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一

译翰林学士张方平请求减少刺配刑名的札子说：考察历代刑法制度，大概从汉文帝废除肉刑、改用笞刑开始；此后历代沿革，各有增减，总体上以笞、杖、徒、流、大辟作为五等刑法。到隋朝高颎凭借治理国家的才干，议定科律：笞刑从一十到五十，杖刑从六十到一百，徒刑从一年到三年，流刑从一千里到二千里，大辟为绞刑、斩刑；废除了前代鞭刑、枭首、轘裂等法律。刑罚轻重的标准，明智的人认为已经穷尽天下的公平。唐朝遵用此制，只把流刑增加为二千里到三千里；但笞杖都使用竹板，判徒刑、流刑的人不再加杖；如果加杖，就免除劳役。犯徒刑应当服劳役的，在京城送将作监，妇女送少府监缝纫做工；在外地的供当地官府役使，妇女分配舂米。犯流刑应当配役的，三年都服役；一年加役流的，流放三千里、服役三年；如果家中没有成丁男子，以及工匠、乐工、太常音声人、学习天文者和给使、散使，才加杖并免除劳役，恢复原来的身份。皇朝建隆四年，太祖皇帝神明睿智、英武过人，亲自制定一代王朝的法制，开始建立折杖制度，一百杖折为二十杖，依次递减；杖刑使用木杖，并且比笞板大，各有轻重的规定。” 犯徒刑的人加杖后免除劳役，犯流刑的人加杖后配役；情节罪行尤其严重的，又实行加杖、刺字、配役的刑法。到如今已有一百年，虽然历代圣主都以慈爱宽恕治理天下，敬慎刑法、深切怜悯，也留心刑典，但科禁条章实际上越来越繁密。四朝编敕，从建隆、开宝、兴国、淳化、咸平、祥符、天圣到庆历，经过八次详细修订，门类条目逐渐扩大，其中刺配条文比前代重得多。前代加役流刑既不加杖，服役期满便释放，有时遇到赦令也可以免除；如今刺配的人先要承受徒、流、杖三种刑罚，之后还要黥刺、服役终身；被配往偏远恶劣州军的人，更没有了里程限制。祖宗时期，这类条文还很少。臣曾查核祥符编敕，其中刺配之罪四十六条；天圣编敕五十四条；如今庆历编敕九十九条；各种系禁后奏请裁决的条文，又有七十一条，与天圣相比已经增加一倍；其中还有一条包含数节刑名，详细考察起来，比祥符敕令的规定多出三倍。戴着枷锁、被拘系羁累的人，扶老携幼，道路上相望；还没有到达配所便死在沟壑中的，实在数不胜数。各州郡积压的人很多，往往上奏请求停止配役。臣恐怕再过一些年，远方小州的流配之人越来越多，逐渐成为罪犯聚集之地；那些强悍狡猾、无所顾忌的人，想到已经同乡里隔绝。” 亲戚也不再彼此顾念，借此形成祸患的阶梯；祸患的萌芽，也常常产生于被忽视的地方。因此臣从前曾上言，请求派官审查庆历编敕以及后来下达的敕令中关于刺配的各种条文，重新详细订定，议定削减废除。凡是罪情和道理确实有害，明显会成为百姓祸患、不能保留在乡里的，才需要使用这种刑法。至于因茶、盐、酒、曲、铜、矾等触犯禁令、谋求财利之类的罪，约略参照现行刑名轻重，另行制定居住服役的办法。应当配往偏远恶劣州军的，令其实际服役七年；配往三千里以外的服役六年；一千里以外的服役五年；配往邻州的服役三年；都供当地官府役使，不因赦令而原免。这样既顺合人安土重迁的本性，又为他们打开自新的道路，减少押送的劳苦，平息流离的痛苦。州郡也可以借此得到役力资助。譬如招募本城的役兵，颇能省下衣粮供给；又可以稍微清理刑罚的根本，上下和洽，消除远方的冲突苗头，扩大仁政的总体格局。对于治理之道来说，确实关系到使人受苦还是得到宽舒。” 张方平又请求删定敕令的札子说：“臣私下看到，天圣年间删定的编敕，至今已经多年。近来鄙陋庸俗的人，见识浅近，不懂大体，妄自陈说利害，朝廷轻率听从，往往下达施行。自从边事发生以后，末节的议论蜂拥而起，条令交错出现，旧有章程混乱不明，郡县承受采用时更加驳杂，奸吏借机在法令出入之间制造弊端，引导百姓趋于偷薄，动不动就引发争端，混乱的狱讼日益增多，百姓因此怨恨困苦。臣听说：上天何曾言语？四时照常运行；所谓简易，就是以诚信使它运行。如今的政事，正是所谓文饰繁多而使百姓疲敝，逐利而机巧，放荡而不安定，争胜而没有羞耻。挽救的方法，在于简约而守信。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刊定法令，明白昭示百姓；选派熟悉政体、通晓时务的近臣两三人，慎重选拔明白法意、熟悉民事的京朝官五七人；分类汇集天圣编敕之后的条令，凡琐碎苛细、繁冗多余的予以免除，互相违异、重复的加以考订校正；一定要保留事理精审、条目简便、有助于政事的内容，作为正式法令。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是省察刑罚的根本；如今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遗漏有罪之人的末节。’这样以后，官员知道守法，吏员停止舞文弄墨，百姓也有安放手脚的地方，这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知通进银台司韩维上奏说：“臣近来因为贬黜吕诲等人的敕令不经过门下省封还驳正，曾当面详细论奏；又两次上章请求纠正官法，但都未蒙圣上慈意施行。臣恭敬地认为，纲纪法度，是圣王用来维系、驾驭国家，使国家由危转安的东西。它所考虑的，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本来不是只为一天而设置的。譬如船有缆绳和船桨，马有缰绳和嚼子。现在有人要借这两样东西走完万里路，却自己毁掉缆绳船桨，截断缰绳嚼子，那么人人都知道他有奔逸倾覆、沉溺的忧患。臣近来在崇政殿应对时，也曾把这个道理上陈，陛下起初没有省察；臣又因自认为失职，请求赐予罢黜。圣上慈意却再三敦促告谕，不让臣进呈文字。臣勉强退下，仍希望陛下觉悟先前的过失，特别下诏有司修明旧法，以防将来的祸患。然而奏章上呈后就被扣留不发，使臣不能稍微履行职守，只能坐守空名，又要防备贪恋俸禄、荒废职守的讥责，进退实在两难。恭请圣上慈悲，把臣这份奏状和前两次奏章一并交给中书门下商议施行。臣不敢歪曲正道来迎合君主的意旨，也不敢只顾自身安全而破坏祖宗的法制。惟愿陛下裁决。” 韩维又请求议定宽免私罪的札子说：臣多次看到良吏善人因为小过而受到阻滞，违背公义、便利自己的人却不妨碍升迁。臣私下考察其中缘由，大概是朝廷的制度规定：私罪即使适用较轻的法律，常常仍成为仕途进取的牵累；公罪即使很大，只要一时受到责罚，之后却又可以升迁。臣恭敬地认为，国家授予俸禄、任命官员，本来是为了治理百姓；但无能的官吏废弃职守，来满足苟且偷安的意图，破坏法制而施行姑息的政策。考察他们的用心，哪里还在于公义？因私事获罪，祸害或许只及自身；废弃职守、破坏法制，祸害却会危及国家。比较这两者，哪一个轻，哪一个重？恭请圣上慈悲，特别下诏有司议定可以宽免的私罪，稍微解除阻碍，以使停滞的人才得以通达；对于公罪中有害国家的，应当加重限制抑制，以警戒怠慢的官吏。”}],

译右正言傅尧俞论列审刑院、大理寺等处欺罔之事说：“臣以为，依附下情、欺骗上级，古代曾列为重罪；刑罚所惩之事本无大小之分，这是古今通行的原则。若事情涉及此类欺罔，怎么能缄口不言？臣近来听说，大理寺审断郑州严奕一案时误用了法条，案件已经裁决，却擅自举发自己的错误，再上殿陈奏，中外听闻此事的人无不惊骇。因为法寺这一机构中，编修敕法的官员若有错误，不许自己陈首；近年张价、刘述等人被黜免官职，就是这种情况。臣担心这条规定后来已有冲改，伏请追究并严守法典，以重申刑法，也使奸猾官吏不能借此作奸。假如这条法律仍然存在，那么大理寺就可以说是故意欺骗皇上了；哪有本司制定的制度，自己却不知道的？起初的错误，或许还有值得宽恕之处；但他们竟敢公然举发自己，援引错误的事例，欺瞒朝廷，戏弄陛下。这样的行为如果可以宽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自从陛下新近亲理万机以来，百司才稍稍知道畏惧，然而时日尚短，便敢肆意欺骗诬罔。臣恐怕陛下的威令从此受损，伏望穷究此事，重行贬降，以期防止纲纪能够整肃。”臣因为儿子防正在请假，未能立即上疏论列。尧俞再次论列审刑院等处欺罔之事说：“臣前些日子上状弹劾审刑院、大理寺官吏不应当举发误断严奕一案，却援引了不合规定的事例。再次上殿陈奏时，臣起初怀疑法寺所编敕法后来有了冲改，因为私下料想，陛下刚刚总理大政，励精图治，臣下怎么敢立即作奸欺罔？如今访闻，审刑院、大理寺详断各类公案时，所拟断的法状都必须由两司共同详定，一同进呈；如果奏请裁断、结案之后才发现错误，两司官吏便不在举发之限内。这条规定现在仍在施行，况且张价、刘述等被降黜还不久，众人都耳闻目睹。法官怎么会不知道，竟敢彼此内外勾结，共同欺骗戏弄皇上？如今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过去裴度认为五坊使追捕平民是大事，却说东方用兵是小事，确实是深知治国体要的人。何况法吏隐匿法律、舞弄文辞来欺骗天子呢？不仅如此，他们还想趁机废弃成法，以便任意上下其手；如果侥幸不败，日后就会无所不为，奸邪之源由此开启，朝廷威柄也由此受损。臣认为，肃正纲纪、震破奸吏胆气，就在此一举。陛下如果反而宽贷姑息，只图包容，日后即使重加刑戮，人们也不会畏惧。况且断官孟开是卢士宗的亲戚，足以由此察知他的用心。惟愿陛下留意，早日下令施行。” 韩琦进呈《嘉祐编敕表》说：“臣韩琦等上言：恭闻古代贤明的君王，议定政事是为了制定制度，并不是专靠刑罚。人的情状有千般万种，法制却只有一定的条文。用一定的法律来裁制万般人情，要使轻重适当，古今都没有改变，这不是很难吗？国家圣明的君主相继，太平已有百年，立法本来通达，务求归于最恰当。因此自建隆以来直到庆历初年，凡是颁下的诏令，法纲条文一旦繁多，就必定设局任官，重新删定；这难道是想纷纷更改、屡次变动吗？也是担心拘守固定制度而失去对人情的体察。如今编次这些法令，所承担的责任很重，臣等日夜思考，唯恐不能称职。臣私下认为，律法所设的是大纲，不可能曲尽复杂情形；国家采用中等刑典，至于治平以后才逐渐详备。上面已经极尽哀矜，下面也不容许壅塞，凡有遗漏，都可以指陈。前代文书所载有时疏略，后来的法令逐渐严密；相互评定时仍有疑惑，彼此抵牾之处也很多。触犯禁令的百姓不知道应当避开什么，舞文弄法的官吏却足以借此作奸。若不刊削裁定，怎么能够永久实行？恭惟皇帝陛下效法上天、任用德行，遵循正道而实行无为，扩大唐尧画象示警的仁政，发扬商汤解网施惠的恩德。长久思念百姓，希望使天下达到中正，认为制定礼制是为了禁止未然之恶，何曾忘记教化？” “明确刑法，使人不敢犯法，人们自然也会知道行事的正道。只是如今援引比附的条文日益烦琐苛细，架阁中堆满文书，难以全部阅览；对细小利益的争执，几乎担心人们无休止地争夺。现在正应当把改定法令作为首要事务，于是诏令臣等重新编修，使我们能够尽情详审斟酌。于是取庆历《编敕》以及嘉祐三年年终以前续降的条贯，共四千三十一道，求取适中之意加以讨论，删约编写，以保留便利安妥的内容；删去重复条文，凡有篇名的，便附在律文和旧例之后以统摄各项；防止数条敕令属于同一科的，合并参照旧文而阐发新意；事情并列的，分别归入相应类别；禁令应当另立的，便特别制定条文。全部明确写出大体原则，并考核合并于旧有格式。臣等又考虑到天下广大，单凭一方所见不可能周全；即使编修官勤勉，自以为思考已经完备，等到依据实际情理施用时，仍可能有合理而不恰当之处。若要把它编成当朝的良法，当然应当汇合天下的公论，所以首先祈请广泛访求意见，赶快奉行陛下的批准。果能使众人的意见都得到伸张，也可采纳各家一点长处。又详考庆历《编敕》，每条之后都必须写明原来颁降宣敕的年月，虽说是旧体例，实际上文字烦多；现在一并改为注在目录各条之下，以求简便。又刑统所附的各项敕令及参详条件共一百三十四道，事情杂涉前朝，大多已有冲改，审核时典掌之官十分劳苦。” “现在取其中现今可以施行的，已经编入各门收载之外，”刑统内所附诸敕及参详条件，伏请今后不再施用。凡中书、枢密院圣旨批答的札子和批状中应当编录的，全部改为宣敕，共删修成一千八百三十四条，分为十二卷；其中条目繁多的，再分为上、中、下，共十八卷。总例一卷，目录五卷。凡敕令中只规定约束而不设刑名、事理较轻的，另编为《续附令敕》三卷，目录一卷；犯罪者只按违令治罪。又收录庆历四年正月一日以后颁行的赦书、德音二卷，共三十卷，合为一部。如果得到批准，当即请求特降敕命，与刑统、律令、格式以及建隆以来的赦书、德音，天圣年间先编的《附令敕》一并施行；庆历《编敕》及《庆历续附令敕》，以及嘉祐三年年终以前所有应当通行的条贯，除这次已经编入的以外，其余一律不再施行。四年正月一日以后续降的，另作为后续敕令施行。旧来的榷茶法现在已经删去；通商以后制定的条约，听从详定茶法的机构编次颁行。凡嘉祐新《编敕》尚未颁降以前，已经依据旧敕对有关公事作出断遣、取舍的，不在引用新敕申诉改理之限。”},{

译各司、各务、各路、各州、各县，以及京城内外、海行和三司现行的条贯，都应依照各处原来编定的条文和后来颁降的敕条施行。内外如有新编敕与各司旧制相互不同的，一律依照新编敕处理。这是为了敦厚崇尚宽大，洗涤清除细小过失，使法令明显易知。敬请遵行。根本上都应以体恤为念，譬如江河有一定的界域，轻率玩忽的人实在很少；天威震动、光明显耀，人人都共同仰望。若能从多方面谨慎整饬，各项事务都遵循办理，遇到文书便参考治理的适宜原则，处理案件便深入探求法律的本意，自然就能使诉讼平息，使天地之气因感通而和谐，达到太平，哪里只是符合《周礼》的称许，最终反而成为侥幸之举呢？这在《郑书》中又有什么可取之处？臣等才识浅陋而少有恩惠，志向只求不造成祸害，承蒙诏令，只知道竭尽思虑，至于完成此事却惭愧拖延了期限。倘若允许颁行，仍乞请以《嘉祐详定编敕》为目录；新编敕等共三十卷，谨随表上呈，恭候圣上知悉。臣等无任惶恐激切之至。神宗即位初年，御史中丞司马光议论谋杀但已经造成伤害的案件，针对许遵想把这类案件上奏并按自首减等处理的情况说：“臣私下认为，凡是议定法律，都应先推究立法的本意，然后才可以断案。臣详察律文，因他罪而造成伤害的，不在自首范围之内。注释说：‘因犯杀伤之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由此引起的罪，但仍按故意杀伤人的法律论处。’所谓‘因犯杀伤’，是说因犯其他罪，本来没有杀伤人的意图，事情发展到不得已而造成杀伤；除盗窃之外，像劫囚、略卖人口之类都属于这种情况。法律的本意，是因为损伤他人既不得自首，恐怕有人因其他缘故犯罪而杀伤他人，有司拘泥于条文，连其他罪也不许自首，所以特意申明说：‘因犯杀伤之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由此引起的罪。’然而杀伤之中本来有两种，轻重不同：处心积虑、用尽巧诈、乘人不备的，称为‘谋’；任性径直行事，毫无顾虑，公然杀害的，称为‘故’。谋杀尤其重，故意杀伤稍轻。如今此人因犯其他罪而导致杀伤他人，其他罪虽可自首，原来的杀伤却不在自首范围内。若按谋杀论处，便太重；若按斗杀论处，又太轻，所以斟酌取中，令其依故意杀伤人的法律论处。” 如果是直接犯杀伤之罪而没有其他罪，只有尚未造成伤害的才可以自首；凡已经造成伤害的，都不可以自首。如今许遵想把‘谋’与‘杀’分成两件事来解释。按律文，谋杀、故杀都是杀人；如果把‘谋’与‘杀’分成两件事，那么‘故’与‘杀’也同样是两件事。况且律文说‘可以免除由此引起的罪’，劫囚、略卖人口都是先已犯了某种罪，因而又杀伤他人，所以劫掠之罪可以自首，而杀伤之罪不予免除。若是平常的谋划并非为了杀人，那又有什么罪可以自首而免除呢？由此可知，‘谋’字只是因‘杀’字而形成的文义，不能另作由此引起的罪来解释。若把劫斗和谋杀都作为由此引起的罪，统统依故意杀伤人的法律论处，那么斗伤者自首反而会被加重一等。许遵所引用的苏州洪祚断例，按律文的说明说：‘假如有人因盗窃而故意杀伤他人并自首，盗窃罪可以免除，故意杀伤罪仍须科罪。’疏文既明确说是‘故意杀伤人’，那么因盗窃而谋杀、伤人的，就应当依谋杀之法论处；当时法官错误断案，不能用这个案例来破坏法条。许遵又引用编敕说：‘谋杀人，无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的，都应奏请取旨裁决。’他据此认为，谋杀已经造成伤害而罪不至死的，就是可以自首的人。按此说，尊长谋杀卑幼之类，都是已经造成伤害而罪不至死的案件，并不必因自首而如此处理。” 许遵又引用《律防问答条》说：‘谋杀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谋杀之罪首尽显”’，这是说谋杀，准许自首的案件，都是谋杀但尚未造成伤害，才可以自首免罪；如果已经造成伤害，又怎么能够自首呢？凡是议定罪名、制定刑罚，都应使轻重有序。如今若让谋杀已经造成伤害的人自首，改按故意杀伤人的法律论处，假设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使人鼻中出血，随后自首，仍要判杖六十；乙与人有仇，想置其于死地，夜间伺机把人推落河中或井里，偶然没有死亡，也没有见血，若前来自首，只判杖七十。二人的罪行相差极其悬殊，却得到相等的刑罚，如果果真如此，岂不是助长奸邪吗？何况阿云嫌丈夫相貌丑陋，亲自拿着腰刀，到田野中趁他睡着，连续砍了将近十刀，砍断他一根手指；起初并不自首，直到官司将她捕获记录，准备施行拷打，她迫不得已，才肯招认。情理如此，有什么值得怜悯的？朝廷宽免她死罪，编管外地，已经是宽大的恩典；而许遵还拖延不作决定，为她申诉，想让天下今后有类似情形的案件，都减二等判遣。臣私下恐怕这样既不足以劝善，也无法惩恶，反而会打开巧伪之路，助长贼害杀人的根源，使奸邪得志、良民受害，这是不合礼法的所谓善举。” 臣愚昧地认为，大理寺和刑部所定的判决已经恰当，不应听从许遵的奏议，把本来应当按谋杀已伤之案审问、上奏的案件改作减等科罪。如今臣与王安石各有自己的见解，难以共同裁定。伏乞朝廷特加裁酌施行。知登州许遵奏报：妇人阿云在服母丧期间与韦阿大订婚，成亲后因嫌韦阿大相貌丑陋，夜间到田野中用刀砍伤他。县尉命弓手把阿云拘捕到案，审问说：‘是你砍伤了本夫吗？实话说来，我不打你！’阿云于是如实招认，全部作为案件处理。审问后准备上奏请求减二等，大理寺不同意按谋杀已伤判绞刑，便把案件发下刑部定罪遣罚。大理寺认为这样处理恰当，许遵不服。诏令下达后，司马光与王安石共同裁定。王安石认为许遵的议论是对的，后来朝廷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译熙宁二年，御史中丞吕诲上奏论述重刑案件数量过多，说：‘臣听说先圣制定法律，明确刑罚，并不是把刑罚当作治理的手段，而是要用它来挽救衰败混乱的风俗。然而世道有轻有重，应根据时代的弊病来整治那些不相同的事，以杀止杀。所以在安定之世犯罪就判得重，在混乱之世犯罪就判得轻，这是驾驭威势、辅佐正道的重要原则。到了夏、商、周三代以后，称得上治理最盛的，莫过于汉、唐。汉高帝起初约法三章，人心欢欣安慰；到文帝、景帝时形成刑罚几乎不用的风气，可以与成王、康王时期相媲美；贞观年间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开元年间五十八人，这才称得上国家兴盛隆盛。我朝国运兴盛一百多年，历代圣主相继遵循先业，仁德广被，四方无事，刑狱却没有达到清简。天圣年间，每年统计的重辟案件有数千件，后来反而有增无减。汉、唐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汉、唐的官政，也同样是今天的官政。可是断案的繁简相差为什么如此遥远呢？臣私下考察，古代每次更新一项号令，必定向百姓明白宣示，使他们知道禁令；任命一名官员主管某事，也必定先行教化。如今的治理却与古代相反。教导引导不明，愚民便会陷入罪网；百姓有过错，教化还没有施行，刑罚已经加上了。想让他们改过向善、远离罪行，就没有道路可走。刑罚使用失当，问题就在这里。’ 再加上赋税征敛日益急迫，劳役日益繁重，山林川泽的利益几乎全被收取；人口聚集之处，游手好闲的人超过一半。年成丰收、能够储粮供一年食用的，百家中也没有一两家。不幸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百姓流离迁徙、没有固定居所，他们既然都是抱着一死的心，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并不是他们不畏惧法律，而是形势使他们如此。何况乡里之人中，有不务正业的，大家都习以为常。州县官员熟视无睹而不加以清除，奸吏反而收养利用他们来助长恶行。一旦事情败露，触犯法律的却都是良民；平日里诱骗胁迫他们的人，负责捕盗的官员只治其罪而已。朝廷推行恩典，顺应时势加以洗涤，每年实行曲赦，三年举行一次大赦，蒙受生免的人虽然很多，但却没有防止他们重新作恶的办法。重罪案件怎么会逐渐减少呢？看如今的司法处理，大抵是活罪被判得重，死罪反而判得轻。犯笞杖之罪的，百姓有的被刺字，有的被发配；官员则被冲替、停任，这些都出于特别的防范规定。犯绞刑、斩刑之罪的，便成为疑难案件；奏报审议呈上后，按惯例都曲意宽贷。舞文弄法的人附会条文、操纵案件，生死出入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使幽深的冤屈无从申诉。刑罚不能清明，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廷尉本应使天下刑狱得到公平。如今又想对谋杀通判之罪加以宽免，姑息奸人、助长恶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王符说：‘祸害良民的事情，没有比多次赦免更大的。’ 诸葛亮治理蜀地时，不实行赦免而国家得到治理。王通说，不实行赦免的国家，其刑罚必定公平。这几个人都懂得防微杜渐，通晓世间事务，难道没有爱惜生命、厌恶杀戮的心意吗？大概是他们知道，辅佐政治的根本道理在于使刑罚不用。唯独唐太宗采用这一办法来治理国家。他曾经下诏对侍臣说：‘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绝不轻易施行赦免，使四海安定宁静，这是非同寻常的恩德。贞观年间的刑罚不得不简少，这就是明显的成效。’臣伏望陛下以极高的明察洞悉事理，以盛大的德行谋求更新，全面掌握权纲，谨慎体恤刑法典章。法网应当疏阔，使人容易避开；禁令防范应当严峻，使人不敢逾越。风俗的重大教化，寄托在奉行教化的良吏身上；号令应谨慎反复申明，律文不可轻易变动。凡有赦免恩典，不要使有罪者逃脱；只有因牵连误犯的人，才予以原谅免罪。仁慈做到这样，再加以推行，那么天下的诉讼必定清简，奏报重罪的案件必定减少，太平之治就不难实现了。臣以狂妄愚昧所忧虑的这些事情，仰望能够符合明诏，惟愿圣明详加选择。臣不胜庆幸。” 熙宁三年二月，中书省上奏说刑名中有五项尚未妥当：第一，每年判处死刑的案件大约有二千人，比前代多得特别严重。比如强盗抢劫并依法都应处死，其中有些人的情状轻重相差极远，如果都让他们抵偿死罪，实在令人悲哀。若对情节较轻、属于从犯的人另行制定刑罚，例如依照前代斩去右脚趾的做法，便足以制止恶行、除去祸害。禁军中不在边防屯戍之地却逃亡的，也可以把自首期限再放宽一些，以收取他们勇力的效用。第二，徒刑、流刑折抵杖刑的法律，使禁网更加严密，良民偶然触犯禁令，便会损伤肌体，成为终身的耻辱。愚顽之徒即使一时感到创痛，最终却不会因此感到羞耻。如果对于情理较轻的案件恢复古代居作之法，遇到赦免时只减去服役的月日，使善良的人知道改过自新，使凶顽的人有所拘束。第三，刺配的法条有二百多条，其中情节和情理较轻的，也可以恢复古代徒刑、流刑和迁徙乡里的办法，等到再次犯罪后再施行刺字、充军。被配隶的人都减轻处置，发往本地或邻近地区；凶顽之徒仍依旧法办理，编管之人也应轮番送往其他地方，酌量规定服役期限，不得剃发、戴钳。第四，命令州县考察士人和百姓，凡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务农而为众人所知的，发给凭帖，作为身份凭证。“偶然触犯法令而情节轻微、可以宽恕的，特别议定宽免刑罚；不肯悔改的，依法判决。第五，奏请裁决的条目过于繁多，以致刑禁案件被拖延，也应当删定，诏令交给编敕所详细议定并制定法律。” 神宗时，韩维议论谋杀案件的法律条文说：“臣等考察王安石、司马光所论阿云一案的情节，敕令和律文都已经说明完备，所争论的只是‘因’字而已。按照司马光的说法，谋杀不能成为伤人的原因；谋杀而已经伤人，伤罪不得自首，应当处绞刑。按照王安石的说法，谋杀可以成为伤人的原因；谋杀而已经伤人，伤罪不得自首，但所因的谋罪可以自首，应当从宽减免。臣等私下探求圣人制定法律的本意，大略有三种：有根据情节量刑而求得适当的，有用重刑严禁以断绝恶行的，有宽许自首以开启善端的。伤害他人有惨痛轻重的差别，所以用刀伤人判徒刑，用其他器物或拳手伤人判杖刑，其意义在于罪刑足以相抵而止，这是根据情节量刑求得适当。蓄意谋划、伺机把人置于死地，若不重罚以断绝这种恶行，仇杀就无法禁止，所以谋杀已伤按绞刑论处，这是用重刑断绝恶行。只要杀人尚未达到死亡，损害还可以用刑罚相抵，事情还可以通过自首改过的，都允许自首，这是宽许自首以开启善端。这三者虽然制定法律的方式不同，但都是为了使人远离罪恶、改过向善，意义是一致的。议论者见到伤人不得自首、谋杀已伤处绞，便认为谋杀一概不能自首，这是没有完全理解圣人制法的本意，也没有通晓律文。”

译“律文正文明确规定不得自首的共有六类，而‘伤害他人’不列在自首范围内；其下注说：‘因犯杀伤之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的罪，仍按故杀伤法处理。’这正是担心后人被‘伤人不得自首’迷惑，便把谋杀已伤之类也援引律文，所以特意作此注。然而对于自首者，只令其免除所因之罪，却仍按故杀伤法处理，这更清楚地显示了伤人不得自首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所因的谋罪虽然已经原免，伤人者仍得伤人之罪，杀人者仍受杀人之刑。况且制定律法的人认为，器物造成的损害尚且无法完全赔偿，所以不许自首；如今伤人尚有刑罚可以相当，却一定不许自首，使一个可以悔改的谋罪立即以死刑偿付，恐怕不完全符合圣人爱惜生命的心意，也堵塞了愚民改恶的道路。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这是古代最初立法的本意。但伤人的恶行情状各不相同，有因劫盗杀人而伤人的，有因谋杀而伤人的。古代最初的法律不足以禁止奸恶，所以后人斟酌轻重的适宜程度，增加斩刑、绞刑，以弥补先前的不足。因劫盗杀人而伤人的，增加到斩刑。” “因谋杀而伤人的，则增加到绞刑。假如不是因为先有谋划，本来不过判徒刑、杖刑等不同等级的罪，哪里会深入到绞刑呢？如今如果让他自首先前的谋划，伤罪仍然存在，这就说明伤罪不能自首而所因之罪可以自首，也说明谋杀就是伤人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又考察律家设置自首免罪的规定，不仅是为了开启改恶从善的道路，也是担心犯人知道自己必不能免死，便要把恶念进行到底，最终一定杀人。罪犯尚未捕获，就要追捕拘拿，残酷牵连平民，年复一年，公私双方都受损害。若允许自首，使其得到宽宥，那么罪犯可以被捕获，刑狱不会滞留，公私之害一旦就此平息，其益处实在不小。如今如果由此写成定论，堵塞自首原免的道路，那么以后自首的人无论罪行轻重，有司都会一概按杀罪处理。朝廷即使想宽宥，又怎么能够做到？假如认为谋杀情节严重，律法本意不允许自首，那么在六类不得自首之中，应当明文写出‘谋杀已伤不在自首范围’，而不是作如今这样的规定。疏议以盗杀为例，正是王安石所说的举重以包轻。律法规定，强盗伤人判斩刑，谋杀已伤判绞刑。假如这里有一群盗贼，共同抢劫一家，到了门前，知道有人守卫，于是谋划杀死守卫后进入。” “如果守卫没有死，盗贼前来自首，那么强盗应处斩刑的罪已经免除，因而显现的谋杀绞刑之罪却因为不得自首而要处死；这样用刑，岂不是失去了轻重的差别吗？质疑者又认为，谋杀得以免除所因之罪，有的人会从绞刑减到杖刑，便是过于轻了；这又是不明白自首原免的意义。人的恶行没有比谋反更大的，暴横没有比杀人夺财更严重的；这些罪行尚且允许因自首而原免减等，为什么偏偏对于平民之间的仇杀，必定要置之死地？人的中下等情性，善恶混杂，反复纠结，本来就没有一定。因此小人面对罪恶，有尚未实施便后悔的，有正在实施时后悔的，也有已经实施后才后悔的。如今法家规定，谋杀罪判徒三年，未行凶以前自首，所以可以完全原免；已经伤人，事情已经实施，于是便不许自首，直接按绞刑论处。既然如此，那么对于正在实施而后悔的人应当怎么办？被害者已经死亡，事情有无法挽回的道理，刑罚也有不可逃避的原则；正在实施时后悔的人，被害者尚在，却令他同已经杀人者一样处死，这难道完全符合用刑的次序吗？圣人对于不仁之人，并不抱过分的嫉恨；对于奸恶之人，则憎恶其执迷不改、坚持到底。” “如今他正在实施时便悔悟，难道还能说是执迷到底吗？他已经自首却不给原免，难道不是过于严酷吗？制定法律的人通常依据人的大体情状，却不能曲尽所有情况；不能穷尽情状的变化，正是古人所谓‘律法只设大纲’。议论者却屡屡援引奇特罪案，责怪律文不能完全符合。如果这样，恐怕即使穷尽一生，也终究议论不定。况且现行律法没有完备之处，另以后来的敕令处理的很多，为什么偏偏要责怪这一项？只拿谋杀一事来说：按编敕条文，谋杀他人时，如果把人投入水中或悬崖险处，或者用各种物品勒住、捆缚，或堵塞口鼻，只要意在使人死亡，偶然获救未死，以及扼捉、揪打要害部位，已经死亡而又复生的，以上情形即使没有见血，也同已经伤人之法处理。又规定谋杀人，伤与不伤，情状凶恶而达到死罪的，都奏请敕裁。如果律文本身已经完备，这两条为什么要设置？荀卿说过：‘只有法律而不加议论，法律应当达到的地方必然会被废弃。’可见法律必须经过议议然后施行，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今让所因的谋罪依据旧律原免，而把已经伤人的情形依后来敕令奏请裁决，使法律端正根本，议论穷尽同类情形，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臣等认为，应当依照王安石的议论办理为宜。韩绛曾请求施用肉刑，曾布上议说：“先王制定刑罚，没有不以仁为根本的；然而有斩断肢体、刻削肌肤乃至杀戮，并非得已而为之。大概人有罪，赎刑不足以惩罚，所以不得已而施加墨、劓、剕、宫、大辟等刑。但审察罪情以决定轻重，又有流徙以宽宥的办法。到汉文帝废除肉刑，制定笞杖的法令，后世沿用为律；在大辟以下处以流刑，用来代替墨、劓、剕、宫，不仅不是先王用流刑宽宥的本意，也失去了轻重的差别。古代乡里田地共同耕作，人们都安于故土而看重迁徙；流放到远方，没有资财供给，徒隶困苦羞辱，直到终身。近世百姓轻易离开乡里，转徙四方，本来不以为患；居作一年，便允许附入当地户籍，比起古代也轻了。何况折杖之法，在古代只是鞭扑之刑，刑罚太轻不能止恶，所以犯法的人日益增多，最终必然发展到杀戮；这是想要从轻，反而变重。如今大辟罪名很多，把其中情理上可以宽贷的改处肉刑，那么获得生存的人必定增多。若军士逃亡依法应斩，盗贼赃物数额达到绞刑标准，就斩去其足。” “侵犯良民，依法应死但情节较轻的，处以宫刑；至于劓刑、墨刑，则采用刺配之法；再以下依次为流、徒、杖、笞之罪，这样制定刑罚便有了等级差别。”

译知审刑院苏颂上奏，请求今后凡有冲改条贯，都交由法官详细审定。他说：臣私下认为，国家承平百年，散失的文献、废坠的典章无不修举，规模宏大、制度深远，已经超过汉唐；但法令之间仍有未尽完备之处，难道不是因为前后议论法制的大臣不能推究根本，只图一时便利，便制定为令，后来有司施用时稍有乖戾，又反复更易，因而使朝廷的宪章始终不能确定吗？圣王的法律，应当简约明白，使人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然后传之后世，成为不可磨灭的典章，唐代十二律和本朝刑统就是如此。虽然历经数百年，其中敕条改动很多，但这两部书唯独没有废弃，是因为它们符合简明的原则。自从编敕兴起，号称繁密，中间改动往往不过一二十年便又重新制定；文辞繁多就容易改动，事务细密就难以周全。比如嘉祐编敕颁行还没有几年，后来续降的散敕便比从前更多。这样无知的百姓以至于轻易触犯法律，舞文弄法的官吏便可以任意上下其手，弊病大概就在于更改没有常规。臣去年任淮南转运使时，承准三司下达公文，根据当年九月三日中书札子，因江西转运司及江淮发运司请示，规定吉等州新船借装一运上京后，京东排岸司等处不得擅自截留调拨，共一条约四千七百多字。臣详细考察，大体只是约束不得截拨新船到不属于指定路分的地方；这在编敕中已有规定，要求留纳的州府违反时自然应当严判。至于新增的兵梢等候应纳处米钞、回归梢工等违制事项，严惩兵士即可。若是创立上述刑名，只须在原条下增添这一节，不必把行遣办法全部载入，使州郡烦劳抄录。若想张榜晓示，几千字的文书有司阅读尚且未必全部明白，难道愚昧的士卒能够完全理解吗？由此看来，详细抄录行遣办法只是徒然惑乱，并无益处。臣请求今后凡臣僚等请立刑名，都委托法寺、三司等处共同检阅编敕；确有未完备的，就在门类相近的地方增删裁定，明确说明在某条中增删多少字；如果创立新条，也明确说明在某条之后增入一条、共多少字；凡有冲改，就写明某条自某字至某字共多少字不再施用，然后奏请颁行各路。” “令各州军在编敕中逐件增入有关事项后奏报。此前自嘉祐编敕颁行以后陆续颁下的散敕，也请求委托法官逐件与编敕参照，重新删定。全部完成后，依此颁行，并明确说明多少条条件分别应附在某门某目之中，哪些是增减、哪些是冲改、另立多少条目，共计多少事项、多少字数，清楚分别颁降各路，使州郡使用法律时知道遵从什么，免得法吏检核定罪时有所遗漏，导致刑名出入。那些散敕请求一概不再施用。所希望的是，法网不因前后而有差别，统一的规制体现清静之美，这实在是治国之道最先急切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苏颂又请求重新议定加役流法，上疏说：“臣听说，往年曾有人议论想恢复肉刑，以宽减重罪死刑；但这种刑法废弃已久，难以突然实行。又听说配隶之人转徙远方，受到监押驱赶和催逼，经历寒暑，强健者有逃亡的忧患，羸弱者有疲惫困顿的痛苦。想革除这些弊病，应当寻求适中的办法。过去汉文帝听信一名女子的话，制定剃发加钳来代替肉刑，于是有城旦、鬼薪、司寇等差别；唐太宗采纳裴洪献的议议，制定加役流来代替斩趾，并规定居作三年的期限。如今既想宽减严厉的诛罚，又怜悯配隶转徙的劳苦，臣愚见认为不如重新议定加役流法：把应当刺字而可以宽贷的人，依条文定罪，剃去头发、钳住脚，白天居作，夜间置于圜土，实际服满三年后才释放；期间即使遇到恩赦，未满一年也不在原免范围内。最初释放时，仍送回其居住的乡贯，由当地防察其出入；又过三年不再犯原来的罪，才允许听其自便。没有乡贯的，由邻近州县拘管防察，照前办理。即使有凶顽之人，经历三年劳役的苦处，也足以惩戒；再加上乡保防察的严密，也足以使他们戒惧。” “如果其性情确实凶暴，释放以后仍不知悔改，再次成为百姓的祸患，那么诛杀他可以，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也可以。这样处置，不仅可以减少远道逃亡的祸患，也足以为他们开辟自新的道路，把凶暴邪恶之人转化为良民，使愚昧的民俗懂得教化，也算是减少刑罚、制止杀戮的一种办法。臣才识短浅，不能周知世务，只是奉诏勉强竭尽所见如此，并不敢说自己的意见一定正确。然而礼制和刑法的议论，实在关系到朝廷大体，伏望圣慈宽恕臣的罪过，特赐裁择，或许能使微薄之见对江海般宏大的事业略有补益。” 彭汝砺上奏说：“刑罚的设置，有时从轻，有时从重，但一定要以恰当为准。舜命令皋陶时说：‘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失于不按常法。’这样看来，先王的本意并不是不想从轻。臣以职务审断案件，遇到强盗罪时对此深感疑惑。白天抢夺金帛兵器，大声呼喊、跳跃逞强，捆绑老人孩子而夺取财物的，就是强盗。因为饥饿而谋划偷窃，遇到主人有时伤害他的，也同样是强盗。暗中谋划、首倡作恶，带领同伙先行杀害他人的，判死罪是应该的。愚蠢、软弱、怯懦，被迫胁从而参与，有时导致伤人，他们也判死罪。按情理看，两者并不相同；按法律看，却列为同等。我认为这是过分了。先王用刑，都是不得已；至于杀人，更是慎重。可以用刑，也可以不用刑，圣人说应当不用刑；可以杀，也可以不杀，君子说应当不杀。这些都是忠厚到了极点。臣请求，凡先强后盗、先盗后强而伤人并使案情发生变化的，都分别论罪。按现行律法：持刀先盗后强的，不持刀先强后盗而伤人并使案情发生变化的，首犯死罪，从犯流刑；其中不持刀先强后盗而伤人并使案情发生变化的，流刑。” “其中从犯判徒刑；情节、事理特别严重的，特许奏请裁决。”

译汝砺又论刑名不应由执政大臣决定说：“臣听说刑部、大理寺近年施用法律多不统一，刑名还要听取执政大臣决定。执政想从重，就判重罪；想宽贷，就判轻罪。这样，轻重取决于有司，而不取决于法律。臣切实认为，法律是天下公平的标准，大理寺是法律寄托之处；大理寺只应知道守法，君主也不能任意夺改。过去于定国断狱，人们认为没有冤屈；张释之议论法律，天下没有冤民。如今既由执政决定，大理寺、审刑院就没有用处了。让有司斟酌，让有司定计，这样有司的职守和上下级体制就能确定，而由中书省总其成。轻重判定的得失可以被察知，罪名又由中书省发出，审刑院、大理寺便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百姓也不敢有异议。然而有司的职守一旦丧失，上下级体制一旦改变，官吏就会趁机作奸，大臣就会借机损害正道，百姓也会困苦失所。臣请求，凡事理已经明白，却有人敢以疑虑为名、执意要求巡察商议的，仰请中书、枢密院、御史台加以察觉并上报。” 汝砺又请求公布法律使百姓知晓，上状说：“臣任庐州职官时，因职务审理案件，奇怪乡里的普通百姓并非有饥寒逼迫，也不是为了报仇，却徇私犯法，自陷于重罪。审问他们，原来也是不知道法律竟严到这种地步。臣对此悲悯痛惜，认为圣人对于百姓，爱护养育十分深厚，有养育、有教化、有警戒；有时到了不得不使用刑罚的地步，都是不得已，难道是想把百姓陷入他们看不见的罪网吗？《周官》的制度中，凡治象之法、教象之法、刑象之法，都在正月陈列于象魏；有的用木铎巡行来警示众人，有的按时按月宣读来教导众人，而对于刑禁尤其详尽。小宰公布宫刑，士师公布禁令，讶士晓谕罪刑，宣读誓辞和禁令，布宪公布国家刑法，使之通达四海；这就是百姓没有遗憾、刑罚可以达到不用的原因。后世把法令全部藏在有司那里，百姓从来不知道，等到陷入罪过以后，才依法律加以刑罚，这也可以说是防止百姓被蒙蔽。臣请求，凡国家政令、教化、刑禁的要点，都按时在州县乡保公布，使有司宣读讲解并教导百姓：‘如果言语行为如此，法律规定便如此；如果罪行如此，刑罚便如此。’使天下百姓知道天子这样教导、爱护他们，也就能够有所避忌，刑罚便可以减少。” 罪行既然是这样，刑罚也就应当是这样’，使天下百姓知道天子这样教导、爱护他们，从而有所避忌；这样，刑罚就可以减少了。” 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又请求不要拘泥于成例而宽贷、发配，所上札子说：“臣考察认为，执行防守法令，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权衡道理，是君主和宰相的权力。我看见一向凡命官犯罪，大理寺依法定罪判决后，还要让刑部检核成例，有的追夺官职，有的勒令停职，有的冲替，有的差替之类，朝廷依照成例实行，称为‘特防’。凡人的罪行，名目有千种，具体情形有万种，哪里能够寻找一类相似的案件，就一定完全相同呢？既然称为‘特防’，就应当临时由朝廷裁断。如果事先让刑部援引成例，朝廷再依此施行，那就是把轻重裁量的权力反而交给了有关部门。希望今后凡命官犯罪，大理寺定罪判决后，交刑部审察；其中有法律规定较重而情节较轻，或法律规定较轻而情节较重的，都详细具状申报中书省，不再援引成例，由中书省官员权衡情理轻重，共同商议；除依法处理外，从宽免死、编管发配直到特予释放，均临时拟定，进呈皇帝，请求裁决后施行。至于百姓犯死刑重罪，各州上奏说刑名有疑虑或情理值得怜悯的，大理寺依法定罪判决，交刑部审察；确实有疑虑、值得怜悯的情状，就详细具状申报门下省，不再援引成例，由门下省官员权衡事理，共同商议，临时拟定，或依法处理，或宽免死罪而编管发配，进呈皇帝，请求裁决后施行。” 司马光又请求命令六曹删减条贯，所上札子说：臣考察近年以来法令尤其繁多。凡法律贵在简明扼要，命令贵在一定能够施行，这样官吏容易查考，人人都知道畏惧和避忌。近来据中书门下后省修成的尚书六曹条贯，共计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寺监等机构还不在其中。又据编修诸司敕式所申报修成的敕令格式，一千多卷册。即使有官吏强干勤敏，恐怕也不能全部阅览、详细掌握，更何况要全部记住并切实执行。其中条目烦琐严密、互相抵牾而难以实行的，不可胜数。昨天条贯刚刚下达，吏部侍郎便被降职，差注几天不能实行，不得不再次上奏陈述，最后又依照旧法办理。由此推想，各曹条贯必定都有类似这样拘束妨碍、难以实行的地方。现在希望特降指挥，下达尚书六曹，交长官、副长官及郎官共同审阅本曹新旧条贯，其中有已经实行而全无道理、对事情没有益处，或禁令过于繁琐、难以遵守的，一律删去；只保留纲纪大体、切合实际、早晚不可缺少的内容，作为本司条贯，限两个月申奏施行。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论述不可以每件事都降诏，所上札子说：臣听孔子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上天说了什么呢？’天子效法上天，恭敬自持，端坐面南而治，遵守法度，赏罚诚信，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王，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如果是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心中有精微难言之处，法令又不能完全穷尽，那么天子才出言说明。在三代称为训、诰、誓、命，自汉代以后称为制、诏，都是用来鼓舞天下的，不能轻易使用。如果每逢施政立法之外，都必定随着王言再三叮咛，那就是朝廷自己轻视法律，认为不反复叮咛便未必有人执行。言语既然屡屡发布，即使再三叮咛，人们也不会相信。如今十科举人的办法，不过是朝廷政令中的一件事，何况已经立法规定：被举荐者如果不符合所举科目，举主从贡举中选取了不合适的人，依律以犯正入己赃论罪，举主减三等治罪；如果接受贿赂、徇私，罪名较重的就从重论处，即使现任执政，也要降官以示惩罚。臣认为，所立法律不能说不重；如果还认为不足，又因此降诏，那就是诏书经不起反复发布了。臣请略举今年朝廷实行的荐举法，共有七件：举荐转运使、提刑官，是第一件；举荐职司官，是第二件；举荐通判，是第三件；举荐学官，是第四件；举荐重法县令，是第五件；举荐经明行修之士，是第六件；举荐十科人才，是第七件。” 这七件事的轻重大致相等；如果十科之举应当降诏，那么其余六件也不能不降诏。如今每办一件事就下一道诏书，那么轻慢君王言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只是采纳谏官的意见，有的降诏，有的不降诏，那么其中的道理在哪里？臣希望告诫执政大臣，只守法度，信赏罚，慎重爱惜王言，把它留待大事发生时才发布；这样天下就会震动肃敬，谁敢不恭敬响应？此前所说的降诏，臣不敢撰写。”

译元祐七年，苏轼任扬州知州，论述仓法严酷的弊政，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仓法是暂时权宜之计，是指挥天下所令人惊骇、古今所未有的圣代严酷政令。自陛下即位以来，首先就放宽了这项法律；只是其中有些重要紧要的部门，胥吏依靠优厚俸禄为生，朝廷不愿立即剥夺他们的禄俸供给，所以姑且因循到今天。这是不得已而暂时保留，并不是认为这种严酷政令可以依靠来治理天下。自从有刑罚以来，制定的都称为法律。譬如秤衡，轻重应当相称，从来没有百姓犯下一铢一两的小罪，而君主却用一钧一石的重刑来报复。如今仓法规定，不满一百钱便入徒刑，满十贯便刺配沙门岛，难道不是用一钧一石来报一铢一两吗？天道的报应不可欺骗，这一定不是国家的利益。凡做臣子的，都应当替陛下郑重爱惜这件事，哪里可以因小小利害而轻率实行呢？臣私下看见，仓法已经废止的地方，如转运司、提刑司的人吏之类，近来又逐渐恢复实行。若监司用人得当，胥吏谁敢作恶？若用人不得当，即使施行军令，作恶反而会更加严重。如今执政不留意选择监司，却只施行仓法，难道是认为这项法律可以依靠来治理天下吗？现在又命令真州、扬州、楚州、泗州转般仓的防子实行仓法，以致漕运败坏。执政始终不肯选择一名强干明断的发运使来办理此事，只听信仓部小吏妄自陈请，便实行仓法，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这次上奏，只是申明元祐编敕：不过是每年捐免转运司违法收取的粮纲税钱一万贯，却能够运送六百万石上供斛斗而没有大的损失，又能够使六路的纲运稍稍完整，保全数千名牵挽驾运的兵士和数万人，免于陷入重刑；押纲人员、使臣数百人也能保全身家生计，以至商旅畅通，京师富足，这些事理都十分明白，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只是恐怕执政不喜欢臣一个外任之人轻率议论已经施行的政事，必定退回户部，或者又命令本路监司权衡办理，以种种办法阻挠为难，终究没有实行的道理。臣才略浅短，年老多病日益侵扰，常常害怕不能报答皇上的大恩，含恨死去，所以趁尚未死去之时，贪求机会进献一些盲目之言。只要能够对上有益于圣德、对下有利于百姓，臣即使因此获罪，死上万次也无怨无悔。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就请把这份札子留在禁中省览，特意发布恩德之音，主持施行；如果认为臣的话荒谬，就请连同这份札子一并发下，议定臣的罪。”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一。《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二。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法令。宋哲宗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刘挚论述安定心怀不安的人，不必降诏，所上札子说：“臣听说朝廷正在商议向中外降诏，以安慰人心。臣听到的传闻有些不一，不敢相信。假如确实如此，臣实在不能理解。我看见陛下即位以来，修明先朝政事，增删法令，进退官吏，大体上专门以安定百姓为务，四方都已经明白知道，朝廷的意图坦荡清楚了。至于心怀私意、身负罪衅者，即使贵近之臣也不赦免；忠信之言，即使细小也必记录采纳。这些又是人人都能说出的事实，臣还不知道国家究竟有什么可疑的地方？难道要家家户户去说明吗？如果说近日罢黜责罚一两个臣僚，恐怕他们依附朋党，心怀不安，所以要用诏书安抚他们，臣认为人情并没有多么不同，他们不一定听从上面的命令，却会顺从自己的意图。用言语鼓动百姓，不如把实际行动给他们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朝廷如果果真要吹毛求疵、洗垢索瘢，追究旧日过失，那么诏令即使随之发布，人们也不会相信。如今只要朝廷惩罚罪人的意图出于公议，只责其大体，不追究其余，那么即使不说什么，哪里还担心人们不知道？近来朝廷法令已经完备，功罪明白，官吏百姓安居如常，正应当镇定安静、无事而治，为什么反而要自己产生疑心和猜贰？却卑屈地希望凭借区区言语，过分地加以解释，以求压服士大夫之心。” 臣恐怕中外会因此窥测陛下。前代自汉、唐以来，因诛灭叛逆，或攻克收复僭伪政权，在局势危疑的开始，担心发生动摇，所以急忙下诏安慰抚恤。如今升降官吏，什么时候没有过？何至于如此张皇，反而自己产生不安的意思？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臣又听说，人才实在难得，若不是大奸大猾、怀有邪心而执迷不改的人，除此之外哪里有终身弃置不用的道理？古人允许以功劳赎罪，所谓使用人的功劳不如使用人的过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先因罪被贬退，后来又因功劳进用，这才是国家把天下公正对待的表现。只要让中外看到一两件这样的事，他们将不必等待诏令便会相信。臣认为安定心怀不安者，没有什么办法能超过这个，何必依靠空言呢？伏望陛下圣明裁断，停止降诏的议论，免得四方疑惑，使天下获得幸运。臣不胜恳切。”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诏书说：“朕想到先帝临朝以来，讲求法度，务求宽厚，爱惜万物，仁爱百姓。然而士大夫之间有人不能推究朝廷的本意，希求功名而贪酷聚敛，有的妄自制造边事，有的接连兴起狱讼。考察其源流，才知道其中的弊病；这就是众多议论所以没有停止、朝廷所以惩治革除的原因。整顿风俗，修明纲纪，这样的大公之举实在是不得已。何况罪行显著的已经得到惩处，罪恶巨大的已经被斥退，那么就应当涤除隐蔽的小过，宽略细小的故失，难道还要再追究惩治，以致损害太平和气吗？孔子尚且认为，憎恶一个人如果过分，便是不对的。用宽厚之道统御众人，是虞舜所崇尚的。治理国家的道理，在于务必保全大体。凡在今日以前有牵涉这些事情的，一概不再追问；进言者不得再行弹劾，有司不得施行，各自都使之改过自新，共同归于美善的风俗。把这些告示中外，体会执行朕的意旨。” 刘挚再次论述不宜降诏，所上札子说：臣近来听说朝廷商议要降诏，中外只是从传闻中得知，尚未见到事情的始末。然而臣私下认为，朝廷的举动不可不慎，昨天已经具状论列。如今外间的议论又比先前更加纷纷，大意说陛下即位以来增删法令、进退官吏，如今已经改变主意并后悔，所以要下诏曲折解释；又深深厌恶台谏进言，所以要加以禁止约束，使士大夫互相传告。还说从此臣僚即使有罪，也不再忧惧；台谏即使有所闻见，也不敢再说。诏令尚未下达，人们已经开始非议。臣身居言路，听到这些情况，不敢不论。臣私下认为，刑赏、授予、罢黜，是天下的公器，不是苟且顺从人情，只应当求其适当而已。近日朝廷施恩于百姓，选取官吏中祸国害民、罪行尤其无状的，公开罢黜一两个，以警励其余，这实在是极大的恩惠。陛下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吗？不恰当吗？如果确实认为恰当，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还要家家户户去说明，反而自行开启疑惑猜贰之意，使忠义之士失望，使奸邪之人侥幸免罪？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台谏臣僚，大多是疏远卑贱、孤立寒微之人，让他们以讥切君主、弹劾惩治贵近为职责，本来势力就已经难以胜任；如果再稍加阻抑，使他们还担心被诛杀灭族，那么人人都会顾念私利、只求自便，谁还肯把话全部说出来？” 何况朝廷听取或不听取意见，关键在于朝廷的任用和罢黜。大抵想要进言十件事，退下来思前想后，已经删去五六件；即使把剩下的话上奏，又经过裁择，那么能够被听取的通常不过十分之一二。这样看来，朝廷听取意见可以说是审慎的。议论即使很多，进言的人有什么罪？况且台谏以进言为职责，如今如果明白下诏，告诫他们不要进言，那就是给了他们官职却夺去了他们的职责，使他们被小人轻视嘲笑，必然不能自立，便会相继离去。这样一来，言路就会堵塞断绝，谁还会把利害之计上报朝廷？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昼夜反复思考，这件事非常容易看清，不知是谁替陛下提出了这个计策？臣希望陛下深思臣的话，不要忽视，赶快降旨停止罢除降诏的议论，以安定士大夫的舆论。如果本来没有这项议论，是臣听错了，臣妄加罪责，死一万次也不足惜。臣不胜恳切。” 刘挚第三次论述不宜降诏，所上札子说：臣近来两次具状上奏，请求停止降诏的指挥，不知道圣旨是否已经赐下。朝廷内外的士大夫揣测皇上的意图，互相传诵，不能没有非议。臣认为，降诏本来是想安定人情；但诏令尚未下达，事情已经泄露，反而使人心疑惑，那么其中的利弊本来已经很明显，实在不是陛下镇定中外的本意。臣身居言路，这件事若不论说，臣就有罪；因此不避烦琐紊乱，希望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臣谨按，齐桓公曾与管仲谋划攻打莒国，谋划尚未发动便被国人听闻，国人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猜度。’臣私下认为这话值得思考。所以朝廷中的人不做便罢，假如有所作为，即使是秘密谋划，别人也会猜度而知道，何况陛下已经修明政事、澄清人物，正要宽略细小过失，包容污垢、隐藏瑕疵，向天下显示宽大，这确实是极大的恩惠。既然这个意图已经确定，哪里还担心别人不知道？如果再在一两件实际事务中施行，那么中外自然会明白圣意，坦然通达。何必靠空话喋喋不休，过分地解释，急于取得信任，这难道不会损害国家的大体吗？诏书的大意不过是说罪恶之人已经得到治理，希望其余人改正行为、自我更新。恭敬地想，先皇帝培养造就的人才遍布内外，其中不可能没有邪恶之人；如今已经施行惩罚和劝善，这正是用来成就先帝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