，因循苟且，没有至诚恻怛、忧虑天下的心，只顾应付眼前而不替长远谋划，自以为祸灾可以不危及自身，往往亲身遭遇祸灾时才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即使有的仅仅能够保全自身，宗庙也已经毁坏受辱，妻子儿女也已经困穷，天下百姓更已经用膏血涂满草野，活着的人也不能摆脱困饿和劫束的祸患。作为人家的子孙，却使祖宗宗庙毁坏受辱；作为人家的父母，却使家家户户死亡，这难道是仁孝之主所应该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安然自处而导致这种结果，是因为他们自以为灾祸不会到这种地步，却不知道灾祸突然之间已经降临。天下，是最大的器物；没有大力彰明的法度，就不足以维持；没有广泛建立贤才队伍，就不足以守护。

译如果没有至诚恻怛、忧虑天下的心，就不能询问考察贤才、讲求修明法度。贤才不被任用，法度不加修治，只想偷安苟且地拖延岁月，或许侥幸一时可以没有别的祸患；但日久拖延，从来没有不终于大乱的。伏望皇帝陛下有恭敬俭约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性，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然而陛下享有国祚已经很久了，这正是应当恻怛忧虑天下、把晋、梁、唐三位皇帝作为戒鉴的时候。依臣所见，如今朝廷的职位，还不能说已经得到贤才；所施行政事，还不能说合乎法度。上面官员混乱，下面百姓贫困，风俗日益浅薄，才力日益困穷，而陛下居于高处、深居静默，从未有过询问考察、讲求法度的意思，这就是臣私下替陛下谋划而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因循苟且、安逸享乐而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于一时，却不能日久持久。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这些，所以灾祸变乱在一时之间成熟发生；即使想重新询问考察、讲求政事来救自己，也已经来不及了。以古代衡量今天，那么天下的安危治乱还可以有所作为；能够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紧迫的，错过今天，臣恐怕也会有来不及后悔的遗憾。既然如此，今天陛下难道可以不急切地以至诚询问考察、广泛建立贤才队伍，以至诚讲求政事、大力彰明法度吗？”《尚书》说：“如果药不能使人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臣希望陛下把终身的急切忧患看作忧虑，而不要把一日的昏眩看作痛苦。臣既然承蒙陛下选拔提升，得以充任从官，朝廷的治乱安危，臣实在参与其中，也同享荣辱。这就是臣不敢回避进言越职的罪过，而忘记竭尽规谏之义的原因。伏望陛下深思臣的话，以此自我警戒，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安石又上奏说：“臣等依据本月八日中书的札子，奉到圣旨：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改除文字。臣等切实认为，舍人是陛下的近臣，以掌管诰命为职；改除文字本来就是其职掌中应当参与审核的事务。如果诰命草稿所批示的事情不完备，却又不得申请改正，那么就是舍人不能再履行自己的职事，事情是否可行全都听凭执政办理。除非执政大臣想要偏私行事，否则立法不应如此。前日臣等已经详细论述其中缘故，希望得到陛下省察，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奉到指挥。臣等不知道，是陛下认为这项规定正确而不改呢？还是认为它未必正确，只因出自执政大臣所提出的建议而不改呢？还是陛下认为臣等的奏议从来没有什么可取可否之处，而执政大臣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更改呢？如果认为正确而不改，那么臣等查考历代典籍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想要治理天下的时代，像这样制定法令来堵塞近臣议论的渠道。如果并不认为正确，只因出自执政大臣所建言而不改，那么就是陛下不再考察询问义理的是非，一概苟且顺从执政大臣所为罢了。如果陛下认为臣等的奏议从来没有什么可取可否之处，而执政大臣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更改，那么就是政事已经不由人主发出，天下的公议也废弃了。这就是臣等恳切不已、不能自我停止的原因。臣等私下观察，陛下从近年以来，把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七八位大臣办理，天下人起初也一致高兴，希望他们有所作为，能够挽救各种弊病。然而如今大臣中软弱的，不敢替陛下守法而触犯谏官、御史，只专门谋求保住俸禄和职位；大臣中强横的，则依仗圣旨制定法令，任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选择义理的是非，而谏官、御史也不敢违逆他们的意旨。陛下却还深居静默，任凭他们两方办理而不加询问。朝廷如果这样，怎么能长久而不发生动乱呢？自古以来动乱的产生，不一定是君臣都犯了大恶，只是没有至诚恻怛、求治息乱的心，判断利害不审慎，辨别是非不及时；把小的过失看作没有伤害而不改，把小的善行看作没有补益而不做；以阿谀顺从自己为喜悦，便采用这种说法；以诚实正直、违逆自己为忌讳，便废弃这种言论。积累了许多不恰当的事情，失去民心，这就是动乱的原因。陛下如果认为臣等所说正确，就应该以至诚恻怛、想要治理天下并忧虑动乱的心，考核大臣，改修政事。如果确实想要改修政事，那么本月八日的指挥就应当首先改正了。如果认为臣等所说不对，那么臣等就是狂妄昏昧、不懂治理国家的大体，诬陷诽谤朝廷政事；就应当明白地加以贬斥，以惩罚妄言的罪过，另行选拔才能通达之士来补任从官。臣等接受陛下的宠禄，掌管朝廷职事，不能恪守职分，那么按道义就不能不发言；朝廷如果认为我们说得不对，那么按道义也不敢推辞贬斥。伏乞陛下详细斟酌，早日赐下指挥。当时任秦州通判事、加直集贤院的尹洙上奏说：“汉文帝是具有盛大德行的君主，贾谊评论当时的形势，尚且说可以为之痛哭。孝武帝对外制服四夷，以增强君主威势，徐乐、严安还拿陈胜导致秦亡、六卿篡夺晋国来作为警戒。两位皇帝不忌讳谈论危乱灭亡，所以子孙保有天下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盗贼兴起，有人把反叛的消息报告上来，二世发怒，把报告者交给执法官吏；有人说应当追捕，二世反而高兴，认为现在全都不值得忧虑。隋炀帝时，四方兵乱兴起，身边近臣都隐瞒贼寇数量，不如实上报；有人说盗贼很多，往往就受到诘问。两位皇帝都忌讳听到危乱灭亡，所以秦、隋的宗社几年之间便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天下的治理，和汉文帝相比如何？以威势制服四夷，和汉武帝相比如何？国家以仁德为根本，陛下慈爱孝顺、爱护百姓，确实远远超过秦、隋。但至于西面有不臣服的西夏，北面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乡里盗贼那样的势力。自西夏违背诏命以来已经四年，沿边屡受侵扰，内地因长途运输而疲惫，军队长期在外，休息没有期限；一旦有人乘弊而起，兵法所说的‘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就会出现。在这种时候，陛下应当早晚忧惧，思考如何应对事变、堵塞祸患的根源。

译陛下召集询问边疆事务，容纳直言，前代勤劳宽大的君主，没有能远远超过您的。然而没有听说陛下以宗庙为忧、以危亡为惧，这就是臣这个卑微之人感愤忧郁、不能自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如今命令屡次更改，恩宠过分泛滥，赏赐没有节制，这三件事只要在陛下的行为中戒慎即可，并没有什么难以改变的形势；可是因循不改，弊坏日益严重。臣认为陛下不以宗庙为忧、不以危亡为惧，原因就在这里。命令，是人主用来取得臣下信任的。过去民间看到朝廷颁下一道命令，都肃然注视。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家私下议论，认为不久就会再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是命令在下民心中的分量日益减轻。命令失去分量，朝廷的尊严也就降低了。又听说群臣有献上忠诚谋略的，陛下起初非常听取，后来只要有一个人阻挠，陛下的意向就改变了。进献忠言的人起初因得到信任，后来却不能坚持，往往自己压低其谋略，认为没有用处；这就是命令屡次更改的弊端。爵位和赏赐，是陛下掌握的权柄。近来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有的凭借关系求取恩泽，从宫中直接下达，称为内降。臣听说唐朝政事衰败时，有时太后专制，有时妃嫔、公主擅权于朝廷，树立私人的恩惠和党羽，名为斜封。如今陛下的威权柄柄出自亲自掌握，外戚、内臣中贤能有才的，应当和大臣公开议论后进用，何必重蹈斜封的弊端呢？而且如果大臣顺从，就会破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会阻挠陛下的恩德诏令。破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挠德音，则上面的威权就会减轻。况且一切出于公正而不阿私，是朝廷用来要求大臣的原则；如今却亲自以私下亲昵的人情扰乱它，再想要求大臣不徇私，就困难了。这就是恩宠过分泛滥的弊端。赏赐，是国家用来劝勉功劳的。近年来，嫔御以及伶官、太医之类，所受赏赐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内帑中的金帛都是祖宗历朝积聚下来的，陛下使用它们并不十分爱惜。如今存有多少，偏远疏远之人确实不能知道内府丰足或匮乏的数目，但只看到从百姓那里征取的日益繁重，就知道公帑中积蓄并不丰厚。臣也知道国家自从在西部长期驻兵以后，用度逐渐扩大，府库积蓄未必全是被赏赐耗费的。然而众多百姓本来不可能逐家逐户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只是看到陛下的行事而受到感动。往年听说边将王珪因奋力作战而获赐黄金，人人无不喜悦佩服；有时看到优人所得赏赐过于丰厚，往往愤怒叹息。人情不可不察，这就是赏赐没有节制的弊端。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同知道的。近臣阿谀奉承而不肯进言，所以到了今天。如今不只是四夷成为祸患，朝政日益败坏而陛下没有觉察；人心日益危险而陛下不知道。因此臣希望先在内部端正自己，再用以端正外部；这样忠诚的谋略会逐渐进用，纲纪会逐渐振作，国家费用会逐渐充足，士人的心志会逐渐奋发，边境的祸患或许就能平息。希望陛下深刻察看秦、隋厌恶听到忠言而灭亡的原因，远远效法汉代君主不忌讳危乱而得以长存的做法，每天更新盛德，与百姓重新开始，天下就十分幸运了。”仁宗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翰林侍读学士宋绶上言说：帝王治理天下，在于总揽威权。一纪以来，命令从内帷发出；自从陛下亲自处理万机，内外臣民都伸长脖子希望看到圣明的政事。应当惩治违犯、革除弊病，以使百姓耳目一新；但赏罚、号令还没有比从前有所超越，难道不是三事大臣不能推心置腹、竭尽心力来辅助陛下治理吗？从前太后临朝时，多有吝惜授官拜职，而受邪幸宠爱的人有时直接取得升迁，议论者说恩惠出自太后。如今恩赏虽然施行，人们又说出自大臣；如果不是大臣结党欺瞒皇上，怎么会这样？朋党成为朝廷的祸患，古今都是一样。有的人窥探皇帝的意旨，秘密地命人陈奏。有的人迎合自己的意旨，借此决定大官的进退，以显示恩惠来招揽权势，小人趋逐利益以求得进用。这种风气逐渐滋长，已经危害国家政事。太宗曾说：“国家没有外部忧患，一定会有内部祸患。外部忧患不过是边疆事务，都可以预先防备；奸邪之人相互勾结，才是内部祸患，深深值得畏惧。”真宗也说：“唐朝朋党最为兴盛，王室于是日益卑弱。希望陛下思念祖宗的训诫，考虑王业的艰难，整顿纲纪，正在今天。”同知礼院宋祁上疏说：“臣恭敬地读到戊寅诏书，陛下敬畏哀悼灾变，不忘百姓遭受的过错，引咎自责，延请询问在位者，向众人广泛谋议，推究灾变发生的原因，为前事建立防备。将要把威严谴责归还给上天，以答复上天震怒、地道顺承的灾异。即使夏禹因罪自责、商王祖乙思念德行，也没有超过这样的做法。群臣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恭敬听取允当的诏令。如果真能使那些粗疏的思虑、狭窄的言辞，都乐于自行效力，纳入圣明的听闻之中，使深厚广大之德更加滋润，使光明盛大的事业更加增辉，以成就日新月异的美德。”臣愚昧不肖，职掌在史官，职位是台郎，同类事务并非全无知晓，不能自行放弃，冒昧敢于条列批评近来的事情。皇上回答冲防诏说：“朕自身的缺失，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以来十六年，勤勉谨慎，举动都遵守先祖训诫；不奢侈修建宫室，不装饰游猎；停止用兵，减缓刑罚，爱惜并看重人的生命；没有其他过失闻知于天下。” 即使我自称所说还有遗漏，遇到这种事也冒死不敢奉行诏令。然而，今后有值得忧虑的地方，臣愿略陈一二，陛下姑且加以防备。陛下若根据人事来衡量，根据天灾来推测，根据古代义理来验证，其中有可行的，即不要因为臣地位卑贱而废弃臣的言论，那臣无论生死都感到万分幸运。臣听说，掌握赏罚、作出决断，是天子的权力；奏请应否，是大臣的职责；臣下陈说可否来辅佐大臣，掌握决断，那么各项政务就会安定，君主一人也会尊贵强盛。臣私下看到陛下临朝处理各项政务，深深坚持谦让的德行，不亲自首先防察，专门委托给大臣。即使大臣人人都像皋陶那样贤能，家家都像后稷那样有功，尚且还不可，何况有的人借托国家威势而任意发泄愤怒，凭借公爵地位来树立私恩呢？臣请大略陈述其中要点。比如陛下自己想要防擢某人，大臣认为不可，陛下便听从而停止；又比如陛下自己想要罢免某人，大臣认为不可，陛下便听从而仍任用他。这样一来，权力常常在臣下手中，政事不在君主手中，显然可见。陛下究竟忌惮什么，竟不稍加裁断诘问，却使中等才智的人料定时势如此：想要在朝廷自结的人，反而依附权党；想要为公义自守的人，反而进入私门。君主的威势和权柄逐渐转移，人心也就可以被控制了。这是将来值得忧虑的第一件事。

译伏望陛下从今以后，审察臣下，确有竭尽忠诚、坚守正道而可以任用的人，就在朝廷中提拔，不要只拘限于资历次序。陛下可在处理万机政务之余，抽暇把他们引入便殿，赐给清宴，广泛询问政事缺失；又把所得的意见拿来考察时政，辨明是非，使内外相互呼应，彼此约束纠正，那么他们投身朝廷、接受职任以报答恩德，就只归心于陛下而不会归附他人了。臣听说，邪与正就像白与黑一样，可以立即分辨。如今陛下既然认为某事是正当的，不久却又有人认为它是邪曲的，于是再次中止，转而犹豫不决，这是最不可行的事情。谋划时即使参与的人很多，作决定却应当由君主独断。刘向说：‘抱持不加防察的忧虑，就会打开众多枉曲之人的门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臣愿陛下遇到事情立即作出决断，不要再犹疑，不要让浮泛的议论迷惑圣听，败坏混乱美好的政事。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要跪近君前当面进言，跪着辞别而出，正是为了启发君心、防止祸患。陛下也应当把这些言语保守秘密，保全进言之人；倘若泄露了君主的名义，那么被讥刺的人都会咬牙切齿地想着报复。兴起诽谤、制造流言，不能使他们退止；一旦因此遭受祸患，后来的进言者把这件事传为鉴戒，便都会苟且容忍、偷相迎合，背弃公义而加入党私。这样，即使陛下满朝都是士人，朱紫杂处、品流混杂，又有谁肯同权贵为敌，进言而自取祸患呢？这无异于把仇敌交给奸人，自行堵塞自己的耳目，从此天下万事的安危，陛下再也听不到了。臣近来看到，这件事已经在以前得到验证。伏望陛下考察《大易》中‘失臣’的义理，不要重蹈《春秋》中阳虎防父的冤枉，这是将来值得忧虑的第二件事。臣私下思量，陛下正值盛年，皇嗣尚未册立，后宫所宠幸的妃嫔，应当按照鱼贯之序依次进御，广泛求取螽斯繁衍子孙的福分。伏望陛下预先颁示敕令告诫，明白划定贵贱，使上下各有制度，彼此不得逾越；对于谗毁、求见、离间等事，明白垂示禁防。多次诏令后妃，使她们熟知谦退和柔的美德，不要让僭越和嫉妒在其中萌发，这是将来值得忧虑的第三件事。诏书说：‘执掌政事之人的阿曲枉法，臣本不足以忧虑。然而近来所见，谏官、御史本来是选拔进用刚直明亮、能够震肃权纲的人，作为天子的耳目；现在却不是这样：有势力者，即使奸恶如山，也闭口不问；无援助者，则吹毛求疵，罗织文辞，反复诋毁。任职还未满一年，已经干谒宰司，希望兼领职务、求取升秩了。这样一来，宰司有了过失，谏官、御史肯为陛下尽情进言吗？假使进言者舍弃应当说的事情而去谈不急迫的事情，陛下果真能听取吗？’所以臣说：‘谏官、御史由宰司进用和防察，并不是陛下的利益。’ 轻易授予重责，难以得到合适的人；只赏不罚，难以使下属肃然。如今如果规定，担任这种官职的人，一年到头都不进言，或者进言却不合适，就以不能胜任职务论罪罢退；退职后又挟持私意而有所回避隐匿，或放纵罪犯而不畏强御，凡议论弹劾而严正的人，陛下亲自决定提拔，不要让有司参与此事，这也可以挽救阿曲枉法的一端。诏书说：‘政教还没有达到合理的境地，刑罚也没有调和适中，在位者中有堵塞蒙蔽的人，应当考核其任职。’至于贪污的官吏，臣听说《传》说：‘端正根本，万事都能治理；又说：有人在，政事就能兴举；人亡失，政事就会停息。’假如天子在上掌握权柄，群臣在下各尽职守，如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大的治国方略和防务就会交相修治、全面举措，怎么会有政教未达到合理、刑罚不合中正呢？至于天下州县如此繁多，官员不可能全都贤善，有的考察防务毫无成绩，有的公然贪冒，有的百姓贫困而无处申诉，有的事务纷乱而没有治理，大的抵罪至死，小的罢免官职。案牍一下发，便交手受械；事情轻微而只求人情，这哪里足以回应天变、维护国体呢？总而言之，灾异发生的根本，正在朝廷君臣之间。诏书说：‘选择善言而实行，本来不是虚饰。’这确实是陛下勤劳恳切，考察推求下情，重新开启进言道路，一定会收到治理成效。臣听说：‘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只有法令也不足以自行施行。’上天感应万物，并不会被虚伪所感动。如今陛下虽已勤劳至于日昃，颁下德音，群臣将竭尽精力、穷尽思虑，随事进献意见，其中一定有可采纳的。伏望朝廷开放允许施行，这就是顺应民心、承受天意、转祸为福，是圣人消弭灾祸的实际办法。然而臣还有所忧虑：如今臣下依照诏令规定可以进献言论，如果言语不深切，事情就不能说明白；又恐怕有人昧于礼仪规矩，不懂得禁忌。议论安危便随口说‘泰山累卵’，指说宴饮便直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包容污秽、含容过失，一概裁量赦免，兼收并听以取得其中长处，不要有人因为说了狂直之言而获罪。这样圣德就会更加光大，感通上天而灾异永不再来。臣言辞高亢而地位卑下，自知所言不当；臣对于反省自己狂妄浅陋、惶恐等待治罪，实在惭惧至极。程颐上疏说：‘臣恭敬地观察前代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喜欢听取直谏、广泛采纳平民意见的，所以眼光更加明察，听闻更加聪敏，纲纪端正而天下太平；昏乱的君主，没有不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轻忽抛弃正直言论的，所以眼光更加闭塞，听闻更加堵塞，纲纪废弛而天下混乱。治乱的原因，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臣恭敬地思量，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当，明察与日月并列，宽厚慈仁而圣明，自古无可比拟。陛下何曾伤害一个忠臣、摒弃一个正士？群臣即使有人因议论政事获罪，也很快又被防擢，超过其应有的待遇；这是千年难遇的进言时机。桀、纣暴虐昏乱，残害忠良，然而义士尚且不顾死亡来尽自己的气节。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仁德如同上天，平民士人即使不是负责进言的官员，只要有可以补益圣治的意见，怎么忍心默默无言呢？如今臣竭尽愚忠，并没有遭受斧钺诛戮的忧惧。臣所担心的是，进言的人很多，难道他们的意见都可以采纳吗？狂妄愚昧的言论一定很多，而陛下因此认为卑贱之士的言论都没有可取之处。臣即使剖开胸腹、倾尽肝胆，若不被省察阅览，也只是白白做了这些；这是臣所害怕的。倘若陛下稍稍留意圣心，那么不仅是臣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幸运。臣请先陈述自己所学，然后用臣所学来议论天下的事情。’

译臣所学的是天下至大至中的道理。圣人禀受它而成为圣人，贤者遵循它而成为贤者，尧、舜运用它而成为尧、舜，仲尼阐述它而成为仲尼。这种道理极其广大，实行起来却极其容易。三代以前，没有不遵循它的；自秦代以来，它衰微而不能振兴。魏、晋一类的时代，离它更为遥远；汉、唐达到小康，实行它也不纯正。自古以来学习它的人很多，但考察真正得到它的人，大概很少。道必须先充实于自身，然后才能施及他人。因此，道德没有大成就，便不能轻易施用于世；但也有不只顾自身，而是顺应时势有所作为的人。出仕和退隐没有固定准则，只看义理所在。所谓道德没有大成就便不轻易施用，说的是颜回、曾参一类的人。上天赋予天下的大命已经寄托在孔子身上，所以他们能够独善其身，不到成为至圣人的地步便不出仕。在太平时代无所用武，也是这样。所谓不只顾自身、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说的是诸葛亮和臣这样的人。诸葛亮感念先主三顾之恩，怜悯百姓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想使天下恢复三代的治理；按义理不能安然独处，所以出而有为。像臣这样的人，生逢圣明的君主，而天下又有危乱的忧患，按义理难道可以苟且独善其身，而不以一句话使陛下醒悟吗？所以说：出仕和退隐没有固定准则，只看义理所在。臣请议论天下的事情。不知陛下认为今天的天下是安定还是危险，是治理还是混乱？如果明知危险混乱，却不思考救治的方法，尚且说得过去；如果说天下已经安定且治理好了，那么臣请说明它并非如此。眼下的形势，确实与把火放在柴薪堆下面而睡在上面有什么不同？火还没有燃烧，难道就因此说它安定吗？《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臣私下认为，稳固根本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安定，使百姓安定的方法在于使他们衣食充足。如今天下百姓的财物已经匮乏枯竭，衣食不足，春天耕种播种，只能延长气息等待一年收成；一旦失望，便不得不流亡。这样说来，根本还不能算稳固。臣料想陛下仁慈爱民如子，一定不忍心让他们困苦到这种地步。臣私下怀疑，是陛下身边前后左右的人堵塞蒙蔽了陛下的聪明，使陛下不能知道实情。如今国家财用常常不足，不足便责令三司，三司又责令各路转运使，转运使还能从哪里取得呢？不过是向百姓征敛剥夺罢了。有时四方发生事情，又多在不合时令的时候摊派征发，毒害尤其深重；紧急下令搜刮征求，耗尽百姓的膏血，往往使他们破产失业、骨肉离散。众人看到这些，尚且感到悲伤痛苦，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难道不怜悯吗？百姓没有储备，官府的仓廪也空了。臣观察京师、沿边直到天下各地，大都没有两年的储备。倘若突然连续几年发生灾荒，如明道年间那样，不知道国家将用什么来应对？靠粮食供养而不生产的士卒，计算起来超过一百万人；既然没有办法供给费用，就将加重向百姓征敛，而百姓已经离散了。强敌在外乘虚而入，奸雄在内生出异心，那么国家土崩瓦解的形势，实在令人深为忧虑。即使在太平安宁的时代，圣人尚且不忘记预备，必定储蓄九年的粮食以等待灾荒之年。何况如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直冲上天，灾害、瘟疫和荒年，正是由此招致的。陛下能保证它一定不会发生吗？普通百姓之家有十金的财产，子孙不能守住，众人尚且都说他不孝。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而面前已有土崩瓦解的形势，难道可以不害怕吗？契丹强盛，自古以来没有可比的，幸而眼下还遵守盟誓；但果真能够用金帛满足他们的欲望吗？能保证他们始终只打算像今天这样行事吗？既然如此，沿边地区怎么可以没有防备？增加兵力，费用就不足；裁减戍卒，力量又无法支撑；这些都不是长久的防御之策。此前昊贼在西部边疆叛逆，几年之间用兵，使天下十分困顿，大概是内外经制多有失当。陕西百姓所受的苦毒尤其严重，后来又有许多人逃散，朝廷反而加以军法禁制，以至人心大为怨恨，都有想投向贼寇的言论和悖逆之心，只是不敢让陛下听到；不过臣恐怕陛下也已略有所知。所以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常善心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普通百姓，饥寒已经在内心逼迫，父子尚且不能相互保全，难道还能顾念忠义吗？这并不是百姓本来没有善性，而是政治造成的。当时秦中盗寇屡次兴起，倘若不能及时查考剿灭，一定会有许多人响应。幸而不久便全部能够诛除剪灭，这还依赖社稷的福佑。西方敌人也已经疲惫，他们如果暂时还不能立即图谋进攻，便暂且用欺诈的言辞表示顺服。假如当时双方继续相互牵制，不能得到休兵的机会，内部的祸乱就会发生，想来实在可怕。如今天下疲敝，不比景祐以前；如果再有像从前那样的战事，臣愚昧而深切地担心百姓和国家不能承受。何况造成祸患的，难道只有西戎吗？臣每每想到这些，神魂飞越，不知道朝廷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如何，是否也曾把它放在忧虑之中？难道他们认为没有办法控制它吗？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还没有发生大事，百姓性命也还没有十分危急，陛下应当及早警醒并深思，实行王道；否则臣恐怕岁月容易流逝，因循苟且而不加思考。从事势来看，事情发展绝不会永远如此。即使我太祖取得天下，挽救五代的乱局而不杀一人，自古以来也没有这样的事，汉、唐都不能与之相比。臣固然知道赵氏的宗庙安稳如泰山，然而如果因此损害陛下的圣明，使百姓陷于荼毒，实在令人深为痛惜。臣料想群臣一定还没有人为陛下陈述王道。凭陛下的圣明，难道会有进言而不实行的吗？臣私下认为，王道的根本在于仁。臣观察陛下的仁德，正是尧、舜那样的仁德。然而天下还没有得到治理，确实是因为有仁心却没有仁政罢了。所以孟子说：‘如今有仁心和仁爱的声誉，但百姓没有受到他的恩泽，后世也不能以他为法，是因为没有实行先王之道。’陛下精心处理各项政务，常常担心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处所，从未因一时喜怒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官吏有陷害别人、使人获罪的，陛下就终身弃置不用；这正是陛下爱护百姓深厚的表现。然而灾荒之年，老弱者辗转死于沟壑，壮年者离散到四方，因盗贼行为而触犯刑戮的，已接近千万人，这难道是陛下爱民之心造成的吗？如果一定说是年岁灾荒使然，而不是政治的罪过，那么这与刺伤别人使其死亡，却说‘不是我，是兵器’有什么不同？三代的百姓没有这种祸患，难道三代的政治不能施行于今天吗？州县官吏陷害百姓使其触犯刑法，陛下必定深深厌恶。然而百姓不懂得义理，又被贫困逼迫，放纵邪僻、任意奢侈而陷入罪行，难道不是陛下使他们陷入其中吗？如果一定说这是他们自然如此，那么圣人所说的教化难道是妄言吗？

译天下得到治理，是因为得到贤才；天下不能治理，是因为失去贤才。世上并不缺少贤才，只在于求取贤才的方法如何罢了。如今求贤本来是为了治理天下，而治理天下的方法，无非是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理天下的方法。寻求那些明白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的人，按照他们所得的大小来任用：有宰相事业和才能的，就让他做宰相；有卿大夫事业和才能的，就让他做卿大夫；有治理郡国才能的，就让他做刺史；有治理县政才能的，就让他做县令。各人都得到适合自己的任职，那么没有一项职务不能举措得当。然而天下还不能治理，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国家取士，虽然设置了几种科目，但贤良方正每年不过一两人而已；并且所得到的不过是博闻强记之士。明经一类的人，只专门诵读经文，不懂义理，是尤其没有用的。最为尊贵显盛的，只有进士科，以词赋声律工巧为优长。但词赋之中并没有治理天下的道理。人们学习它来取得科第，日积月累，最后做到卿相。帝王之道、教化的根本，他们哪里曾经知道？身居其位而要求他们建立功业，他们却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些。就像让胡人来驾船、让越人来驾车，想求他们做得好，不也很难吗？从前丁度进言说，祖宗以来得到的人才不少；这是愚昧盲目的极点，议论此事的人至今还咬牙切齿。让墨家的人来评论墨家，本来当然会认为墨家是好的。如今天下没有得到治理，确实是因为有君主而没有贤臣。难道世上没有人吗？只是求取人才失去了正确的方法罢了。如果想要取士而一定得到合适的人，难道没有办法吗？王道不能纯正地实行，已经有两千年了。后世的愚昧之人都说时代不同、事情变化，不能再恢复古道；这正是无知的深重表现。然而君主往往被这种言论迷惑。如今有人在路上得到一件东西，给玉工看，玉工说：‘这是玉。’给众人看，众人说：‘这是石头。’那么应当认为玉工对，还是认为众人正确呢？必定认为玉工正确。为什么？因为有懂与不懂的区别。圣人留下教诲，是想用来治理后世；愚昧的人却说不能施行于今天，那么应当守持圣人的道，还是听从众人的话呢？如果说众人认为王道可以施行，就像责问盲人五种颜色哪一种鲜艳，询问聋人八种乐音哪一种优美；他们说不是这样，本来就是必然的。他们并非憎恨五色、厌恶八音，而是听见和看见受到限制。臣观察陛下的心，并不是不忧虑天下。凭陛下忧虑天下的心来实行王道，难道会困难吗？孟子说：‘对齐王实行王道，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 孟子又说：‘以文王为师，大国五年，小国七年，一定可以在天下推行政令。’凭诸侯的地位、一国的土地，五年就可以使天下归于王道，何况陛下处在天子的尊位，命令施行于四海，像风吹动一样迅速。假如实行王政，哪里只是翻手掌那么容易呢？从前大禹治水，八年在外奔劳，三次经过自己家门都没有进去，一心想着使天下得利，即使劳苦也不躲避。如今陛下实行王政，并没有劳苦身体、耗费心力的困难，为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孝经》说：‘立身处世，实行正道，使名声传扬后世，从而显耀父母，这是孝的终极。’平民尚且应当如此。实行正道来显耀父母，何况陛下尊贵地做天子，难道不能发奋求治，思慕追齐尧、舜，使百姓得到仁爱和长寿，使祖先更加光荣，留下无穷的美好功业吗？凡是所谓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认为治理今天的天下，就像整理乱丝；如果不抓住线头提起它，就无法治理。所以臣前面陈述时没有逐一指出政治上的缺失，只说明有危乱的忧患，救治它应当采用王道。然而实行王道，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愿能得到一次面见圣颜的机会，把所学全部陈述出来。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陛下就把臣置于身边，使臣尽其忠诚。如果确实可以任用，陛下就大力任用臣；如果实行之后没有效果，臣应当接受欺上之罪，也不算白白接受陛下的爵禄。陛下询问群臣，群臣一定会说寒微贫贱之士不可以让他接近陛下身边。臣自己思考，认为并非如此。臣的高祖赵羽，在太祖朝年过六十时任县令，因为一句话遇到圣祖，特意加以提拔；后来攀附并侍奉太宗，最终做到兵部侍郎，所受恩遇之厚，群臣无人能比。家中备有谱牒，臣不敢详细叙述。臣的曾祖赵希振，已经因父亲的任职而受到恩荫；后来祖父赵遹又蒙受推恩，国家录用先世功臣，臣的父亲赵珦又蒙受延赏，如今任国子博士。臣家并没有拔起一根横草那样的功劳，却享受君禄已有四代、一百年。臣料想天下承受国家深厚恩典的，没有哪一家比得上臣家。臣自从懂事以来，就想着为国家尽死，只恨还没有得到报国的途径。因此臣进见陛下，应当没有什么可疑虑的。有人或许还会强词辩说不可，这不过是自己怀有隐秘私心，害怕遭到诋毁攻讦罢了。伏望陛下出自圣明决断，不要顺从众人的言论，以王道为心，以百姓为念，斥退世俗之论，期望建立非凡功业。从前汉武帝讥笑齐宣王不实行孟子的学说，以致自己不能称王，却又不采用董仲舒的建议。隋文帝讥笑汉武帝不采用董仲舒的建议，不能达到正道，却又不听王通的言论。前面两位君主的昏昧，臣料想陛下也曾经讥笑过他们。臣虽不敢指望自己有三人的贤能，但臣所学习的，正是三人的道理。愿陛下不要让后世看待今天，如同今天看待古代，那天下就没有比这更大的幸运了。望陛下特别留意。臣愚昧无能，冒犯陈说狂直之言，恐惧到了极点。臣颐冒死叩首谨言。《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宋仁宗时期，泾州通判尹源作《唐说》和《叙兵》十篇进献给皇帝。他的《唐说》说：世人都说唐朝灭亡，是由于诸侯强盛，这个说法还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使唐朝衰弱的，确实是诸侯；唐朝既已衰弱却长久没有灭亡，靠的也是诸侯维系。燕、赵、魏首先扰乱唐朝制度，各自专据土地治理，像古代分封建国一样；这些诸侯虽是其中的强者，却都借助唐朝来衡量轻重。为什么呢？假借王命来相互制约，就容易而且顺利。唐朝虽然以此为忧，也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因此，河北顺从并听命，天下作乱者就不能使叛乱最终成功；河北不顺从而发生变故，奸雄就可能依附并起兵。德宗时期，朱泚、李希烈开始实现僭越，却最终失败灭亡，是因为田悦先叛乱，李武俊随后归顺。宪宗讨伐蜀地，平定夏州，诛灭蔡州叛军，夷平郓州军队，使四方相连而没有产生新的动乱，最终成就中兴功业，是因为田氏接受命令，王承宗归顺国家。武宗将要讨伐刘稹的叛乱时，先整顿三个藩镇，断绝他们合纵连衡的计谋，于是王师诛讨而成功。像这样二百年间，虽然有奸臣逆子专擅国命，也有夷灭将相的事情，却不敢窥伺帝位神器；并不是力量不足，而是畏惧诸侯的势力。到了广明年间以后，关东地区不再属于唐朝，方镇之间相互侵伐，却仍然以王室名义行事。到了梁祖攻取河南，刘仁恭轻率出战而失败，罗氏归附，王镕请求结盟，这时河北的局势就结束了。梁人一举取代唐朝取得天下，诸侯没有谁能与之争夺，形势使然。假如当时凭僖宗、昭宗的衰弱，乘巢、蔡之乱，而让田承嗣守卫魏地，王武俊、朱滔占据燕、赵，强者彼此势均力敌、相互连接，他们的形势应当没有谁敢首先发动，何况梁祖并非义举呢？这样，即使梁祖暴虐，也不过是在一方称霸罢了，怎么能够强行禅让而取得天下？所以唐朝衰弱，是因为河北强盛；唐朝灭亡，是因为河北衰弱。有人说：诸侯强盛，就分割了天子的权势，你为什么把它说得过分？回答说：秦、隋的势力并没有诸侯分割，却比唐朝更快灭亡，这又怎么样呢？有人说：唐朝灭亡，难道原因是君主失道吗？回答说：君主并非失道，只是才能不够罢了。唐朝的灭亡，实在是臣下造成的。请让我把这个说法讲透：唐太宗在艰难中起兵而拥有天下，他任用臣下，听取他们的言论并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所以君臣亲近而达到太平安定，影响到后世。后世君主看唐太宗由此兴盛，虽然圣明不及太宗，但任用臣下、采纳劝谏的心意是相同的。君主有唐太宗求治的心志，但臣下不是唐太宗那样的臣子；君主听从臣下，有时不能辨别他们的奸邪；臣下又迷惑君主，无所不为，所以导致失败。为什么呢？君主只有一个，而臣下众多；大圣明的君主不能接连出现，大奸大恶的臣子却世代都有。大圣明的君主在上，奸臣就无处容身，他的臣下也无不贤能。假如君主的才能不能胜过臣下的奸邪，那么即使有贤者也不能被进用。这样即使还没有达到失道的程度，也等同于失道。唐明皇并非不想让天下达到贞观之治，但驾驭臣下的才能不能胜过李林甫的奸邪，于是发生安禄山之祸。德宗并非不想平定暴乱、安定四方，但做人君的才能不能胜过卢杞的邪曲，于是发生朱泚之变。至于僖宗、昭宗，他们的心意也都想除去动乱而达到治理，但才能不及唐明皇、德宗；辅政大臣的奸邪有的甚至超过李林甫、卢杞，想求国家不灭亡，怎么能够做到呢？然而考察这些事情，君主难道没有失道吗？当时天下并非没有贤人，只是君主不能掌握听取意见的权柄。所以，最贤明的君主和失道的君主，他们的兴盛和灭亡都由自己造成，这是取决于君主的。中等才能的君主，如果臣下中正道胜过邪曲，国家就治理而安定；如果邪曲胜过正道，国家就混乱而灭亡，这是取决于臣下的。这样说来，唐朝的灭亡，不是君主所为，而是臣下所为吗？尹源在《叙兵》中说：唐朝杜牧在会昌年间，河朔用兵，曾经写了几篇文章，先论述历代军事的利弊，接着论述本朝军制和用将的得失，又参照当时的事势和机会。杜牧是儒者，官位不显赫，他的军事方略从未实践；然而有见识的人说杜牧懂得军事，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如今考察杜牧的著作，大要在于穷究当代的事务，不专门拘泥于古法，使当时的君主可以实行而容易建功，这是他的长处。如今军队利钝之所以与唐代不同，是因为唐朝自中期以来，诸侯都自行招募士兵，训练他们出攻入守，上下同心。因此讨伐淮西、青、冀、沧、德、泽、潞等地的叛乱，直到四方征伐夷狄，大多借助外兵来成事，朝廷所出的神策禁军不过作为声援罢了，所以所到之处多有功效。如今却不是这样。国家担心前代藩镇强盛，凡天下招募的骁勇之士，全都集中在京师；即使靠近边塞的各郡，大的登记兵员也不超过数千人。每年防秋时，便派禁兵戍守；将帅任职轻微而兵力分散，军事行动往往受中央牵制。臣愚昧地认为，这种办法可以施用于无事之时，用来镇守中原、使豪杰归服。倘若戎夷侵扰突袭，未必能够取胜。为什么呢？军队以外兵为主，就勇敢；以内部禁兵为主，就骄惰。勇敢产生于劳苦，骄惰产生于安逸。外兵所熟悉的，都是战场上作战劳苦的事情，死生取决于将领掌握，所以勇敢；勇敢的军队让他们出战，往往能够取胜。内兵居住在京城，每天享受安逸，又加以赏赐，从未披甲胄、负戈矛，不知道将帅号令的严厉，所以骄惰；用骄惰的军队去承担劳苦，他们就会因此怨恨，作战时往往迟钝。唐朝的失误，在于没有控制诸侯，并不是外兵强盛。因而只听说有骄惰的将领，很少听说有骄惰的士兵。如今的失误，在于将领权力太轻，而外兵又不足以抵抗敌人；内兵很少能得到有效使用。所以有骄惰的士兵，却听不到有骄惰的将领。况且唐朝所失去的是形势，这属于不得已；如今所失去的是控制，这属于本来可以做而没有做。既然如此，当前的办法应当怎样呢？回答说：稍稍改革旧制，大量招募豪勇之士，增加外兵的名籍，使他们足以迎战敌人；以内兵作为声势，重视边将的任命，使他专一负责一军事务，却不能形成连接各州郡的势力。这样可以取得眼前利益，又不会留下后患。

译文彦博进呈《无为而治论》说：‘臣前些时候因奏事，亲耳听到陛下的圣训，说古人所称的无为而治，必定应当先有所作为，才能达到无为而治。臣当时仰面对答说：‘虞舜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也都是先有所作为而后达到无为，确实如圣意所说。’臣退下后恭敬地思考：‘陛下有像尧、舜那样求治的心，而臣愚昧，没有皋陶、夔那样辅佐君主的才术，早晚惭愧恐惧，连起居都不得安宁。’又因为奏对时言语蹇涩，未能说得周详，谨考察前代典籍所记载的事迹。虞舜的德行彰显在简册上，臣愿仰请陛下鉴察，希望以愚忠稍稍补益圣政。仲尼说：‘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不过是端正自身，面向南方而坐罢了。先儒解释说，这是因为任用官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所以能够无为而治。考察《虞书》，舜即位之初，便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因为他内心狠毒而外貌恭顺，足以迷惑世人；把驩兜放逐到崇山，因为他掩盖义理、隐匿罪恶，结党于共工；把三苗放逐到三危，因为他们贪婪货利、崇尚奢侈而没有才能；把鲧处死在羽山，因为他顽固奸诈、傲慢凶狠，治水没有功效。惩处四名罪人，天下都心悦诚服，这就是所谓除去邪恶而不犹疑，刑罚又与罪行相当。’ 于是舜向四岳询问治理政事的谋略，打开四方门户来寻求众多贤才，使天下的眼睛都能看见、耳朵都能听到，以扩大天下的视听。任命禹为司空，治理水土；任命弃为后稷，播种百谷；任命契为司徒，推行五种教化；任命皋陶为士，掌管五刑；任命垂为共工；任命益为虞；任命伯夷为秩宗，掌管三礼；任命夔掌管音乐，以教导贵族子弟；任命龙为纳言，负责传达和收纳我的命令，务必使之真实可信。任命官职以后，又告诫他们说：‘各自恭敬地履行职务，才能建立治理天下的功业。’然后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迁幽明不同的人，众多功业都兴盛起来。这就是所谓任用贤才而不三心二意，使官职都得到合适的人。使天下的眼睛都能看见、耳朵都能听到，除去四凶，任命众官，他的勤劳已经极其周备了，难道不能说是先有所作为吗？等到各项功业兴盛、天下归服，只需垂衣拱手、面南而坐，难道不能说是后来无为吗？臣全面考察经史所记载的事迹，舜的至德还有大功二十项：举用十六位贤臣，除去四凶。十六位贤臣就是八元、八凯，以及后稷、契、皋陶、夔这一类人；除去四凶，则朝廷没有奸邪党徒；举用十六位贤臣，则身边全是贤哲辅佐。这样天下还不能治理，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后世圣明的帝王，无不在求贤时辛劳，而在实现治理后安逸；求贤时辛劳，就是先有所作为；实现治理后安逸，就是后来达到无为。恭敬地看，陛下继承祖宗宏大的基业，推行尧、舜那样的至高教化，贬退邪曲、远离奸佞，这是除去四凶的志向；求取贤才、慎重任官，这是举用十六位贤臣的用意。然而一天之内要处理万般事务，仍然辛劳到早晚不息，这正是臣愚昧无能、不称职的结果。臣认为当前的事务，正在于谨慎守持祖宗的成法，使爵禄赏赐和刑罚处置不失其当。爵赏得当，奸邪和没有功劳的人就不敢侥幸求进；刑罚得当，贵近之人有罪也不敢请托而苟且免罪。纲纪端正，朝廷就尊严；号令施行，天下就归服。这样，陛下在清静肃穆的宫殿中高拱而坐，无为而治，可以与虞舜比美，下视三代的盛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上疏说：‘臣没有才能，充任谏职，思考可以用来补益报答陛下的，只有履行进言的职责罢了。然而言辞如果不激切，就不足以启发圣上的思虑、补益圣政。谨慎地分条上奏七件事，都是当今的要务。言辞和义理鄙陋直率，只愿陛下留神省察。’ 第一件事，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性宽厚仁慈，能够像大海容纳百川一样容纳谋议。意见正确的，陛下采纳施行；不正确的，也保留下来而加以宽容。群臣看到圣度宏大，不论是非都能容受，所以奸邪之人敢于肆意虚妄，拿着难以明辨真假的事情，巧加文饰，深重诬陷，使人无法自行申辩，默默承受被排斥的祸患，以致陛下的明察有所蒙蔽、怀疑忠良，大多是由此造成的。忠良受到怀疑，那么群臣中想竭尽节操、尽忠报答陛下的人，都会害怕谗言、畏惧祸患，不敢挺身承担国家事务。这样一来，暗中的奸邪得计，弊病日益滋长，不仅有损圣德，也会危害当时政事。一旦事情紧急，缺乏贤能之才供陛下担当重大责任，又将把重任交给谁呢？臣愿陛下听取群臣谋议时，留心深入考察。如果有人拿着难以辨明真假的事情，巧饰言辞、深重诬陷别人，请交给有司，责令其明确辨析，使真伪不相混杂，是非清楚分明，那么忠臣和奸邪自然分开，天下就差不多可以治理了。第二件事，臣听说近年以来，常有指名说臣下结成朋党的人。其中那些奋不顾身、勤勉为国、奖励善行、憎恶恶行、激浊扬清的人，尤其受到奸巧之人的诬陷欺骗，照例被排斥。因此，提拔一个贤士，必定有人说是朋党相互帮助；罢退一个庸才，也有人说是朋党相互嫉妒。于是正直之人闭口不言，忠诚刚直之士息灭了进言之心，不敢公开谈论是非，明白表示劝诫。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圣明的君主在上，从来没有听说会有朋党。朋党的出现，大多起于衰弱昏暗之时。所以汉代的党锢之祸，开始于安帝而在桓帝、灵帝时达到极点；唐代的朋党，起于穆宗而在文宗、武宗时更加严重。这些都发生在衰弱昏暗之际。陛下用心谋求治理，功业可与尧、舜相比，怎么可以像汉、唐衰弱昏暗之时那样导致朋党呢？这只是臣下热衷于相互倾轧，为满足自己的意愿而不顾加害他人，破坏陛下事业罢了。从前刘向向汉元帝进谏说：‘孔子与颜渊、子贡相互称赞，并不是结成朋党；禹、稷与皋陶相互援引提拔，也不是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治国，没有邪心。’他又说：‘贤人处在上位，就引荐同类，使他们聚集在朝廷；处在下位，就希望和同类一起进用。’ 臣认为刘向的话流传了一千多年，谈论此事的人都认为极其恰当。臣确实学习刘向，不能忍心让和谐清明的朝廷出现朋党的说法，损害至高的圣德，蒙蔽堵塞圣明的光辉。臣实在痛心伤感，不能自已。臣愿陛下端正思虑来面对臣下，推诚相待来感化万物，按照名分考核实际，依据行迹照见内心，使忠诚者和邪曲者的真情假意全部显露，不要把朋党当作意念，那么君子和小人就可以分别清楚了。

译第三件事，臣恭敬地听说，近年以来，大臣专擅政权，很厌恶有才能的人提出建议建策，便讥讽他们是沽名近名；有时又说他们沽名激进，是想求取进用显达，于是使有才能的人不敢自我表现。即使有人不顾忌讳，指陈事理，也必定困于阻挠，无从施行任用。况且名声是圣贤所看重的。孔子说：‘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贾谊说：‘刚烈之士以名节赴死；如果人不顾名声，凭什么趋向善行？所以圣人把名声看得贵重。’群臣虽然很多，但有志于国家急务的士人很少。他们能够处心积虑、图谋报效朝廷，又被‘沽名近名’的说法困扰，这样有志之士和仁人终究无法得到奖掖进用。难道这是陛下的心意吗？这确实是近年大臣的罪过。臣愿陛下只考察事情的是非善恶，立即施行，不要把近名、沽激、求进作为忧虑，那么人人就能够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了。第四件事，臣听说议论的人说：陛下很受先入之见的影响。臣认为，凭陛下洞察事务、辨明真伪和事理的能力，必定不会这样。万一确有这种情况，臣即使只是过分忧虑，但对此议论也不能听见了却不说。臣认为帝王处理政事，只应看道理是否正确，本来不应计较谁先陈说、谁后陈说。假如偏听先入之见而认为它正确，那么奸邪欺罔之人就会逞其机敏，有的巧言中伤他人，有的暗中图谋，只怕落在后面了。这样岂不是会被耳目所惑乱吗？臣希望陛下采纳群臣议论时，只看事情的是非，裁断得当，那么先入之见的祸患就会消除了。第五件事，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科条禁令中有很多疑忌臣下的意思。例如，举荐御史必须推荐二人，由上级自行防定，而且还有京官和外任官的限制；至于现任二府曾经举荐、奏荐过的人，也不详细加以论列。又如，中书、枢密院只允许在旬假接见客人，不许百官巡厅，台谏官不得私下拜谒，并且不许与刑法官接见，以及对洗雪罪过、叙录功劳的人所作的限制等，都是没有体现帝王推诚待下、恩信遍及臣下的美意。陛下德行极高，难以称述，待人没有隔阂，正要比拟尧舜，本来不是汉武帝那样刚愎多疑、猜忌多忌的人可比的。这大概是不识大体的臣子过分防范、妄加议论，反而误导了陛下。臣恐怕这些事写入史册，会贻笑讥讽于万古。希望陛下赶快革除近来的制度，把大信施加给群臣，以景祐初年的政事为准则，这样就尽善尽美了。第六件事，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灾异接连出现：天象显现谴责，地理倾覆震动，虫蝗成灾，水旱为害，连续三四年还没有停止。其中河北最严重，其次是利州、京东、京西、两浙、河东各路，灾患都已经非常严重了。陛下焦劳以求治理，恐怕是有一件事失所而不能持守；这种敬畏上天的诚心，难道还不能感召和气、格通上天的福禄吗？然而造成如今局面的原因，大概是大臣不能同心敬慎、协力恭勤，不能知无不言，切实挽救时弊；而陛下的志虑或许也有疑惑受阻之处，未能完全委任忠贤之臣，从而成就垂拱而治的美政。如今各路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员数量有数倍之滥，粮储没有两年的积蓄，士兵大多骄惰，而敌国又强盛。倘若不幸接着发生数年灾荒，再加上小股盗寇，那么还有谁可以依靠来抵御支撑呢？这就是臣早晚惊惧忧虑，想要进献苦言，希望能够启发陛下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臣希望陛下切实留心思考，秘密以此事诏问现在的执政大臣：谁能尽心竭力，敢于挽救天下的弊病，敢于承担天下的责任？如果果真得到这样的人，希望陛下支持他并委任他。那些拱手旁观、因循沉默、只求保住俸禄、苟且容身，又嫉妒贤能、只为自己打算的人，应当赶快罢免，不要让他们长久堵塞要路。这样就能把危险变为平安，把艰难变为容易，简直易如反掌。陛下实在不能错过这个时机而不去作为。倘若错过这个时机，等到祸变一旦发生，即使想要作为也来不及了。希望陛下深深记住这件事。第七件事，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有许多被贬逐的臣子，有的是无罪被逐，有的是因为小过失，有的是被阴险邪恶之人排挤陷害，有的是由于权要憎恨嫉妒，吹毛求疵，吹洗污垢而找出瘢痕，致使罪网繁密、刑法严苛，严重伤害清正的舆论，使民情极度郁结。从前，一个平民含怨，三年大旱；一个妇人怀愤，六月飞霜。近年以来被贬逐的人，哪里只是普通男女之流呢？这样岂不违逆和气、招来灾害吗？陛下实在应当怜悯体察并深思此事。

译传中说：“任用有功之人，不如任用有过而改过之人。” 因为负罪受责的人，自认为已经被废弃，不能再振作起来。一旦明主能够抛弃他的瑕疵而重新录用他，那么他自己奋发努力、谋求报答的心情，就会比常人强烈千万倍。希望陛下下诏：近年以来被贬逐的臣子中，有才干品行、实际成效，而本来没有过失牵累的，以及因受牵连获罪但罪责较轻的人，可以有的加以召还复用，有的加以宠信擢升。这样就能体现圣主广大的覆育之恩，与上天同样的仁慈，使排挤陷害、因憎恨嫉妒而攻讦他人的风气不再发生。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苏绅陈述八件有利于国事的建议：第一，重视爵位和赏赐。先王以爵位褒奖德行，以俸禄奖赏功劳，以名号确定流品，以职位安排人才。实在没有无德而占据高爵、无功而享受厚禄、不是合适的人却得到美名、不是有才干的人却身居显位的道理。不随意授予别人官职，并不是吝惜恩宠，而是因为官职授予不当，便会让不肖之人逞强；不随意赏赐别人，并不是吝惜财物，而是因为赏赐不当，便会使侥幸求取的人增多。不仅如此，还会败坏国家、损伤政事，使国家遭受侮辱、留下祸患；上则触犯天意，下则违背人心。灾异兴起，妖孽就会出现。所以汉代同日封五侯，天气便呈赤黄色；等到丁氏、傅氏受封时，灾变也同样发生。杨宣认为，这是爵位和封土超过制度，伤害地气的征兆。第二，慎重选拔。如今内外臣僚按年资递迁改任，因而造成官职泛滥；又有人借论述功效、援引这种做法来希求升进。朝臣中有升任监司的，使臣中有授予横行官的。不询问人才和社会声望，不管是否适合，都一概甄别录用。用不了三几年，就能因此达到清贵显要的职位。这样若不停止，将来恐怕连将相也要拿来作为赏赐了。第三，明确荐举。如今有职位的人大多援引亲戚旧友，有的迫于权贵压力，这很不符合荐举贤能、辅助国家、为官府选择人才的原则。如果官府有空缺而需要任人，应当按照祖宗旧例，从班簿中亲自选择五品以上、有清望的官员，让他们各自举荐一两人，陈述其才能、德行和功业。陛下与执政大臣共同考察验证后再加以擢用。试用后有成效，就先奖赏举荐者；否则就贬黜责罚他。这样人人都能自我勉励。又如选人的条约过于严苛。旧制规定，三人作保就可以升为京官，现在却要五人；旧制中，转运使、提点刑狱通常相当于三人的荐举，现在只相当于一人；过去大两省官每年举荐五人，现在只能举荐三人；升朝官过去举荐三人，现在却只能举荐一人。过去不论是否在任、是否属于自己统辖，都可以上奏举荐；现在却必须本人在任且属于统辖范围内才允许论荐。这使下级官员奔走劳碌，难免产生贤愚一同滞留的叹息。第四，使章服有所区别。朝班中掌管伎艺的人与丞郎、清望官同样佩戴金鱼袋，内侍班行与学士同样穿金带服饰。这难道是朝廷以礼优待贤才的意思吗？应当加以裁定，使服饰上的文采等级有所区别。这样品级就能确定，朝廷礼仪也能端正。第五，使人才各得其用。古代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以及隋代六品官、唐代五品官，都由吏部专门掌管官员的任用和罢免。现在的审官院、流内铨就是古代的吏部，三班院就是古代的兵部。如今不问官职事务的繁简，也不问才能的长短，只把资历深浅作为先后依据。有关部门只掌管簿籍罢了。想要区别贤能和不肖，是不可能做到的。太宗皇帝当初采用赵普的建议，设置考课院，以分割中书的权力，现在的审官院就是它。这个职位难道轻微吗？应当选择主判官，把职权交给他，责成他办好选任之事。如果认为有关格例的设置已久，不能突然更改，那么对于有特殊才能、品行高尚的人，也应允许另行论奏。比如寇准担任铨判时，荐举选人钱若水等三人，并将他们一同升为朝官、任直馆；对于没有才干的人，也应允许上奏使其降职。唐代卢从愿任吏部时，对确实没有才干的人，都令其停止参加选任，十人中没有一个被遗漏，正是这个道理。第六，选择将帅。汉代制度是边防有警时，左右近臣都可以担任将帅。唐代文臣从员外郎、中书舍人以上，担任刺史、团练使、防御使、观察使、节度使等，都是培养将帅的办法。难道曾经把文臣和武臣截然限制开来吗？近年设置武举，所得到的人不过授予三班官，让他们担任监临之职。想要谋求他们建立功业，怎么可能呢？臣僚举荐并改任右职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人才、弓马技艺、书算和策略，这个要求也太完备了。应当让有才干武艺的人担任统领，有谋略筹划的人承担边防的重任。士人如果平时得不到培养，不必担心将来没有人可用。第七，辨别忠臣和奸邪。忠贤之人嫉恶如仇，称为去除恶人；恶人不除，就会危害政事、损伤国家。奸邪之人陷害忠良，称为蒙蔽圣明；圣明不被蒙蔽，他们就无法使奸恶滋长并肆意施毒。忠邪的端倪，只有君主应当深入辨别。自古称颂帝王圣明，没有谁能超过唐尧。然而四凶仍在朝廷，毁坏善类。爱好贤能最为深切的，没有谁超过汉文帝，然而绛侯、灌婴等列于朝廷，却不能容纳贤臣。希望陛下鉴察这些情况，不要让毁誉之说得以流行，也不要让爱憎之徒任意施展，那么忠贤就会进用，邪恶就会消散。第八，修治预备。国家承平、天下无事，将近八十年了。百姓的粮食本应充足却并不充足，国家的费用本应充裕却还不充裕，这实在令人奇怪。过去明道初年，虫灾、旱灾和水灾几乎遍及天下，先是饥荒，继而疫病，百姓流离死亡，数也数不清。幸而近年稍有丰收，流亡百姓逐渐复归，但当权者从未留意预备之道。不如使百姓安定并增加利益，使国家富足并使粮食充足。要使百姓安定，就应选择好的守宰，明申教化；要使百姓得利，就应为他们除去兼并，禁止游惰末业，体恤他们的疾苦，宽免他们的徭役。这样百姓就会安定而得利。要使国家富足，就必须崇尚节俭，敦厚质朴，减免浮费。要使粮食充足，就应裁减冗余的官吏，除去军粮中的弊病，杜绝奢靡的祸害，堵塞刁诈虚伪的根源。这样国家的粮食就充足了。百姓在下安足，国家在上富足，即使发生灾害，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奏章上呈后，皇帝赞许并采纳了它。英宗即位初年，殿中侍御史司马光上奏说：“臣听说，君王的言语只是用来发布命令；如果不说，臣下就没有接受命令的依据。陛下凭着明德和盛望登基受命，四海之内都伸长脖子、侧耳倾听，渴望听到圣明的政令。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五月了，而陛下深深保持谦逊，端坐而沉默，百官奏事，陛下一概不作可否裁决，朝廷内外的情绪都深感郁结。先前人们还说圣体没有安康；如今陛下已经临殿听政，也遵循旧日制度，出入起居全都恢复常态，却唯独对万机大事还没有加以裁决，臣私下对此很疑惑。《诗经》说：‘不亲自办理，不亲自过问，百姓就不会信任；不询问，不任用，不能欺罔君子。’臣愚昧，恭敬地希望陛下对于两府和群臣的奏事，稍稍留心省察，询问访求利害，议论是非；可行的就实行，不可行的就驳回，使四方一致仰望圣德，那亿万百姓就万分幸运了。”

译司马光又向皇太后上疏说：百姓没有福分，大行皇帝突然抛弃天下。皇帝继承统绪，因哀伤过度而成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臣恭敬地请殿下共同裁决各项政务。臣愚昧地私下推想，殿下顾念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为四海百姓着想，是不得已才临朝处理政务，并不是内心所愿。倘若皇帝圣体不久就康复，殿下一定会把政权推还给皇帝而不肯占有；倘若药石尚未见效，那么殿下还要总览万机，来不及自求安逸。因此凡是举措和行动，都不能不戒慎留心。如今的天下形势危急得像累卵，小事大事都令人战战兢兢，忧虑有很多。如果君臣不能同心，内外不能协力，早晚勤劳，以应对国家的急务，那么祸难一旦发生，哪里还能够尽数避免呢？安危的根本在于任用什么人，治乱的关键在于赏罚如何施行，这两点不可不察。倘若朝廷内外百官都得到合适的人选，贤能者进用，不肖者退处，忠直者亲近，谗佞者疏远，天下怎么会不安定？如果任职的大臣多不是合适的人，贤能者退处，不肖者进用，忠直者疏远，谗佞者亲近，天下怎么会不危险？如果赏赐不因喜爱而滥施，刑罚不因愤怒而妄加，赏赐必有所劝勉，刑罚必有所惩戒，天下怎么会不治理得好呢？” 如果因喜爱而滥加赏赐，因愤怒而妄施刑罚，把赏赐加给没有功劳的人，把刑罚加给无罪的人，天下怎么会不混乱呢？这样说来，天下的安危、治乱，不在别处，只在君主内心的一念之间罢了。凡是驾驭臣下的道理，恩惠过多就会使人骄纵；人一骄纵，就不能不以威严加以约束。威严过重就会使人怨恨；人一怨恨，就不能不施加恩惠。恩威并用的道理，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驾驭风俗的，就像天地有阴阳一样，有所减损也有所增益，不失中和，从而生成万物。恩惠，是希望人亲近自己，但有时也会产生怨恨；威严，是希望人畏惧自己，但有时也会产生轻慢。小人的本性是，恩惠过多便骄纵；骄纵后加以裁抑，他就会产生怨恨。爵禄和赏赐胡乱加给某个人，那么他的同类都会说：‘我的才能和他相当，功劳也和他相等，他得到这些，我却独独得不到，为什么呢？’这就是施加一次恩惠，却招来众多怨恨。所以说，恩惠有时也会产生怨恨。威严太盛，就使人无处容身；刑罚烦琐苛刻，又会滥及无辜，于是同类的人都会说：‘这也算过错吗？谁没有过错？他既然不能免罪，将来就会轮到我。’于是他们在困迫中生出作乱的念头；居上位的人反而更加畏惧，只求姑息。这就是从严厉开始，最后却导致轻慢。像这样，做君主难道不是极其困难吗？善于居上位的人却不是这样：恩惠一定施给有功之人，刑罚一定加给有罪之人。恩惠即使非常厚重，人们却不敢嫉妒，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共同赞成的。刑罚即使非常严厉，人们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共同憎恶的。大行皇帝天性极其仁慈，群臣的功劳有时未必值得称道，却给予他们厚赏；罪过有时已不可容忍，处罚却很轻。这样固然是仁厚之善，但小人不懂得大恩，或许已经接近骄慢了。臣私下认为，殿下如今继承政事，必定将用严厉手段来纠正这种情况。用严厉手段纠正，确实是对的；然而天下人长久浸润在大行皇帝的圣恩之中，突然严加约束，恐怕会惊骇而离心。恭敬地希望殿下慢慢用义理教导、告诫他们；对于不听从而且尤其不善的人，然后施加刑罚，这样谁敢不肃然遵守呢？这才是善中之善。过去大行皇帝即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体，整饬四方纲纪，进用贤能，斥退奸邪，镇抚朝廷内外，对赵氏确实有功。但由于她奉养自身的礼制有时过于尊崇厚重，外戚中鄙陋猥琐的人有时玷污官职，身边谗谄逢迎的人有时暗中窃取、玩弄权柄，这就是她遭天下毁谤的原因。如今殿下刚开始摄理大政，四方之人无不观察倾听，以此判断您的盛德。臣认为，凡是名分、体制、礼数上用来奉养自身的事情，都应当深自抑制减损，不可完全依照章献明肃皇太后的旧例，以成就谦逊顺从的美德，符合四海的期望。像王曾那样忠厚的大臣，像张知白那样清正纯粹的大臣，像鲁宗道那样刚直正派的大臣，像薛奎那样质朴正直的大臣，殿下应当信任并任用他们，与他们共同谋划天下政事。像马季良那样鄙陋猥琐的人，像罗崇勋那样谗谄逢迎的人，殿下应当疏远他们，不可用禄位宠幸他们，也不可听信采纳他们的话。臣听说，妇人以内以夫家为重、以父母家为外；何况后妃与国家一体，祸福休戚完全相同。赵氏安定，百姓就都安定；何况曹氏，必定世世长享富贵，这是明白的。赵氏不安，百姓就会横尸遍地；曹氏即使想独自安稳，又能做到吗？所以，政就是正，治理政事的道理，没有比至公更好的。臣希望殿下仔细察看群臣，其中有贤能才干的就举荐，有功劳的就赏赐；即使卑贱如厮役，即使憎恶如仇敌，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都不可抛弃遗漏。这样，谁还不会自我勉励呢？群臣之中，不能修治职事的就罢免，有罪的就施刑；即使贵为公卿，即使是亲兄弟，即使近在耳目之前，也都不可宽纵姑息。这样，谁还不会感到畏惧呢？行善的人受到勉励，作恶的人感到畏惧，百官各称职守，百姓安乐地从事生业，天下的安定就像倚靠泰山坐在平原上一样稳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然后等皇帝圣体平安康宁，把治理天下、使天下安定的事业交还给皇帝，自己居住在长乐之宫，安享天下的供养。这样殿下圣明善良的德行，就会超过前古，光照后世；即使周文王的母亲太姒、汉明帝的母亲明德皇后，也不足以相比。臣充任侍从之臣，以进谏诤言为职责，禁不住内心的一片诚意，冒昧上奏。恭敬地希望殿下把这篇奏疏放在案头，稍加听取察看。

译治平元年，司马光任知谏院，又上奏说：“臣听说，舜和皋陶反复唱和作歌，互相告诫，把君明臣良视为美事，把琐碎纷杂视为非道。因为君王拥有四海、统治亿万百姓，如果事情无论大小都亲自办理，那么得到的就极少，失去的却很多。古语说：‘只观察眼睫的人不能看见百步之外，只观察百步之外的人也看不见自己的眼睫。’不是不想两者都兼顾，而是形势不允许。因此明主总揽大体，掌握关键，精选贤能之人，让他们分任百职；有功的奖赏，有罪的诛罚，所以自身不劳苦，而收获的功效却很大。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亲自执政以来，振作精神寻求治理，勤勉不倦，天未明就起身穿衣，太阳偏西还不进食，即使大禹的勤劳、周文王的美德恭敬，也不能超过陛下。然而政事有本有末，事情有大有小，举起纲领，所有细目就会张开；提起衣领，众多毛发就会理顺。臣希望陛下先处理根本，后处理末节；先处理重大事务，缓办细小事务；选择人才加以任用，这是治理政事的根本。奖赏善人、惩罚恶人，这是处理政事的大事。陛下应当先察看群臣的忠邪，以及他们才能所能胜任的事务，然后思考天下有哪些事情没有治理好，应当让某个人去治理它。” 那些公正忠诚、勤勉谨慎、功效显著的人，就用厚重的赏赐来勉励他们；奸邪反复、懒惰怠慢、没有功劳而败坏事情的人，就用严厉的刑罚来威慑他们。这样，万事没有不兴办的，亿万百姓没有不安定的。陛下就可以高拱而无为，声名与尧舜相配了。至于簿书的烦琐细碎、文法的严密繁多、钱粮的收支、体例的有无，这些是群臣百官所应掌管的，不是陛下应当留心的。陛下如果知道舍弃那些末节而处理这些根本事务，那么臣恐怕只能有大禹那样的勤劳，却不能获得大禹的功业；有周文王那样的美德恭敬，却看不见文王那样的治理成效。臣以进谏和纠正过失为职责，正逢陛下勤政之初，虚心寻求谏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不敢拿细枝末节来烦扰、玷污陛下的聪明。恭敬地希望陛下深思这个道理，它是自古至今实现大治的根本，不要把它当作迂腐空泛、陈旧熟套的话而忽略，那么天下就万分幸运了。司马光又上疏说：“臣恭敬地看见皇太后的亲笔书信，已经停止听政了。陛下恭敬地承受慈母的旨意，独自裁决万机。臣听说《易经》说：‘君子办事，要谋划好开端。’又说：‘端正开头，万事就能治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陛下虽然即位已有一年，对于国家大政仍多有谦抑退让；即使有时作出处理，也都是常规小事，并不是天下人所期望于陛下的。先前外间议论的人都说，陛下圣体尚未安康，厌倦听政阅览；等知道圣体已经安康，又说陛下上畏惧皇太后的威严，想要尽人子的礼节，避开专擅发号施令的嫌疑，所以收敛自己的聪明，不敢施展。如今皇太后把国家的大权全部交给陛下，议论的人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拭目倾耳，等待瞻望圣明的政事罢了。陛下在这个时候，无论修身治国、举措施为，都不可不谨慎。从前杨朱看见岔路而哭泣，说岔路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所差虽然很小，所失却很大。君主刚开始亲政，也正是荣辱安危的岔路。臣因此希望陛下留心于此。”臣听说，修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治国没有比公正更重要。孔子说：‘孝，是德行的根本。’ 孔子又说：‘不爱自己的亲人却爱别人，叫作违背德行；不敬自己的亲人却敬重别人，叫作违背礼法。’从来没有根被断绝而枝叶还能茂盛、源头干涸而水流还能长久的道理。仁宗皇帝把统治四海的基业交给陛下，他的恩德之大，即使天地也不足以相比。如今仁宗皇帝驾崩之后，骨肉至亲只剩皇太后和几位公主。陛下应当日夜尽心竭力，供养侍奉并抚养她们，以符合仁宗皇帝的心意。过去皇太后听政时，身边侍卫之人不敢不恭敬谨慎，所需之物没有敢不准备齐全的。如今既然交还政权，臣私下担心有些没有见识的小人随势转变，侍奉懈怠，供给有所缺失，那么天下的责备就都会归于陛下，这是不能不早晚留意省察的。又假如有不得志的人，在两宫之间刺探动静、搜集言语，表面上像是在效忠，内心其实是求取媚悦，用来互相离间争斗，臣希望陛下预先拒绝他们的言辞，把他们交给有关官署，施以公开的诛戮。诛杀一个人，群邪就会自行退却；采纳一句谗言，百般谗说就会一齐进来，这是祸乱的根机，不可不深入察看。臣听说，国事听命于君主，家事听命于亲长。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在外朝时，刑赏、黜陟等政事，应当由圣心亲自决断；至于禁庭之内，无论取舍、赐予，事情大小，都不如先全部禀告皇太后，然后再施行。陛下与中宫不要有所专擅。这样，内外的体制就端正了，尊卑的秩序就明确了，上面慈母欢欣，下面臣民歌颂。如果不是这样，皇太后归政以后，侍卫之人稍有懈怠，所需之物略有供应不周，再加上谗邪之人妄自兴起离间，万一有丝毫私下的缺失传到外面，或者皇太后忧思不乐，内里因此生病，那么陛下将凭什么承受天下这样的名声呢？即使有百般善行，也不能遮掩了。所以臣说，修身没有比孝更重要。《洪范》在讲好恶偏党之时反复申说，言辞十分郑重。周任说：治理政事的人，不因私人的劳苦而赏赐，不因私人的怨恨而惩罚。《大学》说：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行，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心中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正直；心中有所偏爱喜好，也不能保持正直。陛下从宫邸奋发而出，进入并继承皇帝之位，从潜居到登上帝位，旧日的恩情和积下的怨仇，难道能完全没有吗？但如今正是刚开始亲政的时候，这些都不可放在圣心之中，以损害至公至正。凡是君主的要道，不过在于进用贤能、退斥不肖，奖赏善人、惩罚恶人罢了。

译爵禄是天下的爵禄，不是用来优厚君主所喜爱之人的；刑罚是天下的刑罚，不是用来满足君主愤怒的。因此古代在朝廷上授予爵位，与士大夫共同决定；在市朝上处刑，与众人共同弃绝罪人。这表明君主不敢把自己的私心凌驾于天下的公议之上。如今四海广大，百官众多，贤与愚、善与恶并肩接踵，杂乱地一同进用。臣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圣明，详细选择其中的人：如果有才德高尚、符合众望的，就进用他，即使是过去的怨敌，也不要抛弃；如果器量见识平庸低下、对时局毫无补益的，就退斥他，即使是亲近的姻亲，也不要遗漏；如果有操行、建立功劳、为世人所推重的，就赏赐他，即使是陛下心中所憎恶的人，也不要废弃；如果心怀奸邪、触犯禁令、为众人所憎恶的，就惩罚他，即使是陛下心中所喜爱的人，也不要赦免。这样，民间就没有被遗漏的贤才，朝廷就没有空缺的官职，行善的人受到勉励，作恶的人感到畏惧，上下都悦服，朝廷大治，百姓普遍得到幸福，社稷永远安定。否则，陛下如果只居于深宫，自求闲暇安逸，把威权和福柄全部交给大臣，只图眼前适意，不作长远考虑，贤愚不能区分，善恶不能实事求是，那么所进用的全是平生亲爱的人，所斥退的全是平生不喜欢的人，所赏赐的全是谄媚逢迎而无功的人，所惩罚的全是忠诚正直而无罪的人。这样一来，朝廷内外就会离心离德，纲纪败坏紊乱，众生失去安身之所，天下就值得忧虑了。所以臣说，治国没有比公正更重要。这两点，是荣辱的根本、安危的关键。臣希望陛下审慎思考并努力实行。《诗经》说：‘勤勉不息的周文王，美好的声誉永不停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两点，那么盛德美誉就会广泛充盈，近处的人传诵，远处的人赞美感叹。不到一两个月，就会遍及天下，传达到四方夷狄。日后的政事，就会像顺风吹动毛发、站在高处决开水势一样，可以不劳而成功。御史知杂事龚鼎臣向慈圣皇后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先帝为了万世根本的大计，选择主上作为继承人，实在是殿下辅佐成全的。自从宫车晏驾以后，殿下含哀忍苦，在极短时间内确定大策，拥立主上为天子。主上忧伤缠身，又遭遇疾病，大臣们无所取决，于是请殿下共同听理政务，从容辅养了数月。从中原到夷狄华夏之地，能够像往常一样安枕而卧，都是殿下所赐。如今主上圣体已经康复，车驾两立，正应在此时下诏停止两府在帘前奏事，以善始善终地成就天地般的功业；如此一来，太姒、太任的事迹又哪里值得称道呢！’ 龚鼎臣又上奏说：‘臣从传记中听说：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别人会认为是在诽谤自己。臣如今向殿下进说，大概正是这种情形吧？然而臣身处外廷，才疏身贱，若等到取得信任以后再说，恐怕永远没有机会。这就是臣违犯贤哲的告诫，冒着遭受诽谤责骂的嫌疑，恳切不已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希望殿下留神裁察。臣在正月十九日曾上奏请求归还政事，到现在仍未稍见施行。臣所说的本来是朝廷的大议，也是对殿下的大有益处，为什么竟没有想到呢？如今舆论喧腾，恐怕有谗言和离间之说交相进呈，所以两宫的感情似乎还没有完全通达。把天下交给别人，尚且还会有人怀疑；如果这样，又怎么能取信于人呢？如果果真如此，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何况一顿饭的恩惠，普通人尚且不敢忘记，何况皇帝具有明睿的资质，贯通古今，而且是接受别人所交付天下的人呢？臣认为，殿下今天就斥退远离那些进谗离间之人，使他们不能进前，那么慈爱和孝顺的声名明天就会一同在天下更加隆盛。至于辨别忠言和谗言，古今都认为困难，臣却独自认为并不困难。为什么呢？从容调和、弥补不足，希望殿下母子安康的，是忠言；把一件事说成十件，似是而非，使殿下心志迷惑的，是谗言。’ 这难道可以说是难以辨别吗？臣前一篇奏疏说，殿下几十年间积累德行、累积功劳，一旦确定大策，援立年长的君主以安定宗庙，却又犹豫不决，恐怕会损害盛德，这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只是希望殿下还没有仔细察觉罢了。如今天象失常，旱灾暴虐而成为灾变，臣担心百姓艰难缺粮，盗贼逐渐兴起，四方的安宁或许不能长久保持。朝廷如果能够内外一心，思考消除灾患的办法，制定控制御防的策略，那么或许忧患不会扩大。只要人事在下面有所变动，天谴就会在上面显现。殿下应当在心中果断决定，把政权归还皇帝，使朝廷的体制恢复正常。体制正常，天下的疑虑忧患就会解除；疑虑忧患解除，和气就会应合；和气应合，天象失常、旱灾暴虐的变故就可以消除，驾驭控制的策略也可以施行。殿下退处而享受安荣，收取万世无穷的福分。若不考虑这些，却沉溺于相信谄媚之言，忘却忽略最重要的计策，怀着绝无忧虑的疑心，难道不会损害您睿智而有先见之明的声誉吗？如今皇帝康复已经很久，仁宗皇帝的祥祭、练祭也已经超过四十日，亿万百姓伸长脖子等待明诏。事情如果早些确定，可以与古今相照；议论如果不能及时决断，暂且还会给当世留下讥刺。殿下看这样做的利害究竟如何呢？何况此事并非出自遗制，也不是殿下本来的心意，臣私下替殿下感到惋惜。’ 臣恐怕缙绅之士的章疏交相上奏，言语涉及讥刺诋毁，之后再图求美名，盛大事业已经亏损了。多数人其实不知道事先采取行动的好处。殿下不要因为臣的言语而轻视臣；臣所陈述的是肺腑中一向积存的意见。不要因为臣的职位卑微而轻视臣；臣所坚持的是人臣共同的公论。希望殿下把臣前后两篇奏章反复精细地思考，那么臣的话就不算是诽谤责骂，而可以得到信任了。这篇奏疏不敢让别人看见，谨在外封题状中奏闻。赵瞻由都官员外郎授任侍御史，上疏说：‘英明决断、独自化导，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审慎行使这种最高权力，应当以天下的公心为主，用天下的正论加以衡量；这样以后，权力才可以归于一处。至于长期积累的弊病，陛下应当思考。刑罚赏赐施行不当的，可以革除就革除；号令、言语、行动有过失的，可以停止就停止。辅相大臣既依赖陛下任用，就应当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台谏官既然了解自己的才能，就应当信任他们的意见。兵权应当削弱宦官所掌握的部分，边防谋议应当交给久经战阵的将领。权力不能勉强矫饰而成，只是要顺应天下人的期望罢了。’英宗称赞说好。

译知制诰郑獬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刚即位时，四方传闻，都说陛下聪明英断，与太祖相合。有志之士无不挥袖叹息，倾心仰望陛下的风采。然而自从陛下接受政权以来，所发布的号令仍然沿袭常规旧例，没有听说有显著举措来振动天下。起初还可以用圣体略有疾病作为托辞；如今玉膳已经恢复，却仍然恭敬沉默而不发言，实在不知道陛下的意图。难道是想暗中端坐、收敛锋芒，慢慢观察天下的动向，然后再出来控制它吗？如果这样，到这里恐怕将近一年，万机变化的大势都可以看出来了。难道是仰慕商宗等待贤人辅政的节操，想等得到圣人以后才任用他来治理政事吗？傅说怎么可能一再出现呢？如果果真没有这样的人，难道就要终身不发言吗？难道是受到左右牵制，行动有所顾忌，不敢公开施行吗？那么二府大臣和禁庭侍从都足以寄托心腹，又有什么可疑虑的而不与他们谋议呢？这三种做法都不是应采取的办法，也不是帝王面南而王、听理政事时应掌握的大权。先皇帝在位时，完全以仁德涵养万物；时间久了，大概有偏重一端而不能振举的地方。仁主于爱，义主于决断，就像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肃杀一样。只生长而不肃杀，万物就会腐败而不能成熟，那又怎么完成一年的功业呢？陛下继承先皇帝的仁爱，应当运用义理和决断来整饬天下。所谓义断，就是君主掌握权柄。如今只是唯唯诺诺而不能决断，事情的可否都由辅臣决定，那么君主的权柄就屈抑而不尊重。假如辅臣朴实忠诚，不敢扰乱大法，只为陛下奉行条例，那也只能一天天拖延而已。一旦发生危急，谁能挺身而出替陛下承担大事呢？万一奸人结党夹杂其中，那么天下的大势就失去了。陛下认为今天是治世还是乱世？如果一定认为是乱世，那么边兵没有交战，境内没有叛乱，强臣又有谁会说这是乱世？如果一定认为是治世，那么威令日渐削弱，大纲解体而不能整治，谁会说这是治世？所以治与乱，正是在陛下留心处理的这个关头。向右看就是治，向左看就是乱；陛下一举一动，天下治乱的形势就由此分开了。陛下为什么不每天寻求贤能之人，与他们共同谋划议论呢？如今与陛下一同参与大政的不过七八位辅臣，那么陛下所听所见也就只到这里罢了，怎么能够穷尽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呢？古代还要与卿士谋议，明白询问下民，甚至向割草砍柴的人咨询，于是群言汇集，治国之道才得以形成。如今却想只凭七八位辅臣的言论而期待大治，难道不是过于疏略吗？’ 臣希望陛下特地下诏天下，允许人们把所有意见都说出来；其中有可以采纳的，就召来当面对答。至于臣下进见，也请稍稍赐给他们几刻时间，询问政事的得失，以虚心招致他们；精细考察以审定真伪，明断之后加以施行。这样或许天下的形势将要混乱时还能重新得到治理。如果陛下优游迟疑、沉默不语，一天又一天，有志之士就会离心离去；士人的人望一旦离去，百姓也会跟随离去。陛下难道还想凭借四海之众来保全万世的安定吗？臣实在不能不为此愚昧地忧虑。吕大防任监察御史里行，首先说纲纪、赏罚尚未满足四方期望的有五件事：进用大臣而权力没有归于皇上；大臣年老疲惫却不能及时退职；外国骄横傲慢却不选择将帅；负责议论的臣子补益政事缺失，却受到大臣阻挠；边疆将领和左右近臣有败坏事情的反而受赏，而尽职办事的人却获罪。同知谏院吕诲向慈圣皇后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殿下保佑圣子，三十年不断辅佐国政，又过了一个多月，天下安定，宗庙社稷稳固，慈恩已经极其深厚，功德已经极其伟大。然而要成全圣德，实在艰难。由于万机事务浩繁，殿下劳心焦思，未曾得到片刻休息，这不是安享欢乐、保养福寿的根本。何况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像这样勤勉奋发，在圣心看来也可以作为慰藉。臣愚昧地认为，东殿的帘帷可以每隔五七日临朝一次，召见询问大臣，不要使政事荒废；这样或许能稍稍把安逸时间均分于辅佐政务之道，也没有什么损害。应当在沉思之后奋然独断，预先发布教命，明白告知朝廷，外表显示谦逊的适宜，内心获得优游的快乐。上顺天道，下合群情，享有这种完全的美善，岂不是很好吗？仰望殿下圣明觉悟，天下就万分幸运了。’ 吕诲又上奏慈圣皇后说：臣恭敬地看到，殿下近来亲自下书，因为皇帝已经安康，坚决停止共同听政。圣子恭敬孝顺，于是成全了母亲的心愿。即使前代有把政权归还、恢复亲政的事情，也没有听说在一个多月内便完成辅佐拥护功业的。如今已经显现出谦逊退让的迹象，美好的声誉和丰盛的实际功德，将垂耀万世了。然而听说外间议论说，符宝还没有归还到皇帝面前，臣由此知道这恐怕并不是殿下的本意。为什么呢？既然不愿国家政权长久由自己掌握而又归还，难道还要留恋符宝吗？万一有关部门在执行办理之间稍有拖延，牵涉到这种议论，对圣体很没有益处。也恐怕先前下达的书诏还没有真正取信于朝廷内外，那就会损害完整的德行。事情在开始和结束之际，都不可不谨慎。这就是臣倾尽诚恳进言、即使万死也不回避的原因，惟愿殿下明察，天下就万分幸运了。’ 三司使蔡襄上奏《国论要目》十二事，说：“一、明礼。二帝三王相继制定礼乐，用来端正民性，革除不正之心，使人少犯罪而远离刑罚，这是贯通万世的法则。秦朝任用兵刑而废弃礼乐，汉、魏直到晋朝，天天使用干戈，礼典残缺，到隋朝灭亡时就完全败坏了。唐朝兴起后，四方平定，想有所作为、制定制度，虽然具备朝廷的礼制，时常也加以整治兴举，但风俗教化和习惯各自随着当地风俗而异。五代祸乱不断，天天没有闲暇，只专门用刑罚治理。宋朝兴起后一百五十多年，太祖、太宗平定天下，都用兵威来辅助治理。真宗皇帝同契丹讲和以后，于是天下无事，朝廷礼仪文制无不整治兴举。仁宗皇帝爱惜生灵、慎用刑罚，恩泽甚至施及禽兽，然而四方的风俗没有听说因礼而改变，仍旧专门依靠法令。法令，不过是罗织过错而施加刑罚罢了。臣请举一两件事来说：冠礼、婚礼、丧礼、葬礼，是礼制中重大的事项。如今冠礼已经不再议论，婚礼也不再有古代遗留下来的礼文，而丧葬礼全都采用佛教仪式，只有守丧三年以及服丧日期等，大致还像古礼。臣请召集博学的大儒，参照古制而制定当今的礼制，使百官和万民都有相应的等级，礼仪便利而容易实行，这是远离罪过、减少刑罚的一条途径。”

译他说：“二、择官。圣人能够无为而治理天下，但天下的事务极其繁多，为什么无为却能够治理呢？因为百官没有不做事的，百官各自修治职守，各项事务就都能办起来了。怎样才能使百官的职守全部得到履行？关键在于选择官员。选择官员在于〔字疑误〕士。如今选取士人，所谓制科，是博学强记的人；进士，是能作诗赋、擅长文辞的人；明经，是诵读经文、能够回答经义题目的人。这三类人中，得到优秀官职甚至做到宰辅的，都是由此取得资格的。凭借恩荫取得资序，不问有无才能；下至军职凭战功，流外吏胥凭年限，三班所录用的人，受过鞭打、杖责、刑罚、杀戮的人无不可以进入，选取士人的法令混杂到了这种地步。一旦让这些人进入官府，小的管理一项事务，大的治理军民，却想让他们各自处理得当，就好比赶着车在水上行驶一样困难。不过这项制度实行已久，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革除，应当逐渐节制各条取士途径，又在任职历任期间考察他们的才能，逐步加以表彰奖勉，希望这样可以劝勉有才能的人，而把对人有害的做法除去罢了。”又说：“三、安民。古代治理得好的时代，百姓各自安居本业，士、农、工、商各得其分；根据百姓的力量收取赋役来供给公家，上层按时役使他们，百姓就不会疲倦。因此百姓对上奉养天子，对下奉养父母、积蓄养活妻子儿女；因为力量有余，所以能够安居本业；不任意妄作，所以能够各守本分。” 然而求学的人不探究根本，不考察实际，却认为百姓饥饿就给他们食物，寒冷就给他们衣服；天下人口众多，即使尧、舜也无法救济得过来。这样虽然有忧虑世事的心意，却使百姓更加不得安宁。臣认为现在的百姓几乎没有禁约。太平日子久了，有才智的人乘时趋利：务农就兼并土地，做商人就抬高压低物价，攫取天时和人力中最大的利益，于是变得富裕强盛，奢侈浪费、冒犯法禁，超过王公贵族；这就是古人所谓扰乱风俗、应当诛杀的百姓。可是法令没有禁止他们，即使有禁令也没有人相信，百姓相互趋附仿效，不知止境，不贪取就不停止；这就是百姓任意妄为而不能安守本分。天时造成的水旱灾害，尧、汤也不能免除，但百姓有储备，所以不会受到伤害。如今天下郡县水旱灾害接连发生，朝廷用仓廪来救济，又说以赈济借贷的方式借给百姓，随后却拖延停阁，遇到赦令便减免放弃，把这称为体恤百姓，心意是好的，办法却很疏略。古代治理得好的时代，役使百姓不过三天；不服役的人，就缴纳三天的庸钱。这是百姓用来奉养公家的方式。如今百姓有幸与不幸：住在河边的人，每年丁役过重，这是不幸；天下人口还有漏报的，也有一文钱都不向官府缴纳来助公用的；等到水旱灾害、流离迁徙，又拿仓廪来救济他们。赋税收入有定额，散发施舍却没有止境，国家怎么能不贫困？” 国家既已贫困，百姓又不能安居本业，难道这就是所谓安民吗？所以臣认为，那些不探究根本、不考察实际的求学者，必定只会说安民；禁止奸邪豪强，使百姓的力量平均，让百姓各守本分、安居本业，这才叫安民。四、正陵慢。贾谊说：君主的尊贵如同高堂，臣下如同台阶；台阶越高，堂屋也就越高。君主对于天下，权势逐渐升高而达到极其尊贵的地位，百姓不敢轻慢他，是由于群臣等级的差别逐渐造成的。先皇帝仁爱如天，包容万物，即使有触犯、冒犯、讥刺斥责的人，也多加怜悯宽恕，以至有人侮辱轻慢朝廷，还自以为正直。臣认为君主开放胸怀接受直言，固然是盛大的德行；但如果肆意讥刺斥责而没有臣下应有的礼节，这就不可宽恕。天子尚且可以被轻慢，那么他下面的宰臣、百官也就可以被逐级轻慢。比如两府大臣，是陛下尊敬礼遇、优厚对待的人，他们每天在漏舍中，有时为获罪之人求情，有时请求恩赏；所求不能如意，就诋毁攻击、讥刺嘲弄，务求把这样做当成能耐。大臣很难同他们争辩是非，只好暗中忍耐、容受，把它当作常事。京师属官能够侵犯长官，天下州军的佐官能够抗拒长官，都被称为有才干名声；风俗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所谓下属凌驾上级。”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士大夫有怨恨憎恶时，就结党互相勾连，编造诽谤毁谤的话，有的作成歌诗传遍都城，有的写信投递到负责言事的部门。被毁谤的人处在阴暗隐蔽之中，无法为自己辨明；严重的甚至动摇公卿，借此希望得到财货贿赂。古人所谓清议公论，难道是这样吗？这种事情是应当憎恶的。陛下只要留心听取圣明的判断，依据事实加以整治，就容易得像翻掌一样。五、辨别邪佞。《尚书》说，能够知人就是明智；即使帝尧也认为这很难。尧是圣人，为什么还难于知人？因为人心难以看透，即使圣人也必须审慎小心。进献言说的臣子有各种各样：迎合君主的意旨，只顺从君主的意思而不论道理是非，这是佞臣；依附权贵的势力，借事情为自己谋求出路，这是邪臣；多引用前代的美事，专门发表高远的议论，不顾当世难以实行，这是迂阔之臣；一味取得众人的赞誉，舍弃公道，不替国家作长远打算，这是奸诈之臣；言语忠诚，事情也确实如此，这是鲠直之臣；不依附任何人，进退都能自守，这是公正刚直之臣。陛下提拔一个忠直之臣，黜退一个邪佞之臣，那么天下没有不仰慕忠正、以邪佞为羞耻的。希望陛下广泛访察，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六、废除贪赃。传记说：廉吏是百姓的表率。如今领取俸禄而治理官事，才能高低出于天性；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强行使他有才能，即使荒废职务，也还可以宽恕。至于凭恃官威，利用职权作奸，索求〔字疑误〕赃贿赂，把曲说成直，向上辜负朝廷任用之意，向下成为百姓的祸害，这种人的内心难道还有什么畏惧吗？这是古代圣明君主深为忧患的事情。近年的风俗，竟把容忍贪赃看作宽厚长者，对他们虐害百姓、残害万物，难道视若无睹吗？为什么会这样？凡是贪赃的官吏，都是狡猾凶恶的人；即使想揭发查究他们的罪恶，也必须把他们下狱，然后依法处置。案件判决以后，那些贪赃官吏必定称冤、请求平反，朝廷必定在附近州郡另派官员审讯复核；当时涉案的一狱人等都必须追捕传唤，有的被关押对词达一个月，百姓已经承受不了这种苦难了。如果只依照前案处理，那些贪赃官吏又必定再次请求平反，朝廷又须另行推问弹劾同一案件的人，又要追捕骚扰百姓。这样百姓怎么承受得起贪赃官吏的辩解而遭受这种苦毒？通常都引虚假供词自行承认，有的要等到遇到赦免才能脱身。因此百姓受到的祸害不死不休，贪赃官吏为贪赃翻案也没完没了，监司官员因此不敢轻易揭发，贪赃官吏反而自以为得意。”

译唉，百姓有什么罪过？只有陛下怜悯他们；贪赃官吏是什么人？只有陛下察看他们。又有一些人不敢公开索取赃物，却自行经营牟利。臣从年轻入仕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当时做官的人，稍有节操品行的，都以经营牟利为耻；即使有追逐蝇头小利的，也无不避开别人去做，还知道羞耻。如今却不是这样：穿着朱衣、怀揣金钱，专门从事商旅行业的有人；贩运禁物，如茶、盐、香、草之类，动辄用船车转运往来，每天逐渐富足。贪婪的人日益富裕，又拥有田宅，年节时享受丰厚，而清廉刻苦的人妻子儿女却饥寒交迫；若不是意志坚定、守节的人，没有谁不羡慕贪婪者。贪婪者不但不知道羞耻，反而自称有才干；世人的耳目已经习惯了，也不觉得奇怪。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道纲维。如今风俗败坏，是因为这四维不能振举。伏望陛下察知贪赃者，罢黜他们；奖赏清廉者，那么廉耻之风就会兴起。七、强兵。如今天下最大的祸患在军队。禁军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聚的军队如此之多、靠天子供给衣食，是五代以来直到秦汉都没有的，祖宗以来也没有过的。真宗同北方通和以后，近六十年间，河北禁军至今有十五万；陕西自从元昊叛乱以来增兵最多，至今有十九万；天下各路设置的军队也不少。” 臣约略计算一年总收入，天下收入不过六千多万缗钱，而养兵费用总计五千万；这就是天下六份财物中有五份用来养兵，一份供给郊庙祭祀和国家费用，国家怎么能不贫穷，百姓怎么能不困苦？然而如今的军队不能突然削减，固然应当有办法逐渐消解，又应当有办法精心训练；其中的主张很多，难以立即详说。陛下应当命令两府大臣广泛寻求其中的弊病，逐渐研究解决的办法，把它作为长久的策略。如今施政，这是第一件事。八、富国。有人问：怎样才能富国？如今天下广大，四方相距万里，可以说很大了。农田、商贾，茶、盐、酒税，银、铜、金、铁等，没有不加以搜括，可以说考察得很周详了；把天下的利益笼括起来，细微周密到极点，应该府库充盈、财物多得不可计数，这才算做到。如今每有支出，常常派遣使者到各路筹措，仅仅能够自给，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养兵一百二十万，是自古没有的。每年收入日益减少，而每年支出更加增多。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军队日益增多，官员日益冗滥，财物有限，而支出没有尽头，这就是贫困的原因。既然如此，富国有办法吗？必须先把心力用在军队问题上，然后才可以谈富国的办法。” 所以臣说，如今施政，强兵是第一件事，富国是第二件事。有人问：施政只到这里吗？回答说：不，这只是从这里开始。九、去冗。治理天下如同治理家庭。百姓之家，无论贫富，都要看族属有多少、一年费用有多少、宾客的资费以及供给公家还要用多少，估量家中的收入，然后量力支出；这样才可以筹划家计。若不是这样，家庭无法自给，族属就不能安宁。如今治理天下竟不如此：宰相不知道军务，枢密院不知道财用，三司使只是守藏财物，每年结算一次便认为把事情办妥了。一旦边境有紧急情况，就必定向百姓搜取。譬如筹划家计，不估量收入，不衡量支出，国家不富实，陛下也不能高枕安游。臣因此说，军队冗滥是大患；其次还有官员冗滥。现在姑且拿转官一事来说：太祖、太宗朝，任用官员，有的凭功劳，有的凭声誉名望，于是考察任用其人，人人无不受到劝勉。然而也有孤立偏远、守常任事而长期沉沦、不能升迁的人。真宗制定三年磨勘之法以后，孤立偏远、守常任事的人同那些依靠权贵谋求进用的士人就没有区别了。” 日子久了，渐渐形成风俗；即使有才干出众、能力异于常人的人，只要有小过失牵累，也不能升迁；但只要能在人前饮食谈说、使人不感到抵触，过几天就一定升迁。这种三年一迁的法令，如今已经成为大弊病。祖宗时期，卿监、郎中不过几十人，从现在的官班簿籍和姓名就可以看出来。天下州军三百多处，合计应当进入知州、知军职位的有多少人？职位少而人员多，每到授官、等候缺额时，必须等待一两年；通判、知县之类大多也是如此。真宗时期，选人磨勘，有的升为京官，有的不升迁；仁宗时期，只要没有过失，没有不转官的。官员冗滥到了如此地步，难道还不应考虑改变的办法吗？去除冗滥有很多方面，这两项最为严重。希望陛下深入思考，逐渐寻求消除冗滥的办法。十、原赏。古人所谓赏赐，是有大功就赏赐他。面临战争的人，向前战死则有荣誉，后退苟生则有耻辱；即使有小功也必定赏赐，因为他们踏入了死地。如今臣下对一切事情都务求赏赐，这算什么赏？所谓酬劳奖赏就是这样。守土的臣子，刺史、县令，招回逃户，考核赋税，这些都是他们职责所应当做的事；不修治职守，罪责应当处罚。如今有人做了这些事，必定自己陈述而请求奖赏；如果不制定奖赏标准，就不肯做。” 天子收取百姓的财物来给他们俸禄，分派职位来荣耀他们，借助威权来役使他们，可以说已经优厚到极点了。对于日常事务却动辄请求奖赏，难道天子是在同群臣做买卖吗？至于茶、盐、酒、税等机构，每一项事务都有奖赏标准，下至吏人、百姓无不如此，这是施政的弊病。战功必须奖赏，捕贼的法令必须奖赏，功劳异于寻常的可以奖赏；其余没有名目的酬劳奖赏，可以逐渐停止，以端正官员守职的法度。十一、任材。每个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并不一样；一个人的智慧如果兼管几个机构，也时常会有做不到的地方。有的职务需要文辞，有的需要吏治，有的需要兵戎，有的需要财利。具有吏治才能的人，让他处理兵戎事务，就时常会有不能胜任的地方；有财利之术的人，让他议论朝廷事务，也时常会有不能胜任的地方。如今世上任用人才，大多凭文辞进身：大臣是文士，近侍之臣是文士，掌管钱粮的官员是文士，边防大帅是文士，天下转运使是文士，知州知郡是文士；即使有武臣，也只是很少。因此对于文士，应当观察他们的长处，按照长处任用，使他们发挥所能；至于不能胜任的事情，就不要让他们承担。”

译任用人才的办法，没有比把相应职务归还给适合的人更好的：词令之职归给文士，讲说之职归给文学之士，典礼之职归给博士，兵戎之职归给武士，吏文之职归给法吏，钱谷之职归给精通财利的人。臣所谓“归还”，是说应交给有相应才能的人，不要让一个人的智慧兼任多种职责。至于宰辅大臣，必须兼具各种才能；文学之士都是他们的出身，忠义的节操也是他们平素所树立的，所以不在此论。但不明白法律不可以，不懂军旅情况不可以，不知边疆险易形势不可以，不懂钱谷利弊不可以，不知礼典旧制不可以。因此这样的人，陛下应知道他们难得；得到这样的人就应当爱重他们，又应当向群臣询问咨询来选择。臣因此说，任用人才，是圣明天子的事务。十二、正刑。圣人可以说爱护百姓，也可以说慎重用刑；杀人者可以杀，遇有疑问而可能免其一死的人则贷其生；州郡如果有一次误杀人的案件，涉案的一狱官吏都要停职、废黜、流窜、驱逐，没有一个可以宽免的。古代先帝谨慎刑罚，没有超过这样的了。推究其中缘由，是好生之德施及下民，重刑确实审慎了；然而轻微刑罚却使无罪的人也受牵连，天下各州县的官员都可以对所属人员施行杖笞，通判和职官对于州中的吏民也都可以鞭打。” 由此看来，百姓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可以说是滥用刑罚了。天下州县有长吏，京师百司有长官，有罪的人可以归长吏、长官审理，这样就不敢随意施刑了。法律规定，监临主司不应当施行刑罚；敕令却允许执衣白直施用小杖。臣私下认为，天下州县官司、京师百司，只有执衣白直应依照敕令科罚，其余公事都应由所属的长吏、长官处理。一年计算下来，可以减少无端施刑数千万人次。臣愿陛下明令法官议定应当如何办理；如果法律和敕令可以实行，就实行它；一定要加重处罚，使人不敢违犯。” 英宗时期，王安石任著作郎，兼任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曾上疏说：“古今治理天下的道理，根本一乱，祸乱的阶梯就会转化为祸福相依的条件。用治理来替代祸乱，反掌之间就可以治理；用祸乱来替代祸乱，祸乱除去后又会重生。君主公开听取意见，国家就治理；偏听偏信，国家就混乱。所以事情归于朝廷就能治理，归于内廷就会混乱；询问百官和士大夫就能治理，询问身边近臣和亲近习臣就会混乱；大臣出于公心而不结党就能治理，结党营私就会混乱；大臣正直、小臣廉洁就能治理，大臣污浊、小臣贪婪就会混乱。” 《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十五卷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治国之道 宋英宗时期，知谏院傅尧俞陈述十件事情，上奏说：“臣私下想到自己愚钝拙劣，长期没有能够有所补益，不敢频繁请求入朝面对陛下，以烦扰圣听。如今有十件事情，分条列在后面。” 一、臣私下看见军营倒塌毁坏的很多，木材等材料和人力仓促之间还不能筹办齐备，恐怕朝廷因为军人露宿在外而催逼劳役过急；如今积水正盛，天气渐渐寒冷，伏望根据材料和人力来规定完成期限、责成办事，只要不懒惰怠慢就可以了。这样既可免得服役的人再生嗟叹怨恨，也能使营造工程大体坚固完好。一、臣私下听说僧人庆辅有宫中传下的指挥，鉴义一事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等到有空缺便可以试用。通过斜封下达内降，自古至今都认为是坏的政治做法，没想到陛下又开启了这个端头。按照先帝的诏令条文，庆辅应当接受勘问责罚；臣认为事情小，所以不愿公开上章弹劾。伏望今后遇到这类事情，一概停止罢除。一、臣私下看见近日折用的多是新近进用的士人，长期处在仕途上的人，难道全都没有才干吗？如今他们充满外廷，却大多没有听说被选拔提升。这些人既然没有显达的希望，就更加懈怠退缩。伏望参用旧人，以激励他们尽力。一、设置官职、划分职守，各有主管的部门。如今百司都已完备，但每当兴办工程营造，必定另派其他官员统领，所以耗费损坏越来越多，而且不合标准。伏望一概交给主管部门办理；如果不能修治兴办，就重重实行贬黜降职。一、臣伏见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尚且不能免除弊病，必定要随时因势救治。从前周人崇尚文饰，文饰的弊病是小人流于浮薄虚伪，所以挽救浮薄没有比忠厚更好的。如今风俗多浮华文饰而少实际事务，可以说弊病已经到了极点。伏望进用敦厚朴实、诚恳忠信的人，抑制浮华来挽救这种弊病。一、臣私下看见近日王宫官员进用得很快。臣认为选取人才来辅导皇子，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应当让他任职较久，使他能够彼此熟悉，才会有所裨益。如今开启王邸，只成了仕宦的捷径罢了，唯愿陛下留意。一、臣以为，以疏远的人离间亲近的人，叫作不正。臣虽然极其愚钝，承蒙陛下破格擢用、恩宠过厚，不敢因为自己疏远而置身事外。涉及陛下亲近之人的事情，臣并非敢于从中离间。如今受到陛下知遇的人，很多都依附趋附于他。那些懂得名分、恪守道义的人，必定不肯轻易作出这种姿态。有的依附，有的不依附，于是爱憎便随之产生了。那些毁誉之言，希望陛下审慎察看。一、臣伏见先帝处理事情，无论大小，必定遵循至公；即使是辅弼大臣和受恩宠者，一旦有公议，也没有偏袒主持的人。因此大臣和内臣没有极盛的权力，事情能够经历多年，皇帝省力而天下无事。不懂得其中要旨的人，却说先帝过分奖赏言事者，应当一概加以纠正。臣认为如果真是这样，对陛下没有益处，只会恰好助长辅弼大臣和受恩宠者的权力；恐怕陛下日久年深徒费心力，事情积多以后即使想后悔，也没有办法了。一、臣私下看见士大夫以至吏民，都认为陛下不接受忠诚的劝谏。陛下凭着睿智圣明的资质，却在天下得到这样的声名，难道不可惜吗？臣观察陛下的胸襟宏大深厚，即使是苦切直率、带有攻击性的言语，也不因此发怒；所欠缺的只是还不能选择正确意见而听从它罢了。不能选择正确意见而听从，即使每天面对十个人，对事情也没有益处。臣恐怕朝廷的公议日益减少，陛下的聪明日益被堵塞；这件事不是小事，希望陛下深思。一、臣伏见近日陛下对皇太后的礼意有所增加，两宫之间非常和睦。虽然宫禁深邃严密，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内情，但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庆贺欢欣。臣料想陛下只是敬畏上天的警诫，增进修养子道，因此此事应当不是虚假的。愿陛下一天比一天谨慎，更加竭尽孝顺诚意；上天将以大福报答陛下，固然不只是顺应人情而使人欢喜而已。以上都是当今迫切的事务，有助于光明政治；臣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不再另外选择琐细之事。大臣既不敢徒然发表高论，也不敢粉饰成繁琐文章；言语浅近而意旨深切，愿陛下一定赐予采纳。张方平上奏说：“陛下接受上天光明的命令，继承并振兴大统，励精图治，志在继承发扬祖宗美好的功业；虚心访求，想听到嘉言，从辅臣、近职之臣以来，竭诚纳谏，天天都有能够启发开导陛下聪明的人了。臣才识浅薄，长期参与侍从，昨天因外调暂时留在朝廷，居官却没有具体职事，不敢请求面见陛下。如今奉命出守藩镇，前来辞行上路，敢于略尽狂妄浅陋之言，希望对宏大的治国方略有所补益。”臣听说，治理国家的人知道施政应当先做什么，就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知道当世最急迫的是什么，就能够通达天下的变化。如今施政的首要之务，没有比简选人才更重要的；当今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充足财货粮食更急迫的。简选人才，应当考察他们的真诚和虚伪；充足财货粮食，在于屏退那些浮冗之人和浮冗之费。由此推论，触类旁通，抓住纲领，各项细目就会展开。臣请大略举出纲要：尧、舜、禹、皋陶、益、稷，是古今所说的圣君贤臣。《尚书》称道：“尧能够明察有俊德的人，使百官政事平章协调，从而协和万邦。”意思是帝尧能够辨明有美德才能的士人，任用他们使百官政事平和明治，所以能够使天下安定。至于舜、禹、皋陶、益、稷，共同谋划治国之道的要旨，彼此叹息告诫，大体都以知人为根本，并且说：“能够知人就是明智，只有帝尧也以此为难。” 帝尧尚且认为知人很难，可见人的确难以了解。至于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杂，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聪明和精力所能周遍处理的，所以只在于掌握要领罢了。如今从二府辅臣、侍从近列，到左右前后的近臣，他们的才能、作用以及善恶优劣，都不能不知晓。知道他们的才干作用和善恶优劣，陛下的心腹才有人可以托付，然后各项事务才可以办起来。凭陛下的明察，观察他们的言语行为，考核他们的才能成效，再参考群臣的议论，也可以大体了解他们。如果再考察他们的操守，看他们任职日久后是否更加审慎，就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精微之处。这就是简选人才的大略。如今朝廷内外各种事务，积习已久而衰败松弛；兵籍人数过多却没有精心训练，吏员人数过多而真正能用才智办好一官之事的人很少。至于官府的事体、宗室的礼分，制度没有建立，只是苟且因循；国计不能充足，民生一天比一天困乏。这就是屏退浮冗的大略。有人说：“保持盈满、守成的道理，应当遵循旧章。”这只是浅近的常谈，是不懂时务的人说的话。今日政治的弊病，难道可以不救治吗？好比琴瑟不协调，严重时必须改弦更张。何况正值陛下初即位，天下振作纯一，人们仰望朝廷的风采，侧耳等待革新的诏令。”

译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牢牢把握其中正道；意念发出而合乎节度，这才叫中。办事能够把握其中正道，就没有过错了。如果说安然怠惰、什么也不去做，那同大厦有风雨之患却不知道修葺、病人有皮肤腠理的疾病却不知道治疗，有什么不同？良匠、良医难道应当这样吗？臣今天所说的，只是举出大概；譬如文章，不过是提出题目罢了。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稍微合乎道理，试着以此题目询问那些可以顾问的人，他们一定有人能够推广其中的利害，详细分条回答；也可以借此看出臣下的器识，希望对江海山岳般广大的事业略增微薄的尘露之益。神宗初即位时，知杂御史刘述上奏说：“臣凭着不才，蒙陛下破格擢升，处在谏诤言责的职位；只是对于朝廷的急务、时政的得失、天下的利弊，还不能有所建明。臣早晚反省自己，唯恐无法补益圣明的思虑、辅助盛德，有负陛下任用差遣的心意；于是曾经反复思考，得到当今应当先办的几件事情，谨慎地分条列出上报，希望陛下怜悯臣愚昧的衷心，宽恕臣狂妄浅陋的言辞，留心审察、裁择采用，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臣听说，帝王接待、对待人和事，以至诚为先，权术谋略不值得依靠。遍观六经的宗旨，没有不以至诚为根本的。至于天下国家的治理，也只在于使心意真诚罢了。只有至诚才能使万物有始有终，才能侍奉神明、交接众人；推行至诚到了极点，即使无情的金石尚且可以感动，何况有知觉的人呢？所以君主以至诚对待臣下，臣下也会以至诚侍奉君上，《易经》说“诚信彼此交相感通，以诚信来发动志意”，就是这个意思。考察古人，何尝不是如此？《诗经》说：“鹿群呦呦鸣叫，在野外吃苹草。”解释的人说：“鹿得到苹草，便呦呦鸣叫相互呼唤，恳切真诚发自内心。” 这说的是周文王以至诚对待臣下，就像鹿群彼此鸣叫相呼一样，无不出于恳切真诚。君主能够以至诚对待臣下，而臣下不尽心尽力来报答君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诗经》说：“忧心悄悄，连仆夫也疲惫憔悴。”这是说臣下为君主忧虑到了极点，以至仆夫也都疲病不堪；他们报答君上的情形，能差到哪里去呢？如果使用权术谋略来面对人，而不是依靠至诚，那么人也将用不真诚来侍奉他；这不是感动人心的办法。不仅不能感动人心，还会使人产生轻视朝廷的心，为什么呢？使用权术谋略的人，在这里做一件事，心意却放在另一处，人们将说：“如今这样做，心意并不在这件事上，大概另有企图罢了。”这大概不是君主取得天下尊重的道路。所以权术谋略是醇厚德行的弊病；普通人使用它，已经不合宜，何况尊贵的君主呢？臣恐怕辅导陛下的臣子有人用这种办法启发陛下，陛下相信并实行它，只会成为自身的牵累，对于盛大德行并未见到补益。臣又听说，圣人不把个人独见当作明智，而把群臣的言论作为施政依据。以尧的圣明，知道臣下贤能，却不自行专用，必定等待群臣共同推举，然后才决定考察试用。” 至于罢退不肖之人，也是这样。当鲧败坏族类的时候，尧知道他不可任用，但四岳认为他有才能；尧对于鲧不敢仅凭自己的判断就不用他，最终还是听从四岳的意见来试用他。为什么呢？尧心里认为，知道鲧会败坏族类的，只有自己一个人；而群臣认为他有才能的人很多，况且他不能成事的结果还没有在当时显露，所以不敢仅凭自己判断，而听从众人的意见。况且君主自行专断，不足以作为天下的法则。尧、舜所用的心思，正是后世应当实行的。可是浅陋的儒者却认为君主必须掌握独断的权力，使威势和福祸全都出自自己，臣下不能参与，然后君主之道才尊贵。唉，这实在太不加思考了！政务万机纷杂，臣民人数众多，却想凭一个人的聪明来裁决，这不是前代流传的道理。所谓独断，是同众人谋议后由自己作出裁决，并不是不向下询问、只由上面独自发布的意思。不向下询问而只从上面独自发出，这叫自行专用。君主自行专用，即使事事都能合乎道理，也仍然落后于古人，更何况还不能完全做到呢？辅导陛下的臣子中，如果有人持这种说法来误导陛下，陛下相信并实行它，只会成为自身的牵累，对于盛大德行并未见到补益。” 臣又听说，人禀受天地初始的一元之气而出生，所禀受的有厚有薄，所以资质有美有恶的区别。至于能言善辩和言语迟讷，出于自然，并不关系到资质的美恶。因此资质美好而言语迟讷，不妨碍成为君子；资质不好而言语善辩，也不妨碍成为小人。识人的方法，应当观察他的资质本性如何，不应当计较他善辩还是迟讷。从前汉文帝登临虎圈，喜爱啬夫代替上林尉回答禽兽簿册之事非常详尽，下诏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说：“绛侯、东阳侯被称为长者，这两个人谈论事情时，曾经不能把话说出口，难道能效法这个啬夫喋喋不休、能说会道吗？如今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破格升迁他，臣恐怕天下人会随风而倒，争相追求口才而丧失实际；况且下级受上级教化，比影随形、响应声响还快，举措不能不审慎。”于是汉文帝停止了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当时汉文帝能够克制自己对所喜爱之人的偏爱，听从直言，天下没有不认为他贤明的。到了汉武帝晚年，田千秋凭一句话取得宰相职位并封侯，单于听说后说：“汉朝设置丞相，不是任用贤人；一个狂妄男子上书就能得到这个职位。”以中原天子的作为惊动四方，却使夷狄轻视讥笑，能不慎重谨慎吗？” 孔子说：“用花言巧语来驾驭别人，常常被人憎恶；哪里用得着佞人呢？”足以作为天下法则的言论，应该没有比孔子的话更合适的了。臣愿陛下深信这句话，以汉文帝、汉武帝的事情为鉴，不要尊重那些喋喋不休、急于争辩的人；使朝廷内外听到这件事后，不敢用虚假言辞来迎合应对，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臣又听说，君主的言语一经发出，就会形成命令；命令一出，天下便像风吹草动、影子随形一样响应跟从，因此不可不谨慎。”

译《尚书》说：“谨慎地发出你的命令。” 发出命令如果不谨慎，那么实行它时就不可能没有不安妥当的地方。施行后不安妥，就必定要改弦更张；如果还不审慎，就必定会改到第二次、第三次。发号施令而改动到再三，天下将听从什么呢？所以古代的君主将要发布言论，一定先在心中思虑，同众人商议，向故老大臣询问决定，然后才施行。因此命令一经发布，就像汗水流出一样不可收回；又确实坚定得像金石一样不可改变。如今命令刚发出，下面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就已经追改了；一旦有使者奉命出发，使者还没有来得及上路，命令又已经改变了。不知同陛下谋划事务的左右近臣是谁？为什么审慎到了如此不足！从前汉文帝时，有人说季布贤能，皇帝召他想任命为御史大夫；又有人说他勇猛而好饮酒，难以亲近，于是把他留在官邸一个月，最终罢免不用季布。季布进言说：“臣在河东任职待罪，陛下无故召臣，这个人一定是用关于臣的事情欺骗陛下。如今臣来到这里却没有接受任何职事，反而被罢免离去，这个人一定又说臣不可任用。陛下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召见臣，又因为一个人的毁谤罢免臣，臣恐怕天下有见识的人听说此事，会因此窥见陛下的深浅。”如今命令发布后屡次改变，臣恐怕天下窥测陛下，不会只像汉文帝时那样了。” 臣愿陛下务必持重，不要轻易改变已经说出的话；在内廷反复研究思虑，在外朝广泛咨询谋划，估量可长久实行后再一定施行，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臣又听说，君主总揽治理，臣下分掌职务；君主掌管安逸，臣下掌管劳苦。劳逸如何分配，归根到底在于君主和臣下贤能与否。因此君臣都贤能，就会君主安逸而臣下劳苦；君主贤能而臣下不贤能，就会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臣伏见陛下亲自总揽万机，行动常常超过宵衣旰食的勤劳程度，从未休息。那些所谓辅弼之臣，其中一定有才力不能胜任的人；否则怎么会使陛下勤劳到这种地步呢？如今一个小县，丞、尉这样低微的官职，朝廷尚且考虑选择合适的人来任用，何况天下之大、两府之重呢？荀卿子说：“请问治理政事的办法。”回答说：“贤能的人不必等待资序就应当提拔，不能胜任的人不必等片刻就应当废黜，罪大恶极的人不必等教导就应当诛杀。”这可以说是掌握了施政的办法。臣愿陛下察看不能胜任的人而贬黜他们，举拔贤才而交付政务给他们，也不能稍有迟缓。为什么呢？如今法度日益败坏，纲纪日益不振，天下衰颓，一天天陷入不能治理的境地。正是应当勤力寻求有作为的人，让他们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不寻求有作为的人使他们有所作为，却举用那些不足以共事的人同他们共同治理，等到有一天到了亡国的地步，再怎么办呢？” 那时还能怎么办？然后才按照刑法诛杀他们，也已经对事情没有补救了。臣私下把它比作人患病：起初病在腠理，不治疗，后来传到血脉，药物还可以发挥作用。到了这个时候又忽然不治疗，逐渐深入到膏肓，即使有仓公、扁鹊这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了。古人说：“应当在还可以作为的时候及时作为”，说的正是今天。臣私下观察陛下凭英明睿智的资质，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焦心劳神图谋治理，一天比一天勤勉；虚心求取直言，仿佛唯恐来不及。近来陛下曾下诏让朝廷内外陈述时政得失，如今又下诏让廷臣依次转对，希望听到朝廷废弛缺失之处，把天下安置在安定太平之中；陛下的用心可以说到了极点。臣怎敢不竭尽心思，为陛下详细陈述治理的根本和始末情形，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即使不能在祸患将要发生之前纠正它，仍希望能够在已经发生之后有所挽救。恭敬地希望陛下首先以至诚驾驭臣下，而不要依靠权术；广泛询问众人的智慧，而不要任凭独断；不要奖赏只会口才应对的人，不要发布未经审慎、反复改动的命令；精心寻求那些践行正道、富有才干、忠诚尽力而且有作为的人，委以重任。这样，病入血脉的病就可以除去，药石的功效也能施加于天下了。”},{ 臣不胜恳切愚诚之至。监察御史里行马默因论劾欧阳修之事，出任怀州通判，上疏陈述十件事：一是收揽威权，二是察辨奸佞，三是亲近正人，四是明辨功罪，五是停止大额耗费，六是防备灾荒之年，七是崇尚俭朴，八是任用使臣长久，九是选择郡守县宰，十是抵御边患。收揽威权，天子的权势就会加重，大臣也会安定；察辨奸佞，忠臣就会被任用，小人不能侥幸进用；亲近正人，谏诤之言就会每天听到，圣明的心性也会更加开明；明辨功罪，朝廷就没有私心，天下就会服从；停止大额耗费，公私都能富足，军队就有积蓄；防备灾年，大恩就能经常施行，祸乱不会发生；崇尚俭朴，就能由上而下地教化，百姓也会质朴；使臣任用长久，官职不会虚授，职事就能办成；选择郡守县宰，各项政绩就会有成，百姓能够受惠；抵御边患，四方远人就会畏服，中国就会强盛。当时诏令征求意见，文州曲水令宇文之邵上书说：“陛下刚即位，思考万世无疆的基业，下诏寻求过失，开辟进言的道路，可以说是合宜的君主了。《易经·家人》卦初九爻说：‘防范家庭内部的事，悔恨就会消失。’初九处在家人卦的开始，应当端正根本，以保全最终的吉祥。百姓之所以仰望并效法的，常常在于君主继承统绪的开始；这是关系安危的关键，不可不谨慎。过去成汤去世后，伊尹扶立太甲去拜见他的祖父，并告诫他说：‘如今君王继承先王的德业，一切都在开始。’陛下刚接受这一使命，只要以祖宗为念，以天人之意为畏惧，那么大小事情就都不会懈怠。宋朝建立以来已有一百多年，陛下一旦面南而承受这个天下，本来就应当追念取得它的艰难，早晚战战兢兢，勤勉地承担重任；永远思念太祖的武功、太宗的文治、真宗敬畏上天而克制自己的德行、仁宗宽大慈仁、英宗励精图治的政绩。站立时仿佛看见五位圣祖在面前，行走时看见他们在身旁，坐下时看见他们在堂上，进食时看见他们仿佛就在杯盂之间。《诗经》说：‘上天实在难以揣测。’这是说上天不可不畏惧。《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却不可轻慢。’这是说百姓不可不畏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自去年以来，千里之内没有下雨，近处是京畿，远处是河北、京东，蝗虫遮蔽田野，粮价大幅上涨；又加上修筑山陵的劳役，京西百姓的力量尤其困敝。我私下担心，苇蒲盗贼或许会给陛下带来宵衣旰食的忧虑。如今的办法，不过是大量出卖爵位，使入仕者的流品混浊；扩大剃度僧人的范围，使可以耕种的百姓减少，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希望下令受灾的州郡，允许富户向下户放贷取息，由官府发给凭证作为验证；等到丰年，借贷而未偿还的欠款由官府替他们办理，利息不得超过本金一倍。这样有余财的人乐于施行，濒临死亡的民众也可以获救，不至于死在沟壑之中。陛下又能责备自己、引咎自责，放宽狱讼，放出宫女，斥退搜刮聚敛的官吏，免除苛刻暴虐的政令，停止没有名目的费用，减少扰害百姓的劳役，凡是败坏政治、招致怨气的事情，全都加以改革；这样，大的灾异就可以消除，王道教化就可以兴盛。京师是诸夏的根本。如今士大夫不勉励名节，而是以权势利禄相互离合；器皿衣服极尽奢侈华丽，车马宫室超过制度；淫邪的声音和紊乱的色彩充斥耳目；街巷之中，父子兄弟都不敢并肩而行。谁能想到这是王者的都城，而风俗竟败坏到这种地步？希望陛下思考澄清源头的办法，以礼制节约，砥砺臣下，崇尚并奖励敦厚的风俗；对于都城之内，也稍微实行严厉禁令，洗除轻薄的弊病，把淫乱亵渎、败坏教化的器物一概加以禁止。凡是侍从、辅弼之臣，应当慎重选用正直严明、修身清白的大臣，使他们【疑有缺文】居任以【疑字】，清议之士才能有所凭藉。古代求贤，设置多条途径来选取，赐给优厚爵位，给予隆重礼遇和任命，唯恐他们离去；然而仍有三次聘请也不理睬的，有闭门不接纳使者的，有翻墙逃避的。臣子劝谏君主，君主三次不听，臣子便离去，这是最极致的效验。君主一定派人挽留他们；他们年满七十而请求退休，君主不听，就一定赐给他们几案和手杖。仍有不等脱下朝冠便离去的，有辞去三公之职而替人灌溉菜园的。今天求仕进身的门路，国家只担心不能把它堵塞罢了。科举防范日益增加，法令条文日益繁多，前来求仕的人日益增多，拒绝他们也日益严厉。仍有人假冒姓名来窃取官号，隐瞒居丧守制的悲哀以求取宠禄；年轻人虚增年龄，希望早日做官，年老的人隐瞒年龄，希望侥幸获得较晚的俸禄。这好比堤防毁坏，堵住一个洞穴，又在别处决口，水势浩荡，无法止住。如今限年退休已经写入法令，却又担心他们离职得不够快。法令已经张贴在宫门阙下给百官看，仍有不知止步的人，实在可悲。陛下应当逐渐补救这些弊病，进一步体现礼待士人的心意，以最高廉洁的实际事例作示范，使士大夫人人自重，或许美好的风教可以稍稍接近古代。去年谅祚势力猖獗，七八万人突然来到大顺庙；朝廷没有奇谋，守边没有良将，我私下为朝廷忧虑。庆历年间，边地百姓七年不能解下衣带，国家财用极其窘迫，三位将领陷没，而功业没有成功，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祸患在于敌军常常集中，而我军常常分散。六路军队大约有二十万人，但分屯在二十三州、二百多座营寨中负责守戍；这就是说，我军虽然多，却分散在各处。贼兵到来时，大规模进攻便六监军衙头同时出动，小规模进攻便到处劫掠；边城一面受敌，能够与他们交战的兵力很少，而城寨的军队又各有守卫任务，不能会合集中。敌众我寡，就请求援军报告紧急情况；援兵刚到，贼兵又已经离去。如今贼兵常常集中军队攻击我方分散的军队，而我方常常以不足以匹敌的兵力迎击其锋芒，这就是庆历年间的失误。现在如果不改走旧路，后来的战车又将翻覆。看今天的形势，难道能够深入贺兰，收复十四州据为己有吗？我知道不能。难道能够像先朝那样分五路进军，直捣敌人的巢穴吗？我又知道不能。考虑现在有利的办法，不如诏令各道分别统率所属部队，拿着兵符和尺籍加以规划：多少作为守兵，多少作为战兵，多少作为救援兵；一定要使救援兵靠近作战部队，驻扎在咽喉要地，这样就可以应对突然事变而不失去机会。唃氏曾被元昊残害，后来向南迁徙到历精，也应当厚待他的族人，使他们共同作为声援，以蛮夷攻击蛮夷，这是上策。吐谷浑，就是今天的文、扶羌。他们的习俗是随着水草迁徙，吃【疑字】，穿毛皮；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临阵冲击刺杀的技能比不上其他夷族。他们仰赖我方供应泉、茶、缯帛，同他们进行贸易，也只是为了得到他们的马。如今阴平百姓每年苦于沉重的劳役，就是因为承担勾取羌马的差役。每当羌马运来，就让官府和百姓耗费很多财物，而所得的马又不足以补充国家的乘马，也不足以用于作战。边地官吏供养羌人，不能说不厚待；可是去年反而发生安昌之变，塞上百姓恨得咬牙。况且安昌的羌人与南路磨蓬、罗多、留罨、林等诸寨的羌人本来就是一族。如今关闭安昌的道路，禁止他们出入，而各寨的马匹贸易仍照旧，这同一所房子有许多门有什么不同？难道不是堵住前门，却又打开后门吗？臣所管辖的县有一万户，而居民凋零萧条，弊病确实在于羌人。至和讲和之后，约定他们不敢侵犯边境；可是去年他们焚烧我方三座营寨，驱赶杀害士卒，国家为了供奉西北边地，势不得已。现在又要骄纵宠爱小羌，满足他们无休止的要求吗？臣愚昧地认为，不如堵塞各条道路，使他们不能进入，并断绝购买无用的马匹；再增加一旅军队，分列安置在各座堡寨，这样边民就可以稍稍安定。治理政事所重视的，没有比农业更急迫的了。耕种就有粮食，不耕种就没有粮食，这是关系到自身得失的事情。治理百姓的长官能做什么呢？各自治理田地，以使生活富足，是百姓个人的职责；把农事授给百姓去做，并设置官员劝导督促他们的，是君主的公职责。《诗经》说：‘曾孙来到这里，带着他的妻子儿女，送饭到南边田里，田畯来到便喜悦。’这是天子劝农。《诗经》又说：‘唉，保介啊，正是暮春时节，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怎样开垦新田和熟田呢？’这是诸侯劝农。如今监司、郡守都把劝农列为考核项目，然而从来没有真正体察百姓。我希望建立考核法，以农业政绩评定优劣。这样说似乎迂阔，却是使国家富足的良策。郡县政务大多因循苟且而不能很好治理，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上下相互牵制，不能充分发挥才干。千里之郡不能兴利除害，是受郡守制约；百里之县不能兴利除害，是受县令制约。郡县官吏宁可违背天子的诏条，也不敢违背按察官的命令。

译这是因为违背天子的诏条未必获罪，而违背按察官的命令，灾祸马上就会到来。如今一个伍的长官、一个士卒队伍的正长，可以依法治理所属部队，上级却不追问他们做了什么。如今替百姓守土的郡守、县令，权势本来就不如伍长和队正。郡县百姓熟知他们势力弱小，便不畏惧服从他们的教令，这就是狱讼越来越多的原因。我希望精选监司，一定要凭借清正的声望授予他们统辖守令的权力，责求实际成效，这样清廉善治的官吏或许就能有声誉。凡是臣所陈述的，都是诏令所要求的。然而臣还有最忠诚的话，不敢默默不言，又替陛下把它尽情说出。臣听说，疾病还没有显露征兆便先行治疗，是高明的医生。处在忧患中就收敛，处在安乐中就放纵，这是人之常情。如今陛下居处在谅闇之中，穿着端衰，出行扶着苴杖，没有纷华享乐之事在面前交相诱惑。如果能趁此时远远想到将来的过失，谨慎细微之处，杜绝渐成的祸患，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使志向坚定，那么将来即使有可欲之物，也不能胜过已经养成的习性。伯益告诫舜说：‘不要游荡于安逸之中，不要沉溺于快乐。’ 傅说告诫高宗说：‘不要只顾安逸享乐，应当以治理百姓为务。’ 舜起身于耕种、烧陶和捕鱼，高宗隐居于荒野，他们都极其了解小人的劳苦，伯益、傅说两位大臣尚且有人用这些道理来告诫他们，何况陛下生长于富贵之中，刚开始临御天下，怎么可以不预先做好防范呢？希望陛下在听政的间隙，命通晓经书的人讲明古代训诫，深入考察导致败亡的君主，以此自我警戒；竭尽孝心侍奉两宫，向旧臣故老咨询谋议。这样恐惧自省，长期习惯之后就会成为本性。臣实在是忧虑过度、考虑长远：三年服制变除以后，永厚陵的陵土渐渐干燥，而陛下忧惧忌惮的心也已经衰减；穿上衮服戴上冕旒，凭靠玉几，眼前有柔媚的美色，耳边有精妙的音乐，凡是能够娱乐心意的事物全都在面前演奏呈现。若不是深信道义，谁能抵御这些诱惑呢？老子说：‘堵塞孔窍，关闭门户，终身不会劳苦。’这正适用于今日。起居舍人韩维上言说：“臣私下听说，陛下近来每天到便殿听政，臣愚昧地考虑所及，认为有三件事可以帮助陛下慎重开始、端正根本，愿陛下省察。第一，陛下新近遭逢大忧，正应当以思念亲人、悲伤哀慕为心，依照权宜办法听政，这是不得已的。只有大事急务，才特别赐予裁决；其余事情暂且可以宽缓省略。按照旧例，刚开始接见群臣以及退朝进入宫中时，都要发声号哭，这是高宗居谅闇而不言的意思。第二，执政大臣都是历经两朝的顾命大臣，是君主应当与他们共同谋划天下事务的人。陛下即位之初尤其应当推诚相待、增加礼遇，每件事都向他们咨询，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心力。至于广泛谋议群臣，穷究治国之理，即使是美德，也只能秘密地辅助圣明的思虑。等到决定议论、发布号令，必须经过中书、枢密二府施行，才符合政体。周公告诫伯禽说：‘不要使大臣因得不到任用而怨恨。’说的就是这个。第三，各种职事都有各自的职责，只应当责成他们负责，使每个人都发挥才能。如果君王代替有司办理事务，那是最失体统的。孔子说：‘先使有司各司其职。’就是这个意思。三方面的体制端正之后，至于恭敬自持、以身作则，随事裁决，那全都取决于圣上的裁断。” 天下的大事不能仓促办理，君主施政自有先后次序；希望陛下更加用心谨慎，以符合四海的期待。臣不胜痛切流泪之至。” 元丰八年，韩维任陈州知州，又上言说：“臣恭敬地承受圣上的防问，蒙受曲加谕示教诲；陛下反而谦称自己有所不及，向臣这样的愚贱之人询问，以求得到辅助，这确实是古代圣明君主、贤哲后王保全国家、安定百姓的首要事务。臣听到诏命之初，既悲且喜，不能自量，却每每进献盲目之言，希望稍稍帮助陛下初期的政务。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必过分追求高远，只在于审察人情罢了。认识人情并不难，用自己的心去推知别人的情感，就可以看见。大体说来，人情贫穷就想富足，困苦就想安乐，劳累就想休息，郁塞就想通达。陛下如果确实把利民作为根本，百姓就会富足；把爱民作为心意，百姓就会安乐；凡妨害农事的劳役都除去，百姓的劳困就会止息；凡无益于治道的法令禁令都免除，百姓的郁塞就会通达。由此推演并推广开来，竭尽诚心实行，那么圣子神孙看到陛下的法度，不必教导就会自然形成美德；圣德贤士听闻陛下的风范，不必烦劳开导晓谕，就会争相施展忠心和力量。何必担忧军民不欢欣拥戴、国家不安定牢固呢？臣家世承受国家恩典，兄弟都列身显要近臣，陛下即使不特意宣谕，臣尚且想着补益政事，何况亲自承奉圣训呢？臣感恩图报，激切至极。” 熙宁元年，翰林学士王安石上奏说：“臣先前承受陛下询问，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的原因；臣凭浅陋之见错误回答圣问，又迫于时间，不敢久留，所说未能详尽，于是告辞退下。臣私下想到，圣上问到这些，是天下的福分，而臣竟没有献上一句话，这不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义，所以冒昧粗略陈述一些。臣恭敬地认为，太祖具有最高的智慧和独到的明见，周知人物的真伪，任用托付一定充分发挥其才能，改变设置和施行政务一定适合事务本身，所以能够驾驭将帅、训练整肃士卒，对外挫败夷狄，对内安定中国。于是免除苛刻赋税，停止暴虐刑罚，废除强横的藩镇，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亲自以节俭为天下先导。他在发布政令之间，一心把安定和利惠百姓作为事务。太宗继承他的做法而更加聪明勇武，真宗以谦逊仁厚守成，直到仁宗、英宗都没有放纵失德之举；这就是本朝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原因。仁宗在位年数最长，臣当时实际充任从官，政令施为的始末，都是臣亲眼见到的；现在试为陛下陈述其中一二，陛下详细选择其中可取的，也足以作为今日的借鉴。” 臣恭敬地认为，仁宗作为君主，仰畏上天，俯畏百姓；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实始终如一，从未无故兴起一次劳役，从未无故杀死一人；审断案件务求使人得到生路，尤其厌恶官吏残暴扰民，宁可向夷狄屈己弃财，也不忍用兵。他刑罚公平公正，赏赐隆重而守信；接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各方意见，不被偏执而极端的谗言蒙蔽；任用众人的耳目，考察举荐疏远之人，并实行连坐之法。因此从监司官直到州县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征发而伤害百姓。自从夏人顺服以后，蛮夷便没有发生大的变乱，边地百姓的父子、夫妇得以免于战乱死亡，中原百姓安逸繁衍直到今天，正是仁宗从未无故兴起一次劳役、从未无故杀死一人、审断案件务求使人获生、尤其厌恶官吏残扰，宁可向夷狄屈己弃财而不忍用兵的结果。大臣、贵戚、身边近臣没有人敢强横犯法，他们自重谨慎，有时甚至超过闾巷百姓，这是刑罚公平公正的效果。招募天下骁勇强悍、横暴狡猾的人作为士兵，几乎达到百万；如果没有良将统率他们，谋反变乱的人就会【疑字】败。聚集天下财物，虽然有文书簿籍，却交给府史管理；如果没有能干的官吏考核稽查，盗窃的人就会【疑字】被发现。”}],

译凶年饥岁，流离的人充满道路，死者相互枕藉，而抢劫掠夺的人【疑字】能够得到惩治；这就是赏赐隆重而守信的效果。大臣、贵戚、左右近习，没有人能够大肆擅自施行威福、扩张私人的货财和贿赂；一有奸邪之事，便随即【疑字】上报朝廷。贪婪邪恶、横暴狡猾的人，虽然间或被任用，却从未能够长久。这就是接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各方意见而不被偏执谗言蒙蔽的效果。从县令、京官直到监司、台阁升擢任用的人，虽然不能人人得当，但当时所谓的人才，也很少有被蒙蔽堵塞而不被发现举用的。这就是任用众人的耳目、考察举荐疏远之人并实行连坐法的效果。仁宗升遐之日，天下人号哭悲恸，如同死了父母。这就是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实始终如一的效果。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末俗的弊病，却没有亲近友爱群臣的议论。君主早晚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宫女；出宫亲自处理政务，也不过是有司的琐碎事务。从未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施行于天下。一切都顺任自然的理势，因而精神运用上有所不知，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不是没有受到尊重，但小人也能混杂其中。正直的议论不是没有被容纳，但邪说也有时被采用。用诗赋、记诵来求取天下士人，却没有通过学校培养成才的方法；用科举名次和资历来安排朝廷职位，却没有官府考核试用的办法。监司没有负责检察的人，郡守、将领也不是经过选择的官吏。频繁调动，既难以考核功绩；游说空谈的人众多，因而能够混淆真假。结交私党、培养声望的人多能得到显官，独立办事、经营职务的人有时反而遭到排斥。因此上下官员只求因循偷安、取悦容忍而已；即使有能干的人在职，也没有什么不同于庸人。农民因徭役而受到损害，却从未得到特别救济，也没有为他们选择官员来兴修水利、改善土地。士兵混杂着疲弱老病之人，却从未申明命令加以训练，也没有为他们选择将领并长期授予边疆统兵的权力。宫廷宿卫只是聚集军伍中无赖之人，还没有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羁縻的习俗。宗室没有真正实行教训和选举，也没有合乎先王亲疏、隆杀适宜的制度。至于理财，大抵没有法度。所以虽然节俭，百姓却不富足；虽然忧劳勤政，国家却不强盛。幸亏当时没有夷狄兴盛，也没有尧、汤时代那样的水旱灾害，所以天下安宁超过一百年。虽然说是人事，也有上天相助的成分。大概历代圣君相继，仰畏上天，俯畏百姓，宽仁恭俭，忠恕诚实，这就是他们得到上天帮助的原因。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亲具最高圣明的资质，继承无穷的基业，知道上天的帮助不可长久依赖，也知道人事不可懈怠。最终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臣不敢废弃将要阐明道理的责任，而苟且逃避触犯忌讳的罪责。希望陛下宽赦臣并留意此事，这就是天下的福分。皇帝对安石说：‘我早就听说你的道术德义，拥有忠言嘉谋，把它们全部告诉我。如今治理国家应当先做什么？’安石回答：‘以选择治国之道作为开始。’皇帝又问：‘祖宗守住天下能够一百年没有大的变故，大致达到太平，凭借的是什么道理？’王安石退下后便上了这篇奏疏。第二天，皇帝对安石说：‘昨天把你所上奏的书看了好几遍，讲本朝的事情可以说大致详尽了；谋划治国之道，没有什么能超出这些。你所列举的各种弊病，一定要选择其中一二加以筹划，请详细告诉我施行的办法。’安石回答：‘弊病多得不能穷尽，希望陛下把讲学作为事务。学问讲明之后，施政设置的办法不用说也会自然明白。’皇帝说：‘即使如此，还是试着替我说一说。’于是王安石为皇帝大略陈述施政设置的办法。皇帝大喜说：‘这些都是我从未听过的，别人所学的确实比不上这些。可以为我逐条写成奏书陈述吗？’安石回答：‘臣已经论奏过了。陛下把讲学作为事务，那么类似这些的道理都不用说便会自然明白。如果陛下选择治国之道还不明白，臣实在不敢逐条上奏。’皇帝说：‘你今天所说的已经很多了，我恐怕有所遗忘，试着把今天回答的内容记录下来进呈。’安石答应后退下，最终却没有再上奏。后来政事上的纷争，都以这篇书为根本，所以把它全部记录下来。皇帝问安石：‘治理国家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安石回答：‘首先是选择治国之道。’皇帝说：‘唐太宗怎么样？’安石说：‘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要以唐太宗为法呢？尧舜之道极其简明而不烦琐，极其重要而不迂曲，极其容易而不艰难；只是后世学者不能完全通晓，便认为它高不可及罢了。’皇帝说：‘你可以说是对君主提出高难要求了。我看自己实在微小浅薄，恐怕不能符合你的期望；你应当尽心辅助我，或许可以共同成就这条道路。’ 右正言、供谏职孙觉论述最急迫的是眼前的成效、最勤劳的是琐碎事务，上奏说：‘臣近来陈述愚诚，希望陛下有时到便殿，召大臣或从官，各按类别带几个人一同进见，赐他们侍坐，讲求治国之道，商议确定国家大政，以成就太平之功。臣私下计算，陛下每天的精力恐怕已经不够用了。为什么呢？陛下先到前殿，又到后殿；退朝后还要阅览内外章奏，作出可否决定，往往直到深夜。大禹勤劳节俭，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也不过如此吧？臣愚昧地认为，这就是把眼前成效看得太急，把琐碎数目看得太勤，而对长远谋划可能有所遗漏，对大道理可能有所蒙蔽。上下因循，其弊病积累竟达到这种地步。臣听说祖宗时代，曾亲临便殿，考察士卒长短技艺，比较马匹脚力的快慢，观察器械的精良或粗劣；这些都是因时权宜之举，也只是当时的制度。如今天下承平一百年，纲纪法度还有不完备之处，如果只守祖宗一切旧法而不知道变通，那么同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有什么不同？臣认为，若军头引见以及殿前司的事务每天送到便殿，可以全都交给殿前司办理，并责成他们考核成效。内外章奏中有不值得烦劳圣上阅览的，可以让执政一人、从官二人阅看奏章目录。凡是可以交给有司，使他们承担责任办理的事务，不必全部上奏。古代要达到大治，必定各种品式章程都完备周密；事务既然属于有司，不是君主应当亲自处理的，就一概交给他们办理罢了。按年月考核成效，再加以惩罚或奖赏。如今有司没有可以遵守的规式，所以即使是最容易、最应由有司承担的事务，也必须等圣上裁决后才能施行。尊贵者反而承担了繁琐事务，卑下者反而承担了简单事务，纲纪错乱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希望陛下诏令有司约取唐代规式，制定一部本朝规式，交给有司，永远遵守；有不合规式的，依法办理。这样陛下每天的精力就有余了。等到闲暇时，再与大臣、从官讲求治国之道，按照先后、本末来施行，那么至高的治理不难实现，各项事务也不难办成。’

译当时韩绛推荐王安国才干品行优良，召来考试，赐进士及第，授任西京国子教授。任期届满来到京师，皇帝因为王安石的缘故，赐他回答问题。皇帝说：‘你的学问贯通古今，认为汉文帝是怎样的君主？’王安国回答：‘三代以后没有能比得上的。’皇帝说：‘只可惜他的才能不能创立法度、变更制度。’王安国回答：‘汉文帝从代地入宫到未央宫，顷刻之间便平定变故，在呼吸之间就能处置事情，恐怕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做到。若采用贾谊的意见，对待群臣有节制，专心用德行教化百姓，使四海兴起礼义，几乎达到刑罚无所施用的地步，那么文帝的才能还要提高一等。’皇帝说：‘王猛辅佐苻坚，以那么小的国家却能使命令必行；如今朕拥有天下这样大的国家，却不能使人服从，是什么原因？’王安国回答：‘王猛教苻坚使用严刑峻法，杀人太多，以致前秦国运不能传于后世。如今刻薄的小人一定有人会用这种办法误导陛下，希望陛下专门以尧、舜和三代为法则，天下难道会有不服从的吗？’皇帝又问：‘你的兄长主持政务，外界议论怎样？’王安国回答：‘只是遗憾他识人不明，聚敛财物过于急迫罢了。’皇帝默然不悦。监察御史里行钱颐上奏陈述十件要务，说：‘臣每次读史书，看到忠义之臣侍奉圣明君主，确实没有不通达的事情，所说的话没有不被听从的。臣虽然极其愚昧，却没有一次读书读到这里不掩卷感奋，想着能够处在这样的职位，竭尽臣子的节操，或许可以有所补益、报答君恩。又蒙陛下不因臣疏远卑贱，而使臣任言职，臣早晚思虑，实在没有办法报答陛下恩遇的万分之一，只有冒昧直言罢了。况且陛下以上天俯临的威势处理万机，焦心劳神于各项政务，孜孜不倦求治的心，即使尧舜考察古道、禹汤责备自己，也没有超过陛下的。臣难道可以贪恋俸禄、苟且安逸而不尽力进言吗？臣谨慎采集当今的要务，参照祖宗既成的训诫，分条列为十件事，冒昧呈给圣上，希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昧并加以裁择。第一，论君主的大体。臣听说，‘体’就是践履；自古帝王都有治理天下的常法、安抚百姓的要术，可以践履实行。践履得道，天下就会受到恩泽；践履失道，天下就会遭受弊害，这也是势所必然。所以太宗对长孙无忌说：‘朕刚即位时，上书的人有的说君主必须独自运用威权，不能把权力专门托付臣下；有的想炫耀武力、振扬军威，使四夷畏服。只有魏征劝朕停止兵革、兴起文治，广施德惠；中原安定以后，远方之人自然服从。朕听从了他的话，告诉天下已经大为安宁。’ 我太宗也曾对吕端说治理的要旨：‘不如安抚夷夏，调和阴阳，使各种政务都得到修治，君主一人端坐拱手而无为。’这些都是前代圣君、后代圣君所领会的君主大体。臣希望陛下效法并实行它，那么祖宗的事业就能在今日重新出现。第二，端正内心以治理臣下。臣听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治理家庭，要先修养自己；修养自己，要先端正内心。《传》说：‘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修养自己来安定百姓。’难道是空话吗？唐代李珏曾回答太宗说：贞观年间，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每次进献忠言，只是请求太宗不要改变最初的心志。自古以来没有不是有好的开始的，能够坚持到底成全这种德行的，实在是万世无疆的福庆。臣私下看到国史记载，太祖建成大内后，坐在寝殿中，命令把各道门都开得深远通畅，端正直达、开阔明朗，没有堵塞遮蔽之处，便对身边人说：‘这就像我的心，稍有邪曲，人人都看得见。’臣希望陛下以此为鉴，认真思考，那么言语、行动、喜好、厌恶就没有不合乎道的。第三，审察邪正。臣听说，治国之道的要旨，在于知道臣下的邪正，审察君子和小人的区别罢了。巧诈善辩、机敏应对的人，可以称为奇才吗？搜刮聚敛、强干济事的人，可以称为称职吗？沉静敦厚的人，不能说是没有才能；砥砺名节的人，不能说是迂腐空疏。若在这些方面有一点迷惑，就足以牵累朝政。治理国家的人，审察君子和小人不可不早。孔子说：‘远离佞人。’王弼说：‘放逐善于柔媚逢迎的人。’这是万世的训诫。我太宗曾对近臣说：‘唯有奸邪之人作恶无状，如果成为内部祸患，实在非常可怕。帝王用心，常常必须谨慎对待这一点。’这可见圣人深思远虑、杜绝祸患于未萌的心意。臣希望陛下以此为戒，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呢？第四，选择任用大臣。臣听《尚书》说：‘任用官员只选贤能，身边辅佐只用适当的人。’由此可知，做君主的人，即使具有最高的圣明资质、诚实的本性，也必须依靠忠贤辅佐，然后才能安然坐在几席之间，坐看天下百姓富足。古代谈到达到大治的君主，没有超过禹、汤的。禹得到皋陶，汤任用伊尹，王业因而盛大。所以说：‘从前文王、武王，聪明齐圣；大小臣下全都怀有忠良之心。’说的就是这个吧？太宗曾对宰臣吕端说：‘朝廷之上本来没有虚授的官职，只要能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便算称职。’这话说得极其正确。辅弼大臣的职责关系天下安危，不可不慎重选择。所以说：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百官，然后各人都能称职，各项政务才能修治兴办。臣希望陛下努力实行而不懈怠，这就是天下的幸运。第五，听取裁断而不迷惑。臣听说，圣王端坐在法宫之中，大小臣下有邪有正，众多言论争相进呈。即使用耳听取，也一定要用心裁断。如果不因导引规劝而喜怒偏听，就不会忧虑悔恨。由此可知，听取和裁断之时，怎么可以忽视呢？如果容许一句话造成迷惑，小则关系到一个人的祸福，大则关系到天下的安危，不可不谨慎。我太宗曾对近臣说：‘君主听取和裁断事务，如果能够竭尽诚心，人的真情和虚伪，四方远近的一切情况，没有不能通晓的。’臣希望陛下亲自实行并精心思考，不实行小人的浸润之谗，不听近臣和左右以取悦为目的的话；进用忠贤而不疑虑，斥退邪佞而不任用，即使尧舜的聪明，也没有超过这点。第六，谨慎发布号令。古代命令发布以前，要议论它是否可以长久实行，然后才宣布给天下；官吏奉行而不敢怠慢，百姓听从而不敢忽视。管子说：‘凡是国家的重要器物，没有什么比命令更重要。命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君主尊贵，国家就安定。’所以《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只应实行，不要只是反复改变。’

译贾谊也说：‘先王掌握这样的政事，坚固如金石；施行这样的命令，守信如四时。’这些都是古人激切的言论。国家的命令一下达，却随事情变化而随意更改，怎么能够取得天下的信任呢？臣听说太祖有一天退朝后，来到便殿，低头不语。内侍王继恩进言说：‘陛下退朝后不像平日，不知是什么缘故。’太祖说：‘你以为帝王可以轻易办事吗？早些时候有一件事错误地下达了指挥，史官一定会记载它，这就是我不快乐的原因。’太祖刚开始临御万机，偶然一件事情的差错，忧虑就显现在脸上；何况发布号令，他难道肯忽视吗？臣希望陛下思考祖宗谨慎发布命令的原因，那么天下没有不能达到大治的。第七，公正地实行赏罚。臣听说，赏罚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如果不是至公之道，就不能施行。赏赐是用来表彰天下有功的人，惩罚是用来惩戒天下有罪的人。赏赐与功劳相当，行善的人没有不受鼓励的；惩罚与罪行相当，作恶的人没有不受阻止的。善人受到鼓励、恶人受到抑制，所以朝廷没有侥幸取得职位的人，百姓没有侥幸苟活的人。由此看来，赏赐不能因为喜爱而施及，惩罚不能因为愤怒而使用；关键在于君主公正地实行，并且一定使臣下信服。所以说：赏赐应当像春夏一样给人以生长，刑罚应当像秋冬一样肃杀。说的就是这个。比如太祖贬黜王全斌，是公正地施罚；太宗升迁杨延昭，是公正地施赏。臣希望陛下扩大如日月般的明察，振作刚健果断的决断，谨慎地保持始终如一；不赏无功之人，不罚无罪之人，能够继承祖宗的大业，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作为。第八，恭敬节俭、珍惜费用。臣私下认为，国家用度广泛，支出有百端，内外供给所需一天比一天增加，实在令人忧虑。臣听说仁宗庆历年间曾命近臣裁减冗费，当时舆论认为很恰当。拿今天相比，国家财用空虚，百姓力量凋敝困苦，又超过了庆历裁减之前。臣希望陛下斟酌古今的适宜，思考万事的弊病，先从自身减省；至于后宫的服饰玩物、工巧奇技，一概摒弃，以节俭向天下示范。所以说：以制度节制费用，不伤害财用，不损害百姓；又说：减少上面的耗费、增加下面的利益，这一道理就能实行。应当停止不急迫的土木工程，除去无益的内外费用；大臣升迁没有名实根据的，丰厚赏赐，都可以停止削减，以宽缓百姓的力量，或许可以为水旱灾害和战争做好准备。臣听故老说：太祖开创基业、垂示后世，亲自实行俭朴的德行，常穿洗过的旧衣，乘坐的车舆和使用的器物也都崇尚质朴，这符合前史所说的以敦厚朴实为天下先导的意义。臣希望陛下遵循先帝的训诫而实行，那么恭敬节俭的德行就不只是汉文帝、汉景帝才有的美德。第九，仁爱宽恕、救济百姓。臣听说，仁是三王治理天下的工具。孔子说：君子的道理，不过是忠恕罢了。仁爱，就能有办法救济众人；宽恕，就能使用刑罚而不暴虐。有仁爱和宽恕，才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首先实行的。《尚书》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会拥戴，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守住国家。’孟子说：‘百姓最为尊贵，社稷其次。’又说：‘仁爱百姓，并爱惜万物。’看看这些话，百姓难道可以不救济吗？臣认为，救济百姓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于减轻赋税征敛，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和厌恶罢了。所以太祖曾对侍臣说：‘使百姓困苦来奉养自己的事情，朕一定不做。’真宗也说：‘不合道理而损害百姓的事，朝廷不能施行。’这可见两位皇帝仁爱宽恕、勤勉抚恤百姓的心意已经极其深厚。臣希望陛下效法这些道理来统御四海，那么上古治理天下的道理，还担心不能达到吗？第十，以安危为鉴戒。臣听说，观察镜子可以看见自己的形貌，考察古代可以鉴察今天。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一定要引以为戒。所以说：不善的人，是行善者的老师。这句话说得对。臣私下观察，自古拥有天下的人，必定以历代治乱安危的事迹为鉴。所以开创基业的君主劳苦却容易治理，守成的君主安逸却容易导致混乱。天下得到治理就安定，发生动乱就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什么叫守成之后多有安逸而招致动乱呢？请允许臣约略说明：正当天下一无事时，左右近臣进言，必定说：“国家已经治理好了，百姓已经富足了，又有前代一向施行的法令，足以据此办事，可以高拱双手、无所作为了。有四海所缴纳的财赋，足以供我们宴饮享乐，可以优游自在、任意放纵了。”于是君主的志意一天比一天松弛，君主的内心一天比一天骄傲，法纪纲常败坏了，却不知道振兴恢复，实在可惜啊！后世的君主，没有不以此自我警戒的。所以宋真宗对王旦说：“前代帝王喜欢穷兵黩武，懈怠于处理政务，沉迷于声色，追求奢侈，这是很大的过错。我本来就不这样做。先王之所以能够扩大治理安定的事业，达到太平的道路，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臣希望陛下以古代为鉴，观察当今，遵循他们的话，继承他们的事迹，夜里思考，早晨实行，那么祖宗的美德，就会在陛下的圣明之中完全发扬光大。这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熙宁二年，知明州陈襄被召入朝，授官修起居注。他入殿上呈札子说：“臣听说，做君主的，首先在于懂得最高的治国之道；其次务必要得到贤才；再次务必要修明法度。懂得这三点，就知道用什么来治理天下了。最高治道的要求并不遥远，只在于涵养心性，选择中庸罢了。上天所赋予人的叫作性，性尚未发生变化叫作中。中，是天下万事的根本，并且包含五种善德。它开始时好像十分隐微而难以明察，等到达到极致，就充满天地之间了。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叫作情，情是天下人最大的欲望，其中有邪有正。顺从善而行动叫作正，顺从不善而行动叫作邪。所以正是上天的道，邪是人为的虚伪。如果得到正，那么所谓情感——喜、怒、哀、乐——无论处于什么情形，都不会失去中正。这就是《易经·乾卦》所说的‘利在于正’，说的就是性情。假如失去正而陷入邪，那么所谓善——仁、义、礼、智、信——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变成虚伪。这就是孟轲所说的‘外物与外物相交，便只是引诱人罢了’。尧、舜从上天那里得到它，所以说是‘性之’；禹、汤在人身上治理它，所以说是‘身之’；

译正了。五霸失去了正而流于虚伪，所以说是‘假之’；邪了。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也是君子必须谨慎选择的地方。它的开始，在于广泛学习来穷尽自己的心，穷尽自己的心来明白善，明白善来守持自己的志，守持志向来涵养自己的气，涵养气来充实自己的身体，真诚修养达到高明博厚而不止息；然后才能安定。明察达到广大精微而不迷惑；然后才能应对事物。这样，七种情感就不能成为虚伪，五种事物也没有不能达到的。喜并不是我个人的喜，却未尝不喜；怒并不是我个人的怒，却未尝不怒；哀与乐并不是我个人的哀乐，却未尝没有哀乐。无不与天下人共同拥有。表现在容貌上，一定端正合礼，没有一处不庄重；表现在言语上，一定文辞端正，没有一处不合治道；表现在目光上，一定神色端正，没有一处不明辨；表现在听闻上，一定声音端正，没有一处不谋虑；表现在思考上，一定遵循正道，没有一处不通达。所以他应对政务，天下所有的变化都不能使他的内心困顿；任用人才，天下所有的才智都不能使他的正道受到蒙蔽；治理百姓，天下所有的政务都不能违背他的仁心；施行法令，天下所有的情状都不能改变他的义理。近处则能虚心专一而保持宁静，远处则能通晓事物的伦理类别，拿它建立在天地之间也不违背，拿它询问鬼神也没有疑惑，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这种道，是历代君王相互传承而不改变的道。君主得到它，就传给臣下；臣下得到它，就把它传给君主。大的方面用它成为圣人，小的方面用它成为贤人。有的在同一时代通过自身传承，有的在不同时代通过言语指示。尧对于舜、禹、皋陶，是用自身来传授的，他们亲眼见到而理解；对于商汤、周文王，是用言语来指示的，他们听到后而理解。周文王对于周武王、周公、太公，是用自身来传授的，他们亲眼见到而理解；对于孔子、孟轲，是用言语来指示的，他们听到后而理解。伊尹对于太甲，甘盘对于高宗，周公对于成王，都曾把这种道传达给君主，因此天下太平。孔子、孟轲没有遇到能够接受他们道理的君主，因而无法把道施行出来，所以天下动乱。他们的道行于百世之上，言论流传到百世之下，彼此如同符节相合。他们对道的取舍虽不同，传承道的根本却是一致的。做君主的，拥有这种道，即使自己的聪明才智不足以独自担当，也可以取来使用；拥有君主之位，即使权势不足以私自掌握，也可以授予别人使用。所以他的内心是公正的，居处在天下最宽广的居所，承担天下众多事务，却不敢独自办理，必定寻求天下的贤才来任用，同他们共同成就天下的事业。尧并不是不圣明，只是当洪水泛滥时，中原还没有得到治理。尧想到天下的贤才，应该没有谁比舜更合适，于是举用舜来全面治理。舜想到天下的贤才，应该没有谁比禹更合适，又把治水之事交给禹。至于其他臣子，水土平治以后，益除去火灾、山林沼泽以及禽兽伤害人的祸害；后稷教百姓耕种，百姓得以安居并获得食物。又担心百姓没有教化而发生动乱，于是让契担任司徒，教导人伦，又让皋陶用刑法辅助治理，天下因此安宁。所以孔子说：“舜有五位贤臣，天下就得到治理。”孟轲说：“尧把得不到舜当作自己的忧患，舜把得不到禹和皋陶当作自己的忧患。”这才知道他们成就伟大的原因。得到小处却失去大处，哪里足以成为尧舜呢？隋文帝每次上朝，有时直到太阳西斜，值宿守卫的士兵还要传递食物来进食。唐文宗在延英殿议政，每次接见宰臣，往往超过漏刻十几刻。这两位君主并不是不用心、 不勤劳，然而最终对治理没有益处，是因为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而不明白大体，不懂得治国的方法。皋陶说：“君主如果被琐碎事务缠绕，股肱之臣懈怠，万事就会毁坏。” 由此就可以明白了。法度，是防范和约束人情的东西。治理国家却不修明先王的法度，就如同划线却不用规矩来校正方圆，调律却不用六律来治理五音一样。古代先王建立国家，每一件事、每一项政令，没有不是依据法度的，目的是确定百姓治理的秩序，树立百姓共同遵守的准则。即使其中具体做法不必完全沿袭，但制定这些法度的用意一天也不能忘。因此，车舆服饰、宫室都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格，人员、器械、用具都有等级，适宜的贡赋必有节制，乡学、田猎、射礼都有法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有礼制。凡淫邪的声音和色彩，都要加以举发；凡败坏名分、扰乱政务的，都要举发并处死；器物服饰不合规格的，都要举发并毁弃；不合时宜捕杀禽兽的，都要加以禁止。因此国家富足宽裕，风俗淳厚统一，万物没有灾害。周朝衰落后礼乐毁坏，王道逐渐衰微，上无圣贤之君，下无法度之臣，天下荡然无存纲纪制度。汉朝兴起，有扬雄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通晓法度的臣子，却没有能够任用他的君主。唐太宗是有作为的君主，但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不足以谈论礼乐，这就是他不能成就王道的原因。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勤勤恳恳处理各项政务，对于二帝三王的事业，必定想要全都兴举施行。臣处在这样的时代，如果不把尧舜之道陈述在陛下面前，那不恭敬的罪过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孟轲拜见滕文公，言论必定称说尧舜；滕文公不过是才智中等的君主，孟轲尚且这样要求他，何况陛下天资圣明、德性高尚，聪明、智慧、勇气又是这样，臣岂敢隐瞒沉默而不说呢？如今天下的忧患，人们都说是百姓尚未安定，四方尚未恭顺，政令尚未明晰，财用不足。依臣看来，这些还不足以成为最大的忧患。真正需要过度忧虑的，在于陛下尚未选择中庸，性理尚未充实，贤才尚不够多，法度尚未建立。希望陛下暂且减少繁杂的机务，进修诚明之学，考察经书、信守正道，保养精神，慎重选用士大夫中有道德的臣子，广泛寻求隐居山林而笃实有操行的人，每天同他们讲求性命之理和道德的根源，涵养并充实它，直到精神坚定，这样就可以不用多言而使天下受到教化。然后建立学校，尊崇师儒，先从京师开始，推及州县，聚集各地官员的才俊加以培养，使三物之教得到推行并统一天下，那么贤人就会众多，足以任用。寻求一位德行纯一的人担任论道之司，选择各部门长官承担任官的责任，间或任用儒臣来分掌按察之权，公平布置奉公守法的官吏来担当州县长官的职责，自然各部门官吏没有不尽职的，政令自然清明，百姓就安定了。

译诏令太常寺任用通晓礼学的人在朝廷修订五礼，委托大司农掌管财用制度，使国家各项开支有所节制，那么浮泛浪费自然减少，财用就会有余。陛下亲自率先恭敬节俭，在上面作示范；大小臣子在下面畏惧法令、遵守规矩，百姓因此受到教化，政事因此淳厚，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就可以制成木棒来鞭打戎狄的军队了。凡各官署的事务，一概交给陛下，只需在朝廷安闲从容地以神道设教，这就是尧舜的作为。《易经》说：‘火在天上，是大有卦，君子因此抑制恶行，宣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话迂腐空疏，稍稍加以留意，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监察御史里行程灏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圣人创制法令，都是以人情为根本，以穷尽事物的道理为极致。即使二帝三王，也不能没有随着时势而沿袭、变革，随着事情发展而增加、减少的制度。然而说到治理的大根本、牧养百姓的关键道理，那么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难道不是同出一源、贯通一致吗？大概无论古今，无论治世乱世，只要养育百姓的道理有穷尽之处，圣王的法令就可以改变。后世如果能够充分实行其中的道理，就会实现大治；有时只采用其中偏颇的一面，也只能达到小康。这是历代明显可见的功效。假如只是知道拘泥古制，却不能施行于今天，姑且想遵循名义，结果反而废弃实际内容，这就是浅陋儒生的见识，哪里足以谈论治国之道呢？然而如果说今天人的情形都已经不同于古代，先王的制度不可能在今天恢复，只图眼前便利，不谋求长远宏大，那恐怕也不是大有作为的主张，不足以挽救当今的严重弊病。比如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一类事物，只要适合当今而又有法度，难道也要立即改革吗？只有那些不可改变的天理、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道理，以及圣人必定要实行的原则，才可以概括列举。但施行有先后，使用有缓急。至于裁成万物、运转调节、周旋安排而使各方面恰当，就在于朝廷如何讲求并设置施行了。古代从天子直到平民，都必须依靠老师和朋友来成就德行事业，所以舜、禹、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也都有从师学习的地方。如今师傅的职责没有得到修明，臣下作为朋友辅弼的道义也没有彰显，所以尊重德行、喜爱善行的风气没有在天下形成；这并不是古今情形不同。王者必定奉承天意、设置官职，所以掌管天地四时的官职，历经二帝三王也没有任意改变，因此各种法度得以修明，万物得以治理。到唐代还仅仅保留了大略，在政治清明时尚且能够得到纲纪和小的整治。如今官职秩序混乱，职责废弛，太平之治所以不能到来，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上天生育众民，给他们立君主，使君主管理牧养他们，必定要为百姓规定固定的产业，使他们生活富厚；因此田地疆界不能不整治，井田制度不能不均平，这是治国的根本。唐代尚且能够实行按人口授田的制度，如今却荡然无法，富有的人跨州连县而没有人制止，贫穷的人流离失所、饿死道路却没有人救济。侥幸苟活的百姓虽然很多，但衣食不足的人大概没有止境；人口日益增加，却不为他们制定制度，衣食就会日益困乏，转徙死亡的人就会日益增多，这正是治乱的关键，难道可以不逐渐谋划制定制度的方法吗？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政教从乡里开始，其制度从比闾、族党、州乡、鄼遂等基层组织建立起来，彼此联络、统属治理，所以百姓相互安定亲睦，触犯刑法的很少，廉耻之心容易养成。这也是人情自然如此，实行就会见效，并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庠序学校的教育，是先王用来彰明人伦、教化天下的。如今师学废弛，道德没有统一标准，乡射礼消亡，礼义不能兴起；贡士不以乡里为根本，人的实际德行不能修养；优秀百姓不能在学校中得到培养，人才因此大量被废弃。这些都是明白可见的事实，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府史胥徒都从公家领取俸禄，兵役和农业从来没有分离。如今骄纵的军队耗费财力，国家力量已经到了极限。臣认为，除禁卫军以外，如果不逐渐使军队归于农业，将来必定留下深重忧患。府史胥徒的差役，祸害遍及天下；如果不改变制度，难免造成大患。这也是极其明白的道理，并非古今情形不同。古代百姓一定要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如果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就认为国家不成其为国家。臣观察天下，耕种的人少，吃粮的人多，土地的力量没有充分利用，人的劳作也不勤勉；即使富室强宗，很少有多余积蓄，何况贫弱的人呢？有时一个州、一个县遭遇灾年，就盗贼纵横，饥饿羸弱的人充满道路。如果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灾害，或者连续多年歉收，就不知道朝廷要用什么办法来处理了，那种祸患将无法说尽。难道可以说：“过去为什么长久没有发生，这是因为可以把侥幸当作可靠依据”吗？应当逐渐采用古代制度，均分田地，致力农业，使公家和私人共同实行储藏粮食的办法，以此作准备。这也没有古今之别。古代四民各有固定职业，农民十人中占八九人，所以衣食容易满足，百姓没有困苦。如今京师的游民人数超过百万，游手好闲的人数无法估量；看他们贫困窘迫、辛苦劳顿、孤独贫穷、患病残疾，靠变诈巧伪谋求生存，却常常不足以维持生活。这种情况日益增加，长久下去将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到了穷困极点，如果不是圣人来改变形势、使之通达，就无法避免祸患。难道可以说没有办法而已吗？这在于斟酌古制、变通今事，使多者均给少者，救济寡弱，逐渐给他们安排产业，以此拯救他们。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圣人奉行天理、治理万物的方法，在于管理六府；六府的职责由五官治理，山虞、泽衡各有固定禁令，所以万物丰盛，财用不缺。如今五官没有修明，六府没有治理，使用没有节制，取用又不合时令，哪里只是万物失去本性，连天下所凭借的材木也已经被砍伐得光秃焦赤；斧斤砍伐、火焚毁坏还在不断侵害而没有禁止，河川湖泽中繁杂的捕鱼狩猎，以及暴殄天物，也已经消耗到了极点，那将怎么办呢？

译这已经是弊病穷困到了极点。只有修明虞、衡的职责，使他们负责保育万物，才会有改变调节、长久发展的形势。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车服器用都有等级差别，没有人敢越级僭越，所以财用容易供给，百姓也有安定的常心。如今礼制没有修明，奢侈靡费相互竞尚，卿大夫之家没有一家能合乎礼制，而商贩之类有时反而超过王公的礼制；礼制不足以约束整饬人情，名分和等级不足以分别贵贱。既然没有确定的名分，各人便以奸诈争夺，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肯罢休，哪里会有停止的时候呢？这就是争乱的道路。这样看来，先王的法度难道能不讲求并加以损益吗？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以上十项，只是问题的开端罢了。臣只是论述其中的大要，用来说明三代的法制确实有一定可以施行的依据。至于其中的纲目、条文、尺度、数量以及施行安排的方法，就应当详细考察后实行；必须考察经书训诫，并结合人情使之适宜。这是明白确定的道理，难道只是迂阔疏远、没有用处的言论吗？希望圣明裁决选择。程灏又上疏说：“臣恭敬地认为，得到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极致，就是尧舜之道。凭借私心，依靠仁义中偏颇的一面，是霸主所做的事。王道平直如砥石，以人情为根本，从礼义中产生，就像踏着大路前行，不再迂回曲折。霸主却在曲折小路中崎岖反复，最终不能与人一同进入尧舜之道。所以以真诚之心行王道，就成为王者；假借王道而行霸术，就成为霸者。二者的道路不同，只在于考察最初的动机。《易经》所说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是说开始时不可不慎。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树立志向；志向一旦端正确立，邪说就不能动摇他，异端就不能迷惑他，于是力量不断进于正道，没有什么能阻挡。假如怀着霸主之心，却想求得王道的成就，就像把石头夸说成玉一样。因此，孔子的门徒从不称道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曾西以把自己比作管仲为可耻，这是因为义理上不应走这条路，何况比霸者更低下的做法呢？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处在尧舜般的君位，必须以尧舜般的心志自我承担，然后才可能充实尧舜之道。汉、唐的君主中有值得称道的人，论其为人，却不是先王之学；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又都是驳杂的政事，不过凭借片面见解侥幸达到小康。他们创制法令、建立传统，不能成为后世继承的制度，这些都不足以取法。然而想要施行仁政，却不先讲求实行仁政的工具和条件，不先使这条道路大明之后再实行，就会时进时退，始终没有达到目标。事情有大小，也有先后；明察小事而忽略大事，把后做的事放在前面，把应先做的事放在后面，都不能适合治理天下。况且志向不能懈怠，时机不能错过。希望陛下考察先圣的言论，明察人事的道理，知道尧舜之道已经具备于自身，反求自身而使它真实落实，再推及四海，选择志同道合、德行专一的臣子，与他们共同成就天下的事务。《尚书》所说“伊尹自身和商汤，都具有同一德行”，又说“王者的心志要专一”，意思是心志专一之后才能有所作为。古代三公不一定全部设置，只要有合适的人即可。实在认为没有合适的人来担任，那么宁可空缺，也比勉强设置更好。因为小人的作为，是君子不能同意的；难道圣贤的事业可以让庸人参与吗？想做圣贤的事业，却让庸人参与，那么政令就会混乱。既任用君子的谋划，却又采纳小人的意见，那么君主的聪明就不能专一，志意也会被迷惑。如今要挽救千古以来深重禁锢的弊病，为百姓谋求长久的计划，如果不能达到极其明察的听闻，彻底辨明正邪，专一而不分心，难道能够胜任吗？有人说，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慎，轻易改变制度就会造成很大危害。臣却认为不是这样。所谓改变制度，只看是否合乎义理罢了。每一项行动都考察古制、依据义理而实行，这就是最大的谨慎。难道像因循苟简，最终导致败坏动乱那样吗？自古以来，哪里曾有遵师圣人之言、效法先王之治、想要大有作为，却反而造成祸患的呢？希望陛下奋发运用上天赐予的勇气和智慧，体察乾道刚健的精神，独自作出决断，果断施行而不疑惑，那么万世都会感到幸运。《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宋神宗熙宁二年，司马光上呈《体要疏》说：“臣接到御史台的公文，恭敬地接受四月二十日的诏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