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

译如今蠕蠕被高车讨伐消灭，凭借大国的威灵在外，两位首领投身归降，一年之内相继到来，百姓归诚，绵延万里。进则希望朝廷怜悯他们，使他们恢复宗庙社稷；退则希望有合宜的庇护之所，保全妻子儿女。他们虽是遥远荒僻而强悍的夷人，不懂得信义和顺服，终究不会有纯一坚定的节操，一定会有辜负恩德之心。然而兴亡继绝，是历代圣君共同遵循的准则；抚慰降人、保护归附者，也是历代相承的制度。若抛弃而不接纳，就会损害我国的大德；若接纳并以礼相待，又会耗损我国的资储。归降者既然很多，若全部迁入内地，不仅他们心中不愿，迎送也很艰难，而且不同风俗难以相同；前代的教训并不遥远，刘渊、石勒覆车的旧事就在眼前，毁坏的车辙本来就不可再走。况且蠕蠕尚且存在，高车仍有后顾之忧，无暇窥伺上国；如果蠕蠕全被消灭，高车跋扈的企图，哪里容易预料？如今蠕蠕虽然首领逃到上面，百姓散落在下面，但余党实在很多，部落仍然众多，分布各处如棋子罗列，只是在等待新的首领罢了。高车也不能一时之间全部兼并，更不能使他们全都率众归附。并且高车虽然士兵和马匹很多，但首领十分愚弱，上面不能控制下面，下面也不奉承上面，只把抢掠盗窃作为资财，把侵凌掠夺作为职业。河西能够抵御强敌的，只有凉州和敦煌而已。凉州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粮食和军械一向缺乏；敦煌、酒泉空虚的程度尤其严重。如果蠕蠕不再坚强立国，让高车独自占据北部边疆，那么向西顾虑的忧患，早晚就会发生。我认为蠕蠕的两位首领都应保存下来：把阿那瓌安置在东部，把婆罗门安置在西部，分别统领他们投降的民众，各有归属。阿那瓌居住的地方，不是臣所亲自考察过的，其中的形势，臣不敢贸然陈述。至于婆罗门，请修缮西海旧城，把他安置在那里。西海郡原属凉州，如今向北距酒泉，向西北距张掖一千二百里，距高车居住的金山一千多里，正是北方人往来的冲要，也是汉家出兵行军的旧道。那里土地肥沃平衍，非常适宜耕种畜牧。不仅把婆罗门安置在那里办事方便，还可以永远作为重兵戍守、镇防西北的地方。应派一名良将，配给衣服粮食，并令他监护婆罗门。各州镇应当迁移的士兵，按照实际情况分配，让他们一面屯田，一面戍守。表面上是安置蠕蠕的举措，实际上是防备高车的策略。一两年以后，粮食和兵力充足，这确实是安定边疆、保卫边塞的长远计策。如果婆罗门能够自我约束奋发，使残余部众归心，收拢离散者，重新复兴其国，就逐渐让他向北迁移，越过流沙；这样便是我国的外藩和高车的强敌，西北的忧患就可以不必过分担心。如果他奸诈反复，辜负恩德、背弃德义，也不过是一个逃亡的寇盗，对我国有什么损害？如今若不及早谋划，等戎人的野心一旦开启，假如他们先占据西海，夺取我国的险要之地，那么酒泉、张掖自然会孤立危急，黄河以西最终也不再归国家所有。不谋划事情的开端，却担忧它的结局，到那时后悔咬断肚脐也来不及了。我这个意见如果得到允许，请派大使前往凉州、敦煌以及西海，亲自走遍山谷要害之处，实地查看亭障远近的适宜情况，商议士兵马匹，校验操练粮食军械，明确部署，妥善处置。到了春季，在西海一带立即播种，到秋天便可收获一年的粮食，使那里不再劳烦转运。况且西海北部边境就是大沙漠，野兽聚集在那里，成百上千地成群出没，正是蠕蠕射猎的地方。在那里发展田业以供给自己，登记捕获的野兽以自给，彼此资助，足以自我巩固。如今预先筹划，似乎只有小小损失；从一年的终局看，长远利益实在很多。高车难以测度的心思，怎么值得相信？即使它声称称臣、献上诚意，也只可以在表面上给予优厚接纳，同时在内部更加严密防备，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朝廷当时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孝明帝时，尚书左仆射拓跋晖上疏论边防说：安定人民、安宁边疆，要观察时势再行动。近来边将丧失长远宏大的谋略，贪图万分之一的功劳，楚、梁之间的和好还没有听说，却屡屡结下百姓如蚕妇般的怨恨；这正是庸人所做的事，是锐意追求奸利造成的。平定吴地的计策，自有良好的谋划，不在于争夺一城一戍。况且河北数州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如今饥荒严重，多年来户口流散；现在边境上又征发军队，正处在这样的情形下，哪里容易轻举妄动？臣认为，数年以来只应安静边境，以停止无休止的征发劳役，安定百姓，劝导农耕，施惠于中原百姓。请严厉敕令边将：从今以后，若有贼寇据守之地请求归附内地，不许擅自派兵援接，都必须先上表报告。违犯者即使有功，也请按违背诏书论罪。隋文帝因陇西频繁遭受寇盗劫掠，十分忧患此事。那里民间没有设置村堡，文帝命大将军贺娄子干约束百姓修筑堡寨，开垦屯田、积储粮食，以防备意外。贺娄子干上书说：‘近来凶恶的寇盗不断侵扰，荡平他们的日期，并不是早晚之间就能实现的。臣希望圣上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忧虑。如今臣在这里，应当观察时机而行动，不能拘泥于按诏书办事。况且陇西、河右土地空旷、人口稀少，边境尚未安宁，不可以广泛开垦田地。过去屯田的地方，收获少而耗费多，白白劳役人力，最后又突然遭到践踏破坏。分散遥远的屯田，请全部废止裁减。只是陇右百姓以畜牧为业，如果再把他们聚集屯田，反而更加不得安宁。这里只能严密设置斥候，哪里容得下把人和牲畜集中起来？请在交通要路增设防守。只要镇戍彼此连接，烽火和侦候相互可望，即使百姓分散居住，也一定认为没有忧患。’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唐高宗永淳年间，突厥包围丰州，都督崔智辩战死，朝廷商议放弃丰州，保守灵州、夏州、朔州。长史唐休璟认为不可，上疏说：‘丰州控制黄河、遏制寇敌，号称边疆的要害，自秦汉以来一直设置郡县治理；当地土地肥美，适宜耕种和放牧。隋朝末年防备动乱，不能坚守丰州，于是迁徙到宁州、庆州，戎人便得以乘机反复侵扰。后来以灵州、夏州作为边防，唐朝初年招募人口充实那里，西北一角才得以完整坚固。如今如果废弃丰州，那么黄河沿岸的土地又会被敌人占有，灵州、夏州也不足以独自安定，这不是国家的利益。’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武后永昌年间，诏令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担任武威道行军总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进攻吐蕃，大败吐蕃军队，收复四镇，又在龟兹重新设置安西都护府，派兵镇守。议论的人请求废弃四镇，不再据有。右史崔融献议说：“戎人给中原造成祸患，已经很久了，五帝三王都未能使他们臣服。汉朝曾以百万军队困于平城，后来汉武帝赫然发愤，决心使四方夷族臣服。张骞开始沟通西域，设置四郡，占据玉门关，斩断匈奴的右臂；逐渐渡过河湟，修筑令居来断绝南羌。于是边防哨所、亭燧延伸出长城数千里，耗尽府库，竭尽士卒马匹，使者行人经年累月不断。后来制定皮币、算缗等法，征收舟车税，实行酒类专卖，这难道不是为了长久的谋划吗？匈奴于是孤立无援，远远逃窜，汉朝遂得以开通西域，设置使者统领和护卫。光武帝中兴后，西域诸国都重新归属。到了延光年间，西域三次断绝、三次沟通。太宗文皇帝践行汉朝旧迹，疆域并及南山、抵达葱岭，分设府镇，烽烟相望，吐蕃不敢侵入侮慢。高宗时有关官员无能，放弃四镇而不能占有，于是吐蕃势力扩张，进入焉耆以西，长驱向右，越过高昌，经过车师，抢掠常乐，截断莫贺延碛，逼近敦煌。” 如今裴行俭一举攻取四镇，恢复先帝旧日的封疆；如果又要放弃它们，就是自行毁掉已经取得的成功，破坏完整的谋略。四镇没有守军，敌兵必然逼近西域；西域震动，威势就会震慑南方羌人，南羌一旦与他联合，河西必然危险。况且莫贺延碛绵延二千里，没有水草；如果北面接连敌境，唐军无法越过它向北进兵，那么伊、西、北庭、安西各处以及诸蕃都会全部失去。’此议于是被搁置。永昌年间，每年派五百名士兵戍守姚州。那里地势险峻、瘴气严重，士兵一到驻地就死亡。蜀州刺史张柬之论述其中的弊害说：‘姚州是古代哀牢的旧国，处在遥远荒僻的境外，山高水深，自有人类以来直到后世，一直没有同中国往来。前汉时期，汉朝开拓夜郎、滇、笮等地，哀牢仍未归附。直到光武帝末年，才请求归入内属。汉朝设置永昌郡来统治它，于是征收当地盐、布、毡、罽等税，以利于中原。它的国家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异宝按时进贡，从未缺少。刘备占据巴蜀时，常常因甲兵不足而忧虑；刘备死后，诸葛亮五月渡过泸水，收取那里的金银、盐、布，以增加军队储备，又让张伯岐选取当地精壮勇士，增强武备。所以《蜀志》称说：‘自从诸葛亮南征以后，国家因此富饶，铠甲兵器充足。’由此说来，前代设置郡县，所得利益相当深厚。如今盐布之税不能供给，珍奇贡品不能输入，戍防所用的武器不能充实军队，宝货资财也不能运送给大国，却白白耗竭府库，驱使普通百姓，使他们服役于蛮夷之地，死伤遍野，臣私下为国家感到惋惜。汉朝因为获得的利益很多，才翻越博南山，渡过兰沧水，进一步设置博南、哀牢二县；蜀人因此愁苦怨恨，行路的人作歌说：‘翻越博南，渡过兰津，渡过兰沧水，都是为了别人。’ 这首歌大概是在讥讽汉朝贪图珍奇、盐布的利益，却使蛮夷之地的人受到驱使劳役。汉朝虽然得到利益，百姓却已经怨恨作歌。如今国家储备日益减少，费用却日益扩大，使陛下的百姓身体暴露在荒野、血肉涂满野草，尸骨不能归乡，老母亲和幼小的孩子在千里之外哀号，盼望着祭奠；对国家没有丝毫利益，对百姓却造成终身的酷害，臣私下为国家深感痛惜。从前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让当地渠帅各自统领部众，不设置汉官，也不留下军队镇守。有人问他原因，诸葛亮说：‘设置官员、留下军队有三件难以办到的事。’大意是，设置官员会使夷人和汉人杂居，猜疑嫌隙必然发生；留下军队则运输粮食的祸患更重，假如突然反叛，劳费会更多。只要大致设置纲纪，自然可以长久安定。臣私下认为，诸葛亮的这项策略，确实精妙地掌握了羁縻蛮夷的方法。如今姚府所设置的官员，既没有安定边疆、平息寇盗的心思，也没有诸葛亮时而放纵、时而擒制的本领，只知道施展诡谋奸计，任意剥削，贪婪抢夺，逐渐习以为常；煽动各部酋长，结成党羽；折腰支身、谄媚赔笑，取悦蛮夷，跪拜趋伏，毫无羞耻；带领子弟，呼啸招引凶恶愚顽之徒，聚众赌博，一掷就是数万。剑南的逃犯、中原的亡命之徒，有二千多户如今散居在姚州，专门以抢掠为业。姚州是在龙朔年间，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请设置的。设置以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协都被群蛮杀死。前朝派郎将赵武贵讨伐，赵武贵和蜀兵随即战败，连残存的人也没有留下。又派将军李义总等前往征讨，郎将刘惠基在阵中战死，姚州于是被废除。臣私下认为，诸葛亮所说设置官员、留下军队有三件难办的事，他的话果然得到了验证。到了垂拱四年，蛮人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防干福又请求设置州治，上奏说所有课税都由姚府管辖范围自行供给，不再劳扰蜀中。设置州治以后，录事参军李陵又被蛮人杀死。延载年间，司马成琛奏请在泸水以南设置七处镇戍，派蜀兵防守，从此蜀中骚扰至今没有停止。况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之徒和游荡来客多得数不清。国家设置官员、划分职掌，本来是为了教化风俗、防止奸邪，如今却无耻无厌，混乱狼藉到了这种地步。现在不论夷人还是汉人，背负罪责的都很深，沿途发生抢劫杀人也无法禁止。臣恐怕一旦发生惊扰，祸患会进一步扩大。恭敬请求裁撤姚州，使其隶属于巂府，按每年朝见的时间同蕃国一样办理。泸水以南的各处镇戍也全部废除，在泸水以北设置关卡；百姓除非奉使进入蕃地，不许彼此往来。增加巂府的兵力，选择清正贤良的官员任宰牧来统辖治理那里。臣愚昧地认为，这样处理最为稳妥便利。

译万岁通天年间，朝廷发兵戍守疏勒，四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狄仁杰进谏说：‘臣听说上天生育四方夷族，他们都在先王封域之外，所以东面隔着沧海，西面隔着流沙，北面横亘大漠，南面阻隔五岭；这是上天用来限制四方、隔绝内外的屏障。自从典籍记载、声教所能到达的地方，三代都不能达到的区域，我国已经全部兼并了。这说明今天国家的四境，已经超过夏、殷两代了。诗人赞美周王对太原的薄伐，也赞美教化流行于江汉；那些地方本来是前代的远方边裔，如今却已经在国家疆域之内。到前汉时期，匈奴没有一年不侵犯边境、杀掠官吏百姓；后汉时西羌侵扰汉中，东面寇犯三辅，进入河东、上党，几乎到达洛阳。由此说来，陛下如今的疆土，远远超过汉朝。若要对荒远境外用兵，在绝域邀取功劳，竭尽府库财物去争夺贫瘠不毛的土地，即使得到人口也不足以增加赋税，获得土地也不能用来耕种纺织，只求获得远方夷人称颂为冠带之国的虚名，却不致力于巩固根本、安定百姓的方法，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实行的事业，不是五帝三王的事业。若越过荒远境外建立疆界，竭尽资财来满足欲望，不仅是不爱惜民力，也是失去天心的做法。’ 从前秦始皇穷兵黩武，竭力寻求扩大土地，男子不能在田野耕作，女子不能在家中养蚕，长城之下死者多如乱麻，于是天下崩溃叛乱。汉武帝追讨高祖、文帝时代留下的旧日愤恨，借用四代积蓄的财物，于是平定朝鲜，讨伐西域，平定南越，攻击匈奴，结果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卖妻卖子，流离在道路上的有数万人；到了晚年才觉悟，停止用兵和劳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所以能够得到上天保佑。古人有句话说：‘和覆车走在同一条车辙上的，从来没有安稳的。’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近来国家连年出兵，耗费越来越多；西面戍守四镇，东面戍守安东，征调日益增加，百姓空虚疲敝。开拓并守卫西域，事情如同在石田上耕作，费用无法支撑，有损无益；转运接连不断，织机几乎空了；越过沙漠、渡过大海，分兵防守，服役日久，怨女旷夫也很多。从前诗人说：‘王事没有止息，不能播种稷黍；难道不想归来吗？只是害怕触犯刑法；想到那些共同服役的人，眼泪流得像雨一样。’这就是前代怨恨思归的言辞。皇上如果不加以体恤，政令就不能实行，邪气便会产生；邪气产生，虫害就会发生，水灾旱灾也会兴起。像这样，即使祭祀百神，也不能调和阴阳。如今关东发生饥荒，蜀汉一带百姓逃亡，江淮以南征收求取不止，人民不能再从事本业，就会相互结伴成为盗贼。国家的根本一旦动摇，忧患就不浅了。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把兵力派到遥远的边外，耗尽中原的力量，去争夺蛮貊不毛之地，违背了养育天下百姓的道路。从前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谋议，废罢朱崖郡；汉宣帝采用魏相的策略，放弃车师的屯田。难道他们不想追求仰慕虚名，只是因为害怕劳损民力。近来贞观年间，朝廷平定九姓，册立李思摩为可汗，使他统领各部；这是因为远方人叛乱就讨伐，投降就抚慰，能够实行推翻衰亡、巩固生存的道义，而没有远戍劳民的徭役。这就是近来的良好制度，也是安抚边疆的旧例。臣私下见到阿史那斛瑟罗，是阴山的贵种，世代雄长于沙漠。如果把四镇托付给他，使他统领各蕃，封为可汗，派他抵御寇患，那么国家有继绝存亡的美名，荒远境外也没有转运粮饷的劳役。依臣所见，请放弃四镇以使中原富足，停止安东的戍守以充实辽西，在远方节省军费，把甲兵集中在边塞，那么恒州、代州的镇守力量会增强，边州的防备也会充实。况且安抚四方夷族，本来只是防止他们越境逃逸；只要没有侵扰的祸患，就可以了。何必穷尽兵力、滥用武力，去同荒远边服之人计较长短呢？况且君王在外部安宁时，内部必然会有忧患，大概是因为不勤于修治政务的缘故。伏望陛下把这些事置于度外，不要把绝域没有平定当作忧虑，只应敕令边防军队谨慎守备，积蓄精锐等待敌人，等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然后再攻击。这就是李牧用来制服匈奴的方法。当今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得上命令边城加强警戒防守，扩大远方侦察，聚集军用物资，积蓄威势武力，以逸待劳；这样战士的力量可以增加一倍。以主场之军抵御远来的客军，我们就能占据有利条件。坚固营垒，清空野外，使寇敌无所得；如果让边民深入敌境，必然有颠覆失足的忧虑，浅入则必然没有俘获敌人的好处。这样经过几年，可以使两部不用交战就归服。玄宗开元六年，张说上书说：‘臣叩头，谨请以死谢罪。皇帝陛下，先帝认为臣能够践行忠孝，使臣得以启发圣明，所以臣能够在春宫侍读，承受上天般的恩宠。景云年间，臣兼掌枢密，内则应对沸腾的舆论，外则抵御争权夺势的局面。陛下亲自监国抚政以后局势安定，这是上天所保佑的；臣辅佐赞助的心意，也得到神明启发。开元初年，臣首先掌管宰辅政务，自身才智微小而责任重大，福分超过限度便生灾祸，于是出任三州刺史，离开朝廷六年；是非曲直不由自己，升降进退由别人决定。只有君主了解臣，事情不必多说。如今改任边镇，承担统率戎兵的重任，臣私下认为两蕃近来虽相安，难道能没有变化吗？九姓远道归附，却没有听说朝廷加以抚纳。想要使贼杀部落不再有侵扰的忧虑，保全安宁两蕃，接受朝廷征发的盟约，臣愚昧地推测，恐怕未必如此。为什么呢？贼杀部落刚刚建立，必然要逞强显示兵威；敌兵所到之处，必然会收服九姓。九姓如果离去，两蕃就会动摇。九姓虽然隶属于并州节度使，但同幽州非常接近；一旦发生战乱，什么事情不能波及那里？臣私下听说幽州兵马少而弱，临时想要整编调集，也不能立即投入战斗。城中完全没有储备粮食，假如敌人逼近，臣实在忧虑。恭请陛下圣慈深加留意，广泛询问旧日将领，预先谋划。’

译‘如果及早谋划，就一定不会后悔。况且孤身之臣统率众军，容易引起猜疑嫌隙；过于宽缓会失去办成事情的适宜尺度，过于严厉整肃又会招来怨恨和亵渎的诽谤。臣远离天听，走在路上惶惑徘徊。若有人论告臣本人、上奏弹劾军事事务，请求召回臣当面询问对质，查定真实与虚假；这样日月的光明就没有被遮蔽的时候，幽远之处也有自行通达朝廷的希望。伏愿把这封书留在宫中，时时加以怜察。’玄宗时，张九龄上奏论东北军队不可轻易行动的奏状说：‘右件事情，髙力士传达奉行诏敕，说张守珪进送的突厥俘虏，已经详细询问其曲折情况，所以命令刘思贤前往。臣等认为，北方敌人凶恶狡猾，确实难以保证他们的内心。然而陛下用恩泽怀柔他们，已经历时很久，使他们输诚归附，顿时改变顽暴的态度；从这些事情看，确实不是虚假的。为什么呢？前些日子李佺出使回来，敌人也详细说要向东南下；其中有些话或许难以相信，但如今果然如他所说，这就是向国家输诚，并没有别的欺诈。况且契丹等部反复无常，有时前来，有时离去；如今他们向东征讨，虽然没有禀报朝廷命令，但对于远方之人，也不能用通常的常理责备。如果趁此机会消灭他们，也正好可以除去祸患。陛下先前已有圣明的预料，认为事情会如此，臣等常常私下记着，实在不是臣等所能比及。如今他们到来，如果契丹等偶然战胜北部部落，等其势力衰弱时乘机进攻，消灭他们大半，审慎判断确实可以取胜，然后才可以决定行动。’ ‘如果不是这样，而军将擅自妄动，再次结下巨大的嫌隙，也会因为失信而给国家带来祸患，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臣认为，边地诸将如果只贪图一军的利益，便立即行动以求邀取荣誉赏赐，不考虑长远谋略，实在是最大的失误。如今刘思贤前往，希望陛下下达诏书作出处理，张守珪一定会从长远考虑，不得妄自行动。应当切实约束各位将领，使他们知道圣上的心意。即使北庭听到这件事，也更加彰显陛下的天恩。臣不知是否可行，谨将奏状抄录上报。’ 代宗大历八年，元载上言说：‘四镇、北庭既然已经治理泾州，那里就没有险要可以防守。陇山高峻，南面连接秦岭，北面抵达黄河。如今国家的西部边境直到潘原，而吐蕃的戍兵驻在摧沙堡。原州处在两者之间，位于陇山的关口；它的西面都是过去的监牧之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原州东面，单凭一个县的耕作就可以供给军粮。旧日营垒还存在，吐蕃已经放弃而不居住。每年夏天，吐蕃的牲畜在青海放牧，距离边塞很远。若趁机修筑城垒，二十天就可以完成。调京西军戍守原州，调郭子仪的军队戍守泾州，以此作为根本；分兵守卫石门、木峡，逐渐开拓陇右，进而抵达安西，占据吐蕃腹心，那么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九年，郭子仪入朝，在延英殿应对。皇帝与他谈话，说到吐蕃正强盛时，慷慨激动得流下眼泪。郭子仪退朝后上书说：‘朔方是国家北面的门户，西面抵御戎人，北面防备猃狁。五座城相距三千里，开元、天宝年间有战士十万人、马三万匹，也仅仅能够支撑这一角。自从先帝在灵武接受天命以来，战士跟随陛下征讨，没有一年安宁。近来因为怀恩作乱，军队受到创伤，日益衰败，兵力损耗死亡三分之二；与天宝年间相比，只剩十分之一。如今吐蕃兼并吞食河陇地区，又杂有羌、浑等部众，每年深入京畿郊外，势力超过过去十倍。和他们争夺胜负，哪里容易做到？近来敌人来犯，声称四节度使将领各自带兵一万人，每名士兵配有数匹马。臣所统率的士兵，不足以抵挡敌军的十分之二，马匹不足以抵挡敌军的百分之二。对外畏惧敌人，对内又恐慌不安，将用什么来安定局势？臣认为，陛下制定取胜之策，力量并不是不足，只是训练选拔还没有做到，进退也没有统一，时日拖延使军队疲老，地域广大又使兵势分散。希望从各道选取精锐士卒，凑足五万人，分列屯驻在北部边境，这样就一定可以制胜。臣私下认为，河南、河北、江淮的大镇有数万兵，小镇也有数千，却全都耗尽粮饷供给，从未认真选练。臣请求把他们召赴关中，整训步兵队伍，演示金鼓号令；这样进攻必然能够攻破，防守必然能够保全，是长久之策。’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论述沿边守备事宜的奏状说：‘右件事情，臣遍览前代史书，都说镇抚四方夷族，是宰相的职责。臣不顾自己昏昧低劣，屡次冒昧上言，实在是因为备边御戎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整治军队、供应粮食是边防的大纲。军队不能整治，就没有可用的军队；粮食不足，就没有可以固守的土地。整治军队在于部署安排得当，充足粮食在于征收输纳有方。陛下幸而听从臣的愚见，首先致力于积储粮食，不增加百姓赋税，官府也不耗费财物，坐等边地储粮达到数百万。各镇收购粮食，如今已经接近完成，分别储存在军城中，用来防备艰难紧急的情况。即使有寇戎之患，也一定没有粮食断绝的忧虑。守住这一成规，把它作为长久制度，不断收节冗余费用，增加对边地农民的供养，再经过两年，就可以积储足够十万人食用三年的粮食。充足粮食的根本，已经粗略建立；整治军队的方法，还不精密。臣冒昧试着筹划衡量，希望供陛下采纳选择。臣又认为，戎狄成为祸患，自古就有。关于制服驾驭他们的方法以及得失的道理，史籍中保存得很完备，可以加以论述。大体上，尊崇礼序的人说：没有德行就无法教化边远荒服之人，却完全不知道威势不树立，德行也不能使他们驯服。喜欢武力威势的人说：没有军队就无法使凶悍强暴者服从，却完全不知道德政不修，军队也不能依靠。’ 主张和亲的人说，结交可以和睦邻国、修好关系，却完全不知道我方结交之后，对方还会再次毁约。赞美修筑长城的人说，设置险要可以巩固国家、抵御仇敌，却完全不知道如果力量不足、人民不能承受，险要就不可依恃，城池也不能保有。主张只作薄弱攻伐的人说，驱逐遏制可以禁止侵暴、减少征发徭役，却完全不知道如果兵器不锋利、营垒不完固，遏制就不能奏效，驱逐也不能使敌人离去。议论边防的要略，全部在这里了。虽然这些主张彼此讥评，但各自都有偏颇驳杂之处。听从一家之说，似乎有理论和先例可以征验；考察历代的实行情况，却发现成败和效果各不相同。这是因为拘守常理来应对非常之势，依循自己的见解，却不明白所遭遇的时机。中原有盛衰，四方夷族有强弱，事机有利害，措施有安危。因此没有必定不变的规章，也没有长久取胜的方法。夏后因使戎人归于秩序而圣德教化兴盛，古公因避让狄人而王业兴起，周人在北方筑城而玁狁被击退，秦朝修筑临洮长城而宗庙社稷覆亡，汉武帝讨伐匃奴而留下悔恨，太宗征讨突厥而获得安定，文帝、景帝实行和亲却不能在当时消除祸患，宣帝、元帝广施抚纳却足以使国家数代安宁。这是因为中原的盛衰处势不同，四方夷族的强弱时势不同，事机的利害情形不同，措施的安危便利也不同。

译知道所要处理的事情，却不能估量时势，就会失败；顺应时势，又不失其应有的名分，就会成功。形势变化，情况不同，怎么可以专守一法？假如中国强盛、四方夷族衰弱，能够屈膝称臣，归心接受约束，拒绝他们就会阻碍他们向往教化，消灭他们又近于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怎么能不保存他们并加以安抚，使他们归附并有序接受治理呢？又如中国强盛、四方夷族衰弱，却仍然抛弃信用、违背盟约，轻蔑恩德、任意施毒，晓谕他们而不改变，责罚他们而不能惩戒，怎么能不乘其混乱、推倒其衰亡，以使百姓安息、巩固边境呢？如果遇到中国正有防务混乱的弊病，而四方夷族正当强盛之时，谋取它则对方的祸心尚未萌发，抵御它则我方力量不足，怎么能不使用谦卑言辞、降低礼数，约定友好、通使求和，用利益诱导它以引来欢心，以婚姻亲好结交它来缓解交战之祸呢？即使不一定取得它的信任，至少可以使它不发动大规模侵略；这虽不是御戎的最好常法，大概也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倘若夷夏双方的形势强弱相当，安抚它不能使边境安宁，威慑它也不能使其平静，我方力量足以自保，形势却不足以出兵进攻，怎么能不设置险要来巩固军队，训练军队以等待敌寇呢？敌人来，就进行有限的攻伐，遏制其深入；敌人离去，就排斥驱逐，并戒备不要远途追击。这虽不是安定边疆的上策，大概也是势力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夏后使戎人归于秩序，周人抵御驱逐敌人，太宗剪除祸乱，都是乘应时机而善于运用形势。古公避让狄人，文帝、景帝实行和亲，神尧降低礼数，都是顺应时势而不失其名分。秦始皇修筑长城，汉武帝穷追猛讨，都是只知道事情本身而不能估量时势。假如当时遇到敌势极盛，却实行使其归序的方法，就会被侮辱而不能使对方服从；乘着可以攻取的条件，却心怀畏惧退避之意，就会错失时机、养成敌患；拥有排斥击退的力量，却采用和亲谋略，就会显示弱势而徒劳耗费；正当应当屈服退让之时，却致力于攻伐的策略，就会招来祸患而陷于危急。所以说：知道所要处理的事情，却不能估量时势，就会失败；顺应时势，又不失其应有的名分，就会成功。可见没有必定不变的规章，也没有长久取胜的方法，得失和成效，不正是这样吗？至于考察安危的大势，谋划成败的长远大计，数百年都不会改变的道理，大概还是有的。其要点在于，失去人才而放纵欲望，必然覆败；任用贤能而顺从众情，必然保全。这是古今相同，也是事理唯一的规律。国家自从安禄山构成叛乱，肃宗中兴以来，撤除边防修筑之事以安定中原，借助外族威势来平定内部祸难。于是吐蕃乘隙侵扰，吞并掠夺而不知满足；回纥自恃有功，凌辱欺压也更加厉害。中国无暇整顿军旅，四十多年间，使受伤损耗的遗民竭尽力量从事蚕桑纺织，向西输送财物币帛，向北偿付马匹费用，仍不足以堵住他们的烦琐言辞、满足他们的骄横意志。后来又远征士卒和战马，分列戍守边疆，仍然不能遏制他们的奔突，制止他们的侵侮。小规模入侵，他们就驱赶掠夺百姓；深入进犯，就震动惊扰京畿。近来有些议论安定边疆防务的人，大多致力于困难的事情，却忽视容易的事情；勉强去做自己的短处，却忽略自己的长处。于是容易做的、擅长的事情虽然实行了，却没有抓住要害；困难的、短处所在的事情虽然谋划了，却始终没有成功。忧患没有消除，原因就在这里。制敌用兵，必须衡量事势。形势有难易，事情有先后。力量强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其难处，这叫夺取敌人的心志，是暂时劳苦而长久安逸；力量少而敌人坚强，就先做容易的事情，这叫巩固国家的根本，观察敌人的破绽然后行动。近来接连发生许多变故，人民劳苦尚未恢复，却想大规模发兵，深入敌境，收复被侵占的土地，攻打坚固城池。前面有胜负未必能够确定的忧虑，后面有粮饷运输不能接续的祸患。倘若因此挫败，正好会助长戎人的侵略之心、挫伤国家威势。把这当作安边谋略，可以说是不衡量事情和形势，却偏要做困难的事情。上天所赋予万物各有分限，大地所产生的物类各有不同，所以五方风俗各有长短。长处不可逾越，短处不可强求。勉强使用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较量，必然危险；运用自己的长处去利用别人的短处，必然安稳。强悍的外族以水草之地作为居处，以射猎供给饮食，马匹多而尤其便于奔驰冲突，轻视生命而不计较失败灭亡；这些是外族的长处。外族的长处，正是中国的短处。如今却想增加兵力、搜集战马，较量力量、争逐奔驰，在旷野之间交锋，在日常战斗中决出生死。把这当作御敌之术，可以说是勉强使用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较量了。专做困难的事，勉强使用自己的短处，劳费增加百倍，最终仍然不能成功；即使果真成功，不遭挫败也会废弃。这难道不是因为超越了上天的赋予、违背了土地的条件，损害时势、反对事物本性吗？如果想除去危险、趋向安定，停止耗费、实行节省，就在于谨慎守住容易做到的方面，精心运用自己的长处罢了。至于选择将领官吏来安抚百姓，整修纪律来训练整齐军队，彰显德行来辅助威势，使近处的人归附来柔服远方，禁止侵掠暴行来彰明我方信用，压制攻取的议论来安定戎人的心。对方请求和好，就善意接待而不要同它订立盟约；对方成为寇敌，就严格防备而不专事报复。这些就是当今容易做到的事情。轻视蛮力而重视智谋，厌恶杀戮而喜好生养，轻视财利而重视人民，忍受小的损失来保全大的利益。先使居处安定然后行动，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实行。因此修整边界，守住险要，挖掘道路和隧道，修筑军营，谨慎设置禁令防备，明确侦察哨候，致力农耕以充足粮食，训练士卒以积蓄威势。不是有万全把握就不谋划，不是有百战百胜的条件就不交战。敌寇小规模到来，就张大声势遏制其入侵；敌寇大举到来，就谋划打击其主力，截击其退路，凭借险要地势乘机攻击它，用多种办法迷惑它，使它的勇力无从发挥，众多兵力也无从施用。它掠夺却没有收获，进攻又不能前进，还会有腹背受敌的忧虑，退却又有首尾难以救援的祸患。这就是所说的利用敌人的弊病，不交战就使敌军屈服，是中国的长处。我们的长处，正是外族的短处；我们容易做到的，正是外族难以做到的。用长处制服短处，就用力少而成效多；用容易做到的办法对付难以做到的敌人，就不会耗尽财力而事情又能迅速成功。舍弃这些不去做，反而让敌人利用我们的短处，这叫倒拿着戈矛，把戈柄交给敌人。如今这些事情都在做了，但仍然边防守备不牢固、敌寇没有受到惩罚，为什么呢？弊病在于谋划没有定见，使用众人没有适当的取舍；所任用的人不一定有才干，有才干的人却不一定被任用；听到的未必是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却未必能被听到。

译所信任的未必忠诚，忠诚的人却未必被信任；所实行的未必恰当，恰当的却未必能够实行。所以命令和措施违背方法，考核责罚失去尺度；财力因军队而匮乏，众人的力量因将领过多而分散，许多怨恨由不公平产生，战机因远距离控制而丧失。臣请求为陛下粗略陈述六项弊病，希望圣明的君主谨慎听取并仔细考察。臣听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先使器具锋利；军队想战胜敌人，必先训练士兵。训练士兵之中，所用方法又各不相同：用于救急，就要权宜行事以缓解困难；用于暂时抵敌，就要舒缓安排以应对战机。因此事情有便宜之处而不拘泥于常规，谋略有奇诡之处而不迎合众人之情，进退和生死都听将领命令，这就是所谓攻讨之兵。用于屯田戍守，就要使事务和物资能够长久供给，形势不同便采取权宜办法；如果不合乎人情和事理，就不会安宁，也不是人情所愿。要使人情安定，利于他们就劝勉他们，习惯于某种生活就会安适；保护亲戚就会乐于生存，顾念家业就会忘却死亡。因此可以用道理和方法驾驭，不可以只用法制驱使；这就是所谓镇守之兵。想要守备边疆、抵御外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当然应当选择镇守之兵安置在那里。古代善于选置镇守兵的人，必定衡量他们的性情习惯，辨明当地土地是否适宜，考察他们的技能，了解他们的喜好和厌恶；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不违背其本性，整齐其风俗而不改变其适宜之处，引导其长处而不责求其不能，禁止其不当行为而不把他们置于所不愿处；又使他们的部伍类别相近，安顿他们的家室，然后才能使他们乐于居守，安定志向，振奋气势，结成恩情。用恩惠安抚他们，他们就感戴而不骄纵；用威严面对他们，他们就肃敬而不怨恨。不必督促考核，人人都会主动效力；放宽禁令防备，众人反而自然不会松懈防守。因此出征时兵力充足，居守时粮食充足，防守就牢固，作战就强大。这种方法没有别的，只是顺合人情罢了。如今把征发来的士卒分散开来，分别戍守边疆，轮换往来作为守▯，这是不衡量他们的性情，不辨别习惯和土地是否相宜，强求他们不能做到的事，迫使他们做不愿做的事，只求扩大人数而不考察实际作用，只想集中他们的力量而不察知他们的情感，这难道可以作为羽卫仪仗，却不能有益于▯御的实际吗？为什么呢？边远地区，千里之内一片萧条，寒风能裂开皮肤，惊沙使人惨不忍睹；以水草之地为居邑，以战斗为游戏，白天扛着武器耕作，夜晚倚着烽火台侦察，每天都有遭受剽掠侵害的忧虑，永远没有休息闲暇的担心。土地恶劣、人民劳苦，在这里尤其严重。如果不是生长在那一带，习惯于当地风俗，从小就见惯这些，长大后安于这些，未见过乐土也不迁徙，那么很少能安居并熟悉敌情。关东土地上各种物产丰足，入伍的人尤其受到优厚供养，习惯于温饱，安适于欢乐康宁；与边远地区相比，仿佛天地不同。他们听到绝塞荒僻角落的苦处，就辛酸动容；听到强大蕃族和劲敌的名声，就惊惧失气。如今却让他们离开亲族、舍弃园庐，甘受使自己辛酸的环境，抵抗使自己恐惧的敌人，还希望他们为国效用，岂不是太疏忽了吗？何况又有休息和轮换的期限，没有统一统帅的驾驭；供给奉养像对待骄子一样优厚，姑息迁就如同对待受宠之人；进军时不以成功来要求他们，退守时也不以严刑法令处置他们。他们来时都带着自得的神色，停驻时没有坚定的心志；屈指计算归期，张口等待供养。侥幸求免的人还担心归期拖延，总想着戎寇充斥之时，王师一旦受挫，他们便会乘乱离散，向东分路溃逃。既然心志如此，得到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平常居守时耗尽资财储备来供养这些浮冗之众，遇到危难时却抛弃城镇，动摇远近人心；这种弊病难道只是没有益处吗？本来也会有所妨害。又有触犯刑禁、被贬徙到军城的人，本意是想增加户口、充实边防，同时让他们立功自赎；但他们既然是无良之类，又怀有思念故土之情，盼望作乱、幸灾乐祸，比戍卒更加严重，只会给防卫增加烦扰，实在不能指望他们建立功劳。即使前代有时实行过，也实在不是可以遵循的好计策。又有手持旌节的统帅，自己不亲临边疆，只分派偏师让他们守卫边界。大抵军中强壮精锐的士卒，元帅按例都选来随从自己；把疲弱士卒交给各镇节度使。既然身处内地，精兵只用来备守军纪，于是守卫险要、抵御冲击的任务总落在少数弱卒身上。敌寇每次到来，力量都不能支撑；进入营垒的士卒仅够关闭关门，在野外的全都遭到劫掠俘获，任凭敌人践踏、搜刮殆尽。等到都府得知，敌人已经获利而退，随后又安然无事。安定边疆的根本，最要紧在于军队；像这样治理军队，可以说是措施违背方法了。赏赐用来保存劝勉，惩罚用来表示警戒；劝勉是为了鼓励人建立功劳，惩戒是为了威慑不恭谨的人。所以赏罚对于驾驭众人，就像墨绳对于曲直、权衡对于称量轻重、车辖车轴对于使车辆运行、马衔马勒对于驾驭马匹一样。驾驭众人而不用赏罚，就会善恶混淆，能力高下无法区别；使用赏罚却不按照功劳过失，就会使奸邪妄行者得到宠荣，忠实之人反而受到排斥压抑。这样一来，即使聪明可以施展，法度也没有章程，那么赏罚用或不用，其弊病是一样的。近来权力移到下面，权柄失于朝廷，将领的号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和国家的常典中实行，又不能施行于将领事务；他们彼此因循姑息，苟且度过岁月。想要赏赐一个有功的人，反而担心没有功劳的人会因此不安；想要惩罚一个有罪的人，又担心同恶之人会忧惧。罪过因隐忍而不彰明，功劳因嫌疑而不赏赐，姑息之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使舍身尽节的人在同列中反而受到讥笑，使率领众人首先登城的人得到士卒怨恨，使败坏军队、困窘国家的人不怀惭愧畏惧，使迟缓救援、错过期限的人自以为有才智。褒贬既全都废弛而不实行，称誉和毁谤又纷乱交错；人即使想行善，谁来替他说话？何况公正忠诚的人只求端正自己，不向别人求取，反而遭受困厄；失败受挫的人行私徇情、苟且讨好众人，却照例得到优厚尊崇。

译这就是义士痛心、勇士解体的原因。又有遇到敌人而守备不牢固、陈述谋略而没有成效的情况：将帅就以粮草不足为托词，有司又以供应没有缺少为解释。双方既然各自执持证据，按理应当辨明是非，但朝廷常常含糊处理，从未彻底查究曲直。负责处理的人闭口不言而无处申诉，诬陷善人的人欺骗君上却不知惭愧。这样驾驭将领，可以说考核责罚失去了尺度。考核责罚失度，措施又违背方法，将领不能竭尽才干，士卒不能尽用力量，屯集的军队虽多，战阵之上却没有人敢于前进。敌人每次越过边境横行，就像进入无人之地；众人互相推诿依赖，没有人敢追究。虚张声势，向上报告时就说兵少不能抵敌；朝廷不加省察，只是一味征发、增加军队，不能有助于▯御的功效，反而大大增加供给的弊病。乡里日益耗损，征求日益繁多；用编户百姓倾家破产的财物，又兼取有司防塩、税酒等收入。总计所有收入，半数用来处理边防事务。像这样控制财用，可以说财力因供养军队而匮乏了。如今四夷中最强盛、给中国造成最大祸患的，没有超过吐蕃。全国能够作战的人，才相当于中国十几个大郡而已。它在内部忧患和外部防备方面，也与中国没有不同；能够侵犯边境的兵力数量大概很少，而且器械不锋利，铠甲不坚固完备，不懂得韬铃之术，技能也缺乏轻捷敏锐。它一行动，中国就害怕它人数众多而不敢抵抗；它一安静，中国就畏惧它势力强大而不敢侵犯。道理何在？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节制统属部门太多，而蕃部的统帅专一。统帅专一，人的心志就不会分散；人心不分，号令就不会有两样；号令一致，进退就可以整齐；进退整齐，快慢就能如意；快慢如意，战机和防备就不会有差错；战机防备没有差错，气势自然壮大。这就是以少数充作多数、以弱小变为强大，变化开合全在反掌之间。这就像手臂指挥手指，心神控制形体。如果任用的人得当，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抵御？节制统属部门过多，人心就不一致；人心不一，号令就不能执行；号令不行，进退就难以确定；进退难定，快慢就不合时宜；快慢失宜，战机防备就来不及；战机防备不及，气势自然衰弱。这就会使勇士废弛而变成羸弱，使众人离散而变得软弱，迟疑退缩、分离瓦解，在战阵之前就已经显出征兆。这就像一国有三个公卿、十只羊有九个牧人，想让大家整齐肃然，怎么可能做到？开元、天宝年间，控制抵御西北两蕃，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而已，还担心权力分散、势力离散，有时让一人兼领数镇。中兴以来，无暇对外征讨，把四镇寄治于安定，又把陇右的权力附属于扶风。所应当对付的西北两蕃，也不过是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关东戍卒到达后就隶属于他们。虽然委任的人还没有完全得当，但措施仍保存着旧有制度。近来逆贼朱泚诱使泾原军队叛乱，李怀光玷污朔方军队，割裂诛除之后，所剩已经不多。又分割朔方的辖地，建立军府、拥有旌节的使者一共有三人。其余各镇军队数量将近四十处，都承受特别诏令而受任，各自又有宦官监临；人人都可以抗衡，没有互相隶属。每次等到边地文书告急，才下令筹划会合、使用兵力。既没有军法向下统摄，只以宾客礼节相待，这就像悠闲地去救溺水者，互相作揖谦让去救火，希望不至于陷入危险，本来就很难做到。军队是凭气势发挥作用的，气势聚集就旺盛，离散就消散；形势合一就有威力，分裂就变得弱小。如今边防形势弱、气势消，像这样建立军队，可以说是力量分散在过多将领手中了。治理军队的要领，最重要在于均衡整齐。所以军法不因贵贱而有差别，军需军实不因多少而有不同，这是将领用来统一军心、竭尽军力的办法。如果有人能鼓舞士卒的志意、勉励他们的技艺能力，就应当考察他们的才干，评定他们的勇力，比较他们的劳逸，衡量他们的安危，明确申明训练考核和优劣等级，以此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制度。使有能力的人可以努力赶上，没有能力的人可以死心。虽然供给有厚薄不同，却不会因此产生失望怨恨的祸端。这就是所谓每天省察、每月考核，粮食俸禄与所任事务相称，如同权衡对万物一视而无私情，使人人都安于自己的身份而服从公平。如今边远地区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负伤受创的残余之士，终年辛苦劳作，极为疲惫。比较他们的能力，就知道他们训练有素；衡量他们所处的环境，就知道他们孤危；考察他们服役的情况，就知道他们劳苦；观察他们面对敌人的表现，就知道他们勇敢。然而发给他们的衣粮，只够本人使用，按例还要分给妻子儿女，常常面有冻饿之色。关东戍卒按年月轮番更换，不守危城，不熟悉戎务，面对敌人胆怯，服劳役时懈怠。然而发给他们的衣粮，比其他等级优厚数倍，又接连得到茶药馈赠，增加蔬菜酱料的供给，丰厚和简薄相比较，悬殊实在太大。又有原本不是禁军、而是边军将校的人，故意说讨好的话，于是请求遥隶神策军，不离开旧驻地，只改换一个虚名。他们在俸禄赏赐方面便得到三倍的好处。这正是同类士卒愤恨、忠良之人忧叹、疲惫百姓流亡、国家经费困乏的原因。事务本身没有不同，供养却有差别，人情自然不能甘心。何况谄媚奸佞之人得行而俸赐优厚，功绩技能低劣而衣食优裕；如果不是已经忘情，谁能不怨愤呢？他们不成为戎寇首领就已经值得称赞了，却想让他们协力同心、抵御寇难，即使有韩信、白起、孙武、吴起那样的将领，臣也知道他们一定做不到。像这样供养士卒，可以说怨恨是由不公平产生的。凡是想选拔任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然后指示授予他的方略，告诉他所承担的事务，让他自己估量能不能胜任，陈述自己的规划，需要什么种类的铠甲兵器，借用哪些人作为参佐，需要多少士卒战马，使用多少资粮，在何处设置营地，什么时间取得成效，把从始至终的要领都让他筹划。然后观察他的计谋，核验他的声誉和实际。若认为他的才干没有可取之处、所说的办法不能实行，就应当在最初退用他，不应把忧虑留到后来；若认为他的志气足以任用、方略可以施行，就应当一直信任到最后，不应在中间牵制他。这样，心存疑虑的人不被任用，被任用的人也不会受到疑虑；选拔人才时劳心，委任之后就可以端坐而治。既然把事情交给他，又满足了他的请求，然后才可以考核他的成败，实行赏罚。受到赏赐的人不会认为赏赐滥施，应当受罚的人也无从推辞。授予权柄既然专一，苟且敷衍的心思自然消失。因此古代派遣将帅时，君主亲自推车送行并命令他说：“出了国都城门以外的地方，将军可以自行裁决。”

译又赐给他斧钺，表示命令他可以专断，所以军队的仪法不应带入国家政务，国家的仪法也不应带入军中。将领在军队中，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确实是因为战机和适宜的处置不能从远方决定，号令不能听从两个方面。没有专一委任，却希望他能够战胜敌人、建立功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近来边军的去留裁断，多出自皇帝的决定；选置戎族将领，先求他们容易控制；增加部将来分散他们的力量，减轻他们的职任来削弱他们的心志。这样做虽然有惩戒的作用，也有所失误，于是使分镇统帅、责成建功的意义废弛，使临阵死战、承担罪责的志气衰落。一切都听命，二切也都听命，结果错乱了：合乎军情的也听命，不合事宜的也听命。如果所设置的将帅只求他们顺从而不违背命令，像这样做也就可以了；如果有意平定凶乱、安靖危难，就不可以这样。两国边疆相接，两军彼此对峙，事情和战机一到，间隔连一口气的时间也容不得。预先蓄谋等待时机，还担心会错过；临到事变才谋划，本来就已经疏漏了。何况相距千里之远、处于九重宫阙之深，陈述情况难以明白，皇帝听取阅览又不可能完全一致，想让事情毫无遗漏，即使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即使谋虑能够周全，又怎能赶得上权宜变化？强敌奔驰冲突，迅疾如风。驿站文书上报朝廷，十天一个月后才能得到答复。守土之人因为兵少，不敢抵抗敌人。分镇的将领因为没有诏令，不肯出兵。迟疑停留之间，敌寇已经奔袭逼近。他们托言救援尚未到达，各自关闭营垒以求自保。牧放的马匹、屯养的牛，全都被敌人砍杀掠夺；农夫和樵妇，也都被掳掠为俘虏。即使诏令各镇出兵，也只是用空洞声势应付援救，彼此观望，没有人敢拦截邀击。敌人纵情劫掠后退走，这时才陈述功劳、报告防守情况。失败的防守就把一百说成一个，所获掠物却把一百夸大成一千。将帅既然庆幸有总制约束，在朝廷也不担心获罪。陛下又以为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追究事情真相；这样用兵，可以说战机因远距离控制而丧失。治理军队而措施违背方法，驾驭将领而赏罚失去尺度，控制财用而财力匮乏，建立军队而力量分散，供养士卒而怨恨产生，用兵而战机丧失；这六项，是边疆的蛀虫、军队的致命病患。蛀虫不除，却只用粪肥浇灌它；致命病患不医，却姑且用滑腻甘美的食物喂养它，恰好会滋养祸害、加速灾祸。想求庄稼丰收、肌肤丰满美好，本来是不可能的。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停止各道将士轮番替换、防备秋季的制度，大体依照旧有数量分成三份。其中一份交给本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留在边城的少壮之人迁徙到那里；另一份则由本道只供给衣粮，交给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中愿意熟悉边疆事务的人供给安置。另外一份，也令本道只出衣粮，并增加供给应募之人，用来资助他们新迁后的产业。又令度支分发到各道购买的耕牛，雇请工匠，到各军城修缮制造器具。招募来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和生活所需的水火器具，都令其充足。初到的那一年，给他们本人以及两名家属的粮食，并赏赐种子，劝导他们播种耕植。等到经过一季收获，使他们能够自行供养全家。如果有余粮，官府替他们收购，并各按加倍价格酬付，努力奖励屯田。这样既能停止轮番服役和征发的烦扰，也没有幸灾乐祸、苟且逃免的弊病。敌寇到来，人人自然作战；农时到来，各家自然努力耕作，这才是军队不得不强、粮食不得不充足。与那些忽然来到、忽然离去的做法，怎么可以同日而语？臣又认为，应当选择一名文武兼备的能臣为陇右元帅，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节度使辖内的兵马，全部归其统属。又选择一人为朔方元帅，鄜坊、邠宁、灵夏等节度使辖内的兵马，全部归其统属。又选择一人为河东元帅，河东、振武等节度使辖内的兵马，全部归其统属。三位元帅各自选择靠近边境的要害州作为治所，现有节度使。其中不属于要害的地方，就按照便利远近合并到其他辖区。只有元帅可以设置统军，其余一律停罢。三位元帅部内，太原、凤翔等府以及各郡中户口较多的地方，要慎重选拔贤良官吏担任尹守。对外奉行军队法令，对内督课农桑，使其供给军粮，以加强戎府治理军队的条件。既然已经取得选拔统帅的方法，也已经明确，那么就削减奸滥虚浮的费用以充裕财力；确定衣粮等级制度以调和众人；弘扬专一委任的原则以发挥将帅作用；悬明赏罚法典以考核成效。又谨慎守住中国的长处，认真实行当今容易做到的事情，那么八项利益可以实现，六项弊病可以消除。这样做而戎狄仍不能畏服、边疆仍不能安宁的，从来没有过。诸侯遵循法度，众类归服。这样做而教令仍不能实行、天下仍不能治理的，也从来没有过。凭借陛下英明圣睿，人心思求安定，四方稍获休息，两寇正趋于平静，加上连年丰收、各处积有粮食，这些都是上天帮助国家、可以建立制度并传之后世的时机。时机不会长久停留，事情也不会总能同时具备；时机已经过去再追悔，即使悔恨也来不及了。圣明的君主不因言语而治罪，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臣把狂妄愚昧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只请陛下省察选择。谨此上奏。防又请求在边城储备▯米粟等事，上奏说：右，军队驻屯之处，粮食最为紧急；如果没有储蓄，就是放弃边疆。自古以来失败混乱的原因，多是因为粮饷不足。臣既然承担职任，应当体念国家、分担忧劳，便奏请减免河运脚钱，用来充实军镇和籴。幸蒙圣恩，获得允许。又适逢连年丰收，两年之间，沿边各军总共收购米粟一百八十余万石。依照原有诏令，各自委托本道节度使、监军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共同办理检验收纳，仍以储备军粮为名。除非因为城守粮食匮乏断绝，或者奉有其他诏令处分，不得擅自使用。如果能坚守这一制度，使用后立即补还，那么这就是边城应当储备的十五万人一年的粮食，用来作为紧急困难时的▯。永远不会断绝，足以巩固军心。去年修筑五原，大举兴兵，主管部门平素没有预先准备，临事筹划时物资缺乏，运送供给全靠借用这些粮食，才使军队得以出动并办成事务。事情过去以后，依照诏令本应补还，直到现在已经两年，竟然没有支出补给。加上各镇军粮按例都供应不足，等到告急时，工部听闻宣敕下达催逼，便又请求借用储粟来充当将士的月粮。既然致力于废坏制度，而且没有惭愧畏惧，剩下没有耗尽的粮食还能有多少呢？

译栽种树木极其困难，毁坏拔除却极其容易，古人以栽杨树作比喻，能不因此叹惜吗？何况水旱灾害流行，本来就应当有所防备；戎狄造成祸患，难道可以不加预防吗？想要安定边疆，首先应当积聚粮食。如今正值年成丰收，本应增加军队储粮，反而用尽积蓄的资财来供应朝夕日用，倘若遇到灾难，又将怎么办？只希望陛下详细思考、谋划后续，不要留下日后悔恨，这是臣的愿望，也是边疆的幸运！臣不能胜任自己区区忧患的心意，谨冒昧将此上闻。防又请求边镇储粮，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陛下常常倾注圣明心思，经营筹划边境，增筑城垒，增加戍兵，至于春秋两季的衣装、按时举行的宴饮犒劳，先后迟速全都由圣心决定。陛下的忧劳，可以说已经极其深重；所花费的资财，也已经很多。大概是因为安抚人民、巩固国家，不怕烦劳，这确实是深思熟虑的表现。然而对于储蓄的大计，却还没有降下高明的良策，只任凭有司按月供应。近年蕃戎稍稍平息，年谷屡次丰收，所支给的军粮仍然有匮乏，边地告缺的文书接连送到朝廷。倘若遇到水旱成灾，粮价飞涨，凶恶的敌人不肯停止，侵扰拖延时日，运输负担耗尽力量，或者粮饷运输道路断绝，那么戍兵即使很多也不足以依恃，城垒即使坚固也不足以居守。这会使多年完备积聚的劳苦，恰好成为一夕之间溃败的羞辱；这是按事理必然会达到的结果，而事情又没有侥幸成功的可能。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军志》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汤池，没有粮食也不能守。”所以晁错论述安边策略，关键在于积聚粮食；充国提出击破羌人的主张，首先致力于屯田。历代控制抵御四夷，常常作为国家的大事。勇敢的人奋力作战，聪明的人贡献谋略。进攻和防守适宜的做法不同，盛衰的形势也各不相同。用柔顺使其归服而不劳师动众的事情，常常听说；屯集军队却不致力于农耕和粮食的事情，从来没有过。如今陛下广泛征召甲士兵卒，分守城镇。除去各地营田按田亩缴纳、自己供给的部分以外，还要由度支供给的有八九万人。粮食运输千里，跋涉艰难险阻。运输一斛米到达边军，远的有时耗费钱五六千，近的也超过其一半。还要承受霜雪冻裂皮肤的痛苦，冒着盗贼剽掠的忧患。四时之中，没有一天休息。耗尽财用、竭尽物力，仍然苦于每日供给不足。至于储粮以防备非常变故，本来也只好完全放弃、不暇思考了。屯兵守土，是为了防备寇戎；敌人到来而没有粮食，防守必然不牢固。遇到敌人却不能守，还不如不要屯兵。平常居处有残害人民、耗损国家的烦扰，临到危难又有开启敌人侵略、招致侮辱的祸患。所供养的并不是所能使用的，所丧失的也不是所应防备的。把这种做法作为治理▯的规章，臣私下认为太疏漏了。贞元十三年，皇上认为方渠、合道、木波都是吐蕃的要道，想在那里筑城，派人询问邠宁节度使杨朝晟需要多少兵。杨朝晟回答：“邠宁的兵力足以筑城。”皇上说：“从前修筑盐州城，动用了七万兵，如今三座城更加逼近敌境，为什么只需这样少的兵呢？”杨朝晟回答：“现在调发本镇兵力，不到十天就能到达；出乎敌人意料修筑城池，敌人会以为我军人数不少于七万，不敢轻易前来。不到三十天，我的城就已经筑成；敌人即使到来，城旁的草也已经吃尽，不能久留。敌人退去后，我们再运输草料粮食来充实它，这是万全之策。若大规模集结各道兵力，超过一个月才到达，敌人也会集结兵众前来，和我军争战，胜负未可预知，哪里还有时间筑城呢？”皇上听从了他。杨朝晟把军队分成三部，各自修筑一城，三天之内，三座城都筑成了。杨朝晟的军队回到马岭时，吐蕃才出兵追赶，彼此相距数日后，吐蕃退去。杨朝晟于是修筑马岭城后返回。德宗时，两河停止用兵，转运使韩滉上奏说：“吐蕃侵占河湟已经很久，近来逐渐衰弱，又向西逼迫大食，向北抵抗回鹘，向东抵抗南诏，分兵在外作战，驻守河陇的兵力不过五六万人。如果朝廷命将率领十万军队，修筑凉、鄯、洮、渭四城，各设置两万兵力守御，臣请求用本道的财赋供给军队，支付三年的费用，然后实行营田、积聚粮食，让士卒一边耕作一边作战，那么河陇地区便可以踮起脚来重新收复。”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宪宗元和八年，振武军辖地的河水泛滥，毁坏了受降城。节度使李光进上奏请求修城，同时治理河防。李吉甫请求迁到天德旧城，以避开河患。李绛、卢坦认为，受降城是张仁愿所筑，位于碛口，扼守敌虏要冲，水草丰美，是守边的有利之地。若只是想避开河患，向后退二三里就可以了。天德旧城偏僻，地势坚硬贫瘠，烽火侦候不能相互接应；敌人突然冲突而来，势态便无法得知。这等于无缘无故使国家疆域收缩二百里。城使周怀义上奏陈述利害，意见与卢坦、李绛相同。皇上最终采用李吉甫的策略，把受降城骑士隶属于天德军。李绛对皇上说：“边兵只是徒有其数，而没有实际兵力。将帅只是借着私事役使他们，聚敛他们的财物，用来结交权贵宠臣罢了。从未训练他们，以防备意外。这件事不可不请圣上在无事时预先留意。”受降城旧有兵籍四百人，等到天德军交接兵力时，才有五十人，武器只有一张弓而已。因此李绛提到了这件事。元和九年，李吉甫上奏说：“开元年间设置宥州，用来统领归降的民户。宝应以来，因循废弃了。如今请恢复宥州，以防备回鹘，安抚党项。”皇上听从了他。此前，回鹘多次请求通婚，朝廷因为费用广大而没有答应。李绛说：“回鹘凶悍强盛，不可没有▯。淮西已经困窘，事情正需要经营。万一北方有警报，那么不是几万步兵骑兵不足以抵御；而淮西残余党徒又延长一时的生存，给国家造成的费用，难道只是归降之主的费用可以相比吗？”皇上没有听从。

译宪宗时，宰臣李绛曾因在延英殿议论边疆事务而上奏说：“从古到今，边地之人与中原并存，虽然各代有衰盛强弱的不同，但边境常常必须预先防备，烽火侦候必须精细明察。即使边人被迫系颈屈膝，亭障也从未有一天放松防备。为什么边人强横，依仗力量、恃其勇气，不怀恩义，不履行誓约盟约呢？所以强盛时就侵寇掠夺，弱小时就卑下伏服，这就是他们的天性。圣王因此用荒忽无常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到来就驱除，他们离去就严加防备。如今北方敌人和蕃臣归附朝廷已经多年，虽然确实对国家有功，但用丰厚施予报答他们已经疲于应付，而他们的求取却没有满足。满足他们的意愿，就说‘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悍勇之气更加骄纵；斟酌减少给付，就说‘要酬报他们的功劳很难筹办’，怨恨的言辞立即到来。因此给予的印绶和马匹越来越多，他们所希望的价格也越来越高；这种没有满足之心，实在难以填足。如果不这样做，日后他们必然会不顾恩德而成为祸患；等到边疆敌寇到来才谋划对策，就来不及了。”如今西北两处都没有预先准备的兵力，只是空列名额，坐着盗取衣粮，将来不会有成效；每年索取官爵，衣甲器械之类耗费官钱，却空有其名。部伍训练的办法，都致力于饮酒享乐，完全丧失了制度。古代军队没有第二件事，志向在于杀敌；将领没有别的企望，专心在于诛灭寇敌；器械锋利，侦察哨候精明。如果发生战事，就务必奋力作战；如果没有紧急警报，就应经营生业。如今却不是这样，战士采集物资来供应上面的命令，长官只责成他们完成期限和课额，却不体恤饥寒。主将刻薄盘剥部下，以求结交内廷宠臣，不整饬军务，只图保全自身。如今戎狄接连前来，与我国通婚，对我国情况无论大小都必然知道；边塞的空虚与实有，也全都了解。至于山川的险要，道路的险易，也已经全部探查清楚，十分熟悉。倘若他们见利忘义，乘机寻找空隙，战尘突然袭来，羽檄交相奔驰，紧急诏令征兵也来不及，那么边民就会遭受被拘系牵累的苦难，只能关闭城门躲避灾祸，哪里还能救济被驱掠的灾难，使边人仰天呼号，望着国都哭泣呢？积蓄的铠甲不足以守卫疆场，任命的将领不足以扼制仇敌，这些都是圣明君主应当筹划的事情，片刻也不可忘记。伏望陛下诏令边镇节度使，使他们把边防虚实、有无以及各项事务略作整理分析后上奏。还请从八座、丞郎及两省官员中，选择公正忠诚、清廉能干、坚贞不屈的大臣，分别奉使到各大镇，与节度使一同巡视检阅军队，访察实际情况，立即上报朝廷。然后申明制度，增加招募军队，谨慎考核军政，实行赏罚；有罪而不可宽赦的，必加刑罚；有功值得褒奖的，爵位和赏赐必定给予。这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边民也能永远安宁。古人说：“预先防备意外，就没有忧患。”这是治理国家的常法。皇帝听后很惊讶，说：“如今边地难道真有这样空虚吗？你们立即命令他们防备检点，务必认真考核优劣。”当时天德军中的中城旧属振武，有镇兵四百人；那时却割归天德军管辖，交割时只有十个人，军将也在这里，军械只有一张弓，其余情况可想而知。几个月后，李绛罢去宰相职务，于是又因循沿袭旧日弊病。元和年间，左拾遗元稹在《论西戎表》中上奏说：“臣承蒙陛下恩顾询问，私下看到陛下忧虑戎狄的心情十分深切。自贞元以来，国家之所以甘愿把亿兆百姓的钱财耗费在塞下，大概是因为犬戎有侵扰的祸患，而边民也有守御的利益。然而河湟之地日益削减，田地产业日益荒废，塞下百姓日益逃亡，戎狄的野心日益炽盛。事情若这样发展，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掌握防备他们的方法。臣还听说，君主任命元帅，元帅任命将领，将领驱使士卒，就像心脏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这样以后才可以擒敌而控制军队。如今驻屯戍守的军队却不是这样：城堡众多，统帅各异，缴获一匹马便图谋报功，俘获一个戎人便上报防守有功。至于屠杀县道、掠夺万人，却说是力量弱小，不能应敌，援兵太少，不能摧毁凶敌。如果只是谨慎闭守、修缮完备而不失守，朝廷议定的赏赐尚且供给不够，又有谁肯冲击敌人的锋刃，冒着必死的危险，出入于被俘之人中间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兵力分散，而对统帅所加的刑责没有落实。又有人规定，务农者不教以战斗，驻屯聚居者又不能兼营农业。敌寇到来，士卒披甲登城，乡野百姓赤手空拳应敌。这又是耕战之术没有修治，屯聚之法过于安逸的缘故。如今邠、岐、汧、陇一带，都是后稷、公刘治理过的地方。土地适宜种植，百姓致力于耕作。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让本道节制使利用荒废空隙，广泛大办屯田，塞下各军除奉命守防之外，全部出城到田野劳作，按人口授予田地，恢复他们租税收入方面的权利；然后依照田间道路编制闾井，依照士卒队伍设置师长，巩固田埂和壕沟，以防意外。戎人恰好到来时，就有连阡接畛的屯田兵；戎骑刚刚退去，就又恢复耕耘收获的事务。这样，过去聚集起来吃粮的人，就全都变成勤劳务农的人了；过去被俘系的百姓，也全都变成守御的士兵了。三五年之间，塞下就有连续不断的粮食，边民也没有遭受侵扰的忧患。陛下再用贤能的将帅督察他们，用必定施刑来威慑他们，那么那些微不足道的戎人，陛下可以任命他们的君长，长期征取他们的牛羊，振扬威势来擒获他们，也可以广布恩德来安抚他们。又何必询问王恢、任用苏武、采用晁错的办法、访问娄敬，然后才恢复河湟、称为恢复旧制呢？这就是防备戎狄的大略。如今还有比这更紧急的事情，臣冒昧冒死进言。臣听说善于下棋的人，将要劫取对方的棋子，必先巩固自己的薄弱处，所以既可以杀敌，土地又不会危险。如今庸、蜀一带已有犬吠般的惊扰，南蛮断绝了朝贡的道路。陛下又调走边将来统率讨罪之师。”倘若部落得以保全，拖延上天的讨伐，战事连绵不止，延续到夏末秋初，那就是戎人乘隙启发反叛之心的日子了。陛下应当对此筹划！臣怀着无比诚恳的心情，忧虑边患至极。

译杜佑被授予司徒，封为岐国公。党项暗中引导吐蕃作乱，各将领为邀功而请求讨伐。杜佑认为，这是由于没有贤能的边臣，才使他们有所作为而叛乱，于是上疏说：“从前周宣王中兴时，猃狁造成祸害，周军追击到太原，抵达边境便停止，不愿使中原疲敝，也不愿激怒远方夷狄。秦国倚仗兵力，向北抵御匈奴，向西驱逐各羌，结下怨恨而成为祸乱的根源，实际上造成了谪戍之患。圣王治理天下，只希望使百姓安宁，西至流沙，东渐大海，北方和南方只保存声教的影响，难道要使国内疲敝而经营外部吗？从前冯奉世假传诏令斩杀莎车王，把首级传送到京师，威势震动西域。汉宣帝商议给他增加爵位封地，只有萧望之认为，假传诏令、违背君命，即使有功也不可作为法式，恐怕后来奉使的人会替国家在异域惹出事端。北突厥默啜侵害中原，开元初年郝灵伶将他捕获斩杀，自认为功劳无人能比。宋璟担心边臣因此邀功，只授给郝灵伶郎将之职而已。由此直到开元盛世，不再议论边事，中原于是安宁。这些成败的鉴戒并不遥远。党项是小蕃部，与中国杂居；近来边将侵凌剥削他们，贪图他们的良马和子女，聚敛索求徭役，终于导致他们叛乱逃亡，并与西北两边的部族互相诱导，盗扰边境。《左传》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明文德来使他们归附。’ 管仲曾说：‘国家不要让勇猛之人主管边境。’这实在是圣哲洞察细微、见微知著的策略。如今戎部正强盛，边防尚未充实，实在应当慎重选择贤能的将领，让他们整顿边务，禁止断绝诛求勒索，向戎人显示信义诚意；他们来时就惩罚抵御，离去时就谨慎防备。他们应当受到怀柔，改变其奸谋，何必急于兴师动众，白白取得劳苦和费用呢？”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穆宗即位时，吐蕃侵犯边境，西北骚动不安。吐蕃又掠夺雅州，剑南节度使王涯调兵抵御。王涯上言：“蜀地有两条道路可以直捣敌人腹地：一条经由龙川、清川抵达松州；一条经由绵州、威蕃栅抵达栖鸡城。这些都是敌人的险要之地。臣希望不要吝惜金帛，派遣可信任的大臣持节与北方敌人约定说：‘谁能发兵深入，就杀某人、夺取某地，给予他赏赐。’敞开心怀向他们说明约誓的条件，并且反复说明，使它不同于往日，那么匈奴的锐气就可以被引出，西戎的力量也会衰弱了。”皇帝没有答复。敌人进犯，长庆四年，皇帝命令李德裕修筑清溪关，以截断南诏入侵的道路。李德裕上言：“通往蛮地的小路极多，不可能全部堵塞；只有用重兵镇守，才能保证没有忧患。”当时北方军队都归还本道，只有河中、陈许的三千人留在成都。又有诏令要他们次年也归还本道，蜀人十分恐惧。李德裕上奏请求调郑滑五百人、陈许一千人镇守蜀地。又说：“蜀兵脆弱，刚被蛮寇困扰，都已经吓破了胆，不能承担征戍。如果北方军队全部归还，就和杜元颖任职时没有区别。朝廷建议罢兵，大概是因为祸患不落在自己身上，却希望别人承担责任；请把这份奏状留在堂案中作为凭据。将来一旦事情失败，不要让臣独自承担国法。”朝廷都答应了他的请求。《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防御边境 宋太宗时，王化基代理御史中丞。一天在便殿侍从，皇帝问他边事，他回答说：“治理天下，就像栽种树木一样，所担心的是根本没有稳固；根本稳固了，枝干就不值得忧虑。朝廷治理得好，边疆怎么会担心不安定呢？” 朝廷商议修筑古威州城，派内侍冯从顺向工部员外郎郑文宝询问。郑文宝上言：“威州在清远军西北八十里、乐山以西。唐大中年间，灵武的朱叔明收复长乐州，邠宁的张君绪收复六关，就是这个地方。旧日堡垒还没有毁坏，水质甘美，土地肥沃，还有良木、柴薪和秸秆之利。它约束葫芦、临洮两河，压制明沙、萧关两戍，东面控制五原，北面固守峡口，足以成为西凉的屏障和灵武城的咽喉。然而从环州到伯鱼、从伯鱼到青冈、从青冈到清远，都是两舍的路程；清远又正当群山的入口，扼守塞门的要害，运草的车辆只能在野外露宿，行旅完全断绝。威州隔着城池位于东角，坚硬的石头盘结交错，不能开挖护城池。城中旧来缺乏井脉，飞乌泉离城又有一千多步。一旦边境发生紧急警报，敌人带领平夏精兵三千，占据清远的冲要，凭高据险；又派数百人守住环州甜水谷，只有一家传递箭信；野貍十族胁迫山中熟户党项，谁敢不服从？又分出一千骑兵守在碛北清远军的关口，那么从环州到灵武七百里之地，就都不是国家所有了，难道仅凭威州能够抵御吗？请先修建伯鱼、青冈、清远三城，作为军队驻扎和归集兵力的地方。” 古人说：‘坚固的城池和沸水般的护城河，没有粮食就不能守住。’等两年之内秦地百姓得到休息，臣请求建立营田、积储粮食，以充实边境；修缮五原旧城，专门经营三池的盐利；用金帛诱导党项酋豪的子弟，使他们为朝廷效力。这不只是安定朔方、制服那些小子，也将成为经营安西、安抚收复河湟的开端。”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端拱二年，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上《御戎十事状》，奏说：“臣以为，中国的祸患，匈奴由来已久。所以古书说：‘蛮夷扰乱华夏，盗贼为奸作乱’，这是五帝时也不能避免的事情。又《诗经》说：‘略加征伐猃狁，直到太原’，这是三代君王所忧虑的事情。自秦汉以来，下至隋唐，征伐与通和的事迹，都记载在典籍中，陛下已经详细阅览过了。臣如今只引用汉文帝时期的事迹作为警戒，希望陛下留心阅览，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若论汉朝十二位皇帝，圣明的是文帝、景帝；昏乱的是哀帝、平帝。然而文帝、景帝时，单于最为强盛，大肆侵掠，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烽火照亮甘泉宫；哀帝、平帝时，呼韩邪单于每年入朝，接受职任并称臣，边境烽火停止、警报消除。这难道是由于历数，而不是由于道德吗？臣认为不是。汉文帝、景帝正值单于强盛之时，对外能够任用贤人，对内能够修明德政，使匈奴不能造成深重祸患，这是由于德；哀帝、平帝正值单于衰弱之际，对外没有良将，对内没有贤臣，却能使单于来朝，这是由于时势。臣认为，国家疆域广大，不亚于汉朝；陛下圣明，难道会比文帝逊色吗？契丹的强盛，还没有达到单于最强盛时的程度；即使它扰乱边土、触犯天威，难道会有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火光照亮甘泉宫那样的祸患吗？关键在于陛下对外任用贤能之人，对内修明德政。依臣的谋划，对外任用贤人、对内修明德政，各有五条，谨列如下：对外任用贤人有五条。第一是兵势，忧患在于将领和臣下不能统一，也忧患于将领没有权力。陛下如果确实不能专门委任一人，那么请在防边要害之地设置三军以作防备。像唐代受降城那样，如果国家有兵三十万，每军十万人，使三军互相救援，责成他们取得成功；有功者行赏，无功者明正典刑，那么契丹就不能南下了。第二是侦察巡逻。边事不能任用小臣，任用小臣，边情就会有所隐瞒而不能全部了解。臣听说往来边地的人，多是庸劣小臣；他们虽有爱护君主之心，却没有实际爱护君主的行动，恐怕边疆涂炭而不能全部上奏，边民哀苦而不能全部让陛下听闻。陛下如果确实能任用老成大臣往来宣抚，赐给他们和悦的脸色，使他们把实情全部说出而没有隐瞒，边事就能办成。第三是施行间谍之计使他们离心，利用嫌隙来夺取他们。” 臣听闻，契丹国内由妇人执掌政事，荒淫而违法乱纪。陛下应当委任边上的重臣，厚重招募熟悉蕃情的边民，让他们到蕃部首领中施行间谍，以厚利防范和诱导他们，并以深厚恩德推及蕃人。蕃人贪利而没有道义，等到他们离心之后，就可以乘机夺取。第四，以敌人攻击敌人，是国家的利益。如今国家西面有赵保忠、折御卿，是国家的心腹，陛下也应当敕令这两位将帅，率领麟府、银夏、绥五州的军队，展开犄角之势，扬言要直接攻取胜州，那么敌人就会害怕而退守北方。这实际上并不需要真的进攻，只是张大声势而已。第五，下达哀痛之诏，以感动激励边民。前些年陛下首先征伐燕蓟，大概因为那里本来是汉朝疆土，到晋朝以来才进入外域。如今既然四海统一，确实应当收取它；但边民愚昧，不知道陛下的用意，都以为陛下贪图土地，才导致敌人南下放牧。陛下应当下达哀痛之诏，告谕边民，那么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会奋臂攻击敌人了。此后，俘获蕃人一个的，赏给丝帛；获得外地一匹马的，偿还其马价；俘获蕃族酋帅的，授给散官。这样，人人都会增加百倍勇气，士卒也会同心一意。对内修明德政有五条：第一是合并裁减官吏，以节省经费。”

译臣私下认为，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官员增加一倍，也仍能治理好国家。周朝设置六官，属官逐渐增多；秦兼并六国后，郡县更加增多，领取俸禄的人日益增加，努力耕田的人日益减少。下至汉、魏，直到隋、唐，官员名额有所增加，职名却没有减少；清廉耿介的人只能得到剩余的俸禄，贪污浑浊的人又任意侵夺百姓。因此，约束官员人数，是恰当的中道。如今百官之内、三班之中，如果逐一讨论冗余食禄人员，恐怕会迂曲烦琐，劳烦陛下阅听。只说臣过去所知的苏州长洲县，原有七十多户；自钱氏归附、圣朝任命官员以来，七年没有县尉，由主簿代理，从未耽误一件事。后来设置县尉、主簿，又都保留，却从未建立一件功绩。臣详细考察，天下大体都是这样。臣请求对众官实行黜陟，合并裁减群吏，使贤能者能够施展才能，不肖者可以回乡耕作。如果确实能够裁省官员三千名，减少俸禄数十万，用来供应边防、减轻百姓赋税，这也是平定敌人的大计。第二是慎重选举。自从陛下登临帝位以来，崇尚儒术，亲临贡院，志在求得人才，从未要求样样完备。上至文士，下至腐儒，大的在十几年之间便身居富贵，小的在几个月之内便列入常规官员之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有的人一次行为值得称道，一句话值得采纳，所受宠赐动辄超过千万，不仅足以耗尽十家的财产，也会激发三军将士的心志。臣也是这样的人，所以特意自己说出来。臣担心披甲的将士会有‘使鹤’之类的怨言，希望陛下减少对儒官的赏赐，平均施予战士的恩惠。第三是信任大臣，共同参与裁决机要事务。分掌京外事务，依靠将帅；在朝廷中调度军队，依靠宰相，应当借助帷幄中的谋略，以决定安危的策略。如今君臣亲爱，宰执贤明，自古以来没有可与之相比的。然而受到常礼限制，被朝仪隔开，臣下的情意恐怕不能完全沟通，意见恐怕也不能尽数说出。臣常见百官排列就位，万乘之尊临御殿前，中书有平章政事的文书，枢密院有机要事务的奏疏，三司有财赋出纳的计划，依次登阶进见，礼仪完毕便退下，这是既定制度。臣希望陛下在临朝之暇、听政之后，多次召见大臣，共同商议边事，决定后再施行，不要让小臣从中插入。这样，即使要系住单于的脖子、斩断匈奴的臂膀，也一定会有人能够办到。第四是不看重虚名，戒除没有益处的事情。臣认为，圣人不追求名声，神人不追求功劳；行迹和功用不显露，万物自然化育。道德确立之后，功名才会产生。”}], 五帝时代，尚且能够不去征伐；三代以后，很多人自我夸耀，一动用兵戈就使百姓更加困苦，得到土地也不过是在史册上空添一个名目。祸乱和失败的根源，哪一样不是由此造成的呢？如今万国奔走来朝，四方安康欢乐，圣德已经施及天下，神功也已经显著，只有北方敌人尚未归服。我私下思量，这恐怕是宗庙神灵的意旨，也是天地的意思，用来担心陛下因拥有大宝而骄傲，因天下安定而怠于安民，借此扩大圣明的谋略，作为警戒。陛下实在应当制定守备边境的计划，显示忧念百姓之心，不必轻易动用强大的军队深入敌境，耗尽百姓的力量，只求夸耀青史上的虚名。这样天道就会顺遂，人心就会喜悦，几年之间可以从容缓办、逐步谋划。第五条，是禁止防手，以厚蓄民力。治理百姓的是君主；聚集人口依靠的是财富；生产财富和物资依靠的是土地；开辟土地依靠的是人民。人民众多，土地就能得到开辟；土地得到开辟，财物就会充足；财物充足，国家就会安定。如今虽然致力于农桑，民力仍然大多衰弱，耕田织布的人很少，等待衣食供给的人却很多，再加上运输刍草和粮食的劳苦，妨碍了百姓凿井、耕田的力量。如果没有条文加以禁止，怎么抵御凶年荒歉？臣请求陛下先询问户部，那么缴纳赋税的家庭就可以查明；再询问吏部，那么领取俸禄的人就可以知道；再询问兵部，那么领取军粮的军人数目就可以统计；再询问祠部，那么僧人、道士耗损民力的情况就可以弄清。还有台寺中的小吏、府监中的杂役工人，把他们的总数合计起来，再把这些人召集核对，臣恐怕用三成勤于耕作、辛苦纺织的人，来供养七成坐享衣食、等待供给的人，想要依靠百姓守边，岂不是很困难吗？何况如今郡县虽然很多，但其中有荒远之地，河北守边百姓中可以使用的民力，只有东到登莱、西到秦凤、南抵淮西这一带而已。这几十个州，正是中原的根本，不可不加珍惜。希望陛下稍加考虑。应当减少对僧尼的尊崇，减少寺观，劝导改变这种风俗，使他们致力于田农；这样民力就会强盛，边地百姓也会充实。如果把运输劳苦施加于外，把懒惰耗损留在内，民力就会日益削弱，边防费用就会日益增多。一旦不幸发生水旱灾害，盗寇就不只在外面，也会出现在内部。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这一年，朝廷将要讨伐幽州、蓟州，下诏让群臣各自陈说边防事务。吏部尚书宋琪上疏说：大举精锐铠甲之士进行讨伐，王师旗帜所指，燕城必定投降。但是军队所要经过的道路，也有险要和平坦之别。如果一定要取道雄州、霸州直进，恐怕免不了再次遭遇阳城之围。因为界河以北，湖泊沼泽平坦开阔，从北路进军并不利于我军。何况军队行动不能脱离辎重，敌军来袭，其虚实深浅难以预料。希望回军向西改走山路，让大军在易州设防，沿孤山北面、涞水以西，依傍山势前进，带着粮食推进，渡过涿水，经过大房山，到达桑干河，从安祖砦出兵；这样向东俯瞰燕城，距离只有一舍。这是周德威收复燕地的道路。从易水到这里二百多里，都是沿山分布的村庄田舍，溪流山涧连绵相接；我军采薪汲水都占据有利位置。东面是树林山麓和平缓山冈，不是敌军战马奔驰冲击的地方；在里面排列枪弩和步兵队伍，确实是王师防御的办法。同时在山上排列白旗观察敌情，敌军骑兵到来时，在二十里之外就可以全部看清。从安祖砦向西北，有卢师神祠，那里是桑干河流出山口的地方，向东到幽州四十多里。赵德钧镇守此地时，为了阻遏西面冲击，曾经在这里开沟引水。

译况且河流两岸有一半地方是崖岸，不能直接渡过；在平坦处筑城防守，派偏师驻守，这就等于斩断敌人的右臂。仍然担心布希成为盗寇，可以分拨三五千名雄勇士兵，到青白军一带的山中防守阻截。这是新州、妫川之间通往南面的易州大道。桑干河的水流经燕城北角，绕过西城墙转向。大军如果到达城下，可以在燕丹陵东北横筑堤坝拦截这股水，把水引入高梁河。高梁河河岸狭窄，桑干河水一定会泛滥；可以在驻跸寺东面把水引入郊亭淀，三五天内水面就会漫延一百多里，使幽州隔在水的南面，王师可以在州城北面架设浮桥，沟通北面的道路。敌军骑兵来援时，已经被河水隔开了。看着这座孤立的城垒，十天左右一定可以攻克。幽州管辖之内以及山后八军，听说蓟门失守，必定会全部归降，这是形势所迫。然后国家任命重臣镇守那里，广施恩泽以安抚他们。奚、霫各部落在刘仁恭及其儿子刘守光统治时，都刺面作为义儿，听从燕军指挥，驱使人马，控制土地，其势力稍微弱于契丹。自从被胁迫而受其役使、隶属以来，常常怀有深入骨髓的仇恨。渤海的兵马和土地比奚部更盛，虽然勉强侍奉契丹，却都怀有杀死其君主、灭亡其国家的怨恨。蓟门以及山后、云州、朔州等州，原本是沙陀、吐浑割让隶属的地方，他们都不是叛党。这些蕃、汉各部的民众，如果将来王师进行讨伐，即使在阵前擒获，也应当赦免他们的死罪，命人分别任用、安置、保存抚恤他们，使他们感怀恩德。只以讨伐契丹为名，这样蕃部人心就会愿意报自己的私仇。契丹所占各地，很快就能全部平定。对于奚、霫、渤海三国，各自选择德高望重的嫡亲后裔，册封为王，仍然赏赐弓箭器械、鼓旗、车马服饰、戈矛铠甲，优厚地遣送他们，使他们一定竭尽忠心，永远服从皇帝的教化。等到边境平定以后，宣布命令给燕境以及山后、云州、朔州诸州的守臣，厚给衣物、粮食和料钱，另行设置禁军名额，招募三五万人，教他们骑马射箭，隶属于本州。这些人生长在边塞，熟悉军事，能够乘机作战，以一当十；再加上得到奚、霫、渤海作为外臣，这就是把四夷变成国家的屏障。然而从耶律阿保机时直到近来，河朔一带被掳掠的人口极多，锦帐、平卢一带也接近柳城、辽海，编入户籍的有几十万人，耕种开垦的土地有一千多里。边境之地平定以后，这些人全都成为王朝的百姓；应当救济他们于饥饿困苦之中，用声教施加教化；愿意归还故乡的，让他们恢复原来的户籍；愿意安居的，就顺势安抚他们；重新划定郊境疆界，设置为州县。这样看来，前代所设置的松漠、饶落等郡，还不能算开拓疆土的盛大成就。不久他又上奏说：国家将要平定幽州、蓟州，臣斗胆陈述十条策略：一是契丹的种族；二是估量敌军人数的多少；三是敌军来时的布置；四是守备边境；五是任命将领；六是排布军阵、进行讨伐；七是与蕃部和好；八是粮饷运输；九是收复幽州；十是消灭契丹。契丹是蕃部中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辽泽之中，南面以潢水为界，西面到达邢山，疆域方圆千里。近来他们的君主自耶律阿保机起才强盛起来，后来进攻渤海，死在辽阳。他的妻子述律氏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东丹，次子叫德光；德光南侵归来后，死在杀虎林。幼子叫自在。太子东丹生了永康，永康接替德光成为君主，谋划起兵南侵，被杀在大神淀。德光的儿子述律继位，号称睿王。第二年被永康的儿子明吉篡夺，明吉死后，防主继位。明吉的妻子萧氏，是蕃将守兴的女儿；现在的防主萧氏就是她所生。晋朝末年，契丹君主的直属军队称为大帐，其中有皮室军约三万人，都是精锐铠甲兵，是契丹的爪牙。国母述律氏的直属部众称为舒绅，舒绅有两万人，是耶律阿保机的牙将；到了这个时候，其中一半已经老了。契丹军南下时，临时分拨借给他三五千骑兵；述律氏总是留下其余兵力作为部族的根本。他们的各位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王、北王、裕悦、满达、乌延等人，裕悦就是他们的国舅。势力大的有一千多骑兵，次一些的有几百骑兵，都是私人的武装。其他部族中，奚、霫的精兵也有一万多人，但马少而布希部众多；其王名叫阿布达，就是从前侵犯京城时，奉命押送刘琦、崔廷勋屯驻河洛的人。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葛玛哈，步兵、骑兵一万多人；他们的铠甲、车辆和仪仗，实际上都是窃取契丹的装饰形式。还有邻近边界的伊奇里、室韦、女真、党项，也都被胁迫而归属契丹，每部不过一千多骑兵。他们的三个部落吐浑、沙陀，以及幽州管辖内雁门以北十多个州的军队和部落，共有汉兵两万多人；这些就是石晋割让给蕃部以求贿赂的土地。蕃、汉各族的人数，大致可以看清了。每当蕃部南侵，人数不下十万。契丹进入边界时，步兵、骑兵、车辆和营帐不沿着田间道路行进，而是东西方向一齐推进。大帐前方以及东西两侧，派出三名大首领，各自率领一万骑兵，分散巡游；在一百多里以外，也彼此交替侦察巡逻，这些骑兵称为栏子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里〕 契丹王吹角发号施令，众人立即停下来扎营住宿，按照由近及远的次序环绕穹庐；他们折弯树梢做成弓，不设置枪营、壕沟、栅栏等防备。每次军队行动，听到鼓声三次，不论昼夜，转眼就出发。没有遇到强大的敌人时，他们不骑战马；等到接近我军，便竞相上马，所以新近拘系的战马蹄力还有余裕。况且他们用兵的办法是列成阵势而不立即交战，等敌人退却时乘机追击；常常埋伏军队截断粮道，冒着夜色举火，在上风口拖曳柴草；粮饷都由自己携带，退败也不以为耻，队伍散开后还能重新聚集，天气寒冷反而更加坚强，这些都是他们的长处。中原军队的长处，在秋夏连绵阴雨时，是占有天时；在山林河流渡口，是占有地利；使用枪、突、剑、弩，是武器上的优势；财物丰足、士卒众多，是力量强盛。乘着时机综合运用这些优势，彼此比较，谁强谁弱就很清楚了。王师制定守边破敌的计划，每到秋冬时节，河朔各州的军队沿边修筑砦栅，只专心守卫疆境，不要轻易出境侵扰，以免给敌人寻找开战借口，使他们无从置词。有时敌军战马已经肥壮，长驱直入侵犯，契丹主率领各部聚集而来，寒云遮蔽太阳，北风大雪迷漫天空，敌军鞍马相持；这正是北军有利、应当守城坐甲、以逸待劳的时候。应让骑兵一并屯驻在天雄军以及贝州、磁州、相州一带；如果分散在边城，遇到紧急情况就难以会合。靠近边境的州府只使用步兵，多屯驻弩手，大的驻军一万人，小的驻军一千人，坚固壁垒，牢牢防守，不要让他们出战。

译敌军凭全国的兵力，我军只凭一个郡的军队，虽然勇敢和怯弱有所不同，但人数多少终究不相当。国家另行任命大将统率前军，以遏制敌军的侵袭；只在天雄军以及邢州、洺州、贝州一带设置牵制敌军的防备。等到春天到来、敌军的计谋已经穷尽、新草尚未生长、旧草根已经腐朽、蕃人的战马没有力气、疲惫的敌寇想要归去时，再逼迫追击他们，他们一定会自行败逃。前军布阵的方法是：马兵、步兵精锐不超过十万人，从招讨以下另行任命三五名藩侯，担任都监、副戎、排阵、先锋等职；临战时分派布置，贵在能够便宜行事。追击敌军的阵势，必须分列前后。前阵有一万五千骑兵，阵中有一万人，共四十指挥；左右两端各有十指挥，共二十将。每一指挥编成一队，由军主、都虞候、指挥使负责统领。每队使用一百多件马突或刃子枪，兼带弓、剑、骨朵。阵中的士兵解开马镫排列，等到与敌军搏斗时，不论敌军阵势厚薄，都要竭尽气力，枪矛交错冲击，来回奔驰追逐。后阵再向前推进；如果敌军乘我军深入而进入阵中后方，另有五千名马兵、步兵，分为十队，带着撞竿、镫弩一齐前进，作为回骑退阵的依托。左右两端的部队不可轻易移动，因为要防备横向骑兵的奔驰冲击。这个阵势由都监主持，进退和赏罚都可以及时裁决。后阵由八万马兵、步兵组成，由招讨统领；与前阵相距不得超过三五里，展开两端，务必形成常山之势，由左右两翼分别排阵、押领。即使前阵击破敌兵，后阵也要禁止他们奔驰突进、轻率前进，这是整肃军队的法令。古《牧誓》说：“攻伐四次、五次就停止，整齐队伍。”这是告诫用兵要慎重。因此开运年间，晋军与蕃军相持时从未放散；三四年之间，虽然德光作为敌军首领，计谋多而凶悍狡黠，却没有战胜晋军的时候，这是因为晋军合力抵御。后来由于任用人选不当，被彦泽耽误了。如果将来杀敌俘获、驱逐攘除之后，圣人致力于好生之德，谋划停止战争，即使降低身份、委曲求和令人难以甘心，与敌军讲和仍然是有利的办法。魏绛曾经陈述和戎的五种好处，奉春也只得到中等的策略。纵观史籍，前代君王都是这样做的。《易经》称高宗出兵讨伐鬼方，《诗经》赞美宣王薄伐玁狁，由此可知戎狄侵犯边境，起源已经很久了。既然如此，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如果慎重选择使臣，不辱没君主的使命，沟通盟约、延续友好，平息战争、使百姓休息，这也是一种得当的策略。臣每次看到本朝调发军队还没有到达屯戍之所，已经在两河各郡征调百姓运输粮食，远近骚动不安，烦劳和费用增加了十倍。臣生长居住在边地，熟悉这些事情，何况幽州是国家的北门、辖制蕃部的重镇，供养数万军队、应对敌军本来就是它的常务。每逢调发军队，只需准备干粮；进入蕃地十天左右，军粮由军队自行携带，每人发给一斗多的麨，装在袋中随身携带。每匹马发给生谷二斗，装在口袋里饲喂，每天以二升为限；十天之内，人和马都不会显出饥饿的样子。再让牙官的子弟共同出力，负责在途中转运、挑担和包裹递送，那么一个月的粮食就不必烦劳运输，等大军到达以后，再决定进退取舍，然后筹划转运粮饷，也还不算晚。淳化五年，宋琪又上书陈说边防事务：臣近来任延州节度判官，经历了五年，虽然不曾亲自到过夷族部落，但常常让蕃落将领参与处理和断决公事，一年之中没有一个月间断。因此蕃部的事情，我是从听闻中熟悉的。大体说来，党项、吐蕃的风俗相近，他们的帐族中有生户、熟户：接近汉界、进入州城的，称为熟户；居住在深山偏远之处、横行越界进行侵掠的，称为生户。他们的风俗多有世代仇怨，彼此不相往来；一旦发生战斗，就共同作恶、互相救助，传递箭信，互相率领，跟从者如流水一般。虽然各自都有鞍马铠甲，却没有首领统一统摄，全都散漫分离。山川险阻平常并不会成为祸患。党项的疆界，东起河西、银州、夏州，西到灵州、盐州，南抵鄜州、延州，北面连接丰州、会州。那里的土地多荒僻空旷，是前汉呼韩邪单于所居的河南地区，方圆千里。从银州、夏州到青池、白池两地，土地全是沙漠，习俗上称为平夏拓跋，大概是蕃姓。自鄜州、延州以北，多是土山和柏树林，称为南山；野利大概是羌族的称号。从延州进入平夏有三条道路：一条向东北，从丰林县苇子驿到延川县，连接绥州，进入夏州境内；一条正向北，从金明县进入蕃界到达卢关，走四五百里才进入平夏州南界；一条向西北，经过万安镇，经由永安城，从洪门出发到达宥州，四五百里就是夏州西境。我军如果进入夏州境内，应当先招抚、招致与我方接界的熟户，让他们充当向导；对其中强壮而有马的人，命令他们在官军前方三五十里担任踏白，先行侦察。沿着这三条道路，土山、柏林、溪谷相互连接，而且道路又狭窄，不能展开队列。跟随着这些向导，可以让步兵大多带着弓、弩、枪、锯随行，派两三千人登山侦察巡逻，等看见道路平坦、环境安静，再传号召集骑兵，沿路前进；我军同时严加戒备，保证不会有忧患。”长兴四年，夏州的李仁福去世，他的儿子李彝超擅自自称留后。当时下诏让延州的安从进与李彝超交换镇地，但李彝超占据夏州，坚决不奉诏。朝廷命令邠州的药彦稠统率五万军队，送安从进赴任；当时军队驻扎在城下，商议准备攻取夏州，但军粮储备接济不上，仓促命令军队回师。回军整顿队伍时不能严整，丢失兵器、抛弃铠甲，于是让边地之人得到了好处。臣又听说党项号称小蕃，并不是强大的敌人；如果能够等他们出山列阵，只需辛苦作战一场，就可以荡平消除。深入敌境则粮饷运输艰难，穷追敌人则道路幽深隐蔽；不如沿边各州镇分屯重兵，等他们进入边界侵扰时，再根据时机突然袭击。这样不仅可以养成勇气，也足以安定边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译凡是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势力不能长久，适合迅速交战。要施展兵锋，不如持重守卫疆界，以挫败他们的锐气。他们没有城池防守，众人缺乏干粮，威严和赏赐不能施行，部族又彼此分散；然后秘密派人侦察他们聚集据守的地方，预先在麟州、府州、鄜州、延州、宁州、庆州、灵州等州约定日期，调集防守军队，四面同时进攻，截断他们逃奔的道路，合并兵势攻击他们，就可以将其剪除，使他们一个也不能逃生。还应先告谕各军：凡攻打敌军所俘获的人口和缴获的资财、牲畜，都允许归自己所有。他们受到利益诱惑，就会使每个人增加百倍的勇气。灵武路从通远军进入青冈峡，五百里内全是蕃部熟户；过去使者和商旅经过时，都在这些部族中安营住宿，所求取的财物不多，称为“打当”，也如同汉界旅店收取住宿饮食的费用一样。如今大军或许需要进入他们的境内，那么向导和踏白就应当按照进入夏州的办法办理。况且灵州本来就是我们的土地，饲草、粮食和储藏物资大都已有准备，沿路五七程不必烦劳供应，只需命令各都的兵骑裹带粮食、轻装携行，便足够使用。俗话所说“磨防杀马”，说的就是竭尽一时的力量。十天左右，物资本来不会缺乏。臣又曾经受任西川数年，走遍那里江山道路，完全看见了地势和要害。利州是最为重要的咽喉之地，向西越过桔栢江，距剑门一百里；向东南到阆州，水陆二百多里；向西北通往白水、清川，是龙州进入四川的大道。邓艾曾在这里击破蜀军，至今庙宇形貌尚存。利州以外的三泉、西县、兴凤等州，也都是交通要冲，请选派有武略的重臣镇守。奏章送入后，皇上秘密抄录了他的奏章，命令继隆择取有利条件行事。端拱二年，知制诰田锡奉诏议论边事，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一日的御札，向内外文武百官宣示：由于北方边境多有忧患，戎人形成祸患，朝廷久候良策，特降谕旨，询问抵御外侮的良谋，征求安定边境的远大方略，希望各人尽数陈述不同意见，以便择取采用。臣愚昧浅陋，哪里足以符合圣上的谋略？但臣虽狂妄直率，岂敢不竭尽浅陋的心意？倘若其中有可采纳而有助于政事的，明圣也不会因臣狂妄愚昧而怪罪。臣每次读史书传记，详细观察古来戎狄扰乱边境，原是常有之事，朝廷设置防备自有通常的法则。概括说来，不过是训练军队，选择将帅，广泛积蓄储备，多设置屯田，严密修筑城池，明察侦察，谨慎烽火，精利铠甲兵器，施行间谍以离间狄人的内心，禁止侵扰以使敌意懈怠，等到对方衰弱，乘势攻取；等到他们宾服，再用德政安抚。这些都已在典籍中充分陈述，择取其中可用的即可。舍弃这些，便看不出御敌的方法；采用这些，则在临事时斟酌适宜。军事机宜不可预先定死，谋划边防的议论却必须依照古制。现将各项条目具奏，惟愿陛下择取施行。” 一、如今抵御戎敌，没有什么比选择将帅更优先的。既然选得将帅，就应委以全权，责成其办事，不必把阵图降下来，也不必授予固定方略；这样他们自然能够根据时机设置变化，观察敌人的间隙而采取适宜措施。如此用兵，没有不成功的，也没有不能击破敌人的。过去汉朝西羌侵犯边塞，攻打城邑，杀害长吏。赵充国当时已经七十岁，皇上派邴吉问他：‘谁可以担任将领？’赵充国回答：‘没有超过老臣的。’由此说来，请命宰臣以下各自举荐可以担任将帅的人，又命那些资历久、素有声望的旧武臣也自行举荐，然后由陛下详细选择任用。赵充国后来担任将领，宣帝派人问他：‘将军估计敌情如何？应当使用多少人？’赵充国说：‘听闻一百次不如亲自见一次，军事难以从远处估计。臣愿奔驰到金城，绘制方略图上奏。然而羌戎违逆天命、背叛朝廷，灭亡不会长久，愿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老臣，不要以此为忧。’由此说来，过去赵充国作为老将，尚且说听闻百次不如亲见一次，何况现在委任将帅，却每件事都想从中间降诏，授给他们方略，或者赐给阵图；依从诏令，可能不合时宜，专断行事，又是违背皇上的谋划。用这种方式制胜，看不出有什么长处。恭请陛下迅速命宰臣举荐良将，并命素有声望、资历久的旧武臣自行举荐自己的才能以及自己所知道的人才。一、将帅要施行恩惠和信义，抚恤士卒，必须有丰厚的财货，才能取得军心。过去赵奢担任将领，所得国君的赏赐全都分给军吏。李牧担任将军时，征收的市租也都用来享宴士卒。魏尚镇守云中时，军市的租税全部用来供给士卒，又拿出自己的俸养钱款宴请宾客和军吏，因此匈奴不敢接近云中的边塞。如今国家任命的将帅，虽说古今情况不同，但凡有赏赐，现在又有谁敢效法古人，拿出家财赏给士卒？能够去掉吝啬之心的人有几个呢？如果年年供应运输、使军队长期疲劳而耗费财物，哪里比得上厚赏将帅，让他们自行用来赏赐士卒呢？又听说近来的侯伯也有亲兵三五十人，练习骑射，作为心腹；每当出入阵敌之间，便可让这些亲兵随身护卫、翼卫主帅。后来不敢蓄养设置这种亲兵，前些时候杨业在阵中，听说也没有自己的心腹随从护卫、协助防御，以致被狄人俘获。如今虽时势不同、事情有异，但废置这种做法的利弊，也应通过询问访察来决定是否施行。一、如今抵御戎敌，应使边境各郡中有勇有智的人担任刺史，委托他们自行使用方略，遇到警急情况便采取便利措施，事情办完后再上奏，使人人都能竭尽自己的才干，这样一定能为陛下各自建立特殊功勋，控制侵扰侮辱。过去后汉郭伋担任渔阳太守时，匈奴多次抢掠郡界，边境百姓深受其苦。郭伋于是整顿军队马匹，制定攻守方略，匈奴畏惧，不敢进入边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任职五年，户口增加了一倍。张堪担任骑都尉时，在高柳击破匈奴，授任渔阳太守；他捕捉拘系奸猾之徒，赏罚必定守信，众人都乐意为他效力。匈奴以一万骑兵进入渔阳，张堪便率数千骑兵奔袭，大败匈奴，郡界于是安静。他又在狐奴开垦稻田八千多顷，劝导百姓耕种，使地方富足，百姓歌颂他。他任职八年，匈奴不敢侵犯边塞。由此说来，对于防守边境各郡，请选择有智有勇的人担任刺史，一定能不负陛下托付的忧患和期望。

译一、如今抵御戎敌，还在于取悦并争取军情。凡是经过拣选而退下、但还能够服力役的人，应仍按原来的标准发给料钱。那些阵亡以及守戍时死亡的士兵，营中留下的老弱残兵，应当加以怜悯，优厚抚恤；或者给予赏赐，使他们各自能够存活，不要让他们受寒挨饿而无所归依。又不可把他们充作洒扫、裁缝之类的役工。其次，经过拣选留用、刚招到军中的人，即使略有身手和才干，也不宜立即让他们管辖旧人。必须是经历过战阵、稍微懂得军队编制次序，并有一点功劳成效的人，才可任为节员。地位在其下的人，也会各自心甘情愿，并且容易驱使。如果有人曾立功劳却没有得到优厚赏赐，就请另立名目，给予特别优厚的酬赏。臣不知道朝廷府库钱帛的总数，也不知道国家支出费用的多少。如果陛下节省停止塔庙的耗费，转而充作军队的赏给，那么谁不会改变怨恨之心，谁不会竭尽死力？这样若能击破敌人，必定符合陛下平定戎敌的心愿。一、如今抵御戎敌，也应另行制定条例和等级，设立赏格。若攻取一座堡垒，或者收复一座障亭，便授予某种官职和若干赏赐。赏赐不得超过时限，必须真实而守信。条例不要繁琐，要让军中人人明白。这一定能激励果敢有谋略的人，来符合陛下设立赏格的本意。一、如今抵御戎敌，还应以重赏招募敢死之士，并按照古来选拔士卒的科目来取用士卒；也应在军中择取符合选士条件的人，命令各地举荐六七人，具体还可以详细斟酌增减。姑且依据兵书所说：选取曾经学习韬略兵法的人，有谋划的人；又选取能够辨知敌情真伪的人，能够知道山川险易、道路迂直的人；选取力气强过常人、能够斩将夺旗的人；又选取往返数百里而不到傍晚便能到达的人；又选取能够破格舒展钩具，或者背负数百斤、行走五十步的人；又选取身手轻捷如飞，能够越过壕沟营垒、出入无形、善于窥探侦察的人。应当分别其技能，设置不同编制，以便听从将帅指挥。一、如今抵御戎敌，对外要委任将帅，对内要向宰臣询问谋略。实行一件事，必须让宰臣知道；发布一道诏令，必须让宰臣议论。臣听说前年出兵向北，命令曹彬以下将领想要攻取幽州，是侯利用、贺令图之流误导圣上，陈述谋划策略，而宰臣昉等却不知道。又如去年招置义军、刺配军队分派，宰相普等也不知道。哪里有议论边疆、调发军队，而宰相却不参与知悉的道理？如果宰相没有才能，为什么不罢免？宰相既然可以任用，为什么不向他询问谋略？如今宰相普三次进入中书，又两次出任藩镇，声望厚重、德行高深，是元老大臣，人人仰望，历练的事情没有不多的。请陛下把军旅之事、机密的谋略，全都同他筹划商议，充分听取他的规划。这是国家体制，也是君主和父亲应有的至公之道。臣听说偏听偏信会产生奸邪，独自任用一人会造成祸乱。侯利用、贺令图等先前已经误导陛下的机宜，不要让类似侯利用、贺令图的人后来再误导陛下的机宜。恭请陛下一件件都同宰臣谋议，事事都与宰相商量。悔改眼前独断专行的聪明，详察今后共同议政的道理，那么事情没有不妥当的，臣下没有不竭尽忠诚的。这样大臣之间才足以符合陛下忧国勤政的谋划。一、如今抵御戎敌，在于辨别边境上奏报告的虚实，察看左右近臣是否有遮蔽蒙蔽的情况。报告失利时，未必把全部实情说出；报告大捷时，也不值得完全深信。陛下本不应当相信的却先相信了，陛下本来想要知道的却反而不知道。这样，凭什么估量安危？凭什么谋划成败？安危成败的道理，请陛下详细考察。一、如今抵御戎敌，没有什么比使用间谍更优先。兵书说：‘事情没有比间谍更机密的，赏赐没有比间谍更厚重的。’狄人之中自有许多国家，不知陛下曾经搜集到一共有多少国？其中有多少国与匈奴为仇？如果能够全部了解，就可以用重赏来施行间谍。间谍一旦发挥作用，敌人自然混乱；敌人自然混乱，边境自然安宁。过去李靖使用间谍攻破突厥，使其心腹之人自行离心背叛。这件事记载在《唐史》中，详情可以查知。应当招募能够前往遥远异域挑动各蕃部互相争斗的人，使它们互相侵害，如汉朝的陈汤、傅介子一类人；这样不劳烦军队，自然会归顺。这样可以稍稍减轻陛下忧虑边境的心情。其余如谨慎烽火、明察斥候，也可以依照古法作为警备。《赵充国传》说：‘五星出现在东方，中国大为有利，蛮夷大败。太白星出现在高空，出兵深入，敢于作战的人吉利。’虽然天道遥远而难以知晓，但天象昭明显现于星纬之间，正是为陛下说明用兵的利害。一、如今抵御戎敌，凡是征召发遣士兵，或者储备粮草，也应当谨慎安静，不要造成喧闹烦扰。臣私下听说，去年在户税中折算征收马草，以及官府按市价和买、应当买纳却数量不足时，就有使臣催促督责，贫困下户甚至有妇女也被征派劳作。又听说汴河河道干涸水浅，于是分取南河的水注入汴河，以等待漕运。国家的筹算在哪里，为什么临时竟到了这种地步？京城之下，难道没有外国间谍吗？臣甚至不知道国家现有的军粮储备能够支用几年。如果没有九年的粮食，实在就是没有防备；如果没有三年的粮食，实在就是困窘危急。如果并不困窘危急，那么为什么要征派妇女缴纳草料，又要引水注入河道等待漕运呢？一、如今国家富有天下，精锐士卒和锋利兵器，计算起来有一百万人，然而却没有将帅替陛下治理军队。过去吴起担任将领，曾为士卒吮吸毒疮；霍去病担任将领时，汉武帝想为他修建宅第，霍去病说：‘匈奴还没有消灭，哪里顾得上置办家室？’窦婴担任将领时，得到皇帝赏赐的黄金一千斤，陈列在廊下，军吏经过便按量取用。臣不知道陛下如今的将帅是否有吴起、霍去病那样的人？按臣所见，将帅一定没有这样的人。怎么知道呢？将帅肯为士卒吮吸毒疮吗？如果赐给宅第，他们肯不要吗？将帅没有才能，就没有威望声名，凭什么使匈奴闻风而惧？如今有些人身居显位、享受厚禄，为国家谋划却不足，为自身打算却有余，凭什么符合陛下实现太平的心愿？凭什么实现陛下清静治理的原则？不过按臣所见，凡是小小的公务，不必劳烦陛下一一操心；若是社稷的大计、为子孙作长远谋划，就在于掌握大略，寻求将相以及帝王治理国家的大体。譬如人要调理身体，先要调理内心；内心没有邪念，身体自然端正。要治理外部，先要治理内部；内部治理好了，外部自然安定。臣认为，边境发生动乱，是由朝廷使其动乱；边境安静，也是由朝廷使其安静。在内任用贤能的宰相，百官职事就会兴举，国家纲纪就会振作；对外委任良将，四方夷族就会服从，边境就会安宁。臣的愚见，已经全部陈述在这里了。对于已经发生的祸患，既然陛下已经广泛寻访直言；对于尚未发生的忧虑，也请陛下经常切实留意。

译以上各项条奏，全都是国家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劳烦陛下谋求卿士的意见，向平民百姓询问，使所有臣僚都陈述自己的见解。然而臣认为，国家还另有尚未发生的事情，难道能不向陛下说明，难道能不替陛下忧虑吗？如今戎主只有一位老妇人，任用奸人为谋主，很有轻视中原的意图。今年春夏必定逐渐退去，秋冬必定再次前来。要制服和抵御他们，只在于前面筹划的几件事而已。假如狄人来犯而不能把他们抵御退去，虽有防备却不能使边境安宁，再加上匈奴在西蕃施行间谍，汉家又没有斩断他们的右臂，那么秦陇以外千里之地，以及瓜、沙、玉关以西，恐怕就不再属于国家所有了。万一兵灾和歉收接连发生，盗寇大量兴起，到那时怎样谋划，怎样抵御？圣人不能不遭遇灾害，却能够抵御灾害。如今陛下圣德与上天相合，两边没有忧患，万里安宁；居安思危的谋划，难道不应当针对尚未发生的事情预先防备吗？这也是长远抵御戎敌的用意。臣身居掖垣，愧居掌管诰命的职位，恭敬奉行圣上的谋划，奉命陈述方略。臣对时事昧然无知，思虑也不精密，但这些狂妄愚昧的意见，或许还有可以采纳之处。端拱年间，契丹扰乱边境。节度副使何承矩上疏说：‘臣曾随侍先臣征行关南，熟悉北方边境道路、河流源头的形势。如果在顺安砦以西开通易河蒲口，引导河水向东流入大海，东西三百多里，南北五七十里，利用它形成湖泽，修筑堤坝蓄水，用来屯田，就可以阻挡敌骑奔突。等到一年左右，关南各处湖泊都淤塞充满，便把这些地方全部开辟为稻田。那些沿边州军靠近塘水的地方，只留下守城军士，不必烦劳调发军队广泛戍守；收取土地的利益来充实边境，设置险要来巩固边塞。春夏督促农耕，秋冬训练武艺，休养民力以帮助国家的经费。这样过几年，将会看到敌弱我强、敌劳我逸；这是防御边境的重要策略。顺安军以西直到西山，大约一百里，没有水田的地方，也希望选择士兵戍守。裁减其中的精锐，去除冗员和谬误。军队不怕人数少，怕的是骄纵懈怠而不精锐；将领不怕怯弱，怕的是偏执而没有谋略。如果士兵精锐、将领贤能，那么四境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太宗嘉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真宗即位，李宗谔授任起居舍人，随从皇帝巡幸大名，上疏说：‘国家驾驭边境的方法、制胜的谋略、将帅才能的长短、军队人数的多寡，以及圣上的谋算和朝廷的谋略，全都在我们的谋划之中。如今议论政事的人，不过请求陛下增加军队、储备粮食，分路出兵袭击，谈论起来很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刚接受命令时，没有不把攻坚冲阵看作壮大功业的；等遇到敌人，却只把关闭营垒、堵塞关隘当作上策，辜负君父所托付的重任，使百姓遭受严重困苦。说到这些，实在令人叹息。自古行军出师，没有不首先选择将帅的。将帅应当根据才能任用：可以守一郡，控制一城，分别统领骁勇士卒，争夺占据要害；难道只是取得两路主帅的名号，然后就能够掌握六军将士的生死吗？如今陛下选拔任用将帅不能说不周到，授予的权位不能说不重要，告诫不能说不恳切，处置不能说不专一；可是外敌侵犯边塞，皇帝亲自出征，却从未听说派出一名壮丁、一名骑兵前去救助。不知道深挖沟壑、增高营垒、喂饱战马、磨利兵器，究竟要用来做什么？臣认为临阵更换将帅、从防守士卒中选拔将领，正是现在应当做的。有功劳的人应在朝廷奖赏，不称职的人应在市中处死示众，也正是现在应当做的。惟愿陛下谋划此事。’ 然后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施行免除赋税、恢复民业的恩典，回到上都，垂衣端坐于朝堂，岂不是盛美的事情吗？咸平元年，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言说：‘臣听说蛮夷扰乱中原，这是帝王典籍中所记载的事情。商、周以后，边境多次成为祸患，有时整顿军队进行有限征讨，有时和亲修好。历代经营边境，这些都是良策。至于秦朝修筑长城，结果百姓反叛；汉朝断绝大漠以北的交通，结果天下空虚。逞强于一时，给万代留下笑柄。这是近在眼前的殷鉴。近来晋朝失去控制，中原陷入战乱流离。太祖深切鉴戒古代，斟酌采取中道，与百姓休养生息，派遣使者往来，二十年间，很少听说敌寇入侵。裁减边防戍卒，不兴兵出塞，边关安静，府库充盈，确实深得驾驭边境的方法。幽州、蓟州一带，实际上是我们的疆土，只是仍被隔在统一之外，理应加以开拓。太宗平定后晋以后，借着军队的声势，准备将它取回。人虽然同心谋划，上天却还没有厌弃战乱。螳臂挡车，因而延误了上天的诛罚。于是重新兴起吊民伐罪的军队，又造成迁延日久的战事。从此以后，敌人更加肆意逞凶，杀掠军民，攻打防守的城寨，长驱深入，没有什么能够制止他们。当时以黄河作为边塞，赵、魏之间几乎已不属于国家所有。既然阻断了和好盟约，便开始防备抵御；屯驻的士兵和马匹增加，将帅所需的粮草辗转运输，金帛的输送，以及供给赏赐，多得无法计数。’ 因此国家的粮食和财货，在黄河以北地区已经匮乏了。陛下受上天之命登上帝位，与万物一同重新开始，继迁被授予节钺，黎桓增加爵位，都命令使者前往镇抚他们的国家。唯独契丹没有得到优厚的恩泽，这不符合以柔德安抚远方、使近处归附，也不能彰明王道没有偏私的原则。如今祥禫之期将要结束，朝廷内外都伸长脖子等待、听候圣德之音。臣愚昧地认为，应该在这个时候赦免契丹的罪过，选择熟悉边境、具有文武才略和善于辩说的人，作为专使；等新君服丧期满，便修好邻国，前去告谕他们。契丹十年以来不再侵犯边塞，依臣推测，并不是力量不足以有作为，而是想归顺却没有找到机会。如今如果施行如天覆地载般的仁德，借朝贡来朝的便利，他们一定会欢喜仰慕仁义，派使者朝贡；趁此机会同他们完全捐弃过去的罪恶，重新寻回旧日盟约，并以货财贸易为利，准许他们开设关市，如同太祖时的旧例，使他们感念恩德而畏惧威势。这样两国既然和好，就没有北顾之忧，可以专心对付西部边境；继迁自然会改变心意、束手归顺。这是一举两得。

译咸平二年，度支判官梁颢随从皇帝巡幸大名，皇帝下诏询问群臣边事。梁颢上疏说：‘臣听说自古用兵的方法，只在于明确赏罚罢了。然而赏赐不能只任意施行，惩罚也不能稍有失误。所以兵法说：“惩罚不能执行，就像骄纵的孩子一样不可使用。”又说：“善于做将领的人，威势震动敌国，命令在三军中通行；凡竭尽忠诚、有益于时局的人，即使是仇人也要赏赐；犯法坏事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要惩罚。”所以孙武斩杀队长，军队便整齐；穰苴斩杀监军，敌人便退却。由此说来，军法不可不严正。前些时候命令将领出师，乘秋季防备边塞，而傅潜奉着明诏，掌握重兵，却迟疑阻挠、没有谋略，守着城墙玩忽敌寇，使精锐老兵无所使用，以至蕃人的马匹南下放牧，边地白昼都受到惊扰，黄河以北的百姓流离失所，魏博以北被践踏殆尽，终于使残余妖寇没有消灭，皇帝还亲自出征。这就是所谓把贼寇留给君父。如今如果赦免他而不追问，凭什么向横死的百姓交代？如果只贬黜而不处死，凭什么振兴用兵的谋略？按照军法论处，本来就应当斩杀傅潜，在军中示众，并下诏书昭示天下。这样才能符合古代的典章，警戒后来的将帅。然后选择边臣中可以任用的人，就地委任使用。’ 臣曾读汉史，李广屯兵行军时，不拘泥于部伍行阵，哪里有好的水草便驻扎，人人都能自由行动；不击刁斗自卫，远离斥候，却从未遭遇祸害，李广最终成为名将，士卒也乐意为他效力。又如唐高祖防备北方边境时，选择强劲士兵作为防骑，不携带军粮，随着水草行动，遇到敌人便杀，当时认为这是得当的策略。希望在边将中不论名位高低，只选择武勇有谋、素来为众人推重信服的人，选出十人；每人配骑兵五千，装备铠甲齐备，轻装携带粮食，追逐水草以取得便利，往返巡防，不让敌人进入郡邑，也不许他们聚集驻扎；一旦有寇兵，便随时袭击捕捉，并且使烽火台彼此相望，互相救援。沿边州郡守城的将帅，就坚守营垒等待；遇到防骑靠近城池袭击边寇，城内便酌量出动兵甲援救。这样，登城防守的人就不必紧闭营门，免得坐视胜负；守卫边境的人也不必拘泥于依靠郡城，可以主动防备寇乱。虽然不是最好的策略，至少不同于胶柱鼓瑟，当时舆论很称许它。右司谏孙何论述抵御戎敌的具体利弊，上奏说：‘臣听说抵御戎敌的方法，选择将领最为困难。要使边境安定，必定要借助英雄来镇守安抚。身居这个职位，不可一日没有应有的恩宠；得到这样的人，也不可一日没有相应的权力。责成办事的效果既然要求很高，授予命令的礼仪也必须隆重。我谨按《史记》所载，汉高祖将要平定三秦时，选择良辰斋戒，设置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管理诸将。魏国的旧例是，派遣将领出征，立即授予符节，军中节钺跪着推车送行。北齐任命将领出征时，太卜在诸庙灼龟占卜，在宗庙授予旗鼓；皇帝陈设法驾，穿衮冕服，在太庙行礼，遍告神灵完毕，下到中阶，引上将手持斧钺并授予柄。将军既已执掌斧钺，回答说：‘国家不能从外部治理，军队不能从内部控制。’臣只听到授予我掌管鼓、旗、斧、钺的命令，却没有听到一句具体授意。皇帝说：‘只要有利于社稷，将军自行决定。’将军于是登车，带着斧钺出发；皇帝推车送到宫门，说：‘从这里以外，将军可以自行控制。’如今国家疆域万里，四夷都成为臣妾，唯独契丹不受声教，暴虐侵犯我国疆土，杀伤我国士民。’ 凭借陛下天生的英武和神明授予的睿智谋略，本来可以斩断匈奴的右臂，焚烧老上的龙庭，使敌人不战而屈；可是有时听到挫败的消息，连长期安定的地方也遭受侵犯，实在是因为将帅有的不是合适的人选，委任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监督控制的臣僚稍微过多，而倚重辅助将帅的恩礼仍然太轻。所幸陛下亲自统领六军，巡行黄河以北，完全驱逐异域之众，才稍稍安定百姓的心。臣恭敬地看到，驻泊行营都部署，就是古代将军大都管的职任。接受任命、赴镇之时，赏赐十分丰厚；除公使待遇稍优之外，即使掌握十万军队，也只授予一尺长的诏书，前面所说筑坛告庙的礼仪全都缺少而没有建立，实在可惜。又都部署、副都部署的职位，多是长期经历劳苦、攀附皇室而特别蒙受宠光的人；有的仓促决断而没有谋略，有的拖延时日而玩忽敌寇，所以屡屡烦劳圣上谋算，却很少成功。我谨按《太公六韬》所说，有统领妻子之将、十人之将、百人之将、千人之将、万人之将、百万人之将；那么他们的风采、声名、器度、权变，也不可不考察，而且考察不可不精细。恭请陛下在内外文武臣僚中，运用选拔将帅的办法，采择声名显赫、文武互相补益、智勇兼备的人；使礼仪隆盛，权力加重，让他们在接受命令之初就足以震动人心，出境之日就足以震慑边庭。’ 此前，监阵、先锋之类的职务，本来使用宦官。如今将内使减去一半，全部改用偏将担任，希望他们各自听从指挥，不必担忧受到牵制。如果果真采用这种办法，那么四方边塞就可以高枕无忧，万里边疆就如同有长城一样了。假如要刺探边情、传达机密事务，必须借助使者来安定众心，那么请从皇帝亲信的臣僚中选择。如果有所听闻，也请先查验事情的真实情况，然后再发出指挥。一、臣听说外域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周朝称猃狁，汉朝称匈奴，晋朝有刘氏、石氏，周朝有蠕蠕，隋朝有突厥，唐朝有吐蕃，它们都伺机窥视边境，乘隙侵犯边塞，勇悍好斗，杀掠官吏百姓，奔驰不止，吞并亭障。前代对此愤怒，也曾按剑发怒，命将出征；有时十万人纵横驰骋，有时五千人深入敌境。然而四夷人口部落众多，道路遥远辽阔，有的聚集守卫险要之地，有的分散屯驻平坦乡野；有利便来，无利便退，没有办法将其一举消灭。中国夺取他们的土地又不足以耕种，俘获他们的人又不足以训练整齐，只是徒劳军队、耗费财物，最终有损无益。所以周宣王的诗说：‘稍微征伐猃狁，直到太原。’这就像邻居，只不过彼此挨户相连罢了，不必争个胜负，不必像蝼蚁一样计较短长。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喂饱战马、磨砺兵器，长驱万里，虽然使南方游牧暂时停止侵扰，中国却变得萧条空虚。所以严尤认为，汉朝得到的是下策，周朝得到的是中策，秦朝则根本没有策略。与保卫疆土、庇护百姓、训练士兵、操练将领，敌人来便抵御、离去便不追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契丹不过是塞外的小蕃国，军威并不强盛，估量它的土地、计算它的人口，本来就抵不上中原的几个郡。

译他们作恶太多，公然肆虐而没有满足，罪恶已经积累到极点，上天自然会谴责。但边防将吏等人，也有的设置奇谋以博取声誉，有的倚仗勇力、贪求功劳；遇到他们射雕，便声称敌军有万人；碰到他们饮马，便举起边地烽火。边境一有间隙，干戈便不断。等遇到大敌，又害怕冲锋在前；有的坚守营垒以求自保，有的拼死作战却没有益处。兵祸连结，难道不都是由此造成的吗？恭请陛下严令告诫边防，使他们谨守疆界，运用权谋制胜，严密设置斥候以防奸细。敌人将要行动，必须预先知道；我方有谋略，也都必须保密。对于边疆受到侵袭，必须驱除；对于将帅故意夸张军情，也应当禁止约束。过去羊祜镇守襄汉、李牧守卫雁门，破敌建功，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惟愿陛下不要因臣愚昧而弃置这些意见，若能采用，边境百姓将十分幸运。一、臣听说唐尧建国时拥有这片冀方，廉颇率军时也曾考虑使用赵国士卒。这一带土地风气雄健刚毅，百姓性情刚强正直，安静时足以控制压服四方，行动时可以驱除七狄。所以杜牧说：‘河北看天下，就像看珠玉；天下看河北，就像看四肢。’当六国雄强对峙时，大魏受到扰乱；等到三镇横行时，常山最为强盛。这难道不是因为当地人惯于听闻金鼓、习惯战争，不怕转运粮饷的劳苦，也不怨恨征战而死吗？国家奉行上天的讨伐，多次出动王师；虽然有圣上的谋算加以指导，举措没有遗漏，神圣的军旗所指之处，都告奏成功。然而冲锋摧敌、攻坚破阵的人，斩将夺旗的士卒，不是出自贝冀，便是出自邢洺，以及河南人。主客条件既然不同，勇敢与怯弱又相差很远。臣恭敬地想到，陛下从去年冬天以来，讲求军政，详细研究武经；诏令中显露出忧虑怜悯，体恤疲惫百姓转运粮食，免除他们的赋税，考虑勇猛士卒守卫地方，优厚增加他们的月给。凡厅直、静塞、云翼、骁骑等军，都下达宣旨，提升为禁军，十分符合军事机宜。臣很听说这些军队已经效力，但又听说防边屯驻、驻泊的兵士等，仍多是河南人，也有从江浙、西川、广南等地拣选入伍的人。臣担心各地土性既然不同，习俗也不一样，在紧急关头会贻误边事。何况防守的州县地域十分广阔，镇守之处也很多，何必强迫他们做不能胜任的事，违背他们的本性？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宣命，凡河南以及江南、两浙、西川、广南的军人，都不要派往边境驻泊、屯驻，而改为分派到别处防守拦截。一方面可以使赵、魏的士卒固守本地疆场；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吴、蜀的人暴露其畏惧怯懦。战斗意志既然完全统一，军队声威也会雄壮豪迈。臣愚昧地认为，这件事也是秋季防御盗寇的大要务，惟愿陛下采纳施行。孙何随从皇帝巡幸大名，皇帝下诏询问边事。孙何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训练军队、选择将领，可以说已经做得很多。凭借汉高祖的宽宏大度，加上萧王的赤胆忠心，神武超过历代帝王，精锐军队也比前代多一倍。那些受命镇守一方、执掌斧钺的人，本应把亲自带头与士卒同甘共苦作为心愿，把把贼寇留给君父视为耻辱。然而各座城池彼此相望，将帅却坚守营垒以求自全，手握强兵而坐视违背既定谋划，于是使敌人得逞，戎马肆意行动，焚烧劫掠我国郡县，拘系掳掠我国百姓。陛下发泄人神共同的愤怒，怜悯黄河以北的百姓，于是统领六军，亲临澶州、魏州。天威一振，敌骑四散逃走。虽然镇州、定州之间的道路已经畅通，但德州、棣州的烽火尘烟还没有平息。这大概是因为将帅有的没有选对，边地奏报有的受到阻塞，邻近边境不能互相救援，粮食又必须等待转运才到达所造成的。将帅是怎样的呢？有的倚仗勇力而没有谋略，有的妒忌他人功劳、玩忽敌寇，只求保全城堡，不顾百姓。边地奏报是怎样的呢？守卫边塞的臣子固守俸禄和职位，城池被焚烧劫掠却不据实上报，老弱守兵被杀伤，却推说是其他盗贼所为。不救援又是怎样的呢？沿边州县的城垒交错分布，就像车的两轮、辅车的牙与嘴唇相互依存，又像头目和手足相互卫护；他们却借口兵少而不出动，或者等候奏报获准后才行动。’ 等待转运又是怎样的呢？敌骑往来，迅速奔驰而去，带着干粮紧随其后，成万的人马才出发；等到我军赶到，敌寇已经逃走了。这四件事，是当前的急务。选择将帅，不如在文武臣僚中兼用有谋略的大臣；防止奏报阻塞，不如凡有边防奏报都召见当面询问；统一救援行动，不如用军令督促，同时听任他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便宜措施；运输粮食，不如让部队轻装携粮迅速奔驰，与敌人的轻捷骑兵争速度。如今皇帝的大驾已经驻扎在邺地，契丹终究不敢萌发南下放牧的念头。所需要忧虑的，只是东北方向没有防备的城池；修缮完整、周密防守，不可不谨慎。况且敌军勇猛强悍，不把战争和兵器视为厌恶之事。如今契丹西面畏惧大军，北面又没有归路，形势困窘时，其勇锐不可轻视；敌人还可能拖延应受的诛罚而奔突，也应预先防备。黄河渡口到处都有，也希望酌量屯驻禁军，扼守它的要害，那么请求和亲的使者很快就可以等到了。’真宗看后嘉奖了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两〕 契丹南侵时，皇帝多次派遣内侍带着密诏询问抵御阻止的办法，臣秘密封奏以进献。皇帝曾下诏允许边民越过拒马河到塞北买马，何承矩上言说：‘沿边战棹司从淘河到泥沽海口，曲折九百多里，这是天然险要。太宗设置二十六座砦、 一百二十五座铺，派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多人，统领船只一百艘，往来巡逻警戒，用来屏蔽奸诈；这样无论缓急，都是极为重要的防备。如今允许公私进行贸易，人员和马匹交相越过，实在很不便利，而且砦、铺也都成了虚设。’奏疏上报后，立即停止了先前的诏令。三年，何承矩任雄州知州，又上言说：‘契丹轻率而没有整肃，贪婪而不讲亲义，胜利时彼此不相让，失败时彼此不救助；把奔驰当作仪态，把持戈打猎当作耕作垂钓；经受风吹雨打不以为劳，露宿草行不以为苦。又依仗骑战的优势，所以连年侵犯边塞。臣听说兵法有三种阵势：日月风云，是天阵；山陵水泉，是地阵；兵车士卒，是人阵。如今利用地阵设置险要，以水泉作为坚固屏障，修筑陂塘，绵延连接到海边，即使有敌骑，又怎能冲破阻挡？前些时候契丹侵犯边境，高阳一路东面背靠大海，西面抵达顺安，士民安居，这就是屯田的好处。如今顺安以西直到西山，地面虽然只是几条军路、约一百里，即使有丘陵冈阜，也有许多河流泉源；顺势加以扩展，修筑成塘埭，自然可以平息边患。’如今沿边守将多半没有才能，不懂诗书，不习礼乐，不守疆界，控制抵御没有方法，动辄误害国家；即使统领勇猛的军队，也不能阻挡如鹳鹅般的敌众。臣考察兵法说：‘凡是用兵的方法，要用计谋比较彼我，并探求敌情；要看将领谁有才能，天地时势谁占优势，法令谁能执行，军队谁更强大。’

译以蛮夷来攻伐蛮夷，是中国的形势。所以陈汤统领西域军队，郅支便被消灭；常惠使用乌孙，边境各部便安宁。况且把有胆勇、乐于作战、脚步轻捷的人聚集起来，自古称为良策，请试着实行。边境地区的人多半具有强壮勇敢的气质，了解外邦的真伪，知道山川的形势和险要；希望在边郡设置营地招募，不必拘泥于品级，只求选取少壮而有武艺的人一万人。等契丹有警报时，命智勇兼备的将领统率使用他们，必定能显著建功，这是中国的长远谋略。工部侍郎、集贤学士钱若水奉诏议论边事，上奏说：‘臣忝居副卿之职，曾经承蒙重用，国家的得失本应首先进言。只是从仲夏朝廷出兵以来，到秋末敌人抄掠边境以后，凡是机密事务，臣都没有得以听闻，因此不敢上言，恐怕成为狂妄愚昧之说。如今陛下亲自披挂铠甲，冒着风雪霜寒，驻跸大名，已经超过十天；一天之内遍询舆论，公开发布圣德之音，大体不过是当前抵御戎敌的策略、将来安定边境的方法罢了。正因为这两件事，臣姑且为陛下陈述。臣听说孙武著书，把攻伐敌人的谋略看作上策；汉高祖统领将领，把依法用兵作为首要。所谓攻伐谋略，是什么呢？大概就是将帅估量敌情、谋划取胜。’ 用蛮夷来攻伐蛮夷，是中原的一项策略。所以陈汤统率西域军队而消灭了郅支，常惠借助乌孙而使边部安宁。况且聚集那些胆量勇武、乐于作战、行动轻捷的人，古人称这是良策，请允许试行。再说，边境地区的人大多具有壮勇之气，熟悉外国的情况和虚实，了解山川的形势险要；应当在边郡招募他们，设置营地，不必按品级衡量，只要选取少壮而有武艺的人一万人，等到契丹发生警报，就命智勇兼备的将领统率并使用他们，必定能够取得显著成功，这正是中原长远的谋略。工部侍郎、集贤学士钱若水奉诏议论边事，奏道：“臣忝居副卿之职，曾经蒙受重用；国家的得失，臣本应首先进言。只是自从仲夏朝廷出兵以来，到秋末敌人抄掠边境之后，凡是机密事务，臣都没有机会听闻，因此不敢上奏，恐怕会成为狂妄浅陋的瞎说。如今陛下亲自披挂铠甲，冒着风雪霜寒防守边境，驻跸于大名，已经超过十天；一天之内广泛询问舆论，公开发布圣明的诏谕，大体不过是当前抵御敌人的策略，以及将来安定边境的方法罢了。只有这两件事，臣姑且为陛下陈述。臣听说孙武著书，把攻伐敌人的谋略看作上策；汉高祖任用将领，把运用法令放在首位。所谓攻伐谋略，究竟是什么？大概就是将帅能够料知敌情、制定取胜的办法。” 什么叫依法办事？大概就是朝廷赏罚能够公正而不徇私。如今傅潜统领数万精锐军队，却闭门不出，坐看敌军俘掠百姓；对上辜负陛下委以重任的恩德，对下挫伤陛下精锐部队的士气。这大概是因为傅潜不能制胜，而朝廷没有依法处置所造成的。军法规定，临阵不肯效命的处斩。如果陛下明确申明严厉的军法，斩傅潜以示众，然后提拔像杨延昭、杨嗣这样的人五七名，增加他们的爵位俸禄，分别授予兵权，使每人统领一万人，并配以强弩，命他们分路讨伐消灭敌人，谁敢不效命呢？敌人听说我军将帅效命而不退，就会知道只有死路一条，难道不会害怕忧惧吗？难道只会想着逃走吗？从此来年也不敢侵犯边境了。这样不到半个月，就可以坐镇而肃清边塞，然后銮驾返回京城，陛下的威名声望就会震动四海了。臣曾读《五代史》，看到周世宗即位之初，刘崇勾结敌军，派大将杨衮率领数万骑兵，跟随刘崇到达高平。当时懦弱的将领樊爱能、何徽等面对敌人却不作战，周世宗得知后，第二天大摆宴会，斩杀樊爱能、何徽等人，提拔十多名偏将，命他们分兵攻打太原。刘崇听说后吓得两腿发抖，不敢出战，敌人当天就逃走了。因此军威大振，后来收复淮甸，攻下秦凤，平定关南，犹如席卷一般。凭陛下睿智圣明、神勇威武，难道会比不上周世宗吗？这就是所谓当今抵御戎敌的策略。至于将来安定边境的方法，臣不敢广泛引述前事，以免烦劳圣上的听闻，只就近事来说：太祖朝的制度最为适宜，只是让郭进驻守邢州，李汉超驻守关南，何继筠驻守镇定，贺惟忠驻守易州，李谦溥驻守隰州，姚内斌驻守庆州，董遵诲驻守通远军，王彦升驻守原州。然而只给他们防边巡检的名义，不授予行营部管的称号，而且十多年不改变他们的任职。立功者厚加赏赐，他们的职位都不升到观察使。职位不高，朝廷就容易控制；任职长久不变，就能熟知边境事务。然后把圣上的谋略授予他们，不让他们擅自生事。敌人来就掩袭歼杀，敌人离去就不要追赶。因此十七年中，北戎、西蕃都不敢侵犯边塞，甚至多次派遣戎使，先来请求和好。这些事情都摆在耳目之前，是陛下所知道的。伏望陛下遵循太祖的旧制，体察下臣愚拙的衷心，精心选择名臣，分别治理边疆。取消部管的称号，使他们不能彼此统辖；设置巡检的名义，使他们能够相互救援。这样，出战就一定攻击敌寇，入内就坚守城池。用不了几年，就可以使边境烽火停止、警报解除。若水任开封府知府时，北方边境尚未安宁，宫中发出手札向若水询问对策。若水陈述守备边境的要点有五条：第一是选择郡守，第二是招募乡兵，第三是积蓄刍草粮食，第四是更换将帅，第五是明确赏罚。什么叫选择郡守？如今所忧虑的，是战守双方不能同心协力。希望陛下选拔深沉厚重、有谋略、熟悉边境事务的人，任命为边郡刺史，并兼任沿边巡检，允许他召募勇敢之士作为随身部曲。若粮饷供给不足，就由官府拨给。然后严密设置亭障，明确侦察候望，每有军情都秘密互相通报。向敌人表示，敌人来时就互相救援，一同出兵讨伐；敌人离去时就不许远追，各自务求安静。只要没有大的过错，就不要替换调动；如果立有小功，就立即加以爵位赏赐。这样，战守双方一定能够同心，敌人也不敢靠近边塞了。什么叫招募乡兵？如今所忧虑的，是不了解敌情。希望下诏命各州招募边民为招收军，给他们粮食赏赐，免除他们的赋税租役。他们处在两国之间，各自都有亲族，可以使他们感念恩惠而前来献纳诚心。敌方如果举兵，这边必定预先知道。能够预先知道，就能百战百胜。什么叫积蓄刍草粮食？如今所忧虑的，是困乏百姓的力量。希望陛下命令沿边各地广泛经营屯田，让州郡长官兼任屯田使的职务。

译每年秋夏考核他们的功课，树立旗鼓来统一行动，实行赏罚来鼓励他们。还应放宽商人向沿边地区运入粮食的限制。倘若镇守军队有三年的储备，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什么叫更换将帅？如今所忧虑的，是重兵驻在外面，轻兵留在内部。去年傅潜率八万骑兵驻扎在中山、魏博之间，镇守部队十分缺少；如果不是銮驾亲自出征，城邑就危险了。希望陛下慎重选择将臣，任命他们镇守河北附近的各镇，仍依照旧制节制边兵。既然暂时不能削去部署的名号，希望先减去行营的称号。有警报时暂时巡视边境，没有事情时就退回原来的藩镇。这样岂止不会激发敌人的战心，而且还能以逸待劳。如此既不失守备边境的要领，又没有大举出兵的名义，并且使重兵不集中驻扎在一处，进退行动无不可行。什么叫明确赏罚？如今所忧虑的，是戍卒骄横懒惰。臣自从任知府以来，看见侍卫、殿前两司送到边境的逃亡军卒人数很多。臣试着审问他们，他们都以思念亲人为借口。这大概是因为法令不严。平时尚且敢这样做，何况面对强大敌人呢？希望陛下把这番话告知将帅，使他们申明并严格执行号令，以警戒属下。古人说：“赏赐不能起到劝善作用，就等于阻止善行；刑罚不能起到惩恶作用，就等于放纵恶行。” 又说：“法令不可更改，命令不可违背。”臣曾听说郭进出镇西山时，太祖每次派遣戍卒，必定告诫他们说：“你们谨慎奉行法令，我还可以赦免你们；郭进却会杀你们，他就是这样毫不宽假的。”因此郭进所到之处，从未稍有挫败。陛下若能以往日的事情为鉴，就是今日的借鉴。若水又说：“边部用兵，只根据太白星和月亮来决定进退，实在是因为太白星象征将军，辰星象征廷尉。二星相合就会发生战争，不相合就不会发生战争；在东方相合，主方获胜，在西方相合，客方获胜。陛下如果采用臣的意见，谨慎整备边防，那么边部不用召集就会自行前来归附。”太祖在位十七年间，从未在边疆惹起事端，而敌人却常常派使者请求和好，是因为他任用得人，防御有方。陛下如果想到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之事，不把太阿剑倒拿着而把剑柄交给别人，那么守卫就安排在四夷边境，并且常常能够以静制胜，这就是防御的上策。右正言、直集贤院赵安仁奉诏论述边境事务，上奏说：“臣认为当前有两件急务，长久而言有五项大要。两件急务中，第一是激励戎臣，实行赏罚的典制。为什么呢？自从秋季防边以来，有保卫一军、守住一座堡垒而立功的人，也有掌握重兵、处在要地却没有功劳的人，所以还不能消除敌骑的踪迹，遏止敌人侵扰中原的图谋。如今如果给有功者加等赏赐，再增加强兵，让他们驻守要害之地；对没有成效者夺去统兵权柄，给予重罚，用来惩戒畏缩延误的过失，那么军威自然振作，敌人的气势自然消退。所以赏罚不可不实行。第二是救助边民，施行优厚抚恤的恩惠。为什么呢？自从敌人入侵以来，边民有在与敌人交战时死于兵刃的，就派使者收殓埋葬；有骨肉分离、房屋焚毁的，就由本地官府抚恤。陛下以光明广大的德业中兴国家，照临四海，却因为一方骚动而劳烦万乘之尊亲自巡视。如今镇守边疆的大臣既已实行有功必赏，边地百姓又同心归附，所应当做的就是回朝奉祀宗庙，以安定远近，因此神武之威不可不更加重视。五项大要中，第一是选择将帅。当今士卒平时训练有素，但人数很多，派往边地，立功却很少，实在是由于主将没有智谋策略。” 难道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勇力，不能抵挡万人之敌吗？从前郤縠担任将领时，推重《诗经》、讲习礼义；杜预平定吴国时，还在马上研治《春秋》。这是因为通晓儒学的将领，能够彻底研究国家存亡，深刻了解成败。寻求当今之世，这样的人各代都不缺。太祖、太宗亲自选拔天下士人，使他们分布在朝廷内外，不下数千人。其中有才干勇武、懂得兵法、可以担任将领的人，当然是有的。如果选拔任用他们，那么统领军队、训练士卒、安定边境、制服敌人，难道不比一个人的勇力更好吗？何况他们懂得君臣、父子之间的道理，知道忠孝与逆顺的原则，这与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同。第二是掌握兵力形势。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澶州、魏州、河朔是天下的咽喉；镇州、定州是国家的股肱之地。由此可知，根本在于深厚稳固，咽喉在于控制，股肱在于运用。用兵时兵力多少，贵在安排适宜。如果枝干大于躯体，末端重于根本，就是把利器交给别人。第三是寻求军谋。古代用兵，必定预先谋划，咨询谋议、筹划策略，以辅助军机。近来用兵，却完全没有这样的人选。从今以后凡是任命将领守边，仍应选取懂得判断虚实成败、了解敌军情状的人担任参谋，并优先授予官阶资历和选任职务。” 何况如今武举已经议定恢复举行，其中设置军谋宏远、武艺绝伦的科目，希望依照唐朝旧例，重新开设这种选拔。第四是整顿军政。古代名将，必定能够得到众人的心。军队取胜在于和睦，作战就一定胜利。投醪劳军、挟纩慰寒之类的事，史书都有详细记载。如果不是威严与爱护并行，士卒怎会乐于效命？所以《谷梁传》说：“善于统率军队的人，不必交战就能使敌人退却，因为敌人畏惧他的法令。”如今的将帅，请先按照军政办事的能力来决定升降，那么人人自然会谨慎遵守法令。第五是爱惜民力。国家边防仍然严峻，经费开支还很庞大。今年的运输，本来已经使百姓十分劳苦。如果还不商议免除租税以及沿边科征、折变等负担，不必等到给予复业免役，就可以减轻疲弱百姓的负担。仍希望陛下特别告诫有关官吏，务必减少事务，保全民力，用来供应军需。陛下凭借至高圣明的资质，又兼有神武的谋略，荡平边疆，只在早晚之间。臣这些狂妄的话，不过是竭尽愚忠略尽一分力量，哪里足以帮助朝廷制定制胜的谋略呢？”},{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御边 宋真宗咸平四年，兵部尚书张齐贤论述陕西事务，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自从前些时候清远军陷落、青岗寨焚毁放弃以后，灵武一郡援军隔绝、形势孤立，李继迁必然会窥伺城池，劫掠胁迫熟户；兵力受损、士气沮丧，很难坚固城垒。何况塞北还未安宁，正要调发兵力，如果果真分兵到西面，又恐怕两方面都失去适宜的战机。就今天西部边境的形势来说，彻底进攻力量不足，防守遏制却有余力。这个计策没有别的，只在于激励一向与李继迁有仇的蕃部，招抚诱导远方的大族首领，用官爵引诱他们，用财货诱导他们，广施恩信来引导其诚心，说明利害来激发其志气。如果山西蕃部响应，远方各族部落诚心归附，敌军的势力就会削弱。以弓箭手和轮番防守的义军配合本城士兵，臣估计十三州军队有二万多人。如果再从其他州及附近地区轮番替换，又可得到五六千人。本城士兵再试行选拔，也很有才勇足以捍卫边境的人。如果沿边军队能达到五万多人，再诱使蕃部超过十几万人；但他们出兵我就退回，敌人在东面防守我就在西面攻击，使他们疲于奔命、无暇应付，何况还能向外侵略吗？还应允许蕃汉士兵获得敌人的马匹牲畜和财物，全部让他们自行取用，并公开晓谕，使远近都知道，那么蕃汉将士谁不见利争先呢？”}], 如今灵州的军民不下六七万人，却把他们陷于死地，其危急艰难是可以想见的。臣又担心李继迁认为明年春天朝廷一定会发兵救援灵武，便会趁我军尚未出兵之时，把军马全部驱集起来，合力进攻围困灵州，那么灵州这座孤城也一定难以守住。万一灵州陷落，贼势就会更加增强，即使聚集许多兵器甲胄，广泛积储财货，也难以保证一定能够取胜。因此臣请求册封潘罗支为六谷王，并且厚赐金帛，同时预先诚恳地晓谕他，使他一定归向朝廷的声威。臣担心李继迁的军队早晚会出兵，截断六谷诸族贩卖马匹的道路。倘若朝廷的使者能够到达潘罗支那里，那么泥埋等西南远方蕃族就不难招抚辑纳。西蕃既然已经奉行朝廷命令，沿边军势自然会强盛起来，那么鄜延、环庆一带较浅近的蕃族，以及原渭、镇戎的熟户，自然会同心协力讨伐贼寇，竭尽力量。圣朝如果能够让对替兵甲和驻泊军马互相声援，伺机出兵，那么李继迁一听到消息，就一定不敢在灵州、河西一带屯兵。李继迁退缩以后，贺兰山的蕃部也会逐渐背叛他。这样一来，灵州这座孤垒就不至于令人忧虑了。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说，六谷王只是虚名，终究应当吝惜，不应轻易授予；对于灵州这座孤垒，却反而没有筹划。与其吝惜名号，不能收服远方部族的人心，臣认为，授予虚名即使有过失也是轻的。倘若因此丧失土地…… 从而使边疆的形势逐渐成熟，那么丧失土地的耻辱就大了。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不过说：名器不能假借给别人，刑罚和赏赐不能滥施。这是圣人治理中国的办法，并不是用来议论外域的。陛下即位之初，把银州、夏州一带全部交给李继迁，把高爵委授给奸邪之人，使王臣屈身到穹庐帐幕之中，分出储藏的粮食来取悦他的心意，运送金帛来安慰他的心情，这足以说明陛下爱护、保全百姓，耻于动用凶暴的武力，以恩惠施于中国而安抚四方。朝廷对于李继迁的恩德，可以说是很厚重了。却不知道契丹担心李继迁感念大国的恩德，形成断去契丹右臂的势力，所以防备祸患十分迫切，谋划也十分深远。契丹设置王爵来赐给他，派遣戎使来镇抚他。王爵的命令一到，朝廷授予旌节的命令就显得轻微了；授予旌节的命令，正好反而成为资助他的手段。戎使一到，李继迁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窥伺，他归顺或反叛的心意就不同了；我朝使者前往，正好反而使他更加坚定。至于西平王的册命，也只是虚名。契丹册命他为王，有什么损失呢？以今天的情形来说，当时的策略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况且六谷是西北远方的蕃族，在荒服之内，被推举为雄强豪杰。如果在平时，只是与他们交易马匹，必须表示羁縻之意，那么授予一个怀化将军的名号，也已经很优厚了。斟酌今天的事势，这似乎失去了权宜之策；并且臣还担心今后的边疆军事行动，若再像以前一样失当，就会对国家造成很大的妨害和损失。昨天清远军的防守，就是使奸凶之徒转而变得富强，六七千多名兵士、百姓和官吏，有的含恨埋骨黄泉，有的永远囚禁在异域；伤害和气而招致灾异，想起来令人痛心。只是灵州如今还像陷阱中的野兽一样，外面要忧虑敌兵的逼迫，里面又担心变故发生，处在朝夕之间，等于把饵食悬在老虎口边。然而掌握兵权的人畏惧怯懦、迟疑拖延，坐看覆败；筹划谋略的人却安然自若，竟一点也不忧虑边患。臣虽然极其愚钝，但忠于国家而愤懑难平，又想到外敌的性情变化多端，恐怕他们正在暗中窥伺我方的空隙。伏望陛下明白地晓谕边将，对内做好防备，对外应对忧患。臣忧虑国家、思念报效之情，实在难以承受。齐贤又请求调发江淮、荆、湘地区的壮丁八万人，以增加防御力量。朝廷议论认为这样会造成动摇，而且让泽国的百姓远赴西部边境戍守，也不是便利的计策，于是齐贤又说：灵州孤悬于一隅，在城镇还完整、沙漠道路尚未阻塞的时候，朝廷内外已经都说应当放弃。自从李继迁成为祸患以来，形势更加危急困顿。灵州向南到镇戎约五百多里，向东到环州只有六七天的路程。这样的险恶道路，即使不需要攻取，城中的百姓又怎么能够出来呢？城中的士兵又怎么能够返回呢？如果想保全军民，按道理必须前去接应。如今的计策是：如果能够增添精锐兵力，与西部边境屯驻的对替兵会合，再率领原渭、镇戎的军队，带领山西熟户从东部边界进入，严格约定出兵日期，两路军队一同推进。假如李继迁分兵来应战，敌我双方交战时我军就可以乘势而容易取胜；况且敌军仓促奔赴战场，路途遥远，首尾难以相互防卫。千里奔逐以争利而不败，就会被我军擒获。臣认为，兵锋还没有交锋，灵州的围困自然就会解除。然后把灵州的军民迁出，安置在萧关、武延川的险要地方，修筑寨堡让他们寄居。这样，蕃族和汉人的土著百姓心中就有了依靠，等候天下太平后再返回原籍。然后让蕃、汉军队乘时势决定进退，那么成功就不难了。当时朝廷没有采用这个计策，不久灵武果然被敌军攻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