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二

译皇考、称帝、称皇、建立寝庙、排列昭穆等做法，都不是陛下圣明所应取法的。如今依据《仪礼》以及汉代诸儒的议论，还有魏明帝的五篇诏书，其中议论有正确和错误，事情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处，只有请陛下裁决。总的说来，遵循《仪礼》，是因为它符合礼经。” 当时知制诰、判礼部宋敏求等也上奏说：“臣等谨慎考察《仪礼》：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传》说：‘为什么服一年丧呢？因为不能有两个斩衰三年的对象。为什么不能有两个斩衰三年的对象呢？因为特别尊重了大宗，所以降低了小宗的服制。’为别人后嗣的人，是继承谁？是继承大宗。为什么要继承大宗？因为大宗尊重正统。疏说：‘这是说自己的儿子成为别人的后嗣，以及来为父母后嗣的人，是要使他厚待所承继的亲属，薄待本亲；为了抑制对本亲的服制，所以次于为孙辈服丧。’《仪礼》称本亲也为父母，是追溯自己所出自的根本；如果不明说是父母，就无法辨别，也无从称说。令文和五服年月制度也都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所承继的父母服斩衰三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一年。’这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亲生父母也称父母。臣等谨慎考察，令文和五服年月制度都出自《仪礼》。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臣等谨慎考察：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继承昭帝之后，实际上属于孝昭帝的孙辈，所以把自己的父亲称为悼皇考，是合适的。光武帝起自民间，使汉朝国祚中兴，并按世次向上承继元帝；他本来不是元帝亲自命令收为儿子，所以把南顿君称为皇考，也是合适的。” 陛下既然是仁宗皇帝亲自立为儿子的，那么仁宗就是陛下的皇考。如今如果又把皇考这一称号加给濮安懿王，臣等认为，这非常违背礼制中不能有两个斩衰对象的原则，也违背尊贵者不能有两个至上者的道理。又说：‘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中没有见到明确的依据。’臣等谨慎考察：出继的君主称本生父为皇伯、皇叔，是前代未曾听闻的。汉安帝本纪记载清河王去世，只是不称他的名罢了，这是范晔特意改变通常体例。至于袁宏所撰本纪，也称了他的名。汉安帝即位时，清河王还在世，当时并没有另外的特殊礼制。考察本朝，真宗称秦王为皇叔，仁宗称楚王昭成太子都为皇伯；由此可见，皇伯、皇叔的称谓在本朝已经使用很久了，大概是遵循旧文而来，并非没有依据。有人认为可以加称皇伯父，臣等谨慎考察：《荀子》和《史记》都记载周公自称：‘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诗经·鲁颂》说：‘王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使他在鲁国受封为侯。’郑玄笺注说：‘叔父，是指周公。’成王告诉周公说：‘叔父，我立你的长子，使他在鲁国做君主。’说的是要封伯禽为鲁侯。” 这首诗追述成王封伯禽时，周公还在世，所以称他为叔父，这是在世时的称呼。周公去世以后，就没有称他为叔父的了；又有……书称伯父、叔父，指同姓的臣子。前代帝王大多不通晓亲属关系，而是在爵位前加上这些称谓。西晋时，就封皇从伯父司马望为义阳王，封皇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这些也都是在世时的称呼。又有人认为可以称皇伯考，臣等谨慎考察：父和考，是分别用于生存和去世时的称呼。考，是成就的意思，指其德行已经成就。祖和考，是有君主之德并且已经成就的人。晋武帝称景帝，明皇称中宗，本朝真宗称太祖，都称作皇伯考。只有兴建王业、登上尊位，才可以称伯考。又有人认为可以依照汉宣帝的旧例，称作亲史皇孙。如淳说：‘亲，是指父亲。’臣等谨慎考察：《礼记·大传》说：‘亲，就是亲属。’《王

译制》注说：‘周代制度，以太祖以及文王、武王为二祧，加上四个亲庙；从始祖直到父亲，都称为亲。’汉宣帝是昭帝的孙子，按亲属关系仍可把悼皇考称为亲，这与称上皇考的意义相同。大概亲就是父亲，但不能把皇考称作亲。” 臣等认为，如今要褒扬尊崇濮安懿王，应当依照两制和礼官所议定的办法，以此显示传之万世、至为公正的原则。

译起初，执政大臣请求召集百官议论，朝廷士人必定会有迎合之举；不久之后，议论者大多支持王珪，众说纷纭，于是有人担心权势，便停止了集体议论。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敕命，命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确定议论，认为濮安懿王称皇伯不合典礼，却说没有见到明确的依据。随后又接到手诏，说因议论不一致，暂时停止集体议论，应当命有关部门广泛查求典章旧例，以求符合礼经。臣私下认为，朝廷既然知道议论不一致，就应当辨明是非，综合各方意见，明确应当遵从的方向，怎么可以事情尚未确定，便仓促停止三省集议，再交还给有关部门办理？诏令反复不定，不是向天下显示最公正态度的做法。臣冒昧遵从自己的愚见，斗胆把这些意见上报。’臣谨慎考察《仪礼》：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大概是因为作为大宗的后嗣，应当为大宗服斩衰；回到小宗一方，则不能有两个斩衰对象，在大宗一方明确尊崇，在小宗一方就有所区别。又考察令文和五服年月制度，出继的儿子对于承继父母和亲生父母，都称父母；称父母，是为了区别其本来的正统与所承继的后统，等到在宗属名籍中办理除名、附入等手续，这一条令的用意也就更加清楚了。至于汉宣帝、光武帝都称父亲为皇考，两位皇帝都是承继本宗，并非旁支承继，与今天的事情大不相同。’ 据王珪等人的议论，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来说，按亲属关系是兄长；对于皇帝来说，应合称“皇伯”而不称名，这在礼制上是恰当的。至于引用元佐、元俨称“皇叔”“皇兄”之类的事例，都是本朝的典礼制度，怎么能说没有根据呢？臣私下推究诏令的意思，只是想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宗庙号并称。这样一来，尊位就有两个最高者，丧服也有两重斩衰，礼制和律令的条文全都相互冲突了。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从藩邸跃升，入继大统，面南而尊临天下，都是先帝的恩德。如今服丧期尚且刚刚结束，陛下还没有来得及谒见宗庙，突然又提出这样的议论，士大夫们没有一个认为是对的。现在陛下亲自勤勉地奉养母后，对母后承欢侍奉还唯恐做得不够，何况还要顾念私恩、区别亲疏而忘记大义呢？即使有司顺从私情、斟酌礼制，把濮安懿王作为父亲、仙游县君作为母亲，向朝廷内外宣布，这难道能安妥吗？臣私下认为，这件事并不是出于陛下清明真诚的本心，必定是奸佞之臣苟且迎合圣意，几位辅臣又不能替陛下陈明正理，反而将要由此打开矛盾的缝隙，违背礼义，惑乱人情，忘记先帝的眷顾和倚重，使陛下陷于不正之地，这能说是忠臣吗？臣伏望陛下开阔圣虑，精心勤勉地实行孝治，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至公大义。既然已经停止三省集议，就应当另行降诏加以防止，以王珪等人的议论作为定论，将前后所进献的各种不一致的意见全部降诏裁定。对于那些出外辨明是非的人，应查明其罪过并加以处罚，依法处置，这样可以消除群臣的疑惑，杜绝邪说；否则，凭什么表明陛下没有私心，裁断中外深重的疑惑，并使此事流传长久呢？所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臣充任台宪之职，怎敢不把话说尽，只希望陛下以睿智圣明从中裁断，早日赐予施行，以平息浮泛的议论。并劝告枢府大臣：应当共同确定典礼的是非。臣又上疏说：臣私下认为，本朝承受五代遗留下来的弊病，文武政务由中书、枢密二府分掌，责任重大而地位相当，实际上是一体的。然而军国大事，都可以共同商议。如今议论尊奉濮王，这件事关系极其重大，开始时想召集三省共同商议，最后却不与枢府商量，臣对此不能理解。两制以及台谏官论列此事已有半年，外任臣僚上疏进言的也不止一人，而枢府大臣却安然自处，仿佛没有听见，始终没有一句话来匡正朝廷典礼，这难道就是所谓以正道侍奉君主吗？如今奸佞之人进言，惑乱皇帝的听闻，中书竟然执守错误，附和邪论，应当有所作为，阐明经义，解释群臣的疑惑。臣请求降诏给枢密院以及后来入任的两制臣僚，让他们共同详细审定典礼，以辨正是非。长久拖延而不作决定，并不是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的做法。侍御史赵瞻上奏说：“臣伏见，近来朝廷下诏让两制儒臣议论濮安懿王的亲属称谓，因为仁宗皇帝早年在宫中抚养陛下，于是前些年下明诏，立陛下为皇子，承受顾命，在灵柩前即位，所以采用为人后者视同亲子这一礼义，特意尊重大宗的典礼，已经十分明白。那么濮王实际上是仁宗的兄长，对于陛下按尊长关系就是伯父，昭然无疑。然而议论者又说，礼制辨析生父与养父，仍然有称父母的文字，拿来作为诘难；他们明知礼制没有两个父亲、两重斩衰的道理，却偏偏取经文中的一个字来扰乱正统典章。比如经文有‘去妇’‘出母’的说法，既然被休弃便不再是妻子，被逐出便不再是母亲，却不书写她们的名号，那么将来凭什么考察呢？又说汉宣帝、光武帝追尊生父为皇考，难道谁不知道汉宣帝和光武帝是远承祖代，并不是昭帝、元帝的亲子吗？他们妄自附会这种义理，反而误导圣朝。过去汉朝董宏阿附丁氏、傅氏，提出邪僻的议论；师丹坚持正道，最终使僭越的称号被废止。从前魏明帝告诫公卿时说：‘胆敢以奸佞邪说引导、谄谀当时君主，把父亲称为皇，把母亲称为后，辅佐大臣将诛杀他，绝不赦免。’如今身为臣子却自行采取董宏那样的行为，又把陛下看得不如魏明帝贤明，在上辜负先帝，在下背弃所学，歪曲引用文辞，暗中诱导形成诏令之意，于是下诏让三省和台官集议此事。朝廷中的正直之士无不为此愤慨，都想建立正确的论议。如今却又颁下手诏，认为议论不一致，权且停止这道诏令，仍命有司广泛查求典故。臣愚昧地听到这个命令，私下认为并不妥当：众议还没有呈上，怎么知道意见不一致呢？国家议事本来就是选择众人共同谋议，若只委托给一个有司，哪里比得上众多士人对典章沿革都有所讲习熟知呢？如今说要广泛查求，难道还能做到这样吗？这显然是因为邪说强行堵塞了正论，使众人的意见无法申述；依据经义却想擅自复古，故意保存尚未定论的意思，阻挠此前议论的开端，以致朝廷内外惊惶，众人指名道姓，趋向已经如此，其内心和行迹可以看清。伏乞陛下昭示所谓‘意见不一致’的议论，在朝廷上诘问持异议的党徒：如果他们的意见合乎礼经，就可以施行；如果臣和前面的议论是错的，请将我们诛杀、流放。况且国家的诏命，不应因循拖延；朝廷的缙绅，难道还能不讲学问吗？愿陛下命提出此议的臣僚，让他们与臣等当面对辨邪正，作出一定的结论，以安慰天下的期望。”

译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上奏说：“臣伏见，自古君主开始临朝执政时，施政举措必定有能够使天下人心悦服的地方，或者凭至公大义，或者凭深厚的仁德；不是这两者，就不足以取得天下人的人心。汉高祖废除秦朝的苛法，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是深厚的仁德。光武帝并非平帝的亲生后代，因为天下人思念刘氏，于是追承元帝之后，并不把自己的父祖尊崇到极高地位，这是至公大义。至于太祖皇帝刚即位时，便革除五代的苛酷政令，禁止从军者在街巷中买卖；太宗皇帝刚即位时，亲自考试天下士人，补授美官的有数百人；真宗皇帝刚即位时，免除天下拖欠的赋税数十万缗；仁宗皇帝景祐年间亲自执政之初，也采用考试士人、补授官职的办法。四位圣君相继即位，大都采用这些做法，是因为知道天下人的人心不能靠智巧取得，只能靠公正义理凝聚。臣伏见陛下临朝以来，除去禫服之初，天下人都在翘首观望；这正是陛下凝聚天下人心的时机，而大臣们却完全没有思考，想要给濮安懿王加上不合正统的称号，来迷惑天下人的视听。有见识的士人，无论远近都惊叹，认为大臣在上辜负先帝的顾命托付，在下引导君主走向不合义理的道路。” 臣已经多次上疏陈奏，把事情的始末都说清楚了，却还没有得到施行。臣不是不知道迎合陛下的圣意，可以作为自求安稳的计策；然而臣承受陛下格外的提拔，被置于言路之中，又亲自受到陛下的训诫和勉励，这些都明白写在诰谕里。臣如果不能竭尽诚意，使陛下因此失去天下人的人心，臣还有什么脸面侍奉陛下？伏望陛下稍稍留意圣心，以社稷为计，以天下人的人心为念，并以四位圣君亲自执政之初都以取得天下人心为法则。若能特意颁下手诏，出于圣明裁断，关于濮安懿王的典礼以两制、礼官的议论为定，那么陛下以至公大义凝聚天下人心，就从今天开始了。” 吕诲等人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六月间下达的诏令议论濮王典礼，引用汉宣帝、光武帝称生父为考的旧例。本月二十三日的诏书说，不敢承受皇太后追尊父亲为皇、母亲为后的礼制，并且想把墓地作为园苑，建立庙宇，让濮王的子孙奉祀。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情形与汉宣帝时不同。当时太子和皇孙都死在外地，于是就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安葬，所以称为戾园、悼园。汉宣帝即位八年后，有司说，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天子，便应以天子的礼制祭祀；悼园应当加上尊号，称为皇考，在园中建立庙宇，把园作为寝庙。后来议论者认为，所谓父亲为士、儿子为天子而以天子祭祀，是指尧、舜、禹、汤、周文王、汉高祖这些受命而起的君主，并不是指继承大统、作为后嗣的君主；考庙、悼园应当毁弃，不再修建，于是朝廷听从了这个请求。如今濮王陪葬在熙陵，王子孙的次序已经另行确定，奉邑和守卫也都已严密设置；如果一定要另建园寝、扩大制度，就必须重新选择墓地，迁易他的灵柩，不仅会同熙陵隔绝，也会与润王分开，考察这种典礼，恐怕确有不妥。汉悼皇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汉宣帝；宣帝虽然承继大宗，却不能断绝小宗的祭祀，所以建立寝庙并不过分。议论者尚且说考庙、悼园应当毁弃、不再修建，这是因为礼制不可逾越界限，而应当专心奉祀昭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日〕 何况濮王的后代众多，奉祀怎么会有缺失？陛下不专心奉祀仁宗，却又顾念自己的生父，向天下这样显示，又如何面对公议？臣私下推究两道诏书的意思，完全出自最初提出此议的臣僚，全部袭用定陶王的旧事，于是又追随哀帝的做法；先前还说暂且停止，人们都在暗中讥笑。今天又想让谁取得信任呢？内心真诚地对待臣下，尚且可能被违背；用诡诈欺骗来示人，怎么能够长久？陛下难道不顾念先帝的恩德和七庙的威灵，先帝的神灵升降于朝廷，国家的祸福都系于此吗？臣虽然十分愚直，内心实在寒心。伏望圣慈能够尊崇孝道，不受邪说迷惑而亵渎、扰乱典章，向下顺从人心，向上回答天意。关于建立园庙的指挥，特意下令追还、停止；最初提出此议的臣僚不可宽赦。安抚朝廷内外，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臣缴还诰命，擅自离开官守的罪责，不敢苟且逃避，早日希望接受贬黜流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如今却又称濮王为亲属，那么先帝临终治理国家的遗诏就不能实行，陛下继承皇位的名分也不能统一。何况太后与政府大臣都接受过先帝的顾命托付，先帝的话仿佛还在耳边，永昭陵的土还没有干，只因一两个奸臣的谋划，竟然就忘掉而不顾，使两宫陷于有过错的境地，让天下内外都对先帝的遗诏产生疑惑，对陛下的错误举动产生怀疑，把原来歌颂、欢欣拥戴的心情转变为忠愤不平的情绪，这难道不可痛心吗？万一强敌和乱民拿先帝遗诏来责问，执政大臣将用什么话回答他们？既然如此，称亲的礼制怎么可以轻易采用？首先提出此议的臣僚，怎么能不诛杀？臣等获罪待在家中，多次奉到诏书，催促我们入朝供职，但我们局促不安、不敢接受命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一定要让臣等就职，那么我们将联合入朝，在朝廷上争辩，以挽救朝廷的过失。虽然陛下能够容纳直言，天下也都听闻此事，但臣等不能早日觉悟，则明主的罪过反而更加深重了。难道还可以继续居于言路，充当陛下的耳目之臣吗？臣等的心志，至死也不会改变。伏望陛下留神听取采纳，天下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译吕诲等人上奏说：‘臣等听说手诏中的节文说，称亲的礼制，谨慎遵从慈训；追尊的典礼，哪里容易承受得起？这已经充分显示陛下守持义理、遵循公道，谨慎慎重到了极点。然而称亲的礼制，实在很不妥当，众口纷纭，令人不胜叹息和愤懑。臣等私下详细考察皇太后手书中称亲的意思，大概是采用汉宣帝的旧事，想在今天实行，实际上与中书门下原先提出的加尊“皇考”的议议，大体相同。这不能避免两统、二父的过失，所以议论者纷纷喧闹，都说太后的手书并非出自慈寿宫的本意，而是提出建议的臣僚相互勾结、迷惑太后，促成他们的谋划，想掩盖自己的罪恶，堵住进言者的嘴。臣看陛下继承大统之初，与汉宣帝的旧事不同。汉宣帝当时尚且是由有司奏请，礼制规定为人后者视同其子；请谨慎考察孝昭帝所做的事，从未有过让大宗正统的母亲，追称小宗所生之人为亲属的先例。这是错乱礼法，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如果想依照汉宣帝的旧事，把濮王称为亲属，那么襄国夫人既然已经降为夫人，按理自然应当成为皇太后的母亲，这怎么能安妥呢？恭敬地想到，陛下亲自接受仁宗的诏令，成为仁宗的儿子，所以先帝的遗诏向天下公开宣布，说陛下为皇太子并即皇帝位，四夷和诸夏没有不共同听闻的。’ 如今却又称濮王为亲父，那么先帝临终遗命的诏书就不能施行，陛下继承帝位的名义和大义也就不能统一。何况皇太后和政府大臣都接受了先帝的顾命托付，先帝的话仿佛还在耳边；永昭陵的土还没有干，只因一两个奸臣的谋划，便把这些全都忘掉而不顾，使两宫陷于有过错的境地，使天下内外都对先帝的遗诏感到迷惑，对陛下这一错误举动产生疑虑，把原本歌颂拥戴陛下的心意变成忠诚而愤懑不平的情绪，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万一强敌和乱民以先帝遗诏为由前来责问，那么执政的大臣将用什么话回答他们呢？既然如此，称亲父的礼制，怎么可以轻率采用？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大臣，怎么能不诛杀？臣等在家中待罪，多次防备诏书催促我们前来供职，却惶恐不安而不敢接受命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倘若一定要让臣等赴职，那么我们就应当联合入朝廷争辩，以挽救朝廷的过失。即使陛下能够容纳直言，天下也都听闻此事，但臣等不能及早觉悟，只会使明主的罪过更加深重。我们难道还可以留在言路，做陛下的耳目之臣吗？臣等的心意，至死也不会改变。伏望陛下留心听取并采纳我们的意见，这实在是天下的幸事。诲等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六月中旬，诏敕下发，命令议定濮王的典礼，并援引汉宣帝、汉光帝称父为考的旧例。今月二十三日的诏书说，不敢接受皇太后追尊父皇、母后的礼仪，而且想把濮王的坟茔作为园，建立庙宇，让濮王的子孙奉行祭祀之事。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情形与汉宣帝时不同。当时太子和皇孙都死在外地，便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安葬，所以称为戾园、悼园。汉宣帝即位八年后，有司说：父亲在世时是士，儿子却成为天子，就应当用天子的礼仪祭祀；悼园应当加上尊号，称为皇考，并在园中建立庙宇，把庙作为寝。后来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所谓父亲是士、儿子成为天子而用天子礼仪祭祀，指的是尧、舜、禹、汤、周文王、汉高祖这些受天命而即位的君主，并不是指继承帝统而成为后嗣的人；考庙、悼园应当毁去，不要修治，于是汉宣帝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如今濮王陪葬于熙陵，子孙的次序已经区别清楚，奉邑和守卫也都已严密设置；如果一定要另外营建园寝，扩大规制，就必须重新选择墓地，改换他的灵柩墓穴。这样做不但会使濮王与熙陵隔绝，也会使他与润王分开，看来这项典礼恐怕有不妥当之处。汉悼皇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汉宣帝；汉宣帝虽然承继了大宗，却不能断绝小宗的祭祀，所以建立寝庙并不算过分。议论此事的人尚且说，考庙、悼园应当毁去而不再修治，这是因为礼制不可逾越界限，而应当专心奉事昭帝。” 何况濮王的后嗣众多，奉行祭祀哪里会有缺失？陛下不专心奉事仁庙，却又顾念自己的亲父，向天下人表明这一点，又将如何面对公议？臣私下推究这两道诏书的用意，完全出自首先提出此议的大臣，他们全盘袭取定陶王的旧事，于是又走上哀帝的老路；先前还说暂且停止此事，人人都在暗中讥笑。如今又想让谁来相信呢？即使以真诚之心接纳臣下的意见，尚且还有人违背；用诡诈的办法向天下人示意，又怎么能够长久呢？陛下难道唯独不顾念先帝的恩德和七庙的威灵吗？先帝的神灵升降于朝廷之上，国家的祸福都系于此事。臣虽然十分愚直，内心实在寒心。伏望圣上慈悲，能够尊崇孝道，不受邪说迷惑，不要亵渎扰乱典章；俯顺人心，仰答天意。关于营建园庙的指挥，请特别下令追回废止；首先提出此议的大臣不可宽宥。安慰中外人心，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臣缴还诏书，擅自离开官守，所获之罪不敢苟且逃避，只希望早日被贬黜流放。”}], 英宗时期，韩琦撰写上尊号的册文说：‘臣等听说，天道养育万物，却不要求万物报答；然而飞禽走兽一类，按时一定有献荐，是为了表明知道自己的根本。君主的德泽遍及万民，却不以此自居；然而臣民众多，一定要尊崇君主而加上尊号，是为了献上自己的诚意。因此，天道虽不要求报答，但有献荐以知其根本，天必然享受；君主虽不自有其名，但臣民以尊号献上诚意，君主不会违背。由此上下的情意相通，古今也不能改变。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天性自然，具有尧的仁德；不待闻知便能效法、继承周文王的圣明；总括百行而无不完备，探究六艺而无不通达。过去居于宗室藩邸时，德行充实却不显露，美好的声誉无法遏止。四海人心都归向陛下，就像太阳将要升起，光明之气已经先行发出，万目仰望，无法遮蔽收敛。等到承受先帝圣明的托付，继承兴隆的皇统，沉默谨慎达三年，举动都谨守先帝旧法，奉养长乐宫，孝行完全和谐。对内严整宫闱，大小事务都得到修治；对外端正纲纪，所有颓废坠失的事务都重新振举。收回威权归于己身，已经掌握神明般的化育之道而独自运转。下至鳏夫寡妇，全都安居乐生。至于微小虫类，也没有不蒙受恩泽的。陛下使九族和睦，先使他们知道亲亲之道；整治百官次序，根本在于精心任用贤能。至于延请近臣入见，咨询访问从不厌倦，这是有虞氏喜好询问的美德；’

译节制浮泛的费用，使日常用度逐渐简约，这是大禹能够节俭；发扬光明，使德行因此显著，这是周成王保全国家；综合核验名实，使赏罚一定守信，这是汉宣帝谋求治理。兼备众多美德，继承并振兴太平，所以从舟车能够通达之处，到日月能够照耀之地，全都奉行顺从陛下的声教，没有敢不奉行的。这实在足以弘扬四位圣君的宏大美德，达到历代帝王的盛美典范了。近来开始在吉地举行禋祀，首次在清庙祭祀并接受福庆，将要接受天下万民对君主的报答，怎么可以没有文字记述呢？臣等因此汇合朝廷内外的意愿，叩击宫门，多次冒昧请求，请求加上尊号，以便略微形容陛下万分之一的功德。然而陛下持守《易》所说的谦德，执守合乎大道的原则，德行贯通天地人三才而不自满，功业与八代帝王相当却毫不自夸，谦退自持，因此诏书始终不肯下达。从此舆论郁结，彼此责备讥讽，认为陛下睿圣的功烈如此显赫，却不能加以发扬光大，这还不如飞禽走兽知道根本的表现明显。如今三朝的吉日到来，众多执圭玉的诸侯和臣僚前来朝会，经过多重翻译的远方使者前来进贡，八音齐备于朝廷。臣等有幸遇到这个时机，希望完成此前的恳请，封缄奏章五次上呈，没有一次不是竭尽诚意。陛下仍然反复敦促告谕四次，最后不得已才答应。大道使众生得到救济，却不说自己获得了什么利益，这是体现乾道；亲自享有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却好像本来就拥有它，这是承受帝位；教化成就天下，光辉日日更新，这是文德；守卫边境在四夷，而兵器不必动用，这是武德；日常施行而百姓不知道这是圣明，亲族安宁而万国因此欢悦，这是孝德。臣等不胜大愿，谨奉上玉册、玉宝，加上尊号为“体干膺历文武圣孝皇帝”。伏望陛下过去无人可比的功业，本来已经忘却了名号；如今顺从众人的愿望，勉强接受这个尊号，这也算是继承祖宗的旧制，慰藉夷夏之人的情意。只愿陛下持守盈满之戒，以守成就，享有万年长寿，安宁而荣耀。臣某等诚心欢喜，叩头叩头，谨此上言。当时百官上尊号，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臣听说，谦德的美好之处在于，越是尊贵，光辉越盛；施加于神明和人世，没有不喜悦顺从的。臣私下看到，陛下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群臣沿袭旧例，请求为陛下上尊号，以陛下睿智聪明、和善美好、恭敬端庄的德行，享有这个盛大的名号，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近来暴雨成灾，五谷被冲没，编户百姓失去职业，道路上充满叹息哀号之声，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陛下正处在这种时候，最应该深深自我抑制，以承受并回应上天的谴责，安慰、消解众人的忧虑。况且尊号并非古制，近来起于唐朝；陛下接受并拥有它，并不能充分褒扬伟大的圣功；推辞而不自居，反而足以发扬盛德。所有群臣上尊号的表章，伏乞陛下拒绝而不接受，并且下令以后不许再上表。这也是臣微薄的忠诚，想对陛下有所补益，哪怕只有万分之一。’ 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听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黎民，严肃恭敬地对待鬼神，畏惧灾异，所以能够安定国家，享有许多福报。这是自有人类以来不变的道理。上天虽然极其高远，但对人间的察视和听闻非常临近，早晚不离君王左右；顺从天意就降下吉祥，违逆天意就发生凶灾，响应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这些都是《诗经》《尚书》所记载、圣人所说的道理，怎么可以说上天漠然无知而轻慢忽视、不加顾念呢？’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太阳出现灾异的光色，中间有黑斑；大风之时白昼昏暗；冬季温暖而没有冰；连续多年发生大水，冲没房屋和田地；直到今年，灾异尤其严重，彗星明显出现，光焰隆盛，早晨向东、晚上向西，连续数月才消失；飞蝗损害庄稼，太阳又发生日食。加上陕西、河东夏秋缺少雨水，禾稼已经没有收成，小麦仍未播种，妇女儿童忧惧不安，流离失所的人遍布道路。西戎在境内侵扰，边境尚未安定。在这种时候，群臣应当劝导陛下只敬畏天命，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克制自己而保持谦约，广泛求取至理之言，以消除、恢复这些灾变过失，招致善祥。然而朝廷却安然无事，根本不当回事；有的人认为灾异自有常数，与人事无关；有的人认为这是景星、嘉瑞，更应当有福。如今又有奸佞之臣建议上尊号，要说这是欺骗蒙蔽上天、欺罔诬蔑海内，哪里有比这更严重的呢？’ 这会使上帝和鬼神郁结不悦。自从上尊号的表章呈上以来，陛下就患上这种疾病，长久没有痊愈，这些都是群臣谄媚奉承的罪过。陛下难道不应醒悟并深思吗？臣不胜微薄的忠诚，忘却自身生死而冒死进言，伏望陛下亲自出于圣意，停止群臣所上的表章，拒绝尊号而不接受；再下诏书，深刻自我责备，咨询谋议四方意见，广泛开通进言的道路，寻求侍奉上天、养育百姓、转灾为福的方法。等到圣体康复，政治教化通行，天时丰收，人心喜悦，然后再推崇美好的称号，又有什么晚的呢？这样或许可以使上帝收回威怒，大量降下福禄，使圣体平和安宁，不用药也出现喜庆，天下万民没有不感到幸运的。况且陛下从前在郊祀之前，辞谢尊号而不接受，天下人称颂盛德，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这就是舍弃虚名而获得实在的名声，舍弃虚浮的美誉而取得真实的美誉，对陛下有什么损害呢？臣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德，充任侍从之职，确实看到近来群臣都把进言视为忌讳，入朝便拱手叩头，请求加上盛大的尊号；出朝后却交错站立，聚众谈论，暗中腹诽讥笑，始终没有一个人替陛下直言说明不可接受。臣私下对此十分痛心，所以冒昧进献狂直浅陋的意见，只希望圣明加以采纳察看。’ 翰林学士王珪上仁宗谥号的议文说：‘臣谨按，曾子问说：“地位卑下的人不能为尊贵者作诔辞，年幼者不能为年长者作诔辞，这是礼制。只有天子，才可以称天而为其作诔辞。”《春秋公羊传》的说法是：“在南郊宣读诔文、制定谥号，就像说谥号是从上天那里接受来的。”干兴元年夏天，已经确定真宗皇帝的谥号；那年秋天，才开始在圜丘向上天禀告。史官认为，天子的谥号，应当召集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各司三品以上官员，到南郊告天，议定之后再联名奏报皇帝知悉。近来的制度却只是让词臣撰写议文，随即降诏颁命，众多官员不得参与知闻，很是违背称天定谥的意义。臣如今拟定上呈先帝的尊谥，希望陛下明诏有司，考察详究旧典，先到郊外告天，然后再下达臣下的议文，这样或许先帝盛大的德行和美好的功烈可以取信于万世流传。臣谨此议定。’

译王珪又上议说：‘臣恭敬地接受诏命，于七月二十九日在南郊祭坛召集官员告天，请求定大行皇帝的谥号为“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并命臣撰写谥议和庙号文。臣谨上议说：“臣听说，天地间原始的精气广大充盈，救济万物却不显露其功迹，推举其名便称为天；至高的德性浩大深厚，恩泽流布万世却不占有其功劳，所以给帝王建立谥号。臣私下思考古代帝王，生时承受盛大的名号，死后记载其大德大行，使其声名如金声玉振，传告无穷；帝王中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王者中没有比禹汤更隆盛的。更改名号的典礼，臣下不能为尊者作诔辞；上古以来，若要制定至尊者的谥号，必定先在郊外质证于天，然后才能确定。这是为了推举天下最美好的德行，彰明天下最公正的原则，即使天子也不能独自专断。”’‘恭敬地追念大行皇帝，亲具上天所赋予的资质，承继历代圣王的统绪，流传大汉的和乐仁厚，践行尧的勤勉明察，拥有丰富的事业而能够以简约守成，掌握泰定之势却不倚仗它来安固天下。曾经深远地观察尚未显现的事物，俯身深思自己尚未想到的方面，认为天命并不容易承受，于是严肃恭敬、警戒畏惧，希望借此报答上天神灵的眷顾；认为民心并不恒常，于是宽容包纳、温和滋润，希望以此陶冶众善归附。’ 知道要包罗万般思虑，却不能探究其幽深；恩泽渗透四方边际，却无法用形迹表现；如同天地两仪无所不覆盖承载，如同日月星辰无所不照临。‘当时修复废弛的官职，接续断绝的世系，礼遇年高之人，劝勉努力耕作，减免通常赋税，抑制末业游荡；虚心对待豪俊贤能之才，降低身分听从忠直的劝谏；振举赏罚，使权衡的法度彰明；明确典礼，使礼制文饰和宽宥之恩得到施行；宽恕刑狱，施行荡涤罪过的恩惠；怜悯困穷之人，给他们衣食。人的性情无不想要安逸，陛下便爱惜他们的力量，不使他们劳苦；人的性情无不想要长寿，陛下便辅助他们的生命，不使他们受到伤害。群公百官没有不平和端正的，彼此共同治理王朝；远方异域没有不安宁的，彼此共同仰慕王朝的疆域；父亲尽父道，儿子尽子道，兄长尽兄道，弟弟尽弟道，没有不顺从敬谨的，彼此共同走在王道之路上。仁政的施行，浩大充沛就是如此，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何况又亲自耕种籍田千亩，在先王庙中举行合祭；报答上天的诚意深厚，于是到圜丘祭奠；尊奉父亲的心愿尽到，于是又在明堂助祭。宗室已经繁盛，就扩大分封玉牒中亲亲的恩爱；国家统绪尚未明确，就预先安排掌管宗器的人选。下诏议定礼乐，以考定钟磬之声的和谐；设置校写书籍的官职，以接续经籍坟典的学问。迩英阁开设讲席，是为了谋划讲习六艺；’ 凝神处理机务，净心体察文字，是为了资助体味圣道；文思精粹焕发，是为了穷究圣人著作；挥笔洒脱，是因为天性纵逸。知道声色会损害德义，于是屏除宴饮的娱乐；知道田猎会耗尽精神，于是断绝盘游的欲望。想到纺织劳苦，便减省华美的服饰；想到土木营造的费用，便削减宫室的华丽。西羌违抗命令，不愿长期戍守而劳累军队，于是接受玉门关盟誓；南方蜑人肆意作奸，不愿深入进攻小股盗寇，于是使他们自行到藁街受戮。当时又有越过沙漠、卓异非凡的贡物，纷纷符合图谶、契牒的奇异祥瑞，四十二年的盛况汇聚于此，可以说海内达到大治了。私下考察伏羲、黄帝以前，年代遥远而无法查究详情；从《诗经》《尚书》的记载来推求其源流、终始和结果，也没有像这样盛大的。正要刻石记录宏大的功业，接受永久的福佑，哪里料到神明般的心机忽然厌倦，国家的灾祸向上延及皇帝。仙丹宝鼎已经炼成而皇帝却一去不返，荆山所制的御用玉衣虽还存在，却只能空陈于渭水游幸之地。嘉原的陵寝已经修成，各地同轨的车马迫近而来，华盖降落在北极，龙輴向西巡行。这就是万国为之摧心、天地神灵为之变色的原因。有司因此整饬旧典，册文中盛称皇帝的功德，希望借此安抚帝王的威灵，彰明皇帝的功烈。’ 谨按谥法：使百姓安定而无为，称“神”；治理天地，称“文”；通达事理、先知先觉，称“圣”；保全大业、平定功勋，称“武”；光照四方，称“明”；慈爱惠厚、亲爱亲族，称“孝”。至于众生敦厚和乐，受到鼓舞而起舞，却不知道至高教化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难道不是至神吗？制作礼乐，上接天、下接地，温厚广大而完备，这难道不是至文吗？永远思念宗庙的奉祀，实际上以先见之识建立国家根本，这难道不是至圣吗？头发斑白的老人不认识兵革警报，这难道不是至武吗？边远荒僻、蒙昧之人的心情都能通达于圣明，没有遗漏，这难道不是至明吗？使九族敦厚有序，以继述祖先的志意，这难道不是至孝吗？至于建立庙号，这一制度由来已久。历代圣贤君主，没有不极力寻求尊崇、显明、美善的称号，也有的甚至世代相袭。仁，是圣人的盛大德行，难道竟没有一个称号足以相当吗？还是当时的大儒巨学没有详细考求，想把上天所启示的称号留待与大行皇帝的庙号相配吗？《诗经》说：‘天命庄严肃穆，永远不会终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功业用于开创基业的称为祖，德行用于守成的称为宗，都是尊崇尊长的大义。大行皇帝的尊谥，应当由上天赐予，称为“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为“仁宗”。臣谨此议定。神宗熙宁元年，翰林学士司马光上奏说：‘臣于本月十七日，收到内降的诏令，关于曾公亮等人第三次上尊号的表章，按照旧例应当下达“不允”的批答，已经具列札子请取圣旨，现已办讫。臣私下认为，上尊号的礼制并不是先王的法典，而是起于唐朝武后、中宗时期，后来遂成为旧例，因循沿袭至今。臣伏见太祖开宝九年，群臣上尊号，尊号中有“一统太平”四字，太祖因为燕、晋尚未平定，拒绝而不接受；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志意：如果没有实际功业，最终不肯拥有相应的名号。太宗端拱二年，下诏将此前所加的尊号全部删去。并且说：按道理说，‘皇帝’两个字也不能兼称，朕想称王，只是不能与诸王子相同罢了。群臣恳切请求，太宗才只接受‘法天崇道’四字，此后终身不再增加。先帝治平二年，辞谢尊号而不接受，天下人无不称颂圣德。不幸第二年，有谄媚奉承的臣子进言说，国家与契丹经常往来，契丹的国书上有尊号，唯独中原没有，实在是深感羞耻。于是群臣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上尊号，议论者很为朝廷惋惜。’

译过去汉文帝给单于写信，只用一尺一寸长的木简；单于回信则用一尺二寸长的木简，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却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另取更加胜大尊贵的名号加在自己身上。学者直到今天还称颂汉文帝谦德的美好，从没有认为这有什么可耻。这只是不了解大体的说法，确实不足以相信。如今群臣按照旧例上尊号，臣愚昧地认为，陛下聪明睿智，即使享有盛大的名号也是应当的；但陛下即位不久，又处在居丧期间，考察事理，似乎不宜接受。陛下如果确实能凭圣意作出决断，推辞而不自居，既不答应群臣的请求，又下令以后不得再上表，那么赞颂叹服的声音将充满四海。这就是所谓‘一谦而有四益’，可以舍弃虚名而得到实际的声誉。伏望陛下更加详细地选择裁定。’ 熙宁二年，判太常寺韩维上言说：‘臣昨日恭敬地看到中书省札子下达礼院，准备在四月一日拜表上尊号。尊号这种制度，不是起源于上古治世，而是产生于后世，是君主的奢侈之举。平常时期举行，已经会损害谦德；施行在敬畏天命、祈求消灾复常的时期，实际上更有害于义理。为什么呢？近年来天下各地发生地震，河北尤其严重。根据前代史书和老臣们的传闻，很少有像这样的灾异。加上冬天没有积雪，春天没有及时好雨，寒暑、阴晴都反常失节。如今河北的地震还没有停止，流民还没有复业，京畿和各道还没有一个地方得到雨水，而京城每天早晚都发生风尘阴霾。竟然想在这个时候褒扬功德、尊上尊号，臣私下认为不是时候。况且陛下忧虑怜悯旱灾，已经遍向天地、宗庙、社稷等神祇祈祷；估计祝文中一定要引用灾异来责备自己、向上天谢罪。上天的嘉应尚未到来，却突然举行推崇尊号的礼仪，即使陛下谦退自抑，未必愿意接受它；然而事情和道理相互矛盾，显得诚意不一，恐怕不足以感动上天、消除灾变。假如这件事确实是圣意迫切想要得到的，尚且应当痛切地自我贬抑，以回应上天的警戒。何况陛下已经兼称皇帝，还有什么必要顾惜这几个字的美名呢？’ 伏望圣慈深思灾变这一重大事务，以至诚为根本，立即颁下手诏，推辞而不接受。臣愚昧刚直，只知道对君主有益的事就去做，不懂得避讳。只愿陛下宽容臣的言语而采纳其中的意思，那么天下就万分幸运了。神宗时期，知礼仪事苏颂论述前代帝王追尊生父的制度说：‘汉宣帝继承昭帝即位后，下诏议论已故皇太子的称号、谥号、园寝和封邑。有司奏请，已故皇太子应谥为戾，史良娣应称戾夫人，设置守墓三十户，园中设置令长、丞等官。亲，史皇孙谥为悼；“亲”是称父亲，母亲称悼后，地位比照诸侯王。汉代诸侯王的母亲、夫人都称为后，园寝设置三百户奉邑。八年以后，有司又奏请，悼园应当加上尊号称皇考，建立庙宇，以园为寝，按时荐享；戾夫人称戾后，并增加奉养园寝的居民。光武帝中兴，向上承继元帝。建武二年，把皇祖、皇考的墓称为昌陵【后来改称章陵县】，设置陵令看守【皇祖、皇考不加尊号，皇考仍旧称南顿君】。建武十九年，尊汉宣帝为中宗，才开始在太庙祭祀昭帝、元帝【此前十一位皇帝的神主都放入高庙】，在长安祭祀成帝、哀帝、平帝，在章陵祭祀舂陵节侯以下四代【节侯是光武帝的高祖】。东晋元帝从琅邪王一系继承帝统，即位以后，因为其父恭王没有其他儿子，于是立皇子裒为琅邪王，奉祀恭王。此后琅邪王去世，琅邪国便不断另立新王，直到晋朝诸王一世终结。’ 前代帝王中，由诸侯入朝继承大统，同时尊重本生父母而不失礼的，有三位帝王。宣帝、光武帝对于他们的父祖，只在坟墓旁设置园邑，并置令、丞，使其区别于诸侯；但不加尊号，也不封给国邑，这是尊重本源、恭敬亲属的意义【不加尊号，是为了尊重正统；不封园邑，是因为无爵之父不应被封爵。原文虽未明说，但其意义可以推知，师丹的议论中也说到了】。至于称为“亲”、称为“皇祖”、称为“皇考”，是有关官署的过失。为什么这样说？父祖的尊称，不能随意改换称谓；但因为已经承继大宗，不能再顾念私人亲恩，所以丧服有降等，而名号没有不同。《仪礼·丧服传》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一年。”师丹的议论也说：“为父母降服一年，是为了表明他们不同于其他亲属，在礼义上并无妨碍。”现在不称父亲而称“亲”，这样就同九族及旁支宗亲之间的尊卑没有区别，难道符合礼义吗？不另加称谓，直接称“史皇孙”，那么朝廷内外都没有疑惑，尊卑的意义自然显现。至于“皇祖”“皇考”的称呼，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奉行祭祀时使用的文辞。《礼记·祭法》说：“王建立七庙，另设一坛一墠。” 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郑康成说：“王、皇都是君的意思；显是显明；祖是始祖；这些都是对先人的称呼。”把先人称为君、明、始，是为了尊重本源。如果是这样，怎么可以在群臣议论之间使用这些称呼呢？所以宣帝诏书只直接称说：“故皇太子就是这样。”那么，“考”和“父”难道有区别吗？《礼记》说：“活着称父母，死后称考妣【郭璞注《尔雅》不采用这个意义；既然如此，学者应当以《礼记》为正】。”《白虎通》说：“父，就是法度，指用尺度教导儿子；考，就是成就，指具有成就和德行。”《广雅》说：“母，就是养育，指养育子女；妣，就是配偶，指与父亲相匹配。”称“教”、称“养”，是亲爱父母的说法；称“成德”、称“匹父”，是尊崇父母的说法。因此礼制中有称世父母、叔父母的说法，却没有称世考妣、叔考妣的说法，这就是二者的区别。宣帝、光武帝时期，议论者不能推究这一根本道理，以此启发当时的君主，使其充分体现礼意，所以说是有关官署的过失。晋元帝虽然身处江南，却能确定这一大义，不失统绪和纲纪，是因为当时像贺循这一类儒者，并非只有一人精通礼学；他们详细辨正国家爵号的本末，不越过前代的制度，也不致受到后世讥议，确实是有原因的。

译先帝即位之初，深思其中缘故，追赠宗室诸王，唯独没有给濮安懿王增加封爵，只是设置园陵、建立国庙，崇奉他的礼制不过如此，这符合宣帝、光武帝尊重本源、恭敬亲属的美意。当初议论称“亲”，后来也停止不行；只是特意封王的儿子为濮公，使他世世代代奉祀，以此端正濮国的统绪。这又比两位帝王的做法更有德，区区晋室不能与之相比【光武帝为皇祖南顿君立后，后世又使群臣和郡国奉祀，这就是师丹所说“没有后嗣就无法使名分端正”的礼制。哀帝、安帝、桓帝把他们的父祖尊为“皇”，却让王的子孙奉祀，这是礼制上最大的过失。尊称为“皇”，礼制上就等同于天子；天子不敢以臣下对待他，高祖对待太上皇就是如此。如今却让诸侯和群臣奉祀，神灵不会享用非同类者的祭祀，怎么能享受这些祭品呢？所以三代尊奉王者，后世以不臣之礼待他，可以使用其国的仪仗、器物和服色，祭祀他的先王，正是这个缘故。唐代建立孝敬皇帝、奉天皇帝的庙，京师都由有关官署主持祭祀；追尊让皇帝，却让他的子孙承嗣，宁王主持祭祀，也只是沿袭了前代的过失】。如今想借改封故王之机议定追尊礼制，不如扩建陵庙，增加奉祀园陵的户数；给本国增加嗣王的名号。这样既符合古代礼义，又不违背先帝的本意。先帝没有追尊仙游县君，更能看出圣虑深远【魏明帝诏书说：“哀帝因外藩援立而即位，董宏等援引已经灭亡的秦朝，迷惑当时的人；朝廷既已尊其父为共皇，在京都建立庙宇，又宠爱藩王的妾，使她的待遇等同于长信宫，僭越失当没有限度，因而人神都不保佑。应命公卿和有关官署，深以先世的行事为戒。哀帝这是一次过失，礼制因此被后人讥笑；本来想尊重亲属，反而留下更大的毁辱。这样做，难道能算孝吗？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把生母尊进为太妃，范宁也说：‘儿子不能给自己的母亲授予妃的爵命；她是太子之妇，必须端正名分，难道可以称为母亲吗？’】如今议论尊崇她，有人说应允许她所生的宗室子弟援引群臣封赠生母的例子，请求加封号。朝廷因为她生育先帝，特下优厚诏书加以褒扬叙述，并特别进封为大国。既然是因宗室子弟的请求而行，就没有失去正礼；若推究这是先帝的私人亲属，其他宗室也不敢援以为例，这也可以完成先帝的意愿。郑獬上奏说：“臣私下得知，梁泉县令范亦颜上书，想援引前次议论，追尊濮安懿王。士大夫得到他的书信阅读后，没有不惊怪、痛恨他的。臣难道可以不说吗？亦颜说，议论者曾说英宗皇帝在位不到五年便升天，祸根在于安懿王被尊为皇，这是仁宗的神灵降下谴责。议论者从未说过这种话，完全是亦颜个人的意思；他诽谤、诬蔑先皇帝以及仁宗皇帝，大逆不道，依法不可赦免。司马光任御史中丞，自己因为才干被选用，吕诲等人又得到升迁，恰逢赦令，亦颜竟说陛下牵制、维护议论者，把先帝的过失公开宣扬出来，使他们取得美名；这是缺少做儿子的道义，即使伏羲、神农也不能替他补救完整。亦颜既然诽谤、诬蔑先皇帝以及仁宗，又诋毁陛下不孝，这种罪过哪里诛杀得完？亦颜说天子可以议定礼制，难道是说天子不问是非曲直，便可以任意制定礼制吗？这也不过是曲解文字罢了。即使尧、舜那样的圣君，仍然说要考察古代，不曾听说他们按照个人意愿制定礼制。他所说舜、禹郊祭，汤、武追尊先王，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礼乐，把这些牵强附会地混在一起，荒谬悖理，与尊濮安懿王的事情并不相同。孔子贬斥鲁国的雉门、两观、宗庙丹楹，并不只是斥责郊祭和禘祭。” 难道奚高郢竟不懂经书吗？亦颜想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帝，以表明他不是天下共同承认的皇帝；可是大宋已经成为天下的帝国，又哪里还会有濮国的皇帝呢？凡是亦颜所说的那些话，全都是把黑说成白，颠倒真假，背弃祖宗的根本统绪，破坏圣王的大法。孔子所说“言语虚伪却善于辩饰的人”，不就是指亦颜吗？臣听说从前的议论，只有欧阳修首先提出端绪，随后大臣接连附和；其下又有几个人伸长脖子暗中相和。当时如果在朝廷上宣扬，朝廷群臣都认为不对；在道路上宣扬，道路上的百姓都认为不对；在国邑中宣扬，国邑中的人也都认为不对。即使到了海边角落的虫兽草木，如果能够说话，也一定会认为不对。幸赖忠贞尽职的臣子，内心不顾及外界，接连上章、反复上疏，竭力抗拒奸邪言论，于是大根本得以端正，天下的议论平息，天下人这才欣然认为朝廷清明。如今亦颜又想完成前次议论，再次迷惑扰乱朝廷。臣虽然知道陛下一定不会相信，但这个祸端已经被提出，不能不彻底铲除。先帝即位初年听到欧阳修的言论，也不敢专断听从，所以让近臣议论；议论者认为不可行，于是停止了此事。这说明先帝从未有过错误的举动。即使认为那是过错而停止它，也正是成汤的美好行为，哪里值得拿来指责呢？亦颜却想掩饰自己的错误。”他把先帝的过失强加给陛下，向宰相阿谀附和，向愚昧的世俗之人混淆是非。臣听说制造奸邪言论、破坏法令、扰乱常道的人，必定要诛杀；请把他交给有关官署治罪。臣实在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哲宗初年，毕仲游上奏说：“王者兴起，必定有相应的德行；王者的世次，必定对应五行；王者兴起，也必定有相应的地方。因此有取自道德的称号，有取自五行的称号，也有取自地域的名称。圣人统治天下时，这三者自然具备，不必刻意寻求。后世见闻浅陋、学识短浅的人，强行认为三皇的德行有余、五帝的德行不足，所以说少昊以前，天下的称号取象于他们的德行；颛顼以来，天下的称号取自他们的地名或氏名。因此，伏羲以教化使人归化，便称为伏牺；神农以神明教化，便称为神农；获得中和之道，便称为黄帝。这些是取象于德行的称号。至于颛顼以高阳为氏，帝喾以高辛为氏，尧以陶唐为氏，则是取自他们的名称。却不知道三皇兴起，也必定有相应的地方；有地方就必定有名称。五帝兴盛，也必定有相应的德行；有德行就必定有称号。只传德行而不传地域，是因为时代久远而记载简略；既传德行又传地域，是因为时代较近而记载详细。正因为有远近、详略的区别，所以少昊兴起时，既以德行作为天下的称号，又有时称作穷桑，这正是还保留着其发祥地的证据。否则，以中正之道的开端称颛顼，以辅佐善道、传承圣德称尧，以仁德盛大、圣明卓著称舜，难道不都是取自德行的称号吗？”

译先儒的荒谬，由此可以看见了。至于五行相承，伏羲属木，炎帝属火，黄帝属土，少昊属金，颛顼属水。推及万世，没有能够逃脱五行次序的。至于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是王者用来更新人民、变更制度的。所以夏代以十三月为正月，以平旦为朔；商代以十二月为正月，以鸡鸣为朔；周代以十一月为正月，以夜半为朔。因此三正、三朔相互更替，就像春夏秋冬相互变换一样。然而古今学者的说法，不是过分，就是有所不足。过分的说法认为，车服、旌旄、旗章、缯帛等必定都要改变所崇尚的颜色：夏崇尚白色，商崇尚黑色，周崇尚赤色，大概是象征万物萌芽变化。不足的说法则认为，天地四时的生长、肃杀、终结、开始，即使经过一日也不能改变；一改变，生杀就失去常规，终始也会扰乱次序。因此三代的正朔从未改变。如果相信过分的说法，认为颜色也必须更换，那么《周官》关于车服的制度中，旗帜有太白色，冠帽有黑布，按照器物来称说颜色，哪里能说周代崇尚赤色呢？如果相信不足的说法，认为三代从未改变正朔，那么秦代又为什么改以十月为正月呢？” 如果三代果真没有改变正朔，秦代又从哪里取得依据来更改它呢？所以孔子说：“实行夏代的时令。”这说明夏代的正朔同周代不同，是很清楚的。因此三王兴起，不能采用同一个正朔；至于崇尚白色、黑色、赤色的说法，也都是荒谬的，不能采纳。哲宗元祐元年，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说：“臣看到充媛董氏去世，追赠为婉仪，又追赠为淑妃。陛下亲自为她停止朝会、穿戴丧服，群臣进名奉慰，又命有关官署为她议定谥号，并举行谥礼；到下葬那天，仍然供给卤簿。外廷的议论都认为，董氏原来的名位品秩本来很低，病重将死时才拜为充媛，如今送终的礼仪实在过于隆重。臣考察古代，妇人本来没有谥号；近世只有皇后有谥号，以及有追追加谥命的情况，妃嫔以下从未有过。卤簿本来是用来赏赐军功的，也从未用于妇人。只有唐代平阳公主有起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给她鼓吹。后来到中宗时期，韦后建议，才开始命令妃、主下葬时都给鼓吹；这不是圣明君王的常规典章，不值得效法。臣愚昧地想到，陛下恭谨节俭、少有欲望，近年以来，后宫的宠幸绝没有过分盛大、在外界显露的情况；这正是四方百姓赞叹歌颂、归心仰慕圣德的原因。没想到如今因为已死的董氏，有关官署谄媚曲从，妄自提高礼制、粉饰虚文，因而败坏扰乱制度，亵渎轻慢名器，使天下人怀疑陛下厚待女宠，这实在不是用来彰明、增益圣德的做法。” 何况礼数既然提高，办理丧事所需的各种费用必然增多。如今明堂大礼刚刚完成，国库已经空虚，赋税征敛日益增加，百姓忧愁困苦，实在不应再提高后宫丧礼的规格，横加增加烦琐费用。死者即使得到虚假的美名和盛大的装饰，哪里还能知道，却足以从上面牵累圣德。臣私下对此感到惋惜。伏望陛下特地下诏给有关官署，全部停止议谥和谥礼之事；下葬时也不要再给卤簿。丧事所需的一切，务必尽量减省，不必完全采用一品官的礼仪，以表明陛下薄待女宠而厚待百姓。” 元祐八年，礼部侍郎范祖禹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大行太皇太后拟定的谥号是‘宣仁圣烈’。臣恭敬地认为，先太皇太后功劳极大、德行完备，保佑皇家，光耀超过前人，冠绝映照千古；即使穷尽谥法，也不足以形容她的盛美，不足以完全符合陛下孝敬思念、想要报答无穷恩德的心意。臣私下怀有愚见，不敢不说。谨按谥法：聪明睿智称‘献’；如果用‘献’字替换‘烈’字，那么功业和功烈便可以由此显明。明肃太后的谥号上两字是‘章献’，慈圣太后的谥号下两字是‘光献’。如今给先太皇太后谥号的下两字，如果称为‘圣献’，在称号上尤其美好。伏望圣上慈悲，再同大臣详细斟酌，以慰藉、回应神灵和人的期望。”徽宗时，御史中丞钱遹说：“元祐皇后获罪于先朝，昭告宗庙，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哲宗升遐，太母听政，当国大臣都想改变、扰乱绍圣年间的政事，以满足私欲。因一个平民何大正的狂妄言论，又恢复了废后原有的位号。当时舆论本已汹涌，甚至疏远卑微的小臣也到宫阙上书，忠义激切，由此便可知道天下的公议。如今朝廷既已贬削忠彦等人，又追夺何大正错误所得的恩典，那么元祐皇后在名义上就没有安处之理。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啊！’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理。她在先朝被称为皇后，今日却称作元祐皇后，从名分上说是不正；先朝废黜她而陛下又恢复她，从事情上说是不顺。考察典章礼制，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查考本朝旧例，也是从未有过的；询问老师和先儒的意见，也都认为不应该这样。何况既然被先朝废黜，那么宗庙祭告、按时荐享时，就会有人事方面的嫌疑；神灵也会产生厌弃之心。到了万世以后，配祔宗庙将要怎样实行？应当及早端正这件事，以大义决断，不要被流俗中不合正道的议论牵累，从而损害圣朝。”第二天他又说：“典章礼制所在，实在关系着朝廷的治乱。即使君主身份尊贵，也不能擅自改变；何况区区臣下，怎么敢轻率变更呢？”元祐皇后获罪于先朝，被废居瑶华宫；制诰一经颁布，天下没有异议。皇后并立、嫡妾相等，《春秋》曾加以讥刺，怎么能在圣明盛大的朝廷仍沿袭衰世的非礼之事？于是尚书右仆射京、门下侍郎将、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说：“元祐皇后再次恢复位号，考察典章礼制，将来不能在宗庙陪享，也不能在陵寝配祔；按照礼制衡量，这些都没有妥当之处。

译请依照绍圣三年九月的诏书，使皇后因此再次被废。”翰林学士王觌上钦圣宪肃皇后谥议说：“臣听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行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齐自己的家族。所以舜帝之所以成为帝王，始于妫水之地的嫔妃；周文王之所以成为王，本源于《关雎》所体现的教化。大概先修养自身，然后家庭整齐；家庭整齐，然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然后天下太平，这是王道本末的次序。臣恭敬地想，大行皇太后出生于显贵之家，世代承继功勋德行。她在父母家中，就已经能够亲自奉行俭朴、喜好礼法，不因公卿之家门第显赫而骄傲自满。当神宗皇帝尚未即位、居于颍邸时，上天安排他们结成美满婚姻，共同遵守《诗经》和礼法的训导，彼此修养为人子、为儿媳的职责。等到神宗掌握天命、登上帝位，便效法祖宗一祖四宗治理国家的制度，考察二帝三代移风易俗的办法，延揽俊杰，崇尚经学，以此兴隆万世的基业。皇后也端正皇后的仪范，讲求宫内治理；对上用来奉承庆寿、崇庆二宫的欢悦，对下用来广泛造成《兔罝》《麟趾》所象征的贤才和子孙繁盛。她恭敬承奉明堂祭祀，宣扬后妃阴柔之教，作为六宫的表率。因此神宗皇帝美好的德行、盛大的功烈，恩泽延及无穷；慈德皇后的美善声誉和丰茂功实，光耀而永不磨灭。”}]},{ 这就是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太平所显现的成效。她承受上天恩命，成为皇帝的配偶，共十九年；奉养东朝太皇太后，共十七年。她一向履行职责而不逾越，以谦逊尊贵的态度更加显耀；在求贤方面，怀有辅佐国政的志向；对于抚养幼子，则一视同仁地施以爱护。服饰器用简朴，不玩赏珠玉；鉴览图书，从中增加学识、获得自得。她深切告诫亲属不得私下请托，从未让亲属干预朝廷。神宗每次询问家事，她始终不发一言。政务有未决之处，神宗有时拿来试问她，她从容分析事理，往往超出常情。她受到的待遇日益隆厚；文简公的家族显盛，支派繁衍，哪怕偶然听到一点细小过失，严厉斥责随即而至。于是有了戒慎恐惧的福分，没有骄奢傲慢的过错。每年她都把恩惠推及宗族亲党，按法律有固定数额，依次施及，从不偏私厚待。哲宗继承帝位初期，以及崇庆太后参与处理政务之时，她的补益尤其多，朝廷内外都暗中受到她的恩惠。哲宗年纪尚轻，不久便患病，很快病势危重，来不及倚凭玉几接见群臣，人心惊惧，国家神器动摇。唯有她倚仗大义，镇静庄重、神色自若，传达哲宗最后的遗命，拥立仁圣皇帝，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境地。她守持正道而不受迷惑，就是如此。皇帝登基后，权宜地与她共同处理政务，这是临御后殿的近例。她推辞而不居此位，是避家讳、遵守常礼。她告诫皇帝不要因她而避讳；无论事情容易还是困难，都能克制自己而不吝惜，内心没有偏爱或厌恶，只以善为依据。不到一年之间，她多次申明退处的请求。皇帝流泪恳求，持续了几十天，她坚定地不肯接受，于是又恢复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她能够抛开远大的利益和权势，就是如此。按照归政的旧例，本应褒崇外戚，宗回、宗良的议论都获得宠信；又以特殊的礼数下诏，想要宣仁太后坚决不要退让。皇帝虽然多次请求，慈意始终没有改变。她不得已，才答应改任外地镇守。她厌恶福分过盛而导致祸患，就是如此。她患病的日子，皇帝衣不解带，亲自品尝药物。广泛施恩，并从各方面为她祈福；等到众人所盼望的病情稍有缓解，她所谈的只是军国大事和长远忧虑，其他事情一概不谈。她本应享有万世无穷的美好声誉，却突然离开了太皇太后的奉养之位。依照因山安葬的日期，将按礼举行告别。臣私下曾从古诗考察风雅之遗意，从前史的纪传中考察事迹。有后妃的德行者，有的没有遭逢变乱的功劳；有遭逢变乱功劳者，有的又招致专擅威权的讥评。至于功劳和德行都崇高，始终没有污点，奇伟卓异、超迈不凡的，从未有像大行太皇后这样完美的。然而即使想要形容她，又哪里能够略微相像？只是她的德行见于诏令，受到士人百姓歌颂，巍巍然昭著明白，臣才能大略陈述其梗概。至于她精微深奥的德行，又怎么能够用名称完全概括呢？谨按谥法：敬慎办事、节省用度称“钦”；威仪完备称“钦”；通达事理、预先知晓称“圣”；宣扬善道、善于谋划称“圣”；刑法政令施行于四方称“宪”；圣明而能效法上天称“宪”；刚健之德能够成就事业称“肃”；持守内心、决断果敢称“肃”。她不在簪珥等首饰上增加装饰，只在袆衣、褕衣上追求美好；举止升降、进退都有法度；身边亲信很少见到她有懈怠的神态，可以说是敬慎办事、节省用度，也可以说是威仪完备。她坐镇危疑局势，洞察真情和虚伪；在天人相互感应之际，具有如蓍草、龟甲预示未来般的明察。她行动合乎时机，能够决断大事，可以说是通达事理、预先知晓，也可以说是宣扬善道、善于谋划。她三代都具备母仪，一生谨慎戒惧，深沉寡言而尊严庄重，嫔妃宫人自然受到感化，海边四方的百姓都风从而真诚服从，可以说是刑法政令施行四方，也可以说是圣明而能效法上天。内心刚健而外表柔顺，善于谋划并能成事，以天下的大公之心承担天下的重责，竭力安定宗庙社稷，恩泽及于生民，可以说是刚健之德成就事业，也可以说是持守内心、决断果敢。她兼具这些美德，集其大成；质问鬼神而无疑，面对天地而无愧。这足以振兴盛大典礼，流传显赫声名，发扬宏盛光辉，以昭示后世。钦宗时，起居郎胡安国上奏说：“臣过去任职经筵，专门进读《春秋》。因为《春秋》正文中有渊圣皇帝的御名，臣正要写具奏札，还没有来得及进呈禀报，便获罪离开京城。后来听说礼官建议请求用别的字替换它，确定读作‘威’。经书和传文中的原字并没有改动，此事已经施行。臣如今奉诏纂修书籍，对于经传的原字既然有诏令可以遵循，那么臣所纂修的文字是否应出自自己的意见，便无法确定。引用其他经书、子书、史书时，如果触犯渊圣皇帝的御名，也允许按照原字书写，还是应当改易避讳，臣对此有所疑惑。臣听说古代并不因名字而避讳。《尧典》称‘有鳏在下曰虞舜’，那么尧、舜本来就是两位帝王的名字，而《尧典》又是虞氏史官所作，却直接记载君主的名字而不避讳。周人用谥号替代本名，于是才有避讳之礼；然而‘临文不讳、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都记载在礼书和法令中，其意义很清楚。孔子作《春秋》，凡记载周、鲁之事，虽然文辞委婉，但涉及名字和避讳，都依照原字书写。例如襄王名郑，书作‘卫侯郑’；匡王名班，书作‘曹伯班’；简王名夷，书作‘晋侯夷’；敬王名匄，书作‘晋士匄’；庄公名同，书作‘同盟于幽’；僖公名申，书作‘戊申朔’；襄公名午，书作‘陈侯午’；定公名宋，书作‘宋仲防’，就是这样。”

译考察《春秋》所记的“成”字，当时正值敬王在位、哀公在世；匄是敬王的名字，夷是三世穆王的名字，宋是哀公父亲的名字，午是皇考庙中的庙讳，然而在孔子删定文字时全都没有回避。《春秋》是为了尊重君主和父亲而作的，仲尼难道会不恭敬吗？它的书写方法如此，其中的意义也就可以知道了。自汉代以来，这个道理没有得到实行，臣子习惯于谄媚奉承，却不知道真正的恭敬顺从。于是有人把别人的名字改写，把“彻”改成“通”；把别人的姓改写，把“庄”改成“严”；把甲乙等干支改写，把“丙”改成“景”；把郡县名称改写，把“还淳”改成“青溪”。更严重的，还有父亲名叫晋肃，儿子竟不敢参加进士考试。忌讳既然繁多，名与实就更加混乱。本朝沿袭汉、唐旧例，没有来得及全部革除。臣恭敬地想，陛下天生聪明，既然尊崇《春秋》这部书以更新圣德，就应该采用《春秋》的方法来裁决政事。凡有施行设置，都动辄依《春秋》办事，就能取得拨乱反正的功劳。臣所纂修、缮写、进呈的书本，引用其他经书、子书、史书一类材料时，若遇到圣朝庙讳而又不应改字避讳的，请依照太常博士王晢所进《春秋》解例，也按照监本的格式，在渊圣皇帝御名处空缺并加圈点标记，不改动原字，外面覆以黄纸，这样或许可以防止讳名和实际名称混乱。” 名与实就不会混乱，向上遵循《春秋》的法则，也可以消除臣子谄媚奉承的开端，继承孟轲尊敬敬王的意义，彰明恭敬顺从的实质。高宗时，黄次山上奏说：“臣恭敬地想，道君太上皇帝具有仁厚的资质，处在明盛昌隆的时代。自从当初即位，便召集年高有才德的人，开创访求治道的基础；后来勤于政务，又效法唐尧虞舜，决定禅位的制度。他治理、宽宥天下二十六年，考察他的事业根本以及最终的授受，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至于他涵养精神、深思玄奥，号令温和雅正，与古代圣王相比也增添光彩。他宽减、确定刑法，与百姓重新开始；保养生者、安葬死者，要使他们没有遗憾。人民富足之后又施以教化，希望达到成就。老年人和儿童都含饴嬉乐、击壤而歌；物产众多、土地广大，长久治理却发生了变化。虽然国运正处于艰难之中，但人心更加坚定。上天没有断绝晋室，圣明的后代勃然兴起；百姓拥戴大宋，盛大的天命已有归属。如今奉到讳问，而朝廷内外、远近四方号哭悲恸、昏厥陨绝，不只是像失去自己的亲生父母。这难道只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大概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上天的认可。诗歌歌咏君主的德行，乐舞表现后妃的功劳，经书虽不同而意义相同，说明盛大德行所达到的程度。历数古代功勋卓著的君主，直到文王、武王，继承《昭夏》、崇奉谥号，难道只是七十二位君主的声名流传后世、功业久远吗？” 如今怎么敢就此停止呢？只有考察古代的君主，光明而值得记述的是文德；对于您的志向能够断然作出判断而毫不迟疑的是圣德。他昭明上天、恩泽下及泉壤，仁爱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完备道德、成就美善，德行没有不包括的方面。制定礼制、创作音乐，达到三王显赫的极致；继承帝位、守持文德，尽到了天子的孝道。经书说：“文王美善柔和而庄敬，安抚保佑小民；大概惠及宗公的，就是《思齐》所说的‘徽’；逐渐使德业光明盛大的，就是扬雄所说的‘懿’。”文王的美德精微深奥、广大通达，不可能完全用名称表达。《思齐》之所以称文王为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因忧患而作《易》，收敛锋芒却使光明更加显著；后来的武王继承了这一事业，使后代昌盛。他敬奉上天，与周文王相配而同享美誉；配享三宗，与《无逸》所称相合；接续七代光明炽盛的事业，探究乐天知命的最高德行，发扬清庙中幽深的光辉。臣不胜冒昧，拟请上尊谥为‘文圣仁德显孝皇帝’，庙号为徽宗。” 监察御史周必大上议说：“臣听说，举行旷古未有的事情，不能拘泥于历代已经出现的旧迹。从前尧禅位给舜，固然美好，但仍是在年老以后；从未有在年富力强、耳聪目明、内外无事之时，能够脱下万乘之主的身份，亲自把帝位授予继承圣统的人，像太上皇帝这样。陛下想为他加上尊号，表达推崇之意，实在不算过分。然而德行盛大的人，即使言辞很多也不能穷尽，何况区区几个字呢？如今天下传诵的，是太上皇帝难以命名的德行；天下所希望的，是太上皇帝无疆的寿命。日前已经把这两个美意合在一起命名宫殿了，因而沿用这个名称，大概有三点好处：不失去熙宁年间拒绝尊号的诏令，又可以表达陛下尊敬太上的心意，这是第一；言语简约而涵盖完备，诚意深厚而祝愿宏大，这是第二；就以所居宫殿为名，传播显赫声名，自此创立先例，这是第三。一举而兼有三种美好，难道不是更加光大太上巍巍的德行，也充分体现陛下侍奉亲长的孝道吗？”太上皇帝伏请上尊号为“太上德寿皇帝”，太上皇后伏请上尊号为“太上德寿皇后”，仍等待来年秋天奉上玉册、玉宝，希望届时声容、文物等礼仪能够完备。翰林学士綦崇礼上议说：“臣听说圣人应对世事，当他暂时退身隐居、深藏不露时，便静默无为，隐藏光辉而不彰显，把道德收敛于自身，对当代不以功名自居，百姓无法称述他的功德。等到遭遇天下的变乱、面临天下的危难，智士失去谋略，勇士束手而立，在这种时候，动荡不安的局面等待我而后平定，危急危险的形势等待我而后安定，便会受到感召而不得不作出回应，受到逼迫而不得不采取行动。于是起身应对，不烦劳指挥，也不动声色，就使天地的位置安定，日月的阴翳消散；国家的大业既已倾覆而重新兴起，皇帝的纲常法纪将要断绝而重新接续。所谓变乱之中能够恢复正道，危难之中能够扶持国家，在片刻之间收获功效，而留下无穷的声誉；如果不是天下最圣明的人，谁能做到这样？”“恭敬地想，昭慈献烈皇后亲具柔顺的资质，蕴含神明般的智慧；从平民之家入宫而成为皇帝的配偶，仿佛本来就应如此；退下皇后之位而避居宫闱，也没有可以惭愧的地方。她进退不失正道，仓促之际也不违背仁德，这是圣人的最高德行。等到遭逢变乱、身处危难，她权宜行事以救济危局；天意所属，人心归附。她提挈祖宗的统绪，亲自把帝位授予圣明皇帝；除去危害宫廷社稷的妖孽，使皇帝再次亲自临朝；从容处置宫闱之事，谋划安定国家；仓促一时的行动，利益恩泽却延及万世。这是圣人的极大功劳。”

译“她的德行和功劳，都以圣德为根本；至于谥号的字面和累积的德行，却唯独没有用‘圣’字来概括，难怪皇上的心意认为还不够，而群臣和有关官署得以追议。” “登高远望，天地也不能穷尽它的广大；正午仰视，日月也不能穷尽它的光明。由盛大德行和完整功业来观察圣人，又怎么能够完全命名呢？先前议谥的人认为，明德有功称‘昭’，视民如子称‘慈’，聪明睿智称‘献’，安定百姓有功称‘烈’；这四种美德按照谥法的先后次序，固然都具备了。然而，昭已经主要指功劳，慈已经主要指百姓，再用烈来相配，难道不嫌重复，好像仍有未达到之处吗？这样看来，可以不必用‘烈’，却在‘圣’字上有所欠缺。每逢祭祀、称述名号时，恐怕还不足以面对神灵并消除众人的疑惑；即使重新议定，也没有什么妨碍。” “我朝历代母后的美德，自汉代以来大概从未有过这样的。慈圣光献皇后扶立英宗，传承帝位给裕陵，又两次临朝听政，最后退处安享奉养；宣仁圣烈皇后拥护保佑哲宗，始终九年，元祐年间的政治至今仍被称为仁政；钦圣宪肃皇后承受元符末年的遗命，在宫中决定大计，扶助上皇，独自作出决断。” 三位皇后接踵相继，仿佛相互传授承受，因此她们的美称都以圣德为主，也显明了圣明君主的德行。”慈献烈皇后曾侍奉宣仁、钦圣两位皇后，一向遵循妇道，以母仪为法。正逢时局艰难，她重新安定社稷；功劳与德行相当，所付出的力量则超过前人。若与这些美德相比，她实在同样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既然如此，对于显赫的声名、尊贵的称号，应当极力推崇；即使舍弃这个“圣”字另行称颂，臣也知道天下后世臣子的心意仍不会满足。臣曾考察上古时代，那时人道尚未建立，人们住在洞穴、野外，喝生血、吃生毛，大概和飞鸟走兽一样。圣人出现之后，顺应当时的需要给人带来利益，使人知道如何生存、养育，而没有物资不足的忧患；于是人类能够由此同飞鸟走兽区别开来，三纲五常的道理也随之兴起。《易·系辞》说：“备齐万物、使其为人所用，制作器物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这是说圣人的功劳如此广大。然而圣人难道是存心要创制这些东西吗？只是时势恰好到了这种地步，不得不这样做。所以人们靠采集血食生活，圣人便为他们制作网罟；人们靠谷物生活，圣人便为他们制作耒耜。因为物资有无不均，就用市场交换来调剂；因为往来交通不通，就用舟楫来接济。至于驾驭牛马、设置重门并击柝巡夜、使用臼杵、弓箭、宫室和书契等，凡是设置一件物品、制作一种器具，都只是为了满足天下人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自身。”},{ 后世的祸乱，所以有比民众最初无以生存、休养时更加严重的；而圣人的功业本来就有出而拯救这种局面的，正如古代那些为天下谋利的事业一样。由此推论，历代圣人的功业便可以得到说明了。当他们失去帝位而退处之时，面对国家的谋划，哪里还能安心置身其中？等到时势转移、事变发生，需要回应臣民的请求，实在是不得已。正在这个时候，转瞬之间、呼吸之间，存亡祸福都难以预料，于是以柔弱之身，处在危疑的境地，重新安定龟鼎（原文“▯”，字形疑误），再次扶持至尊之位，使祖宗传下的旧有基业永远有所承继，圣人的大宝永远有所安定，天下的神器永远有所归属，使天下百姓重新拥戴我宋，而不至于沦落到偏远荒僻的边疆蛮夷之地。既然如此，具备这些事业，成就这样的神器，以此为天下谋利，与网罟、耒耜的发明相比，岂不是更加伟大吗？从其所建立的功业来看，概括其成就，即使说母后圣明，上溯可与伏羲、神农相比，也是可以的。那涂山兴起夏朝、文母创建周朝，不过是以内助而被称为贤德，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按照谥法，完备万物、成就器用称为“圣”。如今群臣百官和主管礼仪的官员所议定的谥号，更是超出了这个标准。臣愚昧，知道自己的见识不足以符合天下公论；但愿仰承并契合孝心，以此报答于万一。昭慈献烈皇后的尊谥，请依祖宗的成命改称为昭慈圣献皇后。孝宗在位时，朝廷讨论高宗的庙号。太常少卿（原文“▯”，字形疑误）尤袤与礼官拟定庙号，高宗洪迈却独自请求称为“世祖”。尤袤率领礼官颜师鲁、郑侨上奏说：“宗庙的制度是：祖有功，宗有德。艺祖谋划、开创了大业，所以称宋太祖；太宗统一了整个中原夏地区，所以称宋太宗。从真宗到钦宗，圣圣相传，宗庙制度已经确定，万世不可改变。按照礼制，儿子应当对父亲有所屈让，以表示尊敬。太上皇亲自是徽宗的儿子，如果儿子称祖、父亲称宗，就会失去昭穆的次序。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是拿汉光武帝作比较；光武帝是长沙王的后代，出身平民而崛起，并不是承接哀帝、平帝的帝统，所以这样称呼没有什么妨碍。太上皇中兴宋朝，虽然与光武帝相同，但实际上继承的是徽宗的正统，是儿子继承父亲，不能与光武帝相比。将来附祭于宗庙时，如果位在徽宗之下却称为祖，恐怕徽宗在天之灵会感到不安。”诏令群臣集中议论此事，尤袤又像起初一样上奏议论，洪迈的意见于是屈服了。卫泾上奏请求撤销给裴良士之父裴希稷的谥号，奏道：“臣听说《传》说：只有名号和器物，不能假借给别人。《礼记》说：谥号是用来尊崇名声的，君子以名声超过实际品行为可耻。士大夫若为国家尽忠竭节，活着时有爵位俸禄来荣耀自身，死后有褒美的谥号来流传后世，这是为了公开表示激励劝勉，并不是为了徇私迎合个人情面。假如活着时没有显著的节操品行，已经承受了荣禄，死后声名事迹又湮没不彰，却还妄想攀附求援、侥幸取得宠荣名号，那么朝廷的典章法令几乎会成为空文，将无法昭示激励劝勉，行善的人也会因此懈怠。裴希稷是什么样的人，臣并不知道，只听说他凭资财起家，财富在京城中居首，而《中兴记》却没有记载他的事迹。根据他的儿子裴良士所陈述的，不过泛泛引用制词中的几句话，便说他曾有战功；又说他曾因宋高宗皇帝召见而到朝，询问边防事务时，他陈述韬略，但这些都没有一件真实事迹可以考查。不仅按照法令不应赐谥，甚至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改定他的名号，他却又随意拿姚兴作比较。臣查得，姚兴在绍兴末年同敌人奋力作战而死，节义载在国史，已经追赠官职、建立祠庙；昨天又因赵善坚的论奏，再次赐给谥号。裴希稷可以说是比拟错了对象。”

译况且朝廷近年以来褒奖表彰忠义之臣，如岳飞、刘光世等追赠王爵，使朝廷内外有志于功名的人听到风声便奋发而起，这确实是因为合乎义理，也是人心共同的愿望，本来就容易使人受到感发。现在如果裴希稷也按照姚兴的例子得到谥号，就等于把良马和劣马同槽饲养，把香草和臭草同器收藏，过去朝廷褒奖表彰忠义的用意，反而会被人轻视。这件事关系重大，难道不值得重视吗？况且臣任职太常，私下看到裴良士多次经过礼部陈述请求，礼部交给本寺勘察处理。臣因众议不同意，不敢为他保明，便把事情逐项列出，说明难以施行的理由，申报上去，案牍都还保存着。如今裴良士只凭一纸札子便要求特别批准，这是把有司的职守看成可以废弃，把朝廷的尊严看成可以欺蒙。臣任本职时，既说不可；这次偶然代理职务，却又发文准行，前后自相违背，臣实在无法逃脱罪责。因此臣不敢躲避诛责，冒昧把这些情况奏闻。伏望圣上慈悲，将给裴希稷赐谥的批示特予收回停止，这样或许符合公论；对于臣守职尽责的道义，也可以稍稍安心，臣实在感到万分幸运。” 宋宁宗时，卫泾上奏太皇太后谥议说：“臣听说，论述皇太后最高境界的，没有比尽心侍奉尊长、让重重宫闱享有奉养更大的；要使母亲之道纯全完备，没有比亲眼见到亲族传承昌盛、同时又有辅佐君主之功更难的。因此，礼义造成教化，是《周诗》彰明二南根本的原因；光大而含弘，是《周易》赞美重坤之象的原因。后妃的德行，开始于闺门，施行于邦家，流传于后世，其根本道理是一致的，但作用有三方面：对上承顺君主，就要竭尽妇道的勤谨；在宫中警戒，就要发挥内则辅佐的作用；保佑后代，就要为子孙谋划长远。三者都具备，然后二南的深意才没有遗憾，坤道的功德才没有遗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地位可以匹配大地之神，礼制尊崇如同东朝，作为国家的寿母，居于长乐宫安享晚年，这样的事哪一代没有？至于探究始终、善美兼备，过去盛世却从未有可考的先例。因此，奉养长辈没有比侍奉舅姑更严肃的，但有时难以完全做到在他们生前尽敬；庆福没有比子孙福祚绵长更久远的，但有时也不能完全享有含饴弄孙的快乐。虞舜的二妃，亲自遇到尧舜禅授的盛举，但尧的父亲并没有成为一家之美；太任嫁给周王季，曾经做过周室的媳妇，但她的文德孙辈并没有同时兴盛。” 只是上天的功业吝于使一切完满，人的德行也难以全部具备；簪缨世族之中，能有四代祖孙都完整昌盛的有几个？何况涂山、沙麓所兴起的王业，以及《大明》《思齐》所歌咏的德业，若说到奉养亲长，能够在三朝之上共同尽到孝敬；若说到整治家族，能够辅佐君主忧勤三十多年；若说到保佑后代，能够在两次传承之际扶助神圣基业。真是盛大美善啊！兼有并且全部做到这些的，从未有像太皇太后这样盛大的。恭敬地思念大行太皇太后，她端庄安静而诚厚，庄重贤淑、圣明柔顺，恩惠声誉光耀于史册，慈爱仪范冠绝六宫。对于游乐享受之事，她很少参与，常以图史中的箴言自我警戒。以纮綖为法则，祭祀苹藻必定亲自参加；教化从闺门开始，风气推行于邦国。她有廉洁退让的节操，有美善嘉行。追溯她刚刚梳起垂髫发辫时，形貌气质便大异于常人，显现出配当天命的仪表；受册封的当晚，日光般的光华宣扬明耀，彰显了上天安排的婚姻。她抚育了累朝皇帝，寿命超过七十岁，荣号扩展为六字，玉册多次上奉。尊崇奉养的待遇、安康宁静的福分，盛美得无以复加。至于发扬她世所罕有的美好，推举她难以名状的美德，那么像这样的事迹，恐怕还不能仿佛说明其万分之一。过去思陵身体康健，闲暇时能够谦让大位，无愧于陶唐、重华；他侍奉皇帝，早晚定省问安，共同尽为人子之职，孝行超过曾参、闵子骞。当时太皇太后能够修明宫中妇职，鸡鸣时问安，并且使喜乐忧患都有常度；亲自盥洗梳栉，协助准备祭余之肉，遇到美味必定先献上。” 逢到庆祝千秋节，她总是随从凤辇；进献万岁酒，她便能使龙颜喜悦。严父已经欢喜，圣明的后嗣没有违背他的意愿；长寿的皇太后更加欢喜，椒房宫中充满了亲爱。于是五日一朝见的礼制，风雨也不能改变；两宫之间历经九闰年，彼此毫厘不差。等到勋华皇帝去世，慈福宫太后长寿，皇位传给儿子，已经尊居太母地位，却仍然敬爱诸姑，依旧恭敬地守候寝门。直到亲自察看疾病、调试汤药，服丧时执持衰麻，始终之间没有留下遗憾。这就是送别先帝、奉事现君，妇道光明昭著了。大体说来，阜陵皇帝早晚听政、访问政事，如同商汤每天更新自己；穿革衣、布衣，如同禹穿粗劣服装。抚恤孤儿、救济鳏夫，如同周文王施行保民之政。当时太皇太后在潜邸时奠定的事迹，谨守礼度、严明内外宫人脱簪请罪的训诫，都通过公开诏告表现出来，用以相互勉励。她精勤政事，减少日常仪式，裁减不必要的费用；三次浣洗的衣服，几年也不更换，以此帮助皇帝克制自己的俭朴生活，遵守爱惜民力的戒条，推广不忍伤害生灵的仁心。每天膳食只用一只羊，她上章恳请免除，以此扩大爱惜万物的仁德。因此人伦端正了，朝廷治理好了，隆兴、乾道、淳熙年间的政治更加兴盛，四海都仰望皇帝日夜勤政的诚意。二十八年之间，皇帝临朝听政，从不亲近声色。等到她赞助皇帝施行刚断，决定震慑太子之患，便共同与皇帝比肩于揖让禅逊之际，却不以脱鞋离位为过于仓促。” 她奉行高尚清静之道，仰慕老子所说的希夷境界，却不把淡泊看作难以做到。三位圣明君主相互传授，千古以来完全相合。这就是以治家之道规范国家，内助之功显著。绍熙五年，烈祖突然弃世远升；光宗孤单地处在丧忧之中。慈皇太后独自内断于心，宪圣太后在宫内协同谋划。当时太皇太后一德一心，扶翊并保卫皇室。神圣的孙皇帝登极，依照慈皇太后的训诫行事，不急迫争竞，不偏私不邪曲。皇太子确立后，资善堂开始设置，乘绿色车子供奉陪侍，皇帝心情愉悦，风俗淳厚，衣食日益丰足。等到边境有警，军需供应浩大，她拿出私库钱财供给战士，耗费了相当于自己所穿大练衣的财物；对于衣食没有缺乏的政事，她内心大概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这就是留下无穷的福泽，给后代留下长远谋略。因此，最初确定长秋宫的次序，是在内廷听取她的命令；第二次举行尊崇大名的典礼，是归依遵循她的仪范；最后追究内禅中的辅佐作用，则极力称道她保佑扶助皇室。这三件事，从汉代到唐代，实在都没有前例。只有上天保佑我赵宋王室，只有我宋代才有这样贤德的后妃。因此，大行太皇太后成全了前代未能成全的事，具备了古人未能具备的德行。《易经》《诗经》所记载的二南、重坤之德，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有所增加。考察她的最初经历，她在四妃之中位序居首，年过十二岁，和顺之德惠及下人，久而后才正式确定名号，这正是《关雎》所歌咏的得到淑女之乐。”

译她的家族支派源自江左，出身本来高贵显赫；她又能追述自己的世系，心怀谦逊，表现在自我抑制上，这正如《葛覃》所说不忘母家，也不因外戚之门而私下求见。她践行中和、遵循礼法，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盛大的德行和最高的善美，正是从前面三方面开始的。春日朝会时将要举行祝寿的盛大礼仪，她却忽然乘车升天，令人痛惜仙游而永不返回。按照依山安葬的制度，先向远方祖先告知日期；皇上继承祖先的武德，亲自服齐衰之丧，又下诏命礼官考察经义、询问法令，斟酌恩惠、改定谥名，统一归于所尊之义，完全遵循常典。谨按谥法：妇德纯一叫作‘成’，早晚警戒叫作‘成’，能够奉行妇道叫作‘肃’，因严明教化而恭敬叫作‘肃’。她美善的声誉和高尚的光彩流传四世，垂示规范，成为法则，与宋朝同样无穷，难道不是‘成’字的最大含义吗？整饬端正宫闱，宣扬畅行阴教，对上惠及宗族尊长，对下庇护子孙后代，难道不是‘肃’字的极致吗？臣私下认为，描绘日月、形容天地，终究有其限度，而德行美善却没有穷尽。臣竭力铺陈，不过姑且履行臣子叙述功德的职责罢了。大行太皇太后应当奉宗庙之命，赐谥为‘成肃皇后’。” 卫泾又上奏说：“臣仰念圣朝加恩于臣下，使宠荣有始有终。活着时有爵位官秩，使其自身显贵；死后改定名号，使其名声流传不朽。至于功勋、德行、节操、义理声名和实际都显著的，即使官品不高，也特命赐谥。那些德行蕴藏于乡里的士人，即使没有官爵，也允许所属官司奏请赐谥，并把这写成固定法令，用来昭示后世。邵康节在元祐年间、徐节孝在政和年间，就是这样。两位臣子的官职不过是学校属官和幕职而已，却能特获赐谥，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当时受到重视，孝行在乡里受到推崇；名位虽然卑下，道德却尊高，德行隆盛，贵重程度超过官品，这是为了尊崇儒学、奖励操行、砥砺风俗。”臣私下见到已故承事郎、右文殿修撰张栻，是魏国忠献公张浚的儿子，家族本出广汉，随父亲出蜀后便居住在潭州。他拜南岳胡氏为师，全部传承了伊洛学派的精深道理，于是凭此学说在西南闻名；他著书立说，启迪后来的学者，四方士子都尊奉他为宗师。他的学问虽然以仁义诚敬为根本，但探究义理精微深邃，遇到事务能够明白通达；历任内外职务，治理百姓、训练军队、管理钱财、审理诉讼，所到之处都有可以记载的政绩，超过其他儒者。隆兴初年，他开始因军事事务入朝奏议，首先劝孝宗皇帝明辨大义、恢复旧土、为国复仇，端正名分、断绝议和。” 孝宗对他的话感到惊异，君臣之间十分契合。凡是奏对陈述，他都忠义激愤，从来没有不以仇耻未雪、不能与敌人共戴一天为忧虑的。这样本应使他锐意用兵、轻率躁进，但当时有宰相把恢复中原视为己任，认为敌人衰弱可以图谋，于是派遣泛泛的使者，企图制造出兵的借口。张栻又独自向皇帝进言：‘军队弱、财赋缺乏，官吏虚妄欺诈，还没有必胜的形势。而必胜的形势，应当在早日端正名分、预先确定方略时形成，不在两军交战当天临机决断。’他又引用诸葛亮、景延广作比喻，说明名分与实际的区别，不让小人乘隙售弄奸谋。皇帝为之叹息并褒奖晓谕，认为这是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言论。后来诏令以知閤门事张说兼书枢密院事，张栻任讲官，起初没有谏诤职权；他夜里入宫，手写奏疏极力陈说不可，并且到宰相那里当面质问。宰相羞惭愤怒，难以忍受；皇帝却没有因此怪罪他，亲自在奏疏末尾批示，让宰相传达停止此事的旨意。张栻又再次上奏，皇帝受到感悟，已经下令停止。宰相其实暗中依附张说，便把张栻调出任袁州知州，重新申明前项任命。张栻的意见虽然没有全部被采用，张说最终还是因罪被贬谪。假使开禧丙寅年，权奸专擅朝政、妄自挑起边境争端时，有张栻这样的人能够察知时机、识别变化、坚守正道而不阿附，阻止祸端萌芽，那么朝廷一定不会有过失的举动。” 遥想这位忠臣贤者，百代都可以奉为师表。孝宗皇帝重视他的儒学，本来已经引入朝廷任劝讲，并提升为辅佐宰相的官员。谗毁他的人虽然嫉妒，他所受的宠爱却没有衰减。统领两路的长官有意召他任用，但张栻不幸在壮年去世，官位没有能够达到极致。然而学者至今尊崇他的道德，彼此私下称他为南轩先生。他在官位上还没有来得及获得谥号，家属既不敢自行请求，又没有在朝廷显达的门人为他请谥。士大夫的议论沉郁了三十多年，直到臣到任，才列举事实上词请求。臣现在将要离开本郡，如果又沉默不说一句，那么对上就无法彰显圣朝崇尚儒学、尊重道德的公心，对下就无法慰藉远方尊师重友的义理。臣滥居所属官司的职位，却荒废职守，实在太过分了。臣愚见，应当把此事交给太常，让博士考定他的德行；如果确实应当赐谥，便赐给美好的谥名，使天下后世知道儒学节义比官品更为可贵，并借此激励劝勉，这确实是很大的补益。” 袁说友拟定大行至尊寿皇圣帝谥号的议文说：近来奉准尚书吏部的牒文，催促根据都省札子办理，命令本月十七日到尚书省集合议定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的谥号，具写议状，可以各自拟定，也可以共同拟定。臣私下认为，根基深厚的势力就隆盛，地位尊贵的名号就显赫。考察夏商周三代以来，光荣流传、福祚赐予，声威显赫、繁衍昌盛，功德隆厚而且越久越昌，没有比我宋朝更盛大的。因此庙号都称美而极其尊崇，完全弃用历代陈旧的说法，开创臣民耳目所未见的新名号，流传万世没有穷尽，四方都归向尊崇。至于功劳高、德行大，巍巍荡荡而无法用言语称述，一两个字不足以赞扬，群臣也无法为之定名议论，那么太祖、太宗、高宗的庙号，实在是万古共同尊崇的称号。太祖皇帝开创基业、建立纲极，太宗皇帝继承先志、完成事业，高宗皇帝平定乱局、使国家中兴，功劳高得无法记载，德行大得无可比拟。拟定用‘太’、‘高’等字，是因为它们包含概括形容的意思。如今恭敬议定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的庙号，臣有幸以列席者身份参与，谨以愚见补充最后的议论。考察古代，‘太’、‘高’、‘世’、‘中’这四个字，实际上都是万古共同尊崇的称号，超出谥法之外。”

译‘太’、‘高’，是说功劳高、德行大而无法形容。‘世’这个字，与‘太’、‘高’并列使用，是说祖先的功劳、宗主的德行已经在前代盛大，而继承统绪的君主又能在后世使这种功德延续，所以一定要用‘世’字来称呼。古人说：‘世世修德’，是说能够世代继承他的美德；‘世世献于庙’，是说能够世代延续他的祭祀。天子的儿子叫‘世子’，意思是继承天下而成为天子；诸侯的国位叫‘世爵’，意思是世代拥有国家和爵位。受命而称‘世禄’，官族而称‘世功’，虽然尊卑和事情的体制不同，但‘世’字的含义是一致的。历代考察下来，以‘世’为庙号的君主，一定是功德彰明显著，能够继承祖宗事业，臣民难以为其确定名号，不能同普通列庙之号相提并论。西汉武帝称世宗，当时诏书说他的功德茂盛，无法完全宣扬；东汉光武帝称世祖，后世解释说他继承祖功宗德而使国家中兴。由此可见，‘世’作为庙号，既表示当时功德难以命名，又表示能够继承祖宗功德，所以都称为‘世’。下至唐太宗，尚且因避讳而变通迁就，以保全这一庙号。” 周世宗也还要夸大武功来尊崇自己的庙号。难道不是一代君主都适合把‘世’字作为共同尊崇的称号，用来庄严其庙号，实在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吗？如今‘太’、‘高’的庙号已经见于前代，难道能让‘世宗’之称在后世出现缺文吗？恭敬地想，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神圣睿智、文德明达、聪明英断，有大有为的志向，有君临天下的德行，在位二十七年，专心孝敬慈闱，早晚定省从未缺少。高宗皇帝升遐后，他服丧三年，孝敬侍奉亲长达到了极致。遇到水旱灾异，便发布政令、施行仁德，求取直言、归咎自身，终于感通上天，对待天神达到了极致。年岁渐高，厌倦处理万机，安静居住在北宫，怡养精神、淡泊自守，因此把托付后事看得重要，并不以拥有天下为快乐。减轻征税、节省赋役，免除的赋税达十分之五；以宫内府库储藏资财来帮助经常费用，因此把百姓生活看得重要，并不以天下供奉自己。恩惠施及宗族，义理彰显于闺门；总揽权纲，没有私下请托，整治家族就是这样谨慎。任用官员合乎人望，升降官职符合功劳和罪责，下属都恪守职分，奔走办事、努力建功；任用官员就是这样严明。早起临朝听政，每天都询问政事，晚上召见儒臣，讲论机要事务，勤于政事到了这样的程度。” 饮食俭朴，穿粗绨之衣，不追求华美奢靡；园囿没有增加，臣下也没有横加赏赐，节俭克制到了这样的程度。刑罚贵在不杀人，对于接近死罪的案件，都一概议定减刑或赦免，天下人都感念寿皇的仁慈。他总理万事，每次行动都合乎机宜、防范周密，使欺诈邪曲之人无法逃脱，天下人都佩服寿皇的明察。因此六府各项政务均有条理，百种祥瑞畅茂成就；销毁兵器，熄灭烽燧，天下没有犬吠示警之事；放下兵戈，放马归田，敌国也有向往归化的意思。即使是孩童中能说话的，也没有不知道拥戴他的；即使是豚鱼等有气息的生物，也没有不得到均等养育的。圣上的身体不安，天下百姓便仰天呼号，请求上天降命保佑，祈求寿皇万寿。寿皇升遐之日，天下百姓悲哀痛苦而情绪激切，就像死了父母一样。他的功业宏大、德行隆盛，追踪祖先的武功，犹如天地覆盖承载万物，无法测知帝王之力；又如日月广大运行，无法探究其终极。即使想多说一些来比拟称颂，也做不到。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谥号，才能完全形容他的功德。若想把这些内容归结在一个字的范围内，恐怕会顾此失彼，只拘泥于一两点而遗漏千百方面；想用它来称美，反而可能显得狭隘浅小。只有上承太祖、太宗创立并守成的规制，中继列圣积累成就的事业，最终慰藉高宗托付天下的重任，能够继承前人的功绩，仰对上天列祖的英灵。这样宏盛的功德，正足以成就今日的盛业，难道不是因为祖先有功、宗室有德，而大行至尊寿皇圣帝又能使这些功德世代相传吗？臣冒昧献上这篇议论，谨慎恭敬地拟议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的庙号为“世宗”。这样既可以表明祖先的功业、宗祖的德行流传于前代，以及后世子孙谋略有所继承；又可以表明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的功德彰显于后世，而继承发扬先业也无愧于先人。这个庙号概括了众多美德，弥补了难以尽言的不足，使功德在世世代代相承之际得到完整体现。虽说“世宗”二字前代已经使用过，实际上它可以与“太”“高”等字并称，足以作为一代非同寻常之君的谥号。以上议论是否妥当，唯请朝廷审慎选择。理宗时，牟子才上奏说：“臣听说，谥号是对人的德行事迹的表彰。自周公以来，谥法一直作为不可更改的典制流传下来，大概是用来明辨是非、区别邪正，并昭示惩戒与劝勉的。考察周代制度，太史掌管占卜丧事和赐谥，小史掌管卿大夫家赐谥之事，并负责宣读诔文。所谓‘赐’、所谓‘读’，明确是由有关官司依礼举行的。至于公叔文子去世后，他的儿子戍请求赐谥，大概是因为春秋时期周礼已经完全废弛，有关官司不知道依照旧典举行，所以礼经中才不得不记载公叔戍的请求；但这并不是周代成规最初的本意。谥号由太常拟定，经考功覆核，再由尚书省集议，这与我国的礼制也是相合的。起初何必等待死者的儿子或孙子来陈请呢？臣私下见到近年以来，有些官品和人品都不符合赐谥条件的人，纷纷上书祈请，甚至辗转托请、求取要官，务求达到自己的目的，终于使国家褒恤功臣的典制几乎成为无用的赘疣之物，这又凭什么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激励清正、扬弃污浊呢？臣愚昧，愿陛下推行周代制度，诏令有关官司：从今以后，凡官品符合应当拟定谥号的，以及有一项功行、一件事迹关系国家、依法应当褒恤的，都由有关官司一并依礼举行，不必等待本家陈请。这样既可使作恶者无从迁延逃避，以伸张国家惩恶的公正；又可使庸碌无闻之人知道应当受到怎样的惩戒和劝勉，不敢妄行陈请，以免扰乱朝廷公正褒贬的实情。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 臣在丁未年充任博士、列于官员之数时，曾经广泛考察本朝盛世以及中兴以来，节操和德行足以配享谥号的人，至今还有很多；但他们的子孙已经湮没，无力出面控告请谥，有识之士每每为此感慨叹息。当时臣正想把这件事申明并施行，却不久离开国家，未能实现。如今臣在仪曹任职待罪，不敢再有所隐瞒，恭敬地请求圣上施恩，将此事交付都省公开议论并予以施行。如此则公道幸甚。”

译辽兴宗时，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萧罕嘉努上疏说：“臣曾听说，先世耀尼汗之后，国运中途断绝。自额尔钦雅里登上阻午的大位，国统才重新确定。然而上古世代风俗质朴，还没有尊贵的称号。臣认为，三皇时代礼制文饰尚未完备，正与耀尼氏的情形相同。后世君主用礼乐治理天下，于是尊崇根本、追念远祖的道义兴起。近来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奉四代祖先为皇帝。从前我太祖取代耀尼氏即位，于是创制文字，修明礼法，建立‘天皇帝’的名号，营造宫室，以显示威势、使人臣服；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统一海内。此后历代圣君相承，自额尔钦呼烈以下，始终没有加上尊号。天皇帝的父亲额尔钦达鲁，至今仍以本名称呼。臣认为，应当依照唐代典制，追尊四位祖先为皇帝，这样陛下弘大的功业便更加光明，废坠的典制也可以重新举行了。”疏章上奏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金熙宗时，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程寀上奏说：“臣恭敬地读《唐史》，其中追尊高祖以下祖先的谥号，有的加到十八个字。前宋大中祥符年间，谥号也加到十六个字。灭亡的辽朝沿袭了这种做法。近来陛下也接受了‘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十字尊号。臣私下认为，臣子把美德归于君上、报答君上，是忠；天子追尊祖先，是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天命开创基业，在八年之间便完全拥有天下，功德盛大，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现在给他上‘武元’两个字的谥号，按理或许还不够妥当，将来如何以此显示他的功业呢？臣愿陛下诏令有关官司议定谥号，如此或许可以上慰祖宗在天之灵，使他们光明盛大的功业流传无穷。” 当时文武百官、太师宗磐等上奏庙号、谥号议说：“国家开始建立，四方夏土中有不服从的，便一一征讨。太祖武元皇帝受天命平定乱世，光大开启了国家伟业。太宗文烈皇帝继承先志，最终完成征伐，奋力振作并扩张皇威。推究我祖先积累德行、建立功业，其来由已经很久远了。况且礼制以尊贵为重，本来就是前代典籍中的美谈；深厚的德行流传光大，实在是本朝最先要做的事情。恭敬地想到皇九代祖廓，有统御人民的气度，具备驾驭世道的资质。虞舜出生于冯地，后来迁居负夏；太王躲避狄人，迁居于岐山。圣姥归来，天命的根基于是开始萌发。皇八代祖、皇七代祖，继承家业、承受福庆，使后代得到宽裕、芳名流传；他们不求显赫的名声，最终使整个宗族大为振兴。皇六代祖迁居德济，辛勤从事播种；离开风雨暴露的生活，获得居住栋宇的安定；舍弃肩挑背负，兴起车舆运输的便利。皇五代祖贝勒，雄伟的姿态超越当世，美好的谋略有益于时局，成就了疆域每日开拓的功业。兵车整治完备之后，他彰明了宽厚施行五教的训诫，人的纲纪从此开始修治。皇高祖太师质，承受上天所成就的德行，成为百姓的威望，又精通骑马射箭，所到之处无不摧破。国家开始设置官员和师傅，归附的人越来越多。皇曾祖太师，威势震动远方，机敏警觉超过常人，素来善于运筹谋划，从不以铠甲精良而自矜，面对敌人反而更加奋勇，应对变化如同神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皇曾叔祖太师，独自运用机谋，公正无私、不把四方事物据为己有；四方都受到震动，各部落归心，德行与威势两方面都很隆盛，风俗因此大为安定。皇伯祖太师，兄弟之间竭尽友爱，对国家只有忠诚，谋划从未有过差错，举措没有不成功的。历代祖妣都以妇道自我警戒，面对王业的艰难，全都竭尽内助之劳，确实彰显了国家创业根基逐渐形成的过程。因此，应当采纳群臣一致的议论，斟酌旧例来遵行。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天帝之名撰写诔文。谨按谥法：施布仁义、行为刚正叫作‘景’；以仁义为主、施行德政叫作‘元’；保育人民、年高德劭叫作‘明’；性情温和、圣明仁善叫作‘懿’。请为皇九代祖尊谥‘景元皇帝’，庙号‘始祖’，祖妣尊号为‘明懿皇后’。中和之德纯全完备叫作‘德’；道德纯正专一叫作‘思’。请为皇八代祖尊谥‘德皇帝’，祖妣尊号为‘思皇后’。喜好和睦而不争斗叫作‘安’；爱好廉洁、能够自我克制叫作‘节’。请为皇七代祖尊谥‘安皇帝’，祖妣尊号为‘节皇后’。安抚人民、治理如古代圣王叫作‘定’；彰明德行且有功劳叫作‘昭’；尊重贤能、谦让善人叫作‘恭’；德行柔顺而能博爱众人叫作‘靖’。请为皇六代祖尊谥‘定昭皇帝’，庙号‘献祖’，祖妣尊号为‘恭靖皇后’。爱护人民、建立政事叫作‘成’；开拓疆土且有德行叫作‘襄’；刚强坚毅、执掌政务叫作‘威’；慈爱仁厚、使民和睦叫作‘顺’。”}], 请给皇五代祖贝勒上尊谥为成襄皇帝，庙号昭祖，祖妣称威顺皇后。爱护人民、喜欢施予叫作‘惠’；开拓土地、兼并国土叫作‘桓’；德明而有功劳叫作‘昭’；执心果断坚决叫作‘肃’。请给皇高祖太师上尊谥为惠桓皇帝，庙号景祖；祖妣称昭肃皇后。功业广大而能教化天下叫作‘圣’；刚强有德而能成就事业叫作‘肃’；思虑深远叫作‘翼’；专一守德而不懈怠叫作‘简’。请给皇曾祖太师上尊谥为圣肃皇帝，庙号世祖；祖妣称翼简皇后。表达内心感情而显露容貌叫作‘穆’；博闻多能叫作‘宪’；德性柔和、乐于接近众人叫作‘静’；圣明善良、声誉周遍叫作‘宣’。请给皇曾叔祖太师上尊谥为穆宪皇帝，庙号肃宗；祖妣称静宣皇后。慈爱他人而忘记劳苦叫作‘孝’；办理事务有制度叫作‘平’；清白自守节操叫作‘贞’；爱护人民、喜欢施予叫作‘惠’。请给皇曾叔祖太师上尊谥为孝平皇帝，庙号穆宗；祖妣称贞惠皇后。爱护人民、尊敬兄长叫作‘恭’；专一守德而不懈怠叫作‘简’；早晚恭敬办事叫作‘敬’；小心谨慎、有所畏惧忌惮叫作‘僖’。请给皇伯祖太师上尊谥为恭简皇帝，庙号康宗；祖妣称敬僖皇后。仍请把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圣肃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列为永远不迁入祧庙的祖庙。” 等到庙室建成，选择吉日、备办祭祀用品，奉上宝册，收藏在天府，使这一制度施行到无穷。” 元仁宗对近臣说：‘我听说前代都有太上皇的称号。如今皇太子已经长大，可以登上大位，我想做太上皇，和你们一起游览西山，以终享天年。’御史中丞曼济、翰林学士明埒栋阿都称好。殿中侍御史伊埒特穆尔独自起身拜道：‘臣听说过去所谓太上皇，如唐玄宗、宋徽宗，都是遭逢祸乱，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愿陛下端正皇位，以保全万世无疆的基业；前代这种空有名号，哪里值得仰慕呢？’皇帝认为他的回答很好。文宗想给太后加上太皇太后的称号，命令在朝堂议论此事。吏部员外郎策丹独自说：‘太后称太皇太后，在典礼上不合适。’众人都说：‘英宗时为什么给皇太后加号为太皇太后？’策丹说：‘英宗是孙辈，当今皇上是儿子辈。太皇太后的称号，孙辈可以称，儿子辈不可以称。’议论于是确定下来。《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撰 褒奖追赠 汉成帝时，梅福认为应当建立三统，封孔子的后代为殷朝后裔，于是上书说：‘臣听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谋划那个职位上的政事。政事就是职责。职位卑微却言论高远，是罪过。越过职分触犯罪责，冒着生命危险谈论世间忧患，即使因此伏尸受刑，也是臣的愿望。守着职分却不发言，终身保全自身，死时尸体还没有腐烂，名声却已经消灭，即使有齐景公那样的地位，拥有伏在马槽边的千匹良马，臣也不贪求。所以臣希望有一天登上文石殿的台阶，走过红色宫阶，面对宫门和窗户所代表的朝廷法度，坐下来把平生愚见全部陈述出来；即使对时局没有帮助，至少也给后世留下些东西。这正是臣睡觉不安、吃饭忘味的原因。愿陛下深思臣的话。臣听说，保存人才，是为了使自己立足；堵塞人才，是为了使自己闭塞。善恶的报应，各自同它们的行为相应。从前秦国灭掉东西二周，平定六国，使隐士不能显达，使遗民不能任用，断绝三统，毁灭天道，所以自身危亡、儿子被杀，孙子也不能继承，这就是所谓堵塞人才而使自己闭塞。因此周武王攻克殷朝，还没有下车，就保存五帝的后代，封殷之后于宋，封夏之后于杞，明确显示三统，表明天下并不是周家独有。因此姬姓宗族占有天下一半，迁入宗庙的神主甚至流出门户，这就是所谓保存人才而使自己立足。’ 如今成汤没有祭祀，殷人的后代也断绝，陛下继承帝位已经很久仍未长久安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春秋》经文说：‘宋杀其大夫。’《谷梁传》说：‘不称他的名字和姓氏，是因为他处在祖先神主的位置上，表示尊重。’这说明孔子本来就是殷朝的后代。虽然不能让他成为正统君主，但封他的子孙为殷朝后裔，礼制上也是适宜的。为什么呢？诸侯可以夺取宗子的地位，庶子可以取代嫡子，传文说：‘贤人的子孙应当有土地，何况圣人又是殷朝的后代呢！’从前周成王用诸侯的礼制安葬周公，皇天因此震怒，雷电风雨显现灾异。如今仲尼的庙宇不能超出阙里，孔氏子孙还免不了编入普通民户，使圣人享受匹夫的祭祀，这不是皇天的意思。现在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依据仲尼一生未受封的功德，封给他的子孙土地，那么国家一定会得到他的福佑。并且陛下的名声能够同天一样无穷无尽，为什么呢？因为追崇圣人一生的功德、封立他的子孙，古来还没有这样的制度；后世圣人一定会把这作为法则。能够使名声永不磨灭，难道不应当努力吗？’ 谷永上疏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尊重师傅，褒奖贤能，彰显有功之人；他们活着时给予爵禄，死后用特殊礼制并赐予谥号。从前周公去世，周成王用超越常礼的规格安葬他，因而符合上天的心意；公叔文子去世，卫侯给他加上美好的谥号，成为后世的法则。近来，大司空朱邑、右扶风翁归，德行深厚而享尽天年，孝宣皇帝怜悯他们，赐予厚重的策书和赏赐；凡是赞助皇帝施政的臣子，没有不受到激励。关内侯郑宽中，具有颜子那样的美好资质，兼有卜商、言偃那样的文学才学，庄重地总括五经的精妙论说，居于显贵的师傅之位。在朝廷内，他向往唐虞的宏大道理，使王法被纳入圣明的听闻；出朝后，他参与冢宰这样的重职，功劳施行于政事。退朝后只领取公家的俸禄，私门从不接待请托；把赏赐分给九族，田地却没有增加。德行可以比配周公、召公，忠诚合乎《羔羊》所赞美的品格。他没有来得及升任司徒，家臣又突然早逝，尤其令人悲痛。臣愚见，应该提高他的葬礼规格，赐给他美好的谥号，以彰明尊师、褒贤、显功的德行。皇上吊唁并厚重地追赠了郑宽中。’ 蜀后主时，昝隆请求建立诸葛亮庙，上表说：‘臣听说，周人怀念召伯的德行，因而爱护甘棠树而不砍伐；越王思念范蠡的功劳，铸造金像来保存他的形象。自汉朝兴起以来，因为小善小德而画像立庙的人很多。何况诸葛亮的德行远近闻名，功勋盖过蜀汉末世，王室能够不致倾覆，实在依赖这个人。而今对他的祭祀只停留在私人家门，庙宇和塑像缺失而没有建立，致使百姓在街巷祭祀，戎夷在野外祭祀，这不是保存德行、追念功劳、追述往昔的办法。现在如果完全顺从民心，就会亵渎礼制而没有典章；若建在京师，又会逼近宗庙，这正是圣上心中疑虑的地方。臣愚见，应当因其墓地较近，在沔阳建立庙宇，使他的亲属按时获得赏赐并祭祀；凡是他的旧臣和故吏想要奉祠的，都限定到庙中祭祀，断绝私下祭祀，以尊崇正礼。’ 晋武帝太康年间，议郎段灼上疏追究并为邓艾平反说：‘已故征西将军邓艾，心中怀有极其忠诚的志向，却背负反逆的罪名；平定巴蜀，却遭受诛灭三族之祸。臣私下为此悲悼，可惜啊！人们说邓艾反叛，是因为他性情刚急，自夸功劳和善行，不能同朋友同僚协调相处，轻率地触犯雅正习俗，失去了君子的信任，所以没有人肯为他申理。臣冒死陈说邓艾没有反叛的事实：邓艾本来只是屯田中掌管牛犊的人，宣皇帝把他从农官小吏中提拔出来，使他显任宰府职务，处在内外官位上，担任文武方面的职任，所到之处总有声名和功绩，这本来足以说明宣皇帝善于识人。正逢洮西战役，官军失利，刺史王经被困在围城之中。当时两个州都处在危惧中，陇右人心战栗，几乎不再属于国家所有。先帝对此深忧重虑，思考谁能够安定边疆、杀退敌人，认为没有人比邓艾更贤能，所以把兵马交给他，解除了狄道之围。解围后，他留兵屯驻上邽。那时正承受官军大败之后，士卒吓破了胆，将领官吏没有斗志，仓库空虚，器械耗尽。邓艾想积蓄粮食、强化军队，以等待事变。这一年雨水很少，他又采用区种的方法，亲手拿着耒耜，率先带领将士；所统率的军队有数万人，而他自己不离开仆役和俘虏般的劳作，亲自承担士卒的差役。因此在落门、段谷两次战役中，能够以少击多，摧破强敌，斩首数以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