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七

译如果不如所举，举荐他的举主按照贡举选非其人的法律科罪；犯人若犯有正入己赃罪，举主减三等科罪；如果是因收受贿赂、徇私而举荐，罪名较重的就依从重法办理。务必实行，不可宽赦。即使现任执政官，是朝廷不可轻易罢免的人，也必须降官，以显示惩罚。至于朝廷临时因事务特地下诏举官【例如举荐知河渠、马牧等官】，不在十科之内的，如果不如所举，也同样依此法处理；这样贵在人人重视爱惜，所举的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光又上科场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改革科场制度：第一场考本经义，第二场考诗赋，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策。考试新科明法，除断案之外，考《论语》《孝经》义。奉圣旨命令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监司业集议后上奏。臣私下有所见解，不敢不报告。凡是取士的办法，应当把德行放在前面，把文学放在后面；在文学之中，又应当把经术放在前面，把辞采放在后面。因此《周礼》记载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宾兴万民，汉代以贤良方正、孝廉、质朴、敦厚等科目取士；汉代中兴以后，取士尤其精慎。至于公府掾属、州从事、郡国计吏、丞史、县功曹、乡啬夫，都选择贤能的人担任。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受到世人的讥刺贬斥；因此人人都想着自我磨砺，教化兴起施行，风俗纯正敦厚。即使到了后世衰败的时候，虽然上面的政事刑法混乱，而下面仍然有人树立节操义行；那些凭奸诈邪曲、巧言虚伪而取得富贵的人，也不被清议所容。这就是德化的根本，是君王首先应办的事务，不可忽视。熹平年间，诏令召集能写文章辞赋的诸生，到鸿都门下待诏；蔡邕极力争辩，认为辞赋只是小才，对治理没有益处，不如经术。自魏晋以来，才开始尊崇文章而轻视经术，以词人作为英俊之士，以儒生为鄙陋朴拙之人。下至隋唐，虽然设置明经、进士两科，但进士日益兴盛，明经日益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司用贴经、墨义考试明经，专门选取记诵能力，不询问义理；弊病发展到割裂经文、分析注释，务求设置隐晦难题，用各种办法迷误考生，导致举人从幼年到老年，夜以继日，嘴唇腐烂、舌头磨破，白白耗费勤苦劳力，只求符合考试标准。若以圣人之道诘问他们，他们就像面对墙壁一样昏昧，有的连句读也不知道，有的音、字都错误；这是有司的过失，不是举人的罪过。至于以赋、诗、论、策考试进士，到了后期，专门使用律赋、格诗，挑拣过失，寻找落韵、平仄失调、偏枯不对、蜂腰鹤膝等毛病，以此决定天下士人的进退，根本不问他们贤能还是不肖。即使品行顽劣如跖、蹻，只要程试合格，也不妨列入高第；即使品行如颜渊、闵子骞，程试不合格，也不能免于黜落，老死在茅屋之中。这导致举人专门崇尚辞藻华丽，不以道德为根本，只浮泛涉猎、抄摘章节，怀藏剽窃的文章，以求取得科名。若以圣人之道诘问他们，未必都知道其中含义；有的人游荡放纵，仪容举止轻佻浮薄，言语行为丑恶，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这种人不能说没有，弊病也到了极点。神宗皇帝深刻察见这些过失，于是全部废除赋、诗以及经学诸科，专门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这是革除历代积累的弊病，恢复先王的根本制度，是百世不可改变的法则。但是王安石不应当把一家私学当作唯一标准，想要掩盖先儒的学说，命天下学官的讲解以及科场考试，与自己相同的就取用，与自己不同的就黜退，使圣人平坦明白的言论反而陷入奇异偏僻，先王中正的道路流变为异端。假如他的论说果然正确、先儒果然错误，又何必担心学者不抛弃先儒而跟从他的学说，何必用利害来这样急切地诱导威胁呢？他又黜退《春秋》而提升《孟子》，废弃六艺而尊崇百家，再加上只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这就是他的过失。凡是谋划、衡量国家大事，应当遵守公论，不可迎合时势，也不可顺从世俗；应当比较是非的大小、利害的多少，使之以圣人的道理验证而不错误，斟酌人情而处处通达，考察上古制度而能够相合，施行于当代而确实可行，然后才算善策。如今国家讨论科场大法，想要做到尽善尽美，依臣所见，不如依照先朝已经形成的制度，把明经、进士合为一科，立《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命天下学官依照注疏讲解；学士广泛参考各家学说，自行取舍长短，各随所好。《春秋》只采用《左氏传》，《公羊》《谷梁》以及陆淳等人的说法都列为诸家；《孟子》只列为诸子，不再考试大义。应举者听任自己选择学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但都必须在家状前开列所学习的某经某经。并且每年委任升朝文官保举一人，不限于现任或不在任，由本部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如果属于亲戚，也要在举状中说明。举状应写道：“臣私下看到某州某县人某甲有某种品行才能，臣现在保举他可以参加经明行修科；日后如果不如所举，臣甘愿承担连坐之罪，绝不推辞。”等奏状送到，朝廷就下令礼部贡院置办簿册，分别按各路抄录本人的姓名，在姓名下面注明举主的官位、姓名；同时下令本州出具公据交给本人收执，并令本州也像贡院一样置备簿册抄录，准备在开科场之日查验公据。举状上报之后，如果被举荐的人犯有赃私罪达到徒刑以上，情节严重，或违犯名教，等判决完毕，还要追究举主，奏请朝廷审查办理。被举荐的人尚未及第，举主减五等科罪；已经及第，举主减三等科罪。治举主之罪，一概依照举选人充任京官的法律办理。臣私下估计，这个办法刚开始实行时，奔走竞争、请托求情的现象

译本来就不能避免。如果朝廷一定追究举主的责任，不作任何赦免，实行三五个人之后，大家自然会谨慎选择人才，不敢妄加举荐。这样，士人无论居住在乡里还是在家中，即使独自处在黑暗房间里，也会谨慎立身行事，只怕自己的污点过失被外界听闻。这就是所谓不言而教、不用严厉督责便能成功；不必等学官每天训导、每月察问，再设置赏赐鼓励告发，士人的品行自然就会美善。每逢开科场，有举主的人，自称应经明行修举，并在投交的家状前开列举主的官位、姓名；有司核对簿册相符后，才允许收受。没有举主的人，只称应乡贡进士，依照通常法律办理。每三个以上举人，互相结成一保，只保明是本人、是本地户籍、未曾犯真正刑罪、没有隐瞒忧服之事，此外一概不作保证。本州及贡院考试，都依照旧法差派封弥、誊录、监门、巡捕官。程试之日，严加检查，如同旧日考试经学诸科的办法；各自求取己作，不得移动座位互相依靠、托人商量，不得聚集传递经义、传递底本，不得夹带、代笔，违者逐出。第一场先考《孝经》《论语》大义五道，其中《孝经》一道，《论语》四道；必须先完整载录正文，其次叙述注疏的大意，再引用诸家不同的解释，最后以自己的见解评论是非。引证精详、义理高明、文章优美的定为通，其次定为粗；引证疏略、义理浅短、文章拙劣的定为否。三道评为通以上才算合格，不合格的先行驳回黜放，合格的列榜引见。第二场依照旧日考试经学诸科的办法应试。若合格人数太少，就委托试官临时取短补长，详细斟酌后放过。下一场考《尚书》，再下一场考《周礼》，再下一场考《仪礼》，再下一场考《礼记》，再下一场考《春秋》，再下一场考《周易》大义，各五道；命举人各自按照所学习的经书应试，考校取舍如同《孝经》《论语》的办法。下一场考论二道：一道从儒家诸子书中出题，一道从历代正史中出题。下一场考策三道，都询问时务。考策之日，才依照解额及奏名人数决定去留、编排高下；所习经书数量多的列在前面，经书数量相同的，以策论义理高明、文章优美者列在前面。经明行修举人，另在进士之前列为一项出榜发解；到奏名送至御前考试时务策一道，要求一千字以上。封弥官在试卷字号上题写“明经”以及举主人数；等考校详细确定完毕，编排时也以所习经书数量多的列在前面，经书数量相同的，以策论义理高明、文章优美者列在前面，文章义理相同的，以举主较多者列在前面。经明行修举人也另在进士之前编排，先行放榜及第。对于这类人，朝廷在推恩授官时，应比进士特别优厚。他日后如被选任清要官、馆阁官、台谏官等，也必须先从经术明达、品行修洁的人中选取。举荐人的姓名，通常要在发布官告以前公开宣布。这样，举人都会致力于尊崇经术，深入探究圣人的旨趣，不敢不精通；广泛阅览诸子百家和史书，不敢不博学；又不致流入异端小说，讲求当时政务，也不敢不知晓。所取得的士人，既有德行义理，又能明白道理，又能博学，又懂得从政。他们对于国家的任用，难道不比今天所取用的人更贤能吗？如今那些请求恢复诗赋考试的人，都是从前的老举人，只学习诗赋，不学习经义，因而不能参加科举，所以才提出这种说法，想借此动摇科场制度，以便于自己。朝廷如果不想抛弃旧日人才，假如将来科场进士中有特别奏名者，就命令他们试作诗赋，再根据优劣等级推恩授官，也没有妨害。不能因此轻率改动已经形成的法制，重新顺从弊俗，误导迷惑后生。如果认为文章之士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那么请允许士人在考本经合格的当天投状，请求加试杂文。在考论次场引试时，或试古诗，或试律诗，或试歌行，或试古赋，或试颂，或试铭，或试赞，或试四六表启；临时由试官出题，考试某一种文章，规定篇幅和字数，总须达到五百字以上，取辞藻文采高明者为合格。等到取得解额、奏名以及及第之日，编排姓名高下时，都列在经术科同等人员之上。这样，擅长文章的人也不会缺少了。至于律令、敕式，都是任官者所需要掌握的，何必设置明法一科，使读书人预先学习它呢？礼所排斥的，刑所取用的，读书人如果果真懂得道义，自然会与法律相合。如果不懂道义，只是每天诵读徒刑、流刑、绞刑、斩刑之类的书，学习罗织罪名、粉饰文辞之事，那么读书时已经养成刻薄习气，从政后哪里会有循良之政？这并不是长养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朝廷如果不想废弃已经学习过的人，明法科曾取得解额的人仍旧可以应举，未曾取得解额的人不得再应举，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收拾而不遗漏。臣愚昧所见就是如此，恭请把臣所奏和礼部等官所议的内容，张榜于国子监门，并抄发给各州有州学的地方，张榜于州学门，命令举人在一个月内投状，明确指出哪一种法律最好，听候本州随递文书上报。等到奏报齐备到达京城，再委托其他执政官详细审看、斟酌，从长远利益出发施行。司马光任门下侍郎时，又上奏说：“臣先前上言，请求每年委托朝廷近侍文官举荐一人，参加经明行修科，与进士科并列设置考试，完全按照进士科的办法，只是在及第以后推恩优厚，以此劝勉天下举人，使他们敦厚修养士人的品行。近来已经有朝廷诏令，规定明年科场暂且依照旧法施行。臣私下听说近来又有圣旨，规定进士经义兼用注疏和诸家的学说，已经采用的仍然保留，同时停止律义，先行施行。臣私下推究朝廷的意思，大概是因为举人专门学习王氏的经义文体已经很久，明年科场想兼取旧学，所以有这一指挥，让举人预先知道并加以学习。臣所请求设置经明行修科，是想使举人知道今后科场中朝廷重视品行义理，不专门选取文学，这对于美善教化、敦厚风俗，比经义文体更加重要，应当使举人预先知道。因此请求也下达朝廷诏令，先行施行，何况这与进士旧法并不相妨。”

译司马光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御史韩川上言，各路监司不应拘泥于资格限制，而应专门任用举主，应当让宰相亲自加以选择。臣私下考虑，常调官员不能不为他们制定资格，以抑制急于求进之心，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如果果真有贤能才干，朝廷自然应当破格升擢，难道会被这一制度拘束吗？凡是年长、资历深的人，虽然未必全都贤能，但他们多次任职于亲民官，经历的事务很多，知道下层百姓的艰难，比起原来没有任过亲民官便直接担任监司的人，必定略胜一筹。朝廷执政不过八九人，如果不是旧交，便无法了解一个人的品行才能；这不但有徇私的嫌疑，而且所能选取的人极为狭窄，哪里足以搜尽天下贤才？如果靠访察声誉，那么爱憎毁誉，真情假意千变万化；与其听信游谈之言，哪里如让举主承担罪责来保举人才？所以臣奏请设置十科来举荐士人，其中有一科为公正聪明，可以充任监司。臣诚然知道请托、结党、挟私是不能完全没有的，但如果发现被举之人不如举荐所称，就严加谴责，绝不宽宥，那么今后自然会谨慎选择，不敢妄自举荐。至于楚潜等人，虽然没有声望名声，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实际用处？等他们到任以后，如果没有政绩、荒废职事，再废黜他们并治罪举主，也还不算晚。” 大学博士吕大临论述选举六事的奏疏说：“臣私下认为，古代长养人才的人，把士人多看作可喜之事；如今主持选举的人，却把士人多看作忧患。古代用礼聘请士人，常常担心士人不来；如今用法律压制士人，常常担心士人争相求进。古今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同吗？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治国的要务，无非是得到人才来治理政事而已。如果治理国家一定要得到人才，就只怕人才不足，不会担心人才太多；如果每件政事都让人承担相应责任，就只怕士人不来，不会忧虑他们争相求进。如今选取人来任用，却不问是否适合；任命人去办理事务，却不问其才能能否胜任。因此，入仕的途径多得不可胜数；可是替官职选择人才时，却常常担心缺乏人才。候补任职的官吏，多年不能调任；可是考察他们的职事时，又常常忧虑政事没有治理好。这就是所谓名实不相称、本末互相乖戾。这样还想得到人才、使政事治理好，是从来没有过的。如今想要制定士规来培养德行、砥砺品行，改革学制来衡量才干、增进艺业，建立贡法来选取贤能、收罗人才，建立试法来通过试用培养人才，建立辟法来振兴才能、储备任用，建立举法来核验实绩、取得人才，建立考法来根据责任考核功绩。这些事项的详细条目，列在后面。” 一、士规。州县都要设立学校，也都要编立士籍，由学官正、录掌管。凡士人，无论是寄居、土著，已经入仕、尚未入仕【已经入仕至升朝官，未冠者，以及年满七十岁者，都不登记】，住在学校、不住在学校，应举、不应举，都由乡、郭、邻、里广泛访查，把姓名报给州县长吏，再加以审查核实，不得遗漏，并交学官参考其实际品行；没有滥入者，才登记在册【都要供报本贯、三代、年龄；在学和应举者，都要供报所学习的举业；已经任官者，要供报出身和历任官职】。除住在学校的人另有学制外，另立士规，大致如同学规中禁止过失的条目【大过如兼任工商、与不正当之人交游、邪僻、赌博、斗殴、诉讼之类；小过如与不合适的人交游、以不合义理的事情请托求取之类，都要禁止】。设立两本簿册，一本记善【凡有善行可以记录的都记录】，一本记过【凡违反士规的都记录】。委托州县学正从不住学校的士人中推选众人信服者担任外学正【州城之内，根据郡的大小，从二人至六人；分坊管理的，每坊从一人至三人，并分管乡里】。凡登记入籍的人，又每月轮流一人主管记录善行、记载过失，称为直月。每月约定日期，众人聚集到学校，在先圣前行释菜礼，退下后在堂中用餐。直月把所记过失的情况报告给外学正，外学正与众人共同评议是否属实，然后记录下来，并告知本人【凡有善行，允许众人采集并报告给直月；直月审查属实后记录。有过失，则准许直月察访，直到微小过失也都报告给学正，过失也要立即施以处罚】。如果犯了大过，已经记录在册，就允许他改过；不愿改过或始终不悔改的，除去士籍，不得与士人同列，不得穿士人的衣冠【先制定士人与庶人的衣冠，以资区别】。朝廷考察德行，都以此为依据；其中学业品行一向很高、受到众人推重的，另行加以尊敬礼遇，不与众人相同。如果要出游到其他地方，都必须具报出游的原因。古代四民不混杂居住，士人所学习的都有专门事业；如今农、工、商、贾尚且各自有事可做，只有士人这一身份容纳了许多游荡懒惰之徒。士风衰败、人才不能兴盛，都源于此。自祖宗以来，州县设立学校，只有留心此事的守令，最多也只能劝导督促举人的课业而已；乡里中穿着士人衣冠并与士大夫交游的人，都名为士人，于是贤能与不肖混杂，没人能够辨别。德行学业有所进步的人，既没有办法区别表彰；没有品行的人又没有顾忌，想要美善风俗、培育人才，就困难了。然而近来看到所制定的学制，大多想让士人长期住在学校，这非常有害。大体说来，做士人的没有不成家，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妻子儿女，这都是人的大伦和养育之道，怎么可以有所缺失？如今一定要让他们舍弃这些而住在学校，首先就废弃了人的大伦；即使博闻多识，又将拿来做什么？这是失去了根本，不能不改革。何况古代最高深的学问，也不在于早晚聚集在一起接受课试、诵读，然后才算求学；只要设置明师，使他们经常前往请教，有所敬仰取法，就可以了。如今议论制定士规，是为了防止他们犯错；每月记录善恶，是为了使他们进善改过；不是合适的人不得与士人同列，是为了澄清士人群体。这就是为此事开创的端绪。端绪如果足以推行，那么进一步润泽的办法，就在于善于治理的人如何安排施行了。

译二、学制。凡学校的制度，都要设立大学和小学，进行课读、诵读、训诂，学习《少仪》。十岁以上至十九岁，都进入小学；二十岁以上，选择已经学成专门业术的人，每十天考试一次，十次考试中达到合格标准的，才可以进入大学，才允许应举【未达到合格标准的，暂且留在小学，不得应举】。大学分为四科：一是德行，二是学术，三是文辞，四是政事。德行科中，居住在县里的，由县令、县佐和学官让众人推选，审察确实后，把姓名荐送给州【略述其学业品行及荐举原因】。州的长吏和学官再加审察，确认属实后，以礼聘请；县令负责资送前往州学，由学官安排馆舍，和他多次讨论，以考察他的学识；经过十天或一个月后让他回去，并把姓名登记入册。到科场时，州长吏和学官共同查求可以应举的人，贡送朝廷【如果居住在州学，则只由学官荐举，州长吏审察】。学术科以博闻广识、明白义理、辨别礼节制度、考究典章故实为业。一是明经【经书不论多少，从一经到六经；经书为《易》《诗》《书》《春秋》《礼》《乐》。学习《礼》的，还要兼明三礼；学习《乐》的，虽没有专门经书，也要参取六经中的有关内容来考求。凡明经，都必须兼治《孝经》《论语》《孟子》】；二是习史【考究历代治理国家的体制、安危成败以及典章沿革】。文辞科都以学习杂文为业，如制诰、章奏、文檄、书问、碑铭、诗赋之类。政事科都务求究知利害、本末以及施政安排的办法，如吏文中陈述利害，或依法修立条约；不必讲究文辞，只取施政安排和议论优长者为善。以上各科，只有德行一科完全依靠推选、礼聘；此外学术、文辞、政事三科，都依照科场法，允许人们应举，也由各县官按标准逐级提升到州学。学官又选取其中有才能的人登记，每逢科场，学官把姓名报给州，州上报转运司，转运司依旧选官考试，按规定确定中选人数，贡送尚书礼部。考课高下的办法，以所学习内容的高下、多少分等。凡学术、文辞两科，都兼习史学和文辞的为上等；兼习史学或文辞之一的次之；只学习三经的又次之；只学习二经的又次之；只学习一经或只习史学的又次之；学习文辞的再次之；学习政事的为下等。明经者以一经为一场，试经义三道；习史者试策三道；文辞者试杂文两场，每场题目五道【如果兼习文辞、政事，则各只试一场】。以上德行科相当于制举，学术、文辞科相当于进士科，政事科相当于诸科。古代四十岁才开始做官，如今成童以上都可以应举，所以人家的子弟不致力于积累学问、蓄养德行，才稍微有些知识，便奔走于求取仕进的门路；而且学校的次序从来没有区分小学、大学，往往越级进取，成群地应有司之试。他们的技艺稍微符合有司的标准，十人中也不过一二人能合格。这使人才不能真正成就，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如今制定学制，实行分设小学、大学的办法：十九岁以下都住在小学，二十岁以上、学业可以升入大学的，才升入大学，开始有资格应举。这样，儿童一定能安于所学，学习有次序，不至于产生违越规序的心思，也许就能培养成才后再选取。又或者凭德行进用，凭办事才能举荐，凭文章言论扬名，从来不只用一科取人。自汉、唐盛世以来，虽然还不能与古代相比，也设置了几条途径、几种科目来收取人才；如今却专门凭进士一科取人，所考试的不过经义、策论而已。及至中选，百官的事务都可以让他们承担。考察他们平日所学，大概只是想让他们明白义理、学习文辞；到任官决断事务时，所知道的义理却不知道如何施行；一旦需要起草辞命，所学习的文章又不足以实际应用。说他们贤能吗，却不知道他们的德行是否可以承担；说他们有才能吗，却不知道他们的才干是否可以使用。这是所培养的不是所求取的，所求取的又不是所任用的；培养人才、选取人才的过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议论改革科举、恢复诗赋，这只能稍微帮助有司考校的末节，对于朝廷培养人才、任用人才的实际事务没有益处。如果明确设立四科来网罗人才，也许可以有所收获。又，古代做官的人无不是上位者选取他们，并非下面的人有所请求以后上位者才给予，所以在上位者有礼贤下士的美德，士人没有失去自重的羞耻；如今却一概让他们投递文书自行求进，与市井中臣仆求见没有区别，不是培养士人廉耻的办法。根本已经衰败，士人的身份就会被轻视；士人被轻视，即使有美才和美德，也不足以任用。如今想要一概命令学官采择，然后由州长吏召来考试，稍微振作士风，也不是没有补益。三、试法。试法是说，凡是初次入仕的人【如初次及第的人、奏荐但尚未出任官职的人之类】，在京城，委托开封府和府界提点司办理；在外地，委托监司、郡守、蕃察办理。先根据人才可以担任何等职务，命令他暂时代理某一机构，或委派他裁决某项公事，以考察他的才能。任满一年考定，分为四等：政绩值得称道的为上等，职事大体办成的为中等，职事没有荒废的为下等，职事荒废的为劣等。除劣等者暂且令其守选、学习外，其余都由有关方面保明，然后依照所定等级授予相应官职【所定等级决定各次序的高下，所任官职各自分等差注】。第一次任职称为试官，在官衔中带有“试”字。任期届满，依照前法，由监司、郡守考定四等：上等者注授优便官，中等者注授合入官，下等者再试任一职，劣等者勒令守选、学习【凡守选、学习者，都要满三年后才准许再次试任一年；即使属于上等，也只升一资；中等不升迁，只改授优便官；下等照旧；劣等降为一资禄官，也应守选，不发俸钱】。下一任仍依此考定优劣，决定升迁或降黜。四、辟法。辟法是说，各级长官都允许辟召一名属官来协助自己。中央则尚书、侍郎、卿监【尚书、侍郎允许辟召郎中、员外各一人；卿监允许辟召丞、簿各一人】，地方则帅臣、监司、郡守【帅臣、监司各举荐二人；郡守举荐职官或曹官一人】，都可以辟召自己所了解的人。被辟召的人离开官职，辟召他的长官也随之罢免。所辟召的不是合适人选，允许御史记录上奏【学官也同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一年〕 五、举法。举法是说，中央的谏官、御史、郎中、秘书、博士，地方的监司、郡守、县令、学官、监局，都可以举荐人才【中央官员和监司允许待制以上官员举荐；郡守允许监司及待制以上官员举荐；县令允许监司、郡守举荐；外学官允许监司及两省官、御史、郎中、司业、待制以上官员举荐；外监局允许监司举荐；属于课利收入达到一万以上者】。凡中央官员、监司、郡守、学官所说的举荐，都要把被举者的姓名登记，遇有职位空缺就选择任用；县令及监局，则允许监司指名、指明空缺后奏举。政绩属于优、劣等的，被举荐者的举主都要受到赏罚。六、考法。考法是说，先确定任职所在的职事和主要任务，把它作为责任条文。例如守令，便规定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治理，百姓生活富足，士人受到劝勉，救恤贫困，禁止奸盗，办好赋役之类。监司则规定为：察举过失而不陷入苛细，增长财利、使费用充足而不涉及搜刮，荐举被埋没的人才，举发废弛的事务，为无告之人申诉，革除积久的弊病之类。狱官则规定为：一定要审得实情，不得使蒙冤者长期拘系而不能伸冤，有罪者也不可苟且免罪。学官则规定为：长养人才，必须使他们有所成就；激励风俗，不得使风俗偷惰浅薄。像这一类，制定百官考核优劣的项目，有司制定条格时只略立大法，其余都听任各部门自行制定。每年年终考核一次，确定优劣并据此升迁或黜退。即使没有明显过失，只要没有达到所规定的责任，也都在黜退之列。凡授官的人，如果自己估量不足以承担这些责任，允许自行陈述，请求改授其他官职。

译六考法。所谓考法，是先确定任职者所掌管职事的主要职责和要求所在，作为考核责任的条文。例如守令，就规定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审理；百姓生活富足，士人受到劝勉；救济贫困；制止奸盗；办理赋税和差役等。监司，就规定为：考察、举发过失和违法之事，但不陷入苛细琐碎；发展财利，使财用充足，但不涉及搜刮剥削；推荐被埋没的人才；举荐废弛的事务；替无处申诉者申明冤屈；革除积存的[▯字，原文疑误]弊病等。狱官，就规定为：一定要查得实情；不得长期拘禁冤屈的人，要使他们得到伸雪；有罪的人也不可侥幸逃脱。学官，就规定为：培养人才，必须使他们有所成就；激励、振作社会风气，不要使风俗趋于偷薄。像这样的条例，编立为百官考核优劣的项目；主管机关制定条格时，只须大略确立大法，其余都听任各自拟定。每年年终考核一次，便据此评定优劣，决定升迁或贬黜。即使没有明显的过错，只要没有达到所规定的要求，也都列入应当贬黜之列。凡是被授予官职的人，如果自己估量才能不足以承担这些责任，允许自行陈述，请求改授其他官职。这四种选官之法，大概可以使人才都得到充分了解。设置试法，足以区别能干与不能干的人，不致让太多不合格者滥竽充数、侥幸进用；设置辟法，使长官自行选择僚属，足以让他们切实承担责任；设置举法，使上位者更多了解人才在不同缓急事务中的用途，不担心缺少人才；设置考法，使没有才能的人不敢侥幸求进，没有功劳的人不可以苟且容留。仕进道路的清明，没有超过这些办法的。如今入仕也有试法，只不过限于经义和断案而已。所试经义，只是为了向有司酬答，并不是能够彻底通达义理，本来就不适合实际应用。至于律义、断案，只能大略施用于法官；而且拘泥文字、机械执法，也不能作为常法施行。不如实际让他办理事务进行考试，自然可以看出他的才干。旧有法令只有帅臣、监司及朝廷专使，允许辟召一二名属官而已。近来的制度又把这项办法废除了，大概是为了防止结党、请托、私下谒见的弊病。然而自汉、唐以来，僚属都是由长官辟召，正是因此可以使长官深切承担治理成效的责任。即使不能没有请托和徇私的意图，只要朝廷严格追究责任，人人都希望得到能干的僚吏来帮助自己，又怎么肯多选没有才能的人？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是举子，又有什么可忧虑的？这项办法不实行，只能革除它的小害，却失去它的大益，不是好的计策。举荐了不合适的人，既然已经建立弹劾上奏的办法，又有谁敢拿没有才能的人充数入选呢？臣私下看到，朝廷每逢任命官员，常常忧虑缺乏人才，这大概是平时从未搜求人材，以备一旦之用。遇到缓急之时，选择不审慎，授任失当，实在不是任用人才的办法。不如立法，使各人举荐自己所知的人并登记在册，又命令执政大臣和吏部进一步审察访求他们的才干是否合适。所举荐的官职有空缺时，就选择其中的人任用。根据被举者的优劣，作为举主的赏罚依据，那么滥进的人就会少了。如今选曹所忧虑的是官员名额多、职位空缺少。考察他们的政绩，得到举荐、称职的人少，而不称职的人多。这是完全没有考法、责任追究不明确造成的。喜爱尊贵、厌恶卑贱，喜爱富足、厌恶贫穷，是人的常情。如果让居高位的人承担重责，让居下位的人承担轻责，那么才干浅薄的人一定不敢希望得到高位；有俸禄的人有责任，没有俸禄的人没有责任，那么没有才能的人也不敢侥幸求取宠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用实际成效来追究责任。监察御史上官均上奏说：“臣听说治国之道，没有比任用贤能更急迫的；求取贤能的办法，必须依靠荐举。所荐举的人既广泛，得到的人才就多，四方英才都为国家所用，天下难道还忧虑治理不好吗？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讲求修明各种制度，早晚求取贤才，以使各项政务安定。起初诏令侍从官举荐堪任谏官的人各二名，后来又诏令荐举中外臣僚，以充任监司的候选。诏命刚刚下达，侍从官人人都务求搜寻选择端正方正、谨慎厚道的人，以符合朝廷广泛求才的意旨，中外欣然响应，都称为得到人才。近来又诏令侍从、两省、左右司、内外台荐举公正聪明、廉洁能干、才干足以治理繁剧事务的人，让他们治理盗贼很多的县邑。这样求取人才，可以说既广泛又周详了。然而爱憎好恶，是天下共同的常情。喜欢一个人，就互相称誉而忘记他的不好；厌恶一个人，就互相诋毁而忘记他的可取之处，这是人情共同的特点。自侍从官直到外台官，本来是朝廷一时选出的人才，但能抛弃私情、崇尚公义、把荐举贤能报效国家当作自己责任的，未必人人都是这样。陛下刚即位时，人们还不敢营私舞弊、错误荐举而招致罪责；臣私下担心，法令实行久了弊病会产生，背弃公义、徇私的念头会兴起。” 旧交便凭情分相互期待，权势便凭力量相互倾轧；荐举的人如果只限于有权势者和旧交，公正的道路就会堵塞，真正的人才就会被抛弃。过去仁宗曾经兴办孝廉荐举，没过多久，荐举者受到私情和徇私的牵累，所举之人多不合适，于是很快下诏停止，议论者都为之惋惜。检阅元丰年间的法令，接受敕令特别荐举官员的人，奏报完毕后还要把所举官员报送御史台。近来报送的极少，臣等无法全部知道。荐举不实，就没有办法弹劾。臣想请求今后命令章奏房以及内外荐举者，在奏状到达后，限三日内关报本台，使臣等能够全部知道。荐举了没有才能的人，导致职事毁坏废弛，经本台和监司考核属实的，由中书登记在册，明显加以谴责处罚。每人有三次荐举不实，特别敕令该举官不得参与荐举。这样，人人都会顾念道义、畏惧法令，以妄加荐举为耻，真正有才干、有实际品行的人就可以坐等而得；也可以避免偏远寒门士人感叹无人任用。这样大概能够汇聚众人的谋略、合并众人的智慧，以成就太平之治，实在不是小的补益。” 上官均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前日的敕令，太中大夫、谏议、待制以上官员，每年按照十科荐举士人。这可以看出陛下广泛收取群才、根据才能任官的用意。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设置官职、划分职务，虽然多少不同，但取人的大体办法，不过是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罢了。如今以十科取人，对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选取，本来已经兼顾了。然而论及政事，只限于治理财赋、审理狱讼、断决请谳三件事。臣私下担心，政事这一项目有所遗漏。为什么呢？能够治理财赋的人，未必擅长审理狱讼；能够审理狱讼的人，未必擅长断决请谳；能够办理这三项事务的人，未必宽厚、诚信、敏捷、慈惠，足以统率百姓。如今所谓统率百姓的官职，就是守令。如今的守令，虽然有按照任职年限、采用荐举补缺之法的，但对于繁剧郡和大县，如果只依循资序、不加选择，恐怕未必能得到合适的人，反而会造成损害士人、败坏人才的弊病。不仅如此，近年以来，郡县考课之法徒具文书而不实行，未曾听说提拔一位贤能的太守、进用一位贤能的县令，以此激励天下。因此郡县官吏也只求做庸庸碌碌而谨慎小心的事，遵守规矩，办理簿书，督促租赋而已；未曾听说有人以诚恳慈厚为本、把善于治理百姓作为职责。”

译大概除非是豪杰之士、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否则没有人不等到得到赏赐后才受到勉励。如果不给予褒奖赏赐，荐举又不涉及他们，那么天下守令中那些擅长治理繁剧事务的人，哪里还会有勤勉进取、乐于任事的心呢？臣想请求在十科之外，再增加“才干足以治理百姓、能够处理繁杂事务”一科，另立为一科。繁剧郡和大县有职位空缺时，就据此授官。这样，人才不会遗漏，天下守令也没有不受到劝勉的。守令受到劝勉，郡县政事就会治理好，天下百姓就会蒙受朝廷的德泽，太平的功业就能建立。上官均又上奏说：“臣昨天在七月二十二日曾经具奏，论及太中大夫、谏议、待制以上官员每年按照十科荐举士人，另外增加‘才干足以治理百姓、能够处理繁杂事务’一科，至今还没有看见施行。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道路以百姓为根本，朝廷施加于四方的政令法度，没有不关系百姓的；而直接治理百姓，实在取决于守令的能干与否。守令能干与否，确实关系到政令的兴废、百姓的安危。自汉到唐，号称达到大治的时期，如汉孝宣帝、唐太宗、唐明皇，都没有不孜孜不倦地选任官员、把守令当作急务的。在那时，德泽流布通畅，远近都安定，没有疾病困苦、忧愁叹息的声音，实在是郡县得到合适人才辅佐的缘故。如今天下列郡三百，县一千余个，其中政绩显著、值得称道的守令，难得见到这样的人；那么朝廷德泽受到阻塞，远近百姓尚未安宁，大概是有原因的。这难道是人才不如从前吗？只是奖劝、选任人才的办法还没有达到要求罢了。奖劝人才的办法没有别的，就在于让贵臣荐举他们，朝廷加以表彰任用罢了。天下士大夫，虽然同样任守令，有人因为才能受到称誉、得到达官荐举，得以治理繁剧郡和大县；这样，有才能的人乐于被上位者知晓，四方守令无不观望而受到勉励、努力进取。所以荐举、提拔任用不过几十人，天下郡县官吏就会纷纷向往这种风气。” 不过几十年，天下贤能的太守、县令就会整齐地分布在各州各县，远近百姓难道还忧虑治理不好吗？又，郡县政事中，诉讼有审理裁断，审理裁断有得失；百姓有赋役，赋役有是否适当；至于政事有宽缓或严厉，狱讼有繁多或简约，百姓有喜悦或怨怒，守令的能干与否都是清楚可见的。那些荐举官员担心承担荐举不当的责任，而且不敢妄加荐举，那么荐举不得其人就不是值得忧虑的事。如今以十科荐举士人，下至理财、断狱、请谳，都可以列入选取范围；而那些宽厚、明达、敏捷、擅长治理百姓的人，偏偏不列入其中，郡县官吏必然会认为朝廷轻视守令的选任，而不把百姓事务看重。赏赐就会使人受到勉励，阻抑就会使人懈怠，这是人的常情。荐举不涉及他们，奖劝又不给予，他们却要天下守令锐意治理百姓、奉行朝廷法令，臣愚昧地私下担心这是做不到的。守令的职责，以爱护、养育、安定、治理百姓为根本，以清心自守、治理自身为要务；若不是宽厚、明达、敏捷、学习道术而爱护百姓的人，很少能够做到。大概《春秋》所说的长于治理百姓的人，是因为出自孔门高弟，尚且只能治理一千户的城邑、管理千乘之国的赋税，何况才能更低的人呢？如今十科荐举士人，下至理财、审判狱讼这些细务，都可以被选取；至于宽厚、明达、敏捷、擅长处理百姓事务的人，偏偏不在荐举之列。这是取小而遗漏大略，忽视根本而详究末节。天下郡县的官吏将要因此懈怠苟且，不再受到勉励去承宣朝廷的德泽；朝廷的志虑又能由谁来宣扬并奉行呢？朝廷发布一项命令、制定一项法令，实在关系到四方的观听和百官的趋向，不能不审慎地发出。愿陛下详细阅览臣愚昧的言论，如果大体有益于治国之体，也不能说没有益处，请求增加荐举条目，以补充遗漏。中书舍人曾肇上奏说：“臣奉诏详细议论三省所制定的科举条制，其中经义、诗赋等科，已经和吏部尚书孙永等联名详细订定并奏报；此外还有经明行修举人一项，臣私下有些愚见，必须另行议论。臣认为，国家取士的制度，关系到人才的盛衰、风俗的美恶。如今设置经义、诗赋等科，施行于一时固然可以，但都是根据言辞取人，而不以品行作为根本；与古代相比，臣私下认为还不够。至于诏令内外官员举荐经明行修之士，在中选之日稍微优厚其礼遇，这样不只是根据言辞取人，又以品行为根本，其用意大概接近古制。然而只是让他们被荐举，却不经过乡里的选举，又没有实际考察；他们与众人一样投递文书，到有司处考试，糊名、誊录，只比较一天考试中的长处。这样不但士人失去自重的道理，而且在考试时无法同众人区别开来，那么所谓以品行为根本，也只不过成为空文罢了，恐怕不能符合命官荐举并优厚恩典的本意。臣私下观察三代、两汉人才兴盛、风俗美好的原因，后世不能赶上的地方，就是取士重品行，而不专重言辞。” 如今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所以经义、诗赋等科还不能全部废除；但是要逐步达到先王的治理，也应当有一个过程。因此经明行修一项，应该另立为一科，稍微仿照三代、两汉取士任官的办法，根据现在的情况斟酌增减，关键是不要失去古制的本意罢了。至于投递文书请求考试、糊名誊录之类非古制的办法，一概废除；待遇和恩数全部置于经义、诗赋等科之上。这样也许可以使学习的人知道尊崇经术、笃实行谊，人人都努力自我修养。从一乡推举，达到一县；一县推举，达到一州；一州推举，达到一路；一路推举，达到天下，那么四方士人无不知尊崇经术、笃实行谊，以等待上位者求取、响应上位者任用。这样做而人才不能兴盛、风俗不能美善，是从来没有的。人才已经兴盛，风俗已经美善，那么所谓经义、诗赋等科中不是凭品行义理进用的人，人们将以参加这种科目为耻，它即使不求废除，也会自行废除。这样，经明行修的荐举才有真正得到士人的实效，而不只是空文罢了。”有人说，以品行取人，就有浮华虚伪、矫饰欺诈的弊病；如果完全去掉防范检查，又会有交通请托、私下求谒的弊端。

译臣认为，这大概是议论者私下过度忧虑、考虑过头了。以左道扰乱众人、表面上取得仁名而行为违背仁义的人，固然是圣人深恶痛绝的；但一定要有办法察验他们，在利害得失上加以试验，到了能够显露他们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凡人的性情，谁不喜欢善行？朝廷如果确实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意，诚信用事，进用正直之人，明白义利的区别和荣辱的界限，以此向天下显示，那么即使是愚昧的百姓，也没有不用真心来响应上意的，何况士人呢？这样说来，所谓浮华虚伪、矫饰欺诈的弊病，就不必忧虑了。明确考察的方法，制定公正升黜的法令，以任用者的成败作为举荐者的赏罚依据，诚信地推行，长久地坚持，使风俗日益趋于厚重，那么交通请托的私情，也就不必忧虑了。三代、两汉的治理距今已经很远了，但臣仍然对此恳切进言，是因为有幸遇到朝廷想要得到经明行修之士，所以臣想从此做起，逐步充实完善，直到恢复先王的制度，以成就朝廷的美意。臣的言论虽然迂远，成效虽然久远，但有志于古制的人，恐怕不能因为它迂远，就用别的办法替代它。恭请圣上慈悲，特别加以详察。如果臣所说万一有可采纳之处，关于设置科目取士的制度，希望诏令有司，取三代、两汉法制中能够见用于今日的部分，参酌当时的适宜情况，裁定出合适的制度。” 枢密直学士王存上奏说：“臣依照尚书礼部的公文，奉敕与尚书、侍郎、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监长贰共同详细议论科举事务。臣已经和孙永等议论过；其中制科一项说‘依照旧制’，臣认为这样不妥。臣私下看到近世制科所试的论、策题目，务求出得偏僻隐晦、难以知晓，因此应试这一科的人争相钻研记诵名数之学，这不是符合贤良方正之举的办法。先朝深知其中弊病，于是实行废罢。如今议论恢复设置，如果圣旨果真允许，若还一并依照旧制，就不免沿袭过去的弊病，对治理之道没有补益。请求下交有司重新详细制定，制科考试标准所取的人才，务必首先考察见识谋略，不要专门责求记诵名数之学。至于取中人数多少、推恩厚薄，也请求一并裁定。” 元丰二年，吏部尚书苏颂论制科取士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今年四月戊申和七月乙卯的诏书，恢复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又制定策试列入三等、四等后依次推恩的条制，可以看出陛下勤勉求取俊杰贤良、乐于听取正直言论。士人中怀有才略、心怀郁愤的人，应当接踵而来响应诏令了。然而臣私下考察本朝旧例，制科的考试程序过于严格，取人范围过于狭窄。自真宗以来，每次考试中第的人，多不过三人，少则有时只有一人，甚至有一次完全没有录取者。这样会使豪杰之士老于科举而不能参与选拔任用，恐怕不是朝廷听取言论、求取人才的本意。臣谨按：汉文帝二年，开始诏令荐举贤良，当时应对策试的有一百人，晁错为上等。汉武帝元光五年，诏令应对策试的也有一百人，公孙弘为第一。历代沿袭这一制度，时废时置，并不固定。到了唐代尤其兴盛，每逢皇帝亲自策试贤良等科，中等者通常不少于一二十人。建中元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贞元元年，韦执谊等十七人；四年，崔元干等十七人；十年，裴垍等十七人；元和三年，牛僧孺等十五人；长庆元年，庞严等十五人；宝历元年，唐伸等十九人；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二人。除此之外，幽素、将相等科，前后设置了近几十科，取中的人数也很多。像苏瑰、苏颋父子，张说、张九龄、韩休、裴垍、杨绾、崔群、韦处厚、姜公辅、牛僧孺、元稹、裴休等人，都是从这些选拔中出来的，最终成为辅弼和著名大臣。此外奇才博识、名垂后世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制科由皇帝亲自策试，确实可以收罗英俊人才，有补益于治理之道。当时应诏的人，有的由州郡荐举，有的允许上书自陈；被征召的人直接参加御试。推恩的等级是：第三等由中书门下越级给予资序和处分，第四等优厚地给予处分，第五等立即给予处分。由此说来，考试程序大概并不太严格，推恩也不算太厚。到了后周显德四年，才诏令各地州郡按照贡举人的格式另行考试、解送；尚书吏部考试策论三道，总计不超过三千字，只有文章和义理都优长的人才可以解送上都。本朝的制度又增加六论，有时在中书考试，有时在秘阁考试，合格后才可以参加御试。”}], 他们所试的论题，务必要深奥；每次举行考试，题目都更加艰难，以致合格的人很少。大概是因为推恩太厚，所以取人更加困难。何况国家承平日久，天下士人受到风教陶冶，争相学习艺文，而应试这一科的人尤其称得上学问广博。他们所作的程文即使不是特别优长、没有达到上等，也都曾潜心研究古今义理，有一定根基。如果把这种人才选收来任用从政，必须比专治一经的人更为优异，这对朝廷并不是没有益处的。臣私下认为，如今既然已经确定了取士的制度，只是推恩有厚薄之分，那么录取人数也应当略微增加。臣愚昧，希望今后如果请求应试的人稍多一些，便请优厚地增加分数；如果合格的人少，便请把第五等再分为上下两等。进入这一等的人，只按照进士第二甲、第三甲的办法注授官职，也不算侥幸。如果担心这样会增加入流的人数，便请把进士诸科殿试不合格的人数留下，充作制科的名额，彼此通融，都会没有妨碍。这样一来，四方特起的人才都有获得荣进的希望；圣明时代搜罗、扬拔人才的道路，也不会再有堵塞不通的叹息了。

译三年，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等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自古以来天下的祸患，没有超过官员冗滥的。人人都能说出它的弊端，却不能除去它的危害。只有往年韩琦、富弼等人，独能裁减任子，并延长磨勘年限。开始提出议论时，士大夫彼此相望，没有人敢亲自承担这件事，因为认为一定会招致毁谤议论；韩琦等人却不顾这些，等到成法建立以后，天下肃然，没有一个人非难它。为什么呢？因为私欲不能胜过公议。弊端流传到极点，就到了今天：一个官职的空缺，往往有四五个人守候争夺，纷纷扰扰，廉耻之道尽失；中等才能的小官，因职位空缺遥远、生活贫困，到任以后便设法谋取渔利，没有什么不做的，于是百姓受苦。今天的弊端，就像一个衰弱有病的人背负千钧重物，即使不能分担减轻，哪里忍心再给他增加负担？臣等自从进入贡院，四方免解举人投状，声称自己本来是“龙飞榜”上的人，请求代为敷奏、在法外推恩的，不计其数。臣等一概不予施行，而且不断有经由朝省送下的状文，承蒙转送到本院，也只是按照条文张榜告示而已。近来又接到圣旨，依照每次考试的惯例，对落第举人各按应举次数特奏名，已经约计四百五十人。今天又接到尚书省札子，规定在此前圣旨特奏名之外，各按减少一次应举次数来取人。若依照这个数目，便又要增加几百人。虽然还不知道朝廷将如何处置，本不应预先提出意见，但臣等担心朝廷命令已经施行，到那时再论奏就来不及了。臣等恭敬地看到，因恩典榜而得官的人，分布在各州县，按惯例都已垂老，别无升进希望，只一心以贪污财货作为归宿，贪婪冒进而不称职，十人中有九人如此。朝廷已经放出恩典录用了几千人，何曾见过一人能够自行奋发努力，在当时有所声誉？反而残害百姓、败坏官事的人数不胜数。由此可知这种做法无益而有害，不必明说也能知道。如今议论的人不过认为，皇帝即位之初应当广施恩泽，苟且用这种办法取悦几百名贪得无厌的侥幸之人，却不知道吏部用有限的官缺来安置无穷的官员，户部用有限的财禄供养无用之人，以致所到的州县都受到祸害。即位之初便有这种过分举措，却称为恩泽，臣实在不能理解。伏望陛下断自圣意，明白敕令大臣：特奏名举人只依近日圣旨施行，并下诏令殿试考官精心考核衡量，选取一二十名确实学问、文辞和义理优长的人，才允许出任官职；其余人都补授文学长史之类的官职，不受选限约束，以免积弊发展到极点而不断加重。臣等并不是不知道发言会招致怨恨；既然忝居近臣之列，按道理实在难以保持沉默。四年，御史中丞傅尧俞上奏说：臣等恭敬地认为，天子亲自策试贡士，自汉代以来从未改变。唐代的进士虽然考试诗赋，但只是由主管考试的官员奉行办理而已。本朝开宝六年，太祖才开始召集进士，在朝廷亲自考试。当时公卿没有人知道如何建言说明，便改用策问，却只重用诗赋，因此沿袭成法，没有人能够改变。神宗皇帝认为，这不是天子亲临殿廷接见贡士、询问求取治国之道的方式，熙宁三年才开始改为策问，一直到元丰，共五次亲自赐策。近来陛下遵循先帝旧制，亲自策试进士，所问灾异、夷狄、官员冗滥、财费等事情，都是当今的急务，不可停止。可是议论者却怀疑，认为考题可以预先编造；而且那些平民布衣、乡野之士，在家修习，在学校学习，日夜讲论治国之道，本来就是为了等待皇上的询问。如果他们确实能发挥平日积蓄的学问，针对问题应答如响，回答不失其当，即使预先准备并贯通这些内容，又有什么妨碍取得人才的呢？至于只知道摘取旧有说法，用杂乱言语充数，答非所问却不加删汰选择；或者荒唐而滥被取中、谄媚奉承以求迎合，把异常事物说成祥瑞之类，却不加以纠正黜退，这些都是考官的过错，不是策问本身的缺点。议论者只知道对策可以预先编造，却不知道辞赋格律的学习也有记诵编集的弊病；只知道进士能够预备策问，却不知道贤良、茂材之士对策准备得更加充分。臣等认为，学校教导诸生，州郡发解，礼部考核贡士，如今已经全部采用诗赋，足以考察他们的文辞。至于御前考试的进士，应当完全依照先帝旧例，考试策问，这合乎古义，在体制上也是适宜的。至于殿试对策，即使有文采，但与问题的义旨不相符合，或者言辞涉及逢迎媚上、文理疏浅的，应当参照旧制酌量确定分数，取其黜落，不得雷同列入等第。这样，士人就不会滥被取中，考官也不敢任意升降等第了。贴黄说：制策所问，哪里有固定的题目？有时问古今政务，有时问天下名数疑难之事。例如汉代董仲舒回答符命、性情、文质的异同，杜钦依据经义回答六件事，都是临时取决于皇上的询问，不是疏远之人所能一一预先猜度的。不应仅仅因为从前的阴雪之类是众人所知道的事情，就说所有策问都可以预先编造。殿中御史孙升上奏说：臣听说，太平的根基一定在于得到贤才；大臣的功劳，没有比荐举士人更大的。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缙绅士人多如树林，可朝廷却常常以人才缺乏、无从任用为忧患。有志于天下的大臣，一定把人才放在首位；有意求得太平的君主，应当把培养士人作为急务。古人说：士人若平素没有受到培养，却想寻求贤才，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文采。祖宗设置三馆图书之府，聚集四海英俊人才，优厚给予俸禄，区别安排资历和任用，派他们考察内外重要繁剧的事务，观察他们进退去就的节操，等待他们器业成就，以供廊庙任用，这实在是达到太平的根本。世上本来有通晓道义而不苟且的士人，怀有难于进仕、自我持重的节操；要知道他们并不容易，推荐他们更为困难。若是那些奔走劳碌、自我兜售于权贵门下，只怕自己不能被录用的人，即使得到千百个，又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祖宗任用大臣，必定让他们推荐一二名士；朝廷内外由此了解大臣是否贤能，推及后世，也可以据此考察其人的见识深浅。富弼、韩琦功在社稷、名耀后世，是荐举士人的力量；陈执中、王珪身死名灭、为天下人所耻笑，是蒙蔽贤才的罪过。这是因为他们不把天下放在心上，专门盘算保住俸禄和职位；自我期许不高，便把推荐士人看作令人嫌疑的事情。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之初，首先下诏令大臣各自推荐奇异之才，送入馆阁考察，这可以说是把最急迫的要务放在首位了。可是这项举措后来寂寥无闻，至今又过去很久；治理国家的人只知道以人才不足、无从任用为忧患，却不把荐贤养士当作急务。希望陛下明白诏令大臣，各依近来的制度，首先推荐名士；既可观察今天所推荐的人，也可考察大臣平日的存心，这样人才济济，就不只在周代才能见到了。

译八年，侍御史杨畏上言说：风宪官的职责，是君主寄托耳目于他们。御史的进用，不应由宰执预先干预；如今却让两省属官推荐，实在不对，于是先前的命令便搁置了。武臣荐举已经制定了格式：有按照不同职任分别推荐的，有概括以名声、才能和武艺推荐、列入铨选资格的；再高一等，则是谋略胆勇可以统率军众、熟悉军事可以担任边疆职任之类。只有边要任使隶属枢密院，其余则由审官西院、三班院按照格式注授。后来虽时有更改，但荐举所重所轻、选用所隶属的机构，大多都依照这个制度确立。哲宗时，刘挚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升朝官各自推荐一名经术明通、品行修洁的进士，并规定升等推恩以及荐举人犯事与举主同罪等事项。臣私下推究朝廷的用意，是担心程试考核只得到能写文章的人，所以另立此制，以求进用有实际品行的人，天下实在幸甚。臣退下后仔细考虑，又考察学士大夫的议论，认为法令本身是好的，然而让一般升朝官来荐举，不如让郡守以上官员荐举更为便利。臣谨慎地列举其利害如下：按照国家旧制，臣僚担任通判、知州以后，才可以荐举官员，这是因为识别人实在困难；如果不是自身操行谨慎、阅历事务已久，确实不能要求他承担保任的责任。如今只要是没有赃罪的升朝官，即使私罪很重，除此之外也不考察资历任职，不察看才能与否，出身门调各科、执掌文书的吏员，一概都可以推荐士人，这是第一不可。经术深浅，询问就可以知道；至于品行仁义是污浊还是洁白，若不是乡里学校中长期共同居处、毁誉一向显著的人，谁能知道？如今不拘所属路分，只要不是有服亲属，都可以上奏荐举，臣担心流离在外的人会凭借虚伪取得成功，这是第二不可。天下升朝官不下二千人，那么所推荐的士人也会这样多；日积月累，没有被推荐的人就很少了。人人都升等推恩，便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表示劝勉，这是第三不可。议论者说，朝廷士大夫本来都是经过选择、可以任用的人；然而入流的出身不一，官员品级繁杂众多，如今若以势利相互交易，必定会有人接受贿赂、制造诉讼，来扰乱陛下的法令。臣确实浅陋，不敢臆测；但朝士大夫都认为这必然发生，臣也不敢认为不会发生。这样一来，荐举选用的好处还没有显现，奔走竞争的风气却先形成了，这是第四不可。《传》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士。如今计算天下士人，每一郡一邑，随着人口多少，必定都有善士；考察乡里的品行，询问学校的舆论，在形势上最亲近事务、最能察知情况的，没有比州郡官吏更合适的。至于监司，是朝廷任用来按察地方的；台谏、侍从，也是朝廷所倚赖来议论政事的。因此臣希望每逢科场诏令下达，便委任各州长吏上奏荐举一名经术明通、品行修洁的进士，并以实际应举人数二百人为标准；不满二百人，听许荐举一名；每满二百人增加一名，最多到三人为止。监司中转运判官以上，在本路范围内；在京台谏以上官员，在开封府、国子监，各允许荐举一名。不是本乡本贯的，以及没有经过学校教育的，或者没有可以应诏之人，也听任不荐。其余升等推恩、举主与被荐者同罪等事项，都依照原先下达的朝旨办理。臣愚昧地认为，三代乡里荐举的制度，难以立即恢复；如果想稍微仿效古制，诸侯每年贡士的办法，没有比这更接近的了。伏望陛下详细斟酌，施行。刘挚又提出贡举条制，其中一条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朝以来设置科目取士，一直沿用唐制，进士考试诗、赋、论、策，实行了一百多年，号称能够得到人才。熙宁初年，神宗皇帝崇尚儒术，阐发义理，以培养新人才，认为章句支离破碎，于是废止诗赋，改试经义，士人和儒者为之一变，都趋向于大道。用经义取士，可以说是懂得了根本。然而古人研究经书，并不羡慕外在声名，所以他们所得的道理，对内足以修美自身，对外足以施用于政事。如今研究经书是为了应科举，就和古人不同了。他们以阴阳性命为说，以泛滥荒诞为辞，专门背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再用《庄子》《列子》和佛氏之书作辅助，凭借不可诘问的言论，争相在科场中夸耀。即使有成百上千的人，也混在一起用同一标准取舍。主考官面对他们，真假、优劣混杂，困于眼花缭乱之中。即使有人真正懂得圣人的本意，通晓先儒旧说，只要不符合所谓新经字说之学，也一概在弃取之列。至于沿袭他人、剽窃旧作，主考官仓促之间也无法辨别。这是因为经义没有统一纲纪和规范，不像诗赋有声律法度，其是非优劣一打开试卷就能全部看出来。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以及历代史记，所以重复的很少。经义题目出自所治的一部经书，一部经中可以命题的地方，举子都能分类搜集、汇总其中的数量，预先写成义理之说，随处套用。才过十多年、几次榜试，所到之处经义题目往往彼此重复。因此，文章的体制和贡举的办法，到这里弊端已经达到极点。诗赋和经义，归根到底都只是通过言辞来取人的方法。人的贤能与不肖、正直与邪曲，终究不在于诗赋和经义的差别。通过诗赋取人，并不妨碍所取者成为贤人；通过经义取人，也不妨碍所取者成为邪人。自唐代以来直到今天，名臣巨卿辅佐君主、安定百姓，功业光耀天地的，接连不断，难以一一计数，而他们都出自诗赋科，那么诗赋对天下又有什么亏负呢？有时取一篇诗赋，有时取一篇经义，本来没有不同的道路。只是主管考试的考察言辞之法，有难有易；有难易就有利害，有利害就可能在取舍上失去实际情况，而所牵涉的影响很大。因此，考试法不能不改。臣愚昧，想请恢复诗赋与经义兼用的考试办法：进士第一场试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策，以考察他们的学问。

译诗赋用来考察文采，论用来考察见识，策用来考察才能；前两场决定取舍，后两场决定名次。解释经义仍允许通用先儒传注或自己的说法，但禁止引用字书训解以及佛教经典，希望这样可以挽救文章的弊病，使它适合实用，革除贡举的弊病而得到真正的人才，也使学习者兼通其他书籍，逐渐达到广博通达。第二条说：臣恭敬地看到，汉、唐的制度，因为上天显现灾异，或者政治有缺失，便下诏令郡国以及在位官员荐举贤良文学之士，由天子亲自策试来求取他们的意见。至于本朝沿袭旧例，于是设置贤良茂材科，随着贡举召集考试。论得到人才，比古代还要兴盛。近来的制度却废止了这项科目，臣私下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广泛求取士人，所以取士不能只有一条途径。既然认为常选不足以招致奇异之才，便设置制科来收取超绝的人才，可每次考试中等不过一两人而已。如今任官的法令，入流的门路日益增多，还没有加以澄清淘汰，却对于三年才取一二名非常之人的科目，反而废止不用，这是什么道理？臣愚昧，想请恢复设置贤良方正科和茂材异等科，每逢贡举，便下诏令近臣依旧制荐举、考试，以此扩大言路、寻求人材，继承祖宗的制度。第三条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明法举人考试律令、刑统的大义以及断案，称为新科明法。登科者，吏部将司法官员的空缺优先差注给他们，地位在进士及第者之上。臣私下认为，先王治理天下，以礼义为根本，刑法只是用来辅助礼义的。只有君子使用法律，必定以经术来辅导它；法律所治理的，正是义理所在之处，因此罪恶有惩罚，而通常不失忠恕之道。旧制中明法是最低一等的科目，但所试必兼考经义；即使不知道经义，只停留在背诵数目，先王的本意还存在其中。如今新科取消兼经，专门学习刑书，意思似乎只是想得到浅陋刻薄、固执阴险的人罢了。又且录取人数比旧制多得过分，调拟官员的办法也失去了次序。臣认为应当有所更改，想请新科明法增加《论语》《孝经》大义的考试，登科名额减去一半；到注授官职时，一并依照科目资次办理。这样所希望的是，让从事法律的人稍微不远离义理，也使士人的流品不失其应有的等级。伏望圣上慈悯裁酌，如果蒙准许施行，即请今年下诏，并从元祐五年秋赋开始。御史中丞苏辙上奏说：臣近来奉诏与孙升一同荐举两名监察御史，不久又接到尚书省札子，认为其中一人没有实际任满通判职务，命令另行荐举官员。臣查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的圣旨：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都须由升朝官、具有通判资序且实际任职一年以上的人荐举官员，依此办理。臣私下详细考察上面的条文，原本是为朝廷除授官员而设置的。后来朝廷所除授的谏官吴安诗、刘唐老、司马康三人，都不曾实际任满规定职务，于是再次上奏，请求比照办理。不久又接到尚书省札子，命令依照条文另行荐举。臣退下后又思考，难道因为除授谏官都出自圣意，所以可以不依条法；而荐举台官出自有司，所以不能援引先例吗？臣私下认为，前面所说三人中，只有司马康是故相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光受到皇帝眷顾任用最深，司马康平素也有清誉，或许为二圣所知。至于吴安诗、刘唐老这两人，凭什么能够受到圣眷？如果不是大臣进拟，或者暗中有人荐引指点，陛下又怎么会知道他们？臣认为本台荐举的人，也应当依照先例施行。何况朝廷前后任用的百官，也有许多不符合资格，难道都是故意违法吗？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唯独对台官坚决拘守近来的法令，朝廷内外一定会感到疑惑。伏乞查考臣前次奏章，早日赐准施行。苏辙又上奏说：臣近来暂任吏部尚书，私下看到京朝官以上，都须等待一年以上的空缺；大小使臣和选人，都须等待两年以上的空缺。即使空缺很少、官员很多是不得已的情况，等待空缺的人也已经免不了发出怨言。近来又看到堂除的人，也有等待空缺一年以上的，人情为之惊骇，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祖宗朝堂除的旧例，都是出现空缺以后才差除官员，因事而后超擢；所除授的官员既有限额，所以等待空缺不会太久。近年监司以上官员人数太多，却又滥加擢用，以至于超过额数；所擢用的人未必胜过旧人，只是使监司的空缺不足以安排后来的人罢了。至于知州以下，旧人没有减少，新人天天增加，大概是由于干谒成风、除授没有法度；虽说是因为才能而擢用，实际上仍免不了凭借关系。至于等待空缺时间的长短、所任职位的闲忙，众人都在讥评议论，种种说法都有。比如开封司录过去一向任用历任知州的人，近来从郭晙以后，还不到三年，便接连任用了陈该、张淳、陈元直三人，大都资历声望浅薄，政绩也没有听说；新旧相互替代，轻率实行堂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各寺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臣想请今后谨守祖宗旧例，凡属堂除的官职都等到有空缺后才差除；并且先让现今堂除的人轮流补充空缺，今后新近擢用的人，都必须功劳声誉显著以后才可以差除。用人的办法，必须使官员人数和职位空缺相称；从未听说没有空缺却增加人员，可以称为擢拔人才、补济任用的。这样实行几年，如果看到空缺稍多，然后再根据空缺选取人才，在道理上没有不可；这样或许能使堂除官员不再等待空缺，与四选略有不同，也符合旌表劝勉的意义。

译苏辙请求修改荐举台官法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唐制中御史属官都由御史大夫、中丞亲自荐举；本朝旧法也都是由丞杂官以及两制荐举人选。这是因为君主的耳目之官，不希望执政任用自己的私人，以防止壅蔽。近来根据元祐三年六月八日圣旨，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都须由升朝官、具有通判资序且实际任职一年以上的人荐举。自此以来，虽然有时又命令本台和两制荐举官员，却始终没有一个符合资格而可用的人。为什么呢？古制中选人改官，须经过两任知县和一年通判；如果稍有才能名声，大多已被朝廷擢用，其余碌碌无为、没有可取之处的人，难以再胜任台官。即使偶尔有沉沦而未被知晓赏识的人，也已经很少了。如今法律限定只能取这类人，已经失之苛细；又因此使祖宗荐举台官的旧法长期废弃不用，而执政便任意选用旧人的做法，遂成风气。近来虽然圣意醒悟，又命令臣等荐举官员，但弊法仍然存在，正值人物衰少之时，实在难以符合规定。伏乞查考臣前次奏章，略微修改近制，令台官可以荐举升朝官中第二任知县和通判以上者各一半。如果认为知县资历浅，便请依照尚书、侍郎的例子，允许权摄监察御史；这样所看重的是稍微保存祖宗旧例，不至于让执政自行任用。台官虽然如今君臣彼此信任，法度可以略微放宽，但朝廷的纪纲不可不从长远考虑。臣任职台长，台中的典章制度，按道义应当坚守。苏辙任右司谏时，又论说科场事务说：臣恭敬地看到，尚书礼部议论科场，想要恢复诗赋，奏议上报后尚未决定。而左仆射司马光上言，请求以九经取士，并令朝官以上保任、荐举举人，设置经术明通、品行修洁科。直到现在已经过了许多日子，这两项议论都没有施行。臣私下想到，明年秋赋距今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如果议论不能及时决定，消息传到四方，学者知道朝廷有这样的分歧，便无所适从，免不了惶惑郁闷、心绪纷乱。诗赋虽然被称为小技，但排列声律、下功夫并不浅。至于兼治其他经书，诵读讲解，更不可轻易改变。总之，明年都还不能施行新制。臣想请先下达指挥，明白宣布明年科场一切照旧；但所答经义，同时采用注疏和各家的议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不专门采用王氏之学。仍然废止律义考试，使天下举人知道已有定论，专心学习，以等待选试。然后再从容议定元祐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也还不算晚。彭汝砺上奏说：右臣近来因不才任中书舍人，曾经论列采用诗赋的弊端；前后多次经过臣僚议论，主张四场通考六经，即使遭到黜退，仍有可以保存的人才；如今所议却要把这些全部废除。由于诗赋科长期不用，学者实际上没有学习它，如今有的人凭借一联一句便可取中，甚至越级并进；而研究经义的人竭尽精力，穷究深奥遥远的义理，有人直到头发白了才偶然遇到机会，却因为不习声律而被取舍屏弃，不能和浮靡之士一同获得微薄的俸禄。这就是议论纷纷的原因，也使有志之士有的甚至仰天长叹、流泪而不知如何停止。臣私下认为，圣人不会做得太过分。如今朝廷崇尚诗赋，诗赋既然受到尊重，经学之士即使不能人人都正确，但他们口中所诵、心中所怀，都是用来修治内心、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和天下的；而议论者却过度谋划，想把这些一概扫除弃置，唯独把无益的辞藻、尚未成熟的文章和文理拔高尊宠，臣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臣认为国家取士，是想得到人才；经义、策论可以得到人才，诗赋也可以得到人才，何必为此争论异同呢？臣现在请求，暂且依照元祐诏令施行：如果诗赋列入优等，即使经义、策论不好，也予以录取，以此表明朝廷重视文辞。如果经义、论列入优等，即使诗赋不好，也予以录取，以此表明朝廷重视儒术；如果策列入优等，即使诗赋稍差，也予以录取，以此表明朝廷重视通晓时务的人。这样，有文辞的人可以尽情发挥辞采，有学问的人可以充分展现积蓄，有见识的人可以竭尽思虑；对上不损害国体，对下也不失士人的心意。如今开试日期迫近，臣不敢深入详尽地说明事情的始末，愿望圣上慈爱裁决，特别赐予详细斟酌施行。汝砺又上奏说：右臣恭敬地想到，自从井田制度败坏、学校教育废弛、乡举里选的法令不能实行以来，朝廷取士一切不合古制，其弊病到了采用赋体最为严重。先皇帝受上天明命，忧悼圣道受到阻塞，凭独断奋然行动，开始采用经术来培养士人，以革除数百上千年来的弊病。朝廷中从京师到外部接近四海，无论远近、贵贱、大小，没有不改变思想、奉行圣教的；士人既然知道根本，人人也都趋向正道，而议论者却唯独以辞说不工为忧，想要沿袭隋唐的弊法，轻视玩弄经文，耗损蛀蚀道的真髓，完全不知道将归向何处。六经的学说，经过伏羲、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等数十位圣人，才得以完备；它穷尽天地变化的奥妙，尽括万物的道理，而其要点归根到底只在人心。古代君子用来修治自身、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没有不是从这里出发的，为什么不由这条道路而行呢？周代衰微以后，典籍不再被采用；汉朝兴起，才开始搜求遗书，设置博士，安排弟子名额，策试贤良，寻求经术，以考察当世政治的得失。公卿大夫用儒雅来修饰政务。当时的文章温厚，号令典雅，是最接近古代的。其流弊发展到东汉，虽然已经衰微，但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功烈仍足以感动当时的士人，使他们以节义自高，不因死生祸福而屈服改变。汉朝灭亡后，这种风气仍保存下来，又延续了好几代。自晋至唐，又不能赶上汉代。治乱、厚薄的根源，推究其源流便可以知道。诗赋不合经义，没有什么值得争辩的；它不过是滑稽艺人、俳优的游戏罢了，也不过是闾里乡间的歌唱之辞罢了。然而议论者想用它来教人，想用它来取士，想用它来达到太平。臣从内心考察，以人事验证，考核古代，结合当今，反复曲折地推求，始终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上天生育这些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思虑都可以有所作为，只在于上位者如何培养罢了。过去用诗赋取人，所以人们以辞藻来应对，文章浮华而没有实际；用经术取人，所以人们以义理来应对，言辞虽有辩析而处处合乎大道。

译假使以德行取士，人们也将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暂且废止诗赋、专用经术，这是要引导士人提高，达到德行的境界。如果恢复采用诗赋，就是所谓离开高大的乔木而进入幽深的山谷。先皇帝聪明博学，用来造就士人、建立政事的意图，本来不是臣下所能窥测的。无论深浅高下，像废止诗赋这样的举措，谁不知道是极大的幸事？法令尚未完备，或者长期存在弊病，因而变通、推行，并继承先帝的志向、述行先帝的事业；等到陛下登基以后，难道容易为了改变它而在天下后世承受毁谤吗？臣愚昧地认为，如今学校和选举，应当一概采用先帝旧例，依照现在经术明通、品行修洁的贤良方正科，稍加损益；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古制，大概也差不多了。至于诗赋，决不应恢复采用。臣浅陋，实在不足以凭一己之言、独到见解，违背众人共同喜好的事物。议论朝廷已经施行的法度，必然难以立刻统一。伏乞下令学士大夫详细议论可否，使臣能够上下反复讨论，或许能使是非好恶有所归宿。贴黄说：臣恭敬地想到，朝廷既然有恢复诗赋的议论，学士大夫中知道此事不可行的人，恐怕很难使它停止施行。近来看到指挥催促督责太学，便采用诗赋来考校；又有人请求试用三道诗赋题目，朝廷也不加罪责。由此可知，恢复诗赋已经没有疑问了。天下所期待的，是人才；人才只在于上位者的培养。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废兴都系于此，风俗的形成与败坏、盛衰也都系于此。如今制定以声名为标准的制度，列出章句条文，引导人们钻研雕虫篆刻般的无用文章，这样败坏人才，实在太严重了。臣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所以不敢隐默不言，还希望或许能挽救制止其万分之一。惟愿陛下裁察。《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选举 宋哲宗时，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任用官员的弊端，轻率而滥用的情况，以郡守最为严重。郡守管辖疆域千里、聚集百姓众多，百姓的安危祸福都系于其身，却不问是否有才干，一概按照资格任用。只要担任过半刺两任，有两名荐举人，便可以得到知州职位。于是蔑视法律、怠慢命令，残害百姓、损伤万物；十个郡中，常有两三个昏暗无能、不能治理的。又有一两名这样的郡守，推及天下亿兆百姓，若按十分计算，失去其惠养的将近一半，承接上级政令、宣扬教化、治理百姓又能指望什么呢？如今朝廷清明，各项制度都在讲求整顿，优厚慰劳百姓，以巩固国家根本，只怕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养护；可是郡守的弊端却纷纷达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痛心。从前两汉盛世，政治平和、诉讼得到公正处理，百姓安居乐业，都是循吏的功效。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号称善治，唐太宗也曾亲自选择刺史，把姓名记在屏风上以便任用。当时马周、张九龄一类的名臣，都极力说刺史不可轻率任用，这些话记载在史册中，足以作为后世借鉴。前些日子朝廷忧虑监司任非其人，于是下诏令近臣荐举任用，监司的选任才渐渐清明起来。至于郡守，是最直接接触百姓的官员，朝廷却略过而没有议论，这是抛弃百姓。臣伏请下诏，令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的官员，在具有通判资序的人中，每年荐举两名可以担任知州的人；朝廷再加以审察，并送交吏部登记姓名。凡遇到职位空缺，先差派有荐举人作保的；如果资历尚未达到，便差派代理知州；其次才差派资序符合、应当入选的人。这样或许能使牧守之职有所凭借来庇护百姓，循吏的风气也不辜负前代。吕陶又上奏说：臣认为朝廷差除官员的办法，大体分为三类：从两府以下直到侍从官，全部禀承圣旨，然后除授，这是中书不敢专擅的。卿、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