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

译他们不去做容易的事而去做困难的事，大概是因为内心不安于徇私，外面又怕辜负公议。假如他们不考虑本职应当守持什么，只知道顺承风旨，即使凭借沉默来取得容悦，也都可以逐渐升到显要职位，那么他们舍弃困难而选择容易，又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这恐怕并不是陛下的利益。仰望陛下圣明在上，难道不能洞察这个道理吗？只是陛下圣度宽厚，未能完全断绝人情。可是陛下认为可以给予便给予，谏官、给舍认为可以夺取便夺取；人主任用恩意，臣下守持法度，君臣之间的义理就都尽到了。为什么要徇顺人情而废弃国法呢？况且一旦打开侥幸求进的门路，群小就会争相奔趋，辗转攀援，乘机窥伺，正需要依赖臣下坚持原则、奏报复核，来抑制并截断泛滥的势头。陛下如果不主持公道，他们必然巧妙地制造诋毁，使臣子上怕陛下的威命，下忧群小的中伤，于是苟且接受成命，谄媚逢迎之人就会充任官位。假如有大奸大恶，谁来替陛下进言？何况今天进言的道路还闭塞，士气没有振作，风采消沉，这种状况仅仅停止在目前，陛下本应长期培养成就它，却又从中暗暗销蚀、潜在阻挠。臣恐怕爱君忧国的言论无人听到，保禄求安的习气日益炽盛，耳目逐渐闭塞，纲纪渐渐毁坏，名器日益轻贱，赏赐日益滥发，奸佞宠幸之人张牙舞爪、肆无顾忌，天下的祸患必定从谏官、给舍不能履行职务开始。” 那么，本来想要扶持国家、使国家完整安定的愿望，又怎么能够保证实现呢？这是臣深深忧虑的。我们仁祖天性仁慈宽恕，对于别人有所请求有时不能违逆；只是他在擢用任命臣下方面，臣下便随事论列辩驳，于是他开始命令大臣详细列出条目，坚持上奏。庆历年间的诏令甚至要求审讯弹劾那些请托求官的人，明确按其罪行治罪，并且写入法令，所以当时风节严整，朝廷肃清。即使有时发出破格的恩典，也不能损害圣明的政事。寿皇孝宗精心治理朝政，尤其重视这种选任。有一天，他告谕给事中说：‘近来很少收到封驳，你们只要把所见所知上报，朕没有不听的。’乾道年间的诏令，甚至说两省掌管进言的臣子，是用来指陈政令得失的。如今担任这些官职的人，往往因为章奏封驳太频繁而害怕论列，实在很不完善。从今以后，除了封驳之外，事情即使极其细小，只要稍有不恰当，就要详细具奏陈说。因此当时群臣争相以进言论事为高尚，帮助成就考核核实的政治。有时曾擢用人才办理事务，甚至破格任用人；一旦觉悟不当，罢免斥退立即到来，并不只是徇私偏袒恩幸之人。臣愿意最终吐露自己的愚见，自始至终为陛下陈说，只希望陛下宽赦我的狂妄僭越。宗正少卿柴中行上奏说：‘朝廷任用人，表面上显示出宽宏，暗中却掩盖其真实意图；内里运用笼络手段，细微之处显露出它的机心。这样做虽然在观听上很美好，实际上却无法使天下人真正心悦诚服。过去革新政治，元气已经重新得到挽回。近年来想求得安静，颇为厌恶人们的意见。于是臣下进献意见，不是观望，就是迎合；不是拖延缓慢，就是畏惧回避，而当面折辱、在朝廷上直谏的风气很少见到。这是主持政事的大臣的责任。’ 理宗即位时，刚刚任知果州的杨泰之入朝应对说：‘陛下以直言来求取人才，却又因直言而治罪，使天下人把进言当作戒惧之事。臣恐怕进言的道路一旦堵塞，士气就更加消沉，人人循规蹈矩、沉默不言，渐渐形成衰世的风气。治理国家的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皇帝认为他很奇异、很有见识。端平元年，吏部侍郎曾从龙上奏说：‘陛下大开进言道路，以疏通闭塞。内心如果爱戴君主，谁不想进言？进言不切实直率，怎么能够感动人？譬如积水长期堵塞，一旦决开，水势必然盛大，声音必然激烈。所以进言多了，容易使人厌烦；言辞激烈，也难以让人乐于接受。如果稍有厌倦的情绪流露在言辞神色之间，谗言谄媚之人就会乘机而入，陛下或许自己还察觉不到。’又说：‘谏臣交相上章、彼此诋毁，希望陛下鉴察古今天下安危的变化、君子小人消长的关键，以公心处理，才会恰当。况且听取言论的方法，应当结合事情来观察。如果言论确实关系国家体统，有助于治道，有益于君德，那么言辞即使过于激烈，又有什么妨害？他们即使是为了博取声名，我们实际上也已经得到益处。只要虚心接纳善言，如同决开江河，激烈的水势自然会平缓。’ 二年，谏议大夫兼侍读李宗勉上言说：‘征求谏言并不难，接受谏言却难；接受谏言并不难，依从谏言却难。假如听到了却不把它当作警戒，接触了却不把它当作可信，最终使危切的言论、鲠直的议论对世道没有用处，对当时的危难没有救助，那么这和拒绝谏言的人相距也只有一步罢了。’ 端平年间，直宝谟阁、枢密副都承旨王伯大上言说：‘如今国家的大势如同江河决口，一天天趋于衰败，无法挽回。起初，士大夫的议论无不异口同声地歌颂，说太平的时期踮起脚就可以等待。不久以后，便以治乱安危的形势来议论；又不久，连治安也不再谈，只直接谈危险和动乱；再不久，连危乱也不谈，只直接谈亡国。唉！谈论亡国，尚且说明还知道有亡国。如今连亡国也置之不谈了。人主的祸患，没有比身处危亡却不知道更大的；人臣的罪过，没有比知道危亡却不进言更大的。陛下亲自主持政务至今五年，盛德大业还不能昭著于天下，却招来天下的毁谤议论，为什么这样纷纷不止呢？‘如果议论放纵享乐损害德行，天下将把陛下看作商纣、周幽那样的君主；如果议论外戚宦官和近习扰乱政事，天下将把朝廷看作恭显、许史、武韦、仇鱼那样的朝廷；如果议论奸党佞朋误国，天下又将把诸臣看作汉代党锢、元祐党籍中的那些君子。这几种情形都重蹈前古危亡的轨迹，忠臣怀着恳切之心进言，志士怀着愤激之情附和。’

译陛下虽然每天驾临治朝，每天亲近儒者，每天修饰言辞、和悦脸色，却始终不能消除天下的议论。‘进言的人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不肯放弃，听取的人厌烦了却不怕麻烦。于是厌烦转变为怀疑，怀疑增加为愤怒，愤怒到了极点便变成刚愎，于是治罪进言、贬斥谏官的意图潜藏在陛下心中，凡是违逆自己的人便都成了可以驱逐的人。’‘那些中等资质的人，利害不涉及自身时，没有不剖露锋芒、曲意迎合陛下所喜欢的。稍微畏惧名节义理的人，就含羞沉默，担心进退两难；至于那些毫无顾忌的人，则都挽袖远去，不愿站在君王的朝廷上。’‘陛下不妨反躬自省地说：我的行为举止，难道没有在屋漏之处做了什么、而下边已经知道的吗？只看见受宠亲近的人很多，选择任用还没有停止，宫中排当的声音时常流传在外，那么就不能说精神能够内守、血气能够按正常轨道运行。’‘陛下又不妨在宫禁之内进一步反省说：我身边的左右近属，难道没有从细微处钻入、借着形势而出，凡是我亲近信任的人便不再怀疑察觉的吗？只看见内降的请托文书屡次送到有关官署，里巷中传说任命臣下的事情每每成为人们议论的谈资，那么就不能说浸润式的影响没有发生、邪僻的路径已经堵塞。’ ‘陛下又不妨在朝廷政事之间三思说：我的诸位臣下，难道没有人散布谗言、败坏德行，使我震惊，厌恶正直、憎恨端正，听信旁门侧说而改变常度吗？只看见刚强方正、峭直敢言的士人，从前还被进用，如今却不知到哪里去了；柔弱奸佞、卑陋无能之徒，不知道从哪里来，却突然聚集在这里，这样就不能说全国都是忠臣、圣朝没有缺失的政事。陛下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任用和舍弃，没有一项不是招致人们议论的原因；等到人们的议论来了，又把它推开而不接受。平日受到陛下礼遇和信任的人，难道肯替陛下分担这些毁谤吗？不会。陛下如果真能把自己的过失公布给天下，不必曲意替它回护；凡是人们议论而不能宽贷的事情，一旦就赫然全部清除，务必使蛀虫的根株全部消灭、祸乱的孽种不留，就像日月更替、风雷迅疾一样，那么天下的毁谤不必改变，自然就会平息。陛下还有什么顾忌、怀疑而不这样做呢？’ 淳祐十二年，秘书少监高斯得上奏说：‘臣近来因为水灾，直趋御前奏事，冒昧进献愚昧之言。陛下的宽容如同上天，没有赐予诛斥；臣愚昧地认为这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适逢轮流召对，按道义不容沉默，因此再次披露心腹，把意见全部陈说在陛下面前，惟愿陛下垂听。臣私下看见自从各郡发生大水以来，朝廷士大夫上奏封事、谈论政令得失的，比起圣明而不忌讳进言的朝廷，还不到百分之一二。已经听说有人厌恶这些喧哗争论，指责它们太过分；邪说又乘机而起，于是说这只是空话，徒然扰乱人的听闻，对国家政事没有补益。这种说法一旦流行，其祸害足以亡国。臣怎么能回避被称为空谈，而不替陛下把这件事辨明呢？所谓空言，是说高谈阔论，远离实际事务。拿它与古代相比，并不合于现实；拿它放在今天，则会有害。像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纷纭议论、像西晋时期的清谈，这些确实没有补益。如今诸臣的言论，对上可以切磋规正圣主，对下可以磨砺激励大臣，对内可以摧抑奸邪，对外可以消弭遏制寇盗暴虐。这正是《尚书》所说的‘进言可以取得功绩’，以及《诗经》所说的‘我的话是用来施行的’。怎么反而认为它们对实际政务没有补益呢？皋陶的言论虽然有益，如果不是舜帝把它落实于行动，就无法达到天下太平的治理。’ 傅说的言论虽然良善，如果不是高宗听取并付诸实行，就无法成就中兴的功业。如今诸臣的言论并不违背皋陶、傅说的言论，而陛下却不能像舜帝、高宗那样实行；不仅不实行，反而责怪进言者，那么言论究竟有什么罪呢？况且诸臣劝谏陛下说：敬畏之心不可不存；货财女色不可不远离；国家根本不可不端正；天伦亲亲之恩不可不厚；大臣不可不信任；政事根本不可不统一；谏官不可不慎重选择；辅弼大臣不可不和协；任用贤才不可不坚定；去除邪恶不可不竭力；土木工程不可不停止；财用不可不节省；外戚亲属危害百姓不可不制止；宦官近侍扰乱政事不可不惩治；凯佖、昴英等贤人不可不召用；垓荥与▯元等元恶不可不惩罚；对黥面罪徒、隶卒和草野之人的过失不可不悔改；轻蔑学校的罪行不可不纠正。这些无不属于可以实行的言论。假如全部实行，尧、舜、禹、汤的圣明也不过如此。可是陛下对于这些意见，曾经采用过哪一条呢？他们又劝告大臣说：君心中的错误不可不匡正；内降的命令不可不退还；开诚布公不可不扩大；辨别邪正不可不明白；协和恭敬、和衷共济不可不努力；分朋结党不可不戒除；乡曲私情不可不克制；功利之徒不可不远离；使用器物般任使人才不可不恰当。’ 他们又说：振拔沉滞的人才不可不公正；天灾流行不可不畏惧；下情闭塞不可不疏通；小人之类不可不彻底断绝；师儒的离去不可不挽留；疾恶之心不可被私情牵系而有所不同；进贤之道不可因观望而不竭力。这些也无不属于可以实行的言论。假如全部实行，皋陶、夔、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能也不过如此。可是大臣对于这些意见，曾经依从过哪一件呢？诸臣的言论，如同布帛必定可以穿，谷粟必定可以食用；采用它就能使政治清明，舍弃它就会造成混乱，确实不可改变。如今却一概认为是空话而不加省察，不知道舍弃这些意见以后，还要拿什么作为实在的言论和实际的政务呢？臣又听到道路上的议论，说今天的弊病在于人主没有真正采用言论的实际，大臣没有接受言论的气量。没有真正采用言论的实际，最后必定发展为轻慢谏言；没有接受言论的气量，最后必定发展为治罪进言。轻慢谏言固然不可以，治罪进言则会走向灭亡，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因此必须由圣明之主充实容纳意见的美德，进而落实采用言论；贤相必须断绝忌讳之心，扩大接受言论的气量。这样，诸臣的言论都能见用于政事，哪里还会不是实际的政务呢？’

译过去孝宗皇帝精心治理国家，综合考核名实，群臣进献的意见大多得到施行。当时百官轮流召对，第二天一定命宰臣进呈，选择其中可行的加以施行，一时许多善政都由此产生。廷试中列在下等的人，命详定官把他们论说利害、陈述事实的内容节录出来，按类别汇集上报，因为认为朝廷士大夫的言论还不够。又认为前任宰执、侍从也有进献意见、参与谋议的责任。看见利弊，听取不定期传到的意见，想借此了解州县百姓的情况，像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实行了采用言论。臣因此希望陛下以此为法。王安石任宰相时，不顾惜人们的议论，甚至加罪于司马光。司马光议论青苗法，他便斥退司马光；苏辙议论条例司，他便驱逐苏辙；刘挚议论助役法，他便贬谪刘挚。大概他还没有做宰相时，曾有诗说：‘做客只应当饮酒，何必替主人谋划？’等到做了宰相，便竭力实行这句诗的意思，所以非常憎恶别人的议论。他的过失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是没有接受言论的气量。因此臣希望大臣以此为戒。如今国家大势已经剥蚀腐烂、蛊坏败乱，没有一件事值得抬眼去看，唯独进言道路的一线生机还没有断绝，这就是国家的元气。主持扶植它，尚且担心它不能振作，为什么又要加以诋毁、使它受到挫折呢？有人或许只是怀疑这些贤人的到来不过是喋喋不休地高谈一阵，然后一哄而散，却不知道他们对国家、对自身全都不顾惜，妄想求取奇异的名声；如果不是极其狂躁的人，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可以因为这个先例而把他们视作一类而轻蔑吗？臣认为“空言”的说法、“好名”的说法，都是在国中设置罗网，想把君子一网打尽、全部排除。这种说法最容易被人接受，它造成的祸害却最难以言尽。希望陛下像远离淫声美色一样远离它，不要轻易被它迷惑。这是君子去留的关键，也是国家危亡的征兆，不可不请陛下深思。臣屡次触犯天威，惶恐万分，惟愿陛下宽赦。淳祐年间，徐元杰进献前代故事说：‘《礼记·坊记》中子贡说：“上面斟酌民众的意见，下面就会把上天的施予看作常理；上面不斟酌民众的意见，就是违逆；下面不把上天的施予看作常理，就是混乱。”臣听说上天没有偏私地覆盖万物，人君体察上天来包容天下，必定贵在广泛议论、穷尽天下人的心意，然后才能使天下归附于我的仁德。所以君上有广泛阅览、兼听明察的能力，还必须用大公至正的道理加以衡量，使下民的意愿常能传达到上面，上面的意旨常能取信于下面，不使任何一个平民有不能尽情陈说的叹息。这样，百姓感受到上天施予般的恩德，整个天下所说的大赏赐、大恩惠，都不足以穷尽它。其意思仿佛是说：“有这样对待百姓的君主，他不就像上天一样吗！”天下同心拥戴他，是理所当然的。后世不知道采取这种做法，尊卑之间隔绝深远，上下的情意更加疏远；门户庭院防守深严，君民一体的关系也不能建立。因此，忌讳进言的人有被钳制缄结的忧患，治罪进言的人有遭受诽谤罪惩处的灾祸。这本来就是不仁者所为，不能希望他们像上天施予那样。至于合乎法度的直言，难道能不听从吗？委婉的话，难道能不喜悦吗？正因为能够听从、能够喜悦，更应当深入推究言语之外的意思，迅速改正自己的不善，使之归于至善，这难道不是天下的大幸吗？’ 然而有时喜悦这些话却不能推究其深意，听从这些话却不能改正，那么对于其中应当斟酌参酌的地方，就从来没有认真用心。大概也是不能充实大公至正的心意来安慰天下，这就不只是干旱时盼望彩虹，而甘霖仍未普降；即使以天地那样广大的人，也还会有所遗憾。过去孟子谈论恩泽下施于百姓，必定要在谏言得到实行、意见得到听取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难道不是因为仁德言语的利益广大，只在于上面的人听取并采用它吗？况且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尧舜还以为难办，大概是说施舍从自己出发，终究有所限度。至于考察众人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那尧舜的施予就如同上天的施予了。不偏爱每一个人，是尧舜施行仁德的方法；善于和众人共同欢乐，采纳别人的长处来成就善行，这是圣人以仁德覆盖天下的广大境界，越是取法于众人，越是没有穷尽，哪里在于琐碎地遍爱众人之后才算仁呢？只要居上位的人一有容纳百姓、斟酌民言的心意，居下位的人自然没有不产生接受上天施予般恩德的感受；天下人都会欣喜地说：‘这是最公正的君主，能够择取议论、广泛谋划，顺从众人而与天心相合。’从此以后，天下有道，庶民不再非议，四海安顺治理，侵犯凌辱不会发生，祸乱也不会兴起。唉！这足以说明大公至正之道，对于百姓有如天地父母造化般的恩德了吧？’ 否则，谋议只止于卿士，而达不到庶民共同参与所形成的完全一致；听取意见局限于左右近臣，而不察看国人所说的“可以”；内心深处的意见虽被宣布，却不能真实通达到上下的听闻，而小人所应当受到的箴戒，有时甚至发展到敢于伏匿正理。恐怕褒善贬恶不能由任用和舍弃来决断，是非也可能被所谓公正明察所蒙蔽，天下的正论就废弃了。这样说来，上面虽然有仁心仁德、仁声仁闻，百姓却不能受到它的恩泽，是因为不斟酌民言，取舍的途径发生了差异。理宗时，吏部尚书魏了翁上奏说：‘臣私下看见陛下自从亲自主持大政，堵塞群邪枉曲的门路，打开敢于进言的道路，天下人都歌诵称颂、欢欣鼓舞。然而臣到了郊关以内，听到的情况渐渐不同，却还不敢相信。等到询问在朝官员，他们说：“圣度如天宽广，从未因言获罪。进言如果不合意，只留在宫禁之中罢了。”即使给舍、谏官的言论，也有不发付外廷的。如果真是这样，臣恐怕这比拒绝谏言还严重。祖宗盛时，给舍、谏官没有知道事情却不进言的；进了言，也没有不施行的；即使有进言不施行，也没有不争辩的；争辩不能胜过，也没有不离职的。如论列陈执中、夏竦、李定、胡宗愈、蔡确等人的事情，甚至上了十五六道封驳、十七八道封驳，直到二十多道封驳，仍然不见施行，难道就此停止了吗？绍圣、崇宁以后，这种风气于是完全消失；中兴初年还偶尔出现，自淳熙、绍熙以来达到极盛，却又在庆元、嘉定年间大为败坏。幸亏依赖陛下竭力扫除多年沉默不言的弊病，王遂、洪咨夔等臣又相互振作扶持，正道大为彰显，众人的听闻也苏醒过来。但近来以来，又比不上从前了。’

译臣愚昧妄言，认为群臣不能用前代正直之臣侍奉君主的方式来侍奉君主，固然不是没有罪过；然而陛下引导臣下使他们进谏的意旨，也不能说从一开始就没有间隙。臣恭敬地看见，孝宗皇帝对于群臣的章奏，取出其中应当施行的，抄在小册上给大臣看；有时在便殿，就把它放在香几上，群臣都可以前来观看。又有记事版，把要点写在上面，以备遗忘。大概从来没有不发出的章奏，也没有听说过给舍、谏官有不争辩、不封驳的。唉！做君主一定要这样，才算不辜负祖宗；做臣子一定要这样，才算不辜负天子。哪里有臣下随便进言而不再考虑实行，君主姑且听听而不再考虑争辩的呢？臣恐怕天下听到这件事，会因此议论朝廷中的臣子不明白进退取舍的道义；这样君臣之道两方面都有未尽之处。惟愿陛下特别采纳臣的话，予以申明警诫。’ 牟子才因轮对上奏说：‘臣曾读《易》，读到“巽称而隐”，私下对今天的事情有所感触。巽，是事情顺应道理；称，是权衡适中。天下的道理，达到顺应道理就停止；天下的顺应，达到适中就停止。说它顺，说它中，还有什么事迹可以议论呢？正因为事情不顺乎道理，道理又不适合中正，天下所有人都可以议论，于是使议论沸腾，手脚形迹显露，有无法掩盖的地方，难道还算是“隐”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的事情顺乎道理而合于中正，那么公议就在朝廷；朝廷的事情不顺乎道理、不合乎中正，那么公议就在士大夫之中。朝廷既推辞责任而不承担，士大夫又推诿责任而不收受，那么公议就会越出朝廷，奔向草野民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唉！公议在朝廷，大体完整浑融，声色形迹不露；公议在士大夫，大体已经破裂，但精神还强健；公议在草野，大体已经破碎，精神风采也全都涣散了。然而还幸运的是草野之民尚且能够进言；如果草野之民也不进言，国事就会日益错误，贤能与奸邪的位置就会颠倒，四方发生败坏的事情，全都堵塞在上面听不到。那时就会看到司马迁在秦国三年，而秦宫还不知道；云南发生叛乱而唐王室全然没有察觉。这样的祸患，实在有说不尽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既然进言对国家有这样的益处，怎么可以因为次数多就厌烦它呢？陛下自从革新政治以来，行为很少有过失，施政没有偏邪，所以议论少而国家大体完整。从去年夏天直到现在，也不过经历了十三个月，但君臣之间时常出现过错。以君主之道来说，三德的过失、六事的过失、十证的过失，臣曾经极力进言；以臣下之道来说，宰相的过失、谏议大夫的过失、中执政的过失、诸臣结交的过失、宦官近侍倚仗权势的过失，臣也曾极力进言。并不是臣喜欢多说话，而是事情不顺乎道理、道理不合乎中正，即使想沉默也不可能。所幸陛下聪明仁圣，听从谏言如同水流一样顺畅。今天下诏求言，第二天就停止土木工程，第三天又放宽失带之狱，严厉惩罚搜捕、挟持之人；今天斥退董宋臣，第二天罢免郑寀，第三天又录用章琰、李昴英、徐霖。凡是不顺乎道理、道理不合乎中正的事情，一经传入耳中，大多都悔恨自己的作为。愚臣到此感动流泪，想着奋发自效，常常认为陛下的天性本来清明，只是公卿大夫没有把这些告诉陛下，或者虽然告诉了，却没有切合陛下的心意。’ 只要符合他的本心，那么早晨听到意见，晚上就能改正了。这难道不是我君主的绝世德行、圣明时代的美事吗？虽然陛下处理各种事务，已经像决开江河一样果断，但还有一件大事，历经二十四年仍未决断。难道是陛下思考得审慎、考虑得周详，一定要寻求不留下社稷忧患的办法，然后才准备施行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决断？依臣看来，天命归于陛下，是出于陛下无心求取；霅川之变，出于巴陵无心造成。天下既然因为无心而称颂陛下，陛下难道不应当也以无心之态来思念巴陵吗？陛下天资一向高明，整夜思虑，这件事未尝不在心中反复萦绕。所忧虑的是，二三位大臣不能委婉而详尽地陈说，为陛下谋划施行此事的防范，以至于几乎让人以为陛下是有所吝惜而不施行，有所顾虑而不施行，有所惩戒而不施行。这就是朝廷内外的议论纷纷，喧扰陛下听闻，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的原因。现在的办法是，陛下如果在早起晚睡之间动了恻隐之心，想到宋高宗临终托付的话，思考元老告诫皇帝的用意，再加一番关注，那么空山寂寥中的防范就有所依托，西溪路上行走的人也不至于叹息悲伤。这样事情就会顺理而适中，天下人都会心悦诚服，陛下如金瓯般完整的盛德也丝毫不会亏损，即使把它同此前改悔的几件事一起编入史册，也将永远无愧。这样又哪里会有人说有张皇失措的忧患呢？臣愚昧至此，还有什么可以插嘴的？只愿陛下裁断，幸察臣意。大理评事胡夣昱因议论政事获罪被贬，宝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傅伯成于是抗章上奏说：“胡夣昱被贬，臣恐怕陛下从此再也听不到天下的事情了。如今朝廷内没有贤良的官吏，田间百姓怨声载道；朝廷外没有有名望的将领，边疆危急。而廉耻和道义日益衰落，风俗更加苟且，贿赂流行，公私都陷于困窘。应该由君臣上下共同忧虑边疆、体恤百姓，以消弭祸乱。为什么今天某人说某事，没过多久就被斥退；明天某人说某事，没过多久又被斥退？这就等于对上书进谏的人施加了流放共工、驩兜那样的刑罚。过去韩愈论说后世君主奉佛会使国运短促，唐宪宗大怒，将要置他于死地。幸亏崔群、裴度以及戚里诸位贤人都替韩愈说话，他只被贬到潮州，不久又调回朝廷。如今上书进谏的人不能同韩愈相比，然而在朝列的大臣竟没有一个替他说话。万一他死于瘴疠，陛下和大臣就会背负杀害进谏者的毁谤，史册也会记载下来，给圣明的政治留下污点。臣已到了垂暮之年，和这个人相差很远，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所受恩遇格外优厚，所以替他效忠，献上这番盲人般的意见。”

译殿中侍御史杜范借讲筵之机上奏说：“臣曾经冒充耳目之臣，屡次触犯宰相，以至于烦劳陛下委婉调解。如今又让我处在从前因触犯宰相而留下的处境中，难道是因为臣断绝私心、亲近公义，所以所说的话还有可取之处吗？还是因为臣性情柔弱怯懦，容易被调解，姑且让臣充数罢了？从前君主对待敢于直谏的臣子，不是欣然听取，就是勉力采纳；否则便疏远他、排斥他，从未听说不用他的意见，却又重新任用这个人的。陛下自端平亲自执政以来，召用正直之人来振兴纲纪，不久却有委曲调解的弊病。他们所弹劾抨击的人，有时受到牵制而不能处置；他们所斥逐的人，又反而凭借关系求得进用。臣在最初进入谏院时，本已竭力指出这些问题，不但没有革除，弊病反而更加严重，甚至批帖措辞和文理都不完整，改写后连印章也没有。中书省不敢坚持上奏，看到的人都因此产生疑惑。想不到在圣明之时，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可采用，却又因此越级升迁他们，这样一来，谏官就专门成了仕途的捷径。陛下只知道崇尚奖励进谏是盛德，却不知道压制直言是弊政，于是陛下表面上有喜好纳谏的名声，实际上却有拒绝进谏的事实。天下难道会有用虚名掩盖事实的道理吗？”洪舜俞进献历史故事说：“蜀汉先主准备东征孙权，群臣大多进谏，他不听，结果大军惨败。诸葛亮叹息说：‘如果法孝直还在，就能制止主上东行；即使最终仍然东行，也一定不会陷入危亡。’唐太宗想亲自征讨高丽，群臣大多进谏，他没有听从，结果一共攻下十座城。皇上因为没有成功，深深后悔，叹息说：‘如果魏征还在，一定不会让我有这次出征。’” 臣听说孟子说过：“在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能辅弼君主的士人，在外没有敌国和外患，国家常常就会灭亡。”自从尧舜不再出现以后，哪个君主能够没有举措上的过错？所依靠的，是左右前后的臣子纠正他的错误，使他返回正确的道路。可是巧言谄媚的人迎合君主，轻浮狡黠的人助长君主，尸位素餐的人只顾敷衍应付而无暇过问，害怕惹事的人暗自叹息而不敢说话。即使幸而有人敢说，也只是说一句来塞责，最后仍然犹豫退缩。君主的过失于是没有人能够挽救。假如在举动刚刚出现偏差时，臣下就竭力当面折责，在朝廷上直谏；君主不听，就拉住衣襟进谏，继而折断栏槛。若不是讳言过错、刚愎拒谏的君主，怎么能不惊醒领悟、彻底改正？只是像宫之奇那样懦弱，不能强力进谏，就没有益处。蜀先主为关羽雪耻而发怒出兵，唐太宗讨伐高丽而贪功兴兵，并不是没有黄权、褚遂良等人的进谏，只是进谏不够有力，无法挽救他们用兵。假如魏征和褚遂良二人还在，一定会激切恳挚地劝说，竭尽骨鲠之言，不被采纳就不会停止。夷陵、鸭绿江的悔恨，当时的群臣怎么能推卸责任呢？即使如此，诸葛亮知道珍惜法孝直，但考察他一向推选的人，不过是蒋琬、费祎的纯良和向宠的贤淑，哪里能指望他们再有法孝直那样的刚劲方正呢？” 唐太宗知道珍惜魏征，但田舍老翁发怒的情形显现在他面前，推倒魏征碑、停止举行昏礼的怨恨又在他死后显露出来，敢于直言的气势几乎完全被挫伤了。到后来还想要求朝廷大臣像魏征那样恳切直言，就困难了。这说明君主平时能够培养守法大臣和辅弼之士的气节，临事时才能获得他们的力量。中书舍人袁甫上奏说：“臣才能低劣，却误蒙陛下提拔，置于显要近侍之列；每次侍奉经筵，都得以吐露愚忠。愿陛下保养这颗心，使它常常清明。心境宁静专一，那么一言一动都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若有丝毫私意夹杂其中，即使早晚讲论，而亲身实行有所违背，回头考察内心，也不能没有愧歉，这就失去了不自欺的道理。陛下不因臣的言语触犯而怪罪，反而过分加以奖赏采纳，臣感激奋发，认为自己幸逢圣明之主；有事岂敢不说，有话岂敢不尽言？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内外惊传，陛下特意亲笔写下手诏，说‘朕想保全功臣的后代，而流言仍不停止’，告诫史宅之等人安分守法，更加戒慎谨慎，并且命令从今以后朝廷内外臣僚的奏章不得搜罗枝节、牵扯旧事，务必顾全大体，以符合朕始终保全元勋的用意。万一真有这种事，臣实在替陛下惋惜。况且陛下即位至今已经十二年，而专擅国政的权臣已经有十年，太祖、太宗治理天下的纲纪，几乎坏到不可收拾。于是前一年的冬天，陛下亲自总揽万机，称为‘更化’；雷霆在长久蛰伏之后发出，烈日照耀在积聚的阴暗之后。太平的时期虽然还没有立即到来，但既然已经解弦改张，重新振作，也差不多可以有所希望了。如今突然向朝廷内外布告，明令臣僚不得搜罗旧事；这样一来，天下人都会说端平元年以来所进行的更化，是要改变权臣造成的弊政。等到保全元勋、禁止人们进言的诏札一经颁布，天下人一定又会暗中疑惑、私下议论，说这是要改变端平元年以来的更化。天下人低声议论的希望靠什么维系，太祖、太宗在天之灵又靠什么安慰？况且陛下也知道言路是否通畅，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吗？更化开始时，言路曾经开放过；近来朝廷士大夫暗中察觉陛下有厌听忠言的微妙心意，直率的声音听不到了，渐渐习惯于沉默。如今陛下又加以阻塞、截断言路，臣恐怕内外臣子都以进言为忌讳，即使有极大、极紧急的事情，陛下也听不到了。陛下安居在深宫之中，试着默默反省自己的内心，一定会知道颁发这道御笔后，心中有惕惧不安之处。陛下如果心里知道它不对，却让公心不能胜过私意，就是在自欺内心。它同陛下在经筵时，臣进献不要自欺的言语，陛下欣然嘉纳的情形，难道不是大不相同吗？陛下聪明睿智，照临天下，近来又同时任命两位宰相革新各项政务，却在此时下达禁止、阻遏忠言的手札，来消磨天下正直敢言

译进言的气势，并使它传播到远方，天下人将怎样看待陛下？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危险。如果权臣确实有功，为什么要厌恶人们的议论？如果他们确实有罪，言论又怎么能够堵塞？臣认为，这道御札本来想禁止人们进言，反而会激起人们的愤怒；就像堵塞河流一样，必定要等到大决口之后才会停止。陛下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朝廷内外事务纷繁，祸患可能出于意料之外。陛下日夜戒惧，尚且担心防备不足，却想凭一尺见方的纸张镇服人心，使君臣上下安然自得，完全忘记忧患恐惧之意，这怎么可以？人情安定时就会舒展放纵，危险时就会忧虑戒惧。舒展放纵看似安定，最终反而会转为危险；忧虑戒惧看似危险，最终却能得到安定。陛下若想保全史氏一家，就应当使他们常怀畏惧公议之心。如果撤去对他们的约束，假称是爱护他们，恰恰是给他们招来祸患。何况史宅之兄弟长期处在富贵之中，阅历还不深，正应当亲近诗书，遵守法度，这样或许不至于遭到清议讥评，才能树立门户。因此，御札未必能给史氏带来福气，公议反而可以保全史氏。陛下难道可以仓促轻率地发布，而不替他们仔细考虑吗？臣愚昧，希望陛下体察臣微小而诚恳的意见。如果御札还没有宣布下达，本来应当抹去它的痕迹；如果已经施行，也不要嫌弃收回诏令会被视为反悔，应当立即下令收回，或许可以安慰并满足舆情，疏通言路，不至于失去更化开始时的本意。臣触犯天威，出于忠心和爱护，不敢自我沉默，只愿陛下裁断，幸察臣意。刘克庄上奏说：“臣听说，道路上的人都说朝廷近来正在惩治多言的弊病，渐渐流露出厌恶听取意见的意思。臣本来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陛下自初次即位以来，就引导人们进谏；凡是触犯龙颜、直冲圣意、苦口难听的话，陛下都收敛威严、和缓脸色来接受。偶尔有人流落在外，不久便相继召回，有的甚至得到重用，可以说具有君主的气度。大臣再次执掌国政后，虚心无我，凡是意见不合、议论相矛盾的人，都消除恩怨、包容异同来容纳他们。起初似乎龃龉难合，不久便欢然相得，有的还与他们同列，可以说具有大臣的器量。学士大夫遇到这样的君主、处在这样的时代，对于政事得失、事情是否适宜，难道没有当面进言吗？难道没有附耳密陈吗？可是近来以来，无论大小臣子，密封上奏的奏章往往纷纷传布。高层的人失去了接受规谏的道理，地位低的人又触犯了横加议论的戒条，几乎到了过分喧扰的地步。然而他们的大意不过是责难我们的君主，责备我们的宰相罢了，哪里还有别的意思？自古以来，进言议论的大臣，君主没有失德，他们就谈论后宫，或谈论外戚，或谈论土木营造，或谈论聚敛钱财。陛下不要责怪他们这样，问题只在君主自己。” 仁祖是恭敬节俭的君主，只纳一名宫女，王素也要进谏；只提升一名妃子的族人，王举正等人也都进谏。章圣处于太平盛世，修筑一座玉清宫，张咏便进谏。阜陵是英明的君主，创设一名发运使来管理财赋，张栻便进谏。不仅如此，还有候补官上呈流民图，有县佐官议论储君，有太学生进谏花石纲，国史记载这些事，天下也传诵这些事。可见并不是臣子进言困难，而是列圣能够容纳进言难得。所以说，问题只在君主自己。大臣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就指责任官授职，有时指责宾客，有时指责子弟。大臣不要责怪他们这样，问题只在我们自己。权力所在之处，也是怨恨归集之处。司马光推荐刘祖禹与自己同列，人们便说他们结为姻亲；蔡京推荐邓洵武担任进言之职，人们便说他们结党。欧阳修尚且不免被牵连到刘祖禹、邓洵武的事情中；韩公著为宰相，程颐为宾客，想要攻击韩公著却找不到理由的人，只有把怨恨归到程颐身上。欧阳修后来也不免被牵连到程颐的事情中。张浚是父亲，张栻是儿子，张浚视察淮、蜀时，军民百万生灵的命运，却被说成是出于五十名学士的谣言和议论。臣有军国大事，却被交付给痴呆小子的言语。欧阳修后来也不免被牵连到张栻的事情中。所以说，问题只在我们自己。不仅如此，有人以堂后官的私事攻击李昉，有人以结交宫中妃嫔的罪名诋毁文彦博，有人以跋扈之罪诬陷韩琦，有人以不敢为自己辩明的诽谤中伤韩弼，这些难道曾经成为诸位老臣的瑕疵吗？” 这恰好足以显示大臣的德行和器度，所以说：‘问题只在我们自己。’君主和宰相并非没有听取采纳意见的心意，但朝廷内外却无端产生他们已经厌倦的疑虑，这不是国家的美事。臣认为，只有圣明的君主，才可以接受臣下的责难；只有贤明的宰相，才可以接受臣下的责备。假如遇到猜忌、刚愎、拒绝进谏的君主，遇到阴险嫉妒、倚仗权势的宰相，谁肯以自身去试探不可测的祸患呢？臣愿陛下和大臣采纳其中可行的意见，以涵养他们敢言的气节；甄别录用其中可以进用的人，以招致他们同类的贤士。这样，盛德大业和美好声誉，就在君主而不在臣下，在我们而不在别人了。司农少卿赵必愿借转对上言说：‘国家的正气日渐消磨，渐渐到了今天，不仅士大夫不肯议论政事，连草野平民也都闭口不言了。端平初年，旧病刚刚消除，新病还没有发生，陛下仍勤于询问访察，唯恐来不及。如今疾病已经攻入心腹，决裂将要溃败，却不寻求使人清醒的良药来挽救危局，实在令人疑惑。’ 权户部侍郎刘应龙上奏说：“臣看今天的事情，可以说的实在太多了。近来以来，谨慎自守的人把议论政事视为忌讳，稍微直切地指陈问题的人便接连被迫离去。难道是两省封还驳正诏令过于严厉，使人更加疑惧吗？还是朝廷大臣奏对违逆圣意，使他们更加畏惧吗？朝廷清明之时，进言的人已经心怀疑惧。臣恐怕正直之臣丧失气势，刚直之臣难以开口，这本来不应是盛世所应有的现象。”

译侍御史李鸣复上奏说：“臣听说，有官守的人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就应离去，有言责的人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应离去。离任与留任的道义，是古人谨慎对待的事情，后世却大多失去了这种原则。利禄的念头重了，名节的气节就消磨；追求富贵的心一萌生，廉耻之道就丧失。世道变化不如古代，原因就在这里。臣滥居言责之职，每次读欧阳修写给范司谏的信，私下都深有感触。欧阳修说：‘谏官虽然地位低下，却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廷之上，同天子争论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是，谏官说不是；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陛之前，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尊贵，施行的是治国之道；谏官卑微，施行的是进谏之言。只要进言得以实行，治国之道也就得以实行。唉！士君子学习古道、心怀道义，遇到时机、遇到明主，地位尊贵可以做宰相，地位卑微可以做谏官，他们所从事的是什么？所担任的职责是什么？不过是想用这种道义来救济百姓罢了。不以道义为志，却以俸禄为志；不顾道义，只顾利益，即使一时获得荣耀，难道不会遗臭万年吗？臣曾经据此衡量，今天私下认为，从前担任谏官的人是有话却不能说，如今担任谏官的人是有话却不能实行。有话却不能实行，和没有说有什么区别？然而，声望风采刚想振作便又衰落，纲纪几乎刚刚修复便又败坏，这对于治理国家来说，结果是一样的没有补益。太祖、太宗时期，言及皇帝便能使天子变色，不是万乘之尊真的屈服于一个普通人，而是因为所关涉的成就重大。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便等待治罪，不是三公的权势真的轻于一个小吏，而是因为考虑得长远。一项建议提出，小人有所畏惧而不敢阻挠，君子有所依恃而安心；一封谏疏发出，山岳为之震动，豺狼为之屏息。有时进言不合圣意，臣子便闭门待罪；有时授予郡守之职，有时授予节度使之职，否则便有谴责随之而来，贬谪流放接踵而至。他们也坦然地收拾行装离开，因为以获罪于公议为耻，而不以获罪于主管官府为辱。几十年来，这种精神消失了。陛下励精图治、重新开始，首先取消副封，上面有接受进言的诚意，所以下面也有敢于进言的气势，朝廷内外都感到庆幸，谁不说庆历的治理、元祐的风气指日可复？然而，志向过于锐利就容易懈怠，事情推进过快就容易松弛。起初答复如回声一般迅速，如今却有文书被搁置而不下达；起初私邪之人销声匿迹，如今却又有肆意活动、相互结交的人。事情关系到军国大事，或者需要费心处置，还可以推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即使是琐碎微小的官吏，也这样悠闲自得。”反复驳议又怎能显示谏官纠察纲纪的作用？才干足以倚仗的人，刚刚任用便立即升擢，尚且还有话可说；昏庸年老、没有才能的人，却也急忙授予官职，这又怎能伸张国家法度？正理被邪说侵蚀，公论被私情夺取，于是使掌握纲纪的部门不足以震慑奸雄之心，掌管耳目、负责监察的官职反而成了供浮议之口凭借的工具。陛下虽然曲加优容，详细地训诫晓谕他们，那些稍稍知道义利之辨、稍稍懂得进退节操的人，难道能不在心中惭愧吗？天下的事情，不过是有是有非罢了。所说的如果正确，所说的话就应当实行；所说的如果错误，这个人就应当黜退。只保留这个人，却不考察他所说的是非，设置官职的意义在哪里？任用他担任这个职务，却不计较他的意见是否采用，报效国家的忠诚又在哪里？臣愿陛下采纳士大夫的公论，遵循祖宗的成法，想到朝廷所依靠的就是纲纪。纲纪废弛，邪人与正人混杂相处，难道是国家之利吗？士大夫所看重的是名节。名节防守不住，苟且偷安就会成为风气，也难道是国家之福吗？对于朝廷，应当重视纲纪；对于士大夫，应当培养名节；这确实是今天的急务。否则，担任言责的人，进仕时既不能实行自己的道义，不能达到欧阳修所期望的境界；退处时又不能像孟子所告诫的那样引退离去，这也就是名教的罪人了。这样对自己心安吗？只愿陛下加以察考。兵部侍郎曹彦约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深居九重宫阙，门户远隔万里，连自身行为的是非都未必能亲自知道，四海百姓的利弊更没有办法全部看见。因此在有道的时代，必定进用忠直之人而疏远邪佞之人，并不是只为了追求表面上的美名。邪佞之人，是臣下所获利的，并不是君主所获利的；忠直之人，是君主所获利的，并不是臣下所获利的。秦二世忌讳听到盗贼起事的消息，赵高凭借邪佞而得以进用；唐高宗一向想废掉皇后，长孙无忌却因忠直而遭到嫉恨。假如为臣的人都只知道如何保全自身，却不知道如何敬奉君主，那么进谗谄媚、当面阿谀的话每天都会传来，而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言论就不会出现。上天已经降下谴责却不醒悟，百姓已经忧愁却不知道，祸患在宫墙之内发生，盗贼在锄头和木棒之中兴起，治理国家的人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古代圣人之所以进用忠直、厌恶邪佞，原因就在这里。夏、商、周三代以来，树立诽谤之木，设置敢谏之鼓，使士人可以传达自己的意见，工匠可以坚持自己的技艺；简册所记载的，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以前已经陈述过的事迹，来不及全部举出，臣私下考察祖宗盛时，朝廷政事即使只有很小的过失，尚未达到危害治理的程度，庆历、元祐诸位大臣，甚至下至虮虱般卑微的小吏，仍然能够直言极谏，不遗余力。后来绍圣、崇宁、观年间，朝廷有大的升降黜陟和重大变更，正是国家根本极为畏惧、公论所不赞同的事情，但满朝士人竟没有一个人进言，于是反而想指责庆历是沽名卖直，讥笑元祐是喜好名声。如今考察绍圣、崇宁、观年间的政治，与庆历、元祐相比究竟怎么样呢？如果庆历确实是沽名卖直、元祐确实是喜好名声，那本来就不足以成为臣下的利益。假如臣下当面顺从，退下后才进言；心中非议，口头却说是，那么君主孤立在上，臣下在下窃取俸禄，这正是古人深深忧虑的事情，却是流俗之人不肯顾惜的事情。善于谈论治理的人，必定会察觉这一点。如今正值皇帝初次询问政事之时，有《小毖》中寻求辅佐的用意；天地清明，风和日丽，邪佞党徒固然还没有机会插入其中，但厌恶直言、羞辱正人的人，世上必定存在。近年来，奏对中也颇有把直言说成卖直、把进言说成求名的说法；虽然朝廷没有采用，但他们内心所藏的这种观念足以败坏常道、扰乱风俗，不可忽视。从前同文馆狱案由邢恕口中兴起，司马光因此获罪；《爱莫助之图》出自邓洵武之手，蔡京因此得到进用。他们包藏祸心，来得如此迅速。在无事之时，也不得不替有事之日作打算。

译臣愿陛下把忠直之人看得如蓍草和龟甲一样重要，除去邪佞之人如同除掉害虫盗贼。所说的话可以实行，即使有所攻击也应当奖赏；所说的话不够切实，即使近于狂妄也应当宽恕。至于那些观望君主脸色、阻挠正直言论，甚至把卖直求名当作陷阱肆意施为的人，陛下必定要明确表示好恶，重重斥退驱逐，那么庆历、元祐的政治不必刻意追求也会自然到来，绍圣、崇宁、观年间的弊病不必刻意革除也会自然革除。《易经》说：‘水在火上，是既济卦。君子因此思考祸患，预先防备。’正当既济之时，本来没有阻隔，而圣人仍这样加以告诫，正是因为对治世忧虑、对明主戒惧，意义极其深切。只愿陛下留意。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姚希得上言说：“君子触犯龙颜，敢于进谏，违背陛下的心意，退下来甘愿在家吃饭，这是为国家谋划，不是为自身谋划。小人自行培植朋党，排挤正直之人，用甜言媚语一切顺从陛下的心意，于是取得陛下授予的官爵，这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说：“臣听说自古君主最大的忧患，只在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一个人处在天下之上，一言一动的细微之处，都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存亡，因此不能不听到自己的过错。然而君主的威势如雷霆震击便能使人毁灭，权势如万钧压下便能使人摧折；升降、给予、剥夺和废置的威胁在前，刀锯鼎镬的刑罚在后，若不是龙逢、比干那样剖心丧身、冒着万死也不顾惜的人，谁肯用自身去触犯威怒的锋芒？若在古代盛世，以尧舜为君，以禹、皋陶、稷、契为臣，一堂之上君臣相互赞叹、相互诘问，如同家人父子，温和融洽，所以正直的言论和美善的谋略都能充分陈述而毫无保留，君臣双方的道义都尽到了，难道不是美好的吗？夏商周三代以后，差不多达到这种境界的，如汉高帝、唐太宗，也值得取法。汉高帝为人宽厚仁爱、豁达大度，所以创业初期群臣的进谏纷纷而来，即使是卑贱的书生和戍卒，也都能到他面前吐露自己的愚见。晚年想更换太子，周昌直言极谏，把他比作桀纣，他也不认为这是触犯自己。唐太宗宽宏地对待臣下，诱导人们进谏，孙伏伽、李大亮等人危险而正直的言论接连而来，不仅虚心延请采纳，有时还加以赏赐来激励他们。这两位君主开创基业、垂留下传统，国运长久广大，都是由于能够听取并采用意见、听到过错便能改正。然而推究到根本来说，也不过是仁爱罢了。陛下曾以司马光所记载的‘君仁臣直’这句话发问，臣认为战国时代的君臣哪里值得在陛下面前称道，所以臣不再谈论他们，而是叙述尧舜以及汉唐贤明君主的事来回答。不过臣私下观察圣意，知道陛下对这句话确实很有感触。陛下天性忠厚，以宽恕待人，屈己和颜，接见群臣，从未声色俱厉，真可以说是最仁厚的君主了。然而朝列中的臣子，像批逆龙鳞、说逆耳之言、牵衣进谏、折断栏槛那样的风气，似乎寥寥无几；这样就是陛下没有辜负群臣，而群臣却有辜负陛下之处了。即使如此，其中还是有原因的。司马光告诫仁宗皇帝说：‘仁、明、武。’ 因此臣希望陛下不要失去自己已有的长处，对于尚未达到的方面再努力。古书说：‘君主圣明，臣下正直。’又说：‘君主明察，臣下忠诚。’这两句话，可以同圣上所问的内容相互发明。请陛下试加以采择。” 金世宗曾召见伊喇履问道：‘朕近来读《贞观政要》，看到魏征的嘉谋忠节，实在值得称赞感叹。近世为什么没有像魏征这样的人呢？’伊喇履回答说：‘忠诚而有嘉谋的人，哪个时代没有？只是上面的人任用还是不任用罢了。’世宗说：‘你难道没有看到刘仲晦、张汝霖吗？朕越级任用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曾经担任谏官，多次提出忠言。怎么能说是没有任用忠直之士呢？只是人才难得罢了。’伊喇履说：‘臣没有听说他们进过什么谏言。况且海陵王堵塞言路，天下闭口不言，已经习惯成风。愿陛下惩戒前事，打开进谏争辩的大门，这对天下是最大的幸事。’ 世宗又问赫舍哩良弼：‘朕看前代史书，有些人身居下位，却心怀国家、直言为民；如今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人呢？’良弼回答说：‘如今哪里是没有这样的人？只是他们按正直之道行事，反而遭到诽谤毁谤，祸患还牵连自身，所以不敢这样做。’章宗时期，遇到臣下上奏议事，也命令谏官回避。左谏议大夫高汝砺上言说：‘国家设置谏官，使他们充任侍从，本来是想让他们全面了解时政，参与评判得失，并不只是让他们排列班次、站在队列中罢了。因此唐代制度规定，凡是中书、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必定派谏官跟随，使他们预先听闻政事，希望他们有所启发陈说。如今省、台以下官员遇到朝廷奏事，却一概回避，和各位侍卫之臣一起进退，殿廷讨论政事时起初根本不能听到。等到事情已经施行，又不能详细了解事情的始末，事后才进谏，这就困难了。谏官的职务究竟算什么呢？如果说他们没有才能，可以另行选择人才，难道可以把他们置于言责之职，却这样疏远吗？请求从今以后，有司奏事时，谏官可以预先听闻，希望多少有所补益。况且修注官的职责是掌记君主的言语行动，也应当一并照此办理。’ 礼部郎中穆延和啰罗因议论政事触犯谏官，被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当众加以斥责。宣差河南提控完颜伯嘉上谏说：‘自古帝王没有不想效法尧舜、以做桀纣为可耻的。尧舜接受进谏，桀纣拒绝进谏。所以说，接受进谏的君主昌盛，拒绝进谏的君主灭亡。和啰罗所说如果正确，对他自身没有好处；所说如果不正确，对国家也没有损害。陛下像这样在朝廷上羞辱他，难道就不想成为尧舜吗？近来进言的人言语涉及诽谤讥刺，有司本来应当依重法处置。陛下却释放了他，与其把释放他作为恩惠，为什么不干脆放置不问呢？’ 义宗正大四年，当时朝廷士大夫大多不把话说尽，观望形势、模棱两可，渐渐形成风俗。礼部尚书杨云翼上言说：‘如今臣下有侍奉君主的礼，也有侍奉君主的大义。礼法规定，不敢同君主的车马并行，踢到君主车马的草料就要受罚；进入君主的门就要快步走，见到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要起立；君主下令召见，不等车马备好就立即前往；接受君命，不在家中停留过夜。这些都是侍奉君主的礼，是臣下应当尽到的。但如果国家的利害、百姓的安危都逐一陈述出来，那么前面所说的礼，就只是一件空器物罢了。君主说可以却实际有不可以的地方，就应当指出不可以；君主说不可以却实际有可以的地方，就应当献上可行的意见。意见不被采纳，即使要牵住衣襟、折断栏槛、折断马鞅、阻住车轮，也有不顾惜自身的人。在这种时候，只知道姑且遵守侍奉君主的虚礼，却不知道侍奉君主的大义，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皇上变了脸色说：‘如果不是你，朕就听不到这样的话了。’

译元太祖时期，多尔济十五岁，通晓《论语》《孟子》《尚书》，被召到香阁见帝。皇帝说：‘朕听说儒者大多有嘉言。’多尔济上奏说：‘陛下圣明仁智，完全拥有四海，只应当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罢了。自古帝王没有不因小人而灭亡的，愿陛下明察。’皇帝说：‘朕对于朝廷臣子中有刚直忠诚言论的人，从来没有不高兴地接受；即使有人违逆触犯，也从未加罪于他，这是想培养忠直之士、斥退谄佞之人。你的话很合朕意。’ 元世祖时期，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疏说：‘臣听说江海之所以成为江海，是因为善于容纳；圣明之所以圣明，是因为善于听取意见。古代贤明的君王君临天下，于是设置旛、鼗、函鼓来通达四方耳目，设置匦、樽、旌旗来汇集民间议论。他们寻求意见，仿佛得不到就不安心；采用意见，仿佛来不及。即使意见有时涉及诽谤，也仍不加罪。因此，聪明的人献上谋略图策，正直的人提出正论，有才能的人献出技艺，愚笨的人也效忠尽力。内心与圣意相合，就大大滋润天子的听闻；对外施行于政事，就称为事业。由此看来，天子居于深宫拱手默坐、独自观察，那么宫门之外就遥远得如同万里；开放言路，百姓的繁多事务、各种政务的纷杂，就会清楚地掌握在手中。如今国家屡次颁布明诏，广泛采纳直言，大概正是尧舜劳心治理百姓而不得不这样做。要做到网罗一切而没有遗漏，就应当堵塞其中的弊病。下面的人依赖圣明时代的福运，沐浴圣明时代的恩泽，料想有人冒着不可测的杀身之祸，献上茅草般粗陋狂妄的文字，以报答皇上的厚重恩德。然而有的人家贫力弱，跋涉没有盘缠，内没有许氏、史氏那样的亲属，外没有金氏、张氏那样的托请，虽然看见升天之路却没有办法登上，只好为了观览国家的光辉，前往有司，递交申诉书和奏疏。如果遇到无私的官员，还可以说得通。倘若有司不肯立即上报，追索副本，把它交给舞弄刀笔的小吏，交给拘泥章句的俗儒，耽误盛大的事情而不办理，迷失大体而不顾，擅自形成诬陷欺罔的议论，暗中存有私曲之心，于是使有志之士埋没光彩，使英才含恨；他们看着天子的诏章而自我惋惜，投向明月却没有机会进言。卞和献的玉不免被当作石头，郢人的歌也被《白雪》之曲疏远。像这一类事情，难道能不防备吗？两汉以来，用黑色囊袋密封上奏，后世甚至有截断尚书省副封、以防止壅塞蒙蔽的做法。如今国家的诏令规定，上书陈言的人要密封呈献，却没有听说有明确文书禁止外路追索副封，臣私下恐怕外路各司会借机作弊。上书进言的人，不是议论朝廷的得失，就是议论军民的利害；不是议论军民的利害，就是议论官吏的情况。假如官吏厌恶直笔记事，把怒气藏在心里，借校勘为名拖延经年累月，进而争辩，那么不是盛德之朝所应有的做法；退而使进言者自行停止，则盛大的事情就无法上达。副封造成的严重危害，又有这一种。伏望陛下向四方颁诏，禁止外路追索副封，这样言路就不会堵塞了。臣又认为，言路既然开放，天下受到风气影响，寒门的贫寒士人，从儿童时期积累学问直到有所成就，听到这道求言诏书，便竭尽真诚、倾尽直言，在简陋的家门之下撰写奏疏，到了这时却反复思量，想把实情全部说出呢？” 那么恐怕会触犯皇上的心意；想要有所保留而不说呢？又违背了公论。人所看重的，没有比生命更重的。于是多方包围周身的防护，希望免受无妄之灾。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只留下十分之七；文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只留下十分之五；为了避嫌而删减简约，只留下十分之三；害怕触犯刑罪，又删去十分之二，只剩下十分之一了。难道不可惜吗？如果他坚持这十分之一的意见，在象魏门下拖着衣襟进言，偶然受到轻微谴责，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以同类相戒。即使奉行求言的诏书，也将变成噤声的寒蝉、列阵时的马，只为躲避万一降临的雷霆，又有谁敢像朝阳鸣凤那样，向着天阙振翅翱翔呢？还希望陛下包容荒疏、采纳善言，舍弃短处而听从长处。至于触犯龙颜、进献逆耳之言的人，哪里还担心不多呢？幸而听从臣的意见，下面就不会遗漏人才，上面也会增益圣德，永远超越历代百王的治理。天麟又上疏说：‘臣听说，普通夫妇的愚见，也有可以让他们知道的事情；但到了事理的极致，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由此看来，圣人天生的资质、上天纵赐的美德，也不能做到无所不知。何况君王以拱手静默为尊，以无为而治为贵，眼力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宫禁之内；耳力所能听到的，不越过车前台阶的近旁。承受上天眷顾的命令，职掌天下的治理；京府州县纵横交错、如星罗棋布，炊烟人家茫茫无际，百姓以亿计。朝廷内部委任卿士，外部任用守令，政务的关键和民情的弊病，凭什么能够知道？所以，下面的实情贵在能够向上通达，使万里之外的事情如同泥土放在陶钧上一样，清楚地呈现在朝廷深处，百姓的疾苦也就止息了。上面的意图贵在能够向下传达，使九重宫阙的深邃如同太阳在天空，普遍照耀到民间最卑微的百姓，王道教化也就广泛施行了。如今圣朝下诏允许陈述意见，甚至涉及山野之人；然而没有谏议之臣，实在有负于喜爱听取意见的极致。臣本来知道陛下大力继承祖宗的事业，谋求任用旧臣，使九州合为一家，使百代帝王的光辉延续千年，天下仰望圣明，家家服从仁政，百姓承受无穷的美好，百官接受教化尚且来不及，又哪里需要借助谏官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颂的了。可是如果有些事情如倒扣的盆子难以照见，过错刚刚萌发，难道不会损害天地造化的功业，削弱帝王礼服和冠冕的灿烂光辉吗？在下面的臣子中，有言责的便应当拜上奏章、飞递奏疏，以充分增益圣明之明；没有言责的，尸祝不能代替厨师做饭，那就没有人可以挽救了。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君主才能称王，只有君主听从进谏才能成为圣君。因此，事情有过错并不叫作真正的过错，只有有了过错却听不到，才叫作过错。

译前汉以前，设有谏大夫；后汉以后，增置为谏议大夫；到了唐朝，又分为左、右谏议大夫，这确实是居于极重要地位的一项制度。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借此考察古制，尊崇设置谏院。谏院隶属于都省，选拔天下声名高、德行厚、才学广博的士人，分列左右。设置谏大夫二人，又设置司谏、补阙、拾遗各二人。凡是陛下自身举止进退的从容得失，政令的更改和制度的创制，都应当借助谏臣，使它如沐阳春般温润，又以风霜般的节操来砥砺；如同沧海越往下越深，如同宝镜越磨越明，这不是很美好吗？臣又想到，不怕有过错，只怕过错没有被听闻；不怕过错没有被听闻，只怕听闻之后又害怕改正。为什么呢？有过错，是圣贤也不能避免的。孔子如同天一般尊贵，尚且重视迁就义理；颜渊学问已经达到孔门深处，尚且不犯同样的过错，这说明人未尝没有过错。有过错却听闻不到，是由于闭塞蒙蔽造成的。如今上下情形已经能够相通，如果再设立谏府，那么就没有听闻不到的过错，只在于能否转圜改正罢了。迅雷挟带着怒气奔驰，狂风鼓荡着威势，横空而起，震骇天地、摇荡山海，这就是天子的威严。万钧重物悬在一缕轻丝上，秋毫般细小的东西靠近洪炉的炽热，似乎将要断裂却又相连，生死相邻，这就是谏臣的命运。况且谏臣佩鸣玉、拖组绶，出入朝廷、聚集殿庭，难道不知道迎合容悦、顺从皇帝旨意就可以长久享有禄位荣耀，违逆皇上、竭诚进谏就难以保全自身吗？然而他们之所以仍这样做，是因为认为明主可以接受忠言，君子看重崇高的节操；既然享受国家俸禄，就应当承担相应职务。皇上希望使宗庙尊严、天下整齐安定，希望使众生都得到恩惠。忠言虽然逆耳，却有利于实行；良药虽然苦口，却有利于治病。还希望陛下既然已经设置谏臣，就应当像流水一样顺畅地采纳进谏，有过错便毫不吝惜地改正，不要因此发怒，以堵塞忠直鲠正之臣进言的道路。世祖曾对张雄飞说：“如今任职的人大多没有才能，政事废弛，譬如高楼大厦将要倾倒，不是良工不能扶持，你们能够承担这件事吗？”张雄飞回答说：“古代有御史台，是天子的耳目，凡是政事的得失、民间的疾苦，都可以上言；百官中奸邪、贪污、污秽而不能胜任职务的人，就立即加以纠劾弹劾。这样，纲纪就能振举，天下就能治理好了。”皇帝说：“好。”于是设立御史台，任命前丞相塔察尔为御史大夫，任命张雄飞为侍御史，并且告诫他们说：“你们既然担任御史台官员，职责就在于直言进谏。我是你们的君主，如果我所做的事情不够妥善，你们也应当极力进谏，何况百官呢？你们应当知道我的心意，即使有人嫉妒你们，我也能为你们作主。”张雄飞更加自我激励，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仁宗时期，御史纳琳上言论事，触犯了御史台，皇帝的怒意深不可测。平章政事杨多尔济上谏说：“臣并不是偏爱纳琳，实在是不愿陛下背负杀害御史的名声。”皇帝说：“看在卿的情面上宽宥他，可以把他降为昌平县令。”杨多尔济又进谏说：“让御史担任京城辖县的长官，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因为论事进言而被贬官，我恐怕后来的人会以此为戒，不肯再进言了。”皇帝没有答应。几天后，皇帝读《贞观政要》，回头对杨多尔济说：“魏征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我哪里能够任用他呢？”杨多尔济回答说：“正直在于唐太宗，唐太宗如果不听，魏征即使正直，又有什么用呢？”皇帝笑着说：“你的意思是在说纳琳吧？应当赦免他，以成全你的直名。” 中书省【原文“▯政”疑为官职或机构名讹误】杨廷玉因贪污受贿败露，御史台官员上奏弹劾，朝廷将他逮捕交给司法官吏。丞相道拉实痛恨他羞辱同僚，便把御史台官员一概诬陷为欺骗皇上，想将他们置于重刑死罪。监察御史张起岩抗章论奏说：“御史台官员按察弹劾百官、论列朝政，是他们职责所在。如今却因为奉行职务而获罪，风纪因此瓦解，正直之臣闭口不言，忠良之士寒心，这绝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况且世皇建立御史台，广开言路，以维持国家政治体制；陛下即位后下诏，御史台的一切制度都效法祖宗。如今御史台官员因弹劾而获罪，公论被堵塞，这叫作效法祖宗吗？”皇帝醒悟过来，这件事于是得到宽释。英宗曾对中书左丞拜珠说：“如今也有像唐代魏征那样敢于进谏的人吗？”拜珠回答说：“圆形的器皿，水就呈圆形；方形的器皿，水就呈方形。有唐太宗这样能够采纳进谏的君主，才会有魏征这样敢于进谏的臣子。”皇帝认为说得好。拜珠代理太尉时，皇帝从容地对他说：“我想到天下这样广大，不是我一个人的思虑所能完全顾及的。你是我的股肱之臣，不要忘记规劝进谏，以辅佐我所不及的地方。”拜珠叩头谢恩说：“从前尧、舜做君主，每件事都向众人询问；有好的意见就舍弃自己的想法而听从别人，所以万世称为圣人。桀、纣做君主，拒绝进谏、自以为贤，喜欢别人迎合自己，又亲近小人，最终国家灭亡，自身也不能保全，百姓直到今天还称他们为无道之主。臣等仰赖陛下深厚的恩德，怎敢不竭尽忠诚来报答呢？然而事情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困难，只有陛下努力实行。臣等如果不进言，就是臣等的罪过。”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法令 周武王问太公说：“治理国家却屡次更改法令，这是为什么？”太公说：“治理国家而屡次更改法令，是因为不能以法为法，而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当作法律。所以法令一发布，社会就混乱；既然混乱，就再更改法律，因此法令屡次变更。” 魏文侯问李克说：“刑罚的根源，是从哪里产生的？”李克说：“产生于奸邪淫逸的行为。凡是奸邪之心，都是由饥寒引起的；淫逸，是长期饥饿所导致的反常行为。雕饰文采、镂刻器物，会妨害农业生产；织锦刺绣、编织丝带，会损害妇女的纺织工作。农业受到妨害，就是饥饿的根本；女工受到损害，就是寒冷的根源。饥寒一同到来，却能够不做奸邪之事的人，从来没有。男女竞相装饰美貌以互相夸耀，却能够不流于淫逸的人，也从来没有。因此，上面不禁止奇巧技艺，国家就会贫穷，百姓就会奢侈。国家贫穷，人民就会做奸邪之事；人民富足却奢侈，就会流于淫逸，这等于驱使百姓走上邪路。百姓因为贫穷或奢侈而走上邪路，统治者又用法律随即诛杀他们，不赦免其罪，这就是专门给百姓设置陷阱。刑罚的产生是有根源的。君主不堵塞根本，却只压制末端，这难道不是伤害国家的做法吗？”文侯说：“好。”于是把这些话作为制定法律的依据。秦国卫鞅想要变法，秦人对此不高兴。卫鞅对孝公说：“普通百姓不能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端，却可以同他们共同享受成功的结果。谈论最高道德的人，不会同流俗相合；成就大功业的人，也不必同众人商议。因此，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圣人即使改变旧有制度也不受其约束。”甘龙说：“不是这样。顺应百姓来施教，可以不劳而成功；沿用旧法来治理，官吏熟悉它，百姓也安于它。”卫鞅说：“常人安于旧俗，学者沉溺于听闻的旧说；依靠这两种人，做官守法是可以的，却不能同他们讨论法制以外的事情。聪明的人创制法律，愚昧的人受法律制约；贤能的人改革礼制，不肖的人拘泥于礼制。”孝公说：“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最终制定了变法的法令。命令百姓编为什伍，彼此监督，实行连坐；不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告发奸人的，和斩获敌人首级一样赏赐，窝藏奸人的，和投降敌人一样处罚。百姓家中有两个男丁以上却不分家另立门户的，加倍征收赋税。有军功的人，各按等级授予爵位。因私斗的，各按情节轻重受刑。无论贵贱大小都努力从事本业；耕田织布、缴纳粮食和布帛很多的人，免除其本人徭役。有从事末业牟利以及懒惰贫穷的人，一律迁徙并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宗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属籍。明确尊卑、爵位、官秩的等级，各按等级差次授予田地、住宅、臣妾和服饰。有功的人显贵荣耀，没有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什么可以显耀的。法令已经完备，还没有公布时，卫鞅担心百姓不相信，于是在国都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杆，招募能够把它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觉得奇怪，没有人敢搬。他又说：“能搬过去的人，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走，立即赏给他五十金。于是发布法令。法令施行一年，百姓到国都来诉说新法不便利的，数以千计。此时太子犯法，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因为上面的人先犯法。太子是君位继承人，不可以施刑，就处罚他的老师公子虔，给他的师傅公孙贾处以黥刑。”第二天，秦人都赶来执行法令。十年之间，道路上没有人捡拾遗失物，山中没有盗贼；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却害怕私斗，乡邑大为安定。秦国百姓中当初说新法不便的人，后来有人来称说新法便利。卫鞅说：“这是扰乱法令的百姓。”把他们全部迁徙到边地。此后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秦始皇三十六年，丞相李斯上奏说：“从前诸侯并相争夺，优厚招揽诸子百家。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归于统一，百姓在家就应当努力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士人就应当学习法令。现在儒生不以当今为师，却学习古代，以古非今，迷惑扰乱百姓。臣请求史官所掌秦国记载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除博士官所掌管的书籍外，天下百姓私藏《诗》《书》和诸子百家言论的，都送到郡守、郡尉处一并焚烧。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焚烧的，处以黥刑，罚作城旦；不在焚毁之列的，只有医药、卜筮和种树之书。如果有人想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老师。”皇帝下制说：“可以。” 汉文帝时，张释之担任廷尉。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张晏说：在渭桥中间的道路上。瓒说：在中渭桥两岸之间】有人从桥下跑出来，乘舆所驾的马受到惊吓。于是皇帝派骑兵将那人逮捕，交给廷尉。张释之审理此案，问他：“你是县里人，听说皇帝出行清道，就躲在桥下很久，以为皇帝的车驾已经过去，才出来；看见乘舆、车骑，就跑开罢了。”廷尉上奏判决：“一个人犯了冲撞皇帝出行警戒线的罪，应当罚金【如淳说：已经预先清道，仍冲撞禁道的，罚金四两；清道时禁止行人通行】。”汉文帝发怒说：“这个人亲自惊吓了我的马，我的马幸好性情柔和，假如换成别的马，难道不会撞伤我吗？可是廷尉竟然只判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如今法律规定如此，却要再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百姓。况且当时陛下如果立即下令杀了他，也就罢了；如今既然已经交给廷尉，廷尉就是天下执掌公平的人。只要一有偏倾，天下执行法律都将随意增减轻重，百姓还到哪里安放手脚呢？希望陛下明察。”过了很久，皇帝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后来有人盗窃高庙前的玉环，被捕获。汉文帝大怒，交给廷尉审理。张释之依照法律按罪拟奏：“盗窃宗庙中供皇帝使用的物品，应当判处弃市。” 汉文帝大怒说：“这个人竟然如此无道，敢盗窃先帝宗庙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是想判他灭族，而你却只依照法律上奏判决，这不是我共同奉承宗庙的本意。”张释之摘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法律这样规定，已经足够了【徐广说：‘足’一作‘止’，意为到此为止】。况且罪行虽同【如淳说：都是死罪；盗玉环的罪，不如盗掘长陵土严重】却还要根据逆顺而分等级。如今盗窃宗庙器物就判灭族，假如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愚昧百姓取走长陵一捧土【张晏说：不愿直说，所以用取土来作比喻】，陛下又将用什么法律来加刑呢？”过了很久，汉文帝把这件事对太后说了，才准许廷尉依照原判。汉景帝元年秋七月，下诏说：“官吏接受自己所监察、统辖之人的饮食，免职并从重论处；接受财物，故意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从轻论处。廷尉与丞相重新商议，写入法令。”廷尉信谨与丞相商议说：“官吏以及其他有官秩的人，接受自己所监察、治理、巡行、统领的属官所送的饮食，只计算偿还费用，不予论罪；至于其他财物，如果故意买得低价、卖得高价，都按受赃和盗窃论罪，赃物没收入官府。官吏调任、迁徙、免职或罢职时，接受原来属官所送、所管辖或所治理之人的财物，夺去爵位，降为士伍，并免除官职；没有爵位的，罚金二斤。下令将所接受的财物没收入官府；有能够捕告此事的人，把被没收的赃物赏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