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六

译真宗景德四年，判太常礼院孙奭上奏说：“明年正月一日白天，举行先农祭享；九日上辛日，举行祈谷、祭祀上帝。《春秋》传说：‘惊蛰之后举行郊祭，郊祭之后才耕种。’《月令》说：‘天子在元日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于是选择吉利的辰日，亲自载着耒耜，亲身耕种帝籍。’先儒都说：‘元日，是上辛日郊祭上天；元辰，是郊祭之后选择吉亥日祭享先农并举行耕籍礼。’《六典礼》和《阁新仪》都说：‘上辛日祭祀昊天，接着说吉亥日祭享先农。’希望改用上辛日之后的亥日，以符合礼文。” 仁宗天圣三年，同知礼院陈诂上奏说：“蜡祭共有一百九十二位神灵，祝文中记载了一百八十二位，只有五方田畯、五方邮表畷共十位没有载入祝文。又《郊祀录》《正辞录》《司天监神位图》都把虎写作‘于菟’，这是为了避唐代皇帝的讳，请仍然写作‘虎’。五方祝文中，在众族之后增加田畯、邮表畷。又说：‘《礼记》记载：“八蜡是用来祭祀四方的，年成不顺利。”’八蜡并非只在一处举行，历代蜡祭却只在南郊设一坛，只有周、隋在四郊设坛的做法才符合礼意。又《礼记·月令》把蜡祭和息民祭作为两种祭祀，所以隋、唐的息民祭在蜡祭的后一天举行。请在四郊分别设坛举行蜡祭，用来祭祀各方神灵；哪一方年成不顺，就不在该方举行报祭；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后举行。”此前太常寺说：“四郊蜡祭应依照祭祀百神的制度筑坛；东西两方中，哪一方年成不顺，就祭祀日月；神农以下的神灵则不再另设祭祀。”又按旧仪，神农、后稷都设有神位，应当把坛下的神位移到坛上。考察《礼记正义》说：“伊耆就是神农。”如今坛下又设置伊耆氏神位，应当除去。” 《政和新仪》规定：腊日前一天举行蜡祭百神。四方蜡坛宽四丈、高八尺，四面设台阶，坛有两重矮墙，每重矮墙相距二十五步。东方设置大明神位，西方设置夜明神位，以神农氏、后稷氏配享，配享神位以北为上位。南、北两坛设置神农神位，以后稷配享；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以及五方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井泉、田畯、仓龙、朱鸟、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鳞、五羽、五介、五毛、五邮表畷、五臝、五猫、五昆虫，都作为从祀之神，分别按照所属方位设置神位。中方镇星、后土、田畯，设置在南方蜡坛酉阶的西面；中方岳镇以下的神位，设置在南方蜡坛午阶的西面；伊耆氏设置在北方蜡坛卯阶的南面，位次在辰星之后。康定元年，集贤校理、同判吏部南曹胡宿上奏说：“臣想到，火正阏伯在南京的祠庙，是本朝接受天命的地方，自祖宗以来却没有专门的祠官，臣私下替朝廷感到惋惜。考察《春秋》传说：‘高辛氏的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幼子叫实沈，居住在旷林，彼此不能相容，每天都拿着武器互相征讨。后来帝王认为他们不好，把阏伯迁到商丘，让他主管辰星，所以辰星成为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让他主管参星，所以参星成为晋星。’又《襄公九年传》说：‘陶唐氏的火正叫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并以大火来纪时。’况且五行之官，祭祀时被视为尊贵的神灵，每年按五个时令祭祀，称为五祀。火正又配享火星，是因为他对人有功，所以祭祀火星时也祭祀他。《汉书》说：‘古代的火正，就是火官，掌管祭祀火星和施行火政。’暮春黄昏时，心宿出现在东方，咮宿七星位于鸟首正南方，于是可以用火；暮秋星宿西沉，就停止用火，以顺应天时、救治百姓的疾病。大辰就是房、心、尾三宿。大火也称为大辰。《周官》说，保章氏的职责是根据星土辨别九州土地和所封疆域，各地都有与之相应的分野星。” 郑氏引用十二次的分野说，大火对应宋国。《左氏传》也说：“宋国，是大辰星分野的遗址。”《汉书·地理志》说：“宋国，是房宿、心宿的分野。”周朝把微子封在宋国，如今的睢阳就是那里。考察《图经》说：“商丘在宋城县西南二里，高八十丈，周长二百步。”如今阏伯的祠庙正好在商丘之上，大概房宿、心宿就是天帝的明堂。太祖皇帝在这里接受天命，拥有天下，以宋为国号，以火来纪念德运，建都在梁、宋的郊外，正处于房、心二宿的分野，那么大火之精、阏伯之灵所拥护赐福的地方，国家暗中接受它们恩施的深厚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传承四代圣王，祭享却没有涉及阏伯。祥符年间，交相修治大礼，恭敬礼拜各位神灵，即使是偏远异国、山林中的祭祀，有的并没有经典依据，只因偶然列入祭典，尚且按照王公的爵位安排秩次，增加牲牢的等级。至于大火阏伯，既是国家接受福佑的地方，又是陶唐氏的火正，宋朝兴起八十年来，祠官却没有上报，这是有关官员的缺失。又考察《左氏》《国语》，董因在黄河边迎接晋文公，文公问：‘我能够渡过黄河吗？’董因回答：‘您出行的时候，岁星位于大火，这是阏伯之星，也称大辰；辰星能够成就善事。’ 又说：‘继承延续他的祖先，就像谷物不断滋长。’韦昭认为，辰星是农事祥瑞之星，是周朝先祖后稷所经营、筹划以成就善道的象征；子孙继承祖先，就像谷物繁茂滋长一样。由此推论，东方七宿中的房宿、心宿，都有农事祥瑞之称。如果依照旧制建立古祠，清扫坛地，临时派遣近臣前往对阏伯祭祀，不仅可以讲明、修整火正之礼，也足以祈求年成丰收。以陶唐氏旧有的祭祀、祖宗废缺的典礼，若陛下一旦加以恢复，使之成为万世法则，留给子孙后代，永远赐予纯厚福祉，臣不胜区区之愿。皇帝认为胡宿的意见有道理，下令太常、礼部议定。于是太常、礼部再次奏报说：‘臣等想到，阏伯是尧的火正，确实居住在商丘，主管祭祀大火，能够安守其官职；后世沿袭此制，把他作为尊贵神灵祭祀，使他配享火星、助其受食，也如同周弃配享后稷、后土配享社神一样。历经千年，终于成为专门的祠祀。祖宗以来，郊祭上帝时，大辰已经列入从祀。阏伯庙每逢赦书颁布以及春秋两季，都由京城有关司署和长吏恭敬地举行沃奠，完整的祭祀典礼从未说过缺失。然而国家天下的国号，确实根本在宋；五运次序又感应火德，适宜兴王的地方就是商丘旧地，应当在那里建立坛祧，按等级祭祀大火，以阏伯配享。’

译每逢建辰、建戌的出纳之月，由宫中颁降祝版，诏令留守司的长吏主持祭祀事务；笾豆、牲畜、币帛可以按照中祀的规格办理。虽然这不是旧有章程，却是特意显示新的礼制。阏伯原有的庙宇以及坛祧制度，请按照胡宿所奏办理，由官府负责修缮、尊崇它。”礼部等说，近几年国家屡次发生火灾，应当派使者前往告谢；但是灾变的消除和恢复，主要在于君主的德行，恐怕未必可以施行。胡宿任两浙转运使时，兼知制诰，论述祭祀九宫贵神，上奏说：“臣私下见前代文书记载九宫贵神，确实主管水旱，虽然不见于经典，却在当时受到尊崇祭祀，位次在昊天上帝之后。唐明皇、肃宗曾亲自祭祀它，后来虽在大和年间降为中祀，到会昌年间又重新提高礼制，仍然派宰相前往修治祭祀。国家恭敬遵循旧典，把它列入常祀。至和年间，因修治时祭，光禄寺小史怠慢祭祀，有两人被雷雨震死；神威灵验流传至今，耳目所及还不遥远。如今初夏将尽，时雨仍然失期，上天有恻隐仁慈之心，已经遍祭各方神灵。过去周宣王遭遇旱灾，《云汉》诗说：‘上下奠祭埋藏，没有哪个神灵不受到尊奉。’何况是主管水旱的神灵，怎么可以缺少祭祀？臣愚见，应当趁这个时节，特意派遣近臣兼祭九宫贵神，以便虔诚斋戒祈祷。” 胡宿又上奏论太湖列入祭典说：“臣私下见吴中的太湖，就是《禹贡》所说的震泽。湖面广达三万六千顷，它的水利灌溉苏州、湖州、常州三州的土地，其中对苏州、湖州的灌溉最多。它距离这两郡也很近，湖中有大小山七十二座，洞庭、林屋等福地都在其中。商人的帆船和货船每天上下往来。苏州、湖州各有太湖庙，常州却没有。苏州的庙在洞庭，湖州的庙在大钱口，就是当地人所称的平水大王庙。两郡那些小小的丛祠都举行祭祀，唯独太湖不祭祀。大概是由于祭典漏载，因循而忽略了这项礼制。境内的山川，诸侯本应祭祀；国家没有明文规定的，也都按次序加以祭祀。却不尊奉太湖，恳请下令苏、湖、常三州把太湖列入祭典，春秋两季派官员前往祭祀。” 至和二年正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说：“臣看见本月八日的圣旨，疏决禁囚，特意减免降等，并且给各位军士特别赏赐。陛下圣明仁慈，本来是因为在兴国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而有此诏令，但朝廷内外的议论纷纷而不一致，都认为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的周年忌日，所以才有这次特别赏赐和疏决。臣又看见圣驾朝拜万寿宫，又听说温成皇后的画像在那里，所以圣驾亲临。自从去年追册温成为皇后以后，朝廷每逢典礼都过分优厚尊崇，以致议论的人动辄产生疑惑。如今又听说明日圣驾将临幸奉先寺，酌酒祭献宣祖皇帝，外间议论喧嚣，又说温成皇后的祠庙在那里。臣想到，陛下圣德仁孝，本来是按时为祖宗的神御酌酒祭献，不可让朝廷内外的议论者认为陛下是想追念后宫宠爱之人，借谒见祖宗为名，实际上寄托对她的思念，从而损害圣德；这件事关系重大。臣想请陛下明日前往奉先寺酌献完毕后，不再临幸温成祠庙，以消除内外疑惑，平息议论。臣任职忝居侍从，没有什么可以辅助陛下；听到外间议论，不敢不说。不只是臣有爱护君主之心，应该详尽陈述，陛下的一举一动又是万世的法则，也不能不谨慎。” 嘉祐八年正月，礼官吕公著上奏说：“臣看见已故而追尊的温成皇后在城南建立了庙，春夏秋冬每季第一个月都举行祭奠，派待制、舍人代理祭祀事务，牲币、灌献、登歌、设置乐舞，全都与太庙的礼制相同。这大概是当时有司没有认真考求，并没有经典依据。从前商宗遭遇变故，整饬自身、思考过失，祖先训诫他祭祀不应厚于亲近宠爱之人。何况把宫内宠妃列入有等级的祭祀，这不是用来享事上天、奉祀祖宗的正确做法。希望把温成庙改为祠殿，每年按时只派宫臣办理祭祀，用平常饭食供荐，以表明祭祀事务应当有等级差别。” 仁宗时，判太常寺吕公绰上奏说：“古代祭祀天地、宗庙、日月、五方和百神，都设置尊、罍等酒器，把五齐、三酒分别盛在其中，再加明水、明酒，以通达阴阳之气。如今有司只是设置尊、罍，却只酌用一尊，不合乎礼敬神灵的本意。应当按照《周礼》盛放齐酒，从太阳取火，从月亮取水，借用天地的洁净之气。又有人说，祖宗配享郊祭时，应当处在正位；如今却让他们侧向一边，这不是用来显示尊严的做法。” 宋祁论述国家忌日说：臣看见历代皇帝的忌日，沿用唐朝旧制，百官在殿门前伏地慰问完毕，都到寺观中跪伏作礼、齐声赞颂，称为行香，同时设置神位，进献蔬菜和饭食。臣私下思考，这种礼仪尤其不合经典。佛道方外之说，本来是通过忏悔罪过、求取福报来诱导和教训迷妄之人；乡野小巷的百姓不能通晓生死的变化，所以在丧葬中有时也使用它。至于朝廷的谋略、帝王的法则，不能像普通平民和鄙俗之人那样实行。臣愚昧，不敢远远铺陈国家积累的福庆，而且太祖以来，祖宗的丰功大德，家家户户都知道；他们活着时是睿智圣明之人，死后成为上界神灵，还求什么福、忏什么罪？向非福之处求福，就是谄媚式的祭祀；向无罪之人忏罪，就是诬蔑亲人。沿着事理推究，这些做法荒谬空疏，清楚可见。况且他们的谥号写在金册上，神主供奉在清庙中，每逢春秋祭享，先前都要求有司斋戒奉行，举行灌濯洁净之礼，以配合仪仗乐舞，调节步伐，尚且担心洁净不够，认为祭品不馨香。如今却让僧人、道士和穿羽衣之人轻率地接近祖宗的光烈，用粗劣饭食，希望借此启迪平常福祐；即使祖宗在天有知，也显然不会下降来享用。希望停止忌日百官行香，并撤去所设置的神位。如果国家难以突然改变，那么每逢忌日，只令佛、道二家自行率领徒众，熏香洁净、诵经唱偈，列入祈祷奏章；间或派一名使者快马前往陵寝焚烧，以表达天下百姓对祖宗生前恩德的报答，这或许比较接近礼制吧。”

译宋庠上奏请求禁止在祠坛附近埋葬，说：臣看见国家大小祠坛在近郊的共有二十一所，每年春秋两季白天不断举行祭享。臣查察这些地方，大祀的坛有九宫贵神、青帝、白帝、黄帝、感生帝、皇地祇、朝日、夕月、蜡祭百神，共九坛。距离它们不到二百步，有的甚至只有五十步，都有古坟和合抱大树，以及百姓草草埋葬、焚烧尸骸的地方；烟熏蒿草弥漫，臭气相互连接。有时在盛夏举行礼仪，执事人员无法忍受这种厌恶的气味，黍稷被扰乱，香烟熏染豆笾，作为祭祀不恭敬，实在太严重了。人尚且知道厌恶，神灵怎么肯来享用？谨按法令，大祀坛周围三百步内不得埋葬。太宗淳化年间，因为大臣进言，曾迁移修筑十座祠坛以远离坟墓。年代久远以后，严禁便毁坏了。臣听说古代在郊外营建祭天的坛兆，称为选择吉土、安置神灵的深奥之处。于是凭借地势高峻，依靠开阔干燥的适宜地形，来举行洁净的祭献。又先散斋七日，再致斋三日，不参与刑杀，不前往凶丧吊唁，然后清除各种杂念，洗涤除去不祥，所以能够聚集来应对上天神灵，开启并承受多种福祉。哪有逼近坟墓、靠近鬼邻，燃烧尸骸、烟气冲天，暴露尸骨、污秽流散，却想让芬芳上达、神灵降临的道理呢？” 况且如今疫病连年发生，蝗灾、旱灾仍然出现，灾气没有消尽，吉祥之兆不能兴起，推究它们的来源，也许就在这里。臣认为，旧坟既然难以迁移排除，就应当另选洁净之地修建新坛；焚烧尸骸如果能够制止，就应当扩大坛壝之间的距离，以防止怠慢。应当明确写入法令，用来昭示后世。依凭高峻严洁的地势，来表示恭敬奉事；遵守并符合礼令，对神、人都很便利。” 宋庠又请求在御苑空地中种植谷物以供奉祭祀，说：“臣看见国家每年举行大小祠祭，黍稷取自太常寺，果蔬出自司农寺，干菜由光禄寺负责。然而三寺都只是发文向市场购买物品来供给祭祀饭食，只具备名目和品类，再没有什么馨香美好的东西。虽然圣明的德行可以上通神灵，神灵并不以祭品繁多为贵，但掌管祝告的官员奉献祭品时，本来就有惭愧的言辞。孝子侍奉父母，必定要寻求仁厚土地所产的粮食；圣王祭享上帝，确实设立神仓。夏、商、周三代以来，这项礼制一向受到重视，因为取得的物品不担心缺乏，使用时才会虔诚。国朝因循旧习，没有来得及议论此事，所以令有关官司怠惰拖沓，祭典废坏，众神接受祭享时，一切都要临时索取，习惯成了亵渎，神灵没有凭借。臣私下见玉津、瑞圣等园林过去有空地，后来主管者把它开垦为公田，每年借其收成来供应日常用度。臣愿意立即在苑中选择上等肥沃的土地，播种五谷，谨慎实行耕耘培土的方法，认真勤劳地收获。每逢春季播种、秋季收获之日，陛下顺应时令乘车，亲自到田间巡视，从容往来，并借此慰劳赏赐百姓；一方面用来供奉国家大事，另一方面用来劝勉百姓努力务农。谷物成熟以后，选择其中最好的供奉大祀，次好的供奉中祀、小祀；分别从御廪交给主管官员，鬯酒、祭酒、黍稷等祭品，全都按需要取用。” 至于果蔬等细小物品，也应当依次取用园囿中种植的东西；对外尽用万物，对内寄托至诚，使美好的香气上达，以求获得福禄。这也相当于夏、商、周三代借田千亩来奉事天地、社稷、山川和先祖，把它作为酿酒、乳酪、黍稷等祭品。它与一件件向市场索取物品、使神灵烦扰的做法，哪里可以同日而语呢！” 宋庠又上奏论家庙说：臣看见庆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书规定，文武官员都可以按照旧有制度创建家庙，这是为了扩大以孝治国，和谐人伦秩序，以此教化劝勉天下，恩德教化十分美好。然而有司始终不能推行说明先代典制，明确传达皇上的仁德，因循观望，竟然超过十年，使王公的祭享下降到与乡野小巷相同，衣冠世家的昭穆秩序混杂使用家人之位；由于因袭弊病，这实在值得叹惜怜悯。臣曾因进见答对，多次听到圣上的话，说群臣只顾置产业，不建立私家宗庙；难道是朝廷的劝诫还没有真正取信，才使风俗教化衰败，最终不能恢复吗？皇上的睿智和深意，流露出叹息。臣每次诵读天子的训示，都惭愧得汗流浃背，日夜反省，探求群臣没有立即建庙的原因，确实也是有缘由的。大概是古今礼仪不同，封爵制度有别，因疑惑而产生畏惧，于是使诏书搁置。礼官既不讲求，私人之家又凭什么擅自建立？臣认为，上面没有取信于人，却希望下面真诚服从，君上难以强行责求；只是自己行善而设立教令，下面也可能违背。如果官府制度已经颁布，礼典全部完备，大家还怎么会不遵守、不接受规范？即使官司弹劾他们可以，诛罚他们可以，凡是臣子，谁敢不努力呢！如今幸逢皇帝陛下，借大飨报谢天地的机会，亲自举行严肃的配享礼，尊奉上天、尊敬祖宗，孝道冠绝历代帝王，圣德教化所到之处，天下都知道应当受到劝勉。” 臣想请陛下明确敕令有关官司奉行庆历诏书，下令礼官、博士以及台阁中通晓儒学的臣子，考察旧有章程，共同详细审定；不要拘泥小节而妨碍大体，不要拘泥古制而否定今时，因时制宜，使之合乎人情和礼法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等到具备三代那样嫡长子世代承袭封爵的重制，以及山川、国邑固定常制之后才议论，那么废坠的典制就没有恢复的期限，礼仪祭祀或许也将接近消亡。建立宗庙，排列昭穆，区别贵贱等级，这是用来实行孝道的；即使有些差别，又妨害什么治理呢？置办产业、谋求利益、修建住宅作为子孙的产业，与百姓争利，反而不以为耻。等到建立家庙，却说不敢，难道这就是敢于争利而不敢实行孝道吗？在爵位、服饰承袭之间，即使稍有违背古制，便因而放弃不再实行，这不是舍弃小的违古而趋向更大的违礼吗？这些都是诸儒的疑惑，也太过分了。臣有幸获罪任职于宰相，以彰明教化、美善风俗为职责，实在不能不恳切请求，请趁着明确的诏书文字，及时议定。如果制度颁下之日，正好列入建庙的科条，臣愿意购买一处宅地，竭尽力量开始营建：对上辅助圣人推广孝道的美德，对下达到私家显扬亲人的荣耀，推行美好的人伦，这不只是臣一人的幸运。”

译知太常礼院苏颂上奏论家庙说：查考庆历赦书，文武官员都可以按照旧有制度创建家庙。谨按《周礼》，诸侯有五庙，称为考庙、王考庙、显考庙，祭祀父、祖、曾祖、高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服丧关系到四代，始祖不迁入祧庙，总共就是五代。大夫有三庙，祭祀到曾祖；始封之祖不迁，总共是四代，而高祖只在四时祭享。士有二庙，祭祀到祖父；父亲则筑坛祭祀。下士只有一庙，祖父没有庙而祭祀他。唐朝以及本朝规定，二品以上可以祭祀四代，三品以下都祭祀三代，六品以下没有庙的都在寝室祭祀【按《开元礼》和《开宝通礼》都说，六品以下如果有庙，依照五品的仪制；没有庙的，在寝室祭祀】。如今赦令既然允许依照旧制，就应当依照礼令规定的数目。又考察古代一代设一庙，五代就有五庙。如今的庙制和古代不同，都是合为一庙、同堂而各有不同的室：一品、二品的庙同一堂而有四室，三品、四品、五品的庙同一堂而有三室，这才符合礼制。又《礼记·王制》说：‘大夫、士有田产就祭祀，没有田产就只进献时物。’ 这就是说，有土地的人才建立庙来祭祀。有田产就有爵位，没有土地和爵位，子孙就无法继承宗庙祭祀。这样看来，有庙的人只能由本人及其有爵位的子孙祭祀，爵位消失，祭祀也就废止了。礼书又说：‘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按照大夫的规格安葬，按照士的规格祭祀。’如今二品之家建立了家庙，父亲去世后由子孙主持祭祀；如果像六品以下那样，就要把二位神主迁出祧庙而合并附祀一位神主，连牲牢、俎豆、器物也突然不同，从人情上看似乎并不妥当。如果综合古今制度，依照封爵法令约定：官位应当立庙的人，请在获得恩典封为国公时，建立一堂四室的家庙，祭祀到高祖，并酌量赐给若干顷田地。尚书、将军以及曾任二府或节度使的人，特封郡公，建立一堂三室的家庙，祭祀到曾祖，赐给若干顷田地。给事中、谏官以上且曾任学士的人，特封县公，家庙也设一堂三室，赐给若干顷田地。最初所封官位未达到二品的，依照三品办理；未达到三品的，依照五品办理。尚未有庙的，不得赐田。每二顷田地，允许设置若干名客户，并免除州县的科役。田地除租税外的全部收益归其家所有，专门用于祭祀，不得另作他用。死后由子孙承袭，并且每代降一等；应当承袭封爵的必须是长嫡子，另外特别改升一官，其余恩数全都与通常制度相同。” 这些田地子孙不得典卖。有罪而绝嗣的人，田地收没归官。这也稍微接近古法，可以向上符合赦恩的本意。如果认为封爵制度难以立即实行，那么请考察唐代贤臣寝堂祭享的仪式，不必使用牲牢、俎豆，只用宴饮所用的器物和日常食物祭祀即可。知谏院包拯上奏说：“臣近来监理祭祀九宫贵神，私下看见由通常入朝的官员充任代理太尉主持祭祀；何况这是大祀，臣深恐不合适。臣看到唐朝天宝年间的敕令说，九宫贵神确实主管水旱，功劳辅佐上帝，德泽庇护百姓，希望每年谷物丰收、灾害不发生。每到四时，命令中书门下派官员前往代理祭祀，又按照礼制，九宫贵神坛位次在昊天上帝之后，坛在太庙之上，使用牲牢、玉璧、币帛等祭品，与祭天地神祇相同。前代帝王有的亲自举行祭享；由于连年以来四方水旱相继，担心是有司供职不谨慎，稍微失去了严肃精诚。臣想请今后四时祭享时，代理太尉应当让两制以上的官员担任，这样才可提高所派官员的规格，以表达崇敬奉祀之意。” 知洪州夏竦请求查禁妖巫说：“臣听说，旁门左道扰乱风俗，妖妄言论迷惑众人，古代的法律对此都处以死刑而不赦免。因为奸臣扰乱节义，狂贼破坏法度，大多假借鬼神之名，动摇人的耳目。汉代的张角、晋代的孙恩，偶然失于防范禁制，最终发展到聚众屯集。国家应当设置严刑，以整肃各方。臣私下认为，本州东面通向七闽，南面控制百粤，编户百姓崇尚鬼神，旧俗尤其相信巫术。汉代的栾巴，已经曾经加以剪除治理。近年以来，传播学习这种风俗的越来越多，假托吉凶祸福，愚弄百姓，残害性命，谋求夺取财物。他们都在居住的地方塑造、绘画魑魅，陈列旗帜，敲击鼓角，设置神坛。婴儿还在襁褓中，就已经让人寄养，称作坛童、坛保之类。等到孩子稍稍长大，就传授妖邪之法，驱使他们成为童仆。百姓有病，就在门上施行符术，禁止人与外界往来，斥退疏远至亲，屏除便利的药物。家人要煎药，就说神灵不允许服用；病人想吃饭，就说神灵还没有允许进食。往往使染病的人死于饥饿和口渴。等到死者的衣服和用品，也说是余祟凭附在上面，家人不敢收取，借机谋求据为己有。如果侥幸免于死亡，家中的资财也假借神意来索取，没有什么不能求取的。其中有孤儿和单传的家庭，幼小而貌美的妻子，有的灭绝人户来求取财产，有的杀害丈夫而纳娶其妻。”}], 这种风气浸染日久，便习惯成了常态。百姓受到无辜的祸害，竟一点也不以为怪；对他们供奉得更加恭敬，对他们信仰得更加深厚。听从巫师的话超过遵守典章，畏惧他们的威势胜过畏惧官吏。奇神异像的图画年年增加，邪恶的符箓和妖妄的符咒，传抄日益增多。小的则杀鸡宰猪来祭祀，收取祭品后带回家；大的则歌舞聚众，吃用祭祀后剩下的胙肉。婚嫁、丧葬、出仕、退处，动辄都要请教巫师。抢劫盗窃、斗殴争讼，出行也必须作法求水[原文“作水”疑有讹误]。侵耗百姓的衣食，迷惑乡里民众。假如想要煽动骚乱，他们很容易就能相互勾结。有关这类事情，法典中本来都有明确条文；只是法律不能胜任，奸邪的药石也不能治愈这种疾病。应当颁布严峻的法典，以革除这种妖妄风气。本州的师巫共有一千九百多户，臣已经勒令他们改业务农，并学习针灸医术。所有主动交纳的妖妄神像、符箓、神衣、神杖、魂巾、魂牌、钟角、刀笏、沙锣等一万一千多件，已经命令焚毁或交纳官府完毕。谨请求朝廷严行颁布条约，希望能够消除这一巨大祸害，保全并宽宥众生，防微杜渐，略尽臣万分之一的力量。宋英宗时，翰林学士范镇上《议废慈庙状》说：“礼，不能有所不及，也不能过分。所以慈母不世世祭祀；慈母而一定要祭祀，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恩德不能不报。祭祀却不世世相承，是因为恩德已经断绝，不可过分。这就是《春秋传》所说的‘祭祀到儿子一代，到孙子一代就停止’。臣伏以为，先皇帝因为章惠皇太后对自己有慈爱保佑之恩，所以按时祭祀，这是礼所不能不及之处。如今陛下继承帝位，对于章惠皇太后按亲属关系是孙辈，她的恩德已经断绝，这项祭祀应当停止，这是礼所不能过分之处。先皇帝不能不祭，陛下不能过祭，两者都符合礼。”

译宋神宗时，张方平、刘挚等人论述庙祀弊端说：“臣等伏见司农寺奏请颁下新制度，规定祠庙一律仿照坊场、河渡的例子，召人承买，收取净利。本府查核在府中以及所属辖区管辖的祠庙有五十多处，不久前已经依照规定施行完毕。其中阏伯庙、宋公庙、微子庙，已经由百姓承买。阏伯庙缴纳钱四十六贯五百文，微子庙缴纳十二贯文，都是三年为一界。臣私下认为，阏伯从唐尧时远道迁到这里的商丘土地，主管祭祀大火；而火是国家盛德所凭借而兴王的象征。本朝历代都尊奉为大祀。微子是宋国最初受封的君主，在这里开国，也是本朝受天命建立国号的渊源，载入典礼，垂示于明确法令，理应虔敬洁净地奉行祭祀。又有双庙，祭祀的是唐代张巡、许远，他们凭一座孤城战死抗贼，正是所谓捍卫大患的人。如今既然准许承买之后，小人以营利为事，必然会在其中招集人众，造成纷乱杂沓、冗余喧扰，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轻慢神灵、亵渎礼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听说，拥有天下的君主祭祀百神，所以对各类祭祀都按礼次序办理，谨慎对待群祀。先代圣明君王所以对鬼神表示恭敬的道理，为国家和万民所遵守的《六经》训典已经说得很完备了。” 所以说‘能够典掌神灵和上天，使自己成为神灵的主宰’，这是人君的职责。如今却只为每年收取一点小利，反而损害国家体统。至于大臣们愚昧地请求朝廷详细斟酌，希望保留这三座庙，不再出售，以符合国家严肃恭敬地奉行典制祭祀、追念崇尚前代功烈的本意。” 知谏院陈襄上奏说：“臣等考察《礼》说：‘天子戴玄冕，在东门之外祭朝日。’又说：‘祭祀四望山川，戴毳冕；祭祀社稷和五祀，戴希冕；祭祀各类小祀，戴玄冕。’注解说：‘群小祀，是林泽、坟衍以及四方百物之类。’孔颖达认为，这是根据地祇的小祀而言：用牲血祭社稷属于中祀，埋牲、沉牲以下属于小祀。至于天神的小祀，则是司命、司中、风师、雨师。郑玄虽然没有明说，道理也可以知道。本朝祭祀仪制中，祭社稷、朝日、夕月、风师、雨师，都穿衮冕；蜡祭、先蚕、五龙，也如此；祭司命、户、灶、门、厉、行，都穿鷩冕；祭寿星、灵星、司中、司寒、中霤、马祭，都穿毳冕，这些都不符合《周礼》。如今天子的六种礼服，从鷩冕以下既然不亲自祭祀，废置不用，那么群臣代行祭祀，自应按照君王所祭之神使用的礼服。谨请求依照《周礼》：凡祭祀四望山川，使用毳冕；祭祀社稷和五祀，使用希冕；祭朝日、夕月、风师、雨师、司命、司中，使用玄冕；至于七祀、蜡祭、百神、先蚕、五龙、灵星、寿星、司寒、马祭，大概都属于群小祀，应当穿玄冕。” 宋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博士颜复上奏说：“臣听说礼有时会失去适中，宁可过于厚重；但过于厚重的积弊，会使事情无法长远。国家的大事，没有比礼更重要的。所谓礼，就是已经举行的，没人敢废止；已经废止的，没人敢恢复。这话固然很厚重，但都是依据先王制定的法度而说的。夏、商、周三代之时，也不是没有不正当而可疑的祭祀，圣人便用义裁断，是正确的就保留，不正确的就废除，成为天下不可更改的通行法则。即使有才高善辩的人，也不能随意恢复已经废止的祭祀。近世拘泥的儒生不考察根本义理，抱持‘宁可厚重’的疑论，说历代的祭祀，有的是秦朝焚书坑儒以后遗留下来的，时君强行采取鄙俗儒生没有根据的说法；有的是源于纬书、候书中的妖妄之说；有的是诸儒解释经书时一时的臆见、穿凿附会；有的是取自传记和非圣人所作的杂书；有的是根据方士、术士祈禳以及阴阳禁忌之术。既然说不敢废除，便和常祀一同施行，于是百姓疑惑而勉强出力，祝文多有惭愧之辞，有司奔走办理，不能胜任琐碎烦杂之事。学者看到这些，不能探究礼的本原，即使斋戒清明、穿着盛服，思念神灵如在眼前，奉上美玉吉帛、肥壮牲畜和洁净黍稷，至高的神灵也不会因此显得光荣。国家沿袭唐朝旧制，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皇帝陛下敬畏三灵，勤勉谨慎地办理群祀；太皇太后陛下德行光明，感通神灵，使万方获得福佑。只是历代遗留下来的弊病，还没有深入讲明。这正是通达礼义的人在盛世里早晚忧勤不懈的原因。谨请求下诏命礼官考察经籍，订为正制；凡涉及纬书、候书，以及诸儒曲解经义、前代污秽朝廷的苟且制度、诸子关于礼制的可疑说法，道士的醮祈，术士的厌胜，一概删去。这样以后，大祀小祀都符合圣人的制度，实行起来没有亵渎轻慢的嫌疑，奉行祭祀的人免得流露出相继疲倦的神色；即使污水洼地也可以荐献黍稷而以馨香为美，上帝安然享用，百神也来享祭。春夏秋三时不受灾害，宏大的福气共同降临。何况这是礼制完备、音乐齐全的时代，所以臣愚昧冒昧地向陛下恳切表达希望。只要陛下留意此事，臣和通达礼义的士人就感激不尽。” 宋哲宗时，太常卿葛胜仲进呈《太常祠祀仪制札子》说：“臣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每年京城的大祀、中祀、小祀，凡有关仪制，以及应当差派的官吏、供奉的人员、牲牢、礼料和数量等，都应由太常寺逐项抄录，编成册子进呈，不得遗漏。臣等随即取来所属各部门的资料，亲自加以编排，编成一部书。臣私下认为，从古代开始，圣王制定祭祀，是用交接神明；用一精、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等来完成祭祀，用千品、万官、亿众、兆民以及经费、收入等各项数量来供奉，以整齐肃敬、内心端正而无所寄托，使先圣之后代能知道山川的名号、昭穆的世次、礼节的适宜、威仪的法则、忠信的本质和禋洁的服饰；又使能够向神明表达恭敬的人担任祝官，使名姓显著的后代能知道牺牲的种类、玉帛的类别、采服的规格、彝器的容量、坛场的位置和屏摄的次序，并让内心遵循旧典的人担任宗官。如今臣等凭平庸浅陋的资质，任职祠官，搜集编纂这些材料，深怕不足以仰承圣明制度。每年大祀共九十六项，中祀共二十九项，小祀共十四项；每项祭祀编为一卷。每年祭祀两次的、四时祭祀的或每月祭祀的，如果祭名不同而祭祀仪式相近，就合编为一卷，共四十八卷，另有目录二卷，题名为《太常祠祀仪制格目》，谨随奏状一并进呈。”

译宋徽宗崇宁三年，太常博士罗畸上奏说：“九宫诸神的神位没有礼神玉，只有燔玉。臣私下认为，应当使用礼神玉，略微仿照礼帛的颜色，荐献在神座前。”议礼局说：“先王制定礼制，用圭璧祭祀日月星辰。所谓圭璧，是把圭的下端制成璧形，用来对上帝表示有所节制。如今九宫之神都以星辰命名，而所用玉器却是两件有邸的圭；两圭有邸是祭祀地神的玉器，用来祭祀星辰，不合《周礼》。请改用圭璧，以符合古制。” 大观年间，侍读兼议礼、武选详议官慕容彦逄上奏说：“臣伏见近来颁下手诏，命有司研究礼乐的实质和形式，以使天下获得福祉，这可以说是太平盛世最盛大的举措。臣私下认为，礼有五经，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载入典籍的祭祀很多，但从京师直到郡县，春秋祈求和报答，遍行天下的，只有社稷祭祀是这样。如今郡守、县令不深入推究其中的缘故，把它视为不急迫的祭祀，坛壝不修整，严重的甚至让百姓在其中放牧、种植。春秋举行祭祀时，临时才置办供品，有时器物不齐备，黍稷不洁净，斋戒洗濯松懈，灌鬯献礼失去规度，实在很不符合陛下‘分别等级、依礼祭祀’的本意。臣查考社稷祭祀，敕令中记载得十分详细，希望圣上特别降下睿旨，告诫郡县务必遵守执行。命各路监司巡行所到之处，察看坛壝；凡不合礼仪的，都把具体情况上报，这样或许官司能够恭敬肃穆地办理祭祀，神灵也会顾临享祭。” 彦逄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分别等级、依礼祭祀，以此与百神交接并礼敬它们。考察法令格式，只有根据斋戒日数的多少来区别大祀、中祀、小祀：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参照祭祀的实质和形式，各有适当之处。然而在天下普遍举行而且最为显著的祭祀，如社稷、释奠、春秋二仲月以及州县的展事，四方士人和百姓都在那里观看礼仪，却都列为小祀。近来因臣僚奏请，仿照国子监制定外州军释奠仪注，散斋三日、致斋二日，这就已经提升为中祀了。至于外州军祭社稷的斋戒日数，按道理不能单独减损。臣愚昧地希望圣上特别下诏，命礼官讨论增加确定。” 秘书监何志同上奏说：“各州祠庙中，有许多封爵不合规矩的地方。例如归州的屈原庙，封为清烈公；潭州的屈原庙，封为忠洁侯。永康军的李冰庙，已经封为广济王，近来却又封为灵应公。此类情况都没有统一的祀典，导致前后差错。应当进一步考察，选取一个较高的爵位作为定制，全部改正。其他也应仿照办理。” 宋高宗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上奏说：“程婴、公孙杵臼在赵国最称功臣。神宗皇帝尚未建立皇嗣时，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建立庙宇，按时奉祀。后来皇嗣众多，如今庙宇相隔断绝，祭祀也没有举行，应当在行在设置神位，遥望祭祀。”朝廷听从了。绍兴十一年，中书舍人朱翌说：“谨按晋国屠岸贾作乱时，韩厥以正直言论拒绝他；程婴、公孙杵臼都以死来隐藏赵氏孤儿，最终使赵武得以立为赵氏后代，赵国的祭祀没有断绝，这是韩厥的功劳。应当把韩厥载入祀典，与程婴、公孙杵臼一同享受春秋祭祀，也足以成为永远劝勉忠义的榜样。” 绍兴十八年二月，监登闻鼓院徐琏上奏说：“国家原庙中配享、辅佐受命的功臣，当时辅弼中有功劳的大臣，都绘制画像陈列在庙庭，以表示不忘。他们历朝总共不过十多人，如今这些大臣的同僚以及他们家中的子孙，必定还有保存其画像的。希望下诏命有司寻访，再摹绘到景灵宫庭院的墙壁上。这不只是借此荣耀诸臣的子孙，也是为了更加彰显祖宗的德业，作为臣子们的劝勉。” 宋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上奏说：“国家驻跸东南，东海、南海实际上都在封域之内。自从渡过长江以来，只有南海王庙按时降下御书祝文，加封至八字王爵。至于东海的祠庙，只因为莱州隔绝，未曾前往祭祀。却不知道通州、泰州、明州、越州、温州、台州、泉州、福州都是东海的分界。绍兴年间，金人入侵，李宝率水军在胶西大败敌军，神灵助其顺利取胜，也算有功。况且元丰年间曾在明州定海县建立庙宇，请依照南海之例，特别封为八字王爵，派官员到明州行礼。”诏令准许了。宋宁宗庆元年间，太常少卿虞俦应诏上封事说：“臣伏准尚书省札子：五月十四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因为雨水失期，祈祷没有应验，可以命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馆职陈述朝廷的过失和当今急务，不得有所隐瞒。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敬畏上帝，忧虑下民，已经命执政、侍从奉告郊庙，又派宰属、卿监、郎官到名山祈祷；疏通审理狱囚，宽免释放被拘押的人，以至于责备自身、避居殿外、减少膳食、撤去音乐。九重宫阙之上，可以说是焦虑劳苦；一念之间，一定能够感通神明。然而陛下仍然认为不够，又下诏征求言论，这是国家的福气、百姓的幸运。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不过是事奉神灵、治理百姓两件事。臣极其愚陋，任职太常，凡治理百姓的利弊还没有时间详细陈述，但事奉神灵方面的缺失，岂能闭口不言？臣听《礼》说：‘治理人的方法，没有比礼更急迫的。礼有五经，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祭祀，是用来与神明交接的。虽然幽界与明界有区别，但神灵的气息可以暗中相通。如果不努力做到严肃洁净，逐渐形成轻慢亵渎，灾变的发生没有不由此而来的。’

译从前孔子的门人中，子路请求祈祷，孔子告诉他说：‘我早就祈祷过了。’如果平时举行常祭时不致以敬意，却在灾变发生的日子急忙祈祷，也已经晚了，还能来得及吗？《春秋》记载雩祭二十一次，都在七月以后。《左氏传》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超过时令才举行就记载下来。’龙星出现，是建巳之月；在这个月举行雩祭就是常祀，超过这个月才举行，《春秋》因此加以讥刺。朝廷今年四月已经举行雩祭，并不是像《春秋》所说失去时令、在七月以后才举行。然而自五月以来，雨水失期，旱情日益扩大，不免要再次举行雩祭，这是什么缘故呢？臣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大概是朝廷上下把礼乐看作无用的空文，把祠祭看作有司照例办理的故事。其中坛壝倾倒毁坏而不修，斋馆破败而不整修，牲畜的洗涤饲养不谨慎，神厨宰割烹煮不防护，以至乐工和供官等人，全都是从市场上召来的卑陋破旧之人；钟鼓管弦哪里能全都合于节奏，笾豆簠簋也有懈怠洗涤的，种种轻慢亵渎无所不有，凭什么感通天地、调和神人与人呢？寒暑失调、风雨失时，过错就在这里，形成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 臣自从任职以来，随事惩治革除，只量力而行，不敢苟且简略；然而微小的愚见不能自已。臣伏见已经下达的指挥，今年正是郊祀的年份，事情重大、体制重要，不是平常祭祀可以相比的。希望圣上特别降下睿旨，重申命令有司，务必恭敬，务必谨慎。凡应当办理的礼科、雅乐，准备乐器，供备祭服，修整坛壝，以及斋馆、神厨之类，细到最微小之处都要周全详尽；还请求朝廷札下有关部门，不得把它当作每次郊祀按常规办理，或许可以做到没有一件事不尽力，没有一件物品不体现诚意。首先可以迎接并延续上天的恩休，其次可以光大国家的典制，这是当前的急务。臣不胜恳切。” 宋宁宗时，卫泾上奏说：“臣恭敬地想，陛下敬畏天命，以光明的德行重视祭祀；大的有天地、宗庙、社稷，其次有群望和百神，遵循常典，全都按时祭祀，没有遗漏。礼制严肃，体制重大，不容忽视。百官有司本应恭谨地尽到自己的职责，以敬承陛下精诚的心意。然而人情习惯于玩忽，法制因徒具形式而废弛，假如不因事重申命令，革除偷安、振作懒惰，又凭什么与神灵交通、面对神明呢？”臣私下考察太常祀典，每年共有八千零二项；祭祀有大小不同，差派官员有尊卑差别，誓戒有规定的日期，斋宿有规定的天数，本来是希望上下共同修治，谨慎办理祭祀。如今却有祭享太庙而让局务中的小臣代理献官的，有奏告社稷时已经差定执事却借故逃避的，有本来员数足够却临期只安排代理官员，甚至只够一半的，有职事官调换后官品相差悬殊，完全不相称的。这类情况不容易一一列举，等级威仪混乱，观瞻轻易，毁坏礼制、丧失敬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伏见乾道三年的指挥：行事官称病请假，应依条文移送医官局检验。到淳熙十一年，臣僚奏请规定：祭祀委派的官员如果拘于职守，恰好又患病，必须在接受誓戒以前报告，另差同等班列的官员代替。” 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明确诏令有关部门，查照前面所说的指挥，重申并严加执行。今后差派祠祭官，必须遵守条格；所差的官员，不许设法规避免任。这样或许人人不逃避职事，礼制不缺官员，仰望能够符合陛下昭事神天的实意。宋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说：“臣听说，臣下活着时对百姓有功德，死后圣王便制定祭祀礼制来报答他，这是仁德的极致、义理的完备。君主治理天下，建立法度，兴办事业，安定国家，抵御灾害，必须广泛任用群臣，之后才能有所成就。然而君主对于臣下，应当使他们得到报答：活着时用爵禄来荣耀他们，死后则把他们列入祭祀之中。”

译传记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把法令施行于百姓的，就祭祀他；以死勤勉办事的，就祭祀他；以功劳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捍卫大患的，就祭祀他。” 这就是所谓五种义。自尧、舜以来，从未有人改变过这一原则。所以《礼记》列举农、稷、后土以下十多人，都是对百姓有功业的人。周成王时期，有功勋劳绩的人在大烝中祭祀，有道德的人在瞽宗中祭祀；其他人有的就在其功业所在地祭祀，有的为他们建立庙宇祭祀，载于传记，清楚可考，总之都是为了尊崇德行、报答功劳。东汉的臣子，如马援，辅佐中兴事业，平定内外祸难，马革裹尸的志向至死不改；对于勤勉办事、安定国家、抵御灾害、捍卫大患这五项，他可以说兼而有之。然而大功没有被记录，诽谤之言一同兴起，薏苡的谣言一传到汉光武帝那里，光武帝大怒；马援的妻子儿女惊惶恐惧，不敢把他归葬，孤魂怅惘而无所依托，更何况敢列入祀典吗？同郡人朱勃上书为他申诉冤屈，并陈述圣王祭祀臣下的五种义理，他对光武帝的规劝，也深切恳到。光武帝最终仍未醒悟，将奏书退还朱勃，令他归田里；直到光武帝一世结束，马援的诽谤始终没有得到昭雪。像光武帝这样，真是少恩的君主啊！陛下天性仁厚，以恩德对待臣下，只要有一点功劳，没有不酬报的，本来不是汉代君主所敢企望的。然而襄、淮一带开始骚乱，京索地区尚未清平，士卒暴露在野外，日子已经很久了，难道没有人身死荒野、魂成为为国而死的殇者吗？” 主将不把情况上报，有司不把情况报告，那么忠贞愤懑之气也可能感动天地的精气，干扰阴阳的和谐，从而招致水旱、昆虫等灾变。臣希望陛下鉴戒光武帝的过失，怜悯边境将士御敌的劳苦，赶快命令边臣搜访为国战死的人，把情况全部上报，予以表彰并登记录用。这样或许将士听说之后会感激奋发，努力作战；对于安定边疆、保卫国境，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国子监说：每年春秋两季仲月的上丁日，在文宣王前举行释奠礼。使用本监官房钱六十贯，只制作茶食等物，按大小碟子排列陈设。使用留守司的乐队，以乐工充任礼生，率领仓场等官员陪位。这与古礼不相合。臣伏见国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应当灿然完备，以光耀万世。何况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是四方观望仰慕的地方。释奠礼的器物和行礼次序，应当交付有关部门详细审定。兼且兖国公是亲自承受圣人教诲的人，邹国公是竭力扶持圣人之道的人，应当列在宣圣像左右。如今孟子身穿燕服在后堂，宣圣像旁却空着一个位置。按礼应将孟子像迁到宣圣右侧，与颜子相对；改塑冠冕、妆饰和法服，一律遵循旧制。” 金章宗泰和三年，尚书省奏报：“太常寺说，《开元礼》祭祀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汉高祖时，请皇帝署名祝板；《开宝礼》祭祀犠轩、颛顼、帝喾、陶唐、女娲、成汤、文王、武王时，请皇帝署名。自汉高祖以下二十七位皇帝则不署名。”平章政事镒、左丞匡、太常博士温德亨、天兴说：“四岳的神灵各有主管，是国家所依赖的，请皇帝署名，当然合宜。至于前代帝王，年代久远、渺茫难考，列入中祀已经是很优厚了，不必请皇帝署名。”参知政事即康和以为：“三皇、五帝、禹、汤、文王、武王，都是流传后世、建立教化的君主；唐、宋祭祀时都由皇帝署名，而今降下祝板却不署名，恐怕礼制还没有完备。不如只依照外路祭社稷和释奠文宣王的例子，不降祝板，而命学士院撰定祝文，颁给各地作为常制。”敕令规定仍按期降下祝板，但不请皇帝署名。元世祖时，东平平民赵天麟上策说：“臣听《大易》说：‘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散的魂魄形成变化。’所以可以知道鬼神的情状。鬼是幽暗的，神是光明的；鬼属阴，神属阳；一呼一吸，无不是鬼神的作用；一动一静，也无不是鬼神的作用。因此圣人明白其中枢纽运行彼此相通的道理，于是制定祭祀的大礼。等到礼制产生弊端，殷人崇尚鬼神，墨子彰明鬼神，距离彼此一道流为邪祟蛊惑人心也就不远了。礼制规定：天子祭祀天地以及天下著名的山川；诸侯祭祀社稷以及本国境内的名山大川；大夫祭祀五祀；士祭祀宗庙；庶人只在寝室祭祀祖先。上位者可以兼祭下位者，下位者不能僭越祭祀上位者，各有制度加以节制。所以礼不在于繁琐，而在于真诚；祭祀不在于过度，而在于适中。用这样的原则来应对神祇，大概就接近正确了。如今国家尊崇并分别等级地举行大祀，各类祭祀都有制度。既有礼部、太常司、侍仪司来完备礼节仪文，又诏令各地官司按时祭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以及载入祀典的历代圣帝明王、忠臣节士，真是美善啊，这些都合宜。臣私下看见，当今百姓不安守常典，妄自祭祀神明，这类事情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这里只略举一端，请陛下明察。东岳，是太平天子告成的地方，是东方藩侯应当祭祀的山。如今却有倡优戏谑之流、经商屠宰酿酒之家的子弟，每年春季从四方云集而来；有的走不到千里也要来，有的携带全家到达。他们违背国家礼典，亵渎神明，停废产业，浪费粮食财物，实在太过分了。从前季氏是鲁国的上卿，越礼祭祀泰山，孔子尚且想让他的家宰制止他，何况卑贱的百姓呢？有人或许认为天人没有分别，幽明相通，只要有荐献的诚意就没有不可以的。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假如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就是虚浮地追逐高远，把贵贱的等级全都忘掉了。有人遇到事情不经过官府，直接到宫阙申诉，这也应该合理吗？这就是所谓只执着于空泛的大道而扰乱名分器物。大人的教化如果不以名分器物来区分上下，秩序就会混乱；百姓的心如果不以名分器物来约束，就会放纵。况且淫祀之人，事奉神灵的诚意极少，贪求福报的欲望却很多。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何必焚香？上位安定、下位顺从，何须烧纸钱？否则即使烧尽天下的香，接连不断地在炉中焚烧；用尽天下的纸张制成纸钱烧掉，臣知道也绝无益处。”

译“为什么这样说呢？神就是明，难道会听从侥幸求告吗？难道会接受不正当而过度的贿赂吗？君子守持恒常之心，从不妄自祭祀祈求福报，而福自然会随之而来。愚昧迷惑的人处在下流之地，每每想靠妄祭来禳除灾祸，灾祸却不离开他，所以可知祸福都是人自己招来的，并不是神能够任意增减的。然而圣人制定祭祀礼制，是为了报答那些本来就应当如此行事的人，这是我们应尽的义理。伏望陛下重申以前的诏令，使天下郡县的官员各自祭祀当地的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节士；凡是下民应当祭祀的神，如祖先以及门、庭、户、灶等，听任他们祭祀；凡是不在典制规定范围内却加以祭祀的，一律禁止，不要让他们妄自亵渎。凡祈神、赛社、以浆酒藿肉祭祀、装饰塑立神像、用泥金涂饰或雕刻木像的，一律禁止，不要让他们妄费财物。这样做，不仅巫觋风气会逐渐消退，也能成为使百姓富足的一项助力。” 以上专门论述祭祀礼制。《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六。《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七。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礼乐【统论音乐】。周景王二十三年，周王将要铸造无射钟，并为它配制大林律。单穆公说：“不可以这样。制作厚重的货币会断绝百姓的资财，又铸造大钟会使财力难以接续。假如积蓄已经耗尽，百姓又很少有办法继续生产，靠什么来增殖财富？况且钟不过是用来振动发声的；如果无射钟还要配大林律，耳朵就听不清了，超过了听觉所能达到的范围。钟声是供耳朵听的，耳朵听不到，就不能算是合宜的钟声；如同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也不能算是眼睛能够观察的对象。眼睛察度，不过在步、武、尺、寸之间；观察颜色，也不过在墨、丈、寻、常之间。耳朵察听和声，也在清浊之间；辨别清浊，也不过是一人耳力所能听辨的范围。因此先王制造钟，最大的音不超过钧，重量不超过石；律、度、量、衡由此产生，大小器物也由此制定。所以圣人对此慎重。如今大王铸钟，声音超过耳朵所能听到的范围，比较起来又不合尺度；钟声不能用来辨知和谐，制度也不能用来制定节度，既无益于音乐，又耗损百姓财力，还要它做什么？音乐不过是供耳朵听，美不过是供眼睛看。如果听音乐震动耳朵，观看美色迷乱眼睛，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耳目，是心的枢纽。一定要听和谐的声音、看端正的事物；听得和谐就耳聪，看得端正就目明；耳聪则言语能够被听从，目明则德行能够彰显。” 听取言语、彰显德行，就能思虑纯正坚定；用言语向百姓显示德行，百姓喜爱并赞美这种德行，就会归心于上。君上得到民心，用来滋长义理和正道，因此做任何事都能成功，求取任何东西都能得到，然后才能谈得上快乐。耳朵听入和谐的声音，口中说出美善的言语，把它们作为法令布告给百姓，再用度量来使之端正，百姓用心力遵从而不疲倦，事业完成而不反复，这就是音乐的极致。口中纳入滋味，耳中纳入声音；声音和滋味产生气，气在口中成为言语，在眼中成为明察。言语用来确立名分，明察用来顺时而行动，名分用来成就政事，行动用来滋养生计；政事成功、生计繁殖，这就是音乐的极致。假如视听不和而受到震扰迷乱，滋味进入身体便不精纯；不精纯，气就散失；气散失，便不能和谐，于是有狂悖的言语、迷乱的明察、变更的名分、过失邪恶的法度；发布命令没有信用，刑罚政令放纵纷乱，行动不顺应时令，百姓没有凭借依靠，不知该用力于何处，各自产生离心。君上失去百姓，做事便不能成功，求取便不能获得，又凭什么能够快乐？三年之中就有两个使百姓离心的器物，国家恐怕危险了！”周王不听。又问伶州鸠，他回答说：“臣所掌的官职不能胜任此事。臣听说，琴瑟以宫音为主，钟以羽音为主，磬以角音为主，匏、竹乐器便于制作；大的不超过宫音，小的不过羽音。” 宫音是各种音调的主音，依次排列直到羽音。圣人保护音乐，也爱惜财物；财物用来制作器物，音乐用来滋生财富。因此乐器厚重的取较细的音，轻巧的取较大的音：金属乐器以羽音为主，石制乐器以角音为主，瓦制和丝弦乐器以宫音为主，匏竹乐器取议音，革木乐器发出一声。政事象征音乐，音乐遵从和谐，和谐又以平衡为基础。声音用来达到和谐，乐律用来达到平衡。用金石发声使之振动，用丝竹使之传行，用诗来引导，用歌来咏唱，用匏来宣发，用瓦来辅助，用革木来调节节拍。万物各得其常，叫作乐；声音达到极致汇聚之处，叫作声；各种声音相应而彼此保合，叫作和；高低大小不超过范围，叫作平。这样铸造金器，磨制石器，系缀丝木，吹奏匏竹，用鼓来节拍，使音乐流行而顺应八方之风。于是阴气不滞，阳气也不散，阴阳依次运行，风雨按时到来，嘉禾繁茂、福祉增多，人民和谐安利，万物完备而音乐成就，上下都不疲惫。所以说这才是音乐端正。如今细声超过主音，妨害正当使用；器物超过限度，妨害财力；正音受到损害、财力匮乏，又妨害音乐。细声压抑大声、大声凌越细声，耳朵不能容受，不是和谐；听声音传得过远，不是平衡。妨害正音、耗尽财力，声音既不和平，这不是宗官所应掌管的。凡有和平的声音，就会有繁殖增长的财富。” 于是用中正之德来引导，用中正之音来歌咏。德音没有过失，便能使神人与人相合；神灵因此安宁，百姓因此听从。至于耗尽财用、疲劳民力，只为满足过度的欲望，声音听起来不和谐，等级比较又不合尺度，既无益于教化，又使百姓离心、神灵发怒，这不是臣所听闻的正道。”周王不听，最终铸成了大钟。二十四年，钟铸成，乐官报告说声音和谐。周王对伶州鸠说：“钟果然和谐了。”伶州鸠回答：“还不能知道。”周王问：“为什么？”回答说：“君上制作器物，百姓准备乐器来供奉它，才叫和谐。如今财物耗尽、百姓疲惫，没有人不怨恨，臣不知道它哪里和谐。况且百姓共同喜爱的事情，很少有不能成功的；他们共同厌恶的事情，很少有不被废弃的。所以谚语说：‘众人的心意可以筑成城，众人的言语可以熔化金属。’如今三年之中，伤害财力的事情已经两次兴起，我担心其中一次会被废止。”周王说：“你已经老糊涂了，懂得什么？”二十五年，周王去世，大钟的声音果然不和谐。东汉章帝时，皇帝把太常乐丞鲍邺等人上奏的音乐事务交给车骑将军马防办理。马防上奏说：“建初元年七月，鲍邺上言：君王饮食必合于道，要顺应四时、调和五味，所以有进食时演奏的音乐，用来顺应天地、奉养神明、求取福应。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音乐是天地的和谐，不可以长久废弃。如今官乐只有太蔟一律，而且都不应合每日的律调，可以制作十二个月的均调，使各自对应本月的气候，这样才能顺应天地的和气。应当依照明帝当初命令灵台候验六律的制度，只是还没有设置相应的门。《乐经》说：‘按十二月演奏，可以宣发气，丰盛万物。’每月开启斗建之门，演奏本月的律调，确实应当施行。希望与待诏严崇以及能够制造乐器的人共同制作、修治，令考工提供所需物料，诏令下达太常寺。”太常寺上奏说：“制作乐器需钱一百四十六万，请令太仆寺制作完成。”皇帝上奏后搁置了此事。如今明诏再次下达，臣马防特意询问鲍邺及懂得音律的待诏，他们都说圣人制作音乐，是为了宣发气、达到和谐、顺应阴阳。臣愚昧地认为，可以顺应上天的明意，特别在岁首命令按正月发用太蔟律，演奏雅颂之音，以建立太平，迎接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