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四

译如今边境逐渐整饬，推测他们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希望；何况朝廷已经下敕招抚携带部落首领，臣也派人探问他们的情意，想要向他们传达朝廷以柔远之意，使他们不僭越使用中国的国号，而恢复按时进贡的礼仪，他们也可能低头顺从。如今鄜延正是过去进贡的道路，蕃汉之人彼此颇为接近，希望朝廷扩大包容荒远地区的胸怀，保留这条道路。现在各位将领整顿军队，严加防备，贼军来了就攻击，只是暂不出兵讨伐，容许臣向他们表示恩意，经过一段时间或许可以招抚接纳。如果先行攻掠，恐怕不能擒获他们的部落；即使取得白豹那样的功劳，官军退去后，戎人又会回来居住，狼子野心必然加倍报复，增加怨恨毒害，边患越来越严重，将没有一刻敢于安闲。如果天兵屡次出动，却不能建立大功，必定会被夷狄轻视。臣又近来召张亢到延州，详细商议，他也说希望与戎人在边界上相见。臣之所以请求保留这条道路，一是担心初春严寒，士气更加怯弱；二是担心隔绝彼此情意，停战没有期限。如果采用臣浅陋的计策，恐怕这是平定边患的一条途径。假如经过年月仍然没有成效，就发动重兵夺取绥州、宥州，选择其中的要害进攻，实行屯田、营田，作持久打算。这样一来，横山一带与贼军元昊相近的蕃汉人户，受到汉兵威势逼迫，就可以招降；或者他们立即逃窜，这便是斩断西贼一条臂膀，拓展疆土、取得胜利，也没有轻率出兵的过失。仲淹后来改任知庆州，上奏攻守两策，奏文说：‘臣私下观察，自从发生西部战事以来，每次讨论攻守，都没有见到适中的办法。有人说，必须进兵讨伐，以求平定。臣认为各路都进兵讨伐，就会兵力分散、将领寡少，气势不能全盛；穿越荒漠时风沙迷失方向，粮饷运输和辎重常常遭到抄掠。贼军巢穴远在黄河以外，非有奇谋善战的将领不能袭击。至于贼军常常合并兵力来侵扰边境，一路每有朝廷防守，就命令他们进入境内牵制；如果将帅没有预先制定方略，便茫然轻进，不知打算什么，只寻找虚弱之处，以抢掠为功。这样既不能大大振作兵威，也不能稍稍分散贼军势力，这就是进讨并牵制无效的原因。有人说，应当采用防守策略，敌人来就抵御，离去就不追。臣观察如今守边，多用的不是本地士兵，他们不愿长期戍守，又没有营田，必然要从远处运送粮饷。长期戍守会使军情危急，远程输送会使民力将要耗尽，日久年月深，恐怕产生其他祸患，这就是防御的下策。臣承受国家重托，却从未有丝毫功劳，早晚勤苦思考，希望有所补益；但才疏迂拙昏昧，始终没有提出高明见解。如今采纳边地人的意见形成这篇末议，本来不敢说一定可用，也不敢希望一定施行。’ 还请朝廷参考众议，选择其中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如果没有可取之处，请下令搁置废止。现在把下面所列的攻守意见具文呈上，依照圣上防守的指示，交给梁适携带回京赴阙。论攻。臣认为，进讨既然没有好处，那又为什么要进攻？臣仔细看到，延安以西、庆州以东，有一百多里贼界侵入汉地，其中有金汤、白豹、后桥三寨，阻断延州、庆州之间的道路，使兵势不安，救援迂回遥远。从前虽然曾经攻取，却没有招降的意图，也没有据守的谋划。汉兵刚刚返回，边患便和过去一样。臣认为，如果西贼再次大举进犯，朝廷必定要命令各路牵制，那么可以进攻的地方就在这里。可以使用步兵三万人、骑兵五千人【鄜延路步兵一万二千、骑兵三千；泾原路步兵九千、骑兵一千；环庆路自有骑、步兵一万，除宫军之外，蕃兵还可以有一万八千人】。军队进入敌境时，应当先发布号令：投降者赏赐，杀害降卒者处斩；俘获精壮者赏赐，伤害老幼妇女者处斩；抗拒者合力杀戮，服从者厚加赏赐使其安定；逃跑的人不要追赶，恐怕他们有人质；留居的人不要迁徙，使他们安土。然后大规模修筑城寨，占据当地【如旧城依险修缮增筑；若不是适合守御的地方，就另外选择要害之处，用钱招募披甲士兵、熟户和强壮民众兼任劳役。昨天奉朝廷防守指示，命令修缮沿边城寨。臣认为军队正忙于农事，将涉及官府中闲杂人员，于是劝令附近上等人户把雇工的钱分发出来，帮助土兵支付伙食钱；披甲士兵都欣然愿意，各寨工程也全部完工】。等城寨坚固牢靠后，应当留下土兵守卫，比各旧寨的守兵人数至少增加一倍，并让范全、赵明负责安抚【范全任麒麟副使、庆州北都巡检；赵明任东头供奉官、柔远寨都巡检使】。必须严令告诫他们：贼军大举来攻，就明确侦察敌情、召集援兵【金汤向东距德靖寨四十里，向西距东谷县六十里，向西南距柔远寨八十里；白豹向西距柔远寨十里，向南距庆州一百五十里】，坚壁清野使敌军困乏；小股来犯，就扼守险要、设置埋伏等待敌人。平时应提高粮价收购粮食，并设置营田作为补助。这样就能分散贼军势力，振作我军威势，使延州、庆州两路的军马能够畅通，便于相互援助。主兵官员、使臣和勇猛能干的将领中，能够亲自冲锋陷阵的人列在前队【王信、狄青、刘极、范全、刘贻孙、张建侯】；可以承担策应任务的人列在其次【任守、王信、达王遇、王文、张宗武、谭嘉震、王守恩】；使臣中可以统领一队的人列在前队参战【张信、张忠、郭达、张怀忠】；有胆略和才干、能够办事的人负责营建城寨【周美、张璨、李纬、杨鄜、刘兼济、张继勋】。臣考察后汉段纪明，率骑兵五千、步兵一万人、战车三千辆，耗费钱五十四亿，经过三冬三夏，大破各部羌人。又考察唐代马燧使用战车，行军时车上带着披甲士兵，军队停止行进时就排列成营阵，有时堵塞险要来阻挡敌军奔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千人〕 任命赵明为东头供奉官、柔远寨都巡检使，并且必须郑重地告诫他说：敌军大举来犯时，就明确派出侦察人员，召集援兵；金汤寨向东距德靖寨四十里，向西距东谷县六十里，向西南距柔远寨八十里；白豹向西距柔远寨十里，向南距庆州一百五十里。应当坚守营垒、清空野外物资来困疲敌人；敌军少量来犯时，就扼守险要、设置伏兵等待他们。平时应当提高粮价估算，收纳粮食，并设置营田来资助军需。这样就能分散敌军的势力，振奋我军的声威，使延州、庆州两路的军马得以畅通，便于调度援用。主兵官、使臣中，勇敢有为、能够战死的人安排在最前面【王信、狄青、刘极、范全、刘贻孙、张建侯】；可以用来策应的人安排在其次【任守、王信、达王遇、王文、张宗武、谭嘉震、王守恩】；使臣中能够统领一队兵马的人，参列在前队【张信、张忠、郭达、张怀忠】；有志气、有才力、能够办事的人，负责营建城寨【周美、张璨、李纬、杨鄜、刘兼济、张继勋】。我考察后汉的段纪明，率领骑兵五千、步兵一万人、战车三千辆，耗费钱五十四亿，经历六个冬季和六个夏季，大败各部羌人。我又考察唐朝的马燧使用战车：行军时车上载着披甲士兵，军队停下时就用战车布成营阵，有时堵塞险要之处，以遏制敌军奔突冲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两〕 臣考虑这一路山坡多，大车难以通行，应当使用小车二十辆，拿出银、绢、钱二十万，赏赐有功将吏和归降的蕃部，并就地购买饲草和粮食，也稍微够用。环州以西、镇戎军以东，又有胡芦泉一带的蕃部，与明珠、灭藏相接，阻断环州、镇戎军之间的道路。明珠、灭藏所居之地向北连接戎境，他们多抱观望态度。又有延州南安，距旧绥州四十里，在银夏川入口。如今延州的兵马向东渡过黄河，向北进入岚州、石州，却又向西渡过黄河，迂回前往麟州、府州策应，正是因为旧绥州一带的贼界阻断了道路【以上三处中，鄜州、府州一路臣没有到过那里，还请下令当地访问并绘制地图，这样就可以看到山川道路的详细情况】。像这样的地方，攻下一处就修筑一处城寨平定，再谋划另一处作为据守策略，比早晨出发、傍晚返回稍微便利稳妥。论守。

译臣观察西戎居住在荒漠之外、长河以北，凭借遥远和险阻，不容易攻取。他们设置官职、部署军队，却不用国家俸禄粮食；每次全族侵犯边境，所有物资都由他们自己供给，像风云聚集一样，未曾长期集中供养。中国则不能这样：远戍士兵长期不轮换，承受霜雪劳苦，怀有思念故乡国家的愿望；每天供给廪食，每月发给库钱，春冬衣鞋运输满路不断，国家用度和百姓力量一天天困乏，众人忧愁怨恨，只能暂且采取姑息办法。这就是中原积聚军队的忧患，与外国不同。臣认为，即使戎虏投降，边塞城垣的镇守也应从长远考虑，古代难道没有谋划吗？臣考察汉代赵充国兴办屯田，大获土地之利，于是击破先零；魏武帝在征伐之中，命令披甲士兵因地制宜开垦，所以没有过分劳民，终于建立大功。几年之间，各地积聚粮食，仓廪都装满了。唐代设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获二十六万石，陇西收获四十四万石。孙武说：‘分封诸侯，用土地的利益使他们获利，使他们食用本地的物产，役使当地人民的力量，所以赋税没有转运迁徙的劳苦，徭役没有怨恨旷废的叹息。’臣昨天在延州，听青涧城种世衡说，想在当地逐步兴办田利；如今听说仅仅收获了一万石。臣观察现在的边寨，都可以让弓手、土兵守卫；因此设置营田，按照田亩确定课额，士兵获得多余收入，余粮卖给官府，民众乐于勤劳，官府也收取其利，那么长久以来转运输送的忧患就可以停止了。还应让他们把家迁到寨子下面，重视田地收益，熟悉当地地势，顾念父母妻子儿女而坚定守卫；与从东方调来的士兵相比，他们不以田利为乐，不熟悉地势，又没有牵挂，功效相差很远【田地少的地方，允许蕃部进纳荒田，以迁徙资费酬劳奖赏，或酌量给予价钱】。如果朝廷允许实行这条办法，就委任臣并选择官员，依据古代原则，斟酌今日实际，在边疆推行；这样或许守御越久，储备越充足。即使敌人不时制造边患，也不能困扰我中国。这就是臣所说借助土兵、弓手的力量设置屯田，作为守边制度。然而臣考察前汉高帝强盛之时，上有萧何、张良决胜千里，下有身经百战的军队，却以四十万大军被困在平城，于是与匈奴约定和亲。到高后、文帝、景帝时期，代代如此，不断维持友好；匈奴却担心发生变故，往往侵犯边塞，杀戮官吏百姓，残酷得无法忍受，甚至书信往来都傲慢无礼，轻视中国，而君主为了百姓的缘故，屈己忍让，不被这些行为激怒。孝文帝即位后，将军陈武请求商议征讨，以扩大疆域，孝文帝说：‘兵器是不祥之物，即使实现了所希望的结果，出兵也一定会使百姓和远方地区耗损困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万人〕 ‘如今匈奴从内部侵扰，军吏没有功劳，边民父子长期承担兵役，朕一想到这些就心痛悲伤，怎么会有一天忘记呢？现在还不能消灭他们，希望暂且坚固兵备、设置侦候，缔结和约、互通使者，使北方边境休养安宁，这样功劳已经很多了。况且不议论用兵，所以百姓没有内外徭役，能够在田亩间休息，天下富足充实，鸡鸣犬吠，烟火绵延万里，这难道不是和睦欢乐吗？司马迁认为文帝能够使天下和睦安乐，合于大乐，所以把这件事写入《律书》，作为后代的法则。臣认为，国家采用进攻，就应当攻取邻近之地，使兵势不受危害；采用防守，就必须谋划长久，使民力不致匮乏。然后取得文帝和乐天下的德政，不留下孝武帝哀痛悔恨的结局，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二年，仲淹再次论议攻守，奏文说：‘臣深切思考，国家太平日久，突然西戎背弃恩德、侵犯边境，公卿大夫争相进献计策，却仍不能符合陛下忧虑边患的心意。况且主张进攻的人说防守就是示弱，主张防守的人说进攻必然迅速招致祸患，因此这两种意见始终不能合并。臣前往延安时，所说的恢复各寨作为防御准备，是其次；如果希望敌人停战，便派一名使者表示招纳之意，朝廷因众议不同，没有采纳。如今臣主管庆州，日夜思考，才知道进攻有利有害，防守有安有危。为什么呢？进攻远处，祸害必然到来；进攻近处，利益便会随之而来。用土丁防守就安全，用东方调来的士兵防守就危险。臣所谓进攻远处有害，是说各路深入敌境，既没有预先谋划，将士也没有预先训练出的勇气；有时被风沙迷失道路，有时雨雪连下十多天；进军则困于大河和荒漠的阻隔，退军则有敌人乘危扼守险要的忧患。臣所谓进攻近处有利，在延安、庆阳之间有金汤、白豹等险阻，原本都是汉寨，后来陷为贼境，隔断延州、庆州兵马的援助，又是蕃汉贸易的市场，奸商往来，货物聚集，这确实是要害之地。如果其他道路有贼军入侵，数百里外来不及接应，就应当从远处进行牵制；金汤、白豹等寨可以乘虚夺取，凭借险要设阵，布置战车、横挖壕沟，不与敌军奔驰冲突，选择要害之地修筑城垒，这样我军就没有不利的忧虑。’ 至于合水、华池、凤州、平戎、柔远、德靖六寨，兵甲和粮食可以就地屯驻，确实不是难以守备的地方。环州定边寨与镇戎军干兴寨相距八十多里，两寨之间有胡芦泉，如今属于贼军；这里是义渠、朝那二郡交界处，南面有明珠、灭藏等部族。如果进兵占据胡芦泉作为军营，向北截断贼军道路，那么这两个部族自然安定，应当不会产生异心。又朝那以西、秦亭以东有水洛城，也可以作为限制；如今策应的军队要从仪州、陇州经过十个驿站才到达，如果进兵修治水洛城，截断贼军进入秦亭的道路，利益很大，不只是打通四路的形势，也可以借此张扬三军的威势。臣认为用土兵防守就安全，是因为他们熟悉山川道路的便利，眷恋父母妻子儿女，没有长期戍守的苦处，也没有频繁调换的弊病。臣认为用东方调来的士兵防守就危险，是因为费用过多就会困于财力，戍守日久就会聚集怨恨；财力困乏就难以使用，怨恨积聚就难以保全，民力日益穷困，士卒之心日益离散，其他变故会在意料不到之处发生。臣所说进攻应当取近处而不使兵势受危，防守应当谋划长久而不使民力匮乏，招纳的策略可以在其中施行。如今奉诏，应当严加防御，观察敌人的隙漏再行动，与邻近各道同心协力共同谋划。’

译我又看到赦文，说只要他们不骄横妄动，我们就不侵扰掠夺。臣担心贼寇在一方作乱，远在数百里之外，救援来不及，必须采取牵制的策略，以挫败贼军的气势。到那时，各路重兵难道能够安坐不动吗？如果事先没有确定的谋划，也没有行营的准备，恐怕到了需要牵制的时候便茫然无措；即使看见有利机会也不敢进兵，观察到敌人的破绽也不敢行动，贼势会更加壮大，边患会更加深重，叛逃亡命之人每天都在帮助贼军筹谋，这不能不作出大的谋划。希望朝廷在守御策略之外，再准备进攻的办法：敌人攻打西面，我们谋取东面；敌人攻打东面，我们谋取西面。宁可有准备而暂不实行，难道能在应当行动时却毫无准备吗？所谓准备，必须先取得秘密防备的诏令，允许将帅便宜从事，并预先下发空名宣敕之类的文书，恐怕到了可以行动的那一天，再奏请就来不及了。臣此前曾派人进入敌境，互通往来消息；以后或许还会有人来，不能不予以答复。如果朝廷先下发秘密防备的诏令，命令双方往返议论，经过一两年，应当能够办成事情。如果说边将的耻辱还没有洗雪，不愿意委曲求全，臣恐怕各路还会有更加无法承受这种耻辱的情况，使贼势更加扩大；或者贼人暗中联合各蕃，合势谋划，那么抵御起来必定困难。而且兵马精锐强劲，是西戎的长处；这是第二条不能答应的理由。又有议论者都说元昊是戎人，没有占据中原的心思，只想在各蕃中自我尊大罢了。臣等认为，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这些人都是戎人，却都曾占据中原；近来李克用父子也是沙陀人，进而占据太原，后来又建都西洛，这些都是汉人替他们谋划，引诱他们进来而造成的。定川之战后，元昊曾发布伪诏晓谕镇守戍边的军民，其中有“平定关辅”的话，这大概就是证据。汉人中的叛逆者不愿居处异域，内心谋划侵占汉地；所得城堡，必定会让汉人来守。假如朝廷反而授予元昊僭越的帝号，就等于为他打开方便之门，这将极大地帮助叛臣。这是第三条不能答应的理由。什么叫三件必须严加防备的事情？元昊凭借累世奸雄的资质，一旦僭越叛逆，最初派人来时还自称臣、奉上表章；等到刘平陷没之后，贼人的气焰便骄纵起来，再派贺九言来上书朝廷时，便不再称臣，言辞也突然变得傲慢；后来又屡屡取胜，必然会提出大言过分的要求，这是人情常态。如果他用卑下言辞和丰厚礼物，便肯接受“兀卒”的称号，那也全是阴谋。倘若他果真因为山界困顿，暂时求得休息，使中原停兵三四年，将帅懈怠，士卒骄惰，边防不严，戎政逐渐松弛，随后再像以前那样突然发难，中原就无法支撑，这是第一件大可防备的事情。当时文彦博经略泾原，皇帝因为泾原受到创伤，想调徙仲淹，便派王怀德去晓谕他。仲淹辞谢说：“泾原地位重要，只是恐怕臣不足以担当这一道路的重任。”于是他与韩琦一同经略泾原，都驻扎在泾州。韩琦兼管秦凤，臣兼管环庆。泾原有警报时，臣便与韩琦合并秦凤、环庆的军队，互相呼应地进兵。如果秦凤、环庆有警，也可以率领泾原的军队前去援救。臣应当与韩琦训练军队、选拔将领，逐渐收复横山，以截断贼人的臂膀。不出几年，便可以期待平定。希望诏令庞籍兼领环庆，以形成首尾相应的形势。秦州委托文彦博，庆州任用滕宗谅，宗谅的孙子沔也可以办理筹集军需的事务。渭州有一名武臣就够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仲淹又论述不能答应元昊求和的三条重大理由以及可以防备的三件事情，上疏说：“臣等长期分任西戎方面的职事，还没有议定策功，上则玷污朝廷，下则内心惭愧。臣等推究利害，亲眼看到胜负，到现在已有三年，对事情的始末也已经详尽考察。如今元昊派人到朝廷，将要商议接受和约；来人已经自称六宅使、伊州刺史。观察他任命官职的用意，是想同朝廷行抗礼之礼。臣恐怕他不改僭越的国号，心里是想让朝廷允许他成为与我朝鼎足而立的国家。为什么呢？给他们金帛，可以节省国用来补助；但宏大的美名和尊贵的称号，是天下的神器，难道可以私自授予别人吗？只有后晋石敬瑭曾借契丹援助而被拥立。那时中原逼迫缩小到只有几十个州，只求苟且偷生一时，并没有传之万世、延续长年的打算，所以把帝号献给契丹，破坏了中原的大法，最终仍不能满足契丹的野心，于是被其吞并，仓促间导致亡国，一代君臣都成了千古罪人。自从契丹称帝、灭掉后晋以后，参照采用汉人的礼乐，国势强盛，常有轻视中原的心思。我国富有四海，不是石敬瑭当年逼窄困小、苟且偷生的时代；元昊世代接受朝廷的爵位任命，也没有契丹帮助后晋建立政权的功劳，这是第一条不能答应的理由。各处公家文书以及军民的言语，现在都称元昊为昊贼，人人知道逆顺、去留的区别，却仍然有人逃亡，无法禁止。如今元昊在天都山营造居所，已经逼近汉界；如果再允许给他大号，从今以后，公家文书和军民言语中必然会有“西帝”“西朝”的称呼，天都山也一定会出现建都、举行郊祀等僭越行为。陕西的戎兵和边民背负罪过，必然逃往那里，因为那里有了归附之处。至于四方豪杰，稍有不得志，便会挽袖离去，不再有辨别逆顺、去留的原则；元昊若得到更多汉人，便会使礼乐和国势同契丹并立，从两面夹逼中原，哪里还会有太平的希望？为什么呢？给他金帛，还可以用节省财用的办法来补偿；但“鸿名大号”是天下的神器，难道可以私自借给别人吗？只有石晋曾借助契丹的援立而称帝。石晋的功业，不过是因为中原局势逼仄、只有几十州，姑且偷生一时，并没有传之万世、延续万年的打算，所以才把尊号加给契丹，破坏了中原的大法，最终却仍不能满足契丹的野心，于是遭到吞并，很快亡国，成为一代君臣千古的罪人。自从契丹称帝、灭掉石晋以后，参用汉人的礼乐，因此其势力强盛，常常存有轻视中原的心思。我国家富有四海，并不是石晋当年国势逼仄、苟且偷生的处境；元昊世代承受朝廷赐予的爵位和任命，也没有契丹开立石晋那样的功劳；这是不能答应他的第一个理由。况且，各处官府的公文，以及军民的言语，全都称元昊为“昊贼”，人们知道叛逆与顺从、离开与归附的区别，尚且有时还会逃亡，无法禁止。如今元昊在天都山营建住所，已经逼近汉界；如果再答应给他“大号”，今后官府公文和军民言语中，就会出现“西帝”“西朝”的称呼，天都山必然会有建都、举行郊祀等僭越之事。陕西的戎兵和边地百姓中有罪过的人，必定会逃往那里，那就等于有了归宿。至于四方的豪杰之士，稍微不得志，便会挽袖离去，不再有叛逆与顺从、离开与归附的区别；如果元昊得到许多汉人，那么他的礼乐和势力就会与契丹并立，夹击困扰中原，哪里还会有希望实现太平呢？

译为什么呢？给予他们金帛，可以节省开支并加以补偿；但宏大的名号，是天下最神圣的权柄，岂能私自授予别人？只有石晋曾借助契丹援立。石晋国势逼仄，只有几十个州，不过苟且偷生一时，没有传国久远的打算，所以把帝号加给契丹，破坏中国的大法，却最终不能满足契丹的野心，终于被吞并，迅速导致亡国，一代君臣成了千古罪人。契丹称帝、灭亡后晋以后，参用汉人的礼乐制度，国势强盛，常有轻视中国的心思。我国富有天下，并不是石晋国势逼小、苟且偷生之时；元昊世代接受朝廷的爵位任命，也没有契丹开启后晋之国的功劳，这是第一件不可答应的事。又各处公家文书以及军民的言语，都称元昊为“昊贼”，人人知道逆顺、去留的区别，却仍有逃亡者，无法完全禁止。如今元昊在天都山营造居所，已经逼近汉界；如果再允许他使用大号，此后公家文书和军民言语中必然出现“西帝”“西朝”的称呼，天都山必然会发生建都、郊祀等僭越之事。陕西的戎兵和边民一旦背负罪过，必定逃往那里，就有了归宿。至于四方豪杰，稍微不得志，就会挽袖离去，不再有逆顺去留的区别；他们如果大量得到汉人，礼乐和国势就会与契丹并立，从两面困扰中国，哪里还会有太平的希望？自从德明接受归附以后，谋划经营一直没有停止；他向西攻打吐蕃、回鹘，拓展疆土数千里。到了元昊国势稍强，便自称尊号、违背礼法，背弃朝廷，联结北部各族，种种情形都已经显露，造成严重的边患。只是偶然还没有深入进犯，如今又制造欺诈的事端，以暂时牵制我军并让他的部众休息，同时还想集中力量、专心谋划，吞并唃厮啰等各蕃，除去秦州一带的屏障，为将来再次进攻取得便利。因为元昊最初叛乱时曾亲自攻打延州，本来就有侵占郡国的志向。如今他又强盛起来，难道会就此收心吗？况且朝廷施加给他的四十年恩信，一旦反复背叛，哪有已经发动叛乱的谋划、蓄积尚未受挫的锐气，却能够长久守信守盟的呢？这是第二件大可防备的事情。自从德明接受归附以后，后来允许蕃汉人进入京师经商，往来道路上人群不绝，各种货物汇集在那里，中国的利益充实了他们的巢穴。贼人凭借这些财力物力，便起兵作乱。如今已经五年，物资用度必然困乏，于是用卑下言辞和丰厚礼物迎合我方意愿，想要再次图谋中国的利益。等到他们的供给用尽，便再寻找借口兴兵，以满足原来的心意；这种狼子野心，本来就难以驯服。如今如果通和，又允许灵州、夏州的蕃汉人像从前一样出入京师经商，实在非常不利。因为从前双方往来时，叛逆的情状还没有显露，事情本身也没有造成祸害。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强敌的俘虏，酿成的祸患没有停止，必然窥伺国家；他们还可能把亡命之徒夹带进入蕃地，或者同奸人另外勾结，或者派刺客暗中发动袭击，惊扰朝廷。而且这类人一定会在各处肆意放纵，比过去更加严重；出了事情，又将如何处置？这是第三件大可防备的事情。臣等请求等元昊派来的人到达朝廷后，观察他所提出的请求。如果他提出大言过分的要求，坚决要求僭越称号，就请朝廷答复说：“上有天地、宗庙所畏惧，不能私自允许授予大号，以免破坏中原的法度。”如果他使用卑下言辞和丰厚礼物，只求“兀卒”的称号，就按照唐代单于、可汗的旧例，具有允许他的道理；同时也要预先防备他的阴谋，严格告诫边臣，修葺城寨，训练军马，储备粮草，以防备他的虚诈。等一两年后，看清他的表里并且边防牢固了，才可以酌情减少驻守在内地附近屯驻的兵力。因为西戎自古反复无常，朝廷不能因和谈而停止用兵，以免开启意外的变故。如果他要求割让熟户，就请答复说：“灵州、夏州有很多汉人，能把他们割让归还朝廷吗？何况横山蕃部安于归附朝廷，一旦驱逐他们，便会惊扰生事，他们一定不会为西部边界所用。”如果他要求到京师，像从前一样出入经商，就请答复说：“近来交战之后，有很多军民阵亡，他们的子孙骨肉怨恨极深，恐怕道路中会有许多仇杀，导致西部边界彼此猜疑，反而退却。” 只在边境上设置防场，进行有无交易，使双方各得其所。如果他提出请求，要求我方从今以后停止修筑城寨，就请答复说：边界熟户之间世代有仇怨，常常彼此侵害，必须借助城寨驻兵，才能使局势安定，让双方各自安居。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其他不合礼法的要求，朝廷有些难以答应，就暂且拒绝，不必顺从。只是要厚待遣来的使者，用和善的言辞答复，使往来拖延；这样超过四个月，贼人就不能发动进攻了。到了秋天，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为什么这样说？臣等观察到，朝廷现在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已经十分明确；统帅臣僚奉诏可以便宜行事，旧日将领也逐渐升迁，从前的弊病稍稍革除，将要考核实际功效，约束将佐不许轻率出兵，训练军马也大多改变了旧法。但如今边境最远处的城寨，或许还没有完全修固；聚集的军队也还不能进行大战。如果贼人今年春天就来，依臣等的谋划，尚且值得忧虑。然而只要大军稳重持守，奇兵从旁袭击，就应当不会再有定川之败。如果等到秋天才来，那么城寨大多已经坚固，军马也已经训练成熟；或坚守营垒，或据险作战，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臣等已经商议，计划在一两年内训练三四万士兵，使号令统一、阵伍熟练；又能够让熟户蕃兵和正规军交替使用，那么横山一带的部族帐落就可以谋取。投降我方的人，就让他们缴纳人质，厚加官职和赏赐，使他们各自安居，登记为熟户；拒绝我方的人，就用精锐部队进攻，仍不服从便杀戮。我军要击鼓进军山界，不采取早晨进军、傍晚撤回的打算。元昊听说后，如果举全国之兵来攻，我们就退守边寨，足以使他的军队困顿；如果他派偏师前来，我们就凭险等待。蕃兵没有粮食，不能长久聚集；等他们退散以后，我军再进兵，迫使他们再次聚集。每年出兵三五次，元昊各厢的军队大多在黄河以外，频繁前来应战，疲于奔命，那么山界蕃部便会势力穷困、援助削弱，而且又靠近我方，自然会请求归附。再从中选拔酋长豪强来镇守那里，就足以斩断元昊的手足了。然而臣请求朝廷把平定西部的长远大计作为宗旨；军队出动时，不要因为小胜小败就升降黜陟将帅，那么三五年之间便可以成就大功。还应诏令中原臣僚不得忌讳谈论边事，以免阻碍长远谋划。我太祖、太宗统一四海，创立万世基业，如今用三五年的劳苦，再次平定西部边疆，难道还算晚吗？契丹听到国家深远长久的谋略，必定畏惧而保持盟约，不再轻举妄动，这样中原才会有太平的时日。臣等之所以说对贼人不合礼法的要求不必顺从，正是因为有这项谋划。

译有人说：如今王师已经多次失利，为什么还不考虑收兵停战呢？臣等认为不是这样。国家太平日久，将领不懂用兵，士兵不熟习战斗，因而导致失利；这并不是中原的国力不敌四方边远民族，也不是如今的士兵不如古人，而是太平日久、忘记战争所造成的弊病。如今边臣中有有心力的人，鉴于过去失败的教训，各自都在考虑改革，将会有战胜贼人的谋略。从前汉、楚相争时，并没有因为多次失败就停止用兵，最终仍然取得天下；安禄山作乱时，军队所向无敌，郭子仪日夜谋划，王师重新振作，最终消灭了大盗。如今国家正处于天下全盛的形势，难道会因为偶尔取胜、偶尔失败，便断定中原不能振兴、边疆不能防御吗？这实在是极大的迷误！又有人说：用兵不能长久，时间长了百姓困苦、财物匮乏。臣等认为不是这样。争夺胜负、追逐利益的军队，会有善于谋划而行动迟缓与拙劣而行动迅速的不同；至于对外防御四方边远民族，自古以来从未废止用兵，所以山海的利益都归于边防使用，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何况眼下边境城垒经过今年春天的修葺，已经逐渐险固，兵民的劳役自然应当减少或停止。并且每年春夏交替之时，军马完全可以抽调到数百里以外，就地供给草料粮食，这也足以节省调入内地的费用，减少运输供给的劳苦，希望百姓不至困苦、财物不至匮乏。这不像西部战事开始时，人人畏惧，无法摸清敌情，所屯驻的军马不敢稍微后退。臣等还在考虑兴利减费的办法，作为这件事的辅助。臣等早年受到圣上奖赏，擢升进入清贵的班列；西部战事以来，供职于国家、粗略办理军务已有三年，边塞日夜劳苦、月月忧患，难道不希望听到接受和议、稍作休息吗？臣等并不是乐意任职于刀矢石砾之间，而是看到西部贼人强悍顽固的势头还没有衰退，又挟持变诈之术；如果朝廷处置不当，将来他们悖逆作乱，成为中原的大祸，难道只是今日的边患吗？所以臣等不敢只顾自身一世的安危而忘记国家的忧患，必须把鄙陋的意见全部陈说出来，希望稍有补益。元昊派来的使者到达朝廷后，臣等恭候圣上慈悲，在接受和议与抵御侮慢之间审慎处置，为圣朝长久大计考虑，天下幸甚。仲淹又上奏请求挑选前往边境屯驻的士兵，奏疏说：“臣私下看到，自去年以来，从京城调拨禁军前往陕西边境屯戍，其中有各地乡军雇来的经商之人，也有从南方各处厢军中挑选上来、补充到各指挥的士兵；其中有些人身材矮小、体弱怯懦，沿途被人指点讥笑，到了边境又不能承受披甲带兵和训练阅兵，却白白领取禁军各种请受和支赐。如今又调发五千名士兵前往秦州增援屯驻，随后还会有各军派往边境替换。请求下令殿前马步军司：凡在京城及京畿内各军，此次以及今后应当起发前往边境的士兵，都必须由各指挥按次召来，由本司详细挑选，把其中身材矮小、体弱而不能披甲带兵的人剔除，不再派往边境。在挑出的弱小人员中，原来属于在京各司库务以及外路厢军的，如果愿意返回本处原来的指挥，就都送还。其中若有身材比旧标准小两三指、却年轻强壮有能力的人，不得剔除。所有年老患病的人，应当按等级另行安置。各指挥中年老、有病、没有能力的人，也应立即挑选出来另行安置；然后从本指挥所属人员中，每十将挑选出有功劳且武艺高强的人，提升一两资，暂时管理事务，等到正式转员时，依照本资执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如果本指挥所属的十将中没有可以挑选的人，就从次一级的指挥中挑选，令其暂时代理并补充管理事务。这样做的好处是，沿途便有能够办事的军员统辖部属，各方面都能整齐，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出差错。所调发的士兵如果本营在外州军府，就委托各地长吏、都监负责监押，依照这个办法挑选并发遣。还请求命令各路部署司：去年秋天以后调到的屯驻、驻泊士兵，以及今后调到的士兵，都依此挑选施行，完成后随时登记上报。”仲淹又请求在散直等处挑选有武勇和心力的人，奏道：“臣私下知道，散直以及下班殿侍中有许多经历过事情、能吃苦的人，可以在边境使用。请求特地下令殿前司，在散直、下班殿侍中挑选其中有心力的人，登记姓名上报，以便另行议定再作挑选。其中曾经有过罪犯的人，如果武勇出众，也应另列姓名上报。本班人员不得压制、阻拦或遗漏；如有这种情况，应当查问定罪。将挑选出的人数另分等级，其中上等人员以及认识文字的人，派到有空缺的官员处暂时管理事务；三年中没有罪过且办事有能力的，就令各处保明，上奏请求授予防御使并予以转迁。”三班差遣中，暂时管理事务的人员按照正式转员的惯例逐级迁升；对有功劳的人特别升擢，远远胜过年老后才转员的人。即使有误判战敌之事，因为西北事务重大，也常常必须预先选好能够在军中任用的人，以备边疆事务。庆历五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上奏《陕西河北攻守防》说：“臣蒙受圣恩，破格受到奖拔，任职两府，日夜忧惧急迫，恐怕辜负陛下委任我的本意。臣等确实没有什么长处，只是刚从边塞回来，粗略知道边地事务，不敢有所隐瞒。臣等听说，夏、商、周三代以来，都有边疆祸患，以至侵凌中原，祸及渭水、洛水一带；齐、晋在前代驱逐他们，秦、汉在后代驱逐他们，中原才开始清平，人伦秩序才得以恢复。到了衰弱的西晋，各部纷争；天宝末年和石晋时期，中原不幸，都遭受了他们的祸害。自周世宗北征以后，虽然疆土没有恢复，夷夏之间稍有区别。我们的祖宗世代修治武备，大力庇护百姓。现在西北两个方面又互相勾结，使中原受到夹击困扰。元昊首先背叛诏命，出兵侵犯延安，接着侵犯镇戎，杀伤军民，没有一年不是如此。中原军队讨伐又没有取胜，而北方敌人出动十万大军，说元昊是他们的舅甥之邦，责怪中原不该出兵。这种互相勾结的迹象，还有什么可疑的吗？国家因为顾念百姓，增加财物布帛来继续盟好；他们已经获得利益，才肯撤军。现在又借西夏议论通顺的机会，想要主持盟约、邀取功劳、抬高自己的地位。大元昊屡战屡胜，又倚仗北部的形势；虽然请求通顺，实际上只是想暂时休整肩负的重担。北部敌人也一样，已经获得丰厚利益，等到物力稍微充足，就可以聚集大军，那么一定会长驱深入，怀有吞并关中、辅郡的意图。”

译怎么知道呢？前些日子的定川之战，我军失利，他们制作伪诏诱骗威胁边民，想要平定关中，可见其谋划不小。大概汉人中有许多叛逃者陷身于荒漠，衣食和嗜好都不能满足，必定拿苻坚、刘元海、北魏的旧事，日夜游说。元昊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只是元昊有侵犯汉地的意图，实在是汉人的叛逃者日夜替贼人谋划。朝廷如果答应他们通顺，北方敌人就会邀功，自行主持盟约，轻视中原，贪得无厌地提出要求，从各方面困扰我们，最终必然用兵。如果拒绝他们的意图，那么元昊今年秋天必定再次大举进攻，北方敌人也必定派使者来询问我们拒绝元昊的原因，甚至立即在塞外出兵，扩大声势威胁我们。到那时，国家难道不疑惧吗？一定会从陕西选将抽调军队，调往河北；还没有交战，西部边疆已经空虚，元昊趁虚而来，必然会在关中、辅郡得志。这两个敌人互相勾结的形势，怎样抵御呢？臣等思量，和与不和都会成为大患。然而今天的谋划，最好是选择统帅、训练军队、安排边防事务，日夜筹划战略，作好用武的准备；把和好作为权宜之计，把战守作为实际事务。他们知道我们有谋略、有[疑“备”]，就不敢轻易行动，那么盟约也可以长久了。” 如不[此处疑有脱文]轻易违背盟约，我们就乘他们骄傲之时，可以困扰并攻击他们，他们未必能够成为中原的祸患。臣等请求把这些意见概括陈述如下。一、关于和好与防备。臣观察西部戎人积蓄祸患，已经有多年了。李德明在世时，就听说他已有僭越拟制之意。元昊正当壮年，于是放纵凶暴骄横；对外倚仗北戎，对内凌辱中原；屡战屡胜，从未遭受挫败，却忽然请求通顺，实际上是想休养。所得的是巨大利益，所屈服的只是空虚的名义。然而他仍然提出许多请求，奸谋难以测度。国家以百姓为念，不可不接受。就像唐高祖、唐太宗顺应天命和民心，百战百胜，仍然向突厥屈服。突厥可汗始死时，唐朝还为他举哀，停止朝会三天，派百官到馆舍吊唁；对于突厥来使，唐朝所行的礼节也非常谦下。唐太宗又曾带六名骑兵在渭水边，见到颉利可汗并同他交谈，亲自与他订立盟约。颉利退去后，左右劝太宗乘机攻击。太宗说：‘我若攻击他，他必然失败；他因恐惧而修养德行，后患一定更深。’于是周旋迁就，使他骄傲懈怠。一天，派李靖擒获颉利，声威震动四方。这就是盛德君王的谋略。陛下应像唐高祖、唐太宗那样尊重礼节、厚重守信，把盟好作为权宜之计，选择将领、训练军队，把攻守作为实际事务。他们不背弃盟约，我们就不断安抚接纳；他们将要背德，我们就攻守皆宜。这样，结交和好的策略就不会失误。” 二、陕西守御的策略。元昊过去与朝廷通顺时，每年接受恩赐，朝廷抚慰接纳十分优厚，从未亏待过他；即便如此，他还时常扰乱边境，杀害将领官吏。自从背叛诏命以来，多次大举进攻，从未受挫失败，如今却请求通顺，实际上是在积蓄阴谋，并不是屈服归顺的意愿。朝廷如果把这当作权宜之计答应他，就更应严格做好守备。然而陕西长期屯驻大军，供应费用已经耗尽；减少军队，守备就不足；不减少，物力又已经困乏。臣等请求把沿边城寨更加修缮完备，使戎虏无从窥伺。又说到长期守边的办法，必须使用土兵，他们都熟悉山川地形，平时多练习战斗，比起东兵，战守的功效加倍。然而沿边和次边的土兵人数很少，分守不够，还应在重要便利的城寨招募安置土兵。如果内地的土兵愿意改隶边寨，就迁移他们的家属，把他们集中编组。况且近来庆州刚修建大顺城，想设置振武保防兵两个指挥，又在永兴、华耀的土兵中招募愿意守塞的人，应募者很多。为什么呢？关内各州的土兵大多在边上，有的刚得到替换回营，几个月之间又要出去远戍，岂只是经受岁时霜露的劳苦，更严重地损伤了骨肉亲情？征夫不能保全自己的家，离散的妇女很多，这违背人情，时间一久难免产生怨恨。” 如果能够连同家属一起迁到边地居住和驻营，又免除出军之苦，父母、妻子、儿女乐于团聚，作战时可以互相救助，守备时也能彼此安定。有人说，土兵携带家属居住在塞下，那么全部供给费用会更加多。不然，土兵每月的给养略少一些，而他们一向被称为精悍强健；让他们戍守边地，可以抵得上数倍的东兵。可以从现在起在各路逐渐增加给养，经过两年才能整顿齐备，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骤然改变的。又陕西新近刺选的保捷土兵，其中身体瘦弱、不能上阵的，应当淘汰，让他们回到田地；既可以节省军费，又能增加农业劳动力。然后把东兵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屯驻边地，以助土兵之势；一部分调入次边，或者屯驻关中、辅郡，以减轻运输粮饷的困难；一部分返回京师，以加强禁卫防务。如果他们接受款顺而没有变化，那么东兵三部分中还可以进一步裁减撤退。又沿边免税地区招募的弓箭手，必须让他们聚居在险要之处，每一两个指挥共同修筑一座堡垒，使他们的家属与城寨彼此相应。戎人小规模来犯，就让属户蕃兵、弓箭手和各寨土兵共同抵御；戎人大举进攻，则在二十天以前必定能够听到他们聚集出兵的消息，我们沿边的军马完全可以召集，驻扎在坚城中，等待敌人进退。” 沿边山岭重叠，敌人的重兵一定沿着大河谷道行进，首先追求速度，等到取得胜利、使我军沮丧以后，才敢分散军队进行抢掠；越过险阻之后，就更加无所顾忌。我们如果持重不战，那么敌人的重兵行进在河谷道路中，粮草无从供应，牛羊也无法获得，不出几天人马就会困乏疲惫。敌人的重兵既不敢越过险地，又不能决战取胜，就一定不得已分散抢掠。我们在山谷村落中埋伏精锐军队等待他们；敌人分散抢掠的部队轻装而人数少，可以攻击追逐，使他们分散时无处抢掠，聚集时又无法交战。他们想长驱深入，我们就派诸将出奇兵从后面追击；他们想全军撤回，我们就让各城出兵乘其疲惫。敌人进退都会遭遇祸患，不经过两三次行动，势必败亡。这就是守备防御的要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三、陕西攻防。

译元昊的巢穴实际上在河外。河外的军队怯懦而很少作战，只有横山一带的蕃部，东到麟府，西到原州、渭州，绵延二千多里，人强马壮，熟悉战斗，且与汉界相接。每逢大举入寇，必定充当前锋，所以西戎把山界蕃部视为精强之兵，汉家则把山界属户和弓箭手视为善战之人。由此看来，双方都以边地人为强兵，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因此，秦汉驱逐西戎，必先取得山界；西戎于是远远逃遁，然后以河为界，敌寇便不敢深入。假如元昊归顺纳款，就请暂且采用和议与防备相结合的策略来对待他。如果和议没有顺利实现，或者表面顺从而后来反复，那么我们便有可以进攻的策略，这并不是穷兵黩武，要到遥远的沙漠之外去争强斗胜。臣等曾计算陕西四路的兵额，总数约三十万人，并不是不多。然而各自分守城寨，所以每年实际能够作战的士兵大多不过二万多人，只是坐耗粮草，不敢有所行动。年年设置防备，常常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却不知道敌人的谋划究竟要侵犯哪一路。敌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各部落分散居住，衣食能够自给，忽然集合起来，一同进攻一路，所以勇猛的军队动辄号称十多万人。用我方分散的军队抵挡敌方集中一处的势力，人数和形势都不相敌，最终便导致溃散失败。况且敌军作为客军，本应劳苦，我们却反而疲惫；我军作为主军，本应安逸，却反而劳苦。如果我们再次采用这个策略，使敌军劳苦而我军安逸，那么一定能够取胜。臣等请在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选将佐三至五人、使臣一至二十人，步兵二万人、骑兵三千人，组成三军，按照新制定的阵法训练一年多，等到军队精锐勇健以后，再观察敌人的空隙，派三军在横山一带袭扰，并继续进兵。投降的人就收取人质并给予优厚赏赐，各自让他们安居本土；拒不投降的人就集中兵力迅速攻击，必定击破其部族。假如鄜延一路先出兵，敌军必定大举来援，我们就退守边寨，或者凭据险要，不与敌军决战。不到十天，敌军自然困顿，势力将要崩溃。敌军撤回时，我方环庆军再出兵。敌军如果再次谋划集合兵力来抵抗王师，泾原军便又可乘隙攻入，使敌军疲于奔命，无暇应付；各部落心怀怨恨，我军的声势自然振作起来。像宥州、绥州、金汤、白豹、折姜等寨，都可以乘势修筑城池。山界蕃部距离元昊还很远，来不及求援；而且我方以坚城据守，以精兵逼近，他们既然喜欢自己的土地，又受到威势逼迫，就必定归附，以求安全。三五年之间，山界便可以全部取得。这就是《春秋》所记吴国使用三支军队击破楚国的策略。元昊如果失去横山的形势，就可以说是斩断了他的右臂。何况汉、唐旧有的疆土，难道是今天无端惹事吗？四、河北防御。臣等对于陕西沿边地区的利害关系，已经相当深入地考察；所陈述的三项防御策略一定可以施行，而国家抵御敌人的谋略，在北方尤其重大，臣等怎敢不尽心考虑？况且北方的戎敌长期强盛。后唐时期，契丹曾以四十万军队护送石敬瑭到洛阳，拥立他为天子后才返回，于是与石晋结成父子之国，索取无度，石晋无力支撑。一天祸乱发生，契丹长驱南下放牧，直抵京师，俘虏石重贵和当时的公卿及其全家而去，幽燕于是陷落。这成为中原战败的耻辱，至今还没有洗雪。国家为了百姓的缘故同他们结和，打算休兵养民，是有所等待的。等到天下无事，人人都安于太平，便不再谈论征战。前年北方敌人突然改变，假称有谋略而在燕、蓟一带出兵，既发生背弃盟约的变故，又提出割让土地的要求；国家仓促之间没有防备，难以用兵，于是增加厚重的财物来延续从前的和好。他们既然获得利益，才肯撤军。如今又趁元昊议和的机会，想要取得主导盟约的功劳，形势更加严重；如果不大力防备，灾祸将无法估量。臣等恳请朝廷努力实行七件事，以防止大患：一，秘密筹划经略；二，再次讨论屯兵；三，专心选拔将领；四，赶快训练作战；五，训练义勇；六，修筑京师外城；七，秘密制定讨伐的谋略。一、所谓秘密筹划经略，是说自河湟罢兵以来，已经相安四十年，州郡因循旧习，武备废弛。凡是谋求兴修整治的人，反而被责怪为招惹事端。近日朝廷选派转运使，大概是想革除旧日弊病，预先做好防备；然而他们既有本职，每天又被繁杂事务牵累，没有时间周密考虑。请选拔有才识的近臣，授予都转运使的名义，暂时前往筹划，使他亲自巡视边塞营垒，精细研究利害关系；凡是边防谋略中尚未防备的，都逐条上奏并加以改置。不到半年，回到朝廷奏报，再命中书、枢密院仔细询问，充分讨论长久之计。这样，即使敌情突然变化，我们也有办法应对了。二、所谓再次讨论屯兵，是说一向把真定府、定州、高阳关分为三路，但各路所辖兵马还不十分整齐，甚至有一州兵马却分属两路的地方；又没有弄清本路将来应在什么地方控制扼守、需要多少重兵，以及什么地方只适合坚守、应屯驻多少兵。三路彼此援应的次序，也必须派近臣前往那里秘密筹划，才能预先确定制度，临战时不致发生差错。即使事情尚未发动，也应当审度兵马，哪些应当调减到何处驻扎，使其就近取得草料粮食，以节省边防费用，或许可以避免尚未交战便先行匮乏，到了用兵之日反而使百姓更加困苦。三、所谓专心选拔将领，是委托枢密院从閤门祗候以上的使臣以及三班院使臣中选拔人才，又由殿前马步军司从军队中选拔人才；凡是有智谋策略或有才干武艺、可以在边地试用的人，就陆续进呈，根据选中的人数登记在册，等到本路有职位空缺时，便依次差遣授职。这样一来，三两年之间就能得到许多人才。四、所谓赶快训练作战，是从陕西四路抽取曾经统领战队的使臣十几人，再把新近议定的八阵法传授给他们，派往河北检阅训练各军，使他们都懂得奇兵、正兵循环运用的战术，面对敌人时变化无穷。五、所谓训练义勇，是说现在河北登记的义勇，虽然大体仿照唐代府兵法，规定三时从事农务、一时训练作战，但尚未设置府卫官员，法制也无法施行，号令不统一。必须另行选拔能够治兵的知州、知县、县令，并增加设置将校，使人人都懂得军中的法令，遇敌时可以使用；这才是强兵制胜的根本。六、所谓修筑京师外城，是说后唐没有防备，契丹一举便直抵洛阳；石晋没有防备，契丹一举便直抵京师。因此契丹如今心气骄慢，必定认为边城坚固而难以攻取，京师平坦而没有防备，一旦出兵，必然谋求深入。

译我方因为京师没有防备，必然催促河朔重兵同敌军奋力作战；如果作战不能取胜，敌军骑兵就会更加骄横，再无顾忌，直扑澶渊，形成进犯宫阙的势头。到那时敌军派使者来要挟我方，想以黄河为界，而我方既没有防备，将用什么抵御？答应他们固然不行，拒绝他们也必定困难；敌军又振作声势逼近京师，还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京城坚固完备，就告诫河朔重兵不要同他们交战。敌军不能取胜，便没有乘胜进军的气势；想要谋求深入，前面有坚城，后面有重兵，必定受挫而自行退兵。敌军撤退而阵势不整时，就可以乘机攻击。这就是说，修筑京城不只是为了抵御敌寇，实在也是为了破坏敌军深入的谋略。汉惠帝时，征发六里以内的男女修筑长安城，二年完成；唐明皇时修筑长安城，九十天完成。考察古代的办法，选择适合今天的做法，修筑京城确实没有疑问。不过必须用二年完成，这样百姓不至于劳苦，人民也不会惊恐。七、所谓秘密制定讨伐谋略，是说幽州、燕州一带数州的百姓，本来遵循汉人的风俗，思念汉朝的心意，子孙后代也不会忘记。太宗皇帝攻克河东以后，乘胜向北讨伐，数州官吏百姓望风请降，只有幽州尚未攻破；我军因空虚惊惧而班师以来，岁月已经久远，好像上天把北方隔绝了，再也没有人轻易议论收复之事。如今盟约和好已经动摇，怎么能保证它还会维持下去？应当训练士兵、饲养战马，秘密筹划方略来等待局势变化。没有变化时，我们不先行出兵；发生变化时，我们已有后续谋划，指向幽州、燕州等数州，决意收复它们，使那里思念汉朝的风俗重新恢复，使他们重新成为我们的百姓，完成太宗皇帝震怒奋发的志向，洗雪石晋以来千古的耻辱。这样，陛下的功业就会如天如日，永远昭著不灭。范仲淹又上奏说，元昊请求和好，双方争议的疆界，请求不再追问。防曰：“臣私下考察史籍，看见前代帝王同外国结和通好，礼数和诚意都十分隆重，并不是志向不高、力量不足，而是害怕边疆战事不止，百姓困苦损耗。用兵日久，必定会产生其他变故，成为国家的忧患。像汉高帝、唐太宗这样亲身经历百战、使天下大为归服的人，也不敢穷兵黩武而委屈自己侍奉外国，正是因为这个道理。等到国力强盛、将帅得人，便长驱直入击破敌军，以洗雪天下的耻辱。如今北方的契丹和西方的西戎合谋并力，从两面困扰中原。西方战事多年未能平定，最近才派使者往返，商议和好。而延州、塞门以及河东丰州一带，原来有属户居住，对我方有利；自从元昊驱逐掳掠他们向西迁去以后，便成为空隙之地。中原的利害并不取决于这些地方。如今众议都一定要重新取得塞门，以保全疆土。假如在祖宗朝，北方陷落易州，西方失去灵州、夏州，等到双方和好时，也都略过而不再谈论。不能因为过去失地的耻辱，就去求取没有实际用途的地方。如今西戎贪婪吝啬，不值得同它争执；只要名分体统已经顺当，其余都可以暂且借让，以成就和好。然后再谋划边防事务，后撤、调移兵马，减少粮草消耗，安抚我们的百姓，督促农耕，选拔将领、训练士卒，使国家富足、百姓强盛，以等待四方发生变化。” 这正是有道帝王治国的方术，也是国家社稷无穷的福分。如果想同敌国辨明是非曲直、决一胜负，因而使百姓疲敝、天下危乱，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行却很难。臣身居二府，正应当思考国家安危的大计，不敢回避他人的诽谤议论。臣愿上下共同商议，以免累及陛下包容宽厚的德行，反而更加增添陛下日夜勤劳的忧虑。臣实在诚恳急迫、惶恐至极。范仲淹又上奏，请求宣谕大臣，确定河东的防御办法，说：臣私下看到，契丹派使者来朝廷，说想要向西征讨。如今边境探报都说契丹大规模调发兵马，讨伐呆家族和夹山部落；又说契丹也同元昊的兵马交战。另有报告说元昊也已经聚集左厢军队。既然两国都调动大军，必定有重大事情。依臣推测，夹山等蕃部小族，难道值得两国全部出动大军攻讨吗？这是可疑之处之一。元昊一向只是依靠契丹来侵凌中原，如今并没有什么大变故，怎么敢立即同契丹断绝关系，出兵相持？这是可疑之处之二。自古圣贤的议论都说异域之人没有信用，如今朝廷却想依靠他们，岂不可疑？这是可疑之处之三。此前契丹邀请中国进纳物帛，想使朝廷屈服；元昊僭越称号、扰乱边境，多次擒获将帅。如果盟约信义可以保证，何至于有今日这样的举动？这是可疑之处之四。河东地震已经数年，占卜书也说主城将陷。如今两国的军队聚集在那里，这又是极大的可疑之处之五。边境又探得契丹派两路使者到南山宁化军、岢岚军，后来还窥伺步谷口的道路，这又是极大的可疑之处之六。假如两国不守盟约信用，突然奔袭冲击，凭几十万军队乘我方没有防备而来，河东军队不多，名将极少，敌众我寡，谁敢出战决胜？这是第一件极其令人忧虑的事。契丹一向善于攻城，如今探得他们正在聚集床子弩和炮手，都是攻城器具，与从前不同。何况元昊境内没有城池可供攻取，如果他们退入汉界，进而攻打这两座城，攻破后再屠杀城中百姓，那么其余城池也会乘势攻下。这是第二件极其令人忧虑的事。万一这次契丹还没有立即奔袭进攻，而是借此试探中国使者是否相信其说，以便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这便是第三件极其令人忧虑的事。如今请求圣上慈悲，召问大臣：如果契丹确实可以保证信用，必定不会入侵，也不会同元昊联合，那么请大臣们今天共同署名上奏，呈到御前，使朝廷内外安定，不再忧虑疑惧；日后如果误了大事，也可以明确追究责任。如果大臣不敢保证契丹守信，那么请下令大臣今天不要再回官署，立即筹划抵御的办法：从哪条道路抽调军队，任用什么人担任将帅，增加多少钱帛，依据什么地方的险要制定防守。即使这样确定防备，仍恐怕到时候也来不及抵挡两个敌人的攻势。若再因循拖延、虚度时日，直到大敌进入境内才谋划对策，那么河东一旦倾覆，宗庙社稷就会危急。臣身居两府，按道义应当把意见全部说出，不敢有所隐瞒，一切听凭圣上裁断。

译范仲淹又上奏《为契丹请绝元昊进贡利害疏》，说：臣私下看到，契丹来信说，朝廷曾请契丹制止元昊；如今听说元昊名号和礼制仍不顺从，于是出兵讨伐，又请求朝廷断绝元昊的进贡。契丹怎么肯为了朝廷特意出动大军讨伐元昊？这是不可相信之处之一。如果契丹自己同元昊有嫌隙，必定会实行讨伐，那么契丹使者本应坚决请求朝廷阻绝元昊，为什么却只询问杨守素往来的次序？可见他们没有必定讨伐的意思，这是不可相信之处之二。余靖等如今已经见到契丹的亲信，必须指挥夏州，让杨守素到南朝办理事务，这一定是有重要情报。如今来的北使却说北朝并不知道详细情况，这是不可相信之处之三。万一契丹确实同元昊有深重嫌隙，必须进行讨伐，也一定会坚决要求朝廷阻绝元昊，哪里还有空闲来询问南朝名号礼制是否顺当？这明显是契丹假称要为朝廷西征，实际上把重兵驻扎在云朔。如果元昊因为誓书尚未订立而入侵河东，也足以同契丹相互声援；契丹军队一到，便可享受丰厚利益；如果元昊不再入侵，把誓书送到朝廷，那么契丹便可借讨伐之机，使元昊入贡，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同时把军队驻扎在云朔，以此要求朝廷重重报答。这样一来，契丹进退都有利，而无论怎样都对我们有害。臣认为，朝廷今天答复这封书信容易，将来一旦应验其要求，处理起来必定困难。如果只顾赠送财物，想满足契丹的愿望，那么契丹发动大军很可能并非虚张声势，也未必会轻易退兵。希望朝廷仔细考虑这件事！应当先广泛商议边防的准备，然后再派使者往来，使契丹知道我方有所准备，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这样也可以遏制他们邀功求取重报的念头。即使他们背弃盟好，我们也有办法对付，多少可以减轻百姓的灾祸。范仲淹又上奏，请求罢免参知政事、知边郡的职务，说：臣近来同韩琦上言，陈述陕西边防谋划的大略，提出八件事，必须由朝廷派使者授予便宜处置之权，才可以办理整顿。近来又看到手诏下问应当用什么人镇守西方，两府已经奏请选定人选进呈。如今西方人议和，其中的变诈难以相信，和议能否成功，也必须大力防备将来的祸患。臣长期居住边塞，确实没有丝毫功劳；如果说要镇守西方、保证平安无事，臣不敢担当。但臣稍微了解边境情况，愿意接受驱使，即使不能取得奇效，也可以平定大的祸患。臣只希望日夜筹划安排兵马、财赋，指挥各位将领同心协力，抵御敌人深入的忧患。如今防秋之事临近，恐怕会因延误时机而失误。愿圣上慈悲，早日下令，罢免臣参知政事的职务，改任臣知边上一郡，带有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防事务；请求不再兼任招讨、部署的职任。仁宗庆历元年，右正言孙沔论述范仲淹答复元昊书信的事情，上奏说：臣自上月以来听说，朝廷内外都在传言，昊贼的使者高延德带着书信来到延州，有归顺朝廷的意思。范仲淹写信晓谕他，命令他去掉僭越的称号，才可以接受投降。又听说大臣们颇有不同意见，有人说忠义之举可以奖赏，有人说擅自作主应当诛戮。这些人都在裁断天下大事，为什么在是非和见识上相差、相违竟然如此？而且臣僚上言的人大多彼此矛盾，臣私下恐怕众多议论纷乱，导致视听迷惑。臣早晚思考此事，还不知道谁对谁错。如今偶有所见，揣度昊贼虚实和谋略，推究边臣谋划的得失，其中的道理有三点，谨敢全部陈述。万一符合圣上的明察，也算是愚臣考虑得最周全了。第一，西部边境的蕃户长期以来买卖羊、马、药物，每年价值数百万；至于米粮、饮食，也都依靠内地。自昊贼背叛作乱以来已经两年，臣仔细考察边防，禁绝了交易。他又驱赶、统率部众作战，杀害父子，估量其蕃族中怨恨不满的人已经很多。如今忽然来归顺，大概是知道中国一定不会接受他的奸谋，便想欺骗他的族人，必定会说：‘我替你们请求和好，使物资能够互通，只是朝廷还没有答应罢了。’ 这样将会用来激怒他的部众，使他们成为边境的祸患。第二，近来听说昊贼入侵泾原，骑兵有十多万人。这也可能是担心我方知道他倾尽精锐、离开巢穴，便从另一条道路攻击其空虚之处，所以故意派延德假装前来进贡归顺，以便使我方鄜延一路的军队放松。第三，范仲淹一向享有时望，众多士人归附仰慕；如今处在边任，得到将士的拥戴，军民也受到他的恩惠，朝廷内外都有所听闻。因此昊贼还没有摸清他的才能谋略，便借用延德施行反间计，图谋扰乱我军，使人怀疑他而罢免他。贼人的计策就要得逞了。臣又认为，仲淹写信给贼人，也有三方面的利处。第一，贼人请求归顺，本来想利用我方不答应来激怒部众；如今仲淹回信答应了，他们的计划便不能实行，这也是我方权衡利弊所得的好处。第二，贼人用计拖延我方鄜延一路进攻的军队，而我方本来就没有深入讨伐的计划；即使他们假意来归顺会使边境有所忧虑，也没有妨害。第三，贼人谋图扰乱我军，而仲淹答复了他的书信，虽说对军政没有损害，实际上也算是抢先掌握了先机。如今大臣果然说他擅自作主，有人甚至说应当斩杀他；如果其中另有奸谋和深重利益，这些话一旦被贼人知道，他们便会借机说出悖慢的话，假装有交结之意，制造‘市虎’‘拾尘’之类的流言，安排所谓并马、草具等事情，希望朝廷怀疑仲淹，而那些结党嫉恨、想加害他的人也趁机从中媒介、酿成祸患。事情大了，他将获受诛灭的罪名；事情小了，也必定会斥逐其本人。国家一旦失去贤能之臣，三军没有统帅，撤掉边地的长城，给贼军打开进攻的大道，这实在是最令人忧虑的事。臣又看到，前些年王德用获罪被废黜，追究事情发生的原因，也是由于臣僚把边境传闻之言、相貌相似之处写入章奏，交相上报，何止三份？竟使曾参背负杀人之名，却不能自行申明。王德用有至公的节操，了解军中的实情，有统领全军的声望，远方之人也都知道；却突然受到猜疑，忽然被废弃，使边境没有大将，而朝廷最终也不敢重新起用德用，难道不是昊贼用秘密谋划胁迫、从中暗害忠良吗？如今仲淹竭尽忠诚为国效力，树立道义而忘却自身，独自处在遥远的边疆，不顾个人安危；在同类人物中寻求，少有能与他相比的。若陛下圣明睿哲，推究他的本心，使他能够尽忠守节，就是天下的幸运。臣恐怕昊贼立即又设下奸计，回复他的书信，捏造罪名陷害仲淹，暗中迎合臣的说法；那么希望陛下记住这件事，辨明他们的欺诈，不让贤能之材被贼人欺骗、排逐，如此昊贼的灭亡便可以指日等待了。有人说：蕃族贼寇不过是小丑，哪里会有长远谋略？臣回答说：预先有所准备就没有忧患，考虑得周全就能少有失误。

译如果昊贼确实想归顺，那么即使臣的推测超过了事实，也不会造成损害。就像前些年贼人的使者六十多人，戴着峨冠却改换服装，假托进贡，公开说明僭越称号的意图；当时宰执商议，本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下诏削夺其称号，遣送他们回去，唯有知制诰吴育上言说，圣朝太平已经很久，士卒不熟悉战争，请暂且趁机安抚他们，然后准备边防、训练将领，再议论攻取，才是适宜的办法。当日掌权的大臣都讥笑他胆怯；如今两年来接连陷没将帅、覆灭军队，难道还能把他们当作小贼对待吗？然而想实行吴育的防备办法却未能做到。何况仲淹写信移告贼人，本来就是边疆以外、由边臣自行处理的事务；如果昊贼因此归顺，也是国家军事上的利益，对朝廷有什么拖累呢？如今韩琦督战没有功劳，军队败退、将领被杀，尚且不愿罢免削职，恐怕损伤国体；何况仲淹根据形势筹划防备，或许有得有失，而且事情本身还没有大的过错，怎么应该轻率地加罪于他？料想陛下神明的机谋和圣断，已经全部包含在谋划之中，不必等臣说出之后才知道。臣同韩琦、仲淹都是旧交，深知如今议论政事之时，必定完全出于公心，谋划决定国家安危，并不是出于爱憎之情。伏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于乙夜详细阅览，臣不胜幸甚。《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四。《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五。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御边。宋仁宗庆历初年，丁度入朝任知制诰，升为翰林学士，负责纠察京城刑狱，判太常礼院，并兼任群牧使。刘平、石元孙战败后，皇帝派使者询问抵御边敌的办法，丁度上奏说：‘如今士气受到挫伤沮丧，如果再追击到敌人的巢穴，粮食运输千里，轻率地拿人命冒险，只为快意于一时，这不是正确的计策。’唐朝定都长安，天宝以后，河湟失陷，泾州西门也不开放，京城距离敌境不到五百里；但只要屯驻重兵、严密设置烽火，虽然常有侵扰突袭，最终仍然没有发生大事。宋太祖时期，边疆职任不任用节度将领，只审慎选拔有才干器识的人，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明确实行赏罚，边疆于是安定，几乎有二十年。如今的防守办法，没有比谨慎修治亭障、把侦察哨放在远处、控制扼守险要之地更好，这才是完整的防御谋略。’ 庆历四年，丁度又论述契丹请求断绝元昊进贡一事，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契丹和元昊相互攻伐的虚实尚不可知。如今契丹来信的大意只是说，因为元昊不顺从朝廷，所以才兴兵；臣恐怕契丹深入讨伐以后，元昊势必要难以拒绝，于是朝廷便是不听从北方边境契丹的请求，坚决接受西方人的盟约，得到新近归附的小羌，却违背同长期和好的强敌之间的关系。又听说契丹屯驻兵甲，距离边疆很近；万一他们收到书信后因违背心意而生气，调转兵戈进犯我国境，便可以找到借口。祸患有迟有速，事情有重有轻，这是朝廷不能不审慎估量的。若阻止契丹而接受元昊归附，就没有预先准备的防备；若断绝元昊而取信契丹，又会失去安抚怀柔的信用。不如依据大义，使两边都得以保全。臣等认为，应当下诏对元昊说：‘先前答应再次结盟，是因为契丹来信说，他们同元昊有甥舅亲属关系；朝廷长期同契丹结好，不愿伤害邻国的情意，所以才商议接受元昊归附。如今却知道你们在国内招诱契丹的边户，违背甥舅关系和事大之礼，也违背朝廷接受归附的本意。你们必须重新顺从契丹，早日消除嫌隙，那么誓诏、封册就可以施行。’仍请求在给契丹的回信中说：‘如果下诏给元昊后，元昊悔过归顺贵国，那么本朝允许他归附；如果他执迷不悟、不肯悔改，那么再商议断绝关系也不晚。这样，对西方人没有食言的过错，对北方边境没有结怨的端由，兼容并蓄而取其中道，也不失大义，只有陛下裁决选择。’当时赵元昊反叛，右骐骥使、忠州刺史、知鄜州张亢上奏说：‘旧制规定，各路总管、钤辖、都监各自不过三两名；其他官员即使官位很高，也只限于担任一路的总管或钤辖，不参与本路事务。如今每一路多至十四五名，少的也不少于十名，而且都兼管本路分内事务，彼此却没有统属。凡有论议，互相报送的意见都不相同。按照唐朝制度，总管统领军队，都统负责处置，制置使各有副职；本朝也有经略、排阵使，请援照旧例，另行设置使职名号，使每一路军马事务只由三两名官员统领。泾原一路从总管、钤辖、都监、巡检到各城寨所部，共有六十多处；兵力多的有几千人，少的才一千人。兵力既然分散，就不足以抵挡强敌。假如敌人以一万人编成二十队，大张声势，牵制我军后方，再以三五万人大举突进，那么拿什么来支撑抵御？近来主将同军队调动更换不定，人马强弱配属也不均衡。’ 如今泾原有正兵五万人、弓箭手二万人，鄜延有正兵不少于六七万人；如果能够预先加以编组，明确制定统属节制，轮流相互救援，以逸待劳，那么乌合而且饥疲的敌军，哪里能窥探出我军的虚实呢？请下令韩琦、范仲淹分别巡按各路，把八千以上至一万人的马军、步军编为一部，选择才干和官位都较高的人担任总领；其下分为三将：一将为前锋，一将负责防护前锋，一将负责后阵。每一将配备使臣、忠佐二三人，分别屯驻在险要之地。敌人小规模入侵，就派一将出兵；大规模入侵，就派大将出兵。又根据敌军人数多少，命邻路出兵接应，这就是所谓‘常山蛇势’。如今每一万人以上设置一名大将，每一路又有主帅。延州统领三名大将，鄜州一名大将，保安军以及西路巡检所辖的德靖砦合为一名大将，这样鄜延一路就有五万兵力。原州、渭州、镇戎军各设一名大将，渭州山外和瓦亭各设一名大将，这样泾原一路就有五万兵力。弓箭手和熟户不在此数之内。先前延州战败，大概是由于各将只顾自守，不能相互救援。请让边臣预先确定办法：敌人进犯某处，就由某将担任先锋；某将从某处出兵担任奇兵；某将从某处出兵声援；相近的某座城寨派出敢战的死士；某处设置伏兵，都由巡检共同巡视；各处分别扼守险要；又联合邻路，约定从某路出兵应援；仍然暗中使用旗帜作为号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先前刘平救援延州，前锋已经有二千名骑兵陷入敌阵，刘平还不知道。赵瑜率领马军从间道先行，赵振和王逵奔赴塞门，到高头平派出斥候骑兵侦察报告敌情；张青盖驻扎在山东，赵振指挥军队突然袭击，才发现原来是赵瑜的部队。臣在山外负责防守接应时，从来没有使用本指挥的旗号，而是另按五行、天干地支设置引导旗。假如是甲子日，本军相遇时，先看见的一方竖青旗，后看见的一方用绯旗回应，这表示天干相生；天干相克以及地支相生相克，也照此办理。因为兵马进出时，白天相隔一百步以外就不能互相知道，如果不预先规定信号，必定会贻误军务。国家太平日久，疏忽了训练，如今每个指挥中武艺精熟的不过一百多人，其余都疲弱不能使用。况且官军所依靠的，只是步军和强弩罢了。臣任知渭州时，见广勇军中使用强弩的有三百五十人，能够拉开一石二斗弩的只有一百人，其余只能达到七八斗。平时只是想在阅习时省些力气罢了。臣用跳镫弩试验，他们全都不能张弩。训练了十多天，才得到一百多人能够张弩；又教他们小坐的姿势，也用了十多天；再教他们穿甲小坐的姿势，五十多天后才开始熟练。若仍安于从前的弊病来应付新的敌人，哪里有必胜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