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

译哲宗时，御史中丞苏辙请求命两制共同议定册立皇后的礼仪，所上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五日诏书的节文说，皇帝中宫之位尚且空缺，命太常礼官参考古今典故，制定成文定式。臣谨按《通礼》，册立皇后是嘉礼中最为重大的礼仪。自天圣以来，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在朝臣僚和太常官吏中，再没有亲自经历过此事的人了。这一礼仪极其重大，应当更加慎重。臣看到近年议定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的宝册、冠服、仪卫等事，都命翰林学士、两省给事中和舍人以及礼官共同议定。如今皇帝举行婚礼，是为了承奉宗庙、奉事两宫、成为四海百姓的父母，事情十分重大。恭请仍命翰林学士以下官员共同详细议定。谨慎地开始，才是敬慎地完成；端正家政，才能整齐天下，不可忽视。” 以上专门论述婚礼。东汉安帝元初三年，邓太后下诏：长吏以下的官员，如果不亲自为父母服丧，就不得主管一城事务和选举人才。当时有人上书说，州牧、郡守也应实行这一制度。诏令交给公卿议论，众人认为不便，只有刘恺独自议论说：诏书之所以制定服丧的科条，是为了崇尚教化、劝励风俗，以弘扬孝道。如今刺史是一州的表率，二千石官员是千里之内的导师，职责在于辨明、彰显百姓的善恶，宣扬美好风俗，尤其应当尊重礼典，以自身作表率。议论此事的人不追究根源，到了牧守便说不宜实行，这就像使水源污浊却希望水流清澈，使形体弯曲却希望影子笔直，是不可能的。邓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当时又有诏令规定：大臣可以服三年丧服，服丧期满后恢复职务。尚书陈忠因此上书说：孝宣皇帝旧令，凡从军屯守以及供职于县官的人，祖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都免除徭役，允许他们办理安葬和送丧。请依照这一制度执行，皇帝同意了。到建光年间，尚书令祋讽、尚书孟布等上奏认为：孝文皇帝制定简约丧礼的制度，光武皇帝废除了告宁的旧典【告宁是休假、归家探视的名称，吉事叫告，凶事叫宁。古代称官吏休假为告。二千石官员有予告、赐告：予告是官员因有功按制度应得的假期；赐告是官员患病三个月应当免职时，天子特别赐给假期，使其带着印绶和属官回家养病】，这些制度流传万世，实在不可更改，应当恢复建武年间的旧例。”},{ 忠上疏说：臣听说，《孝经》以爱敬父母为开端，以哀痛忧戚为终极；上自天子，下至平民，无论尊卑贵贱，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父母对于子女，同出一气而恩情各有不同；父母子女本为一体而后来分离，子女要满三年才能免于怀抱之恩。先圣顺应人的感情而制定礼节，规定服丧二十五个月。因此，《春秋》说臣下有重大的丧制，国君三年不进入臣下的家门。闵子骞虽然身穿丧服而出来任事，以奔赴国事的危难，但退下后便辞去职位，以尽私人亲情，所以说，国君这样役使他是不对的，而臣下这样做才合乎礼。周王室衰微以后，礼制失去秩序，《蓼莪》诗的作者作诗自我伤痛说：“瓶子已经空了，这是酒罍的羞耻。”意思是，子女不能最终尽到为子之道，也是居上位者的耻辱。汉高祖受天命建立汉朝，萧何创定制度，规定大臣有告假归宁的条文，符合表达忧痛的意义。建武初年，刚刚承受大乱，凡是各项国政，大多趋向简易。大臣既不能告假归宁，各部门官吏又只顾谋求俸禄、顾念私事，很少有人遵守三年丧制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礼义的根本，实际上因此大为衰损。大汉兴起，虽然承接衰败之后，但先王的制度逐渐得以施行，所以籍田亲耕始于孝文帝，孝防之贡始于孝武帝，郊祀的礼制定于元帝、成帝，三雍之礼的次序完备于显宗；大臣服满丧期，则成就于陛下的圣明功业，这些美好功业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孟子说过：“敬爱自家的老人，并推广到敬爱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幼者，并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幼者，这样治理天下，就像把天下放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臣愿陛下登高向北眺望，以对甘陵的思念来推知臣民的心情，那么天下之内的人就都能得到适宜的安置。冲帝驾崩时，梁太后认为扬州、徐州的盗贼正盛，想等所征召的诸王侯到来后再发布丧讯。太尉李固说：“皇帝虽然年少，仍然是天下人的父亲。如今驾崩，人神都受到感动，哪里有人子反而共同掩藏隐瞒的呢？”秦始皇在沙丘谋划后事，以及近来北乡侯之事，都是天下最忌讳的事情，是最不可做的。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当天晚上就发布了丧讯。魏武帝丧子仓舒时，悲伤痛惜得非常厉害。属官邴原有个女儿早年去世，魏武帝想求取她与仓舒合葬。邴原推辞说：“把未成年而死的女子嫁给未成年而死的男子，不合礼制。”邴原之所以能在明公您这里自处，明公您之所以礼待我，是因为我能够遵守训典而不改变。若听从明公的命令，那我就是一个凡庸之人了，明公怎么会认为这样做对呢？”魏武帝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明帝太和年间，皇女淑去世，追封谥号为平原懿公主。司空陈群上疏说：“人的寿命长短有命，生死各有定分，所以圣人制定礼制，有时加以抑制，有时予以充分表达，以求得适中。防墓有墓地不加修治的节俭，嬴博有死者魂魄不得归葬故里的遗憾。这是因为大人物的举动应当合于天地，并流传无穷；而且大德之人的行为不越过法度界限，举动可以成为天下师表。八岁以下夭折者，礼制尚且没有完备的规定，何况皇女还不到一周岁，却用成年人的礼仪为她送葬，加以成人的丧服，满朝穿白衣，早晚哭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如今又要亲自前往察看陵墓，亲临祖载之礼。愿陛下抑制这种割舍感情而实际上无益有损的举动，只听任群臣送葬，请求车驾不要出行，这是天下万国最大的愿望。”听说车驾想要前往摩陂，实际上到了许昌，二宫上下全都一同向东而去，满朝文武无不惊疑奇怪。有人说是想借此躲避丧服，有人说是想在便利的地方迁移宫殿，也有人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臣认为吉凶各有命定，祸福由人造成，迁移居处以求安宁，也没有益处。如果一定要迁移避居，修缮金墉城、西宫和孟津别宫，都可以暂时分别居住，不必让整个宫廷暴露在野外，废弃损害农事兴盛的时节和养蚕务农的要务。况且贼寇地区听说此事，会认为朝廷遭逢大丧；加上由此产生的烦劳费用，更是无法计算。况且贤士君子处在盛衰之际，都应当安危不改、持守正道，相信命运，而不是迁移自己的家室来使乡里安宁；他们应当顺从这种风化，不存恐惧之心。何况帝王是万国的主人，安静不动则天下安定，轻举妄动则天下骚扰；出行或停止、行动或安静，哪里可以轻率呢！

译吴大帝嘉禾六年春正月下诏说：三年丧制，是天下通行的制度，也是人情中最深的痛苦。贤能的人克制悲哀而遵从礼制，不贤的人也勉强做到这一点。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上下都没有事情，君子不剥夺人的真实感情，所以孝子之家即使三年丧期未满，也不必奔赴职任。至于有事情发生，就要减省礼制而顺应实际需要，身穿丧服而处理事务；所以圣人制定法令，有礼制却没有相应时势，就不能实行。遭遇丧事而不奔丧，不合古礼；这大概是随时势而采取适宜办法，用义来裁断亲恩。以前特意设置了相关条文，长吏在任，应当等候接替者到来，却故意违犯；即使随着纠察而获罪，仍然已经造成职务荒废。如今事务正繁重，国家多难，凡是在官府任职的人，都应当各自尽职，先公后私；却不恭敬地奉行此意，实在是非常不应该。朝廷内外群臣，你们再共同平议此事，务必使规定合乎中道，详细制定节度。顾谭议论认为：为奔丧设置科条，处罚轻了不足以禁止孝子的感情，处罚重了又本来不是应当处死的罪。即使不断加设严刑，违犯禁令的人也不会因此大为减少。偶然有人违犯，给他加重刑罚，感情上又不忍；减轻刑罚，法令便废弛而不能实行。我认为，长吏在远方，如果不告知他，按情势本来就不可能知道。等到选任接替者的期间，若有传令告知的人，便加以死刑，那么长吏就没有荒废职守的罪责，孝子也不会受到犯重罪的刑罚。将军胡综议论认为：丧期的礼制，虽然有经典制度规定，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时势条件，就不能实行。如今正值军事行动，军国事务与平时不同，而长吏遭遇丧事，明知有科条禁令，却公然敢于触犯。如果只想到听闻丧事而不奔丧的耻辱，不顾作为臣下犯禁的罪责，这是由于科条对丧事规定得太轻所造成的。忠节要在国家中建立，孝道要在家庭中树立；既然出身任臣，怎么能够两者兼顾？所以，做忠臣就不能做孝子，应当制定明确的科条文书，明示处以死刑。如果故意违犯，有罪而不赦免；用杀戮来制止杀戮，只杀一个人，今后必定绝迹。丞相雍上奏，同意处以死刑。晋文帝驾崩，国内服丧三日。武帝遵循汉、魏的典章，安葬后便除去丧服。然而仍然穿深衣、戴素冠，降低坐席，撤去膳食。太宰司马孚等上奏说：“臣听说礼典的制度，礼数的丰厚或减省要随时势而定。虞、夏、商、周四代都不相互沿袭，大概是有原因的。大晋承继汉、魏，有所改革，也有所因循，只求足以兴教化、致治理罢了，所以不能都恢复到合乎本真感情、与上古相同的规制。陛下既已俯身遵循汉、魏减省丧期的制度，以适应时务，却亲自实行大孝，感情超过了应有的哀痛。素冠深衣、降低坐席、撤去膳食，即使武丁在殷代实行过，曾参、闵损在平民身份时践行过，也不足以比拟。如今荆蛮尚未平定，众多政务尚未安定，国家万机事务繁重，行动都要劳烦圣心，哪里有闲暇完全履行圣上的丧制，来顺从极度的悲情？何况岁时不断变换，服丧期限很快过去，陵墓日益遥远，攀援思慕也将永远断绝。臣等认为，陛下应当转变思虑、割舍感情，以安定时局、完成治理。谨令御府更换服装，内省恢复原来的坐席，大官恢复供膳，各项施行都依照旧制。”诏书说：“我每每感念幽冥中的先帝，却不能最终在草土之间穿着苴麻丧服，以保存这份悲痛。何况如今要吃稻米、穿锦衣，实在会使我的内心凄惶激切，这不是能够用来排解悲痛的办法。我本来出身于读书人的家庭，世代传承礼制已经很久，怎么忍心一旦之间就让我改变对先父的这种感情？你们让我改变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不妨试着看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要再为此纷纷议论了。”说到悲痛被剥夺之事，皇帝叹息道：“怎么办，怎么办！”司马孚等再次上奏说：“臣等恭敬地读了明诏，感动而心怀悲痛，于是想到孔子之所以抑制宰我的请求，以及圣人的思虑之所以不能不加以劝止，实在深切而厚重。然而如今水灾、旱灾和战争还没有平息，军事行动尚未停止，万机事务极其重要，天下百姓极其众多。陛下以万乘之尊，却实行平民的礼制，穿粗衣、睡草席，饮水、吃丧期的粗食，内心充满深重忧虑，外表因哀毁而憔悴，却还要亲自处理万机，坐等天明，降低身份接待臣下，直到日偏西也无暇进食；如此劳损身体，实在太过严重。因此臣等战栗不安，实在担心精神气力因此受损，反而贻误国家大事。谨令有关官署恢复通常的坐席和膳食，一概遵循旧典。只愿陛下明察并采纳臣等愚拙的诚意，以安慰皇太后的心。”又下诏说：“再次阅览你们的奏议，更加感到悲痛被剥夺，不能自我控制，怎么办，怎么办！三年丧制，自古以来就是通行的礼制，确实是圣人称合人心而确立、以明察宽恕之意推行的制度。神灵离我们一天天遥远，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申诉；即使这样做在礼数上显得简薄，吃丧期的食物、穿华美的衣服，朕也更加不能忍受。不应当反复再来伤害我的内心，你们的话使我更加断绝悲痛，怎么办，怎么办！” 皇帝于是按照这种礼制服丧满三年，后来为太后服丧时也同样如此。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诏书说：“本月上旬，是先帝辞世满一周年的日子。我孤苦无依，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抒发人子的感情呢？思念悲痛烦闷难忍，想前往陵墓瞻仰侍奉，以尽哀痛愤懑。”主管官员上奏请求准备出行。太宰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上奏说：“陛下孝心深厚，哀思没有尽头，虽然已经除去丧服，但因哀毁过度，吃粗食、穿粗衣，已经损伤精神和身体。如今虽是秋季，暑气尚未完全消退，拜谒山陵，悲痛感伤会使身体摧伤，群臣私下都惊惧不安。我们共同议定，认为应当从长远考虑，抑制、减轻圣上的哀情，以安慰天下。”诏书说：“孤苦无依，转眼日月已满一年，痛苦思念、摧心悲感，永远无法追及先帝。想奉往瞻仰山陵，以抒发哀痛愤懑，只是我的身体气力还好。如今天气也已经凉了，应当立即出行，不能依从你们的奏议。”主管官员便准备出行。又下诏说：“过去哀痛刚刚开始三十天，便被迫为先帝入殓，因而离开丧服，感伤痛苦怎能说得尽？汉文帝不让天下人都尽情哀痛，也是先帝极其谦约的遗志，所以我自我克制，不是为了满足诸位君子所说的服丧三年之情，而是身体已经空乏。如今将要拜见山陵，怎么能忍心不穿丧服？应穿丧服出行。”

译司马孚等再次上奏：“臣听说上古服丧期限没有定数，后世才逐渐有了年月的规定。汉文帝顺应时宜，制定短丧制度，流传给后世。陛下考虑社稷宗庙的重大、天下亿兆百姓的缘故，已经采用权宜制度，脱下丧服，群臣百官也穿吉服。如今拜谒陵墓而哀痛思念，若再穿丧服，近臣便应按期服丧，又要重新接受制度约束，进退都不合适，臣等不敢奉行诏令。”诏书说：“我也知道并不只在于这身麻布丧服，但作为人子的感情，想使表达哀痛的服饰始终穿在身上，这大概是人情所近的做法。群臣自应按照旧制度中期服的意义办理，并不是先帝的本意。”司马孚等又上奏说：“臣听说圣人制定制度，必定顺应时宜，所以五帝的音乐各不相同，三王的礼制也各有差异，这就是古今不同、质朴与文饰交替运用的原因。陛下顺应时宜，已经克制自己，俯就权宜制度，既然脱去丧服而实行内心服丧之礼，如今再穿丧服便没有依据。若君主穿丧服而臣下不穿，即使这是先帝深厚恩德所致，臣等也不敢安心。臣等参酌议定，认为应当依照先前的奏议，斗胆坚持请求。”诏书说：“我担心的是感情不能达到极致，衣服又有什么关系？诸位如此恳切相劝，我怎么会故意违背呢？”泰始四年，皇太后去世，有关官员上奏前代旧例：“倚庐中设置白色缣帛帐，素席铺在白床上，用布巾包裹土块和草，轺辇、板舆、油犊车都用缣帛包裹。” 诏书不予采纳，只命令用布包裹车子；其余居丧制度，一概依照礼文。有关官员又上奏：“大行皇太后应在四月二十五日安葬。按照旧例，举行虞祭时穿丧服；虞祭之后除去丧服。内外官员都到朝晡哭临的位置。皇帝除去丧服后，各自回到所居之处。”关于除去丧服，皇帝下诏说：“三年服丧，是天下共同遵行的大礼。接受终身的慈爱，却没有用若干年报答的制度，怎么能刚一安葬就立即恢复吉服？这是感情上不能忍受的。”有关官员又上奏说：“世道有险易，治道有盛衰，所处时代不同，确实有其原因，并不是忽视礼制。如今战争尚未平息，国家事务极其繁重，还必须听取政务、裁决事务，以兴盛各种功业。过去周康王刚登上明堂，仍然戴冕临朝。到了汉魏，安葬后便除去丧服，居丧守谅闇的礼制，早已从远代废止了。唯愿陛下割舍高宗的制度，顺从时宜，臣等斗胆坚持请求。”诏书说：“阅览你们的奏事，越发增添了悲痛。三年服丧，是为了尽情、致礼；安葬后立即除服，是我所不能忍受的。应当让我抒发哀怀，不要再说了。奈何，奈何！”有关官员又坚持请求。诏书说：“你们不必以不能笃行孝道为忧，也不要担心我的身体因哀毁而受伤。” 皇帝说：“我确实知道衣服只是末节，但如今我想念先人在草土之中，若总是被吉服夺去这种表达，反而会加重对内心至痛的伤害，并不是体念哀情。各代礼典，质朴与文饰都不相同。为什么要用近世制度限制我的身体，使服丧的大礼显得残缺呢？”群臣又坚持请求。皇帝流泪很久，才答应了。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将要迁葬到峻阳陵时，依照旧制，安葬后皇帝和群臣除去丧服，恢复吉服。在此以前，尚书祠部上奏采纳博士张靖的意见，皇太子也依制度一并除服。博士陈逵议论认为：如今制度所依据的，大概是汉代皇帝的权宜制度，是因有事务而兴起的，并非礼制的正道；皇太子没有国事负担，自然应当服丧到底。于是下诏命官员详细议论。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服丧三年，开始时同样穿齐衰、斩衰；安葬后除去丧服，穿素服、居谅闇以寄托内心的服丧，直到服丧制度结束，不与士人百姓采用相同礼仪。汉朝承继秦制，天下归于天子，修定服丧三年的制度。汉文帝看到这种制度不能长期施行，却又不知道古制，于是凭自己的意愿制定制度，在祥祭、禫祭后除丧服，立即恢复吉服。魏朝只把安葬作为服丧的界限，继位的君主都不再居谅闇、服丧终制，学者非议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然而他们最终也没有推究经传、考察实际行事，只是一味认为君王服丧三年，就应穿丧服二十五个月。继位君主若这样做，天子和群臣都不能除丧服；即使本意在于笃行服丧，也会因不合通例而无法施行。直到现在，世代君主都遵从汉文帝的轻丧制度，正是因为主持制度的人没有掌握正确制度。如今皇太子与尊贵的君主同为一体，应当恢复古代典制，卒哭后除去丧服，居谅闇以终服丧之制。这样按义理既不应不除服，又不取法汉文帝的轻丧，才是笃行丧礼。” 于是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询问杜预所依据的证据。杜预说：《传》中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这是说天子没有期丧，只有三年之丧，并不是说君王要像士人百姓一样穿丧服三年。因此后世有儿子服丧，而叔向称有三年之丧，这是两回事。周公没有说高宗穿丧服三年，而说居谅闇三年，这是说明除去丧服而内心服丧的文辞。叔向并不讥刺景王除丧服，而是讥刺他过早宴饮作乐，已经明确说明安葬后应除服，却不能遵守居谅闇的节度。《春秋》记载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伯，当时简公尚未安葬，子产请求免去丧服以听命，君子认为这合乎礼。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赙，《传》说“吊唁活人不能赶上哀悼死者”，这些都是安葬后除服、居谅闇的证据。先儒的旧说中往往也能见到这些道理，只是学者没有仔细思考罢了。诸侯为天子服丧，也穿斩衰，难道可以一直服丧三年吗？上考七代，也不知道有哪一代君王和臣下上下都穿丧服三年；向下推及将来，恐怕百世君主，理都一样。并不是绝对不能这样做，而是形势不允许，所以知道圣人不会虚设不能实行的制度。孔子说‘礼制有所损益，即使百世以后也可以知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卢钦、魏舒同意杜预的意见，便命杜预起草议奏。礼官会同博士议论说：张靖等认为，孝文帝采用权宜制度，制定三十六日的丧服，以日代月；由于治道有盛衰，礼制不能完全施行，皇太子也应割舍哀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等认为，三年之丧，是人子尽自己孝心的方式，所以圣人制定礼制，由上而下通行。如今制度规定，将吏等遭父母丧，均可请假服丧二十五个月，这是敦厚崇尚孝道、教化天下的办法。皇太子的至孝发自内心，却在外表上除去丧服，不符合礼制所说的顺应真实感情，应该不除服。臣卢钦、臣魏舒、臣杜预谨按：张靖、陈逵等的议论，各自只见所学的一端，没有统括君王居丧、贯通古今的通礼。自上至下、尊卑贵贱，各有适宜的制度。因此礼制有以多为尊贵的，有以少为尊贵的，有以高为尊贵的，有以下为尊贵的，关键在于合宜。否则本末失序，制度就不能长久实行。《易》说：‘上古之世，服丧期限没有定数。’《虞书》称：‘三年之中，四海停止音乐，八音不作。’此后便没有更多记载。”

译直到周公旦才说殷高宗居谅闇三年，不发言；《传》解释说：‘谅，就是诚信；闇，就是沉默。’下至五百多年后，子张对此产生疑问，便询问孔子。孔子回答说：‘何必只有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君主去世，百官总摄自己的职事，听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为后世子服丧，安葬后除服，却奏乐宴饮，晋国叔向讥刺他说：‘三年之丧，即使身份尊贵，也应完全遵守服丧礼。君王虽然没有完全遵守，过早宴饮作乐，也是不合礼的。’这些都是古文中关于天子服丧的记载。说高宗谅闇三年，而不说穿丧服三年，这是说明除去丧服而内心服丧。讥刺景王，不讥刺他安葬后除服，却讥刺他过早宴饮作乐，说明安葬后应当除服，但违背了居谅闇的节度。尧去世，舜居谅闇三年，所以称‘四海停止音乐，八音不作’。由此说来，天子居丧时，齐衰、斩衰的制度，以及粗劣的丧杖、麻带，都应当完成相应服制；安葬后除服，以居谅闇终了丧制。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治道，所以百官总摄职事，听命于冢宰。丧服已经除去，所以称赞‘不言’的美德，表明不再睡草席、枕土块而荒废政务。《礼记》说三年之丧从天子通达于庶人，又说：‘父母之丧，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 《礼记》又说：‘端衰、丧车，都没有等级差别。’这总的意思是，天子居丧时，衣服制度与普通人相同；内心服丧的礼，终结于三年，也没有穿丧服三年的文辞。然而继承帝位的君主，往往仍然贪图安逸，自从废止居谅闇的制度后，直到现在才使殷高宗在前代独享这个名声，使子张在当时产生疑问。这正是贤人、圣人讥刺的地方，并不是讥刺天子没有穿丧服终了丧期。秦朝焚烧书籍，任意行事，抬高上层、压制下层。汉高祖草创制度，因袭而没有改革，以至于天下人都穿重丧服到底，早晚哭临，经历寒暑，禁止嫁娶、饮酒、吃肉，这种制度并不符合人的真实感情。因此汉文帝遗诏规定，入殓完毕便安葬，安葬完毕便以红色禫服除丧，虽然不合高宗居谅闇的意义，却接近古典，所以流传给后代。当时预先修建陵墓和宗庙，因此入殓、安葬可以在十二日之内完成，便据此制定制度。近至汉明帝，生前没有修建陵寝，五十天才安葬，三十六日的制度又安在哪里呢？这正是当时经学家把服丧制度看得过于疏略、不师法前代圣人的弊病。魏朝改朝换代，以安葬作为界限，符合古典；但没有在内心居谅闇，同样受到后代对前代的讥刺。自泰始年间开始，陛下恢复、尊崇居谅闇的礼制，慎重地完成丧礼、笃行居丧，确实达到了古制，超过了殷高宗，天下都歌颂陛下的德行，实在不是张靖等所能追溯、理解其根本的。” 天子、诸侯的礼制，本来应当完整保存。诸侯厌恶这种制度妨害自己，便删削了有关典籍，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士丧》一篇，其中还杂有戴胜的记载，也很难据此取得正确结论。天子的地位最尊贵，处理的政务最重大，臣民人数最多，不能与普通人完全相同。因此大行皇帝安葬、附祭于宗庙后，便应因丧制而除服。如果天子不除服，群臣也没有人敢除服，所以君主委屈自己，按时宜除服，同时以居谅闇完成丧制。天下人都会说：‘这是我王的仁德。’君主委屈自己而顺应时宜，众人都会说：‘这是我王的孝道。’除去丧服后内心仍服丧，我王尚且如此笃厚，普通臣子又怎能不自我勉励、尊崇礼制呢？这正是圣人制度移风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达到雍和太平，难道只是因为穿丧服吗？如果像反对者所说，另外以权宜制度自居，纠结于礼制的伸缩、降等，想以职务事务作为判断标准，那么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一年丧，父亲去世后服三年丧，这就是以至亲关系向最尊贵者屈服的道理。为被父亲休弃的母亲服丧，因至亲关系仍有服属；但长子不能单独制定服制，这是因为身份尊贵的道理，礼制的升降都一样，不敢独自例外。按照礼制，诸子的职责是掌管国子之副职；国家有事时，便率领国子交给太子，听从太子的使用。”

译《传》说：‘君主出行，臣下便留守；有人留守，就有人随从。’ 随从君主出征叫抚军，留守国都叫监国，这都不是无事可做。丧礼规定，为母亲、长子、妻子、妾为正妻的丈夫服丧，都为三年。皇宫内的主持者可以说没有国事。考察汉代制度，孝文帝服丧、红色禫服礼完毕后，孝景帝便在未央宫穿吉服，薄太后、窦太后必定不能在别宫穿齐衰、斩衰，这一点可以知道。何况皇太子辅佐、配合至尊，与国家同为一体，本来应当远遵古礼，近依当代制度，委屈自己除服以宽免下面的臣民，协调成为一代的完备制度。君子在礼上有正直之心，行事却可以委曲；报答有常经，等级有顺序，也有离开外在形式而保存于内心的做法。礼所说的，难道只是玉帛吗？丧礼所说的，难道只是衰麻吗？这既是臣等所掌握的礼制大义，也是结合实际情况来说，确实有不安之处。如今皇太子的至孝深厚，发自自然，号哭思慕，匍匐在殡宫。大行皇帝祭奠之后，太子前往而不返回，一定是想象先帝的平日形貌，所以在寝殿徘徊。如果不改变制度而居谅闇，东宫的臣仆按义理就不能除服。这样一来，永福宫的属官只能独自穿丧服办事，出入殿省，也难以维持。如今将吏虽然按二十五个月服丧而请假，难道还要连大臣也夺去任职的制度吗？从前翟方进以自己身为汉相，服丧三十六日，不敢超过国家典制，何况皇太子呢？” 臣等认为，皇太子应当依照先前的奏议，除去丧服而居谅闇、完成丧制。于是太子便采用厌降的议论，依照国家制度除去丧服，以居谅闇终了丧期。惠帝初年，秦国郎中令、兼任始平中正的李含，秦王柬去世后，依照台省仪制，安葬完毕便除丧。尚书赵浚受到皇帝宠幸，嫉恨李含没有顺从自己，便上奏说李含不应除丧。本州大中正傅祗依据名分和义理，将李含降为中丞。傅咸上表为李含申辩说：“臣所在州的秦国郎中令、始平中正李含，忠诚公正、清廉正直，才干足以经办世务，确有史鱼那样秉持正直的作风。虽然因此不能与流俗协调，但他的声名品行峻洁严正，不可掩盖。两个郡都举荐他为孝廉、异行，尚书郭奕巡视本州时，李含出身寒门、年纪尚轻，郭奕却破格提拔他为别驾。太保卫瓘征召李含为属官，每次对臣说：‘李世容将成为晋朝尽忠报国、忘我奉公的臣子。’秦王去世时，悲痛感动人心，百官服丧，都是众目所见。如今却因为李含俯就藩王的制度，便说他背弃哀戚而居荣位，夺去了他的中正职位。天子的朝廷，安葬后不除丧；藩国的丧礼，安葬后除丧。藩国若想与天朝一样不除丧，就应当责备它以尊贵者的制度要求卑下者遵行，这不是适宜说的话。如今朝廷在上告知天下，想让藩国在下服丧到底，这是藩国的礼义更隆厚，而天朝的礼制反而浅薄。又说：‘诸王、公都要终尽丧礼，服丧期满后才恢复职位，明确说明丧制应当隆重，务必敦厚尊重。’” 所谓服丧期满后才恢复职位，只是为了体恤服丧者的疾病劳苦；这与天朝的制度不同，至于服丧到底，并没有这种礼文。藩国安葬后除丧，除丧后举行附祭。自汉魏以来直到圣晋，文帝驾崩、武帝去世，世祖过度哀痛，陛下也因哀毁而憔悴、怀着忧愧，居谅闇以终三年，天下的臣民难道没有攀慕之情吗？他们内心确实想服丧到底，只因国家制度不允许越过制度，所以安葬后不敢不除丧。天子的丧礼在上面除丧，藩国的臣下却独自在下面服丧到底，这实在令人不安。又因为秦王没有后嗣，李含应当主持丧礼；丧礼既然安葬后除丧并附祭，就应举行吉祭。于是有人说：秦王还没有宗庙神主，不应除服。秦王是初次受封，没有可以附祭的宗庙，神主所在之处就是宗庙，不能不问国家制度如何，反而以没有宗庙为理由贬低李含。若以李含今天的行为为标准，命博士依礼文考察，那么尧帝去世，四海停止音乐三年；世祖去世，几十天便恢复吉服。用古代制度来衡量今天，所有人都要被贬责，难道只是李含不应除丧吗？如今没有贬低藩王制度的道理，所以才如此。圣上居谅闇，哀声不绝，股肱近侍尚且应当在内心服丧，不应立即举行婚娶、宴乐之事；没有人这样说，难道不是因为国家大制不能改变，只能委曲求全吗？况且先前因为李含服秦王之丧，朝廷已经为他另行安排尚书代任，诏令说秦王安葬日期临近，安葬后李含应当代理职务，不准另行代任。” 安葬完毕后，李含仍然犹豫不决，司徒屡次派人责问、催促，李含只好代理职务并随即受到弹劾。这是台省的敕令、府署的符文，陷害李含于罪恶之中。假如认为台省、府署的做法伤害教化义理，就应当依据正当与否来处理；符令、敕令只贬责李含一人。李含陷于困顿挫败，难道还不值得惋惜吗？只是国家制度不能偏废。李含又认为自己是陇西人，虽然户籍隶属始平，却不是始平所能统辖熟知的人。他初次被任命为中正时，就反复说明自己不是始平国人，不适合担任中正。后来任郎中令，又以选官为由，拿台府的做法作先例，来谦让常山太守苏韶，辞意恳切，表现在文书之中。李含坚决推辞，其实发生在秦王去世以前；安葬后他的犹豫，是由于被逼迫应对责罚，只得代理职务。臣的堂弟傅祗任州都督，本意是想提高风俗教化。议论李含已经超过了合理限度，把他视为品行恶劣之人，于是相互煽动，希望挟持名义，在法外制造案件，从中取得好处。中正庞腾便削降李含的品秩。臣没有祁大夫那样的德行，但看到李含受到庞腾侮辱，谨上表报告。请求朝廷及时广泛议论，不要让庞腾任意玩弄文书法令。皇帝没有采纳。”}], 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去世。有司奏请皇帝穿齐衰丧服一年。诏令通议散骑常侍谢衡议论此事。谢衡认为：诸侯的太子，在举行誓礼和未举行誓礼之间，尊卑体制不同。按照丧服制度，嫡子早夭，称为长殇，指的是未举行誓礼者；举行三次誓礼后，便不算殇。中书令卞粹说：太子刚出生，身份本已尊贵，不必等待命令举行誓礼。若认为举行誓礼后便不算殇，那么已经行冠礼的儿子应当服斩衰三年；未举行誓礼而夭折，即使十九岁，也应服大功九个月。誓礼与未誓礼，造成的是服制升降；斩衰与大功，造成的是轻重差别，二者相距很远。然而现行注解说：诸侯对于嫡子之殇不降服，恐怕显得像没有丧服，所以以大功作为尊重嫡子的服制。既然大功是尊重嫡子的服制，那么即使举行过誓礼，也明白不再有服三年之丧的道理。男子能够奉卫社稷，女子能够奉行妇道，各自在可以成年的年纪已经具备成人之事，所以可以不按殇服对待，并不是说幼小孩童也如此。至于把殇者尊奉如父亲，仍然没有增加服制而只停止于殇服，难道是因为天子的尊贵，反而把他当作无服的殇者，实行成人的制度吗？凡是应当加重服制的殇者，士大夫都不加服，唯独至尊反而承担重服，这种事从未听闻。秘书监挚虞议论说：太子刚出生，就按照成人之礼对待，那么按殇礼处理的道理已经被排除了。太孙也承继君位的体制，因其身份已经确立，所以服制应当完整，不是根据年龄决定。天子没有服殇服的礼仪，因为已经断绝了服期年的制度。于是御史以上的官员都服齐衰。

译东晋元帝时，琅邪王裒去世，郎中令丁潭上疏，请求实行终丧礼，说：“服丧期间侍奉君、亲、师的义理，礼制中有通行的规定。近代以来，丧服随着时势而减降，应当统一改革，以便后世遵循。”按法令，王侯去世，官属服斩衰，葬后除服。如今国家没有继承皇统的人，丧庭没有主人；臣实在卑陋低贱，不足以承当重任，却错误地承受了首要任职，按礼应当服满丧期。”诏令下达给博士议论。国子祭酒杜夷议论说：“古代居丧三年，居丧者不言语；到了周代，还曾减轻丧服以效命。春秋时期，天子、诸侯葬后便除服，这就是所谓三代礼制有损有益、各不相同，所以三年之丧由此废止。既然如此，汉文帝的诏令合乎时宜，凡有国家的都应一致实行，并不只是施用于帝王。按礼，殇者和没有后嗣者，服制低于成人；有后嗣者葬后除服。如今不能因为没有后嗣，就独自不除服。我认为丁郎中应当除去丧服和麻衣，自己主持祭祀，以终满三年。”太常贺循议论说：“礼制中，天子、诸侯都以至尊身份统治人民，君臣上下的义理，自古以来条例相同。因此礼制隆盛时，就一并完整地保持重服；礼制减杀时，就随之降低服制。” 《春秋》所记载的事例中，天子、诸侯不实行三年之丧；至于臣下为君主服丧，也应当以君主的服制为节度。从来没有君主除服而臣下仍服丧，或君主仍服丧而臣下已经除服的。如今法令规定，诸侯、卿相及其官属为君主服斩衰，葬后除服；根据法令文字，可以明确知道诸侯不以三年之丧与天子相同。若君主仍然服丧，那么臣下在轻重上便没有应当除服的人；若应当全部除服，也没有规定让一个人独自加重服制。礼制有代替主人主持祭祀的摄主，却没有代替主人承担重服的摄重。因此服大功的亲属而主人服三年丧时，必须替主人举行再祭、练祭、祥祭，因为穿大功服的人实际上替服三年丧的主人主持这些礼仪。假如认为诸侯与天子实行同一制度，那么国家有继承王位的嗣王时，自然不必完整服丧；而君主居丧期间穿素服，主持祭祀三年，不参与吉礼事务，以此尊重法令制度。若要远法三代、恢复旧典，不依照现行法令，那么侯爵以下贵贱都应实行同一服制，也不能只讨论一个人的情况。”于是诏令除去丧服，但内心仍服丧三年。琅邪悼王焕两岁时去世。元帝悲悼不已。将要下葬时，因焕已经受封为列国之王，又加以成人之礼对待。诏令设置凶门、柏历，备办吉凶仪仗和服饰，营建陵园，所动用的劳役很多。琅邪国右常侍会稽孙霄上疏服丧说：“臣听说法度典制是先王所重视的。吉礼、凶礼贵在适度，不应过分。因此天下丰收时也不使人奢侈放纵，遭遇灾荒时更必须务求节约减省。朝聘、嘉会足以施展学校礼仪；殡葬送终，务求与哀痛和荣誉之情相称。上面没有奢侈过度的错误，下面没有财力枯竭的困苦。所以华元厚葬，君子认为他不能称为忠臣；嬴博葬礼极为俭约，孔子称赞其合乎礼制。显然，伤财害时是古人所讥刺的；节省简约是圣贤所赞美的。古语说：‘上面的教化施加于下面，就像风吹草倒。’京城庄严整肃，是四方取法的对象。彰明教化和法制，不可不慎重。陛下兴起而登上帝位，振兴国家、救济弊病，圣心勤劳谦抑，务求简约节俭。即使依据旧制，仍想节省。礼典没有规定的事，反而崇尚这种装饰，臣愚昧的内心私下感到不安。棺椁、车舆、服饰、旒、翣等，礼典旧制中已有规定，不可废弃缺少；凶门、柏历，礼典中却没有。天气晴朗时可以不用，遇到下雨又没有益处，这是最应当节省的项目。如果只是琅邪一国一时所用，并不造成很大耗费，臣身在机近之地，按义理本不应多言。如今天台所在之处，王公百官聚集在都城，凡遇丧事，都要供应数百件木材、数千计的竹簿。凶门两面的屏表，用细竹包裹，竹材和工价都很贵，而且也不是表达凶丧哀痛的适宜形式。如此过度装饰，应当改用粗简的做法。又考察《礼记》：国君下葬时，棺椁之间可以容纳柷，大夫的可以容纳壶，士的可以容纳甒；以壶、甒作为等级差别，则柷所用材料显然比壶多。椁围绕棺材，椁也不应太大。古语说：‘下葬就是收藏，收藏应当深而牢固。’椁太大就难以做到坚固，对送终没有好处，反而损耗财力。灾荒时减省礼制，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制度；既然已经减省，却仍超过旧制，这是国家最应当痛惜的事。又按礼，将要下葬时把灵柩迁到宗庙，袒露上衣而行，到了墓地便哭踊。下葬当天即返回哭祭并举行虞祭。这样灵柩就不会停宿在墓上。圣人并不是不哀痛亲人埋在土中，也不是对丘墓无情，而是因为墓地不是安置神灵的地方，所以要在殡宫修举行虞祭。开始时在山陵营建草屋，把灵柩迁到墓旁，这也不是典制，属于不合礼的事情，不能拿来训导天下。臣极其愚昧卑贱，却忽然请求革除从前的错误，可以说是狂妄无知，不懂得避忌。” 然而如今天下的弊病严重，是自古以来少有的。宗庙社稷远在江南托付，半州之地已经极其凋残，再加上荒旱，百姓困苦憔悴，不仅生活不足，甚至害怕死亡。这正是陛下至仁之心所应怜悯的，也是最值得忧虑的重大事情。现在正是纠正末世风俗、改变制度和风气的时候，却还要耗尽已经疲惫的人力，营建没有益处的工程；竭尽已经困乏的财力，修造没有用处的费用。这实在是臣不敢安心的事。如今琅邪国对于天下来说，是最大的封国。如果削减不合礼的事项，努力遵循古典，上可以彰显圣朝极其简易的教化，下可以为万世树立无穷的规范，那么臣像樵夫一样浅陋的言语，也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像尘土露水一样微薄的奏疏，也能增加山海般的功德。” 元帝时，孝怀太子被敌人杀害，朝廷开始奉行讳名之礼。有司奏说：“天子在三朝举行举哀，群臣只哭一次。”司空王导认为：“皇太子是皇位的副贰，天下人都有哀情，应当同天子一样举行三朝之哀。”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明帝去世，钟雅升任御史中丞。当时国家的丧期还没有满一年，尚书梅陶却私下奏请让女乐进宫。钟雅弹劾说：“臣听说帝尧去世时，八音停止，虽是普通百姓，尚且能够服丧三年。自此以来，历代都是如此。肃祖明皇帝去世，背负万国之忧，丧期将满一年；下个月圣主将穿白色丧服、哭泣流血，临朝时百官悲惨哀痛，行动都没有欢乐的容色。梅陶没有大臣忠诚仰慕君主的节操，家庭却奢侈靡费，歌伎舞女繁盛，丝竹音乐传到街道上。应当加以罢黜，以整肃王法。请下交司徒，评议并端正清议。”

译康帝时，汝南王统、江夏公卫崇都为庶母服丧三年。尚书令顾和奏说：“礼制用来规范事物、成就教化，因此凡是建立国家的，无不尊崇正统、彰明根本，使统绪一致。这是人伦的纲纪和不可有二的原则。作为后嗣的人，应当降低对亲生母亲的服制，以此割舍天然亲情，彰显至公之义。降等减杀和节制礼文，已经明确载于周代典制。按礼，汝南王统为庶母服丧，居丧庐而穿重服；江夏公卫崇本是疏远亲属，承受开国之绪，又因近亲去世，反而实行重服，违背冒犯礼制，放纵私情。民间却赞许他们过分厚重，议论者也没有认为不对，那么政道衰败，就是从礼制废弛开始的；法典纲纪崩坏，就是从容忍违礼开始的。若不纠正，就无法使制度整齐一致。都应交给太常夺去丧服；如果不敬奉王命，应当加以贬黜。”诏令依从了此议。孝武帝太元元年，崇宪太后褚氏去世。她对于皇帝是从嫂，有人疑惑皇帝应服何种丧服。太学博士徐恭议论说：辅助父亲的义理与侍奉君主的敬意相同；《礼》的传文又说：‘她的丈夫属于父亲一方的道统，妻子都属于母亲一方的道统。’既然丈夫属于君主一方的道统，妻子也属于太后一方的道统。为太后服丧，应当依据辅助母亲的义理。鲁国讥刺逆祀，是为了彰明尊重尊长的原则。如今皇帝亲自奉行康穆、哀皇和靖后的祭祀，所致的敬意与对待上天相同，怎么可以按君道来敬奉她，却在亲属服制上废弃本亲之礼？认为应当服齐衰一年。”于是皇帝制定服期年的丧服。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去世，她是皇太子的生母。有司详议，认为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追赠淑媛为夫人，并设置家令掌管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论说：丧服传文称，与尊贵者同体，就不为自己的亲生亲属服丧；君主和父亲不服的丧服，儿子也不敢服。因此王公的庶子为生母服丧，只穿练冠、麻衣，葬后除服。这不属于五服中的常规服制，所以称为无服，依从这一规定。” 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言说：“臣谨按丧服礼经，庶子为母服缌麻三个月。传文说：‘为什么服缌麻？因为要与尊贵者同体，不敢为自己的亲生母亲服重服。’这是经传的明文、圣贤的格言。然而近来从开国公侯到卿士，庶子成为后嗣，都放纵私情，为庶母服丧，和嫡母相同。这是末世风俗的弊病，沉溺私情而伤害教化；如果放任而不改革，就会流荡而忘记返回正道。况且尊重尊长、亲爱亲属，虽然是礼制的大本，但因尊长而压抑亲属，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礼记》说：‘作为父亲后嗣的人，父亲休弃的母亲无服，是因为不为她祭祀。’又按礼，天子父母去世尚未下葬时，也要越过绳索去祭祀天地、社稷，这些都是崇尚尊严和极致敬意，不敢因私亲而废弃尊礼。如今身承祖宗的重任，却因为庶母的私情而废止四时祭祀，使五庙缺少祭享，只因一个妾的死亡。按情理和礼制考察，没有比这更大的过失了。天下人都这样，却没有人裁断贬责；内心虽然知道不同，行事却不敢有所不同，所以正礼终于衰败，错误习惯变成风俗。这就是《国风》所以追思古制、《小雅》所以悲叹的原因。当今九服渐渐安宁，王化正在更新，确实应当尊崇、彰明礼教，以统一风俗。请台省考察修订经典，用来彰明君王的法度。” 诏令没有答复。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去世。尚书祠部郎徐广议论说：“太皇太后的名位完全合乎正统，身份与皇帝相同，按理应尽备制度而又充分表达感情，礼制更应申明《春秋》的义理。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既然已经被称为夫人，礼服就应依从正统。因此成风显明夫人的称号，昭公服三年之丧。儿子对于父亲所生的母亲，身份尊贵、义理重大；况且礼制中祖先不会压抑孙辈，宜当完整服丧，不应屈降，并可依照情理制定制度。若嫌明文没有记载，那么有疑义时应从重处理，认为应当与为祖母服齐衰一年的制度相同。永安皇后无服，只举行一次举哀，百官也只服丧一年。”诏令准许了此议。宋高祖永初二年，黄门侍郎王淮之上奏说：“郑玄注《礼》，认为三年之丧经过二十七个月才除服从吉。古今学者多认为这合乎礼制。晋初采用王肃的意见，把祥祭、禫祭合并在同一个月，所以二十五个月便除服，后来遂成为制度。自江左以来，只有晋朝实行这种制度，士大夫多遵从郑玄的义理。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顺应众人的心情和丧情。宁戚所彰明的是前代训典，如今大宋开创太平，万物各得其理。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顺应众情，采用郑玄的制度，使朝廷和民间礼制一致，这样家家都没有不同的风俗。”皇帝依从了他的意见。文帝元嘉二年，皇帝已经除去丧服，司徒徐羡之与左光禄大夫傅亮上表请求归还政权，说：“臣听说，君主掌握权柄，运转中枢以成就政务；臣下之道在于代替君主终结事务，尽力宣扬辅翼。戴冕垂旒而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上古帝王时已经断绝；拱手安坐而无为的做法，在中古也不实行。因此高宗不说话，以三年作为期限；冢宰代行听政，以两年作为节度。自历代以来，居丧制度有时并不如此。陛下以圣德中兴，承当宏大事业，亿万百姓仰首期待，盼望受到盛大教化。然而圣上在丧期中谦让退处，把政务交给群臣。自大礼将要结束以来，钻木取火已经三次改易，光明正等待照耀，远近都倾心期待。臣等虽多次竭诚进言，却不能仰承感动圣心，谨借万物有情的愿望，顺应百姓的心志，恭敬地希望陛下远取周文王日昃不暇食的道理，近思皇室创业建国的艰难，及时总理万机，亲自处理朝政，广开耳目，博采众议，那么太平和熙盛的局面就可以达到，天下有生之民都将感到幸运。” 徐羡之等再次上奏说：“近来陈述了下情，言辞已经把心意全部说尽；承接到还回的诏书，虽然知道陛下鉴察，却仍未改变心意。难道只有愚臣心中有所坚持吗？询问朝廷内外，人人都没有不同意见。为什么呢？风俗影响四方，实在取决于君王的德行。一国的事务，根本在于君主一人。虽然时代不同、时势和风俗各异，但君主运筹、臣下辅佐，古今道理是一致的。从未有全然放下政务、委任他人，而能期待国家休明的。如今这种不合宜的情形，远近都看得清楚。臣等承受两代皇帝的恩遇，荣辱祸福都与国家相同，情意完全为了国家，怎能顺从沉默？再次披露赤诚之心，冒昧请求。”皇帝仍然推辞。徐羡之等又坚决陈述说：“前次表章陈述，言辞和诚意都已竭尽；诏书深远高明，却没有垂听采纳。臣等反复惶恐不安，徒增忧叹。臣听说，能够光大先王基业，是继承父业的盛德；天未明便起身努力，是帝王的高尚义理。自皇宋开创国运以来，英明圣哲有所建树，但深重忧患尚未消除，艰难祸患仍然缠绕。幸赖天命有所归属，圣明君主承继大业；时势艰屯和国家旧患，仍然存在于百姓心中。泰山般的安定，还不容易保全。国家昏明、兴衰，关键系于圣上自身。这正是《周诗》所说早起勤政的时候，是殷王坐以待旦的日子，岂能无所作为、拱手安坐，恢复上古无为的风气，迟疑谦让而只顾普通人的小节？恭惟宗庙最为重要，以百姓为心，弘大事业以继承先王轨迹，隆盛圣道以增益前代功业。” 臣等愚昧无知所献的意见，心中的情意已经全部说到这里了。”皇帝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译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去世，皇太子内心服丧三年。按礼，心丧是否举行禫祭，没有形成确定的条文，世人有两种做法。皇太子心丧结束后，诏令让群臣广泛议论。有司奏说：“丧礼中有禫祭，是因为祥祭以后要逐渐变服，不宜立即除服从吉，所以心丧服制中也有穿缌布白衣的规定。心丧已经过了十三个月，大祥在十五个月，经过禫祭变服、除服，礼制已经完毕，余下只有一年，不应再举行禫祭。”诏令下达，作为永久制度。诏令准许。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奏说：尚书省检核海盐公主的生母蒋美人之丧。海盐公主先前已经离婚，如今应当成服，现拟定仪注，参详后认为应交给太学、国子学两学的礼官博士议论公主服丧的轻重。太学博士顾雅议论说：如今既然都采用士礼，就应同于齐衰，削去丧杖，系布带，穿粗糙的鞋，服丧一年礼毕，内心服丧三年。博士周野王又说：如今诸王、公主都采用士礼，谯王、衡阳王为自己的生母和太妃都居重服，那么公主按情理和礼制也应在家中服丧一年，这样才合适。博士▯邃之、颜测、殷明、王渊之四人同意顾雅的意见；何惔、王罗云二人同意周野王的意见。尚书台按照所上奏议论说：如今诸王虽然实行士礼，但只施用于旁亲以及自己以下的亲属；至于因帝王尊贵而压抑服制的亲属，仍完全依照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仪去世，广德三位公主因受到先君遗留尊贵身份的压抑，仍服大功。海盐公主的身份出自皇帝，向上应受到至尊压抑，怎么能最终为生母服重服？尚书台依据经传正文，并援引事例，依照根源责备其错误，但博士顾雅、周野王等人坚持不肯屈服，反而声称自宋朝以来，皇子、藩王都没有因尊贵压抑而降服、同于士礼的情况，这已载入旧典；缌麻、大功之服在末等亲属中尚且不废，为什么唯独对生母贬降？这是扩大轻服而夺去重服。”}], 尚书台说：夺去公主应有的重服，难道是顺应人情的做法吗？臣下恭敬考察，圣朝承受晋朝传下的制度，凡所施行的事情，无不向上考察礼文，同时兼用晋朝旧事。又太元年间，晋恭帝当时作为皇子，为自己的生母陈氏服丧，戴练冠、穿衣缘红的丧服，这就是前代施行的旧例，是谨慎依照礼文的做法。又广德三位公主为生母符修仪服大功，这是因先君遗留的尊贵身份而被压抑服制的事例。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为曹婕妤服重服，只穿麻衣，这是受到至尊压抑的事例。博士既不依据古制，也不依从今制，违背现行制度，面对具体事实却多作浮泛言辞，为自己辩护时又说五帝时代、三王末世如何，还说长子可以除去斩衰，不举行禫祭、不执丧杖，这些都是古礼中的一部分。如今博士即使再次援引这些条文，也不能挽救自己的错误。又反问尚书台说：藩国可以任意满足私情，这种道理出自哪部经书？臣考察，南谯、衡阳两位太妃都接受朝廷命令，是藩国的小君，因此两王可以完成自己的服制，怎么能拿她们与美人相比？考察藩王能够完成服制，是圣朝允许的；皇子、公主不能申明私服，是因为受到尊贵身份的压抑。尚书台再三察问、责备错误，规定不得超过十日答复，但他们又不答复；受到催促拘摄后，过了两三天才交上答辞。他们所写的屈服答辞虽然理屈词穷，却还听说因为知晓义理而以服丧为羞。臣听说，丧服制度是礼制的大经，降等减杀各有适宜，是国家和家族的旧典。古代诸侯的众子，尚且因尊贵身份而受到压抑，何况身在王室，却想同于士庶？这种偏僻荒谬，不必等待言说便已显明。太常掌管礼制，却竟不加以研究驳正；所谓与错误相同的人，也未必就有正确见解。应当加以裁正，弘扬国典。臣谨按：太学博士顾雅、国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罗云、颜测、殷明、何惔、王渊之，以及由前博士迁任员外散骑侍郎的▯邃之等，都在丧纪问题上妄加修饰，充任执掌疑难礼制的官员。他们既不谨守旧文，又不审慎依据前代准则，结果上违背经典，下违背旧例，任意妄作，自行创制礼章。太常臣敬叔身居宗伯之位，主管礼制，却往返传述意见，完全没有研究驳正，混同并放任这一错误，也应当追究罪责。请将上述人员一并免去现任官职，并解除周野王所兼领的国子助教。顾雅、周野王起初议论便乖谬，中途又坚持掩饰过失，最后违背十日期限，虽由一件事引起，实际上构成三项过失。王罗云等三人掌管文书而坚持错误，加禁锢五年。诏令：敬叔以白衣身份领职，其余依照奏议。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称，已故第十六皇弟休倩去世，夭折年龄刚达到殇年，追赠谥号为东平冲王。关于他的服制没有现成的准则，于是立即交给礼官共同议论。太学博士陆澄依据礼制议论说：礼制规定，已经按照成人之道对待的人，便不再作为殇者；如今既然已经追赠土地和封国，远远尊崇其封爵等级，圭璋、黻服等典制完备，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已经成人的呢？典章文字清楚表明，殇者之名已经除去。典章垂示法式，冠礼表明身份，尚且可以免除孩童的制度，保全成人的义理。哪里有已经颁发爵位、位居诸王之首的人，还可以按殇礼服丧？有司考察陆澄的议论没有明确依据，于是让掌管正礼的人重新上奏。陆澄再次议论：臣私下认为，追赠的意义在于追加名位器物；追赠为公的就成为公，追赠为卿的就成为卿，追赠为王，难道不能成为王吗？这样看来，生前受封或死后授爵，都是接受皇帝命令，并不因吉凶而有不同，典制和文物都应完备。难道要因为生死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等级吗？如今玺书策命和仪仗等级都已完备，这是成人之礼；群臣和后妃亲临哀悼，也不是对下等殇者所用的制度。若在丧礼中按成人亲属对待，却又穿殇服，后世学者会心存疑惑，恐怕没有人能辨明，臣冒昧请求详加裁定。请让左丞臣▯希参与议论。考察陆澄的议论虽然没有明确断语，但前代事例并不适合作为准据。按礼，儿子不把父亲当殇者，臣下不把君主当殇者。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因丧服年限而降等。又说，尊贵身份相同，就服其亲属的服制；推演这一条文，旁亲自然应当服殇服。不按殇礼服丧的，只有施用于臣子一方的情况而已。诏令准许。

译又有湘东国上报说：“国太妃在三十年前闰六月二十八日去世，不清楚服丧周年应在六月，还是取七月，请命令礼官议论。正博士邱迈之议论说：‘按吴商的意见，闰月去世的人，应以本年相应的正月为忌日；正月和闰月各有依据，吴商的意见是恰当的，应以今年六月为忌日。’左仆射建平王宏认为邱迈之的意见不能作为准据。他考察晋代及本朝以来，闰月去世的人都在闰月之后的那个月举行祥祭，所以应以七月为祥忌。到了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报太常鄱阳哀王在前年闰三月十八日去世，如今应在何月月底举行祥祭、除服？于是交礼官议论。正博士傅休议论说：‘考察三礼中的丧礼，遇到闰月时，计算月份要计入闰月，计算周年则不计闰月，这是因为闰月在服丧一年之内。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去世，按照月份次序和节物推定，实际属于四月，应在今年四月底举行祥祭。’晋元帝、明帝都在闰二月去世，并在闰月之后的月份举行祥祭；前代已有成例。因此如今应采用太常丞▯蔚之的意见：‘礼制在正月还保留对亲人的追念，所以有忌日之感；四时已经更替，人情也已经衰减，所以有二祥逐渐减杀的制度。’这样看来，祥祭和忌日都应以同月为准；闰月去世的人，第二年必然没有同名的闰月，不能因为没有同名月份便不举行祥祭和忌日，所以必须使用闰月所附属的正月。” 闰月附属于正月，《公羊传》有明确议论，所以班固把闰九月称为后九月；月份名称既没有不同，天时也没有不同。如果采用闰月之后的月份，那么春夏的时序就会完全改变，节候也会错乱。假设有人在闰十二月去世，若以闰月后的月份作为祥祭和忌日，那么祥祭和忌日应在下一年的正月，祥祭就会跨过三年；这既失去服丧一周年的意义，冬天去世而春天忌日，也违背了产生哀感的根本。比如有人在年末三十日去世，第二年年末是小月；如果因为去年二十九日时亲人尚在人世，便要把忌日推到后年正月初一，这当然不可能。由此即可知道闰月去世者的处理办法。”有关各方讨论都同意▯蔚之的意见，定于三月底举行祥祭。有司奏报说，杜国的解文称：国子袁和所生的母亲，请求亲王为其除授太夫人称号；考察没有国子为母亲除授太夫人的先例，法令也没有具体条文，于是交礼官议论。正太学博士孙豁之议论说：《春秋》有母亲因儿子而尊贵的义理；王氏虽是妾，却是袁和的生母。按五等爵位的事例，郑伯、许男都称其母为夫人；依国子的体例，王氏应当如同国子亲生母亲一样尊贵。太常丞▯蔚之议论说：母亲因儿子尊贵，虽然《春秋》明白载有这一义理，但古今制度不同，因革也不一样。近代以来，生母因子而显贵，只有诸王如此；既然是君王的嫔妾，就应当在藩国受到尊崇。如果功劳高、勋绩重，列为公侯，也有拜授太夫人的礼仪。这些都是朝廷特别施恩降低身份授予的恩典，并不是国家可以自行请求的制度；子爵、男爵的妾母，没有前例。祠部郎中朱膺之议论说：臣认为，儿子不能给父母授爵，而《春秋》所说母亲因儿子尊贵，应当是指继承国位的君主之母；她原本是先公的嫔妾，之所以得到这种尊号，是有依据的。初次受封的人不能与此相同；若有特殊功绩、重大勋劳，因皇恩特别赏赐，偶尔会有这种情况，但不应由有关部门自行议定。共同议论认为▯蔚之的意见恰当，诏令准许。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说：“已故右光禄大夫王偃去世，依照条例，皇后服丧一年，心丧三年，应当到第二个周年。如今二月月底将到，考察元嘉十九年的旧事，武康公主出嫁后满二十五个月，心丧结束，依礼除服从吉。过去国丧满第二个周年，孝建二年二月，当月月底诸公主心丧结束，便应除服从吉；当时仍然心丧，穿禫期素衣到二十七个月才除服。这两件事并不相同。领曹郎朱膺之议论说：详细考察礼文，心丧不应有禫祭；本朝反复考验，已经形成定制。元嘉末年，国家遭遇深重惨烈的灾难，圣心出于天性，丧期超过常礼，是因为出嫁公主的情况又同于未出嫁者，按照情感改变了礼制，并不是改革旧章。如今皇后的丧期到二月底，应依元嘉十九年的制度，解除素服而除服从吉。”又依据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的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去世时变除丧服的事例，礼仪与皇后相同。六月，有司奏说：“凡侯、伯、子、男的世子去世而没有嗣子，请求进立次子为世子。考察没有这种先例，于是交礼官议论。”正博士孙武议论说：“按晋代济北侯荀朂的长子荀连去世后，以次子荀辑拜为世子的事例，前代已有成准，应当作为今天的制度。” 博士傅郁议论说：“《礼记》记载，丧子后可以立孙继承，商代礼制实行这一做法；仲子舍弃孙而另立他人，周代典制对此加以贬责。历代遵循这一制度，从未改变旧制。如今受封土地的君主尚在，世子却去世了，且没有生育嗣子，这不是立孙的问题。臣认为，次子已有儿子，就应当承继为世孙；如果次子也没有儿子，就不应越过远房轻亲属，寻找他人来承继宗统，传承必须有正当依据。父亲在世时立儿子，确实符合情理和礼制。”曹掾诸葛雅之议论说：“按《春秋左氏传》说：‘世子去世，有同母弟便立弟，没有同母弟就立长子；年龄相同便选择贤能者，贤能也相同便占卜决定。’这是古代的制度。如今长子早死而没有嗣子，进立次子为世子，取法《左氏传》，道理上没有违背。又孙武所依据的晋代济北侯荀朂长子去世、立次子的事例，也是近代成例。按文献和事例相互参照，臣私下认为很妥当，应当准许实行，作为永久制度。”共同议论认为恰当，诏令准许。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说：陈留国王曹防季的长兄曹防嗣早年去世，防季承袭封爵以后，生下儿子曹铣，以承继防嗣。如今依例应当拜为世子，但不清楚应以曹铣为世子，还是应立次子曹锴。太学博士王温之、江长议论，都认为应以曹铣为正嗣；太常陆澄议论应立曹锴。右丞徐爰议论说：礼制立后继承大宗，是因为宗庙祭祀不能断绝；诸侯世代相传，正是《春秋》所赞美的。防嗣承继家业、传袭爵位，本人已经成为国王，即使去世没有儿子，仍然列入宗庙昭穆；到了立后嗣的时候，就应当立即承继国家统绪。当时既然没有人承继防嗣，才由次子承袭。防嗣既已列入宗庙享祭，就自然应当随着世次迁移，怎么能让祭祀中断，反而另取别人的儿子为嗣？作为别人的后嗣，又应当恭敬祭祀先父。按礼文，公子不能把诸侯当作自己的父亲祭祀，防嗣没有理由降出宗庙。事情既已确定，曹铣本是长子，应当恢复为防季的世子。”诏令依从徐爰的意见。大明五年闰月，有司依礼奏报：皇太后为太子妃服小功五个月，皇后服大功九个月。右丞徐爰议论说：“宫人跟随服丧的人，如果两位后妃哭临，就应穿丧服；临时随从服丧的人，都穿丧服；不是哭临的日子，按平常仪式。太子既然为妃子服丧一年，诏令规定觐见皇帝的日子仍穿公服。若至尊皇帝不是哭临之日而临幸东宫，太子觐见时也照此办理。宫臣觐见至尊，都穿朱衣。”

译有司又奏报：王太子妃去世，至尊皇帝和皇后都服大功九个月，皇太后服小功五个月；不清楚两位后妃何时可以使用鼓吹和音乐。博士司马兴之议论说：按礼，服齐衰、大功之丧，三个月内不参与政事；如今临轩拜授官职，是君主的大典，古今不同，礼制宽严也不一样。臣认为，皇太子妃附祭于宗庙以后，便可以临轩奏乐和使用鼓吹。右丞徐爰议论说：皇太子妃虽然尚未葬入山陵，临轩拜官按旧制并不妨碍；但棺材还停在殡宫时，应当悬挂乐器而不演奏。附祭以后，三位后妃使用音乐的事，应让礼学官员拟定礼制。皇帝又令司马兴之议论说：按礼，大功丧服既到，便应避开琴瑟，确实没有自行奏乐的道理。但君王的身份体制重大，礼理不同于普通百姓，所以汉文帝葬后，众人都恢复吉服，只有悬挂乐器而不奏乐，以此表示哀痛。如今若按照服制轻重实行相应降等，那么下至大功服，便不应撤去音乐。终服期间，金石乐器用于宾享的礼仪、箫管用于警卫道路的仪仗，实在是君王的盛大典礼和临朝威仪，本来就不能长期废止。况且礼制没有明确规定天王为嫡长媳服丧，只是后世学者推演尊贵嫡子的义理而已。如今既然已经服丧满相应月份，虚悬乐器直到丧期终了，也足以表明尊崇家族正统，彰显礼制归向。” 徐爰参与议论，认为皇太子在服丧一年期间，不应奏乐或使用鼓吹。七月，有司奏报：已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去世时，丧年刚四岁，旁亲的服制存在疑问。太学博士虞□、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朱膺之、前太常丞▯蔚之等议论，都说应当同于成人的服制。东平冲王服殇服，实在是因为追赠与已经接受封土不同。博士司马兴之议论，应当同东平冲王服殇服。左丞荀万秋等共同议论说：面向南方统治国家、承继家业的人，即使已经佩戴觿，也不等于已经成人；取得君、父的名分后，也不能服殇服。所以说臣下不把君主当殇者，君子不把父亲当殇者。由此推知，旁亲仍应依照殇服制度。东平冲王已经有前次议论；如果已经进入朝廷官班，便属于完全成人。因此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属不降服。臣认为，超过下殇年龄、本人又居有封爵的，应同成人；年龄属于无服之殇的，以是否登任官职为断。如今永阳国的臣属自然应当服完整丧服，王为旁亲服丧则应遵从殇礼。”诏令认为周景远的意见恰当。元嘉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报兴平国的解文，称国子袁愍孙的母亲王氏应当除授太夫人称号。考察没有国子为母亲除授太夫人的事例，于是交礼官议论。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论说：“按礼，下等国家的卿大夫之妻，都由天子授予命服；由此推论，子爵、男爵的母亲也不应独自不同。”博士程彦议论说：“五等爵位虽然有差别，但承继家业的责任与公侯相同，公侯之母可以得到尊崇的称号，子男的母亲按亲属尊贵等级也应得到彰显。所以《春秋》的义理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由此可知，她的尊贵应当随着儿子的爵位，并与封国相称。”程彦参与议论，认为司马兴之的意见恰当，于是除授王氏为兴平县开国子太夫人。诏令准许。明帝泰豫元年，后废帝即位，尊奉生母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说：“皇太妃的地位仅次于至尊，不清楚国家亲属举哀的等级，是否应当完全同于皇太后；如果有所降等不同，那么对于本亲中服期一年以下的亲属，是否仍应服丧？”前曹郎王燮之议论说：“按丧服传文，妾为君主的亲族服丧，可以与女君相同。如此说来，皇太妃为宗族服丧与皇太后没有不同；但皇太后既然因尊贵身份而降等至无服，皇太妃的仪制不应有所不同，所以全部不服丧。若考察本人的真实感情，举哀的礼仪没有不同。”又按礼，诸侯断绝服期年的亲属关系；皇太后虽说没有居于至尊之位，也不能比诸侯的制度更轻。臣认为，本亲服期年以下的亲属，一概不服丧；若有惨痛之事，自然应当举行举哀。亲疏两种仪制，应以皇太后的制度为准。太常丞司马燮之又议论说：“礼制中妾为君主的庶子及女君的亲族服丧，说的都是大夫、士的情况。妾这个名称虽然总称相同，但等级有贵贱。三夫人、九嫔的地位相当于公卿大夫，尚且只是贵妾；何况天子、诸侯的妾，对于其他妾所生的儿子也不服丧。既然不为其他妾的儿子服丧，怎么能为君主和女君的其他亲族服丧？何况皇太后、皇太妃的尊贵地位仅次于至尊，礼制上超过群后，尊荣盛典甚至超过东宫；尚且不服期年之丧，皇太妃怎么应当有所不同？” 如果本亲有惨痛之事，举哀的仪式应当仰照皇太后办理；共同议论认为司马燮之的意见恰当。”皇太妃对于国家亲属没有丧服，因此应当按照人情规定：凡诸王、公主对至尊应服期年丧服的，以及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都举行举哀。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报：第七皇弟训的养母郑修容去世，不清楚服制，于是交礼官正式议论。太学博士周山文议论说：“按礼，庶母曾亲自慈爱抚养庶子，服小功五个月。郑玄说：即使只是奉命抚养，并未形成母子关系，也应服庶母慈爱抚养自己的服制。臣认为第七皇弟应当依小功制度服丧。”共同议论都同意。汉、魏废帝废除了为旧君服丧三年的制度；魏代仍有人为旧君服三年丧。到了晋秦始四年，尚书何祯奏说：“过去受征辟举荐的纲纪吏，不论此前任职是否合适，都应返回为旧君服齐衰三个月。”于是诏书下达，采用了他的奏议：“无论所服对象贵贱，都一律依照古典。”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礼乐【丧礼】南齐高帝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采录晋中朝关于谅闇的议论，上奏说：“权宜的典制既已施行，防丧之礼便被废夺了。这件事兴起于汉代，但源流已经很远。殷宗居谅闇，并不是服丧制度中的称谓；周王即吉，只有宴饮作乐受到讥刺。《春秋》的义例是，嗣君超过先君去世后的周年而即位，便可预先举行朝会、聘问、飨宴等礼。《左氏传》说：‘凡是国君即位，卿出使并相互聘问，是为了践行、修复旧日的友好关系。’又说：‘诸侯即位，小国来聘问，是为了延续友好、结交信任，谋议国事、补救缺失，这是礼制中的大事。’至于在谅闇期间图谋婚事，三年丧期尚未结束便举行吉禘、齐归之礼，不废止搜田之礼；杞公去世仍不撤去音乐，这些都受到讥刺贬责，用来明确显示鉴戒。从这些事说来，朝聘以及春祭、秋祭的典礼，应在卒哭之后完备举行；婚礼、禘祭、搜田、奏乐等事，应在三年之后才举行。礼制有时通行、有时阻塞，有时兴起、有时废止，各有其原因。然而又查考《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都说周武王去世，成王继承王位，第二年六月已经下葬，周公为成王举行冠礼，并带他到祖庙朝拜，以会见诸侯，命祝雍作颂。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下葬晋悼公，平公已经即位，便改换服色、整治官署，在曲沃举行烝祭。” 《礼记·曾子问》中孔子说：“天子去世、国君去世，就取出各庙的神主，收藏在祖庙里，这合乎礼吗？”卒哭礼完成之后，各神主才返回自己的庙。《春秋》和《左氏传》说，国君去世，卒哭并祔祭；祔祭以后，才专门祭祀新亡者的神主，并在庙中举行烝祭、尝祭、禘祭。”先儒说：“专门祭祀神主，是专门依照丧礼奉祭新亡者。至于寝宫，则与古礼不同。在庙中举行烝祭、尝祭、禘祭，是因为卒哭礼完成、各庙神主返回本庙以后，四时祭祀都已经转入吉礼。”三年丧期结束，在宗庙举行吉禘，是升次各位神主，以确定新主的位次。以上这些议论，全都记载在经书和诰命中，明白地写在典册上。因此，刘宋沿袭旧制，遵循前代典章，卒哭之后实行公除，亲自奉行烝尝之祭，完全合乎礼制，也合乎内心的真实感情。到了泰豫元年，礼官提出议论，认为不应亲自奉祭，便援引三年丧制，说从天子一直通达到庶人。又据《王制》说：“丧服三年期间不举行祭祀，只有祭天地和社稷时，才越过丧服的牵绖去行事。”他们却不知道“从天子通达于下”的依据，本来正在于极其深厚的哀情。下葬以后解除丧服，是因为权宜之事夺去了常礼；脱下丧服换上衮服，孝敬祖先的祭祀本应申明举行，至于越过丧服去行事的规定，只适用于尚未下葬、卒哭之后的情形，既然已经下葬，还有什么丧服可越过呢？又依照范宣的诘难和杜预、谯周的论说，士人祭祀的事并没有明确的依据。” 晋武帝居丧时，每每想保存宁戚般的哀怀，并不完全依照谅闇的典制。至于四时的烝祭、尝祭，大概是因为哀痛和疾病使身体难以承受，并不是要立即彻底改变旧有制度。自江左以来，博通经术的儒者和学问深厚的人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仍然守持而不更改，难道其中的义理会是徒然的吗？还应当从内心感情来说，公卿、大夫尚且要背靠屏风亲自临朝，三元之日告示新年开始，便要朝会万国；即使金石乐器停止奏响，乐器架仍充满庭院；内心的哀情不能一直保持，但外在行迹也只能降低到普通制度。难道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安定国家吗？宗庙的烝尝之祭，是孝敬中最优先的事项，怎么能让吉礼都照常举行，唯独废止这一典礼？即使一定认为应当废止祭祀，也应该三年之内永远缺废，怎么又把它同其他事情一样处理？让有司代行礼仪，前后拖延两年，更加违背典制的本意。于是认为应当依旧亲自奉行，皇帝听从了。” 梁武帝天监十八年，皇帝春季祭祀二庙，已经出宫后，有司把左将军冯道根的讣告报告上来。皇帝问中书舍人朱异说：“吉礼和凶礼在同一天举行，可以吗？”朱异回答：“从前卫献公听说柳庄去世，没有脱下祭祀时的礼服，便前往哭吊他。冯道根对王室有功，应该亲临吊唁。”皇帝当即驾临冯道根的住宅，悲痛地哭泣。” 后魏孝文帝时，秘书令李彪上密封奏事说：“礼书说：‘臣下有大丧，君主三年内不登门召见他。’这是圣人顺应人情而制定礼制，用来使孝子的感情得到充分表达。周朝末年衰败，丧礼逐渐废弛，所以有人身着丧服便从军，戴着白冠而作诗讥刺。到了暴虐的秦朝，丧礼几乎全被湮灭。汉初军旅屡次兴起，不能遵行古礼。宣帝时，凡应当从军屯戍的人，若遇祖父母或父母去世而未满三个月，都免除徭役。至于朝臣的丧制，则没有听说有确定的规定。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遭逢父母重丧，才开始可以离职服满丧期。到了魏武帝以及孙吴、刘蜀时期，天天都在进行战争，前代礼制又废弃不行。晋代鸿胪郑默为亲属服丧，坚决请求服满丧期。武帝感动于他的孝心诚意，于是制定法令，使之成为常制。圣魏初年，拨乱反正，还来不及建立服满三年丧期的制度。如今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安逸，正是孝慈之道通行、礼教兴盛的时期。然而臣私下所想，仍有未尽之处。我看见朝臣中遭逢父母大丧的人，假期一满便赴任，穿着锦衣，乘坐轩车，参加郊祀和宗庙祭祀，佩玉鸣响、垂着冠缨，与众人一起参加节庆宴饮，这损伤了为人子女的道理，也亏负天地间的常经。臣认为，凡遭逢父母丧事的人，都应当允许服满丧期。”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因而造成官职空缺，就应当用优厚的诏旨慰问晓谕，起用他暂时处理政事，但只综合治理所属事务，负责文书出纳和敷奏而已。国家的吉庆之事，一概不让他参与。至于军务警报，佩墨绶而从军服役，虽然不合礼制，却是事情所需要实行的。”皇帝看了奏章，认为很好。文明太后去世，将要营造陵墓。九月，安定王元休等率领百官到宫阙上表说：“上天的神灵不肯降福，大行太皇太后去世，使天下所有人都悲痛思慕，肝肠断绝。伏愿陛下孝思深厚，悲号无穷。臣等听说，先王制定礼制，必定随着时代而有所变通；前代贤人创制法度，也务求适合当时的需要。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古今情势各异。因此，三年之丧虽然自古就有，但中古以后已经不能实行。先朝已经形成的制度，事情有成例可以遵循。圣后服丧终制的规定，已经刻在金册上。伏愿陛下至孝之情发自内心，哀伤损毁身体超过礼制，想依照上古制度服丧三年，这确实合于大舜孝敬思慕的德行，但实在不是俯首遵行济世之道的做法。如今虽然中夏清平，诸国安宁，但政务万机繁多，不可片刻荒废。春秋烝尝之祭，事情也难以废缺。伏愿上天明鉴，抑制陛下深厚的至孝诚心，以符合亿兆百姓的期望。丧期和礼数，一概按照终制施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日月有一定期限，山陵将要完工，请允许我们整治安葬的墓域，以准备奉行送终之礼。”诏书说：“灾祸刚刚发生，我还不能忍心答应你们的请求。”元休等再次上表说：“臣等听说，五帝以前，丧期没有定数；夏、商、周三代相承，礼制才开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