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六

译可以先以求利为务，向四方显示呢？’ 臣身为谏官，如果姑息不言，使陛下处在有过失的境地，这就是没有用尧舜之道来期望陛下，臣实在以此为耻。自从先皇临终顾命以来，正值国家多难之时，上天出现异常天象，下方发生地震，水灾和百姓饥荒的灾祸遍及中国。这是上天有意警醒、震动陛下，希望陛下恐惧戒慎、修养德行，以保全国家的安定。陛下首先应当修明五事，敬慎万机，专一修德以享承天心，思考每一句话以使天下和谐；还没有来得及做到这些，却想听从有关官署的建议，实行桑弘羊那种专门牟利的办法，臣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从前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恭敬节俭之后，国家用度富足，奢侈之心一产生，便有了轻率对待四方夷狄的打算。到了中途军费劳费加重，帑藏仓廪空竭，于是任用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设置均输、平准之法，搜括天下货物，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以资助一时的急需，最终却向天下收集了怨恨，给后世留下讥议。这难道是仁政吗？陛下如果认为国家用度空虚，调度日益增多，不实行牟利之法就无法接济公上的供给，臣深切认为并不是这样。陛下尊为天子，富有天下四方，四海九州的赋税收入不能说不多；只是因为太平相承百年，因循奢靡，费用制度没有节制，才造成今天不足的忧患。近来朝廷深切鉴察到其中的过失，亲自命令近臣选拔官属，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本来已经挽救了其中的严重弊病。只要令主管官署取来天下财计的簿籍，估量县官供给的数额，使各种事务都得到均衡节制并归于适当的标准；至于没有名目的费用、不急迫的事务，一概禁止，不得施行。各路财赋有无，令主管官署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剂使用；以及凡是采购、上供的物品，都可以从贵处调到贱处，用近处物资替代远处物资，只要不妨害公私、仅限于储备所需就可以了。此后陛下亲自以恭敬、节俭、节用、爱民为先，在上面率先实行；大小臣僚畏惧法令、遵守规矩，在下面守持不违。这样一来，浮泛的费用自然会减少，财物就会多到用之不尽。又何必把调节物价、收敛和散发货物的权力收归公上，和百姓争夺锥刀般微小的利益，而丧失王政的体统呢？孟子回答梁惠王说：‘大王何必总说利，只要有仁义就够了。没有实行仁却遗弃自己亲人的，没有实行义却把自己的君主置于后面的。’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术没有坠落到地上，仍然在人身上。贤能的人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的人只认识其中小的方面。道也不过在于选择它罢了。’至于借钱给商贩经营、收取利息的事情，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请特别下令停止，不再施行，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三年，襄任侍御史知杂事，论说青苗法不便，请求停止支给青苗钱的第一道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上奏，选任属官，提举、管勾各路常平广惠仓，办理发放青苗钱、粮斛的事务。其奏札中原先下达的指挥说，预先发放的办法本来是为了百姓，公家并不从收入中获利；至于收取和发放时，也都应当取民之便，不得强行摊派。这大概是取法先王耕作、征敛和补助百姓的办法。如今听说各路所派遣的提举、管勾官，多不能体会原先下达的指挥，凭借手中的职权，欺凌压制州县，却以青苗法向百姓收取二分利息。各等第的人家，不问愿意还是不愿意，一律强行摊派。舆论喧腾，都认为这造成了极大的扰害。切实因为朝廷的本意，是考虑到小民缺乏财物，常常在新旧粮食接不上之时，只得以加倍利息借贷来取得生活所需，所以设置青苗预支之法，使农人能够获得资助来耕作和缴纳赋税，同时使兼并之家不能趁其急迫而侵夺。这显然是只想便利百姓，并不是要谋取利益。如今使者一出，而天下人都说朝廷只是以补助百姓为名，实际上专在于取息而已。这难道是立法的本意吗？假如朝廷的法意本来不是这样，却由使者擅自如此办理，以致陛下失去对百姓的大恩，那么辱没诏命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译应当依法严正处置，以此昭示天下，使朝廷内外明白知道陛下施行仁惠的心意，并不是要从百姓那里牟利。假如朝廷当初立法时果真就是为了获利，那也只是有关官署的过错罢了。作为父亲却向自己的儿子牟利，这是汉武帝做过的事，不是陛下应当实行的。它不但当时不可以实行，也不可以打着惠民的旗号去做，因为这样恰恰只会害民。为什么这样说呢？近年以来，四方多事，黄河决口，发生地震和水灾，百姓饥饿；陕右有备边的需要，河朔有修筑城池的劳役，民力凋敝，创伤尚未恢复，天下各地没有名目的征敛，到处都有。听说各路百姓还有多年拖欠的官物，动辄以万计，不能缴纳。如今再用青苗法取利，百姓必定无法承受；这不但会加重百姓的困困，反而足以损坏官府的本金。大体说来，小人见到利益，幸而苟且求得，钱粮既已使用之后，大多不能偿还；严重的必至逃亡，轻的也免不了受到刑罚，这是必然的道理。臣前面所说，打算用它惠民，恰恰反而会害民，就是这个意思。臣请求尽早下达指挥，命令各路提点刑狱司更加切实地体察情况；派去的提举、管勾常平钱斛官员中，如果有人制造事端、扰害百姓，擅自违背朝廷指挥，就特别予以降职、贬黜处置。’ 对于已经发放的青苗钱，今后只令百姓随着缴纳赋税一并交还本金；对于尚未发放的地方，一律停止发放，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官府本金陷失，也避免另行造成骚扰。襄论述青苗法的第二道奏状说：臣近来上奏，因为各路发放青苗钱，官员中有人制造事端、扰害百姓，擅自违背朝廷指挥，请求特别予以降职、贬黜；以及对于已经发放青苗钱的地方，只令交还本金，尚未发放的地方一律停止发放等事项，尚未得到朝廷指挥施行。臣私下详察条例司原先下达的指挥，是把常平、广惠仓的办法改成青苗法，申明并严格赏罚，督促责成州县，以谨慎办理发放和缴纳。虽然以优待百姓、救济贫乏为名，实际上与民间放贷没有不同，只是要从百姓身上榨取利益罢了。难道这是陛下圣明之主所应当做的吗？即使国家帑藏空虚、财用不足，也还不至于像经营商贩那样放出本金收取利息，事情的体统衰弱到如此严重。如今听说，各路所差遣的官吏，因为看到朝廷有意于财利，无不闻风迎合，务求搜刮剥削，以侥幸获得酬劳奖赏，苟且避免被贬黜责罚。有的收取三分利息，有的把陈旧物品折算成高价，兑换后发放；有的不论百姓贫富，一律强行摊派。事情开始就这样，后来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臣恐怕这项法令一旦实行，就会扰动天下，只图谋锥刀般微小的利益，失去亿万百姓的民心，留下祸患的开端，未必不是从这里开始。何况兴办事务、变更法令，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计，上有公卿谋议，下有台谏纠察，怎么可以只由条例司一个机构独自专断，把陛下置于有过之地，使百姓不得安宁呢？如果只图一时之利，却向天下聚集怨恨，这不是小事。臣请求把内外臣僚前后上奏的关于常平、青苗等法不便的章疏，以及臣以前的奏状，一并交付中书省和枢密院共同审阅裁定可否实行；又下令两制臣僚陈述利害上奏，使陛下能够听尽天下公议，知道此事难以实行，特赐诏令停止罢除，以安定人心。陈襄论青苗法的第三份奏状说：臣听说臣下侍奉君主，应当冒犯龙颜而不能有所隐瞒。冒犯君主的脸色、违逆君主的旨意，以招致君父震怒，难道是臣下所希望的吗？只是道义上有可以说的话却不说，并不是爱护君主的道理。这就是臣冒死也不敢沉默隐瞒的原因。臣近来认为青苗法扰民而不便，请求停止，以安定人心，至今还没有得到批准施行。陛下天性聪明，本来已经明白觉悟，只是王安石固执己见不肯改变，陛下不愿严重违逆他的心意，因此对沸腾的舆论不加听察。事情可行的，就搁置不问；不可行的，却无所不做。这难道不是条例司的臣僚为了自保，巧妙地编造粉饰之说，欺骗蒙蔽陛下的聪明吗？近来韩琦上言，说河北分发青苗钱，规定每贯收取一百钱利息，平均给各等第户，比其他路独独收取三分利息，显然是提举官违背条令强行摊派，而朝廷却没有降罪罢黜。韩琦的论列足以说明此法不便，朝廷却特意搁置不行。吕景说，京畿县的百姓拖欠官物，尚有五十多万，不应再给他们预支，实在担心亏失官府本金，朝廷却反而命令审查追究。擅自强行摊派的人既然没有被治罪罢黜，那么贪婪搜刮的官吏就会无所不至。不忍心扰害百姓的人，反而害怕遭到弹劾，那么百姓的父母官又能怎样放手做事呢？所以臣先前说：“这项法令一实行，就会扰动天下”，正是说的这种情况。陛下近来任命司马光为枢密使，内外一致欢欣，都认为陛下知道司马光的话是正确的，也已经认识到制置司的做法错误。如今又突然停止这项任命，难道又认为司马光的话错了吗？一定是因为他进言而不接受任用。既然司马光不接受任用，是因为陛下不实行他的意见；知道他的意见却不用，他尚且可以离去，何况已经有所任命呢？如果想任用他，只要实行他的意见就是了，为什么吝惜而不这样做呢？轻率地进退大臣，在天下失去信用，这不是所谓政令一经发布就不反复的道理。李常的职务是谏官，既然听到了内外的议论，就不敢不说。事情即使不完全属实，也符合舆论。何况本朝旧制，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如今却让他逐一分析辩解，这是想逼他离职，将要堵塞进言者的嘴，恐怕不是对待谏臣的体制，也不是扩大言路的办法。这几件事，虽然可能是陛下一时思虑的失误，难道不也是听信者造成的错误吗？《礼记》说：“心中有愤怒，就不能保持正当；心中有所喜爱享乐，也不能保持正当。”

译也在于陛下追究并纠正它。《尚书》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是商汤的德行。”自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事情没有过分的举措，只有任用王安石之后，才有这种急于更改的暴烈做法，并导致兴利求财的错误。圣人施政自有法度，合乎道的就采用，不合乎道的就废除；任用天下群才，采纳天下公议。尧、舜和三王的治理，可以指日而待地实现。又何必顺从一个士人的偏曲意见，给百姓留下祸患呢？制置条例司所办的事情，如有可以实行的，请只交归三司斟酌办理。青苗法早日赐令停止废罢，就是天下的大幸。陈襄论青苗钱的第四份奏状说：臣近来已经三次上言，论列青苗法，请求停止废罢，但陛下还没有认为臣的话正确。臣有罪而待在言事官的职位上，凡是时政的缺失，即使接近琐细之事，尚且还可以斥责议论；唯独这件事，是危害政事最大的一件事。如果因迟疑而不说，把陛下置于有过之地，那么臣上负朝廷任用的本意，不忠之罪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看制置司原先颁下的指挥，无不引用经书作为说辞，但实际上却是借钱给百姓来取利，体制卑弱，被天下人讥笑。这不过是实行管仲、商鞅的办法，不是陛下所应实行的。臣希望陛下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以仁义治理天下，不希望陛下成为霸主。过去伊尹不让他的后代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内心惭愧，就像在市集上受鞭打一样。因此高宗命令傅说说：“你要明白地辅保我，不要让阿衡一人在有商享有美名。”古人对君主的责难如此完备，又怎么肯用利益诱导君主去实行霸主的办法呢？所谓霸主，是在战国时期，诸侯土地都狭小不足，上没有圣贤君主，下没有行王道的大臣，外面又有敌国的祸患，只能出于不得已而谋划。管仲凭小小的齐国处在海滨，于是兼取鱼盐之利，运用调节物价的法令，假借仁义而施行权诈，只想使国家强盛、军队充足罢了。然而他不能使齐桓公实行王道，这是圣门所耻于谈论的事，也是曾西轻视其功业的原因。商鞅侍奉秦国时，用强国的办法劝说秦君，所以变更法令、开辟阡陌、明确信赏必罚，秦人没有谁敢不服。然而他说秦君不能进入帝王之道，这正是孟轲所说的“认为他的君主不能成为贤君”的情况。那两个人如果知道应当用仁义侍奉君主、实行王者之政，难道肯为一时的利益而给天下万世留下讥讽吗？所以臣说：所谓霸主，是因为国家弱小而力量不足，上没有圣贤君主，下没有行王道的大臣，外面又有敌国的祸患，只能出于不得已而谋划。如今陛下富有中原，疆域纵横万里，上有贤圣之君，下有王者之臣，内没有强臣、敌国的忧患，外没有西北两边的困难，四海九州的赋税收入又足以供给国家使用，并不缺乏。陛下不在此时与朝廷大臣坐而论道，施行王政，反而琐琐屑屑地办理均输、举贷之事，臣实在替陛下惋惜。然而今天的弊病，在于国家沿袭旧制而制度没有建立，奢侈用度日益扩大，这才造成财用不足的忧患。陛下只要慎重选择掌管财政的大臣，把财利之权交给他，取来天下赋税收入的簿籍，估量县官调度、百般用度的数额，为之均衡节制而归于一定标准，那么浮费就会减少、财用就会充足，这样便可以实行王政。减省徭役，减轻赋税，那么天下农民就不会放下农具而去从事别业，能够安心耕作。放宽关市征税，放松山林川泽的禁令，那么天下商人就不会把钱财藏起来不流通，而会出外经商。修治学校的教化，用忠信孝悌来劝勉他们，那么天下百姓都会送子弟入学求进。尊重贤能、任用有才干的人，有才能的进用，没有才能的退处，那么天下士人都会勉励自己的德行而成为良吏。农民有余粮，商人有余财，百姓服从教化，官吏称职；这样国家还不能富足、政事还不能达到王道，就从来没有过。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术没有坠落在地上，而是存在于人心。贤能的人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的人只认识其中小的方面。道也不过在于选择它罢了。”只要陛下舍弃兴利求财的道路，实行保全民生的政治，就是圣人的治理了。陈襄论青苗法的第五份奏状说：臣近来认为青苗法扰民为害，请求停止制置司立法的错误；内外进言的人已经说得很详细，所以臣不再逐一陈列，以免烦劳圣听。只是如今天下百姓凋敝，财力耗尽，除两税之外还有无名的科率，何止十种以上？如果再分发青苗钱，实在恐怕百姓无法承受。陛下以极仁之心求治天下，凡是想要更改法度，都是为了百姓，哪有拿百姓的脂膏作为贷款利息，却说这是周公太平时代已经实行过的办法呢？陛下的本心一定不是这样。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误导陛下的是王安石，误导王安石的是吕惠卿。凭陛下的聪明观察天下的议论，这项法令的利弊本来已经清楚可见，为什么王安石却在前面以强词雄辩迷惑陛下，吕惠卿又在后面谋划诡计暗中帮助他？再加上那些反复无常、结党钻营的小人，随时观望风向；平日面对公论时，人人都知道此法不对，一闻到利益就又说此法正确。这样即使陛下至圣，也不能没有疑惑；即使臣等极为忠诚，也免不了被指为朋党。近来谏官李常因进言而待罪，朝廷还命令他分析辩解；孙觉因奏对反复而被罢职外调。从御史中丞吕公著以下的官员，都被说成不称职，请求依次责罚降职；只有臣独自区区不敢请求，是还希望凭犬马般的忠诚使圣意觉悟，请求陛下允许把青苗法交给百官讨论。如果臣等的话不对，就甘愿接受远方流放，以警戒妄言者；如果臣等的话正确，就请求对王安石、吕惠卿也特别予以贬黜，以向天下谢罪。

译御史中丞吕公著请求罢除提举官吏、停止发放青苗钱，上奏说：臣切听说，近日内外臣僚多次上章，请求罢除先前派出的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吏，并停止向百姓发放青苗钱，至今还没有施行。臣恭敬地思考，朝廷特意派遣使者颁行新法，本来是想惠恤百姓，并不是要剥削下民来奉养朝廷，朝廷的本意确实很好。然而朝野沸腾，都认为不便，大概是因为朝廷前后的处置彼此相违。比如先前原本颁下的敕旨只规定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后来却突然继续派遣官吏遍行天下；所派官吏往往多非其人，如苏颂、王广廉、皮公弼之流，夸张事势，非要制造事端、邀取功劳不可；朱经、李元瑜之辈，庸常鄙陋、才干低下，所到之处都被人轻视嘲笑。其中取利的条款日益增加，惠民的本意逐渐丧失，所以人心动摇，越来越不得安宁。臣请求把先前派出的官吏一概罢免召回；青苗钱暂且只在京城附近一两路发放，专门委托提刑司或转运司斟酌办理，务必以惠民为目的，不必取利。等发放一两年后，如果看出对公私没有损害，确实有救济作用，再推广到各路也不算晚，同时人心也会自然信服。如果一两年之间百姓仍然认为不便，那么朝廷也应当改变做法，不能一定要坚持以前的错误。这样人心自然安定，各方面都能得到适当安排。吕公著又上奏说：臣近来撰写奏札，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本来只是权宜之设，应当废除罢止。各路发放青苗钱违背原先颁下的敕旨，以及派遣提举官等不当，也都应当追回撤回。昨天臣也曾当面奏陈，但至今没有施行。臣恭敬地思考，近日朝廷颇有更张改革之举，本意虽然想便利百姓，但其中事情和道理难道能全都恰当吗？如果能够广泛采纳群臣意见，事情有不便之处就不怕改作，那就是最大的善举。如果举措已经失当，人心已经动摇，却只想凭朝廷威势压倒众多人的言论，那么恐怕坚持得越久，人情越不安，直到迷失之后才重新改正，损失就多了。伏请陛下特意查阅臣以前的奏章，颁下施行。吕公著又请求罢除提举常平仓官吏，上奏说：臣近来两次撰写奏札，请求罢除提举常平、广惠仓的官吏，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臣切实想到，朝廷自从颁行此法以来，内外议论的人都认为它本来不是为了惠民，实际上是想搜刮取利；人情忧惧，舆论沸腾。朝廷因为法令已经施行，害怕改作，竟然只拿大臣的奏章逐条驳斥，巧为辩说，颁告天下。其他内外官员，有的因为有所论列，有的因为没有立即奉行，也都想弹劾追问，专门凭借朝廷威势堵塞众人的嘴，所以近来人情更加不安。臣恭敬地思考，陛下自即位之初，慨然有大有为的志向，规划本来想远超近代；然而今天所实行的，不过是一两件末节小事，却已经很轻易地失去了人心。即使法令本意是好的，它的施行安排本来也不完善，何况无论聪明愚笨，人人都认为不便。希望陛下广泛采纳公议，完全罢除各路派出的提举官，委托提刑司或转运司，暂且在三两路斟酌发放；等到看出对百姓没有害处，那么不只是这项法令可以继续实行，其他处置也都足以取得人们信任。如果百姓最终仍以此为患，朝廷赶快加以改变，还不至于祸害天下。臣以前所有的奏章，伏请陛下查阅，交付有关部门施行。吕公著又论青苗法，上奏说：臣多次撰写奏札，说先前派遣提举常平、广惠仓的官吏不当，各路发放青苗钱违背原先颁下的敕旨，至今还没有施行。臣听说《易经》说：‘以喜悦之道先使百姓，百姓就会忘记劳苦。’又说：‘感动人心，天下就会和平。’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不先取得人心而能成就事业的；也没有用朝廷威势胁迫百姓、用口舌辩论压倒众人而最终能够得到人心的。陛下凭聪明睿智的资质，承接祖宗长期积累的基业，当您还没有施行任何措施时，四方已经自然欣喜拥戴。至于如今所安排的事情，内容竟然如此浅近末微，然而人情却汹涌到这种程度，其原因并非没有。陛下本应仔细察看，主持议论的大臣却认为这是流俗的浮泛议论，不值得忧虑。臣切以为人心最危险，是圣人所畏惧和难以驾驭的；它容易安定，也容易动摇，今天尤其严重。如果不幸有奸邪的谋划，窥伺朝廷的空隙，那么陛下的威德必然有所受损，不可不加以忧虑。况且如今所谓豪杰俊秀、富有才干的人遍布显要职位，都是陛下和执政大臣平日共同精心选择的；然而他们不约而同、异口同声，都认为这项举措错误。难道平日所说的贤者，如今竟全都变成不肖之人了吗？由此看来，也不能硬说这是流俗的浮泛议论。即使朝廷的处置已经尽善尽美，也应当反复思考，寻求顺应人心的办法。何况今天纷纷扰扰的局面，确实是朝廷自己造成的。比如转运使、提点刑狱官，都是陛下选拔任用、委以一路之责的，难道一路的政务都可以依靠他们办理，唯独这几件事却不值得信任吗？即使认为这些人不能任用，也自然应当赶快罢免他们的职务，另选能臣；如果认为他们可以任用，又不应另外设置提举官，这正是各路监司离心的原因。何况国家制定法令，本来想便利百姓，却使人心违逆怨恨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是善于治理吗？臣仔细观察，陛下每次召见群臣、讲求政事，常常想要曲尽各方面的情实，期望做到公平妥当。如今众人所议论的事情，确实关系国家安危。如果继续下去使人情更加扰乱，陛下必定不能强行主持；不如趁早回头改正，或许祸害还不会波及百姓。况且臣之所以区区进言，也不只是惋惜这一件事，实在担心人心已经离散，陛下的志向最终因此疑惧动摇，那么今后朝廷就难以再有所作为。伏请陛下查阅臣屡次奏章，早日赐令施行。

译右正言孙觉上奏说：臣昨天刚从贡院出来，就已经具奏上报。青苗新法，内外人情都认为不便，这件事陛下应当早日作出决定。如果迟迟不议论更改，就要给国家制造祸患了。臣出于愚拙的忠心，认为陛下上承祖宗的重托，又兼有四海的财富；即位三年，德泽还没有施加于下民，却借惠民的虚名，收取利息的实际利益，本末颠倒，施行失当，号令反复，使内外更加疑惑。牵强附会经义，反而弄成穿凿附会，以至于大臣离心，议论此事的臣僚握腕叹息。近来有人进言请求离去，远方有人抗章请求治罪。如果这样长期坚持下去，内外言论联合一致，那么陛下的法令将会受到阻碍而无法施行；要诛杀他们就杀不胜杀，不诛杀则法令废弛、威权被夺。如今提出建议的人只想让法令一定实行，却不顾给后世留下祸患。臣曾经认为，陛下应当以朝廷整体为念，不偏不倚，那么利弊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将来各路转运使如范纯仁之类，必定不肯奉行新法来响应提举官的命令；各路安抚、知州如韩琦之流，也必定不会自行放弃自己的议论，来迎合制置司的意图。各州的知县，像姜潜这一类人，必定不会毁弃自己一向的操守，来满足管当官员的私意。各路之中，如果有一两个人这样做，舆论一定会一致称赞他们。喜好名声的人乐于标新立异，平庸之人又以不及他们为耻，于是人人互相仿效这样做，那么陛下的法令就会被搁置而不能施行了。不知陛下将要一个个把他们杀掉吗？还是考察其中的是非而依法处理呢？如果将考察其中的是非，那么法令已有“情愿”的规定；人家不情愿，我怎敢强迫？这样一来，法令既不能施加，势必折损，不能长久。把不能长久的法令施加于百姓，不便的实际情况又会在一两年后显现出来。不知陛下为什么害怕迅速改正，偏要等它自行败坏吗？法令到了自行败坏的地步，对天下造成的损害难道会少吗？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亲近，就应反省自己的仁爱；以礼待人却得不到回应，就应反省自己的恭敬。”今天的新法虽然有善意，然而百姓不亲近它、不回应它，也就应该反省自己罢了。古书说：“事情还没有发生时预先说出，原本常常会成为空话；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再说也来不及了。”臣今天诚恳而愚拙的忧虑，正类似这种情况。恭请陛下留心采纳。孙觉又辞免奉命体量府界青苗钱[疑为“法”]，说：“臣接到中书省札子，奉圣旨指挥，命臣与府界提点并提举常平、广惠仓的官员，一同到府界各县查察最近发放的青苗钱，究竟是民户自愿请求领取，还是官府追逼呼叫、强行摊派。臣听说府界百姓居住在京城附近，习惯于蒙受恩幸和曲法赦免，夏秋两季的赋税以及借贷粮食等，往往被蠲免或暂缓征收，每年大多如此。因此遇到一两次水旱灾害，往往已经免去七八成了。如今青苗钱的本钱虽然听说大多已经发放，但百姓因循旧习，总希望最后仍能得到蠲免，所以在最初请求钱时尚未看出危害，到了催促交纳时，必定要经过鞭笞扑打，然后事情才能办成，这是必然的道理。府界共有十七个县，开封、祥符的户口大致相等，然而开封发放的只三千多缗，祥符却发放了三千多贯。由此推断，足以看出各县如果能够体察朝廷的意旨，以赈济贫弱为务，同时又担心陷入弊端，将来催逼难以收齐，那么发放钱数就应当有所节制。至于陈留一文钱也没有发放，这又表明百姓其实不愿同官府交往；如果不加劝谕召集，就没有人前来。何况大户本来并不缺乏，只是因为官府发钱，强使他们作保；下户不敢不领取，贫苦小民大多贪图得到钱，又苦于没有保人，或者虽有保人而所请不多。往来道路的费用和发放过程的骚扰，十成中已经耗去两三成；而下户所有的田地不满百亩，收入能有多少？在租赋之外再缴纳青苗钱，有时甚至达到数石，那么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了。如果官府允许以钱偿还，却又用期限逼迫他们，那么麦价必然大跌，他们又只得低价出售麦子来偿还官钱。这样一来，下户一年所得还抵不上所欠的债务，何况府界历年借贷粮食的旧欠有四十多万石，而去年秋天催收的才七十多石；麦租等钱一万二千多贯，去年秋天才缴纳六百多贯。由此可见，府界百姓习惯于接受恩惠和借贷，发放很容易，征收却困难。如今圣旨指挥要查察民户是自愿请求领取，还是被追逼强配，那么臣前面所引用的开封等三县的情形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何况臣前后上疏议论，都说法令不精密，所派遣的使者也不是合适的人，所以屡次引用“作俑”的说法来说明将来的祸害。如今圣旨却让臣遍行各县，又要同提点、提举等官员联名上报；谏官承担耳目之任，凡是听到、看到的都可以陈述，朝廷还一定要据实查究罪状，这正是所谓牵涉其中的官员。臣听说古代设置官职，有负责进言的人，有负责执行的人，所以进言者不被责令一定实行，执行者也不被责令必须善于进言。臣充任谏省官员，是以进言为职的，又怎能亲自把其中一两件事付诸实行呢？恭望圣慈察知臣微小而诚恳的心意：臣所说的如果正确，就愿陛下采纳施行；如果所说的不正确，臣本来就逃不过诛责谴罚。关于体量青苗钱的指挥[原文作“防挥”，疑为“指挥”]，希望陛下赐令停止。臣谨此具状辞免，奏闻圣上。孙觉又上奏说：“臣特别看到，制置三司条例司拟定了一份统一条文，颁行天下，晓谕官吏，使他们知道法令的本意。其中大凡有七项。至于论述钱粮收发出入的弊端、区分城郭和田野的百姓、忧虑将来陷入失误等，其利害关系十分明显，是人人都能知道的，臣都请求暂且不论。至于援引经义来附会先王的法典，防微杜渐，最终将招致怨恨、招来祸患的内容，臣得以为陛下尽力陈述。其条文有三项，谨详细列在后面。”

译一、新法说，《周礼·泉府》认为，百姓借贷，利息最高可达本金的五分之一，并说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由此取得。如今利息不过三分，既然是向百姓放贷取息，已经不算多了。如今常平仓的物资又不归三司掌管，比照周公的制度，并不是用来取得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所以说“公家从中没有收益”。臣深思认为，周家统治天下，纲纪极其严密，大小详略的设置都有条理，本末先后的施行都有次序。所治理的大事，不会拘泥于细节；所应当后办的事，不会排在根本之事之前。所以它的法令从治理土地开始，效果最终达到天下没有一个人因罪入狱。考察其积累过程，实在是由文王、武王、周公三位圣人承继而来，又向上取法尧、舜以及夏、商的遗法，反复损益、补缀完善，到了这时才完备。唉，这也真是难以成就啊！周朝的法令已经这样详密完备了，百姓奉养生命、防备死亡的事情既然已经没有遗憾，却又担心祭祀、丧纪以及不可预知的贫乏断绝，所以为他们制定赊贷法，用暗中辅助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以备百姓艰难之时，显示出补缀周全的用意。按照当时的情况考察，似乎四种民众都有生产之业，没有一个人能够侥幸懒惰。如今《周礼》天官九职中，第九职称为“闲民”，指没有固定职业、辗转承办事务的人；这说明周朝的法令虽然严密，先王仍担心有所疏漏、有人脱离管辖，所以又设置“闲民”之职以接纳流转不定的人，也如同赊贷制度是用来救济非常情形。何况载师所掌管的赋税，从园圃、宅地二十取一，到漆林二十取五，共有五等；漆林的税特别重，是因为从事末业妨碍农业，所以加以抑制，使其归本务农。如今说农民贫乏断绝，想用它补助耕作、帮助缴纳赋税，却要二十取五，拿它同漆林的税相比，那么对待本业和末业就没有区别了，这同《周礼》的本意大相违背。何况《周官》记载治理法令十分详尽，如果一定要全部施行，也应当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至于赊贷法，刘歆在新朝施行过，已经没有效果。王莽的灭亡虽然不只是由于这一制度，但这也是导致灭亡的一条道路。因此臣认为，圣明时代研究治理之道，应当研究先王的法令，把那些明确显著、已经实践并见效的制度推广施行，不应当拿可疑的文字和空泛的说法，苟且地用来谋求治理。” 一、新法想要用来救济贫乏、抑制兼并，这确实是治理天下的人所忧虑的事。然而臣深思认为，做这件事有施行的次序，成效不能立即显现。如果扰乱纲纪，颠倒先后次序，只把救济贫乏、抑制兼并作为目的，那么治理一定不能成功；即使成功，也一定不能长久。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汉时，所忧虑的是诸侯土地过大、超出制度限制，他们无不以帝王自居，擅自给人爵位，赦免死罪，严重的甚至乘坐黄色车盖，到了叛逆的迹象萌发，便从内部窥伺京城。这种形势，岂止是兼并者放纵恣肆、贫弱者贫乏而已。然而贾谊处理此事，不过是想大量分封诸侯，使他们的力量减小。晁错不知道采用这个办法，却削夺诸侯的土地，导致七国之乱，汉室几乎灭亡。后来主父偃终于采用贾谊的主张，实行推恩令，把诸侯的封国分给子弟，于是诸侯逐渐削弱，京师因此尊强。所谓关系安危的关键，难道不在于谋划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因为青苗钱这样的小事，招致天下议论，使老臣被疏远而不被听取，辅臣迟疑拖延而不肯就职，门下省执奏而不肯施行，谏官请求治罪并要求离职。事情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新法本身有益，也很难保证能够施行，何况又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可疑的文字和空泛的说法呢？” 臣听说夏代的贡法，传承自尧、舜以来，可以说是很好的制度。到了周代，已经不能施行，于是改变为助法。所以古书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差的。”至于文王、武王、周公，难道是有意抛弃、毁坏前代的制度吗？只是时代有不能施行的地方，人有不能强迫的地方，不得不舍弃先圣的制度而顺从近世，放弃古法而顺应人情。舜的时代尚且有苗族不服从，禹还出兵征讨，形势就像把太山翻倒下来压鸡蛋一样。然而听了益的一句话，便收回军队而修明德政。凭舜、禹那样的圣德，仍不能没有错误的举动。他们之所以令人难以企及，是因为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只求正确的道理。如今赊贷法用于周代，也不过像贡法当初一样，是一种良法。议论纷纷的人，又不只是益一人提出意见。然而有人却紧闭门户、固执拒绝，反过来替它强作解释，一定要坚持本来不必坚持的东西。为什么呢？臣深深忧虑奸邪之臣会趁着人心汹汹，争相上章奏辩，动摇朝廷；表面上以钓取正直之名，实际上结党连伍。小则希望取得权位、窃取尊贵势力，大则或许怀有不可测度的奸谋。朝廷制定法令、兴办事业，不同大臣和正直之士谋议，反而专门排斥他们的意见、贬抑他们的忠言，于是使奸邪小人得以施展意图，日夜增饰造作，侥幸等待事态变化，再传播到四方，惊动天下，这实在不是国家的福分。” 一、新制度认为，《周礼》所说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是从泉府官署的赊贷利息中取得的。如今常平仓的物资不归三司掌管，专门用来救济百姓的贫乏断绝；同周公的制度相比，既不是用来取得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所以说“公家从中没有收益”。臣深思认为，箕子看到象牙筷子便叹息说：“这样下去一定会制作玉杯。”后来果然因为奢侈而亡国。孔子认为：“用草扎的人偶陪葬还算善良，制作俑陪葬就是不仁。”因为俑已经近似真人，后世便有用活人殉葬的事。仁圣之人的防范，难道不是考虑得深远吗？如今把泉府这种含义不明的制度，施行在君主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时代，虽然说只取二分利息，是为了扩大施舍和发放的利益，补助耕作、缴纳赋税的困难，但臣私下仍深深忧虑：使者未必都能任用得当，州县也未必能深切理解朝廷的深意，反而可能借机作奸，聚敛财物，迎合圣意，那么孤弱的百姓或许会受到它的弊害。宫禁深处相距万里，怎么能察知这些情况呢？如今朝廷政治清明，法令完备，而负责漕运的臣僚迫于财赋不足，州县官吏又害怕监司责罚，尚且公开搜刮，变出百种名目、千种名称。朝廷既然明文规定取息，庸俗官吏又不能通晓经义，那么臣更加怀有箕子的私忧和孔子的深远忧虑。”

译凭借陛下天生的睿智明断，以仁慈宽恕推行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之心而创行新法，臣恐怕万世以后会失去它原本的真实意义，出现剥取百姓肌肤、捶取百姓骨髓来回应皇上要求的人。那样，制作玉杯而导致亡国，同使用俑而发展到活人殉死，又怎能不深切防范其渐变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以上臣所列举的三件事，并不是只想同提出建议的大臣争论胜负、辩说辞理。臣只是对内竭尽自己微小的愚忠，对外采纳众人的正当议论，不敢用虚浮的言辞和泛滥的说法使圣听疑惑误判。恭望陛下果断而毫不疑惑，立即罢除此事，不要使天下怀疑朝廷以获利为目的，使小人因此得意，君子的正道消退；再从容讲求治理之法，使天下达到太平。这不只是臣的大幸，实在也是四海的大幸。” 以上臣所陈述的三件事，并不是想同提出其他建议的大臣争论高下、辨析言辞而已。只是内心竭尽微薄的愚忠，对外采纳众人的正确意见，不敢用空泛的言辞和过度的议论来迷惑、贻误圣听。恭请陛下毫不犹豫地作出决断，一旦罢除此事，不要让天下人怀疑朝廷是在谋求利益，不要使小人得志、君子的正道消亡；然后慢慢讲求治理的法度，使天下达到太平。这不只是臣一人的大幸，实在也是天下四海的大幸。翰林学士范镇上奏说：“臣认为，常平仓始于汉代盛世，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担心伤害农民；粮价高时压低价格发放，担心伤害百姓。这种制度最接近古代，即使尧、舜的政治也没有办法改变它。而青苗法，是唐朝衰乱时代所创制的。所谓青苗，就是禾苗还青、尚在田中时便压低价格估定，收成尚未完毕就一定要求偿还，这是盗跖的办法。如今用盗跖的办法来改变唐虞时代不可更易的政治，所以人心不安，朝廷内外都惊疑。陛下凭借至高的资质，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本应先施行道德教化来安定民心，并使四夷服从。有司却急忙追逐财利，使朝廷内外和百姓人心惊疑不安。臣恐怕四夷会因此窥伺我国。近来天降大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都是百姓劳苦的征象。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观察天地的变化，停止青苗之举，把农田水利归还州县，召回使者，以安定民心，解除朝廷内外的疑惑。” 范镇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中书省下发四十道札子，分发到各路，约束发放青苗钱，不得强迫摊派给民户，并召集自愿者，这只是特别重申以前的诏令，并不是臣先前所奏请的办法。陛下憎恶富人多取利息，便少取一些；少取和多取，就像走五十步和走一百步一样，有什么区别呢？如今有两个人坐在市场上买卖货物，其中一人从旁边压低价格来倾夺另一个人的生意，那么人人都知道厌恶这种行为，何况朝廷呢？朝廷治理天下，非王道不可实行，难道要做市场交易之道所厌恶的事吗？过去下户中借息钱的，大约一千家才有几十到一百家；如今又全部驱赶来给他们钱，这样天下的下户就全都借息钱了。天下的下户既然都借了息钱，他们心中便常常害怕官府责令偿还，没有一个能安宁的。开始给钱时，没有人不希望得到；等到责令偿还，难道还能像发放时所希望的那样吗？臣恐怕官仓的钱一经发出，就像借贷粮食一样不能按时收回，公文催促越来越紧密，天下的事务就会更多。贫富不均已经很久了，贫者大概占十之七八，为什么呢？是因为徭役、科买等负担过多，不是因为富民取得太多。富者才占十之二三，既要防止他们获利，又要责令他们为贫户作保；下户逃亡，就向富者追偿，这是催逼富者走向贫困。” 贫者已经贫困，又催逼富者走向贫困，万一契丹背弃盟约，李秉常侵犯边境，驱使贫民同他们守御，难道不危险吗？况且使富民富裕有办法，在于节省费用；节省费用有办法，在于裁减军队；裁减军队有办法，在于逐步进行，十年下来每年就能积存五百万缗钱。不断积累，用来治理国家，国家用度就充足；用来治理百姓，百姓的负担就宽松，何必急忙派遣使者聚敛财物，向天下百姓招来怨恨呢？宋朝建立一百一十年，虽然三代的太平也未必有今天这样长久，为什么呢？祖宗的制度安排在州县，州掌管生杀，县掌管赋役；担心权力或许失于偏中，于是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来按察纠举，这种委任谨慎而郑重的办法已经极为周全。如今一旦派遣几十名使者，分头扰乱州县的权力，却想使天下人心不惊疑，可能吗？而进言者竟说富人会动摇，又建议设置赏格来捕捉拘系他们，这是监视压制议论；在这样的时代可以压制议论吗？这也同兴利之臣的做法一样。臣没有进言的职责，但陛下近来诏书反复叮咛，如今事情关系更大，臣不敢沉默，伏请查阅臣以前的奏章，罢除青苗钱，把农田水利、差役归还州县，召回使者，那么天下就大幸了。”

译范镇又上奏说：“臣认为，陛下以一人之尊，处在天下士人和百姓之上，所依靠的就是纲纪。纲纪，不过是上下之间的名分。如今内则中书省的政务归于条例司，外则转运、提点刑狱以及州县的权力被提举常平、广惠仓司夺去，上下名分被这样侵扰，陛下的纲纪还依靠什么呢？况且法令是用来向天下表示信用的。陛下最初下诏说：‘公家从中没有收益。’如今河北提举司却按第一等户等分别发钱，全部命令缴纳三分利息，这难道是公家没有收益吗？又说：‘不愿意的人不得强行摊派。’如今上等民户既被命令出息，又被命令为贫户作保，难道不是强行摊派吗？近来诏令各路提点刑狱严加察访，又命开封府审讯吕景，各路提点刑狱难道肯为陛下察访吗？法令如此，却想使天下取得信任，是不可能的。外间议论纷纷，都说自古以来从未有天子开设课场[原文“课▯”，疑为“课场”]，百姓即使极其愚昧，也不能不畏惧。伏请查阅臣前两道奏章，罢除青苗钱，召回使者，把农田水利、差役归还州县，以端正纲纪，平息民间议论，使天下获得安宁。” 臣不胜微小而愚拙的诚意。” 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上奏说：“臣认为，天下的议论难以掩盖至公之理；圣明之主每一行动都遵循理义，无所偏爱或厌恶，只同义相合。过去有人建议说便利，陛下便试行；如今已经知道有害，就改正并罢除它，这是顺应天下人心、成就天下事业。过去不对而今天正确，有什么害怕改正的呢？所以说：不要凭主观臆测，不要固执一定要怎样，不要拘泥固守，不要只顾自己。又说：时机适合行动就行动，时机适合停止就停止，《大易》的道理贵在顺应时势。陛下所求的不是利益，只是义理罢了。如今众人的意见违逆乖张，天下骚动不安，而王安石还想文饰错误，坚持的见解十分狭隘，听信迷惑于奸佞之人，竭力排斥正当议论，这就是臣一定要据理抗争的原因，即使死了也在所不惜。义理如果难以遵从，形势就没有两立的余地。”知政事赵抃上奏说：“臣近来因为制置条例司派遣四十多名使者，乘驿马奔驰天下，导致人情惊扰、物议喧哗，已经多次具奏陈述，也同宰臣等几次当面奏请，乞求罢除各路提举官所掌管的常平等事务，一律责成监司办理。赏罚分明，谁敢怠慢呢？然而王安石强词辩解、刚愎自用，动不动就愤怒争执，把天下的公论看作流俗的浮议，顺从错误、掩饰过失，违背众意、欺罔百姓。” 近来制置司所选派的官员，如张次山、吴师孟、范世京等七八人，都诚恳辞职、急于退避，唯恐得不到所请。要职显官，是人人想要的，他们却不愿就任，大概是知道事情完全乖谬，不敢承担。昨天王安石再次举荐西川、福建提举官四人，他的刚愎就是这样。还要烦劳进言者，是所谓厌恶醉酒却强要饮酒。近臣、侍从以及台谏官竭力陈述制置司不便，司马光因此请求罢免枢密副使的任命，朝廷内外人心无不惊疑。李常居家等待治罪已经多日，孙觉、张戬、程颢三人各自在中书省同王安石论列，又都曾上殿请求罢去谏官职务。如今吕公著、范镇都请求出任外郡，朝廷的事情有轻重，体制也有大小。若论财利，在事情上是轻的；而天下百姓人心的得失，却是重的。若论提举官，在体制上是小的；而禁近耳目之臣的任用和弃置，却是大的。如今如果不罢除聚敛财利之事而失去天下民心，就是舍弃重大的而取得轻小的；不罢除提举官而抛弃禁近耳目之臣，就是失去大的而得到小的。如今朝廷内外人心如此惶惶不安，更请权衡事情的轻重，珍惜体制的大端，罢除轻的、小的事情，转祸为福，不过反掌之间罢了。” 枢密副使司马光请求罢除条例司常平使的诏命[原文作“使防”，疑为“使诏”]，说：“臣蒙受圣恩授任枢密副使，陛下还多次派遣陈承礼等催促臣就职。恩德广大深厚，如天高地厚，不是臣粉身碎骨所能报答的。然而臣深思陛下任用臣的心意，大概是察知臣狂直，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臣侍奉陛下的心，也不过是竭尽愚拙的忠诚，以补助圣德的万分之一。如果陛下只是用俸禄职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言论，那就是以天官私授给不合适的人。臣若只是凭俸禄职位自我荣耀，却不能挽救百姓的祸患，那就是盗取朝廷的名位器物来满足自身私利。臣实在担心上面有损陛下至公之德，下面又损害臣一向的操守。这就是臣屡次违背诏命，不敢只接受任命的原因。”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天纵英明，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想得到好的谋略来使天下更新美善；可是谋划制度的大臣不能仰体并符合圣意，思虑不成熟，议论不精密，只看到眼前的小利，不顾长久的大害。他们忧虑政事不能治理，却不能辅佐陛下修明祖宗的法典，反而改变扰乱先王的正当刑法；担心财利不足，却不能劝陛下恭敬俭约、节省费用，反而派遣聚敛之臣来诛剥天下百姓。” 设置官职，就以冗员增加；制定烦琐的法令，就使苛刻更加苛刻，使四海危惧震惊、百姓骚动不安，却还坚持执行，不肯承认自己错了。臣以前曾上奏，认为不应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又说天下的事务应当交给转运使、知州、知县办理，不应另派使者从中扰乱。臣又曾因在经筵侍坐时进言，说明发放青苗钱不便。此后朝廷反而增派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天下，以提举、勾当常平仓、广惠仓，相度差役、农田水利为名，实际上专门负责发放青苗钱。臣自己深感怀疑，或许是才识浅陋，不能了解天下变通事务的道理；又怀疑是因为臣的进言激怒了谋划制度的大臣，使他们更加用力推行，因此闭口不敢再说。如今施行才几个月，朝廷内外沸腾，都认为发放青苗钱不便，这以后臣才敢开口再次进言。那些说青苗钱不便的人，大多只知道所派使者有的年轻、地位低微，倚仗势力作威作福，欺凌州县、骚扰百姓，只谈论今天的危害。臣所担忧的却是在十年以后，而不是今天。百姓之所以有贫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禀性、愚智不同。富人见识稍长，忧虑深远，宁可劳筋苦骨、穿破衣、吃粗食，也始终不肯向别人借债，所以家中常有余财，不至于狼狈。”

译贫困者懒惰苟且求生，不作长远考虑，只图一时享乐，日子一久便富余全无。紧急时向别人借债，债务积累而不能偿还，终于卖妻卖子，冻饿而死、尸体填满沟壑，却不知道悔改。因此富人常借贷给贫民来使自己富足，贫民常向富民借贷来维持生存。虽然苦乐不均，但还能够彼此资助来保全生命。如今县官却自行发放有息钱，在春秋两季借给百姓；富民都不愿领取，负债者却想得到。提举官想以发放得多作为功劳，所以不问百姓贫富，按各户等级强行摊派给他们。富户所得的债钱仍然较多，贫户所得较少；多的达到十五缗，少的也不少于一千钱。州县官吏害怕因欠款不缴而获罪，必定让贫富相互连结共同作保，仍以富户作为首领。贫户得到钱，随手就花光了；将来粮食稍有歉收，两税尚且不能缴纳，何况利息钱，本来就无法偿还。官吏催逼得急，他们便四散逃亡。富户如果没有逃走，就只得独自偿还几家所欠的债；力量耗尽、无力偿还，官府必定替他们暂缓征收。春季的债还未完，秋季的债又来了，年年拖延，债务越来越重。若遇到荒年，就流转逃亡、死亡；幸而遇到丰收年，州县官吏又一并催收多年积欠的债务。这就使百姓无论丰年还是荒年，都没有喘息恢复的期限。”},{ 贫困的百姓已经被榨尽，富裕的人也会变得贫困。臣担心十年以后，富裕人家也所剩无几了。富裕人家也被榨尽以后，假如不幸国家边境发生警报，需要兴师动众，那么粮食、布帛以及军需等一切费用，将从谁那里征取呢？臣不知道现在天下已经发放的青苗钱总共有几千万缗。假如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又遭遇水旱灾害，各州县的官吏果真有仁爱百姓之心，怎么能不为此向朝廷请示，请求趁郊祀赦令颁布时将这些债务免除呢？朝廷自祖宗以来，一直用仁政养育百姓，难道可以眼看他们流亡、辗转死亡，却还一定要追究他们所欠的钱吗？这种形势下，朝廷不得不听从请求者的话。这样一来，几千万缗的官钱已经发放出去而无法收回了。官钱既已发放，百姓又困顿疲竭，假使在里胥、里长催收的时候，还让他们有机会索取钱财，这难道可以称为良策吗？况且常平仓是三代圣王流传下来的制度，并不是只有李悝、耿寿昌才能实行。粮价低时不伤害农民，粮价高时不伤害百姓，百姓依靠它获得粮食，官府从中取得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制度了。近来之所以废坏，是因为没有任用合适的官吏，并不是制度本身有过失。如今听说条例司把常平仓的钱全部作为青苗钱，又把常平仓的粮食换给转运司。这样做是想彻底毁坏常平仓，专门推行青苗法。国家每逢灾荒之年，供应军队的仓储本来就不够使用，当然没有多余的粮食来救济饥民，所能依靠的只有常平仓的钱粮。如今一旦全部作为青苗钱发放出去，将来若遇到丰年，拿什么钱来平价收购粮食？若遇到灾荒年，又拿什么粮食来赈济供养百姓呢？臣恭切听说，先帝曾从内藏库拿出一百万缗钱，帮助天下常平仓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前些日子天下常平仓的钱粮合计约有一千余万贯、石，如今却无缘无故全部发放出去。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法，再想把这些钱粮聚集起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数目呢？臣认为，发放青苗钱的危害还小，毁坏常平仓的危害尤其大。如今国家每有大笔费用，三司不能供给时，陛下就取用内藏库的财物来补给。内藏库是祖宗历代积蓄聚集起来、用来预备军旅和非常之用的。假如其中的财物常常像泉水一样从库中流出，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那还可以；如果这些财物本来都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充实库藏的，那么库藏终究会有空竭的时候。从前汉文帝想修建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估计要一百金。汉文帝说：“一百金是普通人家十户的财产，我为什么要修这座台呢？”太宗时期，兖王曾经修造假山，召集属官设宴观赏，只有翊善姚坦低着头不看。兖王强迫他观看，姚坦说：“我只看见一座血山，没有看见假山。” 兖王惊讶地询问其中的原因，姚坦说：“我住在乡间时，看见州县催缴赋税，里胥来到家门抓人，父子兄弟被押送到县里遭受鞭打，鲜血流满全身，愁苦的哭喊声令人不忍听闻。这座假山的材料和费用都是百姓的租税，若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呢？”当时皇上也正在修造假山，听到这番话后立即下令毁掉它。如今陛下命薛向到江淮办理贸易，给他三百万缗钱，又发放青苗钱数千万缗，至于五十万、三十万缗的其他支出，本来就不值得计算了。这样用于修露台、造假山的费用，难道还不多吗？陛下的聪明、仁厚、节俭，本来不比汉文帝和太宗差；然而把抛弃财物看得像抛弃粪土一样，大概是不知道这些财物的来源，它们全都是百姓的血汗。陛下如果始终相信条例司的话，推行下去，不肯改变，沿袭旧有做法，那么十年以后，富裕人家已经被榨尽，常平仓已经毁坏，国库也已经空虚。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地方遭受水旱灾害，饿死的人遍野，又加上四方夷族侵犯边境，告急文书突然送到，战车堵塞道路，战争接连不断，转运粮饷也没有止息。在这种时候，百姓中瘦弱的难道不会辗转死于沟壑，强壮的难道不会被迫起来成为盗贼吗？他们将要到哪里去呢？秦朝的陈胜、吴广，汉朝的赤眉、黄巾，唐朝的黄巢，都是穷困百姓所造成的祸乱。大势一旦失去，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妥善收拾后果了。臣深切思考，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执胄，经历风雨，跋涉山川，冒着箭矢和滚石，才为子孙创成光明盛大的基业。这份功业是多么美好啊！陛下请试着取出臣所进呈的历年图来观看。从周、秦以来直到本朝初年，共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中战乱离散、国家动荡的时期本来就很多。至于内外无事、不见兵革，持续一百多年，像本朝这样兴盛的局面，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这正是臣特别替陛下痛心惋惜的原因。

译《尚书》说：“百姓不得安宁，也只在于王宫和诸侯的宫室。” 臣仔细观察当今形势，四方夷族亲近归附，边境没有震动，五谷调和成熟，盗贼稀少，这本来应当是天下和乐、安然无事的时候。然而朝廷内外人心惶惶，百姓不得自安，并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因为朝廷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各路设置了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这些人争相献计，各自夸耀才智技巧，变更祖宗的法度，侵夺小民的世业，搜刮聚敛财利，以求得到恩宠。这并不只是青苗这一件事。至于想按亩计征钱财，雇人充任差役，决开汴水来种稻并灌溉民田，以及想排泄三十六陂的水，招募人来耕种租佃，像这一类事情，无法一一列举。道路上的人都共同非议嘲笑这些做法，条例司却自以为是高明奇特的办法，把它们写成条文交给常平使者，必定要在天下推行。臣担心他们不断兴办这些事情，都会像青苗法一样给百姓带来祸害。所以无论大小，人人都惶惶不安，不敢自处。如果不罢废这个机构，那么百姓一定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明白觉悟，采纳臣的意见，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召回各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将这些官员一并送到审官院，另行安排合适的差遣。青苗钱已经发放的，命令州县等到丰收之日催收本金，不再收取利息。尚未发放的，不得再发放。常平仓的钱粮仍按原来规定封存，交给提点刑狱司管理。这样，太平的基业就可以恢复原状了。这件事明白得像黑白一样，容易得如翻掌一般，陛下为什么顾虑而不答应呢？如果这样做，臣即使把官职爵位全部交还，只要能够作为太平时代的百姓安度余年，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假如臣的意见不值得采纳，陛下即使把臣召入二府任用，也只会使天下人指责臣是贪图荣华、冒受恩宠的人；不知道陛下将把臣用在什么地方呢？臣不胜恳切而狂愚的忠诚之情，只望圣明裁决。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奏。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奏说：“臣近来屡次上言，请求停止预先发放青苗钱并收取利息，同时裁汰提举官。这件事臣日夜都盼望着能够得到施行。臣恭切认为：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显现时看清征兆，聪明的人能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何况如今事情的道理明白易知，如果不趁着时机赶快决断，拖得越久就会坚持得越牢，必定留下后悔。等到后悔以后再改，造成的危害已经很多了。安危的根本，在于人心；治乱的关键，取决于事情的开始。众人的心意背离不合，即使有言语也不会被信任；天下各方协调和谐，所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本来就不能靠威势强力争取强行推行，也不能靠言辞一定压倒别人。可是近来所听到的情况，尤其不妥。我看到制置条例司驳斥大臣的奏章，举发、弹劾不奉行命令的官员，只会使朝廷内外的民情更加惊恐。这是只举出一端而完全阻塞公议，因一件小事而先失去众人的人心。权衡事情的轻重，还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臣切实认为，陛下本来已经洞察事情的本质，彻底明白是非；在圣心之中并不是吝惜改变，只是执掌权柄的大臣还固执坚持，必然导致舆论极为郁结，众人的议论更加喧嚣。如果还想强行推行，必定难以最终成功。恭请陛下振作圣明威严，在成败尚有先兆时审慎决断。与其成全一次错误而废弃百项事业，哪里比得上广施恩泽、更新众人的志向呢？” 对外裁汰使者造成的扰民弊端，赶快推行停止取息的仁政。况且平价收购与出售粮食的法令同时施行，储备积蓄的物资自然会更加充足。朝廷在举措上并没有失误，又有什么理由让议论沸腾呢？恳请陛下查考臣以前所上奏言，早日赐予施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程颢又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道理根本在于简易，并且按照顺应事理的方式施行，这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就像大禹治水一样，顺着水势疏导，做顺势而为、无需强行作为的事情。舍弃这种方法而走向艰险阻塞之路，就不能称为有智慧了。自古以来兴起治道，虽然有专任一人、独断决策而成就功业的情况，却从未听说辅弼大臣各怀心意、彼此乖戾而不能一致，国政出自不同途径，名分不正，朝廷内外人心都说不可行，却还能有所作为的。何况如今施政失当，阻塞废弃公议，让一两个小臣参与国家大计，以卑贱者凌驾尊贵者，以邪曲妨害正道呢？这些都是天下的常理，本来不应当成功，也是有智慧的人不会采取的做法。假如侥幸因此而使事情取得一点小成功，但谋求财利的大臣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败，这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何况天时仍不顺利，地震连续发生多年，四方人心一天比一天动摇，这些都是陛下应当向上揣测天意、向下考察人事的地方。臣任职不称职，所提议论也没有补益，只希望陛下准许臣先前的奏请，早日赐下责罚。” 观文殿学士、知青州欧阳脩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自朝廷新近制定并颁散青苗钱以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不便，纷纷请求停止。至今却还没有得到省察。臣年老多病，神志昏聩，虽然不能详尽说明利弊，但只要有所见闻，岂敢不说？臣现有几件请求施行的事项，谨逐条列举如下。” 一、臣深切看到，议论此事的人说青苗钱向百姓取息，烦扰至极，所以圣上慈悲，命有关部门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曲折，向朝廷内外再次宣谕，以表明朝廷本来是出于惠民的用意。然而宣谕之后，士大夫的议论反而更多了。至于乡野百姓，愚昧无知，本来就不知道《周官》所说的泉府是什么，只看见官府放债，每借一百文钱就要收二十文利息。因此，虽然反复宣告，终究无法使他们明白。臣也认为，同样都是取息，不许取三分而允许取二分，正是孟子所说的拿五十步笑一百步。依臣愚见，如果一定要使天下人明白取息并非朝廷本意，就请除去二分的利息，只让百姓归还原数本金。这样才是真正不取利息。二分利息如果认为所得很多，本来就不应多取百姓；如果所得不多，小利又何必顾惜？何必因此使圣政蒙受牵累。一、臣查考原先颁下的指挥：如果灾伤达到五分以上，夏料青苗钱便改在秋料缴纳，秋料则改在次年夏料缴纳。臣认为，年成丰歉本来就不能确定，其中丰年常少，凶年常多。如今颁下的指挥，大概只说偶然遇到一料灾伤的情况。如果刚遇到丰收，却还必须把两料一并催缴，那么农民永远也没有丰年了。至于收成中等、不足以达到灾伤分数、应在本料缴纳的，有的人户没有财力，有的人户顽劣狡猾而拖延不缴，本料尚且没有缴清。如果又让他们领取下一料应俵散的钱数，积压拖欠就会越来越多，必然难以催收。臣现在请求：人户遇到灾伤而本料尚未缴纳的，以及人户无力缴纳或顽猾拖延不缴的，都不再支给下一料钱。这样，人户可以免于积压拖欠，州县可以免于鞭打驱逼，官钱也可以免于积欠亏失。

译一、臣深切听说，议论者大多把强行摊派给人户视为祸患，所以朝廷屡次颁下指挥，反复告诫约束县官吏，不得强迫百姓领取。然而各路都有提举、管干等官往来催促，非要把钱全部俵散完才肯停止。由此看来，朝廷虽指挥州县不得逼迫百姓领取钱，提举等官却又催促必须全部散完；因此，提举等官把不能催促全部散完视为失职，州县官吏也把俵钱没有散尽视为松弛怠慢、无能无才。上下不得不相互督责，是形势所迫，各自都身不由己。由此看来，不能只责怪州县强行摊派。依臣愚见，请先罢去提举、管干等官，不再让他们催督，然后才可以责令州县不得强行摊派。所俵散的钱，应听从百姓自愿，完全交给州县按实际愿意领取的多少发放，不必要求全部散完，也不必要求州县每一户百姓都来领取。这样自然就没有强行摊派的祸患了。以上谨将意见列述如前。臣年老衰病，神志昏聩，不能深谋远虑。关于青苗法的议论，早已喧腾不息。朝廷内外群臣请求停止实行的，多得数不清。他们所陈述的长远利弊，必定已经详尽而没有遗漏。若有一天陛下赫然醒悟，全部采纳群臣的意见，收回新制，一概停止实行，使公私都便利，那就是天下的幸事。若朝廷内外所说虽多，仍不能感动圣听，那么现行法中这些不便之处，尤其是这三件事，关系到眼前的利害。像臣逐条陈述的这样，恭请圣上慈悲，特加裁择。” 脩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奏请求停止俵散青苗钱的不便事项，其中一件，是请求遇到灾伤而夏料尚未缴纳的，以及并非灾伤却顽劣拖欠的人户，都不再俵散秋料的钱数，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臣查考，今年两季麦子刚刚成熟，还没有收割，已经到了五月，又到了应俵散秋料钱数的时候。只是夏料已经散发出去，至今没有一户送纳钱款；如果又俵散秋料钱，臣实在担心积压拖欠，白白造成官钱亏失。臣已经指挥本路各州军，命令暂不得俵散秋料钱，另候朝廷指挥。臣又思考，除了臣最近请求对灾伤未纳及人户拖欠不纳者暂不俵散下一料这一件事以外，现在还有一个愚见，不敢缄默。臣深切看到，自从俵散青苗钱以来，议论者都认为取息是不对的，朝廷很厌恶这种说法，于是命有关部门分条说明并宣谕。虽然说得很烦琐，终究不免还是取息，但仍有一种说法，就是用意在于惠民。依臣愚见，如果夏料钱在春季中间俵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虽不至于户户缺乏，但其中或许有无力周济的，以此作为惠民之政，尚且说得通。如果秋料钱在五月俵散，正是蚕麦成熟、百姓不缺乏的时候，还说什么救济不足，简直就是放债取息罢了。如果两季麦子没有成熟，那么夏料尚且拖欠，怎么适宜再俵散秋料钱，使人户积压拖欠？由此说来，秋料钱完全可以停止而不再散发。希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详细裁择，恭请早日颁下指挥。”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十七。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理财。宋神宗熙宁三年，知邓州吕诲上奏说：“臣听说，忠臣即使身在田野，也不会忘记君主，何况臣任职于朝廷近侧，名义上是谏官，虽居谴谪之地，仍分担寄托委任的职责，与那些身处田野、与朝廷疏远的人，怎么能相同呢？萧望之虽然身在外任，心却在王室，这也是微臣区区的志愿。臣自夏天得病，久而未愈，因而有所陈奏，请求任闲散官职，不等到按年限退休，也愿意交还政务。只是因为不自量力而忧虑国事，一心爱戴君主，进身不能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用，退身又不能辞去俸禄，愤懑忧思积聚于心，确实有所要发泄，愿借驿传上奏，稍微舒展愚忠的一点心意，感动天子听闻，生死都听凭命运。臣常听到朝廷内外的议论和道路上的流传，说朝政每天都在更张改制，圣躬很少听闻安宁平静的消息，人心不悦，造成这种情形一定有其原因。臣听说，政事是君主用来藏身的根本，源出于天。天有恒常的规律，交错运行而降下天命；日月星辰在外发出光辉，阴阳寒暑依时令产生和消退，虽然看不见天的运动，也听不到它的声息，但一年的功业自然形成。圣人把自己隐藏在有形的政迹之外，正是效法上天的常道。虞舜高坐岩廊，采取无为而治，百姓自然受到教化，就是得到了这个道理。” 周文王恭敬谨慎，甚至日中还不进食；礼制有隆有杀的不同，是因为劳作与安逸有差别。至于把衡石所载文书逐一称量计算，劳心有时超过常度，难道是帝王应做的事吗？臣恭敬地想，陛下天性聪慧，才华高出天授，见识足以探究细微，明察足以洞察幽隐；帝王的事业、古今的成败，本应能够掌握关键，却劳心焦思，常怕有所不及，似乎还没有达到治国的要道，难道是圣上的功业单独运行，而辅佐襄助的力量有所不足吗？臣听说，开创基业的君主，经历艰险危难，对下顺应人心，对上符合天意，建立一件事、制定一项法令，传给子孙，期望流传无穷；其思虑应当周详。守成的君主享有安逸，继承先志、承述旧业，光大发扬祖先的事业，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这才是他们的职责。所以成王继承王位，述行文王、武王之道，发扬美好功业和盛大事业，不敢把功名专归于自己，因此《周颂》说：‘念我皇祖，陟降庭止。’意思是思念先王的德行，奉行并继承它，上天便欣然享用，鬼神也会保佑。陛下求治之心确实迫切，但用心过度；议论的人没有听见有人彰显先帝的盛大事业，却争相说旧有制度不可施行，专力改变一切需要改变的东西。有的变法不能实行，于是士人百姓无所信任，彼此争论是非，群情纷扰不安。陛下放弃了安乐成就的事业，却徒然制造这种纷纷扰扰的局面，实在可惜。臣听说，治理天下，只在于审慎对待君主所推崇的事情；君主所喜好的，臣下必定更加热衷。如今大臣不能遵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便得以凭借智谋计策保全自身，迎合时势。近来新进之人，早晨上奏，晚上便被召见；小小的言论一提出，马上就能求得大利，众人匆忙奔走竞争，唯恐落后。他们都自以为不同于世俗，便说贤人办事必定要标新立异，于是是非相反。谈论军事的人把发动事变、侵夺掠取说成防御外敌的办法，谈论财利的人把聚敛剥削说成惠民的方术，这类欺罔君上的言论，大都如此。只要有人攻击这些办法的利弊，随即就被贬黜驱逐。这不过是用严峻的法令来巩固新令，使士人不敢公开议论，损害盛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更严重的是东南均输之法，过去张林曾向汉朝献过这种方术，交给尚书们共同议论时，大家都说不便，汉武帝不听，穷兵黩武，于是舟车税算、管榷禁令等也跟着产生。当时正逢大旱，百姓都说，若把桑弘羊烹杀，上天一定会下雨，可见他们的怨恨。孝昭帝即位，霍光执掌政权，一切宽缓放松，众人的心意顿时和顺，史官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千古都认为是正确的。自青苗息钱在各路散行以来，放贷的利息很重，收取的本金很少，只是施行不当，公私双方都受损，徒然引起怨言，众口一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如今又按五等民籍与坊郭户等第，把僧道、官户一例均摊役钱；废除衙前役，夺取酒坊经营权，名义上说是雇庸钱，实际上是把利益笼括起来送入公府。诏令下达以后，人心震动，因为害怕防范搜括，几乎都感到无法谋生。各路监司和提举官分赴州郡，虽然说是商量，其实是表示一定要实行；官吏畏惧威势，屏息自保还来不及，谁还会公开说话来查究利弊？彼此猜疑议论，接连造成纷扰。平时十户之中有一两户服役，七八户便能得到休息；如今徭役并没有真正减少，空缺的费用还要由其他人户补助，劳役平均摊派了，却看不见谁得以安逸。我朝制定这些法令已有一百多年，富强人户承担出力服役，贫困人户得以安居休息；损有余而补不足，正是得当的办法。百姓欢悦拥戴，仁惠深入骨髓，一旦改变，便不知如何应对。由此说来，旧法没有弊病，新法尚未安定，主张变法的人又不查究利害，自己尚且不能取得信任，却想让百姓欣然服从，岂不是很难吗？这哪里只是妄自作为、制造事端，实际上是在向天下招致怨恨。孟子所说‘国君想使我国获利，大夫想使我家获利，士人和庶人想使我本人获利’，就是上下交相争利，国家便危险了。” 一定要谋求治理，根本就在仁义。董仲舒说：‘惶惶然追求仁义，唯恐不够的，是君子；惶惶然追求财利，唯恐不够的，是小人。没有实行仁义却忘记亲人的人，也没有实行仁义却不爱君主的人；小人一见利益便忘记道义，哪里还会有爱君之心呢？’见识浅薄的人考虑不到长远，却急于改作以求自己的利益。古语说：‘利益不到十倍，不要改变；通常的利益不到百倍，不要改变旧业。’平民尚且戒惧轻率举动，何况天下这样重大的事情呢？《易经》革卦说：‘已日乃孚，利贞，悔亡。’意思是不到时机成熟便不能取得信任，变革就不恰当；悔恨和羞辱由轻率行动而生。变革恰当，悔恨才会消失。恒卦又说：‘浚恒，凶。’意思是圣人长久守行正道，天下才能受到教化而成就；若在开始时就过分求深求远，想把一切都挖尽，便会损害正道而没有任何好处。况且，统理金谷财赋的机构，没有比三司更重要的；掌管国家用度，必定要依仗冢宰。如今一两个大臣制定三司条例，十多个小官参与议定法律，三司主判官只知道奉行。宰相对得失不置一词，在其中圆滑应付，写下黄札，却安然不当回事。每次颁下制令，人们都必然惊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