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四

译阴阳散开而成为五行，五行不停息，道也不停息。五行又分散而成为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于是乾道成就男子，坤道成就女子，天地之间万物生生化化永不停息，道也与它们相互共同地永不停息。既然如此，道是一个不停息，天地也是一个不停息；天地之所以不停息，本来就是由道的不停息推动的。圣人出现，为天地建立心性，为百姓确立生命的意义，为往圣继承断绝的学术，为万世开创太平，也不过是用一颗不停息的心来充实它；用它来修养自身、治理他人，这就是不停息；用它来推致知识，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不停息；从自己的精神心术直到礼乐刑政，也同样是不停息。从有三坟五典以来，直到太平、六典完备的时代，帝之所以成为帝、王之所以成为王，都从他一个念头永不停息开始。秦汉以后，道才开始分离；并不是道分离了，而是知道道的人少了。即便如此，其中英明的君主、贤德的君主，固然有号称稍微懂得道的，却又因实行道不够有力而受阻；知道应当用德化治理，却不能不被黄老之说牵制；知道应当施行仁义，却不能不被过多欲望阻挡；知道实行仁政四年，却不能不被眼前的短期成效限制。上下两三千年之间，只能勉强补救、拖延时日、支撑着度日，不必奇怪它斑驳不纯，也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唯独我朝能够一直达到今天这样的美好。陛下继承历代圣主的心意，以会合艺祖的心意；考察艺祖的心意，以参照历代帝王的心意；又以此参照天地的心意。三十三年间，臣知道陛下始终专一，没有把二当作一、把三混作二。天运茫茫，神化幽深。这颗心中的天理，时而混沌、时而开辟，广大无穷。然而陛下临朝日久，持守遵循日益纯熟，计算谋划已经显出成效，却仍然没有达到足以使圣心大为畅快的程度。上面天变不能完全消除，下面民生不能完全安遂；人才和士风还不够纯厚，国家财计和军事实力还不够充足，甚至盗贼的警报也仍然存在，这些都是造成陛下宵衣旰食忧劳的事情，尤其不能避免。如此说来，实行道真的没有效果吗？臣认为，道并不是没有效验的东西。道所产生的功化极其深厚，却不能因此认为它迂缓；道所呈现的证明和成效来得很迟，却不能因此认为它遥远。上天的命令多么肃穆美好，永不停息，这就是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的原因。这样的德性纯粹无杂，纯粹而又不停息，这就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治理国家只在于努力实行得怎么样罢了，哪里有实行道才短短几年，就急忙责求它的效验，反而认为它迂缓遥远的道理呢？” 臣对陛下的希望，只是效法天地永不停息罢了。姑且拿近来的事情来说，责备自身的诏言刚刚发出，阴雨随即放晴；可见天变从来不是不能因行道而消弭的。赈济饥民的法令刚刚施行，城中百姓便欢呼；可见民生从来不是不能因行道而安定的。论辩政事、建立明确主张的诏令一颁布，人才和士风就渐渐变得浑厚；招募补充人员、条陈具奏的诏令一下达，国家财计和军事实力就渐渐充实。安吉、庆元的小胜，维扬、泸水的显著功绩，无不是陛下忧劳勤勉于道的明显效验。然而若以道的最大功效来衡量，这些只是浅近的效果、快速的效果。指着浅近快速的效果就仓促地认为那是道的最大功效，这是汉唐诸君的用心。陛下行帝道就成为帝，行王道就成为王，难道肯沿袭汉唐的做法吗？这正是臣赞美陛下永不停息的地方。陛下如果从这种永不停息的精神继续充实它，就能与阴阳共同运行变化，与五行共同运转，与乾坤生生化化的道理一样无穷。即使充实它而形成三十年的移风易俗，也可以；即使充实它而达到四十年监狱空虚、刑罚废置，也可以；即使充实它而达到百年德泽洽于天下，也可以；即使充实它而使国家世代延续、历经亿万年都能敬奉上天的美好恩典，也可以。难道仅仅是圣问所说的八项事务可以逐渐归于条理而已吗？臣谨慎冒死呈上愚昧的回答。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听说大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超越无极、太极的奥妙，但实际上并不离开日常事务的常理，根植于阴阳五行的深奥变化，却实际上不超出仁义礼智、刚柔善恶的范围。天因为清澄而显明，地因为安静而寂然，人的准则因为明白而昭著，哪一样不是由此道而来呢？历代圣人相传，都是同一个道；由修身而治理他人，由推致知识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在精神心术，贯彻到礼乐刑政；它的本体极其精微，它的作用却极其广大。经历千万世而不可改变；然而功化有深浅，效验有迟速，为什么呢？朕以浅陋之才临政，希望在这里实现治理，经过的年数越久，志向越加勤勉，道却越显得遥远，幽深得还没有显现。朕对此心中疑惑，诸位大夫明白先圣的学术，都来到朝廷，一定有切实恳到的论说，朕将虚心听取。’臣由此看出，陛下追溯道的本原，寻求道的功效，而且心中有所疑问，拿来询问我们这些臣下。臣听说，圣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天地的道就是圣人的道。分开来说，道是道，天地是天地，圣人是圣人；合起来说，道是一个永不停息，天地是一个永不停息，圣人也是一个永不停息。臣请从它的根本源头说起：茫茫的天地，广大无边；浑厚的元气，变化融合没有定端。那时还没有赋予人心仁义礼智的本性，也没有禀受人心刚柔善恶的气质。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心，先有五行；还没有五行，先有阴阳；还没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还没有无极、太极时，太虚无形，空寂无兆，但在此之前已经先有这个道。万物存在以前，道已经具备，这是道的本体；万物存在以后，道得以运行，这是道的作用。它的本体微妙难见，它的作用却极其广大。就人心而言，道就在人的心中；就五行而言，道就在五行之中；就阴阳而言，道就在阴阳之中；就无极、太极而言，道就在无极、太极之中。贯通显明与幽微，兼具显著与隐蔽，包容大小，贯通物我，道为什么能够如此呢？道存在于天下，就像水存在于大地之中。大地之中没有一处不是水，天下没有一处不是道。水是一种不停息的流动，道是一种不停息的作用。天因为清澄而显明，日月星辰便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地因为安静而寂然，山川草木便顺应自己的常态；人的准则因为明白而昭著，君臣、父子便安守各自的伦理秩序。

译大道流行于古今，纲维法则造化万物，哪一样不是由此道实现的呢？一天之内如果道息灭了，即使天地人三才也不能凭自身而立。道之所以不息，其功用本来就是如此。圣人是体察天地不息之理的人：天地凭借此道而不息，圣人也凭借此道而不息。圣人建立不息的本体，就收摄于修养自身；推行不息的作用，就施用于治理人民。建立不息的本体，落实在致知等工夫上；推行不息的作用，则显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效上。建立不息的本体，根本在于防护精神、内心和思虑；推行不息的作用，则贯彻到礼、乐、刑、政等具体制度。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正如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一样。道存在于天地之间，长久而不息；圣人对于道，难道可以片刻停息吗？论述不息之理的，没有比《大易》和《中庸》更充分的了。《大易》的道理说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圣人论述效法天道，归结为“自强不息”。《中庸》的道理说到广大深厚、如泉源深远，以及“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圣人论述与天地相配，归结为“不息则久”。难道乾卦所以刚健、中正、纯粹而精微，不就是一个不息的道理吗？所以，效法天道，也在于一个“不息”。《中庸》之所以达到高明、博厚、悠久而无边无际，也只是一个不息的道理。所以，与天地相配，也在于一个“不息”。用不息的心来实行不息之道，圣人就是不息的天地。陛下亲临政事，立志求治至今，经过这些年以前的不息岁月，好比太阳从早晨升到中午；如今这些不息岁月，好比太阳已经到达正午。这正是勉力行道、将要大有成效的时候。陛下不要认为，几十年来自己担当宇宙、掌握天地，从来没有不依靠此道；到了今天，道的成效已经如此迂曲而遥远了。依臣看来，道好比一条百里的道路，如今不过走到了六七十里。进修道的人，不能走到中途便放弃；行走道路的人，不能半途停步。只要勤勉不止，走到六七十里，本来正是到达百里的阶梯。否则，自己停在六七十里之间，那么百里即使很近，又怎能一步走到呢？道理并没有浅深之分，实行道而使功业教化流行，怎么能把深远看成迂曲？道理也没有快慢之分，实行道而取得验证成效，怎么能把迟缓看成遥远？只有不息，才能使道的功业教化达到极致；只有不息，才能使道的验证成效达到极致。天地间的气机在三极之间动荡，神明的光彩灌注于万物之外，都要从陛下这一颗心开始。臣没有时间从远处举例，请让我把仁宗皇帝的事情陈述给陛下。仁祖就是一个不息的天地。康定年间的诏书说：“只勤勉而心存戒惧。”庆历年间的诏书说：“不敢荒废安逸。”皇祐年间的诏书说：“深切想到做君主的艰难，深深思考登上帝位的重大责任。”庆历年间不息的心，就是康定年间不息的心；皇祐年间不息的心，就是庆历年间不息的心。当时仁祖以道德感动上天，以福禄胜过人的力量，国家安定，边境宁静，似乎可以停止了，却仍没有停止。至和元年，是仁祖在位的第三十三年，他还要露天站立仰望上天，以敬畏天变；捣碎通天犀来救济百姓；让贾黯担任吏部铨选之职，提拔公弼使其名列殿柱，以厚待人才、振兴士风；采纳景初关于减少用度的意见，听取范镇关于更新兵制的进谏，以充裕国家财计、增强军队力量。直到讲习《周礼》，减轻赋税、缓行刑罚，却始终忧虑盗贼；选拔将帅、严明纪律，却急切忧虑西北边事。仁祖的心到了这一步仍不息，就与天地共同长久了。陛下的心，就是仁祖的心。范祖禹曾说：“想要效法尧舜，只有效法仁祖。”臣也说：“想要效法历代帝王，只有效法仁祖。”效法仁祖，就可以达到天德，愿陛下对此更加用心。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三坟以上……难道道之外还有法吗？”臣由此看出陛下仰慕帝王的功业教化和验证成效，也料想帝王各有浅深、迟速之别。臣听说帝王实行道的心，不过是一个“不息”罢了。尧的兢兢业业，舜的勤勉不懈，禹的孜孜不倦，汤的战战兢兢，文王的永不停止，武王的专一不二，成王的不贪图安逸，都是这个道理。《三坟》时代太遥远了，《五典》中记载的事还可以讨论。臣曾推究《五典》所载的事情：当时日月星辰运行顺畅，是因为依道而顺；鸟兽草木各得其所，是因为依道而然；九功有条理，是因为依道而有条理；四方夷人前来朝王，是因为依道而来朝王；百工因依道而兴盛，众多事务因依道而安定。在光天之下，直到海边的百姓，大概没有一个不拜受帝王之道的恩赐。垂衣拱手，安逸地处在土阶岩廊之上，谁说不可以呢？但尧舜并不是这样。当时考核政绩的制度重视三年一次的考核，没有一年敢于停息。颁授历法的命令比四时更为严谨，没有一个月敢于停息。对于“一日二日”的戒惧之心十分凛然，没有一天敢于停息；对于“惟时惟几”的警惕之意十分恳切，没有任何时候敢于停息。这些还只是外在的事情。到了帝位授受之际，尧命令舜说：“真正地执守其中正之道。”所谓“执守”，就是战战兢兢地保持它，不敢有片刻放松。体味这句话，便可以看出尧的不息。河图已经出世，洛书已经显现，关于执守中道的学说还没有听说过，尧却独自说出了它。尧的话已经很完备了，舜命令禹时又增加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话。在危险、隐微、精纯、专一之间仔细审察，那么战战兢兢、持守不放的心念，就比尧更深了；舜的心不息，又怎么样呢？因此，尧的道德教化并不只表现在他在位七十年的时候，舜的道德教化也不只表现在他巡行天下五十年的时候。读到“万世永赖”这句话，就知道唐尧虞舜以来几千几百年间，天之所以仍为天，地之所以仍为地，人之所以仍为人，全都是尧舜的恩赐。那么，他们的功业教化是多么深厚，验证成效又是多么迟久啊！自此以下的历代君王，本来就比帝尧帝舜更加劳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译原始淳朴的风气日益消散，社会风气日益开化，人心中的机巧日益精密，世道的变化消长不停，而圣人用来维系世变的办法，也随着世变而不停变化。风俗已不是结绳记事时代的淳厚，治理也不是画象示意时代的古朴。师长不能不设誓戒，诸侯不能不有所防备；对百姓不能不以政令使其有所凝聚，对士人不能不以礼制使其有所凝聚；内外治理不同，不能不依靠《采薇》《天保》所体现的治理原则，一直治理到建立六典、设置官职。所谓治理、政令、礼制、教化、刑法、事务，无非都是扶持世道，不让它走到穷困的办法。从形势上看，夏代的治理不如唐虞，商代的治理又不如夏代，周代的治理又不如商代。帝王之所以成为帝，是多么安逸；君王之所以成为王，是多么劳苦！战战兢兢、忧惧戒慎，当然不如无忧无虑地居于黄屋之中舒适；开始于忧劳勤勉，也不如恭敬自持、面南而王的安逸。然而从内心来看，舜的勤勉就是尧的兢惧；禹的孜孜不倦就是舜的勤勉；汤的战战兢兢就是禹的孜孜不倦；文王的永不停止、武王的专一不二、成王的不贪安逸，哪一样不是兢兢业业、孜孜矻矻、战战兢兢的推展呢？道散布在宇宙之间，没有一天停止。帝王用来实行道的事业，也没有一天停止。帝王的心就是天地的心，难道还可以把帝王看成安逸、把君王看成劳苦吗？臣愿陛下探求帝王之道时，一定要探求帝王之心，那么今天的功业教化和验证成效，或许就可以与帝王相提并论了。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从这以后……也足以维持和凭借的是什么呢？”臣由此看出，陛下认为汉唐的功业教化和验证成效不足，也为汉唐时代的世道深深感慨。臣听说，不息则天道长久，人的私欲不息则天理消退，欲望不息则阳明之气消退而阴浊之气滋长。汉唐诸君天资聪敏、地位尊高，如果稍有进求道的心，那么达到五帝六五、三王四三的境界也未必困难。无奈天理不足以制约人心，反而被人心所制；天理不足以驾驭欲望，反而被欲望所驾驭；阳明之气不足以胜过阴浊之气，反而被阴浊所胜。因此，勇于进求道的人少，因求道受挫而退缩的人多。这就是汉唐不能达到唐虞三代的原因吗？不过，这只是针对不懂道的人说的；其中也有号称懂道的人。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也不能说不是懂道的人，然而对他们仍有可议之处。前代儒者曾评论汉唐诸君，认为把公与私、义与利分得多少，是国家治乱的原因。三位君主的心，往往不能纯合于天，也不能纯合于人，而是在天与人之间出入；不能纯合于理，也不能纯合于欲，而是在理与欲之间出入；不能纯合于阳明，也不能纯合于阴浊，而是在阳明与阴浊之间出入。因此，专心致力于德化，虽足以陶冶后元年间太平和美的风气，却被黄老之道阻碍，所以雁门、上郡的边警不能避免；对外施行仁义，虽足以造成建元年间富庶的盛况，却被过多的欲望遏制，所以轮台诏前后的悔恨不能免除；实行仁政四年，虽足以开创贞观升平之治，却被追求眼前成效所限制，所以纪纲制度不足以成为后世再次依凭的基础。大概有一分道心，固然足以成就一分事功；有一分人欲，也足以招致一分事变。世道兴衰的程度，也只取决于天理与人欲消长的程度罢了。然而臣曾思考，汉唐以来成为道之累的东西，主要有两种：一是夹杂霸道，二是陷入异端。当时的君主和后世的君主，有志于求道的，不陷于这一边，就陷于那一边。姑且就这三位君主说，文帝的心，是被异端拖累；武帝、太宗的心，是被夹杂霸道拖累。武帝没有真正得到道，却表面上尊奉六经、统一圣人之道，仍不足以胜过他求神仙、兴土木的私欲；对外连年用兵、施行严刑酷罚，他的心因此荒乱。太宗完全不懂得道，闺门中的羞耻、将相的夸耀，以及晚年亲征辽东，始终不能克制他血气上的暴烈，他的心因此骄横。夹杂霸道的念头纷纷扰扰地来往，这本来不足以谈论长久不息的事业。至于文帝，若稍有帝王的天资，稍有帝王的境界，一心用君子长者之道对待天下，而晁错一类刑名家的学说从未动摇过他的心，那就不会被夹杂霸道所累。假使他把二三十年恭敬节俭的心，转而用来求道，那么后元年间的气象将逐渐接近商周，继续进步则可达到唐虞。无奈文帝纯正的心，又被黄老之学的清静思想间隔，所以文帝只能成为汉代的贤明君主，却不能与帝王相提并论。唉！武帝、太宗被夹杂霸道所累，君子本来不敢以帝王的成就期望他们。文帝没有被夹杂霸道所累，却不能不被异端所累，这实在太可惜了。臣愿陛下鉴察汉唐的事迹，更要鉴察汉唐君主的内心，那么今天的功业教化和验证成效，将会超过汉唐几等。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朕上则嘉奖，下则使人欢悦……难道在化育裁成、推行落实方面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吗？”臣由此看出，陛下念及今天所问的八项事务，对道能够得到验证抱有很大希望。臣听说，天变的发生，是百姓怨恨招来的；人才的缺乏，是士风败坏造成的；兵力的衰弱，是国家财计困乏造成的；边境的警报，是盗贼乘隙而起造成的。陛下为了使上有嘉美、下有欢悦而勤劳，早起晚睡地操劳，感叹岁月不断流逝，也只是希望稍微看到吾道的成效。俯视当今世道，却还不能稍稍令人满意。臣知道，陛下正因这八方面的弊病而不满。陛下分八件事来询问臣，臣合并为四件事回答，请允许臣在陛下面前逐一详细说明。什么叫天变的发生是百姓怨恨招来的？上天所看的是百姓所看，上天所听的是百姓所听，上天的明察和威严取决于百姓的明察和威严。人心的安乐与忧苦，正是天心据以表示喜怒的依据。熙宁年间发生大旱，当时河东、陕西的流民进入京师，监门官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献上，并且说：“陛下南征北伐，都是把胜利的图像送上来；料想没有一个人把百姓因父母妻子迁徙、困顿不堪、惶惶无所供给的情状画出来进献。”皇帝看了我的图，采纳了我的话；十天没有下雨，便请求正法欺君之罪。

译皇帝因此停止新法十八项，京师连续下了八天大雨。天与人的感应，间隔不能容下一粒谷物，经书和史书中记载这样的事很多。陛下认为如今的民生怎么样呢？如今的民生困苦了。自从琼林苑、大盈库私自积聚财物，百姓便困苦；自从建章宫、通天台频繁营建修缮，百姓便困苦；自从豪门大户屡次献纳助役之财，百姓便困苦；自从和籴之事不断施行到乡里下户，百姓便困苦；自从各地贪官暴吏把我们的百姓看作家鸡圈里的猪，只任意啄食吞噬，百姓便困苦。唉！东南百姓的财力已经枯竭了。《尚书》说：“怨恨难道一定要等到显露出来才防备吗？应在还没有显露时就设法防止。” 如今还能够说怨恨没有显露出来吗？《尚书》说：“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 如今还能够说怨恨是小事吗？生在这个时代，作为这些百姓，向上侍奉父母，向下抚育子女，也都希望各自享有父母妻子的欢乐；可是手持斧头、磨利刀锋，日夜想着怎样砍断他们命脉的人，到处都是。既然如此，腊雪迟迟不降、吝惜祥瑞，蛰雷失期，月亮侵犯木星，星辰陨落化为石头，甚至下土雨、发生地震等灾变，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屡次出现、史书不能只记一次了。臣愿陛下保持不息之心，急切寻求使百姓安定的办法；百姓生活和谐了，天变或许也会因此平息。什么叫人才缺乏，是士风败坏造成的？臣听说，困穷时所养成的，显达时便施行；年幼时所学习的，成年后便实行。今天在家中修养的，正是他日将在天子朝廷上实行的。建国初年，诸位老臣曾把厚待士风作为首要事务：宁可录用文章有失韵律的李迪，也不取用穿凿附会的贾边；宁可录用直言的苏辙，也不取用险怪的刘几。建立学校，就一定要尊崇经学；恢复乡举，就一定要兼顾品行和才艺。后来国子监采用湖学的办法，设立经学、治道、边防、水利等斋，使求学者根据斋名去追求实际学问。当时程颐、徐积、吕希哲都出自其中。唉！这就是元祐人物所由产生的地方。士风的厚薄最关系到人才，自古以来人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认为如今的士风怎么样呢？如今士大夫之家有了子弟便教导他们：孩子幼小时，就教他句读，选择那些不违背时俗所喜、不触怒有司的文章，让他反复熟读；等到长大，便把小楷写得工整当作本领，把堆积文牍当作丰富。拿这些本领到乡校应试，用这些来考取科举功名，取得青紫服色和车马。这样一来，父兄教诲、师友讲论的，不过是利禄罢了。能够卓然自立、超脱流俗的，能有几个人呢？心术在未做官之前就已经败坏，那么做官之后的气节也就可想而知了。凭这种人治理郡县，怎么能责望他成为卓茂、黄霸？凭这种人镇守一路，怎么能责望他成为苏章、何武？凭这种人列于朝廷官绅之中，怎么能责望他成为汲黯？希望他们奔走于权势显要之门，并不奇怪；趋附于权贵门下，并不奇怪；像牛被套住、马被系住一样受人驱使，像狗一样苟且偷生、像苍蝇一样奔逐营求，患得患失，无所不至，也不奇怪。世道长久处于尘俗之中，风俗萎靡而苟且偷安，清正芬芳消失，污浊的渣滓横流。在皇天所降的中正之性、人的常性美德中，能够在牛羊和刀斧相逼的环境里萌芽生长的，还有几人呢？要使今天的人才厚实起来，臣认为必须先改变今天的士风才行。臣愿陛下保持不息之心，急切寻求造就良士的办法；士风一旦淳厚，人才或许也就可以因此得到。什么叫兵力衰弱，是国家财计困乏造成的？臣谨按国史记载，治平年间派遣使者招募京畿、淮南的士兵，司马光说：边臣请求兵员没有尽头，朝廷招募士兵没有停止，而仓库中的粮食布帛有限，百姓的膏血也有尽头。希望停止招募禁军，训练原有的军队，自然可以用来防备敌人。臣听说，自古今天下，能够避免衰弱的，必定不能避免贫困；能够避免贫困的，必定不能避免衰弱。一种利益兴起，往往潜伏着一种祸害，从未有两方面的祸害同时承受的。如今兵力和财计却同时受害了。自从修筑东海城，调淮兵防守海边，两淮兵力就不足；自从襄樊收复后，又合并荆州军队修筑襄阳，荆湖兵力就不足；自从战船列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和忠义军因死亡、迁徙而空缺过半，川蜀兵力又不足。江淮兵力又被抽调进入蜀地，又被抽调来充实荆州，于是下游兵力更加不足。荆湖兵力又被分派去防守应地，分派去镇守安抚，于是上游兵力更加不足。国家用来保护自身的，靠的是军队；如今军队竟然这样不足，国家怎么能不衰弱呢？要扶助它的衰弱而使它重新强盛，那么招募士兵的措施，今日确实有不得已之处。然而招募刚刚开始，调度更加紧急，问大农寺，大农寺没有钱；问版曹，版曹没有钱；问饷司，饷司也没有钱。除了岁币中的银和绢之外，没有听说有人制定统一的办法来筹划军粮，这就是军力衰弱而又不能免于贫困。陛下亲自表明心意，近来又创设安边太平库，专门供应军队，这是太祖艺祖积存缣帛以换取敌人首级的用心，也是仁宗皇帝拿出钱帛帮助军备的用心。经过转运调换，局面立即显出不同，从前衰弱的军队可以变强了。然而运输粮草、供给军饷，军队方面花费了多少？而琳宫梵宇照耀湖山，土木工程的费用却像漏水的器皿一样不断流失。军灶排列如云，砍柴烧火，军队方面花费了多少？而霓裳羽衣、耗费金钱装饰翠玉，宫廷方面的费用却像尾闾一样无穷流出。生口熟口的券给，每月发放衣粮，军队方面花费了多少？而购买珍珠、运输美玉，宠幸外戚、希求恩泽的费用却成了泛滥的源头。天下财物如果专门用来供应军队，财物从来不会不足。只是再加上浮泛的费用，再加上冗余的费用，财物才开始像瓶子空了、酒罍也感到羞愧一样枯竭。这样即使想让军队充足，又凭什么供给军队呢？臣愿陛下保持不息之心，急切寻求节省财物的办法；财计一旦充足，兵力或许就可以因此增强。什么叫边境出现警报，是盗贼乘隙造成的？臣谨按国史记载，绍兴年间，杨幺侵犯洞庭，连续越过数郡，大将王▯不能制伏他；当时伪齐挟持敌军使者李成进犯襄、汉，杨幺与之交通，朝廷忧虑此事，开始命岳飞处置上游事务。不久岳飞驱逐李成，擒获杨幺，于是荆湖平定。臣听说，外部的强敌不能成为中国的祸患，但它们来犯，必定要等待内部发生变乱；内部的盗贼也不能成为中国的祸患，但他们起事，必定将招致外部侮辱。盗贼发展到与强敌相通，就已经是腹心的大患了。如今所谓敌国，固然可怕；然而敌人逼近我蜀地，蜀帅便有防守泸水的功劳；窥伺我淮地，淮帅便能奏报维扬的胜利。敌骑纵横，本来不是一道防线所能阻止的。但假使不让敌人获得气势而离去，那么中国的实力还没有完全显露在他们之下。他们也仍然害怕中国有人才和能臣。唯独旧海一带处在天涯一隅，叛逆的幼雏在那里筑穴，至今已有数年。

译暴风骤起，转瞬即逝，一叶小舟也可以通航。他们未必不是早晚都在谋划进趋浙江，但至今还没有做到。只是他们不擅长造船，水战又疏于训练，害怕我唐岛有李宝在罢了。然而洞庭湖烟水沉寂，浙右的湖面却波涛沸涌、惊险异常。区区妖孽，尚且说已经有杨幺渐成气候的迹象了。臣从京师的老者那里得知，他们出没倏忽，往来迅疾，驾船如飞，操舵如神，而我们的水军赶不上他们。东南的长处，没有比水军更强的。我们在金山击败乌珠，靠的是水军；在采石击毙逆亮，靠的也是水军。如今这些人反而挟此长处来制约我们，实在太不勇武了。万一他们采用杨幺的计策，那么从前李成在荆地不能得志，未必今天在浙地也不能得志。从前听说山东连年饥荒，有关官员贪图榷货贸易的利益，抽空苏州、湖州的根本来资助他们。朝廷官员还说这是相互贸易，哪里知道没有人为他们充当乡间向导？一名敌人登岸，万事就会像瓦片一样崩裂。又听说魏村、江湾、福山三个寨的水军兴贩盐税，用来资助叛逆幼雏。朝廷官员还说这是让守卫军队去做商贾的事，让防拓士卒打开乡间通道。忧虑时局、懂得治理的人，见解往往竟是这样。肘腋身边的蜂蝎，衣袖中的蛇蝎，难道可以忽视吗？陛下近来命令发运使兼任宪司，合并兵权和财权而统一其权力，这是准备一举消灭这些祸患的谋划。然而驻屯海道的不是没有军队，控制海道的不是没有将领。只是徒然有王▯数年的劳苦，却没有听说有岳飞八天平定荆湖的功效。子大叔平定苻泽的盗贼，恐怕也没有这样困难。长此不止，臣担心这是在替李成开辟道路。臣愿陛下保持不息之心，急切寻求平息盗寇的办法；盗寇祸患一旦清除，边防或许就可以因此放宽。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不息就会长久，长久就会有征验。”如今为什么还没有征验呢？“变通就会长久。”如今难道可以屡次更改吗？臣由此看出陛下长久坚持自己的道，对《中庸》《大易》的格言深有感触。臣听说，天长久而不坠落，是因为运行；地长久而不倾覆，是因为转动；水长久而不腐败，是因为流动；日月星辰经常新鲜，是因为运行。天下凡是不息的，都因此能够长久。《中庸》的不息，正是《大易》变通的根本；《大易》的变通，正是用来验证《中庸》不息的道理。变通者能够长久，固然发端于不息者的长久。大概不息的是内心，变通的是外在事迹。内心不息，所以外在事迹也不息。人在六合之内遨游，却纵论六合之外；生在百世之后，却追想百世之前。神妙的变化如天之创造，天道运行没有端绪；它发动微妙得不可见，充满周遍而不可穷尽。天地所以能够变通，本来就是由其不息而造成的。圣人长久坚持他的道，也只是效法天地罢了。天地因为不息而长久，圣人也因为不息而长久。离开不息而只谈长久，都不是长久的根本。臣曾读《无逸》一书，看到享有国祚长久的有四位君主，其中三位尤其长久。臣探求他们长久的原因：中宗的内心严肃恭敬、谨慎畏惧；高宗的内心不敢荒废安逸；文王的内心不沉溺于安逸，不游乐于田猎。这三位君主都只是不贪安逸罢了。他们的不贪安逸，就是臣所说的不息。只是不贪安逸，成效已经如此；那么不息难道不是长久的根本吗？陛下实行道，并不是一天一夕的短暂行为。宝绍以来，是在涵养此道；端平以来，是在发挥此道；嘉熙以来，是在把握此道。从嘉熙到淳祐，从淳祐到宝祐，十多年间没有不是持守遵循此道的岁月。陛下处在这样的情形中，庭院的火炬还没有明亮，臣知道您已经早起穿衣以等待朝政；太阳到了正中又偏西，臣知道您连精美的膳食也无暇享用；夜漏已经下了，臣知道您靠着丙枕仍不能入睡。圣心的运行，也可以说是不息了。然而，已经过去的不息容易做到，未来继续不息却困难；长久坚持不息容易做到，越长久越不息却困难。清晨临朝，面对群臣如星罗棋布，陛下此时的心固然不息；但在暗室屋漏之处的隐微状态中，试着警醒反省一下，还能不息吗？每天驾临经筵，学士聚集，陛下此时的心固然不息；但在宦官、女子近身之处，试着循察自己的内心，还能不息吗？外在不息，本来不能保证内在也不息；在此处不息，也不能保证在彼处不息。忽然勤勉、忽然懈怠，忽然兴作、忽然停止，那么不息的纯正心念就会被间断。这样，陛下即使想求长久，也会有征验未至；臣知道《中庸》九经的治理，不可能在朝夕之间见效。即使想求变通，也要以长久为条件；臣知道《系辞》所说十三卦的功业，也不能按一年半载来计算。在幽深曲折、变化难测之中，在虚明而能应接万物的心境上，全在于陛下自己斟酌、自己持守。片刻之间力量不能接续，长久的功业就会一并废弃。难道可以不警戒吗？难道可以不畏惧吗？陛下用来策问臣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了。臣用来效忠陛下的心意，也已经大略陈述在前面了。可是陛下在策问篇末又说：“你们大夫要熟读它、反复思考它，不要偏激，不要浮泛，以符合朕详细延请、广泛求言的本意。”臣恭敬读到圣策这里，陛下所谓详细延请之意，大概已经可以看出了。陛下自即位以来，从未因士人直言而治罪；不仅不因直言治罪，反而引导他们直言。我们这些人曾经遗憾没有机会到天子朝廷，吐露平素积蓄的意见；幸而被有司录取，得以借玉阶前方寸之地进言，这正是我们披露肺腑的日子。正要明目张胆、謇謇谔谔地谈论天下大事，陛下却告诫我们不要偏激、不要浮泛。浮泛固然不切实际，至于偏激，却是忠心发出的表现。陛下为什么把偏激的话和浮泛的话一并厌弃呢？如果厌弃偏激的话，难道是要把我们这些臣子都归于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吗？那么臣将成为偏激的人吗？将成为浮泛的人吗？还是迁就陛下的说法，姑且做一个不偏激、不浮泛的人呢？不过，在朝廷上回答策问而做到不偏激、不浮泛的人，确实有一个。臣在汉代找到一人，名叫董仲舒。

译当汉武帝策问董仲舒时，慨然以希望听闻大道的要领来发问。武帝求道的心，大概十分锐利。然而用宏大的言辞谈道，武帝将要到虚无渺远的境地去求道。假使董仲舒在这里说得过于激烈，就是偏激；说得过于浅薄，就是浮泛。董仲舒不偏激也不浮泛，提出了“正心”的说法。武帝正要到虚无渺远的境地去求道，董仲舒却用真实浅近的道理告诉他，这就是陛下所说的切实恳切的言论。无奈武帝自恃自己有些英明的资质、超群的见识，认为足以凌驾六合、统摄八方，却反而忽略了这句话。董仲舒后来离开江都，而武帝所交谈论道的另有他人。臣本来就曾替武帝惋惜。堂堂天朝当然不是汉代可以相比的，臣的才德也远远不及董仲舒；但臣也不敢偏激，不敢浮泛，私下从圣问所说的道中得到两条意见，来献给陛下。请陛下试加采纳。第一，重视宰相，以开启公道之门。臣听说，公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不能有一天被堵塞；疏通、昭明并清除阻塞，是宰相的责任。然而扶助公道是宰相的责任，主持公道却是天子的事情。天子如果侵夺宰相的权力，公道就完了。三省、枢密院，称为朝廷，是天子与大臣共同谋划大政、发布重大命令的地方。政令如果不从中书发出，古人称为“斜封”“墨敕”，不是盛世的事情。建国初年，三省的纲纪非常端正：中书起草诏命，门下审查复核，尚书奉行执行，宫廷和府署的事务没有一件不统属于宰相。因此李沆还能够焚毁册立妃子的诏书，王旦还能够阻止任命节度使，韩琦还能够发出空头敕书驱逐内侍，杜衍还能够封还内批以裁抑侥幸求进的人。大概宰相的权力受到尊重，公道才开始有依托而得以确立。如今陛下为公道考虑，并非不周全。以禁止攀附告诫外戚，是用公道要求外戚；以裁减限制告诫内司，是用公道要求内司；以舍弃成法、任用事例告诫群臣，是用公道要求外廷。雷霆般发声，驱散蒙蔽；如星日照亮幽暗，天下因此都佩服陛下的明察。然而有人说，近年以来，朝廷大庭中的任命授职，有的在义理上不够妥当，在法令上不够便利，却全都通过圣策施行。不仅各司升迁补授上烦劳皇帝亲自裁决，统帅越级、阁职超额升迁，也因攀附而获得恩泽；不仅奸赃罪行被洗清要劳烦皇帝降下诏令，候选官员取得入仕资格、奸猾胥吏逃避刑罚，也因钻营刺探而得到宠命。甚至民间琐碎的争讼，皂隶等卑贱之人的请托求情，也全都送达内廷，完全由宫中直接降旨。这是多么微小的虮虱之事，陛下却亲自处理；大臣几乎成了奉承迎合的官员，三省几乎成了奉行文书的府署。臣担心天下的公道从此就被堵塞了。景祐年间停止内降，凡是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院发出，仁祖主持公道就是这样。如今进言的人还把有些事务应当偶尔由皇帝亲自裁断作为说辞。唉！这也是韩绛劝告仁祖的话。仁祖说：“朕本来不怕亲自作出处分，不如先听尽大臣的意见再实行。”仁祖用来告诫韩绛的究竟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反而又拿韩绛的话启发君主去夺取中书的权力，这是什么用心？宣和、靖康年间创设御笔诏令，蔡京坐在东廊，专门负责奉行御笔；后来童贯、梁师成掌权，天地因此分裂，延续了数代，这已经足以作为鉴戒。臣愿陛下重视宰相的权力，端正中书的体制，凡是宫中批示都必须经过中书、枢密院，像先朝的旧例一样，那么天下幸甚，国家社稷幸甚。第二，收纳君子，以延续直道的命脉。臣听说，直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不能有一天衰颓；使它光明并加以扶持，是君子的责任。然而扶助直道是君子的责任，主持直道却是君主的事情。君主如果竟至于挫伤君子的士气，直道就完了。不正直，道就不能显现；君子是倡导直道的人。直道一旦由君子倡导，古人称之为“凤凰鸣于朝阳”，用来向清明的朝廷庆贺。本朝君子的气节大为振作，有“鱼头参政”，有“鹘击台谏”，有“铁面御史”，军国大事没有一件不能由君子进言。因此司马光还能够诛戮守忠的奸邪，刘挚还能够折服李宪的蛮横，范祖禹还能够治罪宋用臣，张震还能够弹劾龙大渊、曾觌。大概君子的气势得到伸张，直道才开始有依托而得以推行。如今陛下为直道考虑，并非不周到。每月有供课，是以直道要求谏官；每天有轮札，是以直道要求廷臣；有转对、请对和不定时召对，是以直道要求公卿及百官。江海容纳污水，山林包藏毒虫，天下因此都佩服陛下的宽宏。然而有人说，近年以来，外廷的议论有的于己不合，有的感情上不能忍受，便全由圣意裁断。不仅言及皇帝车驾的奏章上烦劳皇帝亲自批阅，小小的赏罚、小小的任免，也往往被搁置不报。不仅关系到朝廷大政的事情上烦劳皇帝出面调停，小小的弹劾、小小的纠举，也常常由皇帝下谕而不停止。更严重的是，意见稍稍涉及身边的宦官，议论略微触及近亲姻亲，陛下不顾公议，反而斥退谏臣。这是多么卑鄙的狐鼠之辈，陛下却亲自庇护他们？御史竟受到讥讽，台吏竟得到“事情已经办结”的重报。臣担心天下的直道从此就被阻挠了。康定年间，欧阳修因进谏论事被调出京城，不久就召回任谏院官；至和年间，唐介因进谏论事被贬，不久就授任谏官。仁祖主持直道就是这样。如今进言的人还把台谏势力日益横行作为疑虑。唉！这难道不是富弼忠于仁祖的本意吗？富弼屈身礼待士人，宁可作为宰相接受台谏的纠弹。富弼是怎样自处的呢？为什么不理解富弼的本意，反而启发君主厌弃君子的言论，这是什么用心？元符年间设置看详理诉所，士大夫因此获罪的有八百多家。后来邹浩、陈瓘离开国家，却没有一个人敢替天下伸张一句话，这已经足以作为鉴戒。臣愿陛下振作正直之人的士气，培养公论的锋芒；凡是因直言而离职的人，都召回御史台任职，如先朝旧例一样，那么上天幸甚，

译天下幸甚，国家社稷幸甚。大概大道实行，天下就成为公有；周代的道路平坦如砥石，正直如箭。自古帝王实行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臣来自山林之间，心中有话想要吐露。陛下怅然怀疑吾道迂曲遥远，又感慨评论古今功业教化的深浅、验证成效的迟速，仿佛对今天的情形非常不满。臣认为，这并不是实行道本身的罪过。公道不在中书，直道不在台谏，所以陛下实行道虽然用力辛劳，却还不能立即享受到道的报应。假使中书能够用公道总理政务要领，台谏能够用直道纠察官员邪曲，那么陛下即使端正冠冕、凝神垂旒，端坐在清肃的朝堂之上，所谓功业教化和验证成效也可以立即显现，怎么会积累三十多年功力，志向勤勉而道路遥远，茫然还没有达到边际呢？臣开始用“不息”二字劝勉陛下，最后用“公道、直道”两条意见献给陛下。陛下在万机之余，倘若对此多加三思，那么登上帝王的境界、超越汉唐，就可以从这里作为阶梯了。臣本性疏懒愚钝，不懂得避忌，握笔写到这里，不知道自己的话过于偏激，也不知道自己的话过于浮泛，冒犯天威，罪在不可赦免。只愿陛下留心，臣谨此答复。牟濚上奏说：“臣生长在西州，承蒙陛下恩典，得以登科，至今将近四十年。后来遭逢战乱，和百姓一起流离，只求苟延残生，直到今天。臣虽然曾两次位列朝班，也曾出任一州长官，但终于因为迂腐疏阔，动辄与世俗相违，十年没有调任，自己料想再也没有机会仰见圣上清明的容光了。朝廷不忍心始终弃置臣，于是从淮东制置司幕府中提拔臣为太常丞，如今又兼领铨部。圣恩如同上天，臣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恰逢陛下召见对策，才得以在玉阶前这一方寸之地倾吐一点微薄的忠心，这是臣千载难逢的机会。”“臣又听说，踪迹疏远而言语亲近的人会遭祸，身处遥远而心意忠诚的人会触犯权势。臣的行迹，可以说是疏远；但臣内心，实在怀有朴实的忠诚。惟愿陛下垂听。”“臣曾读《孟子》，读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才知道自古以来天下从来没有永远不乱的时候；每逢乱世之后，必定有人出来使天下得到治理。这大概是天地生生不息的机理，脉络从未断绝。大禹治水之后有周公，若上天不生周公，就无法为百姓除去祸害；春秋之后有战国，若上天不生孟子，就无法替百姓树立道德之心。大禹之后有周公，孔子之后有孟子，乱世并不会终止于混乱，而会归于治理，这既是人的作用，也是天意。” “然而人人都知道四方夷狄会成为中国的祸害，却不知道人心的祸害比四方夷狄更严重。四方夷狄虽然能够造成一时的祸害，但人的良心和天理终究不可磨灭。良心败坏，就失去了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流弊发展下去，更有说不尽的危害。”“臣请先说四方夷狄，随后再谈人心。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四方夷狄，是因为有三纲五常作为主张，有礼义廉耻作为维持。然而近年以来，贪婪争逐成为习惯，欺骗虚诞成为风气。臣感叹风俗日益偷薄，害怕纲常即将坠落，于是远方夷狄便得以凌辱中国，百姓死伤遍地，而他们的奸谋竟发展到窥伺长江。若没有人出来挫败他们投鞭渡江的嚣张气焰，大事就危险了。”“上天保佑圣明的君主，为国家生出贤能辅佐，使谢▯率领的八千兵卒击败苻秦百万军队，使几乎危亡的宗庙社稷重新安定，几乎断绝的正统重新延续，这功劳不在大禹、周公之下。”“臣私下认为，士大夫经历巨大的变故和深重的忧患之后，一定能够惩戒反省，洗心涤虑，归于正道。可是他们沉溺已经很深，旧有的染习仍然存在。问吏治，吏治还不纯正；问士习，士习仍然苟且。即使圣明的君主再三勤恳地告诫，激励他们却没有回应，振作他们却不能奋起；这种消磨意志、使人软弱圆熟的风气，连贤者也不能幸免。” 这就是臣最为恐惧的事情。“臣不敢再追究过去的过错，姑且用近来的事情来说明。”[原文“之陛下”疑为讹误，具体句读不确定]陛下曾下诏整治贪污，大概是感叹百姓生活困苦，憎恶贪官侵害百姓，认为应当惩罚一个、劝诫百人，这样贪鄙的风气就会革除。如今过去了多少时间？所弹劾的不过是州县小吏，而掌管大事、任用显官的人，其中还有很多值得议论的。难道是对小事查得过细，却对大事疏忽了吗？这不是陛下的本意。陛下曾下诏训诫廉洁，大概是知道人性本来善良，想引导普通人归向君子，认为应当举荐一个、劝勉百人，这样廉耻的防线就会张开。如今过去了多少时间？只听说整治贪污，却没有听说因廉洁而得到提拔任用。羞耻和厌恶之心，谁会独独没有呢？为什么竟然泯灭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孤寒少助的人，即使廉洁也无法自行显露，而大吏的好恶又同众人的评价相违背吗？这不是陛下的本意。陛下替千里之地选择牧守，本来是为了百姓；但治理百姓的人，只知道谋求富贵，不再考虑国家根本，借口进献羡余来掩盖贪婪残酷的行迹，因而违背了朝廷为民的初衷。陛下购买公田以免除和籴，本来是要便利百姓；但奉行此事的人，不能只实行一分宽免，却把各种政令都推行开来，只想谋求办事有成的奖赏，没有时间考虑长远计划，因而违背了朝廷便利百姓的初衷。” “不应当把贵戚任用到具体政务上，这是良法。陛下在位四十年间，世人不知道有贵戚干预政事。到了近来，好官要职仿佛随手取用，未必都是贵戚本人；但凭借攀附关系，也能越级取得节度使之类的官职，其中难道没有无才无学之人吗？人们知道这是政治上的过失，堵塞了孤寒之士的进身之路，于是有人便开始私下议论，说陛下偏爱贵戚——这实际上是辜负陛下的人。宦官声名显露，并不是国家的福分，这是确切的论断。陛下在位四十年间，世人不知道有宦官干政。到了近来，这些人的名字渐渐被人听闻，大概因为缺少防范、没有廉耻的人，往往依靠他们进身；那些招揽权力、收受贿赂的人，也得意洋洋地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即使传闻未必完全属实，但事情确实有自取其祸的原因，于是有人开始议论说陛下任用宦官——这实际上是陛下亲信的人辜负陛下。陛下以高爵厚禄对待士大夫，希望他们尽心竭力、体念国家。但朝廷内外大小臣僚，不能体会陛下的心意，各自只把自己的私心当作公心，人心沉沦竟到了这种地步。陈蕃所说‘在朝群臣如河中之木，随水东西漂流，贪恋俸禄而害怕祸患’，难道可以容许这种情况出现在政治清明、群臣如仪凤满朝的时代吗？”

译从前神宗皇帝告诉富弼说：“君臣之间必须上下相互照察，尽忠尽节，不得有所隐瞒。”富弼在御座前拜谢说：“尽忠无隐，即使只有臣一人，也无益于事情的成就；必须两府大臣以及朝廷群臣，人人都尽忠无隐，依靠众人的力量，才能完成天下大事。”富弼的话，难道不是今天士大夫的药石吗？如今民心正处于危险之中，容易动摇；士气难以伸展，容易受挫。虽然有许多君子，却也不免有窥伺时机的小人。境外的事情，不是臣所能知道的；境内的事情，也还有许多不能满足人意。天下的事变，不容易在片刻之间料定。万一发生了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的智虑所不能及的事情，随后却追究贤者没有进言的罪过，使小人得以借口说：‘君子对国家没有益处’，那么国事就更加无法说了。这就是臣始终为世道忧虑，并把端正人心作为扶持世道根本的原因。惟愿陛下不要因为臣地位疏远而忽视这些话；这岂只是微臣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幸运。理宗在位时，斥逐权奸，召回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满朝相互庆贺。太常寺丞姚希得认为：从外表看，似乎是清明的朝廷；从内部察看脉息，却有类似危亡的症候。” 于是上疏说：“尧、舜和三代的时候，没有危亡的事情，却常常喜欢听危亡的言论；秦汉以来，危亡的事情很多，却常常忌讳谈论危亡。危亡的事情不可以发生，但关于危亡的言论却不能消失。后世君主竟把走在危险道路上当作走在平坦道路上，把听取警告看得像忌讳疾病一样。又说，君子并不是没有被召用，但君主的意向还没有完全调和；一个小人并不是没有被斥逐，但他的根株还没有彻底斩断。大权似乎已经掌握，却不能排除旁门曲径的疑虑；大势似乎已经改变，却还看不出长治久安的办法。朝廷群臣的讽谏、封囊中的奏陈，并非不激切，而陛下固然不因此治罪，却也没有实行。自古以来甘愿踏入危亡时机的，不只是昏暗的君主，明君也有这样的时候。这是臣最害怕的。”朝廷是一切政教变化产生的地方，实际上根本在君主的一颗心。既然太阳高照、光明普遍，为什么仍然有值得议论的事情？内廷兴建小学，人人都知道陛下有意于确定储君；然而岁月已经过去，还没有看见施行，人心危疑不安，没有归属。秦汉以来，继承人不能早早确定，事情临时仓促决定，有时由宫闱发出命令，有时由宦官主持谋划，有时由奸臣首先倡议，这些都足以危害国家。” 陛下为什么顾虑而不早定大计？贵戚邸第的盛大，人人都知道陛下对亲属深厚亲爱；但依附权贵的人很多，轻视王法，请托之事蔓延，几乎无所不在。扬干是晋侯的弟弟，在曲梁胡乱行事，魏绛杀了他的仆人，晋侯起初发怒，最终却悔悟，晋国因此强盛称霸。平原君是赵王的弟弟，也不缴纳租税，赵奢便惩处了替他办事的人。赵王认为赵奢贤能而任用他，赵国因此强大；这些都足以使国家兴盛。陛下为什么不能稍微伸张国法？如今女冠一类的人，众人都在指责议论；亲近的宦官和小臣，时常暗中窃取威权福柄。这些都是陛下的心意忽明忽暗造成的，难道不可以说是危险吗？国家有善类，就像人有元气。善类一败一消，元气就一病一衰。善类还能有多少？哪里经得起屡次消耗？消耗到了极点，国家也会随之衰亡。陛下明于知人，公正于用人，本来没有再任用权奸的意思；然而道路上的人往往私下议论，说这是元祐、绍圣将要分裂的征兆。祸根还潜伏着没有除去，岂不是几乎把危险当成安定了吗？皇帝改变脸色说：“朕决不用史嵩之。”度宗时，黄应龙上奏说：“臣认为百姓之事最为重要，已经略陈于前；但切合当今世务的急务，难道不是边境问题吗？” “朝廷的谋略和神机妙算，臣这样的草野小臣哪里有资格插嘴？惟有在政治昌明的时代，连樵夫的意见都能被采纳；《诗》《书》中所记载的道理，我才可以陈述。所谓柔远能迩，其中的‘能’一定不止一件事；而以厚德待人，实在是使蛮夷归服的根本。《天保》以上的诗篇讲治理内政，所谓治理当然不止一个方面；嘉宾、使臣、兄弟、朋友等礼仪交往，都是《采薇》《出车》所表现的治国次序。近处不能治理好，远方就不容易安抚；内部已经治理好，外部就不难防御。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弊病没有比风俗更严重的。奢侈虚伪足以消磨士大夫的壮志，义理晦暗侵蚀，无法洗涤天下贪婪的习气。秦昭王临朝叹息，听说楚人的铁剑锋利，而倡优技艺拙劣。铁剑锋利，说明士卒勇敢；倡优技艺拙劣，说明他们有长远谋略。我恐怕楚国正在图谋秦国，所以忧虑。堂堂天朝，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区区战国，哪里值得效法？何况如今整治兵器以防备意外，任命将帅并授予方略，枢密机要周密严谨，谁能窥探？然而四方仰望朝廷，还是从京师开始；他们所能看见的，是铁剑果然锋利吗？市井中的人却像儿戏一样嬉闹，倡优果然技艺拙劣吗？妖媚之人正争相显露。古代禁止奇技淫巧，如今若不是奇异、纤巧、华丽的东西，反而卖不出去。” 梵音法鼓之声，僧人与俗人混杂居处；挽臂露头，男女没有区别；雕饰墙壁、建造高大屋宇，豪奢僭越、超过礼制；戴高冠、穿宽大的衣袖，贵贱也无法区分。管子说：‘高台楼榭彼此相望，君臣上下就会互相怨恨；百姓没有剩余积蓄，禁令一定不能停止这种弊病；道路上有饿死和病死的人，守卫国家的力量一定不会牢固。’如果管子是愚人，这些话当然可以不理；但管子稍微知道治国的根本，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叔向说：‘晋国道路上饿死者相望，而女子的财富却满溢，尤其可叹的是以享乐来消磨忧患。匈奴还没有消灭，哪里顾得上经营家室？’霍去病能够做到这一点，而粗鄙之人却放纵地在金帐中饮酒作乐，壮士却悲叹自己将在玉门关渐渐老去；儿郎们忍受寒冷，谁敢提出请求？他们身穿满是虱子和尘土的衣服，每天抵御强敌；修长的剑只能拿来支撑下巴，活着的乐趣尚且不能亲身享有。敲打疲惫的士卒，怎么能杀死宠妾来防止将士叛乱？凭借一座孤垒，怎么能抵抗百万军队？唐代魏征说：‘如果君臣之间动辄顾忌外在形迹，天下的安危还不可知。’表面顺从、背后议论，是皇帝朝夕应当深切戒备的。外表仁厚而行为违背圣道，是圣门所不取的；哪里能随声附和、任凭私情决定是非可否？磨平人的棱角，削掉风骨和锋芒，习惯成自然，难道可以视若无事？恐怕柔弱圆熟的风气积久之后会变成萎靡，始终只求顺从安适，最终流入奸邪反常。”

译西都的萎靡软弱，确实是符命泛滥的开端；前晋所谓风流放达，实际上是祸乱华夏的阶梯。这样的祸患能不害怕吗？臣所说能够消磨士大夫壮气的事情，都是风俗奢侈虚伪造成的。孟子说：‘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国家就会空虚。’如今尊重贤者、任用能人，俊杰也在职位上，但国家贫乏、百姓贫困的情形仍旧如此。孟子又说：‘上面有仁慈之心和仁德声誉，而百姓却得不到恩泽，是因为没有实行先王之道。’如今发布政令、施行仁政，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但百姓得不到恩泽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原因是什么？千里之内百姓的生计，寄托在太守身上；百里之内百姓的命运，寄托在县令身上。陛下有教令要求爱护百姓，有箴言告诫官吏不得贪污，明白如日月星辰，严厉如雷霆。近畿各郡，所选官员还算精明；偏远角落和边远堡寨，却大多贪暴残酷。任命之初，仿佛神明在前监督；条令图册颁布之后，却成了墙壁上的空话。官吏倚仗紧急符文催逼百姓，国库又空虚，于是割取百姓身上的肉来医治疮疤，还说这是征收常赋；甚至捶打肌肤、剥取骨髓，动辄牵连无罪之人。贪污从未不曾受到告诫，但贪官却多能得志；廉洁从未不曾受到提倡，但廉吏却有时被埋没。难道是因为佩玉、飞金、脱粟等名声可以用来钓取声誉，而饮冰食蘖、即墨受毁的清苦名节却难以得到封赏吗？大概资财多的人得到的援助也多，孤立无援的人就处境孤危。” 大臣守法，小臣防奸，是国家富足的根本。如今朝廷拒绝贡羡，权贵府第也断绝了苞苴，但装礼物的筐篚却堵塞道路，行贿送礼络绎不绝。一旦进入关门，就像用水浇在烧热的东西上，立即蔓延开来。郡将和各县长官带头示范的行为，不能作为礼仪法则；于是受贿的官吏更加肆意索取。监司是各城的耳目，若不能端正法度，贪婪的太守还有什么忌惮？上下互相征取，廉耻之道丧失，百姓穷困到了骨髓，究竟谁真正怜悯他们？古代的学问失传，文章成为奸诈欺世的工具；有些人被妻妾宫室的贫乏困窘所役使，失去了本心，身处污秽却不感到羞耻，激起怨恨和诽谤，最终引发变乱。先臣李观说过：‘如果百姓因为贪婪暴虐而受苦，因为寒冷饥饿而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成为盗贼，臣就不知道他们还能归向哪里。’臣所说没有办法洗涤天下贪婪习气，都是因为义理被晦暗侵蚀的缘故。然而臣听说，圣人不能替时代安排一切，却能够不失时机。陛下正值盛年，德泽更加深厚；帅臣精神旺盛，能够决胜于千里之外；智虑深远；群公遵守义理、奉行法令，制度规范都已完备。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太平，正应当趁此时机奋发果断，清除弊病，使政局豁然明朗，洞彻通达，揭开阴暗幽隐、掩盖遮蔽的私弊；停止不急迫的事务，节省没有名目的费用，依照施行祖宗的法典。民间的疾苦，应允许田野妇人即使席地而坐也能上殿申诉，不因礼仪防范而阻塞；平民也能击鼓上告，使皇帝听见。” 实行卫文公穿大帛衣的规定，储存缣帛，准备以此换取敌人的首级；振作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志向，卧榻之外哪里容得他人鼾睡？学习艺祖勤劳，亲自徒步前往作坊、染院、造船场；掖庭宫女中愿意归家的，增加厚赏遣送回去。学习高皇帝的节俭，把内侍的珠囊丢弃在汴水中，把螺钿装饰的椅桌砸碎在通衢大道上。馆陶百姓控诉丈量田地不实，就判县令流放海岛。吏部郎中监督征收河阳夏税，却收取一斛五升的羡余，便罢黜并剥夺他的官职。贩卖钞币的人处死于市，犯法就依法用剑诛戮；一切遵循建隆年间的制度，使朝廷内外明确知道皇上的意旨。广开视听，使防范之事没有不能通达；宫中和府中都成为一体。若能这样，法禁严明而风俗淳厚，官员黜陟清楚而吏治兴盛，就可以使百姓富足而搁置刑罚，使军队强盛而使远方夷裔归服。惟愿陛下和大臣赶快谋划此事，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牟濚上奏说：“臣以郎官身份待罪任职，不知道怎样报答圣恩，承蒙陛下误加亲自擢拔，使臣得以侍奉经筵。臣自知学问空疏，没有办法仰助圣德万分之一。如今恰逢陛下召见对策，臣斗胆倾尽愚忠，惟愿陛下垂听。臣听说傅说告诫高宗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获得知识和努力实行，二者相互启发，而知识通常在行动之前，所以求知本来就不容易。可是傅说独自把实行说成困难，为什么呢？大概因为高宗曾跟随甘盘学习，本来就是懂得道理的君主；傅说只是勉励他把自己所知道的实行出来。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的睿智明哲出于天赋，圣学得自心传；当初临政、希望治理好国家的时候，每天都把继承先志、完成先事作为念头。所谓‘志’，是先皇帝有这样的心愿却来不及实行，陛下因此替他实行，这就是继承先志。所谓‘事’，是先皇帝已经看见并开始施行，却来不及完成，陛下最终能够完成，这就是继承先事。恢复故王的官爵，是先帝一向有这样的心愿，陛下体会先帝的遗志而实行，于是先帝不得已而未能实现的本心昭明于天下。革除内司积弊，是先帝已经开始施行的事情，陛下承述过去的事业而继续实行，于是先帝去除邪弊的盛德在青史上更加光显。” 信用君子，是先帝的心愿；君子有时因为受到小人的困厄而离去，并不是先帝的志愿。容纳接受直言，是先帝的心愿；直言者有时因为触犯奸邪而离去，也不是先帝的志愿。陛下首先选取公论所赞许的人，特别加以召见擢拔，使他们登上重要职位，于是天下知道陛下有意于开放言路。没有功名而出任官职，又奉特旨赐予宅第，这是先帝的特别恩典；本应怎样报答知遇之恩，却竟然贪赃受污、罪行狼藉，不知道反省。常常怀着李振所谓清流、浊流的愤恨，不由儒科出身，却直接进入两府任职，这是先帝的特殊厚恩；本应怎样报答圣上的知遇，却竟盘踞在京畿附近，年老仍不知退，亲自违背圣人关于患得患失的告诫。陛下根据公论所不赞许的意见将他们屏退，于是天下知道陛下有意于重视名器。断绝进贡来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仍然体现了先帝拒绝长沙羡金的遗意。挥洒御笔诏书，说明正邪的区别，仍然体现了先帝亲近君子、疏远小人的遗训。先帝想实行的，陛下善于继承并实行；先帝已经实行的，陛下善于承述并继续实行。先帝的心意，只有陛下知道；而陛下的心意，天下也已经知道了。臣还要说，知道了却不实行，仍然等于不知道。”

译“实行了却不努力，仍然等于没有实行。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的势力不能并立。舜任用十六位贤相，先除去四凶。可见四凶不除，十六相就不能尽心辅佐治理。臣愿陛下把自己所知道的充分实行出来。知道他是君子，就应当爱护他、珍惜他；他有言论，就采纳他的意见，不要使小人得以从中钻空子。知道他是小人，就应当罢免他、疏远他，从根芽刚刚萌发时就斩断它，不要使君子受到他的祸害。《坤》卦初六爻说：‘脚踩着霜，坚冰就要到来。’霜，是阴气刚刚显露的微小迹象；冰，是阴气显著的形态。踩到霜便知道它必将变成坚冰，就像不能让小人势力增长而发展到盛大，必须从其微小之时就谨慎防范。古今治乱，大都由此而来。如今阳明之气当权，阴浊势力无从施展诡计；众多正直之士汇聚上升，群小无处容纳奸邪。在清明的朝廷中实行令人畅快的法令，本来是世道之幸，也是百姓之幸。然而君子得志，小人不会愿意。绍述之说一旦实行，元祐年间就会变成绍圣年间；‘爱莫助之’的谋划一旦得以进用，建中靖国就会转变为崇宁。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如今虽然绝无这种情形，也必须使圣心始终清明如一，默默察看阴阳消长的时机，及早辨别它；这样或许就可以没有坚冰到来的忧虑。” 臣又有所听闻，忧虑治世的危险，是明主、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地方。古人每天把水旱灾害和盗贼之事上奏，还保留着唐尧、虞舜时代君臣相互警戒的意思。若后世所谓天下已经太平，便沉溺于安逸享乐，不为长远考虑，耽误国家，必定就是这种说法造成的。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从前唐宪宗留心各种政务，对李绛等人说：‘凡是好事，只用口头说说就容易，亲自实行却困难。你们既然已经对朕说了，也必须实行，不要只是空谈。’李绛上奏说：‘陛下今天的处置可以说是至理名言，但臣李绛也认为，天下人是看陛下怎样实行，而不是听陛下怎样说。希望陛下每说一件事，就一定实行它。’李绛的话，符合傅说关于知与行的意思。惟愿陛下留心。牟濚又进献史事说：‘《易》说：君子因此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书》说：要有长远的谋略。《诗》说：谋划如果不长远，因此要极力进谏。’从前圣人教导百姓，使他们在暑热将到时准备御寒之物，在寒冷将到时准备御暑之物。《七月》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市井中做小买卖的人，尚且知道旱时准备船，水时准备车；夏天储存皮衣和粗葛布，冬天储存细葛布。那些只图苟且偷安、混日子的人，早晨酒醉饭饱，晚上却饥寒交迫；即使和他们同为编户百姓，贫富也一定大不相同。” 何况治理天下国家，难道可以不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理之策，不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吗？《诗》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取来桑根的皮，把门窗缝隙缠紧。如今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理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所谓‘趁天还没有阴雨’，是说国家闲暇、没有灾害的时候；所谓‘取桑根皮’，是说从隐微之处寻求贤才；所谓‘缠紧门窗’，是说修明整治政治。桑根皮，是猫头鹰用来加固巢室的东西；贤能俊杰，是明主用来巩固国家的人才。国家已经巩固，即使有人欺侮它，又有什么伤害呢？臣听说，趁国家闲暇时整顿政令刑法，是拥有国家者的长远谋略；忧虑治世中的危险，是明主和臣子的至诚之情。正当天下都认为没有事情的时候，却不再思考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策略，这就是贾谊在汉文帝时代长叹不已的原因。从前司马光向仁宗皇帝进呈五条规谏，其中第三条是‘远谋’，似乎就是说当时在位的人沉溺于太平，不作长远考虑。至于公卿大夫，有的经营交结、粉饰声誉，等待升迁；有的只求保全自身、避免过错，等待离职。若不是忧公忘私的人，大多怀有苟且的打算，没有人肯为十年后的事情谋划，更何况为万世考虑呢？” 仁宗时期，是太平盛治达到极盛的时候。君主圣明，臣子贤能，君臣共同讲明治国之道，未必有什么政务缺失；但司马光仍然这样进言。以今天对照过去，情形又怎么样呢？这个时机难道可以不深思长虑吗？先皇帝在位日久，留心考察人物；然而有时根据名声取人，而名声未必符合实际；根据才能用人，而所谓才能未必真正有用。天下的大富贵，究竟是谁享受了？等到离开职位、国家遭遇大患难时，他们却互相束手旁观，甚至把过错归给君父，再把责任推给别人。先皇帝晚年，对天下义理已经非常熟悉，经历天下事变也很多，深思熟虑之后，便把为公论所不容的人斥退远方，把只有小才而没有听闻大道的人屏退，广泛寻求硕德贤能之士，把他们留给陛下；对于众人思虑所不能及的人才，唯独特别留意。把天下的大器交给陛下、把治国谋略留给陛下，可以说考虑得很长远了。陛下圣明，天性卓越，学问日益更新；尧帝般的言论刚刚颁布，天下便受到鼓舞，实在没有辜负先皇的托付，大臣也可以说没有辜负先皇的选拔。如今天下虽然暂时安定，但还不能认为已经实现了长治久安。贤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但如今人才还没有多到这种程度。事变和祸患的来源无穷，人才也应当无穷。” 臣希望陛下和大臣精心思考、周密谋划：选取人才不必嫌多，关键在于精心选择、恰当任用；征求言论不妨广泛，关键在于审慎听取并付诸实行。将帅应当选拔，牧守应当慎择，士卒应当训练，百姓生活应当厚实；这样或许可以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理之策，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为国家建立无穷的功业，君臣之间也留下无穷的声誉。这是先皇帝对陛下和今日大臣的期望。司马光是前朝元老，是国家的蓍龟，他所说的话确实有益于治国之道。臣斗胆把他当年用来告诫仁宗皇帝的内容推广开来告诫陛下，不只是为了应付旧例而已。惟愿陛下垂听。” 幼主时，秘书郎徐宗仁上奏，请求考察各种欣喜、困顿、休养、忧患的原因，斟酌利弊得失，判断哪些应当沿用，哪些应当革除，哪些可以停止，哪些可以施行。这样就能调节钱币流通，使远近便利；开放、修通关隘桥梁，使商贾能够通行；下达修身奉法的诏令，使官吏能够自新；发布输粮入仓、救济借贷的命令，使百姓免受高价买粮之苦；堵塞通过墨敕任官的门路，使官府在黜陟方面不再出现特殊差别；停止轮台之议，使疆界内外不再有彼此对立的分别。这样，国家的气脉就会苏醒，政治意向就会和合一致。”},{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治国之道 辽兴宗重熙四年，下诏让天下人谈论治国之道的要领。天成军节度使萧罕嘉努回答说：“臣下私下看到，近年以来，高丽还没有归顺，珠卜仍然强盛，战守的准备实在不能停止。近来选派富民戍守边疆，还要自己准备粮食，路途又艰难险阻，动辄耽误一年半载；等到达屯驻地点，费用已经用去一半以上。牦牛驾着单辕车，很少有能返回的。那些家中没有壮丁的人家，只得加倍出钱雇人；百姓害怕这种劳苦，常常走到半途便逃亡，所以戍卒的粮食大多不能供给。向别人借贷，就要支付十倍的利息，甚至有卖掉儿子、割让田地也无法偿还的。有的人逃避差役不回来，或在军中死亡，就又用年轻壮丁补充。鸭绿江以东地区，戍守徭役大多如此。何况渤海、女真、高丽合纵连横，若不及时征讨，富人从军，穷人担任侦察，加上水旱灾害，豆类和粮食歉收，百姓日益困苦，这大概是形势造成的。如今最为沉重的劳役，没有超过西部戍守的。如果没有西部戍守，即使遇到灾年和困敝，也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若能把西部戍守迁得稍微近些，那么往来就不劳苦，百姓也没有深重的忧患。议论此事的人说迁移不便利：一是损害威名，二是招致侵侮，三是放弃耕种放牧之地。臣认为不是这样。珠卜各部自古以来就存在。从前北到胪朐，南到边境，百姓大多分散居住，没有统一的管辖，只是往来抄掠。太祖西征，抵达流沙时，珠卜各部望见声势便全部投降，西域各国也都愿意入贡；于是迁徙其部落，在境内设置三部，以此充实我国。不修营城邑，也不设置戍兵，珠卜历代都不敢作乱。统和年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展疆土已经很远，降服归附的人也很多。此后有一部反叛，便由邻部讨伐，使各部以共同力量相互制约，这正是驾驭远方部族的方法。到后来修筑哈屯城，开拓疆界数千里，西北百姓的徭役日益增加，生计日益枯竭；遇到紧急警报既不能救援，部族反叛或归服也不再稳定，只空有土地广大的名声，却没有真正得到土地的实际利益。若贪图土地不止，逐渐导致虚耗，祸患将不胜枚举。何况边疆情势不能过分相信，也不能一下子断绝关系；得到它未必有益，舍弃它也未必有损。国家的大敌只在南方，如今虽然连续和好，却难以保证他日不生变故。南方若发生变乱，屯驻的戍兵距离遥远，最终很难赶去援救。我军进军，敌人就退却；我军返回，敌人就来袭，这一点不可不加以考虑。如今太平已经很久，正可以用恩德结好各部，赦免其罪并归还土地；把戍兵向内迁移，以增加堡垒屏障；对外明确约束，以端正疆界。每部各自设置酋长，每年修治职贡；反叛就讨伐，归服就安抚。各部既然安定，必定不会挑起事端。这样做，臣虽然不能保证它们长久不发生变化，但知道它们一定不会深入侵掠。有人说：‘放弃土地，就会损害威名。’却不知道，耗尽费用、竭尽财力，只为贪图无用的土地，使那些小部族能够与大国抗衡；万一失败，损害威名难道会浅吗？又有人说肥沃的土地不能仓促放弃。臣认为，土地即使肥沃，百姓也不能长久居住；一旦敌人到来，就免不了向内迁徙，怎么可以指称为我国土地而舍不得呢？国库和粮仓的财物虽然可以随着各部而有，但这只是救济部民燃眉之急的偏惠，不能平均救济天下。若想平均救济天下，就应当知道百姓困苦的原因，堵塞缝隙，节制盘游，简省驿传，减轻赋税，戒除奢侈，限定实行数年，那么困苦的人可以复苏，贫穷的人可以富裕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军队是国家的防卫。军队不调发，就会使军役空缺；调发军队，就会损害国家的根本。而且各部都有补充役卒的办法。从前补充役卒刚开始实行时，居家和服役的人大都富足充实，所以世代戍守，也容易轮换。近几年边境忧患多次发生，百姓大多贫困，既不能承担役事，又随补随缺；如果没有上等户人家，就由中等户承担，日久年深，他们的穷困更加严重，这就是征取替代役卒困难的原因。不只是补充役卒如此，在边境戍守的士兵也是这样。譬如一捧土，哪里能够填满数寻数丈深的沟壑？若要谋求长久的便利，不如让远方戍守的疲惫士兵返回故乡，减轻他们的徭役，使人人都能供给充足，那么补充役卒的办法就可以恢复旧制。臣又听说，自古以来有国家就不能没有盗贼；近年以来，百姓凋敝，因有利可图而从事抢劫，良民往往变成凶暴之人，严重的杀人也毫无顾忌，甚至有逃亡到山泽之中、成为祸乱首倡者的。所谓百姓因为困穷而都成为盗贼，确实如圣上的忧虑。如今想要铲除祸乱的根本，希望陛下减轻徭役、减少差使，使百姓专心务农；衣食已经充足，安于教化并且重视触犯法律的后果，那么百姓就会趋向礼义，刑罚也会少用。臣听说唐太宗询问群臣治理盗贼的方法，群臣都说应当严刑峻法。唐太宗笑着说：‘盗贼之所以滋长，是因为赋税征敛没有限度，百姓无法维持生活。如今朕对内反省自己的嗜好欲望，对外停止巡幸，使天下安定，那么盗贼自然会停止。’由此看来，盗贼的多寡，都取决于衣食的丰足或贫乏、徭役的繁重或轻省罢了。如今应当把哈屯城迁到较近的地方，使它同西南副都部署所辖的乌克德里、隗乌古等部相互声援；撤罢黑岭二军，并开放保州，全部隶属于东京；增加东北戍军和南京总管所属军队，增修壁垒，使候望、尉戍彼此相望，修缮楼橹，疏浚整治城池壕沟，用来作为边防。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 希望陛下裁断此事。道宗咸雍年间，耶律氏上书论述时政，大意说：“君主以百姓为身体，百姓以君主为心。人主应当任用忠臣贤士，人臣应当去除结党营私，这样政教就会平和，阴阳就会调顺。想要安抚远方，就应当崇尚恩惠、尊重德行；想要使国家强盛，就应当减轻徭役、减免赋税。四端、五典，是治理教化的根本；六府、三事，实在是养育百姓的命脉。淫逸奢侈可以作为警戒，勤劳节俭可以作为榜样。纠正冤屈，百姓就不敢欺诈；彰显忠诚，百姓就不敢欺骗。不要沉溺佛门，崇尚修饰土木；不要专事边鄙，任意浪费金帛。满盈时应当想到溢出，安定时一定要考虑危险。刑罚与罪行相当，百姓就会勉励行善；不把远方珍物当作宝物，贤能之士就会到来。建立万世稳固如磐石的基业，制服各部强横的心。想要率领臣下，就先端正自身；想要治理远方，就从朝廷开始。”皇上称赞说好。