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一

译传记称杜如晦长于决断，房玄龄善于谋划，必定赞叹他们说：“两人彼此深相知晓，所以能够同心协力、共同谋划，来辅佐帮助皇帝。” 最后以谈论贤良宰相必定说“房玄龄、杜如晦”作结，史官可以说是发表了极为精当的评论。臣子办理天下事务，靠的是才干；而之所以能够办理天下事务，靠的是心术。房玄龄、杜如晦都有讲学修养的功力。河汾王通告诉房玄龄，治理国家应当端正君主、庇护百姓；必须先忘却自身，才能做到无私。他又断然说：“极其公正，然后才能以天下为心。”至于称说杜如晦，则说：“如果遇到明主而治理万民，他岂不就像上天一样吗？”甚至把他们比作春天使万物萌生、夏天使万物成长、秋天收敛、冬天成就，使万类都得到适宜，这正是百姓每天使用却不知道其由来的功效。后来两人得到君主知遇而共同治理天下，都是这种心术和学问的推行。史官又称赞说：“宰相就是代替上天办事的人；他们辅佐赞助、弥补缝合，把各种功用藏于无形，使百姓遵循而不知道，并把他们推进古代明哲之世。”如果不是两位大臣充实了这种无私、如同上天的心，难道能免于拘泥于粗浅的外在形式、局限在内心之外吗？即使已经共同经历患难、成就治理，却不思考共同享受安逸时如何防范危难，只计较眼前琐碎的利害，对国家社稷和百姓长远的忧虑却遥远得不放在心上，那凭什么维系有唐三百年的天命，并使其规模达到这样宏大深远的程度呢？唉！臣因此更加感叹，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难在同心协力、共同谋划，而是难在彼此了解得深，这才真是难事。太宗在天下刚刚平定之后，气势合拢，股肱大臣协力同心，尚且必须统一心志、合用力量，然后才能成事；如今的天下与唐朝相比又怎样呢？依臣看来，大概正是同舟遇到风浪的时候。此前掌舵的人不是合适的人，船体破败漏水，日渐驶入浅滩，幸而依靠圣明君主而得到贤臣，艰难运转，仿佛将要驶出浅滩、进入大江了。然而篙工、船夫呼喊不齐，缆绳和船桨又失落了，徒然不加救助，漏水四处涌入，也不加堵塞。如今两人分担掌舵的责任，坐在船中的人惶惶然盼望他们出力撑船驾舟，率领众工共同谋求渡过难关；可是他们却悠闲漂荡，不知船将驶向何方。倘若遇到风涛的祸患，能够不一起沉没失败的可能就很小了。房玄龄、杜如晦的事迹记载在史册上，与周公、召公相比也差不多是可以做到的，大概是今天元老重臣一向熟知的事。彼此早有深厚了解，同心协力共济时艰，臣敢以此勉励今日。即便如此，房玄龄、杜如晦，史臣称他们为贤良宰相是合适的。自古君主英明，臣下才贤良，《虞书》的歌辞说：“君主英明啊，股肱贤良啊，众多事务安康啊。” 陛下的英明可与日月相比，光照群臣。当初任命宰相时，御笔宝书、赐宠给宰辅大臣的诫词说：“打开诚实之心，布行公正之道，汇集众人的思想，扩大忠诚有益的意见。”用来责成期望股肱大臣的话，已经达到极点了。臣因此更加希望陛下重申这个意思，使他们日日以此自我警醒、互相劝勉。何况如今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边防和国用这些实际政务更重要的；关键就在于搜求真正的人才，让每个人都符合任用，考核督责实际成效，使皇上减少顾虑忧愁。这是两位宰辅应当日夜尽心研究的事情，这样才可以使天下达到治理。然而臣切切想到，稍有身体不适、需要调养的，应允许宽限调摄的期限；能够宣扬勤劳、办理政务的，应告诫他们不要因嫌疑而退避。只有国家大事，才让他们共同商议谋划；至于日常的任免、期会、防务、调度等事务，允许二三位执政大臣相互配合，因时制宜地处理。一定要审慎衡量内外人物，交错安排边境事务和职责。凡已经召回的人才，任用时一定要恰当；许多被遗漏的人才，应急切聘用而不要疑虑，希望不至于坐失时机，把岁月白白耗费。稍等右揆体力康复平稳之后，告谕他往日彼此深相知晓的情谊，勉励他以心志德行协同一致来报效国家，难道不是宗社和百姓的幸运吗？否则，以儒者之道反而对他人的国家没有益处，难道只会被世俗偷偷讥笑而已吗？臣谈到这些，不觉流下眼泪。天地鬼神明白地昭示、森然列在上方，是不可欺诬的。希望陛下把这些意思宣告给二三位大臣，使他们共同秉持极其公正、竭尽诚心的志向，用来振作群臣，核实各种政务，振兴停滞、补救弊病，责求实效、勉励功绩。现在正是这样的时机，不能再拖延了！《易经》说：“从窗户纳入约言。”臣倚仗圣德英明，敢借此条奏前代故事的机会冒昧陈述，唯愿陛下怜悯宽赦。元杰奉诏荐举士人，上奏说：“恭敬地依准圣旨指挥，从侍从到郎官，各自荐举淳朴敦厚、聪敏明达、能够充任内外职事官的人。臣愚陋庸常，勉强列于近臣之列，却寂然无所报效，常常感到战战兢兢。每当想到内外整治和抵御外患，没有什么比任用贤能更重要。臣朝夕思考，因此恳切地向朝廷反复陈告，起初并不敢厌烦其次数。凡是天下公论所推许的贤士，也已经没有不多次冒昧上达天听的了。只是那些才干功业显著于州县的人，还没有全部上报；那些气节显著于卑微官职的人，又受资格限制。现在就把臣平日深入考察了解的人，无论京官还是选人，各以五贝为明时荐举。臣谨慎地排列他们的品行，详细写明他们的官衔、职位和姓名，分作四项条奏如下。” 一、臣恭敬地看见承议郎、新任邵武军通判陈义和，奋发自立，出身学校时就被认为具有典范。前些时候分教泉南，部使者陈韡想用京剡荐举他，义和推辞说：“我已经年过五十了，别人谁肯接替我呢？”对于荐举和谢意都不接受，各司听说后十分惊异，不到一个月，荐举剡章就多得超过规定，任晋江县令，政绩清明宽恕，士人百姓都歌颂他。后来任镡津通判，曾代理郡政，有一天必定整治救荒事务，所救活的百姓大概不比青州救活的数目少；堂上有头发花白的母亲，家事都听从母亲的命令办理，母子都很贤德，道路上的人都赞叹他们。臣与他任职相代，正敬重他孝顺母亲的行为，又因他刚正耿介、不向权势屈服，每件事都必定向他请教。没想到当权者听到失实的传闻，突然使他离去，臣为此哭泣着与他告别。如今他仍在等待昭武平分的次序，士人舆论称赞他，已经郁积很久了。宣教郎、前任信州玉山县知县蔡荐，专心苦学，志向高远而追慕前代贤者。起初任建昌县尉时，已经有建树立业的表现，弓兵既畏惧又爱戴，治安巡捕也不疲怠；任官三年，境内百姓安卧无忧。任衡阳县丞时，辅佐治理的声誉和功绩，充分见于当权者的称誉。到任八桂纠曹时，尽心办理刑狱，全郡没有冤案；百姓荐举称扬达到规定，试任玉山县令时，苦心谆谆教导百姓，把百姓看作子女，从不妄自施用一鞭。

译至于收敛奸邪、铲除暴徒，他完全不因强暴势力而受挫。前后被荐举陛升、荐举科目以及荐举旌表擢用的，合计有二十多份剡章，臣也曾列名多次荐举他。宣教郎、新拟任福州古田县知县郑偘，有文才技艺，又充实于器量见识；与名流交往，见闻广博，在从容挥笔作文之间，很有古代作者的气象。他任盐场官时，安排事务有规模，吏卒都为之肃然。后来兼任佥幕，剖析裁决如流水般迅速，至今士人百姓仍称颂他。任沿海制幕时，见识思虑精细周详，而且有委婉周密的谋划；事情可不可行，一经发现就立即决断，宁可冒犯当时的忌讳，也不忍苟且顺从而使百姓受害；旧日相交者遍布朝廷，他却安然自守，并不把谋求升进放在心上。臣认为这三人才能、见识、气节都应当甄别记录、升迁擢用，可以作为将来御史台和宪司官员的人选。一、臣恭敬地看见朝奉郎、潭州军州事通判赵崇栗，才干器识通达，内心平实。臣虽然不认识此人，却在他治理铅山县时听闻他的政绩：县里的粮廪场有兵八百人，前后常常困于每月发放的粮饷不足，百姓又苦于预借。赵崇栗治理有方，使公私相互通融，不烦劳文书往来，常常能够不至于供应不足。他治理政务有先后本末，对待士人有礼而谦逊，谨慎兴办学校教育，以孝悌教化人。凡士人学习科举之业，崇栗总是按十日一次考课核验。士人百姓受到感化，勤勉修习文章品行，诉讼案件也一天比一天减少。如今他任长沙通判，凡郡中纲纪、军政等有关事务，都善于辅佐帅长，秘密商议谋划，帅长也倾心采纳他的长处，因此各种政务的决断、兴举和修治都没有废弛。当地人歌颂这位别驾的功劳，来往士大夫大多都能谈及。宣教郎、新任临安府临安县知县王亚夫，生长于名门，熟悉前人的行事，才学器识卓异不凡。起初任会稽仓官，考核查禁奸欺，竭尽劳苦而称职。奉檄兼任幕属，尤其长于谋划。帅府认为所属地区有许多凋敝的县邑，便让他逐一试任。他代理县令时，把抚恤爱护百姓的心意贯彻到催收赋税之中；离任后，人们都思念他，甚至用旗帜遮满道路。后来任闽清县令，无不举偏补弊，各自适合实际情况。县中有很多豪门大族，他不阿附，也不屈挠，善良的人因此扬眉吐气。他平素以恬静自守，不携带书信求托，也不干求进用。当权者听到他的声誉，争相荐举他。臣与他交往时，他曾对臣说：“平心静气，敬重万物，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臣因此更加敬重他。臣认为这两人的才学确实切合实际应用，应当破格提拔、奖励任用，以备将来都曹官员的选择。一、臣恭敬地看见从事郎、监行在省仓上界门赵希懿，是名臣之子、宗室后裔中的贤者。自从任海盐主簿时起，他便专心研究钱粮销注之事，早晚不懈，显然有廉洁公平的声誉。当权的名贤知道他胸襟宏大、学识深厚，请求加以旌表擢用的人几乎说不完。如今任省仓门官，对吏卒出入往来的禁令查验尤其严格，查禁欺弊，尽心尽力，荐举达到规定，确实不是因为有所求取才得到的。臣在都曹时曾想荐举他，却已经被别人抢先了。从政郎、监行在编估局詹文杓，孝行显著于家庭，贤德声誉传遍乡里；奋发于学校，声望迅速传播。分教瑞阳时，使当地文风大为改变。如今在京局负责疏导货物滞积、查禁吏员欺诈，尤其能以本职表现自己。臣与他同乡，知道他平实无华，素有志向，不是那些夸耀炫示、驰逐外在声名的人可比。臣认为这两人可以作为二令掌故选取任用的储备人选。一、臣恭敬地看见迪功郎、特差监行在赡军激赏库叶采，学问有渊源，文章有气骨，平日素有胆略，许多人都把他视为后来者中的陈韡，并以李方子从晦庵朱熹那里所得的真传来期待他；因此他能够信奉古代训诫而不失其道。如今他任职于库藏，努力竭尽勤劳，奉檄兼任佥畿，多有惠及百姓之处，时贤都称赞他廉洁勤勉、公正耿介。叶采正志在向上进取、成就事业，闲暇时手不释卷，这与那些奔走于京城尘俗中的人很不相同。迪功郎、新任建昌军军学教授卢钺，在学校中奋发自立，卓然以名节自守。当流俗如衰败的波浪之时，他率先以天理民伦不可紊乱来为文启奏，忠诚恳切，奋不顾身，始终把国家的安危存亡放在心上，日夜悲痛哭泣。臣过去与他素不相识，近来才认识他，大概是嘉许他的志向、敬重他为人，所以急切地荐举引进他。迪功郎、新任信州上饶县主簿汤汉，家学相承，文章声价很早就已确定；他所交往的都是前辈老师和宿儒。他不但著述都具有法度，至于操守履行也有规矩仪范，近世名贤大多尊崇他，有的还加以褒奖荐举。他在奏名别头、大对天陛时直陈言论而毫不隐瞒，触犯时下忌讳也不顾惜。他的言论大意是说：上下习惯于欺骗，大的欺骗就大得志，小的欺骗就小得志；这正是切中当时弊病的针砭。如今他等待补缺，负责勾稽，又奉朝廷命令主持象山书院，与众位学生每日都处在博文约礼的境地。虽然还没有直接惠及百姓，但他用来惠及士人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臣认为这三人应当超越拘束，可以或提升为文学掌故，或改授为现任教官，使他们充实培养，等待将来显著任用，难道不足以振作国家的精神吗？臣生来愚昧刚直，没有其他长处，只有爱护敬重贤才，像饥渴一样迫切。如今所荐举引进的人，臣已经长久斟酌，并清楚写明了他们的长处；他们的功绩用途也可以由此知道。何况他们朴实、廉洁、聪敏，万众的口碑不会欺骗。倘蒙圣上慈爱而擢用他们，后来如果不如臣所荐，臣甘愿因错误荐举而接受重罚。刘克庄进呈前代故事说：“杜衍任宰相时，尤其抑制、断绝侥幸求取官爵，凡是宫中直接降下的任命和恩泽，一概不予施行；每积累到十多件，就封还给皇上。有时皇上责问他这样做，上皇对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衍封还宫中直接降下的任命吗？我居住在宫中，每每因为想到杜衍不可告知而停止办理的事情，比他封还的还多。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臣考察认为：宫中直接降下任命，并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诗经》歌咏后妃，把没有私下请托看作贤德；桑林祈祷旱灾时，因为妇人请托盛行而自我责备。大概自古以来从未没有过这种事情，只是古代圣哲君王明确区分天理与私欲，严密防范其细微之处，堵塞其渐渐滋长的势头罢了。到了衰败末世，不但不能防范堵塞，反而开门破锁，为它的到来引路。西园卖官、斜封墨敕，至今还遗臭万年。所以诸葛亮有把宫府合为一体的议论，唐人有‘不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作敕令’的感叹。我朝家法最为完善，即使是一件熏笼这样微小的事情，也一定要由朝廷发布命令。历代圣主相承，没有人改变它。后来老蔡掌权，担心同列大臣提出异议，才开始请求用细札来施行。起初还只是处理大事，后来逐渐涉及细小事务，之后多得无法胜数，甚至让小臣杨球、张补代为书写，称作‘东廊御笔’，终于酿成祸乱。”

译臣曾私下议论：祖宗盛世时，宫中直接降下的任命极少，偶尔出现一两件，就有人上疏论列，有人封还驳正，有人坚持上奏。诲纯仁等人宁愿被贬谪，也不肯认为濮议是正确的；茂良、必大宁愿离去，也不肯与两位知阁同时任职；杜衍宁愿罢官，也不肯在权贵宠幸之间求得容身。这就是极盛之治的朝廷。臣从民间议论中听到：近来旁门小道逐渐开通，朝廷的威权日益被轻视；内外官员的任命，间或有不经大臣拟议而由近臣荐进的；显贵官职大多任用权贵游宦的子弟，掌管一城的多是受恩泽封侯的人；京畿郡县调任太守，反而烦劳皇上亲自裁断；小臣改换官秩，有时出自宫中批示。这既损害至公之道，也伤害国家政治的大体。请求的人、授予的人、奉行的人都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于是天下人拿诲纯仁、茂良、必大的事来责望有关官员，拿杜衍的事来责望大臣，拿仁宗在宫中的话来责望明主。臣私下为陛下和群臣感到痛惜。本朝名相很多，只有杜衍号称能够拒绝宫中直接降下的任命，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臣曾考察过：他被任命为宰相是在庆历四年九月，免去宰相是在第二年正月，主持国政仅仅三几个月。唉！这大概就是杜衍能够坚持正道行事的原因吧。因此臣说：小臣能够把自己的去留看轻，即使重大事情也可以论奏；大臣能够把自己的去留看轻，即使宫中直接降下的任命也可以坚持执奏，横加的恩典也可以压下不行；君主能够把朝廷的纪纲看重，把权贵近臣的请托看轻。这样，臣下与君上的尊卑秩序就会更加尊严，命令也会更加严肃。唯愿陛下留心。权司封郎官许应龙论述量才任用、进用人才的前代故事说：太宗曾对宰相说：“统治整个中原自有道理，内外官吏都应当量才任用。比如工匠建造房屋，栋梁、椽子、屋桷都不可缺少。天下十分广大，不能由一个人独自治理。实现治理的办法，全在于任用人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孝宗御制《用人论》说：“君主以任用百官为职责，百官则分掌职务来治理各自的事务。任用得当，各种职务就能举理，各项政事就能建立；任用失当，各种职务就会废弛，各项政事就会败坏。人才有能干的，也有不能干的，本来就不能一概而论。选择人才不嫌精细，任用人才不嫌长久。小才可以成就小事，天下就没有废弃的事务；大才可以成就大事，天下就没有废弛的政务。这样，太平的基础就可以建立，先王的治理也可以追赶上了。”臣听说天下本来没有不能做的事情，只怕没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哪种人才不可以资助世事？面对政务而希望治理的君主，谁不把人才看作急务呢？然而有的人依靠人才而成功，有的人任用人才却导致事情失败，这其中一定有原因。可用的人得到任用，就足以胜任职责，没有事情不能办成；不可用的人却轻率任用，举措必然违背适宜之道，又能成就什么功业呢？因此英明的君主不担心功业难以建立，只担心真正的人才难以得到。广泛收罗、博采众长，详细观察、仔细审察，确定这个人果真有智慧，然后让他谋划事务；确定果真勇敢，然后让他抵御敌人；把稳重的人交给他防备边塞，把通达熟练的人交给他治理军赋；把安抚驾驭有方的人交给他平息盗贼；衡量事务轻重，使每个人都恰当地承担职责。用这样的人谋划事务，向哪个方向行动不能成功？请用汉宣帝的事例来说明。看看当时的情况：胶东有流离失所的百姓，潢池有持兵作乱的盗寇，关东漕运耗费很重，西羌烽火时常报警，事务纠缠复杂，似乎不容易治理。然而汉宣帝处理这些事，只是在人才问题上切实辨别可用与不可用。任用将领，就询问谁可以；选择郡守，就命令荐举可用之人；谋划事务，就反复诘问、考察他的计策是否确实可行；确认可用之后，才听从并信任他。可见汉宣帝用人，考察得详细，选择得精当。因此赈济饥民就显现出安抚招来百姓的成效，购买粮食就节省了转运漕粮的费用，渤海的盗贼得以安定而自行平息，先零的部众缓慢处置而自行投降；治理内政、抵御外患，无不如意。得到人才的成效，大概已经清楚可见了。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借聪明的资质，继承并延续宏大的事业，振作精神思求治理，侧身空席以求贤才，将要对内修治、对外抵御，使天下安稳如泰山；然而边疆防务仍然耗费谋划，濒临灭亡的敌人还没有扫除，蛮獠虽然想投降，招抚之策还没有确定，饥民虽然稍有苏醒，创伤祸患仍未痊愈。像这样的事情，正应当深入思考、周密谋划。然而如果没有人承担这些责任，那么岁月悠悠流逝，哪里能看见成效？难道不应当选择可用的人才，让他们竭尽全力谋求功业吗？边郡的荐举、将帅的推荐，有的在朝廷延请访求，有的由各司奏请辟用；朝廷求才的用意，可以说已经非常深了。然而识别人，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夸夸其谈的人，似乎很会谋划；轻率妄动的人，似乎很敢担当；显露才华、炫耀自己的人，似乎事情越多越能办理；看风向而随时迁就的人，似乎能够随机应变。如果轻信而立即任用他们，不但不足以谋划事务，反而会导致生出事端；不但不能取得成功，有时还会导致功业丧失。因此必须明察而通达，详细考察而精心选择。凭言论被推荐的，就观察他的行为，以检验他的言论；凭名声被选取的，就用实际情况考察，以验证他的名声；凭才能被荐举的，就让他办理事务，以观察他的能力。这样，毁誉就不足以扰乱真实情况，虚妄荒诞也无法放肆欺骗。还担心什么得不到人才呢？不过，在安闲时任用人才，与在缓急关头任用人才，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处于缓急关头，提拔得不够高，就无法使他受到激励；任用得不专一，就无法责成他取得成效。为什么呢？边疆之地不是内地郡县可比，何况正值多事之时，人们都害怕前往。如果没有高爵厚禄来诱导，谁肯冒险赴难而不推辞？委任在外的权力关系重大，安危的关键瞬息即变。如果不把处理事务的权力授予他，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牵制，凭什么乘机应变、控制局势？所以提拔得高，就会感激奋发；任用专一，事权就会归于一处。这样一来，用兵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坚固，还需要担忧什么外患呢？然而如果起初不精心选择人才，只说“高位提拔就可以使人效力”，便轻率地把破格官职授予他，难道不会让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才能的人窃取我们的爵禄吗？如果不知道他的才干是否真的足以承担后续功效，只说“任用有功的人不如任用有过的人”，那么那些战败的将领，将来还能任用他们做什么呢？这尤其是应当审察的事情，唯愿陛下留心。

译应龙又论述任用人才，进呈前代故事说：“从前司马光进言，认为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等待贤能之人。大的职责是道德、器量、见识，用来辅佐调和、推行教化；其次是明察、惠爱、温和，用来安抚州县；其次是方略、勇敢、果断，用来捍卫抵御外敌；小的职责是刑狱、钱谷，用来供应差役和办理事务。难道可以专门选取有文才技艺的人，就想治理一切事务吗？既然如此，四方之人即使在文才技艺方面有所短处，但他们的长处对国家的实际用途有益，怎么能全部加以弃斥，使他们终身不能做官呢？”又说：“每个人各有所长，有的人德行优长而才干不足，有的人长于此而短于彼。即使皋陶、稷、契，也还各自只专长于一项，何况中等才质的人，怎么能要求样样完备？所以孔门按照四科来选取士人。如果只引进有学识见闻的人，就有挟持私意之嫌，难以使众人心服；如果只按照资历次序，就会使官职不是合适的人担任，凭什么实现治理？请朝廷设置十科来荐举士人。” 臣听说天下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人才，君主应当没有拘执一端的见解。人才存在于天下，就像人的十根手指一样，大小长短虽然看起来不整齐，却都各自适合使用。兼收并蓄，等待任用而不遗漏，就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显露才能，天下没有不能办成的事情。如果只任用一种人才而废弃另一种，彼此就会倾轧，必然产生分朋结党的弊病。从前皋陶说：“广泛接受、普遍施行，使九种德行都得到任用。”这样贤俊之士在官位上，就可以调和五行四时而成就各种功绩。为什么后世君主不懂得这样做呢？汉文帝喜好清静，豪杰之士难以与他契合；汉武帝任用才智之士，道德之士却被遗漏；汉宣帝崇尚刑名之学，儒学之士因而不能任用。这些都是由于所崇尚的方面有所偏颇，所以天下人才不能全部得到任用。总之，君主应当与上天一样胸襟广大，栽培或倾覆、滋生或养育，都顺应各人的天赋本性，不把私意掺杂其中。如果个人的好恶先行干扰其中，那么人才的高下就不能按适当方式器重任用；急于求进的人必然迎合君主、结党同类而攻击异己，彼此都想求胜。不但不足以成就事业，而且清流、浊流相争的祸患，实际上正由此而起。司马光论述任人，主张把有道德、器量见识、明达、勇果、刑狱、钱谷才能的人一并任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人，不能要求样样完备。这就是根据人才的特点任用官员的重要方法。唉，人才各不相同、彼此见解各异，并不是一天形成的。脚一踏进军门，就把文士看作仇敌；头一戴上儒冠，就把武官轻视得如同草芥。矫矫自立的人，就说他以沉静稳重来苟且容身；处理事务详细审慎的人，就说他以刚直来沽名钓誉。长于吏治才能的人，就把明白经术的人视为腐儒；专精学问的人，就把通晓官府事务的人看作俗吏。年轻俊秀的人，就把老成持重的人看作迟钝；宽厚的人，就把严明的人看作苛刻。各自分朋结党，彼此截然不能相容。君主任用人才，只求他们能办理我的事务、成就我的治理罢了，怎么可以偏重一方面而废弃另一方面呢？陛下建立并实行皇极之道，不结党、不偏私；年高有德的人召来任用，文章学问优长的人任用，熟悉吏事的人委以职任。有的长于将帅谋略，有的精通财政计算，有的以循良著称，有的以直言敢谏闻名，无不加以擢用，本来没有丝毫个人好恶的私心。然而求贤诏令屡次下达，荐举剡章交相奔驰，人心多有私意，很少能够据实荐举。谨慎退让、不争名位的人没有途径自我显达，家境寒微、缺少援助的人也难免被遗漏。臣希望陛下开放众多正直之人的进言，使四方耳目都能通达；让负责荐举的人全部参考公论，荐举之人确实能够胜任其官，就赐予荐贤之赏；所荐不是合适的人，就施加错误荐举之罚。这样，真正有才干、有能力的人都会为我所用，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功业呢？中兴的盛烈，指日可待。唯愿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此事。应龙又进呈论述长期任职的前代故事说：“英宗朝，吴申说：近年以来，官吏频繁更换。王举元从三司副使起，一年之中竟历任四个使职；沈立从沧州知州任上起，不到半年已经更换三任；苏寀多次任职，都没有超过一年。哲宗朝，上官均说：太守把一个郡当作旅舍，吏民把太守当作过客，送旧迎新，路上纷纷扰扰。太守没有时间整治自己的纲纪，吏民哪里会信服他的政事呢？臣认为，奉行朝廷法令、使天下得到利益恩泽，内在取决于百官长贰，外在取决于监司、郡守。内外任用不得其人，就不足以称职；得到了合适的人却频繁更换，也不足以完成职事。职事不能完成，政事就会废弛，下面的百姓便承受其弊。即使有才能的官吏与无才能的官吏相比，也相差无几；朝廷即使有良法美意，也只是徒具形式的法律罢了。” 臣认为，长期任用并责成取得成功，是任用人才的好办法。人才各有所长，依据他的长处任用他，给他数年时间，就可以让他的才能自然显现。如果频繁升迁、反复更换，人就没有坚定的志向，事务也多会苟且敷衍。何况更替之时，意图和主张或许不同，施行的措施难免彼此相反。刚刚到任，对事务还不熟悉，弊病不能全部了解，胥吏必然产生欺骗虚诞；内外治理之所以不能同时兴举，正是这个原因。如今内而百司诸府，不问人才是否适合，只把所任职务当作资历；刚治理财赋不久，便又改任掌管礼仪；明察刑法没有多久，又让他主管教化。一人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官不能做，长期不得升迁，便发出被淹滞的叹息。这样一来，百事凭什么能够办成？只看见因循敷衍、虚度岁月罢了。外而监司、太守，有的一年两次升迁，有的刚到任便又更换；道路上交错着迎新送旧。人们知道官吏任职不久，就不遵从他的政令；官吏知道离任不远，也不尽心竭力。因此百姓的疾苦还没有苏解，吏治不能振作，其弊病实在说不尽。何况边疆的任职，尤其不能不长期任用；即使以三年为期限，然而近来调动彼此更换，几乎没有一个月空闲。即便有熟悉兵略、留心边备的人，功效还未形成便已经离去，士兵凭什么得到训练熟习，防备守御凭什么能够坚固？

译如今正值多事之秋，将要兴起治理功业，难道可以不把长期任职放在首位吗？内而朝廷各部门，应当量才授官；长于财政计算的，所迁任的都应是理财职务；明于法律事理的，所擢升的都应是法律事务的职任；其他官职也都应如此。能够称职，就优先加以旌表擢升，使他知道受到劝勉，不必急于调换来勉强他做自己不能做的事。在外任职的人，因其有风采，就让他持节；因其有政事才能，就交给他主管一郡；希望各自竭尽才能来谋求功效。治理成绩上报后，就升迁官秩、授予职任，以显示甄别；等到任职已经长久，再破格提升，来酬答他多年劳苦。一个人有功劳并被知晓，谁不高兴奋发、努力来符合皇上的心意呢？唉，这并不是难以改变的事情，只在于坚定执行而不改变罢了。不过，任用人才固然不可不久，选择人才尤其不可不精。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衰老无能者必定废弃职务，疏忽谬误者必定耽误事务，贪污渎职、苛刻暴虐者必定造成无穷祸害；一定要在最初详细考察，然后才可以在后来长期任用。这又是澄清源流、端正根本的主张，唯愿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应龙又进呈论述均衡内外的前代故事说：“从前大中祥符年间，张知白上言：‘从前唐代李峤曾说，安定百姓的方法，必须选择好郡守。我私下看见朝廷重视内任、轻视外任，每次任命州牧郡守，大家都逃避任命、上诉推辞。近来派遣外任官，多是被贬责、受牵累的人，风俗不能澄清，都是由此造成的。希望从台阁中精心选拔贤良，分别主管大州，共同成就各项政绩。’淳熙年间，臣僚上言：‘臣恭敬地看见如今的士大夫把州县任职看作仕进的阻滞之路，把朝廷任职看作便捷途径，这就是内重外轻造成的结果。希望圣上慈爱鉴察这一长期弊病，特别留意，均衡内外仕进的道路。凡郡邑的官吏，只要治理有成绩、声迹纯实而不欺骗，无论关系疏远，都破格擢用，以此激励天下，谁有不受劝勉的呢？’” 臣认为重视内任、轻视外任，正是吏治不能振作的原因。人的常情是，有功劳而被知晓就高兴，没有才能却承担事务，就必然有废职失事的忧患。如今持节、掌握地方军政的官员，大多不安于外任而羡慕内任。内任升迁必定很快，爵位也容易尊崇；外任即使政绩显著，褒奖升迁也未必能够得到。因此他们因循苟且，消磨岁月，治理成效很少听闻。何况在朝廷任职的人，有的不能满足舆论，遭到弹劾，往往就授予外任。一个人在朝廷任职，事务清闲简单，尚且不能胜任，却让他分担治理一郡一道的重任，事务繁多如毛，必定无法治理，这难道不是百姓的祸患吗？如果从台阁中精心选拔贤良，让他们轮流任外职，以表示重视外任的意思；又从监司、郡守中选择有声誉功绩的人，置于朝廷任职，以表示褒奖。至于被贬黜的朝廷官员，就安排他们担任直馆之职，而不让他们承担治理百姓的事务。那些碌碌无能的人既然不再任用，那么有志于功业的人，谁不努力表现自己、求得知遇呢？这样，官吏能够称职，百姓能够安居其业，大概就不难实现了。应龙又进呈论述名实相符的前代故事说：“真宗时，王旦有见识谋略，善于镇定大事；他在任用人才时，不凭名声，必定求取实际才能。如果一个人既贤德又有才干，就一定让他长期任职，等众人都认为他适合某一职务之后，才升迁他。士人即使有违逆自己意见的，也不因私怨而废弃。仁宗朝，司马光说实现治理的办法在于任用官员，又说奸诈机巧的大臣，卖弄奇巧来哗众取宠，培植交游来换取名声，任官不久，声名就传遍四方；朝廷如果因为众人的议论而奖赏他，那么虚伪的人就会争相求进。他们的过失在于国家只采纳名声而不采纳实际。若依据名声施行赏赐，天下人就会修饰名声来求取功劳。臣听说汉宣帝没有察觉胶东相的虚伪，从此以后，庸俗官吏多用虚假名声装饰自己。齐威王能够察明阿大夫的虚假声誉，于是人人都不敢粉饰过错。只追求名声而不责求实际，这是如今最大的弊病。况且边疆尚未安宁，国家的议论尚未确定，军队增加而财用更加匮乏，恩惠不足、威势不振，正应当严格实行综合考核的政务，谋求振兴事业。任用人才，就一定要考察他是否真正可用；把虚伪混杂在真实之中、以假乱真的人，应当辨别。议论事务，就一定要考察其是否真正可行；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的人，应当审察。崇尚奖掖忠正之士，抑制疏远虚浮之徒，以公正施行，以坚定守持，那么结党营私、妄自互相称誉的人，就无法放肆欺骗。” 矫饰情态、粉饰容貌，急于求取荐举以求进身的人，不能靠这些掩盖自己的行迹。这样一来，上下相安，都要求凭真实才干自我表现，天下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事情了。王旦说，用人一定要考求他的实际才干；司马光说，如果只采纳虚名而不考察实绩，那么虚伪的人就会争相进用，这确实是最为恰当的论断。两位都是本朝贤臣，勉力辅佐国家以达到太平，他们的大体主张不外乎此。那么今天想振兴事业、恢复祖宗盛时的盛况，难道不应把这个放在首要位置吗？名声本来就是国家应当尊重的，也是士大夫应当仰慕的。君子以一生没有好名声为耻，以德行和声名相称为近于成名。如果不能树立德行，就一定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再没有气节；居于上位的人不能不加以磨砺。然而必须依据名声考察实际，依据实际责求成效，这样任用人才就一定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议论政事也一定能取得实际效用。如果只在外表上张扬，而内在毫无实际，相互标榜却名不副实，沿袭旧例而不合时宜，矫枉过正只想标新立异，把这些施用于政事，就会彼此抵牾而难以推行。像这样，不过是虚假的名声罢了，对国家的大计究竟有什么益处？防止这种情况，必须听取言论而观察行为，使虚伪不能扰乱真实，或许才能收到任用实才的功效，建立太平的根基。如果不审察是非，只因为某人喜欢求名就一概厌弃他，那么他的内心不会服气，异议就会接连出现，贤者和不肖者混杂不分。这不但不足以成事，清流与浊流混杂的祸患，也可能由此开始。必须对此审慎思考，明白辨别，那么众多正直之士进用的道路就会打开，各种邪曲之徒进入的门户就会堵塞；人才济济地排列其中，无不是有真才实学的人，百事兴盛，万国安宁，这些都可以指日而待了。洪舜俞进呈往事说：“明道年间，执政任命自己的亲属旧交二人为正言、司谏，皇上说：‘祖宗的法令规定，台谏官必须出自皇帝亲自选拔；如果由大臣自行任命，那么大臣的过失就没有人敢说了。’治平二年，任命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吕大防为监察御史里行。近来的制度是，御史有空缺，就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轮流举荐两人，再由皇上亲自选取一人任职。到这时，御史缺两名，举荐名单还没有上报，宫中却发出范纯仁、吕大防的姓名，任命了他们。”

译臣听说，台谏是天子的耳目之官罢了。让他们代替我掌管听觉、代替我掌管视觉，难道可以由别人来掌握吗？张行成没有事先请托和荐举，却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柳公权有诤臣的风范，却屈居为谏议大夫。皇帝亲自擢用，近臣没有人能够干预。这样，担负耳目职责的人就会振奋激励，想着报答君主的知遇，周正而不结党，正直而不阿附。朝政的得失、朝廷议论的是非、宰相事业的兴废，都毫不隐瞒、也不迎合，全部上报皇帝，不至于怀有私恩、依循偏见而扰乱天下的公道。本朝祖宗的法令规定台谏官必须出自皇帝亲选，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从前唐介论劾文彦博，王陶弹劾韩琦，凭文彦博、韩琦这样的贤能辅臣，尚且不为他们稍加隐瞒，何况那些不如文彦博、韩琦的人呢？不过，台谏不经过臣下拟议，固然足以掌握驾驭臣下的权柄，但必须君主有极其明察的见识，之后才能以独断来振奋众望；否则不在外廷谋议，却在身边近臣和亲信中谋议，依附下属、欺瞒上级，就更加严重了。皇帝如有大明之光在上，邪正都能洞察，选用范纯仁、吕公著而由宫中发出姓名，选用欧阳脩、余靖、王素而由皇帝亲笔任命，这才无愧于历代盛世。牟子才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入朝答对时直前进言，上奏说：“臣听说，君子对于小人，就像阴对于阳，不能彼此完全消灭；但消长有一定规律，也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增减的。先儒认为，圣人作《易》，对于阴阳不能互相消灭这一点，既用刚健、柔顺、仁义之类加以说明，又不偏主一方。至于消长的关头、善恶的分别，从来没有不竭力扶助阳而抑制阴的。阳属于君子，阴属于小人，本来不能彼此消灭，也不能互相混乱；既不能互相混乱，更不能互相侵凌。《泰》卦内健外顺，内阳外阴，内君子外小人，所以特别强调内外的区别，使界限一旦明确，就不相混淆。君子处在适当位置，可以进用而有所作为；小人得到其欲求，即使退处也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把它命名为《泰》。《泰》的意思就是安，意思是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而互不伤害，这才叫安定。自古只有尧、舜时代足以符合这一情况。夏、商、周三代以后，国家的治乱没有常态，但不过是由两条道路造成的：任用君子，就排斥小人；任用小人，就排斥君子。从未听说君子、小人可以同时任用。任用君子就治理得好，任用小人就发生混乱；也从未听说君子、小人同时任用而能够长久安定、不发生祸乱。” 既然如此，拥有天下和国家而希望长久安定、不发生祸乱，就一定要从辨别君子和小人开始。不明白君子、小人的区别，却抹杀他们的异同，混淆贤与不肖，然后说‘我将以此求得安定’，那只不过是侥幸罢了，并不是圣人达到《泰》卦之治的方法。臣曾读本朝元祐年间的事情，私下深有感触。元祐之所以成为元祐，是因为任用君子而退斥小人；元祐之所以变成绍圣，是因为君子、小人一并任用。元祐四五年时，当时的言官已经凛然以不能辨别邪正为忧虑。朱光庭说，用人时应当在善与利之间加以明察，使正直之臣日益进用，使邪曲之臣永远退斥。范祖禹说，奸邪小人在朝廷之前就会危害政事，在下位就会败坏风俗，大则倾覆国家，小则残害败坏善类，不应让他们居于职位，以免成为日后的祸患。苏辙说，君子和小人的形势如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不能被浮泛的议论迷惑而引他们共事。王岩叟说，小人没有才能，就不足以畏惧；小人而有才能，才真正可怕。应当明察辨别，竭力遏制，不要让小人混杂在其中。他们的话都深切而明白，反复论述，详尽周密；对于《泰》卦，没有不援引它作为根据的。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泰平的道路在于此，导致泰平败坏的道路也在于此，难道这是出于个人私忧、过度谋虑吗？假使当时完全采用他们的意见，断绝祸患的萌芽，巩固治理的根本，即使元祐之治延续百年也是可以的。无奈调停的说法，即使贤能如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也被它迷惑了。杨畏、邓温伯、李清臣都是小人中的首领，却把他们引为心腹，使他们得以乘隙钻营，暗中宣扬邪说，于是绍述之论兴起，君子后来连一天的安稳也不能保持。党禁的祸患形成后，即使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也都不能免于被报复的灾祸，可见调停之论也是疏失的。于是国家遭受祸败，到了宣和、靖康年间的事，后悔也说不尽；而朱光庭、范祖禹、苏辙、王岩叟这一类人，独自获得了善于判断的名声，难道不值得为此痛哭流涕吗？伏望陛下亲临政事、希望治理天下，已经将近三十年，本来应当可以成为元祐之治，却竟然危险地接近绍圣乃至宣和、靖康；本来应当可以达到《泰》卦的安定，却渐渐走向《姤》卦和《遯》卦。陛下也曾思考过其中的原因吗？陛下并非从来不用君子，只是不能专一地任用君子；也并非从来不斥退小人，只是不能彻底斥退小人，所以形势上免不了把二者一并任用。君子和小人的立场不能同时存在，一并任用，就会使正邪相互倾轧，让他们天天在下面争斗，哪里有安定的道理？陛下试观三十年之间，君子、小人多少次进退，多少次失败又复起，多少次胜负相易，彼此接续到今天仍没有止境，都是因为这个缘故。陛下见到这种情形，却不察明原因，认为这些纷纷扰扰、追逐浮华名声的人都是君子的过错；小人又趁机排挤陷害君子，认为一定要把君子的同类全部除去，国家才能安定，这就更加错误了。所以开始是君子、小人一并任用，最后却变成君子日益减少，小人日益兴盛。臣私下认为，小人不除，危害最大的有三项：损累君德，危害治体，败坏善类。谨敢为陛下全部说明。小人的本性本来就奸巧凶恶，又敢于欺骗诬陷；他们狡猾的手段足以逢迎取悦，淫邪诡诈的言辞足以夸张造幻，把黑说成白，把鹿指作马，用这些迷惑君主的视听、扰乱是非，甚至借君主的喜怒来制造威福；他们以正论为可耻，厚颜诬陷君主，制造不可责问的局面；暗中进献邪谋，却把过错归给君主，以逃避公众议论，结果使诽谤议论流传四方，而君主的声誉受到损害。

译这就是欺骗诬陷的言论损累君德。小人的本性本来就倾险，又喜欢反复无常：形势在那一边时，开始趋附而最后背叛；形势在这一边时，开始背叛而最后趋附。他们闪烁游移，行迹诡秘，机巧阴险，侧身谄媚，情态乖张。他们的表现似乎一变再变，先以柔顺的行为、谦逊的姿态潜入，善于说模棱两可的软话，以卑下的言辞曲意迎合取悦；又似乎反复来去，怀着三变的心思，施行两面讨好的手段，随着形势所趋来决定拥护还是背叛。这种反复无常的言论，危害了治体。小人的本性本来刻薄，又喜欢挑动事端。皇上厌恶喧哗争竞，他就说：这是好名，这是多言。皇上厌恶结党，他就说：这是某党的党徒，这是相互交结。皇上厌恶荒诞妄言，他就说：这是欺骗蒙蔽，这是浮夸矫饰。他们凭借空虚之说加以吹捧，伪造诽谤、制造谣言；他们的谗言像织成的锦绣，言辞巧诈如簧，表面上装作接受忠言，暗中实际上是在激怒君主。这种手段一旦得逞，气势便形成凶枭般的心肠、毒蛇般的志向，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这种挑动激发的言论，危害了善类。这三种危害，分歧万端、变化多端；他们不怕君主日后悔恨忧患，只求推行自己的言论；不顾国家的忧患危急，只求伸张自己的意志；不顾君子的困顿失败，只求使自己的主张实现。造成的祸害如此猛烈，怎么可以让他们有一天混杂在君子中间呢？如今全国所说的小人，陛下也知道要把他们斥退。臣认为，难处不在于斥退小人，而在于辨别小人。斥退一个小人，只说明这是一个小人，怎么知道斥退一个小人后不会又进用另一个小人？能够辨别，才是关键。君子、小人，就像数一二、辨黑白，辨别并不困难，关键在于陛下的内心。陛下如果能够致知格物，使内心明白；轻视财货、尊崇德行，使内心专一；明察事物、通达听闻，使内心广大。使这颗心的本体像秤一样平正、像镜子一样空明，既不失去本来好恶的真实，又能掌握判断是非应有的准则，那么所谓君子、小人的情状，本来就无法逃脱陛下的洞察。陛下再根据他们贤与不肖、枉与正的实际，分别决定任用或舍弃、进用或退斥。柔弱邪曲、巧言谄佞、迎合意旨的人一定斥退；刚正耿直、敢于犯颜苦谏的人一定容纳；轻薄浮滑、口才便捷、狡猾聪慧而苛刻的人一定疏远；庄重安静、美善端正、温厚纯朴而有才德的人一定亲近。出入多方、暗中另有所依附的人一定屏退；忠信专一、孤立而无朋党的人一定任用。除去庸碌猥琐、卑下混杂的人，保留耿介挺拔、卓异不群的人；除去凶狠暴戾、奸猾狡诈的人，任用宏大坚毅、仁惠和厚的人；惩罚浮躁争竞而不知羞耻的人，擢用安静退让而有所操守的人；贬斥阴沉缄默、深藏险阻的人，选取疏朗明白、通达透彻的人。不因为乡愿而改变对狂者、狷者的判断，不因为宠幸之人而嫉恨庄重正直之士，不因为表面小毛病而疏远能够直言规劝的良药。这样忠臣和奸邪各居其位，内外的界限也清楚了，难道不能达到元祐年间《泰》卦所象征的亨通之治吗？如今上面负责论思献纳的，多是忠诚俊秀、忠正之臣；其次，给事中、舍人和台谏官，也都是端正明亮、纯厚笃实之士；下面各部门和众多官员，又能时常在安静恭敬、正直无私的基础上发表正直的言论。陛下应当以此鉴照自己的内心，不要让小人混杂其中；二三位执政大臣也应当去除牵累自己的私情，彰明平正清明的政治，消融朋党的意念，断绝反复的忧虑，一心一意敞开诚心、宣示公道，为进用君子、退斥小人创造条件；思考元祐诸老诚恳深切的忧虑，借鉴绍圣以来纷乱的往事，使邪不能压倒正，阴不能胜过阳，以成就内有君子、外有小人的《泰》卦之治，难道不是好事吗？否则，实际上仍无法知道人才中谁忠谁邪，只姑且听信他们一时忽而贤明、忽而奸佞的表现，那么臣认为，任用的人未必真应任用，斥退的人也未曾真正斥退；所谓安定，正是祸乱潜伏之处。臣内心隐约的忧虑因此发作，冒昧进献愚昧的言论，实在诚恳不已。子才请求留下察院徐经孙，进呈奏状说：“臣昨天忽然听说察院徐经孙乘轻车出关，惊骇愕然不已。退下后私下叹息，认为台谏是天子的耳目之官，既然把耳目托付给他们，凡是他们论列的事情，都应当听取施行，以求扩大天子的耳目。何况如今人才日益衰落，公论日益堵塞，陛下正想扶持振兴，以恩惠造福世道。而几个月以来，妄庸之辈竟然都借助气势，抗拒天下的公议。遇顺因为这个被斥去，徐经孙又因为这个被斥去，全国议论纷纷，都说因为一个不肖之人而斥去两名台官，陛下为什么看重斥去一个不肖之人，却轻视毁坏祖宗三百年台谏制度呢？臣还不知道车载斗量的人才，世间哪里会缺少这样的人，重新任用他对陛下又有什么益处？然而他造成的累害陛下竟到了如此地步。陛下高明的见识远超古今，可有人竟然把妖邪庸鄙的议论肆意说到君父面前，毫无顾忌，甚至因为厌烦玩弄而加以矫饰诬陷。说君主不能胜任的人，就叫作叛贼，这是朝廷内外都咬牙痛恨的事。然而他们竟以‘议论不足听取、流品不足区分’之类的话，公然阻遏公论，使天下再没有人敢说他们的奸恶，这一定是有人教给他们的。台谏说一句话就被斥去，他们的计谋就得逞，势力也就张大了。臣私下观察陛下的圣明，陛下一定不会认为他们的话是对的；对于纪纲所在的台谏职位，也一定不忍心摧抑阻遏到这种地步。臣区区愚见，只希望陛下主持公道，保全政事体统，下诏追回徐经孙，使他恢复言职，立即屏斥邪说，以平息舆论；这样在斥退和留用、轻重取舍之间，或许不至于有所偏颇，还可以在末流中挽救一二分。过去仁宗朝，唐介因为论劾文彦博而被逐，后来文彦博也被罢免；元老大臣凭仁德的厚重，尚且不免两人都被罢免，陛下又何必吝惜此人呢？臣任职两制，伏见不到三个月之内两次斥逐进言之臣，这不是盛世的美事，臣不敢默然无言，谨献上愚忠，希望对陛下的听闻略有补益；轻率触犯斧钺之威，只愿陛下宽恕。”

译子才又为黄蜕被扣留一事进呈奏状说：“臣听说玉堂给札，是旧例。祖宗盛时，往往借此征召天下英才，观察他们的议论，以确定当时国家的是非，这还是小事。近来奉诏召汤汉、黄蜕二人入试，臣任职翰林，恰好负责出题，私下切实想到，十几年来所出的题目，有的谈度数，有的谈古代史，有的谈钱谷琐事，有的谈礼乐繁简，都不是当世的紧要事务。臣便不自量力，撰写四条题目，以‘喜静而厌恶激切，喜欢顺从而厌恶违逆’等问题发问；题目有抑扬开合，不写枝蔓之辞，意思非常坦白。所涉及的都是当今国论中的重大事项，使答策者能够依照问题直陈，完全可以倾吐胸臆、极力议论时弊，而无所回避、屈挠或讳饰。如今看黄蜕的答策，把借经学来纠正政事之误解作讥刺执政大臣的话，最切中今日的弊病，与臣所问‘喜欢安静而厌恶激切，喜欢顺从而厌恶违逆’的话，尤其互相发明。至于他论述君子、小人的分别以及消长的早晚，说明二者不应混用、国家纪纲不可废弃，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只是赞扬大奸的一节，意图包藏，最违背天下公议。臣读到这里，张口流汗，惊骇愕然。” 而且黄蜕说：‘淳祐初年，一位宰相主持国政；即使是笼络控制他人的人，议论他的奸恶，只要能够担当开拓、使他离去，毅然与君主讨论是非，那么对大臣本人来说，本来也不算过分。’唉！如果相信这话，那就是在说杜、富、韩、范这些人了。他这样为大奸洗刷，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我曾经论说过，古代专任宰相，是因为认为他能够总揽各项政务、凝聚安定国势，并不是让他笼络控制群臣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利益。如今大奸把凭借权势、运用术数当作劫持控制君主的工具，而君主却没有察觉；把邪谋秘计当作愚弄君主的资本，而君主却没有醒悟。他之所以得罪天下，正是因为这些，难道还可以说别人议论他的奸恶不对吗？古人所谓‘担当开拓而使之离去’，是说他的德行足以担当重任、达到长远目标，器量足以包容众人并施行德政，并不是说稍有小才便肆无忌惮。如今大奸不能抵御外患，却专门假借和议作为购买安静的资本，还自称有才能；不能开诚布公，却专任私意作为谋划国事的根本，还自称有权术。他之所以得罪天下，正是因为这些，难道还可以说他‘担当开拓而使之离去’吗？古人所谓‘毅然敢于同君主讨论是非’，是说他能够区别忠邪、剖析义理。”}], 如今大奸之人把任信群小、摧残丧败王国看作正确，却把废弃忠贤看作不对；把刻薄地处理政事、削弱国家元气看作正确，却把培植忠厚之道看作大错。他之所以得罪天下，正是因为这些，难道可以说他能够同君主讨论是非吗？古人所谓大臣，是说他能够用正道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停止任职。如今大奸以功利的说法、富国强兵的资具来勇于谋取私利；以权谋的手段、操控天下的根本来巧于为自己谋划。公论已经沸腾，他却不知道退让；事情形势已经穷困，他还想继续求取。其所以得罪天下，正是因为这些，难道可以说他尽到了大臣的职责吗？误国之罪，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他凭一己之身遮蔽自己的罪恶，这本来就是陛下深恶痛绝、天下公论所不能容忍的。陛下自甲辰年改换年号以来，就将他屏退斥逐，明确表示意向，不再任用。十多年间，全国上下没有人敢提到他，黄蜕却突然冒犯众怒，吹动久已冷却的灰烬，使它重新燃烧。黄蜕如果不是疯癫丧失理智，臣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的话如果不是受大奸指使，必定是出于一时观望。那个大奸的心思，没有一天不想着在钜鹿之下重新活动；又加上人物衰微的时期、奸党受到关注的时机，假如有一天给札考试的士人奋然推许他的才干器量，认为他可以担当天下大事，这就如同称颂王莽、赞誉盗跖，当然会使王莽、盗跖欢欣鼓舞。万一有人被他的邪说惊动，或引起皇帝在宣室召见谋问的念头，相信他的邪谋，终于下达追封的诏令，那么天下大事就完了。近来外间议论喧嚣，都认为大奸又要出山；这一定是大奸自以为唆使诱导的说法已经奏效，他的党徒也喧然附和，于是认为这种言论是出自公论的推许，而陛下将会相信它并重新任用他。陛下承受祖宗的托付，为祖宗留下安定后代的谋划，至为慎重，决不会轻易被这种说法惊动，把天下拿来孤注一掷。然而这种议论容易蛊惑人心，如果陛下不能深思远虑、坚定操守，就一定会被邪说动摇，被小人扰乱。这件事关系极大。黄蜕答策副本最初传出那天，缙绅和六馆的士人都异口同声地愤怒。黄蜕害怕别人议论自己，便赶紧改定原稿，把‘人议其奸’一句改为‘不能掩盖他的奸恶’，把‘大臣身上事本不为过’一句改为‘反而有不是君子所能做到的地方’。黄蜕的内心和行迹到这时更加慌张了。赞誉大奸而误导君主的听闻，他的罪过固然多得不可胜数；删改原稿而欺骗天下，他的用心更不可宽恕。然而黄蜕尚且敢于欺骗陛下，那么还有什么不敢欺骗天下的呢？臣本来将要告老还乡，原不想多说，以免加重仇怨。但缙绅和六馆的士人往往责怪臣，认为臣不应当对此不置可否、任由它存在以迷惑人们的视听；他们甚至发出极其危险、严厉责备的话，认为臣是在包庇奸人。臣私下观察黄蜕，他对当世政事含糊其辞，对赞誉奸相的才能却果断坚决，夸耀他担当开拓的才干，暗中转移皇上的意向，掩盖其笼络控制的罪恶，并报复议论他的人。公论既然存在，就不可能被完全抹去。只是改本一经传出，是非两种说法同时流行，恐怕表面上是为了逃避公论的排斥，暗中实际上却是在为奸人开辟道路。如果果真如众人所说，那臣的罪过就大了。因此冒昧陈述事情的始末，希望陛下知道大奸不可任用，邪论不可相信。过去高宗皇帝对辅臣说：‘召试馆职人员，应当选取确实有文学和议论才能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召试而预备礼数，就不是祖宗选取人才的本意。近来三人的试卷，朕曾亲自阅览，像沈长卿一类人，还怀有朋党依附之心，又不能如实陈说实际事情。’ 伟大啊，皇帝的这番话，真是召试取人的良好规范。臣认为，今天黄蜕的言论，正是沈长卿所谓‘还怀有朋党依附之心、不能指陈实际事情’的表现。希望陛下以高宗皇帝为榜样，深察朋党依附的言论，坚定心志、凝固操守，把大奸置于法度之外，不予任用，那么宗庙社稷就非常幸运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用人 宋理宗时，牟子才上奏说明赵汝腾、徐霖不应当被升迁后驱逐，说：“臣近来因为轮对，感慨时事，便论说君子将要离散，其征兆将近十项；如同踏到初生的霜就预见坚冰，危险的忧虑一齐逼迫而来。承蒙陛下欣然垂听采纳。至于元祐、绍圣反复变化的关头，陛下再三留下询问，对世道忧虑之深，实在勤恳恳切。由此专一用心，可以凝聚国势，可以熄灭邪说，群臣百官都交口称颂圣明。谁知还不到几天，赵汝腾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而调离，徐霖则被授予外地差遣而逐出。令人惊骇的变故突然发生，事情的变化忽然不同，这同臣先前从陛下那里听到的意思，简直像是两回事。臣私下感到疑惑。陛下既然知道世道忧患的原因，难道不应当寻求保全它的方法吗？不但不能保全，反而亲自摧折排斥它。臣认为一定有人误导陛下，这并非陛下的本意。否则，以陛下的圣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唐德宗并非不爱陆贽，却最终怨恨他把话说尽；并非不用萧复，却常常厌恶他轻视自己。至于卢杞奸邪，德宗却说‘朕完全没有察觉’；对裴延龄则反而认为他忠诚。可见德宗的性情同小人相合，而同君子不同。德宗是平庸的君主，难道不是这样吗？” 而陛下却是圣明的君主。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鉴别忠邪、分别善恶，所以臣私下对陛下寄予希望。正邪不能同时并立，陛下所要进行变革的意图，是为了任用贤才；任用贤才的意图，是为了除去邪恶。任贤去邪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陛下坚定最初的意图。徐霖被逐，宫中批示十分令人惊骇；赵汝腾出任外职，臣不知道其中原委。有人说是因为有人替他们营救，陛下因此怀疑；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有所触犯，陛下因此发怒，臣不能详细知道。陛下任用赵汝腾为给事中，小人已经两脚并立、侧目而视很久了。他一两次驳正诏令，仇恨愤怒他的人很多；有散布流言动摇他的，也有用诡诈言辞逐渐浸润皇帝听闻的。赵汝腾瑟缩不安，已经准备离去。四方责备他的言论每天到来，还说：‘某人应当论奏却没有论奏，某事应当谏止却没有谏止。’赵汝腾当然知道形势极其艰难，自己的力量无法胜任，只能依靠陛下圣明为他作主。但陛下如果不肯为他作主，他就只有离去。况且赵汝腾已经老了，不怕跋涉数千里，冒着畏惧来到这里侍奉陛下，也是想有所建树；难道他愿意只取得空名后返回吗？不过是形势有不得已罢了。像赵汝腾这样的人，是善类所拥护的。他真纯端正明亮，没有矫饰；聪明明察、通达透彻，没有回避隐瞒；忠于君主、忧虑国家，诚恳深切而至为真挚，如火之热、冰之寒，出于天性，何况又是同姓的卿士，和陛下在道义上休戚相关，决不是欺骗陛下的人。只是他爱贤太过急切，嫉恶太过严厉，所以见到一个君子就极力称誉，不顾被怀疑结党的嫌疑；见到一个小人就竭力铲除，不考虑遭受报复的灾祸。这样一来，结党的人疑虑多，仇恨他的人怨恨多。他之所以被斥去，大概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陛下难道不能体察他的内心吗？徐霖本来就是小人所仇视的人。自从他竭力抗拒权奸势力正盛的时候，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暇顾及，哪里还计较名声？幸而没有死，因此获得声名，这也是陛下培养他的气节、成就他到如此地步的结果，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如今一旦因为议论政事稍有触犯，便遭呵斥摧挫，再没有礼遇之意。陛下莫非只挑剔他的小过失，却遗忘他忧虑国家的大节吗？徐霖既然失败，便被仇敌讥笑；天下愿意尽忠的人也摇手咋舌，把徐霖当作警戒。臣私下认为这并不妥当。徐霖即使属于狂者、狷者，难道不仍胜过乡愿吗？乡愿之人到处都是，又何必厌恶徐霖呢？徐霖所论政事，认为对的就是对，认为错的就是错。如果要以要挟君主的罪名治他的罪，那么从古代记载来看，鬻拳以兵器进谏、薛广德要用颈血污洒车轮、朱云折断殿槛大声呼喊之类的事情，岂不是比他严重得多？臣认为，徐霖狂直固然是有的；他一向依仗陛下恩遇深厚，于是忘了忌讳，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难道不能委婉徐缓地随和，因循岁月来取得好官吗？为什么要自冒危险，成为谗言攻击的目标？陛下也可以察知他的内心吗？赵汝腾是善类所拥护的人，徐霖是小人所仇恨的人。陛下起初尊重任用二人，本来正是为了彰明任贤去邪的意图。如今一天之内把二人全部斥退，最初的意图就改变了。众多贤者因此离心，群邪得志，形势危急，实在令人忧虑。所以臣认为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是有人误导了陛下。希望圣明的陛下豁然放下疑虑，察看他们的内心，明白他们的忠诚：赵汝腾千万不要失去，徐霖始终加以保全，用来振兴善类、阻抑小人、凝聚最初的意图、挽回世道，这是最大的幸运。有人说赵汝腾已经出任外职，按道理不应再召回。臣认为还有司马光的旧例。司马光因为以御史中丞的身份论劾张方平，改任翰林学士，抗疏极力辞让。神宗亲自下诏晓谕司马光，称赞他的经术和操行，并且说：‘如果因为你进言论事而治你的罪，难道还会升迁你的美职吗？’ 于是取出告敕交给閤门，催促司马光接受。司马光上奏谢罪，请求上殿之后再接受告诏。司马光接受告诏后上殿，事情就这样得以保全。如今陛下如果按照这个意思下诏，派使者催促赵汝腾，使他接受原来的职务，那么赵汝腾难道不能为了陛下而留任一次吗？徐霖，陛下已经授予他郡职了。但臣还有一个愚见，并不是替徐霖谋求职位。元祐年间，韩维因为同范百禄争论刑名之事而被罢职，御劄送到，内容说：弹劾臣僚既然没有明文依据，和奸邪谗言有什么不同？吕公著多次上章竭力争辩，而宫中批示的言辞仍然严厉，于是他请求论奏不止。到了便殿，他反复陈说自己的意见，认为皇帝应当调和喜怒，恢复仁宗的政治。韩维最终得以善意罢职，他为君主心术考虑得极其深远。徐霖只是小臣，臣不敢把他同韩维相比，只希望陛下反复思考这些话并深切鉴察；这不只是徐霖的幸运，也是诸位臣子的幸运。臣在朝廷立身，自有始末原则，对上不依附，对下不结党。为了公论所激发的事情，冒犯雷霆之威，也不逃避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