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

译邾文公占卜迁都到绎地，史官说：“这样做对百姓有利，对君主不利。”君主说：“只要对百姓有利，就是寡人的利益。上天生育众民，又为他们树立君主，就是为了使他们获利。百姓既然得利，我一定也会与他们共享。”侍从说：“君主的寿命本来可以延长，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君主说：“天命在于治理百姓，死亡早晚，只是时运罢了。百姓如果得利，还有什么吉祥比这更大呢？”于是迁都到绎地。楚国有个渔夫向楚王献鱼，说：“今天捕到的鱼，吃又吃不完，卖又卖不出去，丢掉又觉得可惜，所以拿来献给您。”左右侍从说：“这话说得鄙陋。”楚王说：“你们不知道，这个渔夫是仁人。我听说，仓库里的粮食有余，而国家却有饥民【一本作‘下民多饥’】；后宫有很多幽闭的女子，而民间有很多没有妻子的男子；多余的财物聚集在府库，而境内却有许多贫困百姓，这些都失去了统治人民的道理。因此厨房有肥鱼，马厩有肥马，百姓却面带饥色，这就是亡国之君把财物藏在府库的情形。这个道理寡人听说很久了，只是还没有实行。”渔夫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用这件事来劝谕寡人。况且今天就实行它。于是楚王派遣使者抚恤鳏寡、救济孤独，拿出仓粮，发放钱币和丝帛来赈济他们。汉高祖十二年，相国萧何替百姓请求说：“长安土地狭小，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荒废着，希望下令让百姓进入耕种，不要征收禾秆，把它们留给禽兽食用。” 皇帝大怒说：“相国收受了许多商人的财物，竟然来请求开放我的苑囿。”于是把相国交给廷尉，用刑具拘押了好几天。王卫尉在皇帝面前侍奉时问：“相国究竟犯了什么大罪，陛下竟这样突然拘押他？”皇帝说：“我听说李斯做秦始皇的丞相，有了好事归功于君主，有了坏事自己承担。如今相国收受许多商贾小人的金钱，却替百姓请求开放我的苑囿，是为了向百姓邀宠，所以把他拘押治罪。”王卫尉说：“如果职分所掌管的事情对百姓有利而请求实行，这正是宰相应做的事。陛下为什么竟怀疑相国收受商人的钱呢？况且陛下抵御楚国已有数年，陈豨、黥布反叛时，陛下亲自率军前往；在那时，相国守卫关中，只要他稍有异心，函谷关以西就不会归陛下所有。相国没有在那时谋求私利，如今难道反而会贪图商人的钱吗？况且秦朝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失去天下，李斯分担过错的做法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怀疑宰相，见识未免太浅了。”高帝听了很不高兴，当天就派使者持节赦免并释放了相国。汉武帝任命卜式为中郎，卜式起初不愿做郎官。皇帝说：“我在上林苑中有羊，想让你替我牧放它们。”卜式做了中郎以后，穿着布衣、脚穿草鞋去牧羊。一年多以后，羊群肥壮并且繁殖增多。皇帝经过羊群，看见这种情况很赞赏。卜式说：“不只是牧羊如此，治理百姓也一样。要按照时令使他们作息，坏的就及时除去，不要让它败坏整个群体。”皇帝认为他的话奇异，想试着让他治理百姓，于是任命他为缑氏县令，缑氏百姓都感到便利。魏文帝时，御史大夫王朗上疏说：“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三十多年间，四海动荡覆乱，天下万国残破困苦。幸赖先王铲除寇贼，扶助养育孤弱，于是使华夏重新有了纲纪，把万民聚集在魏国土地上，使封疆之内鸡鸣狗吠的声音能够传到四境。百姓欣欣向荣，庆幸遇到太平。如今远方的寇敌还没有归服，战争尚未停止，实在应当实行复除，以安抚远方之人；任用贤能的宰守，足以宣扬德泽。田间道路都修治好，士农工商四民富足兴盛，一定会比从前更加兴旺，比平日更加富裕。《易经》称说整饬法度，《尚书》记载施行祥刑；君主一人有福，万民都能依赖，这说的就是慎重处理刑狱。从前曹相国把狱讼和市场之事交给属官办理，路温舒则痛恨办理刑狱的官吏。办理刑狱的人如果能查明实情，就不会有含冤而死的囚犯；壮丁如果能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就不会有挨饿的百姓；穷困年老的人如果能依靠仓廪供食，就不会有饿死的尸体；婚嫁按照时令进行，男女就没有婚姻失时的怨恨；怀孕和养育都能得到保障，孕妇就没有自行伤胎的悲哀；新生儿都能得到免除赋役的待遇，孩子就不会有无法养育的负担；成年以后才服役，幼儿就没有离家的忧思；头发已经斑白的人不服兵役，老人就没有突然倒卧的忧患；用医药治疗他们的疾病，放宽徭役使他们安乐地从事本业，用威严刑罚抑制强暴，用恩德仁爱救济弱者，用赈济借贷供养贫乏者。” 十年以后，已经成年的女子一定会挤满街巷；二十年以后，能够作战的壮丁一定会遍满田野。” 明帝时，杀死禁地鹿的人本人处死，财产没收入官府；有能够察觉并告发的人，就给予丰厚赏赐。廷尉高柔上疏说：“圣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扩大农业生产作为要务、把节俭用度作为根本的。农业发展，粮食就会积聚；用度节俭，财物就会储蓄。财物储蓄、粮食积聚，却仍有忧患的，从来没有。古时候，一个男子不耕作，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寒。近年以来，百姓承担众多徭役，亲自耕田的人已经减少，加上近来又有狩猎禁令。群鹿横行，残食禾苗，到处造成灾害，损失无法估量。百姓虽然设置障碍防护，力量却不能抵御。至于荥阳附近，方圆数百里，每年几乎都没有收成，百姓的性命实在值得怜悯伤痛。如今全天下能够创造财富的人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一旦发生战争或凶年灾害，将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应付。希望陛下察看先圣所忧念的事情，怜悯农事的艰难，放宽禁令，使民间可以捕鹿，彻底废除这项禁令，那么百姓就能长久得到救济，没有人不感到喜悦。” 高柔又上疏说：“臣深思陛下没有早日捕取这些鹿的原因，确实是想等它们大量繁殖以后，再大量捕取，用作军国之用。然而臣私下认为，如今鹿只会一天天减少，最终根本不可能得到。怎么知道呢？如今禁地周围方圆将近一千多里，臣估计其中大大小小的老虎约有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狸有一万头。假设一头大虎三天吃一只鹿，一头虎一年吃一百二十只鹿，那么六百头虎一年就要吃掉七万二千只鹿。假设十只狼一天共同吃一只鹿，那么五百头狼一年共同吃掉一万八千只鹿。鹿崽刚出生，还不能善于奔跑，假设十只狐狸一天共同吃掉一只鹿崽，算到鹿崽能够健走的一个月内，一万只狐狸一个月就要吃掉三万只鹿崽。大致计算一年被吃掉的鹿有十二万只，至于被雕、鹗伤害的，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推算，最终不可能得到很多鹿，不如早点捕取更为有利。” 吴大帝时，征发徭役频繁，加上疫病流行，民户损耗。行骑都尉骆统上疏说：“臣听说，统治国家的人，以占有疆土为强盛富足，以掌握威福之权为尊贵，以彰显德义为荣誉显达，以使后世子孙绵延为福祚丰厚。然而财富必须由百姓生产，强盛依赖百姓的力量，威势凭借百姓的声势，福泽由百姓滋长，德行等待百姓兴盛，义理依靠百姓来实行。这六方面都具备以后，才能应合天意、承受福祚，保全宗族、安定国家。”

译《尚书》说：‘民众没有君主，就不能共同获得安宁；君主没有民众，就无法开辟四方。’ 由这句话推论，便是百姓凭借君主而安定，君主凭借百姓而成就事业，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如今强敌还没有消灭，天下还没有安定，三军有无休止的战事，江境有不能解除的戒备。征收赋税、调发徭役频繁，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又加上灾害、瘟疫、死亡和边防的祸患，郡县荒芜空虚，田地荒废。听说所属城邑的民户逐渐减少，而且多是残疾老人，壮丁很少。听到这些情况，臣心中如同被火焚烧，想要探求其中原因。小民没有知识，本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本性；况且前后被征出征的人，活着就困苦不堪，不能得到温饱，死了就任由尸骨弃置，不能归葬。因此他们尤其眷恋故土、畏惧远行，和面对死亡一样畏惧迁徙。每逢征发，贫弱而谨慎、留在家中又负担沉重的人首先被送去服役；稍有财物，就倾尽家产行贿，不顾家业耗尽；轻捷剽悍的人则逃入险阻之地，结党投靠群恶。百姓空虚枯竭，哀号忧愁而受到扰乱；忧扰就不能经营生业，不能经营生业就会陷于贫困，陷于贫困就不愿意活下去。因此饮食的急迫会使奸邪之心萌动，携带家属反叛的人也多了。又听说民间除非居处狭小、勉强能够自行维持生计，否则许多孩子都不能养活，屯田的贫苦士兵也有很多弃置孩子。上天生育他们，父母却杀死他们，这既恐怕触犯天道、违逆和气，又会感动阴阳。况且陛下开创基业、建立国家，这是无穷无尽的事业。” 强大的邻国和敌人，不是仓促之间可以消灭的；边疆的常年守备，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驻防，而兵民不断减少、后代不能繁育，并不是经历长久岁月、取得成功的办法。国家拥有百姓，就像水能够承载船：水静止，船就安稳；水受到扰乱，船就危险。百姓虽然愚昧，却不可欺骗；虽然弱小，却不可战胜，所以圣王十分重视他们，国家的祸福都由他们决定。因此应当与百姓一同休养生息，观察时势来制定政令。如今长吏所担负的亲近百姓之职，只把办成事务作为才能，只求解决眼前的急务，很少再用恩惠治理百姓，不能符合陛下覆盖天下的仁德和勤勉体恤的德行，于是官府、百姓、政事、风俗日益衰败，逐渐走向衰落，这种形势不能长久。治疗疾病要趁它还没有严重，消除祸患贵在它还没有深入。希望陛下稍用处理万机以外的闲暇，留心思考反省，补救恢复荒芜空虚，深谋长远之计，养育残存的百姓，增加人口和财货的利用，使功德与日月星辰同样光明，与天地同样崇高。臣骆统最大的愿望，即使因此死去也足以不朽了。”皇帝深深受到骆统言论的感动，于是更加重视这件事。嘉禾六年，谢渊、谢宏等人分别陈述有利的建议，想要兴办有利事业、改革制度，吴主把这件事交给上大将军、右都护陆逊。陆逊议论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强盛由百姓的力量而来，财物由百姓生产。百姓富足而国家衰弱、百姓贫困而国家强盛的情况，从来没有。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得到百姓就能治理好，失去百姓就会混乱。如果不接受休养生息的建议，却要求百姓全部发挥力量、立刻见效，也很困难。所以《诗经》赞叹说‘使百姓安乐，使人民安定，才能从上天接受俸禄’。请陛下施加圣恩，宁可先救济百姓。过几年，国家用度稍微富足之后，再谋划其他事情。” 乌程侯孙皓迁徙到武昌，扬州土地上的百姓沿江逆流运送供给，把这当作祸患和苦难。加上政事多有错误，百姓贫困匮乏。左丞相陆凯上疏说：“臣听说，有道的君主以百姓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无道的君主以自身的享乐作为快乐。使百姓快乐的人，他的快乐会更加长久；只顾自身享乐的人，快乐不会长久，最终会灭亡。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实在应当重视他们的粮食，爱护他们的生命。百姓安定，君主就安定；百姓快乐，君主就快乐。近年以来，君主的威严受到桀、纣那样的损伤，君主的明察被奸雄遮蔽，君主的恩惠被群邪闭塞。没有灾害而百姓的性命耗尽，没有大的作为而国家的财物空竭。无罪的人被加罪，无功的人受赏，使君主有了错误的过失。上天因此降下妖异，而诸公卿却媚事君上以求宠爱，困苦百姓以求宽免，诱导君主走向不义，使政事败坏于淫靡风俗之中。臣私下对此痛心。如今邻国交好，四方无事，正应当停止徭役、休养士卒，充实粮仓府库，以等待天时；却反而扰动上天的心意，搔扰万民，使百姓不得安宁，大小都在呼号叹息。这不是保全国家、养育百姓的办法。臣听说，吉凶在于上天，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一样。形体移动，影子就移动；形体停止，影子就停止。这种祸福的分际是有所联系的，不是靠言语可以任意改变的。” 从前秦朝所以失去天下，只是因为赏赐轻而刑罚重，政令刑法错乱，百姓的力量耗尽在奢侈享乐上，眼目迷乱于美色，心志污浊于财宝，奸邪之臣居于职位，贤哲之人隐退，百姓失去职业，天下人都以此为苦，所以终于有覆巢破卵的祸患。汉朝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君主亲自实行诚信，听取劝谏、接纳贤才，恩惠施及背柴的百姓，亲自聘请隐居贤士，广泛采纳意见、普遍明察事理，以成就自己的谋略，这是过去事情留下的明证。近来汉朝衰亡末期，三家鼎立，曹氏失去纲纪，晋朝取得了政权。益州地势险要，军队又多且精锐，只要闭门坚守，完全可以保全万世；可是刘氏在任用和夺取方面颠倒错乱，赏罚失当，君主放纵自己沉溺于奢侈，百姓的力量耗尽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所以被晋国攻伐，君臣都成了俘虏。这是眼前清楚的验证。臣对于根本道理昏昧，文章也赶不上义理，智慧浅薄低劣，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只是私下替陛下爱惜天下罢了。” 东晋孝武帝时，豫章太守范宁上疏说：“臣听说，治道崇尚虚静简约，政事贵在平和安静。在幽隐和显明之处都能坦荡公正，把慈爱流布给百姓，然后才能经历平坦和险阻而不忧惧，乘时运的盛衰变化而始终安定。先王之所以达到太平，不过如此。如今四境安宁，烽火没有举起，可是仓廪已经空虚耗损，国库钱帛也空乏。古时候役使百姓每年不超过三天，如今的劳役扰动，几乎没有三天能够休息。甚至有人残害身体、剪掉头发，以求获得复除赋役；生了孩子也不再养育，鳏夫寡妇不敢娶嫁成家。难道不会使人鬼积怨，感伤天地和气吗？臣恐怕社稷的忧患，堆积起来，连焚烧的柴薪也不足以比喻其严重。臣很久想要粗略陈述心中所想，一天拖过一天；如今将要永远离开陛下左右，不愿让心中留下遗憾。请把臣所上奏的事情交付外廷，详细选择裁处。”

译安帝时，刘毅因上疏请解除职任，被降为后将军，不久转任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任江州都督。刘毅上表说：“臣听说，上天以盈亏盛衰运行，政治以损益变化为原则。时运不好而政令不改革，人口凋零而政事不减损，就无法在危急之时救治重病，也无法在将要断绝时拯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近来战车屡次惊动，战争遍及境内。臣所统辖的江州，凭一隅之地，处在敌我交战的要冲。自桓玄以来，百姓被驱迫蹂躏、残败不堪，以至男子无人养育，女子没有配偶，逃亡和迁徙的人不避幽深之地。如果不是财力耗尽、民力竭绝，不会到这种地步。若不曲意体恤、审察治理，作出整顿改革，那么‘没有遗民’的叹息很快就会到来。设置官员、划分职掌，军务和国政本来有不同的用途。牧守百姓，以使事务停息为重；武将谋略，以解决事变为先。兼任两种职务，本来是权宜处理事务的办法。因而借用这种安排日久，竟然似乎成了常制。江州处在腹心之地，连接扬州、豫州，是藩屏所依靠的地方，确实十分重要。过去胡寇放纵，北方战马逼近长江，采取抵御措施，大概只是权宜之计罢了。如今江左地区狭小，民户不满数十万，土地不超过数千里，却有军队层层排列，不能得到减省休息。从大的方面说，足以成为国家的耻辱。何况土地处在没有忧患的地方，却仍然设置军府，文武将佐的俸禄费用并非必要，这难道是所谓治理国家的大道理、扬汤止沸的办法吗？” 自从州郡沿江设置边防以来，百姓离散凋落，好像邮亭道路险阻隔绝，害怕并阻碍于风浪，转运往返常常被耽搁废止，这也不是所谓顺应当地有利条件来救济弊病的办法。臣愚见认为，应当解除军府，把镇所迁到豫章，处在十郡之中，施行严明而简约、宽惠的政令，过几年便可以恢复生机。况且所属县邑已经凋敝离散，仍然要承担差役、调发、运输和迎送，不能停息，也应当因地制宜合并裁并，以减少百姓的费用。刺史庾悦自从到任以来，很有体恤隐情的诚意，而且纲领制度没有改变，这些问题并不是纲目所能治理的。寻阳与蛮地相接，应当显示有遏制防御的力量，可以立即把州府的一千名士兵拨出，帮助郡县守卫。”后魏太武帝时，南州发生大水，百姓因饥荒而受阻，尚书令、钜鹿公刘洁上奏说：“臣听说天地极其公正，所以万物都得到养育；帝王没有私心，所以百姓都拥戴依赖。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凭借神武的资质，继承接续光明相承的帝业，扩大发展大业，养育救济众生。威势所震动之处，没有谁不服从；恩泽所流布之处，没有远方之人不怀念。太平的治理，正在于此。近来边境寇敌入侵内地，战车屡次出动，凭借陛下天资圣明，所到之处都能消灭敌人。如今祸难已经平定，所有人都得到酬劳赏赐，功勋高的授予爵位，功劳低的也获得赏赐；宠爱赏赐优厚尊崇，超过古代的制度。” 而郡国的百姓，虽然没有参加征讨，却勤劳从事农业生产，以供给军队和国家，这实在是治理国家、维持世道的根本。府库所依赖的物资中，崤山以东地区偏偏遭受水灾，连续多年没有收成，只能到别处求食。臣听说，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的，应当加以哀怜体恤，施以广大如天的养育恩泽。如今南面摧毁强寇，西面击败丑虏，四海安宁，人与神都和谐舒畅。如果能让万民共同享受福泽，那么恩惠就会感动和气，百姓就会喜悦快乐。”世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免除天下一年的租赋。宣武帝时，侍中源怀上表奏说：“景明年以来，北部边疆连续多年遭受灾害和旱灾，高原陆地不能进行耕种，只有水田稍微可以开垦。可是主将和参僚专擅占有肥沃美好的土地，把贫瘠土地和荒田分给百姓，因此百姓困苦，日益加重。各镇的水田，请依照地令分给平民，先分给贫困者，再分给富裕者。如果分配不公平，以致有一个人怨恨诉讼，镇将以下共同署名办理的官员，各夺一时的俸禄；有四人以上，就夺一周的俸禄。北镇边疆的事务不同于中原，过去设置官员完全没有区别。沃野一镇，自镇将以下有八百多人，百姓怨声载道，都说官员烦琐冗滥。边疆事务很少，实际上不需要像京畿那样设置官员，请把主帅、属吏和佐官裁减五分之二。”诏令同意了他的建议。隋高祖因为山东百姓中流亡闲散的人很多，派使者巡行查检，又想迁徙百姓到北方充实边塞。皇太子杨勇上书劝谏说：“臣私下认为，教导改变风俗应当逐渐进行，不能一下子强行改变。眷恋土地、怀念故乡，是百姓的本性。百姓像水一样流散离析，大概都是出于不得已。齐国末年，君主昏暗、时局混乱；周朝平定东夏之后，又接连施以威暴，百姓不能忍受命运，所以才逃亡，并不是厌弃家乡、愿意成为寄居他乡的人。又加上去年三方发生叛乱，幸赖陛下仁慈圣明，使天下肃清；虽然兵刃已经收起，但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 如果再给他们几年时间，让他们沐浴皇上的恩风，逃亡离散的人自然会回归故土。即使北方夷族猖獗，曾经侵犯边境烽火，如今城镇高峻坚固，各处防守严密，又何必迁徙百姓，使他们承受劳扰呢？臣凭着平庸空疏的才能，错误地担任太子，凭一点管窥之见，冒昧把这些话上达圣听。皇上阅览后称赞了这番意见。” 唐太宗刚即位时，民部尚书裴矩上奏说：“百姓遭突厥暴虐践踏的，每户请发给绢一匹。”皇上说：“我用诚信治理臣民，不能只有虚假的存恤名声而没有实际。民户有大小，怎么能一概同样赏赐呢？”于是按人口计算标准。贞观年间，皇上对侍臣说：“凡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衣食为根本；经营衣食，又以不耽误农时为根本。所谓不耽误农时，只有君主清静少扰才可能做到。若战争频繁发动，土木工程不停，却想不耽误农时，怎么可能呢？”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尽兵力发动战争，对内崇尚奢侈、营造宫室，民力已经耗尽，祸乱于是兴起。他们难道不想使百姓安定吗？只是失去了使百姓安定的方法。隋朝灭亡的教训并不遥远，陛下亲身承受过它的弊害，知道应当怎样改变；然而开头容易，坚持到底实在困难。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慎重地坚持到最后，如同开始一样，才可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太宗说：“你说得对。使百姓安定、国家宁静，只在于君主。君主无为，百姓就快乐；君主欲望太多，百姓就困苦。我之所以抑制感情、减少欲望，克制自己、自我勉励，正是这个缘故。”皇帝又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发生大旱，百姓多饥饿困乏。当时仓库充盈，却最终不许赈济，反而命令百姓到各处追逐粮食。” 隋文帝不怜悯百姓，却吝惜仓库里的粮食。到了末年，计算天下储积，足以供给五六十年。隋炀帝倚仗这种富足，所以奢侈荒淫、无道妄为，终于导致灭亡。隋炀帝丧失国家，大概也是由于他的父亲。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致力于把财富积累在百姓身上，而不在于使仓库充盈。古人说：‘百姓不能富足，君主同谁富足？’只要使仓库能够备足凶年所需，何必替后代储蓄？如果后代贤能，能够保住天下；如果不肖，仓库积蓄越多，只会增加他的奢侈，这是危亡的根源。”

译太宗说：“隋炀帝的贪求没有止境，对内沉溺于声色，对外残害百姓、滥用武力，终于走向灭亡。我看到这些，只以清静的政策来安抚百姓。如今百姓自己说安乐，哪里知道这是我的力量呢？”魏征回答说：“尧、舜时代百姓边击壤边歌唱，也说‘帝王的力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把这种情形看作太平，百姓也不知道是君主使他们安定的。”太宗说：“我如今安养百姓，难道是求他们知道吗？只要论说国家的治乱，关键在当时的君主。”魏征回答说：“这件事不是懂得它困难，而是最终实行它困难。” 太宗说：“隋朝时的百姓，即使有财物，哪里能够自行保全？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一心存念抚养百姓，不向他们征发差役和赋税，人人都能够经营产业、守住自己的财产，这就是我赐给他们的。假如我无休止地征求，即使屡次赏赐，也不如不曾得到。”魏征回答说：“尧舜在上，百姓也说‘耕田来吃饭，凿井来饮水，吃饱饭、挺起肚子’，却说帝王在其中有什么力量呢？如今陛下这样养育百姓，可以说是百姓每天享用着恩惠，却不知道恩惠从哪里来。”魏征又上奏说：“从前晋文公外出打猎追逐野兽，奔入大泽，迷失道路，不知道怎样出去。泽中有个渔人，文公对他说：‘如果我是君主，你认为应当从哪里出去？我将厚赏你。’渔人说：‘臣愿意有所进献。’文公说：‘等出了大泽再接受你的进献。’于是渔人把他送出了大泽。文公命令说：‘你想教导寡人的是什么？我愿意接受。’渔人说：‘鸿鹄生活在大海之中，厌倦后多次迁移到小泽，就一定有被弓弩射杀的忧患；鼋鼍生活在深渊中，厌倦后游到浅滩，就一定有被网捕、钓取、射杀的忧患。如今君主追逐野兽，奔入这里，行动为什么走得这样远呢？’文公说：‘说得好。’ 文公对随从说，要记下渔人的姓名。渔人说：“君主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姓名呢？如果君主能够尊奉上天、敬事大地，敬重社稷，巩固四方诸国，慈爱万民，减轻赋敛、减轻租税，臣也会得到好处。君主若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能巩固四国，对外失礼于诸侯，对内违背一国人的心意，使全国流亡，那么渔人即使得到厚赏，也不能保全自己。”于是告辞而不接受赏赐。太宗说：“你说得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太宗说：“现在的人和古人相同吗？”魏征回答说：“世人多认为古人淳朴、今人浇薄；依臣看来，情势也大致相似。”太宗说：“今人固然比不上古人。古代君臣施行教化，只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近代帝王却只是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如今和你们虽然比不上古人，但必须以百姓为念，不得损害百姓而供养自己。” 太宗问拓设派来的人说：“拓设现在有多少兵马？”回答说：“现有四千多名士兵，原来有四万多人。”太宗说：“做君主的道理，首先必须保存百姓。若损害百姓来供养自身，就像割下小腿来自己吃，肚子虽饱了，身体却死了。”又说：“自身安定，天下才能安定；必须先端正自身。从来没有表木端正而影子弯曲、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发生混乱的事。我常常思考，损伤自身并不是由于外物，都是由嗜好欲望造成的。若沉溺于美味，玩赏声色，欲望既多，所需也大，既妨碍政事，又扰乱百姓。况且一旦说出一句不合道理的话，万民就会因此离心，怨恨既已产生，离叛也会兴起。我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安逸。”魏征回答说：“古代圣明贤哲的君王，也能从自身近处取譬，向万物远处推求。从前楚国聘问詹何，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自身治理好了而国家却混乱的。’陛下所阐明的，确实是古代的大义。” 唐高宗永徽年间，来济兼任太子宾客，进爵为侯。皇帝曾从容地询问驾驭臣下应采取什么办法，来济说：“从前齐桓公出游，见到一位老人，命人给他食物，说：‘请把食物施给天下。’又给他衣服，说：‘请把衣服施给天下。’齐桓公说：‘我的府库有限，哪里能供给天下？’老人说：‘春天不耽误农时，就会有粮食；夏天不耽误养蚕，就会有衣服。’由此说来，减省徭役，才是驾驭百姓适宜的办法。” 高宗时期修建蓬莱宫、上阳宫、合璧宫等宫殿，又征讨四方夷族，京师饲养的厩马达到一万匹，国库逐渐空虚。知左史张文瓘进谏说：“君王养育百姓，百姓安逸就富足康宁，劳苦就怨恨叛乱。秦、汉广泛经营四夷、营造宫室，到秦二世时国家土崩瓦解；汉武帝末年，户口减少了一半。应当在没有混乱时制定治理措施，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全国家。人心没有恒常不变的归向，只会归附仁德。臣愿陛下安抚百姓，不要使他们劳苦而产生怨恨。隋朝的鉴戒并不遥远，不可不察。”皇帝认为他说得好，赏赐缯帛锦绣一百段，并因此减少数千匹厩马。武后时期下诏购买河南、河北的牛羊以及荆、益二地的奴婢，设置登莱监，以扩大军用物资。监察御史张廷珪上书说：“如今河南牛疫流行，十头牛中剩下不到一头。诏令虽说是公平购买，实际上比强行夺取更严重；一并购买，价格难以确定；挑选牛只，官吏又会索取贿赂。这是牛灾之外，农民又受到严重伤害。高原耕地被夺作牧场，两州再没有成年男子应有的田地。牛羊践踏全境，百姓还依靠什么呢？荆、益奴婢很多，国家户口中，有奸豪掠夺、买卖的；一旦进入官府，永远没有释放的期限。南北风土不同，运来后必然生病，这样做有害无益。我又听说，君主所依靠的是百姓，百姓所依靠的是粮食，粮食所凭借的是耕种，耕种所凭借的是牛。” 牛废弃了，耕作就废弃；耕作废弃了，粮食就断绝；粮食断绝了，百姓就死亡；百姓死亡了，君主还凭什么立国？羊并不是军国最急切需要的东西，即使让它繁殖增多，也不能用来谋取利益，后来便停止了此事。”武后将要在白司马坂建造大佛像，成均祭酒、平章事李峤进谏说：“建造佛像虽然可以让僧侣出钱，但若不是州县承办就不能完成，所以名义上虽不征税，实际上却是在征税。臣估计天下编户中贫困弱小的很多，如今有卖掉房屋、契帖、田地来供应王役的人。现在建像的钱积累到十七万缗，若把它发给贫困人家，每户给一千钱，就能缓解十七万户的饥寒之苦，所积的德行将无穷无尽。” 唐中宗景龙二年，中书舍人李乂进谏说：“江南乡民以捕捞为业，鱼鳖的收益，是百姓赖以生活的资源。江湖中的水产繁殖没有穷尽，而府库供给支出却容易耗尽。与其救助水生物，哪里比得上忧念百姓？况且买放生物的人，只看重利益；钱财一天天流入，网具一年年增加。施舍一次，经营者却能获得百倍利益。不如把这些用于赎买的财物转而救济贫困，减免贫民没有能力承担的徭赋，使国家得到生存、百姓得到爱护；这样的福泽胜过放生。” 唐代宗大历元年冬十月，皇帝生日，各道节度使进献金帛、器物、服饰、珍玩和骏马祝寿，总价值二十四万缗钱。常衮上言说：“节度使并不是能够男耕女织，所献之物必定取自百姓；以搜刮百姓来积聚怨恨、求取皇帝宠媚，这种做法不可长久。”请求退还这些礼物，皇上没有听从。

译唐德宗贞元十二年，京兆尹李实对皇上说：“今年京兆虽然干旱，但禾苗长得很好，因此租税都不能免除，百姓贫困到拆毁房屋、卖掉瓦木和麦苗来向官府输纳。”优人生成辅端编歌谣讥讽此事。李实上奏说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了他。监察御史韩愈进言说：“京畿百姓贫困，今年应征的税物还有未征得的，请等到明年再征。”于是获罪，被贬为阳山县令。唐宪宗时期，宣徽使和五坊小使正在秋季检阅鹰犬，所经过的地方扰乱官府，厚取馈赠酬谢才离开。下邽县令裴寰是有才能的官吏，不向他们行礼；他们于是捏造裴寰说过丑恶不敬的话，把他送进诏狱，判定为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委婉地进谏，皇帝发怒，没有处理。裴度在延英殿觐见，说裴寰无罪。皇帝恼怒地说：“裴寰如果确实无罪，就杖打小使；小使若无罪，就暂且杖打裴寰。”裴度说：“这样的责罚本来就应当如此。只是裴寰身为县令，是爱惜陛下的百姓，怎么可以治罪？”皇帝脸色缓和，于是释放了裴寰。当时浙西擒获李锜并依法处死，按照旧例登记没收他的家财产业，运送到上都。翰林学士裴洎、李绛等上言说：“李锜凶恶狡诈、叛逆乖戾，僭越奢侈、横加征求，剥削六州百姓，积累成为大逆不道的罪行。陛下哀悯无告的百姓，为他们讨伐叛逆，使愁怨之气转化为生发和谐之气，百姓歌舞于圣明时代，承担并颂扬皇恩。李锜家中积存的钱帛，全都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有的人残酷地制造冤屈、滥施刑罚，杀死百姓来夺取财物；有的官吏枉法征剥，加重百姓罪责并没收其财产。前后的事实，远近都已听闻。圣恩本来是因为叛乱而诛讨他，目的是使一方百姓得到休养；如今把钱帛用车运走，传遍四海，这不是用来戒止和遏制谋反、惠泽安抚困穷百姓的办法。恭请陛下施行慈悲，下达深切哀悯的诏书，把叛臣的财物全部赐给本道，用来抵代浙西百姓今年的租赋。这样万民就会欣喜拥戴，四海都会歌颂。”皇上看完奏状，赞叹了很久，最终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当时朝廷提拔李渤为库部员外郎，是为了防备皇甫鏄辅政时专门剥削百姓、供给财政支出；李渤奉诏吊祭郄士美，途中上言说：“渭南县长源乡原有四百户，如今只有四十户；閺乡原有三千户，如今只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多也如此。推究其弊端，开始于把逃亡户的赋税摊派给留下的人。假如十户逃亡，就平均责令未逃的人承担，仿佛把石头投入井中，除非达到泉源深处，否则不会停止。实在是聚敛之臣剥削下民、向上邀宠所造成的。希望下诏一概禁止。估计不出三年，百姓一定会回归农业。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建立后，才可以谈论太平。”他又说：“道路荒芜不修，驿马大多死亡。”宪宗得到奏章后惊讶叹息，立即下诏从飞龙厩调出数百匹马供给京畿驿站。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上奏说：“周代典籍记载，体恤贫困、宽待疾病；王制中规定，对无所告诉的人常给粮食。国家设立悲田养病机构，专门设置官员主管。开元五年，宰臣宋璟、苏颋上奏说：所谓悲田，属于佛教事务，是僧尼掌管的，不应另设官员专门主管，请令京兆府依此分配给寺院。”玄宗没有允许。到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又下令京城乞丐全部由病坊收容管理，官府以本钱取息来供给他们。如今因为各道僧尼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持，恐怕贫困患病而无所申诉的人会更加困苦。臣等商议，既然悲田出于佛教，希望改称养病坊。两京及各州，都从录事、耆寿中选一人，选择有名望、品行谨慎诚信、受到乡里称誉的人，专门负责管理。两京希望各给寺田十顷，大州镇给田七顷；其他州按观察使估量贫病人数多少，给田五顷、三顷或二顷，用来供给粥饭。若州镇有剩余官钱，酌量拨给作为本钱取息，这样更为稳妥方便。如果能够如此，今后方圆范围内不必再另行给田；各地都由长吏处置完毕后，奏报朝廷。” 后唐明宗曾问中书侍郎冯道：“天下虽然丰收，百姓是否得到救济？”冯道说：“谷价高使农民挨饿，谷价低又使农民受损。”于是吟诵文士聂夷中的《田家》诗，诗中内容浅近易懂。明宗回头命左右抄录这首诗，常常自己诵读。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温仲舒被任命为工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兼知三班院。秋天，彗星出现，皇帝召他到别殿回答政事。温仲舒认为，自从国家平定太原以来，燕、代交界地区戍守日久，杀伤、抢掠之事彼此交替发生。黄河以北，农桑事业荒废，户口减少，百姓在凋敝困苦之余，竭尽力量供边境壮丁服役，老弱承担赋税；房屋残破、墙垣倾圮，百姓不是逃亡就是死亡。奸邪之人还媚上说百姓乐于输纳。再加上士兵轮番服役，出行者辛苦，留守者怨恨孤寂。希望陛下广施恩惠、赦免罪过，以安抚百姓。太宗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宗曾在元宵灯夕设宴，宰相吕端正侍奉在皇上身边，皇上对他说：“五代时期，百姓凋敝。周太祖从邻国南归时，士人百姓都遭受抢掠；下面是火光，上面是彗星，观看的人都恐惧，当时人们认为再也不会有太平之日了。我亲自阅览各种政务，万事大致得到治理，每当想到这是上天的恩赐，使天下达到这样的繁盛，才知道国家的治乱在人。”吕端离开座位说：“皇帝车驾所在之处，士人百姓奔走聚集，所以显得如此繁盛。臣曾见都城外不过几里，因饥寒而死的人很多。天下不一定全都如此，希望陛下由近及远地察看，这是苍生的幸运。”皇上变了脸色，没有说话。吕端神色刚正地回到原位，同列大多称赞他的正直诚实。

译至道元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说：“先王要使百姓生活富足，没有比积蓄粮食更优先的；至于务农、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都是次要的。考察天下土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因地域遥远，即使加以劝导督促，也不能立即获利外，如今京畿周围二十三州，方圆数千里，可开垦的土地十成中只有二三成，所收税赋又十成中不足五六成；还有人隐藏在乡里而称作逃户，放弃耕作而从事游荡懒惰，赋税数额年年减少，国家用度不足。诏书屡次下达，允许百姓恢复产业，免除租调，放宽期限；然而乡县却骚扰他们，每有一户返回本业，就刺报其来由：早晨刚耕种一点土地，晚上便被登记入差徭名册，追捕、催问接踵而来。虽然表面上免除了一些常租，实际上对贫困瘦弱的百姓毫无补益。何况百姓流徙，开始是由于贫困，有的逃避私人债务，有的逃避公家税赋；一旦逃亡，乡里就查验并夺取他们的财产，甚至房屋、器具、桑树、枣树、木材，都计算价值；有的被乡官拿去缴税，有的被债主拿去抵偿欠债，生活基础荡然无存，回来也无处可去，因此漂泊不定，彻底断绝了回乡耕作的念头。如果把闲置荒地授给他们，广泛招募游惰之民，诱导他们耕垦，暂不计算赋租，另行设置户籍版图，允许便宜行事；根据民力强弱、田地肥瘠，均匀分配并督促课业，使他们不感疲倦。” 对于逃民回归本业、按丁口授田等繁琐事务，全部交由大司农裁决。耕作和养蚕之外，还要让他们多种杂木、蔬菜水果，繁殖羊、犬、鸡、猪；授给桑田，仿照井田制度，营造住宅；使他们建立保伍组织，准备养生送死所需的物品，以及庆贺、吊唁、问候、馈赠所需的财物，并制定相应条款。等到三五年间生活基础建立起来，再按户确定征收，依据田地缴纳税赋。若百姓力量不足，官府借给籴粮钱，或购买粮食，或购置耕作器具；这些物资都交给司农管理，等到秋收后，再命令偿还原值，依当时市价折算缴纳，并把实际收成数额报送户部。皇帝阅览后很高兴，命陈靖详细条奏上报。真宗时期，知处州杨亿上奏说：“臣有幸掌管一郡，正应探求百姓的疾苦；如果只顾自己而保持沉默，就是辜负皇上的忧劳勤政。倘若能对百姓的创伤有所救助，即使遭受鼎镬之刑，臣也无所推辞。臣私下看到龙泉县松瞿、小梅、松源三处酒坊，一年合计承办额钱壹阡玖贯捌伯壹拾玖文足，都是由主管人自行准备曲、米和本钱酿造出售，收取上述净利钱数缴纳官府。从来州司都要给主管人员和军将套上枷锁、强行差遣，必须让他们甘愿承认主管此事；结果全都破败家产，甚至以身命偿官，并由有牵连的人平均摊派补纳。臣到任后，深入查访其中缘由，原来往年王师讨伐江南时，龙泉处在边境，钱俶多次调发士卒防守边疆，那时酒类专卖获利很多。县民张延熙贪婪而没有见识，于是上状请求增加虚额，买下酒坊主管权。自江南平定、钱俶献纳土地疆域后，文字车轨已经统一，疆域没有边外；所调发的丁卒都已罢遣归乡，于是酒类销售无法进行，课利亏损。原来买下酒坊的各户全都卖尽家产，仍不足以补纳，只能以身命偿官。州司又不敢承认旧额亏失，必须强行差遣平民，以至于没收家财，连人身也算在内来补足，损伤和气，给百姓留下流毒。” 百姓也曾到朝廷陈述冤情，诏令下达三司斟酌处理。虽然实行了刺问、查访，随即把情况申报有关部门，却只图聚敛，事情沉没而没有答复，百姓的创伤更加严重，冤痛更加深重。况且龙泉县连接七闽，绵延千里，山川险峻，村落稀疏；这三处酒坊都处在荒草之间，不过几间小屋，仅能遮蔽风霜，虽有酒类专卖之名，完全没有酿酒的器具。原来是主管人员相继败坏亏缺，无法重新兴办，结果只能卖掉田园，又遭受刑罚。如今主管人员都因欠税被司中上枷锁催逼，每隔三五日就到现场催征一次。这是因为省司越来越严厉地增加课额，官吏又害怕因文书获罪；即使加以杖责，又拿什么来征收补足？眼看他们被挤入沟壑，却没有叩击宫门申诉的道路。臣亲眼看到此事，深入追究缘由；臣自认为承受两朝圣上的知遇，忝任治理百城的重托，凡有所闻见，岂敢隐瞒？即使获罪也要进言，希望死后也能得到允许。恭请皇帝陛下顾念远方百姓陷于涂炭，采纳微臣的浅陋意见，再询问宰相府的宏大谋议，不要让计司决定此事。倘若认为臣虽愚昧而所说有实际根据，所损害的功利并不多，请在旧额中减去大半；百姓就能受到恩赐，上天也确实会听到卑微者的声音。” 如果事情交给有关官司办理，他们一定会谨守旧制。王恩既然壅塞，百姓的困苦就会更加滋长，即使龚遂、黄霸【疑：原文“龚黄”或有脱文】这样的良吏来治理，也不能解决问题。臣恭敬地看到，陛下登基之初，全部免除了天下拖欠的赋税，四海之内歌舞庆贺太平；这种盛大德政，再没有超过它的。臣自从出任州郡长官以后，谨慎奉行诏书，没有不把优恤百姓放在首位，从未把课利当作急务。百姓富足以后，国库自然会有余。一人困苦地面对墙角，满堂的人都会因此不快乐。臣忝列谏官，又蒙恩佩带郡守印章，早已受到陛下特别知遇，怎敢推辞冒昧进言的罪责？臣仰祈上天、等待命运，内心实在惶恐愚拙；冒犯圣上威严，战栗汗流，惶恐激切至极。” 仁宗景祐四年，苏舜钦上疏说：“臣听说，怜恤孤儿、赡养老人，是国家的大政；救济贫困、宽待疾病，是诏册中的格言。我私下看到前代都设置悲田养病坊。唐朝到长安年间，命令专使主管，也选有名望有德行的僧人兼管此事，由县官出钱取息，登记后使用。开元年间，丞相宋璟上言请求废止，中宗没有听从。会昌年间淘汰僧尼，李德裕认为悲田出于佛教，于是改换名称并加以修治。国家富有四海，人口确实众多，山林水泽之间几乎没有被遗漏的利益，赋税之外又有远仓储备。遇到水旱灾害，流亡者接连不断；遇到仁慈惠民的官吏，必定筹集粮食抚养；遇到苟且的政令，百姓就会枕藉而死。他们本来并非懒惰，多数是遭逢歉收贫乏。又京城之内乞丐很多，受到饥寒侵害，往往残废；有的自行折断肢体，困顿陷入泥涂，在里巷呼号，在道路呻吟，聚集成灾祲，严重损害教化风俗。陛下的仁德遍及草木，恩惠甚至及于昆虫，唯独这些天生穷困的人尚未沾受王恩。臣想请求依照唐朝旧例，创置悲田养病坊，各州郡都由曹官主管；仍从年高者中选择两三名诚信品行可称的人，与僧官共同认真管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译三京各给田十顷，镇州给田七顷，各州军按等级给田，用来供给粥食。有剩余官钱，就拨作本钱取息，以备医药之用。十岁以下、八十岁以上的人，命州县访察其中无家可归者，也一并收容养育。这样就会大大有益于仁政教化，不损害国家风俗；颂扬之声广泛传播，有助于增加圣上的福寿，和气融洽，可以招致丰年。” 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奏说：“臣听说淳化年间，太宗皇帝因为边境百姓遭遇饥荒，很多人卖掉人口进入蕃地，深为怜悯，特意派遣使者用财物赎买他们，使他们各自回到父母身边。这是君主盛大的德行。近年来边境汉人被西戎俘虏了不少，如今既然已经互通使者，希望陛下表达圣意，把内库中的财物丝帛交给边臣，逐步赎回陷入蕃地的汉人，使他们各自回到家中，让父母、子孙再次完整团聚。这样不仅边境百姓会感恩深入骨髓，也一定会使至高的德行感动上天，降下福祐给王室；把这件事写入史册，也会光耀后代。请求不要公开下发此奏。” 庆历二年，右正言欧阳修论请停止河北砍伐百姓桑柘树木的札子说：“臣听说，河北京东各州军正在修造防城器具，民间被摊派的数额很多。澶州、濮州土地少、林木缺乏，如今澶州百姓因为没有木材可供，便把桑树、柘树全部砍下交给官府。臣认为农桑是百姓衣食的根源，租调关系到国家急需的用度；这样做不但断绝百姓生计的根本，使他们无法生活，等到缴纳赋租时，将来又凭什么取得足额税收？臣私下思考，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天下公私困乏，几乎不是敌人为害，而全是官吏败坏造成的。他们剥削疲惫的百姓，为国家聚集怨恨，大概是因为郡县官吏没有任用得当。所以臣前后多次请求澄清淘汰天下官吏，正是完全看到了这样的弊端。如今澶州百姓突然遭受这种苦难，难道不是长吏没有才能、处事乖谬造成的吗？又听说澶州百姓的桑树已经砍了三四十万株，臣私下担心其他郡也全都仿效。恭请早日颁赐指挥，禁止这种砍伐，仍请下达转运司令其斟酌，逐步转移和容纳所需材料。澶州百姓中已经砍伐桑树的，请派官员检查核实，按照砍伐多少，暂时免除他们将来缴纳丝、绵、纺绢等税。臣私下认为，军国所需出自百姓的力量；如果一定要在外部抵御契丹的祸患，就必须经常优厚地养护河朔百姓。” 如果使道路上的百姓怨声载道、人心离散叛离，那么内外的祸患将凭什么抵挡？希望圣上特别留意此事。” 皇祐二年，知谏院包拯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明堂赦书规定，在今天以前天下拖欠官物的，都在有关连的保人名下催促缴纳；原本不是侵吞盗用的，或者虽然属于侵盗、但现在本户及有关连的保人都确实没有可抵押财产的，都令所属部门和转运司核实证明后上奏。那些多次经官吏证明、三司还没有给予免除的，限赦书到达一个月内，由当地先详细列明以往保明的数额，申报本路转运司，迅速核实、连同材料上奏，应当议定一并免除。这实在是陛下如此极力忧恤百姓。然而臣考察前后赦文，凡有恩贷无不周详，但有关官司往往废弃阻格，不立即遵行。臣听说真宗咸平年间，亲自驾临便殿，免除了三司所传讯的各色违欠人员，共四千一百零六人，计所欠物资八万三千余数。先帝认为，恩诏每次宽宥拖欠，有司必定追究事情始末，有时还拘系追捕，反而更加烦扰，所以命令把名册拿来引见，当面释放他们。先帝忧民惜物的心意多么伟大，唯恐救助不及。恭请陛下特地下达指挥，交付三司把所有各类拖欠人员分别查明原因，一一分类汇集，详细记录后申奏，并令引见，审慎斟酌后予以免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一百六人〕 这样，恩惠就会从上面施出，弊端也会在下面断绝。” 包拯又上奏说：“臣听说先帝时期，冬季十二月发生雷震，司天监奏称这是国家应当施惠布泽、但恩泽尚未到达百姓的征兆。皇上召见辅臣，对他们说：‘这是上天用来警戒我的。况且河北、关西的戍兵尚未停止，百姓劳苦不安；又有三司、转运使所征发扰民的事务，名目种类非常繁多。大的应立即减省，小的全部免除。将来改元赦书下达时，你们应当全部采集民间弊病，列为条目，务必使恩泽及于百姓。’先帝爱护百姓的心意多么深切。以陛下求治理国家的心意，也正是先帝的心意。臣听说陕西用兵以后，朝廷急于筹办运输军粮，进行了许多筹划。征发丁夫、征收赋税本来已有定数，若超过定数，就全都成了没有名目的摊派。其他酒税、钱、粮之类，也都有定额；但贪图宠任和利益的人，只一心向下搜刮聚敛，前后都以增加征收来争胜。前一个增加几十万以图厚赏，后一个又增加几十万以求优赏，一天比一天严重，哪里有穷尽？百姓的力量已经困顿而且耗竭，所以天下的创伤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由此看来，他们实际上哪里是在为国家呢？如果真是为了国家，难道不应把爱护百姓放在心上吗？《礼记》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 那么先王顾念百姓的心意又是怎样呢？如今即使用度稍有窘迫，而各州旱灾水灾接连发生，也应当宽待养息百姓，巩固国家的根本。根本不牢固，国家从哪里安定呢？何况朝廷近来下达诏令，没有一次不是把宽待百姓、体恤万物放在首位，但有关官司往往不立即遵行。这是陛下有忧念百姓的心，而百姓没有途径知道，使王恩壅塞于上，民情郁结于下；这些都是先前有关官司的过失，恐怕不是广泛施行仁慈、安慰百姓的深远办法。臣想请求，凡自陕西战事以来一切权宜办理、因循至今尚未改革的事务，待将来明堂赦书下达时，全部采集遗留弊端，列成条目，一律改正为固定制度。民间夏秋二税，除依常例输纳外，不得以非法方式支移、折变为茶盐酒税等课利；一切依照旧额承办，不许擅自增加或减少。各类拖欠，过去每逢恩赦，不论欠户是否存亡，都必定追究始末，只一味追捕，很少得到免除。请求今后凡按道理应当免除的，不要再拘系逮捕，造成严重烦扰，并令迅速检查核实、予以免除。若有关官司拖延违抗，必须严加贬黜责罚。这样，上可以遵循先帝的心意，下可以救助当世的祸患，使四方百姓知道陛下广大无边的恩泽确实施及下民，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译包拯又论述历代以及本朝户口增减说：“臣近来有幸登临殿陛，亲自承受圣上恩言，陛下问及本朝和唐朝编户数量。臣虽然粗略陈述了大概，却不足以回答圣上清明的询问。退下后遍考各史，完全了解了历代的始末。臣认为，三代虽然盛大，但户口登记没有详细可考的记录；国史所记，只有两汉最为完备。谨按前汉元始二年，有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到后汉光武帝兵革逐渐平息以后，有户四百二十七万零六百三十。永寿三年增加到一千零六十万九百六十，这是两汉最盛时的数目。三国鼎立，战争天天相继，户籍每年减少，当时仅有一百四十多万户。晋武帝灭吴以后，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户。此后南北分裂，户数没有固定，少的不到一百万，多的也不过是三倍。隋文帝平定天下，到大业二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到了唐朝初年，户数不满三百万；到高宗永徽元年，逐渐增加到三百八十万。唐明皇天宝十三载以前，最为全盛，也只有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 自从安史之乱发生以后，百姓几乎被屠杀殆尽；乾元年以后，仅有一百至二百万户。到武宗会昌年间，相隔一百多年，才增加到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到了五代，战争相互践踏，户口日益耗散；当时四分割据的地区，各处户口只有几十万。太祖皇帝建隆初年，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此后攻取剑南、平定岭表、攻下江左、开辟湖湘，所得户口才超过一百万。到开宝九年，逐渐增加到三百九万零五百零四户。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经增加到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户。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加到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户。陛下即位以来，与百姓休养生息，到天圣七年，共计编户一千零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户；到庆历二年增加到一千零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八户，庆历八年又增加到一千零九十六万四千四百三十四户。臣认为，前代户口的数量，自三代以后，跨越唐朝、超过汉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九万五百四户〕 臣听说，百姓的聚集生息、繁殖衰耗，全都取决于时政所陶冶教化【疑：原文“是”疑为衍文或句末脱文】。所以明主知道这个道理，就一定减轻赋敛，宽免力役，救济灾荒；这三点都不失误，然后才能使幼儿得到抚养，老人得到善终，没有夭折、阻滞的伤害，没有庸调之苦。这正是陛下一天比一天谨慎而达到兴盛的原因；如果继续让百姓休养生息，就可以使封建淳厚的风俗不异于尧、舜时代。包拯代理三司使时，又请求停止天下科率，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从西部敌寇发生以来，朝廷急于运输军需，常赋之外，征调接连不断，天下百姓的力量几乎已经耗尽。况且先朝在契丹尚未请求结盟时，两路驻兵，战争天天相继，哪里听说有如今这样的骚扰呢？大概是郡县长吏少有称职的人，遇到额外摊派，竞相效法苛刻；贪官猾吏借机作奸，乘着缝隙横加征求，没有止境。转运使、提刑官又不能考察他们的善恶，只是一味徇私顾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是财用的来源、安危的所系，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应当是使他们安定。使他们安定，在于精心选择郡守、县令，并逐步断绝没有名目的摊派。如果横征暴敛不止，人人心怀危惧，或因某年饥荒，再与官吏的残酷相互呼应而起事，使天下陷入涂炭，这才是心腹大患；何况已经出现萌芽征兆，怎么可以不深思呢？” 臣请求今后凡属军需所用的物资，都令三司预先计算，在产地州军设置场所收买；若有非正常、紧急而不得不摊派的，也请求加以核查，分别在产地所属路分，向家产和财力处于相应等级的民户均匀摊配；仍委托知州、通判亲自监督缴纳，并令转运使、提刑官专门提举、核实、衡量。稍有违越，就请求依朝廷法典从重处理，务必使过度困顿的百姓逐渐得到休养。”仁宗驾临迩英阁，阅读《正税养民篇》，看到历代户口增减的数字，回头对侍臣说：“如今天下户籍有多少？”知审官院梅询回答说：“先帝所作的文章，大概是叙述前代帝王恭敬节俭而有节制，户口就充实有余；赋敛没有限度，户籍就衰减，这些情况清楚地摆在眼前。”作监【疑：原文“作监后王”疑有脱误】说，五代末期人口凋零耗损，太祖受命之后，太宗、真宗使百姓休养生息，天下户口大概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于是下诏令三司和编修院查阅考核后上报。《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 明代杨士奇等撰 仁民 宋英宗时，知谏院傅尧俞在论述河北差派民夫的奏状中说：“臣奉诏差遣，护送北朝使者经过北京，私下听说朝廷规定，恩、冀、深、瀛、洺州以及干宁、永静军等地修治河道的夫役，要在寒食节以后开工，舆论纷纷，都认为不便。臣独自想到，自古以来借助民力，必定安排在农闲时节。河上差派民夫，也已经实行多年，从来没有不在寒食节以前放免的。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抢救、修防堤岸，才不拘泥时令，哪里有年年都以日常事务妨害农时的道理？况且二三月间正是农忙时节，若雇人服役，费用必定是平时的数倍；何况春末有时多雨，民夫费力，也会比平常增加数倍。又一向民间可以预先借支买防绢的钱，用来完成春夫役；如今直到寒食以后才征集，防绢钱已经用尽，又必须生息借债，数州百姓就更加困苦。何况原先筹划此事时，并没有别的利弊，只说因为天寒地冻。如今上天幸而并不寒冷，土地也已经解冻，伏望朝廷体察，实在不要无事生害。假如不认为臣狂妄，乞请早日颁行。” 神宗熙宁三年，御史中丞吕公著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祖宗承接五代的乱局，安抚并拥有天下，当时法度草创，固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古代的水平；但至于治理臣下简明，统御众人宽厚，爱惜生命的德行深入民心，即使汉、唐盛世也不能超过。因此国家建立百年，民心欢欣拥戴；即使遭逢凶年饥岁，百姓流离以至死亡，也没有背叛之心，实在是因为仁爱厚德深深足以牢固凝聚民心。只是时日久了，事情有时会产生弊病，这就是陛下临朝时奋然振作、想要惩治革除弊病的原因。然而施政安排没有得到正确方法，才涉及一两件事，枝节末务已经很违逆众心，于是内外离心，人们人人感到危险恐惧。臣私下认为，祖宗以来之所以深得人心，是经过艰难积累形成的，固然不是一日之功；如今怎么可以因为一两件末节小事，轻易失去民心？民心一旦动摇，就不容易重新收回；以后即使有善政，也难以推行。何况正处在上下疑惧不安的时候，局势容易动荡而难以安定，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地方。伏望陛下仰思祖宗功业，俯察万物人情，凡有所施行，务必以仁厚为本，不要使政令过于刻薄而聚集众怨；这样民心就会喜悦，上天的意旨也会顺从。”右司谏苏辙在请求再次免除积欠的奏状中说：“臣私下看见三省一同进呈臣先前的奏章，请求把民间官本债务逾期后的役钱以及酒坊原定额的罚钱，对于如今资产耗尽、确实无力缴纳的人，令州县和监司核实证明后予以免除。” 事情奉行圣旨的节文，命令户部查核，凡属于各类欠负的科名和数目，也要查验欠户现今各自有没有可以抵当的财产，并列具清单，核实证明后上报。臣私下认为，朝廷将要施行免除债负的恩典，把百姓从沟壑困境中救出来，施行次序应当像抢救火灾一样，不可稍有迟缓。前项指挥命户部列具欠户现今的抵当财产，但这件事并不在户部，只有州县才能看见。如果让户部索取这些材料，州县之间往来公文动辄要经过数年，反复询问刁难，什么时候才能办结？救济百姓的急难，不应这样办理。这只是有司办理收支的通常规程，不是朝廷救灾的体制。如果陛下要布施恩德、实行仁政，以收服民心、回应天意，只要恩泽广泛流布，即使民间有一点侥幸，又会损害什么德行呢？何况这些积欠拖延已久，凶年中的疲困百姓，即使徒然加以鞭打责罚，也一定没有所得；纵然取得些微钱物，也不能补益国家的财政。乞请特别降下朝廷诏令，直接下达各路监司和州县，一面依照下列条款免除，并结罪具保、核实证明后上报；这样贵在使小民早日受到圣恩，不至于流离失所，另行酿成事变。” 彭汝砺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道理，如果心中没有蒙蔽，即使是普通人的愚见，也可以有所知晓；如果心中有所蒙蔽，即使是聪明之士，也不能没有疑惑。谈到百姓，就必定要爱护他们；不能爱护，就是不仁。谈到财利，就必定要远离它；不能远离，就是不义。这种说法本来没有什么可攻击的地方。然而如今所说的理财，却削减盘剥，伤及百姓的肌肤，使百姓甚至没有办法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却还说不够，认为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臣认为，陛下是否因此有所触动，改变这种做法呢？开始改变时，事情或许会有过头或不足之处；现在正是真正权衡增减、使其适合中道的时候。惟愿陛下裁察。” 韩维请求罢除保马、保甲的奏札说：“臣近来因进见答对，曾经具奏请求陛下深察盗贼产生的根源，罢除不合时宜的法令，放宽训练期限；这些话都是针对保马、保甲而发的。为什么呢？农民以耕种为生，让他们出钱买马，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意愿；又要负责看守、防护和饲养，他们一向不懂其中方法，万一马匹死亡损失，还要重新赔偿购买。从前一匹马价值三二十千钱，如今竟达到一百千钱。农民这样下去没有停止的时候，愁苦叹息之声传遍道路。近年保甲筑墙作为场地，号称团教；一名成年男丁在官府接受训练，又必须再由一名男丁供应饭食，家中缺少耕作劳力，自身又遭受劳苦，不能没有怨恨。让失去生业、心怀怨恨的人拿着兵器，学习击刺之术，难道不值得忧虑吗？近来又听说京西的保马大多被群盗抢去，换作坐骑；像外厩的情况一样，河北保甲也渐渐胡作非为，侵扰欺压良民，州县无法禁止。这种祸患已经摆在耳目之前，若要改变处置办法，实在不可迟缓。况且臣并不是说国家的马匹就不可以饲养，只要由官府设置监牧饲养就可以了；臣也不是说民兵就不可以训练，只要利用农闲集中训练就可以了。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人心和睦可以胜过天时地利，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伏望陛下留心圣虑，详细斟酌施行。” 韩维出任提举嵩山崇福宫，皇帝驾崩时，他赴阙庭临吊，宣仁后亲自下诏慰问。韩维答道：“人情在贫困时就希望富裕，在困苦时就希望快乐，在困顿时就希望休息，在爵位受到阻塞时就希望通达。如果确实能够经常以有利于百姓为根本，百姓就会富裕；经常把忧虑百姓作为心意，百姓就会快乐。赋税和劳役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承受的，除去它们，劳困就会止息；法令禁约不是人情所便利的，免除它们，闭塞就会通达。由此推行并扩大，竭尽诚意去实行，那么子孙后代看到陛下的德行，不用教导也会自然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