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三

译没有结案。许宜卿到潭州九年，觊觎富裕县分，暗中结交胥吏，动摇现任官员，常有夺取侵占之意，只是因为他的恶名已经昭著，上下都知道，所以阴谋没有得逞。’ 他的才干大致就是这样，怎么可以让他治理百姓呢？如今他竟投名湖北漕司，侥幸被奏请征辟为桃源县知县。查考桃源，是钟相起兵的地方；那里百姓痛恨虐待自己的县令县宰尤其厉害，所以当初倡乱时，首先杀的就是县官。如今应当委派怎样的循良官员，才或许能够消除日后的祸患？竟然任用许宜卿之流，这和用嗜欲伤害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却希望他长久生存有什么不同？漕臣的职责是刺举官吏，而他推荐的人竟然如此；知道其恶而推荐，是不忠；不知道其恶而推荐，是不明。一路之内还能依靠谁呢？桃源的百姓遭受的灾难多么深重啊！如今许宜卿已经先行赴任，超过一个月了，想来遗民已经处在鼎镬之中。伏望圣上慈仁，迅速降下指挥，罢免斥退许宜卿，并且告诫约束本路监司、帅臣，每逢奏请征辟，必须更加审慎详察；如果所举失实荒谬，再导致臣僚论列，就重重赐予黜罚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使一路官吏上下都得到合适的人选，以慰藉天下更新政治的期望。对于这份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 胡寅又论奏吴幵、莫俦、徐秉哲的奏疏说：‘臣谨按吴幵、莫俦、徐秉哲等人，身居侍从之职，却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奉行女真的意旨，把祖宗传了一百六十年的神器，哭泣着来往交割给叛臣张邦昌。他们做张邦昌的臣子，实行张邦昌的政令，得意自纵，并不是出于不得已。怨恨在宗庙之中，天下人都仇视他们。只判处死罪而流放荒远之地，已经是失刑太甚。天下人还万分希望能稍微缓解公议，只因为认为他们没有洗刷罪名的道理罢了。如今却屡次借赦免之机，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居住之地，这岂不是教人反复无常、出卖国家、残害毁弃三纲吗？这难道是拨乱反正之道吗？从前世道衰败、道德微薄，暴行兴起，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孔子对此极为恐惧，于是作《春秋》，等待后世有能够实行其法的人。它的法则是什么？没有比讨伐叛贼更严厉的了。陛下的志向在于《春秋》，本来必将把它落实到政事之中，使其深切、显著、明白。何况在国家艰难之时，逆臣僭越窃取君位，反过来侍奉他们的人，都是我朝的臣民，这是天下的大变故。如果不明确彰显君臣大义，以此建立国家政纲，那么天子的纲纪就会解纽，贼乱接连出现，人欲肆意放纵，天理沦丧，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关于吴幵令其自行迁便的指挥，臣惶恐，不敢书写施行。’ 胡寅又驳回傅雱因赦令而请求量移的奏疏说：‘臣谨按，傅雱在建炎三年任宣抚处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径直到了荆南，自称湖北路制置使，以抚定孔彦舟为名，进入他的军中，与他一起渡江，经过澧州，和澧州通判任谊竭力搜刮百姓的膏血来供给孔彦舟，并借此肥私，百姓怨恨困苦，于是跟从钟相做盗。孔彦舟不敢安居，便攻破鼎州，派兵击败钟相。又以押送为名，直接侵犯湖南，进入并占据潭州，随后大肆掠夺潭州、衡州一带以及永州、邵州，三湘千里之内，公私船只都因此被抢掠一空。最后他从衡州顺流而下到岳州、鄂州，做了蕲州、黄州路镇抚使，傅雱始终参与其中。孔彦舟凶狠狡诈，起初根本不懂文书法令，凡是奏请文移，欺骗迷惑朝廷，侮弄法令，种种诡诈手段，都是傅雱教给他的。至于州县供应的钱粮，他不知满足；傅雱就公然向孔彦舟索取，动辄以万计，用来经营置办田产，都有确实罪状。李成在江西失败、张用已经接受招安时，孔彦舟当时行军到武昌，兵势困窘；如果乘机防堵，完全可以把他一举消灭，傅雱却又教他大量行贿，亲自押送财物替他说情，不但使他免于讨伐，还取得两州，于是使孔彦舟从此向北逃走，投奔逆党，未能立即伏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译推究事情的始末，都是由一个傅雱造成的。人们只知道孔彦舟作贼时的猖獗，却不知道傅雱谋划的奸诈隐秘。按照实际情状定罪，怎么可以赦免原谅？谨按《春秋》诛讨乱贼的法则，对于与恶人同谋者尤其严厉。想要做叛贼作乱之事，如果没有人和他合作，他怎么能在世上立足，他的阴谋又能施行吗？只是因为有人与他合作，而法律却不加惩治，所以他无所畏惧，罪恶逐渐滔天；即使陈列军队、誓师出征加以讨伐，也可能有所不能取胜。何况傅雱身为朝廷郎官，职掌尚书省户部，所作所为如此，已经损害国家体制。按他的罪行，以《春秋》的法则衡量，应当交司寇处死，才算相称；如今只是羁押安置，已经是宽大恩典。如果遇到赦文便允许他迁往内地，就会使怀有奸党、帮助叛贼的人安心放纵，以为不久便可获得宽宥，不惧怕流放，这恐怕不是遏制乱谋、整饬军政之道。傅雱一人虽小，所牵涉的意义却很大。伏望圣明深察，另降指挥，将傅雱永远不得量移，以此作为后来为乱贼提供羽翼者的警戒。对于这份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御史中丞章谊上奏说：‘臣本月二十二日，本台根据检校少师、武成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的状文，缴到进呈劄子一份，连同前文粘附呈上。臣最初看到有关报告时，给事中陈戬屡次请求任宫祠之职，于是防止朝廷因恩典授予他职务和州郡。’ 后来听说，是因为有人论奏执政、枢机大臣在都堂、枢府穿便服、燕服接见将帅，韩世忠因此被调出京任职。如今根据韩世忠劄子所论，事情又很令人惊骇。如果根本没有这回事，那就是韩世忠听到的消息错了；陛下应当召他到便殿，或者用温和的诏书晓谕他，消除他的疑惑。如果确有其事，那么韩世忠所说的请求彻底追究、嫁祸于人的人，怎么可以只到此为止？竟敢在陛下面前编造韩世忠的话，借此进退侍从官的人，陛下本来就知道是谁。请求把姓名下达外廷，交给有关部门秘密推究，严正执行典刑，以断绝后来诬陷诽谤的道路。孔子说：‘像水滴浸润那样逐渐侵入的谗言，像皮肤受到伤害那样直接的控诉，如果都不能奏效，就可以说是明察了，也可以说是深谋远虑了。’如今将帅之臣，竟有人敢诬陷诽谤他们来误导陛下的赏罚，其中像韩世忠这样能够自己陈述细节、洗清诬谤的人，能有多少呢？如果将帅心中的疑惑不能消除，不能亲自在君父面前申辩，便同士大夫结成仇怨，或者与造谣的人私下报复，那么祸乱的萌芽将有说不尽的后果。如今韩世忠能够把事情说出来，陛下又替他辨明是非所在，那么君臣之间的感情本来已经没有隔阂了。文武两班确实应当友好相处；谗言和控诉不但没有流行，反而将被陈述揭露出来，难道不是国家的福分吗？伏望陛下以睿智明察，将臣这篇奏章与韩世忠所陈之事秘密交给大臣筹划处置施行，臣将不胜荣幸。章谊又论奏赃吏罪状的奏疏说：‘臣恭读近来颁下的手诏，诏中认为县令一职距离百姓最近，又感叹近年来对县令的选任太轻率，贪污、残暴之徒无所不有。诏令要求从京朝官到选人，都由内外侍从官荐举空缺，再令三省选择。诏令再次下达，训辞深厚，中外传闻之后，士人百姓都感动喜悦，可以看出陛下恳切爱民之意，恩德极其深厚。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只选用循良官吏，却不罢除贪污残暴的官吏，那么平庸的士人就不会受到劝勉，这不是彰明大化、广施恩惠的方法。臣请求详细论列一名赃吏，希望陛下公开加以诛斥，作为天下县令贪暴虐民的警戒。臣听说衢州江山县令某人，冒领功劳而得官，顽固傲慢、毫无廉耻，以苟且求得为心，以残酷作为政事，搜刮全县财物，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欲望，这简直是盗跖一类的人做了官。他曾任狱司，吕强用湿纸蒙住百姓柴四的嘴，将他杀死在狱中；听信保正家人的片面之词，导致百姓徐询在县衙自缢而死；容许弓手祝超索取钱物，并强行掳走毛衢家的女儿；因恼怒柴及、柴直儒的欺诈，毁坏没收他们的房屋产业。一年之内盗用官田钱九千三百余贯，每月增加坊场钱二百五十余千；’ 把百姓家的米收取后藏在私宅中的有七百余石，大都不上赤历，侵吞盗取据为己有。他日常饮用的酒，就从贴司张七那里索取；日常使用的柴薪，就从武勇郑十那里索取；日常饮食，就向各乡书手索取。他所任用的官吏王裳、薛陟、徐礼、祝惠等人，送来京销白金十六枚，用来资助某人出行的费用。这些是他贪婪暴虐中最显著的事情；其他与奸人交易、诡秘而尚未暴露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近来台臣弹劾他的奏章屡次送入朝廷，朝廷迅速下达取勘指挥；然而衢州知州是他的上级，也被他劫持而不敢按察揭发；婺州、处州承办勘验的官司，也答应他的请求而不肯追捕；提刑、转运、提举司是统辖他的部门，既不能按察举劾、绳之以法，又听从权贵的嘱托，使取勘指挥滞留数月。有这三方面的阻挠，他便玩弄朝廷法令，阻格陛下诏令，所以他的罪行才一直无法得到正法。某人的罪行不能得到惩治，州郡监司便可以借机以私恩交易。至于无处申诉的百姓，忧愁叹息、穷困怨恨，最终都归咎于陛下；这就是臣痛心疾首、知道奸赃贪虐之吏不能容忍的原因。臣如今查访得到某人的罪状二十件，全都是贪赃、私盗、枉法侵吞，按律法不能赦免的罪。即使经过赦令，也应当推究治罪。臣请求检取去年本台十月的奏疏，并赐予下达施行。请求先将某人停职罢免，然后追捕拘押，取勘审问，彻底查明罪行。对于前面所说三处官司阻挠诏令、拖延时日的罪，也请求特赐惩戒，使人臣各自守职、群体不乱，专心一意地恭敬整肃朝廷纲纪，奉行陛下的德泽。’

译章谊又上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宰执大臣提出政事建议，起初并不审慎考察利害，轻信小人的浮夸虚伪之说。例如筹措讨论文臣滥赏二十六件事，众议纷纷，都认为不便。陛下深沉谋虑、先见万物，明白看出可行与不可行，圣明决断英发，立即下令停止。天地施恩，广大无边。可是臣从今天听说，宰相某人坚持原来的意见，认为停止此事是错误，于是上疏抗议请求辞位。臣不知道某人在陛下面前自称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他认为自己见识昏暗、才能微小，不足以辨明事情的是非、识别人的真伪，因此面对陛下的号令引咎自责，待罪于私室，这还可以理解。如果因为意见没有被采纳而请求离去，那么某人的罪就大了。某人提出的滥赏方案，近至公卿士大夫，远至武夫贱役，都认为不可实行。身为宰相，却把不可实行的言论进说给君主；君主明白它的错误，只命令停止，某人本应顺成陛下的德美，奉行诏令，周旋办理。如今却安居家中，若无其事，不再处理政事。孔子对臧武仲说：‘即使说他不是要挟君主，我也不相信。’这不正是在说某人吗？臣愿陛下圣明察看臣这篇奏章，以观察某人进退的道义，那么某人应该罢免还是仍任宰相，就可以判定了。’ 章谊又上疏说：‘臣本月二十四日曾论奏宰相某人不能顺承陛下的德美，仍然坚持认为讨论滥赏之议可以施行，悻悻然因意见不被采用而请求离去，完全没有反省过失、思念罪咎的心，却犯有要挟君主、目无君上的罪，应当罢免贬黜。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多日，仍未见施行。臣谨按，某人近来议论三项重大政事，全都听信荒谬庸俗的邪说，因而误导朝廷号令；若不是陛下聪明洞察，及时下令停止，就会被四方耻笑，给百姓留下祸患，招来灾祸、积聚怨恨，其后果多得说不尽。臣可以详细说明。近来某人想在淮南等路设置宣谕使、副使，但粮饷供给、兵器护卫等一切事务都会造成纷扰；如果实行他的建议，京畿、京西、湖北、淮南数路的百姓都会怨恨朝廷。陛下知道此事不可行，果断停止，数路百姓才安宁。某人又想把官田全部收取，不问有人承佃还是无人承佃，一律出卖；正准备丈量、登记、设官置吏，各项事务都将引起纷扰。如果实行他的建议，那么耕田织布、安于本业的人，无不怨恨朝廷。陛下知道此事不可行，果断停止，四民之心才喜悦。’ ‘某人在这两件事上既然已经颠沛迷误，本来可以停止了，却又听信堂吏滑浩、俞宗适的话，’于是提出讨论文臣、武臣滥赏的议案，写成后奏报御前，同列执政中还有人不知道。若实行这个议案，那么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忠臣义士、贤者愚者、功臣罪人都会混为一谈，无不怨恨朝廷。陛下知道此事不可行，果断停止；某人却执迷不悟、坚持错误，不肯奉行诏令，托病居家，安然自若。这难道是人臣侍奉君主的道义吗？如今陛下既然已经凭圣明决断更正了这三件事的错误，天下人都感动喜悦、感戴拥护。如果某人仍在宰相职位上，天下人就会怀疑原来的议案还会重新实行，远近之人也无法安心。伏望圣明赶快罢免某人，以平息众议。’ 章谊又上疏说：‘臣近来曾论奏，总管、提领使与桥道顿递使不应接受朝廷赏赐的银绢。近来看到有关报告，李回已经退还，而某人却自行请求接受一半，这是什么道理？这两种使职所支给的物品，无论辞却还是接受，对朝廷并没有太大的增损。然而这两位使者是众人的领袖。他们辞免赏赐，那么其余任事的人就可以熄灭侥幸之心，也可以裁减所赏赐的物品，这对国库颇有节省，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哪里想到某人贪图一时的小利，忘却侍奉君主的大节，不顾国家的祸难，只计算私家的有无，竟与群吏一样，独自希望得到国家的赏赐。观察他今日在朝廷建立的风操，就可以推知他平日的行为了。缙绅士大夫听到他这样做，无不暗中讥笑叹息，怜悯他没有戒除贪得之心，昧于取舍之理；实在不足以表率、激励风俗，又怎么可以居于献纳谏诤的职位呢？伏望圣明早日赐予罢黜，以清肃官员班列。’ 章谊又弹劾浦城县丞违法的奏疏说：臣访察听说，建州浦城县丞某人在任时贪婪放纵、违法乱纪，与奸人交易，结托监司，侥幸冒领功赏，欺凌蔑视同僚，残害百姓，辜负了圣朝养育百姓的本意。臣如今得到他的罪状很多，只略举其中欺罔皇上、虐害百姓的大罪来说：去年浦城县百姓张德等人因醉酒与邻里争吵，放火烧了几间茅屋，不久便悔悟，自缢而死。某人正好出巡寨堡，派人砍下他的首级，冒称是捕获的盗贼。当时本路监司保奏，请求让某人改官后再次任职。朝廷倚信使者的话，没有再核验事实，便批准了请求。从此某人更加蛮横，凌辱上级官员，任意搜刮；每三十户人家，派一名催征税赋的甲首，每户每十天到县里一次，缴纳驱磨费一贯足钱。浦城一万户人家，催税甲头有三百多人，每月便可收钱一千缗。某人把这些钱全部掩取。他手下一名姓陈的甲头家贫，无法办理，害怕遭受残辱，便抗绳自缢。某人收取一石苗米，却每次还要取样米二斗，公然变卖所得货物，把钱纳入私囊。又虚报增加防县保甲人数，侵盗官钱；停止贩卖衙前官盐，抬高价格出售；逼迫豪户黄中甫，索取金银。全县士人百姓几乎都遭到残害骚扰。如今福建盗贼同时兴起，百姓尚未安于本业，而县丞又如此贪婪放纵、毫不顾恤，那么一旦有百姓起兵，便会相继而起。他给朝廷留下的祸患，难道是小事吗？伏望陛下圣断，迅速罢免黜退，将他交给有关部门推鞫查实罪状，重重依典法治罪，以此激励其余官员。

译章谊又请求推鞫天台知县申告本州守臣受贿一事的奏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天台知县某人向尚书省和御史台申报，说本县百姓求珍杀人，用金钗三十只、白银一百两，向台州知州某人的妻子行贿，于是得以免死。这件事暴露得很明显，听到的人无不震惊。求珍只是百姓，却敢用财物结交郡太守的妻子；某人是郡守，却敢因请托而擅自掌握朝廷生杀之权。然而事情究竟有无，尚且不能确定。某人作为属县县令，却立即揭发此事，向省台报告，三方面都可能触犯典法，事情又关系风俗教化，不能不核查实情。朝廷虽然已经下令本路提刑司查究，但守令同在一州，人情上彼此观望，岁月拖延，案件将不能公正。臣伏望圣上慈仁，特降指挥，将有关证人一并交给大理寺，或者由朝廷派人到台州设置机构，明白推鞫，以平息众议，警戒在位官员。臣将不胜荣幸。’左正言邓肃上疏说：‘臣本月初六日入殿，论说耿南仲和他的儿子延禧主张议和的过错，并与李邦彦、白时中、吴敏等人一并请求陛下明正典刑。’ 陛下认为耿南仲确实是误国的人，如今超过八天仍未见施行遣放，臣对此深感疑惑，所以谨再次为陛下陈述奏报，并不知道这样会成为再三烦渎。臣曾当面接受孝慈渊圣皇帝的面谕说：‘耿南仲曾经推荐过你。’臣第二天也以门生的礼节到南仲府第拜见他。如今臣待罪于谏省，又怎么忍心单独论列南仲父子的过错呢？然而君父的恩德，是天下共同的公义；恩门的恩德，只是个人的私恩。臣又怎么能因个人私恩而忘记天下的公义？臣再想到四五月间，烈日如流金，即使普通男子和贩卖货物的妇人也难以出行，而两朝君父却乘坐小车，跋涉险恶道路，行动、停留、饮食，全都交给他人安排。亲王贵族几百人，也在一日之间荡然失散，全都身处数千里外的沙漠。使道路上的人听到这些，无不泣血。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主张议和而误国、使国家陷入敌人计谋的，正是耿南仲父子。况且臣的君父被南仲误害到这种地步，臣与他义不同戴天，怎么能默默不言？陛下如果因为南仲父子曾在艰难时期长久跟随行在而不忍降罪，那么臣的言论就是错误的。臣在谏省任职而奏陈失当，这是臣的罪过。’ ‘这样臣还有什么面目自称谏臣呢？即使微臣个人的进退，不足以影响朝廷轻重，但对臣的气节而言，却不能不立定。臣把这道命令看得比蝼蚁还轻，把这条气节守得比丘山还重，惟愿陛下明察。’ 邓肃又奏说：‘臣私下看到，前些日子臣僚上言，论及伪楚臣子时，只论王时雍、徐秉哲等人，从来没有随即论列吕好问。王时雍等是伪楚的执政，吕好问也是伪楚的执政。论王时雍而舍弃吕好问，难道不是因为好问如今担任右丞吗？右丞的职位是天子任命的，至于是否贤能，臣下不可能完全知道。然而伪楚朝廷刚建立时，他先任册立使，不久又任门下侍郎，这些都是吕好问明明白白的行迹。’

译论奏政事的大臣，怎么能漏过法网而欺骗天子的听闻呢？’ 谨按：吕好问本来不是奸雄，只是怯懦罢了。他和王时雍交游，以至留下叛臣的行迹，都是怯懦造成的。如今虽然身居宰执职位，也不能成为朝廷的祸患；但是国家正处于艰难之中，急于寻求贤才，怎么能容许怯懦、没有操守的人混迹于二府呢？吕好问在朝，伪楚的奸臣就一定不能全部追究，大概是他有所遮蔽。臣又听说，中书舍人李防至今还曾对人说：‘张邦昌有伊尹、周公那样的志向，不是图谋叛逆的人。他推戴伪楚的心意仍和当初一样。’谨按，李防曾经在伪楚朝廷拜见，甘愿充任禁从。如今又混在朝班之中，对同列官员感到惭愧，于是说巧言来替张邦昌掩饰。唉！穿着天子的衣服，坐在天子的殿堂，颁下赦令召集百官朝见，拥立殿班称呼陛下；张邦昌的反叛形迹，即使三尺童子也知道。作为他的臣子，李防不知该用什么言辞解释，竟还敢替他游说吗？况且如果认为张邦昌是对的，就是认为陛下是错的；认为张邦昌正确而陛下错误，这可信吗？桀的狗也可以让它向尧吠叫。臣所论叛臣，请求陛下定罪。这份章疏再次上呈，还没有得到陛下批答。应当一一正其典刑。臣切实考察，如今叛臣在朝、身居二府的，是吕好问；如今担任从官的，是李防。’ 臣愚昧，想请求先正治这两人的罪，先除掉其中罪行较大的，然后请求检核臣所考察出的八类叛臣，制定两等罪名，一网打尽，使没有遗漏，或许可以稍微消解二圣的愤怒，慰藉天下人的期望。惟愿陛下决断施行，不要被众人的言论迷惑，请陛下裁决。邓肃又奏说：‘臣听说，臣子侍奉君主，心中只要有丝毫私心，就必然有欺君之罪；君主治理天下，只要有丝毫私心，就必然失去天下人的心。恭敬地想，陛下聪明睿智，卓绝古今，本来不是臣这种愚昧之人所能窥测的；但若说陛下没有丝毫私心，也不是臣所能知道的。臣切实看到，陛下即位以来，首先把过去那些主张议和、误国的奸臣，如李邦彦、白时中、吴敏等，投放到远方去抵御魑魅。天下壮士听说后，无不振奋，以为中兴一定有望。然而自靖康以来，专门主张议和的，耿南仲和他的儿子延禧就是这样的人。在闺门之内，他们父子同恶相济，阻止渡河击敌的万全之战，拦截已经到达的勤王军队。今天割让三镇，明天截断黄河，自以为和议一定能够成功、不会有祸患，凡是战守的准备，仿佛都不必急切办理。孝慈渊圣皇帝也因为南仲是东宫旧臣的缘故，相信他像蓍草龟甲一样的进言，大概没有一次不听从。等到敌人借议和之名用兵，形势已经无法遏止，南仲误国的情状败露，渊圣也不能再因私情庇护他，于是派南仲出使，让他自己承担责任。南仲侥幸逃脱万死之罪，又因为他的儿子延禧的缘故，竟得以跟随在陛下左右。’ 不在围城之中的人，不能完全知道这些事情，往往替奸人游说，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来迷惑听闻。凡是在城内的人，又都领取伪楚的俸禄来玷污自身，所以没有人肯替陛下把实情全部说出。于是陛下虽然思念二圣未归，也厌恶叛臣卖国，却只是稍微正定典刑、建立朝纲，终究还不足以慰藉天下人的期望，也不足以平息二圣的愤怒。渊圣临行时，曾以批谕给徐秉哲，托他买少量物品作为路费，于是徐秉哲竟签署御名，仿佛与皇帝平等交往。他的用意难道只在那些物品吗？正是因为行程已经紧迫，希望赶快得到救援。哪里想到满朝叛臣另有肠肚，竟坐视君父，如同抛弃路人。陛下如果不正治他们的罪，岂不是辜负二圣吗？臣私下想到，去年治王甫、蔡京等人的罪，不肯果断决定，耗费台谏一年之力，终于导致边境事务失去防备。臣愚昧，想请求先制定罪名等级，然后按名册确定刑罚，使凡是有关部门都不得徇私包庇；这样一经按查便可定罪，可以断绝后患。那些侍从官中曾在伪楚任执政的，那些庶官及宫观官后来升任侍从的，以及撰写劝进文、献文、赦书，求取事务官职位，或因张邦昌而改名的，全都已经不再知道有宋朝的恩德了。’ 臣请求把他们定为叛臣中的第一等。那些执政、侍从、台谏官，曾经在伪楚称臣或在伪楚朝廷庭下拜伏的，以及愿意担任奉使、由庶官升擢差遣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全都臣服于伪楚。臣请求把他们定为叛臣第二等。叛臣第一等，请求安置到岭外；叛臣第二等，请求到远方小州编管，并且仍然带着‘叛臣’的名目。至于卿监以下的庶官，朝廷起初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国家的士人来礼遇，又怎么能按国家士人的标准责备他们呢？如果他们未曾升擢，且不犯前面所说两等罪行，只是戴着伪楚的名义供职、苟且领取俸禄而已，臣请求赦免他们；但也请求登记确定姓名，从此不再任用为台谏、侍从，因为厌恶他们没有操守。如果采用这个法令，便可一网打尽，不但可以向二圣报答恩德，也可以打破天下奸雄的胆量。假使满朝臣子都没有奸雄之心，那么人人都可以与君主同心共患难。拥有三千臣子而一条心，这就是武王战胜纣王的原因。何况天下如此广大，难道还不能消除边境的困难吗？惟愿陛下明察，请作裁决。’ 邓肃又奏说：‘臣听说，臣子侍奉君主，只要有丝毫私心，就有欺君之罪；君主治理天下，只要有丝毫私心，就必然失去天下人的心。恭敬地想，陛下聪明睿智，卓绝古今，本来不是臣这等愚人所能窥测的；然而若说陛下没有丝毫私心，也不是臣所能知道的。臣切实看到，陛下即位以来，首先把以前那些主张议和、误国的奸臣，如李邦彦、白时中、吴敏等，投放到远方去抵御魑魅。天下壮士听说后，都鼓舞振奋，以为中兴一定可以实现。然而自靖康以来，专门主张议和的，耿南仲和他的儿子延禧就是这样的人。在内宫之中，他们父子同恶相济，阻止渡河的万全之战，拦截已经到达的勤王军队。今天割让三镇，明天截断黄河，自以为和议必定成功、不会有祸患，凡是战守的器具准备，似乎都不必急切办理。孝慈渊圣皇帝也因为南仲是东宫旧臣的缘故，相信他像蓍草龟甲一样的进言，大概没有不听从的。等到敌人借议和来用兵，形势无法遏制，南仲误国的罪状已经败露，渊圣也不能再因私情庇护他，于是派南仲出使，让他自己承担责任。南仲侥幸逃脱万死之罪，又因为他的儿子延禧的缘故，竟得以跟随在陛下左右。’

译臣私下听说，陛下想调集大军援救京城，又被南仲父子劝阻，说和议已经完成，不可以轻易破坏。这样看来，南仲父子主张议和、误国，难道不是超过李邦彦等人吗？这是陛下亲自见到并反复研究过的事情，也不需要臣愚昧之人再三烦渎。然而南仲仍任两府大臣，只是以宫观官的身份闲居；延禧仍任两制官，只凭这个名位奉养自己。即使南仲自己选择退处，也不过如此，陛下为何对李邦彦等人的罪处置得那样严明，却对南仲等人的恶行宽恕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因为南仲父子在艰难时期长久跟随陛下吗？况且天子是父亲，群臣是儿子，天下所有臣民都是陛下的儿子，难道还要分亲疏吗？渊圣不忍心轻易抛弃南仲，所以造成今日的悔恨；陛下对于南仲，又有什么可顾念的呢？如果再容忍他们，臣恐怕天下人会用陛下有私心来议论陛下。况且南仲是腐儒，延禧孤陋，他们的进退出处本来不值得谈论；臣如今如此急切不止，正是为陛下爱惜声名。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把他们和李邦彦、白时中、吴敏等一同处置，以向天下显示公义。’ 御史中丞张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崇宁以来，外有奸臣专擅政权，内有宦官寺人玩弄权力，彼此互相遮蔽欺骗，扰乱君主的听闻，最终导致宗庙社稷遭受祸败，几乎危及陛下承继帝位。亲眼见到已经倾覆的车子，更应深切吸取以往的教训，振作精神办理政事；内外臣僚本应洗心革虑，精诚纯正地承受皇上的美德。然而欺罔的风气仍没有彻底改变。近来特意降下圣旨，因剩员高贵叫称吕源一事，命令御史台查究其收买竹木、搭盖席屋、出租等事。本台查验后并没有实际罪状，不久便具奏上报，请求下达告发人的姓名，追捕传唤来对质。奉行圣旨，高贵被疏放，告发此事的人也不再追呼。臣私下认为，这件事既然上闻于朝廷，必定有其来源，所以才烦劳陛下特意降下睿明的诏旨，交给有关部门查办。实在依赖圣明洞察事情，才加以考核。如果不交给有关部门，便直接施行典刑，那么一个吕源固然不值得可惜，但人们也许会说陛下的聪明可以欺骗，陛下的命令轻易发出，陛下的赏罚失当；一件事情造成三重过失，这样连累圣德，难道是小事吗？凭陛下天纵英睿，臣下还敢如此荒诞欺惑，足见欺罔皇上的用心已经可以查验出来了。’ 如果让他们得逞，就会颠倒是非、指白为黑，那还有什么顾忌而不敢做呢？臣恭请陛下特地下诏给有关官署：如果是在朝廷之上因告发而发现的案件，诬告之律本来就应当施行；如果是缉捕人员直接把事情报告到圣上听闻，欺罔皇上的罪诛也不容宽免。臣请求陛下体察慈爱，查核本台此前奏报的事理，下发涉案人的姓名，以凭据考按治罪；这样或许可以防微杜渐，使小人有所惩戒，欺罔的风气也就止息了。侍御史孙觌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女真大帅率领万名骑兵进入朔方，跨过黄河，直犯京城。忽然看见中原这片险要之地，城池坚固高大，便收拢军队不动，派遣使者来商议和好。将相大臣为什么不衡量敌我形势，不急不缓，向他们显示我方从容有余，使他们疑惧？如果有虎口之忧，就用重兵压制他们，不交战而使其畏惧退去，这是万全中的上策。”不久忽然传来李纲劫寨失败的消息，上面震惊了朝廷，下面惊骇了众情，这该怎么办？李纲本是书生，向来不懂军事，以微薄力量图谋大事，挑起兵祸；让帷幄中的臣子实行盗贼般的谋略，把王者的军队用作袭击劫掠的计策。即使出于敌人意料之外，偶然取得一点小利，也仍然是激怒敌人而误害朝廷。何况他狂妄轻率、没有谋略，事先十天就泄露了消息，率领几千士兵进入空寨，敌军四面包围，把他们全部赶入壕沟，没有一个幸存。九重深宫是皇帝居住之所，也是宗庙社稷所在，却把国家寄托在孤注一掷的侥幸上，这是滔天大罪；即使车裂示众，死后仍有余罪，现只从轻处罚已经很宽了。太学诸生陈东等却聚众伏在宫阙之下，鼓动倡导群小，妄说宰相勾结强邻、打开关隘迎接敌人，想要起用李纲，恢复他的兵权。顷刻之间，他们聚集呼啸，达到数万人，擂打登闻鼓，呼喊声震动大地，亲手投掷瓦砾，伺机袭击大臣，杀裂宦官贵人，鲜血流满道路。天子震惊恐惧，只得替他们召回李纲，他们这才解散离去。自古以来，即使衰乱、动荡、大崩坏之时，史书所记载的事情，也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唐德宗时，任命国子司业阳城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到宫阙请求挽留他。阳城以道德、文章、品行闻名，是一代人的表率，曾经常常率领谏官共同阻止裴延龄担任宰相，声名震动天下。诸生请求留他作为师表，朝廷本来就应当听从，于是听从了；这是众人参与政事。太学是贤士通向仕进的关隘，也是礼义产生的地方。朝廷广泛设置师儒，营造宫室，增加粮饩俸禄来供养士人；祭酒、司业率领属官，博士负责教导，正录掌管规矩，恩礼深厚，教法明确完备。士人应当洗心革面、改变心志，来承受皇上的美德。陈东等却庆幸天下发生大变，蔑视官长和老师，不禀告便离开，仗恃人多制造谣言，极力诬陷朝廷，结党包庇罪人，胁迫君父，肆意杀戮，终于造成大乱。李纲却不知羞愧，仍厚着脸皮站在朝廷前列；陈东安坐在学宫中，神态得意、若无其事。如果现在不加以治理，将来一定会有掌握兵权的臣子劫持控制天子，有武夫悍卒杀害将帅，在县里杀死县令、县丞，在郡里杀死太守、都尉，以多数暴虐少数，这种祸乱一定会从现在开始。臣担任国子司业、暂代其职时，童贯修建武学，已经落成。陈东任教谕，商议率领同僚给童贯献书，请求皇帝车驾临幸。其中有人不服从，于是发展到喧闹。臣听说：“武学落成，和太学有什么关系？有人说，前些时候皇帝临幸太学，武学生按例受到恩赐，这就是陈东提出献书建议的原因。”陈东本是狂妄的书生，不守本分和义理，他的志向只是图谋一点权柄，猖狂不止，以至于称乱。现在即使还没有立即依法处死，也应当按照学规具文申报，把他屏斥到远方，终身不许与士人交往，作为众多士人的警戒，不要让他重新出来作恶，借此酿成天下祸乱，那就十分幸运了。御史中丞廖刚请求禁止妖教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刑部关报，臣僚上言请求修订确立‘吃菜事魔’的条禁，务必从轻定罪；奉圣旨，命刑部详审，申报尚书省。臣谨按《王制》说：‘操持左道以扰乱政事的，杀；借鬼神、时日、卜筮来迷惑众人的，杀。’这并不是喜欢杀人，而是因为那些邪说诡道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百姓，使他们只听从自己，于是相互带头成为作乱的阶梯。”

译如今所谓吃菜事魔、传习妖教，说的正是这种情况。臣访查听闻，两浙、江东、江西一带，这种风气正在盛行，由一个人倡导，他的徒众多至成百上千，暗中结成死党。犯罪时，每个人出一千钱，或者五百钱行贿；死后，每个人拿一根柴来焚烧，不用棺椁衣衾，也不再举行丧葬祭祀之事，一概致力于毁灭人的常道。这样，他们把君臣上下的关系又放在眼里吗？如果对此不严加惩治，养成他们的祸乱，等到动用军队讨伐铲除，杀人将会多得数不清了。宣和年间，江浙数州已经出现过这种事情，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臣听说，传习事魔、作为首领的人，大概是从中有所图利才这样做，欺骗迷惑愚民，以祸福恐吓他们来获取财物，却说这是教化；这种人最不可宽恕。查究首领，严厉依法治罪，风气自然会衰退平息。如果不区分首犯、从犯，一概想以‘不应为’之罪论处，恐怕不是用来收敛奸邪、平息祸乱的办法。臣认为，贫穷而成为盗贼，情理上有时还可以宽恕；事奉魔教并不是迫于不得已，而是故意从事邪僻、败坏风教的事情，他们的用心谋划已经不合正道，所以容易被诱导作乱。至于受诱骗的人，有时还可以从宽；那些首领，即使还没有显露叛逆的迹象，怎么可以轻易宽恕呢？臣请求陛下明断，将此事一并送交刑部详审施行。吏部侍郎李光论孙觌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绍兴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按照祖宗旧制，凡是贪赃官吏，都应杖刑后发配到各州牢城。因为军务兴起之际，难免有时征收摊派；如果再容纵贪赃官吏借机作奸，那么民力就更加困乏。这足以看出陛下以养育百姓为意，深深痛恨贪污。命令下达之日，谁不相互庆贺？如今已经过了数月，各司按察官因循旧习已久，安然不以为怪，竟使朝廷的美意徒成空文，臣私下实在痛心愤怒。自从艰难时期以来，朝廷对一切事情姑且宽容，凶狠贪婪之徒剥削百姓，毫无顾忌。何况朝廷施行法令，应当从贵近之人开始。臣恭敬地看到，前知临安府孙觌在任时贪污违法，远近传播。各司害怕他一旦重新被任用会成为自己的祸害，不敢按察揭发。孙觌的为人，朝廷都知道；前后臣僚屡次论奏，他罪大恶极，甚至辱骂君父，比仇敌还厉害，有些话是臣子听都不忍听的。陛下宽贷而不杀他，又让他再次掌管一郡，对孙觌的恩德已经很厚了。他却不改悔，反而更加肆意无赖。到任之初，以军期为名，把九县县令拘留在府中，勒令他们出钱共四万五千余缗，名义上说是助军，却不附入文历。” 他又把亲信使臣毛汝能任命为都监，让文林郎毛珪代理钱塘县令，命二人统管本府所有仓场库务，偷盗、转移、变卖等情形无法查考。郡中官僚相互顾盼、侧目而视，甚至有“人生五马贵，莫受二毛侵”的话。临安府捕获贩卖私酒的百姓，家中很富厚，孙觌命毛珪收受一千贯钱，不再解送有关官司，反而发帖给本县，直接放免。又派亲近的董姓人到新城县向百姓唐邦臣等索取一千五百贯钱，都有踪迹事实可查。任期届满后，他把犒赏库中的金银钱物与都吏、专知官等分受；到交代离任时，公库供帐中的物品也都没有归还。又把空名度牒、官告等调换挪用，收受归附的情况不清。监司往来时厚加结纳，每次到任便送馈赠，称作合食。每天只顾宴饮游乐，每次花费不少于一百余千钱。因此上下相互防范，没有机会暴露。臣恭请陛下奋发乾刚，亲自裁断，将此事送大理寺，或者派一名台官到府中设司调查，等赃证明确后，逮捕送入狱中，依法判决发遣，以警戒全体官员。至于所属州县的县令、吏人等，是迫于威势而为，且赃物没有进入自己手中，可以允许他们自首；这样或许远近听到风声，都知道畏惧收敛。” 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谨请陛下裁决。吏部员外郎陈公辅上疏说：“臣听说，今天的祸乱，实在是由于公卿大夫没有气节，忠义不能维系天下国家。平时既然没有忠言直道，到了紧急关头又怎么肯守节而死、以身殉义？难道不是王安石的学术败坏了他们吗？议论者还说，安石的政事虽然不好，学术却还有可取之处。臣认为，安石学术的弊害尤其超过他的政事。政事损害人才，学术损害人心。三经字说诋毁诬蔑圣人、割裂破坏大道，弊端不止一端。《春秋》辨正名分、确定褒贬，使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安石却使学者不研究《春秋》，不读《史记》《汉书》中记载的成败、安危、存亡、治乱，来作为圣君贤相、忠臣义士的鉴戒。王莽篡位，扬雄不能以死守节，反而出仕于他，还写了《剧秦美新》这样的文章。安石竟说：‘扬雄出仕，符合孔子所说可仕可不仕、无可无不可的道理。’五代之乱时，冯道侍奉四姓八君，安石竟说：‘冯道在五代时最善于避开灾难以保全自身。’如果公卿大夫都以安石的话为老师，难怪会没有气节和忠义了。” 中书舍人虞允文上言说：“臣恭敬地思考，神宗皇帝改革官制，清理并提升枢密都承旨这一班次，改用士人，使其位次比照仪从官列；副都承旨的选任也随之更加重要，可以侍奉在殿庐，亲自承受深宫的圣旨。武臣获得清要禁近职位，没有超过这一职位的，所以用来激励他们趋向名节、建立功业，作为百世的劝勉。神宗的谋略功业传到陛下这里而大为显明、大为承继，正因为近年廖虞弼以不称职之才被任用，不久便奉天意罢黜，当时人心都大为和悦。此后这一职位多次空置，不轻易授人。陛下传承祖宗治国心法的精妙，显明如此，记入国史，足以成为无穷的光荣。如今元居实，外朝议论认为他本来出身给使一类，从未经历亲民或边地差遣；他出入交结的又都是宦官中的强势人物，所涉及欺瞒御前、侵隐金帛的诉讼，正在台省审理而未决。如今他没有丝毫功效，却突然升入清要班次，使将士离心，这不是今天的小事。况且朝廷开始施行时，没有经过门下省审读，因而议论者纷纷，更加疑惑。这两天以来，舆论纷纷，不能置之不问。臣却擅自起草诏词进呈，实在辜负陛下的使命，罪不容诛。” 所有这份词头，臣不敢书写施行。”

译翰林学士汪藻上奏说：臣接到中书省送来的词头一道，奉圣旨：知高邮军赵士▯因为发运司上奏请求留任，命令仍旧任职；他违误朝廷命令，特降两官；苏迟另行差遣；命臣撰写诏词进呈。臣私下认为，君主的权柄不过是赏罚而已；赏赐一定施加给善人，别人才能知道劝勉；惩罚一定施加给恶人，别人才能知道警戒。没有听说一边赏赐一边惩罚也可以治理政事。臣谨按，赵士▯起初因为苏迟赴任而不肯交接，朝廷恼怒他违误诏命，特意降两官；又因为他自陈任过四任堂除官，略有劳效，加上发运使李祜上札保奏，于是又命他留任。臣不知道朝廷究竟认为赵士▯是对还是错。如果认为他是对的，那么违抗命令、不肯服从，是尧诛四凶那样的罪，不应让他留任；如果认为他是错的，那么准许他留任，是汉代优待循吏的恩典，不应让他降官。以赵士▯一人之身，在一天之间既可受赏又可受罚，臣私下对此十分疑惑。况且赵士▯自称历任有劳，却竟据守所任之地，推辞不去，公然违背诏条、不顾义理，也可以说是毫无廉耻了。即使如今缺乏人才，难道没有一个能像赵士▯一样治理高邮的人吗？” 何况新任命的人另行差遣，在任的人却拖延着继续留任，使有势力的人结交当权者，天天占据官位；没有援助的人等候缺额，到了期限，职位就被别人夺去，有人十年也沾不到一天俸禄，这就是宣和年间的风气。如今陛下中兴，正应当痛下决心革除这种弊病，为什么反而因赵士▯重新开启侥幸求留的门路呢？臣认为，如果不罢免赵士▯，恐怕人人都会效法他的行为；如果只想贪图俸禄，就会冒着羞耻自陈功劳，等到计省、监司等侥幸替他们保奏，也都能如愿了。这种风气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遏制。臣恭请陛下另行选择能干的官吏担任知高邮军，或者暂且命苏迟赴任，斥退赵士▯，作为后来鄙陋之人的警戒。关于赵士▯仍旧任职、降两官的词头，臣不敢撰写进呈。” 户部侍郎李弥逊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任命新除起居郎莫将充任送伴使臣。臣查考，近来金人派使者以难以实行的礼仪要求议和，十天一个月之间，礼仪尚未确定，朝廷内外惊惶，人心不安。幸赖陛下圣明刚果，委曲听从群臣意见，果断而毫不犹疑地裁定，致使金人屈服，写信后离去，国人欣喜，众口一词，天下实在万幸。莫将轻薄浮躁、行为不端，平素没有操守，揣摩上意、逢迎投合，只图侥幸于一时，心里打算的是自身前途，不顾社稷大计。让他和宾客交谈，臣深恐他会为错误强作辩解、文饰过失，奸邪本性不改，反复观望，暗中动摇敌情，从而辜负陛下圣孝爱亲的心意。何况莫将越级升迁，已经违背公议，如今又仓促交给他使节，委曲求全。这对莫将个人来说固然好，却不是国家之福。臣恭请陛下更加慎重考虑，罢免莫将的送伴使职务，另选忠诚守信的人，协助成就国家大事。臣职在参与谋议，如果有所见闻，不敢缄默；冒昧触犯圣听，实在惶恐战栗、惴惴不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当时金人派使者来议和，坚持要求实行难行的礼仪。秦桧担任宰相，竭力赞成屈己求和的主张。外间议论纷纷，虽然计策已经定下，却不敢实行。防御使龙如渊劝说秦桧，应当选择亲近自己的人担任台官，让他们攻击排斥不同意见的人，这样事情就能成功。于是龙如渊、施廷臣、莫将都占据要职，人人惊骇鄙视。吏部侍郎晏敦复上疏说：“前些日子龙如渊因为依附和议而任御史中丞，如今施廷臣又因为这个原因升任执政，众议沸腾，正咬牙切齿。莫将又因此升任右史。龙如渊、施廷臣是庸人，只知道观望；莫将则是奸人。陛下为什么要和这些人共同决定国家大计？请求加以斥逐，堵塞群邪进用的门路，竭力实行自我治理、自我强盛的策略。” 金人派使者来议和，监察御史施廷臣上抗章竭力赞成和议。吏部尚书张焘率领侍郎晏敦复上疏说：“臣仰思陛下痛心于梓宫尚未归还、两宫尚未恢复，因此不怕委屈自己而同敌人议和。只是因为众议尚未一致，所以不敢轻易屈从。幸而大小臣子都不再提出异议，从容进言，或许能使上天的听察回转。最终不曾屈从，这是宗庙社稷的福气。”那个施廷臣却一味逢迎投合，竟敢上抗章竭力赞成这项主张，不过把它作为自己升迁任用的资历，毫不顾及使君父受辱的羞耻，罪不容诛。” 当时边境传来王伦归来的消息，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门主持和议、阻挠恢复、培植党羽、专擅权力，祸患渐不可长，于是上书说：“臣听说，用一句话概括侍奉君主的道理，就是忠；罪过没有比欺骗君主更大的。用一句话概括辅佐政事的道理，就是公；罪过没有比图谋私利更大的。臣下背弃公义而追逐私利，刑罚赏赐就会失当；害怕君主看穿他们的奸邪，就结党交往、相互勾结，联合起来欺骗迷惑君主的听察。所以依附下属、欺罔皇上的党羽一旦壮大，威权福柄就会下移，灾祸将不可胜言。”臣看见秦桧从金国回来，陛下突然任用他，不到一年便越级升到宰辅；他却不顾国家，把威权和赏罚都窃取到自己手中，想要永远堵塞言路。奏章上呈后，秦桧被罢免；又弹劾秦桧的党羽王防、王昞、王守道，也都罢免了。秦桧被罢后，仍授任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官职待遇依旧。黄龟年又上奏说：“我近来论奏秦桧徇私欺君，应当依法处死，流放到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如今却让他任便居住，虽然是陛下委曲保全大臣的礼意，但秦桧的奸状已经暴露，反而又用儒学中最高的职名宠待他，使他优游于琳馆，听凭他自由自在。按照法律审判群盗，必定区分首犯、从犯；作为从犯的人都已经伏法诛死，难道唯独可以放置首魁不问吗？” 黄龟年又说：“臣听说，恩情没有比父子更深厚的，义理没有比君臣更重要的。不义，就会把君主放在后面；不仁，就会遗弃亲人。对君主和亲人都如此，还有什么顾忌而不敢做呢？秦桧外表敦厚而内心深沉，言语虚假、行为伪诈；在君臣面前表面上顺从，退下后却倚仗朋党相互勾结，暗中谋划阻挠。他上不畏惧陛下，中不畏惧大臣，下不畏惧天下舆论，毫无顾忌到了这种地步。欺君、营私只要有一项就可以罢黜，何况秦桧明显犯有欺君营私之处如此之多呢？”奏章一共上了三次，秦桧最终被剥夺官职。

译孝宗淳熙六年夏天，发生大旱。皇帝下诏命监司、郡守分别列举民间的利弊。知南康军朱熹上疏说：“天下的事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而体恤百姓的根本，在于君主端正心术，以此建立纲纪。天下的纲纪不能自行建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党私、反复邪曲的私心，然后才有所维系和建立。君主的内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能端正。如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都失去了自己的职责；而陛下亲近密切、共同谋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习之臣。他们在上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相信先王的大道，反而喜欢卑下的功利之说；不喜欢正直士人的直言，反而安于私下宠幸的鄙陋态度。在下则招集天下无耻的士大夫，文臣武臣分别聚集，各自进入他们的门下。对所喜欢的人就暗中为之援引，提拔安置在清要显贵的职位；对所厌恶的人就秘密诋毁，公开排挤。彼此交通货贿，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财物，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有的反而出自他们的门墙，迎合承望他们的意旨。” 那些有幸能够自立的人，也不过是谨小慎微地自守，从来不敢说一句话斥责他们。那些最畏惧公论的人，也只能略微警告、驱逐他们党羽中的一两个。既不能深深伤害他们，最终也不敢正面说出他们钱袋和巢穴所在。势力形成、威势确立，朝廷内外都纷纷向他们趋附，使陛下的号令、黜免和升迁，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说是陛下独断，实际上却是一两个人暗中掌握了权柄。最大的祸患、必然到来的忧患，近在早晚之间，而陛下却独独还不知道。” 孝宗时，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上奏揭发知台州唐仲友违法催逼税赋、扰害饥民的事实：“臣昨天访闻知台州唐仲友催税急迫，导致百姓流离迁徙等事，立即把大略上奏。如今巡行到本州天台县，据百姓拦路陈诉，本县夏税绢一万二千余匹，钱三万六千余贯。由于本州催促严厉，六月下旬已经缴纳绢五千五百余匹、钱二万四千余贯，但守臣唐仲友却责怪知县赵公植催办迟缓，派人到县中追索，叫他赴州。县里人听说后，一起号哭拦阻；赵公植回到县里，情愿分别催收各户所欠的零星税绢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内赴州缴纳，才得到释放。唐仲友于是专门发牒给县尉康及祖，催缴零欠，完全不顾三限条法以及近来屡次下达的指挥文书中明白规定的‘要在六月结束以前一切缴足’。他又发牒给县尉，催缴淳熙七年、八年拖欠的官物，专门派吏人在县中监督；还接连派承局、禁子等人络绎上路，索取钱物、扰害百姓，无所不至。又据宁海百姓申诉，本州专门派天台主簿张伯温及州吏在县中催督去年拖欠的米和下户丁税，百般扰害。” 本司正在追问此事，张伯温尚未到来，却听说他在宁海县追呼逼迫得很急，本县百姓不堪其扰，聚集喧闹，想要殴打他。张伯温知道后，仅仅逃跑才得以免难。臣私下考虑，台州连年遭受灾害，民力凋敝；唐仲友是儒臣，幸蒙皇恩任守一郡，本应专门以宣扬德泽、抚慰困苦为职责，却卖弄才智、徇私舞弊，行动往往违背仁慈宽恕。按法律，夏税的省限到八月三十日才期满；近来户部擅自下达指挥，要求七月底以前全部入库，已经是违法，而唐仲友又在户部催促的期限上再提前一个月，公然发文督迫所属各县，顿时侮辱良吏，苦害饥民，使方圆千里的百姓愁怨叹息，无处申诉，严重违背圣朝选用贤良、惠恤鳏寡的本意。何况正逢饥荒，人心容易动摇，万一果真发生事变，不知将用什么来弹压。臣虽然疏远卑微，错误地蒙受任用，职责在于按察举劾，不敢不说。臣请求陛下先将唐仲友立即罢免，以安慰本地百姓的愿望。至于其中不公不法的事情，臣将另行审查核实后上报。以上必须奏闻。” 朱熹又按察唐仲友的情况说：“臣以卑微疏远之身，承受了出使的命令。虽然衰病之余，精力不够，但奔波劳苦，不敢片刻自安，实在是因为陛下知遇深厚，想着能够仰报万分之一。如今不幸没有尽到职责，臣确实有罪，无处逃避刑罚。然而臣有一片赤诚，敢于劳烦天听。臣昨天在绍兴府道路上，听说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税苛急，百姓多有流离，便在七月十九日具状奏闻。到二十三日进入本州地界，又得知了实际情况，再次具状上奏。到二十七日，又查得他贪污、淫虐、蓄养亡命之徒的数件事实，于是再次逐条奏报。臣私下认为，圣明威严果断，一定不会宽贷，雷霆震怒，很快就会降下处分。等了二十天仍未奉到处分，唐仲友起初自知罪赃应死，也非常恐惧。这几天来，他忽然又放纵起来，追呼工匠，言语虚妄夸张；又派客将传话给通判赵善伋说：‘已经得到指挥，派浙西提刑前来调查，还不能据此定罪。’臣详细考察上述事情，原本是本司奏劾的案件；如果有指挥，应当由本司接受。本司既没有接到指挥，唐仲友凭什么会知道，竟敢传布消息，仿佛此事就要施行呢？”

译看这种情形，如果不是有人暗中替他主持、挑拨传递消息，唐仲友这个罪人怎么敢突然如此放肆？这样一来，不只是臣私下疑惑，台州全境千里之内，前些日子欢呼鼓舞的百姓，也无不心怀疑惧，战栗得像老虎犀牛将要重新从笼子里出来一样。臣恭敬地看到，唐仲友原籍婺州，他亡弟的妻子王氏如今随唐仲友一同住在郡舍。唐仲友近来又受到吏部尚书、侍御史的荐举，而他的党羽都是共同贪暴虐害之人，也都是台省要官的子弟亲戚。何况唐仲友为人一向阴险狡诈，事情穷迫、势力紧张时，求请托人，什么事做不出来？臣私下担心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党羽援助众多，曲意替他遮掩，使臣孤立的忠心无法上达，有损于陛下如日月般的圣明。加上衢州、婺州、明州灾情极重，处州士民近来又告急。臣想从这里出发遍行各州，筹划救荒事务，但台州人因为唐仲友尚未罢免，害怕他一旦重新出来作恶，便拦留臣的车马，不让臣启程。臣不得已申报尚书省，暂且留在本州，恭敬等待奏报。臣私下担心违误行程日久，按行迟缓，会辜负数州饥民的期望，给陛下增添宵衣旰食的忧劳。静心谈论事情始末，实在是由于臣愚昧，发现事情太晚，既不能及早按察弹劾，使上天的诛罚迟迟不能施行；又不能阿谀顺从权豪，与他们共同欺瞒遮蔽，因此有这两项罪过。臣本难以再居官位，只是想到本路饥民将要陷入沟壑，才不敢自行弹劾自己，谨再次把这些曲折情况冒死奏闻。” 臣请求陛下明断，先将唐仲友早日罢免，交付司法机关查究根勘、依法处置，以向台州百姓谢罪；然后再下诏给有关官署，议论臣的罪过，重重依典法处置，以向唐仲友的党羽谢罪。臣不胜庆幸。冒犯天威，臣极度恐惧战栗。以上必须奏闻。” 当时赵汝愚请求按察提刑吴宗旦、运判张伯垓的奏疏说：“臣听说，先修养自身，然后才能整顿家庭；家庭整顿好后，才能治理国家。从来没有自身不修养却能整顿家庭、家庭不整顿却能治理国家的。臣谨按，知嘉州张伯垓到任以来，施政苛刻急迫，督责财赋，许多人因此死亡；纵容子弟亲随干预政事，交通货贿，出入倡馆，丑声四处流传。起初因为提点刑狱吴宗旦与他结为姻亲，于是相互亲近狎昵，常常使用歌妓音乐宴饮，直到天亮，逐渐导致两家的子弟都有私情；众人都指名道姓，却不敢冒犯陈说。今年上元，各郡都不敢宴集，唯独听说嘉州和提刑司张灯结彩，互相争胜，连续多晚游宴，肆意欢乐，各场务、官司都被摊派骚扰。后来吴宗旦不避亲属嫌疑，错误地把张伯垓评为政绩最优，于是误导朝廷任命，使他升任本路转运判官，索取随行物品，还要求依照惯例办理。近来听说两个属官押送衙兵刚到客馆，张伯垓的几个亲随突然把衙兵抓来捆缚，鞭打索取钱物，达到数百千；两个属官见状，惭愧地退走。转运司远道接送舟船和人从，本有条例；他们又在嘉州各县索取船钱，从寺院摊取夫役脚力，各有定数，却不知道还要拿来做什么。” 一开始施政就这样，百姓将如何忍受！如今一路官吏百姓听到他们的恶名，无不震惊恐惧。臣错误地奉有使者之命，按理不能坐视不管。臣恭请陛下将吴宗旦、张伯垓特意罢免，使监司、郡守都知道修身齐家的道理，以此惠及远方百姓，实在万幸。” 汝愚又按察汀州知州赵汝劼的奏状说：“臣查考，本路汀州地势险要偏僻，风俗强暴剽悍，向来号称难以治理；稍微失于调御，他们就敢成百上千地聚集，凭借山势险阻抗拒官府。担任守臣的人，应当宽严相济，善于安抚柔服百姓，留心惠养，使上下相安，幸而无事。如今访闻，守臣赵汝劼到任以来，贪婪好色、暴虐放纵，每天只顾游宴，不体恤百姓，催督各县多年拖欠的赋税，急迫如星火。去年秋天，朝廷虽然下令免除军器物料，他州不敢再催办，却以旧欠为名，强令各县按未免除的数额认缴。各县既然没有军器摊派名目，往往又苛刻征取、暴虐敛收，以满足他的意愿。甚至有知县不堪其苦，想要自缢而死。本州两所监狱拘禁欠负的人，因饥饿而死的，前后大概有数百人。他却把收取的钱物任意胡乱挥霍。今年上元买了几千盏琉璃灯，花费一万余缗。他宠爱的官奴蔡素嫔和随行的私人仆从，都在暗中交通关节，公开行贿受贿。一郡政务，唯独听从蔡素嫔的话。又委任纳粟入官的人司理张珙和清流县丞曾注，使他们代理职官，二人都招揽权势、收受贿赂，擅自施行威福。” 所有暴虐刻薄的政事，实在都是这两个人帮助造成的。本州长期缺少推官，司理也已经任满半年以上，接替者恐怕误过年限，派人来呼叫索取迎接官吏，赵汝劼却立即把来人追回，呵斥后赶走。他偏袒这两个人到了这种地步。臣等恐怕他还另有不公不法的事情；除已派官员前去调查外，如今全郡百姓像处在汤火之中，早晚都不能自保，私下担心会另外酿成事变。臣请求陛下特地下达指挥，先将赵汝劼、张珙、曾注罢免斥退，这一方百姓就万幸了。” 汝愚又驳回韩彦质任知临安府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临安虽然号称皇帝驻跸之地，实际上所关系的事情，与中原没有不同。凡是担任守臣的人，都应精选公正忠诚、端方明亮、深知治理体要的人担任；这个职位所补任的人，本来就不是其他郡可比。可是近年来选任颇不合适，所任用的如吴渊一类，都是搜刮财物、结交权贵宠幸，以自我封殖；以至于一郡的政刑、纲纪、法度，没有不大为败坏的。各行户所欠的钱物，家家都以千万计。吴渊正奉有任宫观的命令，臣听说民间无不欢呼鼓舞，人人举手加额，认为陛下圣明；甚至有逐行逐户凑集钱物买酒相庆的，这种民情实在可以看出来。几天以来一直没有任命接替者，从士大夫到全境百姓，都说朝廷不会轻率选择郡守，一定会得到公忠端亮、深知治体的人，或许可以稍微革除前日的弊病；但任命下达之日，最终却任用了韩彦质。臣恐怕都城百姓更加失望。臣与韩彦质还不相识，也不能深入了解他的才干品行；但从一件事观察，臣因此知道他不可任用。起因是今年夏天都城失火，吴渊自知无法逃脱罪责，便把祸患推给民居，提出拆屋的主张；当时全城大为骚动，百姓怨恨叹息，但还可以推说这是暂时劳扰而换取长久安宁。”

译如今听说韩彦质又效法吴渊，想从都城门外一直到镇江府，沿路民居房屋都必须拆除数尺，于是几个郡的百姓又大为惊扰，道路上充满怨声，这实在令人不忍听闻。而且韩彦质又不够周密，颇为泄露他的意图，以至道路相传，都说皇帝不日将临幸此地；人言纷纷，终于无法掩盖。实在恐怕邻国听到此事，关系难道还不重大吗？加上韩彦质这次出行，正是和北方使者一同前往，万一北使沿途看到或听到某些情况，难道能不起疑心吗？臣因此了解韩彦质：用来谋划国家大事，十分疏略；用来治理百姓，造成很大扰害；用来侍奉君上，也是不忠。他的心意不过是想假托夸张而令人高兴的说法，迎合陛下的意旨，私下谋取美官罢了；实际上并不能替国家作长远谋划。陛下英明天纵，如同日月高悬，韩彦质的真实情状难道不能洞察吗？如今却把京尹的职位交给他，用秘殿的名号宠待他，指望他能够体恤国家、爱护百姓，臣知道他做不到。臣愚昧地请求陛下收回新的任命，精选良吏，重新确定规制，或许可以逐渐恢复祖宗制度，也使那些邀功生事、替国家招来怨恨的人从今以后稍知惩戒，天下就万幸了。” 汝愚又按察永福知县高防、罗源县尉龚史良的奏状说：“臣等私下认为，国家的治理专以仁厚宽恕为根本。设置官员，都是为了百姓。其中有人任职不当，导致百姓无辜死亡。臣等职责在于按察，不敢保持沉默。臣等恭敬地看到，本州去年丰收，今年米价也不算很贵。永福县市面上的白米，每斗不过二百三十文，完全不需要赈济出售官米。知县事、宣教郎高防擅自发放常平米出售，降价过低，又没有妥善安排。六月二十日，有男子、妇人、小儿约五千余人拥挤进入县城，互相践踏，至于林全等七人死亡，一人受伤。又罗源县先有一个行商光润，因为带着银货进城，途中被盗贼杀害。本县尉、迪功郎龚史良怀疑是邻近有前科的人项德所盗，于是连同他的儿子和受戒僧一起逮捕，在本厅逐一审讯，经过二十多天，始终没有赃证；又不依条文申报解送本县，导致项德受苦而死。本州除已经追究并召集近千人送狱根勘、依法施行外，又将高防先行对移为怀安县丞。至于高防、龚史良虽然是因公获罪，情节有可怜悯之处，但事情涉及人命，不能就此了结。” 臣恭请陛下特赐贬黜责罚，以向无辜百姓谢罪。” 吏部郎官范成大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中书省录黄指挥，召宋贶赴行在。臣认为，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陛下想见一名臣僚，有什么不可以？在上天鉴察之下，将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任用、舍弃、废止、安置都还未可预知，本来没有必定不能召见的道理。但臣从公众议论中听来，有些事情不能保持沉默。臣查考，宋贶在秦桧掌握国政时，号称秦桧亲近之人，执掌事务，成为世人所指斥的对象，其中罪尤显著的，士大夫以他的姓名为耻，到如今已经多年。臣取看他前后有关章疏，奸邪贪污的情状本来就不止一端。他担任奉使时贩运北方货物，代理京府时强行掠夺倡优，任职户部时买卖各军的银钱，领赡军事务时接受辟官的贿赂，掌管建康留钥时专门替权贵之家营造园宅。这样的事情很多，难以一概列举，臣也暂且不论。追究当初罢逐他的原因，正是因为掌管财政而不能尽职，以致左帑缺乏，支用发放无法进行。后来动用临安公使库、激赏库、赡军库等库中的钱物相互挪移，又查验空虚的旁库，命军人亲自到漕司支取。如果漕司没有钱，几乎就要酿成事变。臣僚议论说，他身为财政大臣，筹划竟到了这种地步。当时秦桧还安然无恙，而宋贶已经被斥退；由此可见，他的才干和手段已经经过检验，荒谬错误如此明显。” 如今听说忽然有召用他的命令，臣私下担心，有人会说他有使国家富强的才能和谋略，因而欺骗陛下。只要考察他当初被罢免户部职务的原因，是非真假就清楚可见了。臣听说人才难得，圣人不忍永远弃置不用，这是圣人的用心。假使是君子之人偶然触犯法律，本来应当为他拂拭尘垢而荐举任用；假使是小人而有才干，也可以掩盖他的瑕疵缺点，加以驾驭驱使。如今若认为贶是君子而偶然触犯法律吗？那么他一生奸邪污浊的声名，早已遍布海角了。若认为他是有才干的小人吗？那么在战端尚未开启以前、朝廷财富积累以后，让他从容主管版曹，却使国库空虚，甚至用虚假的旁支名目拨发军人，也足以令人惊骇了。臣私下担心，一旦进用他，不但对国家没有益处，他那些暂时潜伏、安静蛰伏的党羽，也都会受到触动，设法侥幸重新进用，只会使疑议四起，又要耗费力量加以弹压。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彰明德行、杜绝邪僻，来监察百官，正是想使国人安定，纯正统一风俗罢了。将来如果任命贶担任某职，必然导致众议纷纷，激发不安定的因素。臣蒙陛下擢升安置在西掖，主管典书命令，与其他诸臣相比，更不应闭口沉默。伏望圣上慈悲，凝聚精神详察，阅览臣这篇奏章，特意留心此事，另行赐予处置，臣将不胜荣幸。成大又上奏札说：“臣听说圣人在上位，之所以虚心接纳天下人的言论，是想扩大见闻，借助臣下的启发劝告，以弥补圣明所不能及之处。至于那些朝令夕改、乘机谋利的人，窥伺皇上的心意，靠耳听口传，编造迎合之说，来取得一时的容纳、谋求爵位，这种人将有什么用呢？国家与北方敌国，可以说是血海深仇。这种仇恨，天地神明、社稷苍生，谁不知道？陛下接受太上皇的托付，承受列圣的美德，不忘面向北方，洗雪宗庙的大耻，可以说是有志向了。这种志向，天地神明、社稷苍生，又有谁不知道？然而陛下的谋略和圣策，刚要有所施行，那些一时谋利的人，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稍微猜测圣意，便争相进献迎合之说：翻阅旧史来谈论谋略，查考地方志来讲述地理，询问北方来客以编撰军情，奔走权贵门下窥伺消息，不过如此而已。圣朝因为他们说得殷勤恳切，毫不吝惜地赏赐激励，以至于有许多平民被补授官职而离去。一个人得志后，便相互倡导应和，争相把迎合逢迎作为进身之道；传播既广，四方都随声附和，泄露陛下的机密，透露朝廷的秘密指示，这实在不是国家的利益。” 伏望圣上慈悲，与腹心辅臣共同思考国家大计的重要，审察应当先行的事务，日夜磨砺奋发，亲自谋求实际成效。凡是迎合上意的空话，只取悦一时的听闻，对国家没有益处而只使自身获利的，不必再引导提拔他们，以此开启侥幸求进的门路而轻慢国家大谋。天下幸甚。《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去除邪恶 宋孝宗时，右司谏王居安论奏韩侂胄凭借预先知晓内禅的功劳，暗中窃取大权，童奴被滥授节钺，宠妾被偷偷列入宫籍；又营造亭台馆舍，震动惊扰太庙所在的山，宴饮作乐、谈笑之声甚至传到神御所在之处。他轻慢宗庙，罪当万死。又借口大臣的荐举，完全掌握军国大权；台谏、侍从官，只按自己的意志任用，毫不顾惜公论。亲党姻亲越级取得优美官职，不问资历品秩，名器僭越滥授，动辄违背成法；暗中玩弄威权，妄自挑起边境事端。自从战端一开启，南北百姓，强壮者死于刀锋，弱小者填塞沟壑；荆襄、两淮之地，暴尸遍野，哭号震天。军需及各种费用，摊派扰乱州县，天下骚动不安。考察他的罪状，百姓怨恨、神明震怒，众情汹涌，物议沸腾。然而侂胄控制朝廷内外，不让陛下听到这些情况；宦官和宫妾都是他的私人，没有人肯替陛下进言。西蜀吴氏世代掌握重兵，近来因吴挺去世，朝廷收取他的兵权，改授给其他将领，防务安排得非常妥善。侂胄与吴曦结成死党，把节钺借给他，又授予他全蜀的兵权。吴曦的叛逆，罪责将归于谁？假使吴曦不死，侂胄还不知道会怎样。侂胄在几年之间，官位达到三公之极，爵位列为五等；对外专擅东西二府的权力，对内窥伺宫禁的严密事务，奸邪之心和叛逆行为都有明显迹象。即使侂胄本人身受斧钺之刑，仍有余罪，何况战端尚未平息，朝廷如果不能明正典刑，凭什么彰明国法？凭什么向敌人显示国威？凭什么向天下谢罪？如今如果确实把侂胄取来陈尸于市朝，就是诛戮一人而使千万人得到安宁。他活着时，侂胄既然犯有非常之罪，就应当受到非常的诛罚，怎么可以用通常的法典来论处呢？右丞相陈自强平素行为污浊，年老后更加贪婪鄙陋，只凭贫贱时的私人交情，从一个县丞超越升迁，直至宰辅；奸邪小人依附他，扰乱败坏国家常法。比较他的罪恶，与侂胄相差不多，请求追究责任，把他远远流放，以此作为臣子不忠、勾结邪党误国者的警戒。又弹劾吴曦的外亲郭倪、郭僎，将他们流放到岭表，天下人都为之称快。监察御史杜范上奏说：“从前权臣任用台谏官，一定是自己的亲信，先约定好言辞，然后才发布命令。他们所弹劾攻击的，全都承接权臣的风向，因此纲纪荡然无存，风俗大为败坏。陛下亲自处理政务，首先任用洪咨夔、王遂，痛力纠正过去的弊病，斥退奸邪。然而在朝廷中，奉行权臣意旨的情况仍然很多：提及权贵和近幸，有的曲意周旋，反而先提出请求辞官奉祠，事情因此受到牵制；有的彼此调停，最后却收下弹劾定罪的奏章。也有的弹劾墨迹还未干，任命官员的诏书已经颁布；淘汰裁减不久，随即又得到优美官职。自此以后，台谏官的风采，从前振作显扬的，一天天衰落；朝廷的纲纪，从前逐渐恢复的，也一天天败坏。”宋理宗深以为然。侍御史王十朋上奏札弹劾史浩说：“臣听说臣子的罪过，没有比怀藏奸心、误害国家，培植党羽、窃取权力，嫉恨进言、蒙蔽贤才，欺骗君主、讥讪皇上更大的。上述罪行有一项，罪已不容诛；众多恶行全都具备，又怎么可以赦免？臣谨按察尚书右仆射史浩：人品平庸低下，天性险诈奸邪。从前还是士人时，因私自酿酒获罪，性命几乎不能保全。后来在州县任吏，奸诈贪赃，恶名狼藉。史浩能够靠谄媚取悦而获得容纳，进入朝廷官列；又因机缘际会，在陛下居潜邸时侍奉陛下，及至陛下登极，便越级进入政府。史浩不知道竭尽臣子的大节、报答非同寻常的恩遇，反而施展百般机巧，获罪于公议。臣请求逐条列举他罪恶中最显著的八项。往年太上皇帝听到钦宗的死讯，内心悲痛，下诏亲征，思图洗雪国耻。知道陛下年纪正盛，智慧勇武为天所赐，便断然把社稷托付给陛下，深深期待陛下大有作为。史浩作为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诚来效力，却在义不共戴天之日首先进言停止用兵，专门主张和议，以阻挠国家大计；大概是想沿袭秦桧的旧态，谋求固宠自保。这是他怀藏奸心的第一大罪。太上皇因金主背弃盟约而愤怒，醒悟到与敌交和的失策，把边疆事务交给爪牙之臣；大将吴璘等奋勇浴血作战，收复秦陇旧地，屯兵坚守，等待时机乘势进取。即使不能长驱直入平定中原，也可以牵制敌人南下侵扰的祸患。史浩既然主张和议，害怕吴璘进取，便暗中派他的党羽鼓动浮泛的议论，妄称敌人和西夏联合进攻吴璘，远距离从中制约；又下令不退兵者斩，于是把十三州的土地全部放弃。将士丧失士气，中原人心离散，使那里的百姓遭受祸害，尽被当作鱼肉。 不只是放弃土地，这其实是放弃百姓；不只是放弃百姓，这其实是放弃信用。全都由于史浩想实现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大计。这是他误国的第二大罪。史浩任职资历浅，德行声望一向轻薄，却突然身居要职，天下人暗中嘲笑。于是他把国家的名器拿来作为个人施恩的工具，急于求进的人纷纷聚合成为一党。他的门庭权势可以炙手可热，士人的议论因此沸腾。甚至有嫡子嫡孙的称号，有亲侄过继的称呼；有人号称得到秘密传授的心法，有人号称掌握正法眼藏；名列宗派、布列朝廷的，纷纷扰扰。过去王叔文窃取权柄，有八司马之党；李逢吉掌权，有八关、十六子之徒。史浩得到时机、遇到君主如此，却想仿效叔文、逢吉的行径。这是他培植党羽的第三大罪。史浩自从参与朝政，便窃取大权，把宰相看得如同无人，对待同僚就像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