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一

译明帝太和年间，大规模讨论考课制度，用来考核朝廷内外的众多官员。散骑黄门侍郎杜恕认为：“任用人才而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即使有才也没有益处。所保存的不是应当致力的，所致力的又不是当世的要务。”皇上答复说：“《尚书》称赞以明确的考察来检验功绩，经过三次考核便决定黜陟，这确实是帝王的盛美制度。这样可以使有能力的人担任相应官职，有功劳的人享受相应俸禄。譬如乌获能够举起千钧重物，伯乐能够选出千里马的良足。即使历经六代，考核功绩的办法仍未彰明；即使经过七位圣人，考课试验的文字也没有流传下来。臣确实认为，其中的原则大致可以依循，但具体细节难以全部实行，所以才会如此。”俗语说：‘世上可以有扰乱时局的人，却没有无法治理的法令。’如果法令可以单独依靠，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稷、契等人的辅佐，殷、周也不会尊重伊尹、吕尚这样的辅弼了。如今上奏考核功臣的办法，把周、汉的制度列举出来作为依据，又以京房的考课本意作为纲要，可以说已经阐明了考课的要领。这样可以崇尚谦让的风气，兴起人才济济的治理局面。世人认为这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有人主张州郡考察士人，必须依据四科；各方面都要有实际成效，然后再考察、举荐，试用后征辟到公府，任用为直接治理百姓的长吏；完全按照功劳次序补任郡守，有的人还可以就地增加俸秩、赐予爵位。这是考课中最急切的要务。臣认为，应当因此显扬他们本人，采用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具体制定考核州郡的法令；法令完备后施行，建立一定兑现的赏赐，施加必定执行的惩罚。” 至于公卿以及在内廷任职的大臣，也应当都按照各自的职务加以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朝廷中讨论治国之道；内廷任职的大臣，则负责进言、补正君主的过失。对于善行没有不记录的，对于过错没有不检举的。况且天下极其广大，政务极其繁多，确实不是一个人的明察所能全部照见。因此君主如同人的头首，臣下如同人的四肢，明白君臣本为一体，必须相互依靠才能成就事业。所以古人说，朝廷的栋梁不是一根树木的枝条所能构成，帝王的功业也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所能完成。由此说来，哪里有大臣坚守职守、办理考课，就能够达到天下雍和昌盛的地步呢？况且平民之间的交往，尚且有人重视信约、赴汤蹈火，有人感念知己而披肝沥胆，有人追求声名而树立节义。何况身着官服立于朝廷、官位达到卿相的人，他们所追求的难道只是普通人的信用吗？他们所感激的难道只是知己个人的恩惠吗？他们所追求的难道仅仅是声名吗？那些受到宠幸、享有俸禄、担负重任的人，不只是想使英明的君主超过唐尧、虞舜，自己也想跻身稷、契一类贤臣的行列。因此古人不担心臣下想要治理天下的心意不够尽力，只担心他们自我承担责任的意志不足。这确实是君主造成的。唐尧、虞舜把政务委任给稷、契、夔、龙，并责令他们取得成功；等到他们有罪时，就诛戮鲧、放逐四凶。如今大臣亲自奉行明确的诏令，办理眼前交付的事务；其中有夙夜为公、恭谨勤勉而卓异自立，在职守上不屈服，面对权贵仍持平公正，不偏袒自己所私爱之人，敢于说正直而危险的话，敢于做正直而危险的事的人。至于这样处理朝廷事务的官员，自然应由英明的君主加以考察。至于那些尸位素餐却以此自高，拱手沉默却把这当作聪明；任职时只求免除责任，立于朝廷却不忘保全自身；以清白的行为、谦逊的言辞来处身朝廷的人，也同样应由英明的君主加以考察。如果真让只顾保全自身、保住职位的人不因失职而被放逐退免，却使尽忠守公的人承受被怀疑的处境，使公义不能修明而私下议论成为风俗，那么即使孔子来谋划，也仍不能使一个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更何况世俗之人呢？如今的学者以商鞅、韩非为师，崇尚法术，争相认为儒家迂腐空疏、不能适应世务，这是风俗流弊中最严重的一种，也是创业的君主最应当谨慎对待的。景初年间，诏令刘劭制定都官考课制度。刘劭上奏说：“百官考课，是王政中最重要的大纲，然而历代都不致力于此，所以治理的典章有所缺失而没有补足，官员的能与不能混杂在一起，彼此蒙混。陛下凭借圣明的宏大谋略，怜悯王纲松弛衰颓，内心神思加以明察，又向外颁发明确诏令。臣承受陛下深厚而广大的恩德，得以启发蒙昧，于是撰作《都官考》七十二条。”司隶校尉崔林议论说：“考察《周官》中的考课制度，相关文书已经很完备了。自康王以后，便逐渐衰微，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实行，取决于施行它的人。到了汉代末年，它的弊失难道在于属官办理职务不够严密吗？” 如今军队事务有时繁杂，有时仓促，于是用科条来完备它，用内外制度加以申明，增减没有常规，本来就难以统一。况且纲目不能全部张举时，只要举起纲领；众多毛发不能整齐时，只要振举衣领。皋陶在虞朝做官，伊尹在殷朝为臣，不仁的人就被远远斥退。五帝三王的制度未必完全相同，但各自都能用来治理天下。《易经》说：‘简易明白，天下的道理就可以获得。’太祖应当随时制宜地设置征辟制度，留给后世，不必担心不能效法古代。现在的制度不在于过分宽疏，关键只在于坚持一项原则而不丧失罢了。如果朝臣能够承担仲山甫那样的重任，成为百官的法式，谁敢不肃敬呢？”于是▯嘏诘难刘劭说：“我听说帝王制度宏大深远，圣人之道幽深久远，如果不是相应的人才，道就不会自行运行。使道神妙而显明，关键在于得其人。到了王道谋略衰败、长久废弛而无人继承的时候，圣人之言已经消失，六经也遭到湮没残缺。为什么呢？大道弘远而能远达，众多人才却没有一个能仰望追及。”考察刘劭的考课论，虽然想寻求前代黜陟的文献，但其中制度大略已经残缺亡佚。现存的礼制，只有《周官》较为完整：外部建立侯伯，作为九服的屏藩；内部设置各类官司，管理协调六职。土地有固定贡赋，官员有确定的法则，百官分担职任，四民各有不同职业，所以考核功绩可以有条理，黜陟也容易实行。大魏承接百王的末绪，继承秦汉的基业，但对于流传下来的制度，没有什么修订采纳。自建安以来直到青龙年间，凭借神武平定乱事，开始建立皇业，扫除凶逆，铲除残余寇贼，旌旗往来舒卷，每天都忙得没有空暇，何况还要治理国家、整顿军队。权宜之法和正式法令一并使用，百官各司兼任军国事务，随时采取适宜措施，以应对政务机宜。把古代制度施用于今日，事务复杂、义理不同，很难贯通实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度适合长远，却有时不切近现实；法令适应当前事务，却不足以流传后世。设置官职、均分职掌、清理治理百姓和万物，是建立根本；按照名分考核实际、纠正勉励而形成制度，是治理末节。根本纲领尚未举起，制度创制也没有完成；国家大略尚未得到尊崇，却先行考课，恐怕不足以辨别贤愚、精确判明幽明。古代先王选取人才，必先在乡里考察品行，在学校讲习道理。品行完备就称为贤，道术修成就称为能。乡老把贤能献给君王，君王拜受其人；举荐贤者，让他出任长官；考察才能，让他入朝任职理政。这是先王收取人才的原则。如今九州百姓直到京城，都还没有实行六乡举士之法。选取人才的职务，专门交给吏部。考察品级和状牒，实际才能未必适合任职；只看简略功劳，德行又不能得到评定。这样一来，考核官员优劣的制度，就不能完全综合考察人才。王道的法度要施行辅佐，国家制度的体制深厚、意义广博，很难详尽说明。

译晋武帝泰始年间，河南尹杜预奉诏制定黜陟考核的办法，大意说：“臣听说上古的政治顺应自然，虚心自处，委托真诚，于是信实和顺的道理感应神明、通达天下。到了淳朴逐渐离散的时代，才彰显美善、显明罪恶，设置官职、划分职掌，颁布爵位和俸禄，弘扬六典，以便详细考察。然而仍然要依靠明智贤哲的辅佐，建立忠贞的官署，使名声不能超过功绩而独自获得美誉，功绩也不能落后于名声而独自被埋没；一切都要广泛询问，采纳众议。到了末世，不能把握长远原则，却只在隐微细节中寻求，心中疑惑便相信耳目，耳目可疑又相信文书。文书越繁多，官员就越虚伪；法令越增多，巧饰就越多。从前汉代刺史也是年终奏报政事，并没有制定细密的考课，但清官和浊官大体能够分辨。魏氏的考课，是京房遗留下来的意思，条文可以说极为细密，但因为拘泥琐细而违背了制度本旨，所以历代都不能通行。哪里比得上申明唐尧的旧制，舍弃繁密而趋向简约，使制度简明而容易遵从呢？推明万物的道理，使它神妙而显明，关键在于得其人。舍弃任用贤人而专任法律，就会伤害事理。如今考核官员优劣，不如把权力交给通达事理的高官，让他们各自考核所统辖的官员；在任满一年以后，每年把优秀者一人列为上第，把劣者一人列为下第，随着计偕一同上报姓名。” 这样经过六年，由主管官员总合汇集材料，把六年中多次列为优等的人，越级任用；六年中多次列为劣等的人，奏请罢免；优等多、劣等少的，叙用；劣等多、优等少的，降职。如今考课的品第，所考事务并不均等，确实有难易之分。如果因事务难而取得优等、因事务易而列为否等，主管官员本来就应当衡量轻重，加以升降，不必再曲折地用法令穷尽细节。己丑年，因为以诏书实行考课难以成功，便允许采用通行的荐举条例。荐举条例的道理，也不过是取决于声誉。六年一次集中荐举，黜陟没有渐进过程，也不是古代三次考核的本意。如今每年考核一次，积累优等而升迁，累积劣等而黜退；按照士君子的常情来处理，还没有听说有官员因六年而六次被黜，也没有清廉能干的人六次升进、否劣的人六次退斥的。监督官司也将随着考核而弹劾他们；如果使上下级官员公开互相包庇过失，这将使清议大为衰败，黜陟制度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穆帝时，官员逐渐增多，而迁调每每过于迅速。廷尉王彪之上议说：“治理政事的方法，以得到贤能为急务，并不是说只要在朝廷中安闲地位居显要、充当标榜就够了，本来还要亲临职任、辅佐时政，时刻想着自己的忧患。得到贤能的方法，在于让他任职；任职的方法，在于能够长久任职。长久坚持其职守，天下的教化才能形成。因此三年考核功绩，三次考核后才黜陟，不收取一时的功劳，不采纳速成的声誉。所以功勋与日月同辉，道德融通四海，风教流传久远，声望超过百代。凡庸的族类很多，贤能的人才很少；人才少而朝廷官职又多，怎么能不使贤与鄙混杂、清官与浊官同列呢？官职众多，空缺就多；空缺多，迁调就快；前后官员来去更替，互相代补，并不是特意如此，而是事理本来如此。这正是职事不能修治、朝廷风气不能澄清的原因。职事修治在于裁省官员，朝廷风气澄清在于合并职掌。官员裁省，选任就会清明，任职也能长久；职掌合并，吏员就会简少，风俗也会安静。选任清明，胜任者就能长久任事；任事长久，即使中等才能也足以有所成就。如今比较计算内外百官，确实应当有可以合并、裁省的。六卿的职任中，太常声望清雅而职掌重要，但所主管的事务义理高尚而范围简约；宗正所统辖的事务很少，可以并入太常。” 宿卫事务重大，可由二卫承担；骁骑、左军各自有所统领，没有兵员的军校都应当罢废。四军如果都罢废，左军的名号就不宜独立存在，应改为防击，以与骁骑相对。内官中侍中以下，旧制员额都是四人，中兴初年只有二人；二人轮流当值有时会有缺漏，臣愚见三人就不会在事务上有缺失。其余各官中凡没有综合具体事务的，可以令大官根据才干和职位所适合的范围兼领。若不能一下子废除，也可以趁官缺逐渐裁省；把职务交给他们，分别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能与不能通过考绩显现，清与浊随着黜陟彰明。这样即使不能骤然达到缉熙昌盛、康哉歌咏的境界，也可以使百官的选任稍微清明，使任职时间稍微长久，避免空耗俸禄，减少吏寺烦琐的差役。” 后魏宣武帝实行考核升降的法令，高阳王雍上表说：“臣私下认为，三年考核功绩，是百王共同遵行的典制。如今任职办事考核为上中等的，三年升一阶；散官考核列上第的，四年升一级。闲散冗余的官职，本来不是虚设的，有的是因为贤能而进用，有的是因为长期勤劳而升举。如果没有才能，就不应当玷居这样的高选之位。既然凭才能将他们进用于朝廷，有的任职于外地戍守，有的出使远方绝域，有的催督拖欠，有的察检州镇，都是让散官充任繁重使职。到了考核升迁时，却把他们排在与闲散官员相同的行列。散官之人并非有才者都低劣，称职任事的人也未必全都贤能。然而考核闲散官员要按多年计算，考核繁重任事者却只按少数年限计算；对上违背天子的均平恩泽，对下造成不平等的痛苦。又考察景明年间的条例，没有折减考年之文；正始年间的奏议，却有升降等级的规定。这种使考核参差不齐的做法，不是圣上慈爱的本意；更改典制、改变常规，乃是有关官司的意图。又考察有关考级的奏议，把裁定交给任事官员，涉及考核勤劳的条目，却完全排除散官的意见。于是使在职任事者能够施展勤勉的才能，散官一类却独自失去陈述意见的机会。再加上上下等级的差别，又以防[疑字]格来限制判定，以致近侍禁职之人怀有郁屈不平的话，禁卫武夫心怀不能申展的怨恨。” 想要平定四海，怎么能够这样取得成功呢？而且散官当值时，一点过失就成为罪尤；奉使者有过错，稍有一点差失就会被绳索拘捕。既不因事务清闲而给予优待，也不因节庆而赐予恩赏；不按俸禄等级加以赏赐，也不对犯有罪过的给予降黜；没有区别任事官和散官考核升降的机会，反而按年限推移，造成不平等。臣听说，君主的举措必须记载下来；如果记载下来却不合乎法度，后代将以什么为鉴？《诗经》说：‘王事没有止息，没有闲暇休息。’又说：‘难道不想回归？只是畏惧这些文书。’依依的杨柳，用来叙说治兵服役之事；纷纷的雨雪，又申述整顿军队的辛劳。如果把往来任职的日月折算进去，便成了采薇之诗，废止了杖杜之歌。又任事官员遇到吉凶之事请假，回家问安、扫墓、拜见亲属，动辄经历十旬；有时因病重请求调动，往往经过一年。在外征役奔走途中，勤劳辛苦百倍，苦乐的处境与任事官员不同。在家中的私人闲暇，并不是处理政务的日子；论定优劣、评价事务繁剧，应当先予以折减。武人原本按能挽强弓的等级，上等充羽林，中等充虎贲，下等充直从。有的人多年征戍，无处不曾经历；有的人披甲多年，负重跋涉千里；有的经历战斗而受伤，有的年老体衰。如今却用原来的等级要求他们和当初一样，如果稍有不如先前，便降低阶次、剥夺等级，这就是责求他们永不衰退，事理上说不通。”

译又如蕃使之人，必定选拔朝廷俊彦；有的历经险阻千余里，有的踏过危途万里，面临死亡的忧患，都怀有可能不能返回的悲痛。他们以魂魄和尸骨奉行忠节，以尸体完成使命，先朝的赏格用爵品来酬报他们。如今朝廷改变制度，只涉及官阶和劳绩，以代考来折算，实在不合适；这不是用来奖励出使外国的使者、厚重尊崇四牡使臣的办法。又考察正始年间的条例，大抵前后任事考核为上中等的，三年升一阶；前任任事考核为上中等的，六年升一级。三年一次考核，自古以来都是通行的经常制度；如今却规定前任要六年升一阶，查无过失，需加倍年限才能成一级。由此推论，明明是以泛泛的年限代替考核：新任职一天就同样沾受升阶的荣耀；列下第的人因年限而升进，列上第的士人却因年限而退降。臣又看到部尉的资品，本来属于流外，已经刻入明确法令，实行很久了。然而近来因为里巷盗贼很多，认为其威势轻微、不能肃清，于是想提升品级，列入清流，以压制奸宄。甄深启奏说：‘制定法令的人，应当先施行而观察；不便利就改正。’臣私下认为这句话可以采用。圣上慈心明察之后，已经提高宰尉的秩品。如今考核条例刚刚宣布，心怀怨恨的人很多。臣私下观察，也认为它不能有光于国家典制，修改它又有什么困难呢？” 延昌二年，将要大规模考核百官。郎中崔鸿认为考核令在体例上行不通，于是建议说：“臣私下认为，君王设置官职是为了求取人才，任用人要根据器能，黜退昏暗、升进贤明，扬清激浊。因此功绩卓著、才能与职位相称的人，早晨升迁、晚上进用，年年多次迁升，哪里能拘泥于一阶半级，被官僚的等级制度所阻隔呢？自二汉以来直到太和以前，只要官职确实需要这个人、这个人确实适合这个职位，有的便越级升迁，数年就达到公卿；有的长期兼任、试任、守任，称职后便升迁。被进用的人，打开文卷人人都合格；抬眼看去，朝廷显贵也都是如此。因此当时能够不断获得人才众多的声誉，国家得到贤能充盛的美名。臣私下看到，景明以来，考核条例规定三年完成一次考核，一次考核升一阶。贵贱内外官员共有一万多人，只要不犯罪，不问贤能愚劣，没有不列为上中等的。才能之人与不肖者并肩同时升迁；即使有黄霸、龚遂那样的善政，王充、郑玄那样的儒学，班固、司马迁那样的史才，张衡、蔡邕那样的文章，也只能得到一分一寸，必定被庸常之流牵制。选曹也一概压低处理，从不加以甄别。琴瑟调和不好，就应当改弦更张。虽然明确的防[疑字]已经实行，仍然应当斟酌调整。”世宗没有采纳。孝明帝时，尚书左仆射、代理吏部选任事务的拓跋晖上奏说：“臣听说，治理百姓的根本，确实在于把责任交给州牧、郡守。得到合适的人才，政事就公平、万物就有条理；用错了人，诉讼就兴起，怨恨就积结。如果不察访善恶，明确加以贬黜和奖赏，将凭什么黜退那些贪婪怠惰的人，升进这些清廉勤勉的人呢？臣认为，派遣大使巡行考察，必然增加迎送的费用；御史奔驰纠察，也往往造成威势过度、刑罚滥用。而且这样暂时往返，事理上不能详尽周遍。即使有简略举荐，也未必公平妥当。臣愚见，应命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门各自布置耳目，在外访察州镇的牧将、治理百姓的守令有无才能。如果德行教化有方，清廉纯洁特别显著，就应当列名上报，立即加以褒奖升迁；如果治理功绩没有成效，贪婪暴虐远近皆知，也立即发布文牒，登记在案并加以贬退。这样就可以不走出朝廷门户，坐在朝廷中知道四方的详情，垂衣拱手便能明察赏罚了。” 正光四年，尚书左仆射萧寳夤上表说：“臣听说，《尧典》有黜陟的文辞，《周书》有考核功绩的法则。虽然它们的源流难以寻究，但条目大概仍可知道。其大要在于任用官员、根据才能，在任职处审察；考验行迹，核对名声，验证虚实。难道不是根据众人的评论来判定好坏，根据历次任职来显明优劣吗？既然声誉在月旦评中穷尽，品级在黄纸诏书上定下，功效在同列中得到检验，事情在台阁中显明，那么赏罚的途径就大致有商议和准则，任用或舍弃也并非没有依据。即使有勇于进取而忘记退让的人，在市井间奔走竞争；有过分无边的请求，在多条门路中奔驰，他们仍然顾惜自己的声誉品第，谨慎对待升降取舍，因为人的器能要在下位确定，爵位要由上位悬定，不能妄自贪求。如今臣私下看到考功的典制，其中含义仍未明白，谨竭尽所知而不加隐瞒，试着陈述一点意见。为什么呢？臣认为，文武之名，是人的最高称誉；德行之称，是一个人最首要的美名；忠贞之美，是立于朝廷的声誉；仁义之号，是立身处世的端正标志。若不是职任相当于九官、责任相当于四岳，授命时说‘你来协调’，辞让时称许‘你去吧’，又凭什么能够完全符合这些大名，确实享有这样的美誉？近年以来，官职无论高低，人无论贵贱，都修饰言辞、虚构说法，互相保举；泾水渭水混同一流，香草臭草共处一器。” 求取人才的人不能衡量多少，推荐人才的人也不再核查是非，于是使冠帽和鞋履相互调换，名声与实际相违。称作考功，实际上却和泛泛升迁相同，纷乱漫无边际，哪里说得尽呢？又如在京官员多年才考核一次，其中有的所侍奉的主官迁调了好几次，有的所侍奉的君主自身名位已经废绝，有的同僚离散，有的同事凋零；即使当时文书簿册记载了优劣，时间一久，年月深远，剥落殆尽，人员有去有留，谁还掌握他们的勤惰呢？有的停职休假多年，有的相隔数千里；多年以后才寻求追访其声誉和事迹来确定考第，无不苟且彼此取悦、互相依附，共同结成唇齿，掩饰污垢、遮盖瑕疵，妄自增添褒贬文字，只求使对方得到官阶罢了，什么也顾不得。贤达君子也不能免除这种祸患，中等以下的人更不用说了。官员为了求取政绩，个人为了请求立身，上下互相防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又如勤勉体恤百姓隐情的责任，都归于州牧、郡守，他们的任职并不轻，所承担的责任确实重大。然而到了考课时，却全都以六年为期限。期限已满，任满代还，又要经过六年才叙用；这样年限经过十二年，才开始升一阶。至于东西两省的文武闲职、公府散佐以及无事可做的冗官，有的几十天才轮到一次当值，有的初一、十五才暂时入朝一次。”

译等到考核之日，又把四年作为期限，这样一纪之中便能升三级。那些凭实际劳绩担任繁重职务的人，升为显贵的道路却极其艰难；这些处于闲散职位、只有虚名的人，升迁的途径却非常容易。为什么内外官员相差如此悬殊，使待遇厚薄达到这种程度？又听说，圣人认为君主最宝贵的是职位；怎样守住职位？在于仁。孟子也说：‘仁义忠信，是上天授予的爵位；公卿大夫，是人所授予的爵位。’古人先修养自己的天爵，而人爵自然随之而来。所以即使文质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政治有盛衰、世道有清浊，也没有不珍重这些名位器物、不把它们随便授予人的，因此赏罚的权柄一向由自己掌握。甚至周代政治雍容盛美时，五叔也没有官职；汉代法度严明时，馆陶公主也只能请求。难道不是重视骨肉亲情吗？实在是因为赏罚一旦有差错，就无法惩戒和劝勉；公正暂时废弛，觊觎欺诈就会相互发生。因此尚且如此谨慎珍惜、殷切认真，何况亲属并非骨肉至亲，才能又不是特别秀逸的人呢？有的只不过夹在普通使者之中，并没有汗马功劳；有的说出兴利的谋划，最终却惭愧于不过取得十分之一的收益。他们全都虚张声势而没有实效，妄称有盈余和利益，却坐享升数阶的官职，借此成为通达显贵之人。于是巧诈开始滋生，虚伪的辩说锋芒毕露，耗费万般心思以求荣华，想尽百般方法以逐求利益。掌握枢机、执持权柄的人，也知道这种情况的苦处；但如果只是压制它，流弊已经奔涌；如果引导它，又哪里有止境呢？”}], 琴瑟之所以能合奏和谐，在于必须协调；如果改弦更张，是为了求得合适的音调。已经离去的人既然无法追回，将来的人或许还可以适当更改。按照《周官》所载太宰的职掌，年终时便命令各官府分别整治并明确自己的职掌，接受他们的簿籍会计，听取他们陈述政事，然后向王报告。三年进行一次大计，考核群吏的政绩，并据此加以诛罚或奖赏。我认为现在可以大致依照这一标准办理：现任官员每到年终，由本曹明确核辨其任官的日月，详细核查其才干品行是否称职，审察其实际功用后评定上下等级。不采纳浮泛的言辞和放纵的议论，把结果列报尚书，再复核是否相合。如有错误，立即改正并处罚，不得再次推诘，任意推诿，容许他们上下进退。既然已经确定官员的优劣善恶，就分别列出功劳、短处和下等者，黜退凡庸之人以彰明法令，举用办事忠诚清廉者，甄别有才能者以记功行赏，汇总后上奏。奏报经批准后，考功曹另用黄纸、油帛各书写一份：一份由本曹尚书与令、仆射盖印署名，留在门下省；一份由侍中、黄门监盖印署名，掌管在尚书省，严密封缄，不得拆开查看。到考核政绩之日，然后当面共同裁定衡量。这样就能稍微保存真实记录，减少压制奸邪回护之人的弊端。至于内外官员的考核标准，不应只由庸常之人掌管，请求广泛议论，制定统一的规制。如果有特殊谋略和不同寻常的防备措施，关系到国家兴废，是远近共同谈论、众人没有异议的事情，自然可以临时斟酌，不必拘泥于固定常例。至于援引流例、攀比成案的诉求，以及贪求荣耀、请求升迁品级的请托，如果不以关键之处加以限制，任凭他们从旁打通关节，那么蔓延的野草就难以铲除，弊端流传便会逐渐积累，玷污我们的常法，扰乱这一重大典制。臣认为应当明确加以禁止，以成就最高的治理，开放返本归正的道路，堵塞浇薄弊病的门径。这样一来，贤良之士就会充满朝廷，国家事业也会更加光明。请下诏交付外廷，广泛议论，作为永久遵行的法式。唐太宗贞观三年，仆射房玄龄与侍中王珪掌管内外官员的考核，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他们考核不公平。守秘书监魏徴进谏说：“这两人一向以忠诚正直受到任用，所考核的人很多，其中难道能没有一两个不完全恰当的吗？考察他们的实情，终究不是徇私偏袒。况且权万纪近来在考堂任职时，曾经没有提出驳正意见；等到自己不能参加考核，才开始陈说议论，这并不是竭尽诚心为国。如今追究这件事，不足以补益朝廷，只会白白损害委任大臣的本意。臣所爱护的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并不是胆敢偏私这两位大臣。”皇上于是释放房玄龄、王珪，不再追问。太宗考核三品以上官员时，命令魏徴审察考核是否恰当，有所怀疑的，便在考状旁边批注。西征的各位将领都没有得到考核，魏徴于是进谏说：“臣听说采集赤璧玉的人，会舍弃玉上的小瑕疵；记载大功的人，不会计较细小过失。西征的将领虽然没有建立特别大的功劳，但君集、万均能够平定寇乱，没有辱没国家使命，跋山涉水，历经艰险，往返奔波两年；考察他们的勤劳，与留在家中的官员并无不同。如果使人们因此心怀怨恨，也就不能用来劝勉将来的人。臣愚昧地认为，西征将领中除君集、万均以外，五品以上有功勋而无罪过、无考核劣迹的人，其考核结果请再加斟酌。这样不只一件事情得到妥善处理，也足以劝勉后人。”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武后时期，最初设置右御史台，考察州县官吏的善恶以及风俗的得失。鳯阁舍人李峤上奏论防备之策说：“禁令法网还应当严密，法制条文应当简要。简要，法令就容易施行而不繁杂；严密，所罗织的范围就广而不苛细。臣见垂拱年间，各道巡察使制定的条目有四十四条，后来另加敕令又有三十条。巡察使在三月出发，到十一月才奏报事务。每一道所考察的官吏，多的有两千人，少的也以一千计。他们的要务在于品评核定官员的才干品行并加以褒贬。如今期限紧迫，奔走追逐尚且来不及，想要详细考察官员的能力，不也是很困难吗？这并不是他们怠忽职守，而是才能有限、力量不能胜任罢了。臣希望衡量他们的工作量，制定节制，使器用与所费力气相称，能够适应时务，然后才能精确核查得失。”他又说：“如今考察按察的条目，按照汉代六条加以推广，就没有什么不能包括的了，哪里在于设置那么多事项呢？况且朝廷有万般机务，并不是无事可做而制造机事，机要事务常常发生在四方。所以出使者的车马仪仗往来相望。如今既已设置巡察使，外州的事务都可以由他们专门处理，传递驿报也会减少。请每十州设置一名御史，以一年为期限任职，限定他亲自到达所属县，经过乡里，督察奸邪讹误，访察风俗，然后才可以考核他的成效。” 况且御史出入宫禁，能够自我激励、自我修养，比其他官吏要严格百倍；按察弹劾、纠举隐瞒欺诈，比其他官吏要严格十倍。陛下如果确实采纳臣的意见，精心选择贤能之人，把他们当作心腹，给予温和的言辞来约束他们，陈明赏罚来劝勉他们，那么没有人不竭尽力量、以死效命。这样还有什么政事不能治理？什么禁令不能施行？什么妖孽敢于兴起呢？”

译中宗时期，右御史台中丞卢怀慎上奏论述时政说：“臣听说，任用善人治理国家，百年可以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孔子说：‘假如有人任用我，一年便可以见效，三年就会取得成就。’所以《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过去子产辅佐郑国，更改法令，公布刑书，第一年百姓怨恨得想杀死他，第三年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而歌颂他。子产是贤者，他治理政事尚且要历经多年才成功，何况普通才干的人呢？近来州牧、上佐、两畿县令，有的任职一两年，有的任职三五个月，就立即升迁，竟然不依据考核优劣来决定，使那些尚未升迁的官员侧耳听候、踮脚盼望。冒进而没有廉耻，又哪里有空闲替陛下宣扬教化、体恤百姓呢？礼义不能兴起，户口日益流散，仓库更加匮乏，百姓一天比一天困敝，原因就在这里。百姓知道官吏任职不会长久，便不遵循他们的教导；官吏知道升迁不会遥远，便不竭尽力量。苟且安处爵位以培养资望，即使明主有勤劳天下的志向，但侥幸进身的道路一开，上下相互防范，哪里还能完全做到大公无私？这是国家的病患。贾谊所说的跖盭之事，只是小小的问题罢了。如果这个弊病不改革，即使有和、缓那样的名医，也不能替汉宣帝考察核实名声与实际，兴起治理、达到教化，使黄霸成为优秀的二千石官。” 给他增加品秩、赏赐金钱，就地表彰他的才能，始终不肯让他升迁，所以古代官吏任职可以长久，甚至传给子孙。臣请求都督、刺史、上佐、畿县县令任职不到四个考核周期不得升迁。如果治理特别优异，可以增加赏赐车马、皮裘、俸禄和品秩，派使者前往慰问，赐玺书加以勉励，等到公卿职位有空缺时再提拔，以此激励有才能的人。那些不称职或贪婪暴虐的官员，免职遣归乡里，以彰明赏罚的信用。过去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只有百个；夏、商的官职增加一倍，也能够治理好天下，这是精简官职。所以说：‘官职不必全部具备，只求任用有才能的人；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让上天的事业由人来代行。’这说的是选择人才。如今京城各司的员外官，数量是近古以来未有的几十倍；如果说官职不必全部具备，那就是官员有余；如果要让他们代行天工，却有许多人不办理事务，而每年供给俸禄的费用动辄数亿万，只是白白耗尽府库，难道是达到治理的本意吗？如今民力已经极度困敝，河、渭一带的广泛漕运尚且不能供给京师，公私都在耗损，边疆尚未安定；倘若炎热干旱造成灾异，租税收入减少，边境发生警报，赈济救助又没有储备，靠什么来应付？不要轻视人事，要把它看作艰难；不要安居自己的职位，要想到危险。这是慎重防备。原先员外官中的人，都是一时的良才，因才干而被提拔，却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只尊崇其名位，却不让他们承担实际事务。自古以来任用人才，难道是这样的吗？臣请求对于才干足以担任州牧、县宰和上佐的人，都通过升迁授职，使他们到四方施展力量，并以治理成绩责求他们。有年老多病或不能任职的人，应当一并省察，使贤者和不肖者明确地分属不同等级，这是当前的急务。那些贪图宠幸和贿赂、欺侮鳏寡之人的行为，是治理政事的蛀虫。臣私下见到内外官员有受贿送礼、狼藉不堪，残害百姓的，即使因罪被流放、贬黜，不久又升迁复职，仍然担任州牧县宰；把他们任用于江淮、岭南、边远荒僻之地，不过略作惩罚贬谪，他们内心反而自暴自弃，追逐财货、搜刮钱财，到最后也没有悔改之心。明主对万物应当公平分配而不偏施，把有罪的官吏派去治理远方，就是宽纵奸人而遗弃远方百姓。远州偏邑有什么辜负圣人教化的地方，偏偏要承受他们的恶政呢？边疆险要之地，夷人和汉人杂居，凭借险阻、依恃偏远，确实容易扰乱而难以安定。官员如果不是有才之人，百姓就会流亡，进而起而为盗。由此说来，普通才干的人尚且不可任用，何况狡猾的官吏呢？臣请求凡因贪赃罪被废黜的人，削除其仕籍数十年，不准重新列入仕途。

译《尚书》说：‘表彰善良，区别邪恶。’这就是其中的道理。这份奏议没有得到答复。宋太祖干德二年，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普上奏说：“臣近来承受圣上的恩遇，充任台司，职位责任重大而才干浅薄，反以荣耀为忧惧。臣听说宰相上则符合乾象，下则代行上天的事业，调和六气便使万物都能亨通，举用百官便使常理秩序得以整齐，辅佐君王无为而治，使时世达到太平。假如没有这样的才干，哪里用得上做宰相呢？臣自从承受宠命以来，如同踩在薄冰上，戒惧地思考援引古制施行于今日，希望稍微有助于陛下广泛观察、远听四方。臣私下认为，陛下承受上天的命运，人心有所归向；西征壶关，东平淮甸，奔驰于勇猛的军旅之间，冒霜露而护卫皇帝车驾。开创之初，王业实在艰难；平定之后，又思考整顿皇纲。历经六十年的骄横傲慢，荆湖都归于至善的教化；五千里疆土统一，车轨、文字制度相同，浇薄的风俗全都革除。由此可知，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只有上天保佑有德之人；只有极其公正，才能超越百代；只有不因成功而骄傲，才能成为长久的谋划。这样可以与唐尧、虞舜比肩，扫除晋、魏的弊政，太平的根基已经稳固，雍和熙盛的教化正日益兴隆。臣有幸遇到昌盛的时代，不久将再次受到重任；如果徒然享受俸禄而长期尸位，却没有建立功业、留下声名，便确实是没有宰相的才干，却错误地处在宰相的职位上。恩宠如此深厚，反省自身怎能心安？臣所愿的是夜间思考、白天实行，进献正确意见、替换错误意见，精心探求古道，上以副合天心。” 臣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任用贤人更重要的，任用贤人没有比让他们历经试用更重要，让他们历经试用没有比责求功绩更重要，责求功绩没有比考核比较更重要。何况三次考核的制度出自唐尧、虞舜，四善的科目又载在法令之中。在治理清明的时代，考核激励不应间断于公卿；近代却因循苟且，只涉及州县。于是使任官食禄的人，贤与愚没有分别的依据；有人冒领宠遇、挟带私心，升迁贬黜又有泛滥的弊病。那些官职徒有设置，官员的器用仿佛空虚。凡是在朝廷上作揖、在朝廷上趋走，不过是成群地进退罢了。因此各项职务都不举办，人人都偷安度日。如果不遵循旧有章法，恐怕各种政务会更加败坏。臣想请求：今后除了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及武臣等职位因战伐立功、以俸禄官位酬报功勋以外，凡是因公事务委任官吏振兴办理的，请先从宰相开始，其次百官，直到宾客、僚佐等，都逐年登记考核。所希望的是一切事务都以古人为师，治理能够择善而行；退黜不肖，进用贤才，再没有疑虑；劝勉奉公、修治职务，使各人都发挥才干。倘若逐年登记考核的请求得以施行，那么太平之期就可以期待。凡有应当交付考核的事务，请下令考功曹按照法令条文详细制定条款上奏。” 太宗淳化三年，秘书丞、直史馆陈靖上奏说：“臣今天在内殿朝见起居之后，按次序应当轮流对答。臣自量蒙昧无知，不懂得变通；正逢应当求取治理的时期，只想到进献意见。顾虑触犯圣颜的罪过，也不敢逃避诛罚，希望以千虑一得的愚见，稍微帮助陛下处理万机的智慧。臣认为皇帝陛下应上天之命统治天下已经十六七年，拓展土地、开辟疆域达数万里，尊敬老师、询问道术，希望各种功业都兴盛；审察官员、访求贤才，希望百官各得其序。陛下每天临轩处理政事，随事制宜，大事小事的权力都由陛下裁决，以至于半夜不能入睡，天未亮便起身穿衣，戒惧勤勉，何曾片刻放弃？臣确实没有才能，但以臣所观察，自尧舜以来，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像陛下这样焦心劳神的。然而焦思劳神，是陛下已经做到的；守职供事，却是群臣还没有专心做到的。纪纲颓坏、政教受损，确实是因为考课的法令尚有欠缺，升降官员资序没有定规。得到升迁的人未必贤能，失去职位的人也未必全是不肖。《舜典》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孔子说：‘假如有人任用我，三年就会有成效。’这是因为圣人根据国家情况设置官职，使官员任职长久，以便施行政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官员任职不长久，凭什么显示他的治理方法？政令不能施行，凭什么观察他的教化？显示治理方法，美善和丑恶就难以逃脱；观察教化，治理与混乱就可以审察。这样以后，考课的法令不得不精密，黜陟的办法不得不恰当。既精密又恰当，即使元凯这样的贤臣在下位，也可以把他提升到辅弼重臣之列；四凶这样的恶人处在高位，也应当把他流放到荒远之地，这正是各人的分际。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俗语说：舜拥有天下，举用皋陶，不仁之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举用伊尹，不仁之人就远离了。静下心来思考，也就是这个道理。臣见前代制度中有考核官人的办法：先由有关官司确定优劣，六品以下由尚书复核询问，五品以上由天子和公卿评定善恶。上上等升迁，下下等黜退，中中等按常规调任，才能与否各自得到相应的赏罚，制度大体完备。如今幕职、州县官员，虽然由流内铨考察资历，京朝官和监司的任职，虽由审官院比较其贤愚，但僚属过于繁多，天下过于广大，不可能远视远听，穷尽考察是非，往往只能按照格式、依照文书，姑且作出升降。常常有人借助声誉、窃取名望，突然越级升迁；考察实际、责求虚名，又不拘泥于考核的优劣。况且人心如水，法制如堤防；如果驾驭得当，便能达到澄清纯净的状态；如果限制不合要领，怀疑防范的形势就会产生。何况州县官是京朝官的根基，京朝官的任职又是卿相职位的起步。必须先端正根本，之后才不会扰乱末端。如今考功的职务虽然有其名义，年年拖延，却听不到有人振举办理，因此出现了从州县幕职突然升为京秩赞善、三丞的人；才达到京官秩品、赞善、三丞的资格，便希望成为正言、司谏、郎中、御史；到了正言、司谏、郎中、御史的职位，又图谋给事中、舍人、丞郎；既得到给事中、舍人、丞郎，便希望成为公卿宰辅。众人争相奔走竞争，厚加援引，广泛交接，借助声势互相毁誉，窥伺间隙互相攻击；贪图名声、冒险求进，把礼让抛弃得如同遗忘；揣度自己沿着边界前进，哪里知道盈满之后应当戒惧？这样一来，下位者只顾用心谋求升到上位，上位者只顾固守自身而无暇他顾，即使有皋、夔、稷、契的才能，有龚遂、黄霸、鲁恭、宓子的治理方法，又哪里有空闲忧虑百姓、忧虑国家，建立功业、彰显事业呢？臣查考传记，品评士人的科目有九种：第一是德行，用以树立道德根本；第二是理才，用以详察事务机宜；第三是政才，用以治理国家大体；第四是学才，用以综合典章文献；第五是武才，用以统御军旅；第六是农才，用以教导耕种稼穑；

译第七是工才，用以制造器物；第八是商才，用以兴办财利来源；第九是杂才，用以长于讽谏。这九类人才分别任用于百官之中，合起来评论，国家的政务就完备；分开考核，各种大小职务就都能得到发挥。李唐考核官员，又有德、义、清、谨、公、平、廉、恪等科目，从近侍官直到镇守防御官，都根据职事列为优等，各有等级，原本属于考功掌管。以臣所见，自古黜陟制度，远的达到九年，近的也有六年、四年，照搬到今天不能仓促施行。臣想请求天下各类官员仍依旧三年调换一次，同时一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后再决定升降，有功绩的赏赐，没有功劳的处罚，善绩特别突出的赏赐特殊功劳；多次任职而没有成绩的，安置到散职之地；不能建立功绩而只有美名的，不予升迁；虽未废黜职务而有恶名的，也不记录其过失。升降要以实际情况为依据，不要相信虚名；幽明要根据正直情况考察，不要凭借欺诈。京城各司以及防省以上的官员，请每年选任一名公正耿直的御史，采察官员能否以及实际虚实；有具体职事的官员以功劳勤绩作为成效，散官以才能品行为考核标准，务必周详，不许宽疏简略。外地长吏、使臣及僚属以下官员，请交给各路转运使、副使，也按照御史的办法办理；到年终时，将每个人功过的事实状况详细列出，开封呈报，请下达考功曹，由考功曹依照考核标准和条文比照确定优劣，一如旧制，先确定考核评语，再按等级加以褒奖惩罚，根据贤明与昏暗来黜陟，务必做到允当，不牵涉党偏，然后申报中书，并关报流内铨、审官院再次审核。详细斟酌后，如果公平，就分别列出等级，上奏请皇帝裁决，等候圣旨，然后从中授予官职。若有奇特的才干、非凡的谋略，胸中蕴藏经国济世之才，学问宏硕、文章优美，勤于笔砚，能够整顿纲纪、辅翼朝廷、师法辅佐帝王、扶持社稷的人，不受这一限制。内外官员中，如果有人有过失罪恶的迹象，也不要列入通常的品评文书，应另行查明其善恶情况，务必访察确实；如果访察有遗漏，就治访察官的罪；如果考课不明，就治考课官员的罪。按照情节轻重，必须依法执行，使各人都勉励恭谨勤勉，不敢松懈怠慢。这样，官职就有固定的次序，事务就有常法常理；奸邪之人不能任意施展邪恶，忠良之人不可被夺去正道；名位器物各有界限，贤愚各有道路。若让狗续貂尾、以石混入玉中，想要使职事不被治理、政教不能施行、百姓不得安康、风俗不能富厚、争讼不止、谦让之风不兴，是绝不可能的。臣确实认为，要使百姓安康、风俗富厚、诉讼止息、谦让兴起，关键不在牧守县宰的任用之外；而使牧守县宰得到合适的人，郡县政务就会施行，僚吏办事就会严肃，编户百姓就不会陷于危殆，外来的奸邪也不会发生。至于能够使郡县政务施行、僚吏办事严肃的人，没有超过转运使、副使的。因此说来，国家任官择吏，最应谨慎重视的就在这里。况且如今天下知州、知军仅仅约有四百人，县令、知县则不少于数千人；如果要一个个由朝廷选择，人人都希望他们称职，臣深恐范围太宽而不能精细专一。臣愚昧地认为，选择县令、知县，不如先选择知州、知军；选择知州、知军，不如先选择转运使、副使。转运使、副使的任命掌握在朝廷，又不过三十多人。何况如今文治昌明，士人众多，倘若能够推行公正选拔，何愁得不到人才？朝廷选任既然最为公正，转运使、副使怎么敢不公正？转运使、副使既然公正，知州、知军谁敢不公正？知州、知军既然公正，属官僚佐自然都公正，何况县令、知县敢有不公正的吗？这样一来，百姓就有归依，苍生就受到恩赐，远近风俗无论大小都能相同。古人所说的形直影子就端正、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效法什么，其道理简要而成效迅速，功效加倍而教化神妙，说的就是这个大概。只是臣忝居通籍，却不能补益圣朝，现在正当向上进言的时候，臣不敢逃避罪责。关于增加或削减考课制度的办法，臣已经详细斟酌今古的适宜之处，但还有一些条目难以全部陈述。如果陛下赐予明察，朝廷允许这些办法切实施行，臣愿意竭尽狂愚之见，请求与有关官司共同评议。淳化年间，知吉州梁鼎上奏说：“《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这正是尧、舜能够得到贤人来治理天下的原因。夏、商、周三代以后，典章制度还保存着；两汉以来，制度沿革也可以看见。到了唐代，这一道理尤其精密。有考功司，明确考课的法令。从主簿、县尉直到宰臣，都每年计算功过，比较确定优劣，所以人人都想着激励奋发，政绩成效显著。五代兵乱相继，礼法衰败，只有考课的文书还存在，也不过拘束州县一类官员。黜陟既然不同，便名存实亡。况且如今的知州就是古代的刺史，治理成绩显著的人，朝廷不知道；毫无方略、声名不彰的人，却照旧任用。大大失去了劝善惩恶的道理，逐渐形成苟且因循的风气。因此水旱灾害接连到来，狱讼堆积泛滥。想要天下太平，怎么能够实现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继承二圣的宏大基业，作为亿万百姓的司牧；想到百官尚未治理好，思虑四海尚未安康，特地下诏命令有关官司申明考绩法令，希望使各级官员都得到合适的人选，百姓受到恩赐。” 仁宗庆历三年，知谏院欧阳修上奏说：“臣见天下官吏人数极多，朝廷没有办法遍知他们的贤愚善恶。审官院、三班、二部等处，也只是记载差遣任命的年月，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才能如何。各路转运使等官，除了有贪赃官吏自行败露时临时举发外，也没有另外考察官吏的方法，以致年老多病的人、懦弱无能的人、贪婪残暴、伤害百姓的人，都分布在州县之中，却没有黜陟，因循积累弊病，官员泛滥，导致天下州县不能治理的十之八九。如今战争还没有停止，赋税徭役正繁重，百姓哀号，创伤还没有恢复；要救济他们的疾苦，首先应当选择官吏。臣现在请求特意建立按察制度，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之间，选择强干精明的人担任各路按察使。请命令进奏官各自抄录一州官吏的姓名，制成空白行簿交给按察使，使按察使到州县后遍见官吏；其中公正、精明、勤勉能干而事实显著的人，以及年老多病、没有才干、明显有不能治理政务迹象的人，都用朱笔记载。还有才能中等、没有奇异功效但也不至于荒废败事的人，用墨笔记载。又有虽属常才，却能专长于一件事务的人，也用朱笔另行标记。按察使回还后详细上奏，朝廷就可以坐在朝廷中看清官吏的贤愚善恶，不遗漏一个人。以后再另行议定黜陟的办法。这样足以澄清天下，半年之间就可以希望达到治理。只需朝廷精心选择二十多人充任按察使，并没有其他难以施行的事情。”

译侍读学士宋祁上奏说：“臣见近来知州、转运使从未在任满三年，民间利害以及簿书文移还没有熟悉次序，便已经调换；迎接新官、送走旧官，上下都疲劳不堪。臣不知道朝廷设置官职是想用来治理国家，还是不想治理？如果不想治理，臣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想治理，怎么能采用这种弊法而守着不改？如今审官院的差遣不能施行，便奏请京朝官自愿两年一换。差遣能够实行，只是一司的暂时利益；迁换没有定规，却是天下的大害。所以败坏国家的大计，使奸吏得以作恶，使百姓无处申诉，没有比长吏频繁更换更严重的了。臣愚昧地认为，正当用兵之时，财赋调度多取自百姓；知州、转运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不能办成事务。伏望普遍命令枢密院等近臣举荐知州五人、转运使三人，选择有才干的人【以上或有已经在任的人，也可能诈称任职、凑数被举荐】，以三年为一任【不得只按三十个月计算】。每年由转运使索取知州的功过，并自行具列功过申报尚书省考功曹；考功曹逐次上奏，请另派近臣担任考课使，精细加以考核比较。如果三次考核都优良，升一官；知州升任大州，转运使升任上路；三次考核都劣等，降一官；知州降任小州，转运使降任下路；两次优良、一次劣等，升一官；两次劣等、一次优良，夺去半年俸禄，大致以此为标准【以上赏罚连同举荐者一并论罪，减一等；举荐者如果举荐多人，可以用其中的赏罚相抵】。至于提点刑狱使、通判，也应当比照此例逐年考核；只令中书门下和审官院挑选人员充任，听候裁决。”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考课 宋仁宗时期，张方平上奏论述考功制度说：“臣听说，三次考核后黜陟，见于虞舜的典章；三年比较考核，载于《周官》。汉代有京房创立考功制度，魏代有刘劭建立都官考核制度。杜预所定泰始年间的格式，是交给达官考核所属官员；崔鸿在延昌年间的议论，大概是忧虑选曹不能甄别选择。虽然这些议论略有涉及后世事务，却都没有在当时施行。南北朝以后日益衰败，再没有人议论这件事。考察历代任用官员的得失，斟酌一时风俗的厚薄，从治理政事的迹象来看，大体都可以知道。汉代的察举制度，辨析议论已经很详细；从刺史、太守中选取九卿，从四府、三署中选取刺史、太守，再从丞、令中考核成绩优异的人，并以六条督察郡国的治理。朝廷不时派遣诏使传行四方，以察访官吏、考核风俗；公府听取采纳长吏的好坏评价，根据民间歌谣举发按察，官员往往因此被贬黜免职，不拘泥于考功制度，而善恶已经彰明。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度和中正官的职掌，正得到整顿施行，还没有衰败。中正评定士人的才能品行，吏部依据这些评定授予官职，所以虽然没有施行都官考课制度，舆论评价也已经确定。永嘉之乱以后，天下分裂，时政衰败困蹙，只求苟延时日、偷取安逸，当然没有余力制定宏远谋略来经历长久岁月、建立政事。” 到了隋代，办事不以古制为师，废除州郡自行辟署官员的制度，以收取、集中下级任官的权力；末品官员的资历，全部由铨衡部门除授拟定，于是官制紊乱，人才混杂。唐代由兵部、吏部掌管文武选举，事务分别归为三铨；考功则掌管校定内外官员的考绩，大体分为九等。虽然制度保存、法令存在，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举用它；凡是二部所统领的六品以下官员，只在冬季集会时赴期，听候唱名、注授、补任而已。按任年停留的制度，是崔亮在神龟年间制定的；按资历补授的格式，是光庭在开元年间建立的。积累年限作为劳绩，历经品级作为限制，不论贤能还是不肖，混同为一律。从此天官之任不过执行令史的职务，考课制度徒然成为空文。如今朝廷任官的方式，以尊贵者任用卑微者，以多数人任用少数人；贤者依类别举荐，有罪者使举荐者连坐。这个原则极为公正，法令极为公平，去除了偏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