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五

译侍御史王岩叟请求常平法不要划分三等，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昨天颁下的朝廷诏令，文字虽然详细，却还没有完全贯通。四方来的人，都进一步说其中有不便之处。臣考察常平旧法，只要遇到年成丰收、物价低贱，就在市价上加钱收购；如果年成歉收、物价昂贵，就估量市场实际价格，特意减钱出售。这才是常平法。如今却限定必须价格低到下等价才准收购，价格高到上等价才准出售，这就是一定要等到丰歉达到极端才实行法令。稍微达不到等级，官司就被文书束缚住手脚，只能坐视而不敢收购出售。臣恐怕这样久而久之，天下救灾的储备减少，而伤害农民的祸患增多，离常平法的本意就远了。臣请求依照旧法，不划分三等，仍然不必申报请求本州及上司指挥；此外，再根据新近颁下的朝廷诏令，另行修订颁布。” 王岩叟又请求依照旧法赈济，免除河北借粮的利息。奏疏说：救灾抚恤祸患，只怕有做不到的地方而损害仁德，这是先王的用心。随着救济而提出要求，趁人危急来计较利益，实在是先王不忍心做的。臣考察祖宗赈济旧法，对灾伤程度没有等级限制，对百姓没有等第差别，都可以借贷，只命令随赋税缴纳原数而已，从来没有收取利息。因此各地蒙受恩惠的人广泛，感恩的人深厚，郡县仓库把陈粮换成新粮的也很多。后来刻薄的官吏暗中改变旧法，必须等灾伤达到免税七成以上才准借贷，并且只有第四等以下的百姓才免除利息，这完全不是朝廷的本意。由于灾伤免税，多是监司急于聚敛，威胁州县；州县又迎合上意，不再按照灾伤的实际程度免税。如果免税达到七成，灾伤实际上已经是十分严重了；何况有几个肯愿意免到七成？六分和七分相差多少，不过毫厘之间，怎么辨别？幸而评为七分，便另有借贷；不幸评为六分，便没有借贷。只因检灾官吏一句话的高低，就使受灾百姓的幸与不幸相差如此悬殊，不能不仔细察看。无论三等中哪一等以上的百姓，都是皇上的赤子，也同样遭遇天灾，哪里容许因灾害偏偏让他们支付利息？计算他们得到的利益，实在很少；论他们受到的损失，却确实很多，这违背陛下公平一统的心意，也损害朝廷广大施恩的做法。臣请求恢复旧法，不限制灾伤的程度，并允许借贷，不拘泥于百姓的等第，一律免除利息，这样或许圣上的恩泽不会有间隔，使人心感受到最和谐的恩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如果准许臣的奏请，河北、京西、淮南等路近来遭受水灾的州县，请先行指挥施行。二年十二月，著作郎范祖禹请求收养贫民不限制人数，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今冬严寒不同于往年，圣心忧虑，救济小民，无微不至。近来又拿出宫中钱十万贯赐给贫民，这实在是广泛施舍、救济众人，是尧舜的仁德。《礼记》说：‘财富聚集在上面，人民就会离散；财富散布民间，人民就会聚集。’臣知道这些钱一散发，人心就都聚集到朝廷了。古代圣人没有不怜悯救助孤苦贫穷者的。尧任命舜，舜任命禹，都把天下困穷作为谈论的要务。《尚书》称道：‘不虐待无所申诉的人，不抛弃困穷的人，只有帝尧能够做到。’因为置之不理而不救恤，就是虐待；弃置不养，就是废弃。伊尹称赞商汤说：‘先王像子女一样慈爱困穷者。’周公说：‘文王怀抱保护小民，惠及鳏夫寡妇。’孟子说：‘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顾及鳏寡孤独。’圣人养育天下百姓，使贫穷者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那么不贫穷者自然能够安定。因此古代治理政事，一定先抚恤困穷百姓。本朝自祖宗以来，施惠抚恤孤贫，仁政不止一端。每逢大雨雪，就发放公私房钱，甚至出售米、炭，散发钱财；死者则赐钱安葬，恩惠及于生者和死者。近来朝廷无不照办，又发放内库钱财，降下非同寻常的恩典，恩德深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陛下如此勤勉地抚恤小民，而臣有幸在左右任职，私下思考有可以稍微补益圣政万一的事情，难道能忍心默默不说吗？古代鳏寡孤独、残废疾病者都有供养，既然供养他们，就不至于因冻饿而死。朝廷在嘉祐以前，各路有广惠仓救助孤贫，京师有东、西福田院收养年幼、年老和残废疾病者。到嘉祐八年十二月，又增置城南、城北福田院，共为四院，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但每院只以三百人为定额，臣私下认为京师孤苦贫穷者不止一千二百人。并且朝廷每逢隆冬严寒，便临时下诏救济，虽然仁恩广博，但百姓中已经因冻饿而死亡、受损的很多。趁尚未饥饿时救济饥荒，预先制定办法，人就不会饿死；趁尚未严寒时救济寒冷，预先做好准备，人就不会冻死。如今每年收养和临时救济两项费用相等，不如多收养一些更好。臣愚昧地认为，应在四所福田院增盖官屋安置贫民，不限制人数，并依照旧法收养；委托左右厢提举使臣每到冬月多设救济办法，或者发给米豆、设置稀粥，不必专门散发现钱。” 对于各使臣使人存活达到的人数，应记为考绩，酌情给予奖赏；死亡损失多的，也应制定殿罚。若四厢使臣提举不过来，就委托吏部临时另选四名使臣，兼任提举，酌情增加供给，仍按重难差遣办理。短使在使人存活、死亡损失方面的殿最，也依照四厢使臣的办法。天下的广惠仓，臣私下担心州县不把它当作急务，请再申明已有法令，每年按时举行，委托各路监司郑重传达给所属州县。并且在巡行查视时，或在各州另行差官点检，使他们知道朝廷挂念此事，命令官吏尽心赈恤，务必使实际恩惠到达贫民，不得轻率地把它当作末事。畿内各县也请命令筹划修建官屋，依照京师办法收养，不要让远处贫民聚集到都城，另行严立条禁，以杜绝主管支散钱粮者减削克扣的弊端。这样就不会白白耗费物资，而救活的人会更多。国家富有四海，每年使用系省钱一两万缗，对于租赋收入来说不过像海水中的一勺；但饥饿贫穷的人每天得到十钱的资助和一升一合的米，就不会死。这正是治理国家者应当使用的，王政所应优先办理的。何况朝廷幸而不吝惜费用，只要进一步修订旧法，扩大祖宗的仁政，以符合陛下悲悯爱民的心意，又有什么困难呢？” 臣私下想到，陛下近来所做的，远远超过这些，而臣所陈述的事情竟如此浅近。古代圣人没有不把这件事作为首先要办的事务的，因为它关系到拯救百姓的性命，所以办法不能不完备。若臣所说稍有可取之处，恭请陛下详细斟酌施行。

译祖禹又论述常平法，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当今天下的祸患，在于公家和私人都没有积蓄，无法应对水旱灾害和凶年歉收。一时不下雨，百姓就饥饿流亡。去年春夏旱灾，京西、陕西粮食尤其艰难，唐州、邓州出现人吃人的事，男女被遗弃，流离在道路上；活着的人吃狗猪所吃的食物，饥民成群抢劫米粮，因犯法而发配流徙的人接连不断。幸而得到麦子，百姓又有了生存的希望，所以大盗没有发生罢了。然而转死沟壑和被发配到远方的，已经多得数不清。仁圣在上，难道不哀怜他们并为此谋划吗？只不过几个月不下雨，又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百姓已经如此。如果不幸再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将用什么救济他们？从仲夏以来，雨水并不过多，秋收还可以希望。各郡虽有遭受水灾的地方，但大概计算，收成成熟的地方必定多年谷物略有丰登；那么公私欠负催逼民间，急于取得钱财，粮食没有办法储积，必然跌到很低的价格，这就是农民无论丰年还是凶年都困苦的原因。若不是朝廷广泛谋划收购，按时收敛发散，就无法平抑粮价、救济百姓。如今各路提刑司积存的常平钱仍然很多，臣私下恐怕自从停止发放青苗钱以来，常平法还没有恢复到旧日的样子。臣愚昧地请求赶快下达指挥，各路提刑司趁今秋丰收、谷价低贱之时，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加价收购，使谷价不至于过低而伤害农民；明年春天谷价昂贵时，再减价出售，使谷价不至于过高而伤害百姓。如果只用常平钱收购，恐怕范围仍不够广。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拿出内库数十万金帛作为收购本钱，专门用来防备水旱灾害和凶年荒年，按时收敛发散，那么官府的本钱可以始终存在，而百姓所受的恩惠将无穷无尽；救济百姓的性命，没有比这更大的事。祖宗设置内藏库，本来就是为了准备军旅和非常时期的使用。仁宗曾拿出钱一百万缗帮助常平收购本钱，这正是仁恩深深结于民心的原因。钱财出自百姓，又用来救济百姓，只要使百姓存活、不至流亡，那么今年把钱散出去，明年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并不会因此无财。前年冬天严寒，陛下拿出钱十万缗散给穷民；百姓苦于寒冷，陛下不忍坐视他们死亡，捐出钱财给他们，这实在说明陛下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不爱惜。何况收购本钱通常不动，却可以有利于百姓，只是把内库的钱借给外路使用，又有先朝的旧例，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如果认为臣的话有道理，请早日赐予施行。” 祖禹又论述常平法，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重视农业，重视农业的根本在于重视粮食。舜告诫十二州牧说：‘粮食啊，只有顺应时令才行。’《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把粮食和财货列在首位。孔子说：‘重视百姓的粮食和积蓄，是国家的根本，是百姓生存的大命。’臣恭敬地看到，多年以来天灾流行，年成不好。去年春夏交际，天长久不下雨，陛下在上面忧劳到日昃而无暇进食，大臣在下面惶恐请罪，难道不是因为仓廪空虚、百姓没有食物，盗贼一同兴起，将有难以预料的变故吗？一旦得到雨水，报谢神祇，君臣便释然相互庆贺，不再把百姓的粮食放在心上。年成丰歉，是上天的常态。丰年总是少，凶年总是多，水旱灾害连尧、汤都不能免除。然而国家不困顿、百姓不灭亡，是因为有积蓄作为准备。去年春夏不下雨时，百姓已经没有生路，幸而得到意外收获的麦子，难道可以常常指望侥幸而让天灾不成吗？臣听说各路今年秋天可能大丰收，民间不但急于取得钱财，粮价必定会极低。并且小民不作长远打算，一旦丰收便轻视五谷，米粒散乱遍地。古代圣王知道情况会这样，所以掌握收敛和发散的办法来调节物价。管子说：‘百姓有余粮，粮价就低，所以君主在价格低时收敛粮食；百姓粮食不足，价格就高，所以君主在价格高时发散粮食。’物价轻重的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利益就不会流入兼并之家，农民常常能够得到公平，这就是家家富足、人人丰足的原因。到了衰败的时代，丰年不知道收敛，凶年不知道发散，所以政事荒废，百姓流亡。孟子说：‘狗猪吃着人的粮食，却不知道收检；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像这样的话，国家怎么会不灭亡呢？’如今天下背离根本而趋向末业，百姓只看上面所喜欢的事。如果朝廷把农业当作急务，才可以使百姓重视根本。黄金珠玉，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然而人们看重它、喜爱它的很多。假如确实使五谷受尊重而金玉受轻视，百姓哪里会有不重视粮食的呢？布帛一天也不能缺少，也都是人力制作的。至于五谷，如果上天不生、土地不长，就不是人力所能得到的。从前梁武帝在位将近五十年，江南长久安定，风俗奢侈，不致力于积蓄；侯景之乱时，又连年旱灾蝗灾，富民都怀抱金玉、身穿锦绮，彼此枕藉而死。唐朝末年高骈扰乱淮南，扬州米价一斗竟达到五十千钱，都是史册记载的事实。古代有这样的事，怎么知道后世一定不会有呢？如今夏天储存炭、冬天收藏冰，普通百姓都知道这样做；至于丰年，却不知道为凶年作准备，大概是把五谷看作一向都有而轻视它。古人旱灾时准备水，水灾时准备旱灾，丰收时准备凶年歉收，知道天时必然会有变化。希望陛下留意重视农业、尊重粮食，修治常平政务，使天下得到厚实的恩惠。

译六年七月，祖禹任给事中，又把臣僚论述浙西赈济事务的状文封还，奏说：“根据中书省的录黄，臣僚上言：听说浙西州军近来遭受灾伤，朝廷选派转运副使岑象求、运判杨怀宝，并赐米一百万斛、钱二十余万缗，让他们救济灾患。州县也依照条令开仓煮粥饭救济，百姓将要稍稍苏息了。平民一向习惯夸大虚报，以少说多，这个弊端已经很久了。请求明发诏令给本路监司及州县，详细列明灾伤程度、赈济借贷和处理的次序，各自申报奏闻，慢慢考察虚实，并惩罚其中最严重虚报者。”等到诏令又下，臣僚上言：“听说两浙水灾，只有苏州、湖州、秀州三州最严重，常州、杭州二郡则极轻。三州境内，受灾也有高下不同。如今传言有的说水灾极大，没有可以耕种的田地；有的说高田没有水，低田水退后仍有可以耕种的地方。有人认为原本是风把海水推来，江湖壅塞，加上雨水过多，于是发生涨水泛滥；风停水落，这个祸患自然消除，就可以耕种。人们说法如此不同，确实不能不察看。请求下令给本路钤辖、转运、提刑以及苏、湖等五州，让各自详细开具本州水灾涉及多少县、多少村，有没有冲毁房屋、淹死人口，以及高田无水、低田水退后可以耕种的土地各有多少，并命令前往实地核实奏报；如果稍有谬妄，就请求重加降黜。” 此外，朝廷近来另派使者拨付斛斗一百万、现钱和度牒约二十万贯，不能说不多。如果现在没有播种，今秋没有收成，那么今后缺粮赈济的时期将非常长远。所差遣的官员应当斟酌情势、安排这些事务；这一切都取决于官吏是否得当，而一旦处理失宜，危害非轻。请求命令赈济官司，凡是安排较大的事项，都要申报请求朝廷指挥；那些紧急得不能等待回复的，虽准许先行施行，也必须立即列明具体办法奏报，使朝廷能够察知其中是否得当、缓急是否合宜，有不便之处还可以及时挽救。”等到诏令下达。七月二十二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全部依照奏请办理。臣谨按：唐代宗大历年间，连绵阴雨损害庄稼，渭南县令独自声称县境没有受损；皇帝派御史查核实情，发现损失三千余顷。皇帝反复思考很久，说：“县令是治理百姓的官，即使没有受损，也应当说有损失，怎么会这样不仁呢？”于是把渭南县令贬为南浦尉。唐德宗贞元年间，江淮发生大水，宰相陆贽请求派使者赈恤，皇帝说：“听说损失很少，就商议优厚抚恤，恐怕会滋生奸诈欺骗。”陆贽上奏说：“世俗的弊病，多是迎合谄媚，揣摩上意所喜欢的，便夸大其说；估量到皇帝所厌恶听到的情况，便把事情说得小一些。制度和准备措施失当，常常就坏在这里。’又说：‘所花费的是财物，所收获的是人心。只要不失去人心，又何必忧虑财用不足？’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宣慰安抚遭受水灾的地区。宪宗元和年间，南方发生旱灾和饥荒，朝廷派使者赈济抚恤。使者将要出发时，皇帝告诫说：‘朕在宫中使用一匹帛，都要登记数目；只有救济百姓时，不计算费用。你们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意思。’元和七年，皇帝又对宰相说：‘你们屡次说淮南、浙东去年遭受水旱灾害，近来有一名御史从那里回来，说并没有达到成灾的程度，事情究竟怎样？’李绛回答说：‘臣查考淮南、浙东的奏状，都说有水旱灾害，百姓多有流亡，请求设法招抚。他们难道是担心朝廷责罚自己，才肯在没有灾害时谎称有灾害吗？这大概是御史想要作奸邪谄媚之事，以取悦皇帝罢了。希望陛下查得他的姓名，依法审理治罪。’皇帝说：‘你说得对。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听说那里有灾害，就应当赶快救济，怎么还可以反过来怀疑他们呢？朕刚才只是没有思考周全便这样说了。命令赶快免除他们的租赋。’古代的君主听说有灾害，只责备臣下没有上报；对于救灾，只怕臣下吝惜费用，又怕救济来不及。陆贽、李绛都是贤相，也只是专门相信地方守臣的奏报，厌恶上报者缩小灾情，以此缓解君主的忧虑。如今国家建都于汴京，实际上是为了利用东南地区漕运转输的便利。京师数以亿万计的人口，供给军队、养活百姓所需的粮食，都出自两浙。这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不思考这些物资来自哪里呢？如今陛下治理下的两浙百姓，正嗷嗷待哺，处于倒悬般的紧急困境，像婴儿断绝乳汁一样，眼看就要死亡。他们正呼天喊冤，张口等待哺食，以延续早晚的性命，作为他们父母的官府，怎么忍心吝惜力量而不救济呢？臣私下详细考察同僚所说的情况，朝廷已经赐米一百万，赐钱二十多万，州县也自行依照条文开仓煮粥做饭救济，百姓大概即将稍稍苏息了。臣私下认为，煮粥救饥是最下等的办法。百姓已经到了聚在一起吃粥的地步，疫病将要发生；饥饿困苦已经非常严重，死者一定很多。这正是灾害达到极点的情形，正应当忧虑，怎么能就说已经稍稍苏息了呢？又有人说：‘贫民习惯于夸大虚报，把小灾说成大灾，这种弊病已经很久了。臣私下认为，平常年份稍有旱涝，便上诉灾伤，心存侥幸的人或许有这种情况。如今浙西灾害极大，百姓已经流散乞食，逼近死亡，正当此时却怀疑他们习惯于夸大虚报而不加以信任，这是多么残忍啊！’又有人说：‘请下诏令监司、州县详细列明灾伤的分数，说明赈济、借贷和施行的次序，分别申报；并惩罚其中灾情上报最为严重失实的人。’ 臣私下认为，朝廷任用侍从之臣担任一路钤辖，又选派监司前往；他们尚未到达灾区，尚未及安排措施，朝廷却已经不凭信钤辖司的说法，又告诫约束监司、州县。这样一来，臣恐怕官吏束手无策，不能有所作为，上下彼此观望，各自只求苟且免罪。奏报灾情分数超过实际，赈济所用物资稍微宽广一些，这只是小的过失，正应当宽大处理而不予追究，以救活人的性命。如果因此惩罚一个人，那么从今以后官府一定会引以为戒，眼看着百姓死亡而不去救济了。又有同僚说：‘对于人们说法的不同，不能不加以察看。请下令给钤辖、提转以及苏州、湖州等五州，让他们分别列出各州水灾波及了多少县、多少村，有没有房屋被冲毁、人口被淹死，以及高田没有积水和水退之后可以耕种的土地各有多少，并且都要前往核实后申报，不得有任何涉及虚妄之处；如有虚妄，请求重重降职黜退。’臣看到近日浙西申报说：从今年正月的大雨一直到六月，太湖水泛滥溢出，苏州、湖州、秀州等州的城镇都遭到水浸，田地无法播种，房屋被冲毁，百姓抛弃田地、卖掉耕牛，四处逃散乞食。臣认为朝廷听到这种情况，应当命令官府像救火、救援溺水者那样行动，还唯恐来不及。

译如今如果下达这样的指挥，那么每县每村都必须派人抄录核查房屋、人口、田土的数目。在饥荒之际，这些差遣必然会造成烦扰；一件事情核实不实，便担心牵连受罚，整个境内的百姓都快死了，官吏却未必因此获罪。这样一来，赈济反而会被当作可以慢慢办理的闲事，百姓就更加没有救援了。又有人说：‘近来另外派遣使者支拨粮食一百万斛，现钱、度牒约二十万，不算不多。如果现在没有播种，今年秋天又没有收成，那么往后的赈济日期还很遥远；所差遣的官员应当斟酌事情的实际情况，安排处置，一旦措施失当，危害不小。如今所差遣的官员与临时派出的使者不同，如果往后的赈济期限长远，这是本司的职务，在当地自然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暂且委任他们自行处置，不必加以约束，以免他们疑虑观望。’臣私下认为，如今水涝刚刚退去，秋田仍完全没有收成希望。如果确如同僚所说，今年秋天没有收成，本路一定还会再次奏请，朝廷也应当继续接济应付，那么前日所赐的物资就不能算多。况且粮食只命令出粜，官府并不亏损粮价；常平仓本来没有发放赈济的办法，只有广惠仓允许赈济，不足时才允许调拨；常平仓减免税赋达到五分的地方，仍不得超过所限定数额的两倍。浙西钤辖司近来才奏请不限制粮食石斗的数额，朝廷的防禁尚未下达；又奏报夏田原本尚未减免税赋。由此看来，官府守法只会造成赈济不及时，必定没有赈济过度的道理。同僚又说，请求命令赈济官府，凡遇到较大的事情，便申报请取朝廷指挥；对于紧急得来不及等待答复的事情，虽然允许先行办理，也必须立即具列统一条目奏报，使朝廷能够察看其中是否缓急得当，不至于无法及时采取救止措施。臣看到英宗时期，臣的叔祖镇出任陈州知州，辞行时，英宗宣谕说：‘陈州连年遭受灾伤，你到那里后要尽心赈济安抚。’臣叔祖镇到达州治，正值春耕播种之时，便开常平仓借给百姓种粮；提刑司上奏弹劾官吏，皇帝下诏释放他们，不予追究。陈州距离京城不过几天路程，可以往返，但他仍然没有先奏报便行动，担心来不及办成事情。神宗时期，西京发生大水，朝廷派一名郎官、一名御药院内侍前往赈济抚恤，多方救济；北京也是如此，朝廷从未先制定条约来防止他们自行处置。如今两浙距离京城二千里，事情稍大一些，如果必须申报请示，等到得到答复，已经错过时机；即使允许紧急事情先行办理，如果官府有所畏惧回避，不论事情大小一概奏请，不敢自行施行，那么这个办法难道不是反而有害吗？臣看到浙西钤辖司、转运司前后申报说，那里连年灾伤，今年又发生大水，以至于结罪保明，奏请粮食和度牒；又说当地父老称四十年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水灾。最近奏报苏州饥民每天死亡五百到七百人，饥荒和疫病比熙宁年间更加严重；湖州又奏报贫民进城后接连死亡，男女儿童被遗弃，官府代为收养。根据这些情况，灾伤的轻重也可以知道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七百人〕 如今详细考察同僚所说的大意，只是因为朝廷所赐的钱粮不少，担心灾情不至于像奏报中说的那样严重，所以想考察虚实，惩罚虚妄失实的人。然而臣愚昧的忧虑是，朝廷已经赐给钱粮一百二十万，恩德深厚、恩泽广大，又选派监司前往，免得再临时派遣专使；如今监司刚刚走出国门，钱粮才送到本路，就下达这样的指挥约束百姓，人们一定会认为朝廷过分吝惜钱粮，轻视抛弃人命，认为一百二十万已经嫌多，那么将来长期缺粮，又能有什么指望呢？吝惜的是财物，失去的却是人心。况且本路有钤辖司、转运司、提刑司、发运司，彼此互相监察，而转运司主管财物，不愿意多花费用，所以自祖宗以来，赈济都委托给提刑司，大概就是担心转运司吝惜物资。监司、州县遇到凶年饥荒，都是不得已才上报朝廷，难道肯在没有灾害的地方赈济并不饥饿的百姓，耗散仓廪，白白损失租税，以招致办事不力的责罚吗？如今只应当告诫官府，多想办法，保全人民性命，放宽对他们的约束，以救活百姓的成效来要求他们，这样或许可以使剩余的百姓早日获得安居。只是发放物资没有章法，白白耗费官仓；官仓赈救不能达到贫弱百姓，出粜反而使兼并之家获利，以及处置措施不当，这些才应当加以约束。然而这本来是监司、使者的职务，朝廷也很难从遥远的地方替他们筹划安排。如果监司任用得人，这些弊病自然会少；果真有这种弊病，民间的议论也会传播开来，难道能够掩盖吗？台谏足以根据传闻弹劾奏报，朝廷也足以考察并按实效查办，还不算晚。如今预先下达这样的指挥，只能徒然牵制、扰乱他们的作为罢了。臣恭敬地希望圣上以远方百姓的生灵性命为念，不要忧虑官府赈济过多。同僚所说的那些事项，恭请不要再施行。所有录黄，谨此封还。祖禹任翰林学士时，又上呈救恤百姓的劄子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怜悯忧虑百姓，出于真诚之心。只要一有灾伤，就派遣使者赈济救援，对仓廪府库中的财物毫不吝惜。十年之内，先后两次从内库拨出钱十万缗，赐给京师受寒受冻的百姓。祖宗时期，只听说免除、放宽拖欠的赋负，从未听说像这样赐钱很多。陛下的恩德恩泽深厚，正是古代圣帝明王的用心。然而天灾流行，百姓仍然难以得到食物。臣访察听说，河北各郡聚集的饥民到处以数万计；如果今年夏秋再有一次歉收，不知国家的力量将凭什么继续支撑。臣希望陛下再同执政大臣谋划救济百姓的办法。朝廷政事应当致力于安静，不妄自多作，专心听取民情。只要左右近臣顺从执行，就没有百姓安定而国家不安、百姓和乐而上天不应的道理。陛下养育百姓如同养育子女，看到百姓受苦便如同自己受伤；如今百姓正处在饥饿困苦之中，尤其应当把使他们安定作为急务。希望陛下深思圣意，以巩固国家根本，天下幸甚。’

译元祐二年，潞州知州梁焘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冬天严寒，今年秋天大旱，受灾百姓如同躺在焦热之中，每天盼望皇上的恩泽来洗涤他们的创伤。陛下畏惧上天的警戒，怜悯百姓的隐忧，内心诚恳地修治政事，对外整饬尚未受损的清静治理，希望陛下放宽忧虑。只应当采纳公正的言论，讲求仁厚的办法，安坐而使圣上的明恩实惠遍及四海，那么上天降下的监临昭明可见，也会回报以吉祥福祉。’臣认为，百姓已经困苦很久，年年又接连饥荒，如今冻饿已经足以令人深深忧虑，今后流离失所更是大患。现在正应当由朝廷供给衣食、抚慰安养，牢牢凝聚他们的心意，使他们珍爱父母妻子，留恋祖坟、里巷和水井，彼此扶持而不背离，宁可一起死去也不离开。百姓不背离，盗贼就不会兴起；百姓不离去，田野就不会荒芜。巩固根本、安定国家，关键就在这里。臣听说，天下拖欠而暂缓征收的税赋，编入敕令，限定年限催促办理；这种催理命令虽然在丰年施行，但往往遇到灾伤，偶尔有小收成时，官府又依法催逼、督促期限。即使收成十分丰熟，也会被各种名目分割征取，所以民间愁苦怨恨纷纷，总把拖欠赋税视为苦事。官府收入既然限定在一定数额以内，往往仍然不足，以至于使用严刑峻令，才勉强做到一丝不剩；官府库藏略有补益，百姓家中却已经空了。每三年遇到一次大礼，最终还要借助赦恩来蠲免；在公家方面只留下办理拖欠的名目，在私人方面却造成刻剥的弊害。这是公家保存了空名，私门却承受了实际损害，危害竟然如此，又对治理有什么益处呢？臣想请求圣上施以慈恩，特别下达指挥，核查遭受灾伤的路分，将元祐二年以前现存的暂缓征收税赋一律免除，以救济百姓。当前眼下的紧急困难如果得到解决，那么圣上的明恩实惠就会下达到偏远之地，百姓感激欢欣，全都归向圣上的德行。如果郡县任用得人，恭敬体察诏令禁防，又寻求慰劳招徕、安抚聚集百姓的办法，使他们免受冻饿流离之苦，先接续到麦子成熟，最终保全平安；和气充足之后，阴阳自然顺调，四时协调有序，百谷因此成熟，几年之间，税赋收入就可以增加到超过暂缓征收数额的一倍了。陛下如果一定要救全百姓，这件事最为切当。恭请陛下从内心决断，不容许中途改变，使朝廷内外都明确知道这种非常的恩典出自两宫，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二月，左司谏刘安世与右谏议大夫朱光庭一同请求改革常平制度的弊病，上疏说：‘臣等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就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就叫作危急；没有三年的储蓄，就叫作国家已经不像国家。因为先王的制度是，耕种三年必须有一年的粮食储备；以三十年计算，就可以有十年的储备。所以尧、汤时期水旱灾害连续多年，却没有因饥饿而死、因瘦弱而病的百姓，正是采用了这个办法。三代以后，井田制废坏，便利百姓的办法没有比常平更好的。这个办法从汉代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改变。只是近世以来，常平制度徒有名称而没有实际，凡是用来养活百姓的措施，按月计算都不足，哪里还有空闲议论三年的储蓄呢？因此年成有时歉收，百姓就常常面带菜色；强壮者转而成为盗贼，弱者不免饿死。保全民众的办法竟到了这种地步，也实在太疏略了。臣等私下认为，自从罢除青苗钱以后，天下州县都存有积钱；朝廷虽然重新建立常平制度，条目十分详细，但上下因循敷衍，从未真正留意。既没有统属机构来纠察其中的乖谬，也没有赏罚来进行劝勉和抑制。加上转运司只想姑且缓解眼前的急迫，多方借贷，使储备日减月削，根本没有偿还充足的期限。’ 如果没有惩治和改革，弊病将会多得无法承受。臣恭敬地希望圣上特别降下明示，取今日以前所有有关常平的敕令，严明责成近期完成，专门委托户部删订为一部书，交给有关官司，使他们全部遵守。仍请先行下达指挥，将天下现存的常平钱，趁今年秋天丰收之时，命令五路一律收购粮食；其余路分也分别估量各处可以长期储存粮食的数量，大范围收购。再用本司的钱修建、整治所需的仓廪，把一路所有的钱财统筹调配以供应一路之内，不得集中在一州；一州境内，也不得集中在一县。各地应当按照户口多少，确定收购粮食的大致数额。每逢凶年歉收，就依法出粜。收购和出粜的办法，通常随着市场价格增减而实行，这样官府的本金可以常存，物价也不能飞涨。若遇到旱灾、水灾等灾害，百姓便有可以得到救济的资源，不至于流散；朝廷的恩泽可以连续不断，也没有缺乏断绝的忧患。这样相沿日久，逐渐达到九年的储蓄，太平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陛下推行至诚恻隐之意，明诏执政大臣共同努力施行。所有官吏的殿后与最优考核，也请求斟酌修订。将来颁布之后，如果有人违犯，州县委托监司监察，监司命令户部、御史台察觉并弹劾上奏，这样或许能使两位圣上恤民的仁心不成为徒然的政令，流传万世，天下幸甚。’ 安世又上奏请求赈济借贷凤翔府境内的饥民。奏疏说：‘臣恭敬地听说，京西、关陕去年时令不利，谷物歉收，农民艰难度日；两路的郡县已经实行赈济借贷，而凤翔与永兴军实际上接壤，旱灾的程度大致相同，物价飞涨，百姓多面带菜色。臣听说秦凤路各郡都按五分收取，只有岐下确实没有达到这一程度；然而转运司受邻州先例牵制，放税只到五分，拘泥于常法，不能列入赈济范围。如今正值仲春，百姓已经穷困，如果等到夏麦收获，必然会有饿死者。近来听说崔谋镇发生白天惊扰抢劫之事，愚民处境急迫，哪里还会有常态安分之心？与其任由他们弃尸沟壑，不如亡命成为盗贼，侥幸求得万分之一的免死机会。臣私下担心，饥荒因此发生，盗贼遍布，使关中百姓不能安居，这不是小事。臣愚昧地请求朝廷专门委托秦凤路提刑司迅速查明估量；如果凤翔境内确实荒歉，就立即命令本司按照永兴军路遭灾州县的标准特别实行赈济借贷，不必再次奏报等待朝廷的防禁。这样不但千里之内的百姓可以免除辗转死亡的祸患，盗贼也应当因此衰减平息。恭请圣上详细斟酌，早日赐下指挥。’

译安世又因年年旱灾请求讲求救荒政务，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入冬以来降雪失时，今年春天直到夏天更加遭受严重旱灾，冬小麦、春小麦将要枯槁，秋季播种尚未进行，百姓已经难以得到食物，今年的收成令人忧虑。虽然两宫焦虑劳心，祈祷祭祀无不周备，但应验祈求而降下的雨水始终不够。臣曾考察本朝旧例：太祖建隆元年，因为扬州、泗州百姓多有饿死，郡中军储还有一百多万斛，便命令开仓赈济借贷。乾德二年，曾经下诏各州长吏，看到百姓田地旱灾严重的，立即免除其租税，不必等待上报。太宗有时遇到旱年，一定吃蔬食，并把日常食品减少三分之二，得到雨水后才恢复平常膳食。真宗祥符八年，因为京东物价稍贵，命令有关官司从常平仓以减价出粜粮食，用来救济贫民。祥符九年，下诏江淮发运司每年留存上供米五十万，以备赈济。如今旱灾的势头广泛而深远，相关事务应当预先筹划。至于散发财利、宽缓刑罚、放松劳役、增加娱乐、求助鬼神、铲除盗贼，都是圣人救济荒年的政务，也应当在事情发生前预先讲求。恭请圣上向上效法三位圣人的用意，向下考察成周的典章，凡是可以救灾恤民的措施，都按次序施行。’ 元祐五年七月，知杭州苏轼请求预先筹备来年救济饥荒的办法，上奏说：“臣听说，事情预先筹划就能成功，不预先筹划就会失败，这是古今不变的至理名言。至于救济灾害、体恤患难，更应当及早进行。如果在百姓尚未饥饿时救济，所用物资少而救助范围广，不过是宽减上供、籴卖常平粮而已，官府没有大的损失而人人都能受到恩惠，今年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等到百姓已经饥饿才救济，所用物资多而救助范围反而有限，甚至耗散省仓储粮、亏损赋税收入，官府只落得困窘，而饥民最终还是死亡，这就是熙宁年间的事情。熙宁年间的灾害，本来是因为天旱米贵，而沈起、张靓之流没有事先奏报，只是悬赏并禁止粮食外运，富民都争相藏粮，百姓没有东西可吃；等到流亡饿死的人已经出现，朝廷才知道，开始下令从江西运粮，并截留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来救济，派人在城门巡行分发米粮，在街道拦栏施粥，最终仍不能救济饥荒。不久又继发疫病，本路死亡五十多万人，城郭萧条，田野荒芜；两税和课利都失去原有数额。据核查，熙宁八年本路免放税米一百三十万石，酒课亏减六十七万余贯，略计所损失的粮食共三百余万石，其余耗散更无法全部计算。直到今天，转运司贫乏得无法施展，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没有预先处置的过错。” 去年浙西几个州郡，先遭水灾后遇旱灾，灾情不亚于熙宁年间。两位圣明的君主仁慈明智，在去年十一月中首先发布恩诏，截留拨付本路上供斛斗二十万石赈济；又在十二月底宽减转运司元祐四年的上供斛斗米三分之一，共五十余万斛，全部用所得钱财购买银和绢，上供丝毫没有亏损县官。命令下达之日，各地都欢呼；官府停止收籴后，米价自然下降。又从正月开始开仓出售常平米，同时免除数路税场所征收的五谷力胜钱，并且赐给度牒三百道以帮助赈济。本路安定平静，因而没有一个人饿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预先处置的力量。由此看来，事情预先筹划就能成功，不预先筹划就会失败，祸福的差别竟然如此悬殊。大体说来，两位圣主怀有天地父母爱民之心，看见百姓疾苦，便竭力救助，本来不计较耗费多少；而臣愚昧无知，只知道权衡利害轻重、计算得失大小，认为这就像平民之家置办庄田、招募佃客，本来是希望收取租税，并不是为了行仁义，但即使如此，遇到水旱之年，也必须免除欠负、借给种粮，因为他们实在担心佃客逃散而田地荒芜，日后的损失必定加倍于今天。何况拥有天下、统治万民，怎么能不考虑后果呢？” 臣自去年以来，一再微薄进言，屡次冒犯圣听，实在是担心陛下的佃客逃散、田地荒芜。去年杭州米价每斗达到八九十钱，自今年正月以来逐日下降；到五六月间，浙西几个州郡大雨不停，太湖泛滥，各地庄稼受害。六月初，米价又上涨；七月初每斗达到足陌一百钱。现在新米已经上市，但常平官米却不敢停止出售，灾情的发展恐怕会像去年那样。去年的灾情如同人刚开始生病，今年的灾情如同旧病复发；病状虽然相同，但体力已经衰弱，恐怕难以支撑。又因为春夏交替时雨水调匀，浙人以为会有丰收，便典卖财产、借债出息来经营田作，车水、筑圩，地势高低之处几乎都已如此；投入的本钱已经很重，眼看就等到成熟，却被淫雨和风涛一下子毁坏，百姓的穷困实在比去年加倍。近来将官刘季孙前往苏州检阅教练，臣秘密命令季孙沿途访察民情。季孙回来告诉臣，这几个州不只是淫雨为害，又有多次大风掀起潮浪，堤堰圩垾几乎都破损了；湖州城中进水，民房都被淹了一尺多深，这是去年没有的情形。转运判官张璹从常州、润州回来，所说大致相同。他说吴江平望八册之间，有人全家田里的禾苗都淹没在深水底下，父子聚在一起哭泣，只能乘船筏捞取；还说半成熟的米粒尚且可以炒来吃，青色稻穗姑且可以拿去喂牛。

译即使从现在起雨就停止，今年也已经不是丰收之年，何况雨停不停还不能知道，那么来年的忧患，就更不是今年可以相比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去年杭州掌管常平米二十三万石，现在已经卖掉十五万石，虽然还剩八万石，但出售还没有停止；又因为去年灾伤而免税，和籴又没有实行，省仓缺额，以上这八万石常平米只够兑换拨充军粮，已经没有现存粮食了，只有将近八万贯的籴米钱，而钱不是救济饥荒的东西。来年米价越贵、钱越贱，即使积钱如山，最终也没有用处。熙宁年间，两浙市易司发放钱一百万缗，百姓无论贫富都可以领取使用，但却买不到米，因此拖着罗绮、佩着金玉而横尸道路的人数不胜数。如今浙东浙西大体都已把常平米籴买完了，现存数目极少，熙宁年间的忧患已经清楚地摆在人们眼前。臣才力短浅，又加上衰弱多病，而一路百姓的生计忧患都由臣负责；臣受恩深重，不敢另行请求闲散州郡，日夜思考寻求来年救济饥荒的办法。如今浙西几个州米既然歉收，而转运司又掌管上供年额斛斗一百五十余万石，两司争相籴米，米价必然大涨，饥荒会更加迅速到来；和籴若不实行，来年青黄不接之时，常平只有钱没有米，官吏束手旁观，百姓死亡；而且这里连接瓯、闽山海之间，盗贼可能聚集，或许发生意外之患。到那时，即使诛杀臣等，对已经败坏的局面又有什么补益？因此必须把实情全部奏报。伏望圣慈记录臣的奏章，下达户部以及本路转运、提刑两路钤辖司，尽快共同审度来年是否应依常平斛斗制度出钱籴米以救饥。若认为应当准备，就列明各州所需数目；臣已经估算杭州需要二十万石。同时还请各司分别筹划应当如何办理，使米价不至于大幅上涨，并能收籴足额。若各司认为不必准备出米粜卖救济，就命各自具文保证来年确实不会发生饥死流亡，并承担罪责奏报。因为如今已经立秋，距离和籴的日期没有几天了，等到审度往返、取得批答，深恐来不及办事，伏乞详察，迅速赐予指挥。” 贴黄：臣听说道路传言，闽中灾情尤其严重，盗贼也很多。有人说邵武军有强盗，人数不少，恐怕是廖恩的余党。转运司现在已经命衢州官吏就近访察，虽然还不知道真假，但万一确有其事，不可不预先考虑。贴黄：臣谨按《唐史》记载，唐宪宗对宰臣说：“你们多次说吴越去年遭遇水旱灾害，昨天有御史从江淮按察回来，说那里不至于成为灾害，这件事是真的吗？”李绛回答说：“臣见到淮南、浙东西道的文状，都说遭受了水旱灾害。况且各地方受命任职的，都是朝廷信任重用的臣子，如果不是事实，怎么敢上奏陈述？这本来就不是虚妄之说。御史官位低，选用的未必是合适的人，在奏报之间或许会容纳逢迎献媚之言。何况推诚相待，是君主的根本之道；如果一方歉收，就应当立即救济那里的饥贫百姓，哪里还可以怀疑呢？”皇帝说：“今后各道遭受水旱饥荒的地方，应当迅速免除赋税并予以借贷。”又按《本朝会要》记载，宋太宗曾对宰臣说：“国家储蓄，是最急迫的事务，因为要用来准备凶年、救助人命。此前江南几个州似乎有灾旱，朕听说后，急忙派使者前往，分路赈济借贷；果然听说没有流亡，也没有饿死的人，同时也没有盗贼之患。如果没有积存粮食，凭什么救济饥民？臣近来每次看邸报，各路监司多在三四月间先奏报雨水调匀、禾苗茂盛，等到发生灾伤，非要等到饿死者遍布道路之后才奏报，这是有司的惯常情态，也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丰收不必抢先报知，人人却争相奏报灾伤，正应当预先准备、相互照应而不隐瞒；如果不是朝廷广泛加以访察，那么远方的百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申诉呢？” 苏轼又上状奏说：“右臣近来恭敬地看到，两位圣主遇到灾害便警惧自省，忧劳四方，因此救济饥民，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两浙、淮南共赐度牒六百道，其中杭州、扬州二州各得到一百道，使百姓欢欣鼓舞，歌颂圣上的恩泽。谁知还不到几天，淮西提刑便向户部申报，说本路常平斛斗足够使用，不需要上述度牒；两浙转运、提刑也申报说本路今年丰收，没有流民。于是户部向都省申奏，请求收回度牒所得钱粮，以备别时支用。都省竟然不再奏禀圣上裁决，便下令本路提刑司依户部所报施行。臣考核以往，圣恩因灾伤特赐钱物赈济，从来没有像这样中途改变的。如今却由都省下令追收，体例上实在令人震惊，也有损物听。淮、浙两路去年灾伤严重，行路之人都知道；即使今年秋粮大丰收，恐怕尚且不能弥补创伤，何况现在正值春夏交替、稻秧还没有完全种好之时？不知道各路提转官凭什么看出今年秋天必定丰收，便申报丰稔？这显然是小臣无意体恤百姓，只专心献媚，而户部、都省又乐于听信这种话，立即施行，追回并废止两位圣主已经施行的恩泽。百姓听说后，都认为朝廷不是舍不得饥民，而是舍不得这几百张度牒；中途反悔，使施惠不能贯彻到底。” 臣忝居禁从之列，受恩极深，不忍看到小臣迷惑误导执政，使已经施布的恩泽收回，损害并玷污圣德；为了吝惜小小的费用，反而造成丘山般的损失。因此冒昧进言，伏望圣慈察知臣孤忠，将此奏章留在宫中省览，不再发出，只作为圣意私下访闻之事，告诫执政，命令迅速下达指挥，不得再拘收，一概依照先前颁下的圣旨，全部用于赈济。这样才可使艰难缺食的百姓始终受到恩惠，也可避免两位圣主已经施行的恩命反复追收，从而失信于天下。臣不胜区区之情，谨录奏闻。”

译元祐七年二月，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扬州，又上奏说：“臣已经把积欠问题六件事，以及过去所论四件事，具奏上报。臣听说孟子说：‘用不忍心看百姓受苦的心，施行不忍心让百姓受苦的政事。’如果陛下起初并没有这样的心意，臣又怎敢一定希望施行这样的政事？多次进言而多次不被听取，也可以停止了。然而臣仍然勤恳地强行聒噪而不停止，大概是因为陛下确实有这样的心意，却被臣下阻隔沮丧了。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之初，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天下人都振奋起来，希望在一年之内看到太平。如今已经八年，百姓却更加贫困，这是什么道理？愿陛下深思其中原因。如果不是积欠压迫百姓，自古以来哪里有施行仁政八年而百姓仍不能复苏的呢？臣以前所论四件事，不能说不切中要害，但经过一百多天，丝毫没有施行。臣既然不断论奏，执政大臣才开始奏说：‘起初没有看到臣的这篇奏疏。’于是奉圣旨命臣另行抄录奏报，意思是以为这篇奏章早晨上朝、晚上就会施行。如今又过了两年，由此可知积欠之事，大臣并不想施行。如果不是陛下留意，严厉地下达指挥，而只是作为通常公文发出，随后又当作熟习的例行事务进呈，依惯例送户部审看详议，那就绝没有施行的道理。臣人微言轻，不值得计较；所可惜的是陛下的赤子百姓日益困苦、日益危急，已经没有生存的办法了。臣又私下料想，大臣一定会说：如今西部边境正在用兵，急需财利，这件事还不能实行。臣认为，户部所掌管的积欠，数目不可计算，实在似乎值得珍惜。但如果确实计算州县催收到的数目，经过多年积累，户部的积欠即使一丝一毫地积聚起来，又怎么足以帮助军费的万分之一呢？臣愿圣明的君主特意作出英断，早日赐令施行。臣访闻浙西饥荒和疫病大作，苏州、湖州、秀州三州死了超过一半的人。即使积水稍稍退去，露出泥田，但都没有土可以修筑田埂；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饿死者的遗民形同鬼魅。臣私下估计，这三州百姓即使朝廷特别加意惠养，仍须官吏任用得人，十年以后或许才能完全恢复。《尚书》说：‘在没有混乱时制定治理措施，在没有危险时保全国家。’浙西的灾患，如果在一两年前，上下都忧心悔责、同心协力救济，那么劳费、残破和弊害一定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严重。臣任知杭州时，曾预先奏请下令发运司多籴米斛，以备来年救济饥民。圣明俯察，支给钱一百万缗，让其收籴；而发运使王觌坚决说米价高，不肯籴买。” 那一年米价虽然稍贵，但与第二年春夏相比仍然非常便宜。即使按较高价格籴买，也总胜过没有粮食；但王觌固执己见，始终不肯收籴一粒粮食，导致第二年救济失去准备。上下都知道这件事，却没有追究。小人见识浅薄，只替朝廷吝惜钱财，却不替君父爱惜百姓，大多都是这样。淮南东西各州，接连多年遭受灾伤，近的已有十年，远的已有十五六年。如今夏田刚有一次收成，百姓在百死一生之中才稍稍有了生机，监司却争相催逼积欠，使百姓重新陷入困苦。凶年中的怨恨叹息之气，必定又会招致水旱灾害。希望圣慈在还可以救济之前救助他们，不要等到像浙西那样，在已经无法救济之后才救助。臣冒死请求，内降手诏说：‘访闻淮浙积欠最多，连年灾伤，流亡饿死者接连不断。如今淮南才收获了一季麦子，浙西还不能保证是凶年还是丰年。淮南东西、浙西各种欠负，无论新旧，只要有旧官府本据，一概特别允许暂缓催理一年，使长期困苦的百姓稍稍知道饱食的快乐。仍另行赐下指挥，命各路安抚钤辖司仿照臣所说六事、四事，推类研求，替天下疲惫的百姓一并洗除创伤，那么几年以后还可以希望达到太平。’” 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定于五月十六日册立皇后，皇室宗族世世相传，这是天下的大庆典。孟子说：‘《诗经》说：古公亶父，清早骑马而来，沿着西边的水岸，到达岐山之下；于是同姜女一起前来营建居室。’在那个时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就是周朝能够称王天下的原因。如今陛下承受这样的重大喜庆，难道还不想到那些被积欠压迫、流离道路、家庭不能保全、卖田卖儿来缴纳官府赋税的百姓吗？如果亲自发布恩诏，竭力推行此事，所保全救活的不知有几千万百姓；上天鉴察并不遥远，必定会成为子孙无穷的福祉。臣不胜拳拳孤忠，冒死进这一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元祐五年，文彦博上奏说：“臣于四月二十九日到达西京，看见本京进奏官申报并抄录报告：皇帝、太皇太后的诏书说，因连年灾旱，宿麦已经收尽，秋季庄稼尚未播种，圣上深为忧念，引咎归于自身，特意减少日常膳食，由此可见圣心焦虑劳苦，具有尧、汤归罪自身以顺应天意的意义。然而臣从前在都城时，每次见到从西面来的使者，询问雨泽和庄稼的情况，多说近来已经下雨，禾苗茂盛。臣离开都城到洛阳后，看到洛阳百姓田中的宿麦和秋稼，完全如圣诏所说，深恐今后百姓缺食，便聚集起来成为盗寇。伏望严令监司加以察觉，守令勤勉体恤百姓疾苦，不要造成烦扰；并督责巡检、县尉，清除盗贼，使境内清肃、百姓安居。救荒政务，各方面都应忧心办理，诸事预先防范，或许可以没有后患。”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上疏请求恢复义仓制度，说：“臣听说，盗贼增多，往往起于荒年；荒年粮食不足，往往产生于没有预先准备。准备灾害、救济患难，常平仓、义仓的设置，是最好的法令。熙宁十年，才开始讲求隋唐旧制，兴置义仓，令每户在正税斛斗一石之外另纳五升，用来准备灾伤时赈济，不得挪作他用，法令相当周密。因为所征收的很少，而积聚的很多；储藏在郡县，发放给百姓。征收得少，百姓容易缴纳；积聚得多，国家足以施予。储藏在郡县，荒年便有准备；发放给百姓，民情便没有怨恨。这是隋文皇帝、唐太宗曾在太平时代实行过的、已经验证的成效。元丰八年，下令各路义仓一律废止，议论此事的人至今还感到惋惜。如果认为它扰民，那么所缴纳的才是二十分之一；如果担心被挪作他用，当时已经有明文禁令。况且水旱并不固定，饥荒间或发生，打开仓廪赈济时常常苦于不足，实行劝诱征集又难免强取。与其仓促施行，不如在平时无事时预先准备。如今平籴之法已经恢复，只有义仓制度还没有兴办。臣认为，义仓储粮设在接近百姓居住的地方，饥年赈济就没有长途奔走的劳费，而百姓也能得到实际恩惠。”

译隋朝开皇年间依托乡社设置仓廪，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臣请求恢复义仓法令，在村镇有巡检廨舍的地方建立仓廪，以便征收和发放；其余地方也一律命有司加以修整，以备荒年，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 哲宗时，户部侍郎苏辙因旱灾请求允许群臣当面进呈言事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两年以来，民气不和，天意不顺，灾害接连而来，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淮南发生饥荒，甚至有人相互吞食；河北百姓流亡迁徙，道路上络绎不绝；京东困苦疲敝，盗贼成群出现。两位圣主遇到灾害便忧惧，倾尽仓廪来救济百姓的困乏，单是这三路发放的粮食就已经接近三百万斛了。过去的赈济抚恤，从未有过这样的规模。然而民力已经困竭，国家用度也已经耗尽，而旱势还没有停止，夏麦收成无望，秋稼尚未播种。几个月以后，官私两方面都将没有接续，群盗蜂起，形势必然会发展到这一步。臣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来应对。”臣私下看到，太皇太后陛下清正自守、奉行法度，对万物一视同仁；皇帝陛下恭敬沉静、谨慎安靖，一举一动都依据礼义。皇天后土都明察这份心意，但和气却没有应验，臣实在深感不解。陛下曾经探究过其中的道理吗？臣听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调和通畅，雨水才会到来。君主广泛听取意见以接纳臣下，臣下竭尽言论以报告君上，上下相互沟通，元气才会调和。如今两位圣主居于帷幕宫禁之中，早晚能够参与谋议的，上面只有执政大臣，下面只有谏官、御史，不过几十个人而已。” 其余侍从、近臣，即使是六部的长官，也都不能进见，更何况那些远处的臣子呢？臣认为，群臣的见识和思虑有深有浅，心中所好所恶也各不相同，所以必须兼听、广泛阅览，才能充分了解万物的实情而获得真实情况。如今陛下听取意见既不广泛，所施行的事情就不能不偏颇；听取意见狭窄，处理事情偏颇，阴阳之气就会亢盛隔绝，和气不能应验，这是必然的道理。臣观察祖宗旧例，百官有司都可以凭职事进见答对，从容接受询问，以充分陈述实情。如今两位圣主临朝统治，身处四方人主之位，却谦恭退让，疏远群臣，不履行人主的职责，于是使百官不敢因职事请求进见。臣认为，应当趁此时明降诏书，允许百官当面奏报公事：对上可以尽知群情的异同，对下可以考察人才的贤能与否。人心不被堵塞，天道必然顺从，那么长久旱灾或许可以止息。臣蒙受国家深厚恩德，近来听说诏书引咎自责、避居正殿、减少膳食，并分别命臣僚奔走群望。臣内心惶恐不安，不敢安闲，便冒昧推论天意与人事相互感应的道理，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惟愿陛下宽恕臣愚昧僭越，略加采纳。” 右司谏王觌上奏请求稍稍提高京师常平仓米的售价，疏中说：“臣恭敬地看到，在京城各仓出售常平米，每斗六十文至六十五文。由此可见朝廷不惜亏损官本，只把有利于百姓作为要务。然而臣私下担心，像这样低价出售，对小民足以成为一时的利益，对国家的长远计划却不是好办法。为什么这样说？京师是人口众多的大都会，人口繁多，哪里数得清？百姓食用的粮食，除军粮以外，都是商贾从外地运来的。如今官府出售得太便宜，并不是招致商贾的办法。商贾贩运的粮食，即使是新米，价格也只是随着陈米价格相互比较而上下浮动。京师百姓过去多吃麦，现在多吃米，是因为米便宜。假使邻近州郡运入京师的米麦逐渐减少，难道是长久之策吗？常平米本来就有限，也不可能经常出售。即使有时不出售，商贾也一定会因此疑虑，不肯多运粮来，恐怕有一天常平米会妨害他们。物价并不只是太贵有害，太便宜同样有害。所以所谓常平，只是不希望物价过贵或过贱而已。如今把常平米卖得便宜，作为小民一时的利益，却使商贾疑虑，导致民间没有高仓储存陈粮作为长久准备，这哪一种才是好计策呢？” 臣愚见认为，不如稍稍提高常平米的价格，不把价格固定成僵死的法令，同时向商贾表示信用。例如规定：‘京师常平米每斗以一百钱为定价，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购买若干斗以下的，不得拒绝。’这样实行久了，商贾信任这一价格，丰收年一定会大量储藏粮食以等待价格，于是邻近州郡运入京师的米麦就会逐渐增多，京师也可以充实。贴黄：京师米价稍稍提高，不仅可以招致四方米麦，还可以使京师各军所领取的月粮从城外运入京城，并使京畿附近各军所领取的月粮不流出京畿，而流入京师。自去年京东、淮南歉收以来，小商贩争相籴买军粮，顺流而下以求厚利，这难道是充实京师的办法吗？低价籴买有限的官粮，对外拒绝商贾，实际上使京师内部空虚。一旦停止出售，米价必定暴涨，更加成为小民的祸害。原因是什么？商贾失去利益，而民间又没有积粮。所以去年冬天曾经停止出售，米价便腾跃上涨，朝廷不得已又恢复粜米，这就是明证。京师人口如此繁多，难道一定要等到长期低价出售官米，才可以使粮食充足吗？” 如果这样做办法也太疏漏了。因此臣认为，不如稍稍提高常平米的价格，使其避免过贵过贱的弊病，这才是京师长久的利益。贴黄：劝勉农民，没有比提高粮价更有效的。如今虽然还不能提高天下粮食的价格，但京师低价出售，怎么能够成为常法呢？臣私下听说京师军储仅够支用三年，不能说已有积蓄。不幸发生绵延数千里的水旱灾害，连续三两年的灾伤，而上供粮又接续不上，将用什么办法应对？现在反而低价出售常平米，使京师用于凶年准备的粮食空虚，不是好计策。京师自去年以来，百姓并未感觉到饥荒，只有近日河北流民进入唐州、邓州，途经京师，已经在城门处得到赈济。如今来籴买常平米的，并不是饥荒中的百姓。”

译王觌又上疏说：“臣听说河北发生水灾，郡县百姓大多失去职业，应当使用义仓和常平斛斗赈济，深恐数目太少，难以遍及缺粮的人户。臣私下知道措置籴便司有很多积存粮食，现在已经派官员变卖转运，请求在上述粮食中先把陈旧而尚可食用的斛斗粮广泛用于赈济。赈济之事，还请求下令提举司、籴便官与转运、提刑司共同管理办理，这样各种斛斗粮的调拨可以彼此照应，容易筹集办理。又听说有不少河堤、城墙应当修筑，如果征发的急夫稍多，即使不是水灾灾民，也会陷入困苦。臣请求朝廷委托各司审度，如果其中有可以招募水灾百姓服工役的地方，就也把上述措置籴便司的斛斗粮优先作为粮食，招募他们应役；器用等依条例由官府供给。这样或许不至于征发过多急夫，又能使水灾百姓凭劳动获得食物。伏望圣慈详察斟酌，特赐指挥施行。”王觌又上奏《为河北流民乞指挥赈济疏》说：“臣近来在道路上看到颇多流民，每每让人询问，都是河北百姓前往京西就食，也有在路上乞讨的。如今正是春耕时节，百姓辗转迁徙，不能耕种，秋天收成便没有希望；何况正值新粮旧粮接续不上的时候，灾伤百姓尤其应当保存抚恤。” 臣请求朝廷下令在京城各门抄录查问流民，如果确实人数较多，就派官员到城门按人数发给口粮；同时下令河北监司多方赈济并借给种粮，不要再让他们流徙，以免河北人户继续减少。” 贴黄：没有经过京城的流民，人数也一定不少。由于河北百姓既屡遭水灾，每年夫役又很繁重，所以年成稍有歉收，便轻易离开乡土，没有安于故土、乐于本业的想法。既然如此，遇到灾伤，更应当优厚地加以赈济抚恤。去年朝廷虽然屡次下令赈济，臣私下担心郡县官吏或许不能广泛推行圣恩，致使流转迁徙的人不止。伏望圣慈再次告诫本路监司，督察郡县，保存抚恤灾伤百姓，不要让他们失去安身之处。” 曾巩上《救灾议》说：“臣听说河北发生地震和水灾，城郭毁坏，房屋坍塌，百姓暴露在外，缺乏食物。君主忧虑怜悯，下达宽缓刑罚的命令，派遣安抚慰问的使者，恩德十分深厚。然而百姓困苦在无处栖身，不用钱就不能修建房屋；困苦在缺乏食物，不用粮就不能吃饱。这是两条不变的道理。没有这两样东西，即使君主在上面忧劳，使者在下面往来奔走，也无法救济他们的灾患、满足他们的请求。有司建议，打开仓廪给他们粮食，壮年人每天二升，幼年人每天一升。君主不到一天就答应了，赐给他们粮食可以说很优厚了。然而有司所说的只是通常实行的办法，并不是审慎计算事情始终、看见众人尚未看见的情形。如今河北遭受地震水灾，毁坏败落的地方很多，可以说是非常之变。遭遇非常灾变，也必须有非常恩典，才可以救济。如今百姓无屋可居、无粮可食，已经丧失了生业。假如他们成群结队，每天只是等待上面发给二升粮食，那么势必无暇做其他事情。农民不能再整修田地，商人不能再经营货物，工匠不能再利用器具谋利，闲民不能再迁徙谋生。办事的人把百事一概抛下，专心等待一升一合的粮食，把苟且维持性命作为办法，这只是用养活饿死者的方式养活他们而已，不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远打算。” 按中等人户计算，一户十人，其中壮年六人，每月应领取粮食三石六斗；幼年四人，每月应领取粮食一石二斗。平均一户每月应领取五石粮，难以长久实行。那么百姓以后靠什么生活？长期这样做，遭受水灾的土地既没有秋收希望，如果不赈济到来年麦子成熟，就不能停止。从现在到来年麦熟，共十个月，一户应领取粮食五十石。如今受灾的有十多个州，按每州两万户计算；其中中等以上人户，以及没有受灾、不依靠县官供粮的人户，去掉一半，那么依靠县官供粮的就是十万户。若不能普遍供给，就是施行不均，百姓中仍有无法申诉的人；若普遍供给，就要用粮五百万石才能办成，这也不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远打算。至于发放时，有的迟有的快，有的均匀有的不均；真假相混会有聚集骚扰的忧虑，辨别审察又有烦琐之劳，一旦措施有差错，都足以产生弊病。而且让百姓群聚居住，久而久之气息蒸郁污浊，必然产生疾病，这些都是必然到来的祸害。况且这样做不过只能使他们得到早晚的食物，其他修建房屋的费用又从哪里取得？既然没有修建房屋的费用，只能到州县领取食物，他们必定相率离开故居；即使有些颓墙坏屋还可以修复，有些旧木旧瓦还可以利用，有些器具杂物还可以依靠，也必定因为无暇顾及而丢弃。甚至有人杀掉牛马后离去，有人砍伐桑树枣树后离去，其害处又可以说十分严重。” 如今秋气已经过半，霜露刚刚开始降临，而百姓露宿在外，不知道用什么遮蔽，看来流亡的人也已经很多了。如果不能制止这种情形，便会使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土地空虚，就会失去作战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所担忧的，不能说没有祸患。使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又会失去耕田植桑的百姓，这是众位士大夫没有考虑到的，而祸患尤其严重。为什么呢？失去作战的百姓，日后有警报时，边境守军不能不增加；失去耕桑的百姓，日后即使无事，边地籴粮的价格也不能不昂贵。这两种后果难道都可以不深思吗？万一有人出于无奈，窥伺仓库，偷取一袋粮食、一束丝帛，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触犯有司禁令，就必然像鸟惊鼠窜一样，藏在草野之间，偷偷拿着锄头木棒抵抗巡逻官吏。强者一旦喧闹行动，弱者必定跟随聚集。不幸如果波及一两座城池，出现击鼓报警的情况，国家哪里还能安然无事呢？何况外有边疆形势值得忧虑，内有郊祀大典即将举行，怎么能不在事情发生前预防，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呢？那么如今的办法，就是下达一纸诏书，赐给他们钱五十万贯，借给他们粮一百万石，这件事就足够了。”

译为什么呢？如今受灾各州共有十万户，假如一户得到粮十石、钱五千文，这样的财产，即使是下等人户平日的家产也从未达到过。百姓得到钱就可以修缮住所，得到粮就可以供给食物；农民可以整治田地，商人可以经营货物，工匠可以利用器具，闲民可以迁徙谋生，办事的人也可以使他们一概恢复生业而不失去通常的生活计策。与专心等待上面发给每天二升粮食、因而无暇做其他事情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远打算。按照有司的说法，要用十个月的费用，耗粮五百万石；按照现在的办法，只需用两个月的费用，耗粮一百万石。何况现在借给他们，以后再收回，既足以救济他们的困难贫乏，最终又不损害仓储积蓄的实际数量，真正耗费的只是钱五十万贯而已。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远打算。又没有发放不均的弊病和疾病流行的忧虑，百姓不必离开故居；只要有颓墙坏屋还可以修复，有旧木旧瓦还可以利用，有器具杂物还可以依靠，都可以得到而不至丢失，更何况保全牛马、保护桑枣树，其好处又可以说非常大。虽然寒气刚刚开始，却没有暴露在外的忧患；百姓安居足食，就有爱惜生命、尊重自身的心，各自恢复生业，便无暇做其他事情，即使驱赶他们也不会离去，诱使他们也不会去做盗贼。” 荒年聚集饿死的百姓，给他们一升一合的粮食，对救灾补救败坏的局面没有益处，这是通常办法的弊端。如今破除这种通常的弊法，用钱和粮一举赈济，足以救济他们的灾患、恢复他们的生业。河北百姓听到诏令颁出，一定都欢喜，知道上面足以依靠，便安定在田地之间，背着钱粮回家，使父母妻子脱离流转死亡的祸患；他们感戴皇上的施恩，怀有报答之心，哪里会有止境呢？天下百姓听说国家这样筹措安排、恩泽如此深厚，谁不会震动感激、永远喜爱君主的仁义呢？这样做，如果还不能达到人和、不能使上天满意，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下边人心和洽，上边天意喜悦，然后玉辂缓缓启动，向着阳方前往郊祀；荒远边陬的异族携带币帛前来朝享，境内安定，乡里没有喧嚣之声，这难道不是在可以施为的时候适时改变、在祸患尚未显形时消除吗？这就是所说的审慎计算事情始终，看到众人尚未看到的地方。若不及早采取这个办法，等到一旦出现击鼓报警，即使想这样做，也来不及了。有人说现在恐怕钱粮不足以办成此事。其实，王者的财富储藏在百姓那里，有余就取，不足就给予，这是不变的道理。” 所以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自古至今，从来没有百姓富实而国家独自贫穷，也没有百姓饿死而君主独自能够保有富足的。又说：不要担心贫穷，而要担心不能安定，这是古今最应警戒的事情。因此古代要经过二十七年的耕作，积蓄足够九年食用的粮食，用来防备水旱灾害，然后才称得上王政成功；唐尧时遭水灾、商汤时遇旱灾而百姓没有被遗弃、没有瘦弱病死，就是这个缘故。如今国家仓库的积蓄，本来不只是供国家费用而已，都是为了百姓。即使仓中没有多余粮食、库中没有多余财物，到了救灾补救败坏局面的时候，尚且不能停止，何况如今仓库的积蓄还可以使用，怎么能只担心将来不足，而眼看着百姓死亡呢？古人说：剪指甲应剪到贴近皮肤，割头发应剪到贴近身体；先王对于救灾，连头发皮肤尚且没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何况身外之物呢？况且如今河北州军总共三十七处，受灾的只有十多个州军，其余州的田地秋稼还有丰收希望。可命有司按籴粮常价，每斗增加一二十钱，这不仅足以使农民获利，要增加籴买一百万石粮也很容易。每斗增加一二十钱，这是我权宜办理一时事务，自然有办法做到。” 按实际钱数按其通常价格供给，再用茶、荈、香药之类补足虚估的数额，不过是捐出茶、荈、香药之类，折合钱数数百万贯，而费用就已经够了。茶、荈、香药之类和百姓的性命，哪一样更值得爱惜？这是不用等到讨论就可以知道的。况且花费五百万贯钱，又捐出茶、荈、香药之类，折合钱数数百万贯，足以救一时的灾患，为天下长远谋划，其中利害轻重，也并不难明白。只是要看我们的有司能否超越拘泥的见解，打破惯常施行的法规罢了；这是当前最紧急的事务。侍御史陈次升上奏陕西旱灾，请求施行赈济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陕西路今年夏天大旱，秋收极少，物价飞涨，百姓粮食很缺乏。由于本路各州军和监司先前认为秋季雨水适时，便上奏说年成丰稔，如今百姓缺粮，却不敢上报，实在不妥。况且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陕西以西的百姓如今既然缺粮，怎能安居本土？弱者一定会流散到其他道路，强者一定会聚众成为盗贼。何况现在边境尚未安宁，驻军在境内，沿边百姓如果流亡，外敌就可能乘虚而入，实在令人深为忧虑。臣想请陛下降下睿旨，交给本路查核；如果百姓确实缺粮，就立即赈济，使他们安定生存，不要让他们流徙。” 如果本路的斛斗粮食不足，就请多方筹划，从其他路调运粮食来供应支用，臣将不胜庆幸。” 当时吴中发生大饥荒，正商议赈济抚恤，因为认为百姓惯于欺骗诞妄，便命令本部逐家逐户核查。左谏议大夫郑雍说：“这道命令一发布，官吏只会专门核查百姓，却不救济灾民，百姓都会饿死。如今陛下富有四海，为什么要谨慎计较圭撮那样微小的浪费，却轻视比屋连栋百姓的死亡呢？”哲宗醒悟，追回并停止了这道命令。当时大旱，著作佐郎司马康上疏说：“近年来，旱灾肆虐，百姓大多艰难缺粮。如果再有一年歉收，那么官府和民间都将困乏枯竭，盗贼之患就值得忧虑。自古圣贤之君，并非没有遭遇水旱灾害，只是有办法预先应对它们，因而不至于造成极大危害。希望趁今年秋收丰熟，命州县广泛收购百姓粮食，剩余的全部归入官府。今年冬天到明年春天，命令流民前来就食，等乡里丰收后再返回本土。凡是治理国家，哪怕一丝一毫都应爱惜；唯独用于救济百姓，就不应吝惜。如果确实能够捐出数十万金帛作为天下的根本，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诏令同意了他的建议。《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荒政 宋徽宗宣和年间，监察御史许景衡议论赈济差派官员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常平令》规定：各地遭受灾伤，因赈济事务应当差派官员，而州县又缺员的，听任监司从邻近地区选派；仍不足时，就从辖区内选派任满待缺的官员，每州不得超过两人。臣私下听说，淮南东路去年遭受灾伤、应当赈济的地方，常平司不管州县是否缺员，也不按次序从邻近地区选派，反而一概差派任满待缺的官员，每州两人。救济困穷百姓，是有司以至诚恻隐之心替陛下施行实际恩德于百姓；如今赈济之事还没有做到万分之一，差派官员却已经先徇私情，实在违背了陛下制定良法的本意。那些被差派的人，自称是监司的属官，端坐着役使州县，无事却耗费廪禄，增置吏卒，骚扰市场；在灾伤之后，百姓尤其不能承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地下达睿旨，将淮南东路赈济所差派的官员一律罢免遣返；如果赈济尚未完成，仍需差派官员，就完全依照旧令施行。不过臣所听说的只是淮东一路，私下担心其他各路也有这种情况，恭请圣上慈悲特赐戒敕；已经差派而不合于法的官员，也请一并罢免。” 高宗建炎年间，尚书右丞许景衡请求和籴粮米的札子说：“臣私下看到，今年秋收大丰，各地米谷多得散乱，收购价格接近平价，这实在是上天辅助陛下重建华夏、安定百姓、成就中兴事业的表现。只是还没有听说朝廷采取广泛收购粮米的措施，以顺应天意，这是有司的过错。丰收之年不能作为常态，幸而偶然遇到，却不知道充实仓廪来准备荒年，也可以说是失策了。何况现在远方不服，盗贼纷纷出现，军事行动所需的物资，尤其以粮饷最为紧急。希望陛下慈悲，特地下达指挥，各地迅速安排和籴，使国家有所储蓄，这样防守和作战就不难了。” 绍兴七年，试任中书舍人的李弥逊请求宽免抚恤的札子说：臣查考绍兴五年七月的指挥，因为江西运判逢汝霖等人申请，先前由于金人残破、群盗焚烧劫掠，返回本业的百姓已经免除五年十料以外的税赋，后来又命令缴纳全部税额。经查，除返回本业且已经开垦的百姓本应缴纳税赋外，其中有些地方多次遭受残破，受害极重，尚未开垦，确实难以缴纳；官吏和百姓上下都十分困苦，人心不安。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已经规定，夏税应缴的绢，今年暂且依照原数送纳，从明年起由提刑司核实已经开垦和未开垦的数目，催促办理。臣担心秋税应缴全部税额的指挥，也应依照这个办法改正施行，这样或许能使四方百姓都蒙受实际恩惠。” 高宗时，翰林学士叶梦得上奏请求恢复设置常平使者、向中外发布的札子说：“经查，常平法起源于西汉，本来就是为了惠及百姓，祖宗施行它已经很久。熙宁初年，因循成例加以推广，又附带青苗、免役、市易、抵当、坊场、河渡、农田、水利等事务，其用意也在于宽缓体恤民力。只是创立法令之初，急于追求功利，委任了不合适的人，官员观望并聚敛刻剥，于是导致议论不一。绍圣初年再次修订，已经略有增删，但拘守绍述之说，必定要全部推行。因此，像青苗钱的收取、发放和追讨催逼所造成的骚扰，市易物货琐细苛刻、彼此争夺，以及农田水利官员欺骗蒙蔽之类的弊病，明知其弊端，却不能革除，所以百姓直到今天仍以此为苦。后来又因应奉花石，把它们用来满足不急需的用途，于是丧失了创法的本意；仅存的部分，又因军务兴起而被各司调发，或者允许借贷，于是转移侵吞，几乎荡然无存。建炎年间施行大赦，首先罢除青苗法，这一点是做对了；但不久连常平使者也一并罢除，改由其他机构兼领，官吏没有专门责任，事务散漫而没有统纪，旧法虽然存在，却不能整顿施行，臣实在为此惋惜。如今朝廷重新设置常平使者，命官员讨论此事，臣私下详察圣意，并不是要重新全部推行熙宁旧法，也不是另行创立其他制度，正是因为常平法本来是为了惠民；在国家如此艰难、民力困弊之后，务必要宽减徭役，减少科敛，沟通有无，救济贫乏断绝，使常平使者能够广泛采纳众议，随时势变通，排除拘碍的议论，凡是有害百姓的事项全部删除，保留那些长久有利、便于施行的内容，使有司专一地遵守，留给后世，这实在是美好的用意。” 还担心中外不能彻底了解此意，妄自揣测，有人说是要追查已经免除的债欠，有人说是要谋求不合理的羡余，以此作为充实国库的办法，动摇百姓听闻，不能没有疑虑和妨碍。希望陛下明白下诏，先行向各方公布，使上下都知道；然后在实际任职于州县的人中，慎重选取通晓世务、熟悉民情、忠厚诚信的人来充任使者，使他们奉行此事。这样官府修明、政事兴举，上可以扩大惠民的实际效果，下可以表明革除弊病的用意。” 叶梦得任两浙西路安抚使时，上奏请求免除严州、遂安等三县二税和买的状文说：臣查考，本路正在征讨严州的凶贼倪从庆。贼寇首先在遂安县发动，与淳安县相距不远；其次是寿昌县。自去年十二月贼寇初次发动以来，本路弓兵两次被征发勤王，之后各地拣选留下的人员大多不堪使用。恰好臣一到任，便向所属州县下令，凡内外居民都编结成伍，专门侦察、守卫和抵御盗贼。仓促之间，于是把三县与贼寇相邻的地区全部动员起来，将编组人员分布在险要处和出入道路，招募土豪统领，日夜守把，远近相互救援，使内外道路隔绝；因此贼寇只能潜伏巢穴，不敢冲突。州县外围四面，奸民也不敢前去依附，得以避免盗贼猖獗，防守至今，全靠三县保甲的力量。自去年冬末至今年春初，多次下大雪，比常年严重。正月中旬以后阴雨接连不断，两个月之间放晴不过几天，士卒和百姓暴露在外，昼夜不得休息，确实备尝勤苦。如今因为阴雨未晴，进兵仍然迟缓，已经到了耕田养蚕的时候；加上严州盛产茶叶，居民一向靠采茶维持衣食，现在也正是采摘时节，大家都失去了正常的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