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一

译何况近来已经蒙受圣恩，减免天庆、攒陵等处和买二千多匹，确实已经逐渐显示出救治祸患、革除弊病的端倪。然而合计起来，百姓每户所减的和买，每匹才达到一尺多；至于坊本煎盐、坍江、放生四项所放免的，还没有除免。因此臣等对陛下的希望，不只是这样而已。臣等私下看见，浙西和买负担最重的地方，没有比临安府更严重的，而它的数额也只有八万多匹。希望圣上慈悲，把绍兴府暂且依照这个数额作为定额，蠲免其余数额。至于版曹的经费如果有所缺额，就请求酌量拨用内帑储蓄来补足。比如本路坊场课利所出的剩余钱，几年间输送内帑达若干万贯，都是近年曹泳创设的科目，并不是旧法所应供给的。像这一类，如果拿出一二项归还版曹，再用来补足本路上供中蠲减的数额，那么圣恩下达，人人知道德意，旧弊或许就可以革除了。” 一、之所以说按贯头平均摊派的办法没有弊病，是因为如今和买负担太重，人人都设法逃避，假装成为下户，奸诈弊病不断滋长，无法防范。经界初定时，会稽一县物力钱共有一百二十六万多贯，四等以上应征纳和买的有一百一十万多贯。如今过了四十年，所谓四等以上的户，只有物力钱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贯六百文，而转入五等的竟达到七十二万零五百多贯，都是因为和买太重，奸猾百姓争相成为子户、使用诡名来逃避平均摊派；那些淳朴谨慎、畏惧法令不敢这样做的人，反而替他们承担，所免去的数额几乎是原来的两倍，政治不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来治理州县的人明白知道这个弊病，并非不严禁诡户，但往往随合并便随即分开，始终不能革除。如今如果蒙受圣恩，先大幅削减每年定额，再按贯头平均摊派，从物力钱一文以上的户开始，一律折合摊派尺寸，那么贫富多少的数额就会固定，奸弊便无从产生。如果仍然担心真实下户受到创始征收的影响，臣等请求把按高下等级征收以及减免下户身丁钱的办法详细陈述如下。” 一、所谓按高下等级平均摊派，是说上户过去征收的和买数额较多，如今采用按贯头平均摊派，数额反而应当稍微减少；下户过去从未征收和买，如今采用按贯头平均摊派，数额就会突然增加。如果突然增加的数额全是子户、诡名之户，本来不值得抚恤；只是其中也有真实的下户不能不抱怨，所以现在又制定这个办法来优恤他们。比如第一等物力钱四十贯，应征和买一匹；第二等物力钱四十五贯，才征一匹；依次向下，到第五等则户等越低，征收越少。这样施行，或许下户增加的数额不多，不至于反而受到严重困苦。” 一、所谓减免下户丁钱，是说第五等户中有丁口的，大多是真实的下户；没有丁口的，大多是子户、诡名之户。如今如果把第五等户所缴纳的丁钱特别予以免除，那么真实下户虽然增加了和买，却可以免除这一项官物，在增减相抵之间，也大略足以互相补偿了。以上谨慎地逐条陈列如前，希望圣上慈悲，特赐省览，直接降下圣旨，全部施行，那么不只是臣等的幸运，实在也是绍兴全境百万生灵数十百年永永无穷的幸运。” 熹又上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说：“臣私下见到，本司所掌管的盐酒课，是国家财政所依赖的重大来源，但也是百姓深感忧患的事情。如果不从根本上追查弊病的源头，另行筹划措施，臣私下恐怕民力会日益困乏，这也不是国家长远的利益。臣虽然是书生，不懂钱谷事务，但对其中的大体也私下有所讲求，早就想分条上奏报告。只是当时救荒正急，有所无暇。如今因获罪患病，极力请求退处闲职，心中这番恳切的私愿实在不能停止，因此把自己的见解冒昧上奏陈述。如果其中有可以采纳的，希望陛下另行选派忠厚、通达而敏干的臣僚，把这件事交给他们，命令他们详细考察，因地制宜，使百姓的忧患尽快得到消除，同时使国家财政永远不失去所依赖的来源，实在是有利而便利的办法。至于差役一事，也属于本司所管辖，如今也有一些利害情况，一并把意见列在后面。”以上谨具奏闻。一、浙东管辖七州，其中四州濒临海边，既是产盐地区，而民间食盐又必须依靠客钞。州县又有按照空额比较增减亏损的制度，这是最大的不便。产盐地区距离盐亭、盐场较近，近的或只相隔几步，远的也不过一百里，所以那里的私盐常常便宜，官盐却常常昂贵。私盐有利可图，即使有严刑重法，也不能禁止，因此贩卖私盐的人常常成百上十地结群，有的还用大船装运。巡尉既不能呵禁，州郡也不能查问，反而与他们相互勾结，借此谋利；有的索取财物，有的私自收取税钱。就像前些日子所奏的台州一样，一年所收竟有二万多贯。由于这个缘故，除明州、越州稍能通行客商贩运，粗略还有些课利以外，台州、温州完全乱成一团。民间公开食用私盐，客商也不再请领盐钞。甚至有的盐场、盐监，连续数月连一袋盐也收不到、支不出，而官吏的糜费、吏卒的骚扰，却有说不尽的弊害。然而既然已有比较考核的办法，州县怕受到殿罚，就不得不创设盐铺，强压民户，妄造名目，强令他们前往购买；其中出入暗昧，无法稽考，大体上是损害百姓来肥养官吏，使农民困苦来供养防手。作为州县长官以及提举、主管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都认为这是国家财政所依赖的来源，不敢轻易陈述。日子一久，百姓更加无所聊赖。如果不加以变通，恐怕会酿成大患。臣生长在福建，私下见到本路所属下四州军过去实行产盐法，命令百姓随二税缴纳产盐钱，然后向官府请领食盐。近年官盐虽不再支给，但民间自行食用私盐，官司既已取得产盐税钱，也就不再追问。私下贩盐虽然不是正规的法令，但实际上对双方都有利。希望陛下特别下诏，命本司取福建路转运司所属下四州军现行的产盐法，把本路各地路程远近、盐价高低加以比较参考，制定沿海四州盐法；其余州军仍依旧法施行，这也算是革除弊病、救济百姓的一项措施。伏乞陛下详加斟酌施行。

译一、酒坊的弊病，有四种说法：一是官监，二是买扑，三是拍户抱额，四是万户抱额。臣私下认为，没有比官监更便利的，也没有比万户抱额更便利的；其他两种办法则各有利弊，而万户抱额之中也不能没有一些弊病。关键在于详细讲求研究，然后施行，这样大概才可以革除弊病。如今官监的危害，朝廷已经知道并予以废罢了，然而州郡却占有吝惜，多不遵照禀行；户部、漕司所买扑的办法仍未废罢，这就是危害虽已革除却没有彻底解决。买扑的危害，对买扑者来说，有本钱折损、家产破败的忧患；对众人来说，有强行托付、压制勒索、拘捕捉拿、欺凌骚扰的困扰。即使增加禁止防范，法式明白完备，但只要形势如此，终究不能革除。拍户抱额，或许还可以实行；但有时定额太重，承抱缴纳无法完成，有时又借此强行托付、骚扰百姓，那么它的弊病也与买扑没有不同。只有万户抱额最为简便，但必须把一州或一县的田亩、浮财、物力全部合计，平均摊派，使官户、民户没有区别，城居、村居没有差异，一律平均摊派，登记为固定簿籍，才算完善。如果舍弃官户而只摊派民户，舍弃城居而使村居困苦，不立官府簿册而私自设置草簿，使胥吏得以暗中在其中任意出没、舞弊玩弄，那就又成为祸害了。这种办法，本路处州已经施行了四五十年，百姓没有争讼，官府省去了禁防，虽然小的弊害还不能完全没有，但进入它的境内，观看当地的气象，宛如一个安乐之国，与其他各州不同。如今如果想方便地取用这一办法施行于各州，只恐怕本州原来的课额一向较轻，或者不能与其他州相比，未可立即议定。然而其他州的课额虽然很多，历来拘催却很少有足额交纳的，都是虚名，只是挂在空簿上。如果蒙受圣恩，陛下深切下诏命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年实际催收到库的数额加以参校，取其中数额，立为定额，然后据此科派，使各户承担万户抱额，那么大概也是安定百姓、节省事务的一项办法。伏乞陛下详加斟酌施行。一、臣在今年二月曾经把差役利害的事情写成奏状申报尚书省，几乎有数千字，其中有徐诩所筹划的停役年限一条，最为详细周密。可是近来接到户部下发的文书，竟没有一句得到施行。臣生长于田野之间，对乡间事务颇为熟悉，私下认为，他的意见如果能得到圣明一看，必定有可以采纳的地方。希望陛下特别下令索取，查看其大意，然后交给爱护百姓、通晓事务而老成持重的臣僚，命他们详细审阅，选择可行的办法，具体拟定条目，另行降下指挥施行，这样或许对陛下爱民的心意稍有补益。臣不胜万分幸运。叶适上奏《财总论》说：“财用是今日的重大事务。必须把它的本末全部研究清楚，然后才可以施用于政事。要想彻底研究今日财用的本末，必须先考察古代财用的本末。这是因为考察古代看起来似乎没有益处，但如果不能了解古代，就不能了解今天。所以，财物的多少、有无，本来并不是古人为国所忧患的事情，为什么到了今世却把它当成最大的忧患，而且认为无法整治挽救？这种说法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大概从舜、禹开始，才有贡赋之法，用来会计天下诸侯的贡赋，比起尧、喾以前已经周密了。这就是今天《禹贡》所记载的情况。然而，□秸、米、粟等贡物，不能运送到五百里以外；九州的贡赋收入，与今世相比，也只相当于充庭礼仪用品的数量，大概只有现在的千分之一二。周公治理周朝的财用，比舜、禹时期更加详尽；但王畿千里以外，有些法令还达不到千里以内，仍然没有全部征取。大概三代所征取的，是整治天下的疆界田理，并借用民力来治理公田；因为没有办法使财货丰足、流通转运，所以铸造货币、铸金来调节它。在那个时候，没有听说以财物少为忧患，反而把财物多视为功绩。即使如此，这些事情已经离现在很远了。盐、矾等末利兴起于春秋鲁国中期，田地也开始征税；但诸侯各自依靠本国即可满足，没有煎熬逼迫的忧患。” 汉朝兴起，到了文帝、景帝的盛世，天下的财物并不全部运入关中，君主也不向天下征收租税，像吴国人那样的诸侯也不向本国征税。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没有听说他们因为财物少而使自己困顿；中期又常常经历盗贼、夷狄的灾难，内外征讨也没有使国家大为困屈。只有秦始皇豪横暴虐，才有搜刮聚敛的讥刺；汉武帝奢侈，才有均输、榷酤、征筭等政策，并在西园聚集钱财，大量出卖天下官爵来取得财物。大体说来，两汉虽然不足以和三代相比，但它们把财用当作祸患，并不像今世这样。即使如此，这些事情也已经离现在很远了。天下分为三国，后来又分裂为南北，没有一年不作战，没有什么时候稍得安宁；而且它们国运短促，祸乱变故频繁发生，至于调度物资、供应军需，仍然每天都有次序，难道也像今日这样贫困窘迫、漏洞尽出吗？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中，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即使如此，这些事情也已经离现在很远了。隋朝最富裕却灭亡，唐朝最贫困却兴盛。唐朝向百姓征取租、庸、调，除此之外没有再征取什么。而唐朝武功最多，开辟疆土最广，用兵时间最长，出师最为成功。这件事距离现在较近，是可以谈论的。唐朝能够达到那样的治理，取得那样的成就，显然并不需要依靠财物很多才能做到。” 那么，唐朝不如古代的地方，并不是因为财物少而成为忧患。因此，财物的多少、有无，并不是古人为国所忧虑的；他们所忧虑的，只是谋虑取舍、确定计策和治理成效之间的关系，不像今世这样，因为一项财用不足，百般谋虑全都废弃，抱头窘迫，只去计较微小的钱财。譬如懒惰浅薄的人，匆忙奔波，只知道满足自己的口腹罢了。把财物少看成最大的忧患，而且认为无法整治挽救，这种说法，略微产生于唐朝中期，盛行于本朝承平时期，到了今天竟发展到极点。以至于国家的名物、采章、精神、威望，内以此取悦百姓、外以此向敌人显示武力的一切，全都消耗殆尽。却习惯把宽缓迂远的陈词滥调当作文章，来掩饰自己的无用；反而竭力对疲惫的百姓苟且督迫、鞭挞，对小吏强行驱使，还说这是有才干。陛下回头审视并加以圣心思考，一定会发现其中有大为不安的地方。因此臣认为，如果不研究今日财用的本末，追溯古代财用的本末，沿流考察直到本朝，去掉其中错误而不合常经的部分，就无法知道财物多少、有无以及不足，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的忧患。如果对此都不了解，那么天下的大计便都无法预先讨论，更何况希望它有所施行并取得成效呢？”

译叶适又上奏论述说：唐朝末年，藩镇擅自掌握财赋，财赋散失，经过五代仍不能收回；再加上非常变乱屡次发生，挨家挨户被搜刮一空，承受科敛的暴虐，财用已经极其匮乏。因此太祖制定制度时，认为各镇把持财用权力是最急需解决的事情。不久僭伪政权相继平定统一，各节度使的一举一动都听命于朝廷，于是加强君主威势，消除尾大不掉的祸患，使财权归于上面。到了太宗、真宗初年，国家用度能够自给，仍没有听说把财用当作忧患。到了祥符、天禧以后，内府储藏渐渐耗尽；仁宗景祐、明道年间天灾流行，接着西部战事突然兴起，五六年不能平定。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号称本朝最太平、最盛盛的时代，而财用却开始极度匮乏，天下议论纷纷，都把财用当作忧患。当时，善人君子认为过去已经征取的固然不能取消，而现在缺少的也不能再征取，于是都甘心承认无能为力；那些精明强干、善于钻营的官吏，也深自收敛，不敢显露头角，把搜刮聚敛作为事业。即使如此，竭尽天下财力，仍没有一整年的储备，只能在盐、茶和榷货之间焦劳苦思，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熙宁新政重用司农，改变常平法，排斥兼并，专门掌管财物的收取和散发；兴利之臣纷纷出动，连市肆的门税、关津的要害之处，直到小商贩和卑贱之人，每十百钱的所得，都要设法征取。嘉祐、治平年间财用并不匮乏，但谈论财利没有比熙宁、元丰时更厉害的；他们借先王的名义作为说辞，率领上下都追逐利益，社会风气因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崇宁、观年间以来，蔡京专擅国柄，认为自己的策略超过王安石、曾布、吕惠卿尚未完善的地方，于是改变钞法，驱使商贾，搜尽土地上的财宝来供给皇上使用，自称储藏达到五千万，富足足以完备礼仪，和谐足以扩充音乐，百般奢侈相互争逐，竭力供奉。不幸党争异同反复出现，政策屡次恢复又屡次变更；到了王黼，又想超出蔡京筹划所能达到的范围，加上平定方腊，于是加重东南征敛；取得燕山，又使北方更加困苦；而西部用兵整整二十年，关陕尤其困弊，然后靖康之难发生了。当大元帅在河北建立府署时，张慤承担军粮馈饷的责任，手中只有数十万缗盐钞罢了。后来来到维扬，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这一类人都急忙以榷货谋求自营，于是又兴起征收旧有经总钱的议论。何况大将还发展私军，自行供给军粮，不再遵奉统一的制度；转运使所到之处，任意搜刮掠夺，朝廷下发大篇幅的科降文移，守令、丞佐带着大枷和将校五百人，追捕乡民，使他们号哭无所申诉。贪赃之人又借机把所得据为己利，而经总制钱的固定名目既已确立，添酒折帛、月桩、和籴等，都和通常赋税一样征收。于是，谈论财用紧急的程度，自古以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财用匮乏、缺少接续，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此后，辛巳之役、甲申之役，每当边境发生警报，赋敛就立即增加；增加以后，便不能再减。曾经试着把祖宗盛时所收入的赋税与汉唐盛时相比，熙宁、元丰以后各处的封桩钱、役钱的宽剩、青苗钱的结息，是治平以前的数倍；蔡京改变钞法以后，又比熙宁、元丰时增加一倍。王黼所征免夫钱达到六千余万缗，其中大半无法查考。但总的说来，自渡江直到今天，所收入的财赋又比宣和时增加了一倍。这是天地开辟以来财用最多的时期，从来没有能与今天相比的。然而财用越多，国家反而越困越乏，惶惶不安地聚敛，连一天也不能安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只计算治理之道的兴废而不计算财用的多少，这是善于治理国家；古代财物越少，治理得越好；如今财物越多，治理得越不好。古代财物越少反而有余，如今财物越多反而不足。那么，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究竟应该顺从财少而使国家得到治理并且有余，还是顺从财多而不治理且仍然不足呢？” 何况财物多的反而劳苦，财物少的反而安逸，难道是厌恶安逸、喜欢劳苦才到了这种地步吗？因此臣请求论述今日财用的四种弊患：一是经总制钱之患，二是折帛之患，三是和买之患，四是茶盐之患。四种弊患除去，财物虽然少了；财物少了就会有余，有余就能安逸；有余而安逸，用这种状态来求治理，朝廷早晨下令，晚上就可以改变成效。什么叫经总制钱之患？过去李宪经营熙河，开始有所谓经制财用；后来童贯继承此事，也称为经制。那只是筹划措施来满足一方的用度，并不是今天所谓的经制。方腊平定以后，东南残破的郡县需要恢复建设，陈亨伯以大漕兼任经总使，调拨使用各路财计。当时各地都艰难困窘，没有办法救急，所以减免役钱、除去头子钱、出售酒糟酒曲来互相补足。靖康年间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江宁知府兼任总制，强行搜括民财，数以百万计；已经散发出去的视同泥沙，尚未使用的也弃置沟壑。维扬驻军戒备，国家用度更加困乏，吕颐浩、叶梦得实际总管财用事务，四面看去没有办法，于是议论使用陈亨伯所收的经制钱。他们的说法是把它作为商税。税虽重，却没有谁能强迫商人贩卖；酒虽然昂贵，却没有谁能强迫人饮用。至于头子钱一类，只是取自州县的剩余，可以供给突然紧迫的用度。叶梦得号称士人，却说出这样的话，大概只顾办理眼前事务，没有时间顾及长远，也不足为怪。然而他所取的只是一二百万罢了。此后，对内由户部、对外由转运使，不管前后，动辄增加固定名目。黄子防、柳约之类的人，有时说是为了制造运船，有时说是为了供应军需，逐步增加酒税，随时征收头子钱。赵鼎、张浚相继督师，都靠这些收入供给军需。孟庾以执政大臣的身份，承担总制的名义，耆户长、壮丁的雇钱开始实行起发役法，由此大为败坏。经制、总制两种制度同时推行，名目按色额计算，达到数十种。州县所要办的，不过是其中几项。像瓜剖棋、布等，都分隶于各州：一州由通判专门负责，一路则由提举刑狱督办。胥吏疲于反复计算，属官厌倦于催促发运。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三项分取，侵损了官府本钱。茶有秤头、篰息、油单、靥面；商税又有增加，七分免役钱中还有一分宽剩。取得产业要有勘合，典卖产业要有牙契。到了后来，僧道还有免丁钱，截拨又造成糜费。

译所以酒税增加到将近二百项，头子钱的办法，按贯计算也达到五十六项。所收取的钱很多，按贯计算竟达到一千七百万。如今凡是从总领所之外截取的收入，户部经常费用中有十分之八来自经总制钱。士人刚入仕任职、执笔办事时，茫然不知道这些名目是什么；老练的胥吏奸猾的官吏却在旁边讥笑他们。朝廷向下取财，名目竟有这么多。于是州县用来搜刮百姓的名目，江湖地区有月桩钱，两浙、福建有印板帐，名目尤其繁多，账簿尤其杂乱。上下焦虑忙碌，劳苦度日，已经五十年了。从前的学士大夫，还有人知道这并不好，只能叹息而不能救治。如今新进及后来任职的人，有些自以为聪明，有些自恃有力量，奋然回头看两税都算什么，更何况远远涉及先王的贡赋之法呢？臣曾经计算过，自王安石开始公开谈论财利，当时青苗钱、免役钱的收入，公家并没有动用；坊场、河渡、免行、茶汤、水磨、堆垜等定额，只用来供给官吏俸禄。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以说已经很刻薄了。蔡京继承后，推行钞法，改变钱币，诱骗商旅，像盗贼一样夺取他们的财物，可以说更加严重。然而还没有人像这样收拾零碎细小的收入，拆散贯陌，向饮酒的人征取无法计算的酒钱；其祸患像经总制钱一样严重。王安石的办法，是桑弘羊、刘晏所不谈的；蔡京的办法，又是王安石所不谈的；至于经总制钱，即使吴居厚、蔡京也羞于谈论。到了形势急迫、惶恐惊骇、手足无措的时候，即使绍兴以来号称名相的赵鼎、张浚，也安然接受这种办法，并把它遗留给后人。至于秦桧权势强横、猜忌狠毒、胁迫众人，在一代之中又超过了他们；等到他从被弃置的零余琐屑中搜取财物来维系国命，这种无耻竟到了什么地步啊！所以经总制钱不废除，会有三种后果：第一，人才日益衰弱；第二，百姓日益困苦；第三，国家用度日益匮乏。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施惠天下，图谋兴复，报仇雪恨，防备边患、养育百姓、充裕国用，关键只在发布一道命令罢了。什么叫人才日益衰弱？本朝人才之所以衰弱而不及古人，只是因为文法繁密，每件事都必须拘守限度和成规，稍微出于己意便被认为是妄作。当时风流之士成就名声、磨砺名节，还知道利益不应谈论，财物不应取用。处在家中求学和出仕任官的人，虽然不能完全相合，但还没有严重分离。如今却不是这样。他们平日谈论先古言语、仁义、性命与天道，不过是高雅的爱好，不过是好看的装饰，不过是科举之后留下的习气。一旦做了官吏，簿书和期限在面前逼迫，急切苛刻而不讲义理的办法就被采用了。他们说：那是学问，这才是政务；学问和政务截然分成两件事。县里只要印板帐、月桩钱不缺失郡里的经常用度，就算没有罪过；郡里只要经总制钱不缺失户部的经常用度，就算有才干罢了。设置守令、监司，把人民和社稷托付给他们，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必定远大于此。如今沿着这种办法推行下去，风流日益消散，名节日益败坏，想恢复祖宗盛时的局面，难道还能得到吗？这就是人才日益衰弱，是经总制钱造成的。又什么叫百姓日益困苦？庸俗官吏和小人的说法一定是：经总制钱，是朝廷取州县剩余的钱；印板帐、月桩钱各自凭力量筹办，并没有明确加在百姓身上的赋敛，收入多少只是办事人的能力不同罢了。臣请求用事实来验证：知州离百姓还远，知县却离百姓最近。月桩、板帐钱多的达到一万多缗，少的也不低于数千缗。从前所谓的固定名目，只是强加一个名称；如今已经实际追征，所以为了通融收聚这些钱，动用十几个爪牙吏，想尽百般办法欺骗百姓，使他们日复一日地被削减财产。从前号称强县富州的地方，如今到处都再也不能举手自立。现在所谓的富人，都是那些才智足以兼并他人产业、能够与县官抗衡，并且和衣冠之家相通的势力之家。至于普通百姓中的中等人家，衣食仅仅够用，从前还可以靠耕织自给的，如今都被迫辗转迁徙，成为盗贼，遭受冻饿。只要经总制钱不废除，州县破坏百姓生计、造成百姓困苦，就不会停止。又什么叫国家用度日益匮乏？今年收入一千五百万缗钱，是从前三代、汉、唐都不能达到的数目，正是用来充裕国家的，那么怎么敢说匮乏呢？陛下知道赌博的人吗？突然把全部本钱押作孤注，和不赌博而乞求得到一两分盈利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本钱已经先耗尽了。治理国家有大计，从始至终必定应有等级、节制、条目和章程，哪有只向左右张望，搜罗那些细碎而本来不应收取的东西？况且同样都是朝廷的出纳，又从中刻削头子钱，卖酒收取数倍利息。这样还可以算是在治理国家吗？如果国家不贫困，本来不该到这种地步；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又凭什么能够富足？所以经总制钱不废除，虽然取取得多、征敛得急，国家用度的匮乏终究无法挽救。如今想要改变并使之通达，不如先把现在的定额削减一半，纠正那些不应征取的固定名目，予以罢除；然后命令州县不敢再设置板帐、月桩来困扰百姓，贬黜那些过去刻削百姓、不可教诲的旧吏，提拔任用怜悯百姓、爱护民利的人，使他们逐渐修治牧养百姓的政务。其次罢除和买，再其次罢除折帛，最后讨论茶盐并予以宽减。这样，人才就不会衰弱，百姓也不会困苦。财用之所以到了这种地步，是兵力过多造成的。财用和兵力相互调节变通，兵数就会减少，兵政也能得到整顿。这样，国家用度就不会匮乏。陛下难道真的喜欢财物多、军队多吗？只是还没有找到除去它们的办法罢了。一举而使天下安定，这正是王业开始的地方。又什么叫和买之患？经总制钱带来的祸患，是从州县逐渐加到百姓身上，百姓尚且怨恨；州县之后又加到朝廷。和买则是直接从百姓身上征取罢了。国家以二税作为常赋，怎么应该使经常费用在二税之内还不够，又另有所求呢？经常费用不足，把名目和实际数额明确提高就可以了。承平以前，和买的弊患还少，百姓有时因为缺钱而必须卖出物品，官府有时提前征取而使百姓受困。如今却把过去和买的数额全部交给百姓承担，使它和夏税一起缴纳；百姓除了按物力折算的钱之外，浮财、营运以及维持生计的物资也全都按折算征取。况且这种做法，上下都明知不合义理，只是困于没有办法，所以不敢把它蠲免罢了。陛下应当果断下令，向天下宣布：“从今以后一并罢除和买。和买中原本作为上供、供军需所用的绢，只保留军衣不可裁减的部分；其他宫禁、官吏、时节支赐等按格令应当供给的项目，一概不得再实行。”

译和买一旦罢除，取自百姓的名目就没有了，正义的声誉便会畅达天下。又什么叫折帛之患？支移、折变，是过去的弊政，本来已经很多，但如今没有比折帛更严重的。折帛开始于战争兴起、绢价暴涨，达到十余千；朝廷又正缺乏用度，于是财计之臣开始创设折帛。其说法是：可以宽免百姓而有利于公家。后来绢价已经平稳，百姓缴纳的折帛钱却达到缴纳本色绢的三倍。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原本因为夏税有所不足，才用和买来补足，如今却使两项都按折钱办理，这有什么名义、又有什么道理呢？这种做法没有名义，征取它也没有道理。平时治理自己的国家尚且做不到，何况还想在天下大有作为呢？即使如此，折帛钱的数额已经很大，依靠它来等待使用的事项也很多。陛下必须查核它的全部名目，然后才可以有所纠正。若不削减经总制钱，不停止和买折帛，却舍弃眼前的问题，放眼空谈天下，这就像方召不能做将帅、良平不能出谋划策一样。又什么叫茶盐之患？榷取太过分，谋利太深，刑罚太重；这些问题在建炎、绍兴以前就已经存在。如今用度既然繁多，经制还不能一一恢复古制，因此先减经总制、罢和买折帛，而把茶盐放在后面；否则就无法立国，所以它排在最后。即使如此，榷取不放宽，取利不减轻，刑罚不省减，也终究不能凭此治理天下，使各项事务的处置有条理。等过了二三年，臣再请求论说此事。敷文阁待制周必大上奏说：“臣私下观察近世治理财用的办法，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发挥的了。加上陛下天性节俭，丝毫不轻易耗费。陛下曾经损减自身用度来使百姓宽裕，从来没有损害百姓来供养自己。然而朝廷内外仍然惶惶不安，还把物资缺乏当作忧患，怎么能不为此制定办法呢？比如两浙所管辖的地区，过去都是富裕的州，所以转运司最被称为财赋的渊薮。近来听说储蓄颇已耗尽，不得不派官员向各郡借贷，能够应付一二千缗的也只有少数。漕臣近在京城，并不是敢于妄费，只是用度逐渐扩大，没有来源可以供给罢了。两浙尚且如此，外路的情况就可想而知。陛下正在告诫有司务必宽缓民力，所谓茶盐之法、酒税之利，也已经是承平时期的数倍，再不能增加了。只有一个办法，臣姑且冒昧说出来。臣谨按仁宗宝元二年，因为天章阁侍讲贾昌朝上书，请求罢除、节省不急之用，朝廷下诏命枢密直学士张若谷、谏议大夫任中师、右司谏韩琦会同三司详细审议所奏，决定减省。庆历二年，又命御史中丞贾昌朝、直集贤院田况、知谏院张方平、入内内侍省都知张永和会同三司议论减省浮费。” 四年之间，两次下诏。因此从内廷到下属百司，不急需的用度全都加以裁减。臣希望陛下援用这一成法，委派官员竭力实行。然后遍行晓谕各道帅、守、监司，体察皇上的恭谨节俭，想到国家用度还不充裕，只要能够约束自己、便利百姓的事情，都尽心奉行。至于迎来送往的奢侈费用、馈赠送礼的违法制度，不得再遵循旧例、曲意徇私。又选择清廉、公正的人亲自担任统帅，发现不按诏令办事的，公开贬黜他们；这才是挽救弊病的重要办法。” 左司李椿上奏请求减低茶引价钱说：臣私下见到，多年以来茶寇日益猖獗，动辄成百上十人结群，多的达到数百人，有的相互仇杀，有的肆意抢劫。前年鄂州武昌县、黄州兴国军界内，茶寇发生两次仇杀，官府不能查明究竟。臣充任湖北漕臣时，曾经一天天上奏报告。去年湖南交界一带，茶寇数百人中相互仇杀的有几十人，帅司派兵捕捉，抓获一百多人，才开始稍稍收敛。到了茶叶出产的时候，他们又再次前来。臣赴四川任职，经过潭州益阳县境内，那里正是茶寇出没的地方，于是询问当地人，多数都说自从茶引提高价格以后，客商难以经营贩运，所以私下贩茶公开进行，无法制止；有的抢掠居民，有的夺取客人买下的茶货，有的强行掳掠妇女，有的押迫铁匠打造兵器铠甲，以至百姓不能安居。臣查核得知，长引每道贩茶一百二十斤，价钱二十四贯有余；短引每道贩茶一百斤，价钱二十三贯有余。长引又有两淮、京西路的番引钱，又有过淮钱，共十五贯有余。臣多次任湖南州县差遣，亲眼见到官司强压牙铺承买茶引，也有违法向税户摊派的，提举司也曾经查究揭发。” 由此可见，茶引价格太高，愿意购买的人很少。臣私下认为，榷茶与其他榷货不同：盐、矾、乳香、铅、锡、酒等都有实际榷卖的货物，唯独榷茶只有一张空引，客人还要自行买茶、置办茶篰、搬运挑担，费用本来就很多；计算下来，每引的费用不少于四五十千，实在是引钱太重，商旅难以获利，于是导致私贩日益扩大，本来是商人，后来变成盗贼，以至百姓受到祸害。如果不改革来救治，弊患将说不尽。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出自宸断，严厉地裁减茶引价钱，以挽救这一弊病。臣私下考虑，湖南、湖北所产的茶，江浙不食用；臣希望将湖南、湖北两路的茶引规定为每道贩茶六十斤，引价钱三贯文。长引原来每道贩茶一百二十斤，如今减去一半；原价二十四贯，减半应为十二贯，如今减为三贯，是原价的四分之一。再把每年两路茶额所科降的引数按四倍发给各处官司，纸墨费用并不多；这样招集、计算、请领，就一定不会再有强行摊派的弊病。防手中失业的人有三千，便可以经营贩卖官茶。何况如今私贩的数量，是持引贩茶数量的百倍；今后茶引价格轻，官营贩卖有利，私贩就会日益减少。这样做将不只是可以补足四分之一的数额。臣愚昧地认为，借此可以把盗贼变成商人，把凶恶之徒化为良民。如果只等到派兵捕杀，虽然也可能战胜他们，但损失就太多了。两淮、京西的番引过淮贴纳钱，番引钱不再增加或减少，送到沿江税务缴纳；贴纳钱送到靠近榷场的税务缴纳。没有经过番引却想过淮的人，一律送到沿淮关防缴纳；稍微加强严密防范，就不会有漏失。至于江浙所产的茶，希望依照各路监司对茶事的相度办理。虽然这件事隶属于提举司，但臣充任这一职务，亲眼见到民间疾苦，不敢保持沉默。

译李椿上奏折钱的弊病说：臣听说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其中士、工、商都靠农民供养；军队也寓于农民之中。因此说，国家以农业为根本。自从释氏的教法传入中国，产生了僧人靠农民供养；自张说担任唐朝宰相，实行募兵而使兵农分离，又产生了士兵靠农民供养；自从把差役改为募役，又产生了役人靠农民供养。古代四民之中靠农民供养的有三类，如今有七类百姓而靠民众供养的有六类，那么所谓农民的劳苦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兼并之家的债主责逼、役使，农民终年辛苦耕作却所得无几，到了收获时，只能勉强偿还所欠债务，全年生计茫然无着，往往典卖田产而失去职业。大体说来，农家生产的布帛、五谷，都是有势力之家坐享其利；而农家所出本来就是布帛五谷，使他们缴纳布帛也是本分。如今却多把实物折变为钱来缴纳，而且钱并不是农民生产的；这样不断缴钱，怎么能不使他们陷入困穷？百姓没有困穷而国家能够充足用度的，从来没有。古书说：百姓不足，君主和谁能够富足？这不是空话。臣仰想陛下振作精神求治，亲自实行节俭，怜悯体恤百姓，选拔监司、守臣，难道不是因为百姓穷困而使圣心劳忧吗？” 还是说，难道不是因为尚未找到救济他们的道理吗？救济百姓的道理，只有重视谷物和布帛，轻视珍宝货物；抑制兼并，宽待农民；引导他们恢复产业，勤于耕田养蚕；二税只征收谷物和布帛，不让他们缴纳钱，那么百姓就会逐渐富足。百姓富足而国家用度不足的，从来没有这种事。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二税不征钱，官兵的俸给就会更加不足；这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况且钱是由官府铸造的。如果能够禁止钱币流出异域，按照法令销毁旧钱、鼓铸新钱，不减少铜料，不吝惜工力，不铸造当二钱，不混杂铅砂，不放任私铸，又何必担心钱不够呢？臣希望把这些道理讲明并立即施行，天下幸甚。伏乞圣明鉴察。李椿上奏说：“二税缴纳实物，另行制定俸禄法令。”奏议说：“臣听说古代卿、大夫、士的俸禄各有等级，士的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作。汉代俸禄从百石到二千石，如果有谷物布帛，就用谷物布帛作为俸禄，有什么不可以？如今荆襄、湖北、两淮的荒田一望无际，土地都很肥沃；如果真能引导百姓耕种布帛所需的作物，每年收获的谷物布帛不知有几千万亿，这才是生产财物的实际办法。如今上下都急于求钱，所以钱越发缺乏，官府和私人都不致力于谷物布帛，谷物布帛就更加昂贵。钱缺乏而谷物布帛昂贵，上下怎么能不困穷呢？谷物布帛是用来养活人的；如果谷物布帛充足，百姓就没有饥饿受冻的忧虑，即使钱少，缓慢一些也可以。没有谷物布帛，即使官吏也不能免于饥寒；守着钱又有什么好处呢？古人想使黄金与土地同价，难道不是懂得重视根本吗？今天从转运使到县令，都兼带劝农之职，但还没有见到真正实行劝农的。古代督课百姓种植桑树，每户每年种五十株，十年就是每户五百株，丝绵便多得用不完了。如今懒惰的农民连蔬菜也多用钱买而不自己种植，像这一类事情，难道不是劝农官失职吗？张全义不过是乱世中的一个人，在荒残之后守卫洛阳，委派十几个人招诱流亡迁徙的百姓从事农桑，不出几年，洛阳就成为强盛的藩镇。” 何况圣明的君主在上，选择人才任用，难道会没有德才兼备的人来治理这些百姓吗？臣希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长久任用郡守、县令；考核负责劝农的人，看他们是否劝课种桑、植树，劝导牧养，并根据田野荒芜或开辟、农民勤劳或懒惰，评定优劣，不要只做表面文章。两税免收输钱，只按土地所产征收；即使有运输、装卸等各种费用，也不得收钱，只准缴纳实物。另行制定俸禄法令，多发谷物和丝帛，少发现钱，或者完全用谷帛支付。这样或许百姓会逐渐致力于农业生产，安定自己的家业，盗贼也会消除，从而可以符合陛下求得天下大治的心意。谨请陛下明察。椿任亷州通判，尚未赴京接受召见答对，便上奏说：“臣仰望想到，国家养兵、给士人俸禄，本来应当把理财作为要务。臣愚昧地认为，理财应当致力于根本，不应急于末节。什么是根本？谷帛就是。什么是末节？钱就是。谷帛出自百姓，是用来救济饥寒的。假使让百姓从事农桑，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又不耽误农时，那么谷帛就会多得用不完。谷帛充足有余，人们就没有饥寒的忧患了。钱并不出自百姓，是用来调剂各种货物价格的。饥饿不能拿钱当食物，寒冷不能拿钱当衣服。如今谷帛的税赋大多改为征收钱，钱又不是百姓自己生产出来的，他们不得不追逐各种眼前利益，以满足官府的需要。既然追逐各种眼前利益，就不能专心务农桑；不能专心务农桑，谷帛就会不足；谷帛不足，所以价格上涨；征钱越急，钱就越少。钱少而谷帛贵，上下困窘，这是必然的道理。何况国家每年收入的钱，比唐朝最盛时期多十倍，比祖宗时期多几倍，然而用度仍然不足，大概是因为使用末节而不使用根本的缘故。如今如果不努力使谷帛丰足，而上下交相急于求钱，不把救济饥寒作为急务，臣担心将来出现的弊病会多得说不尽。” 臣私下见到两淮、襄汉、湖北各州郡荒废的田地非常广，湖南、江西的陆地也有很多荒芜，这些地方都可以成为出产布帛和粮食的源头。按理应当让百姓尽力耕作，何况转运使、知州通判、县令都兼有劝农的职务，并不是没有负责的人，只是从来把它当作文书具文而已。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首先责求劝农的实际成效，约束游手好闲的百姓，以开垦田地作为劝励。对农事按优劣考核，务必实行，期望田野没有荒地。然后端正征赋的方法，改革俸禄赏赐制度，用谷帛来减少使用钱的根源，或许上下可以免除困穷的弊病，宗庙社稷享有无穷的福祉，天下就万分幸运了。”

译椿任司农卿后，又上奏议论筹措和支用米粮，说：“臣私下认为，行朝是天下的根本，供养各军和百官，每月用米十四万五千硕，每年用一百七十万硕；有闰月则用一百八十八万多硕。如果再有非经常性的开支和截留挪用，便要耗费二百万硕。如今仓廪空虚匮乏，甚至每月都要临时筹措支用。臣刚到任时，核算现有的粮食，核算到这里便不禁寒心。不久即具呈札子申报户部，并申报朝廷完毕。后来每隔五日估算一次，申报户部。臣私下考虑，司农寺的职掌，只应负责出纳以及估算现有粮食、办理科拨；应当由省部按照有明确依据的米粮数量下拨施行，等纲运粮船到岸，立即拘收，那才属于本寺的职责。如今粮食缺乏到这种地步，责任虽然分在各有关部门，但如果存在问题却不申报请求筹措办理，万一发生缺粮，实在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难道可以彼此观望而不说吗？有人认为现有桩管米粮，但桩管米粮不到一百万硕，只能作为七月的储备，怎么能依靠它认为足够呢？比如今年两浙、江东路上供的米，多因灾害而检验减免，又有截留使用，因此省仓按依据应支用的数额，都已经出现欠缺。臣曾估算今年的年度开支，连半年的有据可支之数都还没有。” 虽然现在正在实行和籴，但米价已经上涨，买粮的本钱又极少。臣如果不把实情报告陛下，深恐发生缺误，事情关系重大。臣希望圣上慈悲，派人访察，委托省部迅速筹措办理；不能做到储备三年，暂且按一年的计划办理，仓中常常应有二百万硕，稍有不足，就必须筹措补足；也不必以‘桩管’为名，只要总数达到二百万硕，或许就不会发生缺误。”椿在轮对时又上奏札子说：“臣私下听说有‘独木桥’的说法。所谓榷货，是说有办法引导货物流通，使商旅必经此路，不能改走别处，所以榷货的利益归于公家。如今既重重收取它的利益，又在本来不能取利的地方取利，百姓便不服从。就像人要过水，桥断了不能踩过去，船漏了不能渡过去，就一定会涉水而过，无法禁止阻拦。茶法的弊病，正类似这种情形。假如使百姓不知道走桥的安全、乘船的便利，却不畏涉水的危险，甘愿陷入溺水而不后悔，难道可以不考虑办法来救他们吗？救治的方法，在于把百姓引导到安全平稳的道路上，使他们脱离陷溺。榷货都有相应的货物，唯独茶的榷卖却没有茶。几十年来，茶价总是随着盐价增加，大概是没有察觉二者供有与无不同。” 茶价不能像盐价那样不断增长，罪罚和赏格又越来越严，而愚民追逐利益，便完全不顾罪责而犯法。他们既然背负重罪，就轻视自己的生命，所以敢于抗拒官府。”他们不怕死亡，于是造成近来的祸患，所损失的东西太多了，却还想守着那座断裂腐朽的桥、破漏的船，驱赶百姓去渡水；这样下去，将会看到百姓涉水陷溺，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椿又上奏说：“我曾听《经》上说：‘怎样聚集民众？回答说：依靠财货。’臣私下看到，朝廷养兵、给士人俸禄，把钱粮作为急务。如今仓库的用度，每月都要临时从府库筹措支给，每十天还要挪移调拨，钱粮可以说已经匮乏了。但米有丰储仓的积存，钱有南上库的桩管，所以钱粮本来是存在的。所谓积存、桩管，并不是真有多余，只是从东边挪到西边，从那里夺来给这里罢了。几年来，朝廷和户部竟把钱粮分成彼此，借贷、索还如同市场交易，实在不合国家体制。这就是阳城对裴延龄咬牙切齿的原因，因为他欺骗虚诞、冒受宠幸，欺蒙君主、贻误国家，成为万世罪人。如今读史的人，都厌恶他的所作所为。臣仰想当今主上刚明，大臣方正，然而对于这种挪移、调拨、借贷、归还的弊病，还没有革除纠正。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错误，却没有人敢说，萎靡的风气尚未振作，唯恐话一说出便招来灾祸。因此士大夫彼此敷衍度日，只替自身谋划，而不谋划国事。椿年老衰朽而且庸陋，又长期疾病缠身，三年之久，已经不能洒脱地对世事抱有希望了。臣错误地承蒙君父的知遇，朝廷又提拔任用；如果有想说的话却不吐露，便会含恨死去，难道不是辜负天地父母的恩德吗？” 因此臣不敢有所隐瞒。谨望朝廷鉴察前代的过失，惩治奸佞之臣的欺骗；凡百政事，不要只把钱粮交给有关部门，而应当委任专责、考核成效。勤劳的人奖赏他，诚实的人信任他，贤能的人奖励提拔他，平庸错误的人罢免他，有过错的人惩罚他，怠慢轻忽的人责问他，结党营私的人驱逐他，欺骗蒙蔽的人诛杀他，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了。圣明的君主和大臣谋划治理国家、人才教化、政令军国等大事，可以坐下来讨论；至于收支细务、桩管拨付、借贷归还，却像市场交易一样，哪里适合上烦圣明的君主、劳累大臣呢？谨请陛下明察。” 椿又上奏说：“我曾读《易经》中的《谦》卦卦象说：‘君子因此减少多余来补益不足，衡量事物而公平施予。’《节》卦卦辞说：‘以制度来节制，不损害财用，不伤害百姓。’这是因为《谦》卦处在《大有》卦之后，如同山处于地中，是谦逊到了极点。圣人以有余补不足作为训诫，但谦逊虽是美德，也不能过度，所以《杂卦》又用‘轻’来警戒它。《节》卦处在《涣》卦之后，如同水在泽上，所以要加以节制使其止息。圣人担心后世不能节制，所以在六三爻写下‘谁之咎’的警戒；又担心后世节制过度，所以在上六爻写下‘苦节’的训诫。又在卦辞中反复告诫说：‘以制度来节制，不损害财用，不伤害百姓。’圣人的意思，只是害怕不能合乎中道。臣私下见到监司、郡守有人以羡余钱粮进献资助，这果真有余，并且符合减少多余、补益不足的道理吗？果真有制度，既不损害财用，也不伤害百姓吗？臣一向贫贱，流落各地，很了解民间百姓的甘苦；长期在州县任职，也完全看到了州县的困窘匮乏。臣私下估计如今进献羡余的人，只是看到大农寺财用不足，竭尽力量奉献给上面的人有之，却未必符合圣人的中道。何况这些羡余还不足以救济国家经费的百分之一。臣又担心进献的人受到褒奖，希求进用的人便乐于聚敛，害怕获罪的人便勉强进行苛取强求，这样百姓难道不会有人承受不了这种祸害吗？”

译臣共同仰望，主上掌握谦逊的德行，处在甘于节制的中道，日夜不懈地求治，深切挂念百姓。听取羡余进献，决不是主上和朝廷的意思，一定是有关部门没有察明。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国家，没有哪个土地比唐朝更广大；唐朝谈论财计的人，没有谁超过刘晏。刘晏的才能至今仍受称道，可知他擅长理财。当考察他的收入同今天相比，今天的收入远远超过刘晏当时的数倍。国家理财的方法不能说不完备，但刘晏能使天下没有过分贵或过分贱的物品，使兼并之家不能肆意满足私欲，使百姓富足充实，这些正是今天还没有达到的。臣希望朝廷明确告知进献羡余的人：所献的钱，是否来自横征暴敛、另立科目？是否来自克扣、截留、挪用？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监司进献，就连同向州里查访；州里进献，就连同向县里查访；把它的来源经过详细奏报。这样或许朝廷不会被人欺骗蒙蔽，百姓也不会遭受诛求剥削。还应诏令有关部门核算天下实际收入的财物，量入为出，裁减冗余供给，崇尚节俭，重视谷帛，轻视珍宝货物，不要依靠增加聚敛的办法，大农寺就没有财用不足的忧患了。”},{ 广西提▯刑狱林光朝上奏《广南两路盐事利害状》说：臣私下听说，广南路实行钞盐已经三十年了，但利弊却常常相反。如今西路每天都不足，东路每年却有增加的盈余。两路的财利都出自同一来源，难道是西路的官员常常不办事，而东路多有能干的官吏吗？大概是不探求立法的本意，却想让利弊多寡出自同一体制，这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臣所掌管的只是一路刑狱，至于盐课，本来似乎不是臣应当议论的事。然而财力困乏、百姓贫困、费用接济不上，就会有盗贼发生的忧患；盗贼不能禁止，责任就在臣身上。因此臣从接受君命的那天起，便对此事作了这样的过虑。臣生长在闽地，闽地父兄中在岭海一带做官的很多，臣耳目所接触的情况，就像本乡本井一样熟悉。如今广南盐事的提举官，原本没有东西两路的区别；既然利弊多寡应当出自一体，就不应当东路常有余、而西路常不足。像梧州、藤州、柳州、象州这些地方，粮米极其丰足，每年上熟米每斗三十钱，中熟、下熟依次递减，大多不过五六十钱。这说明西路终年劳苦，米价却常常很低。小型东路盐船没有别的回程货物，所得的米就像泥沙一样多。广东贩盐到西江的，多是小商贩，不到几年就成为富商。西路农民一天比一天贫困，东路商人一天比一天富裕。东路一箩盐运到西路，有时可以换得十四五石米，对农民的伤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而主管官署却不把它当回事。如今掌管一个郡的就不顾其他郡，掌管一路的就不顾其他路；掌管一州或一路，估量事情只需一两年能够应付，便断然把它推行到一两年以后，对其他后果无暇顾及。天下悠悠，已经相沿成风；即使朝廷没有一天不反复告诫，这种风气也不是容易改变的。我恭敬地想到，陛下相传一统之道，远远高出历代帝王，必定会选择部使者分布到各路，并且一定在临行派遣之日赐给他们训诫之言。对于数千万里的天下，哪里曾经有这种被疆界彼此隔绝的差别呢？广南路钞盐，不过是一件小事罢了。如果有精诚洁白、以国事为重的人同他们谋划利弊，几句话就可以定下来。如今东路出售官钞，官钞不足而盐往往有余，甚至发给由子，等官钞到达之日再按比例折算。这就是东路盐流通的情形，一向如此。西路运输的是石康盐，石康盐运到其他地方，必须由官府自行运输。此前之所以还可以苟且维持一些年月，大概是因为赋税很重，其中有所谓折苗钱：一石米不过四五百钱，缴纳的折苗钱却达到这个数目的十倍。这样本来应当缴纳一石，却要耗费十石，偏远困苦的州县怎么能不陷入困境？即使县中有愁苦叹息，也没有办法上达朝廷。昨天漕臣请求停止征收折苗钱，改取广州石康盐，在本路境内分散出售，让百姓食用本地出产的盐；同时东路盐▯的势头必须隔断。东盐不出来，西路的米就常常有余，这样漕运费用自然可以自足，百姓的负担也可以宽缓；这是为西路筹划的办法中最好的。然而东路钞盐没有别的销路，东路州县大多靠近海边，海上的人难道可以强行摊派，命令他们售卖钞盐吗？因此东路官吏又不得不竭力争辩，希望维持旧制，哪里还有工夫替西路筹划呢？如今西路已经停止折苗钱，却又听任东路盐▯照旧来到西江；每张钞虽然有定额，但每年定额常常不足，年额不足的时间久了，情况便更加严重。如今柳州、象州一带，官员俸给多有缺额，沿边一带每每费力周旋；如果一年歉收，盗贼间或发生，就有足以令人深深忧虑的事情。臣私下听说，前后有人说广南两路盐事不便之处，也可以数得出来，陛下一定洞察其中利害。如果广南盐事原本没有东西两路的区别，本来就应当通融，按共同的年额承认办理。如今把西路作为贸易场所，而息钱全归东路，西路所得的只有钞面这一项。东路的年额是五十万，西路是四十万，收入多少相差如此遥远，而所规定的年额却相差不远，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如果让两路共同办理年额，除去盐的成本按两路旧例应当使用的数目以外，其余息钱在米价低贱时，自然可以在当地招募收购粮米，用来作为水旱灾害时赈济抚恤的储备。闽中仰赖两广供给粮食，闽人粮食充足后，多余的米船或许可以运到浙东，这样所带来的利益自然不少。又何况广南西路从来没有设置义仓，如果一年歉收，沿边州县以及羁縻溪洞都要仰赖本路供粮，难道可以毫无准备吗？臣一向没有经历政事，只是对利害之处十分关心，所以才这样絮絮陈说。前后议论这件事的奏章，详细内容都在，臣希望陛下都按照圣意下达施行，命令两路共同承担年额，仍命两路帅臣和监司分别条列说明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这样一来，骆越之人也将受到朝廷一视同仁的恩泽，臣不胜庆幸。

译唐仲友上奏说：臣听说，治理财赋的原则，应当以中正为主。如果过头或不足，必然会有人片面承受它的祸患。政令从朝廷发出而在郡邑施行，虽然各地大小不同，但贵在合乎中正；合乎中正的原则只有一个。上面有督责严厉的命令，下面就会出现暴虐的官吏；上面有姑息纵容的命令，下面就会出现狡猾的百姓。所以发布命令不能不合乎中正。执行命令过于苛急，就会伤害百姓；百姓受伤害，国家根本就会动摇；执行命令松弛怠慢，就会放纵官吏；官吏被放纵，财政费用就会匮乏。所以执行命令也不能不合乎中正。臣私下认为，国家自祖宗以来建立法度来治理天下财赋，明白周全完备，没有一处不是合乎中正的。如果上下同心，谨慎遵守而不破坏，哪里只是勉强够用，即使达到富足也可以。然而发布命令的人被浮泛议论迷惑，法度就有时会改变；执行命令的人被私心牵制，法度就有时会毁坏。改变多次、毁坏频繁，胥吏便会乘机作奸，百姓深受其害，公家的费用也跟着匮乏。臣希望陛下对内整饬朝廷，谨慎遵守祖宗的法度，不要屡屡因为浮泛议论而改变；对外告诫郡邑，谨慎遵守朝廷的法度，不要轻易因为私意而毁坏。内外远近都精诚专一，共同遵循中正之道，这样或许奸猾之徒无处容身，而善良之民都能受到恩赐；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也可以兼而得到，稍稍符合陛下培固根本、扩大治理功业的心意。仲友又上奏说：臣听说，政事和财用本来不是两条道路。所以孟子说：没有政事，财用就会不足；这个道理确实十分明白。姑且以郡邑的财用来说，不过是夏秋两税、榷酒和征商之类罢了。如果诉讼拖延不办，催促呼叫烦扰不止，农桑就必然受到妨碍而荒废；差役徭役不公平，豪强狡猾之徒放纵，户口就必然逃亡迁移。征收处理不能得当，贫富之间就无法互相资助；过割不能按时办理，户籍册籍就会混乱。像这样，还想要夏秋两税按时征收到手，能做到吗？盗寇抢掠不能禁止，道路就会挤满盗贼；契约交易不守信用，商旅就会滞留；酿酒经营不善，人们就不愿买酒；漏洞不能查核，利益就会落入私人之家。像这样，还想要榷酒和征商的收入达到盈余，能做到吗？至于吏员奸诈不能制止，文书不明白，人情不通达，守法不谨慎，那又是各种弊病产生的根源，难以一一列举。没有政事而想使财用充足，臣不敢相信。臣观察近年监司对于郡守所治理的州郡，如果财赋能够勉强办成，其他事务大多宽纵、疏略，甚至相互姑息；同时守令的权力和职责也渐渐减轻。倘若有人怀有奉公、体恤百姓之心，便会成为狡猾胥吏和豪强百姓所不利的对象，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加以诋毁中伤。有人不幸获罪，却含糊拖延、苟且敷衍以求混过岁月，往往只求获得一个好结局，彼此惩戒约束，专门采取苟且简略、追求办成的办法。只要官物没有亏欠，就庆幸地认为职事已经办妥。至于民间事务，往往不放在心上，有的诉状过了十多天才受理，有的追捕传唤数月仍不到案。狱讼、户籍、田土、契券等重要事务，被视为不急之务；胥吏便乘机作奸，豪强狡猾之徒得志，善良百姓受到压抑。催收赋税既急迫，核查又不清楚，权势之家很少有人追究。下等户被重重并征、追逼骚扰，户长甚至破产代为缴纳，多年仍免不了被监禁拘系。虽然财政账面上暂时办成了，但对中等人户和善良百姓来说，却日益受到剥削，财用的来源一天比一天耗竭。这并不是用来仰承陛下爱护体恤百姓、培植根本的意愿。愿陛下降下明睿的诏令，告诫郡邑官吏，使他们用政事来治理财用，不要因为财用而废弃政事。凡监司考察举荐州守县宰、郡守考察举荐县令时，对于政事修明、财用充足兼备的，才可以举荐；如果专门致力于催促办纳而怠慢民事，不得举荐。对于刻剥百姓、偷惰苟且、使百姓怨恨的，必须加以纠劾。这样或许可以使守宰奉行法令、遵循事理，同时尽到抚恤教养百姓和催征赋税的职责，使保障民生与征收赋税两方面都得到好处，这也不是小小的补益。《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理财 宋孝宗时，王质论述州郡财赋考核优劣及赏罚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的财物，问题在于散失了却不能收回，隐藏了却不能发掘出来。能够收回散失的财物，找出隐藏的财物，依据法度以内的财物，自然可以办好眼前的事情。臣愚钝，不懂得增加财富的大计，只认为禁止奸欺、惩罚怠慢，谨慎收藏、节省支出，仍然是大概可以实行的办法。况且一个州之中，奸欺、拖欠、怠慢，侵夺有司利益、像蚂蚁蛀蚀一样漏失公家财物的，不知有多少。精神思虑稍有不到，财赋就会随之流失。臣曾私下比喻说，这就像手里握着沙子，一松手就散掉；又像从缝隙中观看奔驰之物，转眼就消失。这些财物一旦流失，所有事情都会废坏。如今陛下的郡国遍布天下，臣私下估计其中上下困顿、勉强支撑、不能前进的，占了大半。这些地方并不是完全没有财赋，只是有的拖欠滞留不能收集，有的渗漏流失而无法察见。拖欠滞留不能收集，是因为催逼不得其法，所以拖欠滞留没有可以收集的期限；渗漏流失而无法察见，是因为搜查找不到所在，所以渗漏没有可以堵塞的办法。因循不救，最终就会大为败坏。如今陛下的郡国，已经败坏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将要败坏的地方也不知有多少，恐怕再拖延几年，就没有可以挽救的地方了。” 这关系到陛下的国事，并不是小事。臣所管辖的州，是最为偏僻、贫穷、薄弱的地方，又正处在倾覆、废弛、衰败、毁坏之后。陛下博大高明，当然完全了解这些情况。但臣在两年之间，补发旧日拖欠的钱粮十万有余，纲运上供以及州郡支用五十万有余，任期结束时现存的又有二万有余。由此可知，不能说天下没有财物；只是散失而未能收回、隐藏而未能发出的财物，按一年计算，不知有多少；若按天下计算，更不知有多少。财物散失隐藏时，有的暗中成为奸欺之徒谋利的方便，有的被丢置成废弃之物；等到收回并发用时，一件财物就能形成一项用途，一项用途又能救济一件事情。按一年计算，它所救济的事情不知有多少；若按天下计算，它所救济的事情更不知有多少。臣愚蠢浅陋，哪里懂得治理政事？只是竭尽臣的心力，收拾一个郡的财物，勉强办成两年的事务。何况郡国如此广大，人才的能力比臣强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难道还会少吗？近来一两个儒臣所到之处，往往都称说财用充沛，那么陛下境内的财物，果然不能说没有。先有人才，然后才有政事；有了政事，然后才有财赋。” 人才废弃，政事就松弛；政事松弛，财赋便开始无法显现。陛下每次任命派遣守臣，都逃不过圣明的鉴察；但如果不按政绩优劣施行赏罚，就没有办法进行劝勉和贬抑。臣愿陛下明令监司：凡本路守臣，如果纲运上供没有拖欠，州郡官吏和军兵应支取的款项没有积压；对于有拖欠、积压的，每年各选其中最严重的一两人上报。陛下亲自作出刚明决断，公开施行黜免升降，能干的人会因此自我激励，更加不惜力气；不能干的人知道自己无可作为，必然请求退避。还会有人能够估量自己的能力，不敢把一个郡作为谋求苟且俸禄的试验场；这样不用等到淘汰，庸才就会离去；不用烦劳选举，人才就会出现。从此州郡可以各自维持，陛下也可以少费心思，即使不能达到大治，也可以逐渐希望达到小康。恭请陛下明察裁择。”},{ 中书舍人崔敦诗上奏，请求查究和籴的弊病，奏说：“臣私下听说，朝廷已经下达指挥，命各州实行和籴，大概是因为连年丰收，粮食多得散落遍地。臣私下揣度陛下的意思，难道只是想扩大储蓄来增强国力吗？一定也是想重视谷粟来惠及农民。这样的德意，可以说是曲尽周全了。臣私下认为，和籴的弊病，最大的有两项。这两项弊病不除，反而会成为百姓的祸害，不可不察。第一，是州郡侵吞钱款的弊病。朝廷既然已经拨给本钱，各州却有人占留吝惜，不肯把全部钱款用于置场收购粮食，反而派遣自己信任的僚属收纳冬苗，以荐举作许诺，用馈赠加以诱惑，命令他们当面极力大量收购。收取敛聚余利来充作和籴之数后，便侵吞本钱作为私用，这就是第一项弊病。第二，是县道科派扰民的弊病。州县既已承认朝廷规定的收购数目，便按这个数额分派给下属县分头收购。县对于州，不给钱就不能办事；计算移送文书，就有使用费；请求下拨本钱，又有克扣削除。等到真正得到钱时，下属县所得已经赶不上原先确定的价格，无法收购，于是不得不向上户摊派，有时甚至摊派到中户为止。按照所请到的钱数，强令百姓认领数额缴纳，这就是第二项弊病。如今指挥刚刚下达，议论的人都认为这两项弊病必然出现，严重地成为百姓的祸害；这就会使田野丰收，百姓反而有忧愁叹息之苦，朝廷的德意最终成为奸贪之人的资助。” 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施以仁慈，专门委任清廉刚强的监司往来巡行察访；如果有上述违犯情形，就允许他们弹劾查办，并重重加以贬黜责罚。所制定的措施一定要坚决实行，这样百姓就非常幸运了。”崔敦礼代人上殿论述郡县财用的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轻重，都必须施加赏罚，然后有能力的人受到鼓励，懈怠的人奋发努力，事情才有所建树，因此不用过度劳苦而功业容易成就。从来没有不施加赏罚却能办成事情的，何况理财是国家的大计，怎么可以在这里忽视呢？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至于使国库充足、百姓富裕的谋划，更是深深牵挂于心，凡是规划筹画，没有不完备的；只是还没有明确树立优劣考核的标准来显示劝勉和惩戒。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施恩，下诏命有关部门制定固定制度：凡各州长吏应当主管的财用事务，专门责成漕臣办理，以他们初到任时的成数，核对其任期届满时的增减。果真有增加吗？就进一步核实弹劾；如果不是刻剥百姓聚敛所得，也不是奸欺虚报、虚立账目，那么就一定优厚地给予廉能之赏。果真有亏损吗？就进一步核实弹劾；如果不是增加屯驻军马，也不是水旱灾害造成的损伤，那么就一定以废弛职事之罪重重加责。这样一来，州县之间没有不乐于办事、勉励建功的了。” 各自奋力施展才能，就将看到国用充足，像山岳一样高大，像江海一样浩瀚。这样的成效，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