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六

译难道可以等到敌国使者在朝廷、敌军压境以后，才发现无计可施，只是空忙着惊慌张罗吗？如今国家一定认为双方意见虽然不合，但还受到盟誓牵制，所以边防处置不敢大张旗鼓。臣思考此事，莫如精选有才干的大臣，交付给边郡，使他们各自谋划防御准备，秘密整修完备，这最为妥当。何况如今边防的安排百事失当，只有选择合适的人，才是最首要的事务。北部边境的要害州军，不过十多处；从文武臣僚中选十多人，并不难找到，每人分别交付一州，使他们各自得到便宜行事的权力，像治理自家事务一样，修完城垒，训练军队，熟悉山川，储备粮食，一切都自行办理，不烦劳朝廷经营筹划；这样预先准备，还可以支撑应对敌人。至于镇州、定州一带，是最为重要的地方。张存过去在延州，因不能办事而被罢免，如今却任命他掌管镇府。王克基庸碌轻浮，不是担任将领的材料，却任命他主管定州。其余州郡也多半任非其人。臣请求陛下特意诏令两府大臣，考察现任边郡守臣中能够抵御敌人、捍卫城池、训练军队、等待交战的人，留任他们；其余才能平常、不能胜任边境职务的人，全部调换。如果秋风渐渐强劲，敌人的祸端出现，陛下试想，边境臣僚中谁能奋力作战，朝廷将领中谁可以出兵呢？臣当初刚接受谏官职务时，看见朝廷进退大臣，陛下锐意求治，必定认为群臣从此受到震动警戒，各项事务从此都会得到整顿。西北两方面的事务是最重大的事情，自然应当处置，不必等待别人进言。等到臣就职以来，已经几十天了，但政令发布却逐渐沿袭旧日弊病，只有进言的大臣拾遗补阙所提出的建议，才勉强实行其中一两项。至于讨论重大利害、端正国家纲纪、对外制御四夷、对内舒缓百姓，以及朝廷帷幄中的各种谋划，没有一件真正施行到外部。臣忝居掌管谏诤的职位，怎敢不说？伏望陛下不要忘记社稷深重的耻辱，不要让敌国交相侵犯，迅速发扬天威，督促激励臣下。还请求询问两府大臣：西部边境究竟是和好还是不和，能否保证契丹没有别的借口？如果他们有所借口，能否用朝廷的谋划和奇策加以阻止？如果没有谋略可以阻止他们，那么训练军队、选拔将领、整备边防、等待敌寇，等敌人到来后才谋划，能够不误事失败吗？臣希望陛下不要认为去年六符使者的到来可以用贿赂来解决，今后他们再有请求，事情就难以答应；也不要认为西部敌人多年为患，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此事一旦发动，天下就会动摇。臣所说的是社稷的大计，愿陛下留意并实行。修又论述西部敌人占据延州、侵夺土地的奏札说：“臣私下听说，元昊近日在延州边界上修筑城垒，强行占据侵夺的土地，想先取得土地，然后再谈议和。所以杨守素还没有到，侵占土地的谋划却已经先发动了。又听说边将不肯竭力争夺，这件事关系到的利害非常重大。臣推测敌人的意图，是看见朝廷连年用兵，只有失败没有胜利，一旦无计可施，便用丰厚的金帛购买和平；知道我国将相无人，便想轻视中国，一面索求赂遗，一面侵占边疆。这不但会助长敌人的骄横之心而难以应付，也会给国家造成不小的祸害。如今如果放任敌人侵占土地，立即修起堡寨，那么延州四面便再没有屏障，成为一座孤立的城垒。敌人完全占据要害之地，将来一旦有事，延州就无法守住。延州一旦失守，关中便会被敌人占有。由此说来，被侵占的土地不可不争。何况西部敌人议和的事情又牵涉北方敌人，如今无论愚人智者都知道议和不利，只是担心国家已经答应给的物资太多，难以中途反悔。如果能借其他事情，尚且可以断绝和议，何况这次侵地本来就是中国应当争夺的事情，怎么可以不争？臣认为，如今想急于议和而不顾利害的人，不过是边臣对外害怕抵御敌人，对内又想邀取议和的功劳，以求得到升迁任用罢了，所以不肯攻击驱逐羌人，竭力争夺被侵占的土地。” 大概小人没有见识，只图眼前荣耀进身的利益，不考虑国家长远的祸害。这样国家委屈求全、勉强与敌人通和，只是给边臣带来一时进身的利益，却使社稷遭受无穷的祸患。陛下替社稷考虑，难道不应深思吗？大臣为社稷谋划，难道不应竭尽思虑吗？伏望圣上慈悲，派一名使者前往延州，命令庞籍竭力争取元昊先前侵占的土地，不让敌人修筑城堡寨栅。如果因为这件事而得以断绝和议，就是社稷的福分。臣还担心西部敌人的来使会提出青盐之说，这件事人人都知道不可答应，也担心无知小人急于求和，仍会陈说盐利来迷惑圣听。伏望圣上慈悲，不要采纳这些浮泛的议论。” 修又论述水洛城的事务，请求保全刘沪等人，上疏说：“臣近来听说，狄青与刘沪因水洛城的事情发生争执，刘沪等人被上枷拘禁后奏报朝廷。臣私下认为，边将不和，是用兵的大患。何况狄青、刘沪都是值得爱惜的人，事情必须设法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听说，水洛城自曹玮以来，人们都心知它的好处，只是苦于难以取得，一直没有来得及经营。如今刘沪能够取得水洛城，那么这对刘沪来说功劳不小，对秦州来说利益极大。前些日子韩琦等人从西部来，听说有人论奏此事，他们并不是认为水洛城不利，只是担心难以取得、难以建成。如今刘沪已经取得，又有建成它的志向，正应当专门委托他办理此事，责令他一定完成。可是狄青的看法不同，于是形成了嫌隙。其中的利害，臣请求详细说明：国家近年来边兵屡屡失败，常常担心大将没有权力。如今如果再挫伤狄青，释放刘沪，那么不但不能满足狄青的心意，还会使沿边各将都受到威望上的打击，这是不利的第一点。臣听说，刘沪开始经营水洛城时，奋不顾身，建立功效不少，先靠力战取胜，然后诱导羌族归服，这才使党留等各族畏惧刘沪的威信。如今忽然看见刘沪先获罪，戴着枷锁入狱，那么新近投降的生户难道不会惊疑吗？”

译如果使他们突然重新叛乱，那么今后边臣凭借威信招诱各族时，谁还肯听从？不但水洛城再没有建成的期限，沿边生户也永远没有招抚的可能，这是不利的第二点。自从用兵以来，各将为国家建立功业的人很少。水洛城不但自曹玮以来一直未能取得，听说韩琦近来在秦州时，也曾想经营却没有空暇。如今刘沪奋勇竭力夺取，功业将要完成，却在中途获罪，终于一事无成，那么今后边将谁肯为国家建功立事？这是不利的第三点。臣又听说，水洛的戍守虽然能够救援秦州，却必须借助渭州来应援。如今刘沪既然与狄青意见不合，即使水洛城筑成，将来万一有紧急情况，狄青因刘沪与自己意见不同而恼怒，又想坚持自己的偏见，稍有不肯应援，水洛城就必然再次失守，这是不利的第四点。因此若把狄青调往别的路分，便是因为一个小将而调动一个部署，这是不利的第五点。这就是臣所说利害很多、最难处置的事情。臣认为，如今应当派一名中使处分鱼周询等人，迅速命令他们和解，务求两全。一定要先秘密谕告狄青说：‘刘沪修筑水洛城本来是有所禀报的，并不是擅自役使民众筑城，不同于行军作战之时。’ 刘沪看见有利可图便坚定坚持，决心把事情做成功，不可以因为违背节制而加罪。刘沪应当释放，由朝廷出面。”如果不想直接释放，恐怕会挫伤您的威望，您可以亲自释放他，使他感受到您的恩惠。将来如果出师临阵，有违背进退命令的，任凭您自行按军法处置。然后秘密谕告刘沪说：‘你违背大将的指挥，按理本来有罪。朝廷因为你在水洛建立了功效，希望你完成此事，所以谕令狄青赦免你的罪责；你应当完成这项事务，以此自我赎罪。等水洛城建成后，还要告诫狄青，不可因为先前曾有不同意见，便固执地不肯修筑，只图满足自己的偏见。今后水洛有紧急情况，尤其必须竭力应援。万一稍有防守失误，就是你挟带私情故意使它陷入危险，必定要受到重责。’这样，水洛的利益可以实现，蕃户对朝廷的恩信不会丧失，为国家建功立事的边将不会懈怠，大将的威望也不会受挫。如果不这样做，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大概既不能因惩罚刘沪而废弃水洛城，又不能因此挫伤狄青，而且此事关系重大利害，伏望圣上深思。” 修又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因为修筑水洛城的事情，虽然已经派鱼周询等人到那里察看商议，但听说周询近日有奏报，说水洛的蕃族看见狄青给刘沪等人上枷拘禁，因而惊扰骚动；周询却请求把刘沪等人带到那里。由此完全可以证明，刘沪能够用恩德和信义使当地一方归服，朝廷也一定知道水洛城有利而不想废弃，只是非刘沪守在那里不可。然而刘沪与狄青、尹洙已经形成了不同意见，很难让他们共同办成这件事。臣认为，万不得已时，宁可调动尹洙，也不可调动刘沪。又担心议论者一定会说，不可以因为一个小将而调动大将；如今如果只调动尹洙而不动狄青，就不是特意为了此事调动大将了。如果改为调动路分，提升他的差遣，或者召回授予其他官职，只要不与前后那些因事情而调动更替的人相类似，就不是因为刘沪而调动他。这样做，对尹洙没有损害，对刘沪可以保全他的功劳，对边防也有利，三方面都能得到利益。如果曲意袒护尹洙、狄青，却把立功的将校轻易挫伤，那就有三种害处：一般说来，文武官员常常按类别相互区分，武官常常怀疑朝廷偏爱厚待文臣。假如两个人发生争执，实际上是武人的道理理亏，可武人也不肯服气，只会说执政都是文臣，互相结党防护，轻易挫伤武士。” 何况如今刘沪与尹洙争执，而刘沪实际上有功效，道理并不亏曲。如果曲意给刘沪加罪，那么沿边武臣都会鼓动怨怒，这是第一种害处。自从发生西部战事以来，朝廷提拔任用的边将很多，能够建立功效的却极少，只有范仲淹修筑大顺城，种世衡修筑青涧城，刘沪修筑水洛城。臣还听说，这三件事中只有刘沪所做的尤其艰辛，他的功劳并不在范仲淹、种世衡二人之下。如今如果曲意加以轻慢挫抑，那么今后武臣便不肯为朝廷办事，这是第二种害处。刘沪如果不在水洛，蕃族恐怕认为别人不能安抚，另生事端，那么今后的边防就永远不能招抚收服蕃部，这是第三种害处。如今三种利益、三种害处，道理十分明白；只要大臣怀有公心，不对尹洙曲意党护，就不会给边防造成祸患，这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害。伏望圣上裁断施行。” 修又上疏论述西北事务说：“臣前些日子在河东，听说北方敌人的事务，议论的人说法很多而实际情况很少。敌人如果调动士兵、发动众人，修城挖壕，凡是有所兴作，都会留下踪迹。去年三月、四月间，在北界地名大柳谷、银瓮口的地方与蕃族交战，契丹屡次失败，折损了几名主将。如今正在抄防、巡防之中，到了秋冬一定会有大规模交战。这一点各方说法大多相同，并非虚妄。只是有人说夹山部落叛离而归附元昊，契丹与西部敌人互相攻打；又有人说西部敌人在河湾防守、扎营的寨兵马尤其多；还有人说两个敌人施行诈谋，想联合进攻我国。这一件事，虽然说的人很多，但按人情推测，都不可信。自从西部敌人背叛我国以来，对待契丹一向非常谨慎，大概已经与中国交战，那么对邻国委屈求全本是常理。两个敌人从来没有听说有嫌隙，却忽然接纳夹山这个小部族，反而与契丹结成大敌。只恐怕元昊这个狡猾的羌人不会做这种事，因此这样说不可信。契丹如果要防守边境，应当先从河北开始，不应当立即出兵河东。若说是要出其不意，那么兵事尚未形成，也一定不会突然进入我国险要之地。因此北方敌人一定不会攻打河东。西部敌人两年之间多次派人来与国家通好，超过常情地答应给的物资已经很多。” 如今盟约将要完成，却忽然听说契丹跋涉数百里崎岖道路，劳师进入我国险固之地。由此说来，西部敌人一定不会攻打河东。这就是不可信之处。然而北方戎人抄掠巡防、声势张扬已经很久，如今渐渐接近秋季，必定已经聚集起来。边臣只看见敌兵聚集在边界上，不能不惊疑。关键在于朝廷应当估量敌情、制定谋略，蓄养威势、持重等待，不要轻率出兵，使敌人无法窥探我方虚实，这样就算得上得计了。至于秘密筹划御敌防备的先后次第，臣现在把自己的管见逐条陈列如下。”

译一、根据当前事务，不论北方敌人是进攻夹城还是元昊，归根到底都不过是边民之间相互攻打罢了。但敌兵在我国境上，不能不作支援准备，只应持重等待，不宜立即像大敌到来一样大规模集结，反而使边远地区空虚，造成自相扰乱。只须训练士兵，在并州、忻州、岚州、宪州屯驻集结，以等待事变。太原到忻州一天半可以到达，忻州到代州一天半可以到达，岚州到岢岚一天之内可以到达，宪州也是如此。如今把军队屯驻在忻州、并州以支援代州，屯驻在岚州、宪州以支援岢岚。敌人到来，就让代州、岢岚坚守营垒、清理野外物资，等待敌军疲惫，再慢慢用忻州、岚州等地的军队攻击它。这就是用兵的方法。这样，敌兵到来时不会失去应敌的支援，敌兵不来时也不至于造成无谓的惊慌。代州、岢岚只使用去年防秋的兵数就可以了。只是要整治军械、选择将帅，这不是仓促之间能办成的，应当赶快准备。” 一、河东沿边州军的军械全都不堪使用。臣前些日子到那里，看见各处弓弩没有十几件是可以使用的。臣问是什么缘故，他们说是省司吝惜供应筋、胶，申请不到。即使供应下来，角又短，筋又破碎，不能使用。长久没有物料修治，所以导致损坏废弃。臣也知道京城中筋、胶、角非常少，但如果普遍供应给各州军，恐怕来不及。请求暂且只供应给沿边州军，并请求选派办事能干的官员，各州自行派一人到京城申请领取，随即让他们亲自监督修补。各州的木羽箭，臣曾经按不同种类用草人披甲，在三十步外用硬弩射击，有的箭杆飞掉，箭不能到达；有的箭头卷曲折断，不能射入。这是临阵会误事的东西，一百支中也没有一二支堪用。只有旧竹箭，虽然箭翎损坏、箭镞生锈，射出去也能穿入铠甲。只是数量也不多，也请求委派官员检查、修理、更换。” 一、代州知州康德舆年老懦弱，不能办事。臣正想回京奏请替换他，却最近得知已经派了张元然，康德舆却改任并代钤辖。即使这个职位也不是康德舆所能胜任的，请求给他改任一个较近、较小地方的知州或钤辖，另行选派合适的人。” 一、代州各寨的寨主、监押有三十多名，其中没有三四人是能干而懂事务的，伏请求早日实行替换。仍请求从近日臣僚按照枢密院札子举荐上来的、能够充任将领的人中，选派充任寨主、监押。” 一、岢岚军的地势连接草城川口，没有险要可以凭恃；而且城小壕浅，应当增修城墙、疏浚壕沟。请求下达指挥，调河东那打白草的厢军以及本军服役的士兵，尽早合力修葺。臣曾经上状奏请任用米光濬，并且命令知军盖光濬，因为米光濬已经知道当地事务的次第和应办事项；如果李纬突然到任，恐怕处理事情未必完全合宜，而且李纬也一定不是能长期留守岢岚的人。对于米光濬，伏请求查照臣前次奏议施行。” 修又论述麟州四项建议，上疏说：“臣前些日子奉圣旨到河东，与明镐商量麟州的事务。因为臣尚未到达时，明镐已经一面同施昌言等人先行奏议。不久接到枢密院札子，详细抄录明镐等人的奏议，命臣进一步共同从长计议。于是臣亲自到河外察看利害，与明镐等人再次商议。请求调减军马人数，可以略微减少军费，已经联合署名奏报朝廷。此外，臣另有一些浅见，应当把其中的利害和处置办法全部分条陈述，列为四项建议：第一是辨析各种说法，第二是比较保存与废弃，第三是减少寨卒，第四是委任土豪。这样才是长久的谋划，或许接近于防御边境的办法。谨将具体条目陈列如下。” 第一项所谓辨析各种说法，臣仔细考察前后臣僚的请议，他们的说法有四种：有人想废除麟州的寨名，有人想把它迁到靠近黄河的地方，有人想抽减兵马以减少粮饷运输，有人想增添城堡以招抚聚集蕃汉之民。然而如果废掉寨名却不能减少兵力，那还不如不废；如果能够减少兵力、节省费用，那么为什么不能作为州？它的城墙坚固完整，地形高峻，是上天设置的险要，可以防守却难以攻取。它到黄河和府州各自不过一百多里，如果迁到河边，也不过只近了五七十里，却丢弃了易守难攻的天然险要。由此说来，迁移、废弃这两种主张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至于抽减兵马，确实是边防议论的一端，但兵力冗余并不只是麟州的大弊病，而是在五寨。如果只减少麟州而不减少五寨，就等于没有减少。凡是招抚聚集蕃汉百姓，最是充实边防的根本；但这不是朝廷单独用力就能办到的，必须委托给边臣，允许他长期任职，逐渐推广恩德信义，不限任期年数，使成败不系于朝廷一时的急迫，而由他把招集安抚当作自己的家事专门办理，这样才可以收到长远效果。不是任期两年一换的官吏所能做到的。臣认为，减少兵力、增添堡寨的说法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没有抓住要领。” 第二项所谓比较保存与废弃，如今河外的军队，除去分批休息的以外，还有将近二万人，大体上用尽河东二十州军的力量，来供养二州五寨，只为了河外几百户边民，却耗尽数百万百姓的财力。敌人即使不来，我们自己已经困顿了；这等于让敌人不用交战就使我国百姓因防守而疲惫，而我国却承担残害百姓、收取怨恨的劳苦。这样考虑，似乎可以废弃，但还不知道保存它的利益。如今二州五寨，虽说只是空守，并没有境外百姓，但敌人也不敢占据我国土地，这仍然能够把敌人排斥在二三百里之外。如果麟州一旦议定迁移、废弃，那么五寨的形势也难以保存，兀然间府州便成为孤垒，连自守都来不及；这样敌人就可以进入占据我国城堡，在我国土地上耕种放牧，并在黄河两岸建立巢穴。如今敌人在数百里之外，沿河尚且要耗费力量防备秋季；如果让敌我隔岸相望，那么泛舟、踏冰，一年到头都要担心敌人到来，沿河内地各郡全都变成边防戍地。这样考虑，就不能不保存它，但必须找到保存它的办法。”

译第三项所谓减少寨卒，臣核查庆历三年一年的用度，麟州用粮七万多石，草二十一万多束；五寨用粮十四万石，草四十万多束，费用是麟州的两倍。在一百二十五里的土地上，排列着这五座寨子，除去分兵休息驻泊的以外，还有七千五百人；另外还要用二千五百人运送粮食，再加上并州、忻州等十州军队和百姓输送缴纳的物资，以及商旅运入往来的费用，其中冗余拖沓和劳费，无法尽数说明。各寨不过有三五十名骑兵巡逻侦察、埋伏道路，其余人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起初修建五寨时，本来不是这样：寨兵各有定额，建宁设置一千五百人，其余四寨各自只留三百到五百人。如今多出来的数目，都是后来增加的。臣认为，如今的形势稍稍缓和，不同于最初建寨之时；姑且按照旧有数额，也不至于造成过多费用。臣请求只在建宁留下一千人，设置一名都巡检；镇川、中堠、百胜三寨各留五百人，其余削减的寨兵，屯驻在清塞堡，由一名都巡检统领。因为清塞堡最靠近东面，隔着黄河就是保德军，屯驻的士兵可以就近向保德军领取粮食，不必劳烦越过黄河运输供应。” 平时过路人住在各寨、在那里用饭，五百名士兵巡逻侦察已经足够；即使有少量敌骑，建宁的士兵也可以抵御；如果敌人数量稍多，清塞的士兵也能及时援助。各处都不超过百里，这并不是减少兵力，只是把他们调移到可以就近取食的地方罢了。这样，河外可以节省费用，百姓的负担也可以得到缓解。” 第四项所谓委任土豪，如今讨论麟州的人，保存它就会使河东困顿，放弃它就会丧失河外。如果想两方面都保全而不失掉任何一方，不如选择土豪委托他自行守卫。麟州坚固险要，配给二千士兵，守卫就足够了。何况所谓土豪，就是才能和勇力在一方独自突出的人，威名已经显著，为敌人所畏惧和服从，又能熟悉敌人的虚实，凡是作战和防守，都不会违背谋划。如果把一州委托给他，他自然会把州看得如同自己的家，自己的祸福与州相连；作战会更加勇敢，防守会更加坚固。而且他的士兵既然都是当地人，与当地风俗相通、感情相接，百姓依赖他的勇力，也乐意依附他，那么蕃汉百姓就可以逐渐自行招集。这样对外能够抵御敌人、作战防守，对内能够安抚百姓、充实边防，节省费用、减少兵力，没有一件不便利。与任命官吏前往、凡事都仰赖朝廷相比，利害相差一倍。一定要任用土豪，非王吉不可。王吉现在在建宁寨，蕃汉百姓依附王吉、在寨旁耕种的已经有三百家；他的才能和勇力向来已经很有名，何况他的官阶也足以看出，他一两年之间就可以任知州。观察他以后建立的功效，如果能够善于防守，就可以世代任用他，使他长久担任守护边境的职责。” 以上臣所陈述的，是国家的大计。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裁择。如果可以施行，那么关于缓解百姓负担、减少费用的事情，容臣继续分条陈述。” 庆历三年，集贤校理余靖上奏论述元昊请求议和，应当使主动权掌握在我国手中，并加以防备，说：“臣切实听说，敌人元昊派遣私自设置的官员，接连进入境内，到达京城，想与朝廷通和。臣认为，停息战争、减少费用，使远方之人服从命令，从国家大臣到边将，都想暂时歇息，让士卒休整。臣愚昧地推测，认为挫败契丹的气势、折损西羌的锐气，不如不议和，这才是最好的防备。假如元昊贪图我国财货，心甘情愿称臣归服，那么与其造成的祸害相比，祸患反而大于今天。臣请求把道理分别说明。自从国家用兵五年以来，经历了三次大战，军队覆没，将领死亡，财用空虚，天下百姓哀号，困苦于供应军需。如今却因为契丹一个使者，便放松号令，于是使两国通好，君臣关系恢复如初。我国数年的耻辱，契丹一句话就替我们解除了。如果契丹又派一个使者向我国有所要求，把这当作他们的谢报，我国将用什么话来拒绝？如果国家又有所吝惜，他们必将兴兵责备我国，说我国背约，那么北方边境就会发生祸患，两处边境都会受敌。何况西戎自从僭越称号以来，从未受到挫折，怎么肯悔改祸乱，轻易向别人屈服？如今如果趁它的官属刚来、尚未订立确定盟约，只稍微给它一些物资，不满足它的意愿，坚守名分来压制它的僭越，即使赐给它好听的话，它也一定不会屈服；这样即使我国西部边境受到敌对，北方却不敢轻举妄动。” 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前些日子梁适出使北方时，契丹国主当面接见使者，派遣使者向西而去，意气自得，亲口说只要在发号施令之间，就能让元昊恢复称臣；这说明契丹的威势不能使西羌屈服，它自己防守边境尚且气势不足，怎么能来责备我国？所以臣认为，如今不议和，那么我国即使西部边境受到敌对，契丹也不敢妄动。如果立即与西戎结盟，那么我国议和的主动权就在北方敌人手中，中国的威势从此就全没有了。契丹责备我国，那么两处边境都会受敌，忧患就深重了。伏愿陛下与执政大臣秘密谋划，深入思考此事，不要陷入他们的计谋，那就是天下和社稷的大幸。如果万不得已要给他们财物，也必须制作成“料钱”“公使”等名目，把灵盐、银夏作为两个镇来处理；这样赏赐比过去加倍，而君臣名分却不改变。若有人想赶快达成和好而屈辱名分，天下人都会以此为耻；即使强兵压境，也只能以鲜血交战罢了。将来如果敌人自己发生嫌隙而来请求和好，主动权在我国，就不必拒绝。惟请陛下裁断。” 余靖又请求韩琦兼任大帅、镇守秦州，上状说：“臣接到五月七日诏敕中的条文，今后三馆臣僚如有边防紧要机宜和朝廷大事，都要用实封上奏。臣私下听说，朝廷已经下达敕命，派韩琦等充任泾原等四路都部署管辖官，韩琦、范仲淹都驻扎在泾州，又派文彦博任秦州知州。臣听说，军队勇敢还是怯弱，取决于将领；胜利还是失败，在于士气。臣看到元昊侵扰边境以来，已经发生了三次大战：延安之战，士卒还勇于战斗；好水之战，陷入敌人的埋伏；防川之败，没有交战便逃走。这都是敌人乘着屡次胜利的气势，而我方将领有勇怯之分造成的。臣观察元昊，虽然说是小小的羌人，实际上是狡猾的胡虏；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次序，必定先剪除我方的枝叶和附属势力，破坏我的屏障，先攻取容易夺取的地方，以此造成连续胜利的势头。金明部族距离敌人巢穴最近，所以先被攻取；丰州之地援兵难以集中，所以其次被攻取；泾原将帅软弱怯懦，所以又被攻取。这就是敌人懂得先后次序的谋略。臣私下推测，沿边各郡中，最富庶、最充实的就是秦州。敌人之所以盘旋不敢攻打秦州，有三点原因：邈川仍然强盛，杂羌尚未归附，而韩琦担任守臣；这是元昊所畏惧的，也是朝廷所依靠的。”

译如今值得忧虑的是，邈川唃族受到敌人侵扰，渐渐已经受挫，这一项依靠失去了。其余归附汉人的杂羌未必全部归顺，作为敌人的人未必已经诛灭；过去向我国坚守的部族，往往被灭族而不能救援。如今他们虽然接受我国的封赐，敌兵如果到来，他们难道肯竭尽力量援助我国吗？这是第二项依靠也失去了。如果让韩琦暂且守卫秦州，招抚怀柔各部落，用恩德信义安抚他们，训练激励士卒，用忠诚果敢来鼓舞他们，还必须选择有才干勇力的人担任战将，或许可以保全、整合三项依靠，使敌人有所畏惧。如今却专门委任文彦博、许怀德守卫这一道路，臣深深替朝廷忧虑。臣也不是敢于任意发表议论、阻挠事务，只是因为三军所依靠的就是将领。韩琦数年在边地，虽然尚未成功，但羌人和敌人都知道他的名声，士卒也信服他。如今一旦让文彦博代替他，恩信还没有融洽，遇到紧急困难时，士兵和将领难道肯听从他的命令吗？况且文彦博是新近进用的人，许怀德没有声望，羌人和敌人本来就会轻视他们。如今虽然让韩琦、范仲淹在泾原遥相节制各路，作为声援，反而更增加秦州的忧患。敌人如果采取上策，派一军守住瓦亭，那么泾州、渭州的军队就不能向南；派一军奔赴陇坻，那么岐州、陇州的军队就不能再向西；派一军直捣秦州，而援兵不能到达，羌族部落又从外部依附敌人，那么秦州就不再属于我国了。”敌人如果采取下策，派前锋羌族到处掠夺，那么我国的救兵虽然可以到达，胜负却还不能确定。如果说敌人会轻易离开巢穴，臣认为不是这样；这正是他们要出我意料的地方。臣认为，当今的计策不如赶快派韩琦兼任大帅，返回镇守秦州，增加故关的兵力，以扼守交通要冲。各路有紧急情况时，不妨相互援救，这正是关系安危的关键。增加泾州的戍兵，以抵挡敌军冲击，形成辅车相依的形势；那里有一位大将驻守就足够了。还应当选择有才干勇力的人替代许怀德，这也是最急迫的事。敌人自从显露强悍以来，从来没有受到挫折；如果得到勇将挫败它的锋芒，或许可以使它屈服。朝廷处置国家大事，臣妄自置喙其中，甘愿等待鼎镬之刑。” 余靖又上奏论述狄青不可独自担当一路军务的状文说：“臣近来奏报，建议让狄青任渭州知州、尹洙任晋州知州，认为这不合舆论，却没有得到朝廷旨意。臣切实认为，如果不是大臣完全没有忧虑边防的心思，就是微臣应当因欺罔皇上而获罪，二者之间必有一种。臣伏下心来思考，陕西四路中，只有泾原山川宽阔平坦，容易受到冲击；如果戎马的势头不能遏止，就会成为关中的忧患；关中的忧患，就是天下的忧患。因此国家自从发生西部战事以来，一直把泾原作为统帅府。前一年葛怀敏败军之后，朝廷想派范仲淹前往安抚整治，还先派中使向他说明意图；当时范仲淹不敢独自担当这一任务，请求派韩琦一同前往。朝廷便派韩琦、范仲淹共同经营谋划，又派张亢任渭州知州，狄青共同担任一路部署管辖官。韩琦等人名义上是四路招讨，实际上只是谋划经营泾原；张亢负责州事，狄青担任战将，这正说明朝廷对泾原忧虑得如此深。到去年召韩琦、范仲淹入朝，又派中使询问范仲淹：‘什么人可以代替你？’于是派郑戬代替韩琦，范仲淹充任四路招讨，尹洙代替张亢任渭州知州。到了秋天，又派韩琦、田况前往那里宣抚；由此本来就知道朝廷从未忘记泾原。” 今年已经罢免郑戬，让他回永兴，又调尹洙任晋州知州，于是让狄青一人兼任三人的职事。况且范仲淹号称最懂边地事务，尚且不敢独自担当；孙沔也是朝廷精选的人才，却托病不去。泾原既然有值得忧虑的形势，难道狄青一个人就能独自担当吗？范仲淹难道会忘记这一点吗？大臣一定认为，韩琦、范仲淹在泾原两年所形成的规制可以守成，所以专门任用狄青就足以办妥事务。臣实在认为不是这样。自从葛怀敏覆没以后，军队士气受挫，还没有取得哪怕一点小胜；百姓在遭受劫掠以后，虽然想回来恢复生活，生计却还没有准备好；只因敌人尚未来到，就以为地方已经完全充实；和议尚未确定，却早早懈怠；又抽调、削减将帅，军民的心里还有什么指望，敢于自行安居吗？况且过去只是在生户的边界内修建一座城寨，尚且有劫掠杀伤而不能互相保全，敌人的骑兵如果到来，谁还能安心？这清楚说明大臣完全没有忧虑边防的心思。起初是因为前些时候狄青、尹洙仓促行事，烦扰了朝廷；臣私下推测朝廷的意思，是认为这两个人徇行偏见之情而倡导和议，所以让孙沔位居狄青之上，想让各种事务都经过商量。如今只因为孙沔称病，便把泾原一路的兵马专门交给狄青进退调度，难道天下这么大，竟然没有一个奇才可以任用吗？” 让一个只任渭州知州的人与狄青共同办事，这是大臣考虑得太不周全了。况且事情起初是因为行事突然暴烈，朝廷不愿追究他的罪过，他于是得以专掌兵权，这究竟算是什么赏罚？又因为狄青突然从行伍中自行起身，尚未建立大功，朝廷却破格提拔，额外擢升。并且他的性情轻率暴躁、粗鄙吝啬，偏将和副将不服他，所以刘沪才敢骂道：‘尹洙乳臭，狄青不过是一个人罢了。’如今让狄青独自担当一路，难道不担心偏将副将不服，从而败坏国家的事情吗？即使听说范仲淹请求前往，朝廷如果同意，也不过是驻扎本州；重要事务仍须另行任命渭州知州，与狄青在紧急时商量作战和防守的形势。何况庞籍守卫延州，尚且还与王信等人共同办事；如今反而不如让狄青独自担当最为艰难的一路，岂不是庞籍等人以同狄青共事为耻，因而心怀怨望吗？朝廷缺乏贤才，竟到了这种地步。伏请求陛下询问大臣：如果将来敌军冲击泾原，狄青果真能够确保必胜的形势，不给朝廷带来忧患，那么臣甘愿先被诛杀、贬逐，以承担欺罔皇上的罪责。”

译庆历四年，余靖改任起居注，论述契丹请求断绝元昊贡使之事，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契丹使者耶律元衡于本月二十四日朝见完毕。朝廷内外的臣僚只听说西征的事情，又知道河东边境的奏报非常紧急，无不忧虑恐惧。虽然北方边境的事务说是征讨夹山部落，而且夹山只是小族，但契丹举全国之力征讨它，事势很大，恐怕其中另有阴谋。臣仔细思考，朝廷对于西北的大事，前后处置多有失误，所以敌人乘机放纵其侵凌。如今使者到来，一定就是这个缘故。元昊世代都自称藩臣，一旦僭越反叛，招集部众出兵讨伐，本应由我国自行谋划处理，却反而屈损中国的威势，借助契丹的援兵，借用别人的势力，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中，这是谋划开始时的失误。臣去年在契丹，契丹国主亲自对臣说，梁适离开时说过：‘等西部事情结束，派人来致谢。’后来臣拿元昊的表示给他看，使他知道元昊畏惧归服的意思。他又对臣说：‘乾元节的信使回来时，请把情况详细报告给我。’等臣回到朝廷，首先就说了这件事；只是因为吕夷简因病退职，梁适出任外官，便隐瞒说没有这番话。等到乾元节的信使萧忠孝到来，询问馆伴张锡，张锡始终不肯把元昊方面商议的情况告诉他。” 朝廷在元昊叛乱时，就派使者把情况告知契丹；等到和约将要达成时，却只是询问而不回答，契丹一定会怀疑朝廷另有异议，这是前后态度不同的失误。臣本月十六日曾经具奏陈述，推测契丹所谋有四件事：第一是借边兵，第二是借边粮，第三是假借数年所需的物资，第四是断绝元昊的和议。远远推测敌情，不过如此。假如是想借取财物，对此可以找到理由拒绝；只是同元昊断绝和议最难处置。臣仔细考虑，应该用谦逊的言辞向北方敌人致谢，用缓和的言辞安抚西部戎人；如果能够暂时缓解几年间的祸患，确实是当前可以采取的策略。然而臣愚昧地担心，战争的祸患会由此开始，处置上不应再有失误。如今如果顺从北方敌人而同西部戎人断绝关系，也会有战争祸患；接纳西部戎人而违背北方敌人，也会有战争祸患。两个敌人连谋，共同形成相互牵制的形势；北方使者刚离开，西部人一定会到来。在拒绝或接纳之间，每一步都很棘手。应当选择较轻的祸患，凭信义守住立场，使理亏的一方不在我国，这就抓住了要领。假如要舍弃元昊，把他当作外部忧患，坚决断绝盟约，使契丹不能反复借此邀功，这是最为长久安定的策略。只是恐怕谋划此事的人不能贯彻到底。况且元昊之所以抗拒中国，是因为僭越尊号、改换年号、不称臣、不奉表，这正是他强硬抗拒的表现。” 如今这些僭越行为全都舍弃，归顺我国了。谋划了三年，却在一天之内断绝和议。等这些事情已经舍弃之后，北方敌人的使者到来，又将招引元昊；以元昊凶狠的性情，难道不会心怀愤恨吗？这就是出兵祸患的起因。契丹之所以想在中国面前取得更重的地位，也是想促成和好之事，专门掌握给予或夺取的权力。如今西戎傲慢而不服从，朝廷犹豫而不答复；等到它让我国断绝和议，却又立即替它促成和议。元昊桀骜的气势，难道不会心怀愤怒吗？这也是引起战争祸患的原因。然而他们想要举兵，却先让我国断绝盟约，这全是契丹的狡猾谋略。臣仔细推测，北方敌人可能借打猎的机会作为出兵名义，想邀取成功来对我国施恩。我国应当答复说：天下百姓都是一体的，本朝的军队尚且不忍心让他们相互战斗，走向死亡受伤的祸患，何况邻国的军队冒着刀兵而不顾他们受伤，这不是兼爱南北的办法。宁可失去一个小小的藩属，也不可使兄弟之国劳师动众。萧偕回去时，我曾把这些诚意传达给他，而且契丹从未请求我国出兵，没有必要大举行动。如果元昊自己发生嫌隙、违背北朝，今天出兵，那就不再是预先商议的事情。又况且元昊的使者到来时，每每都称说北朝的意思，早先只是因为名分体制尚未顺当，难以依从。近来已经称用本朝正朔，去掉羌人僭伪的称号而称臣，只是事情关系长远，所以还须往返商议。” 如今如果事情仍按先前的情形处理，当然应当拒绝；但既然已经答应他各项事情都依照顺从办理，就应当接受他前来归附。如果他来了却拒绝他，就似乎失去了信用。况且中国凭借信义自我守持，所以能够同四海之内协调相处。倘若对西部人失信，谁还会相信我国的盟约？如果北朝因他叛乱而讨伐他，南朝因他归服而放过他，双方共同成就施恩的美名，这也是《春秋》的义理。即使他们没有知识，也理应听到这些道理而悔改心意。只是应当用厚重的财币、轻便的使者来结交他们，使他们有邀功的心思，这样他们必定会慢慢谋划我国的祸患。臣又听说，前一年契丹解甲之后，幽州也遭到劫掠，财物被强行夺取，妇女被掳，坟墓被挖掘，燕地百姓对此深受痛苦。如今河东靠近边境，恐怕会发生冲突，必须做好防备，以警戒意外。臣曾观察契丹气势凌驾中国，搜集各种事端来挑起嫌隙，最后不过归结为强弩相射、利剑相击罢了，不可不及早防备。惟请陛下筹划。” 余靖又论述元昊所上誓书，上疏说：“臣私下听说，国书已经到达京城，议论者纷纷认为，书中用隐晦言辞指责我方没有深入进军，不敢同元昊的誓书一并缓慢举行封册之礼，以观察事变，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空谈。臣前些日子在契丹，事先听到国书的意思，契丹国主亲自对臣说：如果依照请求举行封册，派使者深入敌军之前，恐怕契丹军马到达那里会误有杀伤，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隐含意思。臣又详细观察两国的形势，只有迅速举行封册，使元昊得以专心向东与契丹争战，让两国军队连续交战不止，这才是最有利于中国的事情。假设两国交战，即使有胜负，契丹也不能阻止我国预先已经确定的和议谋划。假如契丹取胜，元昊伏罪，那么我国同元昊通和，契丹自然会把这看作自己的功劳；又如契丹战败，那么我国同元昊通和本来就在前，当然不是观望形势后才决定。再加上契丹的意图在于报仇争胜，元昊难道还会无端怨恨我国吗？这些都是事理必然如此的。倘若朝廷仍然心怀犹豫，谋划不能早日确定，那么事情拖久了就会发生变化，这对我国不利。臣切实认为，元昊天性凶恶狡猾，并不是今天才知道；况且契丹强盛，他尚且敢于轻慢侮辱，何况我国在多次交战中屡屡取胜，他只是被利益诱导才肯议和，哪里是内心真正服从呢？” 如果他们知道我国故意逗留以等待局势变化，就会突然向契丹屈服，专心发泄怨愤，给我国造成的祸患未必比契丹轻。臣愚见认为，在两国胜负未分以前册封元昊，元昊就会把这看作恩德，契丹也没有借口可说。如今如果谋划防备还没有周全，两国便交战，万一契丹战败，派使者坚决前来阻止我国与西夏和好，那么我们用什么话拒绝他？不如先下敕命，派遣出使西夏、负责册封的使者，使西夏知道此事，以坚定西方贼寇的决心，让它专门对付契丹；这就是使两个敌人互相争斗的策略。希望早作谋划。

译庆历三年，贾昌朝上奏《备边六事》说：“臣私下认为，太祖刚取得天下时，鉴于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牙校势力过盛，便把他们的权力全部收回，当时认为这是有利于万世的举措。等到太祖任命将帅时，大多是依附旧臣、亲姻贵胄之人，赏赐重于惩罚，威势不及恩惠，但仍凭借神灵保佑和预定的谋略，出兵抵御敌寇，所向皆有功。从此以后，军队再也没有振作起来。近年又因侥幸得宠的子弟装饰厨传、沽取名誉，不凭功勋而坐取武爵的人很多，他们到头来不过是贪图升迁快、俸禄赏赐厚罢了。要靠他们抵御侮辱、平定祸患，又能有什么指望？然而趁边境没有事情，还能勉强自容。前些时候西羌叛乱，仓促选择将领，聚集士卒；士卒平时没有训练，本来就难以指挥；将领又没有选到合适的人，怎么能免于屡次更换？用屡次更换的将领，统率未经训练的士卒，所以交战必然失败。这是削弱方镇兵权过甚的弊病。况且因亲旧、恩幸而已经担任军职的人，本应替将士谋划作战方法，却平时全不了解，一旦把千万士卒的性命交给他们，使庸人把士卒送入死地，这是任用亲旧、恩幸之人的弊病。臣认为，镇守之地不应频繁更换将领；管军及刺史以上官员的任命，应当慎重，以等待有功之人。” 像杨崇勋、李昭亮这一类受恩宠之人还在边地任职，应当迅速另选人员替代他们，这就是臣所陈述的补救弊病的起点。”当今筹备边防最紧迫的事情，共有六项。第一，驾驭将帅：古代帝王在朝廷以内用恩威驾驭将帅，将帅在军队之外用赏罚驾驭士卒，所以军政能够施行，大功可以成就。乾德年间，太祖下诏命王全斌等讨伐蜀国，那年冬天下大雪，太祖皇帝穿着暖防、貂裘，坐在讲武殿的毡帐中，回头对左右说：“今天这里尚且寒冷得难以抵御，何况讨伐蜀国的将士呢？”随即脱下自己所穿的裘衣，派中使骑快马赶去赏赐王全斌，这是用恩德驾驭将帅。又有曹彬、李汉琼、田钦祚等讨伐江南，召曹彬站在前面，李汉琼等站在后面，手按剑匣说：“副将以下有不听命的，可以专门处死。”李汉琼等人吓得双腿发抖，退了下去，这是用威势驾驭将帅。如今任命将帅，心中先存疑忌，若不是近侍便不信任，若不是姻亲旧臣便不委任；赏赐金帛多达万数，而他们心中并不感到感激喜悦，因为这本来就是按惯例应得的。大概过去的赏赐全都沿用旧例，只有在举兵之时特别给予异乎寻常的待遇，才能感动他们的心。又如陕西四路，从部管以下，钤辖、都监、巡检之类的官员，军政都要相互参谋，计策还未定成，事情已经先泄露；对方认为可以做的我们认为不行，上级推行的下级却违抗。这样即使有主将，也不能专断号令，所以一行动就必然失败。请从今以后任命将帅时，消除疑忌，推行恩意，舍弃细小节务，责成他们建立大的功效；爵位、赏赐、威刑，都允许他们酌情便宜行事。偏将、副将以下有不听命令的，按军法论处。至于管▯、赋税以及府库中的财物，也都可以调度使用。太祖监制方镇势力过盛时，虽然削弱了武臣的权力，但边将一时之间的赏罚和财用，都听任他们专断。有功必赏，有败必诛，这就是驾驭将帅的方法。第二，恢复土兵。如今河北、河东的强壮，陕西的弓箭手之类，都是土兵的遗制。况且敌国居住在苦寒沙漠之地，厌恶粗劣衣食却喜爱驰马射箭，自古抵御寇敌，非靠这种人不可。然而河北乡兵废弃已久，陕西土兵又屡次被贼寇击破，现存的十人中不过两三人。臣认为，河北、河东强壮，除去已经诏令近臣详细制定法制之外，每次阅习时，都要考察其武力和兵技的优劣；又挑选各家壮丁来替代老弱，每乡编为一军。其中才能远超众人的，登记姓名，依次补充。陕西蕃落弓箭手贪图召募钱物的利益，每月领取粮俸，大多改隶防、刺州，混杂编入营兵。如今应当优厚地恢复他们的田地，安置他们的住宅，使他们竭力耕作、拼死作战，世世代代为边防所用；这样就可以减少屯戍，节省供应运输，成为不可改变的利益。内地州县增加设置弓手，也应大致依照乡军的办法进行阅试。第三，训练营卒。太祖曾下令各军：伙食没有肉，衣服没有丝绸；营舍门口如果有人卖酒菜，就把他驱逐；士卒如果穿有花纹的丝织衣服，就责问惩戒。往日士卒披甲戴胄，冒着风霜，攻坚克苦、服劳任事，无不一人抵得百人。如今营卒骄纵懒惰，临敌没有勇气，这大概是平时供养使用不当造成的过失。旧例三年转资，称为“落权正授”；即使不能改变这一制度，也不必一律让他们担任部管、钤辖，应当从其中选取确有才干勇力、可以担任将领的人授予相应职位。如今的兵器大多形制怪异，制造不精，又不适用，白白耗费民力。应当按照八阵的方法，依照五兵的用途，按时教练，使启、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势，进退相互依附，上下相互援助。命令说：“失去一队将领，合队都处死。”这样还担心士卒不能为我所用吗？第四，制服敌人。如今敌人毫无阻隔地同中国往来，北方各国臣服于契丹，西方各国臣服于元昊，而两个敌人合纵，形成从侧面夹击中国的形势。即使西戎前来归服，也免不了要给他们重额贿赂，这样朝廷每年送给两个敌人的财物就多得无法计算。古代防备边疆，西边依靠金城，北边依靠云中、雁门；如今从沧州到秦州、绵州绵延数千里，没有山海高峻深险可以凭借，只能依靠州县、镇戍。每年所供给的物资，又不少于数千万，必须靠天下每年的收入才能勉强供足；一旦有一个地方粮食歉收，就可能陷入狼狈。契丹近年兼用燕地汉人治理国事，设置官职同中原一样。元昊贼寇占据河南各郡，施行赏罚，善于用人，这是中国的祸患。应当估量西戎各国，如沙州、唃厮、明、珠灭、藏等族，以及北方附近的黑水、女真、高丽、新罗等地；这些地方过去都同中国往来，如今却被两个敌人隔绝，可以招募人员出使，诱导他们前来朝见。这样两个敌人必然会对这些国家心怀怨恨；有了怨恨就要防备，有了防备，势力就会分散，这是中国的利益。第五，安抚蕃部和属户，他们是边疆的屏障和辅助。比如延州有金明，府州有丰州，都是戎人归附的地方。朝廷的恩威没有树立，安抚驾驭又不得其法，近来被强敌胁迫而跟从，以致边塞各州孤立如同小小堡垒；蕃部已经败坏，土兵也衰弱，恐怕还没有攻破敌人的日期。

译请下令陕西各路沿边的知州、知军都兼带安抚蕃部的名义，多设谋略，务必招集蕃部；财赋和法令可以由他们专自处置，选择族众强盛而有功劳的人担任酋帅，像河东折氏那样，这样或许可以成为我国牢固的藩篱。第六，明确侦察候望。古代守卫疆界、出动军队，平时有行人窥探他国，作战时有前茅侦察，没有像这样审慎周密的。太祖命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统领隶州，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守晋阳，李谦守隰州，李继筠镇守昭义，赵赞统领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驻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管▯的利益全部输送到军中，又听任贸易并免除其征税，招募勇士作为间谍，所以蕃夷的情况没有不知道而预先掌握的。二十年间没有西北忧患，是善于任用将帅、精于侦察候望所造成的。如今西部边境负责刺探事情的人所得不过几千钱，只是略微进入边境，偷听传言，塞责交差罢了，所以敌情、贼寇形势以及山川道路险易的利害情况，全都隔绝而不能互通。进入不可预测的戎人之地，踏入万死之境，侦察隐秘情况、探求敌人的机要防备，如果没有重额贿赂和优厚赏赐，谁肯主动效力呢？” 希望陛下鉴察艺祖任用将帅的制度，把边臣的财物用度一概委托给专使，让他们养育勇士作为爪牙，临战时自行防卫，免受将领被杀的耻辱；招募敢于拼死的人充任侦察候望之士，使他们坐镇而知悉敌情，免受军队陷入覆败的耻辱。《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御边 宋仁宗庆历三年，枢密副使富弼论述削减军队应当清理冗员，放松边防应当掌握要领。他上奏说：“臣听说茶盐之法，是汉、唐供给财用的办法。孔仅提出建议，甚至有以刑罚相威胁的做法；桑弘羊筹划政策，把它作为安定边疆的根本。张林、卫觊相继陈述其方略，这就是煮海取盐的利益。至于张滂开始在正元年间倡议，王涯在太和年间继而议论，郑注、赵赞又都沿用这种方法，这就是开山采矿的税。国家从茶盐取得的利益，比唐代多几十倍。过去因为边疆用兵，经费不足，主管财政的官吏更加追求盈余，新旧法令屡次更改，是非争论纷纷而起，群商怨声载道，远近一片喧然。究察这些弊端，哪里还能取得什么厚利呢？试着陈述一个策略，或许可以采用。”臣曾经考究桑弘羊的学说，观察倪宽的论议；按照大夫的计策，就说：修缮障塞防备，增加屯戍，扩大货物流通、增长财利，以抵御不守法者；疏通有无，调节缓急，就必须重视根本、抑制末业，以制服豪强。考察文学之士的策略，则说：推广道德，开启仁义，必须从修养民众的朴实忠厚入手，以振兴教化；遏制贪鄙，崇尚至诚，必须堵塞谋利的门路，以勉励农业。两种办法彼此推重又互相胜负，最终没有可以共同遵循的准则。因此，沉溺于谋取财利和权势的人，不懂得兴王致治的根本；谈论古代义理的人，不懂得资助财用、备御边疆的急务。如今只会谈论兴王致治，却不能考虑当务之急，这是腐儒的议论；只会谈论资助财用、筹备边防，却不能考虑根本，这是霸业谋略的驳杂之处。如今国家追求王道，排斥霸道，国用渐渐艰难，而利税收入于是受阻，是因为军籍不能削减，边防也不能放松侦候的缘故。然而军队有可以削减的办法，边防有可以放松的谋略。所谓军队可以削减，不是能够把军队完全去掉，而在于清理其中的冗员罢了；所谓边防可以放松，不是不加防备，而在于掌握其中的要领罢了。如今内自京畿，外至州县，防守戍卫的士卒、屯驻的军队，军籍数目多达数百万，其中有不具备技能勇力的；至于瘦弱、衰老、年迈之人，徒然形成耗费和蛀蚀，这些都是可以清理的。如今屯戍边防的关键在西北。自从西羌叛命以来，朝廷控制防御的办法已经不少。北部边境虽然结交友好、奉行和好，没有轻易侵犯抢掠的忧患，但烽火侦候不可不严密，堡寨障塞不可不修缮。况且边疆所依靠的，只有骑兵和射箭。至于强弩、大盾，长矛、巨盾，箭头所射中的地方、刀刃所砍到的地方，能够洞穿胸腹、连及腋下，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能施加的。” 假如舍弃骑兵而改用步兵，那么即使参伍编制，也不能抵挡中国的一人；如果像奔驰于高处、疾驰下坡，回旋要合规矩、转折要有法度，那就不是中国的骑兵所能承受的。中国的马匹高大骏健的很少，骑士有的也不精通战阵；交战时步兵整顿，骑士奔驰冲突，往往反而相互践踏混乱。确实应当减少那些劣马和低劣兵员，保留精锐，以增加步兵。东汉曾下诏让边郡增置步兵，列阵屯驻在塞下，这就是成效。何况供给一名骑兵的草料粮食，可以养活数名步兵，难道不可以避开祸害而取得利益吗？这也是可以清理的地方。至于如今的边境侦候，多用内地军队屯驻；他们不适应当地风土，也不熟悉当地技能，却坐享储备粮食，习惯安逸和供给赏赐，长期安居享乐，不知道艰苦，有的人从未见过阵伍，甚至没有听过金鼓。一旦突然有一天需要使用，让他们穿上三属甲，雪霜加重其惨苦，寒冷侵切身体，只怕疲惫倒毙都来不及，不能算是全胜之师。边境附近的人，土俗强悍刚烈，熟悉骑射，能耐寒苦，同戎人的习俗相同。敌寇如果突然到来，他们都能保全聚落，有战斗之心；即使讨伐攻击、驱逐攘除，也曾经参用他们，但他们十人不能编成一伍，实际遗失的兵力很多。不如每年趁农闲时节，聚集勇敢强壮的人，教给他们长处技能，修缮锋利兵器，向他们说明进退的阵法，掌握赏罚的权柄，分编成部队，交由干练之臣统领；这样可以不供应粮帛，使赋税租入自行足用。让他们在前面夹击、在后面牵制，以内地军队作为两翼，就成为全胜之师了。这就是所谓掌握边防要领。这样以后，谋利的道路可以放宽，农业根本可以丰厚，教化可以振兴，贪鄙可以消除，也可以免受腐儒议论的讥刺，逐渐远离霸业谋略的驳杂。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说法荒谬，特别留意圣意。庆历四年，富弼上奏《河北守御十三策》说：“臣以为北方敌人自古就是中国的祸患。黄帝时称他们为獯鬻，周代称为玁狁，秦代称为胡，汉代称为匈奴，唐代称为契丹；名称虽然不同，实际是同一类人。他们有人民却不能施行教化，有土地却不能生产财货，寒冷时没有温暖华美的衣服，饥饿时没有甘美珍贵的食物，凡是想要的东西大多不足，只知道射猎和争战，任性满足欲望，逞强显示武力罢了。于是看见中国强盛、万物富足，而这些又不是自己所有，想求取却得不到；贪婪的本性再加上矫捷勇武，就不得不成为边境侵掠的祸患。然而祸患深浅，既取决于他们的强弱，也取决于中国的盛衰。有时只是暂时入侵，有时连年扰乱边境；有时散居中原，有时被驱逐到漠北；有时耗费兵力使他们臣服畜养，有时采用权宜办法，以抗礼相待。叛服反复相互依存，胜败没有常数。历代帝王知道情况如此，不愿困扰百姓而在外事奉四夷，所以有的说‘把他们看作教化之外的人，放任他们就是了’，又有的说‘用礼让接待他们，只要羁縻不断绝就是了’；还有的扣留他们的儿子作为人质，有的向上天盟誓，有的用金帛诱使他们满足欲望，有的结成婚姻亲好以亲近他们的内心。

译自古以来谋划政事的臣子，在朝廷上运筹策划、相互争论的，也不过是这几类办法罢了。国家刚取得天下时，声威武力震动四方，太祖把北方敌人仅仅看作一个族类，每次同他们交战，没有不取胜的。太宗因亲自征伐遭受挫败，敌人的势力于是骄横起来，连年侵犯边境，胜败各半。真宗即位之初，专门采用文德；当时旧日士兵和老将往往相继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为骚动，皇帝乘车向北巡幸。于是研究用金帛诱使他们、结交和好的办法，从此河湟百姓四十年没有见到战争。每年赠送的财物虽然稍多，但不足以抵偿用兵费用，只有百分之一二。由此可知澶渊之盟并不是错误的策略；真正令人痛惜的是，主持国政的大臣议和以后，武备全部废弃，把用心于边防的臣子说成是招惹事端，把忧虑祸患的士大夫说成迂腐背时，大多忌讳别人谈论军事，庆幸时局无事；认为敌人不敢背约，认为边防不必预先防备，认为世道永远安定，认为战争永远停息，安然自处，完全不以为忧。西北的寇敌很清楚朝廷这样办事的过失，于是暗中互相结交，乘虚谋划。边臣上奏敌国内部的事情，他们还说‘侦察人员胡乱报告’，以此希求赏赐，因而从来不肯听取。蕃使每次到来，朝廷都傲慢无礼，却还说：‘异域之人没有礼数，是非礼仪不同，本来就不必理会。’但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假装宽容，实际上是在偷取安逸，不肯为国家忘掉私利、承担责任。谋划长远大计的议论长期被搁置，因而放纵他们的奸谋，养成深重的祸患。于是到了宝元元年，元昊暗中发动叛乱，连年用兵，西部百姓困穷，却没有取胜的办法。又到庆历二年，契丹观察宋朝的过失而行动，把侮慢的书信送来，朝廷得知后内外仓皇，不知如何计议，只好增加金帛，姑且求得一时安宁。这两个边患之所以敢于如此，是国家一向轻视敌人、忘记战争、不作预先防备造成的。臣深知两个敌人的祸患终究不会平息。西边疲弱，北边就会相助；北边安静，西边就会行动。他们如果一定要生事，并不难找到借口。通和就安享厚重财币，交战就必然使官军失败；反叛以后再求和，谁敢不答应？擒拿或释放全由他们自己，来去也没有阻碍。两边相互牵制，使我国疲困，这样做有什么重大危害而不成为边患呢？又有什么后悔而要长期守护和好盟约呢？一旦背弃盟约、扰乱边境，我国就会立即困窘。如果不幸灾荒接连发生，盗贼又在国内兴起，那么两个敌人的图谋就会更加扩大。因此臣说，两个敌人的祸患终究不会平息。臣前面所陈述的西北形势，是唐朝以前戎人的情况。后来契丹取得燕、蓟以北，拓跋取得灵、夏以西，那里产生的英豪都被他们任用。他们得到中国的土地，役使中国的人民，使用中国的名号，建立中国式的家属制度，任用中国的贤才，阅读中国的书籍，使用中国的车服，实行中国的法令。这两个敌人的所作所为，都同中国一样，而又拥有比中国更强的军队和更骁勇的将领。中国所有的东西，他们全都得到了；他们所擅长的地方，中国却比不上。我们应当把他们作为强大的敌人来对待，或许才能防备抵御。怎么可以还用古代戎人的眼光看待两个敌人呢？过去既已轻视敌人、轻率作战，又不作预先防备，以致两个敌人结成祸患，成为朝廷深重的忧虑。如今又想凭借苟且偷安的形势，终于造成天下无事的假象。两个敌人各自获得丰厚利益，退兵后休养勇力，过不了几年便相互呼应、一起发动，那么就再没有金帛可以诱使他们、盟誓可以约束他们了。臣以前多次承受陛下的恩言，如今韩琦、范仲淹专门管理西边事务，命臣专门管理北边事务。臣才识没有可取之处，却冒昧承受提升任用，退下来自己反省，拿什么来完成职责？然而怎敢不勉力而为，早晚揣摩筹划，如今拟得守备六事、御敌七策，谨慎列举如下。一、河北三十六州军中，沿边和次边的州军，如北京、雄州、霸州、祁州、深州、保州、瀛州、莫州、沧州、定州、镇州、冀州十二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七军，共十九座城，都是可以控制敌寇、使其不能深入的要害之地。定州是右臂，瀛州、沧州是腹心，北京是头角；这四城是河朔所仰望的。其余十五城是指爪和支节，是四城所役使的。定州、瀛州、沧州各设置一名大帅，其余十五城分属定州、瀛州、沧州三路，全部选择良将守卫。十九城共用三十万兵：定州五万，沧州、瀛州、镇州各三万，冀州二万【冀州处在要害防区，各路都相通，所以储蓄的兵力比其他郡稍多】；保州、祁州、深州、广信、安肃各一万【保州、广信、安肃正当敌人入侵的要冲，所以三城鼎足对峙，想用彼此相互防守、互相配合来抵御敌人初入时的锋芒；祁州在镇州、定州以东，过去防备颇为松弛，后来敌骑入侵，因镇州、定州兵力雄厚而不肯走这条路，只经过保州，便从东南道路出祁州、深州，夺取冀州道路，侵犯澶州、魏州，所以祁州、深州也必须屯兵稍多】；雄州、霸州、莫州、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各五千；北京五万，作为各路救援的兵力。如今河朔平时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兵五万；到用兵时增加十万人，战兵就足够了。这三十万兵并不是像景德年间那样闭门自守，而是都要出城接战。当时守城而不敢出战，所以敌兵堂堂正正直抵澶渊，几乎渡过黄河，成为京师的祸患。如今如果让良将统率、守卫十九城，三十万人分头出动，左右纵横出入，互相救援；或佯装失误、诱敌冲击、陷入敌阵、掩袭敌军，我虽然愚钝，也不相信敌人敢长驱南下。前些年大军全屯驻在定州，却闭城不让出战，是因为担心一败涂地便没有力量救援，也担心重演中渡之变。如今即使使用三十万兵，分置于十九城，右边失败左边救援，纵向失利横向支援，难道还会有过去那样的忧患吗？此外十七城不再蓄养大军，只用本郡乡兵坚守，不让他们出战。

译一、河朔各州军的长吏，最应当选用得人，以防御匈奴造成的变乱。历来完全不加选择，把贪赃污秽、没有才能、年老昏庸的人全都派去担任，又调动更替不定。任职时间长的不过一两年，其中苟且任事的人，只办理寻常事务；至于长远的利害，知道那时已不在自己任内，大都不肯去做。前后相承，积弊已经很深。如果不选用人才并让他们长期任职，以纠正过去的过失，那么将来一旦有变故，边城守不住，敌人逐渐深入，祸患就不会小。上述十九州军，在河朔尤其是要害之地。内地的定、保、雄、霸、沧五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四军，近来已经得到诏旨选派确定，正在施行。北京已有大臣；其余镇州、冀州、瀛州、莫州、祁州、深州六州，保定、乾宁、永宁三军，北平一寨，也请选派长吏，并让他们长期任职。其中政绩显著闻名的，优先给予升迁官秩俸禄，并厚加赏赐，使他们乐于担任边疆职任，没有怨恨困苦，这样就会尽心办理职务，自愿长期任职。有的廉洁勤勉值得称许，但才能有所不足，就罢免他们，改授内地合适的差遣。如果故意乖张错误，想违抗边任，或者有罪而不能留任、但罪法还不至死，就终身废弃他们。这样人们知道祸福必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谁还敢不努力？另有事项，已经一并进呈。一、除上述十九州军的长吏以下官员外，还请诏令本路转运、提刑、安抚、部管、钤辖分别举荐人选充任，并仍交给枢密院、三班审官、铨司审核选择，不许按惯例递补；而且必须三年一换。这样上下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各项职务都能举措得当。用兵时，有可以供使唤的人，和临时向外地求取人手相比，得失相差万倍。一、屯兵守边，是古今通行的制度。所担心的是民众赋税有限，而军队粮食常常不足，必须广泛筹划经营。其中每年遇到灾荒歉收，谋划又不能解决，或者敌寇到来、增加兵力后军粮经常不足，就会横征暴敛、强行掠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百姓因此困苦，盗贼因此兴起，这是历代的忧患。河北自石晋丧失燕、蓟的险要后，没有可以固守的地方，所以蓄养的兵越来越多，积储的粮越来越厚。本朝沿袭这一办法，已经很久。到景德年间议和以后，边兵渐渐松弛，粮储也随之减少。前年敌人突然发生变故，虽然勉强恢复和好，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从此边患已经显露征兆，今后不会有安宁的年月，更应谨慎筹划防御，使边防长久而不匮乏。臣拟定养兵两条：第一，驻守边地的兵马应当留在外屯驻；驻泊、就粮的各军，全部分屯于河南的郓、齐、济、濮等州，在那里训练、供养。何况那里土地富实，不费力就能供足。大都三年轮换一次，遇到警急，就发符召回，十天内便可赶到，难道会有误期来不及的吗？这样可以略微减少河朔的苛刻征敛，使疲惫的百姓宽舒，得到安逸休息，坐等敌寇到来再使用，或许防守力量充沛，军队也有余力抵御敌人。第二，沿大河的州军，应从敖仓起运、转输河南百姓的税粮，以及漕运江淮的粮食来充实；分屯在近边的兵马，每两年轮换一次，也足以减轻河朔的困苦。这两种办法可以选择一种，或者兼用也好。不然臣恐怕没有战事时河北已经耗尽，一旦用兵，又加重征敛，百姓必然怨恨反叛，那么朝廷身边到处都是仇敌，哪里还有空闲抵御外寇呢？一、河北是最号称拥有强兵的地方，如果能全部得到精锐，就无敌于天下，何况边境呢？近年朝廷还未同匈奴议和时，敌人每次入侵，只怕北兵，而轻蔑地看待南兵。我把南北兵分别编为一军，敌阵每次必先攻击南兵；南兵溃败，就连累北军，必然失败。吸取这一教训后，曾有把南北兵混合起来作战的，北兵败逃，而南兵还剩很多，只能虚张声势，实际上不能使用。臣希望从今以后，河北增加招募当地人为禁军，料钱不得超过五百文；每编成一指挥，就替代一指挥南兵回到原营。过不了几年，三十万兵全部成为北兵；如果把他们训练得精强勇悍，匈奴自然应当畏惧服从，哪里敢轻易行动？恐怕议论者会说不应增加兵力，那么请在别路停止招募，用这批人替换那批人，也没有增加总数。得到土兵以后，不要派往其他郡戍守；粮食不足，就采用臣前面所说的养兵两条。一、北方敌人的风俗尊重亲属，通常以近亲为名义，让王、将、相治理国事、掌握兵权并加以信任。所以他们看待中原用人，也像看待自己国家一样。过去燕王在北方敌人中威望显著，他们知道他是皇叔，又有王爵，天下尊贵之人没有第二个能比得上他。敌人认为朝廷各项事务都由燕王决定，又怀疑燕王善于用兵，天下军队都由他掌管；他严刑、好杀，没有人敢抵挡。北方敌人因此更加畏惧。燕蓟的小孩夜里啼哭，常说‘八大王来了’，于是小孩就停止哭泣；每当牵着牛马渡河，有时旅拒不肯前进，又说‘一定是八大王在河里’。他们畏惧服从到这种程度。敌人每次见到南朝使者，没有不问燕王是否安好以及他在哪里的。朝廷因为燕王的缘故，也受到敌人的尊重。朝廷有这样一位亲王贤臣，每当敌人想要妄动，未必不会因为畏惧燕王而停止。今春燕王去世，有见识的人也为此忧虑，认为燕王活着时北方敌人就重视朝廷，燕王死后北方敌人就会轻视朝廷。臣也曾思考，国家的将帅既没有听闻于敌国，而亲王素有威望、为匈奴所畏惧的人又已经去世，并且再也没有听说有皇亲可以成为朝廷的屏障和辅助；敌人一定会认为王室孤立衰弱、没有扶助，根本不牢固，容易动摇。

译这确实应当成为敌人窥探测度的地方。臣希望陛下亲自从宗室中选择十几名年长、通晓书籍义理、明白人情世故的人，担任王畿千里之内各州的知州【考虑到宗室可能不通晓民政，而且有时任性行事，通判职位较低，难以规正，所以应选择一名方正严明、公正能干、地位接近朝廷的大臣担任同知州；这样才能势均力敌，共同办事而不出差错。等他们历任一两个郡，确知可以独任，再罢去同知州，只设置通判】；又选择其中次一等的数十人，担任千里以内州郡的钤辖【恐怕他们也没有训练过军政，职事不能办好，都监、监押不可削减；应选择廉洁能干、历练丰富的人让他们共同任职，并且选择贤能的守臣加以察看、裁处】。其中年少、官职较低、估计稍微可以任用的，担任京畿县的都监、监押【即使年少，也必须三十岁以上；还要选择贤能的县令、县长督导纠正他们】。并限定两年一换，也采用文武臣僚赏罚的办法来劝勉和惩戒他们。对于其中勤俭好学、善于同僚属交往、通晓熟习文法、能够治理民事的，按照才能高下分别评定，有的下诏嘉奖，有的赏赐金帛，有的升迁官秩。对于有过错的，也按照大小分别等级，有的罚俸，有的赎金，有的降官；罪过严重的，召回并贬黜到宫宅，使他们反省过错一两年。然后再派遣补任外官；凡是这样反省三次仍不改过的，终身只许奉朝请。这样教育他们、选拔考核他们，善良的必然赏赐，不善的必然惩罚。臣知道不用几年，就会有像前汉河间王、后汉东平王那样的贤宗室，这并不是难事。对内可以藩屏王室，对外可以向四夷显示威势，这是有国家者的急务。臣观察两代以后，凡是兴起而称王的，今天取得天下，明天就分封宗室，甚至襁褓中的孩子，也都封为侯、封为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国；这样分布枝叶，庇护根本，壮大王室，向天下显示盛观，使英豪没有异议、没有二心，认为四海之内全是一姓；即使有凶恶的谋划和变乱的计策，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前代帝王控制天下的长久策略。它们都记载在简牍中，验证可知是可信的。如今却把宗室埋没压抑，只同畜养一样；即使他们行为偏邪，也完全不加教训。虽有说书之官，实际上又形同虚设，竟一心只想使他们愚昧，不让他们知道善道、成为善人，这实在不是帝王养育宗室的道理。至于臣民百姓之家，凡有子孙弟侄的，没有不孜孜不倦地教诲诱导，使他们成才；因为要靠他们支撑门户、主持祭祀，若子孙不肖，家道就会沦落。又有挑担谋生的劳夫，地位微贱到了极点，每天谋求一升一合的粮食来养活妻儿，尚且每天挪出一二文钱，命令他的儿子进城学习，称为学课；也是希望儿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继承他的家业。国家富有天下，基业全盛，实在是祖宗历尽艰难才取得的，理应子子孙孙相继承袭而不断绝，作为万世的计策。怎么可以宗室充满宫中，而陛下却完全不加教导，任凭他们犯过作恶，使外族轻笑？这是陛下自己砍去枝叶，造成根本孤弱、容易动摇的祸患，臣私下对此忧虑。臣又思考，陛下任命李用和为殿前副指挥使，任命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这是任用亲属。用和与曹琮确实是亲近之人，但都是异姓；异姓尚且可以信任，那么宗室与陛下同姓，是骨肉至亲，反而不可以信任吗？陛下不过认为宗室没有人才，臣认为如今确实还没有看见这样的人，但教导他们、考验他们，自然会有人才出现。如今只有在朝会时，宗室成群结队前来，青盖满道，士大夫看见他们，才知道还有宗室；但一走出都城四门之外，就已经不知道宗室有没有，何况天下，何况四夷呢？从上古直到周世宗，其间经历何止万代，而宗室不加教导、不加考核、不予任用，衰微弱小的人，没有像本朝这样严重到极点的，难怪会成为有识之士所忧虑、为北方敌人所轻视。况且北方敌人有南大王萧孝穆、北大王萧孝惠、鲁王特哩衮、楚王伊勒希巴，像这样的近亲很多。臣前些年出使时，都同他们接触过，又询问他们国家的人，他们未必实际上个个都有才干武力；但中原听说这些人的名号，没有不怀疑他们人人都是良将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只是听到他们的名声，便怀疑他们确实有相应的才能罢了。如今朝廷如果能够尊崇培植宗室，使他们的声名逐渐显著，传到北方敌人那里，他们也会说南朝宗室有人才，根本牢固，藩屏坚实；想谋划就会停息，想行动就会停止。古代有凭实际功效成就事务的，也有凭虚声震慑敌人的。用兵尤其重视先声而后看实际，何况臣所说的办法一定能够声名和实际相称。希望陛下毫不犹疑地施行。一、景德以前，沿边土兵平时戍守本州军，敌寇到来时，才全部由各路部管司抽调起来。后来却用南兵驻守，实在没有道理。土兵居住边地，知道山川道路，熟悉敌境中的人情，又熟知敌兵的行动次序；他们还依靠营防和骨肉乡土之情，并且服从、熟悉州将的命令，所以防御一定坚固，作战一定取胜。若迁入内地，便不知道山川道路，不熟悉人情，不了解敌兵，骨肉亲人在当地也不在身边，又不熟悉州将命令，反而被怯弱的南兵连累，因此防御未必坚固，作战未必取胜。北方敌人唯独畏惧土兵，每当听说用南兵替换土兵、调入内地，敌人就非常高兴，所以敌人到来就取胜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定州主帅又寻用景德旧例，把边兵全部抽调去守定州，河朔百姓非常恐慌，认为官军必然失败。幸而敌骑中途停止，没有造成军纪失误；否则军队必定覆败。臣希望从今以后，如果敌人入侵，沿边土兵只留在本处，不再命部管司抽调转移；如果各处土兵还少，就用南兵补充；只有土兵有余，才允许部管司抽调。况且部管司自有近里的州军土兵，可以聚集成大阵【臣上篇建议十九城分别统领三十万兵出战，其余十七城属于近里州军，只用乡兵守卫，不再出战；各路部管可以在十七城聚集大阵兵】。边兵勇猛强悍，不畏惧强敌；敌骑刚刚进入时，让他们迎击正面锋芒，如果能够取得便利，作战必能取胜，那么近里州军的人心自然壮大；即使是怯弱的南兵，也会自行增加士气。假如用南兵驻在边地，遇到敌寇一战失败，敌骑乘胜南下，内外都会震恐；即使精锐全在部管司，也已经士气沮丧，怎么能保证全胜呢？

译一、景德以前，匈奴侵犯边境，必定从飞狐、易州界道东西两处关口经过阳山子、度满城，进入广信以西。后来又多从广信、安肃之间出兵。大体上敌骑通常从西山脚下入侵，大肆掠夺州军，然后从雄州、霸州之间向东撤出。景德以前，两州之间的塘水彼此不相连接，因此名为东塘、西塘。两塘交界处空旷无阻，可以作为敌骑归路，于是设置保定军，夹在两州之间以抵挡敌人要冲。后来不断开通疏导，两塘相连，虽然并不十分浩大深广，但敌人的道路也少了阻碍。然而有时严冬冰层坚厚，有时旱年水流枯竭，也可以通行，仍不是必然安全的地方。即便如此，只要用少量兵力控制扼守，敌骑就无法通过。其余从东面的泥茹海口到西面的保州一带，数百里都是塘水弥漫；如果把它作为险阻，就可以形成界限。只有从保州以西到山脚下数十里，没有塘水阻隔，敌骑可以平坦地进入。敌人如果遵守盟约不动，我们不能先行发动，只需采用臣上篇所说的屯兵办法，足以坚守。万一敌人背弃盟约入侵，采用臣的策略，就可以转祸为福，伸张志气、发泄愤怒。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今敌人如果侵犯边境，必定从广信向西而来。敌骑刚进入境内，沿边州军只要坚守壁垒，也不得出兵。敌人必定不顾一切继续前进，将要进入镇定时，也坚守壁垒。敌人一定会轻视我军而懈怠。于是命广信、安肃、保州三城打开壁垒，守兵佯作声势而不交战。敌人必定分兵前来抵御。随后命镇定彼此打开壁垒，仍然不交战。敌军既然前后都受到牵制，必定不敢长驱南下。于是我军迅速从沧州取海道，派数十艘船载轻装兵三千人，驶向州城，直逼敌境，距燕蓟近在咫尺【沧州到北界，平地水路约五百里，不需几日即可登陆；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不必携带很多辎重】。计算好行军日期，然后再从雄州、霸州之间【就是景德年间敌骑向东撤退的道路】派精兵直抵燕京。沧州的军队攻击敌人的腹心，破坏他们的积聚。敌人看到两路兵马进入，就无法应对了。燕地既然发生动乱，入侵的敌军必然产生归心，又被王师牵制而不能立即撤走。于是趁敌人进退取舍之际，让沿边三城和镇定军队合力攻击，必定大败敌军。追击败军直到燕地，把敌兵全部驱逐过山后【敌兵进入境内时会整齐列阵；如果战败出塞，就会纷纷散逃，不再有行军阵势，很容易驱逐清除】。这样敌骑就再也没有向南来的了，趁其妄动，便可一举收复整个燕地。这是为了防止几个郡陷入兵败之后形成的习俗，平息历代以来刻骨的仇恨。我自认为已经没有遗漏的谋略了。既然已经用军队守住四关，关外只有西山后新开的父牛、铁脚、猪窠三处关口，是敌人通往山后八州的道路。但这些道路都险峻狭窄，不能容纳车马【敌人凿山开路，只能供人行走，险峻狭窄，不是军队行进的道路】，即使不加防守，也没有什么危害。或者在关口旁少量埋伏兵马，放敌人入侵后发动伏兵，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杀掉。假如陛下谨慎稳重，暂时不想全盘施行收复燕地的策略，那么请在敌寇进入之后，把重兵驻扎在西山脚下；敌骑即使有所掠夺，向东撤出时也会无路可走，进退都不能如意。这样我便用十九城的兵力分头布置，进行遮击，必定使敌军退败，保证没有敌军深入的忧患。敌势既已屈服，对外物进行交易就会削弱他们；与他们讲和，长久下去也会使他们受制，这也是制服匈奴的下策。燕地有一处割让给契丹，虽然已经超过一百年，但当地风俗都是华人风俗，不习惯受匈奴统治，始终有向往华夏教化之心，常常怨恨中原不能成为他们的主人，往往感伤愤懑，以痛哭表现出来。臣前年奉命出使边廷，在边境上往返多次，边民都劝臣不要重视契丹而使百姓困苦。他们说：一旦敌人入侵，我沿边本地人中有很多豪杰，每一位豪杰都可以亲自率领子弟数百人，作为官军的先锋；只愿朝廷重新收取燕蓟，我们等人重新成为华人，即使死了也感到幸运。臣私下认为他们很豪壮，慰问致谢后离去。朝廷的力量还来不及对外防御，于是使边地豪杰的请求落空。臣虽然从未忘记此事，想着将来为国家在外部使用他们，此后不断寻访，所得到的边地豪杰颇多。将来敌人如果侵犯境内，臣一定能让所得到的豪杰各自率领乡民，编成队伍，有的做向导，有的做内应，有的冲破敌阵，有的攻打城池，大可以成为王师的助力。他们出发时就扣留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成功后就重重奖赏，臣不担心他们欺诈反而造成祸害。一、古代有外患时，常用敌国去攻击敌国，这是对中原有利的。朝廷西面有羌人的祸患，力量足以抵御，不必借求外援来帮助自己。只是北方敌人强盛，是羌人的十倍，将来如果背弃盟约，倾其全部兵力南下，王师力量如果不足，祸患就不可估量。应当谋求牵制他们的办法，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他们就会有所畏惧，不能全力进攻，我军便足以抵御。这是不可不考虑的。如今契丹已经完全制服各番，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真、渤海、□惹、铁勒、黑鞨、室▯、达靼、步奚等；弱小的番国，契丹全部占有其土地，强大的则只让它们缴纳贡赋。唯独高丽不肯服从，自称是伯夷、叔齐的后代，是三韩旧国，读书守礼义的风气不比中国差。契丹用武力控制它，高丽也不交战，后来不得已才向契丹称臣。契丹知道这不是高丽的本意，因此常常为控制它而劳苦。高丽也始终有归顺朝廷的心。臣私下看到，淳化年间，高丽国王王治遭契丹军队进入国境，派使者元郁来朝并纳款，太宗没有接受，只婉转地作了答复。又在咸平年间，高丽国王王诵派户部郎中李定古来出使，真宗也没有接受，只下了一道优厚的诏书而已。

译又在祥符七年，高丽国王王询派工部侍郎尹古带着贡表来出使，表中说：如今已经与契丹断绝关系，请求归附大国，并请求颁降正朔和皇帝尊号。真宗又没有答应。陛下即位以后，天圣二年，高丽又曾派使者来朝，朝廷派柳植主管接待此事，这件事很近，可以查考为证。前后高丽四次派使者修通贡礼，每次来都说不愿依附契丹而愿意归附朝廷，但始终没有得到允许。虽然高丽归附的心情迫切，如同口渴的人盼望饮水、饥饿的人盼望食物，没有一天忘记此事，但只要略微派人传达意旨，他们一定会前来。来了就善待他们，允许他们每年到京师朝见，赏赐比以前更加优厚，以挽回他们的心意；诏书措辞也要优美周到，以使他们满意。将来契丹又想侵犯顺服之国来逞强，我派人出使高丽激励他们，并且约定说：契丹往年无故侵占高丽三韩的土地，如今又屡次出兵深入，征取无度，高丽对此非常痛苦。我先帝重视、爱惜百姓的性命，不愿屡次同它争斗，所以每年送给它丰厚财帛，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如今契丹又想背弃恩施、肆意施毒，侵犯我国边境，我军民都十分愤怒，人人愿意拼死作战，我不敢违背众意，出兵已有日期；高丽也出兵相应，从内外夹攻契丹。契丹一旦失败，三韩的土地以及它所取得的人民、府库，全部归高丽，我一丝一毫也不取。只是要恢复原来被割让的故地罢了。高丽一向怨恨契丹侵占它的土地，又怨恨契丹每年征取过重。过去它只恨没有大国相助来断绝这种关系，听到今天这番说法，必然会听从命令。这样看来，契丹就不足以被击破了。有人或许怀疑，接纳高丽后，契丹就可以以此制造事端，对我们不利。臣回答说：前些年的嫌隙，难道是因为接纳高丽才找借口发生的吗？北方敌人的性情反复多诈，假如想背弃盟约，什么说法找不到？难道应当自己处处束缚，不敢有所作为，只等祸患到来，坐受其害吗？愚人尚且不肯这样做，何况谋划天下大事呢？高丽果真来进贡，假如契丹来责问，我们应当回答说：中原自古接受各方国的朝献，何况高丽一向奉行朝廷的正朔。只是中原过去有所阻隔，如今恢复旧日友好，我有什么理由阻止它断绝来朝？这同契丹接受各国归附是一样的。契丹怎么能使我一定不接纳高丽的贡使呢？臣又思考：如果契丹衰弱，不足以忧虑，或者能够谨守盟誓，没有侵犯中国的意图，那么何必从远方接纳高丽的归附，而忽视同契丹的约定？如今契丹吞并各番，势力强盛，唯独把中原当作敌国，并且渐渐产生凌犯中原的心思。何况前些年已经发生嫌隙，契丹自知理亏，便说朝廷虚增金帛数目，日后想借此发泄怨恨。不久它又将先采取手段来制约我们，到那时再谋划就来不及了。筹划安排，正赶得上现在这个时机。臣又曾听说契丹有这样的谋议：‘我们与元昊、高丽约定联合进攻中原，元昊攻取关西，高丽攻取登、莱、沂、密等州【又说：高丽隔着大海，恐怕不能长久占据这几座城，只要放纵军队大肆掠夺京东地区官府和民间的财物后离去】；我则攻取河北三十六州军，以黄河为界。’臣听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万一果真按这种说法行动，臣恐怕朝廷一定没有办法制止这种从外部窥伺、图谋中原的祸患。中原只是一天天因循拖延，臣不知道长久下去将怎么办。高丽多年向朝廷进贡，朝廷始终不允许，于是它决意事奉契丹，这就是它被契丹利用的原因。契丹的命令，它没有不服从的。如今朝廷如果能允许高丽进贡，正好满足它长久以来的愿望，那么它必定反过来为我所用。契丹哪里还能驱使它呢？臣熟知高丽虽然事奉契丹，但契丹实际上很忌惮它。天圣三年，契丹曾经讨伐高丽【这一年朝廷派李维出使】，高丽击败契丹军三十万，连匹马和一辆车也没有返回。从此契丹常常害怕高丽，不敢再加兵侵犯。朝廷如果得到高丽的援助，不必等契丹发动后才去求助。臣料想契丹一定会怀疑高丽成为自己的后患，最终不敢把全部兵力集中南下；仅这一点，对中国就已经是极大的利益了。臣希望陛下实行此策，不要疑虑。一、镇定西山有十多条谷口，都通往北界山后的道路。景德以前，人们不太熟悉这些道路，大概因为溪涧险峻狭窄、林木阻塞，所以敌人很少从这些道路进入；即使有进入的，也必定十分艰难。臣近来听河朔人说，契丹从山后砍伐林木、开凿道路，一直抵达西山汉界才停止。现在往来已经畅通，可以行军。臣又详细询问其中缘由，他们说：契丹过去也怀疑朝廷有收复燕地的意图，担心天兵渡过界河，向正北直趋燕京，因此敌人想出其不意，从山后进兵，侧击镇定，横行河朔，牵制王师，以解除收复燕地的忧患。臣料想往年沿边地区已经探知此事并报告朝廷。如今如果契丹从广信、安肃进入，料定我军必定用重兵抵御它的正面；如果西山另有一支军队从镇定出来，横行而从背后攻击，官军一旦败绩，大事就完了。兵家最要紧的事情不可不知，应当选派能干而谨慎缜密的人秘密前往筹划经营：怎样屯戍，怎样防御，必须预先制定能够取胜的办法，先在事情发生前安排妥当，以等待敌人到来，这才是保卫边境的办法。一、祁州、深州两城，过去不是重要郡城，驻兵很少，所以城垒狭窄低陋，不太修缮。臣私下听说，契丹如今再次入侵，知道我军重兵驻扎在镇定，不肯向南进攻，经过保州后便转取东南道路。从祁州、深州这边而来时，祁、深二城的城垒应当加宽加高，以防敌军进攻逼近【誓书说不得创制城池，如果只是因此加宽城垒，应当没有疑问】。又说，敌人既然忌惮镇定而忽视祁、深，必定认为两城兵少，没有戒备就经过。我如果乘其不备，让两城暗中派出精兵，从首尾两面呼应攻击，必定能大获成功。这取决于临战时机，不能预先完全推测，但也应当知道这一点。等到敌情变化时，就容易谋划了。一、汉、唐以前，匈奴入侵大多经过上郡、雁门、定襄等道路。大概当时中原占有整个燕地，有险要可以防守，所以匈奴不敢从这些道路前来。自从石晋割让燕蓟给契丹后，北方的险要全都归属契丹，已经没有险要可守，于是敌骑直接从燕地出来，不再寻找定襄等旧路。如今朝廷如果留意河朔边境，做好防备，使敌人无法从那里进入，敌人就必定要寻找别的道路来入侵。即使某条道路可以入侵，只要它取得定襄等地，形成犄角之势，河东就不得不大力防守。或者修筑城池，或者制造险阻；哪些地方可以设置奇兵伏击，哪些道路可以出兵牵制？这些都必须预先测量筹划。平时已有堤防和准备，临战时才足以抵御应急，不至于仓促慌乱，使河东与河朔内外相应，让敌人不能满足其欲望，这实在是边防的紧急要务。

译以上是守御的两项策略，共十三条，是臣在庚辰、壬午两年奉命出使契丹期间，在河朔往返十多次，向沿边土兵以及内地的老者询问，广泛采集并相互考证后得到的，内容非常详尽。等到达敌人的朝廷议事时，臣又颇为了解他们的情况；再查考史籍，参照当前事务，因此汇集撰述，用来副合陛下委托责成臣的心意，并不是臣凭胸中臆想妄言，冒犯圣听。只希望陛下命两府共同讨论防务，可行的迅速施行，不可行的互相诘问考察并加以纠正确定。臣一定不敢坚持己见、徇私自是，拒绝旁证。两府也不得畏惧任事、养病避责而不发表意见。这样或许能够使防务谋略得以实行，祸患得以消除。臣听说古代君主遭遇患难，就退而修养道德，便可以免除过失。因此周文王被囚羑里，专心施行教化，最终消灭独夫纣王；勾践逃脱会稽，振作精神整治武备，最终击败夫差。又听说君主忧患就是臣子的耻辱，君主受辱臣子就应当死。因此陈国君主答书悖慢，杨素便下殿请求处死；蔡州贼军强横难制，裴度发誓不与贼军和解、也不与国家共存亡。最终隋朝灭掉江南，裴度平定淮西，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君臣各自的作为都合乎正道，没有不建立功业、声名流传后世的。昨天契丹背弃约定，索求无度；朝廷以中原的尊严相待，敌人竟敢如此。陛下固然还没有听说周文王、勾践那样恢复仇国、洗雪耻辱的决心，臣也没有看到杨素、裴度那样为国死难、平定叛贼的志向。像这样却希望排除祸患、解决纷争，建立功业，如同古代君臣一样，怎么可能做到呢？臣估计北方敌人势力正强，足以入寇，却动辄肯谈和，这是有谋略的；先谋划然后行动，是把它作为万全的防备。臣又估计中国的形势，就像有人坐在堆积的柴薪上，而火已经燃烧起来；虽然火焰还没有烧到身体，也可以说十分危险了。北方敌人这样强大，中国的处境又这样危险，却还不赶快寻求救急的办法，难道是想像秦朝那样由内部腐烂，像梁朝那样自行灭亡吗？臣身居枢府，早晚忧惧，只恨不能找到为国效死的地方，稍稍解除国难。愿解除臣的机密职务，授给臣河朔一个重要郡，使臣能够施展拙力经营边防事务。臣虽不敢保证从此没有忧患，但料想或许可以稍稍减轻陛下北顾的忧虑。伏望陛下早日裁决施行。弼又论说契丹不会侵犯河东，上疏说：‘臣昨天在垂拱殿奏事，奉宣谕得知这次契丹到云州接受礼物，恐怕会在河东制造事端，命令两府设置防备。这实在是臣错误地承受了陛下的奖擢，却没有提出安排，导致外患使圣上忧虑。臣听到命令后震惊不已，来不及安坐。退下后自行思考，只得到一些粗略看法，切实认为契丹一定不会侵犯河东，理由有九条：没有名义，这是第一；它动辄声称是王师，不肯秘密发动，这是第二；河北地势平坦，可以长驱直入，它一定不会从河东险阻之地来，那里容易进入却难以出来，这是第三；河北富实，河南空虚，它一定不肯攻击空虚之地而让我们保全富实之地，这是第四；河北没有防备，河东有防备，狡猾的敌人萌生南下之心已经很久，临事时一定不肯舍弃没有防备之地而进攻有防备之地，这是第五；如果想乘我军不能预料而进入，就应当采取诡道，仓促出兵，一定不肯先报告说到云州接受礼物，这是第六；契丹起初与元昊相约，要使中国困苦。前年契丹背弃约定而重新同中国讲和，元昊怨恨契丹坐受中国增加的财币，因此产生嫌隙，屡次说怨恨的话。契丹害怕元昊侵扰，于是压迫元昊边境，修筑威塞州来防备它；而保族多次杀死修筑威塞州的役兵，契丹又怀疑元昊派使者来，于是出兵向西讨伐，验证其并非欺诈。现在契丹一定没有防备同元昊联合入侵的道理，这是第七。’ 契丹珍惜燕地，就像人珍惜心腹；如果侵犯河东，难道不会防备我军以攻燕作为牵制它的策略吗？如今没有听说它在燕地设防，这是第八；契丹自从得到燕蓟以后，就不再从河东入侵，这是第九。臣考察这九件事，所以知道契丹一定不会侵犯河东。臣现在只论说眼前的情况，不认为河东当前有祸患；以后形势如何，就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臣认为契丹将来的祸患一定在河朔【河东只能作为牵制之地】，所以臣近来奏陈河北守御策略，因而请求镇守一个重要郡，自行办理其事，并交两府讨论；意见未能合议，只暂且命田况前往那里按照臣所说的办理。这只是平时从容办理的措施，并不是当前确实紧急的意思。河朔两三年来虽然名义上说是设置防备，实际上还不能抵御敌寇，只是虚张预备的声势，反而足以助长敌人的奸计，使祸患更加严重，不可不思考。臣前些年奉命出使契丹，按理不应增加送给它的财物，因为朝廷当时正全力经营西部各郡，无暇顾及北方事务；于是臣忍受羞耻，屈意自抑，每年增加所送财物，姑且用来安抚敌军、延缓祸患，希望日后洗雪耻辱。臣如今请求此事，确实希望陛下答应；不要不停增加兵力来防备敌人，以使百姓安定。至于臣个人的羞耻和国家的耻辱，或许还可以洗刷，臣将感到无比幸运。’ 弼又论说元昊所上誓书，上疏说：‘臣近来看到元昊所上誓书和表奏，言辞礼节恭敬顺从，完全遵守朝廷所约定的内容，只是在边境事务上略有商量。等杨守素等人到京，请同他们婉转顺和地商议，表示一定讲和的意愿，使他们深信不疑；不能因为他言辞恭顺，却在原约之外另行责问刁难、强行索取。应当多方容纳，使他不再有防备我方之心，那么他一定会竭力同契丹相持。如果两个敌人彼此厮杀，双方都有损失，这是朝廷的福分，是上天借给我们的机会。假如商议断绝和约，或者大幅拖延而不能成功，那么元昊一定会再次同契丹联合，像从前一样成为祸患，这是必然的道理。臣料想契丹一定不肯同朝廷断绝友好，余靖这次出使，保证没有其他忧患。将来如果派使者前往致谢，所带的谢礼不可超过规定数目；如果过多也没有好处，还请陛下再加详慎选择。’

译庆历五年，弼任河北宣抚使，论说河北七件事，上疏说：‘臣认为，河北这一路，大概是天下的根本。古代还没有失去燕蓟之地时，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作为中原的险要，隔绝关外的匈奴，使其不敢南下；历代帝王还都极力防守，从未轻视。自从晋祖失去整个燕地，北方的关隘险要全归契丹，契丹来时便一片坦荡，没有阻碍。况且河朔的士卒精悍勇猛，不同于其他道路的军队；得到他们的心，可以为我所用，失去他们的心，就会成为大患，怎么能不留意这里，反而轻视呢？臣昨天奉诏宣抚河北，从渡过黄河向北以来，遍访当地人，熟悉祖宗以来边防事务和关键情况的人，听他们所说，都很有条理。太祖、太宗时，契丹入侵，边兵有时防守失败，却不能长驱直入。真宗初年，边兵也稍有失利，却出现敌军长驱的祸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祖、太宗时曾多次出兵深入进攻讨伐；敌寇到来时，又督促诸将发兵迎战。敌骑即使获胜，也知道我军会相继打开壁垒，援兵四面赶到，因此没有退藏的恐惧，所以匆忙出塞，不敢长驱。到了真宗即位，惩戒防师失败，于是下诏给边臣：敌寇到来，只命令坚守壁垒、清理野外，不许出兵；即使不得已出兵，也只许依城布阵，并且临阵不许相互杀伤。’ 贼兵知道我军不敢出战，于是在坚守壁垒的我军面前不顾一切地前进，一次侵犯大名，一次侵犯澶渊。因此虽然没有防师失利的过错，却有敌军长驱直入的忧患。真宗再次来到河朔，幸而讲和，否则后果就难以预料了。臣曾任史官，私下查阅国史，再用当地人的说法相互验证，大致相合。既然已经知道祖宗朝守御的利弊，又进一步思考如今的情况，认为不如祖宗朝的地方有七条：朝廷号令不统一，前后互相矛盾，事情有缓有急，各地不能遵行；北方敌人一旦行动，必有缺漏错误。这是号令不如先朝严明，第一。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至今已有七年，大大小小共经历十多次战斗，每战必败，官军沮丧畏惧，望见敌势便胆怯。这是威令不如先朝震慑显赫，第二。北方敌人的兵力又不是西部贼兵所能相比，一旦发生变动，怎么能凭威武取胜？两府大臣不敢主持事务；即使有人主张某事，果断执行，横加议论的人便群起而来，惑乱圣听，事情因此常常遭到破坏，刚实行又停止。所以朝政不能振作，北方敌人一旦行动，事情关系安危，谁敢替朝廷主持执行？四方多事，这是执政者不如先朝大臣能够主持决断，第三。’ 天下百姓没有得到足够的恩惠和信任，摊派征发又很重，侵害深入肌肤骨髓，百姓悲愁怨恨，无不想要作乱。近年凡有盗贼，响应的人如云一般多，足以看出人心多有叛离。北方敌人一旦行动，大军四面会集，百姓必定有人窥伺时机而起事；自己忧虑内部祸患，哪里还顾得上防备外部忧患呢？这是民心不如先朝牢固团结，第四。朝廷费用浩大，财物已经耗尽；从百姓那里征取，百姓已经困苦，从府库取用，内库又有限。如今河北各州军，除了粮食储备稍有准备以外，其余仓库无不空虚。北方敌人一动，费用无边无际，如今还没有筹划财用来源的办法。这是财用不如先朝丰足，第五。外有强敌窥伺中原，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必须有健将。如今河朔只有一两人可以充任偏将、裨将，五七人可以在阵中任使；北方敌人一旦行动，大军全部会集，却没有将帅统领。这是将帅不如先朝有谋略勇气而轻视战阵，第六。军政废弛，士卒骄纵懒惰，平时很少约束，不超过鞭打责罚；他们已经谋杀都将，结伙逃跑。如果突然调发，让他们面对箭矢和石块，难道不会发生变乱并同外寇合势作恶吗？’ 前些日子保塞发生事变，沧州的士兵想劫掠瀛州，莫州的士兵想劫掠顺安军；除此之外，来到城下的士兵没有不在白天抢劫人的，完全没有畏惧忌惮。这件事离现在很近，可以作为验证。这是士卒不如先朝严肃整齐，第七。以上七件事，都是臣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敢沉默，因为恐怕关系边防大计。伏望陛下特别留意圣心，以先朝已经验证的成效革除因循的弊病，奋然亲自作出决断，作为长久的策略，臣不胜幸运。’ 仁宗时，蔡襄任知谏院，论说拒绝两个敌人的请求都会成为边患，上奏说：‘有人说，现在拒绝两个敌人都会成为边患，应当怎样处理？臣认为，应当比较轻重形势，执行合乎理义、占据道义正当的一方。但沿边也必须做好防备。如果契丹发动一次进攻，我军不能决胜，那么人心就会动摇，中国的形势将十成中失去五六成。何况元昊的和议尚未确定，契丹又以兵力威胁他，两个敌人互相谋议。元昊据守陕西，契丹据守河北，合兵出自河东，那么中国所要防备的地方很多，兵力就会分散；这是天下最危险的形势。’ 蔡襄又上奏说：‘有人说：先前所陈述的沿边地形和形势，优势在我，那么它的好处在于出兵进攻吗？回答说：出兵进攻还没有看到好处。为什么呢？我方虽然有地形上的优势，但西部敌人的土地也有很多险隘，这些都是地利；只是作为客军的一方多败，作为主军的一方多胜。如今如果出兵进攻，而且西部敌地缺少水草，又要运输粮草，穿行崎岖山谷，敌人一定会深远逃避。我军如果进攻，敌人一定派兵凭险设伏，断绝我军粮道；前进不能进攻，停留又粮食供应不足，后退一定会有敌军掩袭。这就是出兵进攻好处少。有人说：既然不能出兵进攻，又不能通和，只增加兵力守边，费用越来越多，什么时候才能击破敌人呢？回答说：如果边郡的帅臣能够设计谋略，诱使敌人来侵犯再击败它，那么元昊就可以得到控制。这是最好的策略。’ 蔡襄又请求大力整治边防的关键事务，上奏说：‘有人说契丹的事情如此，朝廷应当增加兵力、选择将领来抵御。臣认为不对。不去除弊病，不寻求要害，兵力越多反而越分散，这是危险的事情。臣所谓寻求要害，第一是改变军法；第二是把兵权交给必定主战的人；第三是在行军作战中选择偏将、裨将；第四是裁去无用的士兵；第五是把守边兵和应援兵分开，形成首尾救援的形势；第六是选择重要险要郡县的长官。这六件事修治以后，才可以谈边防。如果因循旧有弊病，就看不到可以取胜的日期，这是当前最紧急的事务。’

译蔡襄又请求拒绝契丹的请求，上奏说：‘契丹如今以出兵帮助中国讨伐元昊为名，假装表示善意。朝廷如果不答应它的请求，契丹一定会以此作为借口。况且它把军队驻扎在云州，正对着雁门的道路；如果轻易同它结盟讲好，就会成为边患。河东、河北一定要大加防备。’有人说：‘契丹如今在云中，只是帐下的兵马，没有调集其他部族，一定不是大规模进攻。’臣说：‘元昊回去后，只要抓住这个事端发布檄文起兵，不超过一个月就会大规模集结，难道不会成为祸患吗？祸患就在眼前；如果拒绝契丹，就应当迅速做好准备。’ 蔡襄又请求接纳元昊的使者，上奏说：‘臣等伏见，北方敌人请求断绝西部敌人的使者，北方使者刚离开，西部敌人归附的消息已经传来。如果听从北方敌人，就会害怕西部敌人；接纳西部敌人，就会害怕北方敌人。不知朝廷之上准备怎样谋划？自从元昊侵犯边境以来，国家只有屡次战败的耻辱，没有一战取胜的荣耀。如今又忍受耻辱、屈身低头，用金帛购买和平，却不能自己处理，还要借狡猾敌人的手来办。在敌人相互对抗时，梁适派耶律音出使元昊的那时候，中国今天的祸患已经萌发了。中途本来有可以悔改的道理，但大臣固执地陷于不明白的迷误，事情到了今天，形势怎么能够停止呢？即使北方敌人安然不动，等到和议之后来邀功，也已经成为我国的大患。两个敌人使用诈谋：一个前来纳款，一个请求断绝和约，使中国也断绝和约，让我们不知听从谁；这同样会成为祸患。两个敌人确实有嫌隙而互相攻击，使中国接纳西部敌人便违背北方敌人的心意，顾及北方敌人又失去同西部的友好，也足以成为祸患。但同样都是受祸患，就应当选择较轻的。什么叫选择较轻？就是迅速接纳西部敌人。如今推测两个敌人的情况，无非是表面上互相怀疑，实际上有嫌隙或实际上没有嫌隙罢了。况且等到我同西部讲和后再来责求回报，这本来就是北方敌人的意图。如今和议将要成功，它却反过来请求我们断绝和约，究竟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它自恃强大，认为能够指挥中原吗？它认为讲和必须由它决定，不讲和也必须由它决定，想使元昊相信中国讲和与否都由它支配，所以假托有嫌隙的名义，派遣请求断绝和约的使者。假如中国竟然听从它的请求，元昊就不得不相信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由它决定。这就是北方敌人以同西部贼人有嫌隙为名，使元昊相信中国不能自由行动的做法。这样，它向南可以指挥中原，向西可以使羌人信服；日后又可以把它说成替元昊治罪的名义，再使中国同它通好。它料想我们今天已经听从了它的请求，那么日后一定不能违背。假如到了这种地步，中国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了。由此说来，两个敌人即使实际上没有嫌隙，只是诈称有嫌隙来请求断绝和约，也一定不能听从。如果实际上有嫌隙，那么接纳西部敌人多少对中国有利。西部敌人刚同北方敌人结下嫌隙，又同我国讲和，便可以没有南顾的忧虑，向东集中力量抵御北方敌人，一定不肯轻易断绝同我国的盟约。北方敌人即使极想同西部交战，元昊即使我们不听从它断绝和约的请求，也不会有力量分兵来侵犯中国。由此说来，即使两个敌人确实有嫌隙，也尤其应该早日接纳西部敌人。臣伏思，两个敌人互相争斗，中国忧患危急，大概都是由于从前所议两端不一致、迟疑不决；臣实在担心西部使者已经到来，议论此事的人还要更加迟疑。伏望圣上慈悲，凭睿智作出决断。’ 蔡襄又请求在通和之后尽早筹划费用，上奏说：‘自从赵元昊狂妄悖逆以来，朝廷每天从关东调发兵马，作为边郡的守备。然而沿边州军一向只按现有人马和粮草作一两年的计划，如今增加兵力和马匹，比旧日必定多出数倍。至于运送粮草、转运兵甲、修缮城塞、宴犒供给赏赐的费用，每天都在增加。如果按一年计算，所需费用大致一定比每年多一倍。边兵既然没有罢止的期限，费用就会越来越多。臣恐怕几年以后，一定会有大臣上奏，请求赏赐元昊金帛，同他通和。臣认为这不是国家长久的计策。如果元昊削去尊号，按照臣子的礼制恢复旧制，朝廷只需赦免他的罪，也不应当大量给他金帛同他讲和。金帛是他狂妄悖逆所换来的，何况元昊哪里肯削去称号？有什么名义可以赏给他金帛，同他讲和呢？国家送给北方敌人的费用已经不少，如果再同西部敌人通和，使北方敌人窥测中国的强弱，开启它的狡诈之心，就不是小事了。臣认为朝廷将来停止通和的议论，不如及早筹划，减少费用开支。如果费用不能比往日减少，又凭什么长久维持并制服狂悖的敌人呢？’ 宋庠在崇政殿与枢密院共同答复手诏说：‘臣等本月十七日，承蒙圣慈召赴崇政殿，面赐手诏各一封，并命中书、枢密院一同商量答复后上奏。臣等恭敬读到圣训，内心震惊；退下后详细研究，才稍稍分列出条目。由此知道皇帝陛下在思虑中预防危机，表面上是在求取办法，实际上是在事情发生前寻求策略；忧思深重而勤勉诚恳，广泛咨询良策。这实在是圣人劳心谦逊、思考治理天下，广泛搜求、普遍询问，不因睿智高明而掩盖平常的谋略，不因谋略高深而拒绝浅近的益处；即使舜帝喜好询问、禹帝拜受进言，也没有超过这样。岂只是臣等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然而臣等参与听闻政事，都忝居近侍机构。自去年春天陛下在秘殿费心咨询、在迎阳殿广泛采纳意见以来，当时中书、枢密院也应当分条答复紧急政务。不久陛下曾当面谕示，认为两府是辅助天子裁决重大政务、总理四海，谋议并评定百官的才能；有时一句话可以防患，有时一点成效可以辅助时政，凡有所见所闻，就应当裁决处理，不必等候诏命才进献谋略。但圣旨再三丁宁，臣等无法推辞，只能厚着脸皮等待获罪，粗略陈述大纲；虽然承蒙天地包容过失的仁德，终究惭愧于未能体现股肱与君主同心一体的美德。如今再次烦劳圣上清问，这是加重了从前的过失；既不敢坚决拒绝诏令，又愿意共同陈述公论。臣等感戴恩德、承受宽免，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敢不尽心共同上陈愚见。’

译臣等谨按圣诏的大意：如今契丹因为有向西征讨的战事，派使者前来告知，深恐它狡猾多诈，另有索求，诡计多端，将怎样答复？臣等私下认为，敌人的本性虽然不能期待它遵守仁义礼法，也不能靠文书言辞约束它；见到利益就行动，发现空隙就争夺，狡诈多疑，本来就是它的常态。至于迎合或背离所带来的劳逸、利害的轻重，即使是这种不仁之人，也会有所选择。契丹自景德年间通好以来将近五十年，双方使节每年往来不绝，金帛大量输送到幽州、朔州；它不使战马劳累便坐享厚利，边境烽火不燃便自称邻国。如果它始终保持这个盟誓，可以说是安逸而不劳苦，常常得到资财，可以说是有利而无害。如今如果它自己违背信义，故意制造事端，必定想破坏盟约而图谋入侵，那么它的部落就要承受征发调动的苦楚，酋长豪强必须承担尝受战争诱饵的代价，穿越边塞必有箭石交战胜负的忧虑，掠夺郊野所得不过牛羊、粮仓的收获。我们如果坚守壁垒、持重不动，积蓄力量等待敌人疲惫；敌人离去就不追击，来犯就固守，只怕他们所得不再有五十万之数。舍弃交聘而进行战斗，就是背离安逸而趋向劳苦；断绝每年的输送而改行掠夺，就是利益变小而祸害加重。如果果真采取这种行动，’ 那就叫作没有谋略。何况如今契丹特意派使者前来，还没有失去和睦邻国的意思；而且西北正发生争端，边境都知道，既然议论出兵，本来就应当互通消息。过去高丽战事、近年河西出兵，都派遣使者，实际上已经成为惯例；没有听说前后两次使者来访另有其他索求。况且契丹常常说大话，想要平定西夏；如今如果请求财物来资助费用，便是在向别人显示自己的软弱。遥相推测敌情，恐怕没有这个道理。万一它狂妄狡诈，真的说出过分的话，那么在答复之间，可以重新援引誓书；既然它理亏我方有理，又何愁没有说辞？但希望朝廷暂且用镇静来安定局势，使浅薄的谋略和横加的议论受到抑制而不被实行。圣意又担心它假借报告西征，暗中准备从南面进攻；山川地形之中，什么地方可以作为控制扼守之处？臣等私下认为，向来河北、河东两路各有控制道路、会集兵马的地方，也有救援边境的处所，只因为要保持信誓，不敢公开改变部署。如果由于这次使者来访便违背旧约，就可以命令两路迅速前往边境查验驻屯，或者扩展塘水来扼守敌军冲要，或者修筑军城来遮断贼军道路；凿山填谷，还有什么不能做的？部署军队、分派兵力，只随形势变化而调整；事情到了再应对，也不算迟。圣意又想到各方面辅佐协助的人才，以及统帅、偏将、裨将的任用，有的人难以自行推荐，有的人需要借助众人的推举来树立威望；能够防御安抚、安定局势的人，谁可以担当呢？’ 臣等认为，将帅的人才，不只是当今难以得到；能够威服御敌的谋略，回顾前代也很少遇到。然而古代圣帝明王选拔人才、擢用士人，从没有借助已经过去的人才，也不等待未来的俊杰，而是一定用当世的人治理当世的事情。不能因为当今没有韩信、白起这样的将领，就废弃军帅；也不能因为没有龚遂、黄霸这样的官吏，就罢免郡守县令。关键只在于激励、奖赏、培养和任用人才的办法怎样罢了。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方法，又何必忧虑人才不足？如果赏赐不超过功劳，惩罚一定与罪过相当，上面没有姑息迁就的施恩，下面没有侥幸求免的念头，那么即使懦夫也可以让他手持符节统制军队，女子也可以让她挽起衣袖奔赴敌阵，何况选择勇武之才、使用训练有素的军队呢？大的法度一旦实行，贤能的人就不能隐藏自己的谋略，何必自行推荐？有智慧的人自有机会施展才用，何必等待众人推举？至于安抚、安定、镇御的方法，也就任凭所派之人施行了。圣意又想到河朔救济之外，军粮储备缺乏，以及往后财用如何节省，又加上冗余士兵仍多、战马尚未繁育，都十分焦劳，命令臣等一并详尽陈述。臣等认为，冀州一带不幸因决堤泛滥而成灾，中途各州军按例遭到淹没；这不是由于其他缘故，完全是河防所致。百姓已经流亡，田地还不能耕种，暂且可以任凭他们前往适宜之处，以求到宽广富饶的地方谋生；各地加以安抚，使他们或许能够存活。议论这件事的人大多想让州县拿出粮食来救济百姓。打开空仓赈济饥民，确实是深厚的仁德；各营接连缺乏储粮，更不是小事。请求严令三司以及安抚使、转运使等，凡属于本路的浮费，暂且一律停止，把调运粮食放在首位，把安定百姓作为紧急事务。若按过去秋夏西路丰收的情况推测，一定还有余粮可以使疲敝的民众得到恢复。至于冗兵这一件事，最是削减费用的重要方面。近来虽然屡次下达指挥，命令拣退天下数以万计的冗员，也已经另行催促督办。其余各项条令，怎敢不申明？这就是从今以后节省财用的办法。至于战马增耗的问题，责任在监牧机构。然而从前出产马匹的地方，如今都不属于中州，只能借助四夷同官府互市取得。切听说边关的狡猾之徒，从来不肯拿出名贵的良马，白白耗费财物，按例所得大多是劣马。弊端的源头既然如此，造成的祸害实在深重。至于其余各坊、监、官司与华人、戎人贸易的事务，还请求下令群牧制置使多制定条约，酌量确定价格，重申赏罚，用来督促蕃部繁殖马匹。如果经常举行整治修治，也恐怕可以恢复过去的数目。然而我们如今所陈述的几件事，正是日夜奉行的事务；既然实行了又再陈说，按道理不过如此。私下担心群臣的议论另有长处，希望圣上慈悲，把将相、学士以下对诏所作的文字全部取来，交付中书、枢密院商议办理。这样不仅可以免除逃避尸素之责，也确实符合朝廷内外共同谋划的原则，天下至公之道在这里得到体现，就是最好的结果。惟愿陛下留心财用，幸察此事。庠又答复皇帝亲笔诏书说：“恭敬地接受手诏。诏书说，贼人元昊尚未平定，边防需要用兵，烦劳圣上忧虑，因而询问我们这些臣下。臣私下认为，贼人元昊据险抗拒，只图苟且偷生，巢穴深固；如果要兴师越境，必须任命将领并且得到合适的人选。又因为承平以来长久没有征伐，即使有骁勇之士，也都不是久经战争的人。何况在粮饷运输方面，劳费十分巨大，陕西百姓承担的征发已经很多，如果再随军转运，就更加难以供应。暂且静守边境，颇可说是适宜的办法。如今边臣通常沿袭旧路，没有谋划抵御寇敌的策略，只急于提出增援军队的说法。必须确立一定的制度，使它能够长久实行。沿边州郡都有熟户蕃兵，却不能训练整齐，只是一味姑息。虽有很多弓箭手，但部伍编制不清。至于本城蕃落、定功之类的军队，也没有严格整顿。凡是防守据点，全都借用正军，因此造成调发的烦劳，也不免有征敛之困。又设置了许多小寨，反而使蕃部粮储损耗。平时军势被分散得虚弱，临敌时又不能自守，敌人奔冲掩袭，正是由此造成的。应当委托转运使和各州长吏，根据户口编籍确定土兵，每到农闲时轮番训练阅兵。仍然选拔勇敢而有统属能力的人，充任不同等级的将校。”

译那些熟户蕃兵，也必须防备、集合并整顿齐备，检点人数，与本城兵和弓箭手在每次临阵时分前后次序使用。凡是贼兵出入的道路以及应当拦截的地点，都可以扩建大寨，命弓箭手和本城士兵驻守。各处不能废弃的小寨，只酌情留下附近的土兵看守侦察，不得大量积存粮草。朝廷派去的禁军，全部委托本部设置钤辖以及各路臣僚，按照贼势远近筹划策应。这样，坚守就有固定的办法，东部兵力也可以减少。因为依靠当地人熟悉道路，那里一旦有集合调动，就容易侦察，也自然可以避免敌军奔冲。而且兵籍一向确定，经费有定额，转运粮饷的劳苦也逐渐可以节省。过去每次招募蕃户服役，耗损很大，主帅只听信他们的空话，临阵时恐怕反而误事。今后不必白白耗用金帛；还应招募各州长吏中能够训练军队、修整完备战备、胆识勇力和才干为众人所称道的人。朝廷应当为他们保全，不追究小过；任期届满而有成绩的，增加官阶并留任，使他们的恩德和信义惠及众人，用来明确地奖赏激励。臣等一向不懂军事，承蒙居于近列，恭敬接受圣明询问，却不能符合天心，惶恐战栗到了极点。” 庠又答复皇帝特旨下发的手诏说：“恭敬地接受二月二十七日的手诏。诏书说，逆贼元昊违抗命令，阻隔西部边境，命臣等详细筹划方略，并将实封奏章一并呈进。臣仰读圣旨，惶恐出汗。臣等愚昧驽钝，没有什么才干，在宰府任职待罪，承蒙圣恩包容养护，没有揭露我们的过失。臣等早晚思虑，却未能有所补益。如今羌戎中的小部族违背恩盟，轻率地制造战乱，穿越边塞进行盗掠；而将领和官吏不熟悉战事，烽火警报又不明确，使这个微小的逆贼竟然积累了上天降下的惩罚。这都是臣等谋划防备不周、任职不称的罪过。陛下幸而施行大恩，不忍加罪，反复告诫下谕，使我们明白您的意旨。这确实是向卿士谋划、向樵夫百姓询问所得的成训。然而臣等身居三公之列，职责不同于百官，认为中书、门下是政令发布的机构，也是朝夕接受询问的地方；事情无论大小，谋划无论远近，都可以把我们平庸浅陋的意见全部坦诚地每日陈述在陛下面前，随宜处理政务，不应有所隐瞒。不应当再等待清问，才重新分条陈列。至于守御方略的要点，则可以立即同枢密院商议决定；粮饷运输的常规便利办法，即交给三司、转运司办理，很快就能看到虚实。凡是有关启奏的概要，都可以施行。这是陛下所明察的，即使让各人分别陈述自己的意见，也不会超出这些内容。” 惟有诏旨中关于深入敌境进行讨击的一项，臣等一向不敢轻率议论，并不是想要挫损朝廷的威严，只是因为形势有轻重，时机需要进退。请允许臣试作说明：中原人见惯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将领中不到六十岁的人没有经历过鸣金击鼓、上阵作战的事情，士卒中不到五十岁的人没有经历过在疆场上奔驰搏斗的战役。普通编户百姓，除了租赋以外，不知道征发、调度、摊派、收敛的劳苦，一旦突然发生警报，谁能不受到骚动？自从刘平、石元孙陷没以后，边防震动扰乱，官吏士气沮丧受伤，奏报接连不断，妄自增加敌军人数，有的说四十万，有的称三十万；所以敌人还没有攻打营垒，守军就已经登上城门，贼兵已经出境了，还在请求援兵。将帅庸弱怯懦，也是因为人情世故从未熟悉历练的缘故。如今如果再责备不熟悉战事的将领，驱使曾经失败的军队，去讨伐已经狡黠的敌虏，却希望得到百战百胜的办法，必然不会成功。因此臣等近来只请求本路修缮加固城墙和城堞，以遏制敌军奔冲；登记考核强壮之人，以备缓急；迅速派遣韩琦等驰赴边郡，访察利弊，补救修理衰败之处，暂且作为今年秋季守御的防备；仍命令宽缓、放免或暂缓考核转运的责任，安抚西部百姓，务必使他们安居，又告诫边将按时训练，命令贼人退去时不要追赶。以上几件事，虽然都是老生常谈，但作为当今守边的策略，没有什么能改变它们。臣等又料想狡猾的敌人习惯于轻慢懈怠，必定会再次谋划侵扰抢掠，因此请求下令说明。边地守戍部队应在贼兵入境之时，有时用疲弱的军队诱使他们深入，有时埋伏在险要处截击，有时派奇兵夜间砍杀其营寨，有时白天坚守营垒挫败其锐气；务必占据便利之地，不与敌军奔驰追逐，等到他们疲惫衰老，再从两翼夹击消灭他们。这样敌人一旦受到创伤和惩戒，就可以逐渐谋求使他们受约束归服。臣等反复考虑，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至于临机处理、随机应变以及张弛进退的一两句话，不是能够预先说明的。事情发生后再向朝廷覆奏，也还不算晚。但臣等怎敢不竭尽愚钝，等待防备时机，思考有可以挫败敌谋、决定胜负的办法，稍稍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然后退归田里，那就确实没有遗憾了。谨冒死献上愚昧的对策，惟愿陛下明察。”},{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御边 宋仁宗在位时，翰林学士宋祁建议削减边兵，上奏说：“臣本是读书人，不应妄谈军政，只是根据事情和形势推测，参照考验古今，有些明显容易明白的道理，才敢上奏请求。臣恭敬地看到，自古以来防守边境、守卫关塞，从来没有让屯驻集结的兵马成年累月常在城寨而没有休息的情况。”

译《左传》说：‘军队长久暴露在外，国家的财力就会不足，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妥善处理后续事务。’ 比如秦汉时期与匈奴彼此报复，出入边境进行抄掠，也是军队一停战就返回，并不让他们长期屯驻集结；也不像本朝这样长期让兵马守备边境。军队既不出击，坐等耗费粮运，所以用兵还不到六年，天下财力已经告竭。实在是因为边将不知道休兵，朝廷又没有授予他们既定的谋略，亿万费用白白耗散而无人计算。如果再过十年，不知道要有多少财物才能救济这种困境。臣请说明可以验证的依据：贼境从三月以后，马匹瘦弱，放在草野中也不能负重，关陕人都知道；因此春末转入夏季，贼人不能大举进攻，这是第一条证据。贼人没有粮运，每次进入汉地，常常依靠中原取得粮食；中原从三月以后才有麦子成熟，其余庄稼尚未成熟，没有粮食可供贼人取得，所以贼人不能大举进攻，这是第二条证据。又有高山大川和溪谷相互冲激，春夏以后雨水按时增多，连绵积水形成阻碍，贼人不能大举进攻，这是第三条证据。由此可见，贼兵在秋冬锐利，在春夏衰弱，形势十分清楚。臣请求朝廷详细斟酌，准许沿边各州军、城寨每年从三月以后抽减一半兵马，进入内地州府就粮，直到九月再返回原来驻扎的地方，号称‘防秋’。” 何况被抽调的兵士虽然在内地郡县，校习训练却和在边境一样，这是事情中最便利的办法，没有什么值得过分怀疑的。第一，边境州军可以爱惜每年支给的粮草；第二，兵马有休息的时间；第三，兵士到了内地州府，较容易解决衣食费用；第四，关陕百姓可以免除转运粮草的劳苦，这样边境一年所支用的粮草就可以延长为两年使用。明白事理的人一定会责问臣说：‘贼人知道朝廷从三月以后抽退兵马，必然会选择壮骑精兵，出其不意地进入汉地作乱，恐怕会大肆深入抄掠，使人民破败荡尽；城寨拿什么来防备？’臣回答说：‘假如贼人有壮马精兵，能够在盛夏率三五万人进入汉地作乱，不过是抄掠边界上一些小熟户和百姓，而且没有粮草可吃；贼人又不擅长攻打城墙，朝廷只命所在城寨坚守，不出兵，州军只凭城坡筑栅相对，不与贼人交战，那么看见这一半的兵马，已经足够使用了。万一假设贼人竟敢谋划深入，就命内郡就粮的兵马在十天之内召集起来。命大将率领几万兵结阵缓慢前进，前往那里救援，也只修筑坚固营垒相持，不要同贼人争锋。’ 这样使贼人进攻时不敢继续，退却时又常常被牵制，只能选择有利地形停留到二十多天，贼人必然会遇到粮食耗尽或雨水阻隔，又怎么能攻破城寨、大肆深入呢？只是过去朝廷不肯明白下达既定谋略，命边将抽退兵马，所以边将害怕逃避责罚，长期要求把兵马留在边境，以求随时有准备。后来增加调来的军马，他们宁死也固执保留，没有理由就不肯减少一兵一骑。如今如果朝廷明白下达既定谋略，使他们遵守；如果贼人不按时进入边界，万一发生小的失败，朝廷自行承担责任，那么边将自然不会再固执反对这一意见。恭敬地希望把此事交付中书、枢密院，仔细商议后请示圣裁。宋祁任知成德军时论述蛮夷利害的札子说：右，臣私下听说，用兵的人如果不幸遇到敌人作乱，便想立即消灭它，这是不可以的。动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消除招致敌人侵扰的原因。如今听说契丹制造事端、挑起嫌隙，想要破坏和约，在外依仗虚假的骄横来威胁边境，不顾是非曲直，只看重利益，这叫作贪兵。用兵贪利就会作乱，这正是可以乘机取胜的地方。然而陛下没有良将，边疆臣僚大多才干低下；铠甲兵器不完备，弓弩射程不远，行军没有防护营幕，出战没有营垒，战马缺乏精锐突击能力，士卒习惯于馋懒怠惰，对外不能抵御祸患，对内反而能够制造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这就是陛下还不能指望敌人不会作乱的原因。邕溪的蛮人，是最为脆弱的一支，如今竟离开巢穴，掠地千里，肆意动兵而安然前进，没有一人能够抵御；就像飞蝇一样，营阵被冲扰便四散不聚。这是官员滥用职权、吏员庸碌，招致他们侵扰的原因。事情的弊病到了这种地步，却不振作而加以整顿，不能说是有谋略；谋划不善，使祸患遗留下来，不能说是治理国家。臣恭敬地看到，陛下的臣下急迫时才想到治理，宽缓时便苟且偷安。天下无事时，看见小的利害便轻视它，认为不值得办理；等到遇到大的利害，又畏惧地说‘怎么可以仓促施行’，又说‘根据今天的安定情况，还没有到了危险的时候’。小事轻视，大事为难，长远之事蔑视。于是天下的事情一天比一天衰败，一年比一年耗损，既没有建立经常性的制度，纲纪也日渐颓坏。幸赖陛下盛德，四海安宁；但没有法度而治理国家，是不可以依靠侥幸的。如今幸好两边稍有警报，朝廷焦虑忧心，士人各自献上谋略，人心必然趋向于此。臣请先举两方面来说。如今河北已经分设部署等路，各有所属州，这就是唐代各节度使的兵力。然而还没有设置都统来统一调动进退，臣请求因此建立大帅统领全局，使各部分都得到合适的人选；这样金鼓、旗帜、军伍和号令，就应当统一听命于大帅。缝补铠甲，磨砺兵器，进一步养马和检阅军队，然后讨伐敌人。讲求法度，朝廷秘密下诏规定：敌人进入某处，由某部署的军队抵挡；某路派军队援助某处，粮食如何供应，都要请示大帅并听从命令。攻击敌军头部，尾部就应援；攻击尾部，头部就应援；从两翼夹击，进退屈伸，包围弥补空隙；明确规定赏罚，边境以外的事务不受朝廷中枢临时牵制，这就叫作不可使其混乱。不混乱，陛下就可以利用它战胜敌人的混乱。岭南边远地区瘴气湿热熏蒸，北方戍卒夏秋前往那里，十人中有九人死亡；派兵多了粮食不足，派兵少了事情又不能完成，急于责令蛮獠立功，他们便逃散不肯出来；放缓了，他们又回来扰民，所以应当有办法加以控制。如今听说从北方派去的兵超过一万人，已经驻守岭外；那里地势低湿、上有蒸热，病死的人一定很多。我估计各蛮部势力不能长期屯驻，攻打他们必然会使其溃散。臣认为不如选择一两名健将，每年只留下五千名北兵，分屯在要害处；选用十多个善于治理的官吏，修整治理各州；招募当地人为乡军，免除他们的租调，根据州的大小和户数多少确定人数；编成部伍，教习进退，训练他们运用当地擅长的技艺与敌人周旋；每一百名乡军配给三十名北兵，用强弩利兵辅助他们。冬春时令他们深入敌境扰乱其居处，夏秋时令他们谨慎固守，防止敌人掠袭。”

译他们即使能够诱骗、招纳中原逃亡之人，归根到底粮食吃完也必然出来抢掠。如果他们前来而被大规模斩获一次，就会终身受到创伤。我们的威势已经树立，然后才可以商议招抚他们；同他们订盟，就坚定地答应他们。臣认为长远期限是五年，近期限也只要三年，南方就会无事了。臣私下担心有关部门苟且办事，又沿袭旧日弊病，过多留下客兵，自取死亡；又不先树立威势而专门谋求招抚，不作长远谋划而只求眼前功效，所以即使订盟也必然违背，即使臣服也必然反叛。过去的过失已经不能挽回，从今以后的有利办法应当审慎斟酌。臣恐怕各将立功以后，议论者安然自得，便因循旧习，交给官吏草率设置防备，不替陛下谋划长久之计；这样即使杀死一个贼人，也会有一百个贼人产生。因此臣说：敌人来侵本身不足畏惧，值得忧虑的是招致他们侵扰的原因。臣愚昧浅陋，不懂禁忌，惟愿陛下裁决并宽赦采纳。” 宋祁任知定州时上奏陈述便宜之策说：“右，臣私下考虑，臣年已五十六岁，一向衰弱怯懦，不如别人。若在内地治理一郡，不过是熟悉刀笔文书和簿册事务，核算米盐，与庸俗官吏争论考核成绩，以此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没有想到陛下过分听信臣，竟使臣守边居住真定，不到半年又调任定武。任用超过臣的能力，臣早晚都震恐惶惧。然而臣常听说天下的根本在河北，河北的根本在镇、定，因为它们扼守敌军冲要，是国家的门户。况且契丹强悍了五十年，习惯于不怕别人，性情凶狠而贪心，不可能没有行动。如今契丹边境垂涎欲动、想要肆意吞噬的对象，只有定州和镇州两军。不交战，敌人就会进逼，直取赵、邢、洺等地，咬脆弱、撞空虚，贪婪地吞噬，便没有什么可忧患的了。臣之所以日夜深思，是认为要使军队强大，没有比增加粮食和财物更好的办法；要使士卒得到训练，没有比善于选择将领更好的办法；要使人羡慕战斗、乐于作战，没有比赏赐丰厚而刑罚严明更好的办法；要使敌人顾虑观望、不敢前进，没有比使镇州地位重要、定州力量强大更好的办法。以知耻为荣、崇尚勇敢、喜欢谈论事务、甘愿取得利益而忘记死亡，大概是河北人的天性。陛下稍加激励他们，就不必担忧他们不肯作战。有了想要作战的士卒，却没有好的将领，即使交战仍会失败；没有粮食和财物，即使镇州有金城、定州有汤池壕沟，形势也必然轻弱。” 如今朝廷选择将领、训练士卒、筹措财粮，却反而把陕西、河东放在前面，把河北放在后面，这不是正确的谋划。西戎兵力锐利而士卒少，只能侵掠边境，不能深入；河东有天然险阻，敌人忌惮在那里作乱。只有河北不是这样：失去长城的防线以后，从蓟州向南，直望千里，敌人击鼓前进，就像在席面上行走一样。因此说，谋划应对契丹的祸患，不能不先治理河北；谋划河北，舍弃定州和镇州，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所以臣希望先向镇定输入粮食，镇定充足以后，再向其他州输入粮食。把在陕西、河东有功劳的将领，调任镇定，那么镇定的地位就会重要，天下也可以长久太平。战马越来越少，臣请求多用步兵。骑兵适合聚集时突然进攻、离去时迅速撤走，像云奔风驰一样抄袭后方、掠夺前方，这是战马的长处。强弩、大棒、长枪、利刀，十人相连，五人相互遮护，大声呼喊着逼近交战，这是步兵的长处。臣料想朝廷与敌人交战，一定不会深入追击，把敌人一直赶走，到了边境就会停止。既然如此，就不必依靠战马，步兵也可以使用。臣请求减少战马而增加步兵。因此战马少了，骑兵就会精锐；步兵多了，作战就会强健。我们能够发挥步兵的长处，即使契丹拥有很多战马，也没有地方施展。镇州、定州本是一体，形势上不能分离。如今把它们分为两处，恐怕谋划还不够周详。自从先帝设置一道统帅，使军队专一而不分散，所以定州扼住敌人的胸口，镇州便捣击敌人的肋部，这是形势自然形成的。如今明显有害的，是把屯寨以及山川要险之地分割占有；平时号令和文书传递不能统一，贼人一旦攻打营垒，双方就不能互相谋划，谁肯承担责任呢？臣请求把镇州、定州合为一路，愿意由将相大臣统领。平时以镇州为治所，有事时就把治所迁到定州，指挥各将；各将的权力统一，责任也有归属，不会有苟且敷衍的心思，这是上策。惟愿陛下与中书、枢密院在安定时考虑危险，仔细谋划其中的长处；如果一定等事情发生以后才图谋，就危险了。河东的马匹强健，士卒习惯于奔驰突击，同镇定互为表里。从东面经过井陉，不到一百里就进入镇定。贼人如果深入逃走，就用河东健马辅助镇定军队，乘契丹军队懈怠时进攻；如果敌人归来，便可做到万无一失，这是一个奇策。臣听说关系到实际使用的事情，不能只用文辞陈述。臣所论增加步兵、输入粮食、把军队分属副将等各项条件，条目繁多琐碎，必须等刀笔吏详细写明，才能使人完全明白。臣已经用通俗的话说过，特地另行封缄呈上。至于选择良将、储备财物，请交付枢密院、三司分条列举后上报。臣只是一个读书人，不懂军旅之事，偶然有所见闻，不敢隐瞒，尤其因为承受了陛下的大恩，想着赶快报答。恐怕这些议论涉于迂阔昏暗，有关部门会疑问诘难，因此还请求交还给臣，让臣尽情分条陈述，然后再施行。至和二年，宋祁又进呈《御敌论》表说：“臣在皇祐四年秋七月，任职待罪于成德军；皇祐五年二月，改任定武军，都兼任本路安抚、部署两司。这是河北极力选拔贤能士大夫、日夜希望他们建立功名的地方。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没有才能，年轻时学习儒业，幸而能够执笔，代天子制定诏令；任职不称职，于是被外调。我没有想到尊号皇帝陛下会从疏远冗散的官员中提拔臣，交给臣繁重的使命，使臣专门负责一方、统领诸将，地位尊贵、体制雄重，每日不得安宁。臣出入边境三年，没有丝毫报效。臣私下认为，持兵披甲、野战登城，都不是臣所能勉强做到的。加上体力早衰，年近六十一岁，谋划不能及于长远，见识不能先于事变，只好奉行陛下经略武备的方略，惭愧得汗流脊背。然而臣每到一地都询问边疆事务，关于制御敌人的大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止一端，便依次写成《御狄论》七篇。文字不求文饰，是为了便于处理事务；不拘泥于古法，是采用权宜之计；只取今日的利害，断定为可以实行的办法。这些内容不值得留给后世；如果后世情况不同，也可能有些计策不能使用。臣以为，中书、枢密院都是忠诚有力的大臣，谋略宏深，奉行圣上的谋算，明察万里之外，敌人的真实情况没有能够逃过他们的洞察。” 臣如今所进呈的，只是廊庙大臣遗留下来的残缺计策、文书中的弃言，却还冒昧上陈，是想说明边臣的思虑不超出职分，也希望能够辅助朝廷听取意见，寄托樵夫百姓虽有千虑而或有一得的愿望。冒犯天子的阅览，臣惭愧羞惧、战栗至极。谨将所论附在表后进献上报。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奏闻。” 篇之一

译客人问：“臣子替陛下守卫中山，那里正对契丹西部边境，是天下精兵集中的地方；敌人如果敢拉弓向南射来，最先就会逼近交战。自从先帝咸平年间以来，常常派重臣统领。您如今出入边境三年，颇为了解敌人的虚实吗？”臣回答说：“太守本是读书人，朝廷不了解我的愚钝，让我统护各处屯兵；我从未亲自经历军队防守和列阵，又不懂纵横之术、王霸之道，哪里能够谈论战争呢？即便如此，《左传》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太守虽然没有才能，大概还能举出其中的大要。”客人说：“希望您不要推辞，请根据当前的事情来说。我私下听说西羌和北方敌人已经解除仇怨、重新订约，又恢复了甥舅关系，是真的吗？”臣说：“契丹派遣使者来叩见朝廷，说夏人已经臣服顺从，赶着马羊交给有关官署，这件事确实可信。既然这样，两敌联合而没有间隙，他们将采用连衡之策来扰乱两边，应当怎么办？”臣说：“联合是有的，但嫌隙并没有消除。契丹土地广大、兵众很多，而羌部土地狭小、士卒少但精锐；契丹以大压小，羌人不得不联合起来以精锐抵抗，契丹怎么会甘心接受他们臣服呢？况且北方酋长与羌人交战，一次没有获胜，就被杀士卒两万多人，其首领仅仅逃脱。契丹在北方修筑威武、金、萧等城，跨河驻守已经五年，最终没有取得尺寸之功。” 这说明契丹苦于无法侵扰，羌人也疲于防守，所以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来暂息战争的劳苦。羌人并不是真正畏惧敌人，只是他们的子女、美色、金钱很多，所以希望寻找间隙、联合讲和来挤压我国边境，既抄掠又俘获，各自满足私欲，怎么能不联合呢？”臣说：“不是这样。如果像客人所说，那就容易对付了。国家每年给北方敌人五十万金帛，给西羌五万；他们如果背弃盟约、不肯臣服，我国这五十五万财帛自然不会出境。若暗中答应给羌人十万，赦免他们的罪过以拉拢他们，他们一定会因为中原与之联合而撤兵，转而抵抗北方敌人。北方敌人失去西羌的援助，势必狼狈而不敢前进。我们又暗中答应还给北方敌人三十万，使他们同西羌讲和，那么两敌之间的仇恨就不会解除。北方敌人的怨恨必然转嫁给西羌，西羌的愤怒也会转而记恨北方敌人。朝廷只需安坐观察他们的祸乱，用空名馈赠操纵两国的轻重，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客人说：“羌人自元昊以来，势力才开始壮大，国家狭小而兵力少。与他们联合，恐怕不足以左右形势。”臣回答说：“不是这样。元昊善于用兵，他身边的人也都贤能，所以多次扰乱西部边境，从未稍有挫败。即使挟持胜势，也不敢不来朝见。臣知道事奉大国的体统。元昊父子相互残杀而死以后，各部酋长扶着寡妇、抱着幼儿，面向南方来朝；人人屏息，相互共同守护旧君的法令，没有违背旧日恩德；向南抵抗中原，向东牵制契丹，养马整军，安然自处，四邻都不敢侵犯。” 中原多年没有发生疾病流行和死亡，是上天赐予的幸运；这说明它将要兴盛，怎么能不成为左右形势的重要力量呢？篇之二 客人说：“您认为契丹同过去相比，谁更强？”臣说：“耶律一姓称王已经二百年，如今大概衰败了吧？”客人说：“契丹兼并了奚、黑水、高丽、达靼、新罗等几十个国家，东南一带濒海之地以及燕、蓟肥沃的土地都被它包有，繁衍养育的族类密密麻麻，充斥北方荒地，同中国争雄已经六十年；如今又取得西夏，使它臣服，怎么能说衰败呢？”臣说：“客人只惊叹它表面的强盛，却不考察它内部的情况，请让我把所听到的告诉您：敌国君主懦弱庸碌，他的弟弟强悍剽勇、喜好战争，原本答应将来传位给他，所以把奚、契丹的军队全都交给弟弟统领。敌国君主有个儿子也渐渐长大，便另立为王，把燕、蓟的汉人交给他统领。然而他的弟弟常常偏袒蕃人、轻视汉人，多次请求侵犯中国；儿子常常辅佐汉人，鄙视夷狄，希望同中国和好。又有年老的太后在世，所以敌国君主犹豫不决，不能有所裁断。辅佐政事的汉人大臣都依附君主和太子，掌握国政的蕃族首领则依附他的弟弟。这就像敌国的一具身体裂成两条支脉，祸难只是在等待时机发生。假如君主有一天生病，凶狠的弟弟即位，受宠的儿子能够甘心做君臣吗？他们能够做君臣而没有猜疑吗？汉人和蕃族大臣能够联合而没有限制吗？幸好太后还没有死，她肯舍弃自己的儿子而帮助孙子吗？内部不能安定，必然会大肆诛杀，怎么能不乱呢？” 发生动乱必然会有党派，有党派必然会争斗；争斗之中未必有人能够保全国家。高丽、达靼等国苦于做契丹的属国已经很久了，契丹征求财物没有定时，征发没有限度；一旦契丹发生内乱，他们将像刺猬竖起毛一样奋起，各自称王建国，又凭什么强大呢？而且自从同戎人讲和以来，北方人习惯看见朝廷袍笏的华美、百官的富盛，以及肴果、饩醪、炙烹、甘美珍奇之物；衣服器物香润鲜明，他们都竞相追求浮华，厌弃质朴，改变旧俗，羡慕华夏风俗，时常讲说《诗》《书》，私下询问儒者礼乐等事；争相夸耀纨绸、细绢的华丽，橙、茶、辛香之物的奇异。这就是贾谊所说的用五种诱饵败坏敌人耳目、腹心。客人说：‘五种诱饵这些话，班固斥责为疏略，您依据什么这样说？’臣说：‘是的，贾谊深知治理国家的体要，所以言语深奥，事情经过长久便会见效。班固不过是庸俗的儒生，因为看到贾谊没有被文帝采用，便把贾谊说成空话，班固实在浅陋。而且自古以来，外国之所以能够强过中原，是因为他们随水草迁徙，没有固定居所，能够忍受霜雪，以鞍马为家；这是他们胜过定居城郭的地方。他们射取狐、鹿、兔、獐，饮兽血，穿兽皮，吃肉干和炒米；这是他们胜过耕种、征收、储藏粮食的地方。他们高兴时彼此聚集，愤怒时彼此厮杀，杀人者只需赔偿便停止；有罪立即诛杀，凡是召集、征发、传令，只需一支箭便轰然聚集；这是他们胜过文书檄令和簿册政务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男子生来就能拉弓传箭、佩带刀剑，幼童、妻子、弱子也都熟习这些事情；这是他们胜过军营编制和教练督率的地方。他们不理解礼节文饰，却熟悉制度，精通君臣关系；彼此挽臂蹲坐，感情一致、志向相通；这是他们胜过礼仪文饰、亲疏防范、嫌疑避忌和等级差别的地方。如今却不是这样了：反而杀戮却勉强讲仁义，反而善战却推崇和平，抛弃粗食，贪图精美饮食，喜好华美衣服和食物，沉溺于声色音乐；他们原本胜过中国的那些条件，已经全都丧失了。因此他们的耳目、腹心已经败坏而不能恢复，只是凭借虚假的强盛来震动中国。太守知道他们已经不能有所作为。篇之三

译客人说：“景德年间，契丹多次侵犯河北，我国诸将谋划必然失败，交战必然逃走，为什么呢？敌人既然取得胜利，便因此击鼓前进，攻破五六座城，冲到魏州，触及澶州，纵横驰骋、无所畏惧，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吗？”臣说：“知道。中国失去了虎北一带的险隘，从幽州向南，地势平坦得像席子一样。何承矩开始修筑陂障，建立屯田，把土地筑成田塍、分成畦垄，以限制贼人的奔驰；然而向东并没有阻隔直到大海，向西又逼近常山，数百里之间常常就停止，没有外在险阻。因此敌人常常扫荡穹庐而来，驱策强壮的战马，在平地奔驰，以大军压迫中国；那时战马正肥，士卒正饱，人人都贪图抄掠以获利，士气正好无所畏惧。我国诸将常常迎击他们的锐气，逼近交战，又以少数抵抗多数，所以敌人常胜，我军常败。这就是制御敌人的办法。客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等他们士气衰弱以后再交战？’臣说：难道是能够等到那时才作战吗？大将身在边外，必然有贵臣监军；贵臣见敌人到来，不考察敌我强弱，也不等待有利时机，便催促将领出战。交战失败后，就关闭营垒不敢出兵。于是敌人用数万骑兵牵制广信、安肃二军，围逼保州，定武军只能自守。敌人的精兵又在瀛州、冀州一带游猎，侵犯深州、赵州；瀛州、冀州自然不能支撑。他们穿过西山出来，绕过镇州右侧前进；镇州军即使仓促交战，也不能阻止他们进入，于是蹂躏邢州、洺州，进而窥伺澶州、魏州。” 客人说：“防备的办法从哪里产生？”臣说：“在于选择将领，把边境以外的事务交给他。任用专一，权力就不会分散；这样对外不会受中枢胁制，对上不会被下属牵制，遇到空隙才进攻，碰到有利时机才行动，可以作战就奋勇前进，不可以作战就停止；避开敌人的锐气，乘敌人懈怠时进攻，截击敌人的归路，专门利用敌人所不能做到的地方。不要催逼他们求功，功劳就容易建立；不要规定必定的期限，作战就容易取胜，这也是一个办法。客人说：‘还不够，请展开说明。’臣说：‘敌人到来，是因为依靠汉地取得粮食。我听说景德年间大帅坚守营垒不动，却让游骑四处出动，打开窖穴，掠夺马牛，捆绑老弱，劫取砍柴采薪的人，早晨出去，晚上带回，军中依靠这些来补济军队。当时诸将眼看着敌人的弊病，却不出一兵一卒乘机攻击，敌人因此肆意焚烧房屋，残害城邑聚落，直到讲和时河北已经空虚，这是第一项过失。又因为诏书命令诸将追逐敌人不得深入，到了边境就停止，所以敌人胜利时便驱兵前进，失败时也不怕追击。这使边塞之人能够安居，而我国边地却不得安生，这是第二项过失。戎人哪里懂得恐惧反省呢？他们强悍地贪图利益、追逐便利，只有强劲的箭射入胸膛、长刀砍到肋部，才会害怕。趁敌人的抄掠骑兵出动时，我们如果用边地的巡逻兵截击他们，有时防守左边，有时扼守右边，遮蔽在树林中、埋伏在边沿，攻击他们没有防备的地方。’ 只要让他们没有任何收获而逃走，不过五七天，众人就会饥饿，军队也会疲惫。我们以饱足之军乘敌人饥饿，什么进攻不能攻破，什么打击不能使其败退呢？敌人进入边塞，掠走我国的老弱和牲畜财产若干；我们等待有利时机，趁五六月敌马瘦弱、弓弦松弛之时，命偏将出塞，俘获他们部族的牛羊若干，双方相当便停止。敌人所倚仗、用来作为财富的，只有幽州、蓟州而已。他们能够残害我河北，只是使我们一支臂膀受伤；我们能够残害他们的幽蓟，就是使他们整个身体残废。这样一来，敌人受到惩戒并反复权衡，必然不敢轻易入境作寇。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深入交战，斩获匈奴首级总共不过十四万，北方敌人便因此衰弱。这一事实已经在前，可作为验证。因此说：不杀敌人，他们就不会害怕；不伤害敌人，就不能削弱他们；不能击中要害，就不能停止，这就是上面的作战办法。客人说：‘太守的谋划虽然周密，但却同严尤、班固的学说相违背而不相合，为什么呢？严尤说：周、秦、汉三家征伐匈奴，没有一家取得上策；周得到中策，汉得到下策，秦则没有策略。他又说，宣王时猃狁入侵，到了泾阳，宣王命将出征，抵达边境便返回，所以天下称赞他明智。班固说：敌人来就惩治抵御，离去就防备守卫，这是圣王制御蛮夷的常道。’ 臣回答说：“严尤、班固都是中等资质的俗儒，不值得同他们讨论天下大计。他们只是得到皮毛而忘了精髓，咬嚼粗劣之物却不知道其中的精美肥美。唐代牛僧孺曾经批评严尤，认为他说御戎没有上策、秦代没有策略，是不对的；世人说牛僧孺懂得真正的道理。戎人既然可以用权术羁縻他们，班固所说的办法就有道理；但不可以用道德仁义感化他们。道德仁义不能感化他们，就没有所谓上策了。必须用强大的武力使他们服从；所谓武力，没有不杀人而能以武力树立威势的，秦、汉就是这样。秦、汉只是因为其他过失而被后世讥评，在谋划匈奴方面并非没有功绩。严尤极力赞美宣王到达边境便停止进军，说这是明智的，并不对。宣王是在厉王之后兴起，振奋衰弱的士气，驱逐强敌；但威势不能加于敌人，所以到达边境便停止。诗人姑且赞美他能够中兴，并不是赞美他不追击贼人。《易经》称颂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既然出兵讨伐而后取胜，显然不是靠道德感化。故而说‘敌人来就惩治抵御，离去就防备守卫’，实在很值得奇怪。如果一定按照他们的话去做，那么军队就会常年驻在边境，解甲休息遥遥无期。所以说：严尤、班固不值得同他们讨论天下大计。” 篇之四 客人说：“敌人到来，常常依靠我们的粮食，所以朝廷用清理野外粮食的办法使他们困乏；敌人常常猎取我们的百姓，所以我们坚固营垒来挫败他们。如今北部边境的高城、深池、楼橹都坚固严密，比景德年间更强。假如有一天契丹送来首级，这样可以制御敌人吗？”臣回答说：“能够抵挡敌人，却还不足以制御敌人。我们的野外虽然已经清理，我们的营垒虽然坚固，如果镇州、定州的守军不出兵，敌人仍敢依仗充足的战马，直驱深入，攻打空虚之处而夺取我军的士气。”客人说：“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臣说：“敌军的中军大渠常常亲自统领，我如果让镇州、定州的守军跟随他们，同他们相抗，我军常常环绕战车、坚固营垒，同时派轻骑扰乱他们的粮饷，袭击他们的抄掠部队，夜间在他们营中喧扰，使他们想求战而不得，想攻城又攻不下，想掠夺又没有收获；大军疲老而恐惧。我们乘他们恐惧而发动进攻，就没有不能取胜的。前些日子敌人侵犯防军，在唐河两岸列阵；敌人不能取胜，便舍弃防军而进攻瀛州，攻破外城，也不能取胜，于是直奔澶渊。当时定州军还没有出动。由此看来，我军的过失在于不交战。太守因此知道，如今边臣只专门修治守城器械，不谋划进攻作战，仍不足以制御敌人。”客人说：“既然如此，如今的楼橹、城池和护城河，果真比从前更好吗？”臣说：“不是这样。”

译祖宗时期有收复燕地的意图，所以不专心防守；如今专心防守，所以城墙更加高，护城河更加深，这是形势自然造成的，并不是今人修筑得好、古人做得拙劣。客人说：“如今朝廷把河北分为四路，可以据此经营治理吗？”我回答说：“非常好。平时训练军队，安抚风俗，办理适宜之事，修治城堡屏障，考察督促官吏的才能和政绩，使四路鼎足而立，成效一定远远超过往日。将来一旦发生战争，仍须立即任命河北安抚使为大使，统一指挥，才可以责求功效。况且镇州、定州不可分给两名将领，应该趁平时合并为一路，使将佐的部署形成如臂使指之势，互相牵制轻重，谁会说这样不合适呢？沧州东面逼近大海，南面依靠滨棣，斜对淄青，北面与敌境相接。其间汉地和蕃地各有数百里弃地，土壤盐碱，泉水不能饮用，夏天蚊虫如云，不能居住；到了冬天，芦苇高接云天，奸细和商人从来不经过，所以朝廷轻视那里的戍守，只排列几个堡寨而已。景德年间以后，守臣扩大陂塘堤障，蓄水与海相通，又有黄河作为南面的界限，因此议论者超然看待，不认为沧州是险要之地。自从黄河在横垄决口，商胡、游波的水流曲折浸漫贝丘，冲毁永静，环绕海边向北，冲破乾宁，任意泛滥流入大海。凡是塞下陂塘的水延伸数百里而成为平地，滨棣、淄青就失去了黄河的险阻，没有什么可以凭恃了。我们没有凭恃，就会启发敌人的进攻之心，所以不能不防备敌人。因此应当权宜设置沧州一路，用来捍卫东部边疆，破坏敌人的谋划，但这只能作为十年之计。黄河如果恢复原来的水道，沧州就可以废弃了。客人说：“塘水的险阻可以凭恃吗？”我听说议论者有的认为不能这样说。我回答说：“塘水东西长六百里，宽处一百里，有的地方五十里。夏天水浪，冬天结冰；浅处不能载船，深处又不能徒涉渡过，足以挫败敌骑，突然涨溢时也可以减少亭堡防守的压力。不过议论有不同，为什么呢？大概称说塘水有利的人，不列举它的害处；称说有害的人，又不说明它的好处。因此听起来似乎可以利用，实际考察又似乎一无是处。”客人说：“它的害处怎样？”我回答说：“过去蓄水筑塘，有规定：某些地段挖浅若干尺，某些地段挖深疏浚若干尺，彼此交错如刺绣。这样便说水深不可测，马匹涉浅处又不能载船。后来的人忘记了从前的制度，只因连日淫雨使水涨，就任意扩大塘面，所以毁坏百姓的良田，没有边际。议论者只攻击无边际扩张的害处，于是也忘记了设置险阻的好处。” 客人说：“怎样做才可以呢？”我说：“邢州、镇州、定州都向西依靠山地，泉水全都流向东北；那里地势西高东低，就像把水从高处倒入低处一样。过去筑塘，必定挖掘疏浚，是为了蓄留水。如今如果按照旧法规定塘的范围，宽处不过一百里，窄处不少于五十里，再筑堤加以限制，也足以阻止北方敌人进入中原十二分之一的地区，并且可以把良田归还百姓，那么利弊就清楚地判然分明了。”客人说：“可以使它成为无穷的利益吗？”我说：“只能作百年之计。水涝从高处流下，必定年年淤积、月月壅塞。如今如果不挖掘疏浚使水流出去，百年之后就会变成平原。” 篇之五。客人说：“北方敌人凭借人口众多，中原常常被它压服，这是天运如此吗？还是人的谋划还没有做到位呢？”我说：“儒者不能舍弃人的努力而只谈天意，是人的谋划还没有做到位。祖宗时期的事情，太守未必知道，只拿庆历年间的事实来验证。北方敌人趁西部边境正值骚扰，聚集军队，首先在边境叩关，制造狂妄言论，要求关南十县。当时议政大臣仓促应对，只拿十县每年赋税不过二十万来答复，所以每年增加二十万金币给它，想借此堵住它索要土地的请求。敌人因此更加自大，认为不用折损一支箭、缺少一件兵器就取得了成功，便肆意说出丑恶言辞，向部下夸耀。从此县官的经费更加紧迫了。却不知道给敌人二十万，就等于承认那片土地本来属于它。它还会借此托词说：‘我不取赋税而归还你们的县，就是朝廷种下今日祸根、招致后世祸乱；实际上既失去了财物，又丧失了土地，还能说国家有谋略吗？’所以说人的谋划还没有做到位。客人说：“不是这样。当时如果不答应它的要求，战争一旦开始而我军尚未交锋，必定会被敌人乘隙攻击，所以这是权宜之计，必须扰乱它的谋划，你怎么如此不明白呢？”我回答说：“同样是采用权宜之计，不如直接用一百万财物贿赂它，使它停止战争。这样既不是无休止地馈赠，又能使它以后断绝借旁事索求的借口，不是更好吗？” 客人说：“北方敌人得到朝廷的赏赐，已经满足了欲望，却常常用虚假的计谋扰动边境，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契丹君臣共同谋划，认为从我国取得二十万没有名义，便说我们将卧薪尝胆、图谋夺取它的国家，洗雪耻辱并索取补偿。因此每年检阅马匹和草料，众人修治桥梁、道路、驿舍，以此壮大自己；对外显示将要像狼一样贪婪无厌，又挟持汉地作为自己的声势，用来制服各族。太守当然知道它只是虚张声势而实际衰弱。客人说：‘既然如此，采取什么计策才合适？’我回答说：‘不如先治理自己，这就是所谓考虑祸患而预先防备。如今朝廷英俊之士众多，难道说无人可用吗？只是没有人真正承担边患，所以功业不能建立。粮食本可以大量购入，负责便籴的人却说这是改法，下面不相信，结果塞下的仓廪空了；财物本可以预先积蓄，有司却以用度不足为借口，吝惜不发，结果塞下的府库空了；马匹本可以繁殖饲养，议论者阿谀推诿，日推月引，只求安稳保住职位，始终不肯尽力，结果塞下的牧场马厩空了。不止三空，还有五件可耻之事：骑军人数多而马匹少，三个人才配一匹马，士卒又不能改作步兵，这是蓄养无用之兵，是第一件可耻之事；黄河在澶州、滑州决口，横流不能控制，陂塘堤障毁坏，漕渠失去了国家所依恃的防线，又使沧州每年损失七十万资财，朝廷却置之不理，不去堵塞，这是第二件可耻之事；’

译河北义勇军将近三十万人，法令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大操练，整整一个月才停止，使用古代一时讲武的意义。然而州县逃避责任，有时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又困苦，便把操练停止，还吝惜数万石粮食。每年都这样说，即使有教阅，也不编成部伍行阵，像小孩子做游戏一样，随即停止。又有逃亡和死亡的人，都不补充，十人中损耗三四人，却自称这是便利百姓；对百姓或许方便，对国家却不方便。这是第三件可耻之事。边境守将，往往轻率授予职位，却让其承担重大责任；责任重大又轻易调换。众人都知道他们不才，朝廷却说他们能干；没有任何成效，任期却因循累年。一旦发生警急，这些人怯懦迟疑、奔逃败走，必将败军误国。至于公正忠诚、才干谋略突出、风采卓异、不肯与士人庸庸雷同而想卓然自立的人，时时也有；但只要在奉命办理小事时稍有得罪，就会被飞报诋毁，使自己在内不能申辩，皇上又因此受到迷惑，一纸诏令便调往别路。所以无能之人留下，有才能的人离去。这是第四件可耻之事。近年议论边臣公用钱尤其紧迫，计算收支，剖析到一粒一丝，监司督察急于逞威，严厉苛急，甚至侦察候探、收买间谍，没有财物招募，便都不能进入敌境。等到萧德、吴湛计算报告说西人议和的条件已经满足，而藁街仍未得到他们奉使的真实意图，这就是所责备的事情小，所失去的事情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是第五件可耻之事。所以说，三种空缺应当早日充实，五种可耻之事应当迅速革除，这是居安思危的极好计策。然而朝廷每次听到敌人一句好听的话，便安心高枕；至于边境戍守的奏请，很少再下达答复；听到一句妄语，却整日焦心，急切督责边臣，宣发诏敕纷纷不断，这似乎没有完全把握其中的实情。用兵以诡诈为根本，凡是自己不足却向人显示有余，自己强大却向人显示弱小，这是兵家的常策。景德年间，北方敌人穷兵深入，像野猪一样突进澶渊；此前王继忠屡次上表请求议和，敌军越逼近，表章来得越多，朝廷埋伏弩手射杀敌将，敌方太后非常恐惧，于是终于讲和。先帝没有穷究其中的奸诈而同它订盟，这已经验证了这种做法的效果。因此，听到敌人的好话可以听取，却不能懈怠；听到敌人的恶言应当防备，却不必恐惧。所谓不恐惧，就是自己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治理和防备措施。”},{ 第六篇 客人说：“敌人常常借助各部族的兵力，像席卷一样前来侵犯，所以黄河以北的形势难以支撑。您凭什么抵御他们？如果按照您的策略去做，能够决定胜负吗？”回答说：“兵力众多并不值得依靠，能够取胜的关键只在中军。中军不能振作，各部族首领也将土崩瓦解，兵力再多又有什么用？镇、定二州位于河朔，是军队最重要的地方。如今应当让全部兵力跟随敌军行动，使中军与敌军相进退；命令瀛州、魏州的军队抵挡敌军首领，派奇兵袭击其抄掠的骑兵；在河南设置营垒，谨慎守住澶渊，其余各州都清理野外物资，等待敌军。不出一个月，敌军一定会饥饿；饥饿之后一定会求战。我军蓄养精锐而不立即出动，先用疲弱的部队试探他们，等他们争斗喧嚣、阵势混乱时，再整顿军队进攻他们，那样敌军没有不败倒横尸遍地的。然而，中国已经五十年没有用兵，军队有些战事还不熟悉，先受挫而后取胜，结果还难以预料。用兵几年之后，熟悉各种曲折情况，士卒就会意气豪迈而乐于战斗。士卒看见所获得的财宝、马匹、羊群，都归自己取得；献上的首级，能得到厚重赏赐；为国战死的人，抚恤他的后代；逃跑怯战的人，无论人数多少都一律杀罚。赏罚明确而且确实执行，士气就会锐利，将领谋划就会果断，人心就会安定；这样不仅能抵御主动来犯的敌人，还可以向北谋取燕蓟。燕蓟，是契丹依靠它来强盛的地方。因此，太宗已经平定河东之后，首先攻取幽州，圣明的谋略真是深远，所以不必再担心北方契丹不能臣服。” 客人说：“您的话说得太高远了，恐怕当时不会有人相信。况且陛下为了四海百姓而屈己求和，每年斥资银币五十万作为岁赐；使者在贺正月、庆祝诞辰时，朝廷还要慰劳并回赠礼物，又有十多万；西夏也有十多万，大体上每年白白耗费近百万。两边疆域因此安定天下，百姓受到的恩德已经很厚重了。您却想轻率地动用干戈，为国家制造事端，这不是合宜的策略。”回答说：“是，是。太守所说的，并不是想让朝廷出兵征讨，只是因为敌军前来侵犯，所以预先筹划对策罢了。敌军南下放牧，必定先侵犯镇定、邢、赵、瀛、魏等地，因为那里地势平坦，交战容易，百姓富裕，容易侵扰并获得较多财物。他们到处挖掘、抄掠，始终没有顾念巢穴的意思。敌军留在我国境内而主力不轻易行动时，我军就可以使用奇兵。若派轻骑带上半个月的粮食，从河东出兵袭扰云州；再从雄州出兵袭击幽燕；修造几千艘战船，装载半年的粮食，从青州、莱州渡海去牵制营州；同时放出间谍把这些消息告诉敌人，他们能够安然无事而不害怕吗？等到敌军返回时，我军的轻骑和战船也已经回来了。因此，他们返回我军就出动，我军出动他们就返回；不用几年，敌军山川的险要之处就没有不了解的了，到那时他们连自保都来不及。朝廷还可以拿出珍宝，招募使者从偏僻小路出行，贿赂新罗、达靼、黑水等各部族，并让谍报人员跟随前去游说，许诺给他们高爵和土地，与他们议和，使他们背叛契丹。如果他们不接受，就一定会把这些话泄露给敌人，敌人内部也将互相猜疑。只要听从我们的命令，敌人本来就已经失去援助了。这些都是攻伐谋略、缓解祸患的办法，可以先行谋划而后使用。”客人说：“有人说契丹每年得到银币五十万，府库积蓄充盈，怎么肯自己采取送死的计策？他们前来，不过是想劫掠河北几十个州，本来就不可能获得五十万。敌人即使愚蠢，难道肯舍弃安稳，接受我们的贿赂，再同朝廷决一场胜负难以预料的战争吗？请您试着分析一下，这话究竟对不对？”回答说：“如今敌人的君臣都不贤，大概确实会有这种情况。他们的臣下为国王谋划说：‘宋朝输送来的珍宝，国君都可以自己得到。如今如果放纵军队抄掠，所得财物都要分给下面有功的人，国君又将倾空府库来赏赐他们。这样一来，违背盟约而交战，下面的人得到想要的东西，上面的人却损失积蓄，国君只有担心胜负这一件事，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太守分析一下就会明白，这正是北方敌人所以拖延时日、自求安稳而不肯采取反计的明显原因。” 第七篇

译客人质问说：“您谋划契丹不会反叛，可是您在中山时，统辖九州的军队，修筑楼橹，疏浚壕沟，储备粮食，增加马匹，整顿部伍，没有一天不谈论军事，为什么还不能自行安定呢？”回答说：“客人的话不对。兵家说：‘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办法对付他；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使敌人无法攻破。’他们虽然还没有反叛，我们的防备怎么能松弛呢？经常治理军备，正是为了等待动乱；对于没有预料的事，也要把它当作应当预料的事。前面所说的，他们的国主懦弱，他的儿子已经长大，而弟弟又有凶恶的品德。一旦他们的国主因病去世，弟弟和儿子必然争夺君位。争斗之后势力分裂，有的强、有的弱。强者若与我为敌，弱者就会请求我帮助；答应他，强者会恼怒；不答应他，弱者一定会向我报仇。他们一向知道边境地区怯懦，又知道汉地富裕，所以专门进攻容易攻取的地方，以壮大自己、称雄一方，我们不能不防备。再说，如果他的弟弟取得国位，一定会放纵狂暴，先在边境进行抢掠；那些平时对他不满的近臣，又将任意诛杀夷灭他人。即使未必能保证最终成功，也足以成为边境的祸患，朝廷尤其必须用军队镇守安抚，这就是所谓的动乱。庆历年间，他们的国主将领曾经反叛，向各部族请求援兵，各部族都带兵跟随，约定说：‘所获得的人口、牲畜和财物，都由各自取得。’各部族很高兴，日夜奔驰向南进发；后来契丹与那名将领讲和，各部族便都撤回了。” 各部族都愤怒地说：“竟敢欺骗我，叫我来这里！”于是就在幽州、蓟州一带抢掠了几十个县后离去，契丹也不能制止。如今他们的国主再次派王纲，约请各国借兵，各国都说：“又想像上次那样欺骗我们吗？”不肯出兵。所以去年八月派使者叩击边塞，声称已经同西夏断绝关系，言辞甘美而礼意丰厚，实际上是因为反叛的谋划还没有完成，便用诡计诱导朝廷来欺骗北方敌人。将来一旦能够得到各部族的兵力，他们又会寻找借口责问，放纵反复的贪欲，这就是所谓应当预防的事情。因此，太守想让朝廷整治自身，等待他们发生动乱，平常防备意外，难道还要等到祸患已经发生才去防备吗？何况每年拿出百万财物赏赐两边疆域，这难道不是要给子孙留下无穷后患的安排吗？水灾、旱灾、疾病和瘟疫，古今各代都有。假如万分之一的可能成为现实，中国遭遇三年水旱灾害，数千里发生瘟疫，南方的赋税收入不能登上账册，而朝廷仍向北方沙漠以北输送无穷财物，这就是自己困窘天下。天下贫困，就会加重向百姓征取；加重向百姓征取，就会产生怨恨；有了怨恨却不发生动乱，从来没有这种事。他们将趁我国困窘、百姓怨恨之际，责问我们减少或停止输送，带着愤怒的语气直率责难，把过错归给我们，这难道不是把太阿宝剑倒转过来，反而把刀柄交给敌人吗？太守听说过去县官每年给契丹的银子，都重新流入汉地边境进行贸易，官府可以得到其中十分之六，每年增加三四万，这样大略还算够用。自庆历以后，敌人禁止银子再次流入边境，这种情况已经将近十年了；这说明他们想困窘中国，并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自从订立和盟以来，每年给予三十万的有四十年，给予五十万的有十年。契丹所得的银币总计已经七千万贯。春秋时期，向敌国许诺财物的事并不少见。假如将来敌人再次压迫边境，又像庆历年间那样要求增加每年的输送物资，我们还要同他们订盟吗？所以不如先治理好自身，等他们来犯时，整顿军队，坚固防守，以威武向他们显示实力，按照前面所说的办法行事。我们的威势一旦确立，同他们订盟就能稳固；给予他们恩惠，他们就会高兴，也容易使其臣服。所赏赐的财物不过二三十万，这样天下的财物不至于在后世耗尽，也容易使后世遵行。” 庆历七年，枢密使文彦博论述征讨戎泸一带小部族的事情，认为不必从秦凤调兵出征，奏道：“臣近日看到梓州路奏报，说涓并监的夷人作乱，事情不小，请求依照庆历四年的旧例，从秦凤路调拨兵马前往本路救援。臣考察核实，庆历四年夏天，泸州境内的夷人作乱；当时臣任秦凤路都部署、经略等使，奉朝廷诏旨，命臣派两指挥禁军赴泸州救援。臣认为秦州距离戎泸四十多程，路远，必然来不及救援，反而白白拖带兵甲。臣虽然知道这样不便，但当时朝廷诏旨反复叮嘱，臣不敢停留争辩，于是派两指挥禁军前往泸州。还没有走到中途，夷人果然已经退去。上述两指挥的士兵只到遂州驻扎，当时川地各州军看到这些士兵经过，人心也颇为惊恐；加上遂州官吏不懂军政，不能平心静气地安抚驾驭，动辄产生猜疑，几乎导致生事。臣任益州知州时，鉴于这次行动的过失，曾经详细分析利弊，上奏朝廷，认为戎泸的小股夷人作乱，只是当地白艻子弟和宁远士兵便可以抵御。如果贼势稍大，就从梓州、夔州、益州、利州两路就近调拨兵甲予以进攻。” 不过是些愚蠢的小蛮夷，来了就抵御他们，不必穷追到他们的巢穴；难道还要远从秦凤调兵，白白使自己劳苦疲弊，同时又恐怕造成其他惊扰吗？何况嘉州、眉州都是益州钤辖司屯兵的地方，如果发兵救援，乘船顺流而下，不到三四天便能到达泸州，前往救援的势头最快。臣的奏章一定已经送到枢府，可以重新查阅，恳请不要再从秦凤发兵，只命令益州钤辖司迅速筹划，斟酌调拨兵甲，沿水路赶赴泸州策应，这样尤其妥当。”仁宗时，王尧臣任翰林学士、知审官院；陕西正在用兵，他担任体量安抚使。将要出发时，他请求说：“按照旧例，使者所到之处只称诏书慰问官吏、将校，而不涉及百姓。自从元昊反叛以来，至今已有三年，关中百姓凋敝困苦到了极点，请用诏书慰劳他们，并且晓谕百姓，等贼人平定后免除租赋两年。”仁宗听从了他。使者回来后，上奏说：“陕西军队有二十万人，分屯于四路，但能够作战的只有十万人。贼军入侵时常常是官军的数倍，他们十个人作战，我方一个人应战，所以三次来犯三次获胜，是因为敌我人数不相称。泾原靠近贼人的巢穴，是最重要的险要之地，应当先加强边防。如今防秋将近，请增加团结的土兵二万人屯驻渭州，作为镇戎军山外的援军；

译一万人屯驻泾州，作为泾原的援军；渭州的声势和援军二万人屯驻环庆，一万人屯驻秦州，以牵制贼人的冲突。况且贼人进犯边境，所担心的不是不能进来，而是不能出去。沿边地形虽然险易不同，但军队行动必须经过大河；大河通常都有营寨关栅作为控制扼守之处。贼人来犯时，利益在于抢掠，各自为战，所以所向无敌。像延州的金明、塞门砦，镇戎军的刘璠、定川堡，渭州山外的羊牧隆城、静边砦，都不能扼制贼人的来路，所以贼人不担心不能进来。进入汉地以后，他们分路抄掠，驱赶俘获百姓和牲畜，劫掠财货，士兵和战马疲惫，奔走赶回归路，已经没有再战的意志。如果用精锐部队扼守险要，以强弩集中射击，并在旁边设置奇兵埋伏，截断敌军首尾，同时追赶攻击，不打败他们还等什么？所以贼人的祸患在于他们不能出去。贼人屡屡乘战胜之势，携带大量掳掠物资撤回，各位将领不能追击，是由于兵力少而势力分散。如果仍然沿用旧的做法，必定没有取胜的道理。又论述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次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贼人先占据有利地形，诱使我军前来，将帅不能据险拦击敌人归路，反而多次兼程赶赴利益所在；等到士兵疲惫不堪，才与生羌交战。贼人先放纵铁骑冲击我军，接着用步兵和奚人挽强弩集中射击，锋芒无法抵挡，于是导致军队覆没。这是主帅不思考如何应变、不能吸取过去失败教训的过错。希望敕令边境官吏，常常把侦察哨派到远处；遇到贼军到来，要估量远近，立即建立营寨，然后根据敌情奋力进击，不得轻率出兵。皇帝下诏，按照他所说的告诫边境官吏。监察御史包拯进呈张田《边说》的奏疏说：“臣凭着懦弱平庸的资质，承受边帅的任命，才力微薄而责任重大，不能称职，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自从北方敌人请求和好以来，边境没有战事，接近五十年；边防的[原文疑字：▯]，因循拖延，日益长久；将领的选用也没有很好地得到合适的人，士卒一类的人又多骄傲懒惰。如果不精心加以选拔，一旦有缓急之事，却让平庸错误的将领统率骄惰的士卒，必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失败。即使有犀牛甲胄和锋利武器，又能用来做什么呢？何况敌国内部每天都有事情发生，奸诈情状多种多样，不能认为盟约已经十分牢固，敌人绝不会背德。往年的事情也已经可以说明这一点。孙子说：‘不要寄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并对付它；不要寄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使自己不可攻破。’如果沿边的长吏和兵官，全都能得到有才干的人，由他们负责任用，君臣上下协力配合，也许就可以消除后患。臣从前在谏官署任职时，没有不论列这件事的；如今承蒙任用，负责边务，怎么敢因循沉默而不竭尽愚虑，谋求报答国家呢？臣私下看到殿中丞、通判信安军张田，性情端正刚劲，文才广博，熟悉河朔的事情，曾经撰写《边说》七篇，文辞和义理切实直率，深入探究时弊。臣冒昧抄写进呈，恭请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稍加阅览，那么防守边境的利害就会清楚地呈现出来。还请求宣谕两府大臣，共同议论是否可行，专心致志地预先谋划，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包拯又论述契丹事务，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契丹近来派遣使者，又提出了请求。如今朝廷郑重地再次派遣使者答复他们的意图，是为了维持羁縻关系而不断绝往来的情谊。况且北方敌人自从先朝请求结盟以后，边境没有战事，接近四十年。近来因为昊贼背叛以来，他们的索求没有止境，真情和伪诈都已显露。臣听说敌国内部官吏俸禄微薄，百姓困于衣食，所以从将相以下直到各族帐，都已经长久萌发南下牧马的心思。他们唯一不愿意的，只是契丹君主；也不是因为军队和用度不足，或各部上下不和，他们的力量本来就有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每年收入以数十万计，往返聘问的礼节从没有缺少过；他们不愿无故发动战争，穷兵黩武是不祥的，所以不想把理亏的一方留给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服从仁义、崇尚道德和谦让。他们贪婪而喜利，残忍而好杀，强盛时骄傲，弱小时卑下顺从，这大概就是敌人的天性。因此自古圣王用宽大的气度包容他们；他们来就驱逐、抵御，离去就修治防守，这是对待异域的常道。然而历代没有哪一代不成为中原的祸患。议论者有时说，四夷只是四肢上的疾病；但四肢的疾病也会根源于心腹。如果四肢不能安宁，心腹怎么能没有忧患呢？希望陛下深切鉴察这一点，千万不要忽视。臣又担心陛下身边或许有谈论政事的人，用敌国内部没有事情来使圣心安定，说他们的君臣乐于同我国和好，盟誓十分牢固，绝不会背德；臣私下恐怕这会误导陛下。兵法说：‘不要寄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并对付它；不要寄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使自己不可攻破。’如今他们无缘无故派遣使者，必定是要请求一些不能答应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诡计。只要有一点不合心意，便想把它作为借口。何况今年夏天并州、代州一带发生地震，大概是阴气盛极的征象。异域又是中原的阴类，地震偏偏发生在纯阴之地，这是上天有意显示警戒，难道是徒然的吗？他们一定有暗中谋划、制造嫌隙的意图，更不可不深思。臣私下知道沿边各位将领没有很好地得到合适的人，都是靠求进取、邀功和冒名来结交援助、巩固恩宠，不讲求方略，不训练士卒，抚慰驾驭没有方法，劳逸安排又不均，以致边防没有完备，边地粮仓没有充实；一旦急需使用，必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失败。况且河朔地方一千多里，排列着几十个郡，与敌界相连，敌军深入的祸患非常值得忧虑。而各郡没有善于用兵的将领，营寨没有能战的士兵；敌军突然来时如疾电，离去时如脱兔，在缓急交迫之际，拿什么抵御他们呢？臣每当想到这里，便寒毛直竖。何况观察如今的事势，已经是必然发生的征兆；即使已经命令两府重臣前往各路宣抚、处置，也还希望陛下频繁召见执政大臣和统兵将帅，恳切地加以训诫晓谕，使他们谋划议定策略，选拔寻求将帅，精心训练士卒，广泛积聚物资，以大力加强防备。否则，臣恐怕会给陛下留下深重的忧患。臣区区的一片心意，没有什么可以补益的，只请陛下裁量取舍。

译包拯又上疏说：“臣听说，异域成为中原的祸患，已经很久了。以古代衡量今天，从来没有只依赖盟好、舍弃武备而不留下后患的。国家自从契丹请求接受朝廷册命以来已经超过四十年，沿边士卒骄傲、将领懈怠，粮食匮乏、器械朽坏。掌管兵权的人，不是穿着华美衣服的少年，就是罢职的老校；他们隐瞒欺骗，只图敷衍眼前的过失，只拿夸张和挑衅的说法来搪塞，训练只是有名无实，难道不应该深思熟虑吗？”臣前些日子奉命出境，对敌国内部的真情和伪诈相当熟悉。自从他们创建云州作为西京以来，不停地增置营寨，招集军马，积聚兵粮，数量相当不少。但他们以向西征讨为名，真实意图很难测度。由于云州距离并州、代州很近，从代州到应州，城墙相互望见，只有几十里，土地极其平坦。这是中原与外部自古共同出入的道路。自从失去山后五镇以来，这条道路尤其难以控制扼守。万一敌军侵入，河东实在深可忧虑。不能只相信他们的虚声，而放松实际的防备。又听说代州以北，多年来蕃户深入南界，侵占土地，居住耕种的很多，大概是边臣畏惧懦弱，不能及时谋划禁止。如今如果不命令他们牢固守住疆界，恐怕日益滋蔓，窥伺边防的空隙，逐渐酿成大害。银方城等地，也是因此造成的，切不可忽视。何况边境上的将帅，尤其在于任用合适的人。过去太祖经营四方，选拔勇敢能干而忠实的人，分别控制边疆：任用何继筠守沧州、景州，李汉超守关南，以防备北边；任用郭进守邢州，以抵御太原；任用姚令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捍卫西戎。把全部心力交付给他们，给予特别优厚的赏赐，都一任十多年而不迁调，最终取得了成效。如今却不是这样，刚刚到任办事，还没有来得及防备，就又随着调令迁徙，哪里还有时间训练军队、准备防御呢？臣想请求今后凡是沿边要冲之处，都专门委托执政大臣，从熟悉边务的人中精心选拔，任命为守将。代州尤其不能轻率授予。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就要求他们取得实际成效；即使有小的过失，也不要越级调换。这样可使军民安于他们的政令，遇到缓急之事不至于败坏大局。包拯任河北转运使时，请求河北增加买粮买草的数量，上疏说：“臣屡次上言，认为河北、河东沿边的守将没有很好地得到合适的人，特此请求精选帅臣，训练士卒，广泛积聚物资，以防备后患。但臣地位疏远、言语卑微，没有得到采纳。臣前些日子奉命出境，询问探访敌国内部的真情和伪诈，也非常熟悉。那里的官吏俸禄微薄，百姓苦于衣食，各族帐都已经萌发南下牧马的心思；他们唯一不愿意的，只有契丹君主和一两个将相。也不是因为兵力和用度不足，大概是贪图我国每年收入数千万，不愿无故发动战争罢了。然而他们整顿军马、制造兵器，没有一天停止；观察他们所做的事情，志向并不小。可是议论者只想稍稍安定圣上的心，说他们的君臣乐于同我国和好，盟誓十分牢固，绝不会背德，臣私下恐怕这会误导陛下。孙武说：‘不要寄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并对付它；不要寄望于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使自己不可攻破。’何况河北、河东、京东地震尤其严重，沿边又发生大水，这是阴气极盛的征象；加上五星屡次运行失去常轨，这些都是重大的灾异。上天显示变异，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是这样殷切地警醒陛下，实在不能把责任推给四夷而忽略上天的警戒。边境上的事务，不能不迅速准备防御的器具和措施。如今虽然派遣臣僚前往三路便宜籴买粮食，但由于各处得到的现钱很少，恐怕难以办成。希望陛下特出圣断，允许从内帑支出一百多万匹现钱或绢，各路趁此机会相互配合收购，使边地粮仓稍稍充实，拥有数年的储备，也许可以稍微宽解圣上的忧虑。然后每天到便殿，召见执政大臣和统领兵戎的将帅，恳切训诫议论，使他们谋划策略，讲求选用将帅，训练军队，修缮完备城垒，以预先加强警备和修治。何况正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不专心致志地作长远谋划，只图因循，害怕改革和安排，恐怕不是国家社稷之福，必将给陛下留下深重的忧患。臣区区之心不能自已，只请陛下留意省察。” 包拯再次请求调移河北的兵马，并停止公用回易。他私下看到，天下的祸患在三路，而河朔的祸患最为严重。冗余兵力从上面消耗国用，公用回易从下面侵蚀财物；对内导致府库粮仓空竭，对外导致百姓困苦疲弊。臣前后多次论列，请求把兵马调移到河南各州军，并停止各处的公用回易。后来曾委托各处安抚司、转运司斟酌办理，但最终还没有果断实行。况且北方敌人请求和好四十多年，每年赠送金帛数十万，是想使国用宽裕、百姓力量得到舒缓罢了。如今边境没有震动，正是保全国家、休养百姓的时候；可是屯兵越来越多，用度越来越广。河北每年便宜籴买粮食三四百万石，大约要支出现钱四五百万贯，却只有二三年的储备。即使朝廷竭力供应，也仍然赶不上需要，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怕过几年以后，必定会有无法挽救的祸患。至于宝元以前，天下无事，财货充足；一旦昊贼猖獗，调发军队纷至沓来，公私都困窘断绝，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拿今天的形势同往日相比，差别实在太大。万一发生紧急警报，靠什么来救济呢？况且边疆好比四肢，河朔好比心腹。幸而外部没有边境警报的忧患，却让河朔陷入这样的涂炭之中，这是防备手足尚未发生的祸患，却自己使心腹溃败。那么朝廷怎么能不深思熟虑，努力采取救治的策略呢？如果上下同心，改革安排，这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却可以获得泰山般的安稳，又有什么可顾忌而不去做呢？希望圣上慈悲，宣谕两府执政大臣：凡沿边以及靠近内地各州军的兵马，除应当留下防守的以外，所有屯驻、驻泊的各军，都命令返回本营就地取粮。各军即分驻河南的兖州、郓州等州，通常三年一换；遇到边境事务，立即举发，十天之内就可以到达，哪里会有延误而来不及的呢？各州的公用钱，除沿边以及使者往来道路上的州军酌情增加之外，各路一律禁止回易，并不得再进行贸易，这样国用和民力就可以逐渐恢复。只希望陛下怜悯百姓，决断后一定实行。如果再命令各路自行斟酌，就会彼此固执己见，事情更加没有尽头。臣区区之心不能自已，恭请陛下留意省察。

译包拯又请求选择侦察探候人员，上疏说：“臣私下看到，沿边州军侦察探候的事务，在全局中最为紧急。从前何承矩、李允则熟悉敌人的真情和伪诈，大事小事都能得到实情。后来葛怀敏也能派人探察；自王德基、王仁朂以后，只求邀功冒名，所派的既不是谨慎严密的人，又任由他们把消息声张出去，以致契丹多次抓走越界的汉人，在边界上增加巡逻查验。到如今，他们完全不能深入，只能到四砦塲以及齿涿之间，听到民间的平常话和虚假的事情，便把这些当作军情。况且各处本来都有机宜人员，一司掌管的金币不少，过去只是准备支给和赏赐给探事人，近年却有许多被侵占挪借到别处。再加上沿边守将大多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只图进取邀功，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正恐怕有一天敌人到了边境而我们还不知道。希望凡属沿边一向负责探候事务的州军，都秘密命令知州、通判以及按旧例主管机宜的人员，把现任办理此事的人员姓名全部登记清楚，并列明机宜司现有金币多少，以及一向每次探得什么事情、支给什么物品、在什么月日，分别报告一次。还应命令多方访求从前曾经办理探事的人；对于新近派遣而年轻、不熟悉事务的人，一律废止不用。只命令探事首领报告：各地现任将相是谁，山前、山后百姓的忧乐如何，各国臣服还是不臣服，以及训练、整备兵马、制造器械和谋划奸计等情况；每年丰收或歉收，以及粮草的转移，凡是关系重大事务的，都允许申报。除此以外，如打围、迁移帐幕、发布赦令、修筑城池等细小平常之事，以及众人所见的虚假传闻，一概不许采纳，以免白白耗费金币而对事情没有益处。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指挥；还请求严加约束，不得泄露消息。这样各处官吏才能用心办理，遇到缓急之事也不至于误事。” 当时陕西正在用兵，判国子监叶清臣上言说：“如今将领没有平时的储备，士兵没有平时的训练，财物没有长久的积蓄；稍有边境警报，外面没有骁勇的将领，里面没有重兵。观察西北两道边疆，就像一个空落落的大葫芦，外表看似雄壮，内部空空荡荡，完全没有东西。倘若不幸戎马猖獗突进，腹地各城便不是能够靠谋略守住的。自从元昊僭越窃据以来，因循拖延，直到延州遭受贼寇进犯，中间已经过了一年；但屯戍没有办法，物资粮食不充足，整年蓄养军队，最终还是完全派不上用场。连牧马的监苑也没有来得及防备，已经空虚，使愚昧的百姓没有可以倚靠而安居的地方；这就是臣孜孜忧虑大葫芦被穿破的原因。”如今羌戎稍稍退却，但变诈无穷，怎么能趁眼前暂时的小安定，忘掉前一天的大耻辱，又安然自处呢？那么后日回看今天，就会像今天回看过去一样。仁宗在便殿召见臣僚，询问他们加强边防的策略。清臣任翰林学士、权知三司使，回答说：“陛下临御天下二十八年，没有一天自我闲暇放逸，可是西夏和契丹年年成为祸患，难道不是将相大臣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不能替陛下张扬威势和德化、排斥四方夷狄吗？从前王商在朝廷任职时，单于连抬头仰视都不敢；郅都镇守代郡时，匈奴不敢侵犯边境。如今对内，辅政大臣谋略少，纲纪不振；对外，军队平时没有训练，将领平时没有储备，这就是外敌能够从内部侵侮我国的原因。庆历初年，刘六符前来，执政者没有办法，几乎不能在外交宴享之间挫败他的谋划。刘六符起初也怀疑大国有人才，所以藏着奸计没有发作；等他看清了我国的内外情况，便肆意横行，只烦劳一个使者，就坐取得二十万之数。天下物力和民脂民膏日益匮乏，却用来供奉强敌，这正是有识之士为国长久叹息的原因。现在诏书询问北方使者来朝、以征讨西戎为名的事情，如果他们有所邀求，应当怎样答复？臣听说誓书中载明，彼此互不求取。元昊叛乱边境多年，讨伐契丹时，只坐看金鼓出兵，哪里有一点帮助？如今他们出兵，却动辄要求我国援助，背弃盟约、违背誓言，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派善于辩论、能够辨明曲直的人同他们争辩，总之以一战破坏他们的谋划；我方正当理，他们理亏，难道还不畏惧服从吗？如果他们不知道悔过，或者放肆侵犯，那么正值河北遭灾受伤、田野没有房舍的时候，我方坚守营垒自卫，即使让他们深入，他们又能长久停留吗？既然没有可以凭借的粮食，就应当赶快逃走。然后选择骁勇之士，截断他们的回军，设置伏兵，出奇制胜，拦击其首尾；即使不能擒获他们，也必将使其大败。诏书询问辅佐翊赞的才能、方面大臣的才干，以及统帅和偏裨将领，当今谁可以承担这些职任。臣以为，不是担忧没有人才，而是担忧有了人才却不能任用。如今辅翼之臣，忠义深厚的，没有人比得上富弼；能固守社稷的，没有人比得上范仲淹；熟悉古今旧事的，没有人比得上夏竦；议论敏捷的，没有人比得上郑戬；方面之才中，持重严肃而有纪律的，没有人比得上韩琦；遇到大事能够决断的，没有人比得上田况；刚强果断、无所顾忌回避的，没有人比得上刘涣；宏达通晓而有方略的，没有人比得上孙沔。至于统帅和偏裨将领，贵在能够坐镇运筹，不一定要亲自冒着箭石作战。王德用一向有威名，范仲淹深谙军政，庞籍长期任职边疆，这些人都在可选之列。狄青、范全颇能驾驭部众；蒋偕沉着坚毅而有谋略；张亢豪迈不拘而有胆勇；刘贻孙有才干武略、刚强果断；王德基、张慤强劲勇敢，这些人可以补任偏裨将领。诏书说朔方遭受灾伤、军储缺乏，这都是三司谋划失误、设置的转运使没有履行职务所致，本来不是一天造成的。过去的事固然已经不再追究，今后却又不加整治，臣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比如施昌言接手长期积弊的政务，正要竭尽思虑办理职事，却因为一次同贾昌朝意见相违，便被调任他处，军储又怎么会不缺乏呢？

译从去年秋季八月开始筹划购买粮食，然而贾昌朝持不同意见，到仲春时节还没有作出取舍，财赋怎么能够丰足？先朝设置内帑，本意原非寻常；如今却因为主管者吝啬，把内外财物分成彼此，缓急时也不拿来储备，臣实在不知道这是要做什么。至于粮食极为重要，转运迁徙又很困难，不如重新提高爵位等级，稍稍平均万数的需求，对豪民所犯的过失，可以允许他们缴纳粮食来免除杖笞，这样一定能够迅速办成。能够节俭吝啬以减少费用，逐渐达到宽裕从容，德音推及于此，是天下的福气。近来常有人凭低微官职越级请求优厚俸禄，有的身为内供奉却享有遥领刺史的俸给，有的任观察使却随意占用留后的封俸，侥幸求取的门路日益敞开，赏赐没有限度。如果命令有司恪守法度，一概遵循旧规，也许可以防止物力，并使财力稍得宽缓。诏书询问战马缺乏断绝，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们足够使用？臣以前在三司时曾陈述监牧的弊病：占用良田九万余顷，每年耗费钱一百万缗，而天闲马匹只有三四万匹，紧急征调时，竟一匹也不能使用。如今想要不增加费用而立即得到马匹，不如向河北、河东、陕西、京东、京西五路征取马匹：上户一匹，中户两户合养一匹，养马者免除一名丁役。这样坐等即可得到战马二万匹，并不困难。《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二十八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二十九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御边 宋仁宗时，安化蛮防光月率众侵犯宜州，打败官军，杀死钤辖张怀志等六人。三司盐铁判官苏绅上言说：“国家近来把西北两边当作重点，却很少再留意南方，所以有了今天的祸患，实在不可不加考虑。臣前些时候任职宜州，大略知道事情的始末。安化地方方圆数百里，持兵众人不过三四千，然而竟敢肆意侵扰，不仅是凭借地势险绝，也是由于过去守将失策，而国家姑息他们太过分。过去听宜州官吏百姓说，祥符年间蛮人骚动，朝廷发兵讨伐，当时只有安抚都监马玉率兵深入，杀获很多，知桂州曹克明嫉妒他的功劳，多次移文阻止他，所以马玉的志愿不能实现。蛮人畏惧他的威名，至今谈起这件事的人还为之惋惜。假使当时领兵的人都像马玉一样，蛮人早就应当被消灭，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了。如今竟使他们乘隙践踏边境，屠杀将领官吏，对国家威望的损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如果不趁此时发兵，就无法给后来的人以惩戒，也无法震慑边远异族。那六个人虽然不善于维系驾驭部众，因而导致丧败，但他们含冤负耻，也应当设法为他们洗雪。臣观察蛮人的情形，他们所凭借的只是地形险要，居高临下，使大军难以并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四千人〕 然而他们的土地贫瘠坚硬，资财储蓄空乏，只能靠刀耕火种来取得粮食；对他们可以从容筹划，不能急速攻取，可以用计谋倾覆，不能凭武力争夺。如今广东西路的教阅忠敢军、澄海军，湖南北路的雄武军等，都习惯跋涉险阻，而且所使用的兵器同蛮人略相同，请迅速派他们前往宜州防备应援，并用其他军队代替他们原来的驻地，同时命令转运使准备数年的军粮。今年秋冬交替之时，山岚之气已经消散，应进军占据他们的出路，转运粮食、补充士卒，作旷日持久的打算；等到有利时机便图谋深入，可以倾覆荡平他们的巢穴，断绝其道路。即使他们逃散到山林草莽中，也要毁坏他们的房屋，焚烧他们的积聚，使他们进无抢掠所得，退无攻守凭借，然后宣谕国家恩德，允许他们送来归顺文书，并把他们迁到内地州郡，收取其土地，招募百姓耕种，日后足以拓展边地，使外夷成为屏障。还要下诏给附近各蛮部，说明朝廷讨伐叛乱的意图，不许他们互相声援。若取得首级，就优厚赏赐金帛。按照这个谋划，如果出兵，不超过一年，逆贼一定会被消

译灭。何况广西溪峒、荆湖、川陕一带蛮部很多，大都喜欢制造骚动，因此这一战一定会使他们全都震惧，可以保证数十年没有□扰的忧患。” 朝廷采纳并施行了他的谋划，派冯伸己镇守桂州，对蛮人的经制于是完成，蛮患遂得平定。皇祐五年，直集贤院刘敞论述修筑古渭州城有四件不可行的事，上疏说：“臣本月二十二日上奏公事，得以参加入殿，亲耳听到陛下的德音，陛下认为古渭州保留它会造成祸害，放弃它又会损伤威望，两方面尚未决定，于是询问左右近臣，言辞和意旨都很恳切。臣实在独自赞美陛下聪明谦逊、善于谋划而思虑无穷。臣虽然没有听到公卿的议论，但臣愚昧地认为放弃它更有利。为什么呢？朝廷同羌戎讲和已经很久了，如今突然夺取他们的土地并在那里筑城，放弃明确的信义，图谋小利，使夷狄有机会窥伺中原，这是第一不可。羌戎的部落并非一族，自从看见土地稍被侵夺，必然人人怀疑，互相谋划、互派间谍，以新城为借口，或许能够相互率领，大肆造成边患，这是第二不可。自开始筑城到现在不过半年，耗费已经以巨万计算，使秦州因此空竭，而调发供给、运输馈粮又多得无法计数；假如再屯兵守卫它，日积月累，财力耗尽、民力疲竭，那么关中全境都可以忧虑，这是第三不可。先前敌虏出兵争夺利益，杀死官军数千人，后来虽然击破了他们的军队，足以相抵，但敌虏的怨恨更加深重，他们的意图只是重新得到旧地而已。战争如果不能停止，祸患正要发生，这是第四不可。假如新城足以遮蔽秦州，使秦州永远没有羌胡的忧患，即使倾尽国家力量守卫它也可以；否则，如果地形便利，敌人能够凭借它窥伺边境，即使倾尽国家力量争夺它也可以。如今究竟有什么轻重缓急，却要耗费国家财用，困竭百姓力量，牺牲士卒生命，来贪图这咫尺之地？计算功劳，就会受到羞辱；谈论利益，就可说是可耻；考虑祸患，就足以忧虑。这些都明明白白，可是议论的人不忍作出决断，说这样会损伤威望，臣实在不能理解。过去舜讨伐三苗，三苗不服，益向禹进言，禹于是班师整顿军旅，三苗便来归顺。由此看来，帝王的威势，在于使万物畏惧他，不在于使万物憎恶他。所以行动合乎正义、顺应事理，万物就会畏惧；行动贪图利益、违背事理，万物就会憎恶。畏惧就会服从，憎恶就会侮慢，这是自然的道理。汉武帝采纳丞相、御史的请求，停止屯田车师、轮台，于是天下重新安定；汉元帝采用贾捐之的谋划，罢弃朱崖，于是中原重新安宁。因此从德行说，没有超过舜、禹的；从强力说，没有超过汉武帝驾驭外族的。应当忧虑的是行为违背正义，不应忧虑力量不足；应当忧虑的是行为违背事理，不应忧虑威望受损。希望陛下明察这两点，观察利害究竟在哪里；谋划贵在广泛听取意见，决断贵在独自裁定。请以明鉴容纳众议，以古事认识今日。” 臣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狂直至极的心情。” 仁宗时，刘敞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预先防备意外，是治军的良好政务。从前元昊叛乱，西部边境震动惊扰，骚动的祸患蔓延天下。幸赖陛下神圣，也依靠宗庙神灵，元昊死去，国内又多有变故，他的儿子年幼，由舅父掌握政权，所以边境得以重新安定，百姓能够奉养老人、抚养幼儿，早睡晚起。这实在是天道帮助善人，是中原的福气。然而从那以后又十多年了，他的儿子逐渐长大，臣私下认为其虎狼般的野心，不可毫无疑虑地对待。假使他突然发狂，能够制造战乱，而边境防备稍有松懈，又像从前那样，便是完全没有预先谋划、制胜御敌的办法。”臣希望朝廷重申敕令给边臣，使他们常常像敌寇即将到来那样，城郭一定坚固，铠甲兵器一定修整，仓廪一定充实，赏罚一定分明，侦察瞭望一定谨慎，威信一定树立，使敌人惴惴不安，没有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那么边患就会远离

译。近来边吏有的因为饮食费用、役使佣工而获罪，以至如今许多武官都不愿意到边境任职；有不得已赴任的，也都害怕躲避细小的文法责罚，心情不能自安，平常只顾补救过失，苟且求免而已。遇到缓急恐怕不足以责成他们建立功效，这也不是彰明朝廷大体的办法。孙沔、吕溱都是贵重之臣，在当时有功名，尚且因为这种事被废弃。

译假如再有孟舒、魏尚这样的边臣，臣当然知道议论者也不能容忍他们。这就是冯唐怀疑汉文帝不能任用廉颇、李牧的原因。乡饮酒礼中，一次献酒要拜百次，其修饰恭谨已经到了极点；然而终究不能用这种人来治理军队，所以治理军队的人姑且只取其大节罢了。边臣中有才干的人少，可以任用的人更少。臣希望陛下宽容并培养这些人，宽略他们细小的过错，不要过分用细微法令督责他们，使他们乐于任职、热心办事，尽力发挥作用，人人都想着报答皇上的恩德，那么就可以在远方挫败敌人的谋略。臣所管辖的地方并不是边境要害，然而说这些话，是想推明圣德、驾驭智谋勇力的一端，不敢是替边吏游说。至和元年，侍御史赵抃论述契丹无故派遣使者，上言说：“臣恭敬地看见，河北同契丹通和，年岁已经很久，使者往来，礼仪有固定的常数。近来契丹派萧德等人不按时前来，除了奏记中所说的事情以外，又没有别的事由。虽然朝廷内外人心稍稍安定，然而北方敌人的真实情况难以测度，或许是在观望衅隙，或许是在窥探盛衰。他们凶悍狡黠而贪婪，自古以来就没有信用。过去汉文帝同匈奴和亲，后来匈奴接连进入边境，所以贾谊有长叹痛哭的言论。唐德宗答应吐蕃的盟约，到了约定之时吐蕃却暗中袭击平凉，所以浑瑊有狼狈奔逃的事情。开始都说着甘美的话、表示厚重情意，最后却背弃约定、毁坏盟约。如今契丹使者无故前来，势头还没有停止，侥幸求取的东西不止一项，诡诈变化百端。他们声称要停止用兵来使我军懈怠，妄图凭借重重贿赂使国家赋税困乏，其用意不浅，怎么可以忽视呢？《传》说：‘处在安定时要考虑危险。’又说：‘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不能因为边境尚未扰乱，就表现出安逸的心意；不能依仗战尘尚未惊动，便采取苟且敷衍的计策。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鉴察古事，秘密告谕辅弼近臣，讲求抵御边患的办法。如今防备边境的急务，没有比选择将帅、训练士卒、储备军需更重要的了。选择将帅，就要留下有才干的人，去掉疲弱懦怯的人；训练士卒，就要让精锐勇敢的晋升，使骄惰的退下；储备军需，就能使边境气势壮盛、人心安定。这三项都有防备，万一突然出现寇警，我们还怕什么呢？前些年西部战争尚未兴起时，士大夫中有人横议此事，众人都暗自嘲笑鄙薄他们，指责为狂妄偏激的不祥之言，哪里肯动心预先防备？一旦延安受到惊扰，临时处置失去次序，朝廷内外便承受不尽其弊端。臣今天所说的话，未必不是当时所谓狂妄偏激的不祥之言。臣至为愚昧，却忧虑国家，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伏望陛下像上天一样听取卑微意见，采纳千虑一得的见解，振奋刚健果断的德性，发挥先见之明，审慎思考并努力实行，那么就是宗庙社稷的福气。嘉祐五年，侍御史吕诲论述边防废弛，上疏说：“臣深切认为，戎羌讲和已经多年，边防长期毁坏，兵威不能振作，因循苟安、轻慢敌寇，难道是处安思危的长远防备吗？臣并非懂得军事的人，只是多次任职陕西，熟悉听闻四路的事情。正当陛下振奋精神谋求治国时，臣曾说兵备应当作为首要事务，所以略举边境数事来奏闻陛下。臣认为如今边境最令人忧虑的，是陕西民间财力匮乏，又连年歉收，不比宝元、康定年间；一旦稍有紧急警报，必定没有强盛取胜的形势，这一点可以断然知道。自从同西戎通好以来，儒臣乐意担任边帅的，特别是把接受这种任命当作权宜之计，哪里曾经筹划各种事务，作为兵防长远的谋划呢？臣恭敬地看见，近年来有些生户进入汉界居住，突然占有土地，仿佛进入无人之境，所属堡寨都不加禁止，州县也无法得知；即使知道，也不遣送他们，担心引发事端。一旦战尘突然兴起，他们便可能成为敌人的内应，这些都是此类情况。熟户自庆历年间经历战斗，损失的人数很多；后来虽有分出一部分生户、增加人口，却从未登记姓名，遇到缓急需要使用时，怎么能够召集呢？而且一向威势强盛的部族，往往被西人用利益诱骗，都怀有背叛之心；藩篱不牢固，将来抵御敌人便无所凭借，不能不忧虑。弓箭手自西部战事以来缺额，始终没有招募补充，多被堡寨官员私下役使，受到各种侵夺，百姓十分困苦，以至于教阅之事废弛。如今沿边堡寨的使臣大多不择人任用，只把转官酬奖当作利益所在，聚敛俸禄，趁机谋取私利，一切营求私事，甚至有的家中不蓄养马匹，弓弩也不牵挽，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建立御敌功效吗？至于土兵，最为得力。宝元年间登记百姓充任弓手，不久刺充为保防等军，当时公私耗费无法计算；后来分配指挥，训练已经形成制度。西部战事平定后，逃亡、死亡、损失的人员再也没有补充，如今剩下的没有多少，年纪小的也都五十多岁了。眼下挑选几乎已经用尽，那么二十多年蓄养训练的功效一旦废弃，实在令人惋惜。至于四路帅臣，姑且拿泾原一路来说：那里地势最平坦开阔，敌人的骑兵出入正好可以奔驰冲击，控制防守尤其困难；康定年间多次战败，都发生在这一路。施昌言昏聩年老而且有病，承担这样重要的任职，像依靠长城一样，能够因此安心吗？臣愚昧地曾思考，如今边境没有战事，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应当早早筹划，也要有用来等待敌寇的防备。臣想请求朝廷选派一两名熟悉边事的朝臣，另立名目，秘密同一名转运使共同核查四路；如果有长期积弊，不要害怕变更改革。凡是过去生户迁入汉界居住的，都应按照熟户的条例标定、分拨田地，明确办理授予，设置簿籍加以管束，分立项目，使官员负责统辖。所有原来的熟户，也应把原先防检之中可能有生户混杂、长期居住的情况查清；如今不论新旧人口，都重新编排等级，增设人员，制定固定账籍，贵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防备召集。弓箭手只按原有防检名籍补足缺额，命令逐步招募填补。所有负责边防堡寨的使臣，一律命令考阅试验弓马，衡量人才；凡不怯懦、可以驱使任用的人，让他们长期任职。如果不称职，就交给所派官员在近里的州军使臣中选人调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译所有土兵，只选择他们子弟中骁勇而有武艺的人，不以等级为限制；允许壮年者替代年老体弱者，这样所得的利益相差极大。四路帅臣，请选择有才略、公正忠诚的人，可以是文臣，也可以是武臣，不限官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就让他长期任职。这几件事，臣愚昧地认为是有利的，并不是创立新的谋划，全都是祖宗的旧规，只是痛惜它们被废弛，所以冒昧希望陛下留神省察，同大臣确实讨论。如果认为臣说得对，就应当立即施行，不宜拖延；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也请陛下记在心中，日后自然可以验证。之所以请求派官员核查，是因为长期废弛的事务，都是边臣苟且求安，任职两三年便更替离去，逐渐养成深重弊病，上下都固意遮掩，不愿朝廷听闻。如果只是下诏命令各处整顿武备，最终仍没有实际行动，也就等于没有施行。唯愿圣明采纳。” 仁宗时，苏舜钦论述西部战事，上疏说：“臣私下看见，自从西部敌寇暴虐叛逆以来，天下谈论军事的人不可胜数，大都不过是训练士卒、积聚刍粮罢了。他们的言论泛泛杂乱，没有纲领；又陈述那些陈腐的内容，使人听得厌烦，因而笑弃忽视。何况清明的内心和亲近的辅臣自有高明谋略，所以本来不应再有所献言。然而臣早年居住长安，完全了解西部边事，其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得到合适的人才，训练军队、积聚粮食的办法，不必烦劳帷幄中的谋议，自然就能办成。只是攻守防御的计划，必须由朝廷授予。为什么呢？这是极大的事情，不可轻率举动。近来听说朝廷将要商议深入讨伐、倾覆敌人巢穴，这大概是愤怒于他们凶悍悖逆，只勇于行动而没有思考。谁不知道羌氐的习俗？他们居处不固定，像兽群一样聚集、像鸟群一样散去，本来没有聚积储备。如果我军悬军深入荒漠，跨越险路，披甲裹粮，手持兵器，在外疲惫、内心恐惧，一天的行程要付出三天的劳苦，还没有见到敌人，自己已经因困顿而病弱；一旦遭遇伏兵，将领就会支撑不住。过去赵充国已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道理，所以中原有利于防守，边人有利于作战，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传》说：‘天子把边境四夷作为守卫。’又说：‘荒服之地来归顺，君王便加以安抚；若不归顺，就修治德政。’《诗经》说：‘稍稍讨伐玁狁，直到太原。’所谓稍稍讨伐，也只是把他们驱逐出去罢了；他们来就驱逐，离去就不要追赶，这是抵御戎狄的良好策略。本朝五路兴兵，也曾遭遇挫败；先前刘平不能持重等待时机，专门追求速战，自己被擒获，损伤削弱了国家威望。由此可知，讨伐不如防守有利，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近来朝廷任命夏竦、韩琦、范仲淹等人，他们都是威名震动外族、众人寄予希望的人。贼人元昊奸诈狡猾，所以一定会疑惧；既疑惧，就会用事情来试探我们。臣私下推测，今年秋天他们一定会发兵侵犯边塞，来观察我军的方略。在这种时候，尤其必须慎重。如果能够坚壁清野，不同他们交战，在险要关塞设置伏兵、使用奇谋，等他们军队疲惫、粮食耗尽而回返时反复攻击他们，不必深入讨伐也可以成功。当前的形势，不怕他们不来交战，只怕我方防守的方法没有做到。主张进攻的人，恐怕锐气有余而谋略不足，会败坏陛下的军事大计。愚者的意见，万件中或许有一件有效；臣因为曾预先参与西部战事，不敢闭口沉默。伏望圣上思虑裁察，臣不胜恳切至极。” 英宗时，胡宿论述河北防备边境事宜，主张把沧州、棣州合并为一路，上奏说：“臣听说，地势有固定的险要之处，而国家却没有永远固定的疆域，这是古今得失形势不同的地方。古代北方有卢龙塞、白檀险要，隔绝南北，中原占有它们，便可控制扼守北方敌人。如今这两处险要反而被敌人占有，河北地形没有险要可以防守。从河南向北直到澶渊，平坦土地绵延二千里。景德年间有一天敌骑到达黄河边，当时距离祖宗时代才四十年，军队强盛，将领勇猛，熟悉战斗，仍然烦劳章圣亲自驾临，敌人才畏惧而请求和议。河北有名的将帅，如杨延昭、马知节、李允则、何承矩、孙全有；以盛名护卫皇驾的有李继隆、石保吉；内臣有秦瀚，他们都多次经历战阵。自黄河在商胡决口，失去横陇旧河道以来，中原失去了大河的险要，敌人乘虚进攻沧州、景州，山东就危险了。希望采用张宗益、郭申锡的意见，把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划归沧州管辖，另设一路，屯兵以扼守敌人冲要，防备意外，这是国家的福气。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令大臣讲求防御，迅速施行。”胡宿又论述边界守约的限制，上奏说：“臣听说，忧患的到来往往隐藏在细微之处，产生于人们所忽视的地方。自从边臣赵滋实行界河禁捕鱼、禁割芦苇，一概禁止以来，汉兵常常同北方人争斗，多年不曾断绝；和好的体制一旦到了这种地步，怨恨隔阂的产生也并不需要大事。去年八月庚寅日下大雨，今春彗星孛星出现，上天并不说话，而是用天象向下显示，陛下应当思考内外忧患，弥补其中的缺失。因为有防备，祸患就不能扩大；没有衅隙，乱事就不能兴起。界河的武思、赵用等人，虽然有时建立小小的忠节，却不懂得大局，应当秘密施行告诫约束。臣观察景德年间的诏书，安抚司都能防微杜渐、谨慎持重；景德以后诏书多次改变，北方人捕鱼安于旧习，边吏也放松职守，不再责问禁止。等到重新执行旧条例，连水中的鱼都被查察，众人便都愤怒了。履霜已经很深，坚冰即将到来，希望大臣早作防备。国家太平已有百年，同敌人通好已有六十年，内外没有忧患，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近年边境急报送来，不过是敌人侵扰几寸疆界、边界关候的小事，这是边地人员的常态，也是县寨本来应办的职务，发一道文书就足以办理，何必突然兴动甲兵呢？如今士大夫中有人以燕蓟归属外国为耻，如果天时尚未到、人事尚未具备，却妄想求取难以实现的福运，不如讲和息民，选择良将守卫边疆，选用能臣修治聘问之礼；对外保持友好和睦的形势，对内修治防守御敌的准备，使羁縻关系不断，守住真宗、仁宗的法度。”

译用恩惠养育百姓，那么天下就幸甚了。胡宿又论述西夏事宜，上疏说：“臣听说汉武帝收复河南之地，修筑朔方，开设河西五郡，中原占有它们，借以隔绝边人，使他们不能相互交通，前代称这是斩断匈奴的右臂。如今这些地方全都成为夏国所有。夏国主谅祚倚仗豺狼般的部众，继续其凶恶父亲的罪行，去年不顾誓约诏书，焚烧劫掠秦凤、泾原两路的熟户，肆意杀戮抢掠，满足后离去。边臣畏惧怯懦，按兵不出。朝廷下诏责问，他却拒绝接纳使者。等到贺正使者到来，又以壕外土地属于他们为借口；这片土地是庆历年间西蕃溪洞献出的，查验依据非常确凿，诏书答复已经说得很详细。近日延州安抚司又奏报，夏国请求派使者带着文状乘驿车到朝廷来，其用意没有别的，只是重申前面的话，图谋挑起争端。臣恐怕边疆的忧患还没有平息。听说西人常常有意窥伺秦中同家堡一带，蕃部正好扼守西贼来路；泾原如果失去这处险要，便没有什么可以阻隔，敌骑一两天就能到达古渭。古渭一旦失守，秦中就会动摇。虽然听说今年岁星位于东井，是关中的福星，按照诸家说法，岁星所在之处不可加兵；然而五星的盈缩进退并不恒常，难以依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如果他们不畏惧天道，竟然来侵犯顺服之地，那么成败虽然系于天道，最终还在于人的谋划。如果只是争论壕外的地界，朝廷一定不会答应开放许可。他们见不被允许，必然会采取争夺行动，大规模聚集各种丑类，以扰乱各路。听说西贼仍有窥伺边境空隙、结交招纳熟户的意图。希望圣上慈悲，明确告诫边帅，预先防备意外，安抚镇定百姓，明确派遣间谍侦察，讲求训练军政，以逸待劳。他们知道我方有防备，决不敢仓促挑起事端。” 胡宿任知制诰时论述边事，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景德二年北方敌人请求和议，章圣深思长远，务求让边民安息，屈尊降低皇帝身份，以柔和对待强悍的风俗。后来仁宗以圣德顺承先帝的志愿，弥合间隙，取得羁縻关系不断的情谊。从那以后边境长期没有战尘警报，父老百姓不知道兵革之事，深厚的恩德已经深入民心。国家太平已有百年，其中同敌人通好占六十年，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近日戎人迁移修建铺舍，侵越代州疆界，官吏制止他们，北兵便同汉兵争斗。又有雄州奏报，契丹骑兵两次经过拒马桥，向南掠去，砍伐柳树一千余株，并放箭射向归信县尉。又按界河旧制度，北方人不得捕鱼，虽然一向有禁令防范，听说有时也曾私下捕采，过去却没有听说发生争斗。近年禁令防范过于严密，争斗不断，甚至曾射伤巡检、杀死巡逻士兵。边臣安然处之，竟不以为怪，朝廷接到奏报也把它看作闲事。不知争斗不停下去，最后将会怎样；这些都是长期互不相容，逐渐酿成此衅，履霜的趋势已经出现，坚冰即将到来。臣实在担心章圣与戎族和好的政策会从此毁坏。国家平常把防备重点放在陕西，其次是河东，却从未深切留意河北、陕西、河东、河北西路。兵官经过朝廷选任，所得的差遣大多较好；至于极边城寨的都监、寨主之类，又允许由帅臣保荐，往往能够得到熟悉当地山川险易、了解蕃戎情态的本地人。又有归附的蕃部作为屏障，土兵、蕃落、保防之类，都熟悉弓箭而善于作战。凭一路的兵力，由良帅统制，敌寇到来时可以作战，也可以防守。河东地势险固，去年西贼焚烧劫掠泾原、秦凤的熟户和蕃部，直到现在，环庆一带敌骑的抢掠仍未停止。然而今年岁星在东井，东井对应秦地，是关中的福星；按照诸家的说法，岁星所在之处不可加兵。应当敕令沿边各将严整军队等待，敌人如果大举侵犯顺服之地，我方既得到天道支持，就不应放纵敌人。兵法所谓敌人加兵于我，不得已而应战，称为应兵；应兵能够取胜。敌人自己守在巢穴中，并没有侵扰我方，不应提兵深入，自行违背天道。前面所说朝廷从未深切留意河北，难道不是因为依恃盟好，重视改建防务会引起敌人怀疑吗？如今的办法，不如对外保持友好和睦的形势，对内修治守御的准备。况且河北地形没有险要可守，从雄州以北直到莫州，南面平坦开阔达千里。过去黄河流入敌境，不过五七里；自从黄河在商胡决口，不再循行横陇旧道，河北水流漫散，中原失去了大河的险要，不能限制隔绝戎人。隆冬冰层冻结，敌人的兵马就可以通过。敌人如果用精锐骑兵冲击沧州、景州的空虚之处，长驱南下，那么京东就会动摇。河北虽然有塘水和城墙，也有利兵坚甲，但没有值得依靠的臣子；能够了解前后边事、通晓边疆事务的人，说得已经很多了。朝廷因为北边没有衅隙，尚未抽暇经营筹划。如今边境的衅隙已经萌芽，若能在事变发生之前防备，奸谋自然会被破坏。如今陛下圣德日益升高，神机出于天赋，洞察万事纲要，安坐便能照见四夷情状。朝廷之上，俊杰贤能的大臣都有文武全才，通晓三路利害，哪里是臣这个愚昧浅陋、偶然听闻的人所能完全了解的？然而即使是背柴人的话，只要对朝廷有益；何况臣参与听闻政事，熟知边患，岂敢默默离去？希望请求命令中书、枢密院检取前后臣僚所上的言章奏疏，衡量哪些可以施行。” 知谏院司马光上《备边札子》说：“臣听说《周书》称赞文王的德行说：‘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德行。’这是说诸侯倨傲凶狠、不肯归顺，就讨伐诛灭他们；顺从柔服，就保全他们。不回避强国，不欺凌弱国，这就是王者治理天下的办法。臣恭敬地看见，去年先帝驾崩，赵谅祚派遣使者前来致祭，延州派指使高宜押伴使者进京。高宜言语轻佻放肆，傲慢对待使者，侮辱他们的国主。使者临行辞别时，向朝廷申诉。臣当时同吕诲上言，请求加罪于高宜。朝廷却忽略此事，不把它放在心上，使使者怀着怨恨回国，西夏一国的人都以此为耻。今年以来，谅祚招诱逃亡者，调集兵马，窥伺边境，攻打围困堡寨，驱赶胁迫熟户八十多个族，杀掠弓箭手约数千人。悖逆到了如此地步，朝廷却反而派遣使臣带着诏书去抚慰晓谕。对方顺从时就侮辱他，倨傲凶狠时反而畏惧他，这岂不是违背文王使诸侯归服的道理吗？假如使臣到了那里，谅祚叩首认罪，禁止侵掠，或许还可以赦免；如果他又拒绝违抗王命，辞礼骄慢，继续侵掠，臣不知道朝廷将要怎样处置他？

译损伤威望、毁坏国家重器，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如今公私困乏枯竭，士卒骄惰，将帅缺乏人才，而敌人侵犯边境，事情的忧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可是朝廷上下安然自若，仿佛无事发生，原因是什么？难道朝廷自有防备，而疏远在外的臣子不能知道吗？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所谓防备，不只是增加屯驻的兵马、积存粮草而已，更在于选择将帅、修治军政。三者全都缺失，怎么能说有防备呢？臣不胜愤懑，伏望陛下广泛召集群臣，询问御边的办法，选择其中好的意见而努力实行。如今救援边境的紧急程度，应当像捧着漏水的瓮去浇灭烧热的锅一样，还恐怕来不及，怎么可以对外表现出安闲，反而养成大患呢？” 治平元年，司马光又请求告诫边城不要把细小事情一概宽纵，上疏说：“臣听说，明主在事情开始时谋划，在细微处考虑最终后果，所以用力不劳而收获功效很大。臣私下看见，国家用来抵御边人的办法，似乎还没有完全合宜。在边人安定、归附、顺从的时候，却喜欢同他们计较末节，争执小事；等他们变得桀骜暴横以后，又随之姑息，不能深入讨伐。这是使边人更加轻视中原，都厌恶柔顺服从而乐于背叛。近来的西戎祸患，起因在高宜；北方敌人的衅隙，起因在赵滋。而朝廷至今仍未醒悟，反而始终认为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对的，认为遵循事理、安守本分的人是错的，所以边境武臣都锐意妄为、制造事端。有的人把开拓十几里荒废之地当作功劳，有的人把杀掠三五名老弱士卒当作勇敢。朝廷称赞他们有才干，突然提拔任用。后来敌人心中愤恨，便前来报复，屠杀熟户，抢掠边民，丧失的人财往往以千计。而朝廷只知道惊骇，增兵聚粮；对于招致敌寇的人既不追究惩处，对于守边的大臣也不谴责。这样却希望敌国宾服、边疆没有忧患，就像添柴扇火，却希望沸水不沸腾一样。臣愚昧地深思，真宗皇帝亲自同契丹约定结为兄弟，仁宗皇帝赦免赵元昊背叛的罪过，册立他为国主，每年捐出百万财物，分送给两边，这难道是喜欢这样做才这样做的吗？实在是因为屈己受辱的羞愧小，而爱护百姓的仁德大，所以才如此。如今陛下继承已经成就的事业，守住已经安定的根基；可是执政大臣多次因为争夺桑树的愤怒，心中不顾灌园小事背后的大计，使边境祸患纷纷不息，臣实在替陛下痛惜。近来听说契丹百姓有人在界河捕鱼，又有人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这不过是边境小事，哪里值得介意？可是朝廷因为原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制防御，认为他没有才干，另选州将来代替他。臣恐怕新将到任后，一定以李中祐为警戒，却把赵滋当作榜样，妄杀邻境百姓，战争的端绪便会往来不断。何况如今民力凋敝，仓库空竭，将帅缺乏人才，士卒没有训练；夏国已经怀有愤恨，屡次前来侵寇，祸患的根苗已经形成。如果再加上同契丹失去和好，臣恐怕国力不容易支撑。伏望陛下严厉告诫北边将吏，如果契丹不遵循常例，发生小规模相互侵扰，如捕鱼船只、柳树之类的事情，只可以用文书整治会同，讲明道理加以晓谕，使有关官司自行禁止约束，不可轻易用弓箭刀兵相加。如果再三晓谕他们仍不听，就报告朝廷；即使专门派遣使臣到他们的王廷，同他们辩论曲直，也没有妨碍。如果又不听，不如广泛访求贤能人才，增加修治德政，等到公私富足、士马精强以后，再以正当名义讨伐他们；那样就可以把穹庐逐赶到漠北，恢复汉唐的疆土。与其争论捕鱼、砍柳的胜负，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 司马光任龙图阁直学士时，请求朝廷关注边防事务，上疏说：“臣私下看到，近年来赵谅祚虽然表面上派遣使者称臣进贡，暗中却蓄谋不轨，窥伺边境，并秘密用官爵、金帛招诱中原不得志的人。熟户蕃部听说有人逃亡叛离，以及同赵谅祚暗中往来的，已经不少了，但朝廷不能一一知悉。熟户蕃部中有违抗拒绝、不肯服从的，赵谅祚就动用兵马公开杀戮劫掠。弓箭手中有住在沿边地区的，赵谅祚都逼迫驱逐，使他们进入他的境内。将帅之臣只是坐视，不能救援，于是使其余熟户都畏惧他的凶威，怨恨中原，人人都生出离叛之心。等朝廷派使者带诏书责问赵谅祚，他却拒不接受；即使有所答复，也都是侮辱轻慢、欺骗蒙蔽的话。朝廷也隐忍宽容，不再追问。赵谅祚又多次散布虚假声势，来惊扰边境，而将帅之臣大多懦弱怯惧，此外没有才能谋略来挫败敌人、抵御侮辱，只是一味聚集兵马来保卫自己。一道有警报，三路都惊惧，把腹地州军中的下番兵士全都抽调到自己麾下，使他们白白消耗粮草。几个月后，毫无动静，才遣返他们。还没来得及休息，忽然又听说有警报，便再次抽调而去。” 像这样来回奔波，使士兵疲于道路，却始终没有做成一件事。臣虽然愚钝无能，不熟悉边防事务，私下姑且按自己的想法推测：赵谅祚之所以仍旧派使者称臣进贡，一是每年可以得到二十多万的金帛赏赐，二是有利于进京贸易，三是想让朝廷不对他设防。他之所以招诱不得志的人，是想用来探听中原的虚实；平时就让他们充当谋主，入侵时则让他们充当向导。他诱骗、胁迫熟户，驱逐弓箭手，是认为东方来的客军都不值得畏惧，只有熟户弓箭手生长在最边远的地方，勇猛强悍、善于苦战；如果先把他们剪除，边民就失去依靠，入侵时便可畅通无阻。他之所以多次散布虚声、惊扰边境，是想使中原军队疲于奔命，耗散各蕃部，使公私都陷于贫困。等边境官吏习以为常，不再设防，然后乘虚入侵。凡是这些事情，如果不早作考虑，使他的奸谋得逞，我实在担心这将成为国家无法估量的祸患。臣认为朝廷应当夙兴夜寐、废寝忘食，深以为忧；可是只见他派使者进贡，就认为他的臣节没有亏损；听到他侮辱戏弄的话，反而认为是恭顺；听到他欺骗轻慢的话，反而认为是真诚。

译大概朝廷并非不知道他的本心，只是想等他没有发作，姑且求得眼前的暂时安宁。”司马光不顾将来深重的祸患，我日夜思考这件事，愤懑忧郁不能自胜。为什么敌国谋划得如此深远，而中原考虑事情却如此浅薄呢？臣愚昧，恭敬地希望陛下对于边境事务常常放在心上，特地下诏书，明确晓谕朝廷内外：凡是文武臣僚中长期担任边任的，或者曾经参加战阵、知道军中利害、了解敌国真伪情况的，都允许上书自陈。陛下不要因为他们的官职疏远卑贱，或文辞粗鄙恶劣，就不予过问；应当逐一略加阅览，选择其中道理较为高明的，都召来当面对答，从容询问当天整治军队、抵御戎敌的防备措施有哪些得失、应当怎样处置，这样就能得到合宜的办法。他们的意见有可取之处的，就立即施行，并记录姓名，留在左右。然后从中选拔勇敢有谋略、才能特别出众的人，提升为将帅。能够称职立功的，就用爵位、赏赐来鼓励；昏庸怯懦、坏事失职的，就用刑罚诛戮来威慑。再加以选练士卒，留下精锐、淘汰冗员，申明军队等级的法令，抑制或振作骄纵懒惰的风气。如果确实能这样坚持不懈地实行，几年以后，等将帅得到合适的人选、士卒听命效力，然后即使由陛下有所作为，也没有什么不可。” 即使向北夺取幽州、蓟州，向西夺取银州、夏州，恢复汉、唐的疆土，也不会再是难事。何况只是守住今天的疆界，制服敌国的侵扰侮辱，难道还不能从容有余吗？” 熙宁四年，文彦博上奏说：“臣奉命审阅薛向所上的奏疏以及关于边疆利害的意见，并把可行与不可行的事项分条抄录进呈。臣详细考察薛向所陈述的内容，大体有五项：第一，任用将帅来控制敌人进攻的要冲；第二，迅速进攻征伐来使敌人疲惫；第三，裁减戍兵来充实军队力量；第四，断绝敌国的财利来源来使其困弊；第五，慎重处理军费来巩固国家根本。所谓任用将帅，朝廷何尝不慎重选择并加以重用？只是所选之人有时合适，有时不合适罢了。既然得到合适的人，本来就应当如薛向所说，使他长期任职，必定各有成效。像从前那样频繁调动、更换，即使得到贤才，也难以责成将帅取得成功。所谓迅速进攻征伐来使敌人疲惫，有两层意思：一是先发制人的防备，认为先发动进攻可以制伏别人，后发动进攻就会受制于人；如果进攻失败，所以希望赶快反复操练军队来使敌人疲惫，并用多种办法误导他；二是浅近进攻的防备，大意是想招诱横山部族，团结熟户的军队和义勇、弓箭手，侵扰敌境，使敌人不得安居，从而自行陷入困弊。这些都是朝廷平素所关注的。加上韩琦上言说，庆历初年他曾与范仲淹提出过这个建议，恰逢西部人输诚归顺，事情才停止。去年枢密院于是与中书省共同商议，已经有完整的谋划，不久便下达给各路；现在另行抄录奏议进呈。” 此外，各路军队历来没有精确核查实际人数。去年枢密院命编例官分类汇总出确实人数，下达各路，严令进行训练。至于军队编制，也有现成的法令；又检阅康定年间各路出师牵制敌人的办法，秘密下达给各路统帅遵守。朝廷处置得如此详细，几乎没有遗漏的防备。然而这种举动必须选择适当时机。去年十月，臣曾上奏先帝说：‘如果赵谅祚果真执意强横，自行断绝与朝廷的关系，那么讨伐凶恶首领、招纳投降归附之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他仍然恭顺、服从过错，就应当包容。所谓羁縻关系不可断绝，何况王者的军队，不到万不得已，难道可以轻易动用吗？’如今薛向也说：‘如果赵谅祚改变想法、改过自新，重新遵守誓约和诏令，希望陛下扩大天地般的气量，收敛雷霆般的威怒，节省费用、停止用兵，使边境安定、百姓休息，这是天下的幸事。’这些话是对的，但平时不能不把它详细讲习、谋划成熟，一旦出现裂隙，就可以毫不迟疑地使用。所谓裁减戍兵来充实军力，关键是裁减东部兵员中疲弱的，选取土兵中精壮勤勉的，取实际战力、减少虚耗费用，以此作为持久必胜的办法。朝廷近来已经核查各路军队，裁去冗员、留下精锐，都有确定的数额，等薛向来年春季依法进行选练。” 此外，去年没有用龙卫军戍守边境，这也是节省兵员、增强实力的一项措施。又说：‘断绝财利来源来使敌国困弊。’这大概是说，朝廷每年的赏赐以及沿边的和市，都应当断绝一项，敌人的势力自然就会窘迫。每年赏赐和和市，如果赵谅祚违抗命令，本来就应当断绝；以上三项防备，不必等到议论，利害自然可以知道。所谓慎重处理军费来巩固国家根本，这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务，最应当认真谋划。军费如果节省，国家财力就会富足；国家富足，军队就会强盛；军队强盛，蛮夷就不敢侵侮中原；然后制定礼制、制作乐章，逐渐达到太平，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不计算国家用度的多寡，却想轻率妄动、给国家制造事端的人很多。只有朝廷审慎用兵、谨慎实行才行；一旦用兵，费用不可计算，如果力量耗尽、财物用完，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薛向又认为调度军队和军费，应当以康定年间为鉴，这话尤其切合实际。康定年间，军队长期没有作战，人人都不知道战争，上下骚动不安，任意征取、胡乱使用，毫无止境，天下困弊，最终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这确实值得鉴戒。薛向说他自宝元初年在陕西任职以来，出入军旅之间，如今又主持关中的漕运，前后七年，亲眼见到、亲自筹划，所以本来就应当了解详细；他说的话确实有条理。” 然而谋划进攻、估量敌情，是老将也感到困难的事；战争是国家大事，不可轻率谈论。古人论兵极其谨慎、极其慎重，像薛向所说夺取横山易如反掌、擒获西部敌人如同设网捕兔，谋略虽有可取之处，言辞却似乎过于轻率。臣诚愿对此谨慎、重视，愚昧的考虑就是这些，恭敬地请求圣上详加选择。” 起居舍人傅尧俞请求加强边防，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延州近来有秘密奏报，众人议论纷纷，都认为事情与赵谅祚有关。臣身居外廷，不应擅自商议、揣度机密政务，却冒昧进献瞽见之言。如果所听到的确实不对，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狂妄愚昧的罪过。自古以来防备敌人的办法很多，臣不敢全部陈述，以烦扰圣听。臣只是奇怪，几十年来不修治军备，却专门一味姑息，损害国家堂堂的威势，助长敌人贪得无厌的习气。近来朝廷颇能依据道理裁抑他们，以伸张皇威，这确实是对的。但臣认为，必须能够控制敌人的生死命运，做到像支配手臂和手指一样，进退高下都能依照我们的意愿；否则，文臣武将和有才能的将领，终究不能执行伸张威灵的主张，也就只能独断推行。如果还做不到，控制驾驭的办法就应当刚柔相济、张弛并用。如今养兵百万，大多既懦弱又骄纵，将臣虽然很多，有谁可以倚靠来办成事情？国家刚刚遭受大变故，人人都说府库已经困竭，边境之间不宜发生警报。希望陛下深思长远，先作好使自己不可战胜的防备，以挫败敌人的奸心。倘若敌人跳梁妄动、提出某些要求，就选择那些对大局损害不大的事项，偶尔有所屈服，用来显示宽容，那么将来伸张国威就必定可以实现。”

译只有懂得道理、明白轻重的人，才处在可以发言的位置；譬如事情一发动，就可以根据情势推测。如今赵谅祚猖狂放肆，超出人们所能料想的范围，难道可以不加防备吗？即使还没有深远的防御和秘密计谋，能够造成大祸，又怎能断定他不会行动？幸望陛下记在心上。一个人有十金的财产就已经算富厚，何况肩负重任的关塞将领要抵御敌寇，私下里一旦遭遇灾祸，就会有被人乘隙攻击的忧虑。何况天下如此广大，而收复失地还没有完成呢？臣又看到，今天一个人请求加强边防却没有出事，明天另一个人请求加强边防又没有出事，于是大家安于无事，认为终究可以一直无事；所以关于边防的言论一天比一天轻率，而防备一天比一天废弛。臣恐怕这种积久的因循习惯最终会造成巨大的悔恨。朝廷如果认为这些话有道理，却只不过发文书晓谕边境官吏而已。希望陛下真正修治边防，把那些人们忽略的地方纳入考虑，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傅尧俞改任知谏院后，请求派人筹划西部事务，上奏说：“臣听说，拥有国家的人，要在事情尚未萌发时考虑，在没有祸患时修治防备，何况事情已经发生、祸患已经到来呢？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还是姑且为陛下陈述此事。臣看到西戎猖狂，辜负恩德、违逆道义；边境的熟户被他们掠去据为己有，朝廷的使者则被拒绝、不予接纳。事情的形势已经如此，难道还不为此设防吗？至于控制驾驭的大体方略，陛下与执政大臣应当已经熟悉地讲议过了。但对于险要关隘是否适当，将吏的勇敢或怯懦，铠甲兵器的锋利或钝劣，士卒队伍的强弱，以及如今狂贼势力的轻重，事情有万种变化，不是在朝廷上能够全部掌握的。这正是赵充国所说的‘听到百遍不如亲眼一见，用兵不能凭空遥度’。何况沿边分为四个帅府，还没有完全得到合适的人选，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意见很难统一。希望陛下详细选择一两位重臣，前往那里筹划、处置和安排，使到秋冬之际，事务都有预先准备。敌人如果侵犯突袭，也差不多能够抵挡。这实在是事机所在，不能拖延。” 傅尧俞又请求罢除由内臣招安熟户的做法，上奏说：“臣听说近来派遣四名内臣，分别担任陕西四路钤辖，让他们专门安抚整顿熟户、处理他们的冤屈纠纷，并且允许他们每年入朝一次奏报事务。臣私下考虑，认为这并不妥当，因为设置安抚经略使，正是为了处理这类事情。不能慰问安抚熟户，使他们叛离而归附伪政权，和无缘无故被羌戎劫掠，都是有关官司的过错，性质相同。如果说帅臣力量不足、无法办理，那么即使换成内臣又有什么用？难道边境的藩篱被敌人掠去，竟然没有一个人负责吗？如今边事正在发生，处置不能失当。臣认为安辑熟户的关键，应当专门督责帅臣，只是放宽对他们的约束，使他们能够尽力发挥才干。如果仍然不称职，就严加贬黜免职；这样以后才可以谋求成效，皇威也才能伸张。况且其中有不便之处，难道可以不加考虑吗？将来李若愚等奏报事务，如果不把他们的话当作可信，与无用之人所说的话一样却一概听从，那么安抚经略使的权力就会落到这四个人手里。那些帅臣将忙于谄媚奉承他们，哪里还敢同他们争论事情的是非曲直呢？即使李若愚等审慎而没有过错，也不足以作为后世的成法；一旦他们因此取得更多成效，仍有值得忧虑之处。古人说，细小的水流尚且要及时堵塞，何况现在的势头并非细流呢？” 恭敬地请求采纳臣这番粗浅意见，特别下令停止、废除前面那件失当的事情，并把此事完整地保存于典册。臣不再详细陈述，只希望陛下留意省察。” 神宗即位后，开封推官陈襄奉使契丹回来，入殿上奏说：“臣前些日子奉命出使北方敌国，长久留居边郡，私下看到高阳关一路沿边州军的戍兵十分冗多，马军、步军士卒不少于三万九千多人，每年耗费草料粮食，动辄以万计。各州储蓄的数量，因为高价购买而多有无数之数；每年储备少的地方又很少，所谓三年的储备，连一副铠甲还没有穿上，财用已经匮乏，边民也困苦了。幸而亭障没有忧患，还可以暂且姑息；一旦有紧急警报，又如何支持？臣愚昧地认为，当今安定边境、让百姓休息的关键，没有什么比减少戍卒、使用土兵更优先的。戍卒减少，财用就节省，民力就得到宽缓；使用土兵，战守就容易，城壁就牢固。这是祖宗抵御戎敌留下的防备，不可废弃。如今延安本路七州四军的义勇名籍，不下四万六千多人，可以抵充马军、步军戍兵的数额。但官府因循苟且，失于训练，虽然每年按时有教阅的名目，却没有真正可以使用的成效，实在可惜。何况边防各郡都有深池高垒，又有陂塘、沼洳等阻隔，没有戎马奔突冲击的忧患；万一有敌寇到来，不过是坚守我们的营垒来防守，清空我们的田野来等待敌人，那么从前的义勇军足以用来防守，又何必担忧没有屯戍军呢？” 臣希望朝廷先派遣有才干声望的臣僚，巡视这一带，命令他们会同监司、长吏和将领，把登记在册的义勇人数重新核查，淘汰老弱，补充壮勇；免除他们的征役，授予他们骑马、耕作的条件；每逢农闲时供应口粮；选派教队使臣分别前往各县，精心加以选拔阅验，务必使他们成为精锐、能够发挥作用。然后裁减一半戍兵，让他们由近辅各郡供给粮食。遇到大规模征伐，就调发内地士卒来应援。这样土兵中有精锐，边塞有多余粮食，守御有准备，边民就能复苏。如果陛下允许这份奏议，请下达枢密院酌量办理。” 前辉州司户参军王韶上书说：“国家如果一定要讨伐平定西部敌人，不如先用威令制服河湟；想制服河湟，不如先用恩德和信义招抚沿边各族。招抚沿边各族，是为了威服唃氏；威服唃氏，是为了胁制河西。陛下如果确实能选择通达事务、明敏干练、能够全面了解羌人心意的人，命他往来出入各族之间，用恩信推诚相待，使他们倾心仰慕，欣然产生归顺之意。只要能得到五七个大族首领，其余小部族都可以驱使、胁迫而使用。各部族既然失去依靠，唃氏君臣难道还敢轻慢我们而不归心吗？唃氏既归附我朝，河西的李氏就等于掌握在我们的手掌之中。急迫对待他们，可以荡平颠覆其巢穴；缓慢对待他们，可以胁制其心腹。这就是所谓在彼处显露形势，而在此处收取功效。”如今木征等各族多次到边塞归顺，面向中原、愿为中原效力已经很久了；他们的用意是想借助中原的爵命来威服本部族内的人，而边臣因为董氊的缘故，不能替国家向他们表达恩意并加以安抚。这就是所谓放弃近处的援助而去结交远方，贪图虚假的投降而防备真实的归附，使董氊能够从中获得贸易利益并向我朝邀功，实在不是取胜的办法。”

译如今木征与青唐族首领瞎药等人在河州，瞎征与他的舅舅李笃氊以及沈千族首领常尹丹波等人屯聚在一起，势力可以制服；巴温与龙川首领罗结在黄河源头。三方都是唃氏的子孙，各自建立法制；距离汉界远的不过四五百里，近的只有二三百里，都可以合并起来加以安抚。现恭敬地把和戎六件事分条列在下面：第一，臣私下深切地看到，泾原、秦凤两路的蕃兵以及洮河、宕叠州、武胜军的各族，都是吐蕃的遗民。自从唃斯罗去世、董氊继位以来，其法制只能安定和聚集河湟之间的部众；靠近边境的各族自行分立为部落，在边境以外的都强悍顽固，不肯为我朝所用；在内地的又分散居住，彼此不统一。这就是议论者认为西蕃各族都衰弱而不值得任用的原因。臣听说，古代善于驾驭戎狄的人，本来不担心他们势力微弱；正因为他们微弱，才可以兼并聚合而据有他们。只是国家从来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去亲自安抚他们罢了。臣愚见，陛下如果一定要合并西戎各族而任用他们，就应当选拔才识通达、聪明敏锐、心胸开阔、能够全面了解羌人情意的人，命他早晚出入其间，往来巡行，察访他们的疾苦，平反他们的冤屈和滥事，治理他们郁结不平的情绪，使他像汉代防羌校尉那样；有不服从的，就逐渐用恩德和信义安抚他们，亲自做他们的统帅，使他们倾心向往、欢喜地有归附之意，然后激励整治并加以任用，那么十几万军队不用出动到边境之外，就可以集合起来了。第一，臣私下深切地看到，西蕃各个部族都尊重大族，重视旧主。各族中有继承唃氏之后的人，羌人都畏惧并尊敬他；可是唃氏的各位孙辈如今在洮河之间的，都孱弱而不能自立。例如木征，往年居住在洮山时，有青唐族首领鸡罗、瞎药以及胡僧鹿尊奉侍他，想要建立法制，收复洮河、宕叠等州和武胜军的各个羌族；但木征孱弱，始终不能自立。恰逢秦州派人把他赶走，如今洮河之间的各州都没有大族作为首领；虽然有瞎征和欺巴温之类的人，各自依仗人众自立，但其法制所能达到的范围都不过一二百里。这种形势正可以把他们合并起来并加以安抚。臣愚见，应派人前往河州，与木征商议，命他迁入武胜军，或者迁到渭源城，使他靠近汉界；再以汉法辅助他，并选派一名有文武才干谋略的官员，命他与木征同住，逐渐用恩德和信义招抚沿边各羌族。有不服从的，就命木征拿汉家的法令来威慑他们。至于瞎征和欺巴温之类的人，既然已经有了分地，也应当逐渐用爵位和任命来约束他们的亲信，使他们习惯采用汉法，逐渐与汉地风俗相同；这对汉界确实是近旁的助力，而且能使西方的贼寇不能同各羌族结连，这就是制服贼寇的上策。第一，臣私下深切地看到，鄜延、环庆两路的番兵向来各自有成熟的法制，让他们作战和守卫边境，都同汉兵没有差别，常常在塞外抵御敌人、斩杀敌将、建立功劳；这就是两路藩篱更加牢固的原因。如今四路番兵都是羌夷的旧部，虽然有吐浑、党项和吐蕃的区别，但其种族姓氏实际上都出自西戎罢了，为什么偏偏在鄜延、环庆就可以任用，在泾原、秦凤却不可以任用？难道天地所生育的，以及人材禀赋和性情所受的，竟然完全不同吗？臣亲自查问得知，宣徽使曹伟在西部边境任职时，使用环庆兵，成效都不如泾原、秦凤；只是因为经略使范仲淹在庆州任职时，与种世衡等人处置各项事务都适合实际情况，所以现在四路之中，只有环庆路的蕃兵号称得力。由此可知，关键在于教导他们的人，而不在于他们天性禀赋的不同。臣愚见，陛下应当选派朝廷中有文武才干谋略的大臣前往泾原、秦凤，选取蕃兵中可以教导的加以训练，巩固他们的部族，聚合他们的心力，使他们受到劝勉而奋发努力，乐于为我朝所用【此处原文“使劝勉奋。励乐为吾用”疑有串句或缺字】；这样，十万多蕃兵不用耗费官府一粒粮食，就可以作为心腹力量使用了。臣认为，蕃人要想使他们能够任用，必须让他们有分有合。分散他们，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联合他们，是为了整齐和集中他们的力量。沿边各族依附边塞而居的，都分散逃逸，没有大首领。既然势力已经分散削弱，就还必须把他们团结起来，以便统一他们的志趣，集中他们的心力，使他们受到劝勉而奋发努力，彼此带领着为我朝所用。臣愚见，泾原、秦凤两路的蕃兵可以编为十部，每部设置一名都巡检，选用蕃官中有才干、见识和谋略而为众人信服的人统领他们；再任用一名汉官担任都大提举，统辖全局。只要使蕃人敬畏自己的首领，而由汉官总掌其权任，他们自然不敢作乱，长久以后便都能为我朝所用。臣认为，沿边蕃部要想使他们能够任用，不如让他们同汉人杂居。如今沿边蕃部零散而不成片的田地中，无法耕垦的地方极多；但过去官府必须取得面积相连、地段相接的田地，才开始招募增补弓箭手。臣愚见，土地本来不必地段相连，只要一块有二三十亩以上，三五块合起来就可以招募一名弓箭手。臣仔细估计，沿边各族不少于十余万帐，大约每十余万帐可以招募一万名弓箭手。把这一万人分散居住在十余万帐之间，又何必担心他们不能一心一意、思虑不能专一呢？这样一来，招募增补一万名弓箭手，就可以取得十余万番兵的作用。臣私下深切地看到，官府过去总是允许蕃兵献出土地来招募弓箭手，多半是命他们把整块土地全部献纳，连同全帐人家一起迁离。这就是蕃人顾惜土地而不肯献出的原因。如果田地狭小，招募所得不足，就可以让熟户按照其地段的多少办理：大约耕种一百亩的人，就献出十亩给官府，用来招募增补弓箭手。若命他们把整块土地全部献纳，连同全帐人家一起迁离，蕃人就会因为顾惜所献土地狭小而不愿献出；如果按照地段分割，让他们分别献出，那么山地、原野、高处、低处都可以广泛取得所献土地。又让弓箭手分散在沿边各族帐之间，使中原羁旅游荡、无事可做的百姓耕种蕃部荒闲的土地，这样既可以禁止他们背叛，又可以结纳他们的亲信，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从前魏绛讲和戎狄时说，戎狄看重财货而轻视土地，土地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如今的蕃部正是这样。如果国家以厚重的恩德和信义安抚他们，他们的土地都可以用交易的方式取得。臣仔细考察，古渭州一带直到洮河、兰、鄯之间，原来汉代陇西、南安、金城三郡的土地，以及所谓湟中、閤亹、临羌、抱罕、邯中和大小榆等地，土地肥沃、适宜种植谷物的地方，都在洮河、兰、鄯之间。

译如果确实能够得到这些土地来耕种，它的利益难道仅仅在于威服羌戎吗？奏章送入后，皇上立即命枢密院召见并询问方略，任命他为秦凤路安抚司。自古渭寨连接青唐、武胜军，以及招纳蕃部、进行市易、招募人户营田等事务，都命韶主管。五年，韶提出用兵的防务计划，王安石竭力支持他的主张。八月，韶出兵攻破木征，收复武胜军。十月，改为熙州。六年八月，进入河州，于是修筑城池。又率领军队到马练川，使瞎吴叱投降。进攻宕州，岷州的木令征、叠州的钦令征、洮州的郭厮享，都率领部众以城投降。又收复五州，开辟土地，从临江寨到安乡城，东西十里。韶被加授端明殿学士。然而议论者说，韶所上报的功劳状多有欺骗和错误，并不真实；他杀死的蕃部老弱很多，虽然能够开拓疆土，却使中原耗费了数不尽的财力。绍圣以后，王赡又提出熙、鄯方面的防务计划，实际上也是韶开启了这件事。翰林学士郑獬评论种谔擅自进入西部边界，上奏说：“臣看到十月二十四日召两府大臣入内商议外部传闻，私下听说种谔已经率兵进入并占据绥州，横山的豪酋带领全族归附。如果确实如此，这难道是朝廷的福分吗？聚集谋划了好几天，防备措施将从哪里产生？事情虽然秘密，却没有丝毫不泄露。然而朝廷催促贾逵、窦舜卿上路，以毋沆为转运使，调发京师军队及银钱数十万两，准备草料军饷，拿出锦袍、银带赏赐投降者。由此看来，大概是想两头都保留，尚未果断作出决定安危的最佳谋略。臣先前说不可招纳横山之人，后来见到手诏，得知赵谅祚已经顺服归向，且严禁边臣不得制造事端，臣认为这是真实的。如今才知道朝廷表面上显示安抚平静，暗中却包藏阴谋，这难道是帝王的大略吗？尊崇任用使用变诈手段的人，专门谋划掩袭之计，这是战国时代强暴君主所做的事。何况陛下刚刚登上帝位，仍处在守丧期间，更应当想到祖宗缔造成就太平的事业，以深沉宁静镇定天下，用仁爱恩泽凝聚民心；却不考虑这些，反而过分听信一两个奸臣的说法，想用奇异诡谲的办法侥幸取得边功。这是天下人都知道不可行的事，陛下却独自认为可行，冒险实行，听到的人没有不寒心的。” 然而种谔夺取绥州，如果不是奉行陛下的暗示，他怎么敢一整天不等候上报，就径自驱使几千名士卒直捣敌境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他擅自发动战争就有罪，陛下为什么不执行诛罚？中原以信义安抚四夷，既然已经约束边臣不得制造事端，诏书墨迹还没有干，就夺取敌人的土地，信义全都抛弃了，过错在我方；敌方将会用傲慢的言辞来请求治罪，那朝廷拿什么答复？如果敌方怀有不顺之心，穿着毡裘侵犯边境，我们不得已起兵应战，那么士卒即使肝脑涂地也不会推辞，因为天下的怨恨都在敌方。如今无缘无故先去扰乱他们，他们将率领如犬羊般众多的军队前来争夺，那么士卒中就会有人迟疑抗拒、不肯出战，因为天下的怨恨都在我方。难道只是士卒不乐意吗？府库空虚，这是四海共同忧患的事；千金的费用尚且供应不起，就必然要向百姓征取，于是将会看见有人毁掉产业、破坏家庭、抛弃父母、卖掉子孙来供应军期。万一有奸雄之徒窥见空隙而乘机作乱，小则抢掠房屋，大则攻占郡县，到那时局势溃烂却无法救治，难道不会辜负社稷和百姓吗？有些事情谋求小利却妨害大局，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可是种谔不顾国家从始至终的大计，竟想拿一个蝼蚁般的性命，把天下大事当作儿戏，只求贪图一点微小功劳来邀取富贵；这正是天下的奸贼。如果不诛杀他，就无法警戒其他人。臣认为，陛下如果一定要预先阻断祸乱的苗头，使它不成为将来的悔恨，不如下诏公布种谔的罪行，在塞下诛杀他；至于薛向、高遵裕、杨定、张穆之等人，也都交付有关官司，依次治罪。然后派一名使者，带着手诏返回赵谅祚处，把绥州和横山的降民交还给他，并明确告诉他种谔等人制造事端，已经依次伏法；这样他还将向我朝要求什么呢？这样既显示中原践守信约的美德，又重新收回夷狄向往教化的心，不需耗费一支箭、折损一件兵器，事情就可以立即解决。如果还有人进言，希望陛下不要这样做，这些人都不是忠臣；难道臣敢以自己如犬马般残余的生命来担保天下大事吗？臣认为太白星经过天中、四方发生地震，都是战争的征兆，实在担心兵祸会因横山之议而发生，如今已经看见它的端倪了。若能不使臣的话得到验证，就是朝廷的福分。恭敬地希望陛下上观天象的警戒，下察人间的事情，以宗庙社稷为念，以四海百姓为意，不要让天下无罪的百姓被奸臣误害。” 如今诛杀一个奸臣而使天下安定，其利害得失清楚可见。陛下果断决定实行，不要有任何疑虑，臣对这番微薄而诚恳的请求感激不尽。” 知谏院杨绘评论种谔擅自进入西部边界，上疏说：“臣听说，帝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孔仲尼认为，军队和粮食可以舍弃，信用却不能舍弃。晋文公不过是称霸一方的君主，尚且说：得到原地却失去信用，凭什么庇护百姓？如今国家的忧患，只有西北两边；然而几十年来没有烽火报警，百姓不知战争的痛苦，难道只是依靠金帛赏赐才如此吗？也是依靠信誓之言罢了。近来西戎刚刚接受信约归顺，臣切实听说高遵裕诈传圣旨，与种谔等人收纳西夏叛逃的首领近三十人，又深入敌境，进入名为绥州的地方筑城居住。臣认为，朝廷如果最终听从他们的计划，就会失信于敌国，使边事无穷无尽地发生。现在的计策，不如贬谪惩处他们伪造诏制、擅自兴兵的罪行，以端正法典刑制；仍然派遣使者告谕西夏，说明这不是朝廷的命令。这样就不会失去大信，也能使兴功制造事端的人稍受惩罚。臣又听说，西戎有僭越叛逆的表现，已经五七年了，擅自设置官司，动辄更改年号，却只是在自己的巢穴中强横，始终不敢公开出兵成为边境的祸患，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虽然是异族，也不敢没有名义就举兵。如今既然收纳了他们逃亡叛乱的人，那么他们发动事端就有了名义。”

译中原对外族失信，这是第一件不可为之事。既然对西部失信，北方戎族也会因此怀疑信誓并不真实，这是一举而两边都失去信用，是第二件不可为之事。出兵作战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正义的一方奋勇，非正义的一方懈怠；《左传》所说的‘我方懈怠而彼方奋勇’，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如果引发边境祸患，那么派去作战的人必然会说，是他们邀功制造事端，高遵裕、种谔才是真正应当承担罪名的人；我们却要让这些人披坚执锐、出生入死，这就会使我们的士卒心中不服，产生懈怠，从而难以保证取胜，这是第三件不可为之事。有了这三件不可为之事造成的大祸，朝廷为什么要顾惜这两个人，却不顾惜边境的大患呢？当前公私府库近来已经空竭，粮运又不能接续，只能从百姓那里征取；百姓将无法承受，于是祸患就会从内部发生。臣料想支持他们这一主张的人一定会说：如果贬黜这两个人，把逃亡者送回去，西部敌人也未必停止用兵，不如趁机把事情办成。臣认为，只要朝廷不失信，而敌人制造事端，正义就在我方。我方正义、敌方理亏，即使发动军队、扰动百姓，军民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怨恨呢？外间议论此事的人都说，这件事大概起因于薛向的盐马之法，实行了六七年，如今将要败坏。薛向想求得脱身离任，却让别人来承受它的弊端，所以同杨定、高遵裕、种谔等人谋划了这件事，想求得边任而免去转运使的……” 职务，致使陕西百姓从夏秋以来纷纷传言，说朝廷想收复横山，却不体恤陕西百姓，怨恨叹息的人很多。近来外间又传说，在外面迷惑陛下听闻的是杨定，在宫内迷惑陛下听闻的是王中正；使陛下锐意赞成横山之议的，就是这两个人。臣虽然愚昧，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并不真实吗？只是希望陛下早日下达指示，那么外面的浮泛议论自然会平息。臣有幸担任谏官，怎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 知杂御史刘述评论种谔擅自进入西部边界，上疏说：“臣前些日子因为种谔不接受朝廷命令，擅自发动兵马，在西部边界的绥州筑城，违反誓约和诏令，为国家制造事端，曾经具奏上闻，请求把共同谋划的人一并戴枷押送下狱，由朝廷派官审问查办，依照军法执行。后来又奏报薛向、杨定、张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人内外勾结，欺骗迷惑圣听，妄自发动边事，请求彻底查勘，以端正典章法令。臣没有料到朝廷竟没有完全按照道理施行。臣恭敬地思考，陛下刚刚继承大统，正在守丧期间，所依靠的正是两府大臣同心竭力，辅佐治理各种政务，以安定民心，巩固国家根本。至于疆场之事，尤其应当告诫约束帅臣，讲信修睦，安抚平定远方荒服之地。可是如今竟轻率听用奸臣的说法，仓促议论用兵的方略，失信于外国，结怨于边民。何况关陕以西，连年饥荒，民力衰败，国库空虚；自宝元、康定以来，民间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如今又让他们承担限期会集的徭役，供应仓促的需求，他们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苦难呢？所以臣担心有人将无法承受这种忧患。”又听说每逢在中书南厅会议，参与者多有意回避、顾忌形迹，不肯公开直言；有时各自坚持己见，不听从正确的意见，甚至连续数日也不能作出决定。” 军国大事，常有缓急之分；如果错失机会，就像奔腾的河流和脱缰的骏马一样，再也无法挽回。如今两府大臣像这样模棱两可、观望不决，等到需要应变、仓促应对时，难道不是很危险吗？从前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近来中书省所施行的诏敕，常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彼此互相指责；有的人或许只是苟且避免私人嫌隙，顾惜彼此颜面，明知这样做不正确，却仍然立即施行，顾惜违背一名官员的小小情面，却造成欺骗天下人的大弊病，这实在是亡国之道。”隋朝内外众多官员，正是因为依违不决而导致祸乱。这确实是君主独自洞察事机、委任臣下并责成其成事的首要任务。臣愚昧，想请陛下面谕两府：今后都必须同心协力，坚守正道；凡是议论政事，都应当追究始末、考虑结果，不可苟且敷衍，以留下长久的祸患。诏令中如有不便之处，也必须据理坚持上奏，不要一味因循沉默；还请陛下秘密加以鉴察，辨明邪正。辨别邪正的方法，正如唐代李绛所说：可以拿一件坏事，假称是皇上的意思，把它说成好事来询问；或者拿一件好事，假称皇上的意思，把它说成坏事来询问。如果那个人不顾事实，只随着皇上的好恶来回答，那么他是忠信还是倾邪，立即就可以看出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这就抓住了关键。其中如果有人毫无益处，只一味务求阿谀附和，就应当加以罢免斥退，以儆戒在位官员；这样贤能与不肖就能区分开来，官员的职务也会得到整饬。臣性情直愚，屡屡触犯忌讳，忠愤之情所激，哪里敢顾惜自身？只希望陛下体念臣的苦心。熙宁元年，述又上疏论种谔、薛向说：“臣私下听说，赵瞻审查认定种谔诈称得到密防，擅自调发兵马，修筑绥州城，案件最后只判处追夺官职、安置而已。案卷中也没有一并审问薛向、张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人，外间议论喧然，都说处理没有公允恰当。假传诏制而发兵，是臣下最大的罪；心怀奸诈欺瞒皇上，是国家法令所不能容忍的。一旦被人看见不忠于君主，实际上就是叛乱的开始。治理天下，不能不严加惩处。从前汉代冯奉世假传诏制斩杀莎车王，把首级传送到京师，威震西域。汉宣帝想加封爵位和土地，萧望之认为不可以，担心后来奉命出使的人为国家惹出事端。汉武帝时，王恢采用马邑豪强聂一的计策，想发兵攻打匈奴，与韩安国反复辩论了几次。武帝采纳王恢的意见，后来没有成功，便把王恢交给廷尉审问。廷尉认为应当斩首，太后又根据田蚡的话对武帝说：‘王恢因为马邑的事情，如今事情没有成功却杀掉王恢，这是替匈奴报仇啊。’武帝说：‘首先谋划马邑之事的是王恢，因此发动天下几十万兵马；如今不杀王恢，就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代。’王恢听说后便自杀了。”

译王恢当时是奉朝廷命令行事的，但事情没有成功，武帝仍说不杀他便无法向天下人交代，大概是担心后来那些狂妄轻率的人妄自发动边事，杀伤士卒，使中原疲敝，所以把这件事作为警戒罢了。如今种谔诈称得到密防，擅自调发兵马，以致边境骚动，公私都为此劳苦耗费；这样的罪行如果不杀，还有谁该杀？所幸陛下仁慈圣明之心充满天地，天地神灵拥护保佑圣德，所以才使谅祚死去；否则兵祸接连不断，百姓受到的弊害，到今天已经不会浅了。恭请陛下深思国家宗庙的长远大计，早日断绝祸乱的根源，出自圣断，斩杀种谔以向边民谢罪，用来警戒后来那些擅自兴兵惹事、给国家留下祸患的人，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次是薛向。臣听取各方面的议论，此人原本负责筹划以盐博马之事，如今盐钞遍布内外，出售时折算成钱，他却又不顾这套法令已经败坏。薛向一心想摆脱责任，却没有缘由，所以在皇上面前妄称横山可以夺取，想要充任边帅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罢了，并不是忠于朝廷。他经过本路时，便拿着公文和手诏，对各位将领声称得到密防，图谋夺取横山，以致种谔狂妄发兵、贪求功劳，唯恐被别人抢先，于是擅自发动了这件事。追究事情的来由，首要的恶人其实是薛向。如今种谔已经只拟追夺官职、安置而已，薛向却仍然没有失去州官之职，恐怕用法还没有做到轻重适宜。即使陛下当时曾允许薛向经营此事，也是薛向用甜言蜜语和丰厚利益来迷惑陛下；所以所谓心怀奸诈欺瞒皇上的人，不是薛向又是谁？汉武帝之所以不赦免王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朝廷内外都说薛向是奸巧之人，善于结交权贵，能够升到今天这个地位，全靠这种手段。陛下既然被此人当面欺骗，就应当醒悟并对他发怒，不应当曲意替他辩护，掩盖他的罪行。臣担心今后奸邪之人窥见这种意图，另生事端，欺骗误导陛下，使朝廷招来天下的祸患。陛下又要替他们辩护、掩盖，邪恶之徒难道不会更加肆行吗？臣听说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私心，而是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这是说顺从众人的意见。仁宗皇帝从来不凭个人私意来决定喜怒，天下人认为善的，他就任用；天下人认为恶的，他就弃置，所以天下都称颂他的圣明。这正是陛下应当效法实行的。如今薛向的罪恶，朝廷内外无不咬牙切齿，关陕之人恨不得吃他的肉、睡他的皮，而陛下却独自没有醒悟，这是臣不能理解的。审案官赵瞻既然已经审得种谔的供词牵连到薛向等人，就应该追捕相关人员并审问取证，怎么能再次请取朝廷的指挥？这明显是党同包庇心怀奸诈的首恶之人。恭请选派公正、刚强、明断的臣僚，与赵瞻一同审问，以端正国家法纪，使人心服。臣先前已经具奏，请求不要派赵瞻担任审案官，担心他因为同薛向是乡里旧交而曲意党护；如今果然如此。臣担心两府大臣中也有像赵瞻这样包庇薛向的人，陛下不可不察。臣的职责在于纠察奸邪，所以敢于冒犯忌讳，冒死陈述实情，只希望陛下体念。神宗时，张方平出任青州知州，还未出发，神宗问他祖宗抵御戎狄的要领。张方平回答说：“太祖不热衷于经营远方谋略，像灵夏、河西，都顺应当地酋豪，允许他们世袭。环州的董遵诲、西山的郭进、关南的李汉超，朝廷都优厚他们的俸禄赏赐，宽缓对他们的文法约束。各位将领财力充足，威令能够施行，间谍工作精细审慎，官吏士卒听命效力，所以能够用十五万人发挥出百万人的作用。到了太宗谋划夺取燕蓟，又把李彝兴、冯晖迁到内地，于是朝廷才开始为此废寝忘食。真宗在澶渊取胜后与契丹结盟，到今天人们都不懂得战争，真宗、仁宗、英宗三朝的事情就是这样。近年以来，边疆大臣却想把天下押在一次行动上，事情成功便谋求私利，失败便留下祸患，不能听从。”神宗说：“庆历以来的事，卿知道吗？”张方平回答说：“元昊刚开始时，臣凭什么应对他？臣当时任学士，草拟诏书、册命，都出自臣手。”神宗说：“卿当时已经任学士，可以说是历经旧朝的老臣了。” 右正言孙觉上疏论述通过治理自身来战胜敌国的祸患：“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去年经营西部事务，事先没有确定议论，边臣意见纷杂，直到如今偏将仍轻率出师，深入敌境营建城垒，转运粮饷，使数道都因此骚动。最终杨定被诱骗，防御元昊于敌境；如今又有人传说交趾发生争立、内部相互诛杀，于是又改换广南帅臣，以至闽越各州，大都改换了牧守。这时北方戎狄也擅自破坏盟约，刺杀两地边民，中原四方边境已有三方告警。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刚登大位，远方之人还没有见识到您的威德，所以敢于侵犯侮辱，窥探我国边防。朝廷整顿军备，选任将领，并不是错误的计策。然而臣私下听说，《虞书》说：‘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尊崇有德者，信任善良者，并且难以任用奸佞之人。’这样蛮夷就会全都服从。尧舜之时，圣贤相遇，本来应当长久规划防御、制定周密的策略来压服四夷；但是这句话专门把难以任用奸佞之人为根本。大概奸佞之人在内任职，君主听闻的就会受到蒙蔽；君主听闻受到蒙蔽，任用的人就不明确，忠臣和奸邪之徒混杂进用，即使有智谋勇力，又能在哪里施展？如果奸佞之人被放逐到远方，那么有智慧的人会竭尽智慧，勇敢的人会献出力量。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什么蛮夷值得忧患呢？” 臣又听说，《六月》诗的序言说：‘小雅完全废弃，四夷就交相侵扰，中原便衰微了。’大概《小雅》讲的是王道秩序，其中所说的都是纲纪人伦、惠养万物；君臣以诚信相遇，能够了解群臣百姓的劳苦，派遣使者慰劳归来的人，恩意更加深厚；反复强调以治理自身为先，所以周道得以中兴，边远之人远离侵扰。臣愚昧，私下认为边疆之患，虽然是盛世君王也不能完全避免，但只有知道治理自身的人才能战胜它。恭请陛下即使讲求边防、选任帅臣，也要深深以《诗》《书》为鉴，每日更新盛德，使奸佞之人不能蒙蔽圣听，并依次振兴已经废弛的《小雅》之道，那么臣将看见四夷全部来朝，陛下深居拱手而享受太平的回报。”

译孙觉又论述治理边疆的方略，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深深把敌国放在心上，治理边防，储备军需，临朝时慨然有感，追思古代的将帅；甚至亲自撰写文章，祭祀前朝有功的大将，给年老投降的人降下恩典，赐给他们服饰章印，延请接见并询问慰劳。由此可见，陛下对敌国怀有不平之愤，想要向上替历代圣君把这股愤懑永远抒发出来。臣不敢自量，谨献上治理边疆的方略，恭请陛下留神采择。国家与敌国和好六七十年，虽然有时对方提出要求，或稍有侵犯侮慢，却从未敢完全破坏信约，深入骚扰边民，使人到老也没有见过战争。朝廷虽然每年捐出金帛、厚礼重币来结好对方，但我们的百姓能够父子相保、养活家庭，不至于暴露流离、肝脑涂地，这是历代圣君的恩赐。给的财物越丰厚，对方的势力越骄横，弊病最终会发展到动用武力。为什么呢？给予的一方会疲倦，而对方的索取没有满足；盟约既然长久，最终必然败坏，那么发展到动武，难道是能够避免的吗？老子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不是君子所使用的器物，圣人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如果确实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军粮储备就不能不充足，边防就不能不修整，将领就不能不慎重选择，士卒就不能不训练。” 我们的粮食和器械既然已经准备充足，戎人又遵守盟誓、谨慎守护边境，那么我们本来就应当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如果对方提出过分要求、违背盟约妄自行动，或者调集重兵压到边境，仗恃我们已经有所准备，那么是作战还是防守，都听从皇上的命令。臣虽然从未到过边州，但根据臣所听见和看见的情况，实在担心今天的将卒、器械、粮仓还不能同敌人较量。臣听说李牧担任赵国将领时，驻守边境，军市的租税都由他自行支用；犒赏士卒、赏赐功劳，都在外自行决定，不须从中枢覆核。朝廷授予他权力并责成他取得成功，所以李牧能够充分发挥智谋，选用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二千匹、拥有百金待遇的勇士十万人，因此向北驱逐单于，击破东部，消灭澹麻，向西压制强秦，向南抵挡韩、魏。委任边将，必须像赵国对待李牧那样才行。太祖皇帝神武圣明，深知边事，所以关南任用李汉超，瀛州任用马仁瑀，常山任用韩令坤，易州任用贺惟忠，棣州任用何继筠，延州任用赵赞，庆州任用姚内斌，环州任用董遵诲，原州任用王彦升，灵州任用冯继业。任期长的达到二十年，短的也不少于十多年。他们家属留在京师的，朝廷给予非常优厚的抚恤；郡中专卖贸易的利益，全都交给他们；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免除经过各地的征税，并命令他们招募骁勇之士作为羽翼。” 他们每次入朝，皇帝一定召见问对，赐座并供给饮食；他们返回时，又厚加赏赐。因此边臣在财力上能够养士、使用间谍，全面了解蕃人的情况。敌将入侵时，我们已经预先知道，设伏掩击，往往能够以少胜多；以至于平定蜀地、夺取荆州、攻下岭表、收复江南。二十年间向四方用兵，却不用忧虑西北，是各位将领守卫边境的功劳。臣认为，像这十几个人一样有才能、懂防御谋略的人，世上并不少，关键只在于委任并责成他们成事的办法如何。若真能讲求选择将领的方法，在各州要地试用他们；如果确实可以任用，就把一州交给他，让他便宜行事：土地可以开垦，听凭他招募当地士兵；士卒可以选用，听凭他裁汰或留置；财物可以聚散，听凭他支出或收入；间谍往来，听凭他自行决定。每年大致入朝一次，皇帝以宴见之礼厚待，使君臣之间能够彻底交心，那么将领会献出忠诚，士卒会竭尽力量，这就等于边境各州都得到一个李牧来守卫。这样一来，敌人的进退就始终受制于中原；至于无休止的索求、无缘无故的侵犯侮辱，对方将望风而自行止步。谁还敢赴汤蹈火而来送死呢？衰周的诸侯、唐朝的藩镇，都凭一个国家或数州之地，对外抗拒边人，对内拒绝天子，大概正是因为专心一志，才能以小敌大；得到委任并被责成成事，才能以少胜多。” 如今天下这样广大、四海这样富足，却总是忧惧边疆之患，原因就在于任用人才不能专一，而从中离间、游说的人很多；不给他人授予权力，却由朝廷自己承担责任。臣听说治理天下，好比调养身体：身体的血气不能偏重调养某一方面，用调养血来压制气，或用调养气来压制血，都会导致疾病、损害身体；文治和武备的运用，又有什么不同呢？国家自从西部用兵后讲和以来，天下忌讳谈兵，武备长期没有讲求。陛下上天赐予勇略和智慧，兼用文武之才，正要大力挽救天下的弊病，为宗庙制定无穷长远的谋划，那么准备边防、选择将领的方法，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罢了。恭请陛下每日更新盛德，听取并任用贤能俊杰，广泛采纳众人的谋略，以期取得成功，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