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三

译左司谏江公望请求依照赦文免除拖欠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恩泽以施行为先，有关官司以吝惜为能，各有各的恰当之处，不能一概看待。去年四月免除拖欠的赦文施行后，天下欢呼，普遍受到恩泽。议论者认为，若节制失当、宽裕过度，就难免受到‘屯膏’的讥讽。有人说免除拖欠会妨碍官府本钱，坚持上奏反对，认为这种担忧是过分计较；但这还没有理解有关官司吝惜的原因。有关官司不能不吝惜，朝廷也不能不予释放。职责在下级，是守职不失其义；命令在上级，是施行而不损害其仁。义在于合宜，必须审察轻重权衡；仁在于广泛施予，所以应当筹划事情的缓急。朝廷认为旧日拖欠不可能偿还，百姓遭受鞭打、楚刑和囚禁的痛苦，州县又有牒诉、追呼的扰累。正值朝廷要豁然同天下彻底改变，所以制定大赦的文书。并不是不知道这会妨碍官府本钱、影响国家财用，而是急于缓解百姓的痛苦、平息州县的扰累，所以全部蠲免。这样才能伸张陛下广施恩仁的心意。免除拖欠，虽然会妨碍本钱而有人上奏反对，但朝廷认为那只是有关官司恪守职分而过于吝惜，便按照权宜之义处理。赦免和释放，难道同有关官司有什么关系吗？各有各的恰当之处，不能一概看待，正是这个道理。何况朝廷的号令已经发布却又反悔，凭什么取得天下的信任呢？” 有关官司既然已有期限，长久请求却得不到答复，上下相持，德泽不能流布，百姓无法承受。陛下只是还不知道这些情况，难道豁然同天下彻底改变的恩德，反而会被有关官司掌握在手中而不能施行吗？臣听闻，拖欠虽然登记在官府簿籍上，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没有；即使确实有财产，早晚两餐也无法供给。有的人欠下数千缗钱，几个月之间，拿出数千钱来应付郡县催逼的期限，即使戴着枷锁、手受鞭打，痛苦到仰天呼号，又有什么益处呢？只是伤害陛下的仁德罢了。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明诏有关官司：凡赦文所载的拖欠，不要因为妨碍官府本钱，仍依照原先下达的指挥蠲免施行。这样岂止可以避免大赦令反悔的过失，又足以彰显至仁广施的恩德，难道不是很美好吗？” 博士周行己论述增加修订法度，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本朝承受天命以来，百姓没有改变其本业，祖宗相承，以圣明继承圣明，根基深厚，太平长久，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陛下继承七位圣主的宏大基业，扩大先帝的伟大事业，法度到此大为完备，礼乐到此大为兴盛，风俗到此大为安定，人才到此大为成就。自古以来没有今天这样政治极其清明、盛大。然而太平已经长久，百姓安于无事，内外安逸和谐，官吏偷安懒惰，臣私下过分担忧，恐怕法度会逐渐松弛，奸弊会逐渐滋生。人情在无事时就安逸，安逸便没有深远的思虑；人情在无事时就疏忽，疏忽便没有忧患意识。所以无事正是有事发生的起点。即使尧、舜和三代盛世，也未曾不兢兢业业、相互告诫谨慎。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先以深沉的防备自持，以深远的谋虑洞察，在无事时察觉偷惰，在奸弊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由圣心决断，委任大臣，因时制宜，有所损益，增加修订法度，振兴其中偶有废弛的，补足其中尚未完备的，使之协调统一、持守确定，用以勉励官吏，使四海安宁，巩固祖宗极其盛大而无穷的事业。”洪彦升任殿中侍御史时，此前皇帝诏令各道监司列举法令未完备、或对百姓不便利的地方，但他们很久没有上报。” 洪彦升上言说：“官吏习惯于看形势，随时俯仰迎合，不能向上承接德音，借机作奸的很多。有的借追征科敛之机，想要破坏熙宁保伍之法；有的借身丁钱，故意动摇崇宁年间的学校政策。考察事务、推原情由，应当有劝勉和禁止，应该派遣官员编集汇总，辨明邪正，以实行赏罚。”皇帝全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右正言凌哲上疏说：“汉高祖进入关中，全部废除秦朝法令，只同百姓约定三章。其中所谓‘杀人者处死’，确实居于首要地位。司马光说过：‘杀人者不死，即使尧舜也不能用它达到治理。’这话可以说极为恰当。臣私下看到，各路州军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使刑法与罪行相当，也往往以值得怜悯为由上奏裁决。自去年郊祀以后到现在，上奏请求裁决的死刑案件已有五十多人。其中有确实犯故意杀人、斗杀，属于通常赦免也不宽宥的罪行，法律没有疑问，情理也没有可怜悯之处，刑寺却一概上奏，请求裁减刑罚。那些杀人者可以说很幸运了；被杀者在九泉之下含恨，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臣恐怕强暴的风气会滋长，善良的人无法自保，这对刑政造成的危害不小。今后凡死刑案件罪行情法相当、没有可怜悯之处，而主管官司仍擅自上奏请求裁减宽贷的，请命令台臣弹劾。” 钦宗靖康元年，监察御史余应求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凡有中旨，都是下达御笔施行，期限严急，稍有拖延违误，就以不恭之罪处置。三省和有关官司忙于奉行尚且来不及，即使有违背法典、前后重复的情况，也不敢坚持上奏，有时接受之后便执行而不再申报。三省中极其细小的事务，也烦劳皇帝亲笔批示。起初是因为宦官承办事务，由内廷奏陈而形成；后来士大夫依靠宦官求进，想兴办功利而又不合于法的事情，也由此形成；最后执政大臣，有的办事违背法律，有的任命官员不合众议，有的因亲朋私下请托，也采用这种做法。于是号令一天天紊乱，纲纪一天天败坏。三省、枢密院，就是所谓朝廷，是陛下谋议大事、发布命令的地方。君主选择贤能任用，固然应当把各种事务委托给他们；如果宰执无能，换掉他们就是了，哪里可以亲自包揽细务，什么事都下御笔，并以此治理国家呢？陛下初掌政务时清明，委任宰辅，应该没有这种弊病。然而臣私下听说，仍有臣僚直接上奏陈述，内廷批示后下达施行；这同先前的御笔又有什么区别呢？臣认为，内侍和臣僚所陈述的利害及应办事项，都可以交付三省、枢密院商议后进呈，取得裁决再施行。这样或许能避免违背法典，也不至于因意见不同而迷惑。” 君主的大权不转移到宦官手中，就可以杜绝政令出于多个门户的弊病，也可以断绝近习之人侥幸求进的根源。这是政事中最优先的事情，只有陛下审慎裁择。” 翰林学士许翰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法令，应当同天下共同遵守；有关官司即使死也要守住它，即使天子也不能把它当作私法。这样以后，天下的大公才能建立。近年来，有关官司迎合上意、扰乱法令以顺应一时，所以条约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而无人遵守。恭请陛下明白诏告内外：今后如果指挥有害于政事、妨害百姓，或违背条制，都命有关官司详细分析并坚持上奏。御笔、手诏若不是经过三省下达，承受的官司必须审查复核、请求裁决，才能施行。一定要使法令严明可信如四时运行，然后政令统一、百姓安定，才可以建立政治。”

译侍御史李光请求停止援用成例而酌情发令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圣旨命令六曹尚书、侍郎各按所管事务办理：有条文的依条文裁决，没有条文的依成例裁决，既无条文又无成例的由本部酌情裁决。臣仔细考察这项指挥，实际是想把道揆的职责归给有关官司。臣暂且不论它的是非，只说其中极不可行的地方。陛下如果允许援用成例，臣恐怕最终会导致侵犯权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官吏迁补本有限制，按年限办理；现在却有减少选试、提前出官的成例。命官差遣本有必须进入远地的规定，现在却有大臣代为请求就近任职的成例。以至于办理钱谷的功劳、捕盗的赏赐，依法办理就轻，援用成例就重。类似情况难以一一列举，尚且不能援用成例，更何况酌情裁决呢？因为援用成例、酌情处理，是天子、三公所掌的道揆职责，不是有关官司可以专擅的。熙宁年间诏令说：今后妃嫔按成例请求给亲属恩典，勾当使臣必须具保说明、查明实情，依条文办理后才可以缴奏。如今执政大臣担心三省事务繁杂，于是想借用六曹的权力，使其能够援例酌情。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臣曾任郎官，亲眼见过曹司中奸吏玩弄文法的弊病；而且六部所使用的条令已经极其完备，吏人熟习常法办事，尚且会被他们欺骗，想从哪里钻空子就没有做不到的。” 如今竟公然容许他们废弃法令而援用成例，没有成例而酌情处理，这就是打开侥幸之门、放纵受贿之路。臣恐怕官吏会越来越强横，法令会越来越废弛，事务也会越来越纷乱。恭请圣上慈悲，重新诏令大臣，再次认真参议；除都堂、三省所接的诉讼文书，分派六曹依敕令条文裁决施行之外，凡没有条文但有成例的，都应申报请求朝廷指挥。这样三省的诉讼文牒自然会减少，上下相互维系，详略彼此统摄，纪纲端正，威权建立，臣不胜庆幸。”}], 高宗时，右司谏潘良贵上奏说：“臣查考礼部制造的度牒数目，从绍兴三年到今年十月十八日，制造约十四万道，发放约十三万道。按三年计算，数目已经如此，那么从建炎元年以来，大约必须发放四五十万道。天下户口自经历兵火以后，到处都消耗减少；按理说，丁壮人口应当繁衍增长，使他们致力于根本、从事农业，以巩固国家根基。如今因循积习，把这种情况视为常态，日积月累，没有穷尽。臣私下恐怕数年以后，百姓失去产业，全都成为游手好闲的人。何况如今州县寺院都允许流寓之人居住，士大夫又占据租赁居处，恰逢年成饥荒，这些人十人百人聚居就没有房屋，吃饭又没有粮食，流离困苦，实在值得怜悯。再加上度牒所得的钱物，全是一时没有名目的开支，朝廷百官将士的经费，并不依靠这些来供应。如果不赶快实行节制，深恐会有意外祸患。过去越王复兴、击败吴国时，曾向国内下令说：‘女子十七岁不出嫁，男子二十岁不娶妻，其父母有罪；将要免去乳汁的人，命令医者守护。生男孩，赏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赏两壶酒、一头小猪。’” 越王如此深思远虑，尚且希望使尚未出生的孩子繁衍增多，何况已经成年的丁壮却被废弃，难道不更应当替国家痛惜吗？恭请朝廷详细斟酌，立为固定制度，或许可以长久施行。”胡寅上疏说：“臣听说，建昌军最严重的罪恶，没有超过图谋反叛的。先王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值得严加惩戒吗？然而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本来有许多办法，却从未有过预先悬赏重金诱使人告发的做法。因为一旦告讦的道路开启，它造成的祸患就难以尽述。臣恭敬地看到，近日有人说建昌军有人作乱，请求下发空名官告，交给州郡，用来诱使人告发变乱。把反叛的罪名加在别人身上，虽然是人情所不忍，但如果看见可以凭告发变乱而获得官职，那么思想浅薄、考虑欠周的人，以及凶恶狡猾的仇家，为了不能忍受的小怨恨而把人推入大罪，并不是难事。所以自从这道命令施行以来，正值防秋之际，建昌、庐陵等数郡相继有人告发。为什么过去完全没有，如今却争相出现呢？建昌的祸患，必定有其根源。若不治理根本而只禁止末端，只看眼前的小利而昧于长久的远谋，就会使官吏、军士、百姓彼此瞪视窥伺；上面的人不敢治理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反而可以挟制上面的人。” 这样的谋划，足以传遍四方成为笑谈。臣认为，平息乱事的关键，在于州郡任用得人。至于陈告的法令，自来条制没有不完备的，只应当再次说明并下达施行。至于近来已经下达的指挥，恭请圣上慈悲，特赐追回并停止，或许可以使人心不动摇、祸乱不发生。” 胡寅又上奏说：“臣听说，孔子编定《尚书》，记载帝王典诰、誓命等篇章，垂示法则于万世。它的要旨在于告诫、箴警，原本没有过分赞美或过分贬恶的言辞。所谓‘伟大啊，君王的话’，意思是君王说出的话必定可以实行。臣私下看到，近年来诰书、命令的宣告，大多出自词臣个人的好恶。遇到他所喜欢的，就把庄周、盗跖夸成伯夷、叔齐；遇到他所厌恶的，就把晋棘贬成燕石。极力夸大，同写信奏启以求痛快没有两样；摧辱别人，同诋毁辱骂没有区别，使君主发布施恩、讨罪之言，难免有戏弄人、损害德行的过失。这难道是代替君主起草诏命的法则吗？文章只是空言；言辞恰当，就能成为实际的功用，善人因此有所凭恃，恶人因此感到畏惧。它对于治理的益处，并不在赏罚之后才显现，既然不是空话，怎么能说可以忽视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再次告诫外制之臣，以修饰情辞来相互取悦、含怒贬斥攻击为戒；褒奖和贬黜务必符合最大的公正。文辞贵在简明严正，体制归于典雅庄重，或许可以合乎古代诰命的本意，成就一代赞书的美好。”

译殿中侍御史郑刚中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典买田宅的法令规定，限六十日投契，又限六十日请契。恐怕有人故意违反期限，于是用加倍缴纳税款来约束；又恐怕人们因须缴纳加倍税款而畏惧，于是用赦免放宽期限来宽待。看起来似乎没有弊病，但如今它的弊病已经多得说不完。买产业的人大多并不贫穷，契约一签成，就把田宅看成自己的财产，所以吝惜官税，自以为收藏白契，不过是以后缴纳双倍税款而已。遇到赦免期限，即使缴纳双倍税款，也仍然只是空文。一定要等到家中发生争执、事情涉及官府关碍，才临时办理投契盖印。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官府没有必然惩罚的办法，打开了因循的道路，反而使有资产的豪强奸猾之人得到便利，损害了公家利益。损害公家利益，还是较小的祸害。至于有些不识字、不会计算的人，饥寒逼身，托人代写而出售产业；时间一久，富家对产业的经营控制已经很深，有的代书人已经死亡，有的牙保相互勾通，便乘放宽期限的便利，篡改转移契券，把典当改成买卖。将来子孙拿钱来取契券却取不到，也只能在县令的庭堂上哭泣罢了。臣希望朝廷详细斟酌，下令有关官司立定可信的期限，超过期限一天就不再受理；交易钱款不予追缴，产业归还原主；典当田宅的，一律依条文订立合同契约，并在同一处赴官府投契盖印。” 这样一来，白契就可以全部强制补办，上面不至于亏损官钱，下面不至于把典当变成买卖，公私双方都能得利。” 郑刚中又上奏说：“有人说只有阳而没有阴，不能成就一年的功业；只有德而没有刑，不能成就政事。臣常常对此感到疑惑。假如让一个人持刻薄的主张，劝君主施行苛细察察的政令，有见识的人一定会指责他是法家一流，这是想把天下置于浇薄、缺陷和怨谤之地，不能听从。又假如让一个人持宽大主张，劝君主施行姑息政令，有见识的人一定会指责他是败坏法令的人，这是想把天下置于委靡不振的境地，也不能听从。臣反复思考以后，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宽仁，是君主的道；执守法令，是臣下的职责。这两者不能互换。君主同天地一样有德，只有高明、博厚，才能公正地区分公与私，使有生命、能说话的各类生物都满足其欲求。至于百官、有关官司，法度所在，就如四时的气候，推行造化：应当生长的就使其生长，应当成长的就使其成长，应当肃杀的就使其肃杀，应当杀戮的就使其杀戮。在给予和剥夺之间，不能有丝毫差错。只要使生养万物的恩德归于君主，使法度的条文由下级谨慎执行，四海之内都拥戴君父之德，同时畏惧有关官司的严明，那么朝廷就会尊贵，政事就会修治。”恭敬地思量，祖宗以和乐仁厚的风气，荡除五代的毒害；陛下以恩泽润物的德行，拯救百六之世的涂炭。历代圣主相承，前后一致。大君之道，都是不约而同地获得了。考察忠厚仁慈的极致，没有比仁宗皇帝时期更高的了，慈惠之气如春风般充盈，长达五十年，覆盖承载万物的功业不能说不大。然而所谓法度，从未松弛。内有朝廷，外有郡县，只要有人犯下一件不义之事，郡守必定弹劾，监司必定按察，台谏必定进言。以至于一个官职资序的授予或剥夺，一项刑名轻重的裁定，一笔钱谷的收入或支出，有关官司都各自守法争辩。若不合于法，即使力量强、权势重，也不敢存有侥幸求取的希望。无论大小，大家同心，共同以自身承担责任而不顾惜。天下只看见君主简易宽裕，坐享宽仁的名声，而天下也没有人敢作奸犯科。这就是祖宗以及三代治理古制的道理。到了陛下即位以来，宽仁爱物之心比古人更为光明；但臣下执守法令之心，却很不同于古代。大体上有关官司都不肯亲自承担怨责。县里有罪，郡守不敢弹劾，留着等监司处理；郡守有过，监司不敢按察，留着等台谏处理。某件事依法不能施行，郡里还要询问监司；监司询问六部，六部询问朝廷，朝廷于是下圣旨停止它。某件事依法不能取得，郡里还要请示监司，监司请示六部，六部请示朝廷，朝廷于是下圣旨剥夺它。日积月累，停止或剥夺的命令都由一个人发出，而百官、有关官司没有一个愿意触犯人情；苛细察察的怨恨日益归到君主身上，姑息宽纵的恩惠人人都想归到自己身上，这难道是长久改善风俗、执守法令的办法吗？诸葛孔明说：‘用职位来宠幸人，职位到了极高处就会被轻贱；用恩惠来顺从人，恩惠用尽就会被轻慢。’所以我用法令约束他们，法令施行，他们才知道恩德。他能这样说，真好啊！法令，是历代君王相传的工具，上下都应当守持，而且都出于无所偏私的公心；只要使宽宥、广大无边的恩泽时时从君主那里施出，天下人就会像踩着秋霜一样畏惧严法，同时知道春阳的温暖，难道不是伟大吗？皋陶任士官将要杀人时，尧说‘宽宥他三次’，皋陶说‘杀掉他三次’。皋陶难道不知道顺从君主的美德吗？他认为宽宥罪人是君主的恩德，到了有关官司那里就只应奉行法令，不应知道其他。这就是后世乐于称道尧宽宥刑罚的仁厚，却敬畏皋陶执法坚决的原因。臣希望陛下告诫臣僚官吏，各自恪守职分、奉行法令；凡在给予或剥夺之间，自有成文规定，没有重大疑惑的，不得互相推诿逃避。对于失职废法、保全自身而逃避怨责的人，都要加以按察督责，常使纪纲得到维持遵循，赏罚明白可信；既不废弃法度，又使陛下宽厚的仁德淡然地同天地覆盖承载万物的功业相同，使天下只知道这些谋略、这些政事，都是我君主的德行，百姓就非常幸运了。”

译章谊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每建立一件事情、每施行一道命令，还没有过一天，议论者便纷纷认为不便，随即更改。虽然从善如流是朝廷的美事，然而君主发布号令，就如同上天发出雷风。因此说：‘鼓舞万物的是风雷吗？鼓舞万民的是号令吗？’雷不会反复发作，风不会一再吹拂；如今政事号令发布后又反悔，施行中途又停止，难道是用来尊重君主威严、增强国家势力的办法吗？臣推究其原因，大概是朝廷最初议定政事、发布命令时，那些侥幸求进的人提出只想便利私人的主张，误导执政者；执政者起初没有认真对待，轻易相信他们的说法，也不再参考众人的情绪、采纳士人的议论。因此施行以后舆论纷纷，利害清楚显现，即使执政大臣也不能竭力坚持原来的主张，这就是政令屡次更改、国论始终不能确定的原因。臣看今天各种应当防范的事情很多，号令的施行，应该审慎地广泛查访、深入考察；即使不能像古代举行大询之礼，也应当让内省如给事中、舍人，外省如尚书、侍郎，宰相属官如都司，枢廷属官如检详，先行参与论议思考，秘密评定可否；使它能够考订古义而不违背，施行于当今又确实可行，然后由执政进呈，听凭陛下取舍。” 这样，命令就会有分量，君主就会尊贵；君主尊贵，国家就会安定。对于亏损法令、搁置法令以及不服从命令的人，即使死也不赦免，像管仲所说的那样才对。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臣不胜庆幸。” 章谊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绍兴元年三月的敕令规定，州县免除行钱，并且禁止现任官买卖，均依照市场价格，违犯者计算赃物，按监守自盗论处。朝廷下达这项指挥，是想革除贪吏苟且求利的心思，宽减普通百姓供办物资的负担，恩德实在深厚。然而物品有实际价格，已经写在律令中：每月具报上下价格，每十天具报涨跌数目；随意估价有禁令，谋取差价有刑罚，首尾贯通，纤细之处都完备。如今州县、监司全都废弃律令的条文，只专门援引监守自盗的敕令，于是使在官府任职的人买柴买米，动辄触犯刑法；而无赖百姓抓住官吏的把柄，诬告诉讼堆积如山。即使有人犯法，市司定价高低出于临时决定，狱吏计算赃物多少又由自己的喜怒决定，判处法律、议定刑罚，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这就是所谓容易躲避、难以触犯吗？臣充任秋官，多次审断这类案件，看到其中曲折不合人情。恭请圣上明察，重新交付外廷详细议论审理，同时援用律令旧文，然后申明并严格执行监守自盗的新制。这样，法令虽设立却难以被触犯；即使触犯，也不会有人怨恨，或许可以符合圣明君主明慎用刑的心意，臣不胜庆幸。” 章谊又上奏说：“臣听说，法令是天下共同的公器，在朝廷议定，交给有关官司办理，施行于天下；无论远近贵贱，都要以它取得信任。如今奸吏玩弄法律，使有关官司没有可以执守的依据，天下没有可以信赖的标准；背弃公义、经营私利，任凭喜怒行事，没有比今天尚书省钞房的人吏更严重的了。吏部升转官职，都有格式法令。自令史以上，直到官侍郎、尚书，都要具条奏报拟定。既然已经合乎法律，钞房人吏如果心中不快，而法律上又没有妨碍，就一定要吏部自行陈述、退回钞状，名义上称为请求退回。今年六月，右选武功郎戴师正、秉义郎屈有谅二人升转官职，钞状送到吏房，因为二人属于兵马大元帅府结局后转官，只发给吏部公据，至今不肯奏钞，全部命令他们请求退回。臣恭敬地听说，陛下即位之初曾下达指挥：结局官吏来不及全部发给告身、敕书，作为权宜办法，一律命吏部发给公据。当时既有指挥，朝廷和吏部本应知悉。如今吏部既然能够记住大概情况，难道钞房人吏反而不知道吗？又如去年八月，有秉义郎艾世安，也是凭公据转官的人，钞房已经自行按照建炎年间的指挥放行了。” 到了如今，却忽然对这两人加以阻挠刁难，实在显露出私意。况且吏部郎官、侍郎分别考验过他们，并非虚假，而钞房却坚决执意不许。这就是臣所说的奸吏玩弄法令，使有关官司没有可以执守的依据，天下没有可以信赖的标准。士大夫担任郎官、侍郎，而他们所上文书都不能得到施行，堂吏却专门任凭自己的喜怒私意行事，替朝廷招来天下怨恨，这不是国家的福分。恭请圣上裁断，交给有关官司查考究治其中的情弊，以警戒奸吏，臣不胜庆幸。” 章谊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修订绍兴年间的敕令格式，其中忠厚的用意，全都根本取自祖宗；纲目条文的设置，也全都沿用旧有制度。只是为了去除苛细烦扰、挽救弊病、补救偏失，需要进行讨论，时有删改。然而当时典籍编册浩繁博杂，难以考核；众人的议论纷纭而不能统一，又因编书贵在迅速完成，论议没有专人决断，所以在取舍之间难免有错误。如今这些法令颁布到有关官司，时间已经很久，州县推行时常常出现抵牾。想要沿用疑惑之处，就会使众人疑惑而不信服；想要根据事情另行说明，就会使法令屡次改变而难以遵守。这哪里是可以作为一定制度的办法呢？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明诏郡守、监司以及承办执行的官司，参考祖宗旧典，各自搜集新书中遗漏的地方，把所见全部分条具报。然后命令官员审查订正，删去错误，制定为固定法令。这样或许能使一时的法典坦然明白，如江河有堤防、木匠有墨线，使百姓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臣不胜庆幸。”

译右正言陈渊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做臣子的，只接受命令而不议论命令，所以命令从上面发出，下面只知道奉行承接；这正是法令能够施行、事情能够成立的原因。过去靖康初年，渊圣皇帝以兼容并包的气度广泛征求众议，把各种意见都取用并行，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然而忠臣与奸臣混杂，是非不能公正，因此每当下达一道命令，从上至禁从官，下至百官以及布衣士人，必定群起而交相攻击。有的已经发布却中途废止，有的广泛施行又突然更改，有的姑且保留，最终委靡不振而停止。因此一件事也不能成功，只能拱手等待祸患，这种弊病至今仍然存在。如果不改革它，就无法建立政事，所以臣不顾越职获罪，替陛下竭力陈述。”过去议论政事的地方，士大夫经过时都屏住呼吸，唯恐触犯名分。后来风气一变，才开始私下议论其不当；再后来公然肆意诋毁攻击，毫无忌惮，这就是今天的弊病。廉耻和宫禁之阶不分，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的势力怎么能够尊重起来？朝廷不受尊重，国威就无法建立；国威不能建立，却想靠指挥和眼色来决定天下的大议，臣确实知道这很困难。” 《左传》说：“臣下轻视君上，爵位被轻贱的人谋求权柄，国家就会动摇，民众也不得安宁。” 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如今天下的事情，由宰相执行，台谏官进言，这样也就足够了。台谏官耳目有所不及，就询问侍从；侍从思虑有所未周，就向百执事寻求意见。难道还会有什么防备不到的地方吗？如果又向下征求布衣韦带之士的意见，使那些道听途说的人能够任意发表没有根据的议论，臣恐怕徒然造成纷扰，对治理没有益处。虽然如此，君主的德行没有比听取并采纳意见更大的了。像陛下这样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不论贵贱，这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正是臣子应当顺势赞成的事。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多，进一步说这些话，并不是执意要抛弃愚者偶然所得的一点见解。臣认为，采用布衣韦带之士的意见，借此扩大听闻，可以；如果创立法令、制定制度，却只听从这些人的意见，那恰恰足以使自己陷入困惑而已。自古以来，谋划事情要集思广益，最后决断却须独立作出，所以总览全局、兼听各方的诚意，通常施行在事情尚未决定之前；至于对是非可否的个人意见，在事情已经决定之后就不应再容纳，正是这个缘故。因此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凡有大事，先议论然后施行；已经施行之后再来议论的意见，不要听取，不要使明确的谋略因曲解之说而陷于困顿，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渊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下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疑字]它的人；百姓则是接受其治理的人，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只要上面发布的命令已经审慎确定，而下面执行时没有稽延、违背、废弃、怠慢的过失，那么上面的德意、意志和谋虑就没有不能取信于百姓的，百姓也都能受到它的恩泽。从前宣和年间，权臣掌权，除了正式播告的命令之外，另有秘密的风防。做官的只遵从这些风防而不遵从正式命令，也不受罪责。因此当时的号令不能取信于天下，即使是宽恤的诏书，最终也只是偶尔实行，挂在墙壁上，徒然成为文书具文而已。皇上的心意更加勤勉，民情却更加怨恨，愁叹之气上熏苍穹、下缠大地，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于是酿成了今日难以解除的祸患，这大概是官吏不能执行命令的过错。陛下即位以来，深刻鉴察这一弊病，只要有违抗命令的，必定严惩不赦。内外大小臣僚，本应精诚一致，承受美德，不敢不恭敬。然而贪婪残暴的官吏仍沿袭旧习，给圣政带来拖累，臣私下对此十分愤慨。今年春天，建寇已经平定，陛下施恩于一方，赦免过失，无论大小，以此洗涤瑕疵、蠲除拖欠、安置逃散之民，没有一项不是充分体现了极其深厚的恩德。命令下达不久，已经听说州县之间百

译般阻挠压制，没有人肯奉行。” 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是祸患，陛下既然已经明白显示赏罚之权并再次告谕他们，如今又听说赦文规定上四州军因残破最为严重，全部免除今年两税；下四州军却不能免除骚扰，只取免除一半，而官吏援引现行法令，规定凡称为赦免的不得超过三分，仍要追征其余部分，以备紧急缺额。这是拿既定的法典来议论特殊的恩典，拿加重诬陷的计策竭力阻挠已经施行的命令，竟使陛下爱民的诏书几乎成为徒然发布。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惩处，就无法显示朝廷的信用。况且旧书所记，有的是依据旧例，有的是由于泛泛施恩，所指没有定准，所处置的释放也没有限量。如今是在兵火之后、百姓伤残困顿之余，特意显示宽大的法典，本来就与旧例不同。又何况自从平乱以来，百姓不堪命令，通常赋税的收入十成只能得到四五成，只取其中一半，尚且担心恩惠不能及于百姓，何况还要取十成中的七成呢？自从瓯粤发生叛乱以来，陛下为此夙兴夜寐、辛劳忧虑，已经一年有余，直到派遣执政大臣和国家良将亲自前往平定，然后才恢复安定。安定以后，能够依靠来抚慰安定我民的，只有监司和守令罢了；可是他们这样执行法令，陛下还能指望什么呢？如果事情是监司私下晓谕而守令奉行，或者是守令任意擅自施行而监司不加追问，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没有罪责。臣愚昧地希望，先颁下明诏，说明陛下前日的诚意，立即实行改正；然后核查监司、守令稽延、违背、废弃、怠慢的事实，严加罢黜责罚。从今以后，或许贪婪残暴的官吏不敢舞弄文法作奸，也不敢倚仗法令侥幸逃脱。臣不胜区区之心，唯请陛下裁察。监察御史刘行简论述尚书六曹及百司法令弊病说：臣愚昧而无能，蒙受误加的恩典，升任台察之司。臣伏见，尚书六曹，下至百司，凡是所使用的法令，起初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大多只凭官吏的省记，便决定给予或夺取。法令明明具在，奸吏尚且能够轻侮它；如今却一概听凭他们的省记，欺骗弊端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想给予，就陈述给予的条例；想夺取，就陈述夺取的条例；或给或夺，全在他们的唇舌之间。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陛下圣明，清楚看到了这一弊病，曾经下达处分命令，令左右司郎官把他们省记的文字刊定后颁行。然而左右司的职事号称最为繁重，臣私下担心他们不能专心办理，因此无法迅速编成法书。臣愚昧地希望圣慈特降睿旨，改送详定一司，敕令其限期刊定、刻板颁布。尤其吏部的条法最为急迫，请责令限期优先施行，或许可以杜绝奸吏玩弄法令、接受贿赂的弊端，天下将十分幸运。起居郎周麟之论述禁止小报的奏状说：臣听说，国家有号令，就像上天有雷风。雷声不能反复不定，风也不能时有时无；号令也应如此，然后才能鼓舞万民，一经发动便能得到广泛响应，无论远近，都没有不信服的。” 仰思皇帝陛下，自从变更政治以来，整顿各种政务，革新各项政治，任用贤能俊杰，屏退奸邪之人。凡是多年积累的弊病，本来已经一概革除并加以整顿了。正当陛下颁布诏书、传播命令，声势如雷厉风行之时，免不了有小人散布虚妄夸张的言论，惑乱众人的听闻。比如前些日子所谓召用旧臣的事情，浮泛的传言四处煽动，却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臣早已预料到会这样。这些全都是私下流传的小报。小报出自进奏院，大概是邸吏一类人制作的。近年来，遇到事情似是而非、朝廷内外尚未知道时，邸吏必定争相用小纸写下，飞快传报远近，称为小报。例如说今天某人被召见，某人被罢免，某人升迁授官，往往把虚假说成真实，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朝廷士大夫听到便说：‘已经有小报了。’州郡之间得到它便说：‘小报已经送到了。’日后验证，所说的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如果正确，就是事情泄露得不够秘密；如果不正确，又凭什

译么取得信任呢？这种事对治理的危害看似很小，实际上不可不察。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严令有关部门，严格制定罪赏，坚决加以禁止，使朝廷的命令传播到天下，天下可以听到，却不可揣测；可以相信，却不可欺诈。这样国家的体统就会尊严，百姓的听从也会一致。臣不胜至诚的愿望。

译綦崇礼上奏说：臣伏见，近日陛下亲自派遣使臣，宣谕各路，亲加训诫整饬，并交给他们御书手历，让他们记载所要举劾、按察的监司和郡县官员平时玩忽、因循苟且、屡屡违背诏条的情况。等到听说使者将要派来，他们往往事先立即整治，以掩盖自己的罪迹。例如官缺差遣代理官员，多不符合规定，即使本来没有员缺，也有的增设差遣，巧立名目，侵耗俸禄。依臣所听闻，江浙以西都有这种弊病。至于偏远地方，则又侵占职位空缺，以便安置权宜代理的官员。即使是朝廷差遣、吏部注授的正式官职，多数也托以其他说辞，不肯让人赴任。士人无处申诉，含冤受困、饥饿不堪，而权摄的官员却安享俸禄利益。这种废弃法令的情况，从来没有如此严重。等到使者将要到达，凡是违法差遣官员的地方，都先自行下令罢免。又听说远方不让正式官员赴任的，也都命令他们前往就任。难道只有差遣官员这一弊病吗？至于诏令颁布、法禁奉行、民户科率、刑狱拘捕、官物出入、酒税专卖征收、租税催征与蠲免、仓库收纳、婚姻田产诉讼、乡保差役、公使收取聚敛、行户供应，凡是州县一切事务，只要有违背之处，无不预先办理，粗略做到合乎法令，以等待使者到来。” 如果贪赃违法的事实和情状已经明显暴露，无法掩盖，监司和长吏才开始揭发查办。也有来不及设法掩饰而被使者弹劾的。臣正是担心，倘若平时监司和州县官吏都能战战兢兢地自我整饬，常常像刚听说使者将来时那样，又何必担心法令不能遵守、政事不能办成呢？只怕使者一过，便不再畏惧约束，放纵懈怠、任意妄为，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那么朝廷难道能年年为此派遣使者吗？这正是监司和按察官的责任。臣愚昧地希望圣慈特降睿旨，重申严厉的戒告和勉励。今后因这次派遣使者宣谕之后，如果各路诸司以及郡县官吏仍然玩忽松弛、违背法令，依旧沿袭旧态，那么对于已经罢免的差遣官员、已经改正的事情，若敢援引旧例、废弃法令，擅自恢复旧状，应从重置于典宪。若有事情确实有利于公私，而宣谕使错误地将其罢免或改易，应逐条列明上报。监司、按察官互相私下包庇，疏于弹劾，交由御史台察访；凡祸害及于民间的，允许越级申诉。这样或许可以一劳永逸地实现长久治理，仰望符合陛下亲自派遣使者的本意。” 中书舍人张孝祥论述王公衮报仇一事说：报仇，是义。若仇恨都可以私自报复，天下人就会互相结仇，永无止境。因此圣人制定法律来控制它：应当诛杀的，我替你诛杀；应当判刑的，我替你判刑。把你的仇恨纳入我的法律，于是，作为人子而要为父母报仇的人就不敢私自报复，只听从法律。为什么呢？法律得以实行，报仇的义也就包含其中了。如今佐公衮的母亲已经安葬，却有人暴露她的尸骨、侮辱她的尸体，这是父母之仇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佐公衮抓到贼人就立即杀掉他，是合乎义的；但他不敢杀，因为认为有法律在。法律规定：‘挖掘坟墓、打开棺材的人处绞刑。’两兄弟的母亲遗骸散落在原来墓葬之外，那么贼人无疑应当处死。贼人确实被处死，两兄弟的仇也就报了。这就是佐公衮当初刚抓到他时不敢私自杀掉，必定把他交给官吏的原因。案件审结，官吏却把贼人释放，使他得意洋洋地出入街巷，与普通百姓并列来往。父母之仇，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两兄弟起初不敢杀他，是因为不敢为私人的义而扰乱法律。如今案件已经审结，依法律本不应判死，两兄弟若杀他，就是有罪；依法律应当处死，而官吏却废弃法律，那么地下先人的耻辱和沉痛郁结，终究无人为之伸张。” 作为人子的人，难道还能安心把自己看作普通人吗？佐公衮有官职在身，王公衮杀掉这个贼人，既合乎义，也符合应有的法律。椿等听说《春秋》的义理，在于赞许报仇。公衮出身儒生，瘦弱怯懦，像连衣服都承受不起。到杀贼时，奴仆们都惊慌逃走，贼人拼死抵抗公衮，只是侥幸没有死罢了。况且这个贼人已经挖掘了十多座坟墓，曾经失败却没有死；如今又失败，仍然没有死，那么他的恶行一定会比以前更加放纵。公衮杀掉他，难道只是为了替王氏洗雪冤屈吗？椿等认为，公衮报仇的义举值得嘉许；公衮杀死依法应因挖墓而处死的人，应当无罪；至于以纳官赎罪来替弟弟佐请求宽免，应当不允许。即使因此造成有司失刑，也应依法律处理。谨此议定。右司谏潘良贵上奏说：臣听说，中台是承接、发布君王命令，向四海施行政务的机构，是朝廷的喉舌之司。六曹应当遵守奉行既定法典，各自履行职责。兵火以来，官吏因循苟且、玩忽成习，把这些职责看作可以随意寄身的旅舍。最严重的是，偶尔遇到朝廷下送的勘当事务，竟不依据规定的格式和法律判定，只是故意持有两可的说法，说‘还应当取自朝廷的指挥’。于是导致朝廷临时另行更改，长官、贰官和郎官因循沉默地奉行，不再坚持原则。每废除一项法令，后来陈请的人就援引为例，干求请托，纷纷扰扰，永无穷尽。如果不加察究，恐怕省部的成法会全部败坏，后患将不胜言说。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断，严厉告诫六曹长官、贰官和郎官，各自务必同心协力。凡朝廷下送勘当的事务，都必须依据法令判定是非，具文回复。仍请下诏，大臣所办之事涉及六曹的，不论大小，一概遵从有司的法令和格式，或许可以堵塞侥幸求取的门路，开辟公正的道路，以符合陛下向四海施行政务的本意。” 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汪藻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自祖宗以来，占有中原肥沃土地的丰饶，耕种和蚕桑遍及万里，钱粮方面的事务不用传到朝廷，精锐官兵和骑士屯驻环列于京畿，朝廷的威令如雷震风行。在那个时候，节省费用、充裕国用、强健军队、使百姓得到休息的主张，即使不加过问也可以。如今四方骚乱，国土日益缩小，招安的军队要依靠县官供给，县官征求钱粮又到了极点，百姓不堪其弊，譬如人坐在堆积的柴薪上，火已经燃起了，这怎么可以一日停止而不设法解决呢？那么陛下广泛询问群臣，本来就是应当如此。如今节省费用、充裕国用、强健军队、使百姓休息的办法，是可以说的。不过只是：罢免冗员的俸禄，节省冗兵的军饷，这样就可以节省费用、充裕国家；选择将帅中的人才，明确赏罚的法令，这样军队就可以强盛、百姓就可以得到休息。这几项都只是平常的空泛议论，朝廷已经讨论得很熟了，难道要等臣说了以后才知道吗？然而除此之外，臣也没有看到其他办法。臣私下有所忧虑：君主最大的过失，没有比失去人心更严重的；士大夫最大的过失，没有比忽视公论更严重的。德意不能取信，就不可能使人心归附；风俗不能敦厚，就不可能使公论得以施行。”

译君主与百姓之间，虽然有天壤般的尊卑差别，但上下彼此安定相处，靠的只是诚信。因此古代君主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时，一定在发布命令的开始极其谨慎；估计不能实行的事情，不拿来公布宣扬，恐怕欺骗百姓。既然说可以实行，即使全天下都反对，也不能动摇改变，恐怕百姓不信。陛下忧虑百姓、怜悯百姓的诚意，可以说已经极其深厚；发布为诏令，也可以说已经十分恳切。这样本应使百姓对陛下的爱戴日益加深，可是田野民间反而仍免不了愁苦叹息，这是什么缘故呢？陛下起草命令的最初，未曾参酌它是否可行，多出于仓促率意，因此所谓体恤百姓的命令，百姓并未受到体恤；所谓平息奸邪的命令，奸邪并未被平息。当时局艰难，有些利益本来不能立即兴办，有些祸害本来不能立即除去，百姓知道上面是出于不得已，只要以诚意告诉他们，谁敢因此怨恨呢？既然已经向四方发布号令，称为恩德之意，有司却动辄拘束阻碍、废格不行，使百姓习惯于轻视，把它看成空文，事情大多如此，谁不会离心离德？这实在令人忧虑。臣希望陛下凡发布命令，必定慎重对待开始，并以诚信贯彻到底，审慎确认没有阻塞之后，再诏告百姓；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轻率发布。如此或许可以使恩惠浸润人心，使人心感动喜悦，天下将十分幸运。公论存在于天下，就像元气存在于人的身体。四肢即使瘦弱，只要元气存在，也不妨碍身体安康；四肢即使强健，元气一旦衰败，也免不了生病。几十年来，士大夫喜欢发表新奇高远的言论，排斥中庸平易的议论，日渐发展到今天，风俗大为败坏。士大夫所趋向的无不在于利，心中所怀的无不属于私欲。他们知道朝廷把功名看得急迫，就争相发表斩将夺旗的言论，因为利益在功名上；知道朝廷把忠直敢言看作贤能，就争相发表明目张胆的言论，因为利益在忠直敢言上。朋党彼此唱和，合成一种说法，敢于说荒诞欺妄的话，向上迷惑君主的听闻。等到责问实际效果，就像捆住影子、捕捉风一样，最终什么也得不到，实在可怕。臣希望陛下在任用人才时，精心加以选择，不要被浮华虚伪之人压倒，或许真正的人才就会出现，来满足朝廷的任用。士大夫的风气，也应当从此逐渐改变。诏令在上面取信，风俗在下面明正，上下都出于至诚，政事就会修明、财用就会充足，纲纪就会端正、国势就会尊强；那么节省费用、充裕国用、强健军队、使百姓休息，不过是多余的小事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管仲、乐毅那样的臣子替陛下谋划，忧患也不会止息。臣愚昧而不知避讳，谨将这些意见记录下来上奏。赵元镇上奏说：臣听说，天子所到之处称为“幸”，是因为那里是布施德泽、询问疾苦、发布号令、推行教化的地方。如今车驾驻跸建康，理应加恩于这里的百姓，使他们欢欣拥戴。然而军纪不严，各项政务不能实行，强者欺凌弱者，再也没有纲纪。每几名士兵结成一党，有的强行夺取百姓出售的物品而不付价钱，有的强迫空手的人搬运钱粮，稍不如意，便随之殴打。冤痛的呼声，听到的人无不伤心怜悯。将佐自以为得意，厢界也不敢过问，于是使市场街市之中每天都有横暴侵凌的苦难。臣曾经进言，请求命令三衙广泛派人察看，分划负责的地域，严格制定赏罚。等到命令各军贴差使臣时，凡有所犯，依次治罪。不知是否从未有诏令下达，民间的祸患反而比前日更加严重。如今希望检阅采纳臣前一篇奏章，早日作出安排；仍请求责问建康府纵容军士、放任怠慢、坐视而不救恤的罪责。或者命令当地的火保、团头等人经常认真察看，凡有类似这种人，立即带领众人捕捉；如果敢于拒捕，不论所犯轻重，一律依军法处理。捕捉办事的人酌情给予重赏。这样一来，奸恶之徒就会稍稍收敛，而嗷嗷待哺、疲惫困顿的百姓也就有地方申诉了。” 孝宗时，杨万里上奏说：臣听说，圣人的仁爱必定有所止。仁爱没有止境，就会想以仁爱对待天下，结果反而残害天下。仁爱发展到残害，不是仁爱的过错，而是仁爱没有止境的过错。事情本来都有极限，也都有反面。仁爱没有止境，发展到极点就不得不反过来成为残害；残害并非产生于仁爱之外，而是产生于仁爱之中。既然如此，与其让没有止境的仁爱损害我们的仁政，哪里比得上有所止而保全我们的仁政呢？所以圣人的内心爱天下没有止境，但施行仁政却对天下有所限制；用没有止境的爱心来推广仁爱，又用有所止的仁政加以约束，因此仁政有所止，而施行仁政的心却没有止境。古代司寇在案件审理完毕时，把情况报告给君王。君王命令三公共同审听。到了将要行刑时，君王说：‘宽赦他。’司寇说：‘不可以。’君王又说：‘宽赦他。’司寇又说：‘不可以。’君王请求宽赦达到三次，司寇最终仍不听从，于是把罪犯杀掉。君王便为此撤去膳食，为此停止奏乐。况且凭天子的尊贵，三次被司寇拒绝，天子想使一个人活下来，却最终只能坐看他死去。三次请求宽赦而不被听从，为什么不请求四次呢？” 四次请求宽赦仍不被听从，为什么不多次请求宽赦，而不只请求一次呢？一次请求宽赦尚且不被听从，为什么不亲自宽赦他，却一定要听从司寇呢？况且那个罪人，我们的君主不能使他免于死罪，只是白白撤去膳食来表示没有益处的怜悯，这也近于不仁了。然而夏、商、周三代都这样实行，从未改变，为什么呢？宽赦罪人，是圣人的仁爱；宽赦止于三次，是因为仁爱本来就有所止。如今天地以仁爱对待万物，春天万物欣欣向荣，夏天万物茂盛滋润。欣欣向荣、茂盛滋润，是万物最大的愿望。天地既然仁爱万物，为什么不让万物天天处于春天、天天处于夏天呢？却一定要用风霜摧残它们，用冰雪毒害它们，使欣欣向荣的变得悲伤，使茂盛滋润的变得憔悴，为什么要夺去它们最大的愿望，而给它们所不愿意的东西呢？我听说：‘冬天封藏得不坚固，春天生长就不会茂盛。假使天地让万物天天处于春夏，那么就不必有来年了；既然有来年，又靠什么承接呢？’仁爱没有止境，天地尚且不能不穷尽，圣人难道能够做到吗？本朝法律规定，案件审结后，罪人以冤屈为理由申诉，就改命另一个州郡的有司审讯；审讯至三次而结论相同，罪人仍以冤屈申诉，也不再听取。

译这符合古代三次宽赦的意义。可是议论的人认为，圣人的仁爱应当穷尽天下人的实情，不应以三次审讯为限；这种说法听起来固然令人高兴，但本朝实行十多年后，狱讼日益增多，弊病日益积累，奸民得以逃脱，却让无辜的人代替他们去死，那么议论者的说法就造成了祸害。臣请说明这种祸害：杀人者只是一个人，而被牵连逮捕的有十个人；不止十个，有两倍十个、三倍十个的。捕捉时一起捕捉，拘押时一起拘押，审讯时一起审讯。狱吏难道会说‘他有罪，你没有罪’吗？幸而案件审结，被牵连的人得以释放；但杀人者临刑时不服罪，于是又重新审讯。这样，被牵连的人还没有全部释放，新的捕捉又接着开始。再次认罪又再次翻供，于是又审讯，被牵连的人又一同受牵连。审讯达到三次、五次、十次，被牵连的人也都被卷入其中。被牵连者家破人亡、瘦弱而死，而案件仍未审结。大体上，一桩案件有拖延十年不能判决的。案件判决后，不是杀人者的那些人全都死了，杀人者反而独自活下来。按这种情势，如果被牵连者死不完，案件就不能判决。为什么对一个罪人如此仁慈，却对十个、百个平民如此不仁呢？这是第一种祸害。罪人不服罪所造成的骚扰，竟达到上百个郡产生额外耗费、数条路都不得安宁的程度。外路奉命前往审讯的官吏，所居住的地方有供给，经过的地方有供给，到达的地方也有供给；否则留守和出行的人都会一起受到饥寒之苦。提供供给，县官又承受不了费用。他们审讯一人，其乡里的耗费达到千钱、万钱的，大概有几十处；审讯十人，就有十个千里之地受到牵连，耗费达到千钱、万钱的，大概有几百处。这些费用该叫什么呢？还要说‘推行仁爱而不计费用’。而出行的官吏，比如江淮之间，道路遥远，饥寒中的救济，尚且不忍说；至于二广，风土恶劣、瘴疠为害，更不忍说。父母妻子哭着送他们离去，又哭着迎接他们回来。离去时还是人，听到他们的哭声尚且忍心；回来时已经成了鬼，听到他们的哭声实在不忍。大体上，出发时是人的十人中，回来成为鬼的有七八人，仍是人的只有二三人。这二三个人即使没有死，也已经和死了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生病了。生病后能够完全恢复的，又只有十人中的一二人。外路的官吏因审讯而使他们遭受这样的灾祸。这是第二种祸害。议论者当初说‘审讯不以三次为限，是仁爱’，可是仁爱的祸害竟达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仁爱没有止境，就反过来成为残害吗？” 既然如此，古代圣人把仁爱止于三次宽赦，是因为考虑得很周详。臣希望朝廷严令有司，在旧有三次审讯的法律上稍作增加，但止于五次，使天下无罪而死的人得以重新活下来，使有罪而活着的人接受死刑，这不也是三代最为深厚的仁爱吗？万里又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制定法律，不只是惩罚天下已经犯罪的人，也是为了震慑天下尚未犯罪的人；已经犯罪的必定惩处，尚未犯罪的因此必定受到震慑。所以惩罚，是法律的义；震慑，是法律的仁。义得到施行，仁就不会穷尽；仁得到施行，义就不会频繁。仁义彼此兼有而不相互缺失，这是法律的好处。后世法律并非没有仁义，只是利益尚未显现，祸害却先发生了；不过是义施行得太频繁，仁爱又穷尽了罢了。义不能频繁，频繁就会使百姓怨恨；仁不能无止境，无止境就会使百姓轻慢法律。百姓轻慢法律，犯罪的人就多；犯罪的人多，刑罚就频繁。既然如此，刑罚频繁并不是产生于刑罚本身太多，而是产生于仁爱穷尽；百姓怨恨也不是因为怨恨刑罚，而是因为轻慢法律。百姓的性情本来喜欢温暖而厌恶寒冷，想要凉爽而害怕炎热；然而冬天不寒冷、夏天不炎热，百姓反而会生病死亡。人们只知道法律仁慈，却不知道轻慢法律会因此死亡。” 所以，爱护到了极点，正是恩惠消失的起点；宽纵过分，正是严刑兴起的原因。古代圣人的法律，起初并没有后世法律那样完备，只是不会让仁爱穷尽、让百姓轻慢法律，因此法律虽已确立，刑罚却无需使用。后世的法律，大概既详细又严密，然而条文虽详细，执行时却很简略；法网虽严密，漏洞却很多。天下百姓看见它执行简略，就知道它条文虽详也未必实行，最终一定会不再遵守；习惯于它漏洞很多，就知道它表面严密而实际疏漏，最终必然更加放纵。知道法律不会执行，犯罪就容易；知道漏洞很多，犯罪就频繁，刑罚怎么能不多，百姓怎么能不怨恨呢？唉！想要刑罚稀少，必然会导致刑罚频繁；想要得到天下人的欢喜，反而必然得到天下人的怨恨，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那么所谓执行简略、漏洞疏漏，是什么呢？一是法律不能坚决执行，却为它设置许多分支；二是法律徒然设置，却自行废弃了它的禁令。罪行没有比杀人更大的，既然罪行达到杀人，为什么还要议论呢？只杀掉他就是了。汉高帝是如此宽仁，入关之初，想要迅速收取天下人心，想要迅速废除秦法的苛刻，却同百姓约法时也只是说：‘杀人者处死。’汉高帝不认为这有什么疑问，百姓也没有请求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上下都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杀人而法律不判死刑，谁不会互相残杀，以至于造成大乱呢？这难道不是所谓理所当然、天下人都认为合宜的事情吗？所以，即使高帝想迅速取得天下，也不敢宽赦杀人之罪来迎合天下人的心；即使秦地百姓苦于秦朝，也不把高帝不宽赦杀人者看作高帝的暴虐。由此可知古代制定法律的本意了。如今的法律却不是这样。同样是杀人，有的列为‘盗’，有的列为‘斗’；有的区别为‘故意’，有的区别为‘谋杀’，有的区别为‘误杀’。列为盗、谋杀、故意杀人的，法律必定判死；列为斗殴的，处在死与生之间；列为误杀的，就可以生还。果真是误杀而杀了人，何况所谓误杀未必真是误杀，所谓不是谋杀、不是故意杀人，也未必确实不是谋杀、不是故意杀人呢？为什么呢？法律不能坚决执行，官吏就可以出卖法律；官吏可以出卖法律，百姓就可以逃脱。有司取得完备的案卷后读道：‘这确实是误杀！’却不知道官吏正在暗自嗤笑。这就叫法律不能坚决执行，却设置许多分支。百姓为什么害怕法律呢？并不是害怕法律，而是害怕刑罚。法律不被使用时只是法律，一经使用就成为刑罚；百姓不触犯时只是法律，一旦触犯就成为刑罚。”

译所以百姓害怕它。有法律却不使用，不如没有法律。为什么呢？没有法律，百姓还不能预料自己应当承担什么罪；有法律却不使用，百姓就知道法律并不值得忌惮。有法律而百姓不忌惮，因此发布的号令不再叫号令，而叫空话；悬示的文书不再叫文书，而叫具文。法律到了只是空话、具文的地步，没有法律反而胜过有法律。古代的法律，开始时一定施行，最终达到无需施行；如今的法律，开始时不施行，最终却多到无法胜用。法律不是引诱百姓犯罪，而是阻止百姓犯罪。古代的法律，百姓不去触犯；法律不招引他们犯罪，他们却不犯罪；也不放纵他们逃脱。正因为不放纵逃脱，所以百姓不去触犯。因此开始时一定施行，最终达到无需施行。如今的法律规定：‘诬陷他人犯罪而事实不实的，按其所诬陷的罪名治罪，从大辟以下都属于这种情况。’可是执法者却不这样做，凭一个人的片纸只言就兴起大狱，审讯所谓大罪。最后所谓大狱，起初根本没有可以兴起的案件；所谓大罪，也没有可以审讯的罪行。上面的人便把他们一概释放罢了。被诬陷的人竟至于家破身亡，而诬陷别人的人最重不过杖责遣发，那么奸民怎么会害怕屡次诬告善良百姓来求取利益呢？” 这样的狱讼什么时候才能清理呢？所以，开始时法律不使用，最终就会案件多到法律无法承受。这就叫法律徒然设置，却自行废弃了它的禁令。譬如有人在住宅旁边盗窃，起初加高围墙，只留一座门，又派士兵守卫，并不是为了限制人出去，而是为了限制人进来。盗贼因此不敢越过围墙，但又担心樵夫、牧人出入绕道，就在东边凿一处门，又在西边凿一处门。门多而道路又近，不能全部派人守卫，最后便到了有门却不关的地步。门多而路近，盗贼就从这些近路进入；有门却不关，群盗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入。法律不能坚决执行，却设置许多分支，谁不会沿着近路钻进去呢？法律徒然设置，却自行废弃禁令，谁不会大摇大摆地闯入呢？臣希望朝廷详细考虑，审慎处理。如果杀人者不处死，这条法律可以重新议论；而诬告诉讼者按其所诬陷的罪名治罪，这条法律就应当坚决实行。议论应当议论的，施行应当施行而过去没有施行的，那么成王、康王时代不违背法式的政治，虽然还不容易达到，但汉文帝那样的宽厚风气，或许还可以赶上吧？” 万里又上奏说：臣听说，如今驾驭官吏的困难，没有比禁止贪赃官吏更难的了。朝廷也在寻求禁止他们的方法，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用宽大来培养他们的羞耻心，他们却常常习惯于上面的宽大而不知道畏惧；用法律约束他们，又担心他们怨恨而不服，这究竟应当怎样处置呢？臣认为，使用宽大不如使用法律，使用法律又不如先使他们内心服从。天下人心服从之后，法律才能完全施行，贪赃才能完全禁止。为什么呢？天下人服从，通常产生于不偏私；不服从，通常起因于不公平。孟子说：‘先生用正道教导我，但先生自己尚未做到正。自己不正，却想使别人正，父亲不能用这种做法施行于儿子。想使天下归正，自己却不出于正道，凭什么使天下服从呢？’所谓想使天下归正而自己不出于正道的人，究竟是谁呢？难道不是朝廷的大吏吗？大吏不正，法令就不能实行；却想举起法律来禁止小吏，他们当然会怨恨而不服。臣凭什么知道大吏不正呢？过去臣所听闻、所见到的有两件：一是私自把县官府库的收藏据为己有；二是公开接受别人馈赠的苞苴来使自己富有。天有十个太阳，人有十个等级；朝廷不可能把早晨叫作下午，白昼不可能叫作夜晚，连儿童都知道这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至于公卿不能称作皂隶，侯伯不能称作舆台，却是公卿和侯伯自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天下有君子，也有小人。没有君子，小人就没有人役使；没有小人，君子就没有人供事。没有人役使，小人就不能得到供养；没有人供事，君子就不能尊贵。因此朝廷对于君子就尊崇他们，对于小人就供养他们。供养小人，是为了尊崇君子；尊崇君子，是为了要求君子自己尊重自己。礼义廉耻，难道不是君子用来尊重自己的东西吗？可是过去从台省属官以下，直到公卿、侍从，设有所谓宣借的廪给，设有所谓白直的餐钱。所谓宣借、白直，是用来供养小人，使他们充任君子的侍御、仆从的。如今没有这些人，却仍然领取这类食禄；那些大官甚至每月领取数百缗计算的数额。这就是公卿不做公卿，反而把自己当作皂隶；侯伯不做侯伯，反而把自己当作舆台。名义上是朝廷的大吏，实际上却成了皂隶、舆台一类的小人，不知道公卿、侍从怎么忍心把自身置于这种地位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那里有财货。这就是所谓私自把县官府库的财物据为己有。都城设置城门，是为了盘问、查验奸邪之人。一个人言语、服饰异常而入城，就要盘问；携带千钱经过，就要征收关税。可是四方所谓的苞苴，即使竹筐里装着价值百金的财物，又有谁去盘问呢？不只是百金，千金也不问；不只是千金，万金也不问。不是不想问，而是不敢问。为什么不敢问呢？看那封书信和竹筐的封题，有的写着‘这是送给朝廷中某官的’，有的写着‘这是送给省部某官的’，有的写着‘这是送给贵近某官的’。这样又怎么敢盘问呢？况且所谓万金、千金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将帅剥夺三军的供给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宠幸，监司、守令侵吞公物、盗取民财来求取优美的升迁。这里既然接受了，那边怎么能不剥夺、侵吞呢？天下装满财物的箱筐和挑担在道路上摩肩接踵，进入国门就像海水浇在焦炭上那样源源不断。公卿说：‘我不接受苞苴。’侍从说：‘我不接受苞苴。’贵近之臣说：‘我不接受苞苴。’但臣只看见它们进入，没有看见它们出来。那么究竟是谁接受了呢？这就是所谓公开接受馈赠的苞苴来使自己富有。过去汉宣帝时，多次下诏告诫官吏贪婪，并且一定涉及省减卒徒来供养自己的做法，全部加以禁止。: ""

译万里又上奏议说：“我既然说施行法令要从大官开始，那么小官的法令就可以顺利施行了吗？”答道：“还不能。没有给予他相应的待遇，就不能夺取他的财物；没有给予他利益，就不能伤害他。拥有千金家产的人，难道能凭一己之身运用千金财产吗？必定有人替他谋划，有人替他奔走，有人掌管他的钥匙，有人管理他的舟车。没有这些人，千金之家的主人一天也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可是，他们只乐于任用别人，却不愿意为别人花费；自己享用膏粱美食，却忘了别人饥饿；自己穿绫罗绸缎，却不体恤别人寒冷。等到这些人欺骗并盗窃财物时，便跟着施以笞刑。这样一来，这些人如果不被弃置离去，就一定不会竭尽全力办事。如今君主对待百官，从最低的一命之官，到最高贵的宰相，这是使用天下人的名分。把俸禄约束到一斗粮，丰厚时给到万钟，这是使用天下人的实际利益。实际利益与名分相称，实际利益轻而名分重，天下人就会舍弃轻的而趋就重的；名分高而实际利益少，实际利益重而名分轻，天下人就会趋向实际利益而舍弃名分。这是事理的必然。人只有像伯夷那样，才能守住首阳山的节操。然而伯夷之后，再没有见到伯夷这样的人，天下又怎能人人都成为伯夷呢？” 所以，即使圣人居住在别人的国家，饥饿到不能出门，也不会拒绝君主馈赠的粮食，反而把接受它看作廉洁之举；却想让天下士人不吃俸禄而独自保持清白，这可以吗？如今天下官吏的俸禄，二浙的主簿、县尉每月所给达到一百多缗，而二广的县令连其中一半也得不到；至于江淮、荆湖一带，又往往州与州不同、县与县不同，大概有丰厚得过分的，也有微薄得过分的。贫穷的士人扶着老人、带着孩子，跋涉千里去求取一个官职，俸禄本已微薄；如果州县富足、上官赏识， 每月还会有所收入；如果州县贫乏，或上官因私怨而不高兴，甚至一年到头也得不到一枚金钱。况且还要借债前往，忍受饥寒居住，狼狈不堪地回来；不是大贤大德的君子，谁能忍受这些？却说‘你不要贪，我有法令’，难道合乎道理吗？因此，不如均平天下官吏的俸禄，使最偏远之地与近处相同，使俸禄少的地方增加到与丰厚的地方相同。这样之后如果仍有人不改，那么我们的法令一经施行，天下就会完全服从。既然如此，施行法令应当怎样做呢？我听说天下君子以礼义为耻，约束他们已经足够；至于小人，用刑罚来威慑仍然不足，就必须有不可预测而极其严厉的威势，才可以奏效。” 我曾听士大夫对我说，有一位上官曾在海外诸国任提舶，后来因受贿而被闻知，便审讯他。查得属实后，复奏朝廷，朝廷下令笞打他的脊背并刺字。他的同僚想到这不足以向他所管辖的官吏和百姓显示警戒，便劝他自裁。那人却说：‘能够免死已经是幸运了，笞打和刺字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小人不畏惧刑罚竟到了这种地步。近来圣明天子即位之初，曾笞打一名贪赃的郡守，可天下直到现在贪赃的官吏反而越来越多。因此，不可预测而极其严厉的威势不能不用。我恭敬地听说，太祖皇帝刚平定岭表时，有人在英州任知州而贪赃七十万，太祖特地下诏令其弃市；又有任衡州知州而贪赃罪行查实的，命令在衡州依法处死。我希望天子奋发施行不可预测而极其严厉的威势，不论官吏大小，选取其中败坏法纪最严重的一两人杀掉，那么天下人就会震恐战栗，没有人敢再这样做了。贪赃的有一千人，败露的只有一个，能够败露已经算幸运了。又有人说：‘不忍心杀他。’其实他们本来就不怕刑罚，只怕死亡。不用他们最害怕的手段惩罚，却施以他们不害怕的刑罚，天下人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贪赃官吏呢？所以我说：必须使天下人心悦诚服，法令之后才能完全施行，贪赃才能彻底禁止。万里又上奏议说：我听说尧、舜在上，也不能使天下人必定不作恶。想使天下人必定不作恶的办法，只能止于严刑，超过这一点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然而严刑又不能经常使用。适时使用，国家就能兴盛；经常使用，国家就会灭亡。刑罚是圣人不得已才采用的工具；而严刑，又是天下人最不愿接受的政治措施。以我们不得已的手段，施行天下人最不愿接受的政令，即使尧、舜也能不陷入困境吗？所以，流放、窜逐、殛罚，是尧、舜所使用的刑罚。这并不是不严厉。然而如果尧、舜早晨施行，晚上又施行，我恐怕后世会有人像武王列举纣王的暴虐那样议论他们的后果。因此，尧、舜也不能使天下人必定不作恶。为什么呢？因为严刑不能经常使用。但是尧、舜只刑杀一两个人，天下就得到治理，这究竟用了什么办法呢？大概尧、舜治理天下，有不杀人却比杀人更严厉的办法，有不施刑却比施刑更严厉的办法。忠诚、严肃、恭敬、端庄的人，尧、舜已经任用他们为辅佐；明达、诚信、笃厚、真诚的人，尧、舜又任用他们为辅佐。那么那些不忠、不肃、不笃、不诚的人，何必全部杀掉、全部施刑呢？把他们屏退弃置就够了。人的情感，难道愿意永远被弃置吗？如今被弃置在尧、舜的时代，就等于比受刑被杀的人死得还要慢。为什么呢？身体虽然没有死亡，但在世上的声望已经断绝，想再在士人君子中取得一席之地，也不可能了。这样一来，他内心必定会有所悔恨，改迁向善时也必定会自我勉力。这就是说，使天下人不一定必然作恶，正是使他们必定向善吗？我前面所上的两篇奏议，其中一篇说：治理贪赃官吏，要从大官开始；另一篇说：先以均平官吏俸禄为条件，随后以不可预测而极其严厉的威势来制止。这些办法足以使天下人害怕贪赃，却还不足以使天下人乐于廉洁。因为威势使用得太习惯，人们必然习以为常，威势也就不再成为威势；恐惧有所懈怠，人们必然反过来不再恐惧。为什么呢？不能胜过贪欲，就不能胜过刑罚；不能胜过刑罚，就不能胜过困穷。只有使人乐于廉洁，谁又能夺走他的这种快乐呢？我听说上天不能使秋天没有春天，圣人不能只施行没有奖赏的刑罚。使人先得到生存再处死，被处死的人就不会怨恨；只施刑而不奖赏，活着的人就不会受到劝勉。如今某人是贪赃官吏，某人不是贪赃官吏，天子说：‘你为什么贪赃？我要杀你。’至于不贪赃的人，就不杀他。贪赃者死亡，而不贪赃者生存，那么官吏中想贪赃的人将会说：‘贪赃是不可以做的。’于是彼此相继而不再贪赃。如今某人是廉洁官吏，某人不是廉洁官吏，天子说：‘你不是廉洁官吏，我不用你。’

译至于廉洁官吏也同样不任用，那么不廉洁的官吏将会说：‘他不过是假装廉洁来显示与我不同，最终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彼此告诫，不要做廉洁官吏。天下的风俗，产生于胜过他人；胜过他人产生于人数众多；人数众多产生于上位者所崇尚的东西。上位者不崇尚廉洁官吏，廉洁官吏就会越来越少。以极少数的廉洁官吏，想胜过极多数的贪赃官吏，难啊！我希望朝廷在内委托宰相、侍从、台谏，在外委托监司、太守，每年荐举一名廉洁官吏，由陛下亲自选取其中最优秀者，不按常格破格提升为台省官职。即使还达不到唐代任用杨绾为宰相的程度，也希望廉洁官吏的风气能够胜过贪赃的风气。社会所崇尚的，人们就乐于趋附；这样不过几年，贪赃官吏的刑罚也不必再使用了。”},{ 万里又上奏说：“臣听说，政事靠命令来推行，也会因为命令而不能推行。下达了命令而政事不能实行，并不是天下人真的敢于轻慢天子的命令、违背天子的政事；也有人说，是天子自己轻慢了自己的命令。人只要不自己轻慢自己，天下谁会轻慢他？这本来就是自己招来的。况且天子的命令施行于天下，难道不是想要推行政事吗？为什么又要自己轻慢自己的命令呢？自己轻慢命令，是由于发布命令时考虑不周，又由于发布时前后不一致而败坏。考虑不周，所以命令只可以使人一时快意，却不能真正实行；有了言语却不能兑现，开始时高兴，最后变成怨恨。前后不一致，所以发布后又后悔，后悔了便更改。今天发布的命令刚到，明天更改的命令又到。究竟应当听从先前发布的，还是听从后来更改的？考虑不周，是欺骗天下；前后不一，是迷惑天下。命令已经到了欺骗天下的地步，却希望百姓相信；命令已经到了迷惑天下的地步，却希望百姓不疑惑，这就像画一座宫殿给人看，却说它能够居住；指着千条道路、万条路径给人引路，却责怪他们都没有到达目的地，这怎么可以呢？周朝强盛的时候，天子在京师垂拱深居，而象魏上所悬挂的文告、木铎所传达的号令、诰命所覆盖的地方，众多地区直到六服；各国君主从远方直到九夷八蛮，最远到达海边日出的地方，都奔走俯伏来听从王命。”}], 臣曾经读《易经》，读到《涣》卦时领会了其中的道理。它的象辞说：‘风行水上，就是涣。’它的爻辞说：‘涣，汗其大号。’命令都是一回事，既取义于风吹过水面，又取义于汗水，为什么呢？如今风和水相遇，水因风而卷舒、急缓，形成织锦般的波纹、竖立的雪浪，涌起山一般的巨浪；小的则激激涤涤，大的则汹汹轰轰。水不是由自己控制，而是受风控制；水只听从风的驱动。”}], 水对此没有抗拒。周成王时代的强盛，不正像风吹水面一样吗？至于人的身体，出汗就安泰，不出汗就会生病。已经出汗又重新流回体内，就会生病；进入体内而又能排出，病还有可能痊愈。进入体内而不能排出，就无法医治了。周幽王的祸患，不正是汗水流出后又流回体内、进入而不能排出的情形吗？既然如此，政令一定要能够施行，就应当像风吹水面一样；政令不能施行，就像汗水重新流回体内一样。圣人创作《易经》，前面所说的道理是给天下人作老师的，后面所说的道理是给天下人作资助和借鉴的。臣私下观察今天的号令，为什么与《易经》创作者前面所说的道理如此不同呢？向百姓籴买粮食而使用所谓的交子，这也是一种利益。然而臣不知道，这究竟只是为了使官府获利，还是为了使百姓获利？如果只是使官府获利，恐怕不是朝廷忍心去做的事。如果是为了使百姓获利，那么臣却没有看见它的好处。为什么呢？官府用交子向百姓买粮，百姓也用交子向官府缴纳赋税，这样上下都能获利。如今买粮时对百姓使用交子，到了缴纳两税时，百姓拿交子交给官府，官府却不肯收取；官府既然不收，百姓拿着这种东西又能有什么用呢？朝廷大概已经下令，允许百姓用交子向官府缴纳赋税了。名义上允许，实际上拒绝；名义上使用，实际上废弃。这样看来，这道命令岂不是欺骗吗？” 至于恩泽广布，有一项规定说，百姓如果父母和祖父母四位亲属都健在，就免除他的赋税和劳役。有司至今仍拿着这项命令而不执行，说：‘各郡还没有先例。’况且命令发布时，难道曾经审查过它能不能施行吗？没有审查就发布命令，命令发布后又不执行，天下就没有缓急之分了。遇到紧急事情而天子发布一道命令，天下又将说：‘不久就会搁置；即使不搁置，也一定会更改。’这难道不是很危险吗？请朝廷认真想一想。《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法令 宋孝宗时，赵汝愚缴论张时中狱事状说：‘臣私下认为，朝廷的法律，是划定后不能随意改变的。法律应当从轻，就按轻法处理；法律应当从重，就按重法处理。有司只知道奉行法律罢了；法律以外的事情，不敢擅自议论。至于事实与法律不能完全相合，所以有事实情节重而法律规定轻，也有事实情节轻而法律规定重。有司不敢专断的，就应当把事情的缘由具文上报，请示皇上，也只听从皇上的命令如何处理。臣恭敬地看到，临安府审理将仕郎张时中，认定他因其弟张居中被关押在狱中，便使用钱财向狱吏徐造等人行贿。法司依法议定，合判徒刑二年；按私罪追夺将仕郎所服的绫▯，折抵徒刑一年；剩余徒刑一年，赎铜二十斤。这项判法不能说不重。假使张时中的罪行确实还不止这些，本府也只应把事实情节和法律依据开列清楚，上报朝廷，请求裁决，不应擅自按自己的意思处理。如今既请求依照条文定罪，又请求某人特意配隶五百里，某人特意配隶邻州，某人特意发往三百里以外的州军编管。这样一来，刑罚轻重以及给予、剥夺的权力全在有司手中，朝廷的法律岂不就接近废弃了吗？京师是诸夏的根本。假如有司任凭私情废弃法律竟到这种地步，四方将怎样看待朝廷？’ 臣愚昧地恭请圣上仁慈，特地下达圣明的指示，命令本府：除将张时中止依照法条定罪判决外，还应命令今后不得任意在法律之外擅自拟定刑法。这样或许可以使君臣名分严明，朝廷体制尊严。虞允文论述金州弊端、请求对诸将加强威令的奏状说：‘臣于闰七月二十九日到达金州，宣布陛下的德意，不敢不竭尽心力；但臣才干不足，竟使臣治理军市、修治民政、铲除大奸大蠹，以革除四十年来数说不尽的弊端，深恐不足以奉行明诏、符合陛下崇重委任之意。臣这些天来，拿所听闻和所见到的事情同文书簿册相互考核，发现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弊端，条目非常多，无法全部记载。臣曾经巡视江淮、荆襄，遍历各军，与金州相比，实在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大体上，他们把百姓的财物看作自己的财物，把官府的物品看作自己的物品，公开索取和暗中窃取，在一件事中就动辄以十几万计；贪污放纵，上下一个样，几乎没有一点顾忌。至于军民日常所需的饮食等物品，也丝毫不加体恤。追究弊端的起源，始于王友直，发展到今天；百姓愁苦怨恨的声音充斥道路。臣已经揭露其中较大的问题，张榜于交通要道，并下札子给各军，把实际情况明确地反复告诫约束，希望他们能够惩戒改过，或许可以稍稍符合陛下顾念远方军民的心意。然而榜文和札子，姑且只是先行告诫罢了。若想使群贪收敛，斩断根株，彻底洗除长期形成的恶习，若不是振作朝廷的威令，小人未必真正听信，小人的心术也没有办法全部革除。’ 几十年来，士大夫的说法是：因循旧习、固守常规的人被称为沉静庄重；革除弊病、彻底治理的人被称为无事生非。自从‘生事’的说法在上层流行后，巧于诋毁、深加诽谤的人便四处出现来附和它。流言一传播，错误的事情人们反而轻易相信，正确的事情人们反而轻易怀疑；弊病未必能够全部革除，治理也未必能够完全建立，而自身已经陷入危险。因此人们宁愿因循苟且，窃取‘沉静庄重’的名声，享受安逸荣华的福分，这正是臣极为愤慨的。可是臣倚仗陛下圣明，不敢顾惜自身。虽然王友直等人当时正在掌管军务，臣还没有敢于公开追究治罪，但官库钱财前后被欺瞒隐匿和明目张胆分取的，已经全部拘收，达到五十余万缗；至于各军折估等钱，从利州总领所关请后直接拿去转易、隐落和侵吞的数额，臣还不敢追问。近来臣恭敬地听说，陛下因为镇江主将贪污，立即将他罢免黜退，显赫地震怒一次，以安慰三军将士；又擢升任用了王友直、郭刚，近处的人没有不喜悦，远处的人没有不畏惧，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议论者却说：一个将领在军中，只要在顾盼、指使、谈笑之间，搜刮剥削之事无不如意，财富已经达到巨万，富足可以延续百世；一旦能够被罢职离去，前往祠禄任所享受清闲，并且每月领取厚禄，这正是他们最大的欲望。假如让诸将开始时仿效这种贪婪，极力积累财富，最后又企望得到这种闲逸，那么知道警戒悔改的人就少了。如果暂且不想按他们的罪行正法，也可以登记没收他们的财产，姑且削夺他们显贵的资历，把他们迁徙到远方，这仍然足以伸张威令，向将来显示警戒。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刚明果断，开创新的治功。臣私下料想，陛下一定已有处置此事的办法，只是相隔万里，臣还不知道罢了。臣所张榜约束的事项，谨慎地另行抄录成札子进呈，恭请圣上明察。卫泾上奏说：‘臣听说，收养儿子的法律，是为了重视继承嗣续的道理，又以年龄大小作为确定规则，已经把人情和法律的意思考虑得很周全了。臣查得，吕念一、彭一都是吕细三收养的儿子。当初请求收养时，彭一才两岁，吕念一刚出生十四个月。按照法令条文，异姓人三岁以下的孩子可以收养，依照亲生子孙的法律对待。吕细三与彭一、吕念一是亲生父子，那么吕念一、彭一就是亲兄弟，这是没有疑问的。根据案卷所说，吕细三夫妇以前接连生育男女都不能成活，恐怕是彼此相克。彭一从七岁以来，只称呼吕细三的姓；吕念一、彭一一向互称兄弟。这样看来，彭一所用的称呼，不过是世俗厌胜禳解的意思，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亲兄弟。如今吕念一只是因为哥哥彭一拿走房门的插板，两人各自在酒后争吵，本来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彭一先用柴棒打吕念一，吕念一于是夺过柴棒把彭一打死，那么这是弟弟打死哥哥，十分清楚。虽然其中下手的先后还有情理可以考虑，但在名分所在的问题上，是非曲直不容用极细微的差别来衡量。按照法律，十恶中的第四项是恶逆，注释说包括杀兄，即使大赦也不宽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