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一

译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左司谏江公望上奏说：“臣听说，损减上面的财用，是使下面得到利益的道理；厚待下面，是使上面安定的义理。从来没有不先厚待百姓而上位者能够安居的，也没有下面得不到利益而上面独自富有余裕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天。《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把粮食放在首位，特别说要以农事为用，这就是使下面得益的道理。《诗经》写公刘，把划定疆界作为首要之事；一定要使公刘的事业得到厚实发展，这就是厚待百姓的义理。召康公在成王开始临政时献上歌咏公刘的诗，箕子在武王灭商之后陈述八政，都是因为君主初次执政，最重要的是知道根本。根本确立，政事就能推行。所以教化产生于百姓富足之后，礼制兴起于粮食充足之时。掌握国家大器的人，没有不把农事当作急务的。如今天下士、农、工、商四民杂居，奢侈、靡费、淫巧的心思兴起，转去做工的到处都是；依靠市场牟利的人大量增加，散处各地经商的数也数不清。在公府服役的人，一个县邑之中，不知道有多少家；懒惰而不肯动手的人，一家之中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所以一个人耕田，十个人等着吃饭；十家耕田，一百家仰赖粮食。难道只有这些吗？军赋由此产生，公家所需由此兴办，宾客往来、冠礼婚礼和丧葬也都依靠它。” 一旦发生旱灾或水灾，即使终年辛勤劳作，连糟糠也吃不饱，仍会流离转徙，死在沟壑之中。朝廷即使派遣使者打开仓廪赈济救援，百姓也已经死去十分之八了。监司、郡守虽然有劝农的名义，却没有劝导督课的实际行动。即使确实有所作为，人们也一定会指责为迂阔而暗中讥笑，所以不能长久坚持。汉文帝把孝悌和努力务农的人列为同一等级，发布诏书劝谕，派谒者赐予慰劳。从此天下富足，礼义兴盛，刑罚几乎停止施用。如今郡守、县令以外任官位轻微为由，安于苟且简略，不研究怎样治理百姓，不使百姓安于本业，恩泽不能下达，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臣伏愿颁行劝导、督课、勉励务农的诏令，出于恻隐怜悯之心，反复郑重告诫，始终不知疲倦，并以田地开垦或荒废的多少，作为守令升降的标准。若有田地开辟增加、百姓安于其政的，即使任职多年、传给子孙，也不要轻易更换；长期任用的办法便包含在其中了。用玺书勉励告谕，给他们增加品秩、赏赐金帛；需要公卿时，就从郡守空缺中选拔；郎官铨选时，就从县令中补入。这样，重视外任官的形势便可以确立，一举而能得到三方面的好处。大概外任官地位受到重视，长期任职者就安心谋求治理，不会实行苟且因循的政事；再加上出于恻隐、反复告诫、始终不倦的诏谕，即使有不愿努力务农的百姓，大概也会很少了。” 由此富足繁庶的风俗形成，礼义的教化施行，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地方了。伏望陛下稍稍留意于此，天下幸甚。” 徽宗时，御史中丞王安中请求举行籍田礼，上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开始建造明堂，已经完成严配上帝的礼仪，于是选定十月的吉日，首先举行授历、颁布常令的礼仪。三代失传的典礼，今天又得以出现，可以说是极其盛大的举措。臣有幸以文学言语之臣的身份待罪于禁林，对于礼仪文典方面的事情，本来应当有所陈述；然而臣愚昧浅陋，不足以仰窥圣学。臣私下曾考察《月令》的文字，大概是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使百姓依时从事生产，对农事尤其谨慎。农事，是天下的根本；亲自耕作的礼仪，是根本中的根本。天子在王籍千亩上耕作三推。祭祀先农，装载耒耜，进献穜稑种子，经书中都有记载，制度非常详备。过去太宗开始举行这一礼仪，有司报告礼毕，他仍然因为没有耕完千亩而遗憾。到了仁宗，也只喜爱农事。明道年间再次举行籍田礼，戴着弁冕举步前进，进至十二步；三公以下，都耕尽一垄。神宗考察古制创立法式，确定了国都南面的籍田位置。哲宗继承先志，完成前代事业，题名为‘思文’。恭敬地想，历代圣主留给陛下的制度和遗意，又已经非常完备。颁布时令，这实在是当前首先要办的事务。前些时候迎接真庆成就之时，臣有幸随从皇帝出行，在郊外等候事务，曾寄寓于天田坛壝，看到那里荆棘荒芜，房屋栋宇几乎毁坏，这实在不足以体现陛下重视根本、以农为务的心意。” 恭敬地想，陛下是上天赐予的独特聪明，自从开始临御以来，确立常经，陈明纲纪，完全效法三代的盛治。圣明的治理感通上天，天人同和，风雨调顺，已经屡次获得丰年。然而缙绅士大夫和郊野乡里的老人，仍然想要擦亮眼睛，亲自观看天子身着朱纮之冠、手执黛色耒耜的盛大场面，大概上是因为不忘历代圣主的德泽，下是想使天下百姓登上富足长寿的境地，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而已。臣愚昧，希望陛下再命有司，参照备具历代典故，由圣意裁定，顺应时令亲临。如果仪仗卫士的设置、赏赐的数额、赦免宽宥的恩泽，希望陛下删减文饰而归于质实，抑制末节而尊崇根本，务必做到这次不增加太多费用；今后便可以按时举行，并且随时斟酌增减。只听凭陛下诏令。臣所说的话狂妄浅陋，如果有可采纳之处，即请求陛下特别降下处分，交付讨论后采纳施行。” 通判李新请求告诫约束郡守，不要徒有劝农之名而不做实事，上札子说：臣私下听说，陛下在孟春之月亲自屈尊驾临南郊，亲耕籍田，以此率先天下，举行一墢三推的礼仪，恢复百年废坠的典礼，向万世显示礼仪的仪容。穜稑种子出自深宫，鸾辂行驶的声音照耀原野。父老们面露喜色，朝廷内外欢呼。以天子一人的尊贵身份，却俯身去做大农之事，那么负责劝农的官员，将用什么来承顺圣意呢？臣又听说，过去的郡守春秋两季巡行县邑，观察风俗，督课农桑；而暴虐的官吏却借此机会，既不观察风俗，也不督课农桑。他们带着千名骑从、五匹高头马，严重扰乱属县；装饰厨传，载运宾客，携带歌妓，仿效谢安东山游宴，游览山寺，又像潘孟阳那样游玩。因此先朝废止郡守巡行县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虽然带有劝农的名义，却没有劝农的实际。臣请求诏令知州每年春季巡行县邑劝农，随行人员酌量从简；所到之处不得停留两夜以上，也不得索取供帐，不得役使百姓除道；应当约束严明，稍有接受馈送或随从乞取钱物的，就使其畏惧。其赃物先治知州之罪，不准以没有察觉为由免罪。这样，劝农的官员就知道畏惧，农民也知道受到劝勉，年年大约都能获得丰收，这是富足繁庶的根本。”},{

译高宗时，章谊上奏说：“臣听说，禁止暴乱不能没有军队，而要使军队强大，最重要的是粮食充足。平定乱事依靠军队，粮食充足依靠农业，古今道理都是一样的。然而古代兵农合为一体，只要可以登记为士兵的人多，农民就一定多；农民多，粮食就一定充足。后世兵农分为两途，只要可以登记为士兵的人多，农民就一定少；农民越少，粮食就越匮乏。看今天连绵营寨、排列戍守的士兵，都是过去耕田凿井的百姓；今天长满蓬蒿荆棘的土地，都是过去种植庄稼的田野。土地既然广大而农民稀少，士兵不耕作却靠这里供给粮食，又不加以体恤，却想旷日持久地维持下去，国家要想安定富足，我看是办不到的。臣近来因奏对，曾请求把闲置田地授给各军，以供给军队，使军粮宽裕。如今臣再思考，荒废的土地还很多，闲散的百姓也还很多。古代的百姓，四分之三为士，四分之一为工，四分之一为商，而农民占其中一分。然而所谓士，是农民中才智出众、有德行道艺的人；在他们没有出仕以前，也只是农民罢了。这样看来，古代四民中农民实际占了两分。如今的百姓，原文此处数字有脱误，跟随仕途的人很多，执兵的人很多，僧道连墙而居，工商接踵相连，徒隶充满官府，懒惰之人堵塞道路。” 把这八等人合起来，其中务农的百人中也不过一二人。人不务农，家里就不养蚕织布；不养蚕就没有衣服，不务农就没有粮食。再加上战争还没有停止，赋税征收日益来到，假如又发生水灾、旱灾、饥荒，将来怎样善后呢？只有陛下执持古道来治理今天，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制定法制，率领这八等人，使他们没有不分得田地的，并且只鼓励务农，那么王业就可以兴盛，国势也可以巩固。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请交付外廷安排施行。”李石上劝农奏议说：“臣私下看到汉文帝劝农的诏书，在二十三年之间多达十几次，每次读到都不禁合上书卷长叹。况且汉朝刚刚兴起，百姓才得以从战争的苦难中休息，回到田亩安居，年月还没有多久；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招来、劝导、聚集百姓，振作他们不肯劳作的懒惰之气，使他们趋向富足和衣食的根源。像汉文帝这样，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仰想陛下亲自耕种天田，以此教化天下，劝农之心已经十分迫切。像江湖一带曾被兵火焚掠的地方，如今都变成开垦种植禾黍的田野，大体上都是劝导率领所产生的效果。如今蜀地因为连年水旱灾害，农民有种子却不能收获，耕作却不能得到食物；县官的力役在前面逼迫他们，兼并土地的人又在后面催逼责罚，甚至卖掉耕牛、拆掉房屋，抛弃乡里逃走，田野上没有一粒粮食可以留存，田地荒芜的达到十分之五六。”},{ 达到十分之五六了。州县以劝农为职事，难道唯独不替陛下省察思念一番吗？既然以劝农命名其官职，就应当想到履行这项职事；如今却把它指为不急迫的事务，每每只按照旧例准备酒食，在郊外召集年老白发的乡邻，勉强把他们称作农民来慰劳，特意设置宴会，流于空文，实际上对农务没有帮助。他们不知道农民耕作的勤惰，也不知道田地开辟的多少，只徒然保有其名而懈怠其事，难道可以吗？况且陛下正在寻求使百姓长久富足的办法，只要使百姓努力耕作、勤于除草，便能自己获得温饱；百姓富足，君主也就富足了，不必再寻求别的办法。臣希望陛下把农事作为使百姓富足的根本，在诏令和诫谕中反复郑重地提到这一点，像汉文帝那样，那么水旱灾害的防备就可以不必忧虑了。”}], 苏籕上呈《务农札子》说：“臣听说，王政中最优先的事情，以务农为根本。看《周公豳风》中所陈述的，从后稷以来，田官送饭、农夫耕作，砍伐桑枝、养蚕种桑，收获早稻晚稻、清理场地，染织黄赤色和黑色的粗布，可以想见先王爱护百姓、使民生得到厚养的次第。他们慨然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想到百姓的叹息和《思文》中所说的粮食，于是使众民走上正道。古代治理财货的方法并不止一种，凡是聚敛货物、计算钱币、运输粮米、收集积储，已经非常勤勉而且富足了，但周公所陈述的根源还更为深远。珠玉和泉货，寒冷时不能用来做衣服，饥饿时不能用来充饥；能够补救饥寒而又极为贵重的，是粮食和丝帛。这两者不充足，其他财货便没有益处。禾苗不会从天上降下来，不依靠民力就不能生长；缣帛不会从地下涌出，不依靠民工就不能织成。如今陛下的府库收藏都出自租税，每年俸禄、廪粮、军需和宾客费用以百万计，想要具备五年储蓄、九年储备，恐怕很值得忧虑。自从往昔太平以来，各路赋税常常不能自给，平素所依仗的只是东南几十个郡；如今淮南往往成为斥▯[疑字]的郊野，很少再种植，赋税收入只依靠两浙罢了。吴地海陵的粮仓，天下没有能比得上的；稻谷一年两熟，进贡的绵帛达到八蚕之产。如今缣绮的精美不亚于齐、鲁，又加上盐业钱财和笼▯[疑字]之盛，还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呢？” 平民、工匠和妇女，终身从事丝织和种粮；那些登记在五符尺籍[疑涉户籍文书]、尽力于边疆和战阵的人，没有空闲播种收获。耕种南亩的人甘心供给粮饷，二者互相供养、彼此保卫。农夫的数量一定要多于披甲士卒亿兆倍，耕牛一定要多于战马百倍，然后才能成功。唉！谁能说使天下人温饱、使国家富强，不是依靠农业呢？四民之中最为辛苦的，是农民；三种事务之中最为劳苦繁重的，也是农事。如果能使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宽裕，那么士、商、工以及各种末业也不会匮乏。臣私下认为，先圣有敦厚根本、振兴王业的重要道理；田野乡里的安定，依靠贤能的守令，也不一定非要亲自走遍田间来劝课农事，只要赋税征收合乎法度、言辞端正，怀着忧民之心务实办理，使百姓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人心喜悦，阴阳就会调和；阴阳调和，天地就会平和；这样一来，风雨按时而至，耕作纺织都能成功，大概就差不多了。太公说，宽待百姓的要点是：‘给他们利益而不要伤害，帮助他们成功而不要使其失败，使他们生存而不要杀害，给予他们东西而不要掠夺，使他们快乐而不要使其困苦，使他们欢喜而不要使其愤怒。’如果能够这样，土地上就没有遗漏的利益，家家也不会有过多的余财，县官哪里需要加重赋税、侵夺民财以后才够用呢？民间困乏，国家的根本就不稳固了。姑且命令有关官司量入为出，在收入和支出之间保持敬慎，每年的财政计划按时办理，裁减压抑浮费冗员，年年均衡节省，必定能使京坻[大型粮仓]充盈、储备如山，拥有百万披甲之士，赏赐周遍而充足，竹篚中的财物满溢，百姓也有储藏；即使粮谷和缣帛达到巨万，也不把它们仅仅算作一家私产，即使公私方面都具备九年的积蓄，也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粮食和缣帛的积蓄就可以达到九年，礼义会更加敦厚，风俗教化会更加淳厚。陛下对待守令，以他们在百姓事务上的勤惰和才能优劣来赏罚，一定根据百姓对他们的毁誉；这样谁敢不尽力呢？我曾听说，汉人推演盐铁条目的学说，竟达到数十万字，这也是有益于国家的办法。臣因为熟读诗书，知道厚实根本，末业自然会繁茂。儒家所说的仁政致富，与霸道本来就不同。臣不胜区区之诚，越职冒昧，冒死把这些意见报告给陛下。伏望圣明裁夺取舍。”

译宋宁宗嘉泰初年，起居郎虞俦上呈《力田札子》说：“臣任职柱史，才能迟钝，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陛下授予臣符节、出使北庭时，臣将询问访求所得的见闻事实，以口头奏报以及在进呈日录时所见，都已经报告了。臣曾经认为，守卫边境没有比使百姓富足更好的办法；要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努力兴办农业更好的办法。我私下看见两淮有许多荒地，官司过去招募人来经营开垦，听任他们占有租佃，如今几乎已经遍地都是。比如租佃一百亩田，往往把四至范围扩大到超过一千亩；但是他们占有的田地虽然多，实际人力却供应不上。种植草率，收获也草率。大体说来，淮田一百亩的收成，还不如江浙十亩，何况还有来不及耕种的地方。因此淮郡虽号称租佃田地几乎遍地都是，民间实际上却没有积蓄，一遇水旱灾害和歉收，民情便感到惶惶不安。况且淮上土地肥厚，和中原没有不同，只是忧虑人力不能到位罢了。假如像江浙农民那样按时耕耘，适度灌溉，竭尽地力，那么它所带来的利益难道不是很丰厚吗？臣希望朝廷兴办力田之科，诏令有关官司制定条格，下达两淮监司和守臣，劝告有田之家，从明年开始，等到播种结束之日，委派字民[疑为抚字百姓]之官亲自巡视田间。如果有人能够招徕客户，供给牛和种子，竭尽地力，可以作为劝导农民、符合条格的事例，就依次保明申奏，特别给予推恩。” 如果占佃的田地很多，却没有全部耕种，就派人查验踏勘，标明出来，只准按原来实际租佃的数目登记给本人，其余土地归官府，另行招募客户耕种。那些字民[疑为抚字百姓]之官，也以力田成绩评定优劣，实行赏罚；这样或许能使淮民知道应当受到激励和劝勉，从而把努力耕种作为要务。用不了几年，土地就会产生剩余收益，官司还可以为此放宽对他们的征赋，使民户自己达到富足充实的境地，难道只是水旱灾害能够预先防备吗？至于民兵的兵甲器械，也都可以责令他们修整准备；春秋两季的教阅，都可以用纪律加以约束，这确实是守卫边境的重要事务。如果陛下能够采纳施行，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臣不胜恳切。” 金宣宗贞祐三年，濬州防御使田琢上书说：“河北失去产业的百姓，侨居在河南陕州的，大概多得无法计数。各部门的用度、三军的征调，一个人耕种，却要供一百个人吃，怎么能够供养得了呢？春季播种不广，收成令人失望，军民都困苦，这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臣听说古代的名将，即使正在出征，也一定实行屯田，赵充国、诸葛亮就是这样。古代的良吏，也一定督课农桑来使百姓富足，黄霸、虞诩就是这样。如今荒地很多，百姓众多，乞请明令有关官司，不要再蹈袭空文，严格执行升降官职的法令，选用能干的官吏督促农桑，使公田、私田都得到耕种开垦。富裕的人准备耕牛并拿出种子，贫困的人出卖劳力勤勉耕作；如果仍然不足，就教他们采用区种法，一定要把土地全部开辟出来才停止。官司的牧场和势家兼并的土地，也登记其数目，交给农民耕种；放宽他们所负的赋税，减省他们的徭役，使他们尽力耕作南亩，这就是积蓄逐年增加、家家自给、人人丰足以及富国强兵的道路。”宣宗认为这番话很有道理。元世祖时，赵天麟上书说：“臣听说，稻、粱、黍、稷、丝、枲、布、帛，从古到今都是人们共同依赖的物资，贯通人和神而一同使用。人的嘴不是葫芦，终日不能不吃两顿饭；人的身体没有毛羽，终年不能不制作衣服。一个男子不耕种，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寒。假如让男子不逃避田亩、竭尽土地的利益，让女子不离开织机、竭尽人的力量，那么哪里会有饥寒不足的人呢？我圣朝考察古道，已经设立司农司，又命令治理百姓的官员兼管境内劝农事务，都是因为把当前最急迫的事情作为要务。然而天下有无田可耕的人家，也有有田却不耕种的人，所以受冻挨饿的人仍然很多，乞讨的人仍然很多。臣认为，四民之中最为劳苦的，是天下最大的根本，此外没有比农家更重要的了。士人学习是为了居于官位，是勤奋却不劳苦的人；工匠制作技巧、做成器物，是劳作却不困苦的人；商人流通财货、贩卖商品，是末业而不是根本；农人的闲暇，只有冬季罢了。于是白天修补茅屋，夜晚搓绳索，赶紧登上屋顶修缮，等待春日到来，播种各种谷物，以赶上春季农作。夏历正月修整农具，二月抬脚下田，身体沾满泥水，劳瘁身体、磨破双手，脸上沾满尘土，无暇洗脸，头发蓬乱，也没有时间梳理。壮丁们兴办劳作，老人和弱者运送饭食；披着星星、带着月亮劳作，夜里不能安睡，冒着雨、顶着风，白天也不能休息。耕作尚未结束，养蚕的事务又开始了。拿着精美的竹筐采桑，挥动斧头砍伐桑枝；一个月之间，古人说这仿佛盗贼到来，并不是虚言。到了炎热的天气，烈日如火，正午阳光仿佛使金属流动；他们除草松土，治理荒芜，使良种整齐生长，热气如防线[疑字]，汗水像翻涌的浆液。直到秋收登场，修筑谷场，还不知道天意究竟是水灾还是旱灾，是丰收还是歉收，又能怎么办呢？这时要奉养老父母、养育妻子儿女，缴纳租税，承担军民差役，忍受胥吏侵夺，供给徭役费用，承担乡里的庆贺馈赠、婚嫁聘礼宴会、偿还过去的债务、添置修补田间器具；一年之计只盼秋收，一家产业的资财却不断被破散。因此，他们辛苦耕种、急忙养蚕，计算各项费用，挑选好的卖掉，拿去缴纳，拿去折纳；其余丝絮中粗劣的自己拿来穿，谷稻中秕糠粗粝的自己拿来吃。假如年成丰收，那么一年辛苦换来一时欢乐，杀鸡宰猪、饮社日酒、击壤歌唱，还可以说是值得庆幸。倘若遭遇水旱灾害，那么即使向苍天号哭，又有谁来救他们呢？只好连田地房宅也一起卖掉了。

译即使如此，从上至天子、从下至庶人，也不可能一天没有农家。所以说：四民之中最为劳苦的，是天下最大的根本，没有比农家更重要的了。”又考察《豳风》，其中有“送饭到南亩”和“田夫回来便欢喜”的话，大概都是百姓劝勉农事、爱护官吏，自愿给他们送饭，并不是官吏督促他们供应食物。如今劝农的官员，都是自己带着饮食，到田间去游说，恐怕有些贪污放纵的官员借劝农之名到野外，便任意张扬骄横；饮食不是肥美精细的，就先发怒辱骂，酒浆不是很多，就接着鞭打。他们让胥吏吃饱肚子，却把酸馊之物丢给鹰犬，名义上是劝农，实际上正是在扰害农民。臣私下哀伤农家的劳苦，愤恨官吏的骚扰；想到天下的根本，伏望陛下对此深加睿虑，重视农桑，亲自耕种籍田，然后亲自养蚕，以身作先。凡农家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的人，由乡三老据实举荐，免除其本人当年所耕田地一半的租税。凡百姓依仗富有而没有其他缘故，有田却不耕、有桑却不养蚕的，由乡三老据实举荐，在当年将其闲置田地的租税加倍征收。凡百姓中年老或年幼、有田却不能耕种、有桑却不能养蚕的，命令下达以后限期一年，必须雇用客户，置办齐牛具；逾期不办的，按照无故不耕田、不养蚕的条例处理。凡劝农官所管辖之内，有田有桑却无故不耕种、不养蚕的，交由廉访司查察劝农官并予以处罚。凡逃户留下的田地和桑树，命令下达以后限期一年，由官府负责招募人来耕田养蚕；逾期不办的，交由廉访司查察劝农官并予以处罚。凡劝农官都可以自行准备饮食；如果以后又有骚扰农家的，交由廉访司查察，按照受贿的罪名治罪，也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官员都会谨慎，劝导百姓都努力耕种，男子会有余粮，女子会有余布。天麟又上书说：臣听说，祭祀是人的大事，衣食是人的常理；从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依据这些事务而进行的事情不可缺少。如今圣朝上天开启吉庆，百姓沐浴在深厚的恩泽之中，设立太常正卿，设置司农大寺，掌管三礼，声望又关系到三农，谨慎负责这些职掌，可以说已经完备了。但籍田之礼还没有施行，公桑之仪似乎仍有缺失。至于祭祀郊天、祖先，为什么祭品要丰盛洁净，举行祭祀时要致斋，又凭什么得到鲜明的衣布？将要打开仓廪取粮，向坊局取衣，这些全都是农夫种植的、织女缫织的。虽有籍田，实际上却不是陛下亲自耕种的；虽备有服饰物品，也不是后宫亲自制作的。用这些东西来面对神祇、祭享祖先，如果道理还没有完全做到，礼仪即使完成也不能算真正完成，陛下内心难道能没有一点惭愧吗？谨按《礼经》的意义，远考前代的制度，衣服没有准备齐全，不敢用来祭祀。天子设有公桑之地，地方靠近河川，就在旁边修筑蚕室，在上面建造后宫；宫室高一丈，四周用荆棘围绕墙垣，外门的门扇关闭。每逢大昕[疑字]之日便加强禁令，砍伐桑树，依照其株数编制竹筐；后妃斋戒后亲临，斧头便从这里开始使用。把蚕放在水中洗浴，让桑叶迎风晾置；蚕终于眠止，年岁已经过半，吉妇勤劳养蚕的事情完成了，于是把蚕茧奉献给王后。王后接着说：‘这是用来给君王制作衣服的吗？’于是穿戴副袆[礼服]接受蚕茧，并用少牢之礼祭祀它；又选择良辰吉日，王后亲自缫丝，亲手缫过三盆后，事务交给群下完成；再把丝染成玄、黄、朱、绿等颜色，织成黼黻等纹章，君王进献祭祀时穿用。这就是后妃公桑的制度。相关文献可以考查，其意义非常明确，举而施行，可以说并不困难。这种礼仪看似轻微，实际上意义重大；这种制度看似细小，实际上影响极大。它是为了答报祖宗的功德，尽到祭祀的至诚，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并率先天下致力于根本。伏望陛下不要因虢公的直谏而发怒，效法汉帝亲自耕田，在那片天田完成这件盛事；向南瞻望、向北回顾，反复思考粮食和丝帛的根源，以身教化天下、上下实行，共同警策农民的心志，使文治教化彰明，以迎接太平；把它载入典章，永远作为美好的范式。还希望中宫协助圣上，效法古制亲自养蚕，大大增加助日之月的光辉，充分发挥配合乾道的坤德厚重。阴德浩大，阳报昭明，守持恒久的德行而没有止境，获得泰亨之福而长久安定。这样，下使田家百姓效法父母而勤劳服事，上则能使宗庙神灵因见到真诚而欢喜降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人〕 又考察古代经典的文字，周详通达地说明王后制度：衣服没有准备齐全，不敢用来祭祀。天子有公桑之地，土地靠近河川，就在旁边筑起蚕室，在其上建立后宫；宫室高一丈，用荆棘环绕墙垣，关闭外门。每逢大昕[疑字]之日，便加强禁令；砍伐桑树，依照桑树的株数准备竹筐。后妃斋戒后亲临，斧头便由此开始使用；在水中浴蚕，让桑叶迎风。蚕完成一轮眠止，年岁已经过半，吉妇勤劳养蚕的工作完成了，便奉上蚕茧献给王后。王后于是说：‘这是用来给君王制作衣服的吗？’于是穿副袆[礼服]接受蚕茧，用少牢之礼祭祀；又选择良日，王后亲自缫丝，亲手缫过三盆后，事务交给群下完成；把丝染成玄、黄、朱、绿等色，织成黼黻等纹章，君王祭祀时进献并穿用。这就是后妃公桑的制度。相关文献可以考查，其意义十分明确，施行起来并不困难。这种礼看似轻微，实际意义重大；这种制度看似细小，实际影响极大。它是为了报答祖宗的功德，尽到祭祀的至诚，体会耕种收获的艰难，并率先天下致力于根本。伏望陛下不要因虢公的直谏而发怒，效法汉帝亲自耕种，在天田完成这一盛事；向南瞻望、向北回顾，反复思考粮食和丝帛的来源，以身教化、上下实行，共同警策农民的心意，使文治教化彰明，以迎接太平；把它载入典章，永远作为美好范式。还希望中宫协助圣上，效法古制亲自养蚕，大大增加助日之月的光辉，充分发挥配合乾道的坤德厚重。阴德浩大，阳报昭明，守持恒久德行而无穷，获得泰亨的长久安定。这样，下使田家百姓效法父母而勤劳，上则使宗庙神灵因见到真诚而欢喜降福。”},{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田制 后魏文成帝时，百姓因饥荒而困苦，流离失所，豪强大族又多有侵占、夺取民田的行为。主客给事中李安世上疏说：“臣听说，丈量土地、划分田野，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划分邑地、相互参验，是实现治平的根本。井田税制的兴起，已经由来很久了。田菜（原文如此）的数额，按规定加以限制，大概是想使土地不荒废功用，百姓不白白耗费劳力。强横专擅的家族不能独占肥沃土地的好处，贫寒困顿的百姓也能分得一定顷亩；这样既可以救济贫困、遏制贪欲，调节贫富不均，又能使百姓一律编入户籍。臣私下看见，各州郡的百姓，有的因年成歉收，流徙外地，弃卖田宅，漂泊居住在异乡，事情已经牵涉数代。三长制度设立以后，他们才返回旧居；但房屋、井田都已荒废毁坏，桑树、榆树等也已改种。事情相隔久远，很容易产生冒认。强宗豪族任意侵凌他们，远的就冒称是魏、晋旧家，近的则援引亲友作为凭证。又因年代稍久，乡里的老人也被蒙蔽；虽有许多共同作证的人，却没有可以采信的证据。各人都依附亲友，彼此各有利弊；两方面的证据虽然都具备，审理的人仍然疑惑，争讼拖延，接连多年不能判决。肥沃的良田荒置而无人开垦，柔嫩的桑树枯死而无人采摘；侥幸图利的人引发出许多诉讼，使国家想要达到家家富足、年年有储备、人人有资财费用的目的，难道能够实现吗？臣愚以为，如今即使桑田、井田制度难以恢复，也应当重新平均丈量土地，审慎确定田界和道路，使土地分配、耕种都有标准，使劳力与产业相称。这样，平民可以获得维持生计的利益，豪强也不再有多余土地可以盈占，那么无私的恩泽就能均等地施及天下百姓；百姓的积蓄也会像山丘一样，在家家户户积累起来。至于双方争执的田地，应当限定年限加以裁断；事情拖得久了，难以查明的，一概归现今的占有者所有。这样以后，虚妄妄求的百姓就会断绝觊觎之心，安守本分的人也能永远免受侵凌、夺取。”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宋太宗时，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说：“逃亡百姓恢复旧业，以及流动客户请求租佃土地的，应交给农官勘查验证，发给并接受田地，使他们登记附入版籍；州县不得据此议定他们的差役。田地分为三等：肥沃而没有水灾、旱灾之患的为上品；虽然土壤肥沃却有水旱之患，或土地贫瘠却没有水旱忧虑的为中品；既贫瘠，又遭受水旱灾害的为下品。上等田每人授予一百亩，中等田每人授予一百五十亩，下等田每人授予二百亩；都在五年以后征收租税，而且只按一百亩计算，税率为十分取三。一家有三个丁男的，请求增加授田；如果有五丁，按三丁的制度办理；有七丁的，按五丁授给；有十丁的，按七丁授给；至于有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为限。如果是宽乡、田地较多，就委托农官裁量分配。住宅、蔬菜韭菜以及种植梨、枣、榆、柳等树木的土地，每户十丁的给一百五十亩，七丁的给一百亩，五丁的给七十亩，三丁的给五十亩，不足三丁的给三十亩。除种桑之地在五年以后才计算租税外，其余全部免除赋税。”宋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哲宗时，毕仲防上奏说：“有人就有田，有田就有田产份额。田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别，人口有多少之异；按照人口耕种田地，再根据田地的肥瘠和人口的多寡来分配，这叫作‘分’。分配确定后，按姓名自行占有登记，这叫作‘名田’。这并没有什么难以实行的地方，但直到今天仍未实行，是因为这种制度还没有达到均平，而上层对富贵者的顾恤又过分了。”周代井田法规定，一夫一妇授田一百亩，余夫授田二十五亩，工商、士人受田也各有等级，并且还分为不易、一易、再易三等。按一夫一妇授田一百亩计算，不分主户、客户，就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亩；再把不易、一易、再易三等相互折算，并计入余夫，便相当于今天的三百亩；按十分之一征税，没有其他赋敛，而且每年征发劳力不超过三天，便相当于今天的四百亩。可是何武所制定的制度，从诸侯王到官吏、百姓，田产都不得超过三十顷。一个诸侯王的财富相当于七八个农夫，这正是所谓制度没有均平。限田的主张始于董仲舒，经何武、师丹加以申明。晋泰始年间，按品级限制王公的田产；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度，到唐开元年间也曾立法，但最终都没有实行。限田之所以不能实行，不是下面的人不实行，而是上面的人不实行；不是卑贱者不实行，而是尊贵者不实行。身居上位而尊贵的人，拥有高位，享受厚禄，子孙也能做官，赏赐又接连不断，即使田制不均，也还应当实行。可是何武、师丹的主张，却被丁▯所改变。董贤以及晋、魏时期都有这种情况存在，只是名义还在而实际已经废弃，这就是所谓顾恤得太过。现在如果要议定占田数额，斟酌复除赋役的办法，那么《周官》以及汉、魏、隋、唐的制度，有些可以实行，有些不能实行。董仲舒认为，秦朝改变井田制后，百姓可以买卖田地，富人田地连成阡陌，穷人却连插锥子的地方也没有，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的名田，以救济不足，堵塞兼并的道路。他的说法虽然正确，却没有说明具体制度。何武的制度太狭窄，今天的制度又完全没有限制，应当约取《周官》授田的数额，再参照唐代世业田、口分田的办法，斟酌多少而实行。士大夫则根据品秩高低以及宗族人数多少来确定，不使富贵者有余田而贫穷者无足够田地。总之，向上足以奉养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旁边还可以照顾兄弟朋友，同时又不造成兼并，这就很好了。从前《周官》记载，小司徒负责辨别征役中应征与可免的人。卿大夫在国都内，贵者、贤者、有才能者、服公家劳役者、年老者、患病者，都免除征役。秦代百姓从事耕织，缴纳的粟帛很多；汉代孝悌之人和努力耕田者，也都免除本人赋役。可是丞相的儿子，仍然返回边地服戍役，作为轮番服役的士卒，那么今天复除赋役的制度也可以依此制定。九品官员免除本人的赋役，没有品级的免除其子孙，五品以上才免除全家；戍边制度则可以改换方式，用来资助国家。如今普通百姓服役，即使是丞相的儿子也必须出钱资助，这样，下面的贫困人家不会因繁重差役而困苦，上面的贵族也不会完全靠侥幸免役。然而田制不均是可以逐渐均平的，并不是今天最紧迫的祸患。迫于富家大室而过分顾恤他们，自汉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办法，这才是今天的祸患。事情考察古制却不相合，验证于今天又看不出利害，揣度人情也没有得到恰当尺度，像这样的事确实难以实行。如今占田的数额、复除的办法，考察古制没有不相合的地方，验证于今天也已经看到了利害，揣度人情又合乎中道，加上没有丁▯、董贤那样的人当权，而且今天的议论比何武、师丹时更为周详，那么不应以富家大室为难而停止实行，若能推行天下，实在是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