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四

译甚至工商杂类之人，也刚刚得以游学太学。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的明文法令，惩治科场积弊，建立贡士新规，重申命令有司，取十人中的二人；违反者就依法治罪，法令一定要施行。这确实是圣哲教导人才的方法，也是朝廷统一的法令。然而臣认为其中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请为陛下陈述。治理之道有最高根本，事情都有根源；将要陈述救治弊病的办法，必须从长远之计说起。况且生徒抛弃根本的时间已经很多，学校不加修治，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国家如果一定要为孤寒之士开辟进身之路，打开至公之门，不如再次颁行法令，重新严格考察经术，使寒微而有才学的人从乡里升荐上闻，使世代享有禄位人家的子弟从成均太学出仕。太学不得补录庶民之子，中州不得贡举乡里士人的子弟。权贵之家穿着华丽丝绸，由府署送来的，相关人员有罪；民间穿布衣的人，由监司、牧守举荐的，监司、牧守要黜官。外郡中有些县城连片、人口财赋富庶的地方，应按照旧典重设学官，使他们选拔年高有学问的儒者和博学的生员担任博士、助教，精心加强考课试验，公开加以荐举延揽。年终仍依照新条，限定人数发解；若有超群的特殊品行、出众的英才，不是从乡学出身的，也允许通过公议举荐。选得合适的人，举主接受荐贤之赏；选错了人，就要承担错误举荐的刑罚。防常一类的人，一律按照上面的法令办理。变化贵在能够持久，政事正在于改革而重新整顿。臣认为这项法令一旦施行，就可以使这种文教重新振兴，哪里只是凭四科取士，必然会同三代一样风气纯正吗？有人反驳说：古今情势不同，质朴与文饰交替使用，只要追求最高技艺，不必拘泥于前人的说法。这又是乡野之人的谈论，是浅陋儒生的见识。用文章取士既然已经有失误，取士方法又违背正道，弊病将怎样挽救？如今士子表面上被称为乡举，实际上却是自我推销，把贽见之礼投到郡府门下，在公卿宅第之间钻营关说。连缀文辞、比附事例，合乎格令的人不过是雕琢小技、任意传写；抛弃经术而进入仕流的人，也没有超过章句之学。如果不把他们收录进学校，由州里乡闾选拔，实在担心以后会更加形成浅薄风俗。这件事关系重大，只有陛下特别明断，才能推行。臣出身之初，也是从府解出身，怎么敢忘记根本，贸然陈述这个办法呢？只是亲眼看见风气轻浮，心里知道取士多有谬误滥杂，所以冒着不可测度的罪责，尽数说出狂夫的言论。真宗咸平三年，知泰州田锡上奏说：臣私下考虑，唐朝设置制科，有‘道术可与伊尹、吕尚相比’科，有‘见识通晓韬略、能够担当将帅’科，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自太祖朝起，兵部尚书张照奏请兴办制举，当时依据前代制举中选置三科：一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二是经学优深、可以作为师法科；三是详熟吏理、通达教化科。敕文大略说：天下各色人等，不限原有资历、任职情况、官员、黄衣、草泽等身份，都可以应诏应试；送交吏部考试策论三道，共三千字，必须在当天之内取录文章义理俱优、人物爽秀者，才可以解送。已经入朝任官的人，也允许上表自我举荐。虽然设置了制科的名目，却还没有完全掌握取用人才的道理。凭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呢？汉朝诏令取士，并不限制对策的字数，任凭应试者所答，使其充分展示自己的见解。所以汉文帝时晁错的对策不过二千字，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对策不过二千多字，但皇帝看后认为奇异，于是又向他发问。通常诏令提出三道策问，而应答文字都不到二千多字。等到公孙弘回答策问时，才五百多字。然而汉朝得到贤良之士，正是在这一时期最为兴盛。看董仲舒所答的三道策问，也不是按照今天规定必须在当天完成的做法；只要依照汉朝取士的原则，那么董仲舒、晁错、公孙弘这一类人物就不只是汉朝才有。天禧元年，礼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李谘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诏书，规定内职、三司副使、诸司使、升朝官、正言、监察以及以上官员，各自在现任知州、通判、知县、县令中举荐一人。这是陛下顺承考察古代治道，开启宏大谋略；顾念万端事务极其繁多，思考依靠众多人才共同治理，于是重申命令给执掌事务的官员，使各人从自己所了解的人中举荐，希望英俊之才不再有沉沦埋没的叹息，而朝廷能够得到人才济济的盛况，这实在是治理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方法。如果举荐的人没有失德，便可以符合陛下公开选拔人才的要求；如果所称举的人不是合适之才，又凭什么任用他呢？臣恭敬地依据诏书所说：升朝官、正言、监察以上官员，也就是南宫员外郎以上的官员，都可以举荐官员。臣又想到，国家承受上天赐予国祚的祥瑞，领悟开创先代的宝贵根基；乔丘检取玉瑞，睢壤埋牲祭祀，修举旷古绝伦的崇高礼仪，广施宏大厚重的恩泽；恩泽浩大，如同云气甘露，滋润万物，不分蓼萧远近。诏书恩命一同显示普遍的福庆，簪绂之臣全都被命令进升官秩；垂绅立于文德殿前，虽说是有才之人升任应宿之职，也有仙曹清职是由于恩典授予。还有人身处闲散之地，职任又不同于亲民官；如果一概让他们举荐官员，实在恐怕未必能选出明智贤哲之臣。臣认为，举荐官员的关键，不如精心选择举主。只要举主得当，所举荐的官员自然不会错误。过去鲍叔牙荐举管仲，子桑知晓孟明，祁奚称荐解狐，胥臣任用郤缺，大都取得成功、建立功业，成为后世的典范。传记所说‘只有自己善于识别善人，所以能够举荐同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希望请求：从各职诸司使以及正言、监察以上官员中，必须是自任职以来没有别的贪污污秽行为，并且不是现任监临场务之官的，才可以依照所颁诏敕举荐官员。然后根据他们所举荐的人，进一步询问其善恶，再仔细核查其隐显真伪。如果胆敢肆意欺骗诬陷，就严加贬黜削职。这样一来，掌管圭符的官吏必定能够得到循良之士，掌管铜墨的官员也不会留下贪污冒进之患。广泛选取众人而责求实绩，或许接近于此道。臣早年凭借平庸的资质，适逢圣明盛世，仰承陛下养育生成的恩德，岂敢忘记补报的心意？即使是樵夫的至理，也有圣明睿智者所选择的价值。仁宗宝元二年，知谏院富弼上奏说：臣恭敬地查阅典籍，自古以来取士没有比本朝更完善的。道路狭窄的三代以前，已无法逐一记载；两汉以下，历经南北朝以及隋唐十多个朝代，取士的方法各有科条。大体有贤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唐代又增加制举五十多科。此外还允许藩镇辟召，以及各类人士荐举，也允许自行推荐而授官。历代求取人才，唯恐范围不够广博，所以天下怀才抱器之士，没有不被网罗收用、尽为朝廷所用的。国家取士只有进士、明经二科，虽然近来设置制举，但取用的人也不多。这三种科目大抵只考查文辞和诵读罢了。天下士人中有大才大德，而天性不能写作文辞，参加科举考试的往往都被遗漏。臣私下想到近年几榜以来，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放榜及第的人极少。

译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这些地方的人禀性质朴鲁钝，不能写出合乎考试标准的文章，所以都老死于科场，到死也不能得到一官半职。难道三路的人唯独不喜欢富贵吗？只是求取却得不到罢了。如今即使有稍微身居显官的，也不过三五人而已。这几路的人虽然不能写作文辞，但若论大才大德以及强悍、奸雄之才，其他各路都比不上。过去天下太平时，这些人有的在场屋应试，有的在田亩耕作，有的经商，有的做僧道，屈身困伏而不能有所作为，只是怨恨不平、思谋作乱罢了。如今西夏昊贼侵犯边境，西部边疆动用武力，军队覆没、将领被杀，朝廷内外震惊恐惧，兵力少、粮食匮乏，征调也无从进行。正在这时，正是这些人踊跃而感到痛快，人人都想帮助敌贼制造祸患；有的甚至聚集为盗，他们便为之首先倡导，惊扰劫掠州县，正是自己谋求富贵的时候。其中也有忠义之人，还想趁时机驻屯效力，愿意为朝廷所用。然而朝廷至今还没有觉悟，不加以搜访，臣恐怕他们被别人得到，那么中国处处都会成为敌国了。臣恭敬地看见汉高祖作歌说：“哪里能够得到勇猛之士，守卫四方呢？”汉武帝又亲自下诏，命令州郡察访吏民，举荐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绝域的人。唐高祖也曾敕令关内、河东诸州，召募勇敢之士来讨伐吐蕃。这些都是前代君王实行过、并且有助于应付时局的办法。臣又看见朝廷向来任用的人，往往导致事情失败，虽然急切地求取人才，却没有见到可用之人。陛下不要以为在官者都是人中豪杰，而民间已经没有人才了。臣想请求列出名目，例如临难不顾、勇敢无比、武力足以安定边疆、才干足以担任将帅、武艺超过众人、智谋宏大深远以及能够出使绝域等，列为十多条，特地下手诏给陕西、河北、河东、京东、京西各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以及各州长吏，命令他们依照上述名目察访举奏，不拘泥于人物身份，不限制所属类别。能够作文的，就以防论试问，不限制字数；不能作文的，只命令他们直接说出事情状况，或者口头陈述方略，也允许到朝廷自行推荐，仍分别酌量发给装钱。如果审查确知可以任用，就在文武资品范围内，依照本人所愿，量其高下补授官职。这样必然能够得到人才。只是由于太平日子已经很久，武人在显要职位上的，有的凭恩泽进用，有的凭年资劳绩升迁；其余靠门荫和杂调的，也都是普通人，从没有听说从贫寒出身的人中擢用有才武者。臣所以说非常之人大多在民间，只是朝廷不去求取，或者求取也没有到达。如果果真实行此法，必定不是徒具形式。今年即使有贡举，也可以兼行而不妨碍；如果贡举暂时停止，就单独实行此法。这道诏令也不会漏掉人才。庆历元年，富弼任右正言、知制诰，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取士的方法，是国家的大政务。三代、两汉专门求取德行和实际，所以风俗淳厚，各种职务都能得到治理。隋唐时期完全任用文辞，以篇章辞赋相互争高，以声誉相互推重，公卿将相都从这里产生。国朝沿袭隋唐制度，以进士取人，只采录辞藻，不求德行和实绩；虽间或设置制举，大体也把章句作为要务，因此选择得越谨慎，遗漏的人反而越多。况且从陛下即位以来计算，累计二十年，所取之人不少于三千余人，其中确实成为名公巨卿、伟大贤才的没有几个。近来臣私下看见朝廷想选一两个良吏，却始终不能得到，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入仕之初只取空文，不求实际才能，所造成的就是这种结果。如今天下多事，边境尚未安宁，如果不求取人才，将靠什么来成就事情？求取人才的根本，唯有科场最为重要。科场制度实行已久，全部革除会使众人惊骇，不革除又会缺少人才。臣想请求今后科场考试，先考防论，按照录取人数酌量，暂且取一半；其余一半，诏令天下各州在境内搜访土著人士，这些人一向为乡党所推重，或者德行纯备，或者志向节操端正刚劲，或者学问见识广博敏捷，或者智谋策略周详明达，或者有才干能够治理百姓，或者懂得军事能够抵御敌人。凡属此类，命令各州官吏共同察访；确实符合上述条目的人，就列具姓名上奏，并且按照州郡大小限定人数，令长吏以礼相送，年终集中到都城，朝廷再加以考试，量其高下擢用。如果荐举不当，就公开实行降职贬黜；如果所举之人确实得当，就优厚地给予酬赏。从前汉代尚书令左雄提出并明确孝廉法，颁行到各郡国。当时济阴太守胡广等十多人，都因错误荐举而获罪，被贬黜免职；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多人得以授任郎中。从此州牧郡守都畏惧战栗，不敢轻率荐举。东汉得到人才最盛的时期，只有这一次最为突出。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努力实行，不出几年，就应当能够把天下有实际才能、有实际德行的人都得到，使他们集中于朝廷；遇到缓急事务便可任用，各项政务都能治理，又何必担忧缺少人才呢？即使实行这种取士办法，所取人数不增加，而得到的实才却会多得多。至于明经选试，尤其没有章法，请求今后不再计较字数，专门以经义是否通晓作为标准；仍然考试时务防三道，以此决定高下。每次放榜录取人数，只取原额的一半，自然能够得到人才，又不至于官员冗滥。吏部尚书夏竦论述贡举制度的奏疏说：臣恭敬地认为，隋代设置进士科，唐代特别重视这一选拔。每年登榜的人，通常不超过三十人；贤能俊秀之才、将相之器，往往就在其中，这话确实不是虚说。然而主考官谨慎选拔，却受到回护干扰之弊；这又成了豪强权贵竞相争逐的道路，是非纷争尖锐并起的场所。选拔孤寒之士，正直办事反而会有后悔；徇私于权贵，行为枉曲却不会获罪。贡举之间，因循拖延，弊端越来越多。国家大规模设置考场，从各方搜求俊杰，虽然搜罗贤才的礼制比虞夏更为广博，但登科之士却比隋唐还冗滥。品行浮薄者有时成批进用，有才者有时成群退下。荐举书还没有送达皇帝，声名已经传遍道路。追究其缘由，弊端就在这里。开始是天下州郡荐送的人过多而杂乱，私下请托拜谒早已先行，秋赋乡选哪里还有至公之道？一个郡选拔官员，数县选择贤才，铮铮佼佼之士被推为最优秀者，所以大藩镇动辄有上百人，小郡也相距不到百里；一个贤才岂不是太多了吗？其次，礼部省试中主管官员过分宽容，有的人三次应试、五次登第，头发花白、背如鲐鱼，曾经在扬金殿对策并获授荐举，边城都得到安息，竟取得参加科举等级的资格；这种明辨考试的办法，岂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如果四方呈上计簿，贡门重重关闭，而士人像鱼鳞一样聚集，数以万计；试卷堆积如山，数以亿计，良才和劣才混杂，精良与粗疏各占一半。

译评定铨选品级的官员不超过五人，考试期限不超过三十天，即使周公、孔子也无法施展鉴别之能，荀子、孟子也无法展示才学。何况主考官并不一致，爱好取舍各有不同：好学古文的人把心思放在防论上，修饰辞藻的人专心于诗赋；简略的人鄙视宏博，绮丽的人轻视质朴正直。鉴别裁量既然纷乱，品评题名便会迷惑。黑白没有固定的颜色，金土没有确定的价值。燕雀遇到顺风就能高飞千仞，蛟龙没有一尺水也会困在泥涂中。所以工拙优劣的实际情形，常常与外界期望相违，导致急于竞争的人纷纷发言诽谤议论。替朝廷筹划，莫如改立制度，颁行郡国。从今以后，本路举人都在都防取得解额，专门委托转运使，谨慎选择秋赋官，选取荐举良士，把姓名上报礼部。朝廷于是选派十名官员，限定一个季度，先评定所作文章，其次详细考查呈试，不得以场籍、年龄为依据；皇帝亲自考试来自远方的人，不得妄自分列条目、滥居等级。诗赋、防论都好的列为上等；诗赋优秀而防论较差，或防论优秀而诗赋较差的列为中第；其余不合格者一律驳回。择取人才而升用，不限制人数。奏报姓名之日，就张榜列出程试合格者，从省门向右排列；用朱笔题注明确写出优劣，标明其中警策防范之语，指出其中多余累赘之辞，并在卷末总论得失，合并送呈。落选者都令其知悉；如果有不当之处，也听凭他们上言。这么一来，主考官没有侥幸开后门的机会，浅薄之徒也会有知过自省之心。进用人才合乎礼，黜退人才也合乎礼，必定应当如此吧？右正言孙沔请求确定荫补制度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见，国朝自景德、祥符年间多次举行大礼，广泛流布恩泽。凡文资官自带职员外郎以上，武职官自诸司副使以上，每逢南郊以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逐年举行的圣节，都允许上奏荫补子孙弟侄。虽然推恩十分深厚，但长久实行的制度尚未建立。如今臣僚之家、皇亲、母后外族都可以上奏荐举，完全没有固定名额，多的达到一二十人，少的也不少于五七人，不论才智愚钝，一概居于禄仕之列。还没有脱离襁褓，就已经列入簪绅之中；有的从田亩而来，有的从市井而起，官场上的职位已经显赫，但奴仆般的姿态仍然存在。这样一来，就是把国家有数的品级名位，给予人臣无休止的私恩，因而使父兄不知道教训子弟，子弟不修习学业，一旦让他们参与政事，只会危害百姓。如果不赶快更改制度，已经可见弊端积累成灾。请求今后带职员外郎、正郎只许荫叙一名子弟；少卿、给谏二人；丞郎三人；尚书四人；仆射以上五人；致仕及已经去世的，各另外再给一名。武职各等级比照相应官品办理；皇亲、母后之族以及两府大臣，也请求限定人数，并划分等级。臣忝居掌管遗事的职任，理应提出大纲，恭敬地希望圣上特别派遣近臣确定长久制度，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三年，欧阳修任知谏院，上防论说：臣恭敬地看见，朝廷选任百官，文武兼用。文官中属于选人的，各自凭举主荐举而升为京朝官；其中虽然有时容许冒滥，但孤寒而有才行的人也往往能够进用。唯独武官中接近下班行的人员，不分贤愚，一概按照年资递升。从借职升到供奉官，必须经过三十多年，使贤愚一同停滞；国家遇到缓急事务需要用人时，也无法知道他们的才能如何。有时需要用人，临时只考察资历履历，所点差的人大多不符合所选要求。臣认为班行入仕的人虽然途径很多，其中也极有才干、可以任用的；只是国家荐举选拔的办法完全不精密周详。臣想请求将接近下班行的人员比照选人，另立荐举官员的办法。凡是没有人荐举的，官职升迁应有止境，不再照例迁转；有举主的，才给予迁转。或者暂且令没有举主的人仍按旧年限迁转，将有举主的人另行安排任使。还请求严加约束，加重举主连坐之法，使荐举者不敢冒滥，那么人才与非人才就可以逐渐分辨，用人也不会滥。何况如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监、巡检、监当之类的职位，全都需要得到合适的人，才能办成事情。不必说边任以及阁职、方镇等任职需要荐举，其他重要而紧急的差遣，大多也应依照臣的请求办理，请交付枢密院商议，制定法制颁行。欧阳修论述台官资历考核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见，御史台官职空缺，近来的制度命令两制官和中丞轮流荐举人才，于是导致所举之人多不合其才，很少能够称职。比如近日苏绅荐举马端，竟使朝廷还要另行处置。臣认为如今两制官中，奸邪之人还没有完全清除；如果不改变近来的制度，那么轮到谁荐举，就必须由谁荐人。近来听说梁适荐举王砺、燕度充任台官，这两人因为梁适列在奸邪之人的名目中，各自都怀有惭愧羞耻，害怕受到污染，听到风声都想不接受任命。由此说来，荐举官应当先选择举主。臣请求今后只令中丞荐举，或者特别选定举主。又看见现有官班中，虽有好人，但多因资历考核尚未达到，结果只好让那些荐举非人的人都成为荐举者，并且只能按照资例进入。还请求不限制资历考核，只选择才干足以胜任的人担任。何况御史台中自有里行这一职务，用来安置资历浅的人。还请求重新确定举官之法；如果被荐之人不称职，就让举主连坐，并严加约束，以防止虚伪冒滥，希望如此能够选得称职之人，振兴纲纪。欧阳修又上札子说：臣近来曾上言，因台官职位空缺，请不要依照资历限制选举，并请求增置里行，以求得到能够称职的人。私下听说近来诏令宋祁荐举人才，仍然只按资例任用，又没有看到议论恢复里行制度。臣私下叹息，如今无论事情大小，人人都知道其中的弊端，却不肯再加以改正。凡是荐举台官，必须有三丞以上资历、已经成资的通判，这个惯例起于近年。然而近年台官没有一个人称职，近来台官甚至弹劾教坊的倭子、郑州来的人员，朝中把这事传为笑谈。台宪之中没有才干的人，近年尤其严重；由此可见，这个惯例不能采用，已经很清楚了。然而宁可任用无才之人使官职空缺，也不肯改变旧例来求取人才。如今限制资例，取人的道路就狭窄；不限制资例，取人的道路就宽广。道路宽广了还恐怕没有人，何况专门死守狭窄的道路呢？如果资例达到者进入三院，资例未达到者任里行，而且对差除任用全不妨碍；何况如今正值四方多事、扬威出使之时，正需要得到人才。臣现在请求特降指挥，命令举官从京官以上人员中荐举，不问其差遣次第，只按才能荐举；资历浅的任里行，资历深的进入三院。臣看见前后荐举台官的人，多半徇私于亲戚；荐举之后既非人才，有人询问，他们就说：“朝廷采用资历限制，导致另外没有可荐的人。”如今如果革除这个错误惯例，责令他们只按才能荐举，就不敢不荐举好人。

译所希望的是逐渐振兴御史台纲纪，免得招致非难和讥笑。四年，欧阳修论述贡举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近来有臣僚上言，请求改变贡举进士考试中诗赋与防论的先后次序，事情已经交给两制官详细议论。臣恭敬地认为，贡举制度实行已久，弊端本应变更；但臣认为，必须先知道造成弊端的原因，才可以谈变法的好处。如今贡举的过失，在于主管官员取人时先考诗赋、后考防论，使学者不从经术和根本道理上下功夫，只要能够背诵诗赋以及《六帖》《初学记》一类书的节抄，就可以剽窃拼凑偶对来应付考试标准。于是童年初学、完全不明白事理的人，往往侥幸中选，这是举子的弊端。如今担任考官的人，并非不想精细比较才能高下，务求得到贤才，只是常常遗憾不能如愿；大半容许错误冒滥，是因为诗赋、防论混在一起共同考察，人数既多，试卷又多，使考官心力和辨识都疲劳而更加昏乱，是非纷杂而更加迷惑，所以在取舍上往往失误，这是主管官员的弊端。因此臣认为，应先了解这两种弊端的根源，才可以谈变法的好处。现在可以变更的地方是：既然知道先考诗赋是举子的弊端，就应当把防论放在前面；既然知道通考防论会使考官纷乱疲劳，就应当按考场逐场决定留取或淘汰。这样以后，才可以使学者不能靠滥竽充数入选，使考官不至于疲劳。如今如果不改变混合考察的办法，只改考试日期的先后，那么革除弊端仍然没有得到完整的方法。凡是臣所请求的，如果只是笼统泛泛地说，恐怕不能把其中的利害讲清楚。请以二千人为标准，来说明变法的便利，谨分条列在下面。按照贡举旧法，如果有二千人参加考试，通常的名额不过录取五百人，也就是从诗赋、防论六千卷中选出五百人；而考试期限又很紧迫，使考试官员甚至废寝忘食，心力疲竭，因劳累而昏乱，所以即使怀有公心，所选之人仍多有滥取。这就是旧法的弊端。如今臣所请求的是放宽考试期限，先考试并考察防论；淘汰其中文辞鄙陋恶劣的、文意颠倒重复杂乱的、不认识题目的、不知典故而粗略作答、没有回答所问的、错误引用事迹的、虽然能够成文但义理见识乖谬荒诞的，以及杂犯旧有格式、不按考试规范作答的，共七类人，先行淘汰。二千人中大约可以淘汰五六百人；对留下的人再考论，也依照前法考察，还可以淘汰二三百人；留下来参加诗赋考试的，不过一千人。由一千人中选五百人，人数少而容易考察，不至于劳累昏乱；考察得精细恰当，就最好了。即使考察得不够精细，所选之人也不至于大为滥取，因为那些靠节抄剽窃的人，都已在先考防论时被淘汰。等到考诗赋时，都是已经考过防论、粗有学问、不至于义理乖诞的人；即使诗赋写得不工，也足以中选了。这样可以使童年初学、完全不明白事理的人没有机会进用。这就是臣所说的，变法必须随着考场逐场决定留取或淘汰，然后才能革除旧日弊端。至于外州解送来的人，应当暂且广泛采录，只须全部考防论，关键在于礼部省试时精选。如果省榜所奏报的人十分精当，那么殿试就容易考察了。所以臣这里只说礼部省试的办法，这就是它的大概。至于高下等级，仍请求再详细确定，大体应当以策论为先。以上是臣所陈述的意见，恭敬地请求陛下特别加以详细审阅。如果有可采纳之处，即请求下交主管官员，与臣前次上奏的意见参照合并，详细议论后载入法令制度。欧阳修又上奏详细制定贡举条文说：臣等奉诏担任详定贡举条制之职。臣等恭敬地认为，取士的方法必须求得实际，任用人才的办法应当充分发挥其才干。如今教育不以学校为根本，士人不由乡里考察，就不能核实名声与实际；主管官员又受声病格律束缚，学者专心于记诵，就不能充分发挥人才。这是提出建议的人共同谈到的问题。臣等参考众说，选择适合当今的办法，莫如使士人都成为本地土著，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然后由州县察考他们的品行，这样学者就会修养整饬。因此制定学制，并配合保荐送试的办法。上面所喜好的，下面就会趋向它。如今先考防论，文辞之士就会留心于国家治乱；简化考试程式，宏博之士就能够尽情发挥；用大义询问，研习经书的人就不会只专注于背诵。因此制定先考防论、淘汰简略文章、考诗赋、考察格式、询问各科大义的办法，这些是其中的大要。诗赋还不能自由发挥的人，可以杂用今体；经术还不能很快通晓的人，仍暂且依照旧科，这样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努力达到。这就是所谓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才能。至于通礼一科，是主管官员所熟习的；以及州郡封弥、誊录、进士诸科帖经之类，都是琐碎而无益的，一概罢除。凡是所实行的，都用赏罚来加以申明和鼓励。这样就能平素培养士人，选取人才而不遗漏。如果可以施行，希望陛下裁量选择。五年，欧阳修上奏论述学士差除的防论说：臣近来看到翰林学士苏绅、叶清臣等相继被解除职务，听到传闻说，侍从大臣中有奸险小人，急于经营钻营，争着先行进用，甚至有喧闹忿争的话传遍朝廷内外，既损害廉洁谦逊的风气，又损害朝廷的体统。臣恭敬地思考，翰林学士的职任比唐代更为重要，是天子的亲信之臣，早晚参与谋议，在内辅佐天子，当时号称“内相”，所以进用时尤其精心选择，只取才干见识，不限资历品级，往往从州县官中擢升任用。国朝近年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很不合适，既然才干见识愚钝低下，不足以供人主咨询访问，于是朝廷也减薄其待遇，逐渐疏远外待，使之与冗官相同，便容许小人得以滥进。臣思考其中弊端，大概是因为不应当令中书依照资历差除；而学士之职本来是要在内辅佐天子，讲论外朝的过失，如今若反而令中书任除人员，把他们置于内制之中，就是恩宠出自中书的人，虽然身在天子左右，也同没有身居此职一样。恭敬地请求今后翰林学士不必补足员额，用人不限资品，只选择有才望的正直之士担任，由圣意亲自擢用，以杜绝小人争相进用的端绪，使天子左右再没有奸邪之人，从而澄清侍臣队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欧阳修任龙图直阁学士、河北转运使时，上奏说：臣近来接到御史台公文，因臣僚上言待制以上荐举省府推判官、转运使副等事，奉圣旨得知去年诏命不再施行。臣私下详细考察臣僚的上言，完全涉及虚妄，大概是因为近日陛下进退大臣、改更各项事务，小人迎合意旨，欺骗蒙蔽圣听。臣姑且请求为此辨明。上言的人说：“如果命令两制以上荐举，就会打开下面奔走竞争的道路。”如今从朝廷上层到州县下层，保举的办法很多。比如台官，也是由两制以上荐举；以及大理详断、审刑详议、刑部详覆等官，三路知州、知县、通判，选人改任京官，学官进入国学，班行迁任阁职，武臣充任将领，选人进入县令之列；下至天下茶盐场务、策场以及课利较多的酒务，凡是重要差遣，无论大小，全都采用保举之法，从未听说因为会导致奔走竞争而废除。难道独独对于省府等官，会助长奔走竞争，所以可以废除吗？其欺骗妄说由此可知。上言的人又说：“于是使端正之士一同起来奔走驰逐；况且驰逐奔竞的全都属于小人，怎么能称为端正之士呢？” 至于一向以来荐举官员的办法很多，难道能够完全杜绝小人请托求进吗？何况自从颁布新诏以来，什么人原来是端正之士，却突然改变节操；他们又到哪一门去奔走而得到荐举呢？请求赐令追查姓名，如果果真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可看出这是欺骗妄说。上言的人又说：“如果不是因为请托，人们没有谁肯说话。”这又是极其深重的诬陷！如今内外臣僚，无论大小官员，曾经受到别人荐举的，十人中有八九人，难道都因请托才得到荐举吗？从两府大臣以下到外地通判以上，人人都曾荐举过官员，难道都因请托才荐举吗？如果说其他荐举官员不因请托，只有这道诏令所规定的荐官必须请托，那就是臣所不知道的了。如今两制官中好人不少，繁难紧要的地方，都已经委以信任而任用，难道他们反而不如外郡通判等那样不堪任用，必须靠荐举官员吗？何况两制大臣除这道诏令外，也另行允许荐举官员，难道荐举其他官员就全然公正，唯独这道诏令便顿时徇私请托吗？这也可知是欺骗妄说。又说：“每年荐举一百五十人，导致人数太多而争夺差遣。”臣计算过，一个人要有三名举主，才敢希望得到差遣；一百五十人就必须在一年内有四百五十名两制官充任举主。如今两制官不到五十人，即使人人每年荐举三人，也只不过每人荐举一人，哪里敢就此争夺差遣？何况还有没有荐举过人的。或者有人荐举不到三人，请赐令查考去年年终两制以上官员荐举的人数，便可知道这是任情欺妄。近来改更政令很多，唯独这件事尤其容易辨明，所以臣不避烦琐言辞而加以辩明，恭敬地希望陛下由此深刻认识小人迎合意旨、欺骗妄言的情形。因为去年陛下任用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正值连续多年盗贼频繁发生，天下官吏大多不得力，因此屡次提出荐举官员的建议；但也不是他们凭空提出意见，都是先查考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所以最初颁下的敕文首先引用《国书》为说，正是这个缘故。当时臣僚并没有议论，近来由于范仲淹等出任外地，与朝廷筹划边事，进谗嫉妒的人见他们不在皇帝身边，便百般不停地攻击；朝廷无暇审察，就立即施行了这件事。臣昨天看见富弼到了河北以来，沿山靠海筹划事务，辛勤劳苦，河北人都说从来没有大臣像他这样；他筹划办理的事情也不少，回到国门，却在将要入朝时被遣出，使河北官吏、军民看见他竭尽忠诚，却不知道他的罪状；小人只顾迎合，也不替朝廷顾惜体统，凡事攻击至今仍未停止。何况朝廷任用人员屡有进退，哪里有一个人才出任以后，便不问是非，全部改掉以前实行的事情呢？如果大臣每进退一次，政令就改更一次，这样纷乱不定，哪里会有固定制度？恭敬地希望陛下重新审察个人爱憎的私情，辨明虚实不同的说法，凡是政令都更加审慎地改立。臣查考最初颁下的荐举官员敕令本意，也正是从《国书》中查用祖宗所实行的制度。如今上言的人却说，是因为谏官论列导致差遣不定，才有这次改更；这件事涉及臣自身，臣不敢为自己辩解。然而臣在谏省任职时，论事无状，以致如今臣僚都拿它作为说辞；臣岂可仍然冒受宠荣而不能自劾，请准许对臣黜退惩罚，以平息众人议论。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在进退之间各有恩意；这正是忠臣义士能够忘却自身、报效国家，直到死也不停止的原因。今后臣僚迎合依附而上言，攻击前两府所办理的事情，请赐令加以辨明，选择其中确实不便的，才给予改更，如此或许可以保全大体，天下幸甚。臣恭敬地看见去年八月二日最初颁下的诏令节文说：“比照《国书》，选择有关治理要务的内容，可以看出任用官员时，尤其重视外台官的选拔。”又说：“但其升任必须属于近臣。” 又说：“颁示赏罚命令，都是三朝所实行的。”这就是最初议定荐举官员的依据，请赐令详细斟酌。至和年间，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又上奏说：臣近来奉诏，因为台官有缺，诏下学士院，命臣与孙抃等共同荐举两人。臣听到传达的诏令后认为，学士的职务设置于唐初，起初以文辞供奉人主，后来逐渐成为皇帝亲信。至于朝廷机密事务以及重大任命，每每受到皇帝询问，都参与决断。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拔既精，信任也重。下至五代，无不如此。国朝于是采用唐制，更加重视这一职任。近年以来，选用时有时容许错误冒滥，职位因人而废，官职也因人而轻。过去台官缺人，只命一名学士单独荐举；如今却命三人共同荐举。如果认为三人都可信，那么一人荐举也只须公正荐举；如果认为三人都不可信，那么即使多人荐举，难道就能得到人才吗？如果认为其中有可信和不可信的，就应当舍弃不可信者，专门委托可信者。不可信的人既然不称职，将他罢黜也可以。臣思考朝廷之所以突然改变旧制、而学士不足以取信，都是因为任用了不合适的人，像臣就是这样。如今学士院有三名学士，孙抃、胡宿都曾经单独荐举台官，是朝廷曾经信任的人，只有臣没有荐举过人。

译臣想到自己才能见识平庸昏暗，不能识别人才；如果让臣随众人共同署名，臣会以此为耻。希望三人的意见完全一致，按道理必定不可能。希望圣上慈悲，免除臣共同荐举的差事，仍依照旧例，只命一名学士专门荐举。因为孙抃、胡宿曾经荐举过官员，可以不必怀疑。如果认为臣不可以独自担任此事，请等将来再有台官空缺时，不要再派臣单独荐举。臣并不是不敢任事，只是因为所任非臣之才，不能取得信任，反而致使朝廷烦劳而改变旧制，所以不敢不说。欧阳修任判流内铨时，又上奏说：臣考察铨司事务，近年选人增加了一倍，官职空缺却常常很少；等待授官的人多是孤寒贫困之士，得到替代任期、停留京城，动辄经过数年。遇到按照规定应当轮到的空缺，往往被权贵之家替子弟亲戚陈请，立即冲改原定次序。有的已经注授官职，却还应等待空缺；有的才到任，就被调换，只为权贵办理家务私事，不问孤寒之士是否受影响、是否方便。再加上臣所见，臣僚提出陈请的，多不是紧急事务，有的说是靠近乡里，有的说是为了照看坟墓，侥幸希求，虚妄托名。孤寒之士受到阻滞，只会更加怨叹。臣请求今后臣僚必须确有紧急事务，例如受任边地，不许以搬迁家属以及致仕分司、丁忧、患病等理由，才允许为子弟陈请差遣。其余即使没有这些事故，却自行凭借恩泽陈请的人，允许铨司考察；已经注授他人的，不得再改注；已经到任的，不得再冲改调动；并且必须另外具文陈请，也不许把多项请求合并提出。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请下达铨司遵守施行。欧阳修兼任三班院时，又上奏说：臣考察本院现今管理的使臣已达八千余员，他们入仕的来源既然已经冗滥，到差遣任用时，又多有凭借关系依附权贵的人，侥幸求进的门路很多，致使孤寒之士怨叹不止。臣恭敬地看到，近年文武臣僚出任外地，多带着指使随行，不久便上奏请求监押、巡检等差遣，而且多指定去处。有的人原本只是诸司职掌人员，奏请带随行职务，后来改入班行，从未经历短使、监当等差遣，便进入监押、巡检和亲民官之列；也没有按照应入的远近路分取得合适指派，或指向有职田的地方。朝廷因为不愿严重违背臣僚的奏请，便不再考察差遣所需资序、路分远近以及是否合宜，直接施行差除，逐渐形成惯例，近来越来越多，应当加以整顿革除。臣现在请求今后臣僚奏请带随行指使的人，任满三年以上的，只准按理计作一任；等回到班行后，依照常例差遣之外，不得再陈请差遣，希望借此彻底杜绝侥幸。庆历六年六月，吴育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三代以来，取士最盛的没有超过汉唐。汉朝兴起时，高祖、惠帝还来不及办理这些事。到文帝十五年九月，下诏荐举贤良文学之士，皇帝亲自策问，于是有像晁错这样的人才出现。当时并没有灾异才荐举他们。到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诏荐举贤良，对策时有像董仲舒、公孙弘这样的人才出现。他们所学也不是因为灾异而产生，只是对策中的言语有时涉及灾异，也不过是陈述事情的一端，并非专门以灾异为由荐举。唐玄宗开元元年六月甲子，下制令茂才异等之士都自行荐举。这一年设置直言极谏科；到宪宗元和年间，制科尤其兴盛，元稹、白居易都是由此显露出来的卓异人才。看当时策问所询问的，是帝王治国的要道、国家的大政务，可以反复查考，确实不专门针对灾异。这些都是汉唐旧例，其中有足以作为依据的。其间不因天变，也不是临时亲自策问而取士的，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有些当时的君主平日安逸自得，以为没有缺失政务，等到天灾已经明显、时弊已经形成，然后才下诏荐举，想在事情发生时挽救；这就是取士制度的弊端风气，也是后代君王没有赶上前代之处。这哪里足以作为学习的最高准则呢？陛下重新设置制科以来已经多年，随着贡举而开设策问，次数和规模都适中。如今忽然因为一个人的话，就想议论改变常规制度。如果一定要等到灾异谴告之后才下诏荐举，不仅失去设置制科的本意，而且尤其有三点不可行：第一，天下贤能俊秀而长期困滞的士人，要等灾异出现才求取进身，不是培养廉耻之心的办法；第二，平时不询问事物的变化，反而要等到灾异发生后才询问，这不是使人畏惧没有灾异的办法；第三，轻易改变已经确定的命令，向天下显示朝廷没有求贤若渴之心，不是广开贤才进身之路的办法。况且汉唐所设孝廉、进士等科，都是每年常规选拔，所以制举不必随之临时开设。如今礼部考试每隔几年才开一次，若制举随贡举一同举行，事情正合适宜，又有什么妨碍？何况灾异出现没有固定期限，有时多年都没有发生，那么设置这种荐举还有什么用？有时接连几年发生，那么对政事又太过烦扰。既不因天灾，也不随贡举，却说要在非固定时日诏令荐举，完全没有端绪，这其实就是要废掉制科。稍微询问樵夫，就说明言路有所开放；一旦撤去祭祀用的羊，礼制就会全部毁亡。如今无故更改制度，使被遗漏的人才绝望，对国家体统的伤害，难道不是很大吗？请求把臣的奏疏一并下交两制官详定。如果汉唐旧例并非专门为灾异而设置，就应当坚持遵守，不要轻易改变，以免惑乱众人的心。臣曾经参加过制举，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知道却不说，罪过就大了。八年，御史何郯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臣僚屡次举荐上奏，近侍内臣请求升迁职任和差遣，朝廷也多依从他们的请求。斟酌这件事的情形，按道理并不妥当。内臣虽然在外任职，但遇到进京奏请公事时，常常不按规定时间出入宫禁，在陛下身边最为亲近；他们如果有所请托，容易通达，不应让外任臣僚同他们交结，以滋长弊端和侥幸求宠之风。何况外任臣僚推荐内臣，本来就不是替朝廷选择人才，都是希望依附受宠之人，把这当作借机进取的阶梯。这种风气不革除，必然败坏纲纪。臣恭请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指挥，告诫约束内外文武臣僚，从今以后不许再举荐近侍内臣。如果奏状送到中书、枢密院，也请不要施行。其中若有不能任用的人，请朝廷自行选择。这样就能使内外臣僚各自守分尽职，杜绝馈赠请托的弊端。”左司谏钱彦远上奏说：“臣认为，百姓的安危祸福系于地方长官；国家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如果没有才识学术，处理政务就会出问题。朝廷任命官员，本来是小文书上的常规事务，但千里之外州郡长官的取舍，都依靠这些人来办理。所以汉宣帝说：‘能同我一起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良的二千石。’

译本朝太祖皇帝曾说：‘百姓即使连豆子和麦子都分不清，藩侯却不能加以蓄养，我决不容忍。’这确实是圣人深远的见识，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就在这里。然而近年审官院推选知州，并不根据人的贤愚和才器见识来选择，只凭资历考第；到了审官院以后，又让他们自行占取空缺、决定差遣。其中有的人经术浅陋，如面对墙壁一般不通；有的庸碌鄙猥、琐碎无能；有的年老昏昧、衰弱残废；有的残暴贪婪，混杂在一起被任用，却不敢裁汰黜退。等到授官出任，哪里还会用心治理政事？只计算圭田多少、市场物价高低，装载大量馈赠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否则就滥施酷刑以快泄怒气，修饰驿馆厨传来邀取虚假声誉。即使有遵循正理的君子，如果本人远离声誉，缺少进身阶梯，朝廷也会使他们沉没于下流，不能自我振作。监司的荐举也成了虚名，而庸俗浅薄的人却安享厚禄，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和防守重地任职，积累日子就可以达到。何况如今各道水灾和螟害接连发生，百姓的性命责任在长吏身上。如果只图眼前短期的效果，实在也不可取。希望稍稍革除这些弊政，逐渐使百姓得到苏息。谨将臣的管见列在下面。” 一、请求天下知州，除去藩方中原有任命的两省以上官员以及节度将领判知沿边的武臣以外，其余州军民官，都依照旧例，按照州的大小、紧要和事务繁剧，分为紧望、上、中、下五等。紧望州送中书门下除授，上、中、下州送审官院除授。一、请求先命两省以上官员，在曾任知州且资历已满的人中各举荐一人，必须是操行清白、才识和处理政务能力优长的人，送中书门下；再令有关方面访察，考量其才能器识、名声与实际是否相称，确实能够胜任的，令其分别治理紧望州。如果任内政绩著闻，就特别越级提拔；所举荐他的官员，也请加以奖拔。如果不称职，贪鄙卑劣、阿谀枉曲，就连同所举荐的官员一并重重黜责。一、上州，请令审官院不按原有次序和名目差定选择；凡应当进入知州序列的人，须历任中曾有两省以上臣僚、转运使副、提刑朝臣共七人保举，或者曾任中州且资历已满、有功绩的人，才予以除授。仍委托中书门下在都堂召见，与他们相见，询问其学问积累，考察其器度，只有确实能够担任地方长官的人，才允许下达诏令。如果知上州期间政绩特别卓著，就令审官院磨勘后引见，送中书门下列名，也授予紧望州。其功绩不得把催促征收省税、清理拖欠、除去破除应在课利增长数目等作为计算标准，必须确实是为百姓兴利除害、众所共知的功绩。应当像原来因举主推荐而擢用为知上州那样办理，其赏罚都依照紧望州的规定，贵在使举荐者不敢妄举。一、中州就委托审官院依照名次先后差除；差定以后，中书门下依照上州的办法访察其才术，确能担任地方长官的，才可以下达诏令。初次任知州的人任下州，第二次任知州的人没有空缺荒废，才授予中州；州的远近和资序仍依照旧诏。若历任中有【▯】罪以及年过七十的，不得差注，只授予通判。这样，贪婪的人会收敛心思，懦弱的人也会自我激励。一、武臣除担任主管军队、防守边疆的差遣以外，如果符合进入内地担任知州的条件，就委托枢密院列明历任功绩和资序，送中书门下施行。一、紧望知州增加俸料、圭田，随从兵员也请比照旧日当路节镇的惯例，适当增加名额。应增加的俸料，就用本州的赃罚钱充当；每州增加的数目不过几十千，却可以用来培养廉耻、慰勉清节。上州也请优厚地制定等级条例；中、下州则依旧。一、广南、西川有些知州实际上相当于知县，向来按惯例任用新升转的京官，或调人充任，都是刚入学的年轻人，尚未熟悉政事。虽然这些地方极其偏远，但百姓同样是陛下的赤子，赋税输纳、刑罚施用和官员任免，与内地并无不同，何苦轻率地委任这样的人？加上那里距离朝廷遥远，万一不幸受到庸人的扰害，百姓将嗷嗷呼号而无处申诉。况且他们受命之日，朝廷优赐很多，俸料也较为丰厚，请求改派符合条件的远地通判充任。一、内外文武臣僚，不得凭借恩泽为子弟亲戚请求升迁、提升和差遣资序，委托御史台弹劾并黜责。一、如今既然已经把州郡按地望分列，作为资序依据，选拔任用只看人才，希望朝廷稍微给予他们权力和任用，放宽对其名位的限制，不要让小人加以胁迫，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识。一、通判、知县、县令，请委托有关机构依照知州的办法考量铨选，并条列奏明。以上事项已经陈述在前。臣所列举的各项事节，都是臣这个愚昧之人的忧虑，大体情形如此。如今天下郡国有四百多个，朝廷人才济济，每年选取英俊之士，动辄以百千计算；入仕的杂色人等也增加了一倍有余。求得四百名人才，分别守任郡国，并不困难。只要使百姓安宁，衣服充足、粮食供应，太平的成效就会像伸手指点掌中之物一样容易实现。愿皇帝陛下特别留心阅览；如果同意臣的奏议，请送中书门下详细斟酌施行。皇祐元年，钱彦远又上奏说：“臣认为，祖宗以来一直担心天下人才沉滞不显，勤勉不懈地搜访人才，即使左右侍从之臣，也允许延请拔擢俊良之士，用来使幽隐人才得以通达，并劝勉有能和无能者。所以诏令规定，在朝文臣自知杂御史以上、武臣自观察使以上，每年都可以举荐外任州县官二人，授为京官。近些年却往往因为所举荐的人有的改变操守、逾越法度，刑罚还要连坐，于是所有人都不敢荐举，这实在完全违背诏书本意。况且只有贤者才了解贤者，求取人才以报效国家，这是古人勇于担当的事情。如果不被权势胁迫，不因贿赂而改变操守，怀着至公之心，使天下人才得以显达，他们自然会建立功效，怎么会招致贬谪连累？有些人不能荐举，都是因为自己不明察，却说没有善才可以引荐，致使陛下施恩泽的诏令郁积而不能宣行；为了群臣的私下打算，这对于国家的长远谋划来说，实在损失很大。恭请圣上慈悲，令中书检点防范原有诏令，凡文臣知杂御史、武臣观察使以上应当荐官的臣僚，将其职位和姓名列明，每季发文移催促他们荐举；等到荐举奏报完毕，立即通知御史台。到年终仍未荐官的，都应予以弹劾。这样贵在使英俊贤能聚集于朝廷，稍稍拓宽得到人才的途径。” 嘉祐五年，殿中侍御史吕诲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从隔年举行科场以来，参加人数减少了一半，选取人才极其艰难，而来应试的人却越来越滥，其中确实有许多有才有德的人被遗漏。先朝曾下诏，命各路资送有操行实学的人；当时被荐举者虽然偶尔有一两个名不副实，但总比按常规调选所得的人稍好。如果不废除这一科，确实能够起到劝勉作用。臣请求下诏天下郡守，时常认真搜访有学识、通达明敏、操行清白的人，把姓名荐给监司；委托提刑、转运使司共同甄别考察，确实可取的资送到京城。考试暂且沿用旧式，入官不必给予优异待遇，只赐出身即可。如果荐举荒谬错误，也应重重责罚。这样实行长久以后，得到人才一定会多起来。”

译六年，右司谏赵抃上奏说：“臣认为，国家遵循祖宗取士的法令，每次颁下科举诏令，采用增加荐举次数、推恩赐第的办法，是为了振兴那些长期困滞的人才，怜惜他们年老将至却一事无成。臣看到近年实行限年制度，进士多次应举，已经到御前考试并到南省考试，年满五十岁的人才可以参加恩例。进士中应当因多次应举而受恩的人，大多是在尚未实行隔年科场以前，间隔数年才能考一次，经过科场和试屋，参加五六次考试，甚至有历经二三十年的，艰难阻隔实在不少。如今虽然应举次数已经足够，甚至有超过规定次数的人，但其中许多年纪还未达到标准，所以不能享受恩泽；四方贫寒士人，实在令人怜悯。臣愚昧地恭请圣上体察他们长期参加科场、怀抱文艺，才能积累到这样的应举次数，特地下达指挥：天下免解举人，应举次数已足而年龄未满五十岁、今次未能在南省奏名的，允许减去年满五十岁的限制，使他们参加廷试而获得一项官命。这样寒士就没有沉沦的叹息，圣朝也拓宽了搜罗人才的途径，还是忠厚政治的一大端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仁宗时，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议论荐举选拔的奏状说：“臣私下认为，取士应当把德行操守放在首位，其次是经学，其次是政事，再其次是技艺才能。近世以来，专门崇尚文章辞藻。文章辞藻只是技艺才能的一个方面，不能用来涵盖天下所有士人。国家虽然设置贤良方正等科，实际上也都只取文章辞藻。近来因祫享和赦免的节日，向天下士人发文，要求那些一向敦厚有节行、兼通学术、长期为乡里所推重的人，由转运使、提点刑狱共同搜访，每路各举荐两三人，并由当地长吏共同署名，担保其无罪，荐举上奏。所举之人，由朝廷命本州以礼敦请送来；到京后安置在太学，待遇十分优厚。考试时不糊名、不誊录，随后评定等第、补授官职，都超过人们的预期。这确实符合先王取士的办法。臣认为，国家将要革除长期积累的弊病，树立太平的根基，天下士大夫都会纷纷向往这种风气。实行不久，忽然听说朝廷全部停止了这件事，无不惆怅失望。臣实在愚昧，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是因为所荐举的人大多并非确实有才有德，那么应当治荐举者的罪，另行搜访，怎么可以因为一两个人的荒谬滥竽，就废止天下荐举贤能的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这就好比因为有人溺水，便废掉天下的船；因为有人吃饭噎住，便废掉天下的食物。况且人们的毁誉，有时出于爱憎，即使圣贤也不能完全避免。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仔细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仔细考察。’恐怕国家也不能据此遥遥判断是非，立即施行黜陟。即使这个人平日的行为确实有亏失，古人有的从渔盐之中被举荐，有的从盗贼之中被举荐，难道可以不容许他们改过自新，而终身弃置吗？况且人的操行和才能，各有长短；如果不弃瑕录用，却因为某一方面的过失而废弃他，那么失去的人才就太多了。臣愚昧地认为，天子抚有四海，不能亲自考察海内士人，必须依靠荐举者，才能尽得天下人才。既然采用荐举者的话授予爵禄，如果不严加禁约以防止他们徇私，那么请托欺骗，无所不至。臣私下认为，孝是士人的高尚品行，廉是官吏最重要的职责。所以汉代荐举士人，都采用孝廉之名；实行最久，得到人才也最多。臣请求，天下知州、知府、知军、知监任内，允许荐举孝廉一人；大藩允许荐举一人；转运使、提点刑狱任内，允许荐举三人，并且都必须到任满一年以上，才可以奏举。” 乡里荐举、基层选拔，虽然是古代的制度，但如今任吏的人不能长期任职，对士人一向的操行有时不能完全了解。如果本部没有可以荐举的人，就允许荐举其他部中自己平素所了解的人，以补足名额。在京两制以上官员，允许每年荐举一人。荐状应随时送交贡院，登记造册收掌。每当科场诏令下达，就委托贡院选择在诏令日期以前荐举者最多的人，选取三十人申奏，下达指挥到他们的本贯敦促遣送进京。如果荐主人数相同，就按荐状发出的先后为次序【意思是：如果都由三名荐主荐举，就取第三份荐状日期较早的人】；同时在进士奏名额内减去三十人。等他们到京后，或者由陛下亲临殿前考试，或者委托中书门下考试经义策一道、时务策一道，只以义理优长者为上，不取文章辞藻华美者。所答经义如果违背圣意，时务策又完全不通晓，才予以黜落。及第授官，和进士第一甲相同，位次在明经之上；并且在告身前列出荐举者的姓名。所荐之人如果犯私罪，情理严重，或者正好被查出已经受赃而尚未及第，荐主减三等治罪；已经及第的，减一等治罪，并且不因赦免而宽宥。如果犯公罪，或者私罪情理较轻，荐主不治罪。若在被荐举以前曾经犯罪，除非公案现存、证据确凿明白，荐主也不治罪。如果因权势显要的人请托而荐举，或者替别人请托荐举，以及接受请托而荐举的，都按违制罪论处；接受赃物的，一律按枉法论罪。受到敦促遣送却不来的人，不再授官。如果多次受到敦促遣送仍不来，请朝廷临时裁量，特别加以聘召，不作为固定制度。又如国家设置明经一科，很少有人应试；各科所考的大义，有司也不以它决定取舍，大概是因为最初制定的标准太高，导致应试者合格的很少。臣请求今后明经所试墨义，只问正文，不问注疏。所试大义，不论明经还是其他诸科，只要能够完整说明注疏的本意，讲解比较详细，就算通；虽未失去本意但讲解疏略的，算粗；其余都算不通。如果能先完整说明注疏本意，再引用各家的杂说，并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裁定，引证广博充实、义理高远，即使文辞质朴直白，也都列为优等，按两项通计算。如果不能记述注疏本意，只凭自己的见解穿凿附会、不合正道，即使文辞辩 eloquent，也降为不通。

译明经以六项通，诸科以四项通以上为合格。如果合格者少，就连同粗等中较多者一并录取；如果合格者多，就减去通项较少的人，由试官临时斟酌，使人数符合原定名额。旧制中，明经以《周易》《尚书》为小经；现在请求把《周易》《尚书》《毛诗》合为一科，三礼合为一科，《春秋》三传合为一科，都学习《孝经》《论语》作为帖经，另设说书一科。议论者多认为不应废除说书科，请求与明经并置，但每次科场只取十人奏名，在诸科名额内考试取中授官，待遇和诸科相同。如果有人已经凭说书本科及第或取得出身，就不得再参加说书科考试。这样，求贤的道路就会拓宽，请托的源头就会断绝，浮华虚伪的风气就会止息，得到人才的声誉也会兴起。司马光又上奏议论制策等第说：“臣近来奉差到崇政殿复核应制举人的试卷，其中▯、▯两号所答策文，义理都高超出众。但▯所答关于命秩差等、虚实相互资养的一两件事，与出处不相符合，臣于是和范镇共同商议，定▯为第三等，▯为第四等。详定官已经定下等第，复核时臣私下知道初考官认为这样不妥，朝廷又另行差官重新评定，结果仍依从初考，定▯为不入等。臣认为，国家设置这六科，本来是想选取才识高远的人，并不以文辞华丽、杂传记诵为贤。▯所试的文辞，臣不敢再说；但只看他指陈朝廷得失，毫无顾虑，在四个人中最为切直。如今如果因此不能被甄别录用，臣恐怕天下人都会认为朝廷只是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却因直言被黜退；从此四方都以进言为忌，这对圣主宽明的德行造成的损害就不小了。臣区区所忧，正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臣已经把他考为高等，想要坚持错误、争胜罢了。恭请陛下察知臣的愚心，特许▯入等，使天下人都说：‘▯所答的事项虽然有所遗漏，陛下却特意因为他切直而录用他。’这岂不是美事吗？” 张方平上《选举论》说：“臣听说，设置官职，是为了共同治理天下；选择人才，是为了让他们担任官职。职位、职掌、俸禄三者，是官制的纲纪；德行、才能、功劳三者，是人的等级依据。衡量德行来安排职位，估量才能来授予职掌，计算功劳来颁定俸禄，这是兴盛的君王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德行与职位不相称，才能不能胜任职掌，功劳少而俸禄过重，这是衰世所以混乱的原因。只有君主负责统治万民，只有群臣官吏关系到治乱，所以选用贤能，实在困难而又必须谨慎。古代圣明君王培养人才、考察德行的办法，已经完备到了极点。周代取士，先从庠序和塾学开始；乡老荐举才德优秀者，以宾礼相待；司徒教导他们的德行和技艺，升入学校；乐正品评俊秀，进上姓名；司马辨别适合任官的才质，评定等级；然后由天官掌握任官大权，颁定爵位；内史记录副本，制定俸禄；司士掌管名册，掌握人数；小宰核平账计，考核政绩。那时任用官员的制度，竟如此详备。汉代取士也从乡邑开始：从干佐、曹吏中选拔人才，州郡再行征辟，公府又荐举高第者，这些人才才开始出仕任官。郡国送来的孝廉，有的由公车征召；那些罢职等待诏命的人，都居于三署；光禄勋每年考察有四种品行的能吏、廉吏，然后才补授任用。到了魏氏，疆域分裂缩小，兵乱不断，士大夫流寓各地，陈群建立九品之法，荐举从此开始泛滥；中正评定高下、署定品级，吏部依据升降授予任职。后来这套制度虽然更加败坏，议论者纷纷出现，却始终不能革除，经历六代到了隋朝，中正制度才开始废止。进士科，是隋朝设置、延续到唐朝，而本朝又沿用的，可以说逐渐滋长而日益扩大了。以此为业的人越来越浮薄，入仕也越来越容易。唐代考核贡士的制度，专门委托有司办理，每年评定等第的人很少；即使升名于王府，还没有取得做官的凭证，也要再到吏部考试，屡次被斥退。其中合乎标准的，只补授京畿县的丞、尉；不合标准的，有的按惯例赴选曹参加集试，有的到藩侯府中任职，必须在外任上取得显著成绩，才正式加以任命。太祖刚受命时，王业谋略尚未完全通达，人才大概也少；进士登科，每年不过十多人。也许当时文法宽疏，吏员简少，我曾听说郡中从牧长以下，有时只不过数名官员。到了太宗时期，治理达到太平，教化风俗渐渐兴盛，人才大量涌现，天下统一而没有边外；太宗又欣喜天下英俊都被罗入彀中，于是开始亲临便殿主持贡士考试，广泛采纳策论，务求尽得人才，打破常格予以任用，迅速提升到优良官职。国初进士甲科，授司寇或幕职；兴国初年开始授予等甲京朝官，担任大郡的副职，有的立即授为直馆。进士中第的人多至七百人，后来遂成为定例，一直沿用至今。兴国年间以后，这就成为常制。总之，天下所有读书求仕的人，都把进士科看作求取禄位的道路。以儒术治理国家，确实是王道的根本经典；凭文章学艺起家，本来也是儒林中最盛大的选择。因此天下学士纷纷趋向这一风气，不只是受到道德教化的陶冶，也是被恩宠和利益所诱导。孔子说：‘只凭言语取人，就一定会把他说的话推到极致，再考察他的言语是否华美而胜过道义。’这就是为什么士大夫缺少考究古典的学识，端正持重者少有切合时务的议论，任官者少有称职的吏治，临事时没有仗义担当的节操，风俗受到流薄的损害，朝廷形成选拔泛滥的局面。难道不是因为取士容易而又骤然任用他们吗？这正是张衡在汉代深为愤恨的原因，也是杨绾在唐代主张议革、废除旧制的原因。况且三王之道也不能没有弊端，所以董仲舒把它比作琴瑟失调，严重时就必须拆开重新调弦。周代造就人才，先在庠序中评定才质；到了汉代，兴起荐廉举孝，从乡里选取人才；到顺帝时，经过三百年，左雄建议诸生先试章句，文吏考核笺奏，并以此制定限年之格。又过了一百年，魏国陈群设置九品官人制度。又过三百年，隋文帝立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目。再到隋炀帝，改设进士词赋科。

译这些都是历代荐举选拔人才的办法，因应时势而更改，用来补救旧制的过失，就像三代分别崇尚忠、质、文的政治，以革除弊端、改变风俗。臣恭敬地认为，朝廷取贤聚才的办法，所以也同时开设了多种途径。只是进士科最为广泛而且最平易，三公等高位、御史台和中书门下的显要人才，以及翰林馆殿中的人物，往往都由此而出，分布于馆阁、殿省和台省。国家的纲纪、百姓的师表，以及百官中的清要职位和重要官职，哪一个不是从这条路上起步的呢？虽然名臣接连出现，但混杂滥取的情况也很多，原因在于取士过于宽泛。周、汉培养士人的制度已经如此详备，尚且不能全都得到善良之士，何况只凭一天的技能考试，昧于平日既定的品评，怎么能责求完全没有滥取呢？唐代制度把考试专门交给有司，利处在于有才能的人一定不会被遗漏，弊处在于开启奔走请托的门路，使平素有德行的人反而受抑。按照今日的制度，利处在于使人遵循正道来求取自身进用，弊处在于被取中的人未必有才，有才的人未必能取中，因而劝勉激励的教化逐渐懈怠。应当思考怎样权衡其中利弊，必然各有长短。至于儒术衰微，应思考怎样振兴并加以尊重；士节衰落，应思考怎样使它重新振作；这些都是国家教化的开端、王政的根本。臣姑且把自己的窥见写在这篇文章里。方平上《孝廉论》说：“臣听说，善于评论士人的人，先看操行，后看才艺；善于任用人才的官府，先奖励根本，再勉励枝末。所以有子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先王统治天下，端正人伦大义，培育义理节操，致力于弘扬道德教化，使百姓归于厚重。所以《周官》规定，司徒用乡中的三类教法教育万民，并宾礼荐举人才，其中第一类是六行，实际把孝友放在首位。汉代制度开始恢复以孝悌者授官，汉武帝于是以孝廉作为科目名称。郡国不荐举孝子，以不敬论罪；不察举廉吏的，免职。汉代能够得到人才，虽然号称有多种途径，但这一制度最接近王道，最为笃实。历代以后，风俗教化逐渐衰落，难道是古今风俗本来不同吗？大概是劝导的方法太浅薄。况且人才的操行和才能很少能兼备：像庆建那样谨慎厚重的人，不通晓舒谊的经术；像黯式那样质朴正直的人，又缺少迁向的文雅。而如今任官的标准，大概只有进士、明经和世家子弟而已。孝如曾参、闵损的人，没有人希望派人敦促迎接；廉如伯夷、范蠡的人，也不进入辨别人才的议论。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孝廉科，由两府大臣每年各荐举一人；天下每年贡士，则委托外台办理。其中有修身端正、侍奉父母孝顺、生前奉养合乎礼法、死后丧事有声誉、友爱兄弟、和睦宗族亲属、为婚姻亲党所尊奉仰慕、为乡里所归附敬仰的人，可以允许乡人署名写明其操行，具状送县。” 县大夫向众人询问核实后，把他升送到州。州长按照乡人署举的情况加以审察访求，再报告外台。外台考核郡部上报的人，分别评定其操行次第，提升其中最为优异的；每一道每年选取三人，献给天子。不必事事完备，只要确实是这样的人即可。对于通晓文字义理、颇通经学的人，命有司量才授予，按照时务和才干次第安排官职。对于操行事实确实著明、但对学艺特别不通的人，可以宠授上佐、助教、冗散等职位，并免除其家徭役。臣听说，感动人靠的是操行，不是言语；教育人靠的是厚道，不是浮薄。经术只是仁义的糟粕，文章只是经术的附加言说。如果亲身践行大道却没有显著名声，反而只崇尚附会言说，臣怀疑表彰劝勉的方法还没有做到完善。况且世家荫补，每年有数百人；明经、进士两科取士，一次贡试得第的人就以千计；杂流和冗官还不计算在内。如果再参用孝廉荐举，劝善励俗的方法不就更加完备了吗？《礼记》说：‘上面荐举孝子，百姓就不会遗弃亲人；上面察举廉吏，百姓就不会玷污自己的操行。’一个县荐举一人，一个县的人就受到劝动；一个州荐举一人，一个州的人就会受到激励。天下做父兄的，没有不勉励自己的子弟；天下做子弟的，也没有不勉励自己修养操行的。因此，使人厚重、移易风俗、美善教化，难道不就是进用孝廉之士的作用吗？” 方平又上《选格论》说：“臣听说，选举的制度，从周、汉到隋，前后共有六次改革。之所以不断更张，是为了救治弊端、建立适合时代的制度，这才是治理政事的要领。况且人情安于长久沿袭的习惯，时论看重改革创新，通达的人少而拘泥的人多，倡导者孤单而阻挠者成群。因此因循的祸患，是政治的大病，古今都一样。过去后汉左雄因为廉茂荐举制度衰落、郡国借机滥举，开始建议所有被察举的人都先到公府，诸生考试经学，文吏考核笺奏，送到端门复核虚实，并以限年制度加以约束。当时胡广、郭防在前面驳议，张衡、黄琼后来非难，皇帝独自信任采纳左雄的议论，得以施行。左雄任尚书十多年，天下没有人敢妄自荐举，朝廷称许他真正得到了人才。后世有见识的人才认为他的制度好，因此知道昧于时势而只讲经典的人，必然循着名目而遗漏实际；通晓政事方略的人，则先收取实际，再考察名声。前面反驳的人，是凭胸臆怀疑他的说法；后来称善的人，是看到了制度实行后的实际效果。”唐代宗时，杨绾因为贡举制度的弊病，建议废除明经、进士科，恢复乡举里选的制度。诏令下发讨论他的建议，在朝廷的名臣大多赞同杨绾，于是施行了他的制度。后来近臣中见识浅薄、拘泥不通的人，有的议论说这样做不方便，皇帝不能坚持，随即又恢复旧制。如今明经、进士两科的弊病，主要在于范围过宽、人数过多，因而取士不能精审；有的确有实学却被遗漏，有的才质低下却取得高第。然而天下人至今没有厌弃它，是因为国家处理这件事极为公正，有司不能施展私意；因此人们各自遵循法令，把结果归于命运，不再责怪制度。况且尧舜的朝廷还广泛访求地位卑下的人，三王盛世也因梦兆和占卜而感发求贤。到了两汉，士人带着束脩来到衡门草屋，征辟的文书已经送到门前；魏晋之际，操行在内心和实际中显著，清议在外部也共同认可。如果使士人认为谨慎修身、笃实行善没有益处，把宠荣、名位、俸禄看成偶然获得的东西，形成苟且的风俗，败坏奋发自励的节操，这对政治体制不是很大的亏损吗？如今一次开启礼部试，入仕者超过千人；铨衡按照等级把他们注授到郡县，没有职位就不派遣，甚至过期停罢，拖延数年。这就是贤愚一同困滞，泾水渭水混成一片，不察清浊源头却堵塞水流，不计根本却压抑枝末。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大略仿照唐制，依照甲第品级设置选限。列在特别等第的人，承受特别优厚的恩典，请依旧制立即除授，以表彰其高尚业绩；其余应当入选的人，大抵依照限格办理。能够另行决科考试的，自当另加考察赏拔。

译况且唐代以明经、进士为及第，以宏词、拔萃为出身。及第者虽然登记在王府名籍中，却还没有取得做官的凭证，还要辨别其才质；定论确定之后，取得出身的人才开始登记在官员名册上，办理公政，具有为臣事君的意义。因此，用明经、进士两科罗致众多士人，用诏举擢拔特殊人才，用选限防止滥取，开辟多条途径而形成的制度很完备。如果国家举行盛大礼仪，向四方推施庆泽，凡是有名而待选的人，也应当普遍叙用。伏请初次入选的人，稍微区别其程序，可以委托刺史、太守考察他们乡里的评价；有一项节操或一项长处的，就让人把姓名上报，立即注授官职；没有参加荐举的，必须等到选期届满。如今士人中很少有人自己敦厚整饬，求学只图苟且入仕，谋求迅速达到目的。况且百姓的真伪、动静以及处理事务的艰难险阻，古代治理政事的人一定要周详了解。若不是贾谊、终军那样才智绝伦的年轻人，甘罗、冯唐那样神明敏捷的人，即使有明悟的天性，也往往有轻率疏忽的过失。如今设立选限来使入仕更加慎重，设置荐举来勉励他们建立操守，那么人们一定会自行磨炼，家家都会教导勉励子弟，始终修养整饬，努力打好根基。这样自然人人知道谨慎修身的劝导，士人避免急于放弃学业，乡里形成恭敬谦让的义风，科场停止争逐末节，官府得到贤良之吏，铨选调任减少积压的员额，端正声教，整肃教化，不是很好吗？” 方平又上《川岭举人便宜论》说：“臣听说，唐代沿用隋制，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但诸侯可以自行辟召属官，入仕进身的道路很广，不专靠科第，很多人由藩镇幕府入仕后升入朝廷。又因闽岭、黔峡士人极少，两河以外后来成为寇盗境地，帝都在关中，靠近巴蜀，所以礼部试可以每年举行，录取的人不超过十人【开元、天宝年间应举者有时达到二千人，但登第者百人中才收取一人】。太祖朝这种风气还存在，也许是王朝制度刚开始创立，人才稀少。等到举用荆蜀、平定江南、广泛收取闽越人才、平定太原，武事停止，文教渐渐昌盛。兴国以来，取士更加广泛，风教远播。海内边远之地趋于大同，文身之人也拖着宽大的衣带，口音如鹊舌之地也诵读圣人言语。瓯闽的风俗，编入户籍的人等候乡里荐举；卭髳之乡，邻里都想着随计赴试。越过剑门的人要攀登崎岖山路万里，翻越山岭的人往返要一年。因此礼部试不能每年开放，贤能之士便同时受到阻塞；贡士又必须广泛录取，鄙陋和滥竽者就一概混杂其中。况且远方人有可取的才艺，即使勉强接济饮食，也无人能从穷巷中拔擢他们，使他们不能参与朝廷选拔，于是断绝了通达仕途的希望，寄身于偏远鄙陋之地，实在令人叹惜。臣恭请：凡遇到秋赋之年，礼部在三月上奏请示以后，就把诏令颁发到远方。岭南、两川就在仲夏发遣被荐举者。取得荐举资格的人，岭南各郡送到广州，两川各郡送到益州。委托二府依照礼部的格式考试；考试时，由本路转运使和州长吏在所属州郡监考，选派有文学才望、声誉著闻的人担任试官。朝廷特别派台阁臣僚一人传诏前往监试。临近年末，务必把事情办完。应当取得解额的人，就遣送到京城，附在南省榜上，参加廷试；没有取得解额的人，就依照到省的次序办理荐举。廷试落第者回到本贯以后，允许本路计使差充摄官。这样，远方人免除崎岖跋涉的劳苦，寒士没有被遗弃的叹息，地方风俗因乡举而受到劝勉，礼部试既能得到人才，人数减少而考试也更加精审。有人问：如今礼部考试取士，委托大臣遍选馆阁、殿省中博学而有才的人，负责考校；又用糊名、誊录来防止私弊和滥取，确实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办得很难。舍弃这个办法而委托二府，难道可以吗？臣回答说：岷山、剑门虽然地域狭窄，但各自超过百城，官吏有数百人；他们全都是王朝任用的人，铨衡选补，二府长吏是国家重托的官员，两台使者也是朝廷慎重选择的人。如果再派台阁中有才干的臣僚前往监督，严明法制，明确条约，慎重委托，相信并执行朝廷命令，就可以从远处控制考试。唐代分设考选地点于洛邑、在东都放榜，制度与此相近。况且考试时，各州官员都聚集在那里，不容许私下请托；权力分在众人手中，应当由公众共同办理。这里不过是荐举发遣之地，哪里掌握得了进士名器的权柄？道理上没有疑问，又有什么不安的呢？有人问：改变常制，是危险的事情；改创新制，容易得到坏名声。如今二府选取的人多了，就会导致长久滥取；少了，就会引起怨恨。况且众人聚集在那里，并不是国家安抚远方的办法。臣回答说：改变常制本来危险，改制的名声本来不好，是因为它违背民情而发动。若改变顺应众人，改革合乎利益，又有什么危险和坏名声呢？臣曾见礼部试中川、广两地的贡士，各自不过百人，难道能说人数众多吗？况且两地士人赶赴考试集合，往返要几年，跋涉万里，和四海众人争夺没有边际的得失，有的多次被黜退，很少有人不诉说劳苦。如今若让他们不出乡关，坐在本地参加荐举，才艺学问彼此熟悉，声名也彼此了解；即使有取舍，也都是本地人选择；一方官吏考察百人的考试成绩，取人必然精审，又怎么会长期滥取呢？” 落选的人按照礼法遣回，又怎么会招来怨恨？所以臣认为这样做很便利，道理是可以详细说明的。方平主持贡举时，又上札子说：“臣听说，文章的变化大概与政治相通，风俗所形成的东西，就是教化的根本，也是国家体制所系，治理的道理就在其中。况且如今选用官才，专门取文章技艺；士人只凭天资敏捷，再用学问充实它，所以道义积聚于内，而精华发露于外。以文章取士，是要从外在文章叩问，再考察其中所蕴含的学问。言辞如果没有法度，又有什么可观之处呢？臣恭敬地认为，礼部条例制定于先朝，考核升黜都有规定程序。自景祐元年有人因改变文体而取得高第，后来的学子竞相仿效，于是形成习惯。从那以来，文章规范日益失去根本，各自标新立异，互相争胜，把奇异当作高明。太学建立以后，直讲石介考课诸生，让他们试作所学文章，又因他们的喜好取向而形成风气。把怪诞诋毁讥讽当作高明，把放荡流离、琐杂烦冗当作丰富，逾越规矩，有的还会误导后学。朝廷厌恶这种情形，所以颁下诏书反复告诫勉励；但学者乐于放纵，很少能够自行回归正道。如今贡院考试各位进士，太学的新体文章间或又出现；有的赋超过八百字，而且每句有十六字、十八字；有的论超过一千二百字，策文则置所问于不顾，任意妄发己见，条列陈述其他事情。”

译如果认为不合格，那么文辞和义理尚且粗略通顺；若这样的人也予以录取，轻则违背诏书的本意，轻率扰乱旧有章程，重则败坏雅正风俗，助长浮薄之风，轻视皇上的命令，这难道是国家选取贤才、收纳人才以备治理的本意吗？至于举人的考试程式，对于擅自学习新体、文辞尤其荒诞放纵而不合程式的人，已经按照规定考核落选了。臣私下担心远方之人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情况，谨请朝廷重申前次诏令，再在贡院门前张榜公布，使天下士人知道遵循常道。臣掌管宪法制度，又参与文衡考试，谨敢将这些意见陈述于上，恭候皇上裁决。《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六十四。《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六十五。明代杨士奇等撰。选举。宋仁宗时，知谏院包拯上奏论述选取士人的防弊办法：“臣凭借孤单而远来的资历，承蒙圣上过分的选拔，升任宪府官职。退下来思考报答皇上的办法，只是我的才智见识浅陋，无法稍稍副合皇上万分之一的期望。谨敢竭尽愚见，唯请圣明的君主裁决。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诏敕，认为官吏升迁中贤能与否相互混杂，世族子弟可以补官，愚者和智者不能区分，于是并立新条，以革除旧日弊病。由此可见陛下求治并垂示训诫的深意。臣听说天下是重大的器物，百姓是贵重的蓄养。古代圣王驾驭天下这个大器、保护百姓这个重畜，各自都有相应的方法。天下万事没有穷尽，统一由君主掌管，难道可以凭一人的思虑全部处理吗？所以设置三公、九卿和百执事来维系政务，使各种人才竭力效命，各种工役没有废缺；君王端正根本、掌握要领，天下的大事就可以办成了。因此，治乱的根源在于寻求贤才、选取士人，不过是得到合适的人罢了。《汉书》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善任更大的。’大体说来，人的性情都希望获得荣显进用，没有不在外表装饰正直、在内心隐藏邪曲的。邪正蕴藏于内，深远隐密，难以辨别，但审察它必定有方法：用贤能的人辨识贤能，用有才能的人辨识才能；能够识别之后加以任用，这就叫知人善任。” 况且，能否识别人并任用他，关系到得失，而安危也随之而来；所以在选取士人的时候，不能不慎重。三代选取士人的方法，宽疏简略，难以详论。两汉以后，没有比唐代天宝年间的制度更好的了。从京师到远郡县，都设有学校。每年仲冬，学校考核考试，然后与计吏一同赴京。那些不在学校而被举荐的人，称为乡贡；同时责成有关官司，把能否得到士人作为荣辱。得到人才的官员升迁，失去人才的官员降黜，谁还不公正用心地决定升降呢？考中者只是称为选人；有些资格年限尚未达到、但能试作三道文辞的，称为宏词；试作三道判语的，称为拔萃。考中这些科目的人，可以不受年限限制而授予官职，此外还有贤良科。这样区别才干品行、慎重对待名位器用，竟然如此周密。因此当时文治兴盛，足以与三代相媲美，国家基业长久延续三百年，是有原因的。如今选取士人的办法却不同：乡里不考察他们的品行，礼部也不专任其责，只是糊去姓名、誊录试卷，以繁琐的条规加以约束；又在殿阶前亲自主持程试，三道题争相作答，百篇文章呈上来，不过三五天，就决定天下士人的升降。这样考核取舍，可以说精密而详尽了。臣又担心这并不是进用贤能、罢退不肖的长久办法。《周礼》有升用秀士、辨别官员的制度，司徒、司马、大乐正各有职责，却没有听说君王亲自办理这些事务。议论者认为，不如稍微采用唐制，把这件事归给有关官司。有人说，取舍人才的权柄应当由君主掌握：何不让礼部考试，确定士人是否合格以及高下等第，将结果混入奏报名籍，在皇上面前赐予名次；这样做或许也不失国家体制。然后恢复宏词、拔萃两科，明确制定条目，放宽录取人数，每年设置一次。考取的人，与奏举之人按类别一同上报，依次甄别提拔并任用，这样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近年虽然又恢复贤良、拔萃科，但得到的人才仅有一两个；后来又停止拔萃举，恐怕还不足以网罗杰出人才。况且如今做官的人，如果没有保任就无法自行进用；若再参用这两科并精心求取人才，取人的途径难道不是更宽了吗？而且佥举的弊病逐渐发展，不可继续放任，其中有的亲近偏爱而徇私，有的受制于权势显要，有的不得已因而举荐，错谬滥举、没有区别，应该一并警戒革除。若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又哪里来得及挽救？如今天下多事，边境尚未安宁，政事失之于宽纵，弊病生于姑息；士人又懈怠于事务，侥幸因循，实在应当推选真正的贤才，讲求治理国家的道理。对外，应当罢黜郡守、县令中无才、贪婪、怯懦、苛刻暴虐之辈，以利于百姓；对内，应当辨别公卿大夫中无所作为、谄媚奸佞、结党相从之徒，以整肃朝廷。杜绝邪曲，振作纲纪，就可以使上面的教化敦厚，使下面的百姓喜悦，足以引导迎来和气，逐渐达到太平安宁，岂不是盛大的功业吗？谨希望陛下考察前代的成败，检验当今的得失；政事有不顺之处，事理有不安之处，就思考谋划，谋划后实行，实行后坚持到底，那么百姓就会受到福泽，国家和社稷也会享有无穷的吉庆。惟愿陛下鉴察臣的一片微诚，宽恕臣狂直的言辞，赐予省览采纳。包拯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新制定的贡举条制节文：各州发解举人，命知州、通判、职官、令、录等官员保明其品行实迹，不再封弥、誊录。这是三代乡里选士的办法。大概朝廷希望先考察德行、后考察文辞学问，把责任交给有关官司，不想再用繁琐的条规加以束缚，希望选取士人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由于天下郡学自从停止听读以后，学生各自散去，一旦诏令下达，投递文书请求应试的人到处都是，这样长吏等人又怎么能够逐一考察熟悉他们的品行实迹呢？不得不只凭选人彼此互相保举委托；然而其中诈伪混杂的人，也没有办法辨明。加上每州使用一名试官，这样天下试官超过三百名，必定担心不能全部选得合适的人，并且都能尽心公正地取士。有的因为平素交情，有的受爱憎牵累，有的受权势显要逼迫，有的与贿赂相通，情势所迫而因此升降取舍的，必然会有。又哪里有空暇详细评议才艺、比较品行呢？等到取舍一旦错误，是非纷纷而起，不仅会压抑断绝寒门素士，臣还私下担心天下因此引发的诉讼会很多。何况封弥、誊录实行已久，虽然不一定是最精密、最适宜、最公正的取士制度，但如果今后各州发解举人，暂且仍旧实行封弥、誊录，从道理上看很是便利。” 如果认为诏命已经施行，难以立即更改，那么谨请特别颁下降约束的命令：各地试官如果稍有涉及徇私或接受请托、处理不公，除按照常法处罚外，还要从重处置；否则就应另行制定刑罚，这样或许能使官吏各自知道警戒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