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译假如果真有真佛出现，就应当像韩文公所说的那样，容纳并接待他，设置一次宾礼，赏赐一套衣服，护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至于神仙，如果真能隐身遁迹，不轻易降临尘世，人们也就无法看见他；如果能够被看见、被接待，那就不是仙了。然而提出这些主张非常困难，能悟到这一点的人也很少；附和他们的人很多，观念牢不可破。没有高明卓越的见识，洞察其中道理、深知其荒诞，便不足以谈论这些。希望圣朝加以采纳选择。郑介夫又论述边远地区事务说：边远地区的任用，极其重要。古代君王派遣将领时，跪下推车轴说：‘京城以内，由寡人控制；京城以外，由将军控制。’所以边将都能酌情办理事务，朝廷不能独断专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风土，通晓地势形势，长期知道哪些人可用、哪些人不可用；让他们临事任用，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没有不顺心的。如果等朝廷选官分派，无非是纨绔膏粱子弟、执掌刀笔文书的官吏，他们不熟悉军事，也没有经历艰难，到那里便没有用处。所以从前边疆任用人才，每年发给空白宣敕，命令帅臣就地拟补，只把类别和姓名申报上来罢了。因为他们所任用的人超出通常调选的范围，不是只会执掌文墨、发表议论的人所能控制其任命权的。况且趋安避危，是人的常情；相隔万里、烟瘴弥漫的地区，在通常选任之列的人一定不肯前往。《黄石公军势》说：要任用有智谋的人、勇敢的人、贪利的人和愚笨的人。任用有智谋的人，他乐于建立功绩；任用勇敢的人，他喜好施展志向；任用贪利的人，他急于追逐利益；任用愚笨的人，他不计较死亡。如果不是极其贪利或极其愚笨的人，谁肯离开妻子儿女、离开祖坟，把自己置于必死之地？对于那些轻视生命而爱惜名声的人、激励气节而奔赴正义的人，不顾父母遗体，来求取升迁数级的资品，朝廷又何必吝惜一纸虚名来勉励他们呢？然而如今并非没有从边远地区选人，确实有依据保举而定夺任用的。但保举开始时，缺少立法防止奸弊；使用之后，又失于计算功劳、核查实绩。比如云南、甘肃、八番、两江等地，统帅、藩臣一到朝廷，就立即保举人选，在京都临时捏造过去的资历，按照所保举的品级确定价钱轻重，多的要一百锭，少的也有三分之二。有的交足全部钱款，有的先交一半，有的立下计息文书，呈送到行省，官职马上就可以取得。这样使困顿的仕人受到拖延和盘剥，街市上的富家子弟一听说某位帅臣到来，便争先恐后地求取保举；他们从未经历边塞事务，也没有操练边防事务。那些处在豢养环境中的人不吝惜钱财，只求谋得出身根基，又设法谋求改任；那些出身卑微的人则侥幸求取荣名，欣然勇往，他们对缓急事务有什么帮助呢？近来两江元帅黄实喇布哈屡次保举而得以授官的人，几乎达到一百名。后来续穆尔玛哈穆特元帅又重走旧路，公然出售保举名额，声势和踪迹都很张扬，十分不雅。如今刘巴图尔平章在京城投靠门下，求保举的人又将纷纷而来。于是边疆失去了真正获得人才的实效，朝廷背负滥授爵位的名声，这都是诸位帅臣不忠、贻误国家的过错。更严重的是，如今八方安定，烽火不惊，正不必进行穷追远讨，只须安抚聚集旧有地区的百姓，就足够了。过去刘、郑二位帅臣妄自挑起边境争端，以致云南稍有不安。哪一尺土地不是祖宗留下的产业，哪一个百姓不是祖宗的赤子，都不应置于考虑之外。像八百媳妇国这样，一向没有受到教化，即使把它的土地和人民全部占有，对圣朝也没有丝毫益处；挑起事端的大臣只知道可以借此邀功求赏，却不知道这样对国家的损害极大。况且外族的小丑，哪里值得挂怀？他们臣服，不能增加国家的荣耀；他们叛乱，也不能成为国家的耻辱；得到他们，不能使国家更富；失去他们，也不足以使国家贫困。所以古代圣人采用不加治理的办法来治理，不计较他们离去还是归附。从前傅介子凭一名偏使的身份斩杀楼兰王，郑吉以骑都尉身份发动诸国军队击破车师，降服日逐，威势震动西域；冯奉世出使大宛时，假托诏制攻打莎车，使诸国平定。这些事情都不曾出自朝廷的命令，不必另行派遣将领、调动军队，也不烦劳运输供给。任用得当的人，他自然能够办成事情；如果等候禀报命令才行动，整顿堂堂军阵，出师到数万里之外，驱赶不适应水土的弱兵疲卒，把他们投入不毛之地、虎狼之口，当然会导致将领死亡、士兵覆没；对外损害国体，对内损耗国用，这是必然的道理。今后远方事务，一律委任边将，借给他们赏罚、黜陟的权力，责成他们取得内守外攻的成效；听任他们选择人才、任用人才，等待机会采取行动，能够进攻就进取，不能进攻就防守。那些到朝廷朝见的，是臣子的常礼，只须殷勤慰谕、赐宴并提升品级，就足够了。不许他们在京城凭白呈文滥行保举。凡是合用的人，都从当地公开举荐、办妥手续，再转呈、移文给中书省，按照所拟定的职名，立即准许发给宣敕。如果不是由各省移文送来，且没有另外的定夺，帅臣就不能容纳其中的奸弊了。任命之后，还要考核其真假；如果有人已经接受任命却不能任职，反而另找门路，或者已经任职却不称职、耽误公务，都必须治罪本人，并处罚保举他的官员。这样，求仕的人衡量自己没有能力，自然不会妄求；保举的人衡量人才没有可取之处，也一定不会轻易保举，边境就能得到真正人才的作用。如果有人果真像傅介子一类建立了卓著功勋，不依靠朝廷一丝一毫的费用，却能远拓疆土，就应当优厚地加以旌赏，以表示激励和劝勉。这是用人防弊的关键、安定边疆的重要方法，也是善于谋划国家事务者应当长期防备的办法。

译郑介夫又论述抑制豪强的奏状说：‘《汉书》所说的游侠，就是今天的豪霸。当时贵臣如窦婴、田蚡之流，在京师争相追逐权势；平民如剧孟、郭解之徒，在乡里奔驰活动。他们树立气势，制造威福，结交私党，勾连同类，权力遍行州域，凭力量压倒公卿。凡是这些，都是祸乱发生的根源。豪侠之徒，历代都不能绝迹。世道日益衰败，风俗日益末流，流弊也越来越严重。古代豪霸还能够救济穷困、周济急难，谦退而不自夸，表面采取仁义来迎合当时的喜好，树立虚名来求取权力利益。如今的豪霸，就是所谓在国门之外控制他人的人，实在是百姓的蛀虫、国家的贼。只是其中有的凭借祖父留下的势力，有的倚仗富有强大的资财；其下等的，则有受过审判的官吏、闲废在家而成为泼皮无赖的人。人的情况虽然不同，总的说来都是蛀虫和贼罢了。凭借足以震慑君主的威势，掌握任免赏罚的权柄，可以使死者活、使生者死、使富者贫、使贱者贵，这是朝廷中的豪霸。他们以气势压倒同僚，使人忍气吞声不敢争辩；以威势凌驾胥吏，使他们只知谨慎奉行命令。他们借公道之名放纵贿赂，经营私人财产以夺取民间利益，这是官府中的豪霸。他们安插爪牙，把持官府，小民害怕，争相奉送财物，门庭都被填满；他们把这些人的财产视为己有，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当作奴婢，这是乡里的豪霸。’ 虽然地域不同，总的说来也都是蛀虫和贼罢了。然而乡里的豪霸，虽然只是豪霸中地位较低、势力较小的，祸害百姓却极其严重。即使只说其中地位低微、势力较小的，凡是发生诉讼，都必须经过他们的手。如果不先向他们禀告而直接到官府陈诉，他们就设置陷阱、寻找空隙，把人陷入刑罚。既然已经归服于他们，而官吏又有不顺从的，他们就另生事端，牵连诬告，使人立刻粉身碎骨。威势一旦形成，行动便无不如意。村落居民侍奉他们如同父母，敬畏他们如同神明；郡县的守宰官员，则被他们颐指气使，只能低头听命罢了。偶尔有一两个刚正自立的人，奋然出面为受冤百姓伸张，只能稍加援手压制他们。这样的人一时获罪回家之后，旧日的姿态仍然不变，真是法制不能制约、礼义不能感化。朝廷为便利百姓所做的事情也很多，但往往一有利益，就全部落入豪家，普通百姓哪里曾沾到一点恩惠？使美好的政令不能下达到百姓那里，完全是这些人从中阻挠。由此推及势力更大的豪霸，他们造成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如朱、张两家，不过是该赦免死罪的盗贼；若论豪霸，他们就是首领。都是因为过去朝廷宠遇得太过分，才养成今天的余患。追究事情的起因，是没有及早抑制他们，终于使自身遭受显著的诛戮，祸及宰相。这正是我眼前看到的旧例。过去汉朝的主父偃劝说武帝：‘天下的豪杰和兼并之家、扰乱民众的人，都可以迁徙到茂陵；对内可以充实京师，对外可以消除奸猾。这就是所谓不杀人而除掉祸害。’武帝听从了他，把各郡国的豪杰以及资产达到三百万以上的人迁徙到茂陵，确实是抑制强暴、扶助弱者的良法。今后如果有人在乡邑中恶名昭著，声迹传播到内外，不必施加刑罚，只须按照其资产限定数额，迁到其他郡，或者迁往荒远之地；根据所犯轻重，确定迁徙地点的远近。资产达不到规定数额的，就迁到附近地方，以五百里为限。根基一旦动摇，枝党自然离散，使善良的人都能安然生存，官府也容易重新振作。这样既能使他们保全身体、保住家业，朝廷也不至于多行杀戮而少施恩德。要消除豪霸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又说：‘上古时代没有豪霸这个名称，自从秦朝废除井田制而兼并兴起，强者日益富有，弱者日益贫困，豪霸日益兴盛，几乎不可遏制。大概强者必然凌辱弱者，富者必然欺侮贫者，贫弱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便归心服命于富强之家，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 圣朝开国以来，忧恤百姓的忧患，禁止并治理豪霸，法令制度十分严厉，却始终不能稍稍收敛这种风气。如今上至府县，下至乡都，各处都有豪霸，大小虽不相同，侵害百姓却一样。他们像蜂群骤起、洪水奔涌，杀也杀不尽，即使有智者，也对他们无可奈何。我曾经日夜思考这件事，若不追究根源，只是堵塞末流，便很难加以制止。制止豪强的办法，只有井田这一法，但如今已经无法实行了。自古以来，天下的田地没有不属于官府的，百姓不能私自占有。但强者力量大，能够兼并众人的利益来致富；没有力量的人不能自行耕种自己所有的田地，便转徙流荡。先王授给百姓田地，使贫富强弱不能相差太远，每个人都有田可以自己耕种，所以天下没有特别富有或特别贫穷的百姓。到成周时期，井田之法最为完备，划地为井，设置八鸠、五规、二牧、九夫，以区分地势高下；又开沟洫、畎浍，划定川流、道路、田界小径，以建立堤防。疆界和井田一经确定，便不得侵夺，即使想贪婪兼并，也无法做到。商鞅采用秦国旧规，制度逐渐松弛，已经不再有井田的旧制，于是开放阡陌。阡陌一经开放，便出现豪强兼并的祸患：富人的田地连接不断，贫穷的人却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不过当时还没有明说田地属于百姓，官府不能治理，而百姓可以自行占有作为产业罢了。直到汉朝灭亡、三国并立，经历战乱和火灾之后，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当时天下的田地既不在官府手中，最终也不在百姓名下：说它属于官府，是因为官府无人收管；说它属于百姓，又没有簿籍、契券，只是各人按照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进行耕种。北魏实行均田制，稍微接近古制。唐朝因袭北魏而加以损益，制度虽然很好，但后来允许百姓出卖口分田和永业田，开始有了契约文书。日复一日，公田全都变成私田，先王的制度从此大大败坏。天下纷乱，彼此吞并，井田制永远无法恢复了。百姓可以拥有自己的田地并公开出卖，官府哪里还能禁止和控制？田地既然归于百姓，若又想夺取富人的田地给没有田地的百姓，祸乱群起，这是必然的道理。董仲舒在汉武帝朝时，距离古代还不远，井田之法尚且可以追复，于是说：‘井田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但应该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的田地，以救济不足。’这话很正确，却没能实行。到汉哀帝时，孔光、何武说：‘官吏和百姓名下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限期三年全部实行，违反者没收归官。’

译当时丁氏、傅氏掌权，董贤显贵，这项措施对他们不利，于是被搁置不行。三十顷田地，是周代三十个成年男子的田地；一个人兼有三十个成年男子的田地，也已经过多了。但限期三年，似乎又太急迫。现在的办法是，豪强最终难以完全禁止，只有限制田地的法令可以制约他们。应当斟酌古制、参照今情，制定固定制度。每一家无论门阀贵贱、人口多少，一律以十顷田为标准。有十顷以上直到千顷的，允许分割，可以分给兄弟、子侄、姻亲党羽，也可以立契典卖给外人，但只保留十顷为止。有的家业败亡，剩下不足十顷，也允许从十顷以下直到一亩，增买田地，但同样以十顷为止。放宽期限，以五年为限；超过期限仍不依制度办理、田地仍然很多的，除十顷之外，其余全部没收归官。然而没收的田地不归公家直接占有，仍将没官田召集买卖给贫民；所得田价一半缴给官府，一半交给原田主。这样富人也会甘心而无话可说，不出十多年，豪强就会不治而自行消失。此法不惊扰百姓、不动用众人，不实行井田制却能取得井田制的利益，即使周公复生，又有什么办法能改变它呢？然而寺观遍布天下，田产超过豪门大族，终究还没有能够像会昌年间那样合并裁省、毁废寺观；僧道仗恃不承担差役，因而广置田宅、侵夺百姓劳役，祸害不小，也应当立限并分为三等：大寺观不得超过十顷，中等不得超过五顷，下等保留二顷。有超过制度规定的，依照上面的办法没收归官，也足以稍稍抑制僧道的僭越逾制。良法和美意，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把数千年来未能完全实行的制度，一旦在今天恢复，难道不是超越古代的事业、太平盛世的盛大景象吗？只是担心身边的大臣像丁氏、傅氏等人一样，害怕妨碍自身利益，千方百计阻挠，使它无法实行。必须果断决定，不受谗言离间，坚决执行并守持到底，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希望圣朝嘉纳。郑介夫又论述检阅武备的奏状说：‘从百姓中征取士兵，是最接近古制的办法。按户登记、签发军籍，是国家的良法。亡宋放松军政，用钱雇佣军队，以有限的国库储备供给无穷的战争，终于军队耗尽、国家灭亡而无法挽救，这是应当鉴戒的覆辙。’国家自从车书统一以来，确实到了偃武修文的时候；但如今既没有崇尚文治，也不经营武备，文武两方面都失误，并不是好办法。治理不可依赖侥幸，安定不可偷懒，天命没有常态，很难保证它长久如一日。朝廷之上习惯于安逸享乐，军营之中安于被豢养。士兵不知道军纪，将领不知道军队，国家也不了解将领。一旦紧急文书传来警报，以软弱的将领和多余的士兵投入敌阵，小规模出兵就小败，大举出兵就大败，这与驱赶市井百姓把他们置于死地有什么不同？’ 过去担任元帅、万户、千户、镇抚的人，都是披荆斩棘、冒着箭石，亲身经历百战、九死一生，然后才以这些职名报答他们。如今子弟承袭荫职，不降低资品，这是朝廷不忘其父、恩惠及其子的表现，固然显示朝廷的深厚恩德。然而承荫的人按例都是刚到弱冠、乳臭未干的子弟，除了穿衣吃饭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依靠世代资荫，突然受到破格提拔，如果再有军功，又用什么爵位来赏赐他呢？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之地，怎么可以让没有经历事务的小孩子担负独当一面的重任呢？何况过去由海放出身的人，如今都没有军队可以管理，只是空担着宣敕上的名目，子弟又再承袭，尤其显得冗员泛滥，应当全部削减合并。军人自从天下统一以来，长久不知道战争。过去善于作战的人，壮年变老，老年死亡，如今剩下的已经没有几个了。都城之下的禁卫军士，每年雇人替换服役，忽来忽往，互相更换名额，刚熟悉军事，又回家去了，全都是游荡懒惰的人，哪里知道战争是什么？外路镇守的军人，没有经历战争，也不熟习骑射，所得斗升之粮连供给自己都不够，只能急忙买卖谋生，作为糊口养家的办法。况且各处军官、头目不考虑分镇防守；军户本是国家的士卒，他们却把所管的军人当作供自己役使的丁夫，有的让他们到私门服役，有的派他们到远方经营运输。这样对上失去了防备抵御的谋划，对下夺走了农民和商人的利益；虽然名义上是军人，实际上与百姓一样。像这些人，让他们面对敌人取得胜利，只有束手就擒；即使有千百人，也抵不上其中一两个。过去唐太宗引领各卫将士在宫廷中练习射箭，告诉他们：‘边境稍稍安定，便安逸游乐而忘记战争，所以敌寇到来就没有人能够抵御。如今不让你们挖池筑苑，专门练习弓箭；平时我做你们的老师，敌寇来时我做你们的将领。’于是人人都想着自我激励，几年之间，全都成为精锐。挖池筑苑的事，自有民夫服役；唐朝建立租庸调法，每个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二十天，说的就是这个。今后军官的子孙，应当选择有器识、才力的人，比照民官承荫的例子优厚一等；等他们长期熟习军务、显著建立军功之后，再让他们恢复祖父的职务。军户中应当选取丁壮强悍的人，永远充任官军，不许更换。早晚训练骑射，优厚供给衣粮，再制定赏格来激励他们。将领不在多，士兵不在多；如果训练精良、检阅勤勉，将领都会成为勇将，士兵都会成为精兵，谁能抵挡他们的锋芒？’ 这件事看似缓慢，实际上十分紧急，是有长远谋划、深思远虑的人应当用心研究的。郑介夫又论述马政的奏状说：‘古今建立国家，从未怠慢马政，因为边疆守卫和作战的准备不可缺马；车辆辇舆的出入、百官的簇拥随从，以及檄书交相奔驰、驿传接连发出，也尤其不能一天没有马。国朝开基以来，以牧放牲畜为习俗，羊群马群遍布山谷原野，在草地上生长，不需喂养的劳苦，随时取用，就像取用马厩里的马。因此出兵行军，所向无敌，全都依靠马的力量。近年偃武之后，使用马匹日渐减少，所以对马政不再放在心上。古代用钱买马，已经不是长久防备的办法；如今竟然到民间刷取马匹，更是弊政。况且南北风土不同，生长在南方的马，不耐寒冷；生长在北方的马，不耐炎热。应当按照各地物产适宜的情况使用。若刷取东南的马供西北使用，马上就会看见它们死亡。又何况在野外放牧的马，习惯水草，熟悉奔跑，拿来面对敌人，容易驾驭鞭策；养在私人家中的马，用草豆喂得很饱，勤加修剪梳理，一旦放到荒郊野外，便已经瘦弱无力，何况处在箭石冲击之中，对作战有什么用？朝廷谋划失当，只顾眼前苟且，不遵循广泛养马的成法，却实行刷马的下策，虽说是和买，实际与白白强夺有什么不同？’

译况且刷取马匹的政策出自亡金，当时邻近敌人交相进攻，疆土日益削减，不得已才到民间刷取马匹，以应付一时的急需罢了。堂堂天朝，不应重蹈亡国留下的旧路。并且刷来的马实际上没有用处，而民间的怨恨都归结到国家身上，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如今民间都畏惧，不敢养马；日子一久，民间的马已经稀少，万一国家急需用马，又从哪里得到？应当趁着空闲，早早谋划这件事。唐朝初年得到母马三千匹，迁到陇右，命张万岁掌管，繁衍到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设置使者统领。当时天下用一匹缣换一匹马；到玄宗任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时，东封之日已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也与此相称。这已经是现成的明显成效。如今国家的土地是唐朝的数倍，水草丰美的地方全都在版图之内；选择适宜放牧的地方，各设牧马监，官府供给母马，选用能干的官吏，使他们专掌牧马权；以职任加重责任，以俸禄优厚待遇，以成效考责他们。不出十多年，马匹就多得用不完了。从前各家自行牧养牲畜，衣食资财全都依靠这些牲畜，取其余利来使用，尚且用不尽；何况如今国家全盛，又加上官府的力量，顺着旧有习俗来办。’ 这样做起来也很容易，何必把刷马作为政策，白白在民间结下怨恨呢？郑介夫又上奏说：‘近来看到朝廷各项政务更新，广泛开通进言的渠道，我曾经搜集二十多件事情，把它们陈述给省、台，自认为所说合乎道理，所议合乎人情，可以对圣政略尽万分之一的补益；然而朝廷却把它看作迂远疏阔、不切实际的议论，看作平常空泛的文章，表面上表示容纳，内心却怀有猜疑，辗转拖延数月，最终竟成了徒具形式的文书。古人说忠言逆耳，夜光璧使人按剑，确实是有原因的。如果尸位素餐，可以蒙蔽皇天后土，难道还能厚颜诬蔑吗？’不久，八月初六夜间，京师发生三次地震，市场百姓惊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两夜，卫辉、太原、平阳等地接连通过驿站飞速报告，虽然地震有轻有重，却都发生在同一时期；人民房屋十有八九受损，地面震动并且陷落，这是从前少有听闻的事，直到现在仍在摇动，势头似乎还没有停止，也可以说是大异象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灾变接连出现，而地震才有五次。国家自十几年来，已经三次遇到地震；如今考察古代，从未有这样频繁的情形。汉哀帝初年，发生水灾和地震，李寻回答说：‘四方和中央、相连的国家、历经的州郡一同震动，这种异常最大。’关东多次地震，还不能算是大逆。’ 近来的地震，绵延横跨西北数千百里，东南也都震动摇撼；以古代的情况来验证今天，未见过这样广泛而严重的地震，怎么能不称为大异象呢？朝廷之上，理应早晨顾不上吃饭，晚上不能安睡，思考如何改弦更张、改变旧路，制定修禳、止息灾变的办法；如今却安然自得，不把它放在心上，这与靠着危急的帐幕却不知道害怕、踩着春天的薄冰却毫无知觉有什么不同？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必须明确地查明地震发生的原因，寻求使地震安定下来的办法，这样或许才可以。大地的规律本来是柔顺而安静的，无缘无故发生运动，便被认为是大地的变异；却不知道大地没有独立依附之处，实际上处在天体之中，地也只是气中的一种事物罢了。先贤说天的形状像鸡蛋，天是蛋壳，大地是蛋黄，日月星辰是蛋黄外面的蛋白。《易经》说：‘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所以天体圆转而独自在天地之间运行，一气周流，循环不止，大地才能顺遂其资生万物的本性。如果天的运行有一息之间中断，大地就不能独自存在。因此它发生的变异，表现为地震、裂开、崩塌陷落、水涝以及草木枯萎损伤，都是由此而来。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一天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次，周而复始；如果有一息不顺，就会出现肌肉抽动、皮肤蠕动，阻滞而成为痈疽，逆乱而成为症瘕。所以说，阳气作用于精，阴气作用于形；精气受损，形体就会受伤，这是必然的道理。天是乾、是阳，代表君道；地是坤、是阴，代表臣道。天运行失常，所以地的运行也失去常态。从人事上验证，就知道臣下不能尽职，也是由于君主的德行和治理力量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传》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二气交合便形成泰卦；一旦不能交合，就变成否卦。”我私下听说，古代君主每天临朝视事，不敢安逸休息，是为了使君上的旨意下达、臣民的情况上通，所以能够使天下达到安泰和谐的境地。又听说，古代每逢灾异，君主一定下诏征求直言和极力劝谏，希望有人能够补救时政的不足，传达尚未被了解的民间隐情，所以能够感动天地，使灾祸转为祥瑞。如今能够上奏的臣子有限，而上奏的日子又非常少；忧国爱民的忠诚虽然达到极点，却听不到九重宫门之内有开放言路的举措。君臣隔绝不通，内心情意无法申诉，这就如同天地之气不能交合，怎么能不由泰转为否呢？既然如此，为什么上天不显示变化，却只表现为地震呢？这实在是因为群臣不能顺应天地、下遂万物生长的情理，所以灾变出现在大地上，用来深切警告他们，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为什么这样说？我曾看过《汉史》记载翼奉的话：“地变是阴气太盛，应当防范后族，亲近同姓诸侯，遣出后宫之人，以削弱阴气。” 李寻说：“地震有上、中、下三种情况：上位对应妃后，中位对应大臣，下位对应庶民；应当削弱外戚，强化本朝，尊崇阳气、抑制阴气，以挽救这种过失。”有的人借此说应当防止田猎和土木工程，有的人说应当防范宦官和受宠幸的人，有的人说应当防止小人结党势盛，不过都是根据当时的弊病加以指斥罢了。从今天的人事来看，宫闱礼仪严肃，女官和后妃不得干预政事，没有吕氏、韦氏专权，也没有赵氏、杨氏受宠。后宫所列的嫔妃，名额还没有满数，不像三千、一万名充斥后宫的情形。掌握国政的人都是色目、汉人，没有一名官员任用舅家或皇后家族的人，也没有吕氏、霍氏、上官氏那样僭越奢侈的情形。政务的敷奏和诏令的出纳，非中书省、御史台等机构不得参与听闻，从未有一件事出自宦官之口，也没有恭显、鱼程那样的专擅。春秋两季出外田猎，遵循旧典；宫墙殿宇也都安守旧规，没有阿房宫、复道楼阁的兴建，也没有楼船锦缆那样的奢侈。既然造成这次灾变的原因都不是这些，就应当归咎于执政大臣。如今大小政事总归都省办理，有奏请便一概准许，有意见便一概施行。执政大臣想这样做，君主也就随他们这样做；执政大臣想那样做，君主也就随他们那样做。

译没有听说天子凭自己的意思强行任用一名官员、强行推行一件事情，那么官员不能尽职、事情不能办成，这是谁的过错呢？没有听说天子凭个人欲望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仁爱之心没有施及、德政没有推行，这是谁的过错呢？作为执政大臣，怎么能够推脱自己的罪责呢？既得到君主的信任，又遇到有利的时机，还拥有可以施展的权力，也就可以有所作为了。假如事情不能办成，便推诿说不是我的过错；假如有条件去做却安于不肯做，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思。况且近来朝廷所实行的政策，违背天意、拂逆人心的，几乎不止一端。民众所希望的，天一定顺从。假如能够把弊政全部整顿更新，民心既然顺服，怎么知道天意不会转变呢？直言本来是应当征求的。近来虽然容纳接受臣下的陈言，但能够立即实行吗？往往把它搁置下来，反复议论拟定，动辄经过十天半月。议论认为不可行，已经等同于废纸；议论认为可行，也成了空文。这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贤能人才本来是应当进用的。却没有听说朝廷因为一句话而认识一个人，因为一项才能而提升一个职位。若不是通过书信转送，就必须依靠权势援引；其次还要先送见面礼、托人说情，靠贿赂取悦。除此之外，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到达君主面前。近来听说防察官交相上章推荐的人不少；如果确实贤能，既应当任用他们担任风宪官，也应当提升他们担任治理民众的官职。省、台资历和呈报上来的人也很多；如果确实有治理成效，既应当增加资品，也应当给予褒奖。如今保荐在台的已经成了子虚乌有，呈报到省的也化为乌有。这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选官制度本来应当清明。近来吏曹铨选拟定官员时徇私越法更加严重，集贤院、翰林院胡乱保荐的事情越来越多。等待授官、谋求进用的人接踵摩肩，不平之声充满街巷。选官制度紊乱败坏，一天比一天严重。这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官员冗余、吏员繁多，本来应当裁减合并。近来听说设置机构商议斟酌，是否适当犹豫了半年，最后却寂然无声。一旦增加一个官职，就给百姓增加一项祸害；省去一个职位，就替百姓除去一个蛀虫。这个道理非常明白，事情也非常容易办理：应当保存的就保存，应当革除的就革除，几句话就可以决定，实在不必像这样狐疑不决。这难道不是近来办事的过失吗？刑罚和赏赐本来应当明确。近来听说采访使巡行各道，所判处的官吏都是完全没有背景、失算而被置罪的人。稍有智谋和力量的人，早已望风而动，预先谋划逃避罪责了。暗中藏匿身形、掩护盗寇，必然没有逃脱的道理；擂鼓追捕逃亡者，谁不会赶快趋避？然而暗中由于私情而纵放，使侥幸脱罪免罚的人，哪里数得清呢？大奸大恶和严重的贪蠹从来没有受到多少惩处。况且巡行所到的地域很广，阅察的人很多，难道其中没有出类拔萃的人吗？却也没有听说推荐一个贤能之人，为国家提出长远的谋划。刑罚没有做到公正，赏赐也没有显现。这难道不是近来办事的过失吗？俸禄本来应当均平。近来增加官吏俸米，通计支出粮食二十八万余石；外任官分配到的公田，多归于有名无实的冗员。真正勤劳办理王事的人，却免不了受冻挨饿、呼寒啼饥。内任官虽然身穿紫服、腰悬金鱼袋，似乎可以轻易达到这种地位，但他们买米如买桂、烧柴如烧玉，居住生活十分不易。即使增加他们几升几斗粮食，也不能禁止他们在尺寸之间枉法，徒然多耗太仓粮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均平俸禄的办法。这难道不是近来办事的过失吗？集赛本来应当裁减。近来奏请准许分拣中外官员，大家都很欣喜，但各官却加以掩饰阻挠，竭力使它不能实行。有良好家世、虽有才干却没有势力的人，反而不能被选取；军站中的杂色、无赖之徒，却照旧担任当值。这难道不是近来办事的过失吗？奔走钻营本来应当停止。如今求取官职必须亲自参与升等，还必须等待营求办理。无论是靠近朝市之地，还是远离朝市的山林之中，凡是闭门读书、与权门断绝往来的人，绝没有获得官职的道理；这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法律本来应当确定。私下听说都城内外，近来也有强盗夜间劫掠的风气；又听说临清以东、河西以北，私自酿酒、私自宰牛的事情遍布官道，蔑视官府，似乎毫无禁忌。即使京城之下正是这样，外地大概也可以知道了；这是人心完全没有畏惧和顾忌，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风俗本来应当端正。京城是教化首先施行的地方，淫靡风气却大为流行，廉耻之心被丢弃；南北百姓互相习染而变得浅薄，卖妻卖子，断绝恩情亲情。如今天下人都急于谋求私利而怠慢公事，把利益放在前面、把道义放在后面，关系实在不小；这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物价本来应当平稳。近来钞价降低，物价上涨；过去值一钱的东西，如今值一贯钱，货物仍值原来的钱，而钞票却不值钱。如果不改易钞法、增加铸造铜钱，百姓生活的危急窘迫恐怕还不会停止；这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学校本来应当受到尊崇，却被看作不急迫的事务。往往求取进身的人因为朝廷不重视学校，很多都不衡量自身而妄求；朝廷也因此轻视学校，所以不加选择便准许保荐。不仅主管学校的人选错了、学校徒具虚名，选官制度的败坏、士人风气的浅薄，也正是这个原因；这又难道不是时政的弊病吗？准备荒年本来应当作为急务。近来看到省部议定施行赈济，给贫户发放户帖，每石米收钞五贯；让官米以低价出售，每石收钞一十六贯。百姓同样都是皇帝的赤子，却要用有无户帖来区别对待；米粮同样都是皇家的公储，却自行规定高低不同的钞价。如今全国缺粮的地方只有几处，还不足以称为荒年；如果遇到比这更严重的灾情，再加上连续多年的歉收，用有限的储备去供应将要持续的长期饥荒，将拿什么来救济呢？每年从海道运输粮食，幸赖皇上的洪大恩德，才得以平安运达；如果遇到意外的风浪，一年所依仗的粮食全都沉入泥沙，将拿什么来接续呢？修订并实行储备粮食的条例，设置义仓的防备，执政者为什么不尽心研究呢？僧道本来应当抑制。可是戴红帽、黄冠的人挤满街巷，二司的头目分布各郡县；朝廷上下仰望他们如同日月，畏惧他们如同雷霆，而官府和士民却憎恨他们如同仇敌、厌恶他们如同蝗虫盗贼。假使他们能够祈请便获得福气，禳解超度便免除灾祸，那就一定不会发生地震了。他们的荒诞虚妄，显然可以看出。如今每发生一次灾异，就出现一番借机营求的好事；灾异越严重，营求之事越广泛，难道天地发出警告，竟专门为了给僧道布施提供机会吗？执政者为什么不深切反省呢？贡举本来应当实行，虽然曾经写入诏书，最后却仍被搁置埋没。如今满朝官职全都归属吏员，他们进身既不凭文学，也不通过选举。

译问这些吏员，他们不知道民间的疾苦；问这些儒生，他们又不通晓文章义理和句读。十几年以后，儒生这一类人将灭绝，想找一个认识一丁点文字的人，也将没有了。虽然还没有达到焚书坑儒的程度，但不焚书的焚书、不坑儒的坑儒，其祸害尤其超过从前。这件事对于国家治乱的根由关系极大，执政者为什么不引以为鉴呢？武备本来应当修治。如今将帅重臣都是承袭廕庇而任官的子弟，是没有经历军事事务的年轻人；军卒战士则互相替换姓名充数，是不熟习骑射的懒惰之徒。一旦发生意外警报，驱使羸弱的将领和冗杂的士兵投入敌阵，对于国家的大计，实在令人忧虑。执政者为什么没有长远的考虑呢？赋役本来应当公平。军站既然已经出力，官府每年收取的租税仅够勉强维持；而匠户的贫困尤其严重，哪里承受得起再次加派？承担差役的人含恨忍声，有话也无处申诉。儒户虽然没有服役效劳，却实际上关系国家体统。《传》说：“土地肥美，就善于滋养禾苗；君主英明，就善于培养士人。” 如今儒户缴纳两税，原本并没有损害公家收入，只要替他们免除杂泛差役，使他们稍得安定，就可以让人看到朝廷乐意培育人才的心意。至于僧道户籍隐匿占有的超过一半，却仍然全部免除赋役，实在非常不公平。这件事尤其关系百姓，执政者为什么不放在心上呢？民间疾苦本来应当救治。近年来，存恤百姓的诏令屡次颁布，可放眼所见却没有雍熙和乐的气象；苛刻暴虐的政令并不少见，而家家户户都相互忧愁，也应当思考其中的原因。如今在民间乡里，蒙冤的百姓和受到压抑的事情多得像刺猬的毛，即使用尽终南山的竹子，也无法逐一列举陈述。然而防范远方琐碎事务，怎么能一件件上烦朝廷？朝廷也因此无法全部知道。所以汉代丞相平勃在审决刑狱、钱谷事务时，面对防何的询问，便回答说“不知道”。蜀汉丞相诸葛亮连处置二十人以上的刑罚也亲自办理，这大概是失于过分苛察，因为各自都有主管的职分。假使路、府、州、县治理百姓的官员任用得当，各自尽到职责，那么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自然都能办起来；如果任用不得其人，放纵他们残暴，即使每天颁布严禁惩治的条文，送到每家每户使人人知晓，也救不了百姓。所以说，安定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识别人、任用对的人罢了。任用贤能、斥退邪佞，是朝廷最为急迫的首要事务，执政者难道可以仍然把它拖延下去吗？以上这些，都是导致灾变的原因。探究其中的原因，寻求使灾变安定的方法，也没有超出这些事情。朝廷的一举一动，上天神明都在上面明察，昭然不可欺骗。能够把眼前应当实行的事情全部办好，那么再远的地方也没有不通达的，再幽隐的情状也没有不被感应的。过去陶侃说，大禹珍惜一寸光阴，普通人也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如今看大臣群僚，都只想保持俸禄、观望形势，彼此模棱两可；堂食一开，一天便又过去了，只致力于浅近之事，不寻求长远重大之事。他们穿暖吃饱，乐于享受而忘记忧患，却不思考处在下层、被饥寒逼迫的穷人度日如年，日子实在难以熬过。近来朝廷议定一件事，往往数月不能施行；一年到头，哪里经得起这样拖延议论？即使把责任归给司、县，说它们不能治理，这样的人能够说自己承担着天下的重托吗？各种政务纷纷汇集而来，如同水流奔向大海。大河有三百条，支流有三千条，奔涌纷杂，没有谁能够完全驾驭。日夜从尾闾泄水，尚且担心来不及排尽；却想拿着水瓢抱着水瓮，区区按升斗来计量，又怎么不使中原泛滥呢？这样的太平运数难以遇到，美好的时机难道还会再次来到吗？如果不及时应对，灾祸将会随之而来；错过今天不设法图治，日后的祸患就难以预料。一般人的说法是：地发生变化是由于天运失常，天子应当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如今我主的服饰、车舆、器用和膳食都务求俭朴，即使大禹穿破衣、吃粗食，也不过如此。我认为不必减少膳食，也不必撤去音乐；只要使下情上达，责求实际成效，内在修养自己的德行，对上响应天心，那么天地之气就会交合，万物都会通达。一般人的说法是：地变对应中位，大臣应当避让职位、辞去俸禄。如今都堂刚刚更新，正蒙受隆重任命，正是协助君主、扶持危局、鞠躬尽瘁、献出生命的时候。应当思考如何体现坤道以承接乾道，消灭凶灾而招致吉祥。我认为不必避位，也不必辞禄；只要使各项事务全部张罗起来，群贤全都汇集，百司完全尽职，万民都能保全生命，凡是臣道所应当做到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做，便没有做不到的，那么妖气灾祸自然消散，吉祥祥瑞自然降临，德行与天地相合而无边无际，最终就会有福庆。一般人的说法又是：凡有灾变异象到来，应当颁布新的赦令，减免赋税、放免租赋，以安定人心、回应上天谴责。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绝不可信。《传》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一定公平。” 所以诸葛孔明治理蜀国，绝口不谈赦免，而国家因此大治。假如频繁大赦，只会助长奸邪贪婪、资助盗贼，对君子原本没有好处。奸人、贪官和盗贼，是天地所不能容纳的；因为灾变而再次赦免他们，难道不会更加重神灵和人的愤怒吗？《书》说：“怀爱保护小民”；又说：“使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命令。”可见天意所归，只有在小民身上。如果过多减免赋税，只会继续使富豪获利，对小民原本没有好处。那些终年辛勤劳作，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糊口的人，即使家中没有税、官府没有租，纵然免除天下十年的粮税，小民也丝毫沾不到这种恩赐。富豪扰乱众人，是幽明两界共同愤恨的对象；因灾变而附带增加对他们的优待，难道不是更加重神灵和人的愤怒吗？提出这种谋划的人，实际上不能补救时政的缺失，就像乡村老翁正好遭遇患难和横逆，却不知道反省自己，突然修习因果之说，把它当作消灾求福的办法，也太愚蠢了。伏望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坚决拒绝、彻底摒弃这种做法。我介夫长期随侍禁中，惭愧才干浅薄，忝列学官，勉强偿还读书求学的责任；但拳拳愚忠，不忍看着眼前无人直言，于是吐露平生积蓄的耿耿忠心。既然揣度实情，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希求，所以发言不避触犯。近来看到陈述意见的人并不少：标新立异的人不切合时务，希求赏赐的人专门崇尚贡奉和献策，迎合取宠的人则兴办利源来诱惑国家；想求得议论正大、见识高明、通达权变时务的人，大概十人中也没有一两个。古人有句话：忠臣不迎合时俗来取得宠幸，烈士不吝惜死亡而苟且偷生。我虽然不能自比为忠臣烈士，但平素的志愿和期望，不肯过多退让。自己衡量所说的话，确实有值得采纳之处，因此不怕斧钺之诛，再次冒犯天子的听闻。如果认为可以，就请把它付诸施行，那将是国家的大幸、百姓的大幸。《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效法祖先 东汉章帝时，校书郎杨终上书说：“秦朝修筑长城，大规模兴起劳役，胡亥却不改变这种做法，最终丧失了天下。所以汉孝元帝放弃珠崖郡，光武帝断绝与西域的联系，不因边远异族而改变我中原的衣冠制度。鲁文公毁掉泉台，《春秋》讥讽他说：‘先祖建造它，而自己又毁掉它，不如当初不要居住在那里罢了，因为它妨害百姓。’鲁襄公建立三军，鲁昭公废弃三军，君子赞美他恢复古制，认为不废除三军就会危害百姓。如今伊吾的战役、楼兰的驻屯，已经很久还没有撤回，这不合天意。”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下令撤还，迁徙到边地的人也全部停止边地驻屯。” 吴国乌程侯宝鼎元年，左丞相陆凯上奏说：“臣私下看见，陛下执政以来，阴阳失调，五星运行失常，主管官员不尽忠，奸党彼此扶助，这是陛下不遵循先帝所造成的。君王兴起，承受天命；要使天命长久，靠的是修养德行，难道在于扩建宫室吗？可是陛下不向公卿辅弼咨询，便任意奔驰游乐，使六军流离，悲伤恐惧，违逆触犯天地，天地因此降下灾害。童谣也唱出了这种情形。即使陛下一人能够安宁，百姓忧愁劳苦，又凭什么治理国家呢？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一件事。臣听说，国家以贤能为根本。夏桀杀害龙逄，殷代得到伊尹，这些是前代明显的教训，也是今天的师法。中常侍王蕃胸怀正直、通晓事理，在朝廷任职忠诚正直，是社稷的重臣、大吴的龙逄。可是陛下恼怒他苦口的进言，厌恶他直率的回答，竟在殿堂上将他斩首，尸骸暴露弃置，国内的人都为之伤心，有见识的人都悲痛哀悼；人人都说，吴国仿佛让夫差复生，先帝亲近贤人，而陛下反其道而行。这是陛下不遵循先帝的第二件事。臣听说，宰相是国家的栋梁，不能不使他强有能力。因此汉代有萧何、曹参辅佐，先帝有顾雍、步骘为相。可是万彧本是琐碎才干、凡庸资质，从前只是家奴，却越级进入紫闼；对万彧来说，已经是器量太丰、地位太过了，而陛下仍爱惜他的小节，不询问治国大略，反而以尊贵的辅弼之位荣耀他，越过旧臣而推崇他，贤良之士愤懑叹息，智士惊怒。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三件事。” 先帝忧虑百姓，超过忧虑婴孩：没有妻子的男子，便给他娶妾为妻；看见没有单衣的人，便给他布帛；无人收殓的枯骨，便取来埋葬。陛下却反其道而行，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四件事。从前夏桀、商纣的灭亡，是由于妖妇；周幽王、周厉王的祸乱，是由于宠妾。先帝以此为鉴戒约束自身，所以左右近侍不安排淫邪的女子，后宫也没有闲置积聚的宫女。如今后宫宫女成千上万，却不能完备地配给嫔妃；宫外又有许多鳏夫，宫中女子哀吟，风雨节候失常，正是由此引起。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五件事。先帝忧劳于万机，即使如此还害怕有所失误；陛下自登基以来，却游乐于后宫，沉溺迷惑于妇女，致使许多政务荒废，下级官吏得以容纳奸邪。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六件事。先帝一向崇尚朴素，服饰不追求华丽，宫中没有高台，器物不加雕饰，所以国家富足、百姓充实，奸盗不起。陛下却向州郡征调，竭尽百姓财力，土地上遍铺玄黄之物，宫中充满朱紫之饰。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七件事。先帝对外依靠顾、陆、朱、张，对内亲近胡综、薛综，所以各项功业和谐兴盛，国内清明肃静。如今外任的不是合适人选，内廷的也不是合适人选；陈声、曹辅以及斗筲般的小吏，都是先帝所弃置的人，陛下却宠幸他们。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八件事。先帝每次宴见群臣，都节制减少醇酒厚味，臣下整日不会有失礼怠慢的行为。尤其是百官和各级官员都能充分陈述意见，而陛下却拘泥于观瞻上的恭敬，用不得不尽饮的酒来使他们畏惧。酒是用来成就礼仪的，过量便会败坏德行，这与商纣彻夜饮酒没有不同。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九件事。从前汉桓帝、汉灵帝亲近宦官，大大失去民心。如今高通、詹廉、羊度这些黄门小人，陛下却赏给他们重爵，把军队和兵权交给他们。假如江边发生战事、烽火四处燃起，那么羊度等人的武力不能抵御外侮，是明摆着的。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件事。如今宫女空缺积聚，而黄门宦官又奔走其中，州郡逐条查问民间女子，有钱便放走，没钱便强行收取，怨声载道，母子被迫生离死别。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一件事。先帝在世时，也抚养诸王和太子的子女；如果征取乳母，乳母的丈夫便免除劳役，还赐给钱财，供给资粮，并且不时让他回家，照看他年幼的孩子。如今却不是这样，夫妇被迫生离，丈夫无故服役，孩子随后死去，家中成为空户。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二件事。先帝感叹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衣服次于粮食。’这三件事先帝始终放在心上。如今却不是这样，农业和蚕桑一并荒废。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三件事。先帝选拔士人不拘泥于卑微身份，任用他们治理乡里，再根据办事成效考察；推荐的人不虚妄，被任用的人也不荒谬。如今却不是这样，浮华之人得以升迁，结党之人得到进用。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四件事。先帝在世时，不让战士承担其他劳役，春天只让他们从事农耕，秋天只让他们收割稻谷；江边有战事，才要求他们拼死效命。如今的战士却供应各种劳役，仓廪发给的赏赐又不充足。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五件事。赏赐用来勉励功劳，刑罚用来禁止邪恶；赏罚不适当，士民就会离散失望。如今江边将士战死，却不见哀悼；劳苦，却不见赏赐。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六件事。如今各地监司已经十分繁杂，加上内使又在其中扰乱，一个百姓要应付十名官吏，怎么承受得了这种命令？从前汉景帝时，交阯发生叛乱，实在就是由此引起；这是蹈袭景帝的过失，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七件事。校事官是官民共同仇恨的人。先帝末年，虽然有吕壹、钱钦等人，但不久都被诛杀，以向百姓谢罪。如今又设置校曹，纵容吏员上言奏事。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八件事。先帝时，任官的人都在职位上任职很久，然后才考核政绩、决定黜陟。如今州郡主管官员有的刚到任便没有多久，就征召、调任、升迁，迎接新人、送走旧人，道路上纷纷扰扰，伤财害民，于是到了最严重的地步。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十九件事。先帝每次审察结案的奏报，常常谨慎用心地推究复核，所以狱中没有冤囚，死者也不至于含冤无声。如今却违背了这一点。这是不遵循先帝的第二十件事。如果臣所说的可以记录，请把它收藏在盟府；如果是虚妄之言，就治臣的罪。愿陛下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