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二

译徽宗向东巡幸，宰执商议请求皇帝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兵部侍郎李纲说：‘道君皇帝带着宗社把天下交给陛下，陛下却抛弃它而离去，可以吗？’皇帝默然无言。太宰白时中说都城不可守。李纲说：‘天下的城池，哪里有像都城这样的？况且宗庙社稷、百官和万民都在这里，舍弃这里还要到哪里去？’皇帝回头对宰执说：‘防御应当从哪里出？’李纲进言说：‘今天的计策，应当整顿军马，牢固团结民心，共同坚守，等待勤王军队。’皇帝问：‘谁可以担任将领？’李纲说：‘朝廷以高爵厚禄尊崇供养大臣，本来就是要在有事之日任用他们。白时中、李邦彦等人虽然未必懂得军事，但借助他们的职位名号来安抚将士、抵抗敌军锋芒，正是他们的职责。’白时中愤怒地说：‘李纲难道不能率兵出战吗？’李纲说：‘陛下若不认为臣庸弱懦怯，假如派臣统领军队，臣愿以死报国。’于是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宰执仍然坚持避敌的主张。有诏令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李纲竭力向皇帝陈说不能离去的理由，又说：‘明皇听说潼关失守，立即巡幸入蜀，宗庙和朝廷都毁于贼手。’ 范祖禹认为，明皇的过失在于不能坚守以等待援军。如今四方军队不久便会云集，陛下为什么还要轻率行动，重蹈明皇的覆辙呢？皇帝的心意颇为醒悟。恰逢宦官奏报中宫已经出发，皇帝脸色骤变，仓促走下御座说：‘我不能留下了。’李纲哭泣叩拜，以死请求皇帝留下。皇帝回头对李纲说：‘朕现在为你留下，整治军队、抵御敌人的事情，专门交给你负责，不要使它有任何疏漏。’李纲惶恐地接受命令。不久，皇帝又决定南行。钦宗在位时，已经与金国讲和，但金人仍不断提出要求。尚书右丞李纲上奏说：‘金人贪婪无厌，凌辱侵犯已经太过分，形势上非用兵不可。而且敌军号称六万人，聚集在城下的勤王军队已经二十多万。他们以孤军深入重地，就像虎豹自己投入槛阱，应当用计谋擒取，不必凭一时的力量与他们正面角斗。若扼守河津，断绝粮道，分兵收复京畿以北各县，同时以重兵逼近敌营，坚守营垒而不交战，像周亚夫困住七国那样，等他们粮食耗尽、力量疲惫，然后用一纸檄文索取誓书，收复三镇。即使放他们北归，也应在渡河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这是必胜的计策。’ 当时晁说之上书论说重地：‘《春秋》为什么重视土地？回答是：王者得到民众便能安定，民众得到土地便能安定。有人虽然地位低微，却因为土地而变得重要。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都是卑贱到不应在史书中记载的人；邾庶其因为带着漆、闾丘的土地而变得重要，莒牟夷因为带着防、兹的土地而变得重要，邾黑肱因为带着滥地而变得重要。小国小邑的卑微之人，凭借土地叛乱，怎么能算是重要？之所以重视他们，是因为要严惩其罪。如果不凭土地叛乱，不过是一身的罪、一时的祸；一旦凭土地叛乱，就不只是自身获罪，还会遗留百世的祸患。《春秋》重视土地，是为了爱护百姓，正是端正天下国家的根本。邾、莒的君主，哪里能同天下的君主相比？漆、闾丘的土地，哪里能同中原形势险要之地相比？近来黄头、女真猖狂，兵临京师城下，执政大臣仓促把高阳、中山、太原三镇赐给他们，我私下恐怕这并不符合《春秋》防患的原则。两国交战，好比火势不扑灭就会焚烧，扑火的人也会被烧伤；只要火不熄灭，就不会停止。战争造成的祸患竟然如此之大，却又不得不使用，难道不正是为了疆场上的土地和尺寸之地吗？’ 疆场上的土地和尺寸之地，杀人流血，并不是王者的本心；即便要冒犯天地间的和气而争夺它，难道竟要把中原数千里形势险要的重镇，不经交战就抛弃吗？说到这里，谁不会寒心！谈到丧失中原的形胜之地，其中祸福的关键，有许多是说不尽的。中原本来凭借这些地方控制远方之人，如今却把这些土地交给敌人，反而让敌人凭此控制中原吗？契丹借石晋之机盗据土地，只占据一个飞狐岭北面的地方，议论者尚且常常愤恨不平，为此咬牙切齿、扼腕叹息。如今却要把十个、百个飞狐岭交给他们占据吗？那祸患岂不只是吐蕃、回纥入侵唐朝，还会有刘聪、石勒之流继承西晋的灾祸吗？请借三国的事情来作清楚的说明：汉室纲纪败坏，有曹操、孙权、刘备，虽然都是天生的英雄，假如他们始终没有分得土地，只在中原徒然争战，那么一定会有被吞并、灭亡而不能支撑的一方，就像从前刘邦、项羽的情形；曹操亲自与袁绍争夺兴亡，也是如此。而天下一分为三，实际上是由荆州归属何方决定的。唉！荆州确实能够使天下分裂为三。曹操不急于取得关中，却急于取得荆州，大概是因为韩遂、马超一定不能保住关中；关中如果不是我所有，还能是谁所有呢？’ 荆州虽然暂时属于刘琮，却未必不能成为我的土地。陆路进攻路远，水路进攻又险；他们孙权、刘备，难道就这样取得了荆州吗？没有多久，孙权虽然可以取得荆州，但由于自己居住在京口，对远方有所不能供给，于是把荆州资助给刘备。刘备取得荆州，便取得巴蜀。孙权借刘备在荆州抵御曹操，自己保全江东，天下三分的形势就是由这一州决定的。曹操在天下间有鞭挞天下的威势，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可是等听说刘备取得荆州，他便大为恐惧。正在写信时，竟不觉把笔掉到了地上。只有曹操懂得恐惧；凡是值得恐惧的，就应当如此。过去的一个荆州，就是今天的瀛州、定州、并州三镇，等于三个荆州。又怎么能不大为恐惧呢？曹操后来回军濡须，担心江边郡县被孙权掠夺，于是下诏让当地百姓迁入内地。那里的人长期在南方经营产业，本来安居不动；一旦北方百姓纷纷惊慌渡江逃走，庐江、九江、蕲春、广陵等郡便都没有百姓了。北方人于是住进他们的房屋，耕种他们的田野，江边郡县从此有了百姓，并替魏国拼死守卫。按照曹操的心愿，不能轻易把我三镇这样的重地连同百姓全部抛弃。古今有见识的人都遗憾唐朝不能拥有河北，而把它交给三个叛镇；却不知道唐朝在叛臣之后失去河北，接着又失去了秦、陇、河、湟。

译从凤翔西门以外，立即就是吐蕃的境界，只是没有办法远距离控制黄河以北。如今京师看待瀛州、定州、并州，就如同唐朝长安看待秦、陇、河、湟，利害关系难道不更加迫近吗？唉！唐朝失去陇右，便不能控制河北；如今失去河北，难道能没有西部军队的忧患吗？又将凭什么控制它呢？说到这里，三镇的利害关系，又比汉朝的荆州更加紧迫。况且唐朝失去河北，祸害来得缓慢，是因为唐朝长安看河北还很遥远。如今失去河北，祸害来得急迫，是因为今天的京师看河北很近。远近之间缓急的形势不能相同，这也已经很明白了。如今的京师称为大梁，与古代帝王的都城自然也不同。为什么呢？西汉以雍为都，沿用秦朝的旧都，凭借山河险固而控制诸侯；娄敬在前代提出建议，贾谊后来又反复陈说，实际上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形势来建立都城。东汉以洛阳为都，认为前朝的安排还不够完善，于是远承周公的意旨，因为洛阳是天下交通汇聚之处，是顺应天下而建都。隋朝起初强盛时定都雍，后来衰弱时迁都洛；唐朝以雍为京都，以洛阳为陪都，都没有像今天定都大梁这样，顺应天下形势，而且比洛阳的都城地势更加平坦显著。至于各代帝王的旧都，夏朝定都阳翟，商朝定都景亳，而我们正处在二者之间。这里能把湖海中的船只引到枕席旁边，又能让山岳间的骏马奔驰于俎豆礼器之间；能够役使夷狄和万国，把珍宝币帛送到近郊，实在是凭借冀、赵、魏、晋的形势险要，作为天下四方的关键。如今冀、赵分裂，魏、晋毁坏，那么忧患就不在河北而在京师，执事大臣难道可以不考虑吗？中山之地保有深州、祁州、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队有五十八指挥，共三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阳保有莫州、雄州、霸州、恩州、冀州、沧州、永静、保宁、乾宁、信安十一州，军队有七十七指挥，共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有忻州、代州、二宁、化州、岢岚二军，控制契丹北部；又有云州、麟州、府州，守卫黄河以外；还有岚州、石州、隰州、火山、保德一军，凭借黄河阻挡并防御夏国的绥州，共十二州，军队有一百六十六指挥，共七万二千九百人。唉，真可以说是极其重要了！所以说：瀛州拥有瀛海的富庶，比天下其他地方都富。定州，可以凭它大大安定天下；并州，可以凭它兼并天下。这样的名称并不是虚有其表，也不可忽视。假如不能保有这些重要重镇而把它们抛弃，臣私下恐怕江边的百姓和鱼虾一样的民俗之人，先叛乱后归服，其脚步会动摇而内心会产生疑惧。况且他们还会说：‘并不是我们敢于抛弃朝廷而一定要这样做，而是恐怕朝廷要把我们抛弃。’所以说，忧患不在河北，而在京师。今天陛下赫然下达明诏，使三镇像从前一样不放弃守备，又命令四面攻击敌军，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古代兵法说：显示弱小的，凭刚强取胜；显示怯弱的，凭勇猛取胜；显示迟缓的，凭迅速取胜。敌人深入我国境内，我们凭借主场作战取胜；敌军疲惫衰老，我们凭借强壮取胜；敌人用甜言厚币诱骗我们，我们凭借安逸整备取胜；放敌人走上归路，我们便可以大得志而无往不胜。如今黄头、女真，正应当受到这七种情势所对应的惩罚。希望陛下下诏迅速攻击他们，不要懈怠。况且今天敌人的逃跑，同契丹在澶渊之战中的退去，事体不同。章圣皇帝不以滥杀为武功；如今陛下如果实行上天的诛罚，才是真正的武功。欧阳彻上书说：臣听说，登上皇帝至尊之位，却能听从劝谏如水流而下，乐于采纳他人的意见来成就善政，这是君主的德行。处在国家危急之时，却能奋不顾身，敢做别人所难以做到的事，这是臣子的道义。忘记布衣出身的卑贱，竭尽忠诚气节，以至于冒犯斧钺诛杀之刑，是因为懂得有些死亡比鸿毛还轻。臣恭敬地看到，太上皇禅位之初，金人背弃盟约，侵犯我国京城，太学诸生忠义奋发，伏在宫阙前上书，首先提出诛杀六贼的主张。奸臣倚仗权势，嫉妒贤能，想堵塞言路，把诸生置于死地。诸生惶恐不安，双腿战栗，性命悬在虎口。幸亏陛下刚强明断，迅速下达诏令，严厉实行禁止和断绝，派遣中使宣布谕旨，使诸生脱离死地。不久以后，诸生向朝廷陈奏政治得失，同时提出任用贤能的请求，先后两次、三次伏阙上书。陛下俯察而加以容纳，明断地知道外敌侮辱侵犯、百姓受害、王师失败、国势不能振作，都是由于六贼的奸谋误害了太上皇。于是把他们全部依典法律正罪，以向天下谢罪，罢黜白时中等人而不再任用，重新起用李纲并任命他为宰相。臣由此知道，陛下不但能够听取意见，而且能够实行，正所谓听谏如流、乐于采纳他人意见以成就善政，具备了君主应有的德行。臣恭敬地读到正月一日的圣诏，其中允许士人和庶民用实封方式直陈政治得失。臣又知道陛下卓然能够以尧舜为己任，想要打开进言的道路来招纳天下的防患之策，想要击退外来的侮辱来安定中原的形势，这正是忠臣义士以赤心侍奉君上的时候。凡是纲纪法度中有不利于时势、不便于百姓的地方，只恨自己不知道；知道了却不说，难道不是辜负明主殷切求言的心意吗？臣近来恭敬地读到圣诏说：‘敌人的势力还没有停止，动辄挑起战争，必定要割取我国土地，残害我国百姓，颠覆我国宗庙社稷。忠臣孝子自然应当体念国家、顾念家庭，各人都要自行奋战。’臣读到这里，不觉泪流满面。再想到我大宋兴盛之时，四方没有忧患，人才物产日益丰盛，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可以相比的情形。如今一旦受到金人侵侮，他们攻打防守城邑，残害善良百姓，所有士人和庶民，难道不寒心吗？臣遗憾自己没有杰出的勇力，不能击鼓前进，倡导天下仰慕义理的人，使他们有人愿意持一面盾牌，有人愿意拿一支长戈，捣毁敌人的巢穴，收复河北，使京城安稳到可以高枕而卧。臣日夜思考，幸而受到国家教育已经很久，虽然不能竭尽手足肢体之力，亲自参加刀锋箭镞之下的战斗，但谋划筹算或许有可取之处，未必不能建立一点功劳，来报答国家平日的恩德。

译于是臣广泛采集古代事例，参酌当今利害中最重要的方面，分条陈述十条防御策略，献给朝廷，都是保卫国家、抵御夷俗之人的办法，安定边疆、抵御戎敌的策略。愚人反复思考，也必定有一点收获；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有所选择。臣虽然狂妄，仍然郑重上奏：对上是为了响应天子求言的诏令，对下是为了抒发寒士报国的诚意，并不敢自称这些策略都可以采用，只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所谓处在国家危急之际而奋不顾身、敢做别人所难做的事情。臣已经活了三十年，早年失去父亲，勉强继承祖先的事业。臣愿意以忠孝立身，又有儿子可以继承先人的后嗣，所以臣每次阅读前代史书，看到忠臣义士奋身报国，总是不曾不掩卷长叹，遗憾自己不能仰望并追随他们的足迹。臣今天正逢国家多难，难道敢凭一个草野书生的身份妄议朝廷得失吗？臣明知会冒犯天威，罪责必定无法赦免。然而臣之所以甘愿承受这一切，实在希望用自己一人的生命来安定天下。臣所以说：‘懂得有些死亡比鸿毛还轻的人，就是这样。’臣以草野樵夫般的浅陋言论，上达冒犯皇帝的听闻；希望陛下留心省察，不要因为万乘之尊而骄傲，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微贱而忽视，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臣听说，夏商周三代以后，帝王基业延续长久的，没有比汉、唐更盛的。然而当汉、唐内外的忧患尚未平定，敌人像蜂群蚁聚一样攻城破邑，战争四处兴起，军队出征却没有功效时，作为君主的，哪里曾经只是坐视国家困顿呢？他们也曾亲自出征。上天赐予他们勇气和智慧，使他们超绝同类、卓异非凡；神威般的兵器一挥，没有不归顺的。蛮夷扰乱中原，盗贼奸邪作乱，本来就会被夺魂破胆，望风畏服。像汉高祖在邯郸讨伐陈豨，唐太宗在虎牢击败窦建德，以及高丽作乱时亲自驾驭六军，一举平定辽东，这些事都是为了使百姓脱离涂炭，所以决定亲征，奋发张扬天威，远播神武，派将出师，依仗正义讨问罪过，所到之处无不取胜，然后敌人的心志才受到挫折，恐惧地逃向远方。契丹自晋朝天福年间以来，践踏幽州、蓟州北部边境，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到景德元年，举国来犯，攻陷德清，进而侵犯天雄。当时京师的形势危急得像堆叠的鸡蛋，真宗皇帝忧劳日益加重，半夜不能入睡，谋划计策却没有办法决断。朝廷大臣贪图俸禄、保全职位，动辄只为自身打算；居住江南的劝皇帝巡幸金陵，居住西蜀的劝皇帝巡幸成都，竟没有人为社稷谋划。只有宰相寇准刚直峻厉、毫不回转，奋发忠义之心来破除众议，独自把亲征作为建议。天子批准了他的奏议，于是果断地亲自出征。到达澶渊后，各道军队会合，敌军受到震动；宋军杀死敌方骁将顺国王达兰，敌人害怕了，便请求讲和。当时如果不是天子刚健果断，采用寇准的计策，必定不能成就这番功业。古语说：‘狐疑犹豫，后来必定悔恨；果断而敢于行动，鬼神也会畏惧。’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臣为陛下今天的谋划，认为不如用虎符征发天下军队，果断亲自出征，追击败逃的敌军，断绝其根本，使其不留余类；这样国家威势就会重新振作，后患也不会发生。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之初，金人侵犯正道，侮辱轻慢中原，形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紧迫。当时大臣中也有人劝皇帝到其他地方巡幸。然而幸亏陛下聪明，不被众议迷惑，按照圣明意志作出决断，下诏亲征。金军听到消息便心胆俱裂，兵戈尚未交锋，敌军已经退兵，深深悔过。这虽然是宗庙之灵、社稷之福，但如果没有下达亲征诏令，未必会这样。澶渊之战已经在前面验证了这一点，而这次尤其可以作为近例。臣之所以不避罪责，斗胆把亲征作为建议，正是这个原因。希望陛下奋发独到的明见，授予将帅决定胜负的谋略，命令将帅派遣戍卒，并且一定实行。天下就大为幸运了。然而应当在考虑周全后再行动，行动只在适当时机；先安定下来然后出发，出发就一定能取胜。万一陛下听从臣的计策，亲征也不可轻率发动。一定要先以富国为首要，其次才是选将练兵。兵家的策略，应当先做到不可战胜，以等待必胜的时机。归根结底，只要得到合适的人来任用，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假使能够富国强兵，内部没有动摇，百姓像往常一样安定；有像大夫文种那样转运粮饷、供给军需的人，使外部没有劳民扰民的征发；有像范蠡那样明察，能够临机果断，在千里之外折冲制胜；有像周瑜那样勇敢，能够权衡长短、深谋远虑，取得必然成功；有像赵充国那样守备，能够严整细柳营的军队；有像周亚夫那样，能够奔赴项羽的营地；有像樊哙那样勤勉不懈地奉行国家之事，知道的没有不去做；有像房玄龄那样，兼具文武资质，出任将领、入朝为相；有像李靖那样的将领，那么即使普通男女也知道这是一定能够取胜的。如今朝廷之上、士人百姓之间，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关键在于陛下选拔并任用他们。凭借中原全盛时期的富庶、众多的兵甲，再加上得到贤能之人担任将帅，亲自出征以挫败蛮夷的威势，那么荡平消灭敌人，指日可待。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一条策略。臣又听说，抵御戎敌的方法，以战胜为上策，割地讲和都是下策。臣听说朝廷被金人逼迫，有人主张割地讲和，臣深深认为陛下不应采纳。依臣浅见，今天的计策不如派遣掌管辞命的使者，表面上同他们讲和，假装答应割地，等他们产生懈怠之心，再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会合各道精兵将其消灭。这是万全之策。从前田横占据千里齐地，田间率领二十万军队驻扎在历城。如果不是郦生先游说齐王，使齐王替汉朝称藩，因而撤去历下的军队和守战准备，每天同他们纵情饮酒，那么韩信即使有百万军队，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攻破齐国。颉利可汗逃到铁山据守，派使者谢罪，请求举全国归附。太宗派唐俭前去慰抚他。李靖对副将张公谨说：‘诏使已经到达，胡虏必定安心。如果带一万骑兵携带粮食袭击他们，一定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张公谨说：‘皇上已经同意他们投降，使者又在那里，怎么可以这样做？’李靖说：‘机会不可错过，这正是韩信攻破齐国所凭借的道理。难道唐俭这些人值得吝惜吗？’于是督促军队快速前进，终于擒获颉利。当时假使韩信、李靖因为怜惜郦生被烹杀，怜悯唐俭将死，而稍有不忍，就一定不能成就大功。

译臣今天的计策，正与此相合。希望陛下不要犹豫不决。臣再为陛下陈述祖宗守土的艰难，使陛下读后感到寒心，那么尺寸土地就不可交给别人。群臣若请求割地，陛下必定不会轻易答应。臣听说从前赵元昊在西方叛乱，转战多年，战争长期不能结束。契丹大臣中贪功好胜的人，认为我国怯弱而且厌恶用兵，于是教他们的君主设辞来打动我国，想要得到晋高祖所给的关南十县。庆历年间，契丹聚集重兵压境，派萧英等大臣来访。仁宗皇帝命宰相选择回访使者。当时敌情无法预测，群臣没有人敢去。宰相推荐右正言富弼；富弼立即入便殿应对，叩头说：‘君主忧虑，臣下便感到羞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皇帝因此变了脸色，于是任命富弼为接伴使。萧英等进入境内，富弼敞开心怀同他们交谈，不以鄙夷的态度对待他们。萧英等也不再隐藏实情，于是屏退左右，秘密把他们君主想要的东西告诉富弼，并且说：‘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就用一件事情搪塞过去。’富弼把这些情况全部奏报。皇帝命御史中丞贾昌朝担任馆伴，不许割地，却答应每年增加财帛，并命富弼出使答聘。富弼往返十多次，每次都陈说割地万万不可的情状。等到见到契丹国主时，富弼言辞强硬而不屈服；既陈述利害来劝说他，又宣布皇帝的命令来威慑他。敌人醒悟后，便想请求和亲，但富弼最终还是用善于辞令的话拒绝了，只增加二十万财帛，契丹便平息下来。此后多年，契丹君臣遵守盟约而不敢毁约，虽然根本上是受到祖宗德化的感召，但也有富弼的功劳。唉！假如土地可以割让，祖宗在位时早就割让了。既然土地不可割，而群臣还劝陛下采取这种计策，难道不应该对富弼感到惭愧吗？何况朝廷的根本正在河北，河北的要害又在三关四镇。割让三关四镇给他们，那么黄河以北就都不再属于我国。河北之地陛下既然不能拥有，难道还能长久定都大梁吗？本朝鉴于五代的弊病，把天下军队驻扎在京师；名册上登记的军队号称八百万人，衣食供给无一丝一毫不是取足于官府，又不像府兵制度那样寓兵于农。如果都城不处在四通八达的郊野，就不足以供养天下军队。这正是定都大梁、占据天下交通要冲的原因。每年从东南漕运六百万斛粮食来供应军粮，尚且不能充足。如今如果割让河北土地，陛下就免不了要把都城迁到长安一带。长安左边有崤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地、蜀地，像衣襟一样凭借终南山、太华山，像衣带一样环绕泾水、渭水、黄河。那里有利于防守，却不利于漕运，将凭什么供给天下军队呢？何况太原一郡控制着西北的咽喉。如今抛弃太原，就会从高处俯视长安，距离才几百里。陛下难道能够长久定都长安吗？大梁、长安既然都不能作为都城，又将迁往金陵；这样从北到南，既不是帝王应居之地，边患又没有平息，国家根本动摇，怎么知道不会有奸雄窥伺金陵呢？臣因此知道，割地的请求只能缓解眼前的祸患，并不是万世长久的防御。陛下应当像磐石一样不改变。臣又听说，从前认为正确的事情，如今有时会变成错误；前面采用的办法，后来有时会放弃，这正是为了顺应时势、应对变化。所以孟子也说：‘固守中道而不知权变，就等于执着于一端。’汉文帝时，曾经同单于结为兄弟，以保全天下百姓，于是商议和亲。到了我国澶渊之战时，敌人请求讲和，诸将都想把精兵会集在界河边消灭他们。敌人恐惧，请求哀怜十分迫切，真宗皇帝下诏让诸将按兵不动，不要攻伐，放契丹回去。敌人从此与我国通好守约，多年不再侵犯边境。因此，讲和的办法并不是不好。臣却敢认为如今不可采用，是因为时势不同。为什么呢？远方异族臣服或叛乱没有常态，一时称臣，一时骄横，只看中原形势是强是弱而已。祖宗在位时，国威一向震慑四方，远方之人畏服而不敢猖獗，所以同他们讲和，他们便遵守盟约而不违背。此前国势衰弱，边境空隙初开，长期不讲武备，士气堕落怯弱，敌人因此深入。后来同他们讲和，只是耗费亿万金帛，正好资助敌人。军队退去不到几个月，战争又像蜂群一样纷纷兴起。臣因此知道，讲和反而会落入敌人的计谋。况且此前金人败退，种师道请求率精兵逼临黄河，消灭他们的余党。儒臣固执偏狭，坚持祖宗旧例，不许杀戮，因此造成今天的祸患。种师道含恨而死，实在是应该的。国家如果真的同他们讲和，对外显示怯弱，对内耗费金钱，盟誓之血还未干，臣就知道敌人一定会乘势再次进攻。哪里比得上采用臣的计策，使敌人反而落入我们的计谋呢？希望陛下采纳孟子所说的深刻权变之策，击破金人，利用反间的机会，谋划下令召集四方军队，使他们奉诏讨伐有罪之人，扬威于荒漠，直到把敌人全部杀尽才停止。

译《左传》说：‘治理国家的人，看见恶事就应像农夫务必除草一样，把它割除、铲平，连根拔掉，不让它再繁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采用臣的计策就会失去大国的信用，那还不足以谈论权变。过去孔子曾答应阳货出仕，最终却没有出仕；曾同蒲人结盟，不到卫国去，最终却还是到了卫国。可见大人行事，说过的话不必一概拘泥于兑现，做过的事也不必一概坚持到底，只随着形势变化而采取合宜的做法。金人既然背弃盟约，侵犯我国京城，边境屯驻的官吏将士都挽起衣袖、咬牙切齿，人人想把他们的庭院犁平，把他们的里巷扫荡。我们乘机消灭他们，本来就是合宜的。何况小国侍奉大国，是敬畏天命；大国役使小国，是顺乐天命。他们不能敬畏天命、侍奉我国，反而贪婪暴虐、残害灭绝，自取罪责，那么上天也会讨伐有罪之人，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二条策略。臣又听说，西部戎人的祸患大于金人。祖宗在位时，羌人入侵，确实曾经多年不能平息。如今金人入侵，残害更加严重。西部戎人虽然安居未动，但敌人剽悍强暴的本性，使他们敢于肆意凌辱侵犯。假如能够挫败他们的威势，他们就会低头摇尾，离去后不再回顾，只剩下喧嚣的声音，最终没有咬人的凶恶；倘若无法挫败他们的威势，他们就会群起而成为祸害。臣因此知道，西部戎人虽然尚未行动，也应预先设防，不能让西北两方合并成为祸患，否则将难以支撑应付。且说今年春天，幸赖上天护佑，使敌人悔过归顺，朔方没有忧患，天下共同庆贺。此后朝廷如果能够在要地会合军队，控制边疆，振奋国威，以震慑军势，那么祸患就不会在今天萌发。扬雄说：“大寒之后才寻找皮衣，不也太晚了吗？”这句话虽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如今住在山中的人，必定设置陷阱，以防猛兽加害；住在都城中的人，必定把墙筑得很高，以防盗贼穿墙入室。这是鄙野之人都知道的道理。何况自熙宁年间西戎侵犯边境以来，即使断绝了给夏人的赐予，熙河、兰会地区转运粮饷、劳民挽运的费用，一年也达到四百多万，那么费用可以说十分巨大了。那些披甲持戈的人，多得无法计算，早晚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窥伺中原的可乘之机，任意施展残暴和奸雄之志，几乎比猛兽和盗贼更加危险。太平时期尚且应当为此防备，何况金人已经在中原造成祸患，怎么可以不早作谋划，使祸患不至于滋长蔓延？蔓延开来就难以图治了。蔓草尚且难以除尽，何况强大的敌人呢？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如果没有戒备；童子不能抵抗，鲁鸡没有预料，蜀鸡不能支撑，这些都说明小的怯弱与勇猛同大的形势不同。若不早作整顿、预先防备，尚且不能取胜，何况两个敌人动辄想同中原抗衡呢？如今的办法，没有比明白下诏给守土之臣，命令他们严加防备更好的；同时专门委托兵马司修治车辆马匹、准备器械，在祸患尚未发生前谋划应对，这样西戎就不能入侵了。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一项防务建议。臣又听说，天下之大犹如人的身体：域外是四肢，中国是腹心。四肢的疾病已经从外部发生，腹心的疾病又从内部攻入，那么不论人的胖瘦，灭亡都可以在顷刻之间等待了。从前秦始皇奋发施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威势，振作长城防线来抵御天下，吞并东周、西周，灭掉诸侯，把匈奴击退七百多里，使胡人不敢南下。于是派将军蒙恬修筑万里长城防御胡人，自以为关中坚固，子孙称帝称王、万世相传的基业，却不知道祸患从宫墙内部兴起。一天，陈涉凭借破瓮作窗、绳子系门轴的贫寒之家，没有万乘之尊，没有广大疆土，本人也不是王公大臣、名门望族的后代，才能还比不上普通人，又没有孔子、墨翟那样的智慧，也没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却跻身戍卒行列，从田野乡里奋起，振臂一呼，天下纷纷响应，崤山以东的豪杰于是同时起兵，终于灭亡了秦朝。臣因此知道，腹心的疾病尤其比四肢的疾病严重。国家太平安定已经很久了，四处都有靠国家供养、游手好闲的人，败军逃卒、流离迁徙的人也到处都是。白天就在市集上赌博饮酒，夜里便结伙成为盗贼，在空旷村落之间杀牛掘墓，凡是不合礼义的事没有不做的。万一有豪杰出来倡导，聚集山林，劫掠乡里，驱赶掳掠良民，甚至擅自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府库兵器，释放死罪犯人，纵横肆意而无法控制，那么成为腹心之患也不浅了。近来方腊盗寇突然发动，鲜血流满大道，江浙的城镇村邑多被焚烧成灰，战争纠缠不解，耗费了数以万计的钱财，才把他的首级送到宫阙之下，实在可以作为后来人的鉴戒。何况如今兵戈四起，怎么知道没有像方腊这样的盗寇之流想要乘隙作乱呢？依臣看来，只要守令任用得人，这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州里得到一位贤能的刺史，千里之内都能受到他的庇护；县里得到一位贤能的令尹，百里之内都能受到他的恩惠。德行教化足以感化人心，威势声望足以挫败强盗，铲除奸邪狡猾之徒，号称有雷霆手段，那么顽劣百姓和强悍风俗也会惶恐畏服，逐渐收敛消退而不敢妄动。臣听说王嘉说过：“国家有急难，就要靠二千石来办理；二千石地位尊贵、责任重大而且处境危险，才足以使下面的人听命。” 如今县令人数虽多，却不可能个个贤能；只要州里得到一位二千石，能够自重其威权来役使属下，那么即使有黄巾、赤眉，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此，尹赏治理长安时，让官吏和百姓一同举告轻薄少年、恶劣子弟以及穿鲜艳衣服、着凶恶服装、手持兵刃的人，把他们全部登记在册，一旦便加以收捕，关进虎穴般的监狱，从此盗贼顿时停止。张敞治理胶东时，公开设置悬赏，放开条件，让群盗互相斩捕来抵销罪过；官吏追捕盗贼有功并上报姓名，尚书便调补其中数十人为县令，从此盗贼解散。赵广汉治理京兆时，精通吏职，尤其善于运用钩钜之术来查明实情，郡中的盗贼、乡里的轻侠，其根基、巢穴所在，哪怕极细微的奸情，也都不能逃脱。朱博治理琅琊时，曾命属县各自任用豪杰为重要官吏；一旦盗贼突然发动，县里就发文严厉责令他们，要求这些人负责办理，凡尽力而有成效的，必定给予厚赏，因此豪强都畏服了。韩延寿治理颍川时，设置正、五长，使他们彼此率领；乡里阡陌之间一有异常，官吏就立即报告，奸人不敢进入境内，官吏也没有追捕奔波的劳苦。龚遂治理渤海时，发文命令属县，停止派吏追捕盗贼，自己乘一辆车独自出行，专心用德行教化，于是盗贼全部平定。

译这几个人，可以说都是善于治理群盗的了。然而在如今这个时代，他们的方法有的可以采用，有的也有应当舍弃的地方，因为时代不同。臣替陛下谋划今天的事情，不如明白下诏督促责成监司、郡守，使他们勤勉办理王事，经常巡行举察；不要因酒色昏乱精神，不要因贿赂改变心志，早起晚睡，应当立志为国守节、以死守义，竭尽忠诚、冒犯艰难来报答国家恩德。还请明白下诏给郡县：对于骄横的士兵、懒惰的士卒、穷困而逃亡的人，对于屡负重罪、按常赦也不予宽免的人，对于乡巷中被人鄙弃的恶少，对于困苦饥寒而抢夺衣食的人，都允许他们自行陈述，改过自新，不追究旧日罪恶；仍请州县发给赏钱，招募愿意奋力勤王、抵御盗寇、建立功劳的人，召集官员到射圃考核选阅，挑选臂力强健、勇力过人的人，收录在麾下，平常实行禁令约束，听候军期和差遣。这样一来，旧日沾染的污浊习俗都能共同更新，人人奋发，愿意用自身报效国家；何况借此笼络天下豪杰，使他们都为我所用，那么聚众啸聚为盗的人就没有了。臣私下看到圣诏要把天下军队全部调起，臣知道州县的军队本来就不足以抵御盗寇，如今又调往别处，那么形势就更加削弱了。如果不早日采用臣的计策，一旦有豪杰奋发而起，有人响应他们，背负粮食如影随形，像鱼鳞一样聚集、像瓦片一样合拢，攻城犯邑，那么守令不过是携带妻子儿女逃入草莽，只求保全自身罢了，谁肯替陛下守土呢？不如采用臣的计策，这样盗贼不会发生，国家军队也不会缺乏，守土之臣又可以安保自身，尽忠竭节了。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四项防务建议。臣又听说，承担一方重任，掌管百里百姓的命运，关系到守护土地、使百姓活下来以及国家治乱、人民存亡，确实都有赖于此人。平时没有事情，没有烽鼓之忧，没有征伐之役，享受高爵厚禄，住在华美的房屋里，穿着锦绣衣服，骑骏马、列美女，坐在厚重的褥垫上、吃着列鼎盛宴，高谈阔论、傲视一切，挥手指点，发号施令，庸人懦夫也能胜任。等到突然发生变故，他们惊慌失措，不过是据城自守、拱手坐等死亡，严重的甚至望风逃窜潜伏。从来没有听说他们凭借高城深池、坚甲利兵，同强敌死战而不离开。这样一来，百姓又能依靠什么呢？所以，那些忠义之士，卓然有名节，严峻如秋霜烈日，使他们承担公家的重任，能够率领孤军、守卫偏僻城池，面对大难而不改变操守，这样的人实在难得。臣考察唐明皇励精图治，在开元年间几乎达到太平，用人也不能说不盛。一旦安禄山叛逆，咆哮吞噬、所向无前，河北二十四州的官吏被盗贼诱导，委靡不振、顺从叛贼的，十有八九；逆境中能为国谋划、不陷入叛贼的，只有颜真卿一人。因此玄宗高兴地对左右说：“朕不知道颜真卿是怎样的人，他所做的事竟能做到这样。”如果王师有进军征讨的援助，正是由于平原郡的坚守。后来张巡、许远和城父县令姚訚，凭着多年疲惫衰弱的军队，抗击百万难以制服的敌军，孤军处在一隅，每天交战数十次，挫败盗贼锋芒，扼住他们的喉咙和牙齿，使他们不能推进并吞食江淮地区；转运粮饷没有断绝，百姓没有沦为涂炭，实在是因为睢阳尚未攻下。当时这些人也还没有达到声名远扬、英才卓绝、相互抗衡的程度，然而一旦遭遇变故，便能奋发忠义、激励天下官吏，即使赴汤蹈火、冒着箭石，也显示出不可屈服的大节，记载在史册中，光明显著而无法掩盖。后世奸臣贼子、尸位素餐的人听到他们的遗风，没有不惭愧汗颜的。假如太守、县令人人都是颜真卿、张巡、许远、姚訚这一类人，国家形势还担心不能振作吗？以当今人才之盛，臣却敢直言说难以得到这样的人，是因为臣私下看到从前清溪盗寇兴起时，郡县官吏怀抱印绶、携带妻子儿女争先逃走的，比比皆是。当时士人和百姓都说，不能守土的臣子一定会被诛杀，以此激励贪婪怯懦之人。后来他们结交权贵，彼此援引，巧妙编造说辞，替错误掩饰过失，不但没有依法处置，反而全都得到叙功复职。因此忠义之风没有受到振奋，臣子也没有可以仿效的榜样，终于使强敌交相侵犯，国家几乎危亡；河北的守令很少有敢同敌人抗争的，只是沿袭了从前的弊病。假使当时方腊盗寇已经被擒，而不能守土的人全都被诛杀，那么顽劣之夫会生出廉耻，懦弱之夫会树立志向，金人未必能够深入，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臣替陛下谋划今天的事情，不如明白下诏，反复告诫天下郡县，应当想到祸患而预先防备。今后如果有内乱侵凌、外敌侮辱，攻打侵犯城邑，而有人能够抵御盗寇、保全自己，应允许朝廷擢升任用，并把恩泽推及子孙；如果不能保守城池，仍然沿袭旧日风气，就应斩首以警戒后来者，并把他的子孙流放到遥远险恶的地方，即使多次遇到赦免，也不许宽宥其罪。这样人人都会想着拼死效命，没有人肯采取逃亡自保的打算。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五项防务建议。臣又听说，有固定产业的人有稳定的心志，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没有稳定的心志；没有固定产业却有稳定心志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百姓，没有固定产业，因而没有稳定心志；既然没有稳定心志，那么放纵、邪僻、奢侈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做的。臣恭敬地看到圣诏，允许各路忠义之士率领众人勤王，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天下百姓不能保持稳定的心志。依臣看来，河北、河东、京畿不幸受到敌人侵犯欺凌，应当体念国家、顾念家人，自行组织战斗，圣诏允许他们聚集徒众、结成队伍、抵御盗寇建立功劳，这是可以的；如果施用于其他各路却不可以。为什么呢？百姓的情性不稳定，用法律约束他们，用威势威逼他们，他们才会小心拘谨而不敢放纵；如果没有约束他们的手段，就好比把猿猴放在树上、把鱼投入深渊，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任意妄为呢？臣看今天响应招募而起的人，多是豪横之民，漂泊无定、无家可归；一旦云集，号令贵在有威严，统御贵在有法度，左右前后不扰乱常规，旌旗队伍不扰乱次序，然后进攻就无敌手，防守也不混乱，才可以建立武功。如果负责擒捕、放纵的人不得其人，那么异心就会产生，祸患也会发生；本来想用来治理混乱，反而造成了混乱。

译本来想用来抵御盗寇，反而帮助了盗寇。怎么知道不会有奸雄乘此空隙，借勤王之名成为叛逆的贼人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其他各路仍像往常一样安定，人口繁盛、财物富足，仓廪充实、府库充盈；豪横之人如果没有恰当的方法加以控制，看见了想要的东西，争端就会兴起。臣近来看到福建路征募士兵，经过临川时，由于统御没有办法，于是竟然发生作乱，强行劫掠妇女，抢夺衣物，毁坏他人家产，而百姓没有人敢把他们怎样，只能忍气吞声、含恨无处申诉。臣刚听到这件事时，不胜叹息。私下担心这种势头继续炽烈不止，就会成为大祸。幸而州府查访得知，立即严格施行禁令约束，使后来的人稍稍挫伤气焰，不再肆意侮辱百姓。臣替陛下谋划今天的事情，不如赶快下诏，禁止其他各路聚集徒众、结成队伍。凡已经应募的人，应当同心协力，共同建立边疆功劳，将来应给予厚赏。如果还想招募勇敢之人，就应由州县发给赏钱，自行招募，考核选试，挑选可以任用的登记收录，并且立即用军法约束他们，不要让他们再重犯以前的弊病。臣看孙武只斩了队长一人的首级，左右前后进退跪起就都合乎规矩法度，没有约束不明、命令不熟的问题。如果认为天子已经下达的命令就不可中途停止，那也不是安定国家的方法。臣考察两汉英明果断的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势力，想要重新扶立六国，高祖说好，催促刻制印信。等听到留侯张良的话，却吐出嘴里的食物骂道：“赶快销毁印信！”刚说好不久，接着又破口大骂；刻印、销印，简直像儿戏一样。然而他的决策足以安定国家，并不妨碍高祖具有知人善任的明断。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六项防务建议。臣又听说，天下安定时要注意宰相，天下危急时要注意将帅。然而依臣看来，天下安危，将帅和宰相都在应当注意之列。何况将帅、宰相和睦，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士人预先归附，天下即使发生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权力不分散，才是替国家谋划的办法。因此周宣王承接周朝衰败之后，四方夷狄交相侵犯，中原衰微了。当时北方有玁狁的祸患，不能不征讨，否则错过时机；但必须有严允、尹吉甫一类的人来承担军事责任，才可能取胜。即使有这样的人，没有将帅率领，胜负也还不能确定。所以一定要有文武兼备的吉甫担任将领，然后胜利才可以确定。《诗经》说：“文武兼备的吉甫，是万邦的法则。”说的就是这个。吉甫在外统兵，如果朝廷内部没有忠诚恭顺、与他同心同德的大臣，辅佐周王、开导他的心志，那么妨害功业、损害贤能的人就会来了。妨害功业、损害贤能的人一到，像吉甫这样的人自身都不能保全，哪里还有工夫议论战胜敌人呢？所以朝廷内部一定要有张仲这样孝友的人，然后吉甫才能在外面尽力建立功劳。这样说来，周宣王所依靠来取得功业的，只是张仲这样的孝友之臣罢了。《诗经》说：“那还有谁在呢？是张仲这样的孝友之臣。”说的就是这个。金人今天造成的祸患，大概超过周宣王当时的情势。陛下想要成就中兴大业，征讨他们更不能错过时机。朝廷大臣中像张仲这样的人，想来不会缺乏；但不知道能够在沙漠地区宣扬国威、统率王师的人，有没有文武兼备的吉甫呢？即使有这样的人，宰相能否识得与他同心同德、辅佐君王、开导君王心志的人，像周宣王时那样呢？臣考察吕太后时期，诸吕专擅权力，想要劫持少主，危害刘氏。丞相陈平对此忧虑，陆贾替陈平谋划说：“国家安危，只在你们两位掌握之中罢了。您为什么不与太尉陈平交好呢？”于是陈平同绛侯周勃深相结交，最终诛灭诸吕，汉朝国运没有断绝，是因为陈平能够采用陆贾的计策。臣替陛下谋划今天的事情，尤其在于选拔将领、选择宰相，不要轻易把这项权柄交付出去，并使内外大臣和睦相处，以共同渡过国家的危难，那么强敌就不值得忧虑了。依臣看来，像李纲这样的人，原本没有大的过错，不应当把他放置在闲散防闲的地位。何况李纲的功业卓著伟大，忠义奋发，确实是国家的重臣，是天下人乐于跟从、国内众人推崇称誉的人。听说他被贬谪，即使乡里的庸夫老人，也没有不叹息、感慨愤懑的，都认为国家不能任用人才。把这样的人安排在将相的职位上，就应当取其大功而略过小错。臣听说李纲在上皇朝廷时，京城洪水泛滥，文武百官都争相准备船筏来躲避洪水，唯独李纲奋然向上皇陈述灾异，忠言苦口而耿直，虽然很快受到谴责，却心甘情愿而毫无怨言。后来灾患果然应验了他的话，陛下明断，把李纲从卿监之中擢拔出来，任命他担任枢要之职，天下都知道朝廷得到人才了。后来金兵来势逼迫，群臣有人请求另寻安身之处，只有李纲毅然断定不可。当时朝廷大臣的姻亲家属都凭借关系得到任用，四方之人尤其像蔡京父子那样屡受厚恩，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一旦变乱发生，他们全族逃跑，没有丝毫替国家谋划的人。只有李纲全家不动，仍肯以自身站在迎战的最前面，所以天下都知道，当时如果没有李纲主持政局，京城已经成为废墟，百姓都已经成为被宰割的鱼肉了。他的功劳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今天难道可以因为用兵上的小过失，就把他贬黜到外地吗？这样岂不是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臣听说汉高祖从平民起身，手提三尺宝剑，在丰、沛起兵，六年便成就帝业，大概是因为他能知人善任罢了。所以他曾告诉群臣说：“我之所以拥有天下，是因为能够任用三位杰出人才：在帷幄中筹划、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我不如子房；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我不如萧何；作战必定胜利、攻城必定夺取，我不如韩信。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他，这就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臣因此知道，每个人各有所长，任用人才的人应当衡量其才能来授予职务。假使让萧何去负责战胜攻取的事情，他一定做不到。从前房琯自负能把天下大事担在自己身上，然而一次出兵失败，便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推究房琯以忠义奋发，凭一句话使君主醒悟，从而取得宰相职位，他必定有过人的地方。只是任用他去做违背其所长的事，最终没有成功，这是后世替他惋惜的原因。臣认为像李纲这样的人，可以镇守国家、安抚百姓、安定四夷；至于用兵，恐怕不是他的长处。既然如此，今天的过失不是李纲的罪过，而是任用李纲的人有罪。陛下把他贬谪到闲散籍册之中，就是舍弃了萧何和房琯这样的人才。

译这就好比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难道不是让金人快意地发泄私愤吗？臣又担心朝廷之上，六贼的死党还有人存留；否则，白时中、李邦彦的姻亲党羽中也许还有受到重用的人，所以暗中为此设置陷阱，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像口含沙粒、暗中射影一样诬陷他，而陛下还没有察觉。假如没有这类人，那是万幸；如果有，尤其是今天急切需要清除的。臣听说王珪进见唐太宗时，有美人在旁边，原来是庐江王的姬妾。太宗指着她说：“庐江王不守道义，杀了她的丈夫而纳娶其妻，哪有不灭亡的道理呢？”王珪于是借郭公辨别善恶的事来讽谏说：“知道庐江王灭亡的原因，而这个姬妾还留在身边，正是所谓知道恶事却不能除去。”臣由此看出，陛下知道李纲而不能任用，这也只是像郭公那样知道善而已；知道六贼的朋党却不能除去，这也像太宗收纳庐江王姬妾一样。朝廷上进见的臣子，不知有没有能够像王珪那样讽谏的人？臣替陛下谋划今天的事情，不如赶快下诏，恢复李纲原来的职务，这样朝野都会共同欢庆。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七项策略。臣又听说，安定边疆、抵御戎狄的方法，在于选择良将、选拔精兵、寻求辩士、尊重谋主；四者同时使用而不偏废，然后才可以成就大事。穰苴斩杀庄贾，晋国军队因此退去；燕国军队渡水后因此解散。韩信背水一战，擒获赵王歇，在泜水上斩杀成安君，这是因为得到了良将。孙膑在马陵道下埋伏万张弩，魏军到达后伏兵发动，庞涓因此死去。李靖率领轻装部队到达丹阳，擒获辅公祏，这是因为得到了精兵。陆贾出使南越，尉佗起初傲慢箕踞，他却能使尉佗去掉黄屋的帝王装束而称臣。韩愈进入镇州，牛元翼突围而去，王廷凑没有追赶，这是因为得到了辩士。释放李左车的捆绑而拜他为师，于是收取燕、齐；采用侯君集的谋划进攻，终于使智盛投降，这是因为得到了谋主。臣常常担心世上议论兵事的人，只知道重视选择将帅，急于训练士卒，修整器械，观察形势，推演风角、鸟占，使用占云气、孤虚之法罢了。至于辩士和谋主，却忽略而不谈。这正是所谓知道用兵，却不知道用兵之道。臣恭敬地看到群臣上言，说如今边患正在滋长，特别缺少虎臣。天下如此广大，未必没有这样的人。若能请陛下明白下诏给州县：有拳勇、臂力强健、出类拔萃的人，以及懂得兵谋武艺、才能足以担任将领的人，让州县把姓名上报，擢拔任用，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依臣看来，这还不够完善。为什么呢？单从将领来说，本来就不能一概而论。有一军之将，有一国之将，有天下之将。难道只有具备拳勇臂力、懂得兵谋的人才可以当将领吗？能在长桥斩蛟、在南山刺虎，奔跑有追风般的速度，射箭有贯虱般的绝技，身披坚甲、手执锐器，所向无前，攻城破阵、所到之处敌人首先降服的，只能做一军之将。能够千变万化、神出鬼没，有时先放纵敌人然后再擒获，有时把失败转化为胜利，让人越测度越觉得深不可测，运用谋略没有一定的方式；如同金属放在熔炉中，任凭冶炼者铸造；如同泥土置于陶器制作之处，任凭陶工塑造；所攻必破，所击必取，无往而不利的，才是一国之将。用仁义讨伐不仁之人，用正义讨伐不义之人，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使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域；百姓拿着酒浆迎接王师，只怕自己落在后面；这样的人，才是天下之将。难道他们只是凭借臂力强健、武艺精湛才做到这样吗？古人固然有不拿尺长刀刃、不持寸长兵戈，却能击退百万大军，甚至谈笑之间挫败敌人、安坐休息之间消除祸衅的，靠的只是在关键时刻果断，判断敌情明晰，运用筹谋策划罢了。何况任用人才来安定天下，不能专门依据文辞选取，也不能根据家世评判，只应当考察他的实际品行，究明他的才能究竟如何。因此季布曾遭受剃发、加刑，却有名将的称誉；娄敬从拉车夫中脱颖而出，建立了金城般坚固的防线；萧何、曹参起于掌文书的属吏，英布、卫青起于犯罪逃亡之人，郦食其只是守门的狂生，樊哙不过是击刀的厨夫和车夫，班超只是一个腐儒，薛仁贵不过是农家子弟。他们一旦依托君主日月般的余光，都能在帝王功臣名册上刻下功劳，使声名流传后世。假使汉、唐的君主不能任用他们，这些人也会湮没无闻。军法说：要根据人的特点使用他，让有智谋的人、勇敢的人、贪利的人、愚拙的人各尽其用。聪明人乐于建立功业，勇敢人喜欢施展志向，贪利者急于追逐利益，愚拙者不计较死亡。只要能够取用人的长处而舍弃其短处，将帅又何必担心无人可用呢？依臣看来，如今应募的士兵很多，精兵不担心缺乏人才；但臣私下担心良将、辩士、谋主未必很多，也未必能多多益善。比如仁宗皇帝时，富弼拒绝契丹割让土地的请求，这也是辩士的功劳。臣私下认为，金人虽然如此强暴剽悍，但作为他们的君王，难道会是木偶吗？他也一定知道世道的安危，认识人事治乱盛衰的规律。万一能够得到一个像张仪、苏秦那样的辩士，机变圆融而无所阻碍，能运用三寸之舌纵横辩论，让他独自作为使者前往，把祸福的关键晓谕给金人，把利害的大局陈述给他们，讲明邻国交好的道理并启发他们接受援助，以信实史书中的证据诱导他们，使他们动心惊悟，那么他们未必不会因一句话而悔悟，重新遵守旧日盟约，不敢侵犯我国疆土。臣替陛下谋划，不如广泛下诏给京畿和各路士人百姓：有学问足以通晓古今，见识足以洞察天人，才华足以应对倚马立成的文书，辩才足以驳倒如倾河般的宏论；即使以威势压制他，反而使他的声势更加振作；以死亡恐吓他，反而使他的志气更新。若一人能兼具这些才能，应命州县审查核实、具保说明，解送到宫阙。又请下诏天下：有雄才大略，能谋划安定边疆的策略，能懂得用兵权变，守边胜过长城，战胜可称为举世无双国士的，都应由州县审实后解送。陛下亲自在朝廷考察，衡量才能授予职位，试验他们的长处，这样良将、辩士、谋主就能一次兼得，何必忧虑缺少虎臣呢？如今边患日益滋长，正是广泛收罗人才以备驱使、防御的时候，不要认为臣的话是狂妄。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八项防务建议。

译臣又听说孟子说：“桀、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一定的道理，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了；得到百姓也有一定的道理，得到民心就得到百姓了；得到民心也有一定的道理，百姓想要的，就替他们聚集起来；百姓厌恶的，就不要施加给他们罢了。”臣因此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国家之所以衰败或兴盛、存续或灭亡，只在于得到百姓还是失去百姓罢了。《左传》所说的桀、纣因不仁而失天下，商汤、周武王因积累德行而拥有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观察天下百姓，似乎已经产生了离心。自太上皇临朝以来，奸臣专权，侵害百姓日益严重：假借奉承君上的名义，榨取百姓的脂膏；凭借崇尚道教的势力，夺取百姓的产业；因为花石纲这类小事，把百姓逼入困苦境地；借着避讳人名，排挤百姓，使他们落入获罪逃亡的境地。天下士人百姓暗中怀着怨恨之气，压抑郁结而不敢吐露，对上违背天心，对下破坏民众和谐。所以近来方腊盗寇突然发动，百姓竟乐于见到他的祸乱，并发出“为什么偏偏把我留下”的叹息。这说明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的由来，是逐渐积累形成的。幸而依赖祖宗遗留下来的德泽功业，还有保存下来的部分，所以国家纲纪还没有彻底崩坏。去年春天，金人入侵，国家形势十分危急；如果不是上皇明断，把帝位禅让给陛下，使人心有所归附，那么天下已经不再属于国家所有了。为什么呢？天下百姓都知道陛下在东宫时，恭敬节俭、仁爱孝顺的名声远近闻名，所以陛下即位之初，乡里相互庆贺，知道天下指日可安。后来把六贼全部诛杀，天下又共同庆贺，认为陛下能够除去百姓的祸害，真是安邦定国的君主。由此可知，民心本来乐于归附。近来圣诏征调军队，国家太平已久，头发斑白的老人从未听闻金鼓之声，一旦干戈纷乱，百姓自然已经动心惊惧。又加上无知的凶徒散布没有根据的话，说国家屡次战败，将要下诏在民间实行三丁选一来充军。明智的人知道这只是流言，陛下必不会这样做；但世俗之人容易被摇惑，即使家家都有人反复解释、人人都来传说，也仍不能消除疑虑。臣担心这句话一经煽动，民心又会摇动，严重的甚至预先产生妻离子散的忧虑，那就不可能再求得百姓安居不动了。这固然是散布流言者的罪过，但也是国家招募军队导致他们产生疑虑。臣愚昧地请求陛下赶快下诏说明，安抚天下，明白断定此事的本意，使百姓解除疑惑，以此凝聚民心，广泛施行德化，使恩泽绰绰有余，为子孙万世留下无穷的福祉。还请把天下各地派遣来、如今正在京畿和各路屯聚抗击盗寇的募兵，等到金人被扫荡之后，命将帅拿出厚赏，招募愿意留下的人。请求留守京畿，以防后患，并且约定归期；不愿留下的，全部遣送回去。如果强行压制留住他们，又会导致变乱。陛下如果吝惜赏赐、爱惜供应，不招募军队来控制边疆，那么臣知道边境的骚扰将永无止息。将来再次下诏募兵，东南百姓的力量已经疲惫，财力已经耗尽，哪里能保证一定取胜呢？天下所招募的士兵之所以忘却自身、冒险赴难，不过是希望得到赏赐罢了。假使边境已经安宁而遣他们回去，有功的人本来就应当厚赏；没有功劳的人也请给予赏赐，以慰劳他们前来。一方面是安抚他们，使他们没有异心；另一方面是以此诱导他们，将来还可以再次任用，实在是很好的防务办法。这几件事，都是希望陛下凝聚民心，使国家长久拥有天下罢了。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九项防务建议。臣又听说，先王治理财赋，就像手持秤一样，不使财物偏向公家，也不使财物偏入私室，只求适得其平罢了。减少赋税、减轻徭役，虽是先王的善政，但国家遇到兵革之难，将要蓄养军队、抵御戎狄，实际上也不过是为了使百姓安定。即使向百姓征收财物来作为募兵赏赐，百姓也不会有怨言，只是不可以征取到伤害廉耻的地步。臣近来看到诏令下达募兵，各路多向百姓摊派兵费，使百姓耗费无数，而临时拼凑的队伍又不足以成事。至于忠义之士，能够率领强勇之人来应国家急难，官府却没有钱供给粮饷，因而队伍聚集后又解散的情况也有。依臣愚见，假如边患没有平定，想要募兵，不如根据税额、酌量情势平均摊派，以钱财帮助国用；凡有官职俸禄的人家也一概不免除，这样所征收的数额少而且均匀，百姓都会乐意服从。单独取得虽少，聚集起来就多了。州县预先借出官钱，招募勇敢之人勤王，则武力足以抵御盗寇。所征的钱，保存三分之一用来募兵守城，其余全部作为起兵费用，这是最完善的办法。臣曾因此遍询乡中老人，他们都认为这个计策好，由此知道民情是乐于服从的。臣又担心军队粮饷供应不足，但臣对此已有办法，可以使它既不损害百姓，也不妨害公家。命令下达之日，各路军粮储备就会充足有余。所谓办法是什么呢？臣认为，天下人缴纳粮米来酿酒，不过是想从中谋取市场利润罢了。替今天谋划，不如赶快下诏，停止官营酒的售卖，允许州县百姓投状申请并找人作保，均分酒税，任凭他们自行酿造售卖；仍委托酒务机构每天计算利润，不要使其亏折。各路收入的粮米，应当全部用来充作军粮，这样不必劳烦专门实行酒类专卖，军粮储备就可以供应了。这个办法难道不好吗？这是臣愿意献给陛下的第十项防务建议。臣在十项防务建议之外，还有三件事，也是今天不可缓办的，请冒死向陛下陈述。臣听说：“左边的车夫不向左边驾驭，你就不听从命令；右边的车夫不向右边驾驭，你就不听从命令；御者不能把马驾驭端正，你就不听从命令。听从命令的，在祖庙前奖赏；不听从命令的，在社坛前杀戮，我就把你们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戮。”臣因此知道，古代王师出征，如果有不听命而导致战败的人，必定杀戮而不赦免；何况望风投降的人，他们的罪应当如何呢？臣私下听说，近来三军临阵，将士有人不听命，竟然投降敌人。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明白下诏安抚军心，使人人奋发勇力；仍然把投降敌人的人全部杀戮，这样军势就会振作。这是第一件事。臣又听说，明君贤相之所以一举行动便能胜过别人、在众人中成就功业，大多使用间谍之术。因此兵家谋略有五种间谍：有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

译五种间谍同时发动，使敌人无法知道其中的途径，这叫作神妙的纲纪，是君主的宝物。因此三军的真实情况，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赏赐没有比间谍更丰厚的；事情没有比使用间谍更机密的。不是圣明智慧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义的人不能役使间谍，不是精微神妙的谋略不能获得间谍传来的实情。微妙啊，微妙啊，没有什么地方不能使用间谍。臣私下认为，金人强悍，如果有时不能用武力战胜他们，不如采用死间的办法消灭他们。臣身高虽然不足六尺，智慧却足以胜过万人；辩才虽还不能同张仪、苏秦相比，也不能说没有圆融机变、无所阻碍的才能。臣以忠义自我激励，哪里会吝惜一死，不能替陛下使用这种计策来扫荡尘世的祸乱、安定我朝社稷呢？如今将帅如果已经有了良策，能够消灭金人，那是百姓的幸运。万一还没有计策，那么臣恭敬希望朝廷借给臣一个使者身份，派臣去见金人的君主劝说他。臣自有计策，能够使金兵倒戈，卷起铠甲，不再侵犯侮辱我国。陛下如果想要断绝金人的种类，臣也愿意充当死间。恭请朝廷等到他们稍有松懈、没有防备时，就派良将率领精兵将他们全部歼灭。臣即使遭受鼎镬之刑，只要能凭一人之身击破强悍的敌人，安定我大宋二百年的社稷，使万世以后奸臣贼子诵读臣的姓名时，都不免合上书卷惭愧叹息，那么臣虽死也犹如活着。恭请陛下明断并坚决实行，不要认为臣是平民出身、身份卑贱，不能建立这样的功业。古语说：“猛虎的犹豫不决，比不上蜂蝎立即施加毒刺；孟贲的狐疑不定，比不上童子一定向前。”取的就是能够坚决实行。臣先前所说，假如因为爱惜郦生被烹杀、怜悯唐俭赴死，稍有不忍，就不能成就大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这是臣想说的第二件事。臣又听说，阴阳家一派有三奇八门之术，天子、平民所用的式法，足以使自己获利，也足以压制他人。能够在九天之上调动军队，使敌尸横陈千里之外，天神地祇都为我所用，这就是取胜的重要原则。如今为什么苦苦不用呢？精通这种术的人常常是有的，只是陛下寻求他们还不够急切。因此臣愿请下明诏，像求贤那样急迫，一定寻得这类人来成就大事，天下就万幸了。这是臣想说的第三件事。臣听说马周作为草野中的平民，替唐太宗分条陈述二十多件事，都切中当时要害；太宗喜爱他而擢拔任用，以此彰明辅佐圣主之才，两人关系不待胶漆便已牢固，只恨相遇得太晚。王佐之才，谁能比得上他呢？萧铣据守江陵，多次交战不能取胜，李靖于是陈述攻取萧铣的十项策略，朝廷下诏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把军政事务委托给他，军队进逼夷陵。萧铣于是投降了。我本是浅陋之士，恭敬地诵读圣诏说：“每次听到边境的战报，都使我的内心痛切。”我因此感奋自励，愿意献身报国，所以冒死进献十条策略。我没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并不敢奢望像马周那样得到擢用，只希望采用我的狂妄计策，擒获金国的首领，扫清边境的尘患，收复祖宗的疆土，或许使这些策略不至于愧对李靖献策谋取萧铣的事。这样，即使我因直言触犯皇帝而招致诛杀，终身也没有怨言。我所陈述的，只是今天的急务。至于朝廷的缺失、政令的偏颇和遗漏，还有许多可以说的地方。只是我认为陛下如今正有北方边患之忧，所以暂且搁置不论。我又私下听说，那些学习古道而入仕、凭借策略考中科第的人，平日贪恋官位俸禄，只怕落在别人后面，常常焦虑不满。一旦国家发生变故，即使献出生命报国，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无奈如今风俗衰败浅薄，忠义日渐衰微，所以有官职的君子还在尽情享乐、自我满足，安然不把国家放在心上。甚至有些赴京等待注授官职的人，刚听说变乱发生，便有不经过吏部而回去的；到了京畿又返回的，也有不少。其中能够挺身为国的，能有几人呢？偶尔有这样的人，大家反而聚在一起嘲笑他，指责他是狂妄书生。我听到这些话，愤怒之气直冲胸膛，只恨没有皇帝赐予的尚方斩马剑来斩断他们的腰颈。我担心这种风气一旦蔓延，天下人就会萎靡不振，陷入衰败，所以愿意用舍生取义的办法，为陛下安定天下百姓，希望多少树立忠义之气，以振兴衰颓的风俗；即使不躲避斧钺诛杀之刑，也敢把这篇奏书献给朝廷。伏愿陛下包容的德量如天高地厚，怜悯我的愚忠，宽恕我的狂妄浅陋，以此招来忠直之言，激励衰败的风俗，那将是万世的幸运。假如陛下认为我的话没有采纳价值，又认为我这个草野贱民上面玷污圣明，下面触犯权臣，一定要置我于死地，那么我也甘心接受。《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经国 宋钦宗靖康初年，欧阳彻上书说：“我听说唐太宗时，中书舍人高季辅上密封奏事，谈论政治得失，言辞切直恳至，皇上称许他，赏赐一剂钟乳，并说：‘你进献了像药石一样的忠言，所以我用药石来报答你。’我由此知道，唐太宗能够平定隋末的乱局，成就太平政治，贞观的风范高出唐代其他时期，是因为他能够听取药石般的忠言。我恭敬地读到圣诏说：‘只求药石之言。’私下知道陛下盛德包容，广泛求取谏诤，实在是想使天下四方都看得见、听得见，和虞舜虽处不同时代却遵循同一治道。天下的忠臣义士，怎能不以刚直的言论冒犯天子的听闻呢？他们一定希望得到陛下药石般的报答。因此我冒昧妄言，冒死不顾自己卑贱而回应圣诏，在起兵之日，分条陈述安定边疆、抵御敌戎的十条策略，撰成万言书一封，请求所属州府代为上奏朝廷。我的本意没有别的奢望，实在是想奋身报国，愿意效法马革裹尸，以便在天下树立忠义之名，也希望使那些保住官位、贪恋俸禄的人听到风声而惭愧流汗。正好遇到驿传道路不通，州府又不允许发奏，我于是退居旅舍，困顿无聊，徒然悔恨胸中虽有忠义之气，却郁结不能通达；如果有一天饿死在沟壑之中，姓名又不为人知，那就只能和草木一同腐朽了。” 与其满怀遗恨，死在荒草丛中，哪里比得上坚持正直的节操，死在斧钺之下呢？因此，臣又搜集朝廷的缺失、政令的乖违，其中可以作为保卫国家、抵御民俗弊害的方法，以及可以除去危害国家、残害百姓的奸贼，共列十件事，再撰成一书，请求一并奏报。臣的言论虽然狂妄直率，但都是当今最为切要的事务，而且也合乎舆论，并不是凭恃个人的私见。伏愿陛下明察决断，坚决施行，那么天下的风俗还可以恢复到祖宗之时。倘若认为臣对世道没有补益，臣甘心接受诛戮；只是恐怕天下衰败之后便不能再振兴了。只愿陛下留心省察，这就是百姓的幸运。臣听说，做天子的，贵在聪明神武，能够决断政事；发现善人便明白地任用；意志刚强，不受权臣牵制。这样一来，天下虽大，四海虽远，也都可以像运用手掌一样掌握。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不厚待装饰恩宠、邀幸求宠之人，不听任奸臣，不轻易授予爵禄，不滥行赏赐，不夺取百姓住宅来营造宴游之地，不竭尽民力来扩大无用的开支；停止不急迫的事务，提拔忠义之臣，杜绝悦耳的邪说，听取逆耳的忠言，斥退容易进用的人，轻视难以得到的珍货。这样看来，陛下的圣德高妙，自有生民以来从未有过可与之相比的。看看陛下刚即位时，慨然作出睿智决断，选用忠良，立志平定僭越叛乱，把六贼全部诛杀，以此向天下谢罪，那么太平之治似乎指日可待。哪里想到金人又这样猖獗，使百姓遭受祸害，国家根本动摇，耻辱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臣私下知道祸患的由来了。臣听说，陛下自从诛杀六贼以后，英明果断不如前日；不久朝臣擅权，言路又被堵塞，忠言和良策不能传到陛下那里。所以北方刚刚安定时，朝廷安然不作防备；既已失信于敌人，知道他们必定会成为中原的祸患，却不能制定防御办法，兵祸四处兴起、茫然失措，实在是应当的。等到开始征募天下军队来抵御他们，就已经晚了。陛下如果想在天下大有作为，成就中兴的事业，就应当效法汉武帝，以雄才大略自任，广泛询问天下，选拔才俊，共同谋划治理天下的功业；又应当效法汉宣帝，做到赏赐必信、惩罚必行，综合考核名与实，使官吏称职，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样，功业就会显著，帝王的福祚也将无穷。如今陛下只能做到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恭谨节俭，虽然可以作为天下的表率，但穿着三次浆洗的衣服，却不能击退百万敌军；可以说是守成保盈的君主，却不是挽救衰败、平定乱世的君主。臣愿陛下以古人为鉴，乾纲刚健果断，兴办天下最大的利益，除去天下最大的祸害，希望使祖宗的社稷不至于危亡在敌人手中，这就是万世的幸运。这就是臣想说的第一件事。臣又听说，君王任用人才，难的不是让他们竭尽才能，而是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看唐太宗任用和责成大臣，谋划提出便采纳，意见进言便听取，有才干便让其奋发施展，明白通达而毫不疑惑，所以臣下从来没有不竭尽力量的；天子安然高坐，便掌握了成功之道而达到太平。到了开元年间，唐明皇振奋精神求取治道，元老、魁伟而资历深的旧臣都使人敬畏，所以姚崇、宋璟的言论也都得到听取，计策也都得到施行，不费多大力量而功业已经成就。由此可见，想要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要把政事托付给股肱大臣，然后才能谋求扭转天下的治理。臣私下看到，陛下提拔任用大臣，授予他们的责任虽然重大，却不能专一委任，所以把腹心之臣托付国家、把耳目之臣安排在身边的信任，容易动摇，难以成功。一旦有人进谗言挑动其间的裂隙，即使是辅佐社稷的大臣，也会因此忘记大功，只去挑剔小过，于是天下失望，国家威势不能树立。臣愚昧地请求陛下选任近侍之臣时，务必精心鉴别并广泛采纳意见；知道其人可以担当大任，就应当专一任用，不要三心二意。要像成汤对于伊尹一样，委任他为阿衡而毫不疑虑；像商高宗对于傅说一样，从筑墙的工匠中提拔他而毫无猜疑。进言一定采纳，劝谏一定听取，使君臣在一堂之上相互唱和应答，让教化施行到万里之外；如此，臣将看见帝尧在上，夔、龙为相，光明显著，与三代具有同样的风气。这就是臣想说的第二件事。臣又听说，诸葛亮担任丞相时，敞开心胸，布行公道；凡是竭尽忠诚、有益于时政的人，即使是仇人也一定奖赏；凡是犯法、怠慢职守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一定惩罚。善行没有微小到不予采用，恶行没有细小到不予贬斥，这样天下就太平了。臣私下看到，朝廷大臣推荐或黜退人才，都不采纳天下的公论；任用他们不过是酬报私人的恩惠，贬谪他们不过是发泄个人的怨恨。这并不是所谓在朝廷授予爵位，和士人共同决定；在市朝处置罪人，和众人共同弃绝。像这样，奖赏不是因为德行，惩罚不是因为罪过，几乎比上皇时期还要严重，将凭什么满足百姓的期望？【“防”字疑为衍文或讹字】臣愚昧地请求陛下降下严明诏令，革除断绝这种弊病。凡是大臣要升迁或黜退人员，必须向台谏之臣询问，由他们决定可否。宰相说可以，台谏说不可以；宰相说是，台谏说不是，就召集馆阁之臣来询问。如果众人都说可以，然后才任用；众人都说不可以，然后才罢退。这样，任用和舍弃大体符合天下的公论，忠言就会天天在朝廷上听到，百姓的情实也不会在下层受到压抑。从前天宝末年，宠臣幸臣倾覆国家，爵位因感情而授予，赏赐因宠爱而增加，纲纪因此大为败坏，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这就是臣想说的第三件事。臣又听说，黄霸的才干长于治理郡国，等到他担任丞相，统领纲纪、号令和风采，却不如丙吉、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